传家集卷十六（2/2）

译《传家集》卷六十三，宋司马光撰，《书启》六 答韩秉国书【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作】光启：丁通直来访，承蒙赐信，得知您起居安和，十分欣喜。您来信说，看到我给景仁的信，似乎责怪我们的议论有所不同，这是什么话？朋友之道废弃已经很久了。光写《中和论》，之所以一定要呈给秉国，正是为了求得切磋琢磨，希望它有几分接近正确，难道是想让秉国只作附和吗？早就听说秉国有自己的议论，光不胜欣喜，所以借景仁之便请您让我看看。为什么要责怪呢？不过，光对于秉国的议论仍有不能明白的地方，请允许我试着陈述，请秉国选择取舍。秉国说：“关于中有两种说法，一是相对于外，二是没有过与不及。”这确实如您所说；然而“中”也是不靠近四方边缘的名称。若指形体而言，才有中和外；若指德而言，则有和。这部书以《中庸》为名，所指的应该是德，而不是形体。若如秉国所说，《中庸》就应当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等到发出以后叫作外”；否则就应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虚，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这样才相应。秉国又说：“虚则明，闭塞则暗。”这确实如您所说。不过，所谓虚，并不是空洞无物，而是不让好恶利害遮蔽它的明察。心是活动的东西，在一息之间可以上升到天、下沉到深渊，周游四海，本来不肯像木石那样僵然不动。只有贤者能够治理它，使它止于一处；选择它所止的地方，没有比中庸更好的。所以《虞书》说：“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普通人固然也有没有喜怒哀乐的时候，但在这时心一定有所寄托。小人便追逐嗜好，没有什么地方不去；只有君子能够使自己处在中庸之地，不妄动而等待事情。《大学》说：“知道应该止于何处，然后才能有定；有定，然后能够静；能够静，然后能够安；能够安，然后能够思虑；能够思虑，然后能够有所收获。”又说：“做国君的止于仁，做臣子的止于敬，做儿子的止于孝，做父亲的止于慈，和国人交往止于信。”这是说各自所止的地方都有所在。荀子说：“德行操守确立以后才能安定，能够安定以后才能应对。能安定、能应对，这才叫成人。”也是说所安定的地方在于德。荀子又说：“人凭什么知道道？回答说，凭心。心凭什么认识？回答说，虚一而静。”心从来没有不收藏东西，然而有所谓虚，是不让已经收藏的东西妨害将要接受的东西；心从来没有不兼有两种活动，然而有所谓静，是不让梦境和剧烈扰动扰乱知觉。这样说来，虚固然不是空洞无物，静也固然不是像木石那样僵直不动。凡是说虚、静、定，像《大学》和荀卿所说的那样，便是得到中道而接近道；像佛、老所说的那样，便是失去中道而远离道。光之所以不喜欢佛、老，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中道，只能说却不能实行。假使有人真的能够独自居处、安坐不动，排斥万物、抛弃事务，来追求虚无寂灭，使心如死灰、形如枯木；等到外物突然来触动他时，也必定免不了出来应对，那么他的喜怒哀乐未必都能合乎节度。为什么不治理心性、涵养气质，专门以中道为目标，无论动静、说话沉默、饮食起居，都始终处在中道之中呢？这样，外物即使纷纷聚集、横冲直来，也一概用中道来应对，没有不合乎节度的。秉国又引用王辅嗣解释“复卦显现天地之心”，来证明虚无是众多根本所由产生的地方。万物的存在确实都出自无，但既然已经存在，就不能用无来治理它们。我一向认为王辅嗣喜欢用老庄来解释《易》，恐怕不是《易》的本来旨意，不足以作为依据。王辅嗣认为雷动风行、运转变化万物不是天的心，那么造成这些的究竟是谁呢？雷、风、日、月、山、泽，正是天地用来生成万物的东西。如果一切都寂然归于无，那么万物凭什么得到资助和依靠呢？天地有云、雷、风、雨，就像人有喜怒哀乐一样，必定不能没有，也不可没有。所以《易经》说：“云气运行，雨水降下，万物各自显现形态。”《诗经》说：“君子发怒，祸乱很快停止；君子施恩，祸乱很快平息。”只是动静要有节度，显现和隐藏要有时机，不可过，也不可不及；过与不及都会成为灾害，必须得到中道然后才和谐，和谐以后才能养育万物。自从有天地以来，阳气达到极点就产生阴气，阴气达到极点就产生阳气；动达到极点就转为静，静达到极点就转为动；盛达到极点就衰，衰达到极点就盛；否达到极点就泰，泰达到极点就否，像循环一样没有开端，万物没有不遵循这一规律的，所以说：“一阴一阳叫作道。”这些都是天地之心。不过，“复”是阳气开始产生的卦。天地最大的德就是生，所以圣人赞叹说：“复卦，大概显现天地之心了吧？”意思是天地之道虽然一去一来，本来却以喜爱生养为心。《易》的道理幽深，我却冒昧妄加解释，罪过很大，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对不对。与其求之于空泛的言辞，不如在实际事情上验证。我私下听说秉国平日喜欢习静，光不胜恳切，希望秉国姑且停止习静之心，改来操习中道之心；无论动静、说话沉默、饮食起居，都处于中道，一刻也不要离开。时间久了，观察自己所得和所失哪一个少、哪一个多，秉国一定会自己得到答案，哪里还需要等光烦琐地说呢？我的愚见如此，有所遗漏的地方，不吝再来信指教。不再多说。光再拜。答秉国第二封信【元丰八年三月十五日作】光启：四日前收到您赐信，教导我说明尚未理解的地方，幸甚，幸甚。来信文字很多，援引证据很广；光若想一一分条答复，恐怕会追逐枝节而忘记根本，白白耗费纸张，对耳目也无益于增进道业，所以应当直接指出大要来说。如今光和秉国都知道并相信中庸是至高的德行。所不相合的地方，是秉国把无形称为中，光把没有过与不及称为中，这正是同门而门户不同。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常在心中设立中道，难道会在外部显现出形状吗？荀卿和《大学》所说的虚、静、定，并不是寂然无思虑：虚，是不让欲望和厌恶遮蔽明察；静，是不让恐惧逼迫扰乱志意；定，是不让得失改变操守。《中庸》所说的中，是行动、静止、言语、作为都没有过与不及。两者虽然都是治理心性的办法，具体事情却不同。如今秉国把它们合而为一，恐怕不对。周公思考兼取三王的道理来施行四种政事，有不合适的地方，便仰头思索，夜以继日。孔子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道，难道会是寂然无思虑吗？如果不思考、不忧虑，只凭感情径直行动，即使圣人恐怕也不能使喜怒哀乐全都合乎节度。

译《中庸》所谓诚，是天的法则，说的是聪明睿智乃上天所赋予；所谓努力做到诚，是人的法则，说的是好学、听从劝谏，是人自己所为。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从容合乎中道，说的是圣德已经成就的人。选择善并坚定坚持，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辨是非、笃实行之，说的是贤人好学。别人一次做到的，自己做一百次，说的是愚笨之人求得进益。人不经过低洼之地，不能登山；不渡过江河，不能到海。圣人也是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圣人。即使聪明睿智远远超过常人，也没有不好学、听从劝谏来求取道的极致，由贤人进入圣人的。孔子所以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是喜好古道而勤奋求取它。”又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七十岁才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以孔子的德性，尚且努力学习五十五年才成就圣德，何况其他人不学习就能做到吗？如果说圣人生来就知道、来自上天，必定是别人无法达到的，那么颜子为什么想停止却不能停止，孟子为什么把自己比作舜呢？舜告诫群臣说：“我有违背，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假如舜生来就是圣人，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不用思考便能得到，那么又何必需要别人辅弼呢？《诗经》称赞文王“即使没有听闻也能依法行事，即使没有劝谏也能采纳”，是说他的本性接近道，处在老师面前不烦劳请教，接受传授也不懈怠，并不是说他不学习、也不接受劝谏。光前一封信中论述“中”的话已经很详尽了，恐怕秉国还没有详细阅读并认真考察。光前信说：“希望秉国无论动静、说话沉默、饮食起居，都处于中道，一刻也不要离开；时间久了，一定会自己得到答案。”秉国也曾留意采纳这番话吗？如今有人送食物给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没有品尝便先争论，一个说咸，一个说酸；不如共同品尝，就知道味道了。又有人送药给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没有服用便先争论，一个说寒，一个说温；不如共同服用，就知道药效了。中道是美食，也是良药，光希望和秉国勉力强行实践它。师旷说：“掌灯的光明和在黑夜中行走相比，哪个更好？我们虽然老了，从今以后继续学习，仍然希望有所益处。”来往的言辞，何必说得太多呢？答两浙提举赵宣德的几封信 光顿首再拜。近来看到邸报，听说先大资少保离开盛世，惊惧悲痛，心中如同被割裂。因为路远又没有方便的机会，无法上疏致意慰问。昨晚兵士来访，忽然承蒙您赐信问候，并附来郑君所作的行状，想让光写墓志铭。光究竟是什么人，仰望先公的名声德行，哪里只是超过我一倍两倍十倍百倍呢？从前有幸侍奉您很久，蒙受您的知遇顾念十分深厚。如今能够为这样盛大的美德作论撰，借此寄托不朽，是何等幸运！只是光不替人作碑志已经十多年了，所推辞拒绝的事情很多。往年孙令曾来信嘱托，希望光为他的伯父撰写墓碑，光当时回信说明不能作的缘故，说得很详细。此后又推辞王乐道、曾子固等几家，都把这封信给他们看。去年富公刚去世，光前往吊祭他的孤子朝奉；他在墓地草土中号哭，甚至自我捶打，一定要让光作墓志，又多次派人来郑重说明，光也把告诉孙令的理由告诉了他，最终还是推辞不作。如今如果单独为先公作墓志，便是有所轻重厚薄，请您试着按照自己的意思衡量，认为光敢作，还是不敢作？这件事不等光把推辞的话说完，您一定已经完全明察了。何况先公清廉的节操、正直的道义，在天下著名，明亮如列星，决不会在后世沉没。先公所以能够取信于世，在于国史中的列传，难道要等到光鄙陋的文字才显明吗？何况如今各位公卿的文章高出众人、议论为人所信服的，哪里数得完？您不去求助他们，反而派使者从衢州到洛阳，奔走数千里，专门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承蒙您如此深厚的雅意和期待，我却敢于仰面违背您的命令，使使者空手返回，这样的罪过即使拔尽头发也数不完。只希望大君子明察通达、宽厚体谅，知道这件事不是我可以做，因而不让它发生。我惭愧、恐惧、惊悸，言语不能尽意。答武功石令飞卿书 光启：县里人来，承蒙收到您一千多字的启事，大意认为英明的天子在上，应当及时起用我，使我辅佐万分之一来泽被百姓，不应当专门追求自我安逸。您对我的期待何其过分，责望何其深重啊！捧读之后战栗恐惧，汗流直到脚跟。光听说君子比拟人时一定要找同类作比，仲尼是圣人，自有人民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您谈到不肖的我，动不动就拿仲尼来相比；即使极其愚笨、不辨菽麦的人，也不敢承当这种比拟，岂不是反而加重不肖之人的罪过，也使您承担失言的过错吗？不可，不可！光自认为德行、文学、言语、政事没有一样擅长，在众人之间仅仅达到中下等；只是侍奉君主不敢欺骗，任官如果不是自己的才智力量所能担当的，便不敢轻易接受。这本来是士人通常的操守，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然而世俗乡里的人突然相互惊异，随即称赞我；光听到这些话，每每局促惭愧，不知道自己凭什么招致它们，大概就是所谓名声超过实际。光性情愚直迟钝，不懂时务，近来又苦于衰老疾病，不能胜任治理百姓，于是自己请求担任闲散职务，苟且领取俸禄，以保全身体、养活族人。天子怜悯我没有别的过错，只是不才而已；又因为我曾经历侍奉三朝，如今虽然昏聩衰老、没有用处，也不忍弃置，让我掌管留台道宫，每月供给钱粮，却不要求我办理职事。就像疲惫的牛、年老的马，尚且用粗草豆料喂养，不要求它们负重远行；解开缰绳羁绊，放到林野中，让它们自由往来、自得其适，以终享天年。这就是天子的至仁，即使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沧海包容万物，也不足以比喻；而草木鱼虫没有一丝一毫的益处可以报答这种盛德。是光辜负了朝廷，而朝廷实际上没有辜负光。光难道敢于自命清高、傲视世俗，来沽名钓誉、邀求利益吗？光胸中有什么东西，您却想逼迫我入朝来辅佐朝廷、承接天子的余光呢？况且英明的天子在上，任用贤能、斥退不肖，奖赏勤勉、黜退懒惰，都由他掌握。做人臣的，身体并不属于自己，就像金属在熔炉中、泥土在陶钧上，只听凭陶铸者安排；任用、舍弃、升迁、退处，哪里能自己专断？我私下担心您误信世俗传言而说出这些话，希望不要把骏马的皮毛披在劣马背上而驾驭它，使它一天跑一千里，那就幸甚，幸甚！

译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 五月四日，涑水司马光再拜回复怀州许君秀才：去年十二月，怀州有人来，承蒙您赐信。从那以后，想借王判官的机会写信答谢您，但俗事缠身，接着又遇到国事，奔走京师，往返之间实在没有空闲；拖延怠慢的罪过，本来就无从逃避。光性情愚钝，从小到大诵读各种经典，阅读注疏，来求取圣人的道理，只取其中合乎人情物理、眼前可以实行的来遵从。前贤高奇的议论，我都像面对墙壁一样无法理解，也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外中间、古今之别。到了老年，只成为一个朴实的儒者罢了。以前多次听王君详细说起您的美德，说您道德很高、学问很精深，孝悌深厚，闺门中的名声和义行在乡里著称；我常常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慕您的声望风采，本来已经不是一天了。没想到您过分听信王君的话，突然把这些赞誉加到我身上，又把您所写的孝顺和睦事迹给我看。孝悌，是仁义的实际内容；敦厚和睦，是政教的根本。光由此窥见您的志向，本来不必等到见面交谈之后才知道了。敬佩，敬佩！美玉藏在穷山中，十仞厚的土也不能遮掩它的光彩；明珠潜藏在深渊里，岸边的草也会因它而不枯。您只管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只怕您的大名终究难免显著传遍天下，不要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光近来奉诏镇守陈州，不久将离开洛阳。王君有许多公文在外，今天只是暂时见到他，明天早晨又要出门，所以赶紧写下这些浅薄的话，仓促草率，不能详尽。又封上旧日注释的《古文孝经》一册，容易地一并呈上，希望能够表达我的微薄心意。光顿首再拜。给吕晦叔的短简 光从晦叔入京，到能够与他共事以来，每次和同僚们行走、坐谈，他总不离开我，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向他充分倾诉心意。虽然早晚都能相互接近，实际上仍如相隔千里。如今不幸又因病请假，遥遥不知何时才能与他相见，其中的郁闷可想而知。光平生有国武子的毛病，喜欢把话全说出来，以至招致别人的过错；遇到庸人，有时还会冒失发言，招来怨恨和愤怒，何况是至交益友，难道反而敢藏着心事不尽情相告吗？晦叔自从结发到做官，所学都能实行，端正方直、忠诚厚道，天下人都敬仰信服。他到老年才得以执掌国政，平生所蕴蓄的抱负如果不能施展在今天，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近来舆论很责怪晦叔过分谨慎沉默，如果在这个时候不为国事当廷争辩，一旦有所失误，便会陷入那一派人的行列。希望你千万谨慎防备。光实在不肖，哪里敢把忧国之事当作自己的责任？然而昨天富家所说的话已经上达圣听了。光自从生病以来，已经把身体完全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康，唯独国事还没有托付给谁，今天就托付给晦叔了。给吕晦叔的第二封信 介甫在文章和气节方面超过常人的地方很多，只是性情上不明白事理，又喜欢坚持错误，致使忠直之人被疏远，谗佞之徒纷纷聚集，败坏各种法度，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正要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介甫去世了，反复无常的人一定会从各方面诋毁他。我认为朝廷尤其应当优厚地加以礼遇，以振作浮薄的风气；如果有所收获，就立即上报圣听。不知晦叔认为如何？不必再烦劳写信答复，只请在御座前竭力进言，这件事全靠晦叔了。答彭朝议【寂】书 光承蒙来信，奖许和期望都过于深厚，使我既惭愧又恐惧，几乎无地自容。光天性非常愚钝，求道又多有蒙蔽；德行、言语、政事、文章，都赶不上别人，不过是小心拘谨、谨守本分罢了。没想到世俗之人妄加给我虚名，就像火焰依附萤火、油脂玷污衣服一样，想暗中逃避、洗涤干净也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这本来是防生的不幸，我从来不敢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近来朝廷错误地赐我选拔提升，让我在政府任职；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只好勉强就任，每当在心中自我责问，便觉得所处非分，好像借来的荆棘一样不安。我一向与您从未有机会相见，您却熟悉我的声望才学，长久地从容陪伴我，竟能不远数千里，把我所不及的地方教导我。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才能足以承受如此厚赐，而是由于您爱君仁民的志向，勤恳真切到了极点，无暇选择对方是否值得，便把这些话告诉了我。我感戴您的盛德，铭刻在骨，不敢忘记；谨当珍藏这封信，时时取出伏案诵读，用来警策自己，希望能够稍稍报答万分之一。譬如劣马听到骏马嘶鸣，不能自量，踊跃徘徊，也想快步跟随，却不知道即使把骨头跑碎、筋脉拉断，也无法赶上它。即便如此，朝廷近来颁发诏书，广泛施及四海，即使是市井和田野里的百姓，也都可以直接上封章陈述政事。您身居朝廷大夫之位，担任部刺史，对于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希望不要吝惜及时上报，等到禁中诏令传出，能够同诸公共同评议、协同办理的，就立即实行，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光再拜。答程伯淳书 光昨天承蒙您问到张子厚的谥号，仓促之间回答说，汉、魏以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没有什么不可以。退下来后再思考，觉得还有没有说尽。我私下认为，子厚一生用心，是想率领当今之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下的制度，大概不足以效法。《郊特牲》说：“古时活着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所谓爵位，是指大夫以上。”《檀弓》记载礼制是怎样失掉的，说士人有诔文，从县贲父开始。子厚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显贵，确实应当有谥号。然而《曾子问》说：“地位卑下的人不给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给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只有天子，才由上天称述其德而作诔；诸侯之间相互作诔，尚且是不合礼的，何况弟子给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没听说弟子还给他议定谥号。子路想让孔子的弟子们作为臣下服丧，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弟子们厚葬颜渊，孔子感叹说：“不能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君子爱人，是按照礼来爱的。如今关中诸位想给子厚议定谥号，却不合古礼，也不是子厚的志向。与其把他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子、孟贞曜相比来尊崇，哪里比得上把他同孔子相比呢？承蒙关中诸位向伯淳请教疑难，而伯淳谦逊，广泛征求意见，竟问到我这样的浅陋之人；我不敢不把所听闻的全部献上，以备万一。只希望伯淳裁量取舍并加以判断。

译答吕由庚推官手书 光再次启禀：您来信告知史院所要取用的文字。关于这件事，我先前也曾大略禀报：两朝所上章疏，因为我如今还活着，难以把谏草私下交给史官；只能回答说，所上章疏中多涉及朝廷机密，不敢擅自全部抄录上报，伏请朝廷在禁中和中书、密院查找；如果有可以采录的，请下交史院修撰。如今先中丞的文字又似乎有所不同，子孙正应当发扬前人的功业，使之流传不朽。只有请求慈寿宫增加奉养一事，恐怕应当避讳；其余如谈论时政缺失、弹劾大臣等事，如果今天不抄录转交史院，那么先公平生的事业就会被淹没了，还希望您裁量。光再次启禀。赠给刘道原 光再拜。光年轻时只得到高氏《小史》来读，宋至隋的正史，以及《南史》《北史》，有的从来没有见过，有的读得不熟。如今因为修撰《南北朝通鉴》，才得以仔细阅读，才知道李延寿的书也是近世优秀的史书。虽然对于吉祥灾异、谈笑讥嘲的小事无所不载，但是叙事简明直接，比南北正史少了许多烦琐污杂的辞句。我私下认为，自陈寿以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近。他大概也是因为当时看到众人所作的五代史而不满意，所以另外私自撰成了这部书。只可惜延寿没有撰写志，使数代的制度沿革都淹没而无法看见。道原所作《五代长编》，如果不吝惜功夫和时间，不久就可以完成。如果能同沈约、萧子显、魏收三人的志，依照《隋书》诸志的篇目加以删定、补缀，另成一书，同《南史》《北史》和《隋书》诸志并行，那么即使正史有所遗漏，也不必担忧了。不知道道原是否愿意这样做？符瑞等内容都没有用，可以删去；后魏《释老志》中只有重要而有用的部分，可附在崔浩传后；《官氏志》中的氏族，可分别附在宗室和代初功臣传后。这样一来，南北史就没有遗漏的事情了。如今国家虽然校定并摹印正史，天下各家共同拥有的不过是副本，时间久了必定不能流传于世。而且校订得极不精确，比如沈约叙传就错了好几版，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可以想见。因此想告诉道原：只需保存、记录其中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的大要。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究竟如何？光再拜。答范梦得 我先前删削奏章时，以为宫教任职二年即可改官，不知道新制度竟然必须五年，莫非反而会造成奉职滞留吗？惭愧，惭愧。梦得如今所作的《丛目》，才是把实录中的事件逐条列出。实录中应该移到前后年月的事情，必须已经在各事下面注明了【例如实录记贞观二十三年李靖去世，李靖传在后面；传中李靖告发变乱的事，应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攻破萧铣的事，应注在武德四年灭萧铣时；斩杀辅公祏的事，应注在武德七年平定江东时；擒获颉利的事，应注在贞观四年攻破突厥时；其他都依此类推】。自《旧唐书》以下，都没有这样附注，怎么能仓促编成长编呢？请暂且把新、旧《唐书》的纪、志、传，《统纪补录》，以及各家传记、小说，乃至诸人的文集，只要稍微涉及时事的，都按照年月把出处的篇卷注在各事下面。实录中没有的，也必须依年月日增补；没有日子的，附在该月之下，称作“是月”；没有月份的，附在该年之下，称作“是岁”；没有年份的，附在该事的首尾【如《左传》说“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以及为某事作铺垫、追溯起因的，都附在事件开头。例如《左传》在卫文公复国之初说“到末年才有三百辆兵车”，因叙述陈完逃奔齐国而说到陈完刚出生，因晋悼公即位而说到他任用官员能够得人、没有失掉霸业，因卫国北宫文子出聘郑国而说到禆谌起草、子产润色，因吴国发生内乱而说到吴夫槩王成为棠谿氏，注文说“传文末尾再说”之类，都附在事件末尾】。有些事情没有可以附着的事件，就根据时间的早晚附在某年之下【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定没有确切的年月】。假如宰相有忠直或奸邪的事迹，没有地方可以附着，就附在他拜相时；其他官员则附在到任时，或者免官、死亡时。若有可以附着的地方，就不采用这个办法。只要同该事稍有关系，就注上，内容多些也没有关系【例如唐公起兵时，各人的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及当时的事情，只要把他们的姓名注在该事件条目之下；到时候即使没有别的事迹可取，也可以用来考证年月日】。我曾见道原说，仅这一项就已有一千多卷书，每天读一两卷，也需要二三年的功夫。等到这样的附注全部完成以后，再请从高祖开始起兵修撰长编，一直写到哀帝禅位为止。起兵以前和禅位以后的事情，在如今所读的书中见到的，也请命书吏另用草纸抄录出来，每件事中间空一行左右的白纸【以便剪开粘连】；隋以前的交给贡父，梁以后交给道原，让他们各自修入长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这是因为两位先生不会再看这批书；如果您只修撰武德以后、天祐以前的内容，那么这些事情就全被遗弃了。两位先生所读书中涉及唐代的事情，也应交到您这里修入长编。修长编时，请根据各个事件条目，把新、旧《唐书》的纪、志、传以及杂史、小说、文集全部找出来阅读；如果各书所记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就选择一篇明白详细、材料完备的抄录。若彼此各有详略，就请从两方面采集，交错综合、安排次序，再用自己的文辞加以修订，完全采取《左传》的叙事体例。这些都用大字书写。如果各书所记年月和事迹彼此矛盾不同，就选择证据明确、情理上接近事实的写入正文，其余注在下面，同时说明为什么取此舍彼【先在注文中写“某书说……，某书说……；今按某书考证……”，或者没有证据时写“根据事理推断……；今从某书确定”。如果没有办法考察真假是非，就说“今两存之”。实录和正史未必全都可以凭据，杂史、小说也未必全都没有依据，应由高明的鉴裁加以选择】。凡是年号，都以后来的年号为准。例如武德元年，从正月起就称唐高祖武德元年，不再称隋义宁二年。

译玄宗先天元年正月起，就不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起，就不再称唐天祐四年。诗赋如果只是文章，诏诰如果只是任免官员，妖异如果只是怪诞之事，诙谐如果只是为了取笑之类，便直接删去，不妨碍。有的诗赋含有讥讽【如中宗时《回波词》说“喧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辞》之类】，诏诰含有告诫【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伐泽潞时告谕河北三镇的诏书之类；以及关系重大政事、号令四方的诏书，或者因功升官、因罪贬官的诏书。它们的文字即使不是事实，也要知道当时借什么功劳来托饰、诬陷什么罪名，因此也必须保存。有的文字繁多，可以节取其中紧要的部分】；妖异含有警戒意义【凡国家灾异，本纪中所记的都保存；本志中强行附会时事的，不必保存。谶记中如李淳风说武氏之类，以及由此引发杀戮、叛乱的，都保存；那些妄加牵合的，如把水流入斗中说成出现“朱”字之类，不必保存。相貌、符瑞，有的因此被人忌惮，有的因此被人攀附，有的是君主喜欢而谄媚者伪造，有的确实存在而可信，这些都保存；其余不必保存。妖怪有的具有警戒意义，如《异书》记载武三思门前的事；有的因而引发事变，如杨慎矜墓中流血之类，都保存，其余不必保存。诙谐有补益意义的【如黄幡绰说“自己的孩子可怜”，石野猪说“诸相非相”之类，保存；其余不必保存】也请一并保存。总的说来，长编宁可失之繁多，不可失之简略，千万恳切请求，恳切请求。现在寄去道原所修广本两卷【这就是根据长编抄出的本子，长编已经寄还道原】，是恐怕您要看看格式。非常想同您相见，详细共同商量，可惜没有机会，仰望而渴盼，仰望而渴盼。此前寄去请抄写清本的《晋纪》八卷，想来一定已经抄好了；那部原本还请交给儿子康，让他带回来，即使尚未抄完，也请交代他带回，因为今年夏天前往南康军的路上遗失了三卷，若再遗失这部，就一本也没有了。因此抄好的清本请续在后面带来；此前所请取出的《魏纪》，现在让李永和带去。有改动的地方，请指示另抄，并加以楷书改正。眼睛疼，却在灯下写这封信，请原谅其中的不恭谨。光上。凡是有人第一次收入长编，都请在其下注明，说“某处人”；如果他的父亲或祖父已经在前文出现，就注明说“某人的儿子”或“某人的孙子”。现在又寄去贡父所作长编一册，恐怕您要拿来作为格式；道原的广本两卷也一并请保存，以后不必再寄回来给我看。三省咨目 光近来勉强入朝，想同诸公商议几件事，献出自己的短处和拙见，以求采纳。不久前上下马都不方便，必须到了朝廷才能商议，所以谨将意见列在下面：当今法度中最应该首先变革的，没有比免役钱更重要的了。它不仅苛刻剥削贫民，使他们无法生活，还让人雇用四处游荡的浮民来承担各种差役，官府也得不到助力。如今的计策，不如全部废止免役钱，恢复旧日差役，民间能够稍稍歇息的，十家已有七八家。如果担心各地利弊不同，就委托各路转运司和州县把不便之处和理由详细申报朝廷，再加以审度，另立敕令，分别在各州各县施行。第一，不可委托提举司审度；他们虽然以此为本职，却像鱼得到水一样依赖役钱，哪里肯放弃，必然会前来阻挠，这是毫无疑问的。光正想写一篇奏章上报，如果诏书下到三省，希望诸公同心协力予以赞成。这样实行，可以除去长期弊病，使疲敝的百姓得到苏息。凡是法令实行久了便难以改变，这项法令已经实行十五年，下户虽然愁苦，上户却颇感便利，按照常情议论，已经是毁誉不一。如果不趁这个时候决心改掉，恐怕日后就会成为万世难治的痼疾。公家无法使用民力，贫民长期困苦，富民却得到便利。朝廷如今想整治天下、使疲敝百姓得到休息，首先必须让十八路各有一两名优秀的监司：忠厚明理，忧虑百姓而忘却私利，使贤能的人得到进用、不肖的人被罢退，兴利除害。朝廷对于本路的事情有所不知，询问他们时，他们能据实回答；交给他们办理时，也不至于违背正道。这样以后，才可以倚仗他们作为耳目和股肱。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所有事情都会颠倒。前些日子草拟的监司资格和委任官员荐举的文字，不知道诸公是否已经全部看过？如果认为这样可以实行，请尽早告知，以便进呈施行。然而制定标准容易，遵守标准困难；指挥发布以后，希望诸公坚定地执行这一标准，不要自己毁坏它，这样才会有益。旱情形势令人忧惧，如果春天仍然不下雨，一定会形成大饥荒，不能不预先准备。国家所依赖的根本，没有比农民更重要的了。农民是衣食的源头，国家不能不首先保存体恤他们。要加以体恤，不如在他们刚开始缺粮时就察知，及早赈济，使各自安居本土，不至于流徙；这样官府费用可以节省，百姓也不会失去生计，这是上策。如果已经流徙，官府即使大费心思筹划，散米煮粥，也只是徒然聚集饥民成为饿殍，没有益处。如今的计策，不如预先把州县所存常平仓粮食按十分之一拨出，作为赈济借贷之粮，交给州县储存管理，允许一面发放，一面严密察看乡村百姓是否缺粮。缺粮的人，允许到本县投递状纸，根据人口多少、老少人数，发给凭证，每五日或七日一次到县里领取口粮，先从下户开始。县里也要登记造册管理，领取多少都要记录。这样救济接续，直到粮食成熟之日，才全部停止发放；同时让百姓归还原先借贷的数额，不再收取利息，这样才是真正的恩惠。弋俊已经捕获，却还没有听说奖赏捕获他的人；至于派将官追捕，难免扰害百姓，应当早日停止。前些日子蔡尹来告诉我，开封有大盗，朝廷招募能够擒获他的人，答应赏以班行官职；如今既然已经擒获，却只赏给钱。孔子说：“去掉粮食，去掉军备，没有信用便无法立足。”圣朝的政令，难道应当这样吗？诸公再替我谋划这件事。范景仁在仁宗不豫、尚无继嗣、天下人寒心而没有人敢开口的时候，独自首先提出重大建议，以安定宗庙社稷；奏章上了十九次，授官也不接受，可以说是以身殉国的臣子，他的功劳不在文彦博、富弼之下。如今文彦博、富弼得到重赏，景仁却独独没有沾受到，太皇太后也应当知道他的功劳很大。希望诸公把有关秉国政的文字进呈，适时详细为他敷奏，请求优厚地推恩。前日帘前宣谕说，封事中有特别优异的，应当略加表彰赏赐；这是圣朝的美事。光有审阅封事的记录三卷，其中官职、姓名以及所说的事情，一一都在。希望诸公从中选择才识出众的人，列出姓名详细奏闻，酌量加以褒奖，以成全圣上的心意。密院咨目

译光近来拖着病体入朝，只是因为想同诸公商议几件事。在帘前陈奏，始终不能得到聚会的机会。如今光的饮食日渐减少，不能上朝，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瞻仰诸公的容颜。只能把意见列在下面：吕大忠说，夏国的敌人时而恭敬、时而骄横，是由于私人贸易变成公开进行的缘故。他们侵占延庆边界，有害而无益，最终应当把土地给他们；但今天还不能这样做。等大忠到任后详细察看形势，先奏请严禁私人贸易。不到一年之间，他们一定会屈服，派人前来请求，然后朝廷下诏，宽宏地把所侵占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并赦免他们的罪过。从今以后贡奉、赏赐和往来全部恢复旧规，只是不责令他们一定前来献出土地、划定疆界而已。这项策略非常好，请您再召见吕大忠，询问详细情形。然而依光的愚见，如果只是像去年夏天那样约束，实在太过悠缓，只是玩弄法令，一点益处也没有。必须另立法规：规定汉户、熟户同西人私下交易的，正犯处斩，妻子送往江淮编管；把法令写在墙上公布，允许别人告发，立即从经费中支取五十贯钱作为赏钱。本地分巡检、寨主、监押等官，一律冲替，并令经略司和本州经常严密察看。这样各处处置一两个，才能彻底禁止。如果西人像往年那样兴兵压境，威胁庆州，刘忱当时也没有听从他们，只是坚守城垒、清空郊野，使他们自己疲惫离去。河东经略司总领二十多个州军，边境绵延一千多里，土地连接两边，这样重要的帅府，哪里有超过它的？可是把它交给吉甫，他果真能够称职吗？比如前些时候北方敌人侵入火山地界，起初没有同意，等到累石时又命令撤去。对方如果放箭，我方射箭又有什么伤害？仍应当明确据理严厉发文责问，说：“应当奏报朝廷，向北朝追究。”如今朝廷也不共同处理，难道要向他们显示软弱吗？只怕春暖以后，敌人因得志而变得更加骄纵，认为南朝容易对付，大举聚集军队，广泛占据割取土地，朝廷也只能坐视而无可奈何。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敌人任意想要，不论多少，想取便取，成什么国家体统？这是因为边帅不能防微杜渐造成的。他自己请求到扬州任职，诸公为什么不早些答应他？另选一位老成厚重、有胆略的人来代替他。子厚正想筹措安排熙河，作为长久的计策；而元帅不过是一方的头目，这个人难道是才高器大的英杰、忧国忘家的人吗？希望早日换掉他，不要导致事情败坏。御史所说罢免保用、停止按阅，非常恰当，应当听从。这样他可以得到三个时节从事农作，哪里还会顾及这些防边赏物，也能节省不少国用。不过可以逐渐设置库房，酌量留下少量金帛，到了冬季操练时，委托佐官选出技艺最精的人加以赏赐。用银碟子、银碗赏赐，怎么样？班行官虽然说是卑微低贱，也是国家任命的官员，难道可以像泥土一样随意给人吗？对于技艺超等者、担任正长教人的人以及达到规定分数者，希望不再授予班行【正长之所以鞭打保丁，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分数，不能得到赏钱】。前些日子见到驾部官员，说白沙苑地势狭小，容纳不了京西送来的母马，而且那里没有公马，徒然养许多母马有什么用？只是让它们积聚而死，实在可惜。希望把京西尚未出发的马都烙上退印，退还给百姓；已经送出的，就让沙苑估价出售，怎么样？如果可以采纳，希望早日下达指挥。不过监牧也不能不同时整顿，应当早日派官员审度，谋求恢复。汉、唐建都长安，所以养马多在汧、陇和三辅之间；国家建都大梁，所以监牧设在郓、郑、相、卫、许、洛之间，都是因为便于出入。如今应当暂且恢复近处一两个监，因为那里各有旧有的基地。子厚曾说军队赏赐失当，什么时候才应当裁减改正？边地之人建立小功，不应赏赐，这就是宋璟使开元年间安定的办法。封事大体已经看完，只剩下两封回复官吏、说明其意见的文字。子厚想有所取舍，既然难以得到共同商议，对方也没有什么大得失，只请子厚想删去的就删去，其余让它们进呈，贵在早日结束。与三省、密院论西事简 不与西戎和好，中原终究不能高枕无忧。光所上献的刍荛之见，果真有可以采纳的吗？即使暂时不想立即把所侵土地归还给他们，也可以先下一道诏书，责备他们没有来庆贺正旦、生辰以及登上宝位时臣下礼仪不完备；再告诉他们，天子新近即位，一定崇尚宽大，宽宏地赦免他们。从今以后，贡奉、赏赐都应当恢复旧规，只是不责令他们一定前来献地、划分疆界罢了。命令保安军牒文也这样办理，那么彼此可以互相弥补，既有名义，又不失大体。如果不趁这个机会这样做，万一他们再次成为边患，或者又说出不恭敬的话，就更难处置了。希望诸公替我仔细筹划。《传家集》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六十四，宋司马光撰，论一 功名论【嘉祐二年作】自古以来，做臣子而有功劳的，究竟是谁呢？我以为臣子从来没有真正独立建立功业，凡是有功劳的，都是君主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土地上有草木，如果上天不给它雨露，它就不能生长；月亮有光辉，如果太阳不照耀它，它就不能明亮。臣下有事业，如果君主不信任他，他就不能成就。这是自然的道理。古代大国不过方圆百里，小国只有它的一半，然而都各有贤能的卿大夫辅佐君主；上等的可以称王，中等的可以称霸，下等的也还能保全社稷，传承几十代而不断绝。由此看来，天下哪里有没有贤士的国家呢？祸患在于君主认识贤能不明，用人不坚定，信任不专一罢了。这样一来，臣下即使有才智也无法施展，即使忠诚守信也不敢效力。君主只是独自在上面忧劳，想治理却越来越乱，想安定却越来越危险，想荣耀却越来越受辱。既然如此，君主有贤才却不能认识，就同没有贤才一样；认识了却不能任用，就同没有认识一样；任用了却不能信任，就同没有任用一样。不任用贤才，却想求得功业的美盛和名誉的清白，是很困难的。从前百里奚是虞国人，由余是戎人，商鞅是魏国人，却都被秦国任用。苗贲皇、申公、巫臣是楚国人，却被晋国任用。伍员是楚国人，却被吴国任用。韩信、陈平是项羽的人，却被汉朝任用。这五个国家并不是没有贤人，而是君主不能认识贤人，反而把他们赶走，使他们资助敌国；这就是所谓有贤才而不能认识，等同于没有贤才。齐桓公看见郭国的废墟，向田野中的人问道：“郭国为什么灭亡？”那人回答：“因为它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桓公说：“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正是国家兴盛的原因，为什么反而灭亡呢？”那人回答：“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所以灭亡。”桓公回去后把这话告诉管仲，说：“您和那个人一同来了吗？”管仲说：“没有。”管仲说：“您也是另一个郭国君主啊。”桓公于是召见那人并授予官职。齐景公对待孔子时说：“如果像季氏那样待他，我做不到；若在季、孟之间的待遇，我也不能给他。”齐王想在国都中给孟子房屋，拿万钟俸禄供养他的弟子，使大夫和国人都以他为榜样。这两位君主并非不知道孔子、孟子是圣贤，却不能实行他们的道术，只想借尊崇他们来求取名声，所以孔子、孟子认为这是不义，不肯留下。《洪范》说：“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先使他们富足，然后才能使他们治理；你不能任用他们，却喜欢你家中的人，这些人就是你的罪过。” 这就是所谓认识贤才却不能任用，等同于不认识贤才。乐毅替燕国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燕王却怀疑他，派骑劫代替他统率军队。田单用计欺骗骑劫并击败他，齐国土地也全部丧失。廉颇担任赵国将领，抵御秦军，长久不交战，赵王怀疑他，派赵括代替他统兵。白起攻击赵括并俘获他，坑杀赵军四十万人。项羽采用范增的计谋，强盛而称霸诸侯，围困汉王于荥阳，汉王几乎危急。项羽听到汉军的反间计便怀疑范增，范增愤怒离去，项羽最终被汉军擒获。驾车的人既然已经驾驭骏马，又用劣马夹杂其中，却想让它们并驾齐驱向前，这是不可能的。种田的人既已种下良种，又用稂莠混杂其中，却想让庄稼滋长茂盛，也是不能的。治理国家的人既已设置贤才，又让小人从中离间，却想让贤才和小人共同建立治理，同样不可能。因此宓子贱担任单父县令时，向君主辞行，请君主身边的两名近史跟他一起到任，并让两名史官书写；他们刚写下文字，宓子贱就拉扯他们的手肘，写得不好便跟着斥怒他们。两名史官为此忧惧，请求辞职回去，把这件事告诉鲁君。鲁君拿此事询问孔子，孔子说：“宓不齐是君子，他的才能足以担当辅佐王霸的大任，却屈尊治理单父，是想借此检验自己。大概是想用这件事来劝谏君主吧？”鲁君醒悟，长声叹息说：“这是我的不肖。我扰乱宓子治理政事，却多次责备他做得不好。没有这两名史官，我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错；没有夫子，我就无法自己醒悟。”他立即派遣自己宠爱的使者，告诉宓子说：“从今以后，单父不再是我的领地，你按照自己的制度办理；凡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你都可以自行决定。每五年向我报告一次治理的纲要。”宓子于是得以施行自己的政令，单父大治。《大禹谟》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除去邪恶不要犹疑；疑惑的谋划不要实行，各种志向都由此兴盛。”荀子说：“君主有六种忧患：让贤者办事，却同不肖之人一起谋划；让有智慧的人思虑，却同愚人一起议论；让品德高尚的人实行，却同污邪之人一起怀疑。这样即使想有所成就，能做到吗？这就好比竖立一根直木，却害怕它的影子弯曲一样，没有比这更大的迷惑了。”俗语说：“喜爱美女的美色，是丑恶之人的灾祸；公正之士，是众人的疮疤；修行正道的人，是污邪之人的祸害。”如今让污邪之人评议他们所怨恨、所想害的人，却希望他们没有偏见，能做到吗？这就好比竖立一根弯木，却要求它的影子笔直，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了。唉！君主如果根本不知道某人是贤才，也就罢了；既然已经审慎地知道他是贤才，授予他政权却又怀疑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忠直的臣子在国家中实行自己的道术，就一定会同天下的奸邪之人结成怨敌。这并不是他们喜欢同奸邪结怨，而是不这样做，君主就不能尊贵，国家就不能治理，功业就不能建立。一个人每天同天下奸邪结怨，而奸邪之徒轮番到君主面前诋毁他；君主不能决断，兼听各方而两面认可，那么忠直的臣子想求得不遭危险，是不可能的。君子并不是爱好死亡，却仍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死去而功业不能建立，奸邪会更加猖獗，忠良会更加恐惧，政治会更加混乱，国家会更加危险。所以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辞去尊贵职位而甘居卑贱，披头散发假装疯狂，逃隐山林，都是这个缘故。这就是所谓任用贤才却不能专一，等同于没有任用。明智的君主不是这样，他审慎地寻求天下的大贤，赶快任用，专一地信任，把社稷和百姓全都托付给他。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夺走他的权力，即使地位最高贵的人也不敢争夺，即使谗言巧语也不能离间。君主的信任坚定不移，如同胶漆相合，连接的缝隙都看不见。这样以后，贤者才能竭尽心力、施展才能，不忧虑怨恨者的言论，不害怕被猜疑的迹象。君主只需端坐而无为，享受他的功业利益，收取他的荣誉声名罢了。

译古代圣帝明王采用这种道理，使四海光明安居，长久养育万物，功劳如同天地，声名如同日月的，多得不必一一称述便可知道。这里只说时代较近、道理较低的一些例子：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像对待贵宾一样三次熏香、三次沐浴，解开他的枷锁，任命他为相。鲍叔是桓公的老师，避让太宰的职位，安然跟随在管仲之后。国子、高子是天子任命的守卿，众人都率领五卿听从他们的政令。何况四境以内上下各等的人，谁敢不战战兢兢地跟随桓公，尊重并信任他呢？因此齐桓公能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陈平是楚国败亡的将领，汉高祖得到他，让他主管并护卫绛侯、灌婴等诸将，尽力排除他们的危害。高祖任陈平为护军中尉，让他全面监督、护卫诸将，诸将于是都不敢再说什么。韩信是逃亡的士卒，高祖因萧何一句话，从普通行伍中提拔他任大将，诸将都惊惧而不敢争辩。因此五年之内，消灭项羽，平定天下，开创基业、留下统绪，延续四百年而不断绝。蜀先主同关羽、张飞是平民时代的朋友，一同经历艰难险阻，恩情如同兄弟。一天得到诸葛孔明后，待他超过关羽、张飞，关羽、张飞对此不高兴。先主说：“我有孔明，就如同鱼有水，希望诸位不要再说了。”因此能够从败亡之中兴起，保有一方土地，同魏、吴成为敌国。苻永固从隐士中得到王景略，任命他为丞相；贵戚大臣中有想害他的，永固就杀掉他们。他对太子宏和长乐公丕说：“你们侍奉王公，要像侍奉我一样。”因此能够向东攻取燕，向西攻取凉，向南攻取襄阳，向北攻取拓跋，全部占有中原，几乎平定天下。这五位臣子，从今天看来，都是英杰之才。假使四位君主认识他们不明，用他们不坚定，信任他们不专一，那么管仲就会被剁成肉酱陈列在齐国朝廷，陈平会穷困在门窗之间，韩信会饿死在淮阴，诸葛孔明会老死隆中，王景略会死在华山，他们的姓名都将湮没不闻，不能再被后人知道。哪里还会有这样显赫的功业流传后世呢？因此《大雅》说：“徐方已经归同，这是天子的功劳。”晋平公问叔向说：“齐桓公称霸，是君主的力量，还是臣子的力量？”叔向说：“管仲善于裁割，隰朋善于削缝，宾胥无善于缝合边缘，桓公只懂得穿衣罢了；这也是臣子的力量。”师旷说：“管仲善于决定裁割，隰朋善于煎熬，宾胥无善于调和，汤羹已经煮熟，端来进奉，而君主不肯食用，谁能强迫他呢？这同样也是君主的力量。”魏文侯派乐羊统军攻打中山，三年才攻下。回来论功时，文侯给他看一箱诽谤他的书信。乐羊再拜叩头说：“这不是臣的功劳，是主君的力量。”由此说来，臣子不能独立建立功业；凡是有功劳的，都是君主的功劳。机权论【庆历五年作】世人把机权说成任意机变，所以我特意作《机权论》来辨析。机，是弩用来发射箭的机括。机括在这里一有偏差，箭头在那里就会偏离目标；差得极其微小，失误却会非常遥远。因此圣人运用机权，正像这样。《易经》说：“机，是行动的开端，是吉凶最先显露的地方。”又说：“君子看见事物的先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那么所谓机，就是事情尚未显露、处在萌芽和端倪出现的时候；圣人能微妙地察觉它，能够避开祸患而取得福分，迎来吉祥而抵御凶险，这就是神明之处。圣人所谨慎的，没有超过机，所以说：“兢兢业业，一天两天，万般机务。”权，就是权衡，是用来平衡轻重的。圣人运用权，必定比较轻重，考虑缓急。那边重而这边轻，就舍弃这边而取那边；那边缓而这边急，就离开那边而趋就这边。在取舍、去就之间而不违背正道，才叫作权。然而如今世俗的说法，却想抛弃仁义而实行所谓机权，不是完全相反了吗？不懂得机权，就无法成为圣人；圣人没有片刻不运用的，正是机权罢了。圣人精心审慎之后才付诸实行，所以百姓和万物都依赖它。小人不懂得权变的道理，却诬称窃取了这个名义，胡乱行事，违背义理，所以福禄不能长久，祸乱也随之而来。请问圣人的权变之道是什么？答道：“从前纣王制作玉杯象箸，箕子便假装疯癫；卫灵公仰头观看飞鸿，孔子便离开了他。”这些都是懂得权变的人。杯子和筷子只是小器物，用珠玉装饰，还不算太过分，但箕子知道这必将导致亡国，是因为奢侈淫靡、过度铺张的风气将由此开始。仰头观看飞鸿，是失于礼法的小事，但孔子离开他，是知道他不能任用圣人，而且已经有厌倦懈怠之心；若不离开，大祸将要到来。这样看来，圣人知晓事物先兆，难道不是伟大吗？伊尹放逐太甲，微子启离开商朝归附周朝，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这些都是懂得权变的人。这几位君子，难道不知道放逐君主、背离宗族、杀戮亲属是不善之事吗？实在是因为放逐君主的责难较轻，而使大业沦丧的祸患较重；背离宗族的讥讽较浅，而保存宗庙的孝义较深；杀戮亲属的嫌疑较小，而使周室倾覆的危害较大。所以舍弃那些而选择这些。太甲当初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而破坏礼制，如果不是使他身体困苦、思虑劳累，就不能使他改恶从善，最终成就诚信的德行；成汤创立的事业也将坠落在地。伊尹亲自接受成汤的命令，辅佐商王，所以不得不把太甲放到桐宫。商纣无道，自绝于上天；微子启若不离开而同他一起灭亡，祖先的祭祀就会断绝，宗族也将无所依归，所以不得不抱着祭器归附周朝。管叔、蔡叔拥立被废黜的后代，攻伐宗主之国，违背天命，逆反人心，危害辅佐圣王的人，摧毁周室。成王年幼势弱，周公代理政事，所以不得不奋起使用干戈，挥动斧钺来惩治他们。这是因为周公不是爱惜自己，而是爱惜周室。假如当时太甲还能够接受劝谏并改过，伊尹一定不会放逐君主；商纣如果还可以辅佐而保全，微子启一定不会背离宗族；管叔、蔡叔如果还能够教化而治理，周公一定不会杀戮亲属。这难道不是他们真诚思考后不得已而为之吗？因此太甲说：“只是继承王位的我不善于对待阿衡。”伊尹作书说：“恭敬地对待你的君主；君主若不成其为君主，就有辱于你的祖先。”这仍然是以辱没先祖来告诫他，还不愿直说覆亡的祸患，只是委婉曲折地措辞来深切感动他。太甲始终庸碌，不能醒悟听取，伊尹于是说道：“不要越过他的命令，使自己自取覆亡。”这是直说祸败来警醒他。太甲仍不能改变，伊尹于是说他生来尊贵安逸，不懂得劳苦屈辱，又亲近小人，积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并非本性邪恶，所以说：“这就是不义，习惯与本性逐渐形成。”

译让他居住在桐宫，亲近先王，使他的教训不至于让后世迷失。意思是说，积久的习惯渐渐会成为本性，到现在还可以阻止、压制并改正，这正是伊尹对成汤、太甲竭尽心力的表现。微子启的诰文说：“商朝恐怕不能再使四方归于正道了。”意思是说，商纣已经不能再被匡正，必定亡国，所以应当出奔，以保存成汤的后代。太师微子启说：“商朝如果沦亡，我就不做它的臣仆。”意思是说，商朝一旦灭亡，宗族也将一同覆灭，自己将无所寄托。又说：“王子如果不出奔，我就要颠覆坠落。”意思是说，不能不这样做。这就是微子启广泛咨询权谋、审慎权衡轻重的表现。《大诰》说：“所以我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只顾自我忧虑，而是为了你们邦君和众多士人、尹氏及办事官员。”意思是说，这次东征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豳风》说：“既然夺去了我的孩子，就不要毁坏我的家室。”孩子用来比喻管叔、蔡叔，家室用来比喻周家，意思是说管叔、蔡叔的罪过较轻，而周家更加重要。“我的羽毛憔悴，我的尾毛凋敝”，说的是劳苦困瘁。“我的家室摇摇欲坠，被风雨漂荡，我只能忧惧地不断呼喊”，说的是三监背叛放诞，王室危在旦夕，所以我为此恐惧忧虑。这难道是周公背弃公义、偏向私情的心意吗？圣人运用权变就是如此，所以国家能够安定，仁义能够树立。后世的人被极小的利益蒙蔽，就放逐自己的君主；心怀细小的嫌隙，就屠杀自己的亲属，却还把自己比作伊尹、周公，说“我是在运用权变”，不是太荒谬了吗？这正是乱臣贼子越来越多的原因。《朋党论》【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作】黄介夫作《坏唐论》五篇，认为使唐朝衰败的，不是巢父、温庭筠和宦官，而是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争的弊害。这确实抓住了根本。不过，介夫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不知道另一个方面。盗贼兴起，是由于宦官；宦官横行，是由于辅相纵容，这话确实如此。唉！辅相培植私人党羽，彼此排挤压制，却不能纠正自己，这又该责怪谁呢？朋党之患并不只存在于唐朝，自古以来就有。以尧的明智，共工、驩兜仍被推荐到朝廷。舜辅佐尧，先流放共工，又放逐驩兜、铲除他们的邪党，然后四方门户安和，百官都兴盛。仲虺列举夏桀的罪恶说：“轻视贤人而依附权势，实在有很多同党。”周武王列举商纣的罪恶说：“结党营私，互相为仇；挟持权势，彼此消灭。”由此可见，在治世和乱世，从来没有没有朋党的时候。尧、舜聪明，所以能够辨明善恶，德业昌盛光明；桀、纣昏乱，所以不能区别处理是非，国家因此覆亡。由此说来，国家兴亡不在于有没有朋党，而在于君主是昏昧还是明智。《洪范》“皇极”说：“没有偏私，没有邪曲，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营造私好，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营造私恶，遵循君王的正路。” 没有偏私，没有党羽，王道广大；没有党羽，没有偏私，王道平坦；不违背，不偏斜，王道正直。周公告诫成王说：“年轻的君王啊，要亲近贤党；年轻的君王啊，要亲近贤党。今后不要像刚刚燃起、火焰炽盛的火那样，使它所烧灼的东西无法止息。”所以舜杀了禹的父亲，而禹仍然辅佐舜；伊尹放逐太甲，后来又辅佐他；周公放逐蔡叔，却封立蔡仲，这正是大公无私。李宗闵、李德裕虽然结成朋党，实际上是唐文宗促成的。文宗曾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中的朋党困难。”却不知道群臣结成朋党，究竟是谁的过错？由此看来，使唐朝衰败的是文宗的不明智，李宗闵、李德裕不应当独自承担罪责。《中和论》【元丰七年十月三日作】君子学习，贵在广博；求取道，贵在简要。道的要点，只在于治理内心这片方寸之地。《大禹谟》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要精诚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危险就难以安定，微妙就难以明察。精诚是用来明察那微妙之处的，专一是用来安定那危险之心的。要点只在于把握中正。《中庸》说：“喜怒哀乐尚未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君子的心在喜怒哀乐尚未表现时，始终处于中，所以称为中庸。庸，就是平常，以中正为常。等到感情已经发出，就一定用中正来节制，于是没有不合乎节度的。合乎节度就达到和。因此中与和是同一回事：涵养时叫作中，发出来时叫作和。所以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的通达之道。”智者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仁者是守住这个道理的人，礼是实行这个道理，乐是以这个道理为乐，政治是纠正偏离这个道理的行为，刑罚是威慑不遵从这个道理的人。合起来说，就叫作道。道，是圣贤共同遵循的道路。难道只是人如此吗？天地生成万物，没有不依循这个道理的。所以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到生长。” 孔子说：“君子在一顿饭的工夫里也不能违背仁，仓促时一定依靠仁，颠沛困顿时也一定依靠仁。”所以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能够离开的就不是道。”孔子说：“中庸作为德，恐怕达到了最高境界吧！百姓已经很少长久实行它了。”又说：“颜回啊，他的心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他人只能每天或每月偶尔做到罢了。”能够每天或每月做到，已经算贤德了。由此看来，能够长久坚持中庸的人，大概很少。孔子说：“智者快乐，仁者长寿。”这是说，懂得中和的人，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难道会不快乐吗？守住中和的人，身心清明，志气如神，难道会不长寿吗？《小雅》说：“快乐啊君子，是邦国的根基；快乐啊君子，长寿没有期限。”又说：“快乐啊君子，是邦国的光辉；快乐啊君子，长寿没有边际。”这是说君子有中和的德行，邦国便安定荣耀，既快乐又长寿。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这是说礼是中和的法则，仁是中和的实践。所以得到了礼，也就得到仁。孔子闲居时说：“无声的音乐，使志气不违背正道，直到气与志都兴起。”《乐记》说：“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生起，就会快乐，以至于不说话也能取得信任，不发怒也有威严。”

译这是说，音乐以中和为根本，以钟鼓等乐器为末节。《商颂》说：“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宽和从容，各种福禄都聚集而来。”这是说政治以中和为美。《大雅》说：“使这中国得到安宁，以安抚四方；不要放纵诡诈随从之人，以谨慎防范不善之徒。”这是说刑罚以中和为贵。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又说：“颜回啊，只吃一箪饭，只喝一瓢水，却不改变他的快乐。”扬子说：“佩朱绶、怀黄金的快乐在外，颜氏之子的快乐在内。”这是说圣贤在内心守护中和，即使处于幽隐、贫贱的境地，也不失去快乐。刘康公说：“人民接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出生，这就是所谓天命。能够修养它的，就因而得到福；不能修养它的，就会败坏而招来祸患。”《中庸》说：“有大德的人一定得到长寿。”这是说君子一举一动都以中和为节度，连饮食起居也都合宜，阴阳之气便不能使他生病，天地也不能使他夭折；即使不导引气息、不服食药饵，也不会失去长寿。孟子说：“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志，是气的统帅；气，是充实形体的东西。志先达到，气随之而来。所以孟子谈养德时用气来说明。能够谨慎守护中和的志，不让喜怒哀乐扰乱自己的气，那么志就平正，气就顺畅，德行也会日益更新。所以说：“守住你的志，不要暴乱你的气。”等到德行养成，气势充沛而不停息，坚定而不动摇，挺立而不屈服，所以说：“这种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损害它；如果没有道义充实内心，能够这样吗？”所以说：“它与义和道相配，就不会因缺乏道义而萎缩。”凡人做不善之事，可以欺骗天下人，却不能欺骗自己的内心；即使心怀忌恨而去做，也不可能内心毫无芥蒂，这样一来，浩然之气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行为有愧于内心，气就会萎缩。”君子从容不迫地涵养自己的气，虽然不敢忽视遗忘，却也不刻意把它当作一件专门的事务，想让它迅速养成，所以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规定成效；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它。”把持它，它就存在；舍弃它，它就消亡。长久坚持而不懈怠，然后才能自然获得它，这就是它难以言说的原因。扬子说：“把心藏在深渊中，使精神根本美好；君子把精神存于内，在外应对事务，即使来往变化万端，也从未失去自己的操守，因此百骸得到调理，德行的根本也树立起来。” 所以说：“精神不向外驰散。”志向达到哪里，气就一定辅助它。君子驾驭它去行善，小人驾驭它去作恶，所以说：“气，是通向善恶之处的马。”君子守护中和之心，培养中和之气，既得到快乐，又得到长寿，此外还要求什么呢？孔子说：“狂者能够进取。”又说：“我们这些人的后辈，志向高远而行动简略，文采斐然，已经形成篇章，大概说的就是光吧。”不过，这些都是编纂叙述圣贤的话，并不是从自己的胸臆中取来。道就像靶子，射箭的人没有不把靶子作为目标的，但能否射中却不可预知，一定要等有道之人才能裁定。《才德论》【庆历五年作】世人所说的贤人，难道不就是指才与德吗？二者各不相同，不可不辨察。所谓才，禀存于天；德，形成于人。聪明与愚笨、勇敢与怯懦，属于才。愚笨不能强求变聪明，怯懦不能强求变勇敢，这四者各有固定的分限而不能移易，所以说禀存于天。善恶、逆顺，属于德。人如果抛弃恶而选择善，改变逆境而趋向顺道，谁能阻止他呢？所以说形成于人。譬如物品，金可以铸成钟，也可以铸成鼎；玉可以制成圭，也可以制成璧，这是由人的制作决定的。玉不能铸成钟鼎，金不能制成圭璧，这是由物性决定的。禀存于天的，圣人顺其本性加以任用；形成于人的，圣人教化他使其成就。不过，除非是最上等的圣人，一般人必然有所偏向。才高的人，有时德薄；德厚的人，有时才弱。二者不能兼全时，宁可舍弃才而取德。从前酆舒有三项出众的才能，却倚仗才能而不修德，最终被晋国消灭。智宣子将要立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立宵。瑶胜过别人的地方有五项，不及别人的地方有一项：容貌美丽、身材高大便算贤能；射箭驾车、力气充足便算贤能；技艺完备、才用充足便算贤能；文辞巧妙、辩才聪慧便算贤能；刚强坚毅、果断勇敢便算贤能。” 像这样的人却非常不仁，凭借五项所谓贤能凌驾于别人之上，又用不仁的方式行事，智氏宗族一定会灭亡。”智宣子不听，智氏果然灭亡。所以说宁可舍弃才而取德。又听说，治理国家的人，开创进取没有比才更重要的；守成安定没有比德更重要的。开创进取不用才，就不会有功业；守成不用德，就不能长久。陈平是贪污的人，韩信是无耻之士，樊哙是屠夫，郦食其是酒徒，都是天下最卑贱、最没有操行的人。然而他们的才能都超过常人，汉高祖选拔任用他们，所以能够击败秦朝、打倒项羽，最终兼并天下。魏国设置相国而任用田文，吴起不服气，便同他谈论功劳。田文说：“我领兵作战、治理百姓，都不如您。如果君主让您处理国家危急、大臣尚未归附、百姓尚未信任的局面，那么在这个时候，是托付给您，还是托付给我？”吴起于是谢罪说：“应当托付给您。”这说明田文没有其他技能，只有忠厚可信。有德的人一定不会背叛君主，所以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把百里之国的命运寄托给他，使他成为社稷之臣。有才的人却未必忠信，所以要用羁绊和约束来驾驭他，使他受德者役使。这样说来，德就是手掌，才就是手指；手掌亡失，手指就不能使用。因此，百姓好比田地，国家好比禾苗，才好比耒耜，德好比膏泽。开创进取不用才，就像没有耒耜却要耕田；即使勤于灌溉，也不能使庄稼生长。守成不用德，就像已经播种却没有雨露，禾苗很快就会枯槁。所以君主应当利用才这把耒耜，开垦治理百姓，培植自己的国家；又引来德这甘霖灌溉它，使根本深厚牢固，枝叶茂盛。这样子孙只要谨慎守护疆界，收获粮食来享用罢了，还需要再做什么呢？《传家集》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六十五，宋司马光撰，《论》第二 《知人论》【嘉祐二年作】考察制度，熟习威仪，辨明祭祀牲牢粮食的等级，详知笾豆的数目，这是宗人的职务。察辨清浊，区别正邪，协调律吕的音调，学习舞蹈的姿态，这是太师的职务。训练士卒，选择器械，作战必胜，进攻必取，这是将帅的职务。明确法令，审理狱讼，禁止强横抵抗，诛杀奸邪回曲之人，这是士师的职务。使衣食丰足，使货财增殖，沟通有无，疏通积滞，这是司徒的职务。便利舟车，改良器械，遵守法度，禁止淫巧，这是工师的职务。考察龟卜筮占，占验灾祥，判断吉凶，观察休咎，这是太卜的职务。谨慎管理仓库，严格控制出纳，办理文书，精通财计，这是府史的职务。至于选拔贤人并推荐他们，衡量才能而任用他们，有功者奖赏，败坏官事者诛罚，这才是君主的职务。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政务极其繁杂，而天子如果全都凭一人的耳目、智力来处理，那么所能顾及的就少，所废弃的就多。因此明智的君主选择辅佐之臣来考核任用官师，考核官师来整饬群吏，整饬群吏来使万民和顺，于是政事简约而没有事务荒废。《益稷》说：“君主明智，股肱之臣就贤良；股肱贤良，众事就安康。” 这就是说，君主明智，臣下就贤良；臣下贤良，政事就安康。《立政》说：“任用你的事务官，任用你的牧守，任用你的准则之官，这才是君主的职责。”又说：“文王能够存心于任用贤人，才能建立这些常任官职，任用治理百姓的人，使贤能有德者得到任用。文王没有什么事情要兼管各种言语、各种诉讼、各种慎戒，只是训导并任用主管狱讼、慎戒事务的官员。文王不敢亲自过问这些事。”这是说君主应当急于识别人才，而不必急于亲自了解每一件事务。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钟声不协调吗？左边的钟声偏高。”田子方笑了。文侯说：“你笑什么？”子方说：“我听说，君主应当明察乐官，不必精通乐音。如今君主却仔细辨别音调，我担心您在官员问题上反而耳聋，所以笑了。”荀子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道理，君主也有自己的职责。若是每天从早到晚治理事务，把一天的事情详细逐项排列，这只会使百官和办事人员去做这些事，也不值得因此损害游乐安逸的快乐。若是考察一位相国，让他总领一切，使臣下和百官无不遵循道义、趋向正道而致力于政事，这才是君主的职责。君主所守的是最简约的原则，却能详尽处理事务；自己最安逸，却能成就功业；垂衣拱手，不下席位，而海内百姓无不愿意把他奉为帝王，这就叫最简约，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君主，是把任用官员、让能干的人办事当作自己的才能；普通人，则把亲自能做事当作自己的才能。君主能够让别人替自己办事，普通人却没有可以调换的人；守着百亩田地，事业也就到头了，没有可以调换的人。如今如果一个人兼听天下事务，天下每天都有余暇却仍然治理不足，就是因为没有让别人来办事。无论拥有天下还是只有一个国家，都一定要亲自做才行，那么劳苦憔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一来，即使是奴仆，也不愿意同天子交换地位和事业。用这种方式统治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是役夫的道路，是墨子的学说。考察德行、任用才能，把官职交给他们去施行，这是圣王之道，也是儒者谨慎守持的原则。《传》说：农民分配田地来耕作，商人分配货物来贩卖，百工分工做事并彼此勉励，士大夫分掌职务而听理政事，建立国家的诸侯之君分封土地而守护，三公总揽各方事务而商议，这样天子只需恭敬自守罢了。由此说来，君主所守的事务，没有比识人更重要的。从前舜疏导百川不如禹，种植百谷不如稷，施行五教不如契，审理五刑不如皋陶，掌管百工不如垂，管理山泽不如益，掌管礼制不如伯夷，掌管音乐不如夔。然而能够明察这八个人各自的本领，认识他们并任用他们的，是舜。这就像车有车毂，宫室有栋梁，人有心一样；这是群圣人之所以为他效力、把功劳归给他的原因。唉！帝王的事业，美好而宏大，本来就不是可以轻易说尽的。齐桓公兄弟争夺国位，凶暴得像豺狼，闺门之内的治理比猪狗还差，然而他独能知道管仲的贤能，把全国政事都委托给他。一会儿称仲父，再称仲父，因此兵车会盟三次，乘车会盟六次，他指挥左右，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后世谈论齐桓公，只知道他的贤明，却不再知道他的恶行。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季康子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亡国？”孔子说：“仲叔圉治理宾客，祝佗治理宗庙，王孙贾治理军旅，既然这样，怎么会亡国呢？”齐文宣帝荒淫狂悖，比桀纣还严重，然而知道杨愔贤能，把国事全都委托给他。当时人认为君主昏暗于上，而政治在下层却清明。这些都是荒淫昏乱、凶暴无道的君主，只因为能够识别贤人并任用他们，大的成就可以称霸，其次可以使国家安定，最小也可以使国家保存。何况圣明的君主任用贤臣，这就如同王良驾驭六匹骏马，逢蒙以繁弱弓射箭，孟贲挥动干将剑一样，无论到哪里不能到达，无论射什么不能射中，无论砍什么不能砍断呢？有人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识人，那么既然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可是尧那样圣明，仍然错用了四凶；孔子那样圣明，仍然错看了宰我、子羽，难道人本来就容易被认识吗？答道：确实如此。射箭的人一定把靶子作为目标，弓箭已经调好，就集中精神，审慎坚定地发射，即使偶尔射不中，也很少有不中的。与那些在昏暗中胡乱射箭的人相比，不是已经好得多了吗？从前皋陶陈述九种德行说：“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定，质朴而恭敬，善于治理而庄严，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有节制，刚强而充实，强健而合乎义。使这些德行显明而有常，便吉祥了！”每天彰明其中三种德行，早晚都使自己深明其理，治理一家就会日益严肃恭敬；具备六种德行就能光大事业，治理国家就会普遍接受并施行。九种德行都能发挥作用，贤能之士在官位，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都能及时办事。孔子说：“观察他所凭借的，考察他所经过的，察看他所安处的，这个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还能藏到哪里去呢？”李克说：“居处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裕时看他把财物给谁，显达时看他推荐谁，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贫寒时看他不取什么。”这也是识人的方法，只是君主不深入察看罢了。

译《三勤论》扬子说：“百姓有三种劳苦：政令良善而官吏恶劣，是第一种劳苦；官吏良善而政令恶劣，是第二种劳苦；政令和官吏都恶劣，是第三种劳苦。”我认为使百姓劳苦的原因只有一个，从来没有三种。为什么呢？官吏掌握着百姓的命运。官吏贤良，百姓就安逸了。从来没有官吏良善而政令恶劣的情况，也从来没有政令良善而官吏恶劣的情况。衡量官吏的才能而任用他们，是君主的政事；根据百姓的力量来役使他们，是官吏的政事。官吏如果选得合适，哪里会有种谷物的人白天还不够劳作、种桑养蚕的人夜里还不够劳作的情况呢？所以做君主的，只需谨慎选择官吏罢了，其他还有什么值得操心的呢？《十哲论》【庆历二年作】“十哲”在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学者多称说他们。国家祭祀孔子时祭祀十哲，让他们位于堂上，其余门人祭祀于东西两廊之下，俎豆礼器的数目也都不同。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这十个人，孔子虽然按四科给门人排序，却不是说门人中只有十个人贤能。至于高柴愚笨，曾参迟钝，子张偏激，子路粗率，难道是说只有这四个人不肖吗？由此看来，尊崇十哲显然不是孔子的本意。如果因为一项长处而选取他们，那么门人中的贤者不止十人；如果要求德行完美，那么除德行之外，没有人能够没有过失。孔子对宰我说：“朽木不可雕，我对宰我还能责备什么呢？”对子贡说：“赐不能安守本分而去经营财货，猜测事情却常常猜中。”对子有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击鼓攻讦他。”对子路说：“由，知道德行的人太少了。”对子夏说：“商有所不及。”这样看来，难道十哲都是完美无缺的吗？又有十哲之外，孔子称赞的人很多。曾点与子路、冉有一同侍坐，各自说出志向，孔子唯独说：“我赞同曾点。”曾参以极其孝顺著名，孔子还为他讲说《孝经》。孔子又对子贱说：“君子就应当像这样的人。”这样看来，十哲之外的人，难道可以全部诬蔑吗？况且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长处，也不足以抵得上德行方面的低劣。这十个人之中本来就有等级差别，怎么可以把他们一概而论呢？《四豪论》【庆历二年作】战国时期，天下礼义消亡，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败，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士大夫中有能够约束自身、抑制欲望、尊重贤人、供养士人，不吝惜烦费来树立声名的，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虽然不能用礼义辅佐君主，用政教使百姓和谐，达到至公，符合大道；然而能在浊乱的时代自我奋发，天下的游说之士异口同声，都称他们为贤人。把这四个人加以评量，考察他们的优劣，难道不可以说说吗？评论者说：做人臣的，上要侍奉君主，中要有利于国家，下要养育百姓；抛弃这三点，就不是人臣。身为臣子却不尽臣职，圣王当政时一定把他列为首先诛杀的对象。孟尝君养士，依靠他们藏匿逃亡者，废弃公法，树立私恩，苟且窃取名誉，以窃取国相的职责；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自身，并不能替国家和百姓谋划。到了晚年，竟然挟持仇敌来倾覆宗主之国，保守薛地而独立自立，把自己比作诸侯，身为臣子却不尽臣职，还有谁比他更严重？春申君向楚王上书，请求让太子进入楚国，以解除楚国社稷的忧患；又放楚太子归国，自己承担不可预测的诛罚，其中的智、勇、忠、信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等到他成为支撑楚国的柱石，权势恩宠无人能比，却割取江东封地，尽情享受僭越奢侈的快乐；十多年间，楚国日益衰弱，又听信邪人的话，制造奸伪的谋划，扰乱国家继承，玷污败坏王室。如果说田文的罪过，春申君还更严重；后来他终于遭李园袭击，身首被肢解，他的智勇忠信究竟在哪里呢？平原君的作为大多仿效孟尝君，至于贪图上党的土地，招致邯郸之祸，终于使国家大败，社稷几乎灭亡，由此可知他的智谋尤其在三人之下。然而赵奢杀了平原君的门客，赵奢用公义晓谕并释放了他，平原君便把赵奢推荐到朝廷，赵奢最终建立功名；而且平原君作为人臣的节操，始终没有亏缺，这比孟尝君、春申君贤明得多。信陵君凭借同母兄弟的亲情、卿相的尊贵身份，却能把守关、执刀的人请来，亲自为他驾车侍奉；受屈而不以为耻，劳累而不厌倦，如果没有高出世人的才德，谁能做到这样？再说，假使侯嬴、朱亥都是实实在在的庸人，公子即使这样侍奉他们，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然而公子所以屈身降志，是因为确实知道二人的贤能。凭魏国这样的小国、这样惶惧的军队，面对秦国乘胜而来、力量十倍的军队，却一战把它击退，保全邯郸和六国，这是信陵君的功劳。秦国趁公子离开魏国，急攻大梁，公子一旦听悟毛、薛二人的话，立即改变想法，回国救援宗国，再次击败秦军，把秦军阻挡在函谷关之外，可以说是有才能了。魏王听信谗言，猜忌并疏远公子，公子于是销声匿迹，纵情饮酒，远离祸害以保全自身，并且凭此活到寿终，可以说是有智慧了。他的智慧已经如此，又用仁来守护，用恭敬来实行，如果要在乱世中采择善行、在侠士中评定贤能，那么前三个人没有谁能超过他。因此评定他们的优劣，应当以信陵君为第一，平原君其次，孟尝君再次，春申君居末。有人说：无忌盗取国家兵符，假传命令杀死晋鄙，是为了赴平原君的私人交情；即使对魏国有功，也不是忠臣，凭什么比三人贤明？答道：赵、魏两国唇齿相依，秦国如虎狼般进攻危亡中的赵国，赵国灭亡，魏国也必然灭亡，这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魏王不通达事势，只害怕强秦的空言，坐拥强大军队旁观成败，这是谋划中的大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无忌假传命令夺取魏军来救赵，不只是为了应对赵国的灾难，也是替魏国谋划，怎么能说他不忠呢？汉高祖经过大梁，总是祭祀信陵君，还为他设置守墓的人；那三个人却都没有获得这样的表彰。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大概是有理由这样区别对待的。《管仲论》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的器量太小了。”先儒认为，管仲得到齐桓公这样的君主，却不勉励他行王道，只让他停留在称霸的层次，这就是器量小的原因。我认为，周天子仍然存在，而管仲勉励齐桓公行王道，就等于教他篡夺天子之位。这正是管仲以为可耻而不做的事，孔子难道反而想让他去做吗？所谓大人，只要时机不允许施展便罢了，一旦得到任用，就必定用礼乐使天下归正，使纲纪文章灿然可观，获得万世安宁，难道只是求一时的功名而已吗？管仲辅佐桓公，使诸侯称霸；禹的足迹所到之处，衣冠制度所及之地，他还不能使所有人都履行臣职，却安然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朱红的弓套，雕镂的簋器，宴饮后反置酒器的礼器，以及三次分封赏赐，这样看来，他的器量难道不小吗？扬子说：“大器难道不应当像规、矩、准、绳一样吗？先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这句话说得对。”

译《荀息论》晋献公让荀息辅佐奚齐。荀息说：“我将竭尽自己的筋骨之力；如果不能成功，就以死来继承此志。”等到里克杀死奚齐，荀息也为此而死。君子说：“《诗经》所说‘白圭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这句话的污点，就无法挽回’，荀息就有这样的过失。”杜预认为，荀息正有《诗经》所说诗人重视言语的意义；依我看，杜预大多错失了《左传》的本意。活着时同君主说过的话，死后却背弃它，这是小人钻墙打洞般的行为，君子不会加以讥刺。立嫡长子，是正当的礼法。晋献公沉溺于宠妾，废长立幼，荀息身为国家的正卿，是君主所倚信的人，却不能明白说明礼义来纠正君主的错误心意，反而仓促地以死相许；这样看来，荀息的话在献公生前已经有了污点，等献公死后便无法挽救了。既然如此，《左传》的用意是在贬斥荀息，并不是在褒扬他。《蔺颇论》【庆历五年作】世人称说蔺相如凭赵国这样的小国抗拒如虎狼般的秦国，秦国虽然强暴，却不能凌辱赵国，这是蔺相如的功劳。说他比廉颇贤明，我私下对此很怀疑。为什么呢？秦国之所以不能凌辱赵国，是因为赵国治理得好、军队强大，本来就不是仅凭口舌能够抗拒的。那么赵国凭什么治理得好，军队凭什么强大？难道不是因为廉颇在自己的职位上吗？赵国得到和氏璧，秦王听说后想要它，提出用土地交换。蔺相如奉璧出使，秦王想强行夺取，蔺相如坚守气节、不屈服，视死如归，最终欺骗秦王，把和氏璧送回赵国；把这当作蔺相如的功劳。唉！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和氏璧不过是手中把玩的玉器，得到它并不能使国家变得重要，失去它也不能使国家变得轻微，但蔺相如却以死争夺，又用欺诈取得。假如秦王勃然大怒，任意施展强暴，发泄毒辣的怒气，把蔺相如剁成肉酱，再调兵攻打赵国，这就是赵王爱惜几寸玉石，丧失国士贤才，贪图无用器物，给宗庙留下忧患。人臣爱护君主，果真应当这样吗？在渑池会盟中，秦王请赵王弹瑟，并命令史官记录此事。蔺相如拿瓦缶进献给秦王，秦王不肯接受，蔺相如便拔剑威胁他，一定要达到目的才停止。这同商贾小人逞强自负、仗恃意气、不能彼此退让有什么不同，又哪里值得说是功劳呢？从前夏桀无道，商汤被囚禁在夏台；戎狄侵扰豳地，太王为此避居岐山；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被拘禁在羑里。被囚禁的耻辱，与一场鼓瑟之间的争执相比，哪一个更困难呢？然而三位圣王忍受耻辱而这样做，最终击败夏、商，安抚四海。假如蔺相如能够辅佐赵王，显示软弱来使秦国骄傲，忍受小耻来激怒赵国，崇尚德行、修明政事，以等待秦国可以灭亡的时机，然后乘势击败它，使百姓脱离水深火热，救助如同身陷虎狼中的百姓，那么他的功业难道不会灿烂辉煌、光耀久远吗？可是他却在酒宴之间、坛台之上争论言辞、发作怒气，取得一时的胜负便停止，作为英伟之士，不也可耻吗？赵王不能作长远的观察，只赞赏他使君命不受辱，奖赏他劫持秦王这一小节，竟把他一旦置于功业实际之上。廉颇日夜愤恨，想磨利刀刃刺杀他，而蔺相如能够不与他计较，这一点就是贤明的。然而也不能用一项善行掩盖大的功过。世人称说蔺相如优于廉颇，并不是通行而正确的论断。《贾生论》【庆历三年作】世人都认为贾生聪明博学，通晓并熟悉治理国家的道理；如果遇到明君，处在治世，确实能够完全施行他的主张，三代之治可以恢复，帝王之业可以成就。不幸被绛侯、灌婴排斥，早早被疏远废弃而死，实在令人痛惜。我认为贾生所学不纯正，虽然有出众的才能，任用他来治理国家，一定不会成功。怎么知道呢？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了。贾生多次上书，陈述国家得失，说可以痛哭的有一件，可以流泪的有两件，可以长叹的有六件。然而他所谓可以痛哭的，是说诸侯势力太强，认为诸侯的手指大于大腿、小腿大于腰，长久不加控制，必定成为国家的祸害。贾生的建议没有被采用，但文帝在位始终，诸侯都服从。孝景帝刚即位，晁错抑制不住愤懑而削弱诸侯封地，反叛者纷纷响应，起兵不到一年便败亡，无法挽救，哪里能成为汉朝的大祸呢？他所谓可以流泪的，是匈奴不归顺。匈奴是荒远边外的国家，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天下安定却不能使它归服，不足以损害圣王的德行；天下弊乱却得到它归附，也不足以成为圣王的功劳。然而贾生却孜孜不倦地珍爱匈奴一点点金帛，忘记征讨所需的巨大费用；忿恨它区区的礼节，忽略劳累百姓的巨大危害，这哪里体现出他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呢？治理天下的工具，什么能先于礼义？安定天下的根本，什么能先于确定继承君位的人？礼义不能发扬，即使四方夷族都宾服、边境也不受震动，又怎能应对内部的忧患？太子失去教导，即使诸侯都衰弱、四方没有忧患，又有谁能守住天下呢？然而贾生却把这两件事列在后面，认为是余事；舍弃国家的纲纪，遗忘天下的根本，反而急切地把排列各国和夷狄作为忧虑，对此都流泪哭泣，这可以说是颠倒了本末的统绪，弄错了缓急的次序。这样的人，能说他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吗？他又说：仁义，是君主的锋刃；法制，是君主的斧斤。不能用正道辅佐君主，镇抚诸侯，以德使他们宽缓，以礼使他们整齐，却想要疏远骨肉，断绝慈惠，把仁义看作无用的器物，把刑法当作锋利的权柄，铲除周公、孔子的平坦道路，树立申不害、商鞅的险诈之术。由此看来，他所学的难道能算纯正吗？世人不考察他所用的学术，只看到他才华茂盛、学问广博、言论光彩可观，却不能施行于世，于是跟着叹惜他，不知道驳杂泛滥、刻薄严酷的人，并不是我们的同道。只有才高而道不正的人，君子才厌恶他。龚君宾

译王莽仰慕龚君宾的名声，用尊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诱骗他，又用滥施的威势和重权逼迫他，一定要把他招来。君宾经不起逼迫，绝食而死。班固用“薰膏”之类的话讥刺他，却没有听说有人替他辨明，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从前纣王无道，毒害遍及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苦穷困而讨伐他，这不过是有道的天子诛讨一个扰乱政事的匹夫罢了，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伯夷、叔齐却深深非难此事，以守义为由不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拘谨狭隘到了这种地步，仲尼还称许他们说是仁，只认为他们没有丧失节操罢了。何况王莽凭借汉朝历代的恩德，乘继承人衰败断绝之机，装饰欺诈来窃取天下，又想用臭腐的爵禄玷污清正之士，用甘言谄媚和礼数，务必要把他们招致；既不能用智谋逃脱，也不能用义理拒绝，那么有志守节之士除了舍弃生命，凭什么保全自己的道义呢？有人说他们不能贬弃芬芳、舍明守暗，保全自己的天年；那么虎豹的皮革和犬羊的皮革有什么区别？庸人的行为，谁不是这样？又责怪他不像薛方那样用诡辞曲意回答；这样做岂不是难免谄媚，怎么能说是贤者？所以君宾遭逢无道的时世，到了这里也就穷尽了。丧失节操的人排斥诋毁忠正之士，以成就自己的错误；不明察的人又跟着附和他们。太史公称说伯夷、叔齐：如果没有孔子，那么西山饿夫又有谁会认识他们呢？确实如此啊！邴吉论 邴吉担任丞相时，出行遇到一群盗贼正在交战，死者伤者横陈道路，他经过却不询问；看见牛喘息，却询问牛喘的原因，认为查问禁止盗贼是郡守县令的职责，阴阳失调才是宰相的职责。议论者称美他，我私下认为不对。宰相用来调和阴阳，难道是拱手端坐在官署里，什么也不施行，阴阳就自然调和了吗？大概也在于辅佐君主治理各种政务，使四海安定，让和气洋溢而接近天地，向四方通畅周遍，渐渐浸润渗透；明处使百姓和洽，幽处使鬼神协调，然后寒暑按时到来，万物丰足安宁。即使古代圣人治理天下，达到阴阳和调、寒暑按时而至的境界，政治也就达到极致了，难道是庸人所能造成的吗？邴吉执政时，政治不得其道，刑罚失当，不肖者没有被罢免，忠贤者没有被进用，这些事情难道还说得完吗？放下这些不去忧虑，却忧虑牛喘，以求得阴阳调和，不也太疏远根本了吗？况且京城之内盗贼横行，政令不能实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诗经》说：“商邑整齐庄严，是四方的准则。”近处尚且不能端正，怎么对待远方的人呢？如果说这是郡守县令的职务，那么郡守县令不贤，应当责备谁？不是执政者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从前士防执政，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子产执政，街边桃李下垂，花朵繁盛。若盗贼不能禁止，就说这是长安令的职务；风俗不和，就说是三老的职务；刑罚不当，就说是廷尉的职务；衣食不足，就说是司农的职务。推而广之，天下的事情各有主管的官员，那么宰相处在其中，便什么也不参与，却说自己的职责是调和阴阳；阴阳难道真能坐着就调和吗？我认为邴吉自己知道身居其位却对世道没有益处，于是用装作聪明、故意设问来掩饰自己的踪迹，大概也只是自欺罢了。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

译论【元丰六年作】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善、厌恶恶，仰慕正确、以错误为羞的。然而善而正确的事情很少，恶而错误的事情却很多。为什么呢？都是外物诱惑他，外物逼迫他。桀、纣也知道禹、汤是圣人，但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相反，是因为不能胜过自己的欲望之心。盗跖也知道颜回、闵损是贤人，但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相反，是因为不能胜过自己的利欲之心。不守规矩的人，并非不知道钻墙越户、探取钱袋是可耻的，却冒险去做，是被饥寒驱使的缘故。失节的臣子，也并非不知道背叛君主、侍奉仇敌是可愧的，却忍心置身其中，是被刑罚和祸患逼迫的缘故。何况求学的人，难道不知道仁义的美好、廉耻的可贵吗？斗升大小的官职、锱铢微小的利益在面前诱惑他，他便像流水一样趋附过去，哪里还能安然接受展禽被罢黜，乐于颜子贫穷呢？脸色稍变的怒容、毫末般的小害在后面逼迫他，他便像躲避烈火一样畏惧，哪里还能守住伯夷的饥饿，追随比干的死亡呢？这样一来，哪里还有空闲思考仁义、顾念廉耻呢？不只是不能思考和顾念，甚至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譬如追逐野兽的人看不见泰山，弹射麻雀的人感觉不到露水沾湿衣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外物遮蔽了他。所以水确实清澈，泥沙搅浑它，俯身便看不见自己的影子；烛火确实明亮，举起手掌遮住它，近在咫尺也分辨不清人的眉目。何况富贵搅乱人的智慧，贫贱遮蔽人的心志呢？只有好学的君子不是这样。自己的道确实是善，是正确的；即使让他吃藜藿，也如同吃粱肉；把鼎镬加在他面前，也如同处在褥席上。确实是恶，是错误的；即使让他位居公卿宰相，也如同泥土；用万金贿赂他，也如同粪土。这样，他看天下的事情，善恶是非，就像数一二那样清楚，像辨黑白那样分明，像太阳升起一样无所不照，像风吹入一样无所不通，洞彻四方，还有什么会不知道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外物能够遮蔽他。于是以仁为居处，遵循义为道路，以真诚的意念去实行，以端正的心志去处事，以修养自身来率领众人，那么天下国家有什么不能治理呢？《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格，就像抵御、阻挡。能够抵御外物，然后才能真正认识最高的道。郑玄把“格”解释为“来”，也许还没有完全领会古人的意思吧？葬论【元丰七年作】葬，就是把人收藏起来。孝子不忍心让父母的遗体暴露在外，所以收殓后把它埋藏起来。送葬的财物不一定要丰厚，丰厚了有损无益，古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人葬礼的厚重并不超过古代，但拘泥于阴阳禁忌却严重得多。古人即使卜选墓地、卜定日期，大概也是先谋划人事上的便利，然后再用蓍草龟甲询问，希望以后没有困难，并没有固定的墓地和固定的日期。现在的葬书，却要观察山川冈阜沟壑的形势，考察年月日时的干支，认为子孙的贵贱、贫富、寿夭、贤愚全都取决于此地此时，非此地非此时便不能下葬。举世都被迷惑而相信它，于是丧亲的人往往长久不葬。问他们，便说：“年月不利。”又说：“还没有找到吉地。”又说：“在远方做官，还不能回来。”又说：“贫穷，不能置办葬具。”甚至有终身、数代都不下葬，最后丢失棺柩而不知所在的。唉，这难道不令人深深叹息怜悯吗？人们认为身后有子孙可贵，是因为子孙能够埋藏他的遗体。他们所做的却是这样，还不如没有子孙，死在道路上，尚且有仁慈的人看见后将他掩埋吗？先王制定礼制，葬期最迟不过七个月。如今世上制定法令，从王公以下都在三个月内下葬；而且按照礼制，未葬之前不能改变丧服，吃粥，住在倚庐中，是因为哀痛亲人还没有归于安所。下葬以后，才逐渐改变和除去丧服。现在的人违背礼制、触犯法令，尚未下葬便除去丧服，出仕到四方，吃稻米，穿锦衣，饮酒作乐，他们内心能安宁吗？人的贵贱、贫富、寿夭取决于上天，贤愚取决于人事，本来都与下葬无关。即使完全如葬师所说，做人子女的正处在哀痛困苦之时，怎么忍心不顾亲人暴露在外，却想为自己谋求福祉呢？从前我们各位祖先下葬时，家里很贫穷，不能置办棺椁。从太尉公以下才开始有棺椁，但金银珠玉从未有一丝一毫放入墓穴。将要下葬时，太尉公的族人都说：“下葬是家族的大事，怎么能不询问阴阳？这一定不可以。”我的兄长伯康没有办法，便说：“询问阴阳当然可以，但哪里能找到好的葬师来询问呢？”族人说：“近村有个张生，是好葬师，几个县都请他。”兄长便召来张生，答应给他二万钱。张生是乡野之人，世代以葬师为业，替乡野人下葬所得不过一千钱，听到这个数目大喜。兄长说：“你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就让你主持下葬；不听从我的意见，我就另请别的葬师。”张生说：“全听您的命令。”于是兄长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年月日时，以及墓穴的深浅、宽窄和出行道路，全都选择便于办事的方案，再让张生用葬书加以粉饰，说是大吉。拿给族人看，族人都高兴，没有人反对。如今我的兄长七十九岁，以列卿身份退休；我六十六岁，忝列侍从。宗族中出仕的人有二十三人，与其他人谨慎遵用葬书相比，未必胜过我们家。前年我的妻子去世，棺材做好便入殓，装束办妥便起行，墓穴修好便下葬，从未用一句话询问阴阳家，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其他事故。我一向痛恨阴阳家创立邪说迷惑众人，成为世间的祸患，对丧家尤其严重。以前我任谏官时，曾上奏请求禁止天下流行的葬书，当时执政者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现在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后世子孙下葬一定按时；想知道葬具不必丰厚，就看看我们的祖先；想知道葬书不值得相信，就看看我们家。《传家集》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六十六，宋司马光撰，议 不以卑位面对尊位，议【庆历五年作】《大传》认为，武王战胜商朝后，在牧室举行祭祀，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这并不是让卑者面对尊者。父子之间，譬如天地的形体；君臣的地位不同，尊卑的分别截然分明，这是人的天性自然如此。因此，儿子即使做了天子，也不妨碍父亲的尊贵；父亲即使只是士，儿子也不敢在他之前。这是人道的大伦，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武王继承、发扬先人的事业，使根基更加隆盛，追尊先世，宣告王业成功，大概是要把功劳归于前人，推崇敬奉先人，并不是说自己身居四海至尊的地位，就不能把诸侯尊为祖父。我私下认为，记载礼制的人对于圣人的防范之意领会得很深，却在这里失误了。为什么呢？太王、王季、文王追尊得这样隆盛，那么太王以前的公刘、不窋之类，仍然会成为以卑位面对尊位，不能说是顺理。这样一来，追称、继号终究没有尽头，难道能够实行吗？谨按《武成》说：“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基础，王季勤勉经营王家，我已故的父亲文王终于成就了他的功勋。”《周颂》又说：“上天造就高山，太王来开拓它。”《大雅》说：“这位王季，接受福禄而不丧失，完全拥有四方。”至于说文王受命的文字，不止一处，不能全部列举。这样看来，周朝的王业，开始于太王，盛大于王季，完成于文王，最终由武王成就。武王既然拥有四海，追念王业兴起的由来和历代积累功劳、开创基业的艰难，所以推举三代先王而尊为王，以表明这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凭借祖宗遗留下来的功业。圣人的心意如此明白，却说他不愿以卑位面对尊位，这种解释的错误太大了。况且太王仁爱勤劳，王季孝友光明，文王布施德行、推行政教，讨伐叛逆、安抚归附，使天下诸侯三分之中拥有其二，却谦逊敬畏天命，不把伟大功业据为己有，而传给圣明的儿子。武王凭借历代奠定的基础，利用已经强盛的周国，推翻已经灭亡的商朝，取得天子之位，面对四海，接受诸侯朝见；即使让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处在这种地位，也不敢掩盖祖宗的功劳，说天命的福禄是由自己成就的，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私意追尊祖宗，不让诸侯居于天子尊位之上罢了。何况武王是大圣人，难道会这样吗？《泰誓》说：“我战胜受，不是我的武功，只是我的父亲文王没有罪；受战胜我，不是我的父亲文王有罪，只是我这个小子没有德行。”武王把美德归于前人的心意如此，追尊先王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祔庙议【嘉祐八年六月一日上】按照礼制，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座。太祖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之庙在世次穷尽后便毁去，以表示有终。自汉代以来，天子有时出身布衣，因为受命之初，太祖还处在三昭三穆的世次之中，所以有时祭祀四世，有时祭祀六世。太祖以上的神主，虽然血统尊于太祖，但亲属关系穷尽后便迁出。因此汉元帝时，太上皇庙的神主埋葬在寝园；魏明帝时，处士庙的神主迁到园邑；晋武帝祔庙时，迁出征西府君；晋惠帝祔庙时，又迁出豫章府君。此后大体超过六世便迁移神主。因为太祖尚未正式处于东向的尊位，所以只祭祀三昭三穆；如果太祖已经正式处于东向的尊位，那么连同三昭三穆便是七世了。唐高祖初立时，祭祀四世；唐太宗增加到祭祀六世。等到太宗祔庙，便把洪农府君的神主迁到夹室；高宗祔庙时，又把宣皇的神主迁到夹室，都是祭祀六世。这是前代已经形成的制度。只有唐明皇设置九室、祭祀八世，这件事不见于经典，难以作为依据。如今如果把太祖、太宗算作一世，那么大行皇帝祔庙之日，禧祖亲属关系已尽，应当迁入西夹室；祭祀三昭三穆，符合先王的典礼，也符合近代的制度。太庙不必再增建一室。配天议 我恭敬地依据中书省札子：翰林学士王珪、知制诰钱公辅等上奏，季秋在明堂举行大飨，以仁宗皇帝配享上帝，作为主祭神位；奉圣旨，命台谏、经筵臣僚、两制和礼院共同再次详细审定后上奏。朝廷认为祖宗之事重大，不敢自行专断，所以广泛征求群臣意见，让各自陈述见解。我们愚昧无知，不能通达古今，只能根据所听闻的情况，按正礼回答。至于取舍，取决于圣明的裁决。私下想来，孝子的心情，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圣人制定礼制，为此规定了极限，不敢超过。所以祖先曾训诫高宗说：“祭祀不可以对近亲过于丰厚。”孔子与孟懿子谈论孝，也说：“按照礼制祭祀。”这样看来，侍奉亲人，不是祭祀次数多就是孝，贵在合乎礼罢了。《祭法》说：“有虞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喾，尊颛顼为祖，尊尧为宗；夏后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鲧，尊颛顼为祖，尊禹为宗；商人禘祭喾、郊祭冥，尊契为祖，尊汤为宗；周人禘祭喾、郊祭稷，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先儒认为，禘、郊、祖、宗，都是祭祀时配享的名目。禘，是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所以《诗经》说：“思念那文德昭著的后稷，他能够配享上天。”又说：“我将在明堂祭祀文王。”这就是证据。除此之外，经典中都没有记载。前汉以高祖配享上天，后汉以光武配享明堂。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如果不是建立国家、开辟疆土、创建华夏的祖先，都没有配天的记载。因此，即使周成王、周康王，以及汉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业并非不美好，子孙却不敢推尊他们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让祖宗。《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了，这说的就是周公。”孔子认为周公具有圣人的德行，成就太平功业，制定礼制、创作音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德行中没有比孝更大的，只是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尊崇父亲让他配享上天，这才算孝。近世祭祀明堂，都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五帝，这是错误理解《孝经》的意思，违背先王礼制，不可以作为法则。景祐二年，仁宗诏令礼官考察典籍，辨明尊崇配享的次序，确定二祧的位置，于是把太祖定为帝王的祖，比拟周朝的后稷；把太宗、真宗定为帝王的宗，比拟周朝的文王、武王。

译既然如此，在明堂祭祀真宗，让他配享五帝，也没有失去古礼。如今仁宗虽然功勋卓著、德行美好，恩泽遍及四海，却不在二祧的位置，议论者竟想舍弃真宗而让仁宗配享。这在明堂祭祀上恐怕不合《祭法》；再从人情来说，这是贬低祖先而抬高父亲。夏父弗忌把僖公提升到兄长之前、弟弟之后，孔子尚且认为是逆祀，把它记在《春秋》中，何况尊崇祖先而抬高父亲呢？如果一定这样做，不仅违背典礼，恐怕也不是仁宗的意思。议论者又想让太祖和三宗轮流配享郊丘、明堂，我们也认为不可。为什么呢？国家承受上天长久的命运，传承万世；如果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文治的君主都可以配享上天，那么子孙将会有无穷的数目，与祖宗就没有区别了。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制定礼制、建立法度，一定要考虑万世的规范，不能只顺从眼前的情况。我们私下认为，应当遵守旧礼，让真宗在明堂配享五帝，这样实行最为合宜。宗室世袭封爵议【当时在学士院，朝廷认为不对，两制议论此事的官员各赎铜三十斤，礼部官员各追夺一官】臣等私下推究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是一定要让嫡长子世世代代承袭爵位，以尊重正统、杜绝争端。古代诸侯生前立世子，死后由世子袭爵，所以法令说，诸王、公、侯、伯、子、男，都由子孙中的嫡系承袭。若没有嫡子或嫡子有罪、有疾病，便立嫡孙；没有嫡孙，便依次立嫡子的同母弟；没有同母弟，便立庶孙、曾孙以下的人，依此类推；这些都是在最初去世时应当承袭爵位的人。若没有后代，封国便废除。自唐末以来，三公以下不再世袭。国朝旧例，通常把本宫中年纪最长的一人封为国公。陛下认为这不合古制，所以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下诏，其条文说：“宣祖、太祖、太宗的儿子，都选择他们的后代中的一人为宗，使其世世代代封为公，补授环卫官职，以奉行祭祀；不因服属关系穷尽，便减损对他们的恩礼。又说，他们不是缌麻、免服之亲，不再赐名授官。”太常礼院手奏，考察国朝近来的制度，诸王之后都用本宫中年纪最长的一人封公并继承爵位。如今新制度既然说祖宗的儿子都选择其后代中的一人为宗，就与一向的做法不同。本院详细参议，应该依照礼令传嫡承袭。闰十一月五日奉圣旨：“祖宗的儿子以及濮国公，都命令由嫡系传承、袭封。现在各宫院已经封公的人，仍依旧例；将来则不再袭封。”臣等详细考察前后两次诏旨，都明确希望恢复古礼、垂示正统。如今按照礼院所定诸王后代应当袭封的人，除越王曾孙世程、鲁王孙宗肃、韩王孙宗缋、吴王孙宗绛，都依照礼令应当传袭之外，昭成太子、陈王、蔡王都没有后代，封国应当废除。宗保、仲郃、宗达以旁亲继承爵位，是朝廷特别施恩，为他们立后续封，他们的封国在礼典上也没有违背。至于秦王之后，陈荐等人想立他的庶曾孙克继；韩忠彦等人想立他的庶长孙承亮；楚王之后，陈荐等人想立他的庶曾孙世逸；韩忠彦等人想立他的庶长孙从式；魏王之后，众礼官都想立他的嫡孙同母弟宗惠。臣等详细查看，三王目前都有正统后代，而承亮、从式、宗惠都属于旁支。如果这三人袭承三王的封爵，那么子子孙孙将永远居于环卫之列，世代袭承爵禄，与国家长久相存。而正统子孙在缌麻、免服亲属之外，便不再赐名授官，过了几代就会降为皂隶。这样，为什么这三个人如此幸运而获得封爵，正统子孙却有什么罪过而被断绝呢？这不仅违背礼令的本意，也不是圣诏所说的以嫡系为宗、由嫡系传承。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礼令依据最初去世时确定应当继承爵位的人，而今天是在数代以后讨论应当作为后嗣的人，情形已经不同，却只拘守法令文字，所以参差不合，异议纷纷。臣等考察韩忠彦等人认为，法令制度与古礼略有不同：如果没有嫡孙而有嫡曾孙，便舍弃曾孙而立嫡子的同母弟；如果没有同母弟，又立庶子。由此可知，也允许推及旁支，只是总以关系亲近者为先。如今法令说没有嫡孙而有同母弟，便立庶孙。按照礼典和五服诏令，诸子所生的儿子，除嫡长子之外，都叫庶孙。既然立庶孙，就应当在各旁支庶孙中选择年长的一人立为继承人。大概王对庶孙的恩亲是相等的，而庶孙比曾孙辈分尊、亲属关系近。臣等考察法令都是依据古礼制定的，怎么会与古礼不同呢？即使有所不同，朝廷正要以古代制度为准则，考察古礼，也应当舍弃法令而遵从礼制，岂能抛弃礼制而拘泥法令呢？何况法令所谓“子孙承嫡”，是说嫡子、嫡孙相继不断地传袭，即使经过百世，也都应当传袭。如果不幸断绝，才有立嫡子的同母弟以下人员的规定，并不是说有嫡曾孙却舍弃不立，反而立嫡子的母弟。晋代庾纯说：“古代之所以重视宗族，是因为诸侯世袭爵位，士人世代享禄，为了防止争夺竞争，所以明确宗族正统。”吴商说：“按礼制，尊重嫡系、重视正统，是为了尊崇祖先和父亲、继承世代相传的正统。承受重任的人，不能用轻服来服丧，所以孙、曾孙、玄孙中作为后嗣的人，都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任。”王敞说：“君主为祖父服丧三年；既已成为君主而遇到父亲、祖父丧事的情况，是说父亲、祖父都有废疾，不能承受国位，只能由曾祖传位给他。”范宣说：“嫡孙去世而没有后代，下一子的后代才能承受重任。”由此看来，只要嫡系统绪没有断绝，旁支就没有继承爵位的道理。这样，法令所谓子孙承嫡，传袭其实从嫡曾孙以下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又说“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是因为担心有人在没有嫡子时便立嫡子的母弟，或嫡子有罪疾时连同其嫡孙一起废掉。

译又说“曾孙以下准此”，是指庶孙以上的人都没有了，便立嫡曾孙的母弟；没有母弟，便立庶弟之类。如果法令的意思只是以辈分尊、亲属近的人为继承人，那么没有嫡子就应当立嫡子的母弟和庶子，为什么还要另立庶孙呢？如果一定像韩忠彦等人所说，那么国朝旧例选择本宫中年纪最长的一人封公，已经是辈分尊、亲属近的人，便应当照此实行，何必再另行改变？法令所指的是传袭之人；五服诏令所记载的是服丧制度，事情和道理各不相同，怎么能引用服丧制度中的庶孙来证明传袭制度中的庶孙呢？况且制定法令时，王公以下去世，便立即传袭，所以必然有立曾孙、玄孙为后嗣的情况。如今诸王去世已经历数代，才重新讨论应当作为后嗣的人，就不应当舍弃正统而另取旁支。现在如果想使制度既合于古礼又适合今天，最好从国朝初年起，在相关人员去世时确定应当继承的人，一直推到今日；这样既不违背礼令，也不脱离正统。考察秦王在雍熙元年去世，当时应由嫡子德恭继立；德恭在景德三年去世，应由嫡长子承庆继立；承庆在宝元二年去世，没有嫡子，有庶子六人，长子克晤先死且无子，次子克继应当继立。楚王在某年去世，应由嫡长子惟叙继立；惟叙在大中祥符五年去世，应由嫡子从煦继立；从煦在庆历五年去世，没有嫡子，只有一个庶子世逸，应当由他继立。魏王在某年去世，没有嫡子，有庶子三人；长子允升在某年去世，应由嫡子宗礼继立；宗礼在治平二年去世，嫡长子仲翘先死且无子，次母弟仲髦也先死，次母弟仲苍应当继立。由此考察，谁应当作为后嗣，难道还不清楚吗？至于承选，虽然是德文的嫡子，但他的父亲原本不是嫡长子，自然不应承袭。大概因为如今承亮以庶孙身份获得承袭，所以承选才有了可供辩解的理由。先王制定礼制，都本于天地之理，又斟酌人情，譬如人的四肢百体，不可以任意移动；一旦移动，纲纪就会混乱，争端就会一齐兴起，承选的事情正可以证明这一点。臣等谨依古礼、法令，以及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敕命、闰十一月五日的圣旨，考察宗族名籍，重新裁定：秦王之后应由克继袭封；楚王之后应由世逸袭封；魏王之后应由仲苍袭封；其余均依众礼官所议定的办理。李仆射谥号文恭议【穆】仆射承受秀美之气，涵养纯一之德，刚柔适中，文采与实际兼备，从衡泌之间奋发而起，飞升朝廷，回旋于禁宫之中，终于辅佐朝政。可惜天命不长，突然去世。自那时到现在，将近七十年，美好的声誉仍然畅达，浩荡不息。士大夫们流传为美谈。谨按谥法：“忠信合乎礼叫作文，不懈怠于职位叫作恭。”侍奉亲人竭尽忠诚，与人相处不欺骗，行为有标准，言语有法度，这就叫忠信合礼。辅佐神宗，使四海安定，超过了他的美德，以此率领士人百姓，这就叫不懈于位。请谥为文恭。钱中令谥号宣靖议【若水】令公仁慈宽惠，足以推行政务；明达睿智，足以建立功业；清正自守，足以使人信服；宽厚裕达，足以容纳众人。他不与万物争竞，坚持议论十分坚定，沉静如深渊，搅动也不能使之混浊；耿介如磐石，沉重而不可移动，确实是崇尚德行的君子、保全节操的正人。而且他讲学不知疲倦，善于谋划并能成事，以文章修饰自身，以忠诚辅佐国家。谨按谥法：“善于询问、通达周遍叫作宣，德行平和、考察众事叫作靖。”令公论述、编纂帝王典章，阐发圣人的政令，使祖宗的功业光耀无穷，这难道不叫宣吗？掌管枢密机要，谋划于帷幄之中，使六军和睦，使夷夏安宁，这难道不叫靖吗？请谥为宣靖。赵少傅谥号僖质议【祯】少傅气质和厚，行为恭谨，涵养纯一，言语必有实质；举动从不追逐名声，离开朝廷隐居衡门茅舍，振翅直上云汉，入朝辅佐枢密，出外镇守藩镇。谨按谥法：“小心恭敬谨慎叫作僖，言语行为相应叫作质。”少傅在内朝便入宫进言，竭尽忠诚；在外则上奏章、提出谋划；亲近的人有疑问，他总能用别的言辞应答，这难道不可以说是僖吗？历事三朝，始终保持同一节操，不用粉饰来哗众取宠，不用激烈攻讦来抬高自己，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质吗？请谥为僖质。冯太尉谥号勤威议【守信】从前晋人不恭敬，竟敢抗拒大国，凭险固守、依仗武力，迟疑不肯入朝。太宗征讨他们，声势如雷霆震骇，行动如疾风奔驰，狐狼出没的荒墟变成了安乐之地。统一天下的功勋，太尉参与其中。猃狁十分强盛，整治并占据幽州、冀州，放纵骑兵、弓弦齐鸣，进逼澶渊。真宗一声号令，形势如闪电席卷、云气披散，剪除其首领，战马溃败，麋鹿般逃散，安定边境的功劳，太尉也在其中。天下既已平定，飞鸟游鱼都不受惊扰，祥瑞充盈，登临高处、进献祭品以告成。和鸾车声传遍四方，万乘之车如星罗棋布，向东到达云亭，向西渡过河汾。清道警跸之事，太尉随从护卫。白马之河，洪水漫溢成为横流；济泽之地，百姓困竭却仍可歌咏。树林倒伏、竹子折断，柴薪与石块相连；深渊吐出陆地，土地长满青苔而肥沃。修筑堤防的劳绩，太尉又有重大贡献。谨按谥法：“能够修治自己的官职叫作勤，勇猛而强健果断叫作威。”考察他早晚勤于公事，面对敌人刚强果决，荣禄显著光明，美好的声誉始终不衰，考察这两条谥法，可以说完全相合。请谥为勤威。辨 性辨【治平三年正月二十日作】

译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些不善，是外物诱惑造成的。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是圣人教化造成的。这些说法都各自得到了一面，却遗漏了整体。所谓本性，是人从上天那里接受而生的东西，善与恶必定兼有。因此，即使圣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恶，即使愚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善，只是所受善恶多少不同罢了。善多恶少，就是圣人；恶多善少，就是愚人；善恶各半，就是普通人。圣人的恶不能胜过他的善，愚人的善不能胜过他的恶；不能胜过，便随之消亡。所以说：“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笨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如此，不学习，善就一天天减少，恶就一天天增长；学习，恶就一天天减少，善就一天天增长。所以说：“只有圣人一旦不思考，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思考，就会成为圣人。”如果一定说圣人没有恶，那么还要学习做什么？如果一定说愚人没有善，那么还要教化做什么？拿田地来比喻，稻、粱、藜、莠共同生长。善于治理田地的人，除去藜莠而培育稻粱；不善于治理田地的人则相反。善于修养本性的人，增长善而去除恶；不善于修养本性的人则相反。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都出自人的本性，这难道能说不对吗？然而他不知道暴躁、傲慢、贪欲、迷惑也出自本性，就像只知道稻粱生长在田里，却不知道藜莠也生长在田里。荀子认为争夺、残害、贼害之心，是人生来就有的；如果不用师法、礼义来纠正，就会悖逆混乱而无法治理，这难道能说不对吗？然而他却完全不知道慈爱、羞愧之心也生来就有，就像只知道藜莠生长在田里，却不知道稻粱也生长在田里。所以扬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所谓混杂，是说善恶交错存在于人的身心之中，只看人选择培养什么罢了。修养善，就成为善人；修养恶，就成为恶人。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明白清楚吗？孟子的话，是所谓增长善；荀子的话，是所谓去除恶；扬子则两方面都包括了。韩文公解释扬子的话，认为开始是混杂的，而如今变成了善恶，这也不是理解扬子的人。情辨 应几有个儿子，儿子十岁时便去世了。应几极其悲哀，后来自己劝解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从前我曾听有道之人说：‘人死而悲哀，是人的感情。死生有时，寿夭有命，知道事物常理的人，就不值得悲哀，这是道理。’所以刚开始时悲哀而不能自我控制，是感情胜过道理；等到时间久了，悲哀日渐衰减，而道理可以压过感情，是道理胜过感情。”我常常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司马光辨说道：“这不是有道之人的话。感情和道理本来是一体的，什么时候彼此分离过呢？刚死时悲哀，是道理本来如此；时间久了悲哀逐渐减轻，也是道理本来如此。所以亲人刚死而不悲哀，是豺狼；悲哀到伤害自己的生命，是忘记亲人。豺狼的行为不可取，忘记亲人也不可取，因此圣人制定丧服制度，使服丧时间逐日远去、丧服逐渐减轻，到了一定时候便除去丧服。像这样，并没有别的原因，都是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的。感情像水，道理像堤防；感情像马，道理像驾驭马的人。水没有堤防，便会泛滥奔涌，无处不冲毁；马没有驾驭，便会腾跃突奔，任意驰骋。筑堤防、加驾驭之后，水才浩浩荡荡地流向大海，马才渐渐地走上正道。由此看来，感情和道理什么时候彼此争胜过呢！” 铭 铁界方铭【景祐四年作】质地厚重，精纯刚硬；端正平直，方正有棱；进退不存私心，是法度所凭借的根本。干燥潮湿不能改变它，寒暑变化不能使它不同。立身而践行正道，以此为准则，以此为效法。剑铭【并序】有人说：“古代君子平时总佩剑，以防备意外；如今没有剑，仓促之间凭借什么呢？”我回答说：“君子依靠道，不依靠剑。道不在身上，即使剑不离身体，也不能救他的死。所以只要得到道，剑存在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于是作剑铭说。这是昆吾的精华、太阿的神灵，深深防范过失，排除不祥。倏忽之间纵横驰骋，万人也不能抵挡。使用得合乎正道，锋利的武器可以保全；道理不明，武器便没有什么可以凭靠。倚仗武力而抛弃常道，匹夫也会因此灭亡；败坏德行而凭借武力阻挡别人，国家也会因此倾覆。逆乱不能敌过顺正，暴虐不能侵犯仁爱。上可以用来守护国家，下可以用来保全自身。长剑铿锵，七星照耀在腰间，也不能离开正道；即使神奇的锋刃，也会销毁。盘水铭【嘉祐七年二月一日作】盘中的水充盈，静止下来才会平；平了以后才会清，清了以后才会明。不要让它稍有倾斜，稍有倾斜就一定倾覆；一旦倾覆就无法收拾，反而会毁掉原来的成就。唉！奉行这个道理，难道能不战战兢兢吗？四言铭【熙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作】聪明、强健、勇敢叫作才；忠诚、守信、孝顺、友爱叫作行；正直、中和叫作德；深沉、远大、高明、宏大叫作道。箴 勇箴【景祐四年作】怎样才能正直？做到真诚就正直。怎样才能勇敢？践行正道就勇敢。孟贲那样的才能，心念一动便会退缩；面对义却毫不迟疑。唉，真勇敢啊！逸箴 高达百仞的大树，根本也是从秋毫般的细小处生长起来的；德行因懒惰而毁坏，名声因勤劳而建立。贪图安逸的享乐，只能穷尽于一天；德行显著、名声成就，却能万世不朽。可以贪图的若不是正道，可以爱好的若不是合宜之时，终身默默无闻，君子以此为耻。过去周公作《无逸》，连大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及周公的人呢？友箴 我将同谁交游呢？我想要游于圣人的门下，居于仁德之中。不以圣人为师，不以仁人为友，可以吗？不可以。不如置身于众人的交往场合，听到善行就学习改进，看到过错就改正自己。颂 《颜乐亭颂》【并序】周翰，是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名宗翰。邦直是李清臣，子瞻是苏轼。

译孔子故宅东北约百步有一口井，鲁人认为那里过去是颜氏的居所。周翰追思颜子，买下这块地，在上面建亭，命名为“颜乐”。邦直为它作铭文，其中关于颜子的志趣已经说尽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子瞻评论韩愈，说他身处困厄而仍能平和宽厚，不过是哲人的小事；又认为君子观察一个人，必须从细小处看起。司马光说：韩愈写三封信投给宰相求取官职，又在《与襄阳书》中说，前辈和后进之士彼此轮流推举授予职位，就像商人做买卖一样，只是为了求得朝夕所需的粮草、米饭、仆役和雇佣费用。他又喜欢取悦别人，为人作铭志而接受对方的钱财。看他的文章，便知道他的志向；他如此急切地追求富贵，又如此忧惧贫贱。这样的人又哪里知道颜子所做的事呢？霜雪之后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士人处于贫贱之中，才看得出他的志向；这本来就是哲人难以做到的事，所以孔子称赞颜子，而韩愈却认为这是小事。韩愈能够做到吗？我司马光是什么人，竟敢评论先贤的是非得失？姑且借着子瞻的话加以申说，使它更完整。颂曰：贫穷而没有怨尤是困难的，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喝一瓢水，吃一箪饭，却能坚定地守持自己的志节，不忧愁而自得安乐；这正是他的德行所以完美的地方。赞 《河间献王赞》【庆历五年作】周王室衰微，道德败坏，五帝三王的典章文献漂泊散失，被抛弃而无人理会；加上暴秦残害圣人典籍，憎恶正确的言论，焚烧《诗》《书》，屠杀儒生，把谈论礼乐的人称为狂妄迷惑，把讲述仁义的人称为妖妄，必定要把先圣之道铲除殆尽，直到声音断绝、踪迹全无，才满足自己的意愿。即使有爱好古道的君子，能够心中诵读、腹中收藏，把书藏在墙壁和岩穴中，渡过秦朝的险难而流传到汉代的，也万中无一二。汉初挟书之法还存在，后来虽被废除，却也没有受到尊重和搜集，只被看作无关紧要的杂事。这样看来，我先王之道中仍然像火焰一样没有熄灭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河间献王生来是皇帝的儿子，后来成为诸侯王。当时各国诸侯，如果不是互相以宫室相夸耀、以犬马相攀比，就是聚集奸邪之徒，妄图僭越谋逆。只有献王严守节操、修养自身，爱好古道而博学雅正，专以圣人法度的遗失为忧，搜集残篇、补缀缺文，校验事实、取得正确文本，得到《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而加以保存。《周礼》是周公的大典；毛氏解说《诗》最为精密；《左氏春秋》与《春秋》互为表里。这三部书都属于六艺；若不是献王，六艺岂不是终于要昏暗失传了吗？所以他的功业直到今天仍使我们受益。而且，观察一个人所喜爱的事物，就足以知道他的内心。王侯贵人不喜爱奢侈靡费而喜爱书籍的，本来就很少。不喜欢浮华辩说的书，而喜爱正道；认识清楚而信奉坚定，操守纯正而实行勤勉的，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武帝虽然喜好儒术，却只喜爱它的名声而不了解它的实质，羡慕它的华美而抛弃它的根本，所以他喜好儒术超过文帝、景帝，而德行功业却落在他们之后。景帝有十四个儿子，栗太子被废后，献王是其中最长的。假如当初依从大义，把重大的国器交给他，任用他的德行，施行他的志向，那么一定不会有求神仙、行祠祀的烦扰，不会有修建宫室、游观的费用，不会有穷兵黩武的劳苦，也不会有赋税徭役和转运输送的弊端；仁德应当更加丰厚，义理应当更加周遍，风气转移、习俗改变，光明盛大的帝王之治重新恢复，那一定远远胜过文帝、景帝。唉！难道上天确实不想让礼乐复兴吗？还是天下百姓自己只是不幸罢了？《传家集》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六十七，宋司马光撰，评 子哙 尧、舜的圣明，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轻视天下，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天下看得极其重要。正因为看重天下，所以一定要得到圣人之后才把天下交给他。禹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出于私心。如果天下没有圣人可以传授，那么除了自己的儿子，就没有人可以传给了。父亲传位给儿子，并不是到了禹才开始；大概自从有人类以来，拥有国家的无不如此。燕王哙只知道仰慕尧、舜的名声，却不知道考察尧、舜的实际，受到奸邪言论的诱导，终于走向死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难道不可悲吗？孟子说：“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寻得贤人却困难。”难道不是从燕王哙的事情上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吗？应侯罢免武安君的兵权【庆历五年作】奸邪之臣危害国家，实在太厉害了！他们把所得看成丧失，把成功变成失败；只顾保全自身、巩固宠幸，不顾国家谋划，损害公家而有利于私家，倾覆别人而抬高自己；国家败亡时，也不参与承担忧患。这种世间的祸患，已经存在很久了。甘罗【庆历五年作】甘罗凭着年幼之身而名声显扬于世，并没有什么其他奇异的谋略，不过是用权势威吓张唐罢了。即使说他聪慧敏捷，君子治理天下，也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范雎【庆历五年作】穰侯担任秦国宰相，秦国日益强大，制服诸侯，就像严厉的主人役使仆人一样，左右前后没有一件事不如他的意，这些是穰侯的功劳。范雎并不是能够为秦国忠诚谋划，也不是因为穰侯对秦国有害；他只是想推行自己的主张，而穰侯恰好阻碍了他的道路，所以他扼住穰侯的喉咙，拍打他的后背，夺取了他的相位。秦王的见闻判断不明，竟至于放逐母亲和弟弟，何况穰侯呢？穰侯虽然专擅权力，却还没有达到范雎所说的程度。孔子厌恶那种谄媚之人，难道不就是因为这种事吗？秦国坑杀赵国军队【庆历五年作】设置军队，并不是为了伤害人，而是为了保护人民。残暴到这样的程度，还有谁愿意归附秦国呢？秦国经过七代役使诸侯，最终兼并了天下。然而它失去天下的最大过错有三件：欺骗楚怀王并将他俘虏，没有比这更不守信的；坑杀赵国投降的士卒四十万，没有比这更不仁慈的；欺骗盟国，诛杀已经投降的人，使诸侯疑惧、百姓怨恨，没有比这更不明智的。秦国失去天下的原因很多，就在这三件事上。正因为在不守信方面不守信，在不仁方面不仁，在不明智方面不明智，所以始皇坟上的草还没有长出来，四海便全面崩溃，宗庙成为废墟。追究这场灾祸的根源，征兆就在这里了。项羽诛杀韩生【庆历五年作】世人都认为项羽不能采纳韩生的意见，放弃关中的险要，所以失去了天下。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秦国占据函谷关，面向东方控制天下；然而孝惠帝、昭襄王凭借它兴盛，二世、子婴却凭借它灭亡，关键只在于使用它的方法如何罢了。地形本身没有什么可议论的。项羽放逐并杀害自己的君主，不义的名声如同日月一样明白。他统治天下、分封诸侯，废弃公义而任凭私意，驱逐诸侯之君而安置他们的臣下。他所分封的人彼此争夺而不服，疏远排斥忠良，猜忌有功之人，使臣下都没有亲近归附他的意愿。按照这种方式推行下去，即使有重重金汤般的防卫，也不能守住一天，何况只是三秦的险要呢？贯高【庆历五年作】汉高祖因为骄傲而失去臣下，贯高因为刚愎而使君主灭亡。君臣之间，不是两方面都受到伤害吗？贯高不能用义理辅佐君主，又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耻辱，考虑轻率、谋划浅薄，以至陷入弑君的罪名，终于使赵国灭亡。祸患从贯高开始，虽然他杀身破家来表明张敖的无罪，却使赵国的社稷荒芜消失，宗庙成为丘墟。他保存的是小处，失去的是大处；得到的是少数，丧失的是多数。以大义衡量，又哪里值得称道呢？汉高祖斩杀丁公【庆历五年作】汉高祖可以说是很有远谋了。臣下不能有二心，这是古代的法则。放走君主的敌人，以此树立个人恩惠，是最大的奸邪。既然是奸邪而又施以恩惠，就不应当报答他。如果要报答他，他的期望一定会很大。臣下不忠却享受厚重的报偿，即使没有背弃恩德，又凭什么使别人效法呢？天下平定以后，奸邪不能侵犯正道，尽忠尽节的人得到奖赏，有二心的人受到诛杀。君主不失刑罚的公正，臣下没有二心，然后人们才不会产生非分企图，上下才能安定。子孙能够相承，宗庙祭祀延续四百年，也是因为谋划深远。《周书》说：“谋划要长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烹杀郦生 班固说，蒯通一句话害了三位俊杰，因为他使田横灭亡、使郦生被杀、使韩信骄傲。依我看来，汉王既然派郦生去使齐国投降，却没有阻止韩信进军，那么杀死郦生的是汉王，不是蒯通。可惜啊，一旦失去信用，群臣谁还敢替他办事？诸侯谁还敢替他办事？即使得到了齐国并占有它，所失去的难道不是更多吗？戾太子败亡【庆历五年作】钩弋夫人的儿子出生时经过十四个月。孝武帝认为这是神异之兆，命名她的宫门为“尧母”。在当时，太子还在东宫，而孝武帝已经明显把意向放在别处了。因此奸臣暗中窥测皇上的心意，图谋倾覆太子，终于造成巫蛊之祸，天下人都受到牵连。这样看来，君主心意稍微违背常理文义，就会造成这样的祸乱，怎能不谨慎呢！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庆历五年作】孝武帝认为孝昭帝出生时不同寻常，又有早熟成器的资质，于是违背立长子的常规而立他为太子。他鉴于诸吕之乱，先诛杀他的母亲以断绝祸患的根源；在看重天下、为子孙谋划方面，确实深远。然而，把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置于万民之上，如果没有孝昭帝的明察和霍光的忠诚，很少有不陷入危险的。诛杀赵广汉【庆历五年作】赵广汉担任京兆尹，是汉朝兴起以来没有人能够相比的。周礼主张考察贤能；既然如此，即使他有罪，本来也应当宽恕。何况赵广汉的罪还没有达到死罪吗？这足以成为孝宣帝和魏相的过失了。张汤有后代【庆历五年作】

译有人说张汤虚伪刻薄，然而他的后代显贵荣耀，七代不断。难道积善会留下余庆、积恶会留下余殃，只是近于空话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积”，是指世世代代相继承袭。因此史传称八元、八恺，世代成就他们的美德；又称三族世代成就他们的罪恶，这难道不是积善积恶吗？栾书对晋国有恩，晋国人怀念他。栾黡虽然刚愎自用，仍然能够保全宗庙；到了栾盈，因为没有德行，乡里宗族终于灭亡。那么栾黡之所以能够保存，是栾书留下的余庆；栾盈之所以灭亡，是栾黡留下的余殃。祖父有德，子孙却做坏事，仍不能免于祸败，哪里还有余庆呢？祖父不善，子孙却有德，福禄将会聚集，哪里还有余殃呢？祖父作恶，子孙又没有德行，反而遮掩前人的过错，那么余殃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尧、舜虽然具有至高的德行，朱、均仍不能免遭灾祸；瞽叟、鲧虽然罪恶深重，舜、禹的圣德却没有受到损害。像张汤这样的人，虽然是险诈偏邪之人，但他的儿子张安世辅佐汉室，确实立有大功。他的子孙继承这种家风，大都忠诚谨慎、诚信厚重、恭敬俭约、周密稳妥；国家有道时不被废弃，国家无道时也能免于刑戮，因此后代显耀，历经长久世代，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又有什么不同呢？贾捐之【庆历五年作】君子用正道消除邪恶，贾捐之却用邪道攻击邪恶，难怪事情不能成功。京房回答汉元帝【庆历五年作】昏暗的君主竟然到了不可与之交谈的地步！难道上天确实要剥夺汉室的气运，使孝元帝的心昏昧闭塞，像木石一样无法接受任何话，竟到了这种程度吗？可悲啊！京房的话如此深切明白，他竟然一点也不能领悟，为什么呢？《诗经》说：“不是当面教诲你，就是提着你的耳朵告诫你；不是亲手携带你，就是指示你事情。”又说：“我反复恳切地教导你，你却把我的话听得很轻忽。”唉！后世的人难道可以不把孝元帝当作鉴戒吗？高顺【庆历五年作】有人问：“陈登、高顺都有超过常人的才能，都侍奉吕布；陈登向魏祖归心，亲自替他施行反间， 高顺则竭尽力量效忠吕布，与他一同死去。这样看来，是高顺比陈登贤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古代列国并立，共同侍奉周王室，所以先王制定礼制：诸侯有君王，大夫有国君，君臣之间有始有终，至死也没有二心。汉氏平定天下以后，万国只有一个君主，天下人的君主只有皇帝。高顺对于吕布，虽然充任将佐，却没有以身相托、正式臣服的关系；吕布反复无常、扰乱人心，不能辅佐汉室，又强暴而没有谋略，败亡早有征兆。陈登能够察知时机，果断行动，以将要灭亡的局势换取保存，使徐州、豫州得以平定，百姓得以休养。高顺托身于错误的人，迷失远大方向而不知回头，终于陷入大刑。《易经》所说的‘亲比于不是人的人’，难道说的不是高顺吗？他的才能虽然美好，却仍比不上陈登。由此看来，两人的优劣就显现出来了。” 魏孝武帝初即位【庆历五年作】高欢无道，实在太过分了！他看待君主竟如同下棋，废黜或拥立，仓促之间就决定。拥立君主是大事，却轻率到如此地步，招致后悔是理所当然的。魏孝武帝西迁【庆历五年作】《周书》说：“上天要毁坏的事物，是无法支撑的。”元氏失去政权已经很久了，孝武帝想要振兴它，脱离了高欢，却遇到了宇文黑獭；两者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多少。唉！做君主的人，必须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危险尚未来临时保持安定，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比一天谨慎；否则一旦懈怠、荒淫，就会使祸患流传到子孙。等到已经混乱、已经危险之后才谨慎，难道还来得及吗？张巡【嘉祐元年作】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才；人依靠才而成就自身的叫作义；把才和义发挥出来并形成事业的叫作功。精细敏捷、能言博学、拳脚迅疾、矫健勇猛，并不就是才。能够驱使市井中的数千人，摧毁敌人百万之师，作战时不可战胜，防守时不可攻破，这才可以称为才。为党友而死、保存孤儿，并不就是义。能够明白君臣的大分际，认识天下的大义，至死守持而不改变，这才可以称为义。攻打城池、阻扼城邑的人数，斩首和俘虏的数量，并不就是功。能够扼住天下的咽喉，遮蔽保全天下大半，使一个将要倾覆的国家安定，使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这才可以称为功。唉！凭张巡这样的才、这样的义、这样的功，尚且不能免于流俗的毁谤，何况那些才德昏暗不显的人呢？冯道担任四代宰相【庆历五年作】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贤女不嫁两个丈夫。接受名分、交付自己，有死而无二心，这是上天规定的原则。那个冯道，活着时有什么脸面面对前代君主的百姓，死后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前代君主？自古以来做人臣而不忠的，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然而他却享有尊贵的官位和丰厚的俸禄，直到老死，这是为什么呢？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彰明礼义，奖赏忠良，褒扬义烈，诛罚奸邪，以此激励群臣。群臣尚且贪生怕死而忘记君主，何况把宰相的印信和将帅的符节授予叛臣来宠信他；这样的人不能长久享有天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庸俗愚昧的人往往还称赞他的智慧。大概因为五代战乱不止，君主年年更替，群臣失节接踵出现在朝廷上，所以他们称赞冯道，想借此为自己开脱。我担心后世把冯道的行为看作合乎道理，那么君臣之道将会大大败坏。作为臣子却不尽臣道，即使说他有智慧，又有什么用呢？原 原命 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子贡说：“先生关于礼乐制度和文章的学问，我们可以听到；先生谈论人性和天道的内容，却无法听到。”可见天道精微深奥，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够知晓。如今的学者连人事道理万分之一都没有通晓，却仓促地去研究天道，就好像还没有掌过船，便想渡过大海；能够不沉溺的，大概很少。过去眭孟知道贫贱之中将有君王兴起，却不知道那是孝宣帝，竟想求公孙氏禅让天下。翼奉知道汉朝有中途衰败、遭遇困厄的征象，却不知道是王莽，于是说洪水将成为灾害。西门君惠知道刘秀应当做天子，却不知道就是光武帝，于是谋划拥立国师。刘秀的名字中有“秀”字，也只是后来更改名字来应合这个预言。刘灵助知道三月应当进入定州，四月尔朱氏灭亡，却不知道灭掉尔朱氏的是齐神武，进入定州的也是齐神武的首领。以上五人，在术数方面可以说精通了，但都无益于事情，自己也都遭到杀戮。更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人呢？天道幽深微妙，仿佛存在又仿佛消失，即使有征兆显示给人，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不是天下最神明的人，谁能够参与理解这种事呢？所以圣人的教诲，是治理人而不是治理天，只知道人的事情而不知道天的事情。《春秋》记载灾异，却不解释其原因，只是害怕百姓贸然沉溺于荒诞狂乱，从而走向混乱。说 《说玄》

译我年少时，听说过扬雄的名声，却没有机会见到他的著作，只看过扬雄《太玄》的自序，觉得其中把《太玄》说得很盛大。等到班固为扬雄作传时，却说：“刘歆曾经看过《太玄》，对扬雄说：‘你只是白白地自寻苦恼。如今的学者有俸禄利益可图，尚且不能明白《易》，又怎么能明白《太玄》呢？我恐怕后人会拿它来覆盖酱瓿罢了。’扬雄笑而不答。”有些儒生讥讽扬雄，认为他不是圣人却写作经书，这就像春秋时期吴、楚两国的君主擅自称号为王，大概是应当诛灭断绝的罪行。班固保存了这番话，那么班固的见识虽然比刘歆高一些，却也没有认为《太玄》像扬雄所说的那样好。我私下也奇怪，扬雄为什么不赞助《易》，反而另写一部《太玄》来阐明《易》的道理；《易》中关于天人关系的深奥道理已经完备，扬雄难道还能有所增加吗？于是他又写成一部书，却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有什么用，所以我也认为扬雄不应当写《太玄》。后来我长大而学习《易》，苦于它幽深奥妙、难以理解，便认为《太玄》是贤人的书，与《易》相比，它的义理一定浅显，文字一定容易。登上高峻的山，必定要先踏过低洼的土地；前往沧海，必定要先经过江、汉。所以我愿意先从《太玄》入手，逐渐进到《易》，希望这样或许能够达到可以踮脚仰望的程度。于是我寻求《太玄》多年，才开始读到它。起初只觉得它混沌模糊、漫无头绪，几乎无法入门；于是我精研心思，摒弃人事来阅读它，读了几十遍，前后参照，渐渐看出它的大概，然后长叹一声，放下书说：“唉！” 扬子云真是一位大儒吗？孔子去世以后，懂得圣人之道的，除了子云还能有谁？孟子和荀子恐怕都不足以同他相比，更何况其他人呢？”我读《太玄》这部书，它明显的地方极尽人事之理，幽深的地方穷尽神妙之境；宏大时包容宇宙，细微时深入毛发；把天地人之道合而为一，剖析其根本，向人显示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孕育万物，同时又兼为万物之母。它像大地一样，即使踩踏其上也无法穷尽；又像大海一样，即使舀取也不会枯竭。天下的道理，即使有好的，也没有什么能替代它。考察宇宙运行的开端，《太玄》已经产生；观察当今现实，《太玄》并非没有施行；推究天地终结之时，《太玄》也不会灭亡；用万物的实情叩问它，没有遗漏；用鬼神的形状测度它，没有违背；概括六经的言论来检验它，也没有抵触。假使圣人重新出生，看到《太玄》一定会豁然开朗而笑，认为它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内心之道。现在才知道，《太玄》是用来赞助、阐明《易》的，并不是另写一部书来同《易》争胜。为什么刘歆、班固对它的认识这样浅薄，而责怪它却这样过分呢？有人说：“《易》的法则与《太玄》不同，扬雄不遵循《易》而自行制定体例，怎么能说是在赞助《易》呢？况且如果它与《易》同一道理，既然已经有《易》了，为什么还要有《太玄》呢？”我说：“打猎是为了捕获禽兽，用网捕获和用箭射获，有什么不同呢？” 书籍是用来承载和阐明道的。《易》好比网，《太玄》好比箭，这有什么妨害呢？难道不是已经张设了网，还要让射箭的人来帮助捕获吗？你这样求道，也太拘泥了！况且扬雄作《法言》，是为了准拟《论语》；作《太玄》，是为了准拟《易》。你不废弃《法言》，却想废弃《太玄》，不是很迷惑吗？《法言》和《论语》的道理，难道有不同吗？《太玄》对于《易》，也是这样。大厦将要倾倒，一根木头支撑它，不如许多木头共同支撑来得牢固；大道将要昏暗，一部书来辨明它，不如许多书共同辨明来得清楚。学者如果能够专心精研《易》，当然已经足够；然而《易》好比天空，《太玄》则是通往天空的台阶。你将要登天，却要废弃台阶吗？先儒为《太玄》作的注解，确实已经很好；然而子云作文，既多用训诂，旨趣又幽深，而《太玄》又是其中最难懂的。因此我现在怀疑，先儒的解释还不能完全符合子云的意旨。世上一定会有能够贯通它的人，等我到老，也还要向他学习。述 《述国语》【庆历五年撰写】先儒大多对左丘明既传《春秋》、又作《国语》感到奇怪，为此作解释的人很多，但都没有说得很通顺。先父认为，左丘明将要为《春秋》作传时，先采集各诸侯国的史料，按国家分别编排，选取其中的精华作为《春秋》传；先前采集的那些草稿，因为被当时人传抄流传，便命名为《国语》，这并不是左丘明原来的意图。所以《国语》的语言繁复重复，叙事过于详细，不像《春秋》传那样简洁直截、精明通达、浑厚刚劲。它又有许多驳杂而不纯粹的文字，实在是因为各诸侯国史官的学问有深有浅，才识有高有低，不能达到纯一的缘故。不然，左丘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重复的书呢？然而《国语》所记载的都是国家的大节，以及国家兴亡的根本。柳宗元是个邪僻奸佞的人，智慧和见识浅薄短小，哪里足以窥见古代君子的门墙，却妄自写了一篇文章非难它？我私下担心后来的学者被柳宗元的话迷惑，从而轻视、抛弃这部书，所以叙述它的益处来彰显它。《四言铭系述》【元丰二年五月十七日撰写】迂叟写了《四言铭》，看到的人轻视它，说：“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所以写下这篇系述。孔子说人才难得。所谓人才，是上天赋予人的，不是人力所能勉强求得的。因此，十人中选出一人，称为“士”；千人中选出一人，称为“俊”；万人中选出一人，称为“杰”；能够超出同类、胜过众人，这就是人才难得的原因。听到言语便容易领悟，叫作聪；看到事情便容易辨明，叫作明；敢于行动而无所畏惧，叫作勇；力量强大而不屈服，叫作健。具备这四点，才质固然美好了，却还不足以凭恃。自古以来，依仗才质而不勤勉修养德行，以致杀身、败家、亡国的人，接连不断。他们所拥有的才质都是上天所赋予的，并非自己造就的，又有什么值得用来傲视别人呢？君子却不是这样，有了才质，一定会想到使自己的行为更美好，以成就它。尽心对待别人，叫作忠；不欺骗自己，叫作信；善于奉养父母，叫作孝；善于对待兄弟，叫作友。孝和友是各种德行的先导，为什么还要排在忠信之后呢？如果只有孝友而没有忠信，那就不是真正的孝友。能做到这四点，行为固然美好了，却还没有达到德的境界。公正正直叫作正，使弯曲归正叫作直，恰当适宜叫作中，彼此交接通达叫作和。正直没有中和就不能施行，中和没有正直就不能成立，就像寒暑相互调济、阴阳彼此成就一样。能够看清眼睫的人，不能看见百步之外；能够看见百步之外的人，也不能看清眼睫。这些都属于德，但如果执着于其中近处和小处的部分，却遗漏远处和大的方面；固守卑下浅近的层次，却忘记高远深厚的境界，那仍然免不了成为小人。所以君子喜好学习而不厌倦，自我勉励而不停止，把德推展得更远，使它更加广大，使它更加高峻，研求得更加深厚；使它发端于内心，表现在自身，充裕于家庭，施行于国家，上达下及，覆盖四方。即使尧、舜、周公、孔子，也没有不是以此为根本的。唉！舍弃这些而谈论道的人，都不值得学习。赠

译《书〈心经〉后赠绍鉴》【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撰写】我曾听学佛的人说，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分为经、律、论三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般若经》独有六百卷，学佛的人摘取其中的要旨，编成一卷《心经》，为它作注的郑预，所作注解最为简要明白。我读了郑预的注，才知道佛书的要旨，不过尽在“空”这一个字罢了。有人问扬子：“有人把生死看得同等，把贫富看得相同，把贵贱看得一样，这怎么样？”扬子说：“这样做的人，大概是有所畏惧吧。”《心经》说：“照见五蕴都空，度脱一切苦难。”这似乎与扬子的意思相同，那么释、老之道，是否都应当用来应对忧患呢？世人都说韩文公不喜欢佛教，常常排斥佛教。我看他在给孟尚书的信中谈到大颠时说：“能够凭道理战胜自己，不被事物侵扰扰乱。”由此知道文公对于书籍没有什么不阅读的，大概曾经遍读佛书，取其精华而排斥其糟粕罢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不被事物侵扰”是学佛者首先应当做到的呢？如今的学佛者，自己说已经得到佛心、做佛事，然而都免不了被事物侵扰，那么这些人究竟怎么样呢？西京的僧官共有六员，称为录、首座、副首座；左右街各有一员。有职位空缺时，就选取有修行和德业的僧人补任；再有空缺，就依次升迁，直到左录为止。崇德寺僧人绍鉴已经做了左首座，恰逢脚上患了跛疾，便叹息说：“我舍弃家庭出家做僧人，本来就是为了求得安闲自在；如今已经患病，却还要自行勤劳于僧官职务，难道是我的本心吗？”于是递上文牒，自己请求解除职务离去。当时左录刚刚去世，他的门徒都劝止绍鉴，认为应当等候依次补任；绍鉴不听。解除职务离去后，第二天右录也去世了，补任右录的人竟是职位在绍鉴之下的人。他的门徒都替他感到遗憾，绍鉴却处之泰然。唉，绍鉴如果不知道事物本来是空的，能够这样吗？郑预在天宝末年把《心经》刻在石上，如今已经颇有磨损。我认为绍鉴贤明，能够不以所看重的东西换取所轻视的东西，并且想劝勉他，使他保全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于是命吏员摹写一份好的文本送给他。谕 《谕若讷》【熙宁五年】熙宁六年冬天，我在洛阳。有一位衢州僧人若讷，袖中带着书信来见我，说：“仁宗皇帝在位时，我曾被召到成化殿应对，皇帝命我讲解所学习的经书，并且作了三篇颂文。皇上非常高兴。几天后，中使赐给若讷紫衣。我推辞说：‘臣不远千里来求见明主，是想献上自己所学，希望能够把它推广到天下。如今陛下却赐给臣紫衣，这不是臣的志愿，臣不敢接受诏命。’使者往返三次，我始终推辞不肯接受。皇上于是亲笔用飞白书写‘安净’二字赐给若讷。若讷这才抬头叩额，接受下来并珍藏起来。若讷是个乡野僧人，生长在江湖之间。一旦被万乘之主召入宫禁之中，询问他的学问，又赐给他两个字，这大概属于赐予师号一类的事情。天下僧人接受师号的，哪里数得清？有谁能像若讷这样亲自使皇帝屈尊挥笔，获得这样的荣耀呢？若讷因此不敢忘记先帝无可估量的恩德，思考着怎样报答它。此前我收集我老师所述的经书五千多卷，合编为一藏，命名为《报恩经藏》。我遍请朝廷辅佐大臣撰写文辞，把文字镌刻在石上并竖立起来。如今又将把皇帝所赐的‘安净’二字刻在石上，以流传后世。请您替我为这件事作序并记述下来。”我辞谢说：“我是儒者，向来不熟悉佛氏的书，将凭什么阐明上人的学问和受赐二字的缘由呢？况且我的文辞鄙陋，哪里敢贸然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诸位公卿之后，使自己陷入不自量力的罪过呢？”若讷坚持请求不停止，说：“若讷去年冬天已经冒着严寒来到洛阳，正赶上您向西前往秦地，没能见到您，只好返回。如今这次又来，并没有其他请求，只想得到一篇文章罢了。若讷难道不知道朝廷贵人以及四方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多，想为这件事作记的人也不少吗？若讷都不愿意求他们，唯独来请求您。您为什么这样坚决地拒绝我呢？”我非常惭愧于他这番话，于是告诉他说：“上人的志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勤恳而深厚，我岂敢不写一篇文章作为答复？不过，仁宗皇帝既然赞许上人不接受命服，赐给上人‘安净’二字，难道只是师号的意思吗？大概是为了褒奖、勉励上人的德行。上人也曾深入思考过这两个字的含义吗？‘安净’，是美好德行的名称。既然说‘安’，那么对于外物就应当没有欲求；既然说‘净’，那么外物就不能侵扰它。因此，安定如磐石，即使加上或减去万钧之重，也不会因此升降；清净如清水，只要有一丝东西进入其中，就会成为累赘。上人既然能够知道先帝的深恩，就应当谨慎守护圣人的教言并努力实行，不辜负先帝的期望，这才是报恩的方式。经藏又有什么必要呢？何况我的文章又哪里值得求取呢？” 训 《训俭示康》我本来出身寒微之家，世代以清白相承。我生性不喜欢奢华，自从还是婴儿时，长辈给我穿金银装饰的华美衣服，我就总是羞红了脸，脱下丢掉。二十岁时，我有幸取得科举功名，参加闻喜宴时，唯独没有戴花，同年进士说：“君王赏赐的东西不能违背。”我才插了一枝花。我平生穿衣只求能够遮蔽寒冷，吃饭只求能够填饱肚子，也不敢故意穿脏衣破衣来矫饰自己、求取名声，只是顺从自己的本性罢了。众人都把奢侈华靡当作荣耀，唯独我的心把节俭朴素当作美德。人们都嘲笑我固执鄙陋，我不认为这是缺点。我回答说：“孔子说过：‘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又说：‘因为简约节制而有所失误的，是很少的。’又说：‘读书人立志于道，却以穿坏衣、吃粗食为可耻，这种人不值得同他谈论道。’古人把节俭当作美德，如今人们却把节俭当作可耻之事，唉，真是奇怪啊！近几年来，风俗尤其奢侈靡费，走卒大多穿士人的衣服，农夫也穿丝鞋。我记得天圣年间，先父担任群牧判官时，有客人来从未不置办酒食，有时斟酒三巡、五巡，多的也不过七巡。酒是市上买来的，果品不过梨、栗、枣、柿之类，菜肴不过干肉、肉酱和蔬菜羹汤，器皿使用瓷器和漆器。当时士大夫家家如此，没有人互相非难。往来次数虽多而礼意诚恳，物品虽薄而情意深厚。

译近来士大夫之家，酒不是宫廷酿造的酒，果品菜肴不是远方珍奇之物，食物不是品种繁多，器皿不是摆满桌案，就不敢宴请宾客朋友。往往要筹备聚会好几天，然后才敢发请帖。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争相非难，认为主人鄙陋吝啬。因此，不随从奢靡风俗的人，大概已经很少了。唉，风俗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居于官位的人即使不能禁止，难道忍心助长它吗？又听说从前李文靖公担任宰相时，在封丘门内修建住宅，厅堂前面仅仅容得下马匹转身。有人说房屋太狭窄，李公笑着说：‘住宅应当传给子孙；这作为宰相的厅堂确实狭窄，作为太祝、奉礼的厅堂就已经宽敞了。’参政鲁公担任谏官时，真宗派使者急召他，在酒家找到了他。鲁公进宫后，皇上问他从哪里来，他如实回答。皇上说：‘你是清望之官，为什么却在酒馆饮酒？’他回答说：‘臣家贫寒，客人来了没有器皿、菜肴和果品，所以只好到酒家招待他们。’皇上因为他没有隐瞒，越发看重他。张文节担任宰相时，供养自己的生活仍像任河阳掌书记时一样。他的亲近之人有时劝他说：‘您如今领取的俸禄不少，却还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活。’张公虽然自己相信清廉节俭，外人却颇有讥笑他像公孙弘使用布被的说法。有人劝张公应当稍微随从众人。张公叹息说：‘我今天的俸禄，即使全家都穿锦衣、吃美食，难道还会供养不起吗？’ 只是人的常情，是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困难。我今天的俸禄难道能够永远拥有吗？我的身体难道能够永远存在吗？一旦情况不同于今天，家人已经长久习惯了奢侈，就不能突然节俭，必然会导致无所安身。哪里像我身居官位时这样呢？即使离开官位，只要身体还在；即使身体亡故，也能始终如一，像今天一样吗？唉，大贤人的深谋远虑，哪里是平庸之人所能赶上的呢？御孙说：‘节俭，是各种德行共有的基础；奢侈，是各种恶行中最大的。’所谓“共有”，是说有德的人都由节俭而来。节俭就会欲望少，君子欲望少，就不会被外物役使，可以正直地行事；小人欲望少，就能够谨慎修身、节约用度，远离罪过，使家业丰足。所以说：“节俭，是各种德行共有的基础。”奢侈就会欲望多，君子欲望多，就会贪图羡慕富贵，枉曲正道而招致灾祸；小人欲望多，就会多方索取、任意挥霍，败坏家业、丧失性命。因此，做官就一定行贿受贿，居住乡里就一定偷盗。所以说：“奢侈，是各种恶行中最大的。”从前正考父只能喝稀粥、吃麦粥来糊口，孟僖子知道他后代必定有通达之人。季文子辅佐三位君主，姬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粟米，君子认为他忠诚。管仲使用雕刻的簋、红色的冠带，居室的山节藻棁装饰华丽，孔子认为他器量小。公叔文子宴请卫灵公，史防知道他将遭祸并被流放；后来果然因为富有而获罪，出逃在外。何曾每天吃饭耗费万钱，到他的孙子一代，终于因骄奢满溢而败坏了家业。石崇用奢侈华靡向人夸耀，最终也因此在东市被杀。近世的寇莱公豪奢侈靡，冠绝一时；然而因为功业盛大，人们没有非议他。他的子孙承袭家风，如今大多陷于贫困。其余那些以节俭树立名声、因奢侈而自取败亡的人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姑且举出几个人来教训你。你不只是自己应当践行这些道理，还应当用它们教导你的子孙，使他们知道前辈的风俗。《传家集》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六十八，宋司马光撰；序一

译《百官表》总序 四海广大，即使圣人也不能独自治理；政务极其繁多，即使圣人也不能全部知晓。因此设置官职来分掌事务，衡量才能而授予职任。自从人民产生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制度。唐、虞、夏、商的时代更为久远，周代的官制完整保存，明白而完备。到了秦、汉，直到隋、唐，虽然不能像三代那样纯粹美善，但上下相互维系，都有条理。孔子说：“只有器物和名位，不能假借给人。”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最应当端正名分的，没有比百官更重要的了。唐初掌管具体事务的官职，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等机构。此外还有勋官、散官。勋官用来奖赏战功，散官用来褒奖勤劳和旧日功绩。所以必须斩获敌人的左耳、擒获俘虏，然后才能赐予勋官；积累资历、经过多次考核，然后才能升进阶品。因为这些官位不能任意取得，所以当时的人把它们看作荣耀。到了高宗东封、武后参与政事时，为了求得众人的欢心，才开始有不凭功劳而泛授的阶品。从此官品秩序逐渐混乱，获得朱衣紫服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肃宗以后，四方战乱沸腾，战争没有停止，财力也枯竭。勋官不足以劝励武功，府库不足以招募战士，于是便把职事官一并作为赏赐通用，不再选择人才，也不再有所吝惜。将帅出征时，都发给空缺姓名的告身，从开府仪同三司到郎将，听任临事时再填写姓名。后来又允许凭信牒授官，有人甚至做到异姓王。于是金帛变得贵重，而官爵反倒轻贱了。有时用大将军的告身，才换得一场酒醉，滥授官爵到了这种程度。再加上藩镇方面拥兵自重，朝廷害怕他们，便极力褒奖宠信，只求苟且姑息，于是出现了早晨还编入士卒行列，晚上就拥有节旄；傍晚还脱下缇衣，早晨便穿上公卿礼服的情形。流弊延续到五代，等级尊卑更加混乱。三公、宰相的尊贵官位，授给了军校；穿紫衣、执象笏的荣耀，落到了胥吏身上。名位器物的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宋受命以后，承受了这些遗留的弊病，刚开始建立纲纪的大业，还来不及整顿。因此，台省、寺监、卫率等官职，只是用来辨别班列的高低、规定俸禄的厚薄，大多没有实际职掌。所谓“官”，其实是古代的爵位；所谓“差遣”，其实是古代的官职；所谓“职”，其实是古代的加官。除此以外，功臣、检校官、散官，以及阶、勋、爵、邑等，只是徒增繁文，人们不再看重。朝廷用来激励群臣、成就各项功业的，只有官、差遣、职三种名目而已。而在这三者之中，又有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的，彼此交错，难以辨明；再加上迁调、离任、赴任，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为了让人看到其中的大概，所以把建隆以来文官知杂御史以上、武官閤门使以上、内臣押班以上人员的升迁、授职、贬黜、免职，删去繁冗，保存重要而真实的内容，按类别编排，又按先后排列。接着编成《百官公卿表》，如下：《河南志》序【元丰六年所作】《周官》中有职方、土训、诵训等职务，掌管说明四方九州的事物，向君王报告，使君王了解其中的利害。后世学者著书叙述地理，也是继承了这种遗法。唐代丽正殿直学士韦述撰有《两京记》，近来已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次道，又将它加以推演，编成《河南长安志》。凡是各地的兴废、迁徙，以及宫室、城郭、坊市、宅第、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的名称和数目，还有古代先贤留下的遗迹、人物中的俊杰、守令中的贤能、花卉中的奇异品种，无不详尽记载。拿它与韦述的《两京记》相比，详细程度不止超过十多倍。打开书卷，内容灿然，如同指着手掌便能看清，真是一部博物之书。次道天性喜好学习，先正宣献公收藏了三万卷书。次道从换牙之时直到白头，一直致力于其中，从未有一天放下，因此他的见闻广博，当时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又熟悉国家旧事，公事私事有疑难，人们都去向他请教。他还喜爱著书，如《唐书》《仁宗实录》《国史会要》《集注史记》之类，都与众人共同流传。有些专门修撰而尚未完成的还不算在内，仅他亲自编纂完成的，就有四百五十卷。大概古人著书，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多的。次道去世以后，太尉潞公留守西京，他的儿子庆曾等捧着《河南志》来请求潞公，说：“先人过去曾辅佐这个府，叙述这里的事情尤其详细，可惜流传到世上的很少。希望借您的力量刻印，使它广泛流传，这难道不只是让先人在黄泉之下获得不朽的恩赐，也能使四方没有到过洛阳的人读了此书，就像已经熟悉地游历过这里一样；使后世听说今日洛都的盛况，也能如同亲身遇见、亲眼看见一样。希望您留意此事。”潞公答应了，并且命我为它作序。我是次道的朋友，哪里敢以固陋为由推辞呢？

译《刘道原十国纪年》序 皇祐初年，我任贡院属官。当时下诏说，士人中能够讲解经义的，允许另行奏报姓名，应诏而来的有几十人。赵周翰任侍讲、知贡举，询问《春秋》《礼记》的大义，其中一人的回答最为精细详尽，先列出注释说明，接着引用先儒的不同说法，最后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论述判断，共问了二十道题，每题都这样回答。主考官惊异，提拔他为第一。等到揭开糊名，原来是进士刘恕，年仅十八岁。我因此仰慕并器重他，开始同他相识。道原是他的字。这一年道原作赋、诗、论、策，也考入高等；殿试时不合格，又降到国子监试讲经，仍然考取第一。脱去布衣，任钜鹿主簿，后调任和川令。陆介夫任广西帅时，上奏推荐他掌管机宜。前代史书，自太史公所记以下直到周显德末年，简册极其丰富，但科举考试并不急于考察这些，所以近年学者大多不读，很少有人能够讲述。只有道原专心喜爱史学。他记忆力很强，除了纪传正史，乡里记录、私人笔记、杂家学说，无不阅读。坐下来听他谈论，滔滔不绝；上下数千年间的大事小事，他都像指掌一样，均有依据可以查验，使人不知不觉心悦诚服。英宗皇帝一向喜爱考察古事，想全面了解前代行事的得失，把它们作为借鉴。我以备员侍臣的身份，曾从容上奏说，旧史文字繁多，连平民士人都很少能够全部通晓，更何况天子一天处理万机，实在没有时间周遍阅读。请从战国以来直到显德年间，凡是关系国家兴衰、系连百姓安危，善行可以取法、恶行可以警戒的，都按年代编排成一部编年史，删去浮泛冗长的言辞，希望奏呈御览时更加便利。皇上非常高兴，不久便下诏命我编次历代君臣事迹，并对我说：“你自己选择馆阁中的英才共同修撰。”我回答说：“馆阁中长于文学的人确实很多，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我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有和川令刘恕一人。”皇上说：“好。”我退朝后便上奏召他来，与他共同修书。几年之间，史事纷杂难以整理的地方，就交给道原处理，我只负责考订成稿。今上即位后，又命名此书为《资治通鉴》。王介甫同道原有旧交，非常爱惜他的才能。熙宁年间，介甫参与执掌政事，想引荐道原修订三司条例，道原坚决推辞，说自己不熟悉钱谷事务。于是又说，天子正在把政事托付给您，应该发扬尧舜之道来辅佐圣明的君主，不应把财利放在首位。介甫虽然不能采纳，却也没有因此恼怒他。道原曾去见王介甫，总是竭尽诚意规劝补益。到吕献可获罪、出知邓州时，道原去见介甫，说：“您之所以招致众人的非议，大概也有尚未考虑周全的地方。现在法令中有些条文的更改不合众人心意，应当恢复原状，那么议论自然会平息。”介甫大怒，于是同他绝交。不久，我出任永兴军知军，道原说：“我因为坚持正道触犯了执政者，如今官长又离开我，我凭什么安身呢？况且我的父亲年老，不能长久留在京师。”于是上奏请求监掌南康军酒务，获准。没多久，我任西京留台，奏请把书局迁到洛阳。几年后，道原上奏请求亲自前往洛阳同我商议修书，朝廷准许了。他水陆行走数千里到达洛阳，自己说近来气力衰弱疲惫，必定会生病并且死去，恐怕不能再见面。他停留数月后回去，还未到家，便遭逢母亲丧事，不久又患风疾，右手右脚偏瘫，伏在枕上两周年，痛苦备至。每当呻吟稍停，便拿起书来修订。病情更加严重，才把书捆好送还书局，于元丰元年九月戊戌去世。官做到秘书丞，年仅四十七岁。唉！以道原的耿介，他不能被世人容纳，屡遭龃龉而死，本来就已经够令人叹息了。上天为什么还要使他患病而早夭呢？这更加使人悲痛惋惜、恍惚难忘。道原喜爱学习，正当他读书时，家人叫他吃饭，常常连羹汤烤肉都冷了也不顾。夜里便躺着思考古今之事，有时彻夜不眠直到天亮。在和川任职时，他因公事到郊外，看见刘聪太宰刘雄的碑，称赞碑上记载嘉平五年才改换年号，指出这是旧史的错误。在洛阳，他同我一起前往万安山，路旁有一通碑，读后才知道是五代一位不受人称道的列将；道原当即能够说出他的事迹始末，回去查验旧史，果然如此。宋次道知亳州，家中藏书很多，道原特意绕道前去借阅。次道每天置办酒食尽主人之礼，道原说：“我不是为这些来的，这很妨碍我的事情，希望全部撤去，只把门关上，日夜读书抄书。”住了十天，把他的书全读完才离开，眼睛因此患了翳障。道原得病，难道也是由于读书太苦吗？正当介甫掌权时，朝廷政令的祸福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决定，凡是有所施行设置，整个天下都不能改变。那些高谈阔论的士人，开始时表示惊异，最后却归附他；当面称誉、背后诋毁；嘴上服从、心里反对的人，比比皆是。唯独道原奋发自持，不顾忌讳，直指其中的事情，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有时当面指责介甫，直说得他脸色像铁一样；有时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介甫的门人又充满身旁。道原公开评论他的得失，从不隐瞒。厌恶他的人侧目而视，喜爱他的人也为他担心，甚至捂住耳朵起身躲避；道原却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遇到质朴厚道的人，便亲近得像兄弟；遇到奸诈谄媚的人，便憎恶得像仇敌。因此陷于困穷，却始终不后悔，这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过去申枨因为欲望太多，不能称为刚强；防生高因为向人乞求醋，不能称为正直。像道原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刚直之士吗？道原家境贫寒，甚至到了无法供给生活的地步。他甘愿清贫，丝毫不妄取于人。他从洛阳南归时，已经是十月，身边没有御寒之物。我把一两件衣袜和旧貂皮褥子作为赠行礼送给他，他坚决推辞，我强行给他。他走到颍州，便全部封好退还给我。对我尚且不肯接受，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尤其不相信佛教的说法，认为那一定没有这回事。他说：“人好比住在旅舍里，什么东西也不能缺少；离开时却全部都要丢下，哪里能够带着它们随身而去呢？”可以说他见识明白，决断勇敢了。道原喜爱著书，志向是包罗天地而无所遗漏，不幸早逝。他已经完成的著作有：《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其余都没有完成。

译这些已经完成的著作也还没有拿来传给别人。他说：“如今柳芳的《唐历》版本各不相同，就是因为柳芳的书没有完成便流传出去的缘故。我期望到闭眼之后才传出去。”病势危急时，他仍急切地借阅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的著作；直到已经气息将尽，才口授给儿子羲仲写信，请我为他撰写墓志铭和《十国纪年》序，并且说：“起初我想为各国分别撰写百官表和藩镇表，没有完成，希望能在序中说到这件事。”我不给人撰写墓志铭，已经多年如此，拒绝的有几十家。并不是不知道道原托付我的情意深厚，只是没有能够接受他的遗命，悲痛惭愧尤其深。因此叙述我一生所知道的道原的美德，附在他的书后，流传给后世。道原自己说他的先祖是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经及第，任临川令，死于任上，遇到战乱不能归葬，于是葬在高安，便在那里安家。南唐将高安改为筠州，如今是筠州人。父亲焕，字凝之，进士及第，任颍上令，不能屈节侍奉上官，五十岁时弃官，在庐山南面置家，已经三十年了。人们佩服他的高尚，欧阳永叔作《庐山高》来赞美他。如今任屯田员外郎退休。”},{ 《名苑序》【庆历九年所作】【原文缺失，无法翻译】其中有关于法制、施政行为以及因时代变迁、事物变化而有所不同的内容，也略为叙述它们的沿革，想让人知道它们的源流和变化罢了。至于鱼、虫、草、木这一类事物，虽然细微琐碎，并非胸襟开阔的君子所应当用心研究的，但这也算是重视名义的一个方面。至于三才、道德、礼乐、善恶、真伪这些名目的辨析，用来辅佐治理社会，其功用难道也不重大吗？所谓“文王、武王的治道，还没有坠落到地上，仍然在人身上”，贤能的人能够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的人只能认识其中小的方面。将来的君子喜好学习、乐于求道，或许也能从中有所取用。

译《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说的话就成为经书，圣人的举动就成为法则。所以孔子和曾参谈论孝道，门人把它记录下来，称作《孝经》。到了传授日久之后，章句渐渐产生差误。孔氏的后人担心它流传失真，因此取出先世确定的本子，又杂取虞、夏、商、周的典籍以及《论语》，把它们藏在墙壁中。如果有人偶然知道这件事，书就会很快散失。因此即使是子孙，也不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后来遭逢秦朝焚灭学术，天下的书籍荡然无存。汉朝兴起后，河间人颜芝的儿子得到《孝经》十八章，儒者相互传授，这就是今文《孝经》。等到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古文《孝经》才出世，共有二十二章。在这个时候，今文之学已经兴盛，所以古文《孝经》受到排斥，不能列入太学。只有孔安国和后汉的马融为它作传；各位儒者结党附和同道、憎恶异说，信奉伪本而怀疑真本，因此历经数百年，古文《孝经》这一孤立的学派逐渐沉没，无人知晓。隋朝开皇年间，秘书学士王逸从陈人那里得到此书，河间人刘炫为它作《稽疑》一篇，准备使衰亡的学术兴起、废弃的典籍复兴，但当时已经有很多人讥笑他了。到了唐明皇开元年间，下诏讨论孔氏、郑氏两家的学说，刘知几认为应当施行孔氏之学而废弃郑氏之学。于是各位儒者争相诘难，像群蜂般纷纷而起，最终还是采用了郑氏之学。到了明皇亲自作注，终于采用十八章作为定本。前代儒者都认为，孔氏是为了躲避秦朝的禁令才藏起书来；臣私下却怀疑事情并非如此。为什么呢？秦代所用的科斗文字早已废绝，而秦始皇三十四年才开始下达焚书命令，距离汉朝兴起不过七年。孔氏的子孙难道能够全都不知道这部书吗？怎么一定要等到鲁恭王拆毁孔宅以后它才出世呢？大概在最初藏书时，距离圣人去世还不远，所以这部书最为真实；它与其他国家的人辗转传授、历经世代而逐渐疏远的本子，实在不能相比。况且《孝经》和《尚书》都出自墙壁之中，如今人人都知道《尚书》是真本，却怀疑《孝经》是伪本，这与相信肉脍可以吃，却怀疑烤肉不能食用，有什么不同呢？唉！真伪的区别明白得像日月一样，可是历代争论不休，真相却不能自行显明。其中虽然没有多少文字上的异同，但总的说来，古文《孝经》是得其正本的；这是学者应当重视并珍惜的。前代所存《孝经》版本，多的有五十多家，少的也不少于十家；如今秘阁所藏的只有郑氏、明皇以及古文三家本而已。古文《孝经》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按孔安国所处的古文时代，没有通行的隶书，所以他把《尚书》用隶体抄写下来并为之作传。既然如此，《论语》和《孝经》就不应独自使用古文；这大概是后世好事之人采用孔氏的传本，又用古文重新抄写它，它的文字虽然不是原来的，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圣人的经书高深幽远，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完全理解的，所以前代让百家之说并存，使明智的人能够加以选择；这是为了拓展思考、尊重经学。臣愚昧，虽然不足以超越前人胸中的见解，也不能窥见先圣学说的边界，但至于自己有时有所见解，也不过是各自表达自己的志意罢了。因此斗胆用隶书抄写古文《孝经》，为它作《指解》：今文旧注中有解释不完备的，就加以引申；有不合适的，就改掉并删去。也不知道这就是正确的、那就是错误的。然而经书就像靶子，一个人射它，不如众人射它，众人射中目标的次数自然更多。臣不敢逃避狂妄僭越的罪责，只希望对于先王之道，或许万分之一能够有所补益。《洛阳耆英会序》【元丰五年正月所作】从前白乐天在洛阳，和八位年长者交游，当时人们仰慕他们，绘成《九老图》，流传于世。宋朝兴起后，洛阳诸公继而仿效，共有两次，都把画像绘在普明寺院。普明寺是白乐天过去的宅第。元丰年间，潞国文公留守西都，韩国富公退居家中。除此以外，当时士大夫中以年老为由在洛阳安逸生活的很多。潞公对韩公说：“人们之所以仰慕白乐天，是因为他的志趣高雅脱俗，何必一定要在人数和地点上沿袭他呢？”有一天，便把洛阳年老而贤能的士大夫全部召集到韩公宅第，置酒同乐，宾主共十一人。随后又把画像绘在妙觉寺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按孔子说：“喜爱贤人，就像《缁衣》所说的那样，衣服破了也要取来改制”，又说这是乐于行善而不知满足。二位公辅佐三朝，为国家的元老；入朝则参与处理万机，出外则安抚四方。对上巩固社稷、尊奉宗庙，对下使百工兴盛、万民和睦。他们是天子的腹心、股肱、耳目，是天下人赖以安定、赖以公平的人物；他们的功业宏大、显赫而光明，哪里是白乐天所能相比的？然而仍然仰慕并效法白乐天的做法，急切得好像唯恐赶不上，难道不是乐于行善而不知满足吗？此外，洛阳旧有风俗，私下宴饮聚会时崇尚年齿而不崇尚官位；自白乐天以来就已经如此，如今又反复实行，这正是教化的根本，值得歌颂。宣徽工公正在留守北都，听说此事后，写信向潞公请求说：“我也住在洛阳，官位和年龄并不排在各位宾客之后，只是因为职守在身，不能手执酒杯坐在席间，实在引以为恨。希望把我的名字寄列在其中，幸勿遗漏我。”诸位公卿受到人们赞美羡慕，就是这样。我还不到七十岁，按照狄监、卢尹的旧例，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潞公命我为此事作序，我不敢推辞。时为元丰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作序。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军节度使、致仕、韩国公富弼，字彦国，年七十九岁。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字宽夫，年七十七岁。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从，年七十七岁。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宫，字安之，年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字南正，年七十五岁。秘书监致仕刘凡，字伯寿，年七十五岁。卫州防御使致仕冯行己，字肃之，年七十五岁。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樊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岁。司农少卿致仕王谨言，字不疑，年七十五岁。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张问，字昌言，年七十一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张寿，字景元，年七十岁。《传家集》卷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六十九。宋代司马光撰。序二。《颜太初杂文》序【宝元二年所作】天下不崇尚儒学已经很久了。如今世上的士大夫一开口就一定自称是儒者。儒者究竟是什么样呢？戴着高帽、束着宽带、穿着大袖衣服就叫儒者吗？手持简册、伏案读书、不停呻吟就叫儒者吗？何况研墨濡笔、织造绮绣般的文章，用这些来充当儒者，更相差远了。撇开这些不说，至于西汉的公孙丞相、萧望之、张禹、孔光，东汉的欧阳歙、张酺、胡广，世人所谓的大儒，果真足以符合儒者的名号吗？鲁人颜太初，字醇之，常常对此感到愤懑。他读先王的书，不钻研章句，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理而已。既然得到道理，就不只是诵读它向人夸耀欺骗，而一定要亲身践行。在自身以及乡党中，如果没有超出外表的实际表现，那就不是光明显著，先王之道仍然会被遮蔽。因此他考察天下国家政治治理和风俗的得失，写成诗歌和文章来宣扬阐明。景祐初年，青州牧以荒淫放荡为事，仰慕嵇康、阮籍的为人。当时四方士大夫乐于不受名教约束，纷纷效法，渐渐形成风气。太初厌恶这成为大乱风俗的根源，作《东州逸党》诗来讽刺。诗传到皇帝耳中，天子立即追究青州牧的罪责。又有郓州牧因为属县县令清廉正直、与自己意见不同，便诬陷他有罪，拷打至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弱小，不能自行申诉。太初一向同这位县令交好，怜悯他含冤而死，作《哭友人》诗。郓州牧也因此获罪被罢免。当时有人推荐太初博学能文，诏令任用他为国子监直讲。恰有一名御史一向不喜欢太初，上奏说太初狂放而拘谨，不可任学官，诏令他到任所后改任河中府临晋主簿。太初为人其实宽厚善良，又有治理政绩，并不是狂人。他从临晋改任应天府户曹，掌管南京学，死于睢阳。旧制度规定，判官、司理、主簿、县尉这四类官职没有因考核负面记录而获得升迁的限制，即使愚钝懦弱、昏聩衰老、没有可取之处的人，积累年限以后也一定能得到升迁。而太初才识如此，考中进士出仕将近十年，最终仍不能脱离判、司、簿、尉一类官职，终其一生如此。死时大约四十多岁。唉！上天要使儒者遭逢丧失，难道一定要到大坏的地步吗？难道像狗吠一样令人惊怪的东西，必定都要被锄除吗？为什么他的仕途和寿命都困顿到这种程度！世人见太初的官职不能使人动心，又因为他的文章多有指斥攻击、为有缺点的人所不愿听到的内容，即使得到他的文章也不十分重视，所以散失丢弃的很多，只得到他的两卷；又在同州得到他所作的题名记。如今把它们辑集起来为之作序。前代士人自身不显达于当时、言论却在后世流传的很多。太初虽然地位卑微而早逝，难道他的文章一定不能流传吗？将来有人读到它，看他的《后车诗》，就不会忘记借鉴和警戒；看他的《逸党诗》，礼义就不会败坏；看他的《哭友人诗》，酷吏就会感到惭愧；看他的《同州题名记》，守长就会知道弊政；看他的《望仙驿记》，守长就不会把心思放在厨传供给上。这样说来，它带来的益处难道不深厚吗？《吕献可章奏集》序【熙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所作】欧阳观文曾说：“读古书、怀抱道义的士人，出仕于当代，如果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同宰相相等：坐在朝廷之上，同天子讨论可不可行的，是宰相；站在殿陛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如果失职，就会受到有关官署的责罚；谏官失职，就会受到君子的讥评。有关官署的法令，只在一时施行；君子的讥评，却会载入史书，彰明于后世，流传百代而不磨灭。这话确实正确！”然而士人处在这样的职位上，果真能够不失职的，也很少。献可担任台谏官，前后总共若干年，三次被贬，都是因为弹劾执政者确凿有力而不肯停止，天子顾念大臣的体面，迫不得已才将他贬黜。他正直的声名非常显赫，震动天下。除此以外，百官的过失、政事的缺漏，只要同他同时代，无论强弱大小，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要说的没有不说尽的。像献可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职守，可以说没有任何愧对和亏负了。古人称死而不朽的人，如臧文仲死后，他的言论仍然存在，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臧文仲流传到今天的言论没有多少，大概当时人不能保存记录，终于散失，难道不可惜吗？我惭愧地同献可充任同僚，献可平生那些促膝密谈的话，本来已经无法听到了。如今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庾等搜求遗留下来的章奏稿件，得到二百多篇。我请求来为它作序，使后世之人考察他的言论，足以了解献可的内心。这样，献可虽然身体已经去世，他的心志却长存。唉！献可凭正道立身，始终没有缺失，但官位只做到谏议大夫，寿命也只有五十八岁。那些不凭正道取得官位的人，有的位极将相，寿命达到高龄。从愚昧的人看来，这可以令人愤懑；从贤者看来，以此同彼相比较，他们所得与所失，究竟谁多谁少呢？后世得到这部书的人，应当珍藏它。任官事君时，如果能够仿效其中一二分，这就是伟大的人了。

译《庞相国〈清风集略〉后序》公的功勋事业和治理政绩，范景仁所作《清风集》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公生性喜爱诗歌，虽然相府机务繁多、边庭军旅紧急，也没有一天停止写作。凡是用来怡养精神、涵养志趣，以及遇到时事、碰到事情，都寄托在诗中。他诗歌中高深宏远的情趣，本来不是庸俗浅薄之人所能达到的。至于用典精当、对偶贴切，即使是古代擅长此道的人，大概也没有超过他的。等到他病重，我当时任谏官，有谒禁，便快步书写启事前去问候。公仍抄录十多篇诗给我看，并亲手在后面注道：“想让我的弟弟知道，老夫病中还保有这样的情思。”字迹已经惨淡难辨。几天后公便去世了。此前，嗣子某字懋贤，已经把他的文章编成五十卷。后来因为文章太多，担心世上流传不能广泛，又选取最好的诗，共一千篇编成十卷，命名为《清风集略》，刻板摹印。又命我接着为此事作序。唉！公的善行施及天下，流传后世无穷。至于诗，不过是公余暇所作罢了。懋贤尚且努力使它流传，勤勤恳恳唯恐来不及，何况是公更大的事业呢？公积累的福庆，应该会有后代承继吧！时年时月时日，门人涑水司马光作序。《薛密学田诗集》序【元丰八年所作】扬子《法言》说：“语言，是内心的声音；文字，是内心的图画。声音和图画中最美的，没有超过文章的；文章中最精妙的，没有超过诗的。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地方。这样看来，观察他的诗，就可以看见这个人的内心。”如今人亲自去世，后人还要为他画像并奉事，画像只能表现外貌，哪里比得上诗能够显现内心呢？所以枢密直学士、赠太尉薛公，凭文学和政事在真宗、仁宗时期显名，他的施政作为见于国史以及宋宣献公所作的神道碑，这里不再详细记载。公去世五十多年后，他的小儿子中散大夫致仕俅，辑集公的诗二百零二章，交给我，请我作序，并且为诗集命名。从前先父任郫县尉时，公任转运使，对他知遇很厚，曾把他推荐给朝廷。我虽然不肖，怎敢忘记这件事？因此虽然不擅长文章，也不敢推辞。谨考薛氏自姚秦以来，世代都有伟人，出仕为公卿将相，品行、才能、功业都光耀简册，号称名门，到今天仍未衰落。难道不是河汾一带的优胜气运，独独集中在这一门吗？然而薛氏枝叶因出外做官而分散到四方，只有公这一支留下未去，仍居住在河东。请把这部诗集命名为《河汾集》，希望薛氏子子孙孙继承公的志向，永远守护、奉行、效法它，以把福庆传至无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二章〕 元丰八年三月丁未，涑水司马光作序。《赵朝议【丙】文稿集》志存在心中，发于口中便成为言语。美好的言语成为文章，美好的文章成为诗。好比击鼓鸣钟，声音一定会传到外面；灼烧龟甲，征兆一定会显现在表面。玉藏在石中，山上的树木便茂盛；珍珠处在深渊，岸边的草便繁荣，这些都是事物自然的规律，即使想要遮掩，也不可能。朝议大夫致仕赵君南正，擅长写文章，尤其喜爱作诗。从初次出仕到归老，聚集自己的稿本，共有十四编。有一天，他派仆人背着书稿来，托我为它作序。我究竟是什么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呢？但我曾听同僚楚正叔说：“我和南正同榜考中进士，又同住在颍阳，熟悉他的为人；他的清白耿介，别人几乎很难做到。”如今读他的文稿，品味他的言语，探求他的志向，才知道正叔确实没有欺骗我，而南正所坚守的品德实在值得尊崇。唉！世上有人得到南正的文稿来阅读，即使从未认识他，也好像从少年到老年，每天都同他交游一样。元丰八年三月十一日丁未，涑水司马光作序。

译《冯亚诗集》序 文章的精华全在诗中。观察一个人的文章，只看他的诗，就能知道他才华的高下远近。陕西人冯亚，字希颜，向处士魏野学习诗歌，完全领会了他的道理。潘逍遥十分看重他，但不到四十岁便去世了。魏野的诗在当时广泛流传，冯亚的诗距离魏野并不远，但流传下来的只是乡曲之作而已。造成这种情况，难道是因为魏野长寿、冯亚早夭吗？我父亲任杭州知州时，冯亚的儿子冯噩拿先人的诗集来请求，于是我想借杭州工匠刻板流传。我认为世俗之人不能识别真正的价值，往往把难得的看得贵重，把听闻太多的看得轻贱，不如把它收藏在家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来抄写，那么即使想不让它流传，又怎么能够不流传呢？如果把它刻在版上，不懂文章的人或许敢于讥评它的优劣，众人的心意没有定准，便会跟着附和，这就会损害夫子的盛名。因此没有果真刻版，只把它归在王内翰赠商雒庞主簿诗的后序中【王诗说：“织女峰前的贫寒主簿，黄姑岩下的旧日词臣。长久栖身于荆棘之中，才想着替代，徒然戴着貂蝉冠，并不是真正的荣耀。六里青山云彩簇拥，一条丹水中岩石鳞次栉比。春来时彼此的梦应当相似，都是帝城南边的人。”】至道初年，如今的观文殿大学士始平公的父亲先君子，受赠中书令，任商州主簿。当时王公在商雒，正从中书舍人之职贬任商州。王公凭文章独步当世，长期做官，已经在朝廷显达；加上他刚正简约、峭拔直率，本来不轻易同人交往。然而令君以九品官身份同他往来，王公赠诗时情意却亲切深厚，那么令君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至和初年，始平公以前任相国身份在郓州，悠闲地拿出王公的诗给我看，说：“先君过去曾对商雒的官吏百姓有恩，到如今他们还思念他；他的文书、判词、署押仍有珍藏保存的，更何况如今任商州长官，请您把王公的诗刻在商雒，来安慰官吏百姓的心。”我说：“好。”退下后便为此事作序，并把诗送去刻印。《并州学规》后序【嘉祐二年所作】天下所以得到教化，在于学校；百官所以能够治理，在于法度。这样说来，学校是教化的源头，法度是治理的根本，这两件事又怎能忽视呢？前任知州韩公迁移学校并扩大规模，又取法于《大学》以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苏州等地的制度，革除烦苛、补足疏漏，制定了新的规章。如今知州庞公担心学规日久会逐渐被遗忘，于是命人刻在石上。唉！这份规章存在，即使房屋没有增加，粮食没有丰足，学生没有增多，学校仍然会兴盛；这份规章亡失，即使房屋排列成万区，粮食堆积如山，学生多如云，学校仍然会废弛。后世主管这所学校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张共字大成》序【嘉祐元年为越州张推官所作】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因专断而失败、因共同努力而成功的。专断便狭隘，狭隘便离异，离异便困穷；共同努力便广博，广博便通达，通达便成功。所以君子修养自身、治理内心，就同别人共同遵循道义；兴办事业、建立功业，就同别人共同享有功劳。道义兴盛、功业显著，就同别人共同享有名声；志愿得到满足、欲望得以实现，就同别人共同享有利益。因此道义无不明白，功业无不成就，名声无不荣耀，利益无不长久。小人却不是这样，只专守自己的道而不能顺从善行、服膺义理来扩大自己；只专享自己的功劳而不能任用贤能来壮大自己；只专有自己的名声，天天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只专有自己的利益，不希望别人也拥有它。因此道义难免受到遮蔽，文章难免粗陋，名声难免受辱，利益难免消亡。这两种情形，是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区别。陕郡张君，名共，才华非常优异，品行非常修整，进士考取上等，如今在浙东任职。我有幸同张君是同郡人，了解他的为人已经很久了。我私下认为，古人对亲人称名，对朋友称字；字一定依附于名而取义。因此冒昧推广他名字的含义，给他取字“大成”，用来勉励他。将来张君能够充实“大成”这个名义，显达、宽裕、光明、宏大，哪里能够限量呢？《诸兄子字》序【皇祐二年所作】我的兄长有十四个儿子，大多还没有取字。皇祐二年，我告假归乡经过家中，便逐一为他们取字，都附着本名寄托训诫。京，字亢宗。“京”是大的意思。《孟子》说：“天爵修养好了，人爵就会随之而来。你姑且使自己的德行广大起来，然后宗族才会有高亢之人。”亮，字信之。孔子称说：“粮食可以舍弃，兵备可以舍弃，但诚信不可舍弃；诚信是实行一切事情的根本。”禀，字从之。“从”是顺从的意思。君子在家就听命于父母，出外就听命于君上，没有什么地方不以顺从为本。顺从，是上天所帮助的。元，字茂善。“元”是善的首长。努力行善而不停止，难道不能使善德长大吗？育，字【▯】之。“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位，万物就得以生长”，何况是与自己亲近的人呢？良，字希祖。《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他的德行。”君子修养德行，就是继承祖先，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富，字希道。聪明的人以道义为富，愚昧的人以财物为富，你应当努力追求智慧吧？齐，字居德。“齐”是中正的意思。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德行，达到最高境界了吧！”以中正之德自居，到哪里会不利呢？方，字思之。“方”是道的意思。孔子说：“道并不远离人；如果思考精深、实行勤勉，那么道有什么遥远可言呢？” 爽，字成德。“爽”是明察的意思。明敏、善辩、有智慧，是上天赋予的才能；中和、正直，是人的德行。上天赋予他才能，必定还要凭借人的德行来成就。与其才能胜过德行，不如德行胜过才能，所以只愿你努力修养德行罢了。衮，字补之。君子侍奉上级，进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居时想着弥补过失。将来你在朝廷做官，应当以仲山甫为榜样吧？章，字晦之。君子的道，开始时幽暗而后来日益彰明；那么想要使道彰明，难道不应当先使自己处于幽晦吗？奕，字袭美。《诗经》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世代相传的美德，将等待你来承继，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裔，字承之。你在兄弟中年纪最小，承继祖先的美德，除了你还有谁能担当呢？唉！早晚不离口耳的，不过是名字罢了。你们如果能够说到自己的名字，探求其中的意义；听到自己的字，就想到其中的道理，也许我们宗族还不至于落在人后吧？

译《序赙礼》【元丰六年十一月一日作】名声因地位而显著，品行由学习而成就，这是通常的道理。至于有些人身处民间，从未跟随老师学习，却立志行善，不求声名利禄，这就尤其值得尊崇了。近世史官专门选取高官为他们作传，所以民间的善人没有人知道。丧礼废坏已经很久了，而民间的做法甚至更为严重：有的人在刚刚失去亲人时，家中各自准备酒肉，聚集到他家，与主人一起醉饱；有的人用鼓乐为送丧车引路；有的人趁着丧事娶妇，这些都沿袭成习惯，安然不觉得奇怪。医助教刘太居父母丧时，独自不饮酒、不吃肉，一直守丧三年，这正是如今士大夫也难以做到的事。他的弟弟刘永一尤其孝顺友爱，谨慎小心，超过常人。熙宁初年，巫咸水流入夏县城，百姓淹死的有数百人。永一手持竹竿站在门口，凡有其他人的尸体随水漂进门来，就立即挑出去。有个僧人在他家寄放了数万钱，没过多久，僧人自缢而死，永一立即到县衙自首，请求把钱归还给僧人的弟子。乡人欠他的债很久不还，永一就常常毁掉债券，使他们内心惭愧。他所做的事情大多如此。有个叫周文粲的人，他的哥哥嗜酒，靠文粲供养生活；哥哥有时酒醉后殴打文粲，邻人愤愤不平，前来慰问他，文粲却恼怒地说：“我哥哥从来没有打过我，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有个叫苏庆文的人，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他曾对妻子说：“你侍奉我的母亲稍有不谨慎，我一定休掉你。”继母年轻守寡，又没有儿子，因此能够安稳地住在他的家中，直到终身。元丰年间，朝廷修建景灵宫，征调天下画工到京师，工程完毕后下诏选拔其中优秀的，留在翰林并授予官职俸禄。有个叫台亨的人，名列第一，却因为父亲年老坚决辞去，回到田间奉养父亲。这五个人和我同县，所以我能够了解他们。可悲啊，天下平民中的士人，刻意磨炼志向、严格修养品行，却无人知晓的，哪里数得清呢！当初刘太的父亲去世时，我的兄弟们送给他一千钱作为赙礼，并写信送去说：“按照礼制，凡遇丧事，别人都可以资助；珠玉叫作含，车马叫作赗，财物叫作赙，衣服叫作襚。现在所送的东西虽然微薄，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有人继承。”过了很久，刘太请求把这封信刻在石上，说：“从前乡人不知道有赙礼，自从我父亲去世以后，乡人才渐渐实行这种礼俗。刘太希望扩大它的流传，从我们的乡里推广到邻县，再由邻县传到四方，使民间都革除弊俗而进入礼制，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我更加赞赏他的志向，于是告诉他说：“这封信不值得刻石。我私下仰慕君子乐于称道人善的品德，请把你们兄弟以及周文粲、苏庆文、台亨所做的事情写下来，流传于世，希望能使行善的人不因无人知晓而自行懈怠。” 元丰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日，涑水迂叟作序。《传家集》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七十，宋司马光撰，序三 《送▯景微序》【送同年▯兄景微归会稽荣觐序】进士这一科受到当时重视已经很久了。自两汉以来，各种选举的盛况没有能与它相比的。甚至贩卖货物、服役劳作的人，也都知道把考中进士看作美好而值得崇尚的事。因此考中的人常常得意自夸，在众人面前炫耀，仿佛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贤人在世，应当践履仁义，以德行使自己显明。区区外在的声名，哪里值得依靠呢？▯景微与我交往很深，我对他十分了解。他为人刚强，却不可轻慢；柔和，却不可侵犯；以和易为乐，以节操端正为礼。他由七品官推荐为进士，一次应试便中选，可以说很优秀了。然而他从来没有傲慢的神色和自满的念头。有些不认识他的人，突然遇到他，尚且不知道他是举人，又哪里知道他已经有科举等级呢？所谓以德行使自己显明的，大概没有超过他的人吧？家父与您的父亲谏议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中最为相互友善。我又与景微同属太学生，同为进士，送名于天府，在南庙复试，直到登第，从未分开过。古人有话说：“朋友之间世代亲近，像我们这样，确实不能算疏远。”如今他将乘船南下，到越地拜见父母，说我一定会写文章为他送别。我见识浅陋，并非不知道辞让，只是想到如果不是我，恐怕没有人能如实记述他的美德，所以直率地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时为景祐五年季夏，司马光作序。

译《送李揆之序》古代朋友将要分别，一定有话相赠，并以此相互劝勉。近世大多为朋友作序，作序大概也是赠言和劝勉的方式吧？然而世俗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意，往往崇尚虚浮的辞藻，互相叹美赞誉，竟没有一句话用来规劝，这难道是古人赠言劝勉的道理吗？我认为朋友相处之道，是赞美他的长处，规劝他的过错；只赞美而不规劝，不过是路人偶然聚在市道上饮酒罢了。我和李揆之不只是同僚，实际上也是朋友。他要出行，我怎么能没有话赠给他呢？揆之名叫相，子孙聪颖通达，具有美好的才能，熟悉时务。观察他的品行和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然而作为他的朋友，仍然要指出他细微的缺失告诉他，确实是希望他能够更加完美。人不是最圣明的人，一定会有短处；不是最愚昧的人，一定会有长处。极端愚昧的人难以遇到，正如极端圣明的人也不是世世都能出现。因此，长处短处相杂的人，世上到处都是。君子取用人才，不求全责备；称许他的长处，不计较他的缺点；要求他发挥专长，不责怪他的笨拙。这样，所以人们能够竭尽才能并乐意服从他，怨恨不会产生，功业也因此显赫。既然如此，即使脸面污秽、眼神险恶，手持耒耜从事劳作的农夫，以及被罚服役的罪徒，也不可以轻视侮辱。禹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但即使帝尧也觉得困难。” 尧、禹都认为识人很难，普通人怎么能说它容易呢？人的事情常常不可预测，又怎么知道手持耒耜的人不能成为阿衡，而服役的罪徒不能成为傅说呢？怎么可以凭自己的心意和眼光就断定一个人呢？我曾听说，聪明的人消除祸患，常常在祸患刚刚显露、还十分细微时就加以消除，否则就来不及了。从前智伯一次行动就使两个君主受辱，并使一位臣子招致凿台之祸。凭智伯的强大，没有人能加害于他，却因在宴饮之间失掉一句话，祸患竟如此明显；何况没有那样的势力，招致侮辱就更容易了。《夏书》说：“一个人屡次犯错，怨恨难道一定要等到明白显露吗？不如及早看见并设法解决。”您出发吧，务必谨慎！聪明有时会招来灾祸，机敏有时会招致祸患；愚笨不可轻忽，卑贱不可侮辱。这些品质都不妨碍别人，却可能不利于自身，努力吧！常常想起我这些浅陋的话。我对您的赠言，到这里就说完了，不知您将来又会怎样对待我呢？庆历乙酉年二月庚戌日作序。《送李子仪序》【皇祐三年作】宝元年间，我任职在苏州，子仪寄居在州城附近，才开始能够同他交游。我曾私下与同僚议论说：“有才能的人，有时品行不足；品行高尚的人，有时才能不足。总之不能两者兼得。像子仪这样，才能如此，品行也如此。将来我们这些人难道敢奢望赶上他吗？”过了两年，子仪考中进士，名声突然在士大夫之间显赫起来。我听说后高兴地说：“当初的期望果然没有落空。”又过了五年，我和子仪都在太学任官，日夜相从，讲论道理，十分快乐。不幸子仪遭遇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回来时，我已经离开原职调任其他官职，虽然不能很快相见，但仰慕敬重他的为人，常常觉得他就在身边。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任许昌镇守，士大夫中愿意跟随他的车驾到幕府效力的人很多，文公一个也没有选取，唯独带了子仪同行。以文公的明达和公正，却只有子仪符合他的选择，可知他并不轻视子仪而是十分看重他。议论者仍说子仪不应离开中都而到外地任职。玉，若大规模制作，就成为璧、圭；若小规模制作，就成为环、玦。玉能够明洁润泽罢了；至于制成璧、圭、环、玦，只是由工匠决定。玉难道能自己决定形制吗？出发吧，子仪。君子的道理就像玉一样，又哪里会到而不受人珍贵呢？《送孟翺宰宜君序》上天赐给人贤与不肖的区别，说到底只是心智罢了。因此其他方面或许可以做到，心智的聪慧明达、记忆力强，不肖之人竭尽力量也无法达到。仲习任夏县县尉时，境内山川湖泽的平险，道路的远近，村落的疏密，没有一样不把名称和数目记得清清楚楚。几百名吏卒、上万户百姓，他们品性的善恶、家产的丰薄、居住的里巷、粮仓的数目，他都能分条列举，安排得井然有序。普通人做官一年，还不能完全知道吏卒的姓名，而仲习无论大小都能全部掌握，仿佛指点手掌一样，真可以说是聪慧明达、记忆力强了。国家认为亲自处理民事的官职，没有比三代时的县令、伯子男之职更重要的，却用资历和秩序年次来任用，实在没有道理。于是下诏令二千石官举荐通达政事的人充任县令，仲习因此得以出任宜君县令。治理政事的人，所忧虑的是不了解百姓的真情和虚伪；下情不能上达，上意又被下情阻隔，所以赏罚纠纷而政事不能治理。如今仲习的精力竟然这样充沛，让他来治理一个小县，就好比鼓动疾风来振动鸿毛、把巨浪投入去扑灭火炬，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将来他处在宰相府中，站在柱下，总理天下图书，承受明主的顾问，回答问题如回声一般迅速，指着地面就能绘成地图，又有谁能居于他的上位呢？戊寅年，我和仲习一同考中进士。辛巳年，我因父母之忧离官归乡，每天同仲习交游，看见他记忆力强，从来没有不感叹惊服的。因此在他出行时，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丁浦江序》起初我还是孩子时，家住寿州的安丰浦江，因为年少而意气俊逸，诵读经书、撰写文章，在县中很有名声。家中的父兄都祝愿我说：“将来能够像丁君那样就够了。”等到成年后，我侍奉父母到吴地，浦江在润州任属官，州人称赞说：“丁君治理政事精明、敏捷、严肃而周到，州中所有僚吏没有能和他相比的。”我才知道丁君并不只是凭文章自高，还能凭政事施展力量，确实才干是全面的。我当时认为，他离开这里升任显要官职，就像大河决堤、骏马奔驰，汹涌奔放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过了九年，我们又在京师相遇，他却仍穿着从前的蓝衫，守候在铨选门外求取一官，困顿地等待了很久，才得到婺州浦江令的职位。同辈和后来者出仕做官，大多都处在他的上位。我这才叹息说：“才能啊，才能啊，果然是不足以凭恃的吗？”但我又听说，上天将要把大任降给某个人，必定先使他的身体困乏，使他的所作所为受到阻挠扰乱。浦江大概接近这种情形吧？况且浦江年纪还壮，志气还锐利，凭这样的才能再加上不懈怠，那么他的道德功业达到什么境界，实在难以预先知道。在他出行时，姑且写下这篇序来勉励他。

译《送胡完夫序》舜选用人才，先让他们广泛陈述言论，再根据功绩考察他们，以车服赏赐他们的功劳；考察他们的言论是否合乎道理，试验他们做事是否能够取得功效，然后才任用他们。所以能够举用十六位贤相，自己恭敬自持而不必亲自操劳，天下便得到大治。近世选取人才却不是这样，只凭一次考试决定于文章辞藻。唉！文章辞藻难道能够完全体现选用人才的道理吗？天下受这种弊病困扰已经很久了。英明的天子知道这一点，于是下诏有关部门：从今以后，进士中的高等者都先让他们担任小官，使他们知道做下属官吏的辛劳，熟悉百姓的疾苦，然后考察他们的功绩再予以举用。即使把这样的人置于卿相之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唉！这是谁提出的呢？这是大舜的事业啊。晋陵人胡完夫由州推荐为进士，在有关部门考试，又在天子殿廷复试，名次从未落在一、二名之后，由此可知完夫的文章辞藻如何。他在有关部门应试时，我不才而主持其事，有幸私下看到他的策论，发现那不只是文辞优美，还能够阐明圣人的深远源流，合乎古道而适用于今日，这确实是他的言论能够合乎道理吗？既然合乎道理，从今天以后，天子还将用实际政事来考验他。将来完夫若能扩充他的道理，使它充实于他的言论之中，那么天子将提拔他置于卿相之位，也许元凯的功业就能在今日重新出现了。唉！天子一改变法度，恢复古代的治理原则，其功业的归结竟然如此巍峨，难道不伟大吗？唉！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困难，只在于完夫努力罢了。《送通山令郝戭序》通山郝明府，年纪四十多岁。他的父亲曾考取进士，年老却没有成就，因为志愿未能实现。即使儿子考中进士，做官做到长吏，他始终也觉得不足。明府也因为父亲不愉快，不把做官当作荣耀，竟到宫阙上书，请求辞官，并为父亲求取一官。朝廷虽然嘉许他的心意，但因为没有先例，未予批准。明府将要赴任，忧愁不乐，仿佛是受到贬谪，并且说：“通山道路险远，我的父亲一定不肯前往，我将留下妻子儿女侍奉父亲，自己单车赴任。”到任后，他又请求给他期限，以便实现自己的志愿。明府是我母亲家族中的亲戚，我听到他的话，惊惭地说：“曾听说古人做官是为了亲人，不是为了自己。像明府这样做官，难道真的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吗？像我这样的人，俸禄既不能惠及父母，又不能补益君主，却劳碌地消耗国家仓廪来养活妻子儿女，长久留任而不能离去，难道不是君子的罪人吗？”唉，明府确实可以称颂，并可用来磨砺世人。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马光作序。《送李公明序》【东之李相廸之子】治平四年夏，龙图阁直学士、工部尚书兼侍读李公公明在朝廷获准退休，以太子少保的身份致仕。按照旧例，告老的人不再入朝谢恩辞别，直接回到家中。天子认为公明历事四朝，清廉谨慎、公正方正，出仕退处都合乎礼制，不可与其他臣子相比，特意召他入宫应对，赐座并慰劳了很久。又特意在资善堂设宴为他饯行，只有讲读官和记录起居的官员，共七人得以参加。宴会结束前，天子六次派使者前去问候慰问，劝酒助兴，又加赐白金、御茶，供应优厚俸禄。又下诏说梓宫正在停殡，不愿亲自作诗，于是命参加宴会的官员都作诗来荣耀他的行程，并另抄一份进呈。前代所称告老而荣耀的人，没有超过汉代的二疏。当时宣帝不过赐给他们二十金罢了，未听说有像今日这样盛大的恩礼。唉！天子安养年高之人、优厚尊崇有德之臣，其勤勉厚重周到缜密，确实是古今所未有的。公明年少时是丞相的儿子，长大后成为台阁中的显贵官员，直到如今老年离开官位，耳目仍然聪明，手脚仍然轻快便利。他的几个儿子都做了九卿或州郡长官，而且性情都孝顺谨慎。洛阳有美好的园宅，这些条件，又是二疏所不能同时具备的。这样说来，公明的福禄完美、显达荣耀盛大，也可以说是古今所未有的了。先皇帝在位时，公明多次请求致仕，都没有得到允许。我曾陪侍他坐着，从容地请求说：“近年您虽然已七十岁，却仍然这样健康安宁，难道不能勉强替天子再留一留吗？”公明说：“致仕之所以可贵，是希望趁着自己身体还没有疾病，能够在乡里享受自己的快乐。如果一定要等到不能入朝朝见，只能乘车带病回去，那是迫不得已，难道还能说是知足适止吗？”我欣然信服他的话，更加知道贤人的志趣所在，本来就不是庸常之人所能赶上的。从前先父考中进士时，先相国担任举首，所以我在公明兄弟一辈中属于晚辈。资善堂的宴会，我因为刚离开经席，不能参加；他出行时，同僚又在西郊设宴饯行，我又因为担任御史，不能参加。我的遗憾哪里说得尽呢？所以姑且记述这些事情，作为送别。从表弟、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涑水司马光作序。《传家集》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七十一，宋司马光撰，记

译《仁宗赐张公御书记》皇祐初年，已故右谏议大夫张公任翰林侍读学士。仁宗皇帝对侍臣说：“朕居帝位将近三十年，天下的名儒大多都曾与我交游。自从得到张某，我每天都能听到以前没有听过的道理。”于是亲自书写“学为博学”四字，命使者立即到他家中赐给他。当时国家内外没有事情，天子正专心于艺文，同在殿阁任职的都是名臣中的精选，没有不围观而惭愧羡慕的，没有人敢望其项背。张公去世已经十六年，他的儿子子瑾，字材之，将要把父亲的御书摹刻在石碑上，对我说：“一定要为它作记。”我说：“从前张公任滑州知州时，我在他的幕府任职，曾听他说：‘我一生喜欢读书，读过的书不下几十、上百遍，书册虽然已经破旧，但每次重新打开它，必定都有新的收获。’唉！张公勤勉好学到了这种程度，难怪能够得到明主的知遇，成为博闻之友，接受非同寻常的恩宠，成就不朽的名声。假使当初先皇帝赏赐张公万金，如今又有什么意义呢？本来不如留下一句褒奖的话，它给子孙带来的荣耀，将世世代代无穷无尽。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这是帝尧也感到困难的事。孔子的门徒数以千计，却唯独称赞颜渊好学。” 如今材之所做的事情，是想彰显先皇帝识人的明智，并宣扬先公好学的品德。彰显君主的明察，是忠；宣扬父亲的美德，是孝。忠和孝，材之两者都有。我虽然没有文才，又怎么敢不写一句话来表明和彰显其中的实情呢？” 《韩魏公祠堂记》【元丰七年作】人死后为他建祠祭祀，是礼制。自汉代以来，地方长官对百姓施行惠政，有的百姓为他们建立生祠；虽然这不是先王的制度，但都是出于人们对离任者的思念，也不可废弃。然而年代渐渐久远，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只有唐代的狄梁公任魏州刺史时，正值契丹侵犯河北，狄梁公省察整顿战守的装备，抚恤安置困敝的百姓，百姓安定而敌人自行退去，魏州人至今还祭祀他，享受血食。熙宁初年，河北水灾泛滥，大地震动，官署寺院和民居大半被冲毁震倒。朝廷下诏任命淮南节度使、司徒兼侍中韩魏公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韩公爱民如爱子，治理百姓如治理自己的家庭，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怜悯他们的劳苦而忘记自己的劳苦。不久，留下的人得到安定，流亡的人得以返回，饥饿的人得到充饥之物，贫乏的人得到补足。众人的心既然和谐，年成便连年丰收。他在魏州五年，调任判相州，魏州人流泪拦阻，过了好几天才让他离去。魏州人思念韩公而不能再见，便共同在熙宁禅院建立祠堂，塑造韩公的像来奉祀。两年以后，韩公在相州去世，魏州人听说后，争相奔走到祠堂下哭祭，像云聚雷动一样，接连多日才渐渐停止。从此以后，每年在韩公诞辰和忌日，魏州人都来祠中祭祀、举行佛事，从未稍有懈怠。唉！韩公的德行惠及一方、功劳施及一时，这些魏州人本来已经知道了。至于德行惠及天下、功劳施及后世的地方，他们也曾知道吗？韩公做了十年宰相，正值仁宗末年、英宗初年，朝廷多有变故。韩公面对重大节义、处于危险疑惧之中，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像湍急的水奔向深谷一样，没有疑虑和畏惧。有人劝他说：“您这样做确实是好事，但万一跌倒失败，岂止自身不能保全，恐怕连家人也无处安身，这大概不是明哲之人所崇尚的吧。”韩公叹息说：“这是什么话！凡是做臣子的，就应当竭尽力量侍奉君主，把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功失败，是由上天决定的，难道可以预先担忧不能成功，于是就停止不做吗？”听到这话的人都惭愧而佩服他的忠诚勇敢。所以他能够光辅三位皇帝，大大帮助他们渡过艰难，使朝廷内外的人照常饮食嬉游，没有因惊恐而侧目倾听、暗中私语的警报，把天下安置在大安宁之中，这是韩公的力量。唉！韩公和狄梁公都曾在魏州施行惠政，所以魏州人为他们建祠。然而他们受到远近之人的尊敬仰慕，年代虽然久远而祠祀不毁，如果不是对国家有大功、得到神明相助护佑，能这样吗？何况狄梁公的功劳显著，天下人都知道；韩魏公的功劳隐而不显，天下人或许还不能完全知道。这样说来，魏公不就更加贤明了吗？他应当与狄梁公的祠堂一同立在魏州，享受无穷的祭祀。魏公去世九年后，魏州人把事状送到西京，请我作记，将要刻在石上。我私下想，狄梁公祠堂的两篇记，是李邕、冯宿的文章，我司马光究竟是什么人，怎么敢不自量力？只是魏州人的美意不可压抑，我又想把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所以不敢推辞。

译《陈氏四令祠堂记》已故左谏议大夫、赠太师、中书令、秦国陈公某，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某，即国文忠公某，官至枢密使、同平章事、左仆射；次子是郑国文惠公某，官至户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师，退休致仕；最小的是国康肃公某，官至武宁军节度使；三人都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起初秦公任济源令时，县城西边的龙潭有延庆佛舍，三个儿子一起在那里求学。后来他们相继考中进士，文忠公、康肃公仍然名列士人前列，于是接连做了将相，才使家族显赫起来。子孙繁衍，大多凭才能获得显要官职，分布在朝廷内外。因此当时称说衣冠世家的兴盛，都推许陈氏。后来文忠公由枢密院出任河阳判官，文惠公和他的儿子主客郎中某、孙子虞部员外郎某，康肃公的儿子祠部郎中某，前后都任京西转运使。主客郎中的儿子某，又任济源尉。济源是河阳的属县，河阳是京西的属郡。四代共七人在这里任官，所以济源百姓受到陈氏的政绩惠泽最多。秦公尤其对百姓有恩，能够使百姓在他离任后仍然思念他。虞部君曾巡视辖区经过济源，游览龙潭佛舍，看见秦公的善政铭、真宗皇帝赐给文忠公的诗，以及主客君的题名，都刻在石上。虞部君叹息说：“我家之所以能够在世上显赫壮大，如果不是曾祖父勤勉地对百姓施行仁政，三位祖父努力学习以取得富贵，又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一切呢？直到今天，子孙仍然福禄不断，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根源吗？”于是就在佛舍旁建造祠堂，画出四位先公的画像来祭祀。又把三块石刻都放在祠堂下，并请我作记。我说：“我的文章不足以发扬先君的美德，不敢写。”虞部君说：“不是这样。我建这座祠堂，并不是敢于自夸我们世代的美盛，只是希望后来的人看见它，知道爱护百姓、喜好学习可以使家族显大，从而得到劝勉。”我说：“像您说的这样，志向深远，益处宏大，我怎么敢推辞呢？”至于四位先公的事业，国史中已有记载，我不敢涉及。《先公遗文记》【元丰三年三月十日作】《玉藻》说：“父亲去世后不能阅读父亲的书，只剩下他手泽的遗存了。”扬子说：“文字，是心灵的图画。”如今人们的亲人去世后，便画画像来奉祀；画像只能表现外貌，哪里像心灵的图画和手泽的遗存这样深切呢？现在把先公遗留下来的手书、文章，以及碑志、行状，共同装在一个匣子里，放置在影堂中，让子子孙孙永远恭敬地保存它。《谏院题名记》【嘉祐八年作】古代谏诤并没有专设的官职，从公卿大夫直到工商之人，没有谁不能进谏。汉代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谏官。把天下的政事、四海百姓的众多事务，以及利弊得失，都集中到一个官职上，让他来陈述，这个责任也很重大。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应当顾全大事，舍弃细节；把紧急的放在先，把缓慢的放在后；专心谋求国家利益，而不替自身打算。那些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同急切追求财利的人一样；两者之间相差得有多远呢？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六名谏官，责成他们履行职务。庆历年间，钱君开始把他们的姓名写在木版上。我担心时间久了会模糊消失，嘉祐八年便把它刻在石上。后代的人将逐一指着他们的姓名议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邪曲。”唉，能不感到畏惧吗？《闻喜县修文宣王庙记》【嘉祐元年作】有人问：“太古时代是什么样的？”回答说：“并不像今天这样。”又问：“凭什么这样说？”回答说：“古人受寒时穿衣，饥饿时吃东西，贪恋生命而害怕死亡，与今天没有不同。喜怒哀乐、好恶、畏惧和欲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今天才有而古代没有。古人吃鸟兽的肉、草木的果实，穿鸟兽的皮。鸟兽一天天减少，草木一天天稀疏，人口一天天增多，物产一天天减少。看看这个方面或许不足，看看那个方面或许有余，能够彼此守死而不争夺吗？争夺不停止，彼此伤害、彼此灭亡，人类大概可以计算着日子灭尽了。圣人怜悯这种情形，于是兴起而治理天下，选择贤能聪慧的人让他们做君长；划分土地、确定疆界；使父子、兄弟、夫妇聚居而得到安定养护；施行礼乐、政令来建立纲纪；阐明道德、仁义、孝慈、忠信、廉让来教导他们。仍有狂妄愚昧、傲慢凶狠的百姓，悖逆乖戾而不服从，于是用鞭扑来威惧他们，用斧钺来杀戮他们，用甲兵来消灭他们。因此百姓彼此安守本分、保持常道，养育生命、送终治丧，繁衍生息而长久延续。到了周代衰落之时，先王之道荡然覆灭、崩坏破碎，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它没有断绝的部分细微得像毫毛尖端；如果不是孔子兴起而振兴它、扩展它、引导它，使它广大光明，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么众多的百姓，怎么不会沦落而成为禽兽和夷狄呢！” 如今国家奉祀孔子，并不是轻率的事情。在国都、州、县都为他享受祭祀，按时陈设俎豆，奏鸣钟磬，以礼祭享他。即使尊贵如天子，也亲自面向北方拜他。之所以这样，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意，而是因为道统在这里。然而在州县做官的人，有的把处理簿册文书、施用鞭扑作为急务，把孔子祠庙和学校的废兴看作闲事，放置在那里完全不加过问。这些人是真正的庸俗官吏，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闻喜县自前代以来，本来就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县中有孔子庙，咸平年间，武吏慈释回修缮了它，县尉李垂为之作记。后来继任县令的人，尊敬奉事孔子的心意都比不上释回，于是庙屋毁坏倾颓，墙垣坍塌残缺，草木荒芜，碑石折断倒地。至于乡饮酒礼的仪容和弦诵的声音，更是根本无法看见听到了。如今大夫马君到任，叹息说：“唉！治理河川的人只知道防水而不知道疏浚，河水就会横向决溃而无法禁止；治理百姓的人只知道发怒而不知道教导，百姓就会忧愁怨恨而不服从。所以善于治水的人观察地势高低而疏导河流，善于治理百姓的人辨明是非而告诫他们。这样，治理者安逸，服从者容易，万物各遂其性，功效也迅速完成。如今做官的人不能揭示先王之道来教导百姓，却说‘我专门使用刑罚，也就够了’。”

译这样治理，不过是蒙蔽百姓的耳目，设置陷阱等待他们罢了。还有比这更不仁的吗？于是马君召集县中的贤士大夫，告诉他们说：“如今孔子庙已经毁坏却不修缮，士人没有地方讲习学业，百姓没有地方接受教化，这难道只是县令的罪过，也是诸位的耻辱啊。”大家都说：“这本来就是县人日夜不能忘记、却不敢请求的事情。如今明府下令，这是上天在帮助圣人的道统，也是明府把恩惠赐给县人，我们怎么敢不奔走来奉行呢？”于是大家一起收集材料、聚集工匠，修葺毁坏的屋舍并使它高大壮丽，修整坍塌的墙垣并使它高而厚，除去枯死的树木并重新栽种，扶起倒伏的碑石并重新刻写。百姓没有增加赋税，官吏没有声称劳苦，不久新庙便焕然一新地建成了。于是县中的贤士大夫共同在庙中早晚诵读尧舜的典籍，吟咏商周的诗歌，文雅有礼，颇有邹鲁的遗风。唉！马君对于学校，已经端正了根基，却还没有完成全部事业。如今的官吏大多三年更换，后来继任这里长官的人，应当不要废止马君的功业，把它引申扩大。求学的人也应当最终实现马君的志愿，并使它发扬光大。要知道，人们所以恭敬奉事孔子，不只是装饰他的祠庙、诵读他的文章，本来是要阐明他的道，遵循他的法，在心中领会并用力实行，使近处的人喜悦而受到教化，远处的人仰慕而来效法；由县邑推广到乡里，由乡里推广到家庭，使父亲没有不慈爱的，儿子没有不孝顺的，兄长没有不友爱的，弟弟没有不恭敬的。这样以后，才能知道学校教育取得成效，所带来的益处是多么广大。道的兴衰，难道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吗？人去实行它，它就存在；人不去实行它，它就灭亡。不是道离开了人，而是人离开了道。古代政治最清明的时候，有的耕田人互相推让田界，行路的人互相推让道路，诉讼不起，盗贼不作。那种美好的风俗，难道是古代可以做到而今天不能做到吗？是因为教化还没有达到的缘故。如今根基已经端正了，其余的只在于努力罢了，为什么害怕不能达到古代的境界呢？有人说：“古代百姓淳朴，所以可以教化；今天百姓虚伪浅薄，所以不能教化。”这是盲目迷惑人的话，不值得考察。庙宇建成时，马君认为我是邻县人，应当为此作记。我以没有文才推辞，不敢承担；使者三次往返仍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只好直述所听闻的情况写下它。《秀州真如院法堂记》【皇祐四年作】壬辰年夏四月，有个叫清辨的僧人登门来告诉我说：“清辨是秀州真如草堂的僧人。真如原来有一座讲堂，低矮狭小，不足以庇护求学的人。我和同门惠宗修治并翻新了它，如今已经高大显著了。希望得到您的文章刻在石上，用来告诉后来的人。”我辞谢说：“我的文章不足以玷辱石刻；加上我平生不曾学习佛书，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法师还是请别人来写吧。”他说：“别人是清辨不敢请求的，所以只希望您来写，而您又为什么推辞呢？”我坚决推辞不得，便说：“法师建造这座法堂，志向是什么呢？”他说：“清辨建造这座法堂时，召集堂中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能够彻底明白佛书，为别人讲解，我将面向南坐，拜你们为师。如果确实不能，就要到四方去寻找有能力的人。’众人都伏地谢罪说不能，于是相继到精严寺，请来沙门道欢拜为老师。清辨又召集弟子告诉他们：‘我们这些人，从现在直到后世，应当同心协力、志向相同。法堂坍塌了就扶修，老师缺少了就补充，直到金石都能磨损、山谷都能填平，而讲习的声音不能断绝。’” 我说：“法师的志向确实美好。不过我虽然没有学习佛书，也曾略微听说过佛的为人。佛大概是西域的贤者，他为人清廉节俭而少有欲望，慈悲惠爱而爱护万物，所以穿破旧缝补的衣服，吃粗粝的蔬食，居住岩洞荒野，斥退妻子、屏弃儿女，用来奉养自己的东西十分简约，也不愿烦扰别人。即使草木虫鱼，也不敢随意杀害，大概是希望与万物共同生存而不互相伤害。所有这些道理，都是为了使自身清白，不被外物牵累；中国的于陵仲子、焦光之类，大概接近这种人。圣人的德行广大周遍，贤人的德行有所偏重；广大周遍的德行没有不覆盖的地方，但后世流传下来的人尚且免不了舍弃根本、背离源头，何况德行有所偏重的人呢？所以后世研究佛书的人，距离佛越来越远，讹误也越来越多，无不夸大他们老师的话，再附加淫邪怪诞、欺骗蒙蔽的言辞，以惊骇俗人而取得世俗资财，丰厚地聚敛自身财产，不知满足。于是，一件衣服的费用有时达到百金，还不如绮罗纨绔；一顿饭的价值有时达到万钱，还不如肉脍炙烤来得俭省。高大的厅堂、巨大的房屋用来供养自己，佛的志向难道是这样吗？天下奉佛的人没有不是这样，吴地人尤其严重。法师建造这座法堂，是要阐明佛的道理。因此一定要深入思考佛法的本源，不要在末流上放纵，那么修治这座法堂所带来的益处，难道还会小吗？” 《竚瞻堂记》【元丰六年作】元丰三年，天子在明堂举行大飨礼，召河东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国文公从北都入京朝见，任命他辅佐祭祀大事。礼仪完成后，天子认为文公辅佐三位君主，能够成就盛大的功业，使恩泽遍及百姓，使功业安定于宗庙，于是又命文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这样，文公已经三次治理洛阳了。将要出发时，天子又赐诗说：“西都旧日的士人百姓，白发苍苍地伫立盼望您。”洛阳人因文公将来而高兴，也以天子的这句话为荣。第二年，大家一起在资圣佛祠修建堂屋，在里面塑造文公的像，取名为“伫瞻”。又过了两年，河南进士宋师中、李彻和当地众多士民写信给我说：“文公两次担任宰相，三次镇守洛都，虽然他的恩惠教化遍及天下，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但在洛阳尤其深厚。现在我们每天洒扫这座堂屋，奉祀文公，直到子孙后代，本来就不会忘记。将来远方有人经过这座堂屋却不知道它的来由，也是我们的耻辱。您何不替我们把这件事写下来，刻在石上，使它流传无穷呢？”我推辞说：“诸位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实在是我的大幸。然而凡是读书人，为一位太守歌颂功德尚且要拿笔而不敢轻率，何况文公的德业、地位和声望如此崇高显赫，却要让像我这样的人来记述，必定会获有见识者的责难，能不害怕吗？”

译西都是士大夫聚集之地，贤能而有文才的人接踵而来，诸位不去请他们，却只求助于我这个不肖之人，能不惭愧吗？请放下我，另请别人吧。大家都说：“您出自文公门下最久，又在洛阳居住最久，那么记述这座堂屋，您还有什么可回避的呢？”登上泰山、华山的人，固然不能穷尽它们的高度和广度；游历大海的人，固然不能探尽它的幽深。只要亲身到过、亲眼看见的，都可以说出来。我既然无法推辞，便说：“我寄居洛阳已经十三年，每天都听到士人百姓异口同声地赞美文公。请问文公前后治理洛阳时，他的规划和施政究竟怎样，才能这样得到民心？希望诸位分条告诉我，让我借此写下来。”大家都说：“文公施政，大的方面广大通畅，如同造化的神妙、甘霖的仁厚，本来不是我们所能测知的；小的方面，樵夫牧童都能说出，却又不足以穷尽文公的美德。姑且说我们所能了解的吧：他的政令简约而有节制，使百姓安定而不受扰乱吗？还是又听说，过去黄霸任颍川太守时，治理成绩天下第一；等到他做了宰相，人们却不认为他贤能。谢安任吴兴太守时，在任上没有当时的声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等到他做了宰相，名声却震动异域。他们都是才力有所不足，所以施政不能周全；能够兼具这些长处的，大概就在文公吧？”我说：“诸位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还不知道另一个方面。我曾经向史家学习，看到自古以来做臣子的，有的得到君主的信任却失去百姓，有的得到百姓拥护却失去君主。君主不是不喜欢他，但又怎么能顾及百姓的憎恨呢？百姓不是不爱戴他，但又怎么能顾及君主的厌恶呢？像这样的人，几乎多得无法计算。至于以忠诚侍奉君主，以仁爱养育百姓，内心悲悯而至诚，积聚于胸中，早晚不懈，长久不变；越是遮掩，光辉越显著，越是隐藏，声名越彰明；逃避宠荣，宠荣却不肯舍弃我；躲避名声，名声却总是跟随我。就像玉在山中、珍珠在深渊，宫中敲钟击鼓，土地上种植草木，上达君主、下及百姓而无法掩盖，经历百千年也不过是无人阻挡罢了。”《诗经》说：“快乐的君子，天子任命他。”这是说得到上面的认可；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是说得到下面的拥戴。《尚书》说：“臣下对上要使君主有德，对下要为百姓谋利。”这是说上下都得到。上下都得到的，大概只有禹、稷和皋陶吧？他们辅佐舜、禹使百姓富足安定，君主依赖他们如同依赖股肱，百姓依靠他们如同依靠父母；功业盛大于一时，声名高传于百世。文公的德行，接近这种境界吗？不然，为什么天子给他的宠信和荣光如此丰厚而不厌弃，百姓对他的喜爱和服从又如此长久而不忘呢？像这样，难道还不算完备吗？”众人都说：“是的。”我说：“既然如此，请允许我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文。” 《独乐园记》【熙宁六年作】孟子说：“独自享受音乐，不如和别人一起享受音乐；和少数人一起享受音乐，不如和众人一起享受音乐。这是王公大人的快乐，不是贫贱之人所能达到的。”孔子说：“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颜子只有一竹筐饭、一瓢水，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这是圣贤的快乐，不是愚昧之人所能达到的。至于鹪鹩在树林中筑巢，不过占一根树枝；鼹鼠饮河，不过喝满自己的肚子。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并安于其中，这就是迂叟的快乐。熙宁四年，迂叟开始在洛阳置家；熙宁六年，在尊贤坊北面买了二十畒田地，开辟为园。园中建一座堂，聚集图书五千卷，命名为“读书堂”。堂南有一排屋子，引水向北流过屋下，中间建成水池，长宽深各三尺，在池边修筑水渠，有五道水流注入池中，形状像虎爪。水从池北伏流而出北阶，悬流注入庭下，形状像象鼻。从这里分成两条水渠，环绕庭院四角，在西北汇合流出，命名为“弄水轩”。堂北有水池，中央有小岛，岛上种竹，周围三丈，形状像玉玦，竹梢交结起来，像渔人的小屋，命名为“钓鱼庵”。水池北面横着六间屋子，加厚墙壁和屋檐来抵御烈日，开门向东，南北两面排列窗轩，以引入凉风。屋前屋后多种美竹，作为清凉避暑之处，命名为“种竹斋”。水池东面平整土地，分成一百二十畦，杂种草药，辨明它们的名称和物类并挂牌标记。畦北种竹，方圆一丈，形状像棋盘，竹梢弯曲交错，互相遮蔽成屋。竹屋前种竹，夹道如同步廊，都用藤蔓药草覆盖。四周种树木和药草作为篱笆屏障，命名为“采药圃”。圃南面有六栏，芍药、牡丹和杂花各占两栏；每一种只种两株，标明它的名称和形状，不求多。栏北有亭，命名为“浇花亭”。洛阳城离山不远，但树林茂密，常常苦于看不见山，于是在园中筑台并在台上建屋，用来远望万安、轘辕直到太室山，命名为“见山台”。迂叟平日多在堂中读书，向上以圣人为老师，向下以群贤为朋友，探究仁义的根源，探索礼乐的脉络；从万物尚未形成以前，直到四方通达、无穷无尽的境界，事物的道理都汇集在眼前。所担忧的只是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而已，又何必向别人求取什么，又何必等待外界给予什么呢？心志疲倦、身体劳累时，就投竿取鱼，拿着篮子采药，开渠浇花，拿斧劈竹，用水洗热手，到高处放眼远望，自在往来，随心所适。明月有时升起，清风自然吹来，行走没有什么牵累，停留没有什么阻碍，耳目和肺腑仿佛全都成为自己的；孤独而行，舒畅自得，竟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快乐能够替代这种快乐呢？于是把这些合在一起，命名为《独乐园》。有人责怪迂叟说：“我听说君子所享受的快乐，一定要和别人共同享有。如今您只让自己得到满足，却不及于别人，这可以吗？”迂叟道歉说：“老夫愚笨，哪里配得上君子？自己享受尚且恐怕不足，哪里能及于别人？何况老夫所享受的东西浅薄鄙陋，都是世人所抛弃的。即使推给别人，别人也不肯接受，难道能强迫他们吗？如果真有人愿意和我共同享受这种快乐，我就拜谢着献给他，哪里敢独占呢！” 《记历年图后》

译我近来读史书，苦于史文繁多、史事广大，不能取得纲要；而且各国分列，年月先后参差不齐。于是上起共和，下至五代，大略记载国家兴衰的大事，汇集成五图。每图分为五层，每层六十行，每行记一年之事。这一年选取一个国家作为主体，用朱笔把其他国家的元年写在它下面。因为想指出各国的元年，再依次推知二年、三年、四年、五年，那么以后便可以由此知道。总计一千八百年，命名为《历年图》。这本书杂乱而没有体例，只是为了便于我个人讨论，不敢广泛给别人看。没想到赵君把它摹刻在木板上，传给蜀地人。梁山县令孟君得到一部，拿来给我看。当初我任意写成这本书，如果天下不是统一的，便随意以一个国家作为该年的主体，本来不能辨明正统和闰统；而赵君竟把它改名为《帝统》，这不是我的本意。赵君还增删了不少内容，改变了卷次，而且他所刻的本子有许多脱漏和错误。如今这部浅陋的书既然已经无法遮掩，于是刊刻校正，使它恢复原貌，并把它归还给赵君。《传家集》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七十二，宋司马光撰，传记 《范景仁传》范景仁名镇，是益州华阳人。年轻时考中进士，擅长文章和赋，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以他为老师。他为人和善平易而且谨慎自持，所以参知政事薛简肃公、端明殿学士宋景文公都器重他。他补任国子监生，后来贡院奏报姓名时又名列第一。按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后，列在奏报名单第一的人一定要高声自陈，请求皇恩；即使考试名次在后，天子也一定会把他提拔到前列赏赐。像吴春卿、欧阳永叔这样耿介的人，尚且不能免于随众自陈。唯独景仁不这样做，左右和他并立的人多次催促他自陈，景仁不答应。直到唱到第七十九人，才叫到景仁的名字。景仁出列拜谢，退回队列，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众人都佩服他的安然淡泊。从此人们才开始以自陈为可耻，旧日的风气于是断绝。景仁脱去布衣，任新安主簿，到任几十天。当时宋宣献公留守西京，不愿让他与下级官吏共同劳苦受辱，便召他到国子监，教授诸生。任期满后，又向朝廷推荐他任国子监直讲。不久，宋景文公上奏请他共同修撰《唐书》，又因参知政事王公推荐，召他到学士院试用。诗中用到“彩霓”二字，学士依据沈约《郊居赋》中“雌霓连蜷”一句，把“霓”读作入声，认为景仁押韵失误。因此被任命为馆阁校勘。殊不知《约赋》只取声律优美，并不是“霓”字就不能读作平声。当时有学者都替景仁愤懑不平，而景仁却安然处之，不为自己辩解。他担任校勘四年，按例应当升任校理。丞相庞公推荐景仁才华出众，又不急于求取仕进，特意授予他直秘阁之职。不久，又以起居舍人的身份兼知谏院。仁宗性情宽厚仁慈，言事的人争相用激烈攻讦的方式来博取名声，有的人甚至因爱憎而用帷帐之内、无法查明的事情诬陷他人。唯独景仁总是从大局出发，除非事情关系到朝廷安危、牵涉百姓的疾苦利病，否则一概宽略而不发言。陈恭公任宰相时，他的宠妾张氏鞭打婢女致死，御史弹劾上奏，想要将她逐出，却未能成功，于是诬陷说她私通自己的女儿。景仁上言说：“朝廷设置台谏官，是让他们替人除去谗邪，不是让他们自己成为谗邪之人。假如御史所说属实，那么陈恭公就可以斩首；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御史也可以斩首。”御史大怒，共同弹劾景仁，认为他阿附宰相。景仁毫不顾忌，竭力辩明事实并非如此，深切挽救了当时的弊病，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仁宗即位三十五年还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突然患病，十多天不省人事，朝廷内外大小臣僚无不寒心，并且害怕惹上嫌疑，彼此倚仗而没有人敢发言。景仁独自奋然说道：“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舍弃这件事不说，却只顾挑剔细微之处来敷衍职务，这才是真正辜负国家。”我不能忍受这样做，于是上言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为帝；周王去世后，真宗从宗室中选取孩子养在宫中。陛下应当替宗庙社稷考虑，尽早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优厚地给予礼遇，使他试任政事，同他谋划天下大事，以此维系天下人的心。奏章接连上呈，却被搁置不予答复。景仁于是闭门在家居住，自求获罪受谴。执政大臣有人劝他说：“为什么要效法那些求取名声、希图升进的人呢？”景仁给执政大臣写信说：“继承人的问题不能确定，将来一旦发生紧急兵变，臣按义理应当死于朝廷的刑法，不可以死在乱兵手下。这正是选择死法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求取名声、希图升进的嫌疑，而不作出进退的决定呢？”他又上奏说：“臣私下推测大臣们的想法，是担心事情实行后中途发生变化，所以畏惧躲避，打算以此保全自身。万一兵变发生，大臣的家族和首领尚且不能保全，他们为自身打算也已经疏漏了。即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而死去，是陛下的职责所在；与其死在乱兵手中，难道不是死在朝廷之法下更好吗？请陛下把臣的这篇奏章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的地方；听到这话的人都会因此股栗。” 不久，景仁被授予兼侍御史知杂事，他坚决推辞不接受，请求解除言职而任散官。执政大臣又以“皇上身体不适”来劝告他，说各位大臣也曾提出过这种防范，如今奸邪之言已经传入，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景仁再次给执政大臣写信说：“只应当讨论事情的是非，不应当计较事情的难易。况且事情及早办理就能成功，拖延就来不及了，这正是圣贤重视把握时机、防患未然的原因。诸位说今天比前一天困难，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说今天奸邪之言已经传入、无法消除，难道将来就可以消除吗？”他总共当面向皇上陈述三次，上奏十七次，朝廷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于是罢免他的谏职，改任集贤殿修撰。不久，授任知制诰，又升任翰林学士。英宗即位，中书省奏请追尊濮安懿王，此事交给两制官员商议，他们认为应当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和大国，使其尊荣达到极点，这大大违背了执政大臣的意思，于是又下到尚书省，打算召集百官议论。朝廷官员中一定会有迎合的人，随后范镇等谏官争相上言说：“替别人做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不得顾念自己的亲生亲属。如今陛下既然已经成为仁宗的后嗣，如果又推尊濮王，就是形成两个统绪，这恐怕不是用来报答仁宗盛德的办法。”众人的议论沸腾起来，执政大臣想缓办此事，于是下诏停止百官集议，说：“应当命礼官查考详核典礼制度后上报。” 景仁当时主管太常寺，立即详细列举为人后嗣所应遵行的礼制，以及汉、魏以来相关议论的得失，把这些全部奏报上去，与两制官员和台谏官的意见相合。执政大臣大怒，召来景仁责问说：“诏书说‘应当命礼官查考详核’，你为什么竟然马上列举上奏呢？”景仁说：“有关官署接到诏书，不敢拖延扣留，立即把情况上报，这正是本职所在。为什么反而把这当作罪过呢？”宰相被升迁时，景仁应当起草制书，因为在考察按核方面有失误，不合旧例，改任侍读学士，出任陈州知州。当今皇帝即位后，又召回翰林院。王介甫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变更祖宗的法令，专门把聚敛财物作为要务，斥逐忠直之士，援引任用奸佞之人。景仁上书谏阻，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可行，朝廷没有答复。景仁当时六十三岁，于是上言说，即使不用臣的意见，臣也没有脸面再居官位、享受俸禄，希望允许臣退休。奏章接连上呈，言辞越来越切直。王介甫大怒，亲自起草制书，极力丑诋景仁，使他以本官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凡是按规定应当得到的恩例待遇，一概不给。于是当时在位的人都感到惭愧，景仁的声名在天下更加显赫。王介甫虽然把他诋毁得很厉害，人们反而更加把这看作荣耀。景仁退居以后，在京师有园宅，专门以读书赋诗自我娱乐。

译有客人来时，无论尊贵还是卑贱，他都穿着平民衣服接见，不再一一回拜答谢。老朋友有时准备酒食邀请他，即使是权贵，他也不拒绝；没有邀请就不前往。有人去拜访他，有时他乘车出游，那么无论远近，人们都前往相见。他曾经乘坐竹轿回蜀地，与亲友旧交欢乐饮酒，赈济施舍给贫困的人，遍览江山美景，尽情观赏各处胜景，一年以后才返回。他年纪越老，视力和听力反而越发聪明敏锐，四肢身体也更加坚强。唉！当初假使景仁违背正道、迎合世俗，以求取得富贵，怎能忍受屈辱、承担忧患，又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快乐呢？既然如此，那么景仁失去的很少，得到的却非常多了。《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明也慰劳他。”又说：“快乐的君子，难道不长享高寿吗？”这些话景仁都当得上。有客人向“迂叟”询问当世勇敢的人，迂叟说：“有范景仁这样的人，他作为勇者，没有人能与他匹敌。”客人说：“景仁身高仅五尺，温和谨慎，像是连衣服也不能胜任，怎么能说他勇敢呢？”迂叟说：“怎么，您所谓的勇敢，是把瞪大眼睛、睁裂眼眶、头发竖起冲冠、力量能拖动九头牛、气势压倒三军的人当作勇敢吗？那只是匹夫的勇气，是表现在外面的勇敢。像景仁这样，是内在的勇敢。”自唐宣宗以来，皇帝都不愿听到有人谈论确立继承人的事，万一有人谈起，便咬牙切齿地痛恨他，和背叛作乱没有区别；唯独景仁坚持发言谈论这件事，接连上奏十多篇不止，把自己的性命和宗族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后来人们看见景仁平安无事，便有继而效法他的人了。然而景仁第一个冒险涉入不可测的深渊，若不是勇敢的人，谁能做到呢？人的常情，谁不畏惧天子和执政大臣？最亲爱而尊贵的关系，哪有超过父子的吗？执政大臣想尊崇天子的父亲，景仁却援引古义与之争辩，若不是勇敢的人，谁能做到呢？俸禄和职位都是人所贪恋的，有人即使年老多病，前途已经没有可期待的，仍然恋恋不舍，不忍离去。何况景仁本人已经显贵，有声望，距离宰相的职位不过几步。因为进言不被采纳，六十三岁便拂袖归去，终身不再出仕。若不是勇敢的人，谁能做到呢？凡是常人有所不能而有人能够做到的，没有人不佩服。像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决断，都是我所不能及的。我内心实在佩服他们，所以写了这篇《范景仁传》。《圉人传》【庆历五年作】汧侯有一匹马性情凶悍暴烈，不能骑乘驯服，认为它没有用处，准备把它丢到野外。只是爱惜它奔跑迅疾，便招募能驯服它的人，许诺以百金的俸禄。有个养马人敲门告诉他说：“我能驯服它。”汧侯让他养了几个月，马更加调顺，行走、奔驰或快或慢，向左向右转弯，都听从人的意志。汧侯高兴，赏给他百金的俸禄，任命他为圉师。众养马人嫉妒他，便去拜见汧侯说：“侯爷的马如今已经驯服了，他有什么功劳，却白白耗费侯爷的钱财？请允许我代替他。”汧侯赶走了养马人，过了几个月，马又恢复原来的凶悍暴烈。汧侯于是召来养马人道歉说：“您能使烈马驯服，您离开后马又凶悍如故，请问您用了什么方法？”养马人回答：“我是卑贱的人，不知道什么奇异的方法，只知道养马的道理。马太肥就会横冲直撞，太瘦就不能负重；管束得太急就会惊骇而难以驯服，管束得太松又不肯尽力。善于养马的人，使它渴了再给水，使它饿了再给食，观察它的肥瘦，增减它吃的豆粟；放松时让它尽展才能，收紧时禁止它放纵；用鞭打来警戒它的懒怠，用恩惠来驯服它的心，使它得到适宜的条件而不疲劳，也不让它留有多余的力气。这种方法十分微妙，存在于心中，表现在手上，自己也不能传授给别人，别人也不能按照传授的办法完全学会。这样一来，马的才质仍在马自身，马的性情却掌握在我手中，即使凶悍暴烈又有什么妨害呢？”汧侯说：“好。”养马人说：“这种方法，难道只适用于养马吗？治理国家也同样如此。那些有才智的人，就是治国者所面对的烈马。舍弃他们，就不能成就功业；驾驭他们不得其道，就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他们桀骜狡黠，难以控制。因此，明君能够任用有才智的人，并用爵位、俸禄、赏赐和惩罚来驾驭他们。爵位太高就会骄傲，俸禄太丰厚就会懒惰；骄傲懒惰的臣子，即使有智慧和力量，君主也不能役使。管束太急，就不能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管束太松，他们又不肯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只施恩厚待，也不能只用威势驱使，否则他们就会忧愁怨恨而离心。因此，明君应当调节他们的爵位俸禄，裁量管束的松紧，使恩泽足以凝聚他们的心，使威严足以制服他们的意志，那么士人的生死贵贱就掌握在君主手里，即使他们勇猛暴烈，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汧侯高兴，任命养马人为上卿，把国政交给他，推广运用他的办法，汧国于是大治。

译《张行婆传》行婆姓张，是潍州昌乐人。父亲是虎翼军校。张氏七岁时，继母暗中让牙人把她卖掉，骗父亲说她走失了。父亲为她哭了一天，哭得失明，因此脱离军籍成为平民。牙人把她卖到原尚书左丞范公家，范家给她取名菊花。范家把她作为陪嫁侍女，嫁给泗州人三班借职金士则。张氏勤劳谨慎，主人家很爱她。她同父亲分别共二十一年，有一天在范氏门前遇见父亲并认出了他，于是辞别范氏，和父亲一起回去。父亲发怒，继母要打她并赶走她。张氏说：“女儿不是母亲亲生的，本来不能进入贵人家。母亲对女儿有恩，我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如今依靠上天的力量才重新见到父亲，如果我回去后母亲却赶走我，我怎么能安心呢？”父亲于是作罢。父亲当时将近八十岁，没有其他儿女，家里非常贫困，以卖柴为业。昌乐有祖传的田园，被别人占据。张氏便和父母回到乡里，到州府诉讼，终于把田园要了回来。不久父亲去世，张氏按照女儿的本分奉养继母。继母年老不能走路，去的地方稍远一些，张氏就背着她。继母去世后，张氏嫁给当地百姓王祐为妻，生一子二女。王祐早死，几个孩子都还年幼，张氏抚养他们长大。她没有改嫁，孩子们长大后，全都为他们办理了婚嫁。于是她对儿子说：“我一向喜爱佛法，乡里有一座古寺，已经荒废很久了，我应当带领乡人修复它，舍弃家庭住在里面，不再做你的母亲了。”乡人听说后，争相捐助财物，不久便建起堂殿、厨房和廊庑，佛像也塑绘完成，粮食储备等全都齐备。她每次都告诫儿子不得到寺中去，说：“寺里有众人捐来的财物，是要用来兴办佛事的，我一丝一毫都不敢私自取用。你若来，就会使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金士则的妹妹是我的嫂子。元丰年间，张氏从潍州到泗州探望金家，又从泗州到陕州探望我的嫂子，徒步数千里，说：“我过去的主人家，是不能忘记的。”嫂子把她安置在园门旁，独自住一间屋子，每天只吃一顿饭，阅读佛经。她每次和女仆说话，专门教导她们忠诚勤劳。有人不接受教诲反而辱骂她，她总是行礼道谢，不与之争执。遇到劳苦屈辱的事情，她总是亲自做在前面。给她钱、剪刀和衣服，她坚决推辞，强行给她时，不得已便辞多受少。看见一尺柴、一寸绸帛，也不忍心丢弃，一定捡回来，爱惜它们如同自己的东西。女仆中有贫困的，她便替她们梳洗、沐浴、缝补衣服，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女儿。至于猴子和狗，按时给它们饮食，没有不驯服的。张氏离开后，它们总要哀鸣数日，不肯进食。我仔细观察她的行为而感到惊异，于是劝她说：“您已经老了，幸好有儿子，却不和儿子一起终老，反而奔波劳碌地周游四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张氏说：“凡是学佛的人，首先就应当断绝爱恋。他虽然是我的儿子，但我早已舍弃他，不再思念了。”唉！世上那些穿儒服戴儒冠、读诗书并以君子自称的人，他们的忠孝、廉耻和谦让，能像张氏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难道能因为她身份卑贱就轻视她吗？听到她这种品行的人，能够不奋发自励吗？假使她生在刘子政以前，让刘子政能够为她作传，即使古代的烈女，又怎么能超过她呢？可惜她被佛教遮蔽，不能进入礼义的道路。然而她的用心有值得尊重的地方，所以我冒昧私下为她作记。《猫虪传》【元丰七年作】仁义是上天赋予的德性。上天并不只把它施予人，凡是有性情和知觉的动物都有，只是所赋予的厚薄不同罢了。我家有一只猫，名叫虪。每次和其他猫一起吃东西，它总是退到后面，等其他猫都吃饱离开后才进食；如果有猫重新回来，它又退让回避。其他猫生的小猫多时，虪总把它们分放在自己的窝里，和自己的小猫一起哺乳，爱护照看甚至超过自己的孩子。有一只顽劣的猫不知道感恩，竟吃掉虪的小猫，虪也不与它计较。家人根据《白泽图》所说“畜类自己吃自己的孩子是不祥”的话，看见虪在旁边，便以为它和那只猫一起吃了小猫，狠狠鞭打斥责它，把它送给僧舍。僧人喂它东西，它不吃，躲在洞穴里，近十天后，饿得将要死去。家人怜悯它，把它带回来，回到家后它才进食。家人每得到小猫，总是让虪哺育它们。它曾经为别的猫孩子抵挡狗，狗咬得它几乎死去，人把它救下才免于死亡。后来它年老多病，不再捕捉家中的老鼠，成了家中无用之物，我不忍心丢弃，常亲自喂养它。它死后，我命人把它放入竹笼，埋葬在西园。时间是元丰七年十月甲午日。从出生到死亡，接近二十年。过去韩文公作《猫相乳说》，认为北平王的德行感应上天而招来这种事；等我家有了虪，才知道动物的性情各在同类之中自有差别，也各有善恶。韩愈的说法，近于谄媚罢了。唉！人中有不懂仁义、贪婪争夺、损害别人来使自己获利的，听到虪的行为，难道不会惭愧吗？司马相如说同类的事物中也有不同的能力，所以极力称赞乌获的力量，夸说庆忌的勇猛；人确实有这样的差别，兽类也应当如此。过去我任郓州通判时，有一只猫叫山宾，出生几个月，遇到一只鼷鼠，得到一只很大的老鼠，正要吃它时，前去同鼷鼠搏斗，咬得鼷鼠逃走，便夺着大鼠回来。后来它弄脏了我的书，我把它交给都监常鼎，常鼎先把它捆住；它跳跃挣扎，高达几尺，无法牵制，只好装入袋中交给常鼎。两处官署相距约二里，几天后山宾又回到我这里，我又把它装袋交给常鼎。常鼎命婢女把它牢牢捆住，山宾已经认得道路，立即回来取回大鼠。大约捆满一身时，常鼎责骂众婢女说：“你们虽是人，竟然还不如这只猫一心忠于主人。”我既然已经把它交给常鼎，不能再留下，最终还是装袋交给他，从此它不再回来，不知是死是活。山宾不能和虪相比，我只是赞美它不忘旧主人，所以把这件事附在《虪传》的末尾。《传家集》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七十三，宋司马光撰，题跋 《题绛州鼓堆祠》【嘉祐元年九月作】鼓堆在绛州州治西北二十五里处。樊绍述《守居记》写作“古州”，地方图志写作“鼓”。所谓“鼓”，是因为人马踩踏它时，发出“逢逢”的声音，形状也像鼓，大概是地下水源充满石下而造成的。樊绍述的文章一定有所依据，但如今亲耳亲眼考察，图志也不能完全废弃。鼓堆西面的山叫白马首，东面山岭长陵相连。相传这里是晋国的九原。北面有水从泽堂流出，另名清泉。鼓堆周围四里，高三丈，隆起而圆，形状像倒扣的锅。几十处水源环绕它，水流沸腾般杂然涌出，汇集到南面，融成深渊，里面有很多鱼、鳖、蟹、鳝。水极其清洁，可以照见毫发；严寒时不结冰，大旱时不减少，连日大雨时也不溢出。它的南面分流成三条渠道：第一条载水流过高地进入州城，供官吏百姓园林水池使用；第二条分布在田间，灌溉一万多顷田地，剩余的水都流入汾水。田里所生产的稻、麻、黍、稷，肥美茂盛，芳香甘甜，与其他水灌溉的田地不同。鼓堆上有神祠，大概因为水属阴类，所以神像是妇人形象；但祠中的石刻却妄称她为尧的后妃以及舜的两位妃子。唉！这水具有清明的性质、温厚的德行、始终如一的操守和滋润万物的功劳，即使古代圣贤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它在民间享受祭祀，本来就很合宜，何必一定假托尧的后妃、舜的妃子之后才可以祭祀呢？嘉祐元年九月壬寅日，并州通判司马光因公事来到绛州，和绛州诸位官员尚书比部员外郎薛长儒、元卿国子博士刘常、守道尹仲舒、汉臣判官陈太初一起游览祠下。大家喜爱这里优美的气象和登临游览的乐趣，又认为它惠及百姓的功德如此盛大；怜悯世俗传说的讹误，不能任由它不加以纠正，于是题写了这篇文字。《书孙之翰唐史记后》【元丰二年作】孙公过去撰写这部书，非常珍重爱惜，曾经把书稿另行密封收藏在箱子里，一定要洗手后才打开它，并对家人说：“万一遇到水灾、火灾、兵乱、刀兵之急，其他货物财物都可以丢弃，这个箱子却不能丢失。”每当公事和私事稍有空闲，他就增删修改，从未离手。他在江东任转运使时，外出巡视辖区也随身带着，经过驿亭停留休息，便拿出来修订。后来宣州发生紧急变故，他乘驿马急速前往，来不及携带书稿同行；他出发后，金陵发生大火，蔓延到转运司官署，弟子孙察亲自背着箱子逃到水池中的岛上。孙公在宣州听说后，立即回来，进门便问：“《唐书》还在吗？”孙察回答：“在。”孙公于是高兴，其他事情一概没有询问。他从壮年写到白头才完成，也一直没有给别人看。文潞公执政时，曾向孙公借阅，孙公不肯给，只抄录姚崇、宋璟的议论交给他，何况其他人更不能看到。元丰二年，孙察从阳翟来到洛阳，把这部书交给我说：“伯父一生的志向，都集中在这部书里。朝廷先前曾取走它，留在禁中不发还；如今伯父去世二十多年，家道更加衰落，十分害怕这部书最终散失，不能传给世人，所以抄录一部交给您。” 过去听说孙公有这部书，我本来就希望看却一直未能得到；得到后惊喜地说：“您给我的恩惠，即使价值兼金也比不上；只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请允许我接受并珍藏，遇到志趣相同的人就传给他。将来如果能够广泛流传天下，使孙公的志业在千古之后仍然光辉灿烂，或许也足以稍稍报答您的恩惠吧。” 《书田谏议〔锡〕碑阴》我从开始学习、尚未成年时，就听说故谏议大夫田公在真宗即位初年，正当皇帝急于求治之时，考察古代以为借鉴，每天都有进献，每月都有纳言，从而帮助成就咸平年间盛大隆盛的治理；我内心仰慕他，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熙宁年间，我才认识田公的曾孙、偃师县尉田衍，于是向他请求观看田公的遗文。十多年后，田衍任武胜军节度推官、知沈丘县事，把田公的文集和墓志铭给我看，并且命我为田公写神道碑。墓志铭是故参知政事范公所作。范公是大贤，他的话本来不会有丝毫苟且。如今他的铭文说：“唉，田公是天下最正直的人。即使让别人竭尽仰慕之心，歌颂田公的美德，写上千万字，难道能超过这篇铭文吗？”我在范公面前没有能力效力；范公遗憾不能见到田公，那么田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不仅愚昧浅陋、不学无术，而且已经很久不替别人作碑铭了，不敢接受这个嘱托。然而我常常觉得奇怪，世人论述祖父父亲的德业，墓穴中的墓志铭、道路旁的碑文，一定要由两个人来写。他们的德业本来是一件事，墓志和碑文有什么不同呢？哪里比得上把大贤的言论刻下来，既放入墓穴，又立在道路旁呢？这样取信于长久之后，难道不是毫无疑问吗？” 希望您仔细考虑，如果或许可以依从，请把这段话附刻在碑阴的末尾。

译《书孙之翰墓志后》【元丰二年十二月作】明道年间，孙公在华州。我当初凭太庙斋郎的身份得以拜见他。皇祐年间，有幸和孙公一同在馆阁任职。孙公对于我来说是前辈，而我佩服他的才华，仰慕他的德行，不敢把自己看作与他同僚相等。然而我大致能够熟悉孙公的为人。元丰二年十二月，孙公的弟子、崇信县令孙察拿欧阳公所撰写的孙公墓志给我看。我读着它，恍惚间好像又见到孙公，能够侍坐在他的身旁。过去蔡伯喈曾说：“我写碑铭很多，都有惭愧之处，只有郭有道的碑铭可以问心无愧。”看欧阳公这篇文章，它说孙公从初仕以来，就以优美的才华和清正的德行受到当时重视；在谏院任职时议论宫禁之事，言辞恳切直率而无所回避；在陕州任职时不装饰驿传供应，凡是做官应当遵守的公议，不因所爱的人而偏私；淡泊而少有嗜好，外表和善而内心刚劲；喜欢谈论唐代的事情，学者一年读史，也不如一天听孙公议论。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的，也是当时士大夫共同知道的，可以说是实录而无愧。孙公的声名在世上很高，欧阳公的文章雄视天下，本来不需要等到我的话，后人才会相信。然而岁月越来越久，认识孙公的人越来越少，我私下担心后人看到欧阳公的文章，会把它看作世俗的墓志铭，只是粉饰虚假的美好来取悦他的子孙罢了。所以我冒昧承担越俎代庖的罪过，接着写在文章末尾。这就好比捧一抔土来培高泰山，舀一勺水来浇灌大河，它们哪里是泰山和大河需要靠这些来增加高深呢？只是我的心意在于有所补益，却不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承担这件事。《疑孟》《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元丰五年作】我怀疑说：“孟子称自己所愿意学习的是孔子，那么君子的行为，谁能先于孔子呢？孔子周游聘问七十多个国家，都因为道不同而离开，难道不是认为不合格的君主就不侍奉吗？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推辞，难道不是认为不合格的朋友就不与之交友吗？阳虎在鲁国执政，孔子不肯出仕，难道不是不愿立身于恶人的朝廷吗？孔子做定公、哀公的臣子，难道不是不以侍奉昏乱的君主为羞吗？他做委吏、乘田，难道不是不以小官为卑微吗？全天下没有人了解他，他却不怨天、不责怪别人，难道不是虽被遗弃而不怨恨吗？喝水、弯曲手臂当枕头，仍以其中为乐，难道不是处于困厄穷困而不忧愁吗？居住在乡党之间，恭敬谨慎，好像不善于说话，难道不是随和地与人相处而不丧失自己吗？”所以君子在国家有道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时就隐居；侍奉大夫中贤能的人，和士人中仁爱的人交友。这并不是狭隘，而是和谐相处却不盲目同流；退隐于世也不感到忧闷，这并不是不恭敬。只要不失其中正之道，即使孔子亲自这样做，怎么能说君子不应这样做呢？” 《陈仲子逃避兄长、离弃母亲》有人质疑说：“仲子认为兄长所得的俸禄是不义之禄，大概是说兄长不是用正当的方式侍奉君主而得到它的；认为兄长的住宅是不义之室，大概是说兄长不是用正当的方式从别人那里取得财物而建成的。仲子大概曾经劝谏过他的兄长，但兄长没有采纳。仲子的想法是：‘我既然知道这些是不义之物，却还吃着它、住着它，这就是嘴上非议它，身体却享用它，所以要避开。’他住在于陵，于陵的房屋和粮食，都是他本人织鞋、妻子纺麻换来的，并不是不义所得。难道还要追问房屋是谁建的、田地是谁种的吗？他所吃的鹅，是兄长所接受的馈赠，所以把它吐掉。难道因为是母亲给的就不吃，因为妻子给的就吃吗？君子责备别人，应当探究事情的实情。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像仲子这样的人，确实不是中正之行，但也是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孟子批评他，为什么这样过分呢？” 孟子准备入朝拜见齐王【元丰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作】有人质疑说：“孔子是圣人，鲁定公、鲁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时，孔子不等车驾备好就动身；经过君位时，脸色庄重严肃，脚步恭敬急促。经过空着的君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被召见时却不去而另往他处吗？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的道难道会不同吗？君臣之间的义，是人的大伦。孟子的德行，和周公相比谁高？他的年龄长幼，和周公对于成王相比又如何？成王年幼时，周公背着他上朝接受诸侯朝见；成王长大后，周公归还政权，面向北方向成王叩首，敬畏地奉事成王，和奉事文王、武王没有不同。怎么能说‘他有爵位，我有德行，年龄上可以轻慢他’呢？” 孟子对蚳鼃说：“身居这个职位，就不能不进言；进言而君主不采纳，就不能不离去。既然已经没有官职所守的职责，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进退就可以有充分的余地。” 有人质疑说：孟子居住在齐国，齐王以他为师。所谓老师，就是以善引导人、挽救人的过失，怎么能说没有官职所守的职责、没有进言的责任呢？如果说他是因为贫困才出仕，那么他出行时有几十辆后车，跟随者有几百人，靠齐国供养，这不是守关击梆之类的小官可比的。《诗经》说：“那位君子啊，可不是白吃饭的！”贤者的作为，是百世都应遵循的法则。我担心后世的人凭借自己的身份而骄慢君主，无所事事却贪图俸禄和职位，都援引孟子来比拟自己，所以不能不提出质疑。”},{ 沈同问伐燕【元丰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作】我对此感到疑惑，说：“孟子知道燕国可以讨伐，却一定要等到有能够施行仁政的人才可以讨伐它。齐国没有仁政，讨伐燕国并不是它所能担当的事情。假如齐国君臣没有向孟子谋划，孟子不预先知道这件事也就罢了。沈同既然把孟子的话拿来劝齐王讨伐燕国，那么孟子的话中既然还有怀疑而没有说尽的地方，怎么能不告诉齐王而阻止他呢？军队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都系于此。如果轻率发动而不能适宜，百姓就会遭受残害，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仁人怎么忍心坐视事情最终败坏呢？” 父子之间不应以善相责【元丰五年作】我对此感到疑惑，说：“经书说：‘遇到不义的事情，儿子不能不向父亲劝谏。’

译传文说：‘爱护儿子，就用合乎义理的道理来教导他。’ 孟子说：‘父子之间不以善相责；不以善相责，就是不劝谏、不教导，这怎么可以呢？’” 人的本性如同湍急的水流【元丰八年作】我对此感到疑惑，说：“告子说：‘人的本性没有善恶的分别，就像水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分别一样。’这是告子的话错了。水没有向东向西的分别，是说地势平坦。假使地势东高西低，或西高东低，难道是靠决开水道就能造成的吗？人的本性没有善恶的分别，是说普通人。瞽叟生下舜，舜生下商均，难道是后天陶冶感染就能改变的吗？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这也是孟子的话错了。丹朱、商均从幼年直到长大，每天所见的都是尧、舜，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恶，难道人的本性都没有不善的吗？” 告子所谓“生就是本性”【元丰八年作】我对此感到疑惑，说：“孟子说：‘白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一样；白雪的白，和白玉的白一样。’告子本来应当回答说：‘颜色相同，本性却不同。’羽毛的本性轻，雪的本性柔弱，玉的本性坚硬，而告子也都承认这些。这就是后来产生把人比作犬牛的诘难的原因。孟子也可以说是凭辩论取胜于人了。” 齐宣王问卿 我对此感到疑惑，说：“按照礼制，君主不和同姓的人同车，也不和异姓的人同车，因为要避嫌，怕显得逼近君主。做卿的人，无论是贵戚还是异姓，都是臣子。做臣子的道义是，向君主劝谏而君主不听，可以离去，也可以为此而死。怎么能因为是贵戚，就敢改变君臣之位而取代君主呢？”孟子的话错了。假如说有极大的过错，没有比纣更大的了；纣的卿士中，没有比王子比干、箕子和防子更亲近、更尊贵的。防子离开了纣，箕子因此做了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纣的过错既然如此大，而三人的贤德又如此高尚，尚且不敢改变君臣之位，何况过错比不上纣、贤德也比不上这三人的人呢？如果后世竟有贵戚之臣，劝谏君主而君主不听，于是废黜君主而取代他，并说：“我是采用孟子的话。”这不是篡夺，而是合乎义理，这可以吗？有人说：“孟子的用意，是想使齐王感到畏惧。”这又不对。齐王如果听了孟子的话而害怕，就会更加忌恨贵戚；他听到劝谏而诛杀贵戚，贵戚听了孟子的话，又会起来照做。这样，孟子的话不足以纠正骄横君主的错误，反而足以成为篡夺作乱的凭借，这可以吗？” 可以接受的三种情形和应当离去的三种情形 我对此感到疑惑，说：“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不是为了礼貌待遇和饮食。过去伊尹离开商汤而去投奔夏桀，难道夏桀能够用礼节来迎接他吗？孔子忙忙碌碌、奔走天下，佛肸召请他，他想去；公山弗扰召请他，他也想去。他难道是为了礼貌待遇和饮食吗？是因为急于实行自己的道。现在孟子说：‘即使没有实行自己的主张，只要以礼相迎就去；礼貌衰减就离开。’这是为了礼貌待遇而做官。又说：‘早晨没有饭吃，晚上也没有饭吃，君主说：“我既不能实行你的大道，又不能听从你的主张，使你在我的土地上挨饿，我感到惭愧。”这样周济他也可以接受。’这是为了饮食而做官。一定像这样，便免不了出卖先王之道来换取自己的地位。古代君子做官，大概不是这样。” 尧、舜是本性如此，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五霸只是借用它。我对此感到疑惑，说：“所谓‘本性如此’，是上天赋予他的；所谓‘亲身实行’，是亲自实行它；所谓‘借用’，是表面上具有它，内心实际上没有它。尧、舜、商汤、周武王对于仁义，都是本性具备而亲身实行的。五霸则只是勉强借用罢了。仁义，是用来治理国家、使诸侯臣服的。皇帝、王者、霸主都使用它，只是由于所用的程度有大小、高下、远近、多寡的不同罢了。所谓借用，是说文饰上具备它，实际上却不依从它。文饰上具备而实际上不依从，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保全，何况能够称霸呢？即使长久借用而不归还，它仍然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 瞽叟杀人 《虞书》称说舜的德行：“父亲顽固，母亲奸诈，象傲慢，舜能够用孝道使他们和谐，使他们渐渐向善自我治理，不至于达到奸恶。”舜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能够用孝道使亲人和谐，使他们进退都能以善自我约束，不至于作恶。如果舜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制止，使瞽叟到了杀人的地步，等瞽叟被交给司法官，舜才放弃天下，把他偷走而逃跑，即使狂妄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难道能说舜会这样做吗？这只是民间小巷里的传说，大概不是孟子的话。况且瞽叟既然已经被皋陶拘捕，舜怎么能把他偷走？即使背着他逃到海边，皋陶仍然可以把他拘捕。如果说皋陶表面上依法拘捕他，实际上却放纵他，让他逃给舜，这是君臣相互作伪来欺骗天下，怎么能称得上是舜和皋陶呢？而且舜已经做了天子，天下百姓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他，即使他想住到海边，百姓难道会听从吗？这样一来，皋陶拘捕瞽叟，虽然依法办事，却使舜失去了父亲，所失去的东西更多了。所以说：“这只是民间小巷里的传说，大概不是孟子的话。” 《史剡》（并序） 我看前代的史书，有些保存下来反而不如亡佚。因此写这篇《史剡》，指出其中琐细之处和[字不清]芜杂之处，这里只说那些特别突出、为士大夫所相信的事情。虞舜 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百官把牛羊等物送给在田野中耕作的舜。瞽叟和象仍然想杀死舜，便让舜修补粮仓，随后放火焚烧；舜用两顶笠子护住自己，从高处下来。又让舜挖井，再把土填进井里；舜从暗中挖出的空道逃出来，进入另一口井。[“佗人井”原文含义不明]我评论说：“顽固奸诈的人，不接受德义的教化，这种人确实有；但他们喜欢利益、害怕祸害，这一点和众人没有不同。也许舜还没有被尧知晓，而瞽叟想杀他，那还说得通。尧既然已经知道舜，四岳又举荐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让百官奉养他，正要用他来掌管百官，进而把天下禅让给他，那么瞽叟的心，难道会不以儿子做天子为利，反而还想杀他吗？即使想杀，也已经不可能了。假使真能杀掉舜，瞽叟和象也会紧接着被诛杀。即使极其愚蠢的人，也一定不会这样做。这只是乡间老翁老妇的传言，而孟子相信它，实在错得过分。后世又把它当作事实相传，岂不是更加过分吗！”

译舜向南巡视诸侯，死在苍梧的郊野，葬在江南九嶷山，这就是零陵。我评论说：“从前舜命令禹说：‘我年老了，疲倦于勤劳政事；你只管不要懈怠，统领我的军队。’因此，天子以勤劳为职，所以年老后让禹代理政事。天子的职事，没有比巡视诸侯更为勤劳的了，而舜却还亲自去做，最后死在外地并葬在那里，那么又何必让禹代理呢？这一定不是真的。有人说：‘《虞书》称舜巡视四方后才死，孔安国认为是升道向南方巡视而死。’《礼记》也说‘舜葬在苍梧的郊野’，都与太史公的说法相同。我却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说：传记中的话，本来就不能据此当作事实；即使确有苍梧，又怎么知道没有中原的苍梧，而一定是在江南呢？《虞书》所说的‘陟方’，是说舜在帝位上治理天下五十年，升到了最高的道境，然后去世，并不是说巡视诸侯就是‘陟方’。唉！竟使后世愚昧悖谬的人，有的怀疑舜、禹而认为他们不是圣人，难道不是孔安国和太史公的过错吗？” 夏禹 禹把天下传给益，益在箕山南面避让启。禹的儿子启很贤能，天下人都离开益而归附启，启于是登上天子之位。我评论说：“父亲的职位传给儿子，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是这样。尧因为朱不肖，所以把天下传给舜；舜因为均不肖，所以把天下传给禹。禹的儿子启果然贤能，足以担当天下，而禹却把天下传给益，让天下人自己选择，结果天下归附启，这是修饰出来的虚伪。益知道启贤能、得天下人心，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从中阻隔，却接受禹所授的天下，这是窃取君位。禹把天下传给益，启却违背父亲的命令而做天子，这是不孝。怎么会有虚伪、窃位、不孝的行为，却称他们为圣贤呢？这显然是传述者的过错。” 夏桀 桀逃到鸣条，后来被放逐而死。桀对人说：“我后悔没有在夏台把汤杀掉，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评论说：“这句话如果保存下来，用来作为后世的警戒和劝勉，可以吗？” 周文王 崇侯虎向纣王诬告西伯说：“西伯不断积善累德，诸侯都归向他，将会对君王不利。”纣王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下文略〕西伯获释后，便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赦免，纣王因此废除了炮烙之刑，答应了他的请求。司马光说：纣王怀疑文王得到了民心，所以把他囚禁起来。文王获释后，又献出土地来阻止纣王施行暴虐的刑罚，这正好证明了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难道这就是所谓暂时收敛锋芒、以防备大难吗？况且，纣王只是无法抑制自己淫乱暴虐的心，所以才设置炮烙之刑。如果他能够自行停止而不施行炮烙，就不必等到接受西伯的土地才停止；如果他不能自行停止，即使接受了西伯的土地，仍照旧施行炮烙，又有谁能禁止他呢？由余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问道：“中原凭借《诗》《书》、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然而还常常发生动乱。如今我们夷狄没有这些，凭什么治理国家呢？”由余笑着说：“这正是中原发生动乱的原因。上古圣人制定礼乐和法度，只能用来取得小范围的治理。到了后世，君主依仗法度的威势来督责臣下；臣下疲惫困苦，便以仁义之名怨恨责望君主，于是上下相互争斗、怨恨，甚至彼此篡夺和杀害。戎狄却不是这样：上位者怀抱淳厚的德性来对待下属，下位者怀着忠诚诚信来侍奉上位者，这才是真正圣人的治理。”秦穆公认为由余贤能，于是离间戎王的君臣关系，最终得到由余并任用他，终于称霸于西戎。司马光说：“贤人的可贵，在于他能够治理人的国家。治理人的国家，舍弃《诗》《书》、礼乐和法度就没有办法。如今由余却说：‘这六项正是中原发生动乱的原因。’反而认为像我们戎夷这样没有这六项才是好的。这样一来，秦穆公还把他当作贤人任用，那么即使亡国也不难了。他怎么能够称霸呢？”这不过是老庄一派故意编造的说法，用来诋毁先王的法度；太史公竟把它当成事实记载下来，错了。孔子 齐景公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孔子，晏婴进谏说：“儒者能言善辩而不受法度约束，傲慢自专，不可以用来统率臣下；他们善于游说并求取借贷，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下文略〕” 司马光说：晏婴忠诚信实而且知礼，爱护君主并且乐于亲近善人。他在晋国喜欢叔向，在郑国喜欢子皮，在吴国喜欢季札，难道唯独对孔子不了解，反而要诋毁他吗？楚昭王将要把方圆七百里的书社之地封给孔子，令尹子西说：“周文王、周武王当初只是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却称王天下。如今孔丘如果得到土地，并以贤能的弟子辅佐自己，这不是楚国的福分。”于是此事被制止。司马光说：“子西是楚国贤能的令尹，楚国依靠他，灭亡后得以复存，危急时又转危为安。他的志向与晏婴相同，他的话怎么会如此鄙陋浅薄呢？” 季布 季布听说曹丘生凭借权势谋取钱财，便写信给窦长君，让他同曹丘断绝关系。曹丘听说后，前去拜见季布，作揖说：“假使我把您的名声在天下传播开来，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您为什么这样深深拒绝我呢？”季布非常高兴，留他住了几个月，把他当作上宾，临行时还厚礼相送。司马光说：“曹丘同窦长君友好，而季布却写信让窦长君同他绝交，这就是把曹丘当作小人。”等到曹丘来见季布，曹丘用毁誉来打动他，而季布又因此善待曹丘，这就是豢养小人来为自己谋利。用毁誉来打动别人，以及豢养小人来为自己谋利，都是奸人的行径。如果果真如此，季布怎么能算贤能的大夫呢？萧何营建未央宫 萧何营建未央宫，高祖看见宫殿楼阁壮丽，非常生气。萧何说：“天下正处于尚未安定之时，所以正可以趁此机会把宫室建成。况且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如果没有壮丽的宫室，就无法显示威严；并且也不能让后世有超过它的机会。”高祖于是高兴了。司马光说：这一定不是萧何说的话。即使确实有这件事，萧何又怎么能算贤相呢？天下正未安定，作为君主，安抚爱护百姓还来不及，又怎么可以增加烦琐的费用来使宫室壮丽呢？古代的君王彰明自己的德行和刑法，天下就会服从；从来没有听说宫室可以用来增加威严。开创基业、垂示统绪的君主，都竭力恭敬节俭来教训子孙，子孙尚且会奢靡而无法禁止，何况还把骄奢侈靡示范给他们呢？汉孝武帝最终因为宫室奢靡而使天下疲敝，哪里谈得上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这些都是庸常之人都能想到的道理，难道萧相国会肯说出这种话吗？《传家集》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七十四，宋司马光撰，《迃书》。《迃书》序〔嘉祐二年撰写〕 我六岁时，父亲和兄长教我读书；虽然能够背诵，却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又过了七年，才开始稍稍听闻圣人之道。早晨诵读，晚上思考，到今天已经二十七年了。虽然我的天性昏昧愚钝、疲弱不堪，不能有所进步，但勤勉也已经做到极点了。我有时有所心得，便写下来给人看。评论较高的人说：“你的文章平庸而没有奇特之处，都是众人共同知道的道理。”

译评论较低的人说：“你的文章迂阔而难以用于当世，没有什么益处。” 唉！我竭尽自己的心力来寻求古人的道，能力所能达到的，就取来实行。平庸和迂阔，只是别人给它取的名称，我怎么会知道呢？所以给这部书取名为《庸书》，也叫作《迃书》。解释“迃” 有人对迃夫说：“您的言论对于世俗来说太迂阔了，没有益处。”迃夫说：“您只知道迂阔没有益处，却不知道它的益处也很大；您只知道迂阔有益处，却不知道它的损害也很大。您没见过树木吗？树长一年就砍伐，只够供给柴薪；长两年就砍伐，只够做椽子；长五年就砍伐，只够做屋柱；长十年才砍伐，【疑‘则’】足以做栋梁。难道不是收获功效越远，所得利益越大吗？古代的人，只因他们的道理宏大而不能狭小取容，志向深远而不能迁就眼前，言论崇高而不能降低迎合，所以有时与现实不合，甚至困穷到做平民，贫贱困苦终其一生。然而他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数百上千年后人们仍以为法则。假如当时他们收窄自己的道理以求容身，缩短自己的志向以求合于世俗，降低自己的言论以求眼前功效，即使当时贵为卿相，利益也只到自身，荣耀也只限于一生，哪里能有余泽惠及后世呢？像我这样的人，只担心自己不能迂阔罢了，迂阔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辨析“庸” 有人对迃夫说：“您的言论十分平庸，是众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迃夫说：“是的。我学习先王之道，勤奋而且长久，只是由于天性昏昧，苦心劳神却自己还不知道，仍然免不了平庸。即便如此，古代的天地难道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吗？古代的万物难道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吗？古代人的性情难道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吗？天地没有改变，日月没有变化，万物依旧，性情也和从前一样，道为什么偏偏会改变呢？您对道，恐怕是厌恶平常而喜好新奇，就像去楚国的人不向南走反向北走，去齐国的人不向东走反向西走。这样固然可以说与众人不同，却岂不是无所到达、失去所求，越勤奋反而离目标越远吗？唉！孝、慈、仁、义、忠、信、礼、乐，从有人类以来一直谈论到今天，怎么能不平庸呢？像我这样的人，只担心自己连平庸也做不到罢了。平庸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士的准则 有人问：“怎样才算做士？”迃夫说：“做士，就是顺从天命来侍奉上天，谨慎地与人交往。谨慎地守好自己的本分，不敢有所失误罢了。”有人问：“做士的人也侍奉上天吗？”他说：“这是什么话？天是万物的父亲。父亲命令儿子，儿子不敢违逆；君主对臣下发话，臣下不敢违背。父亲说向前，儿子不敢不向前；父亲说停止，儿子不敢不停下。臣下对于君主也是这样。所以违背君主的话，臣下就是不顺；违背父亲的命令，儿子就是不孝。不顺、不孝的人，别人可以依法惩罚；顺从而且孝敬的人，别人可以奖赏。违背天的命令，天可以惩罚；顺从天的命令，天可以奖赏。”有人问：“什么叫违背天的命令？”他说：“天让你穷困，你却强行使自己通达；天让你愚笨，你却强行使自己聪明。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天罚。”有人问：“什么叫天罚？”他说：“人的刑罚和奖赏，针对的是人的身体；天的刑罚和奖赏，针对的是人的精神。所以受到天赏的人，精神安闲宁静、舒适快乐，得以安享天年；受到天罚的人，精神劳苦忧愁困顿，以致夭折。那个人即使弯腰驼背、头发全白，仍像一个被加上枷锁、压在石头下面的负罪臣子，即使活过千岁，又哪里足以称为长寿呢？” 有人说：“士人应当使国家美好，使百姓获利，功业施及当代，恩泽流传后世，难道只是拘谨地守好自己的本分，不敢有所失误罢了吗？”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聪明或愚笨，勇敢或怯懦，尊贵或卑贱，贫穷或富有，是上天所分定的；君主贤明、臣下忠诚，父亲慈爱、儿子孝顺，是人各自的本分。僭越上天所定的本分，一定会有天灾；丧失人所应守的本分，一定会有人祸。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劳于天下；周公辅佐君主，使天下达到太平；孔子用《诗》《书》《礼》《乐》在洙泗之间施教；颜渊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安于简陋的巷子。虽然他们的德行功业不同，出处行藏也相差很远，但何曾舍弃自己的本分而妄自作为呢？” 言语的戒慎 迃夫说：“说话不能不慎重。您没见过钟鼓吗？钟鼓敲击之后才发声，声音铿锵宏亮，人们不认为奇怪。如果没有敲击却自己发声，谁不会把它看作妖异呢？能够说话却不说，就像敲击钟鼓却不发声，也等于废置钟鼓了。” 防止牙齿 迃夫病了，牙齿疼痛呻吟的声音传到四邻，整夜不能入睡。有个道士路过，问他说：“您知道疾病是从哪里来的吗？”他说：“不知道。”道士说：“疾病来自上天。上天将取您的牙齿来喂食食骨虫，而您拒绝它，这是违背天意。天是您所承受命运的来源，您怎么能拒绝呢？一定要把牙齿给它。”迃叟说：“好。”于是把牙齿交给虫子，昏昏沉沉地睡去，一夜之间病就痊愈了。” 蝎子咒 迃夫夜里站在庭院中，拍打树木时蝎子螫了他的手。他捧着手呻吟呼喊，疼痛直入心中。家人叫来祝师为他禳解。祝师说：“您姑且不要把蝎子看得凶猛残酷，而把它当作普通虫子轻视，说：‘这东西哪里能使我痛苦呢？’这样疼痛就会停止。”迃夫照做，片刻之后疼痛便止住了，于是向祝师道谢说：“您用了什么法术，竟能这样迅速地驱除蝎毒？”祝师说：“不是蝎子毒害了您，是您自己招来的；不是我替您驱除的，是您自己驱除的。招致和驱除，都不是我的法术能够做到的，是您自己做成的。”于是迃夫感叹说：“唉！利益、祸害、忧愁和快乐对人的毒害，哪里只是蝎尾罢了呢？都是人自己招来、自己驱除，也不过如此而已。” 饭车 天下着雨，迃夫出门，看见一辆运饭的车停在高高的狭路上，便指着它对弟子说：“这辆车将要翻倒，不会很久了。”走了不到十步，听到喧闹声，回头看见车已经翻倒。弟子问：“您是根据什么知道的？”迃夫说：“我是根据人事推知的。天下着雨，道路泥泞，唯独这条小路没有被雨水浸湿，又狭窄而高，是众人都想走的地方。车子却不估量自己的力量，硬要占据狭窄高处，长时间停留不走，妨碍众人前进，怎么能不翻倒呢？比这更大的祸患多得很，哪里只是说饭车值得一提呢！” 捡拾柴薪

译迃夫看见孩子们在路上拾柴，和他们约定说：“看见柴薪后，先喊出声的人得到它，后来的人不许争抢。”大家都答应了。随后他们一起走路，互相说笑嬉戏，十分欢乐。忽然看见一根横在路上的小树枝，其中一个孩子先喊了一声，其他孩子却一起争抢，最终互相殴打，有人受了伤。迃夫惊惧地赶紧回去，感叹说：“天下一定有许多比一根横在路上的小树枝更大的利益，我却不知道引以为戒，天天和人交游，凭借彼此的欢乐而相信约定；一旦有因先喊而争斗的事情，怎么能不受伤呢！” 知道过错【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有人说：蘧伯玉到了五十岁，才知道自己前四十九年的过错，这话是真的吗？回答说：哪里只是这样呢！古代喜好学习的君子，有临死时才知道自己临死以前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何况五十岁呢？道就像山，越往上登越高；像道路，越往前走越远。学习的人也只是尽自己的力量而停止罢了。不是圣人，哪里有人能够穷尽它的高远呢！”},{ 天与人〔熙宁七年三月十六日撰写〕 迃叟说：“上天力量所不能达到的，是人，所以人有耕种、耘田、收获和储藏；人的力量所不能达到的，是上天，所以有水灾、旱灾、螟虫和蝗灾。”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迃叟说：“有这样的事情，必定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必定没有这样的事情。世人把少见的事情视为奇怪，在明智的人看来，天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事情。” 理与性〔元丰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撰写〕 《易》说：“穷究事理，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以达到天命。”世上那些发表高论的人，竞相说些幽深偏僻的话来欺骗人，使人踮起脚也无法达到，使人昏乱而不能明白。这样一来，穷究它而后放弃它，实际上它离我们很远吗？这难道不是道理吗？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是人的本性；得到机遇还是得不到机遇，是命运。侍奉父母〔元丰四年撰写〕 迃叟侍奉父母，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能够不欺骗他们罢了。他侍奉君主也是这样。侍奉神明【元丰四年正月十六日作】有人问迃叟：“侍奉神明吗？”他说：“侍奉神明。”有人问：“侍奉哪一位神明？”他说：“侍奉自己的内心。”又问：“怎样侍奉它？”他说：“极其简单！不用黍稷，不用牲畜，只把不欺骗作为奉献之物。君子上承天、下立于地，内心包藏其中。即使想欺骗他，难道做得到吗？” 宽厚与严厉【元丰四年十月作】迃叟说：“宽厚却疾恶如仇，严厉却能体察情由，这是最好的治政之道。” 回心 有人问：“您能够做到没有私心吗？”迃叟说：“不能。至于能够回转自己的心念，那就差不多可以了。”什么叫回心？他说：“舍弃恶而趋向善，放下错误而遵从正确。人有时明知如此，却不能改变，认为这就像制服烈马、转动磐石一样困难。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完全在自己，只不过像转动门轴一样，有什么困难呢？” 没有益处【元丰六年二月十七日作】迃叟说：“说话却没有益处，不如不说；做事却没有益处，不如不做。我早就知道这一点，只是苦于还不能实行。” 求学的要旨【元丰六年五月二日作】迃叟说：“求学是用来修治内心的。学问即使很多，但内心没有得到修治，要学问又有什么用呢？” 修治内心【元丰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作】迃叟说：“小人修治表面行为，君子修治内心。” 文章的祸害【元丰六年七月十八日作】有人对迃叟说：“您对于道已经懂得一二了，可惜没有文章来阐明它。”迃叟说：“是这样。君子借助文章来阐明道，小人借助文章来显扬自身。把白的说成黑的，把南转说成北，不是那些有文章才能的小人，谁能做到呢？” 道的广大【元丰六年八月一日作】迃叟说：“圣人的道如同天地，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包括在内。众人的道则如同山川、陵谷、鸟兽、草木、虫沙，各自都穷尽自己的本分。不知道天地之外还有什么，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不包容、没有什么不遍及的。” 不要以自我为知 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大概在孔子以前，认为比干这样做的人就不是微子，认为微子这样做的人就不是比干，认为箕子这样做的人就不会同时认为比干和微子也对。到了孔子，后人才知道这三个人都是仁人。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就要披散头发、穿左衽衣襟的衣服了。”管仲的仁，就是这样的仁；就是这样的仁。孟氏、荀氏所说的话是：“在仲尼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称道五霸为羞。”由此看来，拿孟氏、荀氏的道来衡量孔子的道，他们实在太狭隘了。道是相同的【元丰六年作】迃叟说：“把天下合在一起而统治它，叫作王。王者必定设置三公，三公分掌天下而治理它。其中两位称为伯，另一位称为公，居于朝廷内部，都是王的官职。周朝衰微以后，两伯的职务废弃了。齐桓公、晋文公联合诸侯来尊崇天子，天子于是任命他们为侯伯，这是恢复旧日的职务。‘伯’这个称呼转变为‘霸’，‘霸’这个名称从此兴起。自孟氏、荀氏以下，都说：‘遵行王道就能成就王业，遵行伯道就能成就霸业。’道难道有两种吗？只不过领会有深有浅，成功有大有小罢了。拿水来作比喻：水流成畎，成浍，成谷，成溪，成川，成渎；汇聚到最后就是海。大夫、士，好比畎、浍；诸侯，好比溪、谷；州牧，好比川；方伯，好比渎；天子，好比海。大小虽然不同，水的本性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绝除四种心念【元丰六年作】有人问：“您所说的绝除四种心念，为什么从‘毋意’开始？”迃叟说：“吉、凶、悔、吝，没有不是从事情中产生的；事情的产生，没有不是以心意为根本的。心意必定出于欲望，欲望一旦在心中确立，于是就有顺从和违逆。顺从就有喜、乐、爱，违逆就有怒、哀、恶，这是人的常情。爱实际上产生贪欲，恶实际上产生暴行，贪和暴是恶中最大的。因此圣人在它们萌发时就铲除它们，在源头上堵塞它们，恶又从哪里到来呢？有人说：‘不对恶产生意念，我已经听到了；敢问圣人对善也不产生意念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行善，难道其中还存有什么意念吗？只是事情来到时用礼义来应对罢了。礼，就是践履；遵循礼，事情就没有不能办理的。义，就是适宜；守持义，事情就没有不能恰当处理的。圣人执守礼义以等待事情，不刻意求善而善自然到来。圣人哪里还会在其中存有什么意念呢？’有人说：‘那么圣人的心，难道像死灰一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的心，就像留存的火种。火，保存起来就昏暗，拨动它就发光，引燃它就燃烧，鼓风助燃它就旺盛。随后重新把它遮盖起来，它就又昏暗了。深藏而不消失，长久而不熄灭的，不就是留存的火种吗？圣人的心也是这样，修治自己的内心来等待外物，外物到来就应对，事情到来就辨析，难道会像死灰一样吗？’

译死灰就不能再燃烧了，还能有什么用呢？有人说：“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和前面所说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对自己而言叫作固执，对别人而言叫作自以为是。圣人的出仕、退处、言语、沉默，只看合不合乎义，做到无可无不可，哪里会固执呢？成败祸福，取决于命运所遭遇的事情，谁能预先知道呢？哪里会自以为是呢？有人说：“那么为什么最后归结到‘毋我’呢？”回答说：“有意念、有自以为是、有固执，就有自我；有自我就有偏私，偏私实际上会产生蒙蔽。因此泰山触到额头也看不见，雷霆震破柱子也听不见。没有意念、没有自以为是、没有固执，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就能公正，公正实际上会产生明察。因此秋毫从眼前经过没有看不见的，飞蚊从耳边经过没有听不见的；两者的得失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 求取任用【元丰六年作】有人说：“士人如果不喜好富贵，那么做士人的就不能得到世间的任用，刑罚和赏赐也就不能施行了。”迃叟说：“小人有才能，必定要求在世上得到任用，以便谋利于自身；不用赏赐就不能劝勉，不施刑罚就不能惩戒。君子有才能，也要求在世上得到任用，以便推行自己的道；劝勉他不必等待赏赐，惩戒他不必等待刑罚。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没有不是出于喜好富贵的。对于居上位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辜负恩德【元丰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迃叟说：“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却不忍心辜负的人，做儿子一定孝顺，做臣子一定忠诚。” 羡慕与厌弃【元丰七年三月十五日作】迃叟说：“人的常情是苦于厌弃自己所有的，却羡慕自己得不到的。没有得到时就羡慕，已经得到后就厌弃。厌弃而追求新的东西，那么做坏事就没有做不到的了。” 老子与释氏【元丰七年十二月二日作】有人问：“老子、释氏的学说有可取之处吗？”迃叟说：“有。”又问：“取什么？”他说：“释氏取其空，老子取其无为自然；除了这些，没有什么可取的。”又问：“如果空，就会使人不行善；如果无为，就会使人无法治理，这怎么办？”他说：“不是说空和无为会导致那样的结果。空，取的是没有利欲的心；行善即使死后也不会朽灭，这就不是空了。无为，取的是顺应事物的本性；治理起来一天之内可以防范万事，这就已经是有为了。” 凿龙门辨【元丰七年十二月二日作】有人问：“禹凿开龙门、劈开伊阙，有这回事吗？”迃叟说：“龙门、伊阙，是上天形成的，禹只是治理它们罢了。不是山横在水流前面、水堵塞了水道，禹才开始凿山开路，使水流通。”有人问：“凭什么知道呢？”他说：“孟子说：‘禹治理水患，只是疏导水流经过本来可以通行的地方。’如果是凿山来使水流通，就不能说是没有做什么事了。” 无为赞【元丰八年正月十九日作】学习黄老之学的人，把心比作死灰，把形体比作枯木，以无为作为原则。迃叟认为不是这样，作《无为赞》。用正道来治理内心，用安静来保全自身；进退合乎义理，得失听凭命运；守持道义在于自己，成就功业则取决于天，如此又有什么可作为的呢？没有什么不是顺其自然。圣人穷 圣人专门把有利于百姓作为自己的心愿，对于治理的方法没有不懂的。既然五谷可以躲避不吃，就不会教人制造耒耜了；既然死亡可以逃避，就不会教人制造棺椁了。这难道不是上天使百姓必须吃饭、必然死亡吗？即使圣人也不能违背它吧。忌讳有 人的常情，是忌讳别人说自己有缺点，却不忌讳别人说自己没有优点。离娄那样明察秋毫的人，别人说他是瞎子，他也不恼怒；柳下惠那样和善的人，别人说他污浊，他也不惭愧。斥责庄子 有人说：“庄子的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够写的。”迃夫说：“君子的学问，是为了求道，还是为了写文章？只有文章胜过道义、道义却没有达到的人，君子才厌恶他。那就像朽坏的房屋涂上彩饰，不能居住；枯竭的井上覆盖着锦绣彩绘，不能踩踏；乌喙之类的毒物浸上饴糖，不能品尝。难道你却偏偏喜欢这些吗？”有人说：“庄子的辩说，即使当世的博学宿儒也不能自行解释。”迃夫说：“既然这样，他就是巧言谄媚的人。尧所畏惧、舜所难以做到、孔子所厌恶的，正是这种像青蝇一样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的人。难道你却偏偏喜欢他吗？” 辨析扬雄 有人说：“扬雄谄媚，把王莽看作可以继承周公、超过伊尹的人。”迃夫说：“这就罢了吧！”扬雄写书，品评当世人物，连蜀庄子、真仲元都没有遗漏。王莽掌握天下，自比伊尹、周公，难道会遗漏扬雄吗？何况鲍宣之死，是不可不畏惧的。虽然如此，王莽自比伊尹、周公，扬雄还可以同意；若自比黄帝、虞舜，扬雄就不会同意。他的心意大概是说：‘做到伊尹、周公那样就停止，这就可以了。’可是王莽没有停止，终于发展到篡位，伊尹、周公难道会这样吗？” 无党 有人说：“您排斥庄子，却援引扬雄，难道是有所偏党吗？”回答说：“并没有偏党。假如庄子写扬雄那样的书，我就赞同他；假如扬雄说庄子那样的话，我就拒绝他。究竟偏党谁呢？” 兼容 有人说：“您的道术太狭隘了！为什么不能兼容迃叟呢？”迃夫说：“沱水、潜水汇入长江，榛木、楛木生于山中，这些可以兼容；莠草混在禾苗中，冰和火并存，难道想把它们都兼得吗？” 指出过错 有人说：“有这样一个人，别人指出他的过错并告诉他，他反而高兴，怎么样？”迃夫说：“这是君子。”有人说：“为什么不说他本来没有过错，却还要指出来呢？”迃夫说：“君子履行中正之道而行事，所以有过错时，别人就能够指出来。至于那些不中正的人，他们整天所做的全是过错，又怎么能指出哪一件呢？” 难以做到 有人说：“尧、舜的德行，为什么难以做到？”迃夫说：“舜在田野之中修养自己，却能被尧听闻，这是舜的难处；舜在田野之中，而尧能够知道他，这是尧的难处。” 三种欺骗 迃夫说：“恭敬地鞠躬、故意做出谦恭的样子，不足以称为恭敬；大声哭号、流泪不止，不足以称为悲哀；穿破衣、吃粗食，不足以称为节俭。这三种做法用来欺骗别人可以，却还不能感动别人。君子用来感动人的，难道只是诚意吗？欺骗别人，转眼之间别人就会知道；感动别人，时间越久别人越加相信。” 官场失误 迃叟说：“世上的人，不用耳朵来观看、不用眼睛来吃东西的，实在很少。”听到的人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意思？”迃叟说：“衣帽是用来装饰仪表的，只要合乎身体就美。世人舍弃适合自己的服饰，听说别人崇尚什么便羡慕什么，难道不是用耳朵观看吗？饮食是用来享受滋味的，只要合口味就是好的。世人拿果品糕饵来雕刻，用红色绿色涂饰，把它们当作盘案上的玩物，难道不是用眼睛吃东西吗？” 天与人 迃叟说：“上天不能做到而人能够做到的，是人的作用；人不能做到而上天能够做到的，是天的作用。播种耕作，是人的作用；收成丰歉，是天的作用。” 《传家集》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七十五，宋司马光撰，格 《投壶新格》【熙宁五年作】《左传》说：“张弛相间，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能做到；一味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也不会这样做。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的治道。”君子学习道术、从政，辛勤劳累而疲倦后，必定从容宴饮休息来涵养志意，使精神游息，所以能够长久。放纵而没有节度，就会因此自取失败。所以圣人制定礼制为其规定节度，借此调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修饰宾主之间的欢娱，并且寄寓教化。投壶不过是细小的事情、游戏一类，但圣人却取它作为礼，使用于乡党、邦国，这是什么缘故呢？郑康成说：“投壶，是射箭中较小的一种。古代君子通过射箭来观察德行，因为心平、身正、端庄专一、审慎坚定，然后才能射中。”投壶大概也是如此。这里不能审慎权衡，却想在别处射中，其中有仁道存在。疑虑畏惧就会疏忽，懈怠傲慢就会失去义理，正体现了方正之道。左右前后进退，超过限度就会有差错，正显示了中庸之道。投中十箭而失去两箭，功业就全部前功尽弃，正说明应当明白戒慎。因此，投壶可以治理内心，可以修养自身，可以治理国家，可以观察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投壶时，不让它投过头，也不让它投不到，所以是中；不让它偏斜流散，所以是正。中正，是道的根本。圣人制作礼乐，修明刑政，建立教化，制定典章训诰，所施行的事情不止万端，根本在于使民心归于中正罢了。然而要制约和引导的，最难的莫过于人的内心。若不是大贤坚守道义、敦厚坚定，就会放纵动摇，无所不至。即使短时间内寻求，也不可得到。因此圣人广泛采用各种方法来求取这种效果，投壶就是其中之一。看看面对壶发箭的时候，不论人的性情粗疏还是细密，无不肃然恭谨，心志存于中正；虽然不能长久保持，也可以借此练习，这难道不是治理内心的方法吗？一箭失误，就像一次品行上的亏缺，这难道不是修身的方法吗？战战兢兢、勤勤恳恳，慎终如始，这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吗？君子投壶时，内心坚定而不动摇，容貌庄严而不改变；没有投中时不惊惧，已经投中时不骄傲。小人投壶时，弯身伸臂，倚仗技巧求取奇中，侥幸得中也不感到惭愧，这难道不是观察人物的方法吗？这样说来，圣人取投壶作为礼制，是恰当的。那些赌博下棋的人，以诡诈相互夸耀，以残害相互取胜，孔子尚且说：‘整天吃饱饭，却无所用心，做这种事也还算比什么都不做强。’何况投壶，又怎么可以鄙视、轻易废弃呢？”},{ 古代有投壶的制度和宾主揖让的仪容，如今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它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形式，还依稀可见。世间流传的《投壶格图》，都把奇特俊巧、难以得到的结果列为上等，这也不过是投琼、探筹一类的玩法罢了，并不是古代礼制的本意。我现在重新制定一种新的格法，对旧图有所增删：旧图把精巧缜密的结果列为上等，把偶然投中的列为下等，使那些凭借机巧、侥幸取胜的人无从施展。壶口直径三寸，壶耳直径一寸，高一尺，壶中装小豆。壶距席二箭半，箭共十二枚，长二尺四寸。以十二箭全部入壶而不失为贤；如果不能全中，就以先积满一百二十算者为胜，后满者为负；如果双方都满一百二十算，就以余算多者为胜，少者为负。现将图列在左边，并分别解释各项的含义。有初箭，十算【第一箭投中，是说君子做事谋划开端，因为能够慎重开始，所以奖赏他。第二箭以下，只要连续投中而不中断，都算五算。如果有一箭没有投中，下一箭起都算散箭。若在偏离壶中的情形中有贯耳和骁箭，则另行计算。假如初箭仍然贯耳，就算二十算。旧图规定初箭一筹，之后每箭增加二筹，到第四箭便停止，这很不是勉励功效的办法。如今从第二箭以下，只要连续投中而不中断，都予以奖赏，是为了勉励人始终不懈】全壶无算【所谓无算，是不论与对手的算数多少，都判定为胜。如果两人都全壶命中，就再计算双方的余算，以此决定胜负。俗话说“堆土成山，到了九仞高，却因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全壶确实很难做到，所以君子看重它】有终，十五算【指最后一箭投中。《诗经》说：“没有不是有开头的，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所以与“有初”相比，又增加五算】；散箭，一算。贯耳，十算【壶耳比壶口小，却能够投中，说明用心更加精细，所以奖赏】。骁箭，十算【什么叫骁箭？就是既俊捷又勇猛的意思。指箭投出没有中壶，箭碰撞后反弹跳起，投箭者迅速把它接住，又投中壶的情形。因为它已经失去却又很快重新得到，也属于能够改正过失，所以奖赏。如果再次投出而贯耳，另行计算其算数；再次投出仍未命中的，则不予计算】。败壶不问，已经得到的算数全部作负【指十二箭全都没有投中，完全没有功效。如果两人都败壶，也计算余算来决定胜负】。横耳【指箭横着架在壶耳上，旧图算五十筹】、横壶【横着架在壶口上，旧图算四十筹】，都依照通常的算数，不予奖赏【偶然横架在那里，并不是投箭者技艺高超，有什么值得奖赏的？如果被后面的箭击落在地，也与未投中相同】。倚竿【箭斜斜地倚在壶口中，旧图算十五筹】、龙首【倚竿而箭头正朝向自己，旧图算十八筹】、龙尾【倚竿而箭羽正朝向自己，旧图算十五筹】、狼壶【箭在壶口上旋转而形成倚竿，旧图算十四筹】、带剑【贯入壶耳而没有落地，旧图算十五筹】、耳倚竿【旧图算十五筹】，都废除其算数【倾斜、邪曲、险僻的情形，并不在于投得好，而旧图却把它们当作奇巧，给的算数很多，实在没有意义。现在废除它们的算数，是为了惩罚这种情形；但它们毕竟又不同于未投中，所以在连续投中、全壶命中时，都作为通算处理。如果是被后箭击中，或自行从壶上坠落；若箭中耳，也重新计算其算数；坠落在地的，则与未投中相同】。倒中【旧图算一百二十筹】、倒耳【旧图不论筹数，直接算满】，壶中的算数全部废除【颠倒反复，是恶劣至极的情形，怎么能把它作为最高奖赏？现在把它的算数全部废除，是为了表明违逆常理就应受到相应惩罚的道理】。策问。学士院考试李清臣等人的一篇策问【熙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向皇上进言，认为天命不值得畏惧，祖宗不值得效法，流俗不值得顾虑，所以借策问的题目，以这三件事来询问应试者。范景仁后来到了，说：“流俗不值得顾虑这一件事，我已经写进策问题目了。”于是便把它刊去。第二天，宫中把纸条贴在上面，另外出了一道策问来考试李清臣等人】。问：先王的治理是多么盛美啊！如今还能看到的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政事，也只有《诗经》《尚书》罢了。《诗经》说：“文王上升下降，总在上帝左右。”

译《尚书》说：“亲自考察上天的意旨。” 这是说，君王无论仓促行事还是日常举动，从来没有不考察上天的心意并且严肃敬畏它的。《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尚书》说：“有典章，有法则，把它们留给你的子孙。”这是说，三代继承王位的君主，没有不遵循禹、汤、文王、武王的法度而能够治理好政事的。《诗经》说：“古代先民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 《尚书》说：“有的事当废除，有的事当兴办；一切进退取舍都要从你那里谋划考虑；众人的意见相同，就继续推究办理。” 这是说，和众人的愿望相同，政令就没有不能施行的，功业就没有不能成就的。如今议论政事的人，有的说：“天地和人完全没有关系，日食、月食、地震、摇动，都有固定的规律，不值得畏惧和忌讳。”“祖宗的法度未必全都完善，可以改革的就改革，不值得一味遵守。”“庸人的性情喜欢因循守旧而害怕改变，可以和他们一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开端。”“纷杂的议论不值得听取采纳。”难道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诗经》《尚书》所陈述的往事不能完全相信吗？还是圣人的话深奥微妙、高远难测，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或者先儒的解释还没有得到它的要旨？希望听听应当怎样辨析这些问题。贤良策问一篇【为邵兴宗所作，皇祐四年】。问：国家近来屡次下诏书，来延请天下的豪俊之士，授予他们不按常格升迁的职位，难道只是因为学问丰富就称为贤良，因为文辞华美就称为方正吗？大概是想求得古代圣贤的最高道理和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把它们施行于政事，以安定天下百姓；这正是皇上倚席而坐、急切求贤，连睡梦中也在思考的事情。如今您各方面出众，成为举人的首选，本来应当有所作为，以符合皇上这样待遇您的本意，也不辜负贤良之名。既然谈到这些却不说，难道就属于所谓隐讳不言吗？从前三代的君王，长的享国八百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后世统治天下的君王，很少能够赶上他们，国势逐渐衰败，到五代时，有的只经历三四年。请问，前代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世间有贤哲的君王来守成吗？后世之所以短促，是因为继承者不肖，不能享有前人的功业吗？还是由于祖宗建立法度、垂示传统，已经明备而严密，子孙不能败坏它呢？政治最清明的时代，耕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捕鱼的人互相谦让水域；如今国家修明礼义、不断切实激励天下，已经很久了，可是退让的风气在朝廷还没有大为流行，争夺的习俗在民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为了像秋毫那样微小的利益，抛弃仁义、毁弃情谊，做了也不感到羞耻；上下都为此困扰，却不能革除。又有内外各级官吏，有的侵夺小民，假如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把赏赐反过来变成惩罚，把正直颠倒成邪曲，使人蒙受冤屈、痛苦而失去职守，叹息哀号之声充满道路。即使对他们施以重大的诛罚和严酷的刑法，也不能制止这种行为。这两件事，难道是世俗风气浇薄虚伪，无法重新振作吗？还是教导和禁止它们的方法有所不完备呢？汉朝拥有天下，到孝文帝时才三十年，库中的帛已经腐朽，粮仓里的粟米多得流溢；本朝平定天下将近九十年，而公私的积蓄却一天比一天耗损。议论的人推究其中原因，却没有能够说明白。忧虑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人能够谋划解决。请问，说明原因、谋划对策，难道也有一定的方法吗？又如韩非所说的“五蠹”、荀悦所说的“三游”，这些都是前代的祸患，到今天仍然没有止息，将用什么办法使它们止息？至于朝政的善治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百姓的疾苦还有没有未被听闻的地方，您应当尽心深思，分条剖析陈述，不要有所遗漏。有司将把您的意见上报皇上并施行；不要因为顾虑日后的祸害而使任职之事受到枉屈，也不要把忠心、隐情和见识包藏起来而不尽数说出，只求取得优厚的俸禄和显赫的名声而已。进士策问十五首。问：从前季路、冉有、公西华、曾晳闲居时畅谈，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赵文子巡视九原，认为死者如果能够复生，便想见识并追慕随会那样的人。人的才质和禀性各不相同，不能把他们引到同一条道路上；爱好和崇尚各不相同，不能把他们纳入同一种志趣。您胸怀才干、抱负器识，等待时机来施展；前人的言语和行为，是您心中经常存念的。那么，立志于道的人，应当采用什么方法？仰慕古人的人，应当仰慕谁？处在职位、得到时机之后，施行政务应当以什么为先？修养自身、建立品行，在选择德行方面应当遵循什么？我听说，话题还没有涉及就抢先发言，叫作急躁；话题已经涉及却不发言，叫作隐讳。如今听取意见的人虽然没有古人那样的明察，却也不能说是毫无知晓，那么您发言时就不必有所隐讳了。问：从前尧遭遇洪水，向四岳询问说：“有谁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四岳推荐鲧，尧说：“唉！他违抗命令，败坏族类。”由此可知鲧不能任用，已经很明白了。四岳又推荐说：“试用一下，能不能胜任到时候就知道了。”尧于是命令鲧治理洪水，九年之后功业仍未成功，这才罢黜他而起用禹。唐尧是圣人中最盛德的，举事施政，难道会容许有过失吗？只是后世求学的人不能辨明罢了。否则，如果让一个不善于治水的人任事九年，使百姓遭受洪水泛滥，所废弃的事业重大，所造成的祸害广泛，然后才罢免他，那么仁圣之人的用心本来不会如此。我的才智有限，不能测度深远的道理，您应当加以辨析。问：考察经书和传记可知，在帝王时代，以玉帛朝见的诸侯，大略有一万国。当时声教所及，东方不过大海，西方到流沙为止，南方没有达到荆蛮之地，北方没有达到獯鬻之地。靠着五服之内的百姓来供养万国的君主，公家有多余的积蓄，私人也有剩余的储藏；征伐、代兴和朝贡之事，每年没有不有所收入的，其中从来没有匮乏。如今国家完全拥有四方，囊括禹所划定的疆域，加上兵革将近三十年没有动用。历代圣君恭谨节俭，让百姓休养生息，宫室不建得高大，苑囿不扩大，衣服不求华丽，饮食不求精美。然而近年以来，国家有事于西方的敌虏，调发并输送积压的物资，用来供给一方之地，于是又出现财用枯竭而不能接续、民力困顿而无力供给的局面。叹息哀号的声音冷落地回荡在道路上。为什么从前役使百姓很奢侈却还有余力，如今役使百姓并不宽缓却反而不足呢？要改变这种局面并使之通达，必定有相应的办法。这是国家最急迫的事情，也是执政者想要听到的意见。您明白古代的道理，又能考察当今的原因，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做些什么，才能使国用宽裕、民力充足，达到古代那样的时代？仁者的言论，利益应当广泛，幸勿推辞。《夏书》说：“赏赐延续到后世。”《小雅》中“裳裳者华”一篇，讥刺幽王抛弃贤者、断绝功臣后代之类的事情。这说明古代有世代享禄的制度。《周书》列举纣的罪行时说：“任用官员以世袭为准。”而解说《春秋》的人，公羊氏也说“讥刺世代为卿”。《诗》《书》《春秋》都是圣人用来作为后世规范的。如今它们的说法竟然如此相互违背，难道圣人的道理深邃隐微、幽深高远，学者不能达到吗？请说明其中的辨析，不要推辞。

译君王接受天命，统治四海，对上承接上天的秩序，对下端正人的纲统。因此，政治的根本没有比历数更重要的；历数的纲纪，没有比正朔更重要的。正朔是历数的大端，也是万事的纲首，所以圣人重视它。三代君王观察北斗斗柄所指，以建寅、建丑、建子作为正月，向上应合日月星辰，向下顺应三统，总合天、地、人三才的象征，这些都记载在典籍和论说中，传述得很详细。至于唐虞以前的正朔，历代儒生各有不同见解。孔安国认为以建寅为正，符合上天的数，自古都采用它。汤、武放逐、讨伐而取得天下，革除旧制、创立新制，然后才有改正朔、改变人们视听习惯的事情。如今考察唐虞以前，没有正朔不同的文字记载，似乎孔安国的说法是对的。然而郑康成依据《尚书纬》，认为正朔三次更改，自古以来就彼此变换，像循环一样，并非到了夏、商、周才改变。孔子说：“实行夏代的时制；自古以来都采用建寅。”怎么能说这是夏代的时制呢？似乎郑康成的说法又更优。正朔是帝王盛大的礼节、国家重大的事情，可是古今议论纷纷，始终不能确定。希望您辨明其中的是非得失，彻底说明这些说法，使后来的学者知道应当遵从哪一种。辅佐天子治理四海、安定万民，使诸侯遵循正道、四方夷族归服，使百官称职、万机得到治理，地平天成、风雨调和顺适，这就是宰相的职责。他的功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君王封立前代两王的后代，是为了保存三统，重视不使先圣的世系断绝。然而班固《汉书》把汉兴以来有金戈战争功劳以及蛮夷投降的君王受封爵、食邑的人列入《功臣表》，又把椒房、外戚之家因侥幸而受封的人列入《外戚恩泽侯表》。至于平津侯公孙弘以后，由丞相而封侯的人，以及商、周之后裔，却都不能附列于功臣之中，反而杂乱地编在外戚恩泽一类里。难道是因为调和阴阳的宰相之重，反而排在披甲执兵者之后；先圣的后裔、君王的宾客，反而排在武夫猛将的左边吗？还是史官另有深意，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知道的？或者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希望听到其中的辨析。祭祀典籍说：“有功法施于百姓的，就祭祀他；对百姓有功劳的，就祭祀他。”所以厉山氏的儿子名柱，能繁殖五谷，便祭祀他作为稷神；共工氏的儿子名勾龙，能治理水土，便祭祀他作为社神。汤战胜夏以后，想改变先王制度来彰明革命，于是用弃代替稷神；后来再没有人能超过勾龙，所以社神也没有更换。治理水土的人没有谁能超过禹，禹的功劳难道反而比不上勾龙吗？汤不祭祀禹来作为社神，却说后世没有人能超过勾龙，这其中的深意是什么呢？圣人的安排一定不会无缘无故。您应当努力把它说明白。世上作诗的人都称颂鲁僖公能够遵守伯禽的法度，鲁国人尊敬他，于是为他作颂。孔子删定《诗经》时，把它保存下来而没有删去，并不是虚妄的赞美。如今从《春秋》考察他的事迹，有时违背礼制行事，有时做事不合时宜；至于修建泮宫、征伐淮夷、建造新庙等事，都没有记载，几乎与诗中的颂辞不相符合，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策罢了，因为它说以至仁讨伐至不仁，却又说血流得能漂起杵来。后世学者都奉为祖说，于是认为《尚书》文字错杂，不像其他经书那样纯正完美。唉！那位孟子果真比圣人高明吗？《尚书》果真是是非相混，其中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吗？学者苦于随风呼喊、顺流争逐，从来没有人能够排闼而入、登堂入室，探究其中的深意、品尝其中的滋味，却只在门墙之外放纵奔逐，他们又哪里知道甘酸的真正滋味呢？竟然想相信孟子而非难《尚书》。孟子又说：“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文字损害语句的意义，不要因语句损害作者的志意。”这句话难道只能施用于《诗经》，却不能施用于《尚书》吗？孟子所谓“《尚书》不能完全相信”，究竟对不对？希望和各位一起考订它。“关雎”“麟趾”的教化，是君王之风，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之风，是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归属于召公。解说者认为先王指太王、王季。如今根据“二南”的诗，大多说的是文王的教化，有的赞美召伯，有的赞美王姬，哪里有它们属于太王、王季的地方呢？况且太王、王季、文王的诗，为什么不编在《雅》《颂》中，却列在《国风》里？文王的道德教化已经遍及天下，其中为什么又杂有君王之风、诸侯之风？又为什么分别归属于周公、召公？这些都是愚昧的人所不能明白的。诸位先生学问深广，希望听到你们辨析，这其中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考察《王制》说：“修明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性情，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这就是庶人的礼。”《舜典》说：“五服三就，大夫在朝廷受刑，士在市场受刑。”这就是大夫所受的刑。礼和刑，是先王用来治理群臣和百姓的，不可片刻偏废。如今《曲礼》却这样说，一定有不同的深意，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吗？孔子说：“陪侍君子有三种过失：话还没有说到，却抢先说，叫作急躁；话已经说到，却不发言，叫作隐瞒；没有观察对方的脸色就发言，叫作瞎子。”圣人的道理正直而不隐讳，难道要窥伺别人的脸色才说话吗？其中一定有微妙的深意，请为我辨析。又问：“《春秋》始隐公之说，是哪一家阐发通晓的？” 《春秋》不记载鲁公即位，为什么却特意记载“王正月”？杜元凯用“在宗庙朝见并接受正朔”来解释它。“在宗庙朝正”是国家的常礼，并非只在君主即位的第一年举行。又问：《春秋》尊重仪父，是因为他能够主动与大国交往，延续友好、使百姓安宁。小国事奉大国，盟约不如朝见重要；如今犁来记名而仪父记字，这是什么说法呢？乐词 枢密院举行圣节道场时的排当词 散念 紫电流转于枢府，元圣在盛大国运中降诞；妙花洒落大地，辅臣恭敬奉事仁祠。凭借清净无垢的殊胜因缘，祈求皇帝享有无疆长寿；又修建高大的法会，共同享受许多欢乐。应当尽情从容举行，以彰显慈爱恩惠。防龙满座，聚集着文雅的士绅和花▯，于是又增添了一日春光。想知道华胥之世在什么地方吗？只应当就在醉乡附近。作语

译德水澄澈而水波安宁，上圣应合天时降生；高山积聚精粹，大贤闻名于世而挺然诞生。大概人的精神光明显盛，正如符契彼此相合，必定凭借同德而达到太平安宁。恭敬地思念尊号皇帝陛下，胸怀如苍天覆盖万物，光明如太阳照临天下；使众生登上富足长寿的境域，使万民进入仁爱谦让的道路。雷雨不能造成迷乱，鱼鳖都各得其所。恭敬地想某官某官，大力宣扬忠诚，充分施展远大的谋略；掌管枢机而调和四时，执掌韬略而制伏八方夷狄。适逢里社呈现祥瑞，希望在香城祈求福佑。大规模开设佛教法筵，共同祈求圣上长寿。玉毫、珠髻，已经在慈云般的佛光中瞻仰；宝案、金杯，又承受清澄甘露的润泽。菜肴交错陈列，笙磬成排并奏。仁慈恩泽浓厚如和风，喜悦神色多于祥和之气。我错误地充任乐官，有幸面对朝廷；不计较自己才疏学浅，冒昧献上口号诗。华渚流星，表明圣人的祥期；宗庙重臣斋戒洁身，来到仁祠。奇异的花朵纷纷承接庄严供奉，妙美的音乐从容奉陪宴饮嬉游。官印服绶彼此鲜明，金饰交错；佩玉环饰相互映照，玉色繁盛。天地长久，南山坚固；愿在此地年年举杯祝寿。勾曲 八音繁盛和谐，七律调和协调。皇上喜悦，台上容颜喜色显露，合奏乐曲。御宴送李宣徽【昭亮】赴任真定府的口号诗。匈奴过去畏惧李将军，今日他重新归来，功业超过他的后代。旗尾飘扬，山野燃烧崩裂，马蹄腾跃践踏。边塞尘土昏暗，投降的君王叩首，面向南方宫阙朝拜。天子垂衣而治，亲临北门。幕府事务清闲，刁斗声寂静。碧潭景色美好，每日都可以开樽饮酒。作语 天象显示祥瑞，贵将陪侍护卫于太微垣；地势险要、山河呈现形胜，常山控制着大漠。何况圣明神武的君主亲自驾临，使远方荒僻之地归顺向化；秋日边尘没有惊扰，夜间门户也不用关闭。想到这是朝廷的股肱郡县，托付给心腹重臣。某官武略节操兼备，雄伟谋略无人可比；元帅率领十乘兵车，统率精锐部队启程；备下百壶清酒，命贤王出城饯行。荣耀产生于道路，威势震动塞外；在近郊停驻大旗，在清幽园苑留下朱轮。某忝居乐部，幸得面对台阁光辉；不计较才疏学浅，冒昧献上口号诗。秋风萧瑟，牵引着华美旌旗；盛大的祖饯宴席高高张设，走出斗城。玉馔芳香美好，罗列百般珍馐；铁甲闪耀，拥护着千名士兵。骊歌还未唱完，长杨苑的骑吹已经先到细柳营。雨露般浓厚的恩德，拿什么来报答？在战场上不惜性命，建立功名。庆祝文公八十岁的口号诗 我听说三王盛世，从来没有留下年寿不足的遗憾；五福之中排在首位的，没有比享有长寿更好的。恭敬地想开府太师，才华是人中豪杰，地位达到帝王之师。年轻而精力强盛、正当出仕之时，已经登上廊庙；头发花白、老成持重之日，还能享受林泉之乐。在三朝赞助熙和融洽的政治，享有八十岁的康宁。太公望年老得只剩下两颗牙齿，还在渭水边垂钓；田千秋年老，身乘小车，仍然腰系相印。何曾刚开始担任太宰，石鉴刚刚拜为司空。平津侯公孙弘博闻多识、善于谈论，方叔的谋略雄健有力。您独自兼有各种美德，气度超过前代贤人。留守相公镇抚京畿，掌管官府钥匙。遇上唐尧、虞舜那样的太平无事，欣喜于稷、契这样的贤臣得以同僚。大举设宴，进一步祈求长寿。提举端明珍惜盛事难得，仰慕贤人的作为，亲自邀请相公乘车到甲第赴宴。跪着斟上芳香美酒，仰头祝愿椿树般的长寿。我不计较自己荒疏浅陋，冒昧献上口号诗。丰厚的元勋、美盛的德行，古来无人可比；是天下第一位清高闲雅的人。台席之位已经酬偿了调和鼎鼐的志向；如今又像磻溪老人一样恢复了垂钓的生活。作为师臣，位列三公之首而尊贵；随着岁月推移，又将开启九十岁的新寿。愿您超过期颐而登上高寿，举杯畅饮四十多个春天。《传家集》卷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七十六，宋司马光撰，志一 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嘉祐八年作】公讳某，字醇之，他的先祖出自周代毕公，因封邑而定为毕氏；近世从郓迁居单州成武。曾祖考讳某，追赠太师、中书令，曾祖妣何氏，封越国太夫人。祖考讳某，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秦国公，祖妣陈氏，封楚国太夫人。父亲讳某，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魏国公，母亲邢氏，封燕国太夫人。自秦国公以前，世代仍未出仕；魏公开始因为通晓《春秋》而出仕，做到国子博士。公从小聪敏通达，擅长文章，书籍没有不读的；考中进士上等，脱去布衣，任黄州司理参军。任期届满，居家为魏公服丧；服丧期满，调任江州判官，尚未到任，因为被举荐而授任开封府兵曹参军。几位兄长想分配魏公遗产，公说：‘我幸而有俸禄，全部让给两位兄长，一文钱也不取。’知府薛公奎一向以威严著称，很少赞许别人，却唯独召见公而器重他，给予优厚待遇，说：‘您将来一定能做到宰辅，我恐怕赶不上了。’又举荐他任法曹。不久，改任大理寺丞，知襄邑县。召回朝廷，编修《天圣敕》，授刑部详覆官，适逢群牧判官出现空缺。当时章献太后临朝听政，因中书省请求而求取人才的有十多人，执政大臣为此忧虑，谋划说：‘找一个出身寒微而有声望、才能和节操，能够使人信服的人给她，这样中书省的请求就可以满足了。’于是把公的名字上报，太后果然同意，并改授银绯服。过了很久，出任秀州知州。明道年间，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章献太后去世，章惠太后想接着临朝听政，公上奏请求焚毁阁门所掌管的垂帘听政仪制，以阻止她的谋划，当时人都佩服他的敢于直言。先帝开始独自处理全部政务，年纪还轻，身边的人想用奇巧之物来讨好他，后苑制作珠玉的工匠比前日更多。公上言说：‘如今蝗虫螟虫成灾，百姓忧虑即将流离死亡；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怎么能不以俭约为榜样、以奢靡为戒，珍惜国用，来救济百姓的急难呢？’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中丞孔道辅曾对人说：‘如今的御史大多迎合权要人物的意旨，暗中受他们利用，只有庞君才是真正的天子御史。’不久授任开封府判官。尚美人正受宠，派宦官传达教令，要求免除工匠和市民的劳役。公上言说：‘自祖宗以来，从没有美人敢于传称教令来干扰府政。’皇上发怒，鞭打宦官并严加斥责；又下诏给各官府，从今以后凡是传达宫中命令的，都不得执行。龙图阁学士范讽喜好放纵旷达，不遵守礼法，士大夫多有羡慕仿效他的；他又做违法谋利的事情，公多次上奏揭发他的罪状，却没有得到答复。公被调任祠部员外郎、广南东路转运使，将要赴任时，又上奏揭发，并说：‘如果不惩治他，就会败坏、扰乱风俗，将会像西晋末年一样，不可不察。’于是下诏设狱审查事实，案件审结后，范讽因罪被贬为鄂州行军司马，同时下诏告诫天下风俗。皇上想恢复公的御史职位，不久又因为贬逐大臣的缘故，授公为太常博士、知临江军。到任不到一百天，又授任祠部员外郎、福建路转运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回，执政大臣奏请拟任户部判官，皇上说：‘庞某难道只能做三司判官吗？’九天后，授任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改穿金紫服。不久任大理寺判官，纠察京城刑狱，知审官院。在御史台任职两年，执政大臣奏请拟任户部副使，皇上说：‘庞某怎么能按照常规晋升他？’于是提拔为天章阁待制。拓跋元昊僭越作乱，陕西以西动荡，公奉命出使，体察情况并安抚军民，回来还未复命，便出任汝州知州。几个月后，调任同州知州。不久授任陕西都转运使。庆历元年，延安缺少主帅，任公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事。不久加授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等职。第二年，授任延州观察使，五次辞让而不接受，又升任谏议大夫，职务仍照旧。延安自从龙州战败后，戎人和百姓的居所几乎都被焚烧抢掠，距离城郭没有防御屏障，全部成为敌寇境地，人心危险恐惧。公到任后，修补破裂、堵塞漏洞，聚集物资、增加防备，用仁爱安抚百姓，用严厉驾驭军队。戍兵将近十万人，却还没有营垒，大多寄居在百姓家中；没有人敢侵扰百姓丝毫。各将领想出兵，公一定召来询问方略，取用他们的长处，教导他们的短处，说明赏罚；随后一定实行。因此各将领没有谁敢不尽力，出兵往往取得战功。当时元昊多次侵犯边境，覆灭军队、杀死将领，却唯独不敢靠近鄜延一带；偶尔小规模入侵，也总是失败逃走。原先被敌人占据的土地，公全部驱逐敌人收复，并在险要处修筑十一座城；城腹之内可以耕种的田地，全都招募百姓来耕作，延安于是成为安乐之地。正值朝廷更加厌恶战争，想赦免元昊的罪过，便用诏书命令公招抚怀柔他。公说：‘敌人刚刚屡次获胜，正在骄横；如果中原自己派人去劝说他，他会更加傲慢无礼，不能同他谈判。’ 起初，元昊掌权的大臣野利旺荣派他的牙校李文贵前来，公把他留在边境。到这时召见他，亲自向他说明逆顺、祸福的道理后，遣送李文贵回去。不久，野利旺荣、曹偶等四人来信，使用敌国之间修好往来的礼仪。公认为他们的态度不恭敬，不敢回复，便请示朝廷。朝廷急于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公于是回复说，可以开门延纳而不拒绝，称旺荣等为太尉，并且说：“元昊如果果真肯称臣，即使仍保留他僭越的名号，也可以。”公上奏说：“僭越的名号按道理不能容忍，臣不敢奉行诏令。太尉是天子所任命的上公，不是陪臣能够自称的。如今正要压制他的僭越行为，却称他的臣子为上公，恐怕会使敌虏更加骄纵，不能这样做。”旺荣等给臣写信时自称“宁令谟”“宁令”，这是敌虏中的官名，中原无法知道它的含义，因此可以不必避嫌；臣便顺着他们的称呼来称呼他们，朝廷认为这样做很好。旺荣等又请求采用小国侍奉大国的礼仪，公说：“这不是边帅所敢过问的事。只有等国主派使者奉表前来，我才敢把他们引导到朝廷去。”当时朝廷正在修复泾原，公担心敌虏突然进犯，破坏修复的功绩，于是把他们的使者留下来拖延，多次同他们讲议；虽然压制他们的僭越，也没有断然绝交。

译这样过了一年，元昊才派他的伊州刺史贺从勗前来，自称“男邦”，当面命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称“父大宋皇帝”。公派人对他说：“天子至尊，荆王是天子的叔父，尚且奉表称臣。如今名分和礼制还没有端正，不敢把这件事上报。”贺从勗说：“儿子侍奉父亲，就如同臣子侍奉君主。”公让贺从勗得以到京师，但天子没有答应，于是请他先回去再议。公上奏说：“敌虏自从背信狂妄以来，虽然屡次作战得势，但失去了私下贸易的利益，百姓十分困苦。现在他们的言辞和礼节渐渐顺从，必定确实有改变做法、归服中原的心意。希望允许贺从勗到朝廷来，再另选使者前往他们的国家，用诏令防止并抑制他们。他们一定会称臣；凡是名号、礼数以及所请求索取的物品，都应当尽力削减，实在不能不答应时才略微满足他们。如果他们所求并不违背原则，也恐怕豺狼般的贪心并不容易满足。”朝廷全都采纳了他的谋划。元昊果然称臣，册封为夏国主。皇上认为西部边境的安宁都是公的功劳，于是秘密下诏告诉他，两府有职位空缺时应当补任他。四年，公入朝任枢密副使。公在延州时，修治州城和各个寨堡，都是招募禁军来修建。军队出塞作战，就让士卒在敌境取粮，马匹的草料也都自行割取，回来后按价付钱，使百姓不必承担运输粮草的劳役。公将要离开时，百姓拦在道路上哭着说：“公用兵多年，从未因一件事烦扰百姓，即使把一个儿子作为香火焚烧来祭祀，也仍不足以报答公的恩德。”他们追送公经过好几个驿站才离去。公到枢密府后，上奏说：“陕西自从用兵以来，费用过于庞大，请派使者裁减节省边境费用。”皇上采纳了，所节省的费用超过一半。八年，任参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任枢密使。公认为近世养兵的弊病在于人数多而不精，因此导致国用困竭，便同丞相共同商议，大规模进行裁汰和检阅。于是朝廷内外的议论像鼎沸一样，认为一定会发生大变故，皇上也对此怀疑。公说：“万一有一个士卒狂叫作乱，两位臣下愿意用百人的性命来偿罪。”最终实行了这个计划。这一年共裁减八万多人，三司的粮食和赏赐都有余裕了。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公做宰相，专门把公正忠诚、便利国家作为职责，不以官爵来豢养私人交往、博取声誉。端明殿学士程公戡任益州知州，将要出发时，皇上让公告诉他说：“程戡回来后，应当任用他进入两府。”公说：“这件事出自皇上的恩典，臣不敢参与其中。”最终没有对程公说这件事。广源蛮侬智高反叛，祸害遍及岭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王师多次失利，诏令以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前往讨伐侬智高。言事者认为狄青是武人，不足以单独担任此职，坚持请求派侍从文臣担任他的副手。皇上就此询问公。公说：“此前王师之所以屡屡失败，都是因为大将权力太轻，各个偏将都自行其是，遇到敌人时有的进攻、有的退却，大将没有力量控制，所以才这样。如今狄青出身行伍，如果让侍从之臣做他的副手，那些人一定会轻视狄青。这样狄青的号令又无法执行，就是重蹈覆辙。狄青一向以善战闻名，如今让他以两府大臣的身份统率大军讨贼，如果再不能取胜，不仅岭南将不再属于陛下，荆湖、江南也都值得忧虑了。灾祸一旦兴起，尚且看不到它的尽头，不能不慎重。狄青过去在鄜延时，曾在臣的部下任职，他沉着勇敢而有智谋；如果专门把侬智高交给他，使狄青先凭威势整齐军队，然后再任用他作战，一定能够办成讨贼之事。希望陛下不要因此忧虑。”皇上说：“好。”于是诏令岭南用兵的一切事务都接受狄青节制，民政方面则同枢密直学士孙沔等人商议。狄青到达岭南后，斩杀了几名战败的将校，进军在邕州攻击侬智高，把他打得大败。侬智高逃往大理。捷报送到皇上那里，皇上高兴地对公说：“如果不是卿坚持主张，岭南不能平定；今天的功劳全是卿的。” 狄青回来后，皇上想任命他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公说：“从前曹彬平定江南，太祖对他说：‘朕想任命卿为使相，然而如今外敌还很多，卿做了使相，怎么肯为朕竭尽死力呢？’于是只赏赐他二亿钱而已。如今狄青虽然有功，却比不上曹彬的功劳大。如果用这样的官职赏他，那么他的富贵就到顶了。以后再有盗贼，狄青又立了功，将用什么官职赏他呢？而且狄青出身军中，却达到两府的地位，众人的议论纷纷，都认为本朝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如今幸好他立了功，议论的人才暂时平息；如果又赏赐过分，就会再次使狄青得罪众人。臣所说的不只是为了国家体制，也是替狄青谋划。”公争论了多日，皇上才答应，加授狄青检校官，升任防国军节度使、河中尹，仍然赐给他的几个儿子官职。不久，朝廷内外有很多人替狄青申诉功劳，认为赏赐太薄，皇上不愿违背众人的意见，又任狄青为枢密使。后来狄青终于因官位过于显赫而受到世人怀疑。近世台官升用太快，公援引旧制，主张御史任期届满后应安排到大藩任职。内侍省都知王守忠长期侍奉皇上，请求兼领节度使。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公，公说：“自宋朝兴起以来，从未有过内臣担任节度使的先例。” 陛下极其孝顺，凡是祭祀、礼仪、器物等事情，只要有一丝一毫关系到宗庙，就从未不战战兢兢、谨慎畏惧，何况祖宗的典章法度，又怎么可以毁弃呢？”皇上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因此内外怨恨憎恶公的人很多。防道士赵清贶同公有牵连，亲自同堂吏勾结，接受别人贿赂欺诈，答应替他们谋求官职。公听说后，上奏逮捕赵清贶和堂吏，关进监狱彻底追究他们的奸邪行为，杖责后流放。赵清贶走了几天便死了，于是言事者借此争相诋毁公，合力排挤他，起初说公偏袒赵清贶，最后又说公杀人灭口。皇上虽然知道公无罪，却想平息言事者的不满，五年，命公以户部侍郎出任郓州知州，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不久皇上深感后悔。这年皇上亲自到南郊祭祀，前一个多月对执政大臣说：“应当立即加授庞某为观文殿大学士，赶快办理；如果拖过大礼，就同有罪之人没有区别了。”诏令发布后，又厚加赏赐。契丹来请求皇上的御容以及例外事项数条，皇上拿来询问执政大臣，他们都面面相觑，无法回答。皇上怅然了很久，说：“此前调出庞某实在太匆忙了，大概是因为他熟悉夷狄的情况，能够防备大事的缘故。”至和二年，任命为昭德军节度使、永兴军路安抚使、永兴军知军。

译还没有出发，又改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并州知州。嘉祐元年，皇上患病很久仍未痊愈，朝廷内外忧虑恐惧。公上奏说：“近来陛下的皇子相继夭折，宫中和东宫都空缺，确立继嗣的道理，礼法已有明确规定。希望陛下深思祖宗统绪的重要，历数选择宗室中适合继嗣的人，迅速作出圣断。诏命一经颁布，众人的心就会大为安定。奉承宗庙、尽孝的大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以寒门儒生承受陛下深厚恩典，地位达到将相，所以冒着重大祸患也不疑虑、不后悔。臣年近七十，又迫近退休，本来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陛下保全万世的基业，爱护百姓、预防无穷的祸患，这就是老臣最大的愿望。”后来过了几年，皇上终于按照公的建议确定了大计。麟州屈野水以西有田地同夏国相接，疆界不明确，几十年来一直被敌虏盗耕，麟州人不能纠正这件事。到这时，诏令边境官吏禁止敌虏耕种，边吏却大肆抢掠。公对边吏说：“拓跋氏称臣进贡，并没有失去臣子的礼节。如今不先用文书告知，却突然抢掠他们，使自己理亏而反过来责备有理的一方，这不是中原用来驾驭夷狄的方法。”于是告诫边吏谨慎地斥责、侦察，不得擅自侵犯。敌虏慢慢用道理向他们说明，敌虏仍不退出，于是召来使者重新确定疆界，使者又没有到来。公说：“敌虏仰赖同我们的私下贸易，就像婴儿等待乳汁一样；如果断绝贸易，敌虏一定会自己前来。”于是禁止边境同敌虏交易。敌虏陷入极度困窘，移书边境，请求派使者重新商议疆界。使者到达后过了几天，防管勾麟府军马事郭恩仗恃勇敢果断，同麟州知州武戡、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率领不到一千人的军队，渡过屈野水到西边，抵达忽里堆，却没有作战准备。敌虏怨恨边吏抢掠他们的百姓，经常在边境聚集一万多士兵，等待边吏到来后攻击，以报仇雪恨。边吏遵守公的约束，敌虏因饥饿疲惫而退去，已经有好几次了。到这时，有人报告敌虏在水西，郭恩等不相信，敌虏于是发动伏兵攻击郭恩等人。郭恩、黄道元都陷没于敌虏之中，武戡逃脱后回来。然而敌虏因为私下贸易的缘故，仍派使者前来请求把水西的田地向后退让二十里，公没有答应。在此以前，公命令并州通判司马光前往麟州，同武戡商议边境事务。武戡请求趁敌虏退兵之时，在屈野水西修筑两座堡垒，以禁止耕种者，并且作为州的耳目。司马光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公，公同意了。等到他们前往时，敌兵已经重新聚集，武戡不敢兴工。战败以后，他才说自己当天是去察看修堡地点，被敌虏伏击，因此导致人员伤亡。防止敌虏派黄道元回来，朝廷命令御史审查这件事。御史刚刚受任，想以排击大臣来博取名声，便移文幕府索取文书。公因为修筑堡垒的主张，司马光确实参与其中，担心他也被牵连获罪，于是留下司马光的书信，只把其他文书交给御史。御史于是弹劾公擅自在边境修筑堡垒，导致军队败亡，又隐匿制狱所索取的文书；公因此被解除节钺，改以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出任青州知州，兼任京东东路安抚使。司马光惭愧，守候在宫门请求入见，上书详细说明事情经过，自请接受斧钺之诛，朝廷没有答应。公又上奏引咎归己，请求宽免司马光的罪，司马光最终没有被治罪。后来司马光见公无地自容，而公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终身不再提起这件事。起初公在并州时，刚满七十岁，急切想告老退休；因为担心被贬降，不敢提出。过了半年，才上表说明情况，朝廷不许，升任尚书左丞，调任定州知州、本路安抚使。公经过京师，入朝拜见皇上，当面陈说自己的诚意。皇上说：“新进的臣子畏惧退缩、逃避事务，定州士兵骄横已久，借助卿的威名来镇服他们，卿应当勉力替朝廷前往。”公不得已，请求辞去尚书左丞。到定州任职一年后，公回来请求退休，皇上答应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公再次请求退休，诏令召他回京。公不断陈请，有人对公说：“如今您的精力还很强健，年轻人都比不上；皇上正十分器重您，为什么这样坚决地急着离去呢？”公说：“一定要等到筋力不能支持，明主厌弃我以后才离开，那是不得已，哪里称得上知足而止呢？”公共上表九次，亲手写的奏疏二十多通，朝廷无法改变他的请求。五年，听任他以太子太保的身份退休。公爱好学习出于天性，即使年老退休居家，也常常读书作诗，从未空闲，以此自我娱乐，甚至忘记饥渴寒暑。子弟虽然极其敬爱他，他却常常神色严肃地教导他们。在内室闲居时，别人看不见他有懒散的样子。他处理政务以爱护百姓为根本，明察熟练地掌握法令，以公平之心处理事务，常说：“凡是做大臣的，尤其应当敬畏法度，怎么能仗恃自己地位尊贵，就扰乱天子的法令呢？”只是治理军队较为严厉，有人犯法就依据实际情况从严处置，有时防备其被斩杀、肢解、磔裂，有时连续鞭笞直至打死，军中人人恐惧战栗。然而他也能体察士卒的劳苦，至于住房、饮食，没有不尽心替他们安排妥当，使一切都完备美好。因此他所到之处，士卒听到他的威名就敬畏，却始终没有怨恨之心。对待属官谦恭和蔼；属官有所陈述，只要有可取之处，即使文书已经发出，也立即改正，从不吝惜。八年三月丙午，公因病在宅第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当时皇上已经身体不适，听到消息后震惊悲痛，不能亲临祭奠，派中使到他家吊唁并赠送助丧财物。不到一个月，皇上驾崩。当今皇上正居亮阴守丧，所以还来不及追赠谥号。公先娶夫人边氏，是故枢密直学士边肃之女，封嘉兴县君。后娶刘氏，是供备库使刘永崇之女，封彭国夫人。儿子五人：长子元鲁，考中进士，官至大理寺丞，早逝；次子元英，任太常博士；次子元常，任内殿崇班；次子元中，任大理寺丞；次子元直，任大理评事。女儿七人：长女嫁冀州支使陈琪，封南安县君；次女嫁都官员外郎宋充国，封德安县君，早逝；次女嫁屯田员外郎程嗣隆，封仁寿县君；次女改嫁宋充国，封永康县君；次女嫁大理评事赵彦若，封荣德县君；其余两女尚未出嫁。遗孤元英将于这一年六月壬申把公葬在雍丘东山，于是对司马光说：“公一生所知爱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您，您应当为公写墓志铭。”司马光自知文才不足，不敢推辞。唉！司马光承受公的恩德如此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然而公的德行功业已经载于天下人的耳目，司马光不敢因为私情而增饰一言。铭文说：

译显赫而诚信的公啊，品德柔和美善；既有法则，又聪敏而善于谋划，果断而不迷惑。函谷关以西，老幼百姓嬉游安乐，边境没有震动，都承受公的恩惠。五岭以南，又成为大宋的王土；在朝廷谋划取胜，承受公的福佑。文臣的服饰、武将的功业，行动无不成功，谁能尽知其中的缘由？只有天子。贤明的天子授予公爵禄，制定天子法度；公因此招来许多怨恨憎恶，而公的忠心也更加显著。体力尚未衰损，便因年老辞去荣位；子孙众多而贤能，享尽了完整的福禄。上天生下公，是为了辅佐先帝；身着缀衣侍立于朝廷。公恰好辞别人世，功迹实在足以成为文辞；镌刻在幽深泉下，身体虽毁而名声流传，垂示亿万年。礼部尚书张公墓志铭【熙宁四年三月撰写】熙宁四年三月癸巳，礼部尚书、致仕张公，享年八十八岁，在冀州私宅去世。他的遗孤保孙写下公的功业德行，请使者赶赴洛阳，对司马光说：“公将于八月壬申下葬，请您为我铭刻公的墓志。”司马光哭悼之后，自思文辞鄙陋，不能彰明公的事业；但两家世代通婚，大概比别人更了解公的志向，因此不敢推辞。公名某，字诚之，祖先世代居住在深州。曾祖名侑，祖父名光伟，追赠太子中允。父亲名文质，追赠尚书左仆射。母亲是太原郡太君王氏。自仆射以上几代都没有做官，但家中富有财产。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多次入侵边塞，仆射认为深州城防险恶，才开始迁居冀州。第二年，深州陷落。公于景德二年考中进士，历任蜀州、赵州司理，升任安肃军判官。天禧末年，诏令铨司根据身、言、书、判选拔士人，应诏者五十多人，只有两人中选，公是其中之一，因此授任著作佐郎、朝城县知县。寇忠愍公任大名府尹时，在属吏中唯独对公另眼相待，说：“看您的器度和才业，将来一定会有远大的成就。”任期届满后，任开封府司录，出任将陵县知县，通判雄州。王文康公任御史中丞时，推荐公由屯田员外郎改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弹劾时从不避让权贵和外戚。升任兵部员外郎，任盐铁勾院。明道二年，京东发生大饥荒，选任公为转运使。公赈济救灾很有办法，皇上特别下诏褒奖，又就地赐给他紫衣和金鱼袋。过了一年，调任陕西，又调任河北；所举发查办的贪婪横暴之事很多，声望和政绩更加显著。景祐四年，入朝任户部副使。宝元元年，升任度支副使。不久元昊僭越作乱，西部边境骚动，诏令任公为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各位将领争相提出进攻夺取的策略，公上奏说：“戎狄狂妄僭越，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如今大军出征，臣担心百姓普遍受到战争的祸害。如果元昊果真有悔过归服的心意，没有其他过分的要求，即使名号还没有完全端正，臣认为也可以宽缓处置。与其责求戎狄一个空名，不如救济百姓实际受到的祸害。”朝廷虽然没有立即采纳，后来安抚元昊时，也大致采用了公的策略。康定元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延州知州。当时太夫人年高患病，公难以忍心远离，又不敢辞职；朝廷责备他没有立即赴任，便仍以待制身份改任泽州知州。第二年，调任成德军知军，遭逢太夫人丧事，朝廷下诏起复他，命他处理政务。不久恢复学士职务。公上奏说：“契丹同元昊结为婚姻，恐怕暗中谋划、彼此呼应；河北城防长期没有修治，应当加以留意。恐怕契丹在边塞聚集军队，索求关南土地。”庆历二年，诏令任公为河北都转运使，修筑河北各州城池。契丹讲和，又任成德军知军。第二年，由兵部郎中升任右谏议大夫，充任河北都转运使。公以河北幸而无事为由辞谢，希望仍以原来的官职留在成德，诏令答应了。第二年，调任青州知州。过了一年，入朝任知审官院，改任开封府知府。第二年，出任成德军知军，尚未出发，又改任河北都转运使。公上奏说：“恩州守臣不是合适的人，州中士兵骄横强悍，恐怕会发生意外变故。”没有得到答复。不久调任陕西都转运使。恩州士兵王则果然发动叛乱，公因没有察觉而获罪。第二年，降职任汀州知州。在此以前，冀州男子李教醉酒胡言乱语，牵涉妖言叛逆之事被发现后，自缢而死。李教的哥哥李敭是公的女婿，他的仇家告发李敭的父母，说李敭因私下依附公而得以免罪；相关人员因此被牵连送到御史府审查，结果都没有实据。公仍因这门婚姻关系而被罢去学士职务，由给事中降授左谏议大夫。起初贬到江南，不久调任彬州知州。皇祐元年，恢复给事中身份，任洪州知州。第二年，恢复学士职务。在洪州任职三年后，入朝判流内铨，任知审官院，出任澶州知州。第二年，调任河北都转运使。至和元年，调任相州知州。第二年，再任知审官院。嘉祐元年，任邢州知州。第二年，请求告老，以吏部侍郎身份退休，在家居住共十五年。适逢英宗和当今皇上即位以及郊祀的恩典，就地升授三级，任礼部尚书。公天性孝顺友爱，起初从蜀州任满归来，得到蜀中的奇异丝织品和物产，进门后没有拿到自己的房间，全部摆在堂上，请太夫人和兄弟姊妹任意挑选。他常说：“兄弟是上天所生的亲人，就像手足一样，不可以分离断绝。妻妾是外舍之人，怎么能使用外人而防范自己的手足呢？”宗族即使关系十分疏远，其中贫困的人也没有不收养救济的；男女中的孤儿和寡妇，都替他们办理婚嫁，没有一个人无所归依。然而他为人庄重，即使居家也常常整肃衣冠；衣冠没有穿戴整齐时，不让子孙来见。与人交谈有时直到半夜，也不命人坐下，内宅之中肃穆得如同官府。事情无论大小都很有条理。从开始做官直到老年退休，凡同宾客朋友交往时，常常垂足端坐；有时宴饮一整天直到夜里，也从未稍稍倚靠，脸上没有疲倦懈怠的神色，别人很难做到这样。

译他在任职期间以精明敏捷、清廉正直而为朝廷所知，因此每逢边境警报和灾害等事情，常常把这些事务交给他处理。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办成，见识和气量高远，能够鉴别人物；前后推荐举荐属官数百人，最终没有一个人因败坏官职而连累他。翰林郑学士獬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到洪州拜见公，公说：“您的科名应当成为天下第一，只是时机自有早晚，不要为此忧虑。”不久果然如此。郑公家本在河北，不熟悉舟船，及至因贬官到了南方，经历江湖上的险阻，每逢风涛，家人无不忧愁恐惧。公说：“我反省一生的存心，没有可以惭愧的地方，神明一定会保佑我，怎么会沉溺在这里呢？”他神色安然，毫不在意。在南方多年，夫人和子孙相继去世的有好几人。冀州知州蒋偕曾经对公有怨恨，趁公被贬之机借事破坏公的家产，甚至砍伐墓中的柏树来修道路。别人认为公遭受这样的忧患，一定不能渡过难关，公用正道宽慰自己，最终平安无事地回来。等到蒋偕被侬蛮杀死，家人中有人感到痛快，公总是发怒斥责他们。公已经辞去政务回到乡里。熙宁初年，河北发生大地震，往往震毁官府和民居。公当时正在吃饭，案上的器物全都倾倒坠落，左右的人奔走逃散，公安然坐着不动，慢慢说：“地震是常有的自然现象，何至于惊慌成这样？” 当时黄河在枣强决口，水势逼近州城，有人劝公把家迁到邢州。公说：“我们家是众人寄托希望的地方，如果轻率地采取行动，让一州的官吏百姓凭什么安心？”最终没有迁徙。朝廷优厚礼遇有旧德的臣子，五次授予他的儿子保孙冀州官职。保孙想顺从公的心意，凡是居住、出入、宴请宾客以及奉养供给的器物，都不比他任二千石官职时减少。因此公虽然退居在家，却没有感觉到同从前有什么不同。年过八十，耳目手足仍然聪明灵便，饮食起居，壮年人有时也比不上。他喜爱读书，年老而兴致不衰。临终前一天，他叫来门生询问：“西边用兵现在怎么样？朝廷的法令没有再变更吧？”他的忠君爱民之心，大概出于天性，并不是有意做给别人看的。讣告传来，太常为他定谥号为恭安。夫人永嘉郡君刘氏先于公去世。儿子二人：长子贻孙，任大理评事；次子保孙，任殿中丞。女儿五人：长女嫁前进士李敭；次女嫁供备库副使贾世永；次女嫁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次女嫁供备库使任永；次女嫁历城主簿刘忠辅。贻孙以及嫁给贾氏、刘氏的女儿都早逝。公长期居于显贵职位，宗族中因公的荫补而做官的共有三十多人。铭文说：福佑善人的道理，世人有时会怀疑；从公的事迹来看，确实没有什么可疑。行仁而不遗弃亲人，尽忠而不忘记君主；立身谨慎严肃，任官恭敬勤勉。入朝任台阁之职，出外治理藩镇。年轻时就通达显贵，直到退休，身体强健没有疾病，财用常常充足。年近九十，享荣华安乐而终，显贵的官服印绶层层相连，恩泽延及九族。死后归附祖先，这才叫作福禄圆满。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熙宁四年撰写】府君名诲，字献可，祖先是幽州安次人。曾祖父名琦，任晋兵部侍郎，追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祖父名端，辅佐太宗、真宗，任太子太保去世，谥号正惠，追赠太师、中书令。伯祖父名余庆，太祖时任参知政事，追赠镇南军节度使，他们各自的功业都记载在史官的史册中。父亲名荀，任国子博士，追赠兵部侍郎。母亲张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献可幼年丧父，靠自己努力求学，家居洛阳；性情深沉厚重，不随意交游，洛阳士人往往不知道他。考中进士后，调任浮梁县尉，没有赴任。历任旌德、扶风主簿，升任云阳县令，改任著作佐郎、翼城县知县，调任签书定国军节度判官，通判梓州。任职未满，母亲去世。服丧期满，任大通监知监，兼任交城县知县。召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人事毫不回避。兖国公主是仁宗宠爱的女儿，下嫁给李玮，却轻视夫家。她曾因愤怒，夜间打开宫禁门，入宫向皇上诉说。献可上奏说，宫门宿卫不能不严。公主夜间叩击禁门，守门人不应听任她入内；献可又弹劾公主阁中的宦官梁怀古、梁全一，把他们流放驱逐。当时有一位新任命的枢密副使，时人对他有疑议，献可同他的同僚直接把众人的意见陈奏到皇上面前，认为此人一定不能留任，共上奏章十七次，最终同他一起被罢免。献可任江州知州，过了很久又被召回御史台。英宗即位，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当时皇上患病，太后临时共同听政；内侍都都知任守忠长期在宫中掌权，皇帝的即位并不是任守忠的意愿，他趁机从中挑拨两宫，制造散播恶言，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献可接连给两宫上书，阐明大义，感情真切、言辞恳切，因此皇上和太后的慈爱孝顺更加深厚，谗言不能施行。皇上的病久未痊愈，献可请求早日确定东宫，以安定人心。后来皇上稍有好转，却谦抑沉默，对此事不置可否；献可多次请求皇上亲自处理政务，掌握赏罚大权，延请近臣以沟通下情，又请求太后每隔几天到东殿一次，逐渐远离日常政务，自己谋求安逸。恰逢小旱，献可便请求皇上亲自出行祈雨，使外界的疑虑自然消除。太后归还政权后，献可又对皇上说：“如今陛下虽然专权听政，但太后辅佐先帝很久，阅历天下事务很多，重大的事情仍应向她通报、请教，然后再施行，以表示不敢专断，用来报答她深厚的德行。”任守忠的阴谋不能实现，便改为巧妙地谄媚奉承，求得自己重新接近皇上。

译献可说：“不能让这个人长久留在皇上身边。”立即进言，皇上列举任守忠前后的重大罪恶，连同他的党羽史昭锡一起流放到南方。献可趁机上奏说：“大奸已经除去，其余那些过去凭借势力、无礼妄为的人，应当一概放过，不要再追究，以安定心怀疑惧的人。”不久，以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执政大臣建议仿照汉代旧例，尊崇濮安懿王。献可率领同僚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并请求治执政大臣的罪。累积上奏十多章，皇上不听；他仍请求把自己贬黜，又上奏十多章。怀知杂御史的敕告已经送到，献可说：“臣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不敢再居此职位。”皇上不愿违背大臣，又嘉奖台官敢于直言，于是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下发，退还他的敕告。多次下诏命令他赴职，献可同僚属把所上奏章的草稿全部抄录，送入中书省，声称不敢奉诏，坚决请求治罪。皇上不得已答应，以本官出任蕲州知州。不久调任晋州知州。当今皇上即位后，加授集贤殿修撰，任河中府知府。不久召回任刑部郎中，充任盐铁副使。皇上一向听说他刚强正直，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再任知谏院，升任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当时有一位侍臣辞官居家，朝廷内外都称赞他的才干，认为古今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天子召他参与大政，众人都因得到贤才而高兴，唯独献可认为不妥，众人无不感到奇怪。过了不久，新任执政者仗恃自己的才能，抛开众人而独断专行，厌弃常规而标新立异，多次更改祖宗法令，专门急切地搜刮百姓财物。他所宠爱信任、提拔任用的人，有时并不是合适的人，天下人大失所望。献可多次争辩而不能改变，于是抗章把他的过失全部列举出来，并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就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处在朝廷中，天下必定不得安宁。”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了它。”皇上派使者劝解，献可坚持得更加坚决，于是罢免御史中丞，出任邓州知州。献可虽在外地，遇到朝廷有重大得失，仍然进言不停止。后来患病，上奏请求任闲散官职回乡。朝廷没有答应，于是请求退休。诏令任提举西京崇福宫。到任后又请求退休，获准。熙宁四年五月甲午，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当初正惠公去世后，他的家境日益贫困。献可做官以后，常常拿出俸禄的一半救济宗族中的孤儿寡妇。家中没有多余财产，自己生活奉养极其俭朴。他治理百姓以施惠利民为主，痛恨奸邪暴行，大体上喜欢用公平的方式办事，因此所到之处百姓都感到安定。他多次担任言官，现存可见的奏草共有二百八十九篇。纵观古人，能够做到其中一两点，就已经可以载入列传、传示后世了。献可所做到的哪里只是这些？现在特意把他参与、关系国家安危的事情记录下来。至于他在朝廷答对时口头陈述的话，已经无法听到了。他前后被三次驱逐，都是因为触犯了执掌大权、受到天子信任的大臣。那些与他为敌的人，无不是掌握大权、天子信任的人；他们当时气势压倒天下，献可却把他们视若无物，神色严正、言辞直截，逐一指出他们的过错，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旁边的人都为此两腿发抖，而献可处之泰然。平日里他的容貌言语恭谨和易，使他不能在朝廷任职时，别人不过把他看作谨慎厚道的长者罢了。等到遇到事情，只要是道义上应当做的，就快步直往前去，如同抢救被火烧或溺水的人；不应当做的，就畏惧避开远离，如同面对陷阱，唯恐自己掉进去。晚年卧病洛阳，仍然早晚因天下事愤慨叹息，把天下的事情看得比那些在位而负有责任的人还要忧虑，竟然不顾念自己的疾病和子孙的贫困。唉！如今的世道，爱护君主、忧虑百姓，出于真诚之心，无所图谋而去做，能够停止却不停止，始终不改变，像献可这样的人，难道还有别人吗？所以他去世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叹息悲痛，感到惋惜。他那颗心，难道只是偏爱献可个人吗？献可先娶张氏，是故丞相邓公的孙女；后来娶时氏，是故侍御史时旦的孙女，封同安县君。四个儿子：长子由庚，任金水县主簿；次子由圣，任将作监主簿；次子由礼、由诚，都没有做官。六个女儿：长女嫁罗山县令鞠承之；次女嫁光禄寺丞吴安诗；次女嫁进士姚辉；次女早逝；还有两女未嫁。这一年八月某日，葬在伊阙祖先墓地。献可病重，亲手写信命司马光撰写墓志文。司马光前去探望，到达时献可的眼睛将要闭上，司马光俯身呼唤：“还有什么要嘱托我的吗？”献可睁眼勉强看着他说：“没有。”司马光走出门，献可便去世了。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哪里足以符合献可的期望呢？只是道义上不能推辞，于是哭着写下铭文。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大宋名臣吕正惠公的孙子，以忠诚正直、敢于进言而光大继承了他的家门。官位虽未达到应有的极致，道义却没有辜负；寿命虽不长，名声却不会朽灭。唉！作为人臣，作为后代，始终没有惭愧之处，能够做到这样，可以说是完备了。《传家集》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七十七，宋司马光撰，志二 龙图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皇祐四年八月撰写】公名某，字公素，祖先是唐朝宗室，为避战乱进入蜀地，家居邛州依政。曾祖父名殻，祖父名扆，父亲名宪，都没有做官。祖父凭才干品行闻名乡里，朝廷加以褒奖，称为静惠处士。公三岁时父亲去世，天性机警聪敏超过常人。哥哥李绹教他读书，严格规定他的学习功课，却让公自己出去游玩。到了傍晚，哥哥回来，公慢慢取出书来，借着月光看书，看过一遍就能站着背诵几千字。哥哥从此对他感到惊奇。稍稍长大后，公善于写文章，尤其精通歌诗，气度格调豪迈。景祐五年考中进士，名列天下第二，授任大理评事，通判邠州事务。州中人因为公年少而高中，起初不认为他能处理政务。公锐意精心治理，所作的谋划都出人意料，官吏百姓大为惊异。当时夏国敌虏进犯西部边境，刘平、石元孙战死，边地人惶恐不安。邠州城防险恶，官吏百姓谋划迁入内地以躲避敌患。当时州中没有守将，公代理州务，立即发动百姓修治州城。同僚属吏坚决争辩，认为此事应当上奏皇上，等待答复。公说：“敌虏将要来到城外，哪里有空顾及文书法令来为自己打算呢？况且这件事确实是我主持的，即使获罪也不会连累你们。”于是亲自丈量材料、准备器用，分配工程并督促劳役，不到三十天就完工了。仁宗听说后嘉奖了他，下诏命令其他州的守备工程凡应当修完的，都以邠州为标准。任期届满，召回考试，授任直集贤院，历任判登闻鼓院、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后来因不合执政者的心意，出任京西转运使，又召回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当时杜祁公任宰相，常常选拔防英等人安置在台省；不利于杜祁公的人便指称他是杜祁公的党羽，于是降职任润州知州，调任洪州知州。过了很久，溪蛮侵犯荆湖，朝廷商议选派有才智的人担任转运使来镇抚他们。仁宗说：“馆职中有一个善于饮酒的人是谁？他的才干可以任用，如今在哪里？”宰相答不上来。仁宗又说：“就是从前修筑邠州城的那个人。”宰相立即说出他的姓名，于是授任荆湖南路转运使。他乘驿马到邵陵，下令各州都按兵不动，不得进兵讨伐，派使者到蛮人居住地晓谕祸福。群蛮感动喜悦，全都停止用兵，接受约束。又召回修起居注，负责纠察京城刑狱，随后任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以龙图阁直学士代理开封府事。京城有很多老奸巨猾之徒，官吏不能擒获；他推究踪迹，考察这些人的容貌、行迹和日常活动，一时间几乎都逮捕治罪，威严号令大为施行。他因盗贼闯入慈孝寺、偷窃章献皇后的御容和大珠而获罪，被调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不久患病，皇祐四年八月癸未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岁，官职屡次升迁。官至起居舍人。他为人疏朗明达，和乐平易，洒脱不受拘束。饮酒数斗也不乱，把金帛看得如同粪土。对朋友很厚道，同他交游的人，交往越久关系越亲密。他还是平民时，曾游历四方，熟悉各地的风俗人情。因此平生喜欢谈论治国的纲要以及用兵的方略，多次陈述有利于政事的意见，给仁宗上奏数十篇。仁宗年事已高，却没有继嗣，他因陪祭高禖回来，便上奏赋文，大意说：君王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疏远宠幸的人，亲近柔和善良的人，那么神灵就会降下福祉，子孙也会繁衍。仁宗深深嘉许采纳，命内侍石全育宣读诏书慰问他。他家境极其贫困，病重时，亲自写表说母亲年老，自己不能终身奉养，因此连累陛下。仁宗哀悯他，给予很优厚的赙赠和抚恤。当时的士大夫无不惋惜他志向有余而寿命不足。夫人张氏，封南阳郡君。有三个儿子：稷，任太子中舍；秬，任大理寺丞；秠，任太常寺奉礼郎。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皇城使刘永吉，次女嫁进士谢少防，次女早夭，幼女尚未出嫁。我与公同年考中进士。稷写了公的治绩品行，请我为他撰写墓志，我无法推辞。铭文说：以才干气概作为实际，以文学作为光华，孤然挺立、秀出众人，使家族更加显赫。千里马的脚力，缰绳不能约束；百围大树，规矩不能加以裁制。功业本可大有施展，可惜寿命和禄位都不长远。唉，这是上天确实如此安排，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虞部郎中李君墓志铭》【熙宁二年撰写】李君的族籍出自赵郡，后来迁居肥乡，如今是开封府人。曾祖父讳滔，任洺州团练判官，追赠中书令；曾祖母鲁国夫人苗氏。祖父讳炳，任侍御史，追赠尚书令；祖母陈国夫人周氏。父亲讳贽，任虞部员外郎，追赠司封员外郎；母亲扶风县太君宋氏。司封的哥哥沆，以清廉持重、通晓治国体要而闻名，辅佐真宗；弟弟维以文章著称，仁宗初年任翰林学士，他们都在国史中有传。当时的士族都以他们为荣耀并仰慕他们。李君讳某，字汉臣，幼年丧父，起初因相国夫人的奏请，任将作监主簿；后来又因翰林君的奏请，任守主簿。起初监汝州盐酒税，后来任在京茶库、西京粮料院监官；因扶风太君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监南京麴院，任在京丰济仓监官。又因长期患病，以国子博士分司西京，不久又掌管中岳庙。庆历七年七月癸巳，在官舍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李君喜欢作诗，有前人的风格；为人温和善良、清廉谨慎，和睦对待宗族姻亲，厚待朋友，所以活着时没有人同他结怨，去世后，人们久久思念他。夫人聂氏，是秘阁校理震的女儿，封河南县君。生有六个儿子：攸，如今任内阁承制；有一个女儿，嫁右班殿直王矞；另有一个女儿嫁屯田郎中朱处仁；其余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早年去世。李君去世时，攸和两个妹妹都还年幼，家境极其贫困。夫人守寡二十多年，抚养几个孤儿，主持家务，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十分周全。李氏家族因此重新振兴。熙宁二年六月戊午，夫人在京师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在此之前，攸入朝任官，追赠李君为虞部郎中，夫人封福昌县太君。攸所任官职都有能干的声誉，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我是夫人的外甥，攸说我将于今年某月某日把夫人安葬在洛阳贤相乡的墓地，希望我为她作铭。我没有推辞。铭文说：活着时人们亲近她，去世后人们思念她。如果内心的诚意不能充分表达，谁又能真正了解她呢？官位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寿命也没有长久。幸好她有儿子，可以收葬、祭祀她，以此终享她的福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哥哥讳某，字昭远。曾祖父讳某，母某氏；祖父讳某，母某氏；父亲讳某，追赠光禄卿，母李氏，封永寿县太君。哥哥考中进士，起初授威胜军判官，又调任泾州观察推官。不久任渭州酒税监官，改任大理寺丞，知猗氏县。不久任签书保大军节度判官。故丞相庞公任鄜延经略使时，上奏任命哥哥为鄜州通判，调任渝州知州，历任庆成军以及解、房二州知州。解州、房州都还没有到任，便调任商州知州。从商州回到京师，任右厢店宅务监官。遭逢永寿太君丧事，服丧期满后，任干州知州。治平三年正月辛酉在州衙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官职累积至太常少卿。哥哥为人孝顺友爱，居丧时极尽哀痛，宽厚容纳万物，而内心操守坚强正直。在鄜州，州长都是武人，多骄横放纵、不守法令。哥哥平日和他们宴饮游乐、谈笑相处，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到了处理公事时，却神色严肃、竭力争辩，一定要合乎道理才停止。州长虽然非常恼怒，也拿他没有办法。然而知道他没有伤害自己的心思，所以也不深深怨恨他。在渝州，他的属官赵寅，以傲慢凶狠、刻薄暴戾闻名于世。他虽然处在低微职位，却常常昂首阔步仰视天空，意气神态像公卿宰相。哥哥刚到任时，审阅狱中囚犯，释放了赵寅无故拘押的将近一百人。赵寅争辩，哥哥完全不予理会。后来赵寅言辞礼节傲慢无礼，哥哥也不和他计较。过了很久，赵寅渐渐自己感到惭愧悔恨，前来谢罪服从。等到赵寅任期届满，竟流泪不忍离去。哥哥幼年丧父，过了三十岁才出仕，因此熟知民间的真情和伪诈。他处理政事务求合乎民心：有强悍狡猾、危害百姓的人，便严厉依法惩治；愚昧软弱、不明白道理的人，就慢慢向他们解释开导，往往使他们明白醒悟、欣喜离去，停止诉讼。因而他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仰慕，离任很久以后仍不断思念歌颂他。然而他侍奉上级从不行过分的礼节，每次罢官回到京师，大多闭门居家，从不登权贵之门。看到审官院有空缺职位，张榜贴在墙上，别人很久不来接受的，他便立即接受离京赴任。只有掌管店宅务时留在京师，前后两年；除此以外，大多不过几个月就离开。因此只有他所治理的百姓知道他的才干，而朝廷始终没有机会了解他。其他人有的做官远远晚于哥哥，有的才能远不如哥哥，却因为熟悉世态人情，往往取得显赫官职。哥哥对此安然处之，都像没有听见看见一样。他常说：“我幸而以寒士身份积累官职至二千石，早已心满意足，还要向别人求取什么呢！” 司马氏几代同居，宗族非常庞大，哥哥担任家族长达二十多年，能够一律施以恩惠，不分亲疏、贤能与不肖，所以人人都没有怨言。他善于作诗，很多诗作都被人传诵。夫人是同郡魏氏，封某县君，是故处士、追赠著作郎魏野的女儿。处士魏野在真宗朝名望很高，列传载于国史。夫人在哥哥之前十八年去世于渝州，享年若干岁。有两个儿子：雍，任太庙室长；应试将作监主簿。有三个女儿：长女嫁内殿承制雷周祐，次女嫁冯翊县尉王淳，但早年去世，幼女嫁郊社斋郎崔颖。哥哥去世那一年，某月某甲子，把他和夫人合葬在祖坟。因为下葬日期迫近，没有时间请教别人，所以我强忍悲泣叙述此事并作铭。我比哥哥晚出生二十一年，又各自随任在四方，对于哥哥的治绩品行不能详尽了解，只姑且记录我所知道的，以便流传永久，不敢有一句夹杂私意。铭文说：寿命虽不算高，却不属于夭折；官位虽不显赫，却也不能说卑微。德行平和，受到众人仰慕；政绩便利，百姓都知道。做官从不苟且求进啊，在道义上没有亏缺。哥哥如今还有什么遗憾呢？活着的人都为之同悲。唉，悲哀啊！《殿中丞薛府君墓志铭》【熙宁五年撰写】魏晋之间，薛氏开始从蜀地迁到河东，拥有数千家部曲。永嘉之乱时，凭借河汾地区自我保卫，历经刘氏、石氏、苻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姚秦、元魏以来，开始有出仕而成为公侯卿相的人接连出现；到了唐代尤其兴盛，被称为甲族。然而他们大多因外出做官而离开乡里，只有府君的先世直到今天仍留居河东。唐朝衰落时，薛氏中衰，曾祖父讳昉没有出仕。祖父讳允恭，追赠谏议大夫。父亲讳田枢，任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追赠太尉。他的品行、义行和功业，都见于宋宣献公所撰《太尉公之碑》。府君讳仪，字式之，是太尉公的第二个儿子。起初因父亲的恩荫任太庙斋郎，随后授任守将作监主簿。太尉公任益州知州时，上奏让府君监凤翔府商税，后来调任河东知州。府君年轻，而河东的士人百姓都是乡里的长老；他们平素严肃敬畏府君，不敢以私事求托。府君驾驭他们，也没有失去恩义的分寸。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任鄠县知县，调任安邑知县，任渭州通判。州将是武人，不能谨慎廉洁。州中大吏郝正掌握着他的隐秘罪行，擅权受贿，却没有人敢责问。府君到任后，把郝正的罪恶告诉州将，请求治罪。州将内心窘迫，私下把实情告诉府君说：“我只是想除掉这个恶吏，一定不会牵连到您。”州将也知道府君不会欺骗自己，于是称病，把州中事务交给府君。府君便揭发郝正私自出塞买马的罪行，将他逮捕审问，依法治罪。州将没有被供词牵连，深深感激府君，并且从此内心惭愧，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府君办理。后来州将更加知道府君贤能，也像以前一样把事情托付给他。后来某官张君亢被授任渭州知州，有人对府君说：“您自从到渭州，名义上虽是州佐，实际上却像州将。张君有才而意气很盛，到任后一定不会甘居您之下。此人不能用文法约束。您最好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参与，或许可以免祸。”府君叹息说：“我以忠信正直之心侍奉他人，难道是喜欢冒犯上级、专门惹事吗？如今张君到来，我仍然会保持这颗心。如果张君贤明，一定不会怨恨我；如果他不贤，我获罪也只是命运罢了。怎么可以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呢？”张君到任后，处理事情有失误，府君仍像从前一样竭力争辩，一定要合乎道理才停止，同僚属吏都替他感到害怕。张君起初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对大家说：“我张亢天生就喜爱忠义，遇到事情便会表现出来，不能顾虑周全，所以屡次被小人陷害。

译假如做我属官的人都像薛君这样，我张亢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听到这话的人都佩服张君的贤明，也更加尊重府君的正直。当时元昊屡次侵犯边境，覆灭军队、杀害将领，朝廷以此为忧。于是任命范文正公为鄜延招讨使，任张君为鄜州知州，作为范公的副职。张公立即上奏，说明府君在渭州辅佐自己的情况，请求调任他为鄜州通判。朝廷答应了，但府君的母亲冯翊郡太君党氏年事已高、疾病很多，留恋乡里，不肯跟随几个儿子赴任。府君的兄弟因太尉公的恩荫在河中得到官职，恰好都已罢官离任。府君于是坚决辞去鄜州之任，希望监河中盐税以便侍奉母亲。获准后，范公立即上奏说：“朝廷顺从薛某个人的愿望，对他私下确实方便，但实在违背张亢希望同他共事的本意。请把薛某调回张亢麾下，同时将他的兄弟中一人调任乡里附近的官职，以安慰他的心。”朝廷立即任命府君的弟弟俅为河东县知县。府君于是不得已赴鄜州任职。张君担忧州城太大而地势低下，难以抵御敌人，想迁到伏龟山修筑城池，估计工程费用数十万。当时敌人乘胜深入，而州中没有服役的民夫，张君想用士兵筑城，众人都认为困难。只有府君认为可以。张君高兴地说：“薛君说可以，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工程开始后，张君患病失声。府君对外防备敌寇，对内督理工程，人们都不知道张君病了。城池建成，百姓至今还依赖它。过了一年多，调任深州知州，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任商州知州。庆历八年闰月庚戌，在州衙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在此之前，属县县令曾提出商山出产铜，建议设置铸钱监，朝廷下发此议，转运使中有人赞成。府君上奏说：“朝廷先前已在本州境内设置阜民监，洪崖冶炼铸造铁钱，没过几年铁就枯竭，这个监应当废除。何况又要增设铜钱监，铜矿产量尤其少，恐怕只是徒然耗费劳力财物而没有益处，请把所得的铜在原来的监中铸钱，铜矿枯竭就停止。”奏章递上去后，很久没有决定。等到府君去世后，县令的建议终于施行，县里的费用十分巨大，而铜矿不久便像府君所说的那样枯竭，县令也因罪被判处重刑。府君在家孝顺友爱，从小能写文章，起初学习律赋，文辞意趣就高雅奇警，令人惊异，但不肯参加进士考试。曾经写《蓼虫赋》，用来讽刺世上那些贪恋外物而忘记其苦楚的人。又认为做事最应当谨慎的莫过于言语和行动，参加科举后获得名次，便写《五慎文》来自我警戒。看这两篇文章，就足以知道他的志向和情趣了。他最初娶唐氏，是天章阁待制肃的女儿，生有一个女儿，嫁殿中丞赵士宁。又娶刘氏，是左谏议大夫综的孙女。又娶李氏，是直集贤院建中的孙女。又娶陈氏，是司农卿宗元的女儿，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昌朝，由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因坚持正论、不肯阿附而获罪，贬为大理寺丞；次子昌期，早年去世。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秘书省校书郎张煦，次女早年去世。昌期将于熙宁五年正月某甲子把府君安葬在本县赵行村。请直龙图阁赵君卨为府君写下治绩品行的行状，交给我，让我撰写墓志。从前我的先父曾得到太尉公堂兄里佐的知遇，当时府君在鄜州幕府。我也曾在兄长家拜见府君，因此颇了解府君为人。府君容貌温和恭敬，而内心操守坚贞正直，不可改变。说话没有机巧、隐瞒之处，却能明察事物的实情。他的志向常在于使百姓得利，又深恶奸恶。因此他所到之处，上级信任他，同僚亲近他，下民爱戴他。如今有幸让我为他写墓志。我已经取得赵君的行状，加以考订编次，又冒昧把我所知道的附记在这里。铭文说：违逆心意本应疏远，却有人因此反而亲近；迎合心意本应相合，却有人因此反而离散。因为至诚可以用来对待无穷的时间，而言辞脸色不过只能欺骗一时。唉！像薛君这样，以忠信正直作为内心操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得恰当呢。《驾部员外郎司马府君墓志铭》【熙宁九年撰写】哥哥讳某，字周卿。曾祖父讳某，祖父讳某，都没有出仕。父亲讳某，因为通晓《毛诗》，多次参加州试，名次升入礼部。等哥哥入朝做官后，累次追赠父亲为卫尉卿。母亲某氏，封某县太君。司马氏几代聚居，家中常有不少于几十口人。卫尉府君担任家长。哥哥十六岁时，卫尉便把家事交给他，他把衣食平均供给宗族，没有人有异议。卫尉因此能够优游自得十多年后去世。哥哥因从父太尉府君的恩荫补任郊社斋郎。太尉认为家事非哥哥不能办理，不听任他随自己外出做官。又过了几年，才调任达州通川尉。州中有宣汉盐井，距离州城一千多里，只有一条溪流可以通行小船往来。管理盐井的官吏倚仗地势险远，大肆谋取私利。州里派哥哥前去查究，他因而为之筹划利弊，前后往返两次，终于革除了弊端。任期届满，授华州司理参军。州将骄横尊贵，多次凭私欲扰乱公法。哥哥坚持原则不听从，有个幕僚性情刚暴乖戾，州将以下的人都厌恶他，便共同罗织罪名，让哥哥审理他。这个幕僚又上书控告州官，众人都获罪，只有哥哥没有被供词牵连，因此更加被认为公平。有十多个骁骑士卒犯罪，谋划逃亡，监押将他们捕获，诬称他们共同图谋叛乱，想杀掉他们以求功赏。州官相信了监押的话，认为哥哥一定会拷打审讯取得口供。哥哥不听从，依据事实审理，众人都只判杖刑；其余囚犯中因蒙受冤屈而得到昭雪的很多。后来遭逢继母郭氏丧事，离职服丧。那些被他洗雪冤屈的人，有的在头顶、手臂上点香，为他送行。服丧期满后，授解州闻喜尉。因受到推荐升任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县，调任阆州新井县，通判邓州、均州。此前房州竹山有金溪，出产很多金子，山谷偏僻险远，人迹稀少，豪强家族独占其利。监司想派官设置场所收购，大家都害怕那里险恶，没有人愿意前去。当时哥哥年已超过六十岁，却奋然说：“享受俸禄却逃避劳苦，怎么可以呢？”于是前往攀登悬崖高山，为此筹划具体条目，使公家和私人都能得利，并且每月巡查一次。过了一年多才回到均州。任期届满，调任梁山军知军。官职累积至驾部员外郎。刚满七十岁，体力仍然强健，便请求退休。诏令补授他的儿子广为郊社斋郎，广任虢州卢氏主簿，迎接哥哥赴任。熙宁八年十二月戊子朔，突然患病；己丑日在官舍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哥哥为人深沉厚重、宽和宽裕，喜怒不形于外。年轻时家境贫困，只有一箱衣服，一天夜里失火，等家人发觉、慌忙抢救时，箱中衣服已经烧尽，哥哥却独自躺着不起身。

译家人责怪他说：“衣服都烧光了，为什么心里还安定地躺着呢？”哥哥说：“衣服已经烧了，起来看又有什么用？翻个身继续睡吧。”众人都佩服他的气度。他的子孙和仆役有过错时，他慢慢教导劝解，从不轻易辱骂。然而在任官时公正正直，能了解百姓的真情伪诈，官吏不敢有丝毫欺骗他。他虽熟悉法律条令，却不采取苛刻严峻的做法；审断案件一定力求使人心服，压制强横狡猾之徒，扶助保护愚弱之人。他所掌管的事务，都有办法和谋略。有些事情一向号称繁杂难办，哥哥处理起来却常常还有余暇。神色不变，而各种事务都得到整治办理。官署中白昼长时间寂静无声，属下都敬畏而又爱戴他。过了很久，人们仍然思念他。他出仕三十多年，从未有过过失。然而他性情恬淡安静，不自我夸耀，所以了解他的人也少。没有得到越级擢升，终身按通常资序任职，哥哥也不以此为遗憾。他的生活奉养俭朴素淡，从平民到官至二千石，饮食穿用从未稍有不同。同乡人相处时，和蔼平易、简朴安静，因此去世那天，听说此事的人无不叹息惋惜。先娶纽氏，早年去世。再娶张氏，是解州助教震的女儿，柔和安静、慈爱善良，对宗族姻亲相处得宜，封清河县君。治平四年在邓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有四个儿子：齐、庭、广、房。庭任虢州虢略尉。有四个女儿：长女嫁解州人樊景让，次女嫁陕州人张安仁，另外两个尚未出嫁，都早年夭折。齐等于熙宁九年二月壬寅把哥哥和嫂嫂的灵柩安葬在夏川乡祖坟的西南方。我因下葬日期迫近，没有时间请教当时的贤士大夫，便亲自为他们作铭说：胸襟开阔而有包容，神态安闲而不与人争。他所任之处，政事不烦扰而自然办成。离任很久以后，百姓更加思念他；不求名声，世人便无人知晓他。年老才归于退休，始终没有亏缺。《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嘉祐六年撰写】君讳某，他的先世出自晋安平献王。自周、隋以前，家族居住在涑水之滨；到了唐代，仕宦衰落，降为耕田务农之家。曾祖讳林，祖父讳政，父亲讳炳，几代同居，家中人口很多。父亲和兄长因为君孝顺谨慎，便把家事交给他。君日夜勤劳，毫不遗余力，专心以耕种和畜牧使家境富足，不从事奇巧邪僻的末业。所得全部用来奉养六亲，有余下的便周济乡人，自身没有私藏。三十二岁时，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涑水南面的原野。先待制府君常叹息说：“自从我哥哥去世，家境才开始贫困。假使天下百姓都像我哥哥这样，即使是古代最安定清明的时代，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可惜他没有官位，才干不能得到充分施展。夫人李氏，是同乡人，二十八岁守寡，父母想改变她的志节，夫家长辈也遣嫁她。夫人自己发誓不答应，穿粗劣衣服、吃蔬菜粗食，亲自承担劳苦，教养两个儿子。咏里不幸早逝；里考中进士，屡次升迁至尚书都官郎中，历任数州长官。追赠君的官职至尚书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寿县太君。夫人为人孝顺慈爱、勤劳节俭，内外宗族都仰慕她的德行，没有一句非议。儿子官至二千石，给予她极其荣耀优厚的奉养。夫人八十二岁时，于某年某月某日在京师去世，某月某日附葬在君的墓中。我没有来得及侍奉君，却长期侍奉夫人，谨敢把亲自听见看见的实情写下，并以铭文作结。铭文说：士人没有得到官位，善行无从施展；勤俭自持，家业因此富足；宗族依赖他，乡里把他当作榜样。寿命长短，是命运不能改变的；有贤妻，有儿子，后代没有抛弃祖业；善恶所产生的结果，昭然可见，不会欺骗人。《苏骐骥墓碣铭》【为器之撰写】苏氏的先世出自重黎，忿生是周武王的司寇，受封于温，世代担任卿士，有人称他为温子。春秋时期，苏子被狄人灭掉，子孙便以封邑为姓；历代久远，分散到四方。在洛阳的苏氏，秦厉时期以口才雄辩显名；战国时期，在杜陵的苏建成为汉代名将，他的儿子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不屈服变节；在武功的苏绰仕于宇文周，以明晓法令任某官，他的儿子苏威是隋文帝的佐命功臣；到了唐代，苏瓌父子成为贤相，这些都是其中特别显著的人物。周朝衰微后，温地成为晋国属邑；汉代属河内郡；隋代把河内改为怀州。苏氏中居住在修武的族人没有抛弃故土，留在怀州没有离去，公就是他们的后代。公讳某，字某；曾祖父某，祖父某，都没有出仕。父亲某，追赠左司卫率。公年轻时慷慨而有远大志向，亲自努力读书，不料理家务，宗族争相嘲笑并且恼怒地说：“你们世代都是农家，应当勤劳经营耕种和养蚕来丰衣足食；你忽然放弃本业去做读书人，今后一定会贫穷饥饿！”公一点也不理会，求学更加坚定。早年丧失双亲，哀伤毁损身体超过礼制，乡里都称赞他。二十岁时考中三传科。景德年间，契丹南侵，河北盗贼蜂起，公于是把家财全部散尽，纠集乡里的子弟，以信义团结他们，抵御群盗，修武因此得以保全。大将军某北征时，公跟随到军门拜见，军中请他进去谈论军事，大为高兴，立即上奏请求带他同行。到达中山时，契丹军把城池围得非常紧急，依靠公的谋划，终于把敌军击退。于是天子说：“契丹侵犯边塞，河北士人亲自穿戴铠甲抵御敌人并立有功劳。如今天下贡举已经结束，朕怜悯北方贤士大夫不能按时参加贡举，应当把他们都召来考试，赐予科第。”公因此脱去布衣，补任符离尉。县中盗贼很多，官吏士卒单弱，公鼓励训练并严加统率，捕杀七十多人，全境清平肃静。改任河清主簿，任期届满，官吏百姓成群到转运使那里请求留下他，诏令允许他继续留任，资序达到后再离去。升任遂州录事参军，本路官员联名推荐，召入应对，擢升为大理寺丞，知大名县事。不久授任通判州事，入朝后升任太子中舍。国家沿袭前代旧例，把文武百官分为两条仕途，他们的升迁次序和任用彼此不相干；有人愿意互相调换的，听其自便。因为公一向熟悉武事，又学习边疆事务，于是改任供备库副使，知威胜军。后来又任岚、莫、石、凤、夔五州知州，都有声誉和功绩。官职历任东染院、洛苑二副使。在夔州时，兼任梓两路兵马都监，提举各州巡检、兵甲、盗贼事务。

译过了很久，上表请求入朝，趁机陈述边防和民政事务，各项利弊都符合皇帝心意，于是升任右骐骥副使，兼同提举湖南、两浙刑狱公事。七十四岁时，于庆历二年十月十三日在长沙官舍去世。公起初虽然凭学问成为文官，但天性喜爱勇武，有智谋方略。晚年西夏军队侵扰边境，各位将领大多败退而没有功劳。公听说后叹息说：“我从平民起家做到方伯，承受两朝的恩宠，数也数不清。家乡靠近赵、魏地区，粗略熟悉兵法。如今狂妄的敌虏骄横轻慢，侵扰边疆，而我年老多病，不能拿起武器冲锋在前，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这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最终没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唉，悲哀啊！夫人张氏先于公去世。有四个儿子：师古，任果州团练判官；师颜，任卫州司法参军；梦臣，任获嘉县主簿；小儿子师说以及孙子孝先、曾孙叔元，都任三班借职。其余孙子若干人，年幼尚未做官。公在荆湖任职时，梦臣任三班奉职。因为公年高多病，梦臣请求告假回去省视侍奉。朝廷认为武官请求省亲没有旧例，不予批准。梦臣请求改任文职后回乡省亲，才获得批准。走到宛、叶一带时，听说父亲去世，于是昼夜号哭奔赴，七天走了一千三百里。近世在远方做官而去世的人，子孙大多把灵柩焚烧成灰，带回去安葬，彼此沿袭成为常例，没有人讥笑责备。唯独梦臣奋然说：“做人家的子孙，怎么忍心这样做？这难道是人的心肠吗！”于是从长沙行走数千里，奉护灵柩回乡。唉，他确实深知义理，决断而不随流俗啊！古人称赞善人，说他的自身不能显耀，必定会显现在子孙身上，难道不是这样吗？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某处、先府君墓地的旁边。夫人张氏附葬。我的乡里距离公很近，又长期承受公的知遇，因此对于公一生的治绩品行，比了解别人更加详细。他的几个儿子请我撰写墓碣文，我怎么敢推辞？谨作铭文【铭文缺失】《传家集》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七十八，宋司马光撰，志三 《缙云县尉张君墓志铭》故翰林侍读学士张公有一个儿子名某，比张公早若干年去世，灵柩停放在楚州；又过若干年，和张公一起安葬在襄城，当时是皇祐五年闰月甲申。张公的弟弟、大理寺丞光，带着他的治绩品行来请求我作铭。我侍奉侍读公已经很久，又曾同君的兄弟交游，如今不敢以自己愚陋为由推辞而不写，只姑且把听到的事情编次下来，放入墓中。君字仲倩，他的世系和乡里情况见于侍读公的碑文。君天性爱好学习，十五岁时志向节操已经光明显著、超过常人。有一位姨母守寡居住，准备跟随女儿到保德军去，但她的儿子年幼，不能亲自送她。君奋然说：“人家的母亲和孩子这样孤单软弱，要跋涉远路，我怎么忍心坐视不管呢？”立即禀告父母，请求前去护送。父母怀疑他年纪还小，但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便派他前往。君冒着严寒，往返数千里，从不以此为劳苦，人们都感叹他的仁爱和有担当。因父亲的恩荫补任太庙斋郎，长大后调任缙云尉，治理有声誉。县中有一座淫祠叫五通，百姓严肃地奉事它。遇到旱灾时，君遍祷各处祠庙，却没有去五通祠，官吏百姓便请求他去，君不得已勉强前往祈祷，并且让巫人占卜。巫人说：“不吉，必定不会下雨。”等他回来，大雨却突然降下。君笑着说：“果然如此，下不下雨不是妖鬼的事情，却敢屡屡制造怪异来惊吓愚民，这种祠庙不能不除掉。”于是立即部署官吏士卒焚毁祠庙，把土偶人揪出来投入江中，这一年也获得大丰收。任期届满回乡，途中患病，有人请求让他留在旅舍，等病愈后再走。君说：“我在远方做官，不能侍奉双亲身边，在这里已经四年了。如今幸而能够回去，到家见到我的父母，即使死去我也可以闭眼了，又怎么能留下呢？”便催促船只前进，到楚州时去世，享年二十八岁。娶袁氏，是故谏议大夫炜的孙女。生有两个儿子：絪，试任将作监主簿，后任太常寺太祝；另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人在父亲去世前早夭。起初，侍读公有五个儿子，我只认识其中三人，没有来得及认识君。这三人都非常有才华，但还自认为不如君。侍读公去世后，兄弟们寄居在汝、颍之间，家中人口多，没有田地房产可以供给生活，都哭着说：“缙云在我们这些人中，难道还会忧虑这种事吗？”这是说他才智和力量足以依赖，而且不会遗弃双亲。唉！假使他在朝廷显达并活到老年，他所能施展的才能，难道只会像这样吗？铭文说：那茂盛的嘉禾啊，花朵光彩灿烂；果实尚未成熟，谁把它摧折了？樵夫般明敏的人，为什么寿命竟不长久？思念而悲伤的，难道只有他的家人吗？《大理寺丞庞之道墓志铭》【嘉祐八年撰写】庞之道名元鲁，是故相国颖公的长子。母亲是嘉兴县君边氏，她的乡里和世系见于颖公的墓志。天圣年间，先父和颖公都任群牧判官，住所相近，我早晚同之道交游，把他当作兄长尊敬。之道当时还年轻，天性聪敏，擅长文辞，不等努力学习便自然能够写作；刚开始读书时好像没有用心，后来却已完全掌握其中精要。前辈见到他，都惊叹不已。我和他年龄相差不远，却自认为如同土瓦仰望珠玉。颖公任广南东路转运使时，上奏让之道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来颖公任知杂御史，又上奏让之道试任将作监主簿。景祐五年，我和之道一同考中进士。之道任签书怀州判官事，不久调任河南县知县。县中豪强贵族很多，向来号称难以治理。之道到任后依法审理，没有任何回避，豪强贵族都因此收敛。调任签书河中府判官事。几年后，我经过河南，向乡野百姓问道：“庞君治理得怎么样？”他们说：“明察而果断。”我又问现在的县令，他们说：“远远比不上庞君。”由此才知道乡野百姓最不会欺骗别人，而他们的评议也非常公正。颖公任鄜延经略安抚使时，上奏让之道掌管机宜文字。当时正值用兵，文书堆积如山，有时直到半夜还不能入睡。颖公入朝任枢密副使，想上奏说明他的劳绩，并为他请求提升资序。之道辞谢说：“有功劳的将领和官吏，希望大人把他们都上奏申报。元鲁不值得一提。”颖公高兴地听从了他。过了很久，之道以大理寺丞身份监国子监书库。庆历七年五月戊寅，因病去世，享年三十二岁，灵柩停放在荐严佛舍。之道侍奉继母刘夫人，抚养几个弟弟，自始至终没有间隙。说到他去世，哭泣的人都悲痛得不能自已。在颖公一生之中，亲友都不敢提及之道；一旦提到颖公，他没有一次不悲痛。起初我知道之道学习敏捷，后来经过河南，又了解到他的政绩；等他去世后，更加知道他孝顺友爱的品行深厚。先娶孙氏，是故都官员外郎道的女儿；又娶张氏，是现任吏部侍郎、致仕官存的女儿。有一个女儿早年去世，因而没有儿子。嘉祐八年六月壬申，弟弟先英迁移之道的灵柩，安葬在雍丘颖公墓旁，孙氏附葬。光为他作铭说：学问施用于治理，孝顺友爱兼美；官位没有升到朝廷，去世时才三十二岁。像我这样的人，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荣誉和禄位！唉，才干本来就不足一提，只是命运罢了。《右班殿直傅君墓志铭》【皇祐五年撰写】熙宁二年春，傅钦之给我来信说：“从前我的祖父才干气概超过常人，却仕途不顺而去世。尧俞幼年由祖母抚养，直到成人，祖母对他的恩情格外深厚。尧俞有时因事情忙到深夜还没有睡，祖母常常正坐等候他。等他出仕前往四方，祖母见不到他，过了一个多月便忧念成疾，长出了毒疮。等到祖母去世时，尧俞哭泣流的眼泪，即使全部流尽，也不足以抵偿祖母毒疮中的脓血。如今将于某月某日把我的祖父母的灵柩安葬在济源。我曾和您一同在谏省任职，您幸而了解我，一定要为我在墓上作铭。如果您说自己不能写，那就是爱惜短时间的劳苦，却使我抱有终身的遗憾，不是仁人的行为。”我读信后既惭愧又害怕，回信说：“您以义理责备我，我怎么敢推辞？但门内的美德，我没有听说。您替我叙述这些事情送来，我谨慎地加以条理编次，就可以了。”过了一段时间，钦之拿着他的行状来，说：“君讳某，字宝臣，先世是大名府内黄人，世代是富裕之家。曾祖父讳思进，开始读书成为儒生；祖父讳凝，追赠虞部员外郎；父亲讳世隆，凭《春秋》三传考中科举，官至驾部员外郎，知邛州事，从此在郓州安家。”

译您年轻时通晓《尚书》，多次参加科举却未能中第，因父母亲属的荫补而授三班借职，屡次升迁至右班殿直。起初任澶州酒税监官，历任齐州、离济等处酒税官，又任庐州巡检，因事被罢官。后来任赵州仓监，又任定州新乐县知县，再次因事被罢官。不久任博州酒税监官，因病罢职归家。明道元年十月十日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一岁。您为人慷慨正直严肃，家中子弟虽十分爱戴您，但您不命令他们坐下，他们不敢坐。您任官时明察敏捷、果断有力，在新乐县有二百名西山采木的士卒，谋划劫掠县城，大声呼喊从南门闯入。您率领身边人手持白挺迎击他们，到达后便呵斥他们坐下。士卒没料到您突然出现，都惊愕得不敢动。您于是骂他们说：“饿兵想干什么！”抓住其中几个首领，每人杖打几十下后放走。他们都低着头离去，不敢出声。然而您不能随世俗沉浮，平等看待权贵要人，仿佛眼中无人，所以到任之处常与人龃龉。况且年老以后更加穷困，因而发了狂病，弃官回家卧床约一年。忽然起身召集家人告别，说话如同平常人，家人这才怀疑您并非真的疯了。已故相国王沂公当时还是居家的诸生，未曾与人交往，您却认定他有宰辅之才，后来果然如此。别人不了解您的才能，您却能够看出他的才能。夫人是霍氏，国子博士致仕若拙的孙女，笃厚而孝慈。她父亲去世时，夫人还不知道，只见云烟草木都觉得惨淡变色，眼泪流下，不能停止。过了一个月，讣告才传来。又过了二十二年，夫人八十一岁时去世。儿子某，官做到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知磁州昭德县事，追赠工部郎中。两个女儿，长女早逝，次女嫁给杨氏。孙子七人：长孙名尧俞，字钦之，如今任兵部员外郎；次孙舜俞，任郊社斋郎；次孙君俞，尚未做官；其余都早逝。钦之任谏官，遇到重大议论时正直无所顾忌，朝廷却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后来任命他为知杂御史，钦之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必定要获罪离去。任和州知州后，声名震动天下。唉，这难道不是继承了他祖父的风范吗？钦之因为夫人曾到过济源，喜爱那里的风土，于是将她葬在那里。铭文说：气节正直，意志刚强，难以进身而容易受伤；善于抑制自己，不求显扬，这样的人后代必定昌盛。这都是常理。《府州判官杜君墓志铭》【嘉祐二年作】嘉祐二年秋天，我在京师。进士杜知臣流着泪来对我说：“家父从前凭进士身份得以拜见您的先父，又同您交游很久，如今不幸去世了，请您为我写墓志铭。”我吊唁之后，便以不善作文为由推辞，不敢承作。知臣坚持请求说：“别人都知道我不敢请托，所以我只归心于您。”我于是说：“既然这样，希望听听您先父世系和德行事迹的详细情况。”知臣退下后拿着先父的行状来，说：“先父名陟，字从圣。他的先祖从成都迁到长江。曾祖父礼，祖父锷，都没有做官。父亲昭文，任遂州长史。先父年轻时喜爱古学，没有什么不阅读的，著有《化坊》三十一篇，论述君主用教化来教导百姓的方法。庆历初年，天子下诏各州都建立学校，选择当地贤能有德行的人担任教师，州人共同推举先父。先父多次参加进士考试，主管考试的官员却没有录取他，最终凭《三礼》考试出仕，选授某道尉，任期届满后升为府州军事判官，致力于治理政务。转运使、提点刑狱使交相上奏推荐他。后来属官中有人因贪赃败露，反而怨恨并诬告先父，先父因此获罪罢官离去。先父到宫阙想要自行申辩，没有成功，又遇疾病，于八月己巳死于乡里住宅，享年五十七岁。” 他娶谭氏，生有三个孩子：儿子知臣，长女嫁给卞宗建，次女嫁给姚申，他们都考中了进士。唉！杜君，看看他的学问和作为，记述他的志向，难道是想这样就停止了吗？最终没有遇到机会而困穷，实在令人悲哀。”知臣背负父亲的灵柩，回去后按照年月日葬在某地。铭文说：学习勤奋，操守专一；仕途艰难，又没有长寿。唉！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能归之于天命。《赠太常博士吴君墓志铭》【嘉祐五年作】您的先世世代居住在金乡。曾祖父名贲，没有做官。祖父名豫，追赠太常丞，开始葬在洛阳金谷乡尹里。父亲名蒨，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及第，因公正正直、才智敏捷而成名，屡次触犯权贵，因此不能任职中央，连续主持大州政务，官至侍御史，也葬在尹里。您名元亨，字子正，因御史遗表奏请而补授太庙斋郎，升任许州司士参军，选授永康县尉，历任河中府法曹参军、冯翊县令。冯翊、华阴以漆沮为边界，中间有一片洲地良田，百姓相互争夺了五十多年，官吏不能裁决。您发檄文召华阴县令到边界上，详细查考两乡户籍，遍行田地，拿着度量器实地丈量，终于查明实际情况。从此百姓不敢再争，当时人都称赞您。您为人谨慎小心，专以诚信长者自居，任官时不能用机巧来取悦上司，所以做官很久也没有顺利升迁。任期届满后到吏部参加选授，授任邻水县令，尚未到任，家中发生急病，便改知洛阳县。李宋卿把您请到县衙，以天圣九年八月某日去世，享年四十一岁。宋卿主持办理丧事，将灵柩停殡在水安佛寺。夫人是聂氏，秘阁校理聂震的女儿。您去世五年后，长子颢比夫人早两年去世，二人都未能享禄。只剩小儿子几复，年纪还未成年，以及一个幼女，彼此相依居家，没有一文钱的产业。几复在孤苦贫困中能够刻苦自励求学，考中进士，如今任太常博士、知蓬州事。后来屡次追赠您的官职，直到太常博士；夫人封为仙源县太君。把妹妹嫁给北阳县令李鹏。嘉祐五年秋天，几复将赴任蓬州，哭着对我说：“几复奉守先父先母的遗体，常常担心不能继承祭祀。如今幸而有俸禄和家室，勉强算是完整了。想到先父先母长久未葬，心中悲痛一刻也不曾忘记，何况又要远赴蜀地做官，难道忍心放下他们离去吗？将于八月某日葬在梁县新丰乡西成里。您和我都是聂氏的外甥。先父的德行事迹，您都知道，请为我撰写墓志铭。”我说：“怕不能承受您的托付，但怎敢不答应。”铭文说：御史的贤德，显赫于世；到了您，恭谨温厚而有清白德行，也没有坠失。等到您去世，家中祸患接连而来。等到蓬州任职确立，吴氏几乎已经衰败。唉！凭您的慈爱善良而沉抑不得志，正应当有后代承继。《进士吴君墓志铭》

译您名颢，字某。先祖是金乡人。曾祖某，追赠太常丞。祖父某，任侍御史。父亲某，任邻水县令，追赠太常博士。邻水府君娶秘阁校理聂某的女儿，她是我的姨母。邻水府君去世时，先母正在郑君家服丧，听说后穿着丧服来到门内哭泣，并跪拜询问缘故，又哭了起来。先母命我与您相处，那时您还未成年，却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议论慷慨，读书作文，才智超过常人，进士所需的学业已经十分完备。先母叹息说：“我妹妹不幸早早失去了丈夫，如今有了这样的儿子，我妹妹还有希望。”过了两年，您因病死于蒲阪，享年二十一岁。先母听说后哭着说：“我妹妹究竟对上天有什么亏负，竟使她遭到这样的极端不幸！”不久，弟弟几复背负您的灵柩，停殡在汝州佛寺。二十六年后，几复任太常博士，才把您的灵柩迁出，葬在梁县，和邻水府君合葬在同一墓地。那是某年某月某日。铭文说：特别秀美的禾苗，还未结实便已枯朽；只是遭逢时运如此，并没有什么美丑可言。尸骨啊终于有了归宿，祭祀啊也有了依托；在地下随从先人，又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嘉祐八年作】您名闲，字云夫，世代居住在陕州东郊。父亲名野，在真宗皇帝时有很大声名，多次被征召，最终都没有出仕，追赠著作郎。您年轻时喜爱作诗，学习弹琴，不喜欢仕进，完全遵循著作君的志向。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祭祀明堂，下诏天下寻访隐逸在野、年长而德行高尚的人。知府、直史馆李公昭遘推荐您，说您家两代都有高尚节操。皇帝嘉奖此事，赐号“清逸处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您死于家中，享年八十四岁。您从出生到去世，正处于国家兴盛、停止战争、天下无事的时代；家中有祖传田地房屋，您谨慎守护并治理它们。朝廷因为著作君贤能，免除其子孙应承担的赋役，因此您家生活富足，不受衣食困扰。您天性不嗜酒，谨慎清洁，遵守法度；但与人相处随乡里而和同，不自我标榜，所以在世时人们乐意同您交游，去世后也没有诽谤之言。府县官员有时邀请并礼待您，您也同他们往来，但从未有丝毫私事去求托他们。他们政务上的得失，您从不把它们听入耳中，也不说出口。因此他们都爱重您，从不感到厌倦。您年轻时喜爱养生，大体以清静淡泊自守，不让任何事物牵累内心，所以到老年视力、听力、步行举止仍不衰退。唉！如今称为处士的人很多，有的竭力故作奇异诡谲来盗取声名，或许只是希望欺骗愚昧的世俗之人以取得美官；有的交游中有权位的人，凭借他的名望势力侵吞谋利，侵害百姓。像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做官，又哪里值得称贤呢？那么，能够保全福乐而免除过失罪咎，像您这样的人，究竟有几个呢？您先后三次娶妻，分别是臧氏、赵氏、皇甫氏。儿子一人，名樵；女儿三人，分别嫁给进士梁轸、张震和左侍禁张宏。孙子两人，名潜、名泽。先仆射与著作君相亲如兄弟，我在幼年时曾拜见您。如今您的遗孤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您葬在某地，来请求墓志铭，我怎敢推辞？铭文说：天长久不止息啊，地广大无边疆；人寄居在天地之间啊，细小得如毫毛微芒。争夺抢攘纷乱纠缠啊，不是愚昧就是疯狂。只有您的一生啊，恰逢天下安宁昌盛；依靠承继先人的德行啊，光彩显赫而有光。箱中有多余的衣服啊，粮仓中有多余的粮食；依照道理养生啊，立身行事自有准则。居家不烦扰别人啊，出游不越出乡里；逍遥自在、随心自适啊，既长寿又健康。看看那些公侯啊，金印朱绶光彩灿烂；终身忧劳啊，有的还遭受祸患。究竟谁得到的更多啊，谁的谋划更长远？《郓州处士王君墓志铭》【嘉祐六年作】至和年间，我跟随已故丞相庞公镇守郓州，庞公命我主持州学。学生王大临通晓经学而有德行义行，我特别爱重他。十五年后，王生到京师来见我，说：“大临将于今年某月某日把父母葬在须城县长山山麓，请您为他们的墓志铭。”我以不善作文为由推辞，王生说：“大临远道而来，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求您写墓志铭。朝廷士大夫数以百计，大临没有向任何人谄媚，只归心于您，您怎么能拒绝呢？”我惭愧于他的话，不敢再推辞，于是说：“既然这样，希望听听您先父的德行。”王生便拿出乡人、试秘书省校书郎梁焘所写的行状交给我，说：“先父名惟德，字辅之。起初还是童子时，父亲在蜀地戍守，他侍奉祖父母，抚养弟弟们，以孝友闻名。他治理家务如同成年人。祖父母去世，亲自背土筑成坟墓，服丧期间始终不曾饮酒吃肉。父亲从蜀地回来后，家境更加富裕；父亲喜欢散财施舍，先父竭力帮助他，凡是有所赠予，必定称说父亲的命令来送达。他曾参加三礼科考试，礼部考试不合格，长叹而归，从此不再应试，专心侍养双亲、研究经学，著有《礼说》二十卷。他性情温厚，喜欢引导人向善，乡里称他为王君子。” 乡里有人争斗，您便慢慢用义理为他们分析劝告，他们都高兴地说：“君子幸亏教导了我，我怎么敢违背呢？”随即解散离去，不再到官府告状。到了某年，病情危急，您叹息说：“生死有命，只恨不能终身践行做人的道理。”天圣五年十一月辛亥去世。先后两位夫人都是杨氏，后来的夫人是追赠职方员外郎杨旦的女儿。她能够成全您的志向，顺从侍奉公婆，使他们终身没有忧愁恼怒的神色。年老卧病以后，每逢祭祀仍勉强起身主持事务。到了某年，嘉祐五年十二月己巳去世。儿子五人：长子大顺，如今任剡县主簿；次子尚未命名；次子大同，都早逝；次子宗道；次子大临。女儿两人：长女嫁给大学馆学究刘应祥；次女也早逝。您去世以后，家境很贫困，大临凭善于讲解经义成为诸生的老师，每月从州学所得俸钱二千，积存不用，达到三十万后，才把父母两代的灵柩合葬。我的年辈未及见到您，但从您儿子的贤能和梁君的叙述中知道您的为人，因此作了这篇铭文。铭文说：孝顺父母吗？友爱兄弟吗？家中有余财，就施及乡里；乡人喜爱他的教导，称他为君子。唉！这也就是施行政教，何必要做官呢？《玉城县君杨氏墓志铭》

译夫人姓杨，是已故尚书工部郎中、直史馆韩公的夫人。韩公的世系和功业，龙图阁直学士郭公已经撰写记述了。夫人的先祖在唐代是显赫家族，居住在靖恭坊。五代战乱时，士大夫家族的传承几乎全都零落，只有靖恭杨氏迁居吴地，世代都有显贵人物，直到如今仍未断绝。父亲名蜕，官至尚书司封郎中，精通吏治，所到之处都留下声望事迹。起初韩公娶夫人的姐姐，生有儿子鉴、铎和两个女儿，不幸早逝。韩公说：“杨氏是名门，我已经同宗族商议并在宗庙占卜过了，不能更改。”于是又向夫人求婚。夫人年纪若干，嫁入韩氏，生有儿子镇、钺。起初封为真定县君，后来改封玉城县君。她为人慈爱温和、深沉娴静，不喜欢喧闹和声色。自幼至成年，家人观察她的举止言语，都有固定的尺度，从未改变。她抚养照料六个孩子，在衣服饮食方面没有丝毫厚薄差别。六个孩子也彼此亲爱如一，即使是内外亲族，也不知道他们是不同母亲所生。三十九岁时失去韩公，三年不吃荤腥。从此闭门深居，每天诵读佛经，不再有自我娱乐的心情。五十岁时，于至和元年三月乙亥去世。当年五月壬申，与韩公合葬。此时鉴任某官，镇任某官，铎任某官，钺已经早逝。铎同我交游已久，于是写出夫人的事迹，请我为她作铭。我无法推辞，说：夫人确实如此啊，德行始终如一，行为一贯有常；既然承继祖先的美德，在夫家也应当吉祥，为什么寿命却不能长久？福禄本应有余，却反而不足；子孙大概会昌盛吧？《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嘉祐五年作】嘉祐五年某月某日，太常博士、知蓬州事吴几复将他的祖妣彭城县君刘氏附葬于祖父御史府君的墓中。当初夫人去世时，蓬州还只有两岁。等到他成年，父母和哥哥都相继去世，家境极其贫困，漂泊在汝州、洛阳之间。他曾记得幼年时听哥哥说，夫人的灵柩停在京师广济佛寺。不久他考中进士，便寻找京城中名为广济佛寺的地方，共有两座，在城东和城西。他前去询问夫人的灵柩所在，两座寺院都没有人知道。蓬州刻写墓志来寻找，历年不曾放弃。有一天到西寺，一个老僧忽然来询问说：“您不是邻水县令吴君的儿子吗？”他说：“是的。”老僧说：“三十年前，吴君曾把他的母亲夫人停殡在这里。”当时我还是童子，亲手给墙壁涂过泥。我也姓吴，所以记得这件事。于是指给他看所在之处。蓬州起初不敢相信，四处察看，只见泥墙已经坍塌剥落殆尽，剩下的不过手掌大小，但邻水府君的题字标记还在。于是他在那里祭奠哭泣。又过了几年，才得以把夫人迁葬到洛阳金谷乡。从最初去世到入葬，共四十二年。唉！我作为孙子，夫人的灵柩还能重新找到，真是幸事吗？长期露天停殡，题字标记却唯独保存下来，难道不是邻水府君哀悼自己不幸未能安葬母亲，而上天暗中帮助了他吗？由此可知，真诚的孝心可以感动鬼神，这确实可信。御史府君名某，邻水府君名某。夫人一生的事迹已经无法再看到，只知道她的祖先是单父人，父亲曾任尚书郎。铭文说：夫人去世以后，吴氏中间隔了四十多年，才终于使她得到归宿；孝顺的孙子有所成就，神灵确实把她指示给了他。《程夫人墓志铭》【治平三年作】治平三年夏天，苏府君死于京师，我前去吊唁。两个孤儿轼、辙哭泣着对我说：“我们将奉送先父的灵柩，最终葬在蜀地。蜀地的合葬方式是同一坟垄而各有墓穴。过去我们的母亲夫人下葬时，还没有写墓志，请您为我们写墓志置于墓穴。”我坚决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说：“夫人的德行，不是外人能够完全知道的，希望听听大概。”两个孤儿捧出记述她事迹的行状，拜谢后交给我。我拜受退下，整理叙述如下：夫人姓程，眉山人，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十八岁时嫁入苏家。程家富裕而苏家极贫，夫人进门后尽心履行妇职，孝顺恭敬，勤劳节俭。族人环视观察她，没有发现丝毫怨愤骄傲、可以讥笑责备的地方，因此都认为她贤能。有人对夫人说：“您的父母并不缺少钱财，凭父母爱您，您向他们求取，应该没有不答应的，为什么甘愿吃这样的粗糙食物，难道不能说一句话吗？”夫人说：“是的，我向父母求取，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万一让人说我的丈夫要靠向别人求取来养活妻子儿女，那该怎么办？”最终她没有开口求取。当时祖姑还在世，年老而性情严厉，家人经过堂下，鞋履错杂发出声响，已经害怕受到责骂，唯独夫人能够顺合她的心意。祖姑见到她，总是高兴。府君二十七岁时还没有求学，有一天感慨地对夫人说：“我看自己现在还可以学习，但家里要依靠我生活，一学习生计就会荒废，生活怎么办呢？”夫人说：“我想说这话很久了，只是不愿让您因为我而求学。您如果有志向，尽管把生活的负担交给我。”她立即拿出全部衣服和饰物，卖掉它们来经营生计，不几年便成为富裕人家。府君因此能够专心求学，最终成为大儒。夫人喜爱读书，都能理解书中的大义。轼、辙幼年时，夫人亲自教导他们，常常告诫说：“你们读书，不要仿效曹耦，只想凭读书取得名声罢了。”她常常称引古人的名节来勉励他们，说：“你们如果果真能够为正直之道而死，我就没有什么忧戚了。”后来两个儿子同年考中进士，又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科。宋朝建立以来，只有已故资政殿大学士吴育和轼在制科考试中列入第三等；辙所作对策尤其切直惊人，都是由于夫人平素勉励他们。像夫人这样，才可以说懂得怎样爱护子女。起初夫人看见家中财产已有余裕，便叹息说：“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福吗？长此下去，恐怕会使我的子孙变得愚昧。”于是寻访族人亲戚中孤苦贫困的，全部为他们筹办婚嫁、救济并帮助他们经营产业。乡里有人遇到急难，她有时也周济他们。等到她去世，家中没有一年的储粮。夫人于嘉祐二年四月癸丑死于乡里，当年十一月庚子葬在某地，享年四十八岁。轼入朝做官后，追封她为武阳县君。县君共生六个孩子，长子景山和三个女儿都早夭；幼女有夫人的风范，能够写文章，十九岁出嫁后去世。唉！妇人柔顺，足以使宗族和睦；聪慧有才，足以整治家庭，这已经算贤能了。何况夫人能够启发、辅助和教导，成就丈夫和儿子，使他们都凭文学在天下显名而受尊重，这难道不是见识和思虑极高才能做到的吗？古人说拥有国家、家族的人，其兴衰无不根本于闺门；如今从夫人身上，更加看出古人的话确实可信。铭文说：

译贫穷没有玷污丈夫的名声，富裕没有成为子女的负累；知道努力学习可以使家门显耀，知道正直之道可以使人在世上荣耀；勉励丈夫，教导子女，使家族达到光大；寿命没有配得上她的德行，福泽应当施及后代。《叙清河郡君》【元丰六年作】清河郡君张氏，是冀州信都人，礼部尚书致仕张存的女儿，端明殿学士司马光的妻子。十六岁时，嫁给司马氏。丈夫入朝做官后，她封为清河县君；丈夫任学士后，改封郡君。六十岁时，于元丰五年正月壬子晦死于洛阳。三月辛巳晦，葬在涑水祖先墓地。夫人性情温和柔顺、敦厚朴实，从出嫁到临终，我从未见她露出愤怒的神色，说过矫饰虚妄的话。即使别人无端侵犯她，她也默默承受，始终不与人争辩是非，事后也不再记恨于心。上侍奉公婆，旁边与妯娌相处，下面抚养外甥侄儿，没有不使他们喜悦安适的。她管理婢女妾侍，宽厚而知道她们的劳苦，没有嫉妒之心。一次夜里洗脚，婢女误把热水浇到她脚上，烫伤了她的一只脚。夫人只打了婢女几下脸便停手，脚伤过了一个多月才痊愈。因此她去世时，从宗族亲属到供役仆人，无论亲疏大小，都哭得极其悲痛，过了很久仍没有减弱。这全都出于内心的哀痛，不是外表装饰。内外没有一个人私下议论她的缺点。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造成的吗？平时她对财物很谨慎，不胡乱使用，供给自己十分俭约。等到我拿钱周济亲戚的急难，她也从不吝惜。起初我任学官时，箱子里的衣服没有几件。一天晚上盗贼进入房间，把衣服全都卷走；当时天气将要转寒，我连被子都没有棉絮，客人来时没有衣服可以接待。我不能不叹息，夫人却笑着说：“只愿身体平安，财物以后还会有余。”我认为她的话很贤明，心中便释然了。近世墓葬大多有墓志，刻在石上，把文章摹刻下来留给后人。我认为妇人没有外在政事，善行也不出闺门，所以这里只叙述她的事迹，保存于家中，希望后世做妇人的能够有所仰慕取法。《华阴侯仲连墓志铭》【熙宁二年作】华阴侯仲连，字齐贤，是魏恭宪王元佐的曾孙、郇国公允成的孙子、遂昭裕公宗颜的长子。母亲是太原郡君郭氏。起初授右内率府副率，历任率府率、右千牛卫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英宗即位后，升任右武卫大将军、抚州刺史。今上即位后，升任右羽林军大将军、辰州团练使。侯从小不喜欢嬉戏，长大后喜爱善行和学习，尤其精通《汉书》。昭裕公一向好学，喜爱作诗，藏书一万卷。侯能够继承他的志向，把他的诗命名为《贻庆集》。熙宁二年五月戊子，因病去世，享年三十六岁。皇帝为他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华州观察使，追封华阴侯。夫人是长安县君刘氏。儿子二人：长子士辔早逝，次子士頖任右内率府率。女儿六人，四人早逝，二人尚未出嫁。于某年十一月癸酉葬在永安县。铭文说：昭裕公疼爱儿子，用诗书教育他，给诗集命名并收藏起来；他的志向既然如此，便能仿效父亲，守住富贵，成为诸侯的孝子。《右屯卫大将军令邦墓志铭》【熙宁二年作】右千牛卫大将军令邦，字安国，是冀康孝王惟吉的曾孙、丹阳僖穆王守节的孙子、右龙武军大将军、陇州防御使世符的儿子。母亲是南阳县君张氏。将军五岁时，授右内率府副率。英宗即位后，升任右监门率府率。今上即位后，升任右千牛卫将军。熙宁二年五月甲午，因病去世，享年十九岁。追赠右屯卫大将军。治平初年，英宗下诏宗室子弟无论长幼都要入学，并按年龄分为大、中、小三等，各自设置老师教育他们。将军当时十二岁，跟随父亲南康修孝王喜爱他的才智，特意任命他为小学录，以作群童表率。十五岁时，按照新制在大宗正司考试《孝经》《论语》，二宗正认为他诵习十分精熟，多次称赞叹服。将军起身谢罪说自己才智不敏，在床下拜谢，众人更加赞美他的机警聪悟而不自夸，于是升入中学，学习《左氏春秋》。将军侍奉双亲极为孝顺，亲人有病时甚至在手臂上焚香祷告。然而亲人有过错，他从未不进谏争辩；他所作所为合乎礼义，大都如此。不幸早逝，认识他的人无论亲疏都共同惋惜。有两个孩子：儿子尚未命名便去世，女儿还年幼。这年十一月癸酉，葬在永安县。铭文说：学习敏捷，行为孝顺；志向事业都得到修养，本应有远大的成就；命运却不顺遂，众人都为之哀悼。《仁和县君潘氏墓志铭》【熙宁二年作】皇帝的从侄、右武卫大将军、蓬州刺史令超的夫人，是仁和县君潘氏。她是已故郑王美的曾孙、平州刺史惟熙的孙女、閤门祗候仁矩的女儿。十六岁时，因选婚嫁给蓬州使君，封仁和县君。熙宁二年八月己未，因病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生有五个孩子：儿子翺，任右内率府副率；另外两个儿子尚未命名；两个女儿早夭。铭文说：太勋的门第，能够生出贤良的后代；嫁入帝王宗族，却承受天命早逝。把铭文刻在幽深的墓石上，用来记载墓园。《皇从侄右屯卫大将军士虬墓记》【熙宁二年作】右千牛卫将军士虬，是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齐安郡公仲郃的儿子，追赠安化军节度观察留后、高密郡公宗望的孙子，追赠安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密国公允言的曾孙。母亲是安康县君李氏。将军五岁时按照惯例获赐名，授右内率府副率。第二年升任右监门率府率。今上即位后，升任右千牛卫将军。他年幼而秀美聪慧，不喜嬉戏，与普通儿童不同。七岁开始入学，学习《孝经》，孜孜不倦，日夜接受刘仲章的教导。有一次，老儒生在众人聚集之处问他：“将军诵读《孝经》，究竟有什么收获？”他回答说：“侍奉亲人孝顺，所以忠心可以移用于侍奉君主；在家能治理好，所以治理国家也可以移用于做官。”这就是他的所得。仲章惊叹说：“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成为有德之才。”几年之间，他更加自我修养立身，已有成年人的风范。亲爱亲族，尊敬尊长，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早晚问候父母、亲自察看饮食，从不懈怠。不幸患病，于熙宁二年五月丙戌去世，享年十二岁。宗室都为他叹息惋惜。朝廷追赠右屯卫大将军。这年十一月癸酉葬在永安县。谨慎记载于《传家集》第七十八卷。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第七十九卷，宋司马光撰，碑文 《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文公先庙碑》【嘉祐二年作】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到官师，都设有宗庙。君子将要营建宫室时，以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到了秦代，秦人非难嘲笑圣人，荡灭典章礼制，致力于尊崇君主、贬抑臣下，于是除了天子之外，再没有人敢营建宗庙。汉代，公卿贵人多在墓地建立祠堂，在所在都邑建庙的却很少。魏晋以来，宗庙制度逐渐恢复，后来终于写入法令，按照官品规定祭祀祖先的世数差别。唐代侍中王珪没有建立私庙，被执法官纠察，太宗命有关部门替他营建，以此羞辱他，因此唐代的贵臣都有宗庙。到了五代，天下离乱崩析，士民忙于求生尚且无暇，礼制衰颓，教化放纵，宗庙制度于是断绝。宋朝兴起，平定乱世、恢复疲敝，过了很久仍未重新讲求。仁宗皇帝怜悯群臣贵至公卿宰相，而祖先却只能在寝室中受祭，和庶人没有区别。庆历元年，因郊祀颁布赦令，允许文武官员依照旧制建立家庙。命令虽然下达，有关部门却没有执行，士大夫也因长久没有亲见亲闻，往往不知道宗庙可以设在家中。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礼成，平章事宋公上奏说：“有关部门不能推求阐述先代典章，明确宣扬皇上的仁德，因循观望，竟然超过十年；由于苟且沿袭弊习，实在令人叹息怜悯。臣曾因进见答对，多次听到圣上的话，说各位大臣专门置办田产宅第，却不建立私庙，皇上的深切心意都表现在叹息之中。大概由于古今情况不同、封爵制度有别，人们因疑虑而产生畏惧，于是使诏书搁置。请下令让礼官和儒臣商议确定制度。”于是翰林院承旨以下官员共同上奏，请求平章事以上建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建立二庙，至于其余祭祀器物、服饰和礼仪规范，等进一步参酌后再上奏。这年十二月，下诏依从他们的请求。后来在职官员彼此违慢推诿，直到如今宗庙制度最终没有建立，公卿也安于旧习，常常能够找借口推脱，没有人肯首先倡导众人去做；只有平章事文公首先上奏请求建立宗庙。河南府第二年七月，有诏书批准此事，但仍不知道营建的样式，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至和初年，文公镇守长安，寻访保存下来的唐代宗庙，找到杜岐公的旧址，只剩一座正堂、四间房屋和旁边两翼。嘉祐元年，才仿照它营建；嘉祐三年，增建前面的两庑和大门，东庑用来收藏祭器，西庑用来收藏家谱，斋房在中门右侧，省察牲畜、陈设祭品、察看洗涤在中门左侧，厨房在它的东南方；外门有两重，向西转折后向南开出。四年秋天宗庙建成，文公以入朝辅政或出任藩镇为由，从未超过一定时间安居洛阳。元丰三年秋天，文公留守西都，才开始为宗庙行衅礼并举行祭祀。有一天，他把家谱交给我说：“我想记述家族世代的来源以及宗庙建立的缘由，传示给后代，请你为我叙述这些事情，并刻在石上。”我私下认为，文公追念远祖、恢复古制，遵循礼制、振兴教化，这些盛大美德不能没有传述；虽然自知不善作文，也不敢推辞，谨慎地为他作叙并铭刻。查考家谱说：文氏的先祖出自陈国公子完，以谥号作为姓氏，这个谥号与翼祖的讳名相同。到秦代有丕，丕生河东太守教，才开始在平阳定居。后来有韶，汉末任扬州刺史。从韶以后，世系才可以谱牒相传。韶的六世孙频，任后魏北绛太守。频的曾孙显儁，以别驾身份跟随北齐高祖在晋州起兵，建立霸业的战功大多有他的参与，最后任兖州刺史。频的六世孙有肃、君洪。肃在隋朝任颍川郡丞，名列循吏，因公正刚直抗拒宇文述，老年时官秩卑微。君洪跟随高祖从晋阳起兵，任右卫将军；太子李建成的余党攻打宫门时，君洪首先奋勇持兵出战，战死。频的八世孙有晖、播。晖辅佐中宗，诛杀张易之，夺回武后掌握的天下并归还唐室；后来因仇人的谗言，被贬死于岭南。” 播有史学才能，官至给事中。君洪的曾孙羽，任御史中丞。肃的四世孙括，任御史大夫。括的孙子晦，任太子宾客。晦的哥哥昕，任义成节度使。皡任散骑常侍，荣耀冠绝当时。从显儁到晦，都有传记见于史书。他们的家族从平阳出发，有的迁到太平，有的迁到蒲阪，有的迁到实鼎。晦的堂叔昆弟晤任北都留守判官，才开始居住在介休。晤生汾州参军檖，檖生馆，馆生泽州录事参军，就是文公的高祖考，名沼。曾祖考名某，在后唐做官，历任晋城、天池、平城三县主簿，为避晋高祖的讳名，改姓文；又历任崞、太谷二县县令。汉高祖即位后，恢复旧姓，改名某。汉朝失去天下后，他的旁支在晋阳自立为帝，便重新侍奉他们，最后任岚州录事参军。祖考名某，被征召入石州幕府，后来弃官归乡。太宗皇帝平定晋阳，召他出仕，他不肯起身；又因避庙讳，重新姓文。父亲名某，以儒学进身，历任十三个官职，所到之处都凭刚强正直、勤奋敏捷而振兴利业、除去祸害，声名显达，无法遮掩；任判三司开拆磨勘司，最后任主客郎中、河东转运使。他的治政和德行的详细情况，见于已故平章事晏公、参知政事王沂所撰的墓志和碑文。文公显贵以后，朝廷加以褒奖荣耀，三代祖先追赠官职都达到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爵位为燕国公、周国公、魏国公。宗庙建成后，泽州府君作为第一室；夫人某氏配享燕公，为第二室，燕国太夫人宋氏配享。周公为第三室，周国太夫人王氏、越国太夫人申氏配享。魏公配享东室，魏国太夫人耿氏、鲁国太夫人申氏配享。文公配享的神主因宗庙制度尚未完备，不敢制作。采用晋代荀安昌公祠堂的制度制作神板，又采纳唐代周元阳关于祠堂的议论。元日、寒食、秋分、冬至、夏至，都斋戒一天。又因为有时奉诏前往四方，居处并不固定，于是斟酌古代诸侯迁徙时载运神主的义例，制作车辆奉载神板随行。这些都是礼制因时制宜的做法。铭文说：那高大的树木多么郁郁葱葱啊，茂盛来自包裹树根的根本；那浩荡的长河多么壮阔啊，源头发自深远的水源。何况人的先祖，谁敢忘怀。上天保佑大宋，降生了贤哲之臣；于是转动国家枢纽，于是掌握陶铸人才的大权；能够整治，能够协调，确实兼具武略与文才。甘陵有妖乱，悖逆暴虐纷纷喧嚣；文公前往从容处置，不久便消除了。仁祖忽然患病，群臣之心震动恐惧。

译公入朝任职，宫禁内外安宁，四海清静。出朝任地方长官，成为诸侯的表率，用恩惠安抚百姓，却不废弃威严。他到任，百姓喜悦；离任，百姓思念。百姓思念他什么呢？于是编歌谣歌唱他。他治理政事和谐，在洛地留下的歌谣尤其多。谋求居处安定，哪里有人能比得上真正得到民心呢？公从汾水边迁到洛水岸边，确实喜爱这片土地，长久在这里安居。伊水浩荡，山林苍苍。于是选择木材、砍削木料，截断、劈凿木材。工程通达于洛水一带，察看地势，筹划安排，卜问征询。筑墙填土，栽树扶植，盖茅涂泥。庙宇建得宽敞深邃。新庙建成后，又营造居室。公说：“我居处只求能够抵御风雨，不要奢侈，不要高大，只要容得下我自身。别人居室低矮，公堂就说：‘我安康。’别人居室狭窄，公庭就说：‘我安宁。’不要使别人觉得我这里狭窄，因为要依赖子孙。不要使别人觉得我这里低矮，因为这有利于子孙。能够恭敬，能够节俭，我亲自践履、亲自察看，使自身成为美好，而不是只求外观华丽。”庙堂开辟之后，四间房屋都清静深邃。所养的牲畜十分肥硕，黍稷等祭品已经备好，豆、笾都已洗涤，洒扫也已完毕。祭酒已经澄清，宰杀牲畜制成祭品，于是进献并陈列。香气浓郁，祖先欢悦，各种福祉纷纷降临。上天赐给公福祉，使他刚强明达、长寿安乐；上帝赐给公俸禄，使他尊荣崇高、丰足安泰。上天并不是偏私，只是公的德行本来就应当得到这些；上帝也不是特别优待公，只是公的功勋值得报偿。公拜谢叩首，颂扬天子的美德。愿公始终纯正，给子孙留下典范；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废弃，也不要忘记。按时奉行冬夏祭祀，以保持公的功业光辉。户部侍郎周公神道碑【治平四年撰写】周以国名作为姓氏。自汉、魏以来，世代都有显达之人。公的先祖世居益都。曾祖考讳仁贵，没有做官。祖考讳子元，以三礼科举登第，任深州司法参军。契丹攻陷深州，全家遭受灾祸，朝廷哀悯此事，追赠大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游县太君。父亲讳圭，当时恰好在外，得以免祸，朝廷赐给他官职，最终官至太子中舍，屡次追赠至尚书左仆射。母亲李氏，屡次封为常山县太君。公讳沆，字子真，参加进士考试，一次便中第，授任胶水县主簿。起初试任吏职，精明敏捷，仿佛平素早已熟习，上下都称赞他的才能。调任诸城县主簿，因蔡文忠公推荐，升任镇海军节度推官，主持勃海县政务。濵州的大吏倚仗府里的势力，修筑宅第，阻挡百姓居住和出入，百姓向县里控诉的有十多起，前任县令没有人敢于正面处理。公立下告示拆除宅第，拘捕有关官吏治罪，豪强奸猾之徒都惊惧屏息。一年多后，召入朝廷，改任著作佐郎。县民到转运使杜祁公那里，请求留下公，杜祁公为此上奏，诏令允许。后来公因母亲年老多病，请求监管青州税务，不久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任嘉兴县知县。赵元昊侵扰西部边疆，诏令近臣推荐可以担任陕西各州通判的人选。富丞相当时任知制诰，因为听闻公的名声，提拔他为凤翔府通判，代理发遣盐铁判官。召回朝廷后，改任江西转运判官。公坚决推辞，希望得到一个靠近家乡的官职来筹办父母的葬事，于是改任沂州知州。经过京师时，入朝答对并陈述政事，仁宗认为他说得好，赐给他银绯服。到任数月后，召回朝廷，任开封府推官。不久升任判官。当时湖南蛮人唐盘二族杀掠居民，官军讨伐，多次失利。诏令本路派人招抚，蛮人却总是把使者杀掉，于是任命公为转运使，把筹划此事的责任交给他。公辞行时，仍穿着金紫官服。公到任后上奏说：‘蛮人刚刚获胜，正骄傲自满，不容易使他们归顺，应当等到秋冬时进兵攻击他们。蛮地险要，气候有毒，那里的人民骁勇强悍，善于使用鋋和盾牌，北方军队不能同他们正面交战。请选取邕州、宜州、融州三州的澄海军、忠敢军中熟悉山川、习于当地战术的人三千人，深入捣毁他们的巢穴，其余军队联络驻守山脚；蛮人出动，就追捕歼灭他们，等到他们势力穷尽、力量屈服，然后才可以招抚。’朝廷采用了他的方案，唐盘二族都投降了，湖南于是平定。当时军队突然兴起，运输道路险阻，公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安排，使军粮物资充足，百姓也没有疲困。召任度支判官，尚未到任，又加任直史馆，兼任潭州知州和荆湖南路安抚使。在此以前，北方军队驻守湖南山溪地区，有的满一年，有的满两年，才轮换离开；驻守两年的大多死于瘴疠。公上奏认为这不公平，请求一律以一年为期限，使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回朝后，授任河东路转运使。自庆历以来，河东通行铁钱，百姓多有私自铸钱的，官吏用严法惩处，获罪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最终却不能禁止。公于是命令提高铁的价格，使私铸者无利可图，私铸之事不禁而自行停止。入朝任度支副使。侬智高侵掠广南，失败逃走后，诏令任公为西路安抚使。天子认为岭南土地恶劣，命令公没有被贼寇残害的州县可以不去。公说：‘天子的命令实在仁厚，但远方百姓刚刚遭受荼毒，我难道敢不彻底宣扬天子的恩泽，亲自去安慰他们吗？’于是遍行各州县，即使偏远穷僻之地也没有不到的。百姓为躲避贼寇，大多抛弃田地房屋远走；官吏按照旧法，规定满半年不回来的人，其田地都听任别人占种。公说：‘这难道能同因灾荒而逃避租税徭役的人相同吗？’上奏请求把期限再延长一年，并召他们回来复业。已经被别人占种的田地，也都夺回还给原主，并且免除他们一年的租税和三年的徭役。贫困的人由县官借给种粮，因此岭南百姓又安定聚居。又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加任天章阁待制，任陕西都转运使。不久改任河北。起初，黄河从横陇向西迁移，流向德州、博州；十多年后，又从商胡向西迁移，流向恩州、冀州。朝廷都认为这是功劳很大，于是没有再堵塞河道。有个叫李仲昌的人建议，请从商胡河口以下开凿六塔渠，引黄河水向东流入横陇旧河道，这样用工少而利益大。诏令派使者同公一起巡视，考察利弊。公上奏说：‘国家近来议论堵塞商胡河道，估计要用薪柴、芦苇一千六百四十五万，役使工人五百八十三万。如今仲昌奏请堵塞六塔渠，估计只用薪柴、芦苇三百万；同一条河，堵塞工程所需的工力不应有这样大的差别。大概仲昌故意提出小数目来求得兴役，这恐怕不是事实。又如今河水宽二百多步，六塔渠宽四十多步，必定容纳不了。况且横陇下游自黄河迁徙以来，泥沙淤积成为高地；西堤大致完整，东堤却有的存在、有的已经毁坏。前些日子六塔水道分泄太河之水，尚且不到十分之三，住在水边以防护堤岸为业的百姓已经有三万多户。即使像仲昌所说，让整条河水向东流，也必定会横向决口泛滥，齐、博、德、棣、濵五州的百姓都将成为鱼鳖的食物。如今从六塔到海边不止一千多里，如果真想堵住河水使它向东流，就应当先修治河水经过的两岸堤防，使它们都高大坚厚；还要设置官吏和士兵分别守护各处，多积储薪柴、芦苇以防冲决，这样才可以实行。’

译然而这样劳费极大，恐怕不容易办成。以臣下推测，六塔渠确实不可以堵塞。’朝廷最终还是采用了仲昌的建议堵塞河道。堵塞后不到一天，河水又在齐州、博州等州决口，果然造成大灾。水灾祸及朝廷，于是把仲昌流放到岭南，附和他这一建议的官员也都治罪，众人才知道公的意见是正确的。公又上奏说：‘百姓遭受水灾，都在堤岸、坟墓旁搭庐舍居住，粮食缺乏，实在可怜。臣想擅自打开附近仓库赈济他们，只是大恩应当由皇上施行，臣不敢窃取这个名义。希望赶快派使者巡察并收养救济他们。’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调任河东都转运使，过了一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任庆州知州，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边地百姓多有越出边塞贩卖青盐的，触犯重法；公请求降低官盐价格，违法者渐渐减少。入朝任判三班、监兵部、太常寺通进银台司。仁宗下葬时，任卤簿使；又因办理遗留物品出使契丹。公认为这两个使职都有丰厚的赏赐，不愿独自占有，于是借口精力不能兼顾，推辞不去契丹出使，士大夫都称赞他。英宗初即位，契丹派使者来祝贺乾元节，公任馆伴使。诏令取来国书放在灵柩前，使者坚决请求觐见，皇上说：‘取书并不是旧有的典制。’ 皇上因为正身穿衰绖服而不答应，使者拿着国书，不肯交给閤门。公说：‘从前北朝有丧事，南朝使者到柳河就返回；如今朝廷重视邻国友好，允许您来到京师，向先帝传达国命，恩礼已经很厚了，为什么还要把取国书看作嫌疑之事呢？’使者于是当场交上国书。当时朝廷还不知道契丹国主的年龄，公从容地夹杂其他话题询问使者；使者没有料到这一问，便如实回答。不久使者后悔了，彼此惊愕地看着说：‘现在又应当以兄长来侍奉南朝了。’不久，公升任枢密直学士，知成德军，兼任真定府路安抚使。当地风俗多有遗弃亲人、出家事佛的，公查考登记，发现其中不知法令的人，都斥退送回家中，共有数千人。在真定任职数年后，以疾病辞去官职。治平四年，以户部侍郎身份致仕。这年八月丁未朔，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九岁。公为人庄重，一举一动都有法度，不随便谈笑。在家极其孝顺友爱，做官则谨慎严明，始终如一。铲除奸邪，保护善良；摧折强暴，抚恤弱者。离开嘉兴二十年后，有人经过该县，听说民间仍然思念歌颂他，认为前后任官者没有能比得上他的。罢任潭州时，百姓拦在道路上使他不能前行，公劝解他们也无法推辞，于是调转马缰向南说：‘我应当同你们一起回去。’ 众人欢喜奔走呼喊，争先让道路稍稍通开，公纵马向北而去，追到边境的还有几百人。同僚辅佐官员同他议事，意见正确的，他立即采纳；意见不当的，也不当面斥责其缺点，只是慢慢说：‘我的意思是这样做比较稳妥。’众人也就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他所辖地区的官属有罪，先用好言劝告；不改，才责备他们。因害怕而自行改正的，大概有十分之七八；如果仍不改变，才依法查办，即使如此也还要尽量减免其罪责。执行法令的人有的死在官署之下，对其家属孤苦贫困、不能自行回去的，一定替他们办理丧事、筹集钱财并护送；有的无处可归，就替他们安置居处，建立生计，嫁出女儿，教诲子弟，把他们看作亲戚故旧。刚开始看到他的相貌，人人都凛然害怕；相处久了，探知他的内心，才知道他其实是仁厚的长者。先娶王氏，后娶刘氏，封为彭城郡君，都先于公去世。三个儿子：莘，任将作监主簿；百药，任大理寺丞；常，任大理评事。两个女儿：一个嫁太常博士荣安道，一个嫁来安令江懋。简公去世那年十月己酉，安葬在先祖墓地。百药和常想在道路旁刻立碑石，使日后乡人都能瞻仰公的坟墓，不忘公的德行，请馆阁校勘梁君焘撰写公的功业品行状文，交给我，命我作铭。我过去任并州通判时，曾在河东供公差遣；虽然自知没有文才，也不敢始终推辞。铭文说：古代的君子，德行盛大，道义尊崇；远远望见他，仪态庄严，接近他，却感到温和。公端正地穿戴衣冠，威严得不可冒犯。施行于政事，既仁慈又宽厚；官吏畏惧而改过，百姓思念而不忘。恭敬地撰写铭文，垂示美德，以告知后代。行状 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曾祖林，祖政，父炳，都没有做官。君讳沂，是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人。他的先祖出自晋安平献王，到征东大将军司马阳时，才开始葬在河东安邑涑水之南。后来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把安邑分为夏县，于是成为夏县人。自唐代以来，仕宦家道逐渐衰落，降低到耕作田亩的地位；然而几代以来兄弟从未分家，所以这个大家庭人口很多，而原有产业一向微薄，无法供养他们。君自幼谨慎孝顺，叔伯兄长都把家事托付给他。于是他治理田地，修整园圃，修葺篱笠，整治猪圈粮仓；即使有雇来的仆役，也一定亲自带头，使他们没有谁敢不尽力。夜里就把木板侧放作为枕头，睡不熟便会醒来。在这个时候，田地没有增加而家用却很充裕；他也从未经营商贾或奇邪的行业，一切都出自耕田和畜牧而已。叔伯兄长都能吃饱喝醉、安逸享乐，唯独君没有特殊缘故不亲近酒肉。遇到乡里贫困的人，有时解下衣服救济他们。他三十二岁时，于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死在家中。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南原。待制府君常常叹息说：‘自从我兄长去世，家里就贫穷了，难道是谋生的条件比从前减少了吗？只是勤劳和懒惰不同罢了。’唉！假使天下百姓都像我兄长这样行事，即使是古代的太平时代，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可惜他没有官位，才能也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夫人李氏，是同乡人，二十八岁守寡，两个儿子咏、里以及一个女儿都还年幼。咏的女儿不久也去世了，父母想改变她守节的志向，夫家的尊长也派人劝她改嫁。夫人自己发誓不答应，穿粗衣、吃粗食，亲自承担辛劳，使乡里的孩子们能够到各处求学。婆母李氏年老多病，常常卧在一张榻上，要扶持才起身，要喂食才吃饭。夫人总在身旁侍奉，从未稍稍违背她的心意；这样多年直到婆母去世，始终没有懈怠疲倦的神色。后来里考中进士，迎接夫人到任所，夫人自从守寡以来从未同母亲分离。到这时因思念母亲成病，过了很久才痊愈。里屡次升迁，任尚书都官郎中，历任数州长官；追赠君的官职至尚书都官郎中，夫人封为永寿县太君。夫人为人慈和柔顺，勤劳节俭，内外宗族都敬慕仰望她，始终没有一句非议。儿子做到二千石的官职，使她享尽荣养。她八十三岁，于嘉祐五年九月甲寅死在京师；这年十一月壬寅，附葬在君的墓旁。我没有来得及侍奉君，却得以侍奉夫人，所以能够写下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实，请当今以德行文章为人所信服的人为她表彰墓道，希望可以因此流传不朽，也使子孙有所效法。谨此撰状。

译墓表 赠比部郎中司马君墓表【天圣元年三月撰写】兄长讳某，字嘉谟，是陕州夏县人。他的宗族支派源流，见于祖先墓碑。曾祖讳某，祖讳某，父讳某，都没有做官。兄长为人谨慎厚道，对父母亲友孝顺，对兄弟尤其友爱。长大以后，没有犯过子弟的过错。不幸活到二十八岁，于天禧四年六月辛卯死在家中。夫人是同县王氏，进士王禹的女儿。长子尚未取名便夭折，次子京出生还未满一岁，兄长便去世了。夫人当时还年轻，自己发誓不再改嫁。京长大以后，因叔祖天章府君的荫补进入仕途；他为人刚强正直、能干敏捷，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称赞他，因此屡次升迁为尚书驾部员外郎，通判潞州军州事。追赠兄长的官职至比部郎中。夫人享受荣禄供养将近三十年，封为福昌县太君。七十九岁时，于熙宁三年七月壬寅去世。两个女儿，长女嫁乡人曹中立，早年去世；次女嫁进士宋辅。兄长去世时，我已经出生两年，所以对兄长的才干品行不能详细了解。然而假如兄长不是努力修善自身却没有享受禄位，怎么能有遗留下来的福泽惠及后代呢？兄长于天圣六年三月乙巳葬在先祖墓地。夫人去世后，于当年十月辛酉附葬在兄长墓旁。京害怕岁月久远之后，不能没有人认识父亲，于是哭泣着请求我为他撰写墓表。赠卫尉少卿司马府君墓表【庆历二年撰写】府君讳浩，是司徒公的堂兄弟。他的乡里和先世，见于祖先墓碑：曾祖讳某，祖讳某，父讳某，都没有做官。府君年轻时研习《诗》，以学究科应试，前后八次参加考试，最终都没有遇合，于是断绝了通过官府求取仕进的念头，专心以治理家业为事。他为人魁梧豪迈，崇尚气节义理，对宗族尤其恩厚。司马氏几代聚居，人口多而田园少，府君竭尽力量经营衣食来供给他们，平均分配，毫无私心。寡妇孤儿都得到妥善安置，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没有丝毫怨言。家境贫寒，祖坟狭窄拥挤，尊卑长幼的棺柩前后堆积了若干，长久没有安葬。府君在祖坟西面踏察并相看地势，修建新墓，根据家产有无，一天之内把它们全部举葬了。弟弟子里早年丧父，府君看出他才智非凡，从小亲自严格教导督促；后来他终于凭文学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所到之处都有声名。过去乡人引涑水灌溉田地，受益很广；年久以后河岸越发深峭，水不能再流上来，田地一天比一天瘠薄，将要不足以缴纳租税。府君率领乡人向县官陈说，请求开始在下游筑坝，水于是又流入田间，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这一便利。府君于天圣八年四月癸巳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三岁。庆历二年八月癸酉，葬在西墓。起初娶张氏，早年去世，生有一女，嫁给解人南公佐。公佐考中进士，取得同学究出身。后来娶苏氏，先于府君十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生有一子宣。又娶郭氏，没有儿子。她在府君去世十六年后去世，享年若干岁。宣因司徒公的恩荫补任郊社斋郎，屡次升迁为尚书驾部员外郎，任梁山军知军，如今已经致仕居家。驾部君宽厚而有操守，熟悉法令，善于治理政务，官吏百姓不能欺骗他。入朝后，屡次追赠府君，官至卫尉少卿；夫人苏氏追封为长安县太君。驾部君认为古代君子一定会评论、记述先人的美德，把它刻在金石上，所以命我如实直书事实，表彰在府君的墓道上。当时是熙宁六年五月辛酉。哀辞 石昌言哀辞 眉山人石昌言，十八岁时由州里推荐参加进士考试，在数百名同辈中，昌言名列第一，声名震动西蜀。到四十三岁才考中进士，考中后十八年，任知制诰；又过三年，因病去世。唉！年轻时秀异，本应很快成就；反而屡遭困顿不能进用，晚年才显达，本应长寿；却又未老而死。天道幽深遥远，难道真是无法认识吗？昌言为人质朴纯正、忠诚谨慎，远望他仪态庄严，接近他却温厚谦恭；善于谈笑，使人心醉，舍不得离开。我年幼时，刚开始读书，就听说昌言的名声。后来和他同年考中进士，同昌言交游，总共二十年；从初次见面到永远诀别，其间虽有仕途进退、境遇穷通的变化，相逢时却如同一日之内。既不能亲近他，也不能疏远他。《诗经》说：‘善人君子，他的仪容始终如一；他的仪容始终如一，内心坚定如结。’说的就是昌言吧？他去世前几天，我去看望他，起居本来没有什么异常。一天忽然有人告诉我：‘昌言走了，夜里突然得了重病，还没来得及问候。’又有人接着来告诉我：‘昌言已经死了。’唉！死亡是人的常情，善恶寿夭本来不敢妄加评论；只是为什么夺走他的生命这样突然呢？前年我从晋阳回来，昌言在中堂设宴招待我，斟酒给我喝，那是滑台的暑酿。等到我到他的画像前祭奠时，那里依然是当年设酒宴的地方。唉！谁看见这一切能够不悲痛呢？于是作辞说：唉！昌言，上天既然赋予你纯美的品德，为什么有德却不能长寿？为什么荣耀俸禄来得这样晚，零落死亡却来得这样早？才几天没有见面，你已经遥远地处在九泉之下。士人失去了师友，国家失去了俊杰。绿耳颠倒困顿，璵璠美玉被弃置。幽冥深远，无法寻求；杳然遥远，无法追赶。独自经过你的门前，恍惚间还怀疑自己。看不见你的车马，你远行到哪里去了？忽然想到你已经长久离世，眼泪交错流到面颊。寒暑循环更替，坟上旧草离离。哭泣终究会有停止的时候，忘却却永远不可能。《传家集》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八十，宋司马光撰，祭文 豢龙庙祈雨文 某年某月某日，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常城县事司马光谨慎地率领官吏百姓，准备清酒和众多祭品，在豢龙之神前举行祭祀。从前圣王设置官职、划分职责，畜养和驯服神异之物，使它们为人所用。后世掌管农事的人继承了这种做法，知道龙的嗜好欲求，服侍夏后王；夏后王嘉奖神龙的劳绩，赐给它祭肉，于是以此地每年祭祀它。如今庙宇高耸，面貌依然存在，全县百姓奔走祭祀，春秋两季进献祭品，希望它消除灾害、降下福祉，保佑这里的百姓。现在盛夏将尽，却长时间不下雨，谷苗枯死，不能再种植，仓库没有储粮，百姓将依靠什么呢？百姓其实是神的主人，神其实以百姓的安乐为安乐。百姓没有粮食，谁来供奉神、服事神呢？县邑长官有罪，神应当惩罚他；百姓无罪，神应当怜爱他们。上天有甘美的雨泽，龙实际掌管此事；按时施布雨水，也是神所使然。使枯槁的禾苗恢复茂盛，使死去的作物重新生长，消除旱气，化为丰收。这样以后，从近处到远处，用黍稷、牲畜和酒来承奉神灵，永永远远不厌倦。伏望神享用这些祭品。祭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文【替两制诸公撰写】神灵承受福庆，成为皇家的配偶；侯族的佩玉环绕身边，以礼仪为节度，一举一动、一顾一盼都合乎礼文。亲自采摘苹藻供祭，完全不违背妇人的职责。承受上天而顺从，以慈爱教育子女。纯朴柔善，自小就具有王姬的尊贵；庄敬和睦而明智，在家中成为宗族亲戚的典范。唉！长久的福分还没有终结，大限却突然到来；离开明亮的白日，归入幽深的黄泉。皇上悲痛惋惜，群臣也更加抽泣。谨陈薄薄的祭品，希望略微表达微薄的诚意。尚飨。祭郭侍读文 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书屯田员外郎孙琳、殿中丞司马光、太子左赞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杲卿、前通州推官楚楷，谨向已故侍读学士郭公的灵魂致祭。唉！公的德行，清明平和、纯洁无瑕；恭谨慎重，从不懈怠；早晚勤劳。文章是国家的光华，品行是士人的准则。手捧文书、拱持典籍，从容侍立在皇帝身边。贫困时赐给金钱，入朝时赐坐席，才能超越众人、不同寻常，恩宠光辉达到了极点。为什么命运不善，突然葬身墓穴？我们这些人庸陋昏昧，长久沐浴公的恩惠。任职下僚时，跟随公出任外地，公保护我们的缺失，教诲我们善言，如同对待侄子和外甥。内心怎敢忘记！如今彼此相顾，眼泪不禁流下；来到灵堂门前瞻望灵帷，进献苹蘩。凄风肃然，仿佛公仍然在这里。呜呼哀哉，尚飨。祭范尚书文【以下两篇替两制诸公撰写】唉！上天生下杰出贤能之人，作为国家的纲纪。身穿华美的服饰，以辅佐天子。戴冠束带立于朝廷，神色端正而威严。直率进谏、守持正节，奋勇直前而不顾自身。于是统率西方军队，使氐、羌归顺。于是辅佐公台大臣，使万物的法则得到光明整治。又治理东部中原，使刑罚清明、政事修治。德行实在光大，才干实在茂盛；本应长寿，享有许多福祉。为什么命运不善，远行途中却突然停止？灵车经过都城，停宿之处近在眼前。进献祭品而不能亲手致奠，悲痛何时才能停止？愿英灵知晓我们的内心，享用这些芬芳美味。尚飨。祭观文丁尚书文 公怀抱纯素真实之德，内含忠诚，践履厚道；天资才干丰茂美善，又逢盛明之世；降临帝庭，回翔禁署，成为俊杰中的表率；撰写华美而有教化意义的诏令；登朝辅佐枢机，进而参与台鼎重任，使万物没有弊病，百姓得到安宁。陪侍殿帷之间，从容发表政论；老成的德望，为朝廷内外所仰望。本应享有长寿，以辅佐国家大业，为什么命运不善，竟使这位贤哲陨落！日月有它们的时序，灵车已经上路；想起旧日同僚，哽咽流泪，无法自已。谨以微薄的酒食祭献，愿公鉴纳这份哀痛的诚意。尚飨。诸庙祈雪文 我私下认为，霜雪不按时降临，是神灵职掌的事情；百姓流离失所，是官吏应当承担的罪责。如今从秋天到冬天，上天的恩泽还没有普遍降下，大小麦已经歉少，又将要枯死。难道是官吏没有尽职吗？难道是百姓无处申诉吗？为什么使他们困苦到这种极点！希望神灵怜悯百姓的穷困，宽宥官吏的罪过，使雪按时降下，让麦子还能够收获。我们岂敢不备办牲畜美酒，击鼓欢舞，以承受神灵的恩惠！尚飨。祭黄石公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慎地派遣某官某，冒昧带着香和酒向黄石公之神禀告。公承受上天最神妙的灵性，与圣人相契合，暗中辅佐人杰，光大启发汉家，至今享受庙祀，已经有一千多年。只是郓地处在神宇之下，整个冬天没有下雪，越冬小麦将要枯死，旧仓粮食已经耗尽，新粮收成也没有希望，老幼惶惶不安，濒临沟壑。圣上早晚忧劳，苦心焦思；朝廷内外百官忧愁惭愧，失去谋划。希望神灵调和上天之气，宽解皇上的忧虑，救民于死亡，赦免官吏的罪过，使膏泽下及土地，土壤生机振作，使枯萎者恢复荣茂，把凶荒变成丰收。我们岂敢不恭敬地率领所属官吏和远近百姓来奉事神灵，永永远远不厌倦。尚飨。祭刘大卿文【替始平公撰写】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某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的祭奠，祭告同年留守大卿的灵魂。从前我们同群贤一起登临帝庭，光彩如春花，纷纷秀发。四个甲子年已经过去，旧友凋零殆尽。为什么现在又失去了这个人？您天性纯和，素来崇尚恬淡清静，远离繁忙显要之职，从容任职外台。汶水之阳，正是您的故乡。近来相遇时，饮酒吟咏，十分欢乐。华车向西出征，我在郊野远远送行。车辙痕迹还没有消失，忽然已经乘着灵车归去。长久叹息悲痛，感情怎能有尽头？祭品虽然微薄，愿您享用这份至诚。尚飨。诸庙祈雨文 此前因旱灾，农作物受到伤害；幸而向神灵祈求得到甘雨，麦子得以成熟，百姓有粮食可吃，承受神灵的恩惠，长久无尽。如今禾黍还很幼嫩，豆麦尚未抽穗，土地已经干枯，滋润的雨水却没有继续，河流湖泽将要干涸，螟虫等害虫正在猖獗，妇女儿童惶惶不安，忧患还没有停止。神灵应当察看百姓的穷困，怜悯万物遭受的灾害，灌溉滋润有益的作物，招来和气，希望获得丰收，圆满完成这次大恩。我们岂敢不击鼓欢舞来奉行祭祀之事。尚飨。诸庙谢雨文 此前因旱灾，曾向神灵祈求。神灵享受我们的诚心，赐下及时的好雨。虽然高地低地还没有完全湿润，远近各处也还不均匀，但田地已经略有湿润，百姓的忧虑稍稍缓解。蒙受神灵的恩惠，不敢安然闲居。于是选择牲畜、洁净美酒，赶紧申明报谢之礼。愿神灵继续降下丰厚的恩泽，完成显明的德惠。尚飨。晋祠祈雨文 听说诚心可以通达而没有远近之分，神灵的鉴察可以深入幽微之处。起初还认为不是这样，到如今才知道确实如此。近来时雨稍显不足，越冬小麦还没有滋润。我亲自拜谒庄严的祠庙，默默伸诉心中的祈祷。返回车驾在祠旁住了两夜，甘美的及时雨果然应声而来。难道是我们的恳切诚心，能够留住神灵的听闻吗？这实在是百姓的幸运，应当承受神灵的福佑。然而原野高地长久干燥，草木根部还没有完全湿润。田间百姓仍在低声期盼，尚有所等待。谨以清酒和美好的祭品，报答并宣扬神灵的恩惠。神灵应当广泛施布丰厚的恩泽，以完成这次大施舍。尚飨。祭晋祠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慎派遣某官某，谨以酒、果、肉食和祭品，恭敬地进献给某神。神灵居住在晋地的原野，享用晋地的土地；凡在晋境之内，都是神灵的神宇。如今美好的雨泽虽然丰沛，滋润却还没有普遍遍及；神灵之心没有偏私，百姓没有不受到抚恤的。远近之间，哪里有所舍弃和选择呢？愿神灵继续施行先前的大德，均匀赐下灵雨，使我们的麦子结实，使我们的稻黍秀美，使穗子垂满田野，使粮食充满仓廪；用它们酿成酒和甜酒，永远承受神灵的福佑。尚飨。晋祠谢晴文 久雨不停，已经延续了好几旬；低洼污水已经积聚，平原将要泛滥，田地恐怕荒芜污损，百姓担忧被水淹没困厄，有关官吏也感到恐惧，于是谋求向神灵祈请。神灵聪明而能感通，随即使天气放晴，雨止天清；水流回到沟壑，云气归入山中，蔬菜和谷物没有受到损害，年成于是大熟。蒙受神灵的恩惠，哪里敢吝惜牲畜和美酒。尚飨。祭雷道矩文 某年某月某日，陕郡司马光谨向士友雷君道矩的灵魂致祭。唉！道矩气质厚重而平和，品行正直而方正，谨慎畏惧礼法，如同沿着刀锋行走。面对义理敢于决断，仿佛挥动干将宝剑。没有官位在朝廷，却忧虑国事而惶惶不安；发愤直谏，忠诚鲠直而激昂，远远谋虑万世，见识深远绵长。家族声望没有坠落，显赫而有光彩。西戎骄横贪婪，像蚕食桑叶一样侵食我国疆土；你策马直前，挺身投入战场，陈述正直的言辞，迎头折挫豺狼般的敌人。敌人的气势正要沮丧，收敛踪迹退藏起来。为什么命运不善，使你遭受这样的疾病灾殃？遗下的气息将要断绝，留下的声音仍然铿锵。上面令人哀叹你未完成国事便去世，下面又痛惜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还在堂上。话说完便断气，谁能不悲伤？唉！道矩，寿命长短自有定数，不可推移；善恶得失，取决于人的作为。显达、困顿、穷困、通达，怎么能预先知道呢？你这样立身处世，难道可以不感到悲伤吗？只有我这个朋友，烦闷冤屈，流泪哭泣，遗憾这样的恩泽没有沾润百姓。以祭品献上诚意，魂魄啊，若有知觉请来享用！呜呼哀哉，尚飨。祭江邻几文 唉！别人的一生往往憎爱纠缠，只有您不是这样；见到您的人都会亲近您。别人的死亡常常引来纷纷议论，只有您不是这样；听到您去世的人都会哭泣。请问您修养了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只是遵循自己的真诚之心，内外没有差别；这样本应长寿而德业光大、显赫融通，为什么命运不善？星宿还没有经历五次终始，平日同游的情景，早晨前往、傍晚归来，仍然宛在眼前，谁能不悲哀？想到您平素对于万物、对于世事的胸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叙说这次永久诀别，没有什么比一杯酒更合适。尚飨。三司祭张元常文 您宽厚裕如、敦厚笃实，外表和顺而内心正直；眉目秀美，额头宽广，气势旺盛而显露祥瑞。这样的吉德本应得到遥远长久的福分，这样的骨相也必定享有长寿。为什么一旦之间就同我们永远分离？凡是您的同僚朋友，谁不惋惜悲伤？以祭品献上诚意，希望您前来享用。初授待制祭先公文 我听说俸禄没有来得及供养父母，是古人所叹息的事；即使身居重茵、享用列鼎，也只会更加增添悲痛。我二十岁初入仕途，有幸列入仕籍，却罪过多而福分少，接连招来灾祸；回报父母抚养之恩的机会已经缺失，始终没有能够报答。痛苦愁辛，早晚不敢忘怀；实在没有想到，竟承受先人的余荫，名列侍从之臣，亲身承继世职。我这不肖的资质，凭什么能够继承发扬呢？惭愧战栗，坐立不安。奉养父母的美味，如今已经没有机会施展；但愿忠诚正直的家风不至于坠落，我当尽力自我勉励，不辱没所生养我的先人。如今充任谏臣，不敢自我疏远；遥望先人的坟墓，眼泪纵横。尚飨。祭庞颍公文【嘉祐八年五月撰写】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马光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的祭奠，亲自进献给已故相国、赠司空、侍中颍公的灵魂。公的盛德丰功，布满四海；事迹已经刻在石上，不敢再重复陈述。想起从前，我的先父长久同您做同僚；我从童年起，就能在您座旁侍坐，您抚摸我的头、携带提携我，疼爱我如同自己的子女。刚刚成年，忽然失去了父亲；我孤苦愚钝，不能自立，向四面长号，又有谁来顾念怜悯？只有公的眷顾怜惜超过平日。服丧期满后，我重新列入簪裾之列，抬头站在朝廷之端，全靠公的扶持；于是您又加以振拔，使我走出泥涂。校勘秘藏文书，讨论前代典籍；等到公出任地方长官，我两次托身于您的属官车后，公推心相待毫不猜疑，我的意见全都被采纳。我建立的功效很少，对您的辜负却很多；过错像山丘一样多，您都替我掩盖；善处即使像丝缕粟粒一样微小，也一定替我褒扬。您多次推荐我的名字，使其传达到天子的听闻，于是我得以列入清贵仕籍，成为近臣。今天我的一切，没有不是公的力量；想到这些恩情，终身怎敢忘记？后来我任职谏院，因为有规矩限制不能登门拜访，不能亲近您的杖履，几乎将近两年。哪里想到一旦之间竟成永久诀别？您的仪表仿佛还在眼前，训诲仿佛还在耳边；忽然离开华美的厅堂，长久归入幽暗的土地。我内心崩溃，话也写不成章。英灵如果有知，请降临接受这杯薄酒。呜呼哀哉，尚飨。告题祭版文【治平四年十月撰写】治平四年十月辛酉，曾孙具官光谨慎地明白告祭于曾祖考处士府君、曾祖妣夫人。伏惟春秋祭祀，思念爱慕无穷，应当设置屏摄，以伸展瞻仰奉祀之情。谨在这个吉月吉日，恭敬地题写祭版。伏望尊贵的灵魂降临鉴察，明白来临，凭依于此，尚飨。祭张尚书文【熙宁四年撰写】熙宁四年某月某日，女婿具官司马光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已故礼部尚书张公的灵魂。公的德行功业，是众人所尊敬仰望的；始终如一的详细事实，已经记载在铭文中。从前，先父同公在尚书省任职，偶尔来问候时，公延请他到中堂；那时我还戴着儿童帽，站立侍奉在公左右。承蒙公一见，便认为我已经成人，不再占卜谋划，就把女儿嫁给了我。回想我当时幼稚愚昧，年龄和地位同公相差悬殊，从未同公交谈，公从哪里知道并赏识我呢？公知遇我的恩情，比姻亲还重，我终身铭记在心，不敢稍有忘怀。刚听到讣告时，眼泪如雨而下；因身在官职，不能离开职守，想奔去哭吊也没有办法。遥远地献上酒食，以此文辞作为佐祭。尚飨。祭吕献可文【熙宁四年八月撰写】唉！献可去世，天下人都叹息惋惜，何况亲友，悲伤可想而知。忠诚正直，敢于进言，人人都以此自许；谁能比得上献可？一生一世没有亏缺，行为不愧于内心，声名高于当世；寿命长短既不能比较，我又还能说什么呢？他对我的深切了解，在临终时显露出来。如今永久诀别，文章赶不上感情。呜呼哀哉，尚飨。张尚书葬祭文 熙宁四年八月某日，女婿具官司马光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致仕礼部尚书、清河恭安公的灵魂。日月流逝，葬期已经到了。我正任职西台，不敢离开职守；不能前去执绋，也不能亲自执杯祭奠。引颈遥望松树楸树环绕的墓地，悲痛哪里有尽头。尚飨。祭钱君倚文

译维熙宁六年七月己未日，陕郡司马光恭敬地在君倚舍人的灵前致祭。呜呼！君倚爱贤如同亲近亲人，奔赴正义如同口渴求饮。不合乎圣人之道的学问便不学习，唯以行善为务。向君主竭尽忠诚，以不能赶上尧、舜为耻；对朋友竭尽力量，志向要追及陈重、雷义。以诚心待人处世，不疑虑，也不畏惧，多次身陷困厄，始终没有丝毫悔恨之心。凭甲科取得荣誉声名，官居西掖，享有清贵资历。君倚的美德，这些还不足以尽述。当初我以为，吉祥善良之人必定承受长久的福报；为什么竟然过早凋谢，还不到头生两鬓白发的时候？我和君倚，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乡里不同，才智品类也有差异。中年相逢，却成为情谊深厚的老朋友。修饰容貌而无华饰，开口说话必定直抒胸臆。如今风采踪迹还在，精魂却归向何处？江山阻隔而路途遥远，薄酒粗食也感到惭愧。只希望这份悲痛，能够在冥冥之中相通。呜呼，悲哉！请享用这些祭品。祭奠董少卿的祭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司马光恭敬地在邻几少卿董兄的灵前致祭。兄长从前任夏县县令，西部边境用兵时，赋税征调虽然繁重，百姓却没有因此困病；人口虽然众多，诉讼公堂却常常空闲。我确实是夏县百姓，这些都是亲眼所见。自从兄长离开后，继任者是谁？三十多年过去了，屈指可数。兄长入朝辅佐防务，谋划都出自奉简；历任各藩镇长官，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治理著称。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官吏畏惧他的明察。他是当时的能臣，多次担任繁重的职务，指顾之间便能办成事情，谈笑也不因此废止。与人交游相处，举止从容，和蔼仁厚。按照年高致仕的礼制，请求领取俸禄而辞去荣位。精力旺盛而志气坚强，本应享有长寿；为什么竟然没有福气，突然长逝了呢？我同兄长既是旧交又很亲近，承蒙他的知遇尤为深厚。听到讣告，悲伤哀痛，起初简直不能自持。谨以菲薄的酒食致祭，唯以诚心奉献。请享用这些祭品。祭奠张秘阁的祭文 公幼年孝顺，长大后谨慎；凭文学才华出仕，凭勤勉努力任官。入朝侍奉禁中，声誉播扬于台省；出任地方官，施行恩惠教化，周遍巡行各藩镇。主持漕运时，积储丰足；监督边疆时，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没有哪一种忧虑不能防备，没有哪一项职事繁难而不能办成。朝廷倚重他的才干，当时人人推许他的精力。高寿而终，福禄深厚绵长。如今这次从宋地迁往周地，舍弃卑湿之处而迁就高燥之地，选择墓地而得到吉兆。举行祖载之祭到了日期，光等早早列在宾客末席，晚间又陪同嗣子交游。于是陈设薄酒粗食，用来奉献内心的诚意。请享用这些祭品。祭奠陈彦升的祭文 某年某月某日，涑水司马光谨以香酒和膳食祭品，在彦升的灵前致祭。呜呼！我平生按照道义选择朋友，像彦升这样质朴正直的人，是我从心底敬服的。忽然抛下我离去，悲痛实在深重。请享用这些祭品。祭奠李夫人的祭文 元丰七年十月乙酉日，具官司马光谨派遣儿子某官某，在已故李尚书夫人的灵前致祭奠。夫人明智而温柔，和顺而端正，通晓古代却不拘泥，顺应习俗却不随波逐流；以礼法规范闺门，名声传播于乡里。神明保佑她，使她长寿而善终。光有幸列入姻亲，向来敬重她的美德，谨陈薄酒，来奉献敬意。请享用这些祭品。改葬先令公，启殡祭文【以下为丞相所作】我罪恶深重而不受上天保佑，福分薄少；甘美的食物刚刚备好，父母却已永远离去。日月推移，松树和楸树尚未栽下；我早起晚睡，内心没有片刻安宁。因此选择良好的墓地，询问吉利的时日，重新卜定墓穴，恭敬地开启殡棺。然而我恰好担任宰司，职任尊重而责任重大，诚恳请求退避，恩旨却不允许，不能亲临墓穴尽情哀悼，凭着棺木作最后诀别。长久想到自己的罪过，悲痛得死去又仿佛复生；捶胸顿足，长声号哭，五脏六腑翻腾如沸。令公祖奠祭文 日期已经确定，灵车将要出发；远远离开故乡，迁往美好的墓地。愿您的灵魂淡泊安宁，按时上路；山川道路没有阻塞，车马和随从都不受惊扰。瞻望追慕，攀柩哀号，内心摧折，气息哽结。令公到墓祭文 阙塞山的南面，伊水的岸边，地势开阔高爽，水脉深厚绵长。愿您的灵魂离开旧居而迁就新居，永远安宁于这处宅地；墓地不倾斜、不崩坏，永远坚固，保守亿万年。追慕而流泪的心情，如同苍天广大无边。令公掩圹祭文 呜呼！俸禄不能使父母享用，这是古人所叹息的事。即使铺设重重锦褥、陈列鼎食，又为谁带来荣耀呢？填土封坟之时，亲身却不能在场。墓门一旦关闭，漫长的黑夜便再没有清晨。抬头远望墓上的题字，从此永远诀别。想到这些，心神仿佛飞散；触地呼天，肝肠寸断。员外启殡祭文 愿您的灵魂在家中孝顺慈爱，任官时严肃而勤勉。为什么有如此盛大的德行，却不能享有长寿？于是选择吉日，开始打开灵柩，迁往祖先的墓域，永远有了安息归宿。不能亲自洒酒祭奠，悲伤流泪更加深重。请享用这些祭品。员外掩圹祭文 日子吉利，时辰良好，已经安置在安稳的宅穴中。祖先和父祖之灵都在这里，仿佛您从远方归来。有知觉的英灵，足以得到慰藉。今后永远诀别，面对风中墓地，眼泪直流。请享用这些祭品。颍川郡夫人焚黄祭文 夫人出身于有德之家，却没有俸禄，早早去世，长久以来一同过着困顿的生活，未能共享显贵荣华。如今朝廷推施恩泽，追赠美好的封命；鱼轩、翟茀等车服照耀着幽冥之地。灵魂如果有知，愿享受并承受上天的恩宠。请享用这些祭品。启殡祭文 长期羁旅为官，漂泊不定，家中没有固定住所。棺木尚未安葬，久置在西郊。恰逢时日良好，便迁往墓穴。撤去殡宫，启程的日期已经确定。抚今追昔，惆怅不已，悲伤悼念更加深重。祖奠祭文 日期已经确定，輤车将要出发。山川道路渐渐遥远，坟墓将成为永久的归宿。夫妻之间的深情，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悲伤哀痛？《传家集》卷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