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亨集卷六

译前朝兴起于艮维，占有华夏，进用南北豪杰之士，以达到太平；一百多年间，百姓和万物富庶，汉、唐以来的良法善政一一得到施行。推究其开始，必定有开启这些事业的人。我生在淄川，没有机会接触前辈；山城不是大都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考究的。二十九岁时，我避地越过河关；五十二岁时，东归乡里，亲戚故旧已经没有在世的；仔细看着田园，也不敢把它们视为自己的。住了一年多，迁家到济南，才初次认识李善长。他曾拿出一部巨大的文编，题为《窥豹集》，蝇头小字写满纸张，原来是他的曾祖东平府君过去所著。其祖父灵石府君曾向节使许公求序，许公为之作序，论说十分详尽；我读到它，仿佛面对大水，看不见边际。有一天，他携带文集来访，说：‘我将要刊行先君的文集，旅居在外，力量不足，不能全部办妥，请先生为我勘校、挑选，然后刊刻。’我等到以后，又以才识浅薄、年老眼花不能看小字为辞；隔年他又把用中字誊录的数册带来请求，往返三四次，脸上没有丝毫懈怠之色，恳切地告诉我：‘先父想凭这部集子传之后世，处在太平时代本来容易办到，却因循至今。我流寓在外，命运隐晦，闭眼以后就看不见后事；如果不竭力办成，恐怕终究会湮没无闻。所以我不惜出息借贷来雇工，幸望先生不要推辞。’ 我说：‘句子的脱漏，我还颇能替你作注；字的颠倒，我还颇能替你改正。至于哪些篇章选在前面，哪些篇章置于后面，你应当自己决定。’于是得以把他所编录的文章全部读完。《上皇帝书》将近数万字，讲述建立太平根基的方法，像太学、登闻院、提刑司、常平仓、兵卫、屯田之类，全都记载在书中。前朝号称人才众多，纲纪法度当然不是出于一个人，而府君也是南北众多人才中的一员。《感应论》说善恶产生于内心，内心知道则上天也知道；《儒论》说秦朝不能使儒者只讲刑名，汉朝也不能使儒者混杂王道与霸道；以下几节文章，言辞凛然纯正，能够使人惊惧警醒。能够这样立言，他又曾逢时而颇为显达，然而从未听说有人称道他的姓名，这才知道孝友而有才俊的人，在乱世中隐藏德行，使自己的事迹和文艺沉寂无闻的，多得不可胜数。可叹啊，可叹啊！读完后归还了他的集子，他又请我作后序，于是把我的所见以及感触而想说的话一并写下。善长遭逢大变革，背负《窥豹集》跋涉数千里，没有使它失散遗失，大概是痛惜曾大父的事业昏暗无闻，常想为之显扬。他客居历下，母亲健在堂上，自己教授小学来奉养母亲；他的弟弟早逝。他有妻有子，母亲的兄长也去世了，也留下妻子儿女，于是合计数十名孤儿寡妇，全都收养起来。在这种时候，他又能够刊行祖先的文集，以完成父亲的志愿。像善长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孝子；李氏家族，可以说是后继有人。善长名德元，善长是他的字。曾经补任父亲的恩荫，父亲名讳谦，也因任子而入官。昭阳单阏二月序。《变古乐府》小序。元光、正大年间，李长源、王飞伯等人争相仿效乐府歌诗，沿袭陈旧腐烂的形式，完全没有意味。近来有三篇诗，以旧题写成律诗，叙述今日之事，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作者。于是我想把古乐府搜集起来，全部纳入这种体格，使后来的诗人说：这种体格从我家开始，也是诗歌的一次变化。《云萍小录》引。君子的内心正直、平和、虚静，没有物我之分；听到一句善言就记下，见到一件善事就记述，所以善不一定出自自己，却能够无穷地发挥善的作用。《云萍小录》这部书，已有别人作过，其说是：进士及第以后作《同年录》，因为他们一同升入吏部。这样看来，同中也有不同。看云在天空中运行，浮萍在水面上漂荡，正如男子到四方去做事。德行高厚纯正、才能奇异、技艺卓绝的人，杂然相遇相交，有的值得效法，有的值得仰慕，有的使人欣喜，有的使人惊叹；本来已经是志趣相同、踪迹相同、所做之事相同，其中相同之处多得不可胜数。见到他们便心醉，离开他们便梦中思念，难道只因为不像进士共同升入吏部，就可以把他们弃置不顾吗？大意就是如此。河中李钦用说：‘我的兄长钦叔喜欢这些可资效法的事情，曾经为它作述，因此请我作引，并且想继续编写。’我说：《云萍小录》实在是厚道到了极点，由于它的名称和做法，仿效它的人一定很多。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恐怕会借此作为谄媚的工具：道义并不值得推崇，贵重的话也没有可取之处，只是富有的人想遂行私欲、求取他人欢心罢了。若也把这种人录入其中，就不是《小录》的本意了。送王仲泽任宁陵县令引。二戴所编的《礼》列入五经，文字数量是《易》《诗》《书》的数倍，而其中关于丧服的内容几乎占了一半。圣贤彼此恳切地问答以阐明礼制，难道不是因为礼以敬为主，敬用来树立行为，行为以孝为根本，而孝又以努力办理丧事最为困难吗？宰我想把三年之丧改为一年，孔子认为这是不仁，并以‘你心安吗’责问他，责备得十分深重。唉！距离圣人越远，而对此感到心安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太原王仲泽居母丧时，捶胸顿足直到下葬；在倚庐中吃稀粥，直到可以进食蔬菜瓜果；戴练冠直到祥祭弹琴，能够遵循礼制完成丧期，真是难得啊！在流俗已经衰败之后，仍把立身行事的根本保存下来；在末世礼制已经败坏之后，仍能举行礼仪。把这种德行移来可以侍奉君主，推而行之可以治理政事。当初，宣庙认为县令亲近百姓，想得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下诏让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上报任用。别人被举荐的有一二人，或三四人，最多不过六七人；唯独举荐王君的有三十多人。他自进士及第以来，以青衫九品官职接受征辟，在幕府中任职将近十年，却没有人说什么。等到遭母丧，唐邓帅府又以原职发檄文起用他，大概是不得已之后才起用的。后来服丧期满除服，除服还不到三个月，便奉敕授任宁陵县令。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职位，应当担心凭什么立身。’像王君这样的人，是能够自己立身的人吧？又说：‘不要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应当求得足以使人知道的德行。’像王君这样的人，是足以使人知道的人吧？我曾经冒昧评论孔门四科各自的长处，分别陈述它们的所长，并不是说有其中一项便没有其他三项。说德行，颜渊难道不能办理政事吗？说政事，季路难道没有德行吗？说文学，子夏难道不能谈论言语吗？说言语，子贡难道没有文学吗？所以王君赴任宁陵，我只称述他能够实行三年之丧，难道是轻视王君吗？送张景贤、张彦远引。

译泮宫，是鲁国的儒学宫。关于泮水的诗说：‘沿着那条长路，制服这些众多的丑类。’又说：‘威武勇猛的虎臣，在泮宫献上敌人的左耳。’孔子说：‘我若出战就能取胜。’这说明文治与武功并不是两条道路。可是后世把二者分开，到极端时还妄加诋毁。所以刘蕡说：‘头戴武官的弁冕，把文官嫉恨得像仇敌。’这是感伤后世被这种观念迷惑的话。至于却縠讲说礼制、研习《诗经》，祭遵雅歌投壶，元凯射箭不能穿透铠甲，叔子身穿轻裘、宽缓衣带，难道能说这四个人不懂兵事吗？我是愚钝的书生，学问不足以使自己显达，文章不足以阐明道理；然而没有被流俗所迷惑，大概是因为曾经深考古道，笃信圣人的言语。自从经历丧乱以来，身外已经没有亲族；儿子已经成年，远游尚未回来。我年将四十，奉檄来到西方，借得一个军职，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像这样的人，却要同那些吃肥肉饮醇酒的人一样，被责备为畏避而不办事，岂不是冤枉吗？后世被流俗迷惑，不知道文武同出一途，因而失去用人的方法，使贫贱之士进退两难，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真可悲啊！趁着二位赴省，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你们。《送赵仁甫序》。帝尧在位时治理天下，年老后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有二十项大功，也把帝位禅让给禹。孔子没有尧的职位，也没有舜的功劳，学者却认为他比尧、舜贤能，这是为什么呢？我曾听说，在孔子以前，如列国以及汉、魏诸家的学说中，也已经有这种说法。等到孔子删定、排除、记述、修订古籍，后来人的文化教化形成以后，各种说法便不能扰乱它了。大概尧、舜是在当时实行大道，而孔子把教训垂示万世，这或许就是他比尧、舜贤能的原因吧？嬴政、项羽覆灭以后，诸儒从灰烬中搜集残存的简册，各自凭所见立说，传授、接受、奉行、学习，流传而分派，渐渐远离了本源。隋、唐以后，又更加以诗文相互崇尚，在衣裘车马、歌舞饮酒之间放纵狂逸，所以文章带有侠气，诗歌夹杂俳谐语言，自己还不知道。此时又相信怪异奇特、夸张宏大的说法，认为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便能开阔胸襟，得到江山的助力；清明心神之后，诗情文思便可以挟带日月，逼近云霄。唉！吟咏情性，以礼义为止境，这才是诗，江山有什么帮助呢？有德的人必然有言语，辞意通达罢了，这才是文章，禹穴又有什么关系呢？到伊洛诸位先生，才开始阐明天生万民，有物便有法则；用这道理来求得知识，认识上天的作为无声无臭而以静为主，想要一扫历代训诂、辞章迷乱放纵的弊病，卓然特立一家之学，把它称为道学。它的纲领和条目广大无边，而作用又精密深厚！德安赵仁甫，是承继这种学问的士人。士人有困穷和显达：困穷取决于命数，显达取决于学问。以赵君验证，确实如此。旃蒙协洽年，赵君开始向北迁徙，羁旅困穷于燕地。不久，燕地的士大夫听到他的议论和论证，众人一致尊奉他为老师；执经向北拜师的人，头发已经斑白者有一半。于是他把所听到的编成书，刊刻出来，题名为《伊洛发挥》，印了数百本，带着它南游，把他的道理传播到赵、魏、东平，终于传到四方。著雍涒滩年十一月，到了济南。我虽然恭敬地接受了他的书，但所居之处偏僻简陋，不足以安置他；又因生病戒酒，不能同他对饮，只能每天与他交游，听他谈论辨析罢了。他将要离开时，我先推原仁甫所学的根本，再祝愿他敬慎威仪。尊重他的学问，若拿兼金作为赠礼，我便有所惭愧；至于用言语送人，我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送李善长序》。济南的士人，只有我的内心苦闷，而善长尤其苦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年老还乡，封植树木于先祖坟茔，希望亲戚还有在世的；田园得到三分之一，一两个故人彼此往来，以此安慰余生。如今亲戚没有在世的，田园又被有势力的人占据，一两个故人因为我贫贱疏远，不再互相往来。所以说济南的士人只有我内心苦闷。善长流寓在这里，亲属彼此依靠，共同吃饭的将近十多人，只靠教授小学作为维持生计的资本，却又被编入军户。因此说善长尤其苦闷，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善长母亲年老，儿子还未成年，不得已把母亲的侄子魏氏之子推去从军，又担心伤害母亲的心，所以舍弃早晚奉养母亲的责任和维持生计的本钱，跟他一同出行。年终路远，也不敢说自己辛劳。大概是想哀求主管官员，把他的弟弟安排到优厚的地方，使他回来安慰母亲。闽人欧阳詹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是想有所收获后回去为父母争光。即使他的父母心中也都是这样想的。欧阳詹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忧愁，但他的志向并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虽然有离别的忧愁，但他的志向却是快乐的。昌黎先生说：‘像欧阳詹这样的人，所谓用志向来奉养志向吗？’善长南行，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你替善长作序，却先写自己的情况，为什么呢？’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只有内心苦闷的人，才能理解内心苦闷的人。’可悲啊。《送房希白序》。甲和乙一起议论事情，甲的议论质朴得可笑，乙的议论高远得可以谈论。静下来想想，甲的议论就像农夫致力于耕田种桑，农事完成后，准备牲畜、酒醴，用来祭祀、奉养父母，使妻子儿女得到温饱；乙的议论就像学仙的人逃离父母，不养妻子儿女，导引服气，像这样过了几十年，没有一点升举成仙的验证，最终倒毙在空山之中。甲乙二人的议论，善于学习的人取其中哪一种呢？房希白在樊城时，早晨还不知道晚上吃什么，却不停诵读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襄阳百万人中，只有他寄诗给我；我于是设法借王氏的馆舍安置他。有一天他屈驾来访，我曾切切地用治理生计的话劝他，这与甲那种质朴而可笑的议论有什么不同呢？挽留他日久之后，他才试补府学；结交了赵山甫、韩景渊诸位先生，又受到南漳县令杨君的知遇。他最初寄诗给我时，我只知道他崇尚自己的事业，便唱和赞美他；认为王氏馆舍不可居住，谋求生计不值得谈论，这又与乙那种高远而可谈的议论有什么不同呢？五音相互配合才能成乐，五色相互错杂才能成章，所以朋友之间不以苟且相同为可贵，而以能够相互补益为可贵。听说希白接受杨县宰的嘉奖征召，将要赴任南漳；在他出发之际，我写下自己替人谋划的用意，送给他。恰好袁大本也来请求，以此看来，情况更是如此。裕州防御使题名记。

译郡县的废置，要看时势轻重；建立根本、谋划开端，必定选择当世有声望的人来培植。战国时，方城对于楚国很重要；到了汉、唐盛盛之时，南海的利益全都集中在那里，而方城只不过是四通五达的交通要冲。从此以后，它渐渐降格成为县。皇朝顺应天命兴起，灭绝的予以延续，割取淮水以南设置晋地，所以方城比汉、唐时稍稍重要，但仍旧只是县。泰和六年，晋国已经背弃盟约，淮河上下增添屯兵戍守，于是改称裕州，设置刺史。国家制度规定，刺史为五品官，受大镇约束，不能专擅。因此州与县虽然名称不同，施政举措也没有太大差别。如今主上即位第四年，有司再次把此事上奏，于是改刺史为防御使，首先任命某官到此就职。某官严干的名声一向闻名于朝廷内外，所以用他来培植根本，使后来的人享受其成效而取得实际利益。唐玄宗爱惜郑虔的才能，想把他安置在身边而不让他办理实际政事，于是另设广文馆，任郑虔为博士。郑虔听到任命，却不知道官署在哪里，便向宰相申诉。宰相说：‘皇上扩建国学，设置广文馆，用来安置贤者；让后世说广文博士从您开始，难道不是美事吗？’ 广文馆本来是清闲的官署，正因为郑虔不办理实际事务，玄宗虽爱惜他的才能，却只把他安置在清闲官署；名义虽美，实际却没有达到。哪里比得上裕州防御使从某官开始设立更好呢？这里山川控制连接、户口兵赋等情况，在《刺史题名记》中已经记载完备，这里不再说。至大五年五月五日，淄川杨某记。《甘白室记》。人的本性生来厚实敦厚，这就是本性的正态。随着所受的习染不同，善恶便分开了。《记》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色。甘是味道的正态，和是味道的习染；投入盐就变咸，用醋调和就变酸。白是颜色的正态，彩是颜色的习染；涂上丹砂就变红，沾上墨就变黑。’人难道独独不同吗？所以习于善便成为君子，习于恶便成为小人。这道理明白极了！我生不逢时，幼年失去父母，长大又失去教导；没有得到养育，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没有学问，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放纵心意径直向前，任性而不收束，恐怕会背离善而走向恶。因此取“甘”“白”二字为居室命名，并作这篇记，想恢复本性的正态，观察善恶而决定取舍。但议论者立即说我援引论据，违背了经义，实在是不知道虽说法不同而旨意相同罢了。我又曾思考，所谓恢复本性的说法，仍有未尽之处。容易败坏的，是甘味；容易染污的，是白色；容易流失的，是人的本性。内心容易昏乱，外物又来诱惑，迷乱颠倒，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寻丈。如果能够通过学习谨慎对待习染，通过涵养使自己归于敦厚，达到内心端正、意念诚实，那么应对外物便不会混乱，事情过去后内心清澄，善恶的分别还会有放置其中的必要吗？这也如同甘美的味道，长久而不败坏；洁白的颜色，即使投入黑色染料也不变黑。把盐、醋置于分寸之外，弃置朱、墨而不去理会，我所说的道或许就差不多了。《养浩斋记》。我在正大元年任麟游酒税监，初次认识曲子安。他是县学的童子师，脖颈和脊背微微弯曲，穿着朴素的布衣，衣着朴实；双眼红而且湿，苍白的胡须模糊一片，连下巴都看不见。县里人说：‘子安先生生来就在干州居住，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他的生计萧条，从开始到现在，衣食供给始终如一。有一天他拜见我并进言说：‘我以养浩为名，我所居住的房屋也以此命名。听说先生曾经从事于斯文，希望求先生写篇文章为它作记。’我不愿违背他的心意，却也不能答应他的请求，只是笑着道谢。退回来后我想：‘孟子是圣人的门徒。他论说浩然之气时说：“难以用言语说明。它极其广大、极其刚健，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损害它，便会充满天地之间。”名称，是实质的光华。因此取这个名称，就必须求得实际来相称。养浩这个名称，子安能与它相称吗？’我平日喜爱孟子的书，修养自己的天爵，不肯弯曲一尺来换取伸直八尺，威武不能使自己屈服，向大人说话时轻视他们；把这些道理诵在口中，铭记在心里，用它作为行为而实践，用它作为文章而述说，对自己的要求也已经很高了。由于兵乱破产，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本钱，于是低头接受监差一类的职位，这也不过是孟子所谓看守关卡、击梆巡夜之类罢了。做官本来有尊卑等级，也有按制度发给俸禄的称谓；如今卑下的官职不按制度发给俸禄，只给斗米和一束柴草，却用法律绳束他们，举手动脚就会触犯罪网；向里胥弯腰，向县吏屈膝，平日所涵养的浩然之气几乎全被消磨。于是白天对着身影惭愧，夜里在梦中惭愧，饮水对着杯盂惭愧，吃饭对着匙筷惭愧。后来再次见到子安，他的容貌堂堂，真是美丈夫；布衣鲜明，俨然美好的衣服；浩然之气充满全身。于是我笑着说：‘莫非是我自己觉得不足，而所看见的其实只是这样吗？’ 《窳庵记》。蒲台王巨济年轻时读书，为参加科举作打算；等到山东遭受兵乱，便改为权谋武士。侍奉上党公时，也曾做过官。大变革以后，带着自身回来，穿上道士服，在滨州城中修筑房屋，向东题榜称为“窳庵”。居住在那里以后，六七年前我曾经过滨州，借宿于此庵。巨济于是请我作记。我当时也刚回到乡里，各种谋划都荒谬错乱，内心纷扰不能平静，便说：‘以后一定替你写。’庚戌年再次经过滨州，于是为他作记。窳是器物坏败的名称，巨济取它为庵名，大概是把自己比作坏物，而且认为自己有病。我替巨济设问说：‘难道不是因为读书没有成就而以此为病吗？难道不是因为曾经做过官却很快失去官职而以此为病吗？难道不是因为年老无家可归，穿着道士服，寄身于一座庵中而以此为病吗？’我又替巨济解释说：‘你为科举作打算，还没有取得成就，便因兵荒马乱离开乡里，改为权谋武士；我只看见你随时势而行的义理，并不是读书的罪过。你曾经做过官，因遭逢大变革而失去官职，并不是权谋的罪过。不幸丧失家业回来，寄身于一座庵中，并不是自身的罪过。巨济能够不怨恨，反而把罪责归于自己，用“窳”字命名他的庵。’ 粟、菜、果实、瓜瓠，是食物中的优良种子；有时不能成熟，并不是优良种子的罪过。土、木、金、皮革，是制作器物的良好材料；有时不能制成器物，并不是良好材料的罪过。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发生旱灾，禾苗就枯槁了。’《五帝本纪》说：‘舜在河边制陶，河边的器物都不粗劣。’由此说来，巨济一生所遭遇的情况如此，而他又能如此处置，内心可以说平和宽恕了，难道不是人情中很难做到的吗？《秀野园记》。

译洛南县治东南五六里处，丘陵高地曲折相接，回环环抱之势忽然中断，像一道门，因此称为窄口。出了窄口，便有一片平坦开阔的川地，土地肥沃，适宜种植豆、麦、黍、麻；农家顺着山势分散居住，总称为章谷。这里大多是李氏的田地。李氏的祖先曾凭借文章、没有过失的才干辅佐县政，于是把前代的产业增加数倍，开始有仆马婢妾的供奉。于是就在这里建园林，以满足宴饮赏玩、游览观赏的乐趣，取东坡《独乐园诗》的名字，命名为秀野。引竹园水、谷苍龙潭水两条水流，在园前开凿池塘；面向池塘建起四间屋子，在屋后种植果树和各种花木。至大四年六月，我才开始来游览。远望时，青翠树林郁郁葱葱；到达那里后，却惊讶于它荒芜污秽、无人整治，难道是因为当时赋税征敛正重，无暇顾及这里才这样吗？《易》卦上为兑、下为离，是革卦。革，是变更改易的名称。上六爻象说：‘君子像豹一样变化，他的文采变得繁盛。’李氏名革，看他比先父更加收集书籍、诵读学习，恭敬礼遇士人，确实有实行革变之道。传中又说：‘学习之后，俸禄就在其中了。’ 又说：‘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如果这种志向不衰退，那么难道仅仅满足于仆马婢妾的供奉、宴饮赏玩游览的乐趣，像秀野园这样就够了吗？淄川杨某记。题公孙长卿《左氏韵语》后（原注：长卿名昂霄）。运副朝列先生虽然以文章闻名海内，但见到后辈小生有一点长处，只要值得记录，便在栽培、鼓励、提拔方面极其周到。所以像我这样没有才干的人，也承蒙能够侍坐。还没有坐定，他便拿出所著《左氏韵语》，以及他的祖先中散公的行状——这是战乱后从毁坏的墙壁之间得到的。他先嘱咐我不要推辞，一定要我题写在卷末。如果贬毁它，言辞便会过分丑陋；如果过分赞誉它，言辞又会过分华美。这只是因为还没有认识贬誉的正道，才使他的品行和学问的实质不能完全取信于人，正是因为言辞过分。《诗》三百零五篇，意义已经很多了；孔子用一句话概括它说：‘思想没有邪念。’何必把风、赋、比、兴的道理全都讲尽，再逐一数说禽兽草木的名称呢？所以立言贵在简洁而正确。何况碑志、传记、题评、赞、序，都是用来传达真实的文章，难道以辞藻华美为贵吗？大概能够从坏墙中得到中散公的行状，是孝心感应；写作《左氏韵语》，把传记中的事情摘录出来，没有遗漏一二，是笃实好学。孝心感应，是行为的极致；笃实好学，是志向的真诚。用这两点概括它，可以吗？我只是任性师心、自我孤陋，学问没有根底，荒谬妄诞的说法自己不知道是非，必定有人能够辨明。唉！师道不再流传，已经很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先生应当庄重地尊崇自己的道，不宜用对待已经成才者的礼节来对待后辈小生。愿先生像韩文公对待李蟠那样接纳我们这一类人，不愿先生像孔北海结交祢衡那样对待我们。题重刻《离堆记》后。鲁公的德行和技艺，都受到当代以及后世的推重。大概鲁公以忠义为德，以翰墨为艺，这两者起初并不是互相资助来成就声名的。德行成就了，声名随之而来；技艺成就了，声名也随之而来。即使鲁公不能书写，他忠义的节操也应当同日月星辰争辉；如果他没有遭遇能够奋发努力、显露自己的处境，他翰墨的精妙也应当同金石一样不朽。所以张巡的节操不等待书法来显扬，李斯的书法也不因其为人而被废弃。虽然如此，有德行来发扬他的技艺，有技艺来光华他的德行，正如虎纹灿然，豹纹蔚然。难怪鲁公之后数百年，大人君子仍据守德行、游心技艺，喜爱它而不肯放弃。鲁公曾作《离堆记》，书写后刻在石壁上，字径三寸，比其他书迹更加瑰奇。元符三年，《唐子西祠堂记》已经有崩坏剥裂的记载。元符距今又过了一百多年，邓元帅、漆水郡公担心它不断崩剥，逐渐侵及完整之处。鲁公门客安常，曾经以篆书、隶书待诏翰林，也能用朱蜡摹写书迹，不失原真。恰好他在南阳任官，某人寻找某人，又恰好擅长刊刻文字。于是鲁公拿出家中收藏的《离堆记》石刻拓本，把其中点画损缺、完全不可辨认的地方置之不论，其余全部重新刻在石上，共有几百几十字，古法典型都还存在，只是读它不能成为完整文章，实在可惜。唉！鲁公的书法若取譬来说就像火，离堆的石刻若取譬来说就像薪柴。火在薪柴上燃烧，薪柴烧成灰而火种却无穷无尽。所以离堆的石刻可以毁坏，鲁公的书法却不可泯灭。成就德行而成就技艺，伟大啊！贤美的大人君子所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世上作为教化。依据德行而游心技艺，是大人君子的事业吗？谁能说元帅公把鲁公的书法重新刻在石上，不是大人君子的事业呢？谁能说这不可以作为这个世上的教化呢？至大六年，杨某题。题《山谷帖》。山谷写信给成伯秘校说：道只有一个罢了。圣人的道，归根到底在于治理人的性情，改正过错，平常保持内心平和，恬淡安适，再没有委曲周旋。大体上，不替别人做作，便接近于妙道。这几句话与二程的学说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当时竟把人分作蜀党、洛党，他们彼此不相悦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成伯的姓氏家族。公和寄来《惠鸡距笔》诗说：“李侯挥动三寸笔，满堂清风拂拂起。”成伯大概姓李。题写黄鲁直书写的《其母安康太君行状》墨迹后（原注：张左丞家收藏）。作为儿子的，应当推重他的孝；以写文章为业的，应当推重他的文辞；学习书法的，应当推重他的法度。把它传给子孙，足以作为三方面的老师。《志道》字说。周人避讳直呼名，男子成年行冠礼后取字，是用来代替名的。名是父亲所命，老师也有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人取字的。字由朋友来取也可以。有一人名讳古，曾经把取字的事请托给我。当时我闭门退隐，谨守铭文所戒而背弃世事，因为他请求得很坚决，便告诫他说：“你的名，是父亲、老师所命的吗？还是你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取的？其中的意义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的性情极其笨拙，不能随时俯仰迎合，屈曲而不能伸展，所以取了这个名。”我开导他说：“古哪里是笨拙的意思呢？古人是今人的老师。古代的君子，立志于道，不立志于利益，所以善始善终，子孙也遇到吉祥。如今的人不顾道义，只急于趋逐利益，寅时起身，卯时做事，到午时还看不到利益，心里就已经嫌迟了，却根本不知道以趋利作为开始，将凭什么善终呢？你不要把‘古’看作笨拙，只要立志于道罢了。请允许我用‘志道’来代替你的名，你认为怎么样？”《系辞》说：“尺蠖蜷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你姑且安心接受这个字，时间久了，就会知道我的话并非妄言。《四箴》并序。

译有了过失，行为又有做不到的地方，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改正它罢了，勉励自己罢了，如此而已，可以吗？回答说：改正它就没有过错，勉励自己就能把事情治理好。对于这两点，还有什么困难呢？于是作《四箴》来自我警戒。《浮躁箴》。轻率发作，叫作浮；急于求成，叫作躁。事情既然不能办成，动辄就留下惆怅懊悔。因此君子深思熟虑，庄重安静；治理繁杂事务以简约，处在变动之中以宁静。少些悔恨，治理心志，调和气息，使融和、安乐、长寿与高龄全都聚集于自身。《懈怠箴》。身体喜欢安逸，心情想要放纵；安逸产生懈怠，荒淫放纵招来怠惰。一天又一天，万事都不能治理。安逸不可长久，放纵不可满足；内心变得蒙昧，身体陷于困穷。不要说这是命运，罪责就在你自身。土地不会自行生产衣服，天空不会降下粮食，鬼不会送来智慧，神不会赐予福气。不治理、不修养，就会堵塞心智、饿坏肚腹；勤劳就不会匮乏，学习就能够通达。能够通达就能显达，不匮乏就能富足。既富足又显达，快乐就在其中。《妒忌箴》。别人有才能，值得尊敬，也值得拜师学习；不知道采取这种态度，反而嫉妒他。若不嫉妒，怎么会显得自己没有志向？若不忌恨，怎么能够有所作为？不是嫉妒别人，而是嫉妒自己没有学习；不是忌恨别人，而是忌恨自己没有思考。思考就会有所得，按时学习就会有所成。文学在胸中积累，声誉名声在外传播。你也会有许多才能，还用得着施展妒忌吗？《十二字铭》。熄灭暴怒；不要说戏谑之言；避开有害的朋友；堵塞祸患的源头。《陶之瓶赞》。陶制的瓶子，杜制的囊袋。深秋的晦日，正是诗人的愁肠。河水浩浩荡荡地流淌，严寒时节松柏仍在高冈上挺立。《祭刘副总管文》。端平元年，岁次甲午，三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襄阳府府学谕杨某焚香洒酒，祭告已故权京西副总管刘君之灵。您的先祖在辽国地位尊贵，辽亡后进入燕地，承袭爵位达百年之久，其中必定有道理。绍定癸巳年，您因邓人来归奔投；第二年改元端平，正月己酉，王师攻克蔡州，乙卯日，您背上生疽而去世，没有留下后代，其中也一定有道理。呜呼，悲哀啊！我之所以祭奠并哀悼您，是因为武仙执迷不悟，唐州不知天命，因受牵连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像邓州百姓这样众多的人，都得以重新获得生命；与武仙、唐州相比，这实在也有赖于您，这是众人共同的公论。我寄居邓州六年，承蒙您以宾客之礼相待，宴饮游乐，无不让我参与，这是我个人的私情。如果没有公论作依据，我也不敢只为个人私情来祭告；但愿您的魂灵有所知晓，能够听见这些话。《为节妇尼筹集粮食疏》。已故邹平主簿王宏道先生，学问足以做人师表，品行足以成为世间典范；他的词赋造诣可与二李相比，济南人称他为“三王”。到了他科举得意之年，正值战乱发生在郊野之际，庸俗的儒生花钱买衣服以求应试；他曾遭逢继母丧事，赤尉借故推托以逃避差役，他却代人前往承担危城的灾难，以生命保全了忠孝，德行与神明相合。后来哀悼子嗣不能留存，又怜悯妻室尚在人世，于是挺立守贞的高尚节操，最终把身迹寄托于佛门。如今年已七十，度日艰难困窘，只得仿效释迦牟尼在舍卫城乞食，又像苏源明忍饥登临浮云山。凡是曾与她相识的人，难道不应扪心惭愧吗？只应按照各自有无出力，所以可以资助她。略尽微薄之力，想共同吟咏伯夷哀叹守义的诗，不要让孝标愤怒地写出绝交之论。《优伶语录》。坚白子居住在般溪之上，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写文章，靠田地供食、靠井水解渴，淡泊地与世相处。这座小小的山城，接连两次遭受大兵侵扰，连鸡犬声都听不到，四郊草木荒芜。他没有得到官职调任，也没有取得俸禄供养，亲友离散，无处借贷，只得遵从避居外地的教训。九月间，他要前往汴梁，是为了赴选调任，并访求亲友。古书说：“到百里之外去的人，要连夜舂米准备粮食；到千里之外去的人，要用三个月来聚集粮食。” 生计既然已经失去，哪里还能有三个月的粮食呢？走到济水北岸时，有一个同行的人，也想渡过黄河到南边去；他不背不挑，仿佛带有多余的财物，言语轻佻而杂乱，举止亲狎戏谑。我觉得奇怪，便问他，他说：“我是优伶。”又说：“技艺相同的人彼此学习，道路相同的人彼此投合。彼此学习，就相互亲近；彼此投合，就相互救济。某处某人是优伶，某地某人也是优伶。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资财粮食呢？”说完，得意之色竟浮现在脸上。我听了这些话，心中有所感触：人们之所以看重做士人，只是因为他的道存在罢了。仁义，是道的根本吗？仁爱用来使人安定，义行用来使人得利；能使人获利而安定，做到相亲相恤，就接近于仁义了。优伶，是世间戏弄人的人，难道也有这样的仁义吗？难道也有这样的仁义吗？于是我又想到，自己修养身心、谨慎行事、读书作文，到如今已有几年了，难道偏偏没有可以与人相同的地方吗？我久已听闻某位官大夫的名望德行，却从未得以仰望您的风采、拜受您的教益，得以听到您灿若莲花的高论。如今道路经过东原（原注：兴定元年，东平府录事雷晞颜，名渊），想前往拜见您，却疑虑而不敢进去。不久又自笑说：“怎么能料想大夫竟如此浅薄呢？仁义之道难道只在别人那里而不在自己这里吗？” 有人说：“只是因为彼此相同吗？大夫您考取了高等科第，声名远播，自己登上青云之上；而你的身份不显于世，名声不被人称道，沉滞于庸碌之中，困顿在旅舍里，果真相同吗？”坚白子说：“车辕下的小马，品德才力虽然配不上骏马，但它毕竟也是马。可以说它不是马吗？”那人无法回答，于是我记录下优伶的话作为献辞，在门外等候；召他进去或挥手让他退下，都只听凭命令。《小亨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