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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二 《司空表圣文集》，别集类一，唐代司空图撰。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司空表圣文集》共十卷，为唐代司空图所撰。“表圣”是司空图的字。他是河中虞乡人。唐僖宗时，他任知制诰，官至中书舍人。不久辞职离去，晚年自号“耐辱居士”。朱全忠征召他，他坚决拒绝不出仕。朱全忠僭越称帝后，司空图便绝食而死。《唐书》把他列入《卓行传》。司空图所著的诗集名为《一鸣集》，另行流传于世。这十卷是他的文集，仍保留唐代旧有的体格，没有五代时鄙陋杂乱的习气。集中《韩建德政碑》，《五代史》说是乾宁三年昭宗驾幸华州时所立；昭宗还朝后，韩建才被封为颍川郡王，而碑文却说乾宁元年已经立碑，并称韩建为颍川郡王，这大概是史书的错误。当时韩建正强横跋扈，昭宗不得已而称誉他，奉诏撰写碑文，文辞中多有告诫责备之意，足以看出司空图刚正不阿的气节。集中又有《解县新城碑》，是替王重荣所作；《河中生祠碑》，是替王重荣的弟弟王重盈所作。宋祁于是说王重荣父子很敬重司空图，曾请他撰写碑文。如今考察这些文章，也都是奉诏所作，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能因此认为是司空图的过错。陈继儒《太平清话》记载有《耐辱居士墨竹笔铭》，这部集子中没有。那篇铭文的序说：“咸通二年，我考中进士，忝任史馆职务。”按唐代制度，进士不能立即进入史馆任职。司空图考中进士是在咸通末年，出仕后依附王凝任幕职，他的本传记载得很清楚，哪里有任史馆职务的事？序中又说：“此后被召任礼部员外郎，升任知制诰，不久以中书舍人身份兼任礼部、户部侍郎，没有一天不与竹子相对。”按序文所说，墨竹种在长安；司空图任知制诰、中书舍人，是僖宗驻守凤翔的时候；他任兵部侍郎，又是在昭宗驻华州的时候，怎么能够与竹子相对？何况司空图身为唐人，死时七十二岁，而序文却说“如今是梁庚寅年，我已经八十二岁”，这篇序确实是伪作，更加明显了。这部书的旧本前后八卷，都题作《杂著》六卷，唯独一卷题作《碑》，实际上其他各卷也有碑文，体例很是杂乱琐碎，现在一并删去。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司空表圣文集》卷一，唐代司空图撰，杂著。《将儒》　《铭秦坑》《纪恩门宣城遗事》　《辩楚刑》《容城侯传》　《移〔疑为“雨”〕神》《议华夷》　《上谯公书》《天用》　《与王驾评诗》《说燕》《将儒》儒术是用来充实内在的，武力是用来整肃外在的。从来没有内在先自我削弱，却还能使外在振作的。唉！古代任用儒者，所寄托的责任确实重大。儒者将要推行大道，必然想要扩大治理。单靠将领一人，不足以充分施展大道，所以分担自己的责任，把它寄托给他人；这也像借助众人的力量来铲平大路，宽广平坦而十分开阔。如果当时有这样的任用，天下难道还会不归于治理吗？唉！后世做儒者的人，力量渐渐衰弱了。他们固守简约来约束自己，处境困窘而眼界狭隘，只知道把责任任在自己身上，却不知道把责任交给别人并要求别人承担。所以即使被当时任用，道术也会削弱，因为不懂得任用儒者的权柄。况且古代谈论用兵，必定以仁义为根本。反过来，如果背离仁义，那么一次决死的勇气还不足以称为武力，而一点智谋就足以夺走它的时机。何况兼用我们的道术来制止祸乱于未发生之前呢？唉！大道不能振兴，已经很久了。儒者失去权柄，武将玩弄威势，我们的道术更加孤立，势力果然容易受到外物凌辱。道术一削再削，以至于武人庸俗妄为，也就可以如此了。一定要扭转这种局面，请先从任用儒者开始。《铭秦坑》秦国的治术暴戾，使儒者和百姓都遭受酷虐。秦国坑杀儒者之后，它的宗祀也随之覆亡。上天为儒者报仇，使儒者的宗祀和家族重新兴盛。究竟是秦国坑杀了儒者，还是儒者坑覆了秦国？

译《纪恩门王公宣城遗事》〔凝〕 僖宗即位第四年春天，因为大河南王公的治理政绩应当升迁，朝廷下诏，暂任礼部尚书，巡察宣州、歙州、池州三郡。王公一到任，还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官吏受到感化，百姓心悦诚服，白天没有可以再做的事。冬十月，盗贼开始从同安分路渡江，进入并屠掠至德县〔在池州〕。王公派遣将领孟琢迅速带兵援助池州守军，州中也已有防备，盗贼稍稍退却。正好他们的同党又赶到，声称要攻打城墙，实际上想转而袭击南陵。王公看穿了他们的意图，按照他们的计划，命令樊俦进军扼守青阳道路。樊俦原本来自彭门，王公看出他勇健果断却轻视敌人，告诫他要凭险据守，不得轻举妄动。樊俦径自离去，恰好侦察者说敌人将要逃走，樊俦想要活捉并阻截他们，挥军不顾一切地追击。越过险要之地后，盗贼突然赶到，军队于是弃散逃跑。过了两天，他才飞驰回来，把战败的情况报告给王公。王公数说他违抗命令，当即斩首示众。诸将在南陵听到这件事，都吓得两腿发抖。因为用死刑牵制住盗贼，所以青弋江得以利用来布置防守〔青弋江在江东南陵〕，人心没有动摇。王公先前命令宁国军队拦截盗贼，活捉了他们的侦骑几十人，于是盗贼靠着山势退去。四月，凶恶的首领又大举入侵，都纪王涓也从采石赶来援助。王公设宴慰劳，礼数更加隆重，并且告诉他说：“盗贼的奸诈情状，我已经全部掌握了。” 如今他们正倚仗胜势而骄傲，以为我方城池不用费力就能夺取，于是挽起衣袖冲来，前面没有丝毫阻碍。如果他们知道我方坚守城垒等待他们，他们的势头自然会受挫。将军只管按兵不动，积蓄威势，等待他们的空隙，千万不要同他们仓促交战。”王涓意气锐盛，从州城每天赶行四十里到南陵，还没有会合进食，便仓促列阵，战死了。第二天，宦官中贵人亲自带领四五千名败兵赶来，伤痛的哭声和尘土混杂在一起。江南向来怯弱，只庆幸有北军可以作为屏障；等听到王涓战败，众人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幸亏王公事先设防，王涓并不值得依靠，于是守备更加严密。又因为城中缺水，泉水却突然涌出，人心更加安定，终于免除了被围攻的祸患。过了一个多月，中贵人受到阻挠，仍没有离去的意思，部下横暴而不能禁止。王公写信责备他说：“捕蝗的官吏，既不能战胜蝗虫，反而低头吞食百姓，这就是带来暴虐以助长灾祸。如今将军聚集天下精锐之兵，却被狂暴的盗贼挫败，又放纵他们，使百姓不能治理自己的生业，这怎么能符合主上用来对待将军的期望呢？”中贵人无言以对，便催促派遣亲信官吏进入民舍，殴打并抢夺百姓的马。王公登上城门望见此事，命左右立即把这些人提来，放在杖下打死。军队惊愕，不敢停留。从此以后，王公早晚抚慰巡察，常常像盗贼又要到来一样；当地储备物资和修缮防御的好处，至今还依赖这些措施。唉！王公起初凭借杰出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使当时的人敬畏佩服，而他深远独到、恢弘济世的心志，却没有人能够看见。他虽然不能施行自己的大道来使天下太平，却能够捍卫疆境、屏障邻近地区，使它们不至于困竭；取得赋税，也足以救济平庸的民众，堵塞他们的怨恨罢了。我曾经追随王公门下，受到他特别的知遇，敢于把所见所闻编次出来，以启发史官的听闻。《辩楚刑》楚国认为献玉的人欺骗自己，于是接连两次砍断他的脚，真残酷啊！有人说：只是因为楚王不能鉴别玉石罢了。然而他爱好宝玉的心意，已经传达到卞和那里，所以卞和连续受刖刑也没有怨恨。那块玉最终还是在楚国出售了。唉！国家爱惜贤才，应该比楚国爱好宝玉更加迫切。如果爱好贤才的心意能够传遍天下，那么那些怀抱才能而求取进身的人，即使因为受到怀疑而被黜退，也不会因此怨恨。一定会有人替他解除疑惑，那么他最终被世所任用，也就可以期待了。这难道不仍然胜过那些改变自己的见解、嫉妒别人进用的人吗？唉！刑罚和羞辱，是上位者施加给下位者的。楚国如果没有爱宝之心，卞和哪里会受刑？上位者如果没有真正爱贤之心，士人哪里会受辱？难道一定要等到告诫门庭、断绝羞愧才行吗？

译《容城侯传》容城侯金炯，本是蜀郡严道县人，依傍山岭居住。同族中有许多人被搜寻采掘，他的祖先因秦代征调而到尚方服役劳作，世世以此为苦，于是告诫子孙改换服色，一定要凭精明强干来求得进身。后来迁居上洛，恰逢郡中卢生、范生都传授修炼之术，便献身相交、互相资助，因而磨炼自己以求发挥作用。皇上听说后认为他是人才，召见他，赞赏他的识见和器局，并且说他对细微之事都没有隐瞒，多次回头嘱托他。历任台阁官职，号称明察通达。那些挟持奸邪来侍奉皇上的人，见到他便胆战心惊，往往自己暴露出来。至于妇人女子妩媚取悦的姿态，也不能在他面前掩饰。他的观察如此明察，虽然对待万物没有私心，规矩方圆都不妨碍，但有瑕疵鄙陋的人始终厌恶嫉恨他，不断向皇上毁谤，说他表面和内里不相符合。金炯也苦于心胸狭窄，不能用尘垢来混同自己的行迹，终于被排斥。后来发生月食的变异，当时宫中漏刻已经过了几刻，皇上登临前殿，想到他的规谏有益，便重新急切地召来他，让他说明月食的原因，金炯回答如响，毫不疲倦，皇上感到奇异，命他以容城侯的身份奉朝请。然而他的同族中有一个分支居住在广陵，喜欢炫耀装饰以求得进用，陷落为轻薄子弟。权贵外戚中有人暗自得意，便亲近玩弄他而不厌，甚至有人给他穿上彩绣衣服，大概是因为这样便于他俯仰逢迎、取悦他人；即使穿鼻服役，也不以为耻。那人稍稍得势之后，金炯又鄙视他的为人，于是再次因谗言被罢黜，回家养老。太史公说：金炯的远祖在轩辕氏时代已经向祝融氏改变服饰，得到荐举而被皇上任用，能够强记天象地形，以及草木虫鱼等万物各不相同的形状，好像都看在掌握之中；大概他的术数也以《洪范》为规模。各种怪异之物遇到他，没有不恐惧屏息、自行消退的。后来他更加受到亲近宠幸，皇上每天早晨起身，他必定最先到达，于是和戴冠着冕的人一同进见，被称为寿光先生，不直呼其名。子孙渐渐衰落，但流寓太原的后代，开始崇尚玄学，也因精研炼养而受到重视。看金炯虽然得到任用，却战战兢兢，唯恐失职败落；他不善于隐藏自己的锋芒，果然被邪恶丑陋之人嫉恨，几乎不能免祸。唉！德行高尚的君子，既聪明又明智，却要用来保全自身，真是困难啊！《移〔疑为“雨”〕神》夏天久旱不下雨，百姓前后奔走求告。神庙中宰杀羊猪、跪下祈求的事情一共举行了三次，之后才得到降雨的许可。百姓非常高兴，并且将要举行报祭。唯独我认为这件事很迷惑。为什么呢？上天用雨露哺育五谷，必须等到按时丰收以后，百姓才相率以劳〔去声〕神明勤于职事而祭祀它。如今神明一开始就吝惜施予，使百姓忧愁疲惫，这是神明怠慢上天的职责。一定要等到百姓请求才答应，这是神明玩弄上天的权力。既然答应降雨，却使百姓把怨恨归于上天，把恩惠归于自己，这是神明侵夺上天的德泽。推卸怨恨，怎么能算有义？贪图腥膻祭品，怎么能算仁？怠慢天下的事务，怎么能算恭敬？轻蔑这几件事，怎么能算神明？假如说这些不是自己能够专断的，那么明知百姓的情状却不及时向上请示，也只是徒然占据神位罢了。这就是我感到迷惑的原因。唉！上天不能永远被欺骗，百姓不能长久受到轻侮，我私下替神明感到危险。怎么办呢？《议华夷》讨论天下大势的人，拘泥古法而不知变通，必定说应当固守德政；刚愎简略而不善谋划的人，必定说应当用威势平息一切。这些都不足以扼制危急存亡的时机。必须以谋略辅助德政，以险要之势辅助谋略，才差不多可以延长宗庙社稷的气数。古代那些迂腐的儒者，耳目昏聩，只会援引古事，越发使人迷惑，不能切中当今的急症；而近朝有志于经略制度的人，如杜司徒的治道、李安邑的地理志、元中书的安边之策，也不能说没有纵览古今成败的气魄。只有贾仆射耽，把华夏与夷狄一并包摄，联络山川地理，披览地图而摘取要点，内容繁富却不空疏，可以说既勤勉又极其精密。不过，衡量力量以挽救时局时，应当把遥远荒僻地区纳入考虑；外国史事中，有些值得追悔却不能形诸记述：有的涉及关防战争却没有守住，有的提出控制之策却没有实行，有的仓廪被弃置而不能保全，其利害结果都可以从这些事中看出来。我因此反复玩味而不厌，即使失去这个机会已经很久，难道能不思虑吗？

译《上谯公书》拜了两拜。我以布衣身份冒犯将相威严，近来都被人讥笑，指为狂妄愚蠢；这是轻薄之人不能以宽宏的气量对待当今贤杰。相公难道不考虑这一点吗？我身受世俗事务牵累，长期居住山中，援引古事考察当今，想有所发明，大概只是私下想到近朝身居重位而勇于追求功名的人中，以天下还有遗才为耻的，正是我们相国。又怎敢探求相国的内心呢？相国之所以不忍心抛弃百姓的希望，本来就不是留恋富贵；难道不是因为常常掌握大权，事情有时违背心愿，因而还要时而收放，使自己不在不朽的事业中留下遗憾吗？我因此私下庆幸，天下的福祉似乎有所指望了。即使是我这样极其愚笨的人，也还有一点浅见：我诚心认为相公既然已经取得求贤的盛名，就尤其应当珍惜自我持守；既然曾经独自决断权柄，就尤其不要认为事情不值得询问。否则，结党依附的嫌疑或许会兴起，而独占美名的道路也可能变得狭窄。请让我陈述自己的看法：任用人才，固然已经做得很好，但也要知道任用失当并不值得顾惜。因为能明察，那么虚伪者会受到惩罚，诚实者会受到勉励，而且不损害爱惜士人。处理政事，固然已经有所成就，也要知道谋略不必都出自自己。因为有知人之明，听取的意见会日益广泛而精神不劳，又不损害喜欢谋划的名声。这种道理，贤哲使用它也不会穷尽；相公掌握它而不疑惑，胸怀坦荡、公正无私，自然就无愧于古代贤者。这样以后，文人应当重视制科选拔，武人应当把西北边患放在首位〔前年已经上书给蜀相〕；或者删去浮夸、放弃空疏的高峻规程，而全面考察实际，便能尽到因应时势的适宜之道。这些道理相公早已深藏于沉着务实之中，只是小子虽内心惊惧，不能当面陈说，愿意借片言只语来激扬它，并不是为了谋求私利。况且自古以来以奇异手段沽名求进的人，多半因为命运乖蹇、行动与世不合而不能成功；而实际才能必定要等到临事应机时，才能看出它的万分之一。我不敢轻率地一并烦渎尊威，若要承受冒犯的责罚，也不再把自己同轻薄之人视为一类而心怀疑惧，只等待命令。拜了两拜。《天用》才能卓异而勇猛有防备的人，不必等到受禄之后才进食，因为他凭借自身所纳受的力量，便可以自行承担责任。龙虽然善于招致风云，但也必须有所禀受，然后才能施布恩泽；我知道它不能凭自己成为神灵。假如只专心发挥自己的作用，急切地想要救济万物，也将会忙于救灾而应接不暇。即使河神、山神在旁，又有谁敢扰乱它所守持的职责呢？唉，时势啊，时势啊！贤哲所应当禀受的，只有运用上天所赋予的作用；这样以后，功劳虽然简约，救济万物却很广博。《与王驾评诗》您的末技已经很精工，即使得到贤哲的过誉，也不应自满；应当认为必须等到同类推重之后，才会精神飞跃、脸色发扬。如今献技求进的人却相反，好像医生面对病人却吝惜说明病情，只怕对方善于辨识药物，反过来攻破自己。因此带头欺骗他人，自己不能振作，真可痛惜！况且各种技艺中最精工的，莫过于文章。能够不因诗歌而湮没的诗人，比其他技艺更少，怎么可以轻易地加以评量呢？唐国初年，皇上崇尚文章，雅正的文风特别兴盛。沈佺期、宋之问兴起之后，江宁才情杰出，李白、杜甫思绪宏阔，达到了极致。王右丞、苏州韦应物，情趣澄澈高远，如清水贯通大路。大历年间十几位诗人，又稍次一等。元稹、白居易力量强劲而气势稍弱，只像都市里的豪商巨贾。刘禹锡刘梦得、杨巨源，也各自有优长之处。刘浪仙以下，刘德仁等人，时时能得到佳妙意趣，也足以洗涤烦闷。此后所听闻的作品，只是狭隘浅薄罢了。河汾一带深沉郁结的气韵，应该会有后继之人。如今王先生居住在那里，浸润其中已经很久。五言诗的成就，在于长于使思绪与境界相融合，这是诗家所崇尚的。那么我先前说必须得到同类推重，哪里只是精神飞跃、脸色发扬呢？战乱中独居，仍然搜集所得诗作，已有几百篇，他的勤奋也达到极点了。我最近又自行编成《一鸣集》，并且说：“撑开雷霆，撕裂月亮，足以震动作者的肝脾。”这样也可以说我的话没有惭愧了。对于诗道，我没有疑惑。《说燕》燕子虽然属于同一类，也有巧拙之别。乡里人建造燕巢，寝室刚刚完工，笨拙的燕子便急忙在其中筑巢。巧的燕子到来后，一定会搏击并驱逐它，使它到别的房舍去。即使儿童也因此感到遗憾。乡里人不能决定它们的去留，大概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唉！那只巧燕的本领，难道能使自己的居室永远稳固吗？如今它或许也会被笨拙者驱逐，阻止它的人尚且为它惋惜。这样看来，贤者和不肖者的取舍，对天下的利害又会怎样呢？治乱的征兆，改变的轨迹就像这里一样，只在于选择有先有后。能不令人惋惜吗？能不令人警戒吗？《司空表圣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唐代司空图撰，杂著。《与李生论诗书》　《题柳柳州集后》《休休亭》　《山居记》《注〈愍征赋〉后述》　《题东汉传后》《贻王进士书》。《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与惠生书》。

译《与李生论诗书》文章本来就难，诗尤其难。古今用来比喻它的说法很多，但我认为必须辨别其中的滋味，然后才可以谈论诗。江岭以南，凡是用来适合口味的东西，如醋，不是不酸，只是止于酸而已；如盐，不是不咸，只是止于咸而已。华夏人用这些东西充饥，很快就停止了，是知道咸酸之外还缺少醇厚美味。江岭一带的人习惯了这些味道而不能辨别，原也是应该如此。诗歌贯通六义，那么讽谕、抑扬、深沉含蓄、温厚典雅，都包含在其中。然而直截表达所得到的，只以格调自显奇特；前代编集诗歌，也不专门致力于此，何况更差的呢？王右丞、韦苏州的诗，澄澈淡远而精工细致，格调自然包含其中，难道妨碍它们雄健高举吗？贾浪仙确实有警策的句子，但看他的全篇，意思却很贫弱，大抵附着于寒涩一路，才可以显出才力，这也是体制不完备，何况更差的呢？唉！亲近却不浮薄，深远却不穷尽，然后才可以谈论韵味之外的意趣。我年幼时常常自负，时间久了却越来越觉得有所欠缺；但也有深入造诣而自得的作品，例如《早春》中的“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销”，又有“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上句“隔谷见鸡犬，山苗接楚田”〕，又有“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聊”；在山中所得的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有“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在江南所得的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又有“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原句未完〕，又有“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在塞下所得的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在防乱途中所得的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又有“鲸鲵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在道宫所得的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高”；在夏日景色中所得的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在佛寺所得的有“松日明金象，苔龛响木鱼”，又有“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在郊外园林所得的有“远陂春早渗，犹有水禽飞”〔上句“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在乐府诗中所得的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在寂寥中所得的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在惬意适意中所得的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虽然差不多没有陷入浅薄枯竭，也仍然没有免除作者的讥评。七言诗又有：“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有“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又有“孤屿池防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又有“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上句：“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又有“殷勤元日日，欹午又明年”〔上句：“甲子今重数，生涯只自怜”〕，都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大概绝句的创作，本来就要达到极高境界；除此之外千变万状，不知为什么神妙，却自然神妙，哪里是容易的呢？如今您的诗，同辈本来就有人感到难以匹敌；倘若再以全面完美为工，那么就会知道滋味之外还有意味。请努力吧。《题柳柳州集后》金属的精粗，考察它的声音，都可以辨别出来。难道它在磬中清越，在钟中却浑浊吗？既然如此，作者写文章、作诗，才华和格调也可以看见。难道有善于作诗而不善于作文的吗？我看文人作诗、诗人作文，开始都受自己所崇尚的事物影响；专心致志以后，探索研究更加深入，所以能够使自己的精工流传不朽。这也像力量巨大的人相斗，所持的器械虽各不相同，却都能凭此取胜，成为强劲的对手。我曾读韩吏部数百首歌诗，他驾驭气势，像掀动雷霆、剖裂闪电，支撑在天地之间；万物形状奇特怪异，不得不随他的呼吸而鼓舞。其次是皇甫祠部的文集，所作也强劲飘逸，并非无意于深沉缜密，只是有时无暇顾及罢了。如今我在华下才体会到柳宗元诗歌的意味，他探索搜求所达到的境界，也很深远。假如他在困穷中能够长寿，集中精神、穷尽思虑，那么本来就不是那些琐屑浅薄的人可以轻易评议其优劣的。我又曾看杜子美祭太尉房公的文章、李太白佛寺碑赞，宏阔清峻，正是他们歌诗的风格。又如张曲江的五言诗沉郁，也正是他的文章笔力。诗文之间难道会互相损害吗？唉！后世学者稍有浅见，只凭片言只句，不能自行辨别，已经侧目相视、互相诋毁了。真可痛惜！因此题写在《柳柳州集》的末尾，希望给后来评论诗文的人一些帮助，使他们不被偏颇的说法迷惑，从而全面认识他的精工。《休休亭》“休休”，是美好的意思；既然休止，其中便有美好。司空氏贞祐所赠的溪边休休亭，本名濯缨亭。濯缨亭被陕军焚毁，我逃避奔窜，超过十年。天复癸亥年，蒲地丰收，百姓安定，我回来后在毁坏的墙垣中修葺，建造的房子还不到一丈。然而立即改换名称，并不是为了求奇，而是说我的才具，一方面应该休止；揣量自己的身份，二方面应该休止；而且年老昏聩，三方面应该休止。又因为年轻时放纵，长大后轻率，老年又迂拙，这三点都不是可以挽救时局的才具，也应该休止。还担心灾难很多，自己不能保全。后来遇到两个僧人，他们的名字都刻在上方寺的石碑上。其中一人有一天对我说：“我曾经一直做你的老师。过去我在道术上自高自大，锐意进取却不能坚守，被利欲所拘束；幸而醒悟并后悔，将要重新到溪边跟随我。况且你虽然退处，也常被坏人嫉妒，应当以耐辱自我警戒，或许可以保全始终。”我与陶靖节一同醉后吟咏，在千年之后品评高下，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于是作《耐辱居士歌》，题写在亭子东北的楹柱上。从开成丁巳年七月到现在，以这一年这一月作这首歌，也正是白乐天作传、年六十七岁的时候。休息吧，休息吧！况且即使死亡，也可以自我承担责任，不愧对家国，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天祐癸亥年秋七月记。唉，休休，莫莫！本领虽然很多，性情灵动却又懒散放荡，这是长处。教你在闲处安顿下来，休休莫莫：下一局棋，炼一炉药。天意和时情可以推测，白昼偏偏催促快活的人，黄金却难以买到骑鹤升仙的机会。若问你有什么能回答的？只说：耐辱，罢了。

译《山居记》中条山连接蒲津，向东看距离虞乡只有一百里，也正如人的秀美发见于眉宇之间。因此五座山峰巍然高耸，像是它的冠冕和耳饰；这条溪水茂盛秀美，含有浓郁英秀的气息。左右环绕着函谷、洛水，是涤除烦忧、助人欣赏的地方。会昌年间，诏令毁掉佛寺，后来就把这里作为我有谷的名号。原来王宫废弃的营垒在它旁边，现在司空氏把它改名为祯陵溪，也叫祯贻。我承蒙家世积善的福佑，集中到自身，于是在大悲殿塑像刻碑，在西北角新建亭子。亭子名为证因；证因亭右边，亭子名为拟纶，用来记载他的著述；拟纶亭左边，亭子名为修史，用来勉励他所任的职务。西南的亭子名为濯缨，濯缨亭的窗户每天早晨鸣响，都有所警示。堂名为三诏之堂，室名为九籥之室。把墙壁涂得洁白，仿照玉川子在其中陈列图像，完整列出本朝以来品行最高、节操清正、文学卓异、才英特出的人，希望能够保存激励奋发之意。上方寺的亭子名为览昭，瀑布旁的亭子名为莹心，都归于佛教，用来安置僧众。我虽然不聪敏，仍幸而居住乡里，不受侵扰和侮辱；处身山林，万物没有遭到夭折砍伐，也足以庇护子孙。又哪里知道后世重新看见美好的容貌、访问旧日遗迹的人，不正是今天誓愿的证明吗？长久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希望不会湮没。有唐光启三年丁未年记。《注〈愍征赋〉后述》武宣年间，声名显著的士人虽然没有像梁、韩几位那样，以雅正笃实自任并且能够振兴后进；然而士大夫宴饮游乐的闲暇中，仍有人时常谈论文学，以资助执掌政事的人。卢君却还因为谗言被排斥，于是把愤怒写成几千上万字，也正如老虎吞食毒饵、蛟龙饮下箭镞。他创作时，即使震动山丘树林、鼓荡大海涨潮，也不能使咆哮愤怒之气畅快。况且科举爵禄的追求，设置的虚饰多于实际，防范约束多于宽厚；夸大虚浮而缺少真实。那些人或许充满自得，又用拱手沉默来保持姿态，却不知道在短短时间内，已经像苍蝇飞翔、萤火腐朽一样消亡了。这样看来，卢君幸而在被弃黜之后反而显明，能够凭《愍征赋》同千载以后的作品争雄。我知道后来的作者，有呕尽心血也赶不上它的。他们的所得比起卢君又怎么样呢？况且上至圣人明智之主，下至豪杰之士，从文学中获得成就的人很多。难道仅仅因为谢灵运的狂放，就可以使天下奇才受到沮辱吗？何况那些面壁而不通、悖谬无知的人，哪里只比谢灵运差一点呢？我先前的论述虽然尽力说它雄健壮丽、凄清艳丽，最终却不能探究它在才华之外的意味，因此丢下笔狂叫，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又曾作《擢英引》，为词人洗雪愤懑，其锋芒也指向卢君。凡是禀受精英之气的人，有的智慧谋略超出众人；一旦受到压抑愤懑，放纵笔舌，也如武人用锋刃发泄怨恨。如果使他们没有申诉的地方，被驱使去与仇敌相对，必然给国家留下祸患。这样看来，那些凭权势而蒙蔽善才的人，难道不应当经常因此感到危险吗？《题东汉传后》穿着儒服却戴着武弁的人，别人望见便害怕，这是用威势损害自己的德行，必定会有人拿着武器等待攻击他。君子挽救时局，必须观察时势、估量力量来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就应当安静下来，用道义镇定局面。假如训导教化不能改变他们，锋芒锐气又更加厉害，果断地争斗攻击，道义不能教化，力量不能制服，那就会使时局的困顿更加严重。所以元礼一类人最终导致了钩党之祸；到了张俭，又不能自我决断，以微小的自身残坏天下，这对我们的道术有什么补益呢？陈太丘能够包容众人，郭有道善于诱导别人，他们的心意从未想过压制别人，而别人也没有加重对他们的毒害，利害由此可以看见。况且猛兽不改变它的暴虐，麒麟也不足以称为仁兽；恶鸟不停止鸣叫，凤凰也不足以称为祥瑞。何况那三个人，甘愿在权贵豪强面前逞强，喧嚷不休，以至于造成大乱吗？只有坚持正道而能够屈己的人，才差不多可以同权势相抗衡。《贻王进士书》承蒙您把文章给我看，哪一篇不是适宜的作品？我岂敢不把自己的意见陈述给您呢？楚国和宋国互相结怨，有一个使者处在两国之间。宋国有人在境内得到一块玉，恰逢楚国使者到来，便夸耀着给他看。楚人谋划败坏这块玉的声誉，请求先在宋国称誉它。玉献上后，宋国果然发怒说：“玉产在我国土地上，价格却在我们的仇敌那里抬高，这是欺骗我！”因此没有卖成。如今我坚守道义而甘于困穷，又私下获得文学声誉，这不是同样的情形吗？我必然成为竞相沽名求虚者所仇视嫉妒的对象。您的才华本来就奇特，却把您所凭借的才质放在我这里；这块玉还没有进入市场，喧嚷的人已经挤满门庭了。一定会有人说：“没有得到司空氏的知遇”，又一定会有人说：“没有受到司空氏的知遇。”这样，即使您的才华奇特，也足以很快在当世取得志愿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您所赠之物更加丰厚，我不敢打开匣子；希望您详细体察我的意思，不要触犯当时所忌讳的事情。《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洛水从西北流向大河，大概同源于积石山，潜伏后才涌出，分开又重新合流罢了。因此它的水流都浑浊而强悍，暴烈而难以控制。然而左辅地区的田地依赖它成为肥沃土壤，堤堰虽然修治劳苦，却不能废弃。而且泥沙不断淤积加厚，水势更加向上冲，所以修治它的勤劳日益加倍。大中末年，州城以南的堤堰毁坏，很久不能修复。近年旱灾蝗灾频繁，关中尤其困苦。咸通五年，太原王公从中书舍人出任此州刺史，思考使百姓获利的办法，没有比修复堤堰更容易的了。于是节省公用，减少私费，雇用民夫、征发劳役，亲自率领属官，从官班中挑选健干吏员，授给他们既定的规程，事情已经办成。中途却下了大雨，山川沟壑汇聚起来，雷风踢踏着向南冲击，越发肆意冲刷。即使有力者把百仞高的山丘连成防线，也不能抵挡，形势已经明白了：必须等到至诚之心充分施展，借助旁物才能感通应验。王公早晨前往河岸，跪下陈设牢牲和酒醴。不久阴云溃散，工程进度加倍，百姓也十分喜悦。第二天堤堰便建成，水流转向东方，都像被引导而服从命令。乡里相互庆贺，奏乐迎接王公。消息传到京师，朝廷内外都把它当作国家的庆事。当时国家屡次兴兵，漕运已经断绝，所以从淮水、汴水直到河水、潼关一带，各处粮仓都被掏空民力，没有人可以仰赖。即使已经享用鼎食，也像含着饥饿返回。农民饥饿，士卒懈怠，凭什么振作国家的威力呢？关中不至于枯竭的生路，必定以这道堤堰为根本。王公果然把它修成，以此彰明国家大计。虽然不久之后堤堰又决口毁坏，但工程的功绩足以遗留给后人。咸通七年秋天，我从蒲地获得机会，前往行展进见之礼，出行到近郊，详细了解到这件事，于是写在篇章中，以彰明勤勉济民的志向。

译《与惠生书》足下，我在天地之间苟且自处已经三十三年了。等到读览古代贤人豪杰的事迹，惭愧而仰慕还来不及，回头又环顾尘世卑微，知道自己不足以成为天下的累赘。唉！难道不是才力不足却勉强自立的人吗？虽然如此，大丈夫的志向事业，即使稍稍收束自己还担心局促，我实在不敢因此畏惧。所以在文章之外，往往探究治乱的根本，等待了解我的人，任凭我放纵狂愚，以求成就万分之一的功效。壮志未决，只能低头周旋于众人之中。如今遇到先生，使我能够尽情议论，希望探本求源，然后按次序谈到救济时局的关键。唐虞时代的风气，到三代并非没有败坏；只是依靠圣人把极致的道理放在前面而加以变革，因此没有停滞。秦汉以后，时代风气更加浇薄，看见弊病却不知道弊病，想矫正它却不知道变化，文与质不能辨别，法制失去中正；轻视儒者就加以压制，沉溺儒术就削弱其力量，那么士大夫即使有自负雅正之道的人，既不足以振兴它，又会激发当时的怨恨。汉魏之际，这种弊病大概达到极点。为了惩戒马融、胡广一类人，所以李膺质朴而严厉地加以告诫；针对何晏、桓范一类的风俗，王衍用简约清正加以矫正，却不合时宜；加以拘束又不顾后果，开始还以同类聚集互相煽动，最终以浮薄结党而遭嫉恨，以至于家国都疲敝了仍未醒悟。可悲啊！所以我认为如今想要应对时代的弊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崇尚通达，不必背叛道义而追逐利益；狭隘了，就用仇恨驱使它，已经树立了政事的根基，最好的办法就是崇尚法度，不必任意苛察而嗜好刑罚；松弛了，就用陷害别人来使它懈怠。除去这两种弊病，即使伊尹、周公也不能治理当今。假如在位者向我询问，我一定先保存质朴来探究实际，镇定浮躁而鼓励实用，使天下知道有所归宿，不因触犯时弊而自陷困窘。唉！有心志却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既无心志、又无言论，却能名垂不朽的人。况且治理一个家庭，我认为正确的事未必都能实行；治理一个国家，我认为公正的事未必都能实行。就在这些事情中衡量可以做的而去做，应当会有益于万物；不能做的便不做，也足以让人看见自己的心意。一定要说等待时机成熟以后再施行仁政，那是没有心肠的言论。假如一百个人一起陷在水火之中，能够全部救出，当然是幸运；不能全部救出，是竭尽力量先救其中一两个人呢，还是高拱着手袖手旁观呢？希望先生把这些意见拿给当时的贤者质证，审察他们是否有此心，然后才可以编次成篇。拜了两拜。《司空表圣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司空表圣文集》卷三，唐代司空图撰，杂著。《疑经》　《疑经后述》《复陈君后书》　《与极浦书》《月下留丹灶》　《与台臣书》《书屏记》《疑经》经文说：“天王派使者来求取金。”又说：“求取车辆。”难道天王的使者是私自向鲁国有所求取吗？不是这样，只是传闻中的错误罢了。如果是诸侯的使者来求取金，说“求取”是可以的；如果是传达天子的命令，向诸侯征取，难道可以说是“求取”吗？况且普天之下的人和他们经营积聚的财物，都是一人所有。父亲的财物由儿子守护，是否使用，没有不恭敬听命的，难道可以说是“求取”吗？《春秋》的防范在于尊崇君主、抑制臣下，难道圣人只是替鲁国着想，而不替周天子着想吗？经文说“天王狩于河阳”，尚且替晋侯隐讳；召请天子，难道不替周天子隐讳他的过错吗？即使天王用度失节，从诸侯那里取用过多，如果想要垂示戒诫，那么记载在周王室史书中就可以了。若记载在诸侯的史书中，就是悔恨吝惜自己的财物，并且侮慢王命；这样一来，王室祭祀也将没有供奉了。这一定不是圣人的文章。如果说王室使者是责备诸侯拖延王命，那么为什么不写作“天王派某人责令进贡金”？如果认为取金一事不雅，那么为什么不写作“天王派某人来征取贡金”？讥刺也包含在其中了。因此我怀疑仲尼所书“天王使来〔句读在此〕求金”，可以解释为使者私自求取，因而加以惩责。否则，“求”和“责”的文字或许相近，是传写时发生了错误。不然，为什么子夏一类的人不能措置一句话呢？舍弃这一点而去讥刺责难的，都只是小小的问题罢了。《疑经后述》我作诗作文，原则是一样的，只求从自己内心得到所得罢了，从不拾取前贤的谬误；然而作为儒者来证明和阐明道理，又不能完全没有所本。我常读柳子厚的《封建论》，认为三王设置封建制度，大概是形势使然；又有苌弘的辨说，推想他的用意，或许多半在于挽救时局。今年夏天，夏县孙郃从淮阳寄来他所作的新文。我一向认为孙郃作文不崇尚辞藻，所以对他的文章看得相当轻易。及至读到他的《卜年论》，又肃然起敬。钟陵秀士陈用拙拿出他的族人陈岳所作的《春秋折论》几十篇，内容丰富博大，精密完美，足以俯视两汉那些迂腐的儒生了。因此激发了刚直之气，便有了诋毁经书的说法，其实也怀疑是经文有误罢了。大概是急于救治时弊，说话有时不能恰到好处；同时也想鼓励陈君的锐气，他应当会有话来答复我。时在光化中兴二年。《答陈君后书》我既然已经把怀疑经书的说法写在后面的文章中了。今年夏天，陈君果然又寄来几百字的信，并且援引《谷梁传》的说法，想拿来质问我。我仔细看了他的文章，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回答。您又说了这些话，我并非不知道。况且既然说是“求”，那本来就应该一同承受讥议了。即便如此，舅父舅母生病又饥饿，如果力量不能制服那个凶悍的媳妇，就一定会降低声音，哀求她给一顿饭，难道忍心讥笑他们吗？我不过是本朝的臣子罢了，哪里敢教训它逐渐不进贡苞茅呢？千年之后，一定会有懂得这番话的人，不必多说了。

译《与极浦书》戴容州说：“诗人笔下的景物，就像蓝田日暖时美玉生烟，只能远远望见，却不能放置到眉睫之前看清。”景象之外的景象、景物之外的景物，哪里容易谈论呢！然而题咏纪行之作，是亲眼所见、可以描画的，体势自然不同，也不能废弃。我近来有《虞乡县楼》和《陌梯》两篇，实在都不是平生最得意的作品。不过，“官路好禽声，轩车驻晚程”，正是进入虞乡县境可以看见的景象。又有“南楼山最秀，北路邑偏清”，即使让作者复生，也应当会因题意贴切而称许它。《陌梯》一篇大体也是如此。极浦公请替我到那里走一趟，在县城稍作停留，到寺阁中便足以知道它并不惭愧了。难道仅仅是在雪月之间才如此吗？等回到山中以后，再看满眼的花和泪。回首汉代公卿，人意也共同随着春风【上面两句是杨庶子所作】，难道不可以据此评论它吗？郑杂事不会怪罪，文章主旨也希望呈送给知非子，知道这不是狂妄之笔。《月下留丹灶》这个诗题有五个字，真是仙人的话。邵阳某县有人，听说那里的山确实奇异，斋戒祈祷了多年，果然有一个踏空而来的仙人，挥笔题写在柱子上，过了很久才离去。后来仔细看木头上的字，发现字迹都隐约凸起，排列成行。某年，廉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并命人刻下他的遗迹，收藏在郡府中。后来被刺史李岫得到，如今传给了孙君。难道是精诚相契而感召来的吗？光启三年秋八月十六日，我在王官别业得以看见它。唉！遗迹虽然显得奇异，道理却一定要合乎正道。所以被怪异之物迷惑的人，见到它无不顿然清醒，想要掩盖这件事；亲眼见过这种事的，可以数得出来。我知道那些挟持邪曲谄佞而冒进的人，也应当胆战心惊、自行退废，哪里还要等到铸鼎、燃犀以后，才看见奸邪妖异的诡态呢？我把这些话缀入全文，以记载自己的诚敬，也希望用来警戒自己。《泗水司空氏记》月下留下丹灶，坛边树起羽衣。奇异的香气人们察觉不到，残夜中仙鹤分飞。朝廷初年防卫严盛，蓬莱方丈瀛洲的旧日同伴已经稀少。瑶函中的真迹还在，妖魅哪里敢逞威。《与台臣书》中丞阁下：从前我常随朋友住在京城的偏僻地方，邻里有位老人很善于培植花木，有时跟着他到京城去卖花木，没有不很快卖掉返回的。有人问他说：“乡里的市场上所卖的，都是人们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尚且还有挑着货物急急忙忙去卖却卖不出去的。如今老人早晨前往、傍晚回来，从来没有在所卖之处稍有停留，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卖花木的方法，虽然根本在于天时，也要珍视人的情性。看见那人夸耀自己的住宅、居处奢侈，那么他所玩赏的花木，一定想要早晨炫耀花朵，晚上品味果实。有的人以刚正自守，他所种的花木一定要仰慕贤良。我都加以揣摩，使它们各自炫示买主所想要的东西，哪里会有滞销的忧患呢！”如今阁下先前担任小宗伯，确实是公卿推举的，希望不要辜负我的这番道理。何况宪府的僚属关系到本朝政事的轻重，这尤其应当谨慎选择。会昌年间，杜牧担任补阙，陪同贺客到孔氏门下，得以整衣上前，说御史丞的风采威势，正在于选用人才的得失，于是推荐了邢详。如今有邢贲，是邢详的儿子，一向志向贞正独立，并且以名节自任；观察他所担任的职务和所作所为，也足以看出他的志向。我因此冒昧提出邻叟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我对宪丞的期待并不浅薄。况且自古以来推诚相待，如果不指望从对方那里得到回报，就没有不更加坚定、显著见效的。我所任用的，只是不徇私情罢了。如果说进言者身份轻微便舍弃他们，我也不敢把这看作可耻。又有王驾，是功勋显赫之家之后，诗才很精巧，对道义也很坚定；只是他所了解的方面目前还处在显达清要之地，不敢越过自己的范围把珍贵的才华进献出来罢了。他和我谈论诗的一首诗，也一并封寄奉上。其他人才，等阁下掌握用人之权、挽救时局艰难之后，我才敢把那些足以表明英豪事业的人才通报给您，希望不要把他们驱赶到仇敌一边。再拜。《书屏记》人的品格形貌，有的人内心高峻，必然刚劲；内心刚劲，那么观察他的笔迹，也足以看出他的为人。历代列入书法品评的有八十一人，其中贤能豪杰很多，这一点不能妄加诬蔑。国初欧阳氏以后，又有名家相继出现。先父在元和、长庆年间，起初以诗向兵部卢公载请教，后来又事奉商于，因为题诗唱和，便凭书法得到裴休的知遇，被征召为钟陵副职，后来又征拜侍御史，退居中条山。当时李戎任忻州刺史，也以草书、隶书著名。他任计吏在蒲州时，便停止把所珍藏的徐浩真迹一屏作为贺寿礼物送给我。全屏共有四十二幅，八种书体都具备。所题大多是《文选》中的五言诗，其中“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几个字，有的写成草书，有的写成隶书，尤其精妙绝伦。有的在下面缀写小字条，记着说：“像发怒的狮子抠裂石头，口渴的骏马奔向泉水。”凭此足以俯视碧落了。先父清晨披阅赏玩，几乎废寝忘食，常常告诫我说：“正长的诗才，吏部的笔力，逸宕之气彼此相资，奇妙的功效不露痕迹。这是儒家的珍宝，没有什么能超过这块屏风。”可是这两件东西都是神妙的珍品，一旦窥见并喜爱它们，就像必须在急流中夺取宝玉、在烈火中飞舞锋刃一样，大概不是子孙所能保存的。庚子年遭遇战乱，我从虞邑背负它逃走，把它安置在王城别业。丙辰年春正月，陕军再次进入，先后收藏的物品以及佛道图像、典籍，共七千四百卷，连同这块屏风都烧成了灰烬。痛惜啊！如今我旅居华下，在进士姚颐的住所得到机会阅览《书品》和徐公的评论，于是感慨愤懑，追述此事，留给后学。希望精于鉴赏的人，一定会继续为它作考订编次。光化三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图含泪撰写并记录，谨记。《司空表圣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司空表圣文集》卷四。唐代司空图撰写。杂著。《送草书僧归越》　　《绝麟集述》《答孙郃书》　　《段章传》

译《华夷图》　　《烈妇传》《说鱼》《送草书僧归越》伧荒之地的风俗，尤其厌恶在文章书法方面有才能的人。中原人流寓到那里，便立即打开他们的行囊，把那些令人累赘的文书烧掉丢弃，以满足自己既已容身的快意，同时又仇视、阻挠后来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无法承受心中的怨恨，唉！这真是有中原人的舌头却有蛮夷的心，而且比蛮夷还要严重。等到天下将要大乱时，即使我们乡里的风气也改变了。大概伧荒来的流民也多了起来。倘若还没有受到教化，也只会更加孤立，不能振作自己。如果听说有人有志于我们这种技艺，就一定会高兴地同他交游。何况还有登门殷勤请求的人呢？▯光僧生于东越，虽然幼年便落发为佛门弟子，但没有什么学问不曾涉猎。因此，除了一手遒劲的逸笔之外，也纵情创作歌诗，用来疏导江湖间郁结的气息。他是身为佛门之首而从事儒业的人。即使孟子、荀子再生，难道会拒绝他吗？如今想要在山林中终老的人，必须能够简省感情上的牵累，才可以长久。我年轻时，胸中郁气蓬勃，不能自我控制，所以并不是真诚地想退隐。然而我也能在困穷中不动摇，在受辱时不求进身。大概是已经审慎考虑成熟了，即使进身也不足以挽救时局罢了。一个人一顿饭的粮食吃尽了，或许会向邻人请求接济，即使是儿童也不能拿空器皿欺骗他。何况正处在艰难困厄的时运中，我的君主和宰相正要以爵位俸禄招来天下贤才，难道还会同那些只会沽名钓誉、自行聚集的人共同拯救时局吗？况且自古贤达在被任用或舍弃之际，应当等待最公正的安排和众人的真实情形，然后才能看见上天的意思。即使宰执大臣推诚相待，也不能察知天下拒绝我的意图。何况您只是一介布衣，难道可以单独偏私于我吗？《书》说：“龟卜和蓍筮相从，就说明人不会违背天意了。” 您这样殷切地把意见给我看，而在取舍之间果然导致失误跌落，难道是非自有其客观依据，也有人想要阻挠它吗？起初我自认为本来就才疏德薄，如今更加怀疑自己不能轻率进身。况且扶持危局的办法、控制变化的时机，不是浅陋懦弱的人所能辨识的。我虽然没有才德，也为士大夫们只知独自承担羞耻这件事很久了，难道还能年老之后冒险去做吗？韩吏部激励李桂州不要退缩，责备阳道州没有勇气，虽然使两位贤者恰好陷入困境，又对大患有什么挽救呢？他们所做的事，有时奋勇而不顾一切，即使普通男女也可以做到。孟子所谓“不是不能做”，您在道义方面已经很纯粹了。只是其中还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对我说明，不要把姓名过多牵连到内殿；暂且把这次归来当作荣耀，也足以光耀远方了。永嘉西岑，是谢灵运游览胜迹中最好的地方。这次请替我作一篇论诗，题写在绝壁上。《绝麟集述》在驾临石门的那一年秋八月，我从关畿逃到浙地，所作歌诗累计有几千首，题写在屋壁上，并且收入前集。壬戌年春天，我又从擅山来到这里，眼睛坏了，疟疾发作，火星和土星两曜合力侵犯，可以想见了。我遭受沉沦已经很多，幸而没有留下大的惭愧，本来并不是怀着遗恨而写作。只是还担心道门、佛门中人见到这些话，会对我感到不满，因为这部集子中的杂言，确实有意气用事的毛病，也像小星将要坠落时，光焰突然迸发，后面还拖着声响，令人惊骇；仿佛撑裂雷霆、劈开月亮，挟带着它们一同发泄愤怒，实在不能自行收敛。如今所说的这些话，何况我仗恃年老，已经不再顾忌借避；后来的贤才英杰如果能把肺腑之言吐露出来，让千年之后的人看见，也同样难免有这种弊病，哪里会立即受到呵斥呢？知非子述。《答孙郃书》孙君足下所赐来信多幅，全都是对我的深切责备。这说明您热心于我们的道术，一定想要起而振兴它。我怎么承受得起呢？即使如此，那些起初想要退隐的人，都说自己一定是真诚的。如今我独自认为自己并不真诚，自己责备自己，其中也有真诚在。幸望足下详细说明。再拜。《段章传》段章，不知道是哪里人。咸通十年，我考中进士，住在京城。段章以自己租来的车为我驾车，也和其他雇工没有不同。夏天我回到蒲州，过了很久，他的力量不足以继续周济供给我，便辞去离开。广明庚子年冬十二月，盗贼侵犯京城。我住在崇义里九天，从里中豪强杨琼那里转移，藏在常平仓下，正要出去时，一群盗贼接着来到。有一个人拥戈守在门口，仔细看了我很久，才走来握住我的手说：“我就是段章，被俘虏带到这里，还没有能够逃脱；但回想您过去养育照顾我的恩德，今天能够相遇，实在是上天安排。我所侍奉的张将军，喜欢礼待地位低下的人，而且幸好可以一同前往。若不能通过他，您就会被我连累，在受辱之中困住了。”我发誓一定不使自己受辱。段章茫然落泪，带我走到通衢大道，随即分别离去。我因此得以从开远门逃出，连夜逃到咸阳桥，遇到榜者韩钧救济我，才抵达鄠县。赞曰：时局正处于太平时，士君子还足以互相救助；可是乱祸发生时，往往必须依靠服役的人才能逃脱祸患。这就是古人为什么在安定时不轻视危险的缘故。况且段章服役时，我只把他当作普通雇工对待；等到我濒临死亡，最终却依靠他的义气而获免。哪里知道将来我们这些人报答他所奉献的，果真能无愧于你们这些人吗？因此记在篇中，希望用来自我警戒。《华夷图》能够在事变尚微小时洞察它并加以控制，这是形势；能够审察关键并做好防备，这是险要。形势用来决定施行奇谋的智慧，险要用来成就经久长远的谋略。即使英豪再生，也不要改变这个说法。我在内外两方面都是世代为官之家，却不能防察天人之间的关系；不肖之人反而篇篇作文，自我欣赏，不能屈己救时。将来即使勉强施行，也无法追回已经失去的时机。如果危局到了极点而发生变化，就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后世的人了。灰烬中残存的，还有贾仆射专心经营疆域的志向；展开地图加以校验，成败便可以看清。因此我恳切不忍沉默，千年之后，一定有懂得我的话而不使它昏暗的人。《司空氏寮鹤亭记》

译《烈妇传》河南窦氏，是朝邑县令毕某的妻子。广明四年秋天，同州百姓叛乱，叛军首领李瑭，逃到蒲州县令那里，带着家属逃到望仙里。到了晚上，盗贼发动袭击，原来是仇家；他们揪住县令，把他的头打坏，立意一定要杀死他。县令的妻子遮挡护卫，哭泣并叩拜，盗贼更加急迫，于是抓住她的衣袖，把她重重打伤仍不放手。县令暗中查看，终于得以逃走藏匿而获免。乡里人把情况逐条写成文状报到府中，府里赏赐她酒和帛，医生也乘车迅速赶来；她几次几乎死去。过了一个多月，才终于能够夫妻一同保全。我寄居在渭水之滨，得以从乡里人那里详细听闻此事。梁生生说：“掌管史册的人，如果遇到太平年月，只记载王庭祥瑞的美盛，确实是幸运的事。然而杰出奇异的操守，教化引导宗族乡里，使男子一定成为贞正之士，使女子一定成为烈妇，这样有国有家的人都要依赖它，难道只是为了炫耀于耳目吗？”我认为这才是懂得道理的话，于是写下了她的事迹。赞曰：积蓄千金的财产，即使只是为了停止忧患，尚且有人不能安居，何况身处危险、触犯艰难，又凭什么相互保全呢？况且妇人女子，听见敲击瓦罐的声音就足以惊骇；到了白刃之下，却独自不顾死亡来救免自己的丈夫，这难道不是能够专一遵从自己的选择而不后悔的人吗？难道这种变化是逐渐教化而有其根源的吗？我知道做臣子、做妾媵的人，一定还会有后继者，不会给史官留下惭愧了。《说鱼》蒲州以东七十里，山势秀美而土地贫瘠，所以水流迅疾冲激，不能蓄积。鱼鳞介甲一类的生物，地方志中都有记载。王城谷司空氏说：“祯贻溪的岩石和瀑布尤其陡峭狭束。”我曾经把鱼养在庭院中，想借此得到涵泳观赏的乐趣；有人把鱼送到别的地方，也不到一晚上，鱼就暴死了。前年我捧诏向西行，又因病迁居华下，于是邻近的僧人忽然来访，说石穴和泉水的缝隙中，鱼都充满了。让我反复思索，终于不能不防备他的说法。僧人说：“我在这条溪中很久了，虽然才能浅薄、命运松弛，但抚育爱护它们的心，足以通达于这些生物。”大概这些鱼的产生，是想在未来证明我的心意罢了。然而我对此仍然感到惭愧。又想到我羁旅多年以后，鱼才聚集在故乡山中的泉水里；它们能够通达我的心意，居住幽僻之处而远离祸害，这是有某种外物促成的。它们也许是在迷惑我妄图进身的念头，姑且想要保全我的道义，使我退守安稳；我哪里敢不自我警戒呢？《司空表圣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