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小辨斋偶存》八卷。附《事定录》三卷。明代顾允成撰。顾允成字季时，无锡人，是顾宪成的弟弟。万历丙戌年进士，任礼部主事，后被贬为光州州判，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顾允成癸未年考中会试，丙戌年才参加殿试，因为在对策中抨击宠臣幸臣，被压在末等。现在集中把这篇对策列为第一篇，接着是《救海瑞疏》，再后是《争三王并封疏》，以及《代翟从先论救李材及拟上惟此四字编二疏》。沈思孝撰写顾允成墓志，称顾允成因上疏论救赵南星而被贬官，但集中没有这篇疏文，疑为传抄时散佚。以下是札记，再以下是说义，这些是顾允成从光州归田后，与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时所作。其次是书信杂文，最后是《吾与吟》，诗作共七十首。末尾附《事定录》三卷，包括沈思孝撰写的墓志铭、高存之撰写的行状，以及顾宪成撰写的行述。顾允成的文章都是议论政事、讲明学术的文字，书信占十之九，直抒胸臆，不讲究修饰。诗歌属于《系壤集》一派，也不合格调，但气节凛然。他的对策和奏疏都充满真挚之气，发自忠君爱国的诚心；能够千古不朽的，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小辨斋偶存》卷一。（明）顾允成撰。策。廷试制科。皇帝制曰：“我听说上古之时，君主无为而治，不需赏赐，百姓就会受到勉励；不需发怒，百姓就会畏惧得如同面对斧钺，这是多么盛大啊！可是儒者论治却说：‘有功劳不赏，有罪过不罚，即使唐尧、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又说夏后氏先赏后罚，殷人先罚后赏，周人加以修订而兼用二者。这样看来，二帝三王所走的道路，本来与上古不同吗？为什么最终都归于治理天下呢？又有人说‘赏赐有疑问时应从宽给予，刑罚有疑问时应从宽免除’，有人说‘宁可越过制度，也不要滥施刑罚’，有人说‘仁可以稍有过度，义却不可过度’，认为古代帝王都是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天下。那么，先罚后赏是不对的吗？还是说赏罚只是帝王达到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呢？”“我圣祖承受天命而建立皇极，为万世垂示法则，恩威的运用深不可测，赏罚务求适中。他在《祖训》首章中揭示的原则，以及记载于《圣政纪》的政事，与古代治道相合，可以陈述其大略吗？”“朕以浅陋昏昧之资居于臣民之上，已经十四年了，早晚战战兢兢，只以古训为法式，以成法为遵循。不吝惜爵禄和赏赐来对待有功之士，对违法者则用法律严加惩治，明确表示自己的好恶，以此与天下重新开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然而，恩德的泽惠受阻而不能遍及，法令受到阻滞而不能实行。任用老成之人、奖赏淡泊退让者来教导谦让，可是浮华争逐的风气更加严重；革除馈赠、惩治贪官来教导廉洁，可是澄清吏治的成效很少听闻。习俗奢侈，向人们表示应当节俭，而人心仍沉溺于繁华；刑狱有冤屈和滥施，向人们表示应当宽缓，而官吏审议案件时却多致力于罗织罪名。免除租税、赈济贫困，诏令已经多次下达了，为什么民间的困苦还没有复苏？整顿军队、警戒战事，命令也屡次申明了，为什么门户的防守还不严密？莫非劝善惩恶的法令有缺漏而不完备吗？还是说那些修治职务、办理政事的人漏掉了应受的奖赏而遭到欺骗蒙蔽，逃避考核的人又逃脱了惩罚吗？或者是朕不聪敏、不明察，所以用来激励他们的不是根本，督促率领他们的也不是实际吗？”“现在想要做到赏赐确实、惩罚必行，以继承圣祖明定的法则，追踪古代帝王的治理，应当怎样修治才可以？你们这些士人平时居家便称述先王，谈论当世事务，希望你们考究分析古今，探究根本和要旨，详细写在篇章中，不要隐瞒。

译朕将亲自阅览。” 臣回答说：“臣听说，宋代臣子苏轼说过：‘天下没有事情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情时，普通人的言论重如泰山。这不是智力有所不能，也不是明察有所不及，而是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深深信任他的臣子，管仲十分得到他的信任，在握手叮咛之间，甚至面对将死垂绝之人的话，也不能除掉他身边区区两个小人；等到事情发生而且紧急时，即使唐代宗那样昏庸，程元振那样专权，柳伉那样地位卑微而又被疏远，只要说一句话，就能使皇帝采纳，不到一天便除去心腹之患。为什么呢？在天下无事时进言，容易被改动，却常常担心来不及取得信任；在天下有事时进言，容易取得信任，却常常担心来不及改正。这正是忠臣志士深为悲哀的原因，是天下之所以接连发生乱亡，也是当世君主之所以不能醒悟的原因。’臣诵读这些话，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承接乾道而继承离明，居处于丰盛之世而抚治太平，自即位以来，九德之士和三俊之才已经全部得到任用，奸邪谗佞、欺罔负恩之徒也已经全部清除，四海已经完全安定，九夷八蛮中处于荒服之外的部族也已经全部前来朝贡，天下最可称为无事。” 臣等不过是草野中的普通人，哪里还有什么谋划议论，能够仰承圣上的余风来辅佐您呢？可是圣主虚心若渴，连葑菲之材也要采纳，把臣等召进朝廷，赐给我们策问。不知陛下对于臣所说的话，将把它看得重如泰山呢，还是轻如鸿毛呢？过去，陛下到现在已经四次策问士人了。曾经以讲明经学、建立政事为题策问士人，仔细推究起来，陛下对于学术和政事，究竟怎样呢？曾经以有为无为策问士人，仔细推究起来，陛下对于有为和无为，究竟怎样呢？曾经以建立皇极、任用德行策问士人，仔细推究起来，陛下对于皇极和德行，究竟怎样呢？曾经以仁、明、武策问士人，仔细推究起来，陛下对于仁、明、武，究竟怎样呢？由此说来，言论受重视或被轻视的结果，从过去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来了。或者臣有话而君主不采用，这不是臣的罪过；君主有所求而臣子不进言，实在是臣的罪过。何况臣因感慨时事而发愤，内心有所激动，已经很久了。如今圣明的询问正涉及此事，难道还能忍住不说、隐瞒避讳来欺骗陛下吗？臣请求先考察陛下的策问，然后再谈臣个人的意见，任凭陛下决定轻重。陛下用来策问臣下的内容，上考上古，推崇唐虞，下及三代，敬遵皇祖，并旁采先儒之说，俯察当世事务，合计不下数十百言。” 推究这些话的归结，不过是赏罚两方面罢了。赏，是勉励天下人的法则；然而有不依靠赏赐的地方，那是勉励天下人的本意。罚，是惩戒天下人的法则；然而有不依靠刑罚的地方，那是惩戒天下人的本意。法常常表现为有为，意常常表现为无为。有为，是用来运转天下的；无为，是用来统御天下的。所以最上等的是修养本意，上古不赏而能使人受劝、不怒而能使人畏惧，就是这样。其次是修养本意而不废弃法令，唐虞时代有功便赏、有罪便罚，就是这样。再次是修治法令而不妨害本意，夏后氏先赏，殷人先罚，周人修订而兼用二者，就是这样。自从本意丧失而开始专门依靠法令，法令也失去作用后，才有‘赏赐有疑则从宽给予、刑罚有疑则从宽免除’的说法，有‘宁可越制也不要滥罚’的说法，有‘仁可以过度，义不可过度’的说法。无非是担心有为的做法损伤无为的本意。总之，三代以前，法与意出于一体，所以治理相同；三代以后，法与意分成两端，所以治理驳杂。我恭敬地读到圣制说：‘赏罚，是帝王达到治理的工具，而不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说得极其透彻，臣再也不能增添一句赞语了。大明太祖高皇帝承接天命而建立皇极，为万世垂示法则，恩威深不可测，赏罚适中。”

译《祖训》首章所揭示的原则，大体崇尚宽缓；《圣政纪》所记载的政事，大体崇尚严厉。这是法令在有为方面的表现。它崇尚宽缓，不是为了使世人习惯放纵；它崇尚严厉，也不是为了残害百姓。这就是本意蕴含在无为之中。美好啊，盛大啊，难怪其治理能够与古代帝王相提并论！哪里还用讨论近世呢？所以我皇上继承美德、承续美业，遵循古训，依照成法，赏罚之道十分完备。既有法定的爵禄赏赐，对有功劳的作为毫不吝惜，把应当喜爱的事明确显示给天下；又有严厉的法律，对不法行为毫不宽贷，把应当厌恶的事明确显示给天下。然而恩德不能遍及，法令不能实行，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圣制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来激励人的不是根本，督促率领人的也不是实际。根本和实际，就是臣愚昧所说的本意。况且皇上正在锐意留心赏罚和劝惩，臣妄自认为其本意和实际还没有达到，并不是故意夸张说法来欺骗皇上。臣愚昧地观察当今形势，探究其根本要旨，所谓损害皇上本意的，大概有两件事：皇上明确把所喜爱的事显示给天下，而这两件事总是在暗中改变皇上所喜爱的；皇上明确把所厌恶的事显示给天下，而这两件事总是在暗中改变皇上所厌恶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这两件事是什么？一是宫内宠幸将要盛行，二是群小将要得志。一个人身居君主的崇高地位，凭借富有和权势，尚且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蒙蔽他的心志，那就是女色；而女色之中，以迷惑人最深。女色侵入人心，虽然微妙，却最为沉溺深固而不可解脱，是圣王急于远离的。昨天皇上因为郑妃侍奉勤劳，特意册封为皇贵妃。大小臣工不胜私心，忧虑过度，于是请求册立皇太子，又请求加封王恭妃。皇上不以温和的诏旨答复并停止此事，反而以严厉的诏旨斥责驱逐。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忠言嘉谋，是国家的辅弼。这两者属于天下的公事。郑妃即使侍奉勤劳，若拿来与天下相比，仍然只是皇上一己的私事。如今以私事遮蔽公事，以一己之私遮蔽天下公义，已经偏颇了。偏颇之后，皇贵妃或许能够在宫内凭自己的爱憎玩弄威权福祸，她的亲属或许能够在宫外凭自己的爱憎玩弄威权福祸。不仅如此，宦官和侍妾又将乘此偏颇行事，或许能够在内外之间凭爱憎玩弄威权福祸。如果这样，那么所谓赏罚，将不再依据皇上的好恶施行，而会依据内宠的好恶施行，想要使赏罚确实而必行，恐怕就不可能了。君主的耳目只有一人，而天下人的耳目却有千千万万；即使极其神圣，他的听闻和明察也不可能遍及一切。” 君主必定要有所寄托，寄托得当便安定，寄托不当便危险，这不是小事。近年以来，皇上明于政务，听取和阅览政事如有神助，大概辨察到了左高，洞察到了深渊之鱼，几乎无所不知了。我私下听道路上的人说，往往是二三个群小窥伺察看而得到这些信息；这究竟可以说是寄托给了合适的人，还是没有寄托给合适的人呢？得当与否都无法知道，而皇上姑且把耳目寄托给他们，大概也是不得已。因为皇上或许认为，以前把天下的事情专门交给张居正，而张居正欺骗皇上、营私舞弊，一时公卿台省也随风倒向他，外朝实在不值得信任，所以把耳目寄托给这些人，以向天下表示没有人能够欺骗皇上。臣认为不是这样。善于治理的人，应当保存整体来收束偏失，没听说过用偏失来助长偏失。皇上惩戒张居正的专权，把权力分散并交给九卿，是可以的；如果聚集权力而寄托给这些人，那么张居正的专权尚且与皇上分为两端，而这些人的专权却将与皇上合为一体。与皇上分为两端，还容易挽救；与皇上合为一体，就加倍困难，怎么能不思考呢？况且这些人开始掌权时，正好处于皇上锐意求治的初期，他们当时只以小小的信用来结交皇上，所称说和指陈的事情大多依托公义，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危害。” 时间久了，就会表面上讲公义而暗中营私；再久一些，就会完全出于私心。如果这样，那么所谓赏罚，将不再依据皇上的好恶施行，而会依据群小的好恶施行，想要使赏罚确实而必行，恐怕就不可能了。恩德不能遍及、法令受到阻滞，是有原因的。臣希望皇上清心寡欲，远离谗言，远离女色，使这颗心明亮得如镜子，凝定得如秤杆，赏赐时与天下共同喜爱，惩罚时与天下共同厌恶。这样，出自皇上的恩德首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塞它，天下还有谁能阻塞它呢？出自皇上的法令首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天下还有谁能阻止它呢？由此教导人们谦让，奔走争逐的人就会停止；教导人们廉洁，澄清吏治的人就会增多。奢侈的习俗将归于俭朴，冤滥的刑狱将归于宽缓。把财富藏于民间，不必下令免租赈济贫困，百姓的困苦自然复苏；守卫在四夷，不必再发布整军警戒战事的命令，边防自然严密。这将使上古逊让而无为的治理、唐虞逊让而时世和谐、禹逊让而文命昭著、汤逊让而百姓得以繁殖、武王逊让而天下长久清平的盛况，以及皇祖的伟大功业，到今天更加光辉。臣不过是草野中的卑贱士人，一旦有幸伏身金阙，承受圣上的玉音，实在是极大的幸运。臣认为想要向皇上尽忠，应当从今天开始。” 想要在今天尽忠，就应当从前面所说的两件事开始。因此臣不知避讳，斗胆将它们全都陈述出来。倘若皇上把无事看作有事，把臣的话看得重如泰山，那就是皇上的明察；倘若皇上把有事看作无事，把臣的话看得轻如鸿毛，那就是臣的愚昧。臣冒昧谨慎地回答。礼书说：‘侍奉君主，先以言语取得信任；拜见君主，是亲自献出自己的身体，以成就自己的信实。’臣从幼年起诵读学习这句话，没有一次不为之动心。癸未年，臣有幸考中南宫，因病请求退还。丙戌年入朝在大廷对策，臣才智拙劣，不能用宏大的辞章回答；学问浅陋，不能用古义回答，于是只根据耳目所见所闻的皇上一两件事情，妄自陈列，希望附合于‘先资其言’的意义。当时读卷官大理寺卿何源看到臣的答卷，对众人说：‘这个生员的言论，为什么竟然值得列入锁榜呢？’大学士王锡爵取来阅览，稍稍改动名次，将臣列为三甲第二百十三名。即使如此，臣心中却独自伤感自己的意见未能传达到皇上那里。假使能够传达到皇上那里，即便再次遭到排斥，臣也没有遗憾，何况只是列在锁榜呢？后来臣任职观政于吏部，常想把这些话再次呈达天听。偶然想到右都御史海瑞屡次受到弹劾，私下感叹皇上有私心，臣下也有私心。” 臣下先把自己置于私心之中，却只要求皇上无私，实在困难。于是臣便与进士彭遵古、诸寿贤共同发愤上疏论说，认为这篇疏文如果施行，将会再次对皇上有所帮助，而臣已经承受皇恩和责罚回乡了。每次想到这件事，心中总是耿耿不安。谨题写在后面，以记下■〈亩犬〉畆之思。《小辨斋偶存》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小辨斋偶存》卷二。（明）顾允成撰。疏。

译恳请罢黜邪险之臣疏。吏部等衙门办事进士彭遵古、顾允成、诸寿贤上奏：为邪险的宪臣扫灭公论、排斥陷害孤忠、明目张胆地欺骗蒙蔽、迷惑圣听之事，恳请圣明大大发扬乾断，赶快赐令罢黜，以快慰公众的愤怒，以确定国家大事。臣等认为朝廷，是天下公平的所在。圣天子在上面照临，公卿百官在下面协助赞襄，如同青天白日，细微之处都能洞察；即使有深重的怨恨，也没有容纳诋毁的地方；即使有巧诈的心思、尖刻的言辞，也没有施展诡辩的地方。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臣过去见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原本议论右都御史海瑞，说他是大奸大恶、欺骗世人窃取名声、蔑视圣人自以为贤、损害君主侮辱国家，讥笑戏骂，无所不用。虽然言辞可以修饰，却难以掩盖事实；人可以欺骗，却难以颠倒天理。海瑞的言论可以压制，但天下人的言论不可能全部压制。当时朝廷内外听到这些话，无不咬牙切齿、抱持愤恨。臣等请求赐尚方宝剑，已经很久了。不久，陛下因吏部的复议，留下海瑞任职。臣等认为皇上如此明察，而房寰却如此没有人心，他也一定会有最终悔悟的时候，因此还可以稍稍缓减他的罪责。” 可是房寰不知道皇上过分宽容他。近来他又像以前那样议论海瑞，臣等看到后更加惊骇愤怒。想不到世间竟有像房寰这样不知廉耻二字的人。臣等在道义上不甘与房寰同朝为官，因此斗胆先替陛下分别说明海瑞和房寰的人品大概，然后逐一纠正房寰欺骗蒙蔽的罪行。臣等从十多岁时起，就听说海瑞的名声，认为他是当朝伟人、万代仰望的人，真是把他看作天上的人，觉得自己无法企及。到稍微懂得学问时，读到海瑞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才知道他对宗庙社稷有巨大的功劳，这功劳流传千万年也不会磨灭；他是在万死一生之中为我朝树立节操的人，陛下大概已经了解他了，也不需要臣等再说。拿房寰与他相比，曾经有万分之一相似吗？况且臣等恭敬地看到陛下激励群臣，孜孜不倦；对于奖赏廉吏、惩治贪官，尤其反复强调，天下本来就都一致仰慕这种风气。如今海瑞是否廉洁、房寰是否贪污，路上的行人谁不知道？房寰出身寒微低贱，起初还装模作样来求取推荐，稍微得志之后，便贪污狼藉，私囊聚集巨万钱财，资财超过乡里的人。浙江人每当谈到他，无不掩住鼻子，把他看作臭秽之物。如今他的田宅财产如此奢侈，以及乡里月旦评论中的丑名，都是众目所共同看见的。如果不是兼并土地、营求私利，欺骗陛下以剥削小民，他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海瑞显达历任高官，辛劳刻苦，接近四十年，始终不肯让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囊中有多余的金钱，以此辜负陛下。像房寰这样的人，一听到海瑞的风操，应该毛发悚然，惭愧得无地自容才是；现在竟想厚着脸皮反过来反咬他吗？世上固然有靠吃污秽来肥己、又庆幸别人不来攻击自己的人，却从来没有手握自己的贪污而不怕别人攻击，反而要攻击别人的廉洁，还敢在君父面前公开说出来而毫无顾忌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不受惩罚，臣恐怕陛下奖廉惩贪的意旨，经过十多年才取信于天下，也会被房寰的一篇疏文彻底破坏。况且要天下人都成为房寰很容易，要成为海瑞却很难。房寰本人享受贪婪暴食所得的利益，却反而能够讥笑海瑞迂腐笨拙，这是臣等痛心的地方。皇上念及海瑞是先朝的直臣，把他从海滨提拔起来，委任他掌管留都的风纪，使他坐镇而端正雅俗。近来的奏疏中，他谈到剥囊之类的事情，愤世嫉邪，虽然看起来有些过分，陛下仍然体谅他的朴实忠诚，容忍他的狂直，不被浮泛的言论所动摇。这正是陛下始终爱惜人才、培养气节的宏大用意，天下人都在称颂，史册也会记载下来，作为古今盛德之事。况且陛下自即位以来，从阁臣到台谏，因正直老成而被起用的并非一人；而天下人屈指而数，海瑞就是其中之一。海瑞列入正人君子的行列，已经很久了。当初海瑞巡抚南畿时，所到之处如烈日秋霜，打击豪强，权势人物便收敛踪迹；禁止侵夺百姓利益，百姓的困苦立即缓解；兴修水利，议定条编，一切善政直到今天，连黄发小儿和白发老人都能讲述。近日他从海滨被起用，没有人不称他为“海都堂”；又一再相互传告，都高兴得喜形于色。房寰却说“民间骚乱，几乎要酿成大变”，他怎么敢当面欺骗皇上到这种地步？近来海瑞在留都，禁止馈送，裁减革除奢侈，亲自率先节俭，以此示范百官，振作风气、整肃纲纪，远近都仰望他，隐然有猛虎在山的威势。即使他的才能不多，但他的英风劲节，振作江南萎靡的士风，用清冷之水洗涤它，这种功劳怎么可以诬蔑？房寰究竟怀着什么心，竟伤害陛下的明察，排斥海内的公论，堵塞天下正人的言论，削弱他们的气势？过去司马光说：‘小人想要倾覆君子，压制他的办法有三种：说他喜欢名声，说他喜欢争胜，说他彰显君主的过错罢了。’如今看房寰诋毁海瑞，大约一千多字，大概没有超出这三种办法。他说海瑞“大奸大诈，欺骗世人窃取名声”，不就是所谓用“好名”来压制他吗？他说海瑞“蔑视圣人、自以为贤，举世都浑浊而唯独自己清白”，不就是所谓用“好胜”来压制他吗？他说海瑞“贬低、夺去君主威权，损害……侮辱国体”，不就是所谓用“彰显君主过错”来压制他吗？臣请求能够纠正他的欺骗蒙蔽之罪。房寰评论海瑞，说他是乡愿、穿窬、鄙夫。陛下试察海瑞为人，他果真是同流合污、偷偷媚俗的乡愿吗？果真是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只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穿窬吗？果真是患得患失、吮痈舐痔的鄙夫吗？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有是非之心的人都能辨别，而房寰却颠倒是非，巧饰奸邪言辞来迷惑陛下。海瑞如果可以被说成乡愿、穿窬、鄙夫，那么即使指鹿为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第一项欺骗蒙蔽之罪。自古正人君子忧虑天下治理、担心明主，有人为君主痛哭流涕，有人讥讽君主不及齐文宣。后世不议论这些臣子的过错，反而赞美他们的忠诚，并且认为君主能够容纳他们，诵扬君主的美德。还不只是这样，周公告诫成王时，唯恐成王具有商王的迷乱；

译禹告诫舜时，唯恐舜具有丹朱的骄傲。古代圣贤私下里的忧虑和过度的谋划，大多如此。如今海瑞的疏文说：‘一个寒微士人，尚且把成为圣人自许。圣上所处的地位是什么地位，难道可以说只是中等之人吗？’他不希望陛下只是中人，而希望陛下成为圣人，这正是让尧舜成为自己君主的心意。房寰反而指摘讥诋他，甚至说“把英明的君主贬为中等君主”，却不知道这与海瑞所说的话相同还是不同？这是第二项欺骗蒙蔽之罪。海瑞虽然狂直，而陛下能够容忍他，君主仁慈，臣子才能正直，这正是天下臣民把美名归给陛下的原因。房寰说：“这将使百姓怨恨我们皇上失政。”房寰的意思，是说陛下果真有失政，因海瑞揭露出来，百姓才开始产生怨恨吗？还是说陛下果真没有失政，却因海瑞的话使百姓凭空产生怨恨吗？这就是堵塞河流的说法，是一种不能让它逐渐发展的危险。过去汲黯任谏议大夫时，使淮南王的谋划停止；苏武任典属国时，寄托着匈奴归附的希望。海瑞是三朝直臣，四方夷族共同仰望。如今任用他在宪台，反而说中国无人，必须驱逐直言之臣，把房寰这类庸碌之人全都塞进官位，才算有人吗？直言敢谏，却说成贬低、夺取君主威权；忧虑国家治理、担心君主明察，却说成损害、侮辱国体。这与秦朝把忠言劝谏说成诽谤、妖言有什么不同？假如按照房寰的意思，世间那些甘言谀词、颐指气使的人，才是尊崇君主威严、铺张太平、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才是崇尚国体吗？这是第三项欺骗蒙蔽之罪。古代君子不得已而矫正世俗，往往有偏重一面的言论，所以孟子的宽大不如万章的严厉。类似的话并非海瑞一人的言论，而是先儒挽救时弊的言论。他们之所以说那种并非孔孟受赐之意的话，大概是痛恨近来的鄙夫借托孔孟的说法来文饰自己的盗贼行径，所以激愤地说：‘凭我这种不可学习的行为，圣人可以说成这样。’如今房寰竟把这一句话指为诋毁孔孟，说“把孔孟指作贪夫”，又说“臣不得不替孔孟仇视海瑞”。这话难道不牵强吗？察究他的实情，前后极其矛盾。天下本来有言辞如此而意思并非如此的情况，如《尚书》中有“漂杵”的文字，《诗经》中有“孑遗”的咏叹，都是这一类。如今海瑞所说并非孔孟受赐之意，难道他的意思真是把孔孟当作贪夫吗？孔孟不是贪夫，难道还要等房寰来辨明后才得以昭雪吗？海瑞的意思，是用愤世而过激的言论，捣毁那些假托圣贤、以便于谋求自身利益者的藏身之处。他的话虽然不是孔孟本人所说，但其中的情理并没有失去孔孟的正统。房寰明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诋毁孔孟，却假装不明白它的意思，反而进一步描摹说：“把孔孟当作贪夫。”他的本意是想辩护海瑞却找不到借口，得到这句话后就抓住它作为说辞。因为以自己对抗海瑞，自己已经不能胜过海瑞；以孔孟对抗海瑞，海瑞就要闭口了。这叫借公义来满足私欲。言辞表面上是为了孔孟，但其中的情理却使他成为孔孟的罪人。否则，房寰教导诸生学习孔孟，孔孟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偏偏要先学习其受赐呢？天下学术中卑污苟且、违背孔孟的地方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先辩明孔孟不受赐呢？如今替海瑞说话的人，不幸因为“非受赐”的一句话，就被抛到吾道之外；替房寰说话的人，却侥幸得到一个辩称孔孟是贪夫的缝隙，成为吾道之中的城狐社鼠。这样一来，孔孟竟成了房寰用来报仇的人，孔孟受赐的一句话，竟成了房寰肆意进谗的工具。天下人的心，没有不为此握腕不平，愤恨他强词夺理；房寰却还在皇上面前得意洋洋地自负说：“海瑞挥臂高呼而攻击孔孟，臣是替孔孟仇视海瑞。” 他难道认为天下人的耳目果真可以用空话欺骗吗？这是第四项欺骗蒙蔽之罪。房寰说海瑞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臣认为海瑞任县令、任巡抚时，百姓像爱戴亲生父母一样爱戴他，可以说是仁到了极点；在世宗朝时上疏，匡正君心、安定国体，犯颜直谏而不顾生死，可以说是大义；出仕、退处、进退，一概恭敬服从君命，可以说是知礼；忠君爱国，一念光明如青天白日，不因始终变化而扰乱自己的心，可以说是大智。只是偏爱小民，是仁过了头；痛恨邪恶过于严厉，是义过了头。面对房寰的横暴悖逆，又何必与他计较呢？却还与他较量是非，这又是礼过了头。即使有辩疏，也不足以揭露房寰万分之一的奸邪；若说这是机巧的小聪明，那确实还不如房寰。臣等只是说海瑞遵循仁义礼智而有所过度，并不是说他还有什么不足。唉，房寰还知道什么叫仁义礼智吗？仁义礼智这些话，为什么竟从房寰口中说出来？这是第五项欺骗蒙蔽之罪。如今士君子见到一个长者，言语都恭敬，不敢稍稍涉及诙谐，为什么呢？因为敬重他。何况天威近在咫尺，臣子承受天威，惶恐不安，哪里是可以轻慢侮辱的地方？房寰却夸耀自负、放荡不羁，备尽戏谑之状，例如所谓“开辟以来第四圣人”，又如所谓“海瑞的疏文”，想来是闭门读程策而有所心得。他把臣下平日宾主酒席间戏笑的话，夹杂在奏章中，实在极不恭敬。自古以来臣子向君父陈述事情，曾有像这样说出戏言、玩弄侮辱朝廷的吗？这是第六项欺骗蒙蔽之罪。国家掌持公论的，只有科道官，而房寰却侥幸得到进用，先占据自己的位置，本来就自以为“我可以发言，人人都不能发言，只有我可以”。然而替朝廷主持公道的，还有阁臣、吏部、都察院，臣也在其中。如今房寰竟敢在陛下面前反过来说是听从吏部、都察院的指摘，房寰理屈而气势反倒更盛，究竟是什么道理？房寰确实机巧而合于世俗，海瑞确实朴拙而触犯世俗；但天理常在，人心不死。堂堂天朝，满朝都是君子，明处有礼乐，暗处有鬼神，圣贤有名教，史册有公论，天地神明昭然布列，房寰难道认为部院诸大臣都是阿谀奉承之徒，竟会诋毁即墨侯吗？他既且不难于欺骗陛下，又哪里会把诸位大臣放在眼里？这是欺骗朝廷无人之罪，第七项。臣看房寰所指证的海瑞罪行，不过是说“器皿容易更换袍服，所以靴子容易更换带子，起任官职时不推辞”罢了，这些都是琐碎的谈论，不值得辩论。即使照房寰所说，这些行为不近人情，也不过是贤者的过失罢了。

译房寰这样诋毁海瑞，吹毛求疵、寻找瑕疵，本应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能够说的不过如此，更足以说明海瑞没有其他瑕疵，也说明房寰暗中阴险窥伺，却无处施展他的伎俩。臣再次看房寰的原疏，只有主张严刑、任用言官两项看起来像是公开的主张，其实都是拾取他人剩下的话，最后曲终奏雅，求得在公论面前解脱，正是圣旨所说的“屡经建白，掇拾余言”，有什么难以察觉的呢？房寰的真实用心，在于嫉妒正直、憎恶廉洁，想要危害一个海瑞；只要能使自己安稳，便要胜过海瑞；只要能使自己自豪，便制造贬低君主、侮辱国家的诽谤，想以此激起皇上的愤怒；称说苏秦、蔡泽的事，想引起阁臣的猜疑；援引孔孟作为羽翼，使学士闭口不敢发言；借舆论来粉饰，使士大夫同声附和而不敢斥责；然后乘着权势积聚的愤怒，拔除一个容易动摇的孤忠，就像用鼓风炉点燃羽毛、把棋子层层叠放而必然坠落一样。这是弹劾章疏中最大的奸邪之徒！想不到在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房寰这样的魑魅魍魉混杂其中。天下不可能有两个都正确的道理；海瑞正直，房寰就是邪曲；房寰正直，海瑞就是邪曲。陛下既然体谅海瑞是孤忠之臣，就一定会察知房寰的欺骗蒙蔽。根据房寰疏中所说，像海瑞这样的读书人，如果再出现，必定要用鞭打责罚他，剥去他的章服儒冠，使他在学校中没有立足之地。皇上正重视海瑞、爱惜海瑞，借助他来教化天下；房寰却一定要压制像海瑞这样慷慨激昂的士人，使他们没有立足之地。这正是皇上所褒奖的，房寰却一定要排斥；士君子所尊师学习的，房寰却一定要贬黜。像这样倾覆贤能、仇视正直、放肆恣意而无所顾忌的人，竟然庄严地居于师表之位，驱使天下士风日益陷入荒诞、谄媚、欺诈的境地，臣等只有撕裂冠帽、毁弃衣冠而离去，决不与他一同立于朝廷。臣等是新进的小生，发出天下的清议；即使房寰的奸邪如山，也不能动摇。可是公论既然已经明白，人心既然已经快意，房寰即使顽钝无耻，难道还有什么脸面一天重新站在东南诸士之上吗？臣等与海瑞有什么私交，与房寰有什么仇恨？只是想到天下公议郁结而不能伸张，一个海瑞尚且不足以珍惜；正人君子如果像海瑞这样相继被指为邪人，那么君子之道就会一天天消失。一个房寰尚且不足以畏惧；邪人如果像房寰这样相继妨害贤能，那么小人之道就会一天天增长。姤、复、否、泰相互转化的关键，就在这里，不能不对此深思。古代有太学生击鼓上书，臣等承受国家恩典，不敢落在太学生之后。况且海瑞在先朝，轻视一身的生死来报效国家，而臣等却看重自己微小的进退，不能替海瑞辨明，这就是没有人心。因此臣等不避烦琐，冒昧烦扰天听，伏请陛下把臣等的奏章交付朝廷，在大庭广众中询问；如果臣等所说不谬，请毫不迟疑地罢黜房寰，坚定不移地任用海瑞，使天下明白知道皇上的意旨所在，那么君子之道将日益增长，小人之道将日益消退，三代直道将在今天重新出现，朝廷也将永远享有清明平治的政局。臣等惶恐逾越，至诚等待命令。恭请册立皇太子疏。

译礼部等衙门仪制清吏司主事顾允成等谨慎上奏：为圣谕突然颁布，朝廷内外都感到惊骇，臣等恭敬地表达愚诚，恳请圣明立即召见阁部院大臣，公开集合朝臣议论，分条陈述祖宗以来及近来的事例，以遵循宝训，以重视宗社大计。臣等于本月二十六日恭敬地看到圣谕：“朕所生的三位皇子，长幼本来有确定的次序；但想到祖训中有立嫡的条文，因此暂且稍稍推迟册立，等待皇后生子。如今皇长子和皇第三子都已经长大，皇第五子虽然还年幼体弱，也想暂且一并封为王，等待将来有嫡子便立嫡子，没有嫡子便立长子。你们礼部便选择日期，备具仪式来举行。钦此。”臣等偶然聚集在朝房，一起庄重诵读，相互看着，既狂乱又迷惑。等见到大小臣工，也都相互错愕，不知如何打算，无不变色相告说：“过去册立大典，朝臣向来寂然无声，不敢分条议论、激切烦扰圣听，只是因为遵奉皇上万历十九年册立的明旨，明文规定改在二十一年举行。如今已经到了期限，正欣逢盛典。况且令人欣喜的是元辅王锡爵骑快马赶来入朝，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司郎中于孔兼，便极力相互劝诫，说不必激切喧扰。” 这件事有锡爵承担。”我们听到这话，既相信又感到安慰，也各自加以告诫，说事情在于求得成功，不宜过早计较责备。即使圣旨万一没有立即传达宣示，宰相也一定有斡旋的细微权力，可以确定宗庙社稷的长远大计。没过几天，到二十五日，皇上从宫禁中发出密札，竟送到元辅的私宅。正逢元辅自陈待罪之日，我们不知道札中所说的是什么皇上的话。只是我们认为，像元辅这样得到君主信任，皇上这样眷顾元辅，实在不会迟迟不册立太子而辜负祖宗在天之灵。第二天早晨礼部接出圣谕，原太子以及皇三子、皇五子一并封王，而锡爵也将入阁办事。我们这才不能没有疑虑：或许皇上没有同阁臣商议，竟自行向礼部宣谕，以致宰臣不能封还驳正，言官来不及据理奏谏，在朝诸臣只能徒然听风而愤懑，却没有办法。后来听到众人的议论，封王的谕旨原来是锡爵在极短时间内拟定完成的，即使次辅赵志皋、张位也都不得参与知悉；而礼臣罗万化、科臣张贞观、部臣于孔兼等人都到了锡爵的私宅，却连他一面也没有见到。这才知道今天的诏令，是皇上只同一个人商议作出的。我们还不至于疯狂丧失良知，难道敢不发言而辜负皇上吗？古人说过：“天下的事情，不能成为一家私有之事。”这句话大概是说天下事应当公办。何况这是关系宗庙社稷的大计，怎么可以交给一个人处理呢？皇上试着静心筹划今天册立之事，想想它的关系有多么重大：前面关系祖宗九庙神灵，后面关系子孙亿万年无疆的基业，近处关系四海臣民的期待，远处关系九夷八蛮的观察和听闻，也关系君子小人的顾盼迟疑，关系宫闱近臣和近侍窥测风向、承受圣旨。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皇上为什么轻视它，阁臣又为什么拿它来试探呢？臣不敢说危急之言来激怒皇上，也不敢违背阁臣调停的意思；更不敢随意铺陈汉宋旧典以及祖宗朝的往事，以徒增烦扰冒渎。臣恭敬地体察皇上效法祖宗的心意，只据世宗肃皇帝、穆宗庄皇帝的近事，请皇上加以效法。世宗肃皇帝在嘉靖十八年册立东宫，当时由礼部具题说明旧例，现存的旧事中并没有三王并封的事情，而皇上却创立了这个先例。因此臣知道，皇上心中一定对此不安。况且圣谕的大意反复以皇后生子为说，难道皇上忘了当年册立东宫的时候吗？当时仁圣皇太后也正值盛年，而穆宗庄皇帝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未必会发生的事情，从而稍稍延迟国家大计。效法祖宗应当从近事做起，这句话皇上可以思考。臣等曾读圣祖《宝训》，其中一字一句无不是维护社稷的深谋远虑。后来圣子神孙若能师法其中的意义，国家根本就会稳固，社稷也会因此得到依赖；否则只是假借文辞掩饰过分的举动，至为良好的法度和美意，反而只是被奸臣借用来巩固自己的宠信。忠臣义士因此饮血椎心，即使死去，也不忍在地下看见这样的举动，从而辜负祖宗二百年养育士人的恩德。伏望皇上近取旧章，赶快顾念国家根本，不要只为一朝一夕、眼前逢迎的便利，而要替天下万世筹划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大计，那么不如召见各部院诸臣，当面在平台议论，仍将祖宗朝的近事逐一查明。关键只在于不欺骗。皇上效法祖宗的至诚心意，可以剖开臣心来证明，臣所说并非谬误。臣等惶恐激切至极。为李见罗中丞申诉冤屈的奏疏（代翟从先撰写）

译贤能而辛劳的边臣遭受极刑，恳请圣上施恩，俯赐怜悯宽宥，以广布皇上的仁德，慰藉人心。臣听说，天地把生育万物作为本心，人君把爱护生命作为德行。天地运行的道理是：阳气常处在盛夏，以生育、成长、养育万物为职事；阴气常处在隆冬，积聚在空虚无用之处。因此圣王效法天地，虽然说有功者赏、有罪者罚，这两件事本来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冲突。然而将要赏赐时，必定为受赏者增加膳食；将要施刑时，必定为将受刑者停止奏乐。又说：“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只从重认定；与其杀害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规。”圣王不得已施刑时，就是这样。古代圣王的本心，就是天地生育万物的本心。恭惟皇上宽厚仁慈，天性如此，慈爱出于本性，一切恩赏都格外优厚。至于隆冬盛暑，释放拘系的囚犯，停止刑罚的诏令每年都下达。皇上不得已施刑时，也正是如此。皇上的本心，就是古代圣王爱护生命的本心。天下正欢欣鼓舞、举手加额，歌颂我圣明天子的仁慈长寿之治，愿其经历万禩而没有穷尽。唯独原任郧阳巡抚、如今奉旨依照说谎律治罪的李材，朝野悲伤，臣民哀叹悼念。于是台省官员营救他却没有得到宽宥，司法官署争辩也没有得到宽宥。臣不能不替皇上感到惋惜。根据御史苏鄼弹劾李材前任云南时冒领功劳的事实，以及李材奏疏申辩的事实，其中究竟有无虚假，差别极大，事情的曲折和前后经过，诸位臣僚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臣从未真正踏入滇南境内，也没有亲身列入行军队伍，不敢再烦琐陈词替皇上说明。只是听说议论事情的人也应当议论他的功劳，评论一个人应当考察他的平素。臣是广东人，过去李材在广东任备兵时，内有山海盗贼凭险作乱，外有倭夷猖獗，正好攻破县城。至于盘踞罗旁的猺獠，忽然离去又突然回来，情势难以测度；岭海地区的多事，从未有比那时更严重的。李材到任以后，从辕门以下的将吏都倚重他；看他相机调度，谋划没有遗漏，剿除山海盗寇的功劳自不必说。至于罗旁千里之地，是自古以来不向朝廷臣服的夷族聚居处，李材在凌督臣出兵征讨以前，常常在东安等处修筑泥城，使敌人的羽翼渐渐孤立，犄角相互支援的形势预先被破坏；最终建立一州二县，并绘制其版图，如果说不是李材事先考虑、开始筹划，就不可能做到。然而这还只是说敌我相持的战事尚且可以逐步谋划。至于倭夷，却像野猪突进、恶狼奔窜，仓促进攻压迫，形势难以支撑；今天攻破电白，明天进攻石城，高雷一带郡县朝不保夕，贼人的眼中已经没有整个广东的完整之地了。李材每天督促把总陈尚信、张得实等将吏分道筹划，在石城外村、乌凹、石嘴、栁梳、海山等处击破倭贼，斩首、俘获的数量数不胜数。又亲自督促总兵张元勲三次追剿雷州的倭寇，几乎全部歼灭。因此李材被逮捕时，应天府丞许孚远因为先前曾同李材一起在岭海办事，佩服他的功劳谋略，便写在奏揭中替李材申诉冤屈，这并不是虚妄之言。考察李材一生，他志向笃定、喜好学习，亲身践行而无愧；不被上级赏识，便勇于退处闲散。至于《修身》一揭，大力维护心学；《性善》一编，深入遏制禅宗，对名教尤其大有补益。像李材这样不歪曲学术、不阿谀世俗，那么他不可能用欺骗蒙蔽之事对待皇上，也就可知了。像李材这样在广东建立功效，那么他在云南未必完全没有功劳，也可以知道。衡量功劳、估计才能，他的罪不至于死。推想苏鄼弹劾李材的初衷，也没有料到皇上竟会判李材死罪。皇上现在即使召苏鄼来询问，苏鄼未必不会说李材的罪应当从轻减免。皇上如果嘉奖苏鄼揭发的才能，公开表示褒奖宠信，苏鄼一定不会贪图升迁任用的利益，拿李材一条性命换取自己的一个官职。况且皇上重罚李材，是想用来惩戒臣下的欺骗蒙蔽。然而苏鄼起初轻率地说了这件事，皇上果真重罚李材，那么臣下便争相恐惧，唯恐因为一句话的过失而开启无辜者遭杀戮的先例；从此还会彼此告诫，把进言当作禁忌。这样，皇上本来想惩罚欺骗蒙蔽，最终却会使欺骗蒙蔽的事情无法上达。李材今天的罪名，按事实衡量不相合，按国家体制衡量也不妥当，没有一处是可以接受的。大体说来，军事行动没有固定规律，不能完全拘泥于文书法令；所以汉代的魏尚是名将，也免不了发生把首级数目报错的过失。近来总兵李成梁保障辽东，即使台省官员交相上章诋毁他冒功，皇上最终也没有因为一次过失舍弃保卫边疆的将领，这确实体现了爱惜边臣的深意。像李材这样，功劳有可记录之处，却没有得到同李成梁相比的待遇；罪过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却又没有得到同魏尚相比的宽宥。这就是臣为李材痛惜的原因。臣也颇听到人们说，皇上重罚李材，只是被一时的不平之气激发；稍稍缓和之后，终究应当赦免李材，不必再喋喋不休。只是李材年纪已经超过六十、接近七十，形体精神衰弱，倘若一旦发生意外，病死狱中，那么皇上赦罪宽过的仁德终究无法向天下昭示，忠臣志士也会更加离心，这又是臣替皇上惋惜的原因。臣本是山林中的平民，原来没有越位求进的嫌疑，正符合直言无所隐讳的条例。又想到现在倭夷正构乱，广东百万生灵的性命都系在李材身上，李材已经使整个广东获得再生，臣怎能不替全广东舍弃生命来报答李材呢？因此臣激愤流泪，向皇上陈述这些事情。臣认为，皇上即使因为听信臣的话而宽免李材的死罪，臣活着也安心；皇上即使重罚臣、让臣代替李材去死，臣死了也安心。臣不胜惶恐越礼，等待皇命。拟上《惟此四字编》奏疏

译恭敬地进呈大儒的格言正论，恳请圣明特别加以省察选择，以使治道兴隆，以端正人心。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治乱系于人心，人心的邪正系于治道，治道的兴盛或污浊又系于学术。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后，学术混乱，治道和人心也随之混乱。即使世人所称的豪杰之士，有志于天下国家的人，往往把办事求其可行、建立功劳求其成功当作最优先、最急迫的事务。幸而遇到时机、得到际会，稍稍有所建树，便自高自大地夸耀自己，反而嘲笑那些致力于根本的人迂腐笨拙。汉唐数百年间寥寥可数，只有董仲舒、诸葛亮能够端正义理、阐明道理，鞠躬尽瘁；他们的几句话略见大意，却有千钧之力，形势真是危急啊。到了宋代，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等大儒相继出现，帝王圣贤之道才光明显著于世。朱熹更加阐发、宣扬并畅通了这一学说。他曾入朝奏事，有人或在路上拦住他说：“正心诚意的议论，是皇上所厌听的，千万不要再说。”朱熹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难道可以隐默不说来欺骗我的君主吗？”他给陈丞相的信中又说：“对上不敢愚弄自己的君主，认为君主不值得同他谈仁义；对下不敢轻视自己的百姓，认为百姓不值得同他们共同成就功业。”至于王霸、义利的分辨，他反复同陈亮辨析，毫不遗余力。这究竟是什么心意？是真正看到了树立学术和建立功业之间的关键所在，就是“正心诚意”四个字。那些破坏正心诚意防线的人，主张义利并行、王霸并用，这八个字正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之所以忧虑深、思虑远，凡是修养自身、在朝廷效力、入朝向君主进言、出朝向人们谈论的事情，只是谨慎守护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以来相传相授的心法，不敢有丝毫假借，随时曲意迁就。臣又因此有更深的感慨。所谓义利双行，仍然知道义是对的、利是错的；所谓王霸并用，仍然知道王道是对的、霸道是错的。近来却有人以无善无恶为宗旨，把义利、王霸一概扫除，漂游在没有什么可以判定是非的境地。有人出来诘难他们，他们还说：“无声无臭、何思何虑，本来就是圣门深奥的真谛。”他们却不知道，善是本性的实体，本来就不落在声臭之中，怎么能把它同声臭一类看待？它本来就不落在思虑之中，怎么能把它同思虑一类看待？何况还把善同恶等同，最后一概归于无呢？把它们同等看作无，也就是把一切无化为混沌。于是老子、佛教的空虚，乡愿的似是而非，以及无所顾忌的小人，都在其中找到渊薮和藏身之处。起初看起来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存在，最终弊端却发展到没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存在；起初把善一概看成恶，最终竟把恶看成善。因此，无善无恶的说法，表面上圆融巧妙，仿佛超越了正心诚意。至于它酿成毒害的深重、遗留祸患的长远，反而超过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更加令人恐惧。朱熹又曾答门人吕祖谦说：“孟子一生耗尽心力，只破除了‘枉尺直寻’四个字。今天的诸位贤者苦心劳力，却只成就了‘枉尺直寻’四个字。”臣也说：孟子一生耗尽心力，只破除了“无善无恶”四个字；今天的讲学家苦心劳力，却只成就了“无善无恶”四个字。学问贵在治理根本，治理的要领在于返回正道；如果“正心诚意”四个字不落实，“无善无恶”四个字就不会停止；如果“无善无恶”四个字不停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难以实现。臣对此感到恐惧，不顾自己的固陋，间或辑录朱熹的奏议以及他的书信中论及治道的文字，汇集编次成册，冒昧命名为《惟此四字编》，向下效法芹草之微薄心意，向上恭请皇上阅览。伏望圣明，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时，严格自我警戒不要自欺；在忿■忄〈士冖田疋，上中中下〉〉、恐惧、喜好、安乐、忧患等情绪发生之际，能够有所思考，建立正心诚意的准则，使做臣子的只用这四个字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只用这四个字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只用这四个字来侍奉兄长，不要让邪说和横议得以充塞心中。臣虽愚昧却幸甚，天下万世也幸甚。《小辨斋偶存》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小辨斋偶存》卷三 （明）顾允成撰 札记

译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到了这个阶段，才算收拾好自己的躯壳；又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到了这个阶段，才算收拾好自己的心。如今一开口就谈自然，耳朵就任凭它听，眼睛就任凭它看，心就任凭它想要，这难道不会误事吗？春秋时期，世道衰败、道义微弱，世人所谓的喜悦、所谓的快乐、所谓的君子，大多都把势力和利益看得最重要。所以《学而》章中三次说到“不亦……”，不就是在唤醒人心吗？如果说我的本性中本来就有真正的喜悦、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君子，最初并不借助外物，大概就是孟子所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的意思，只是言辞含蓄不露，最值得玩味。子路是极其真诚的人，但也有仿佛欺骗的地方，例如让门人做臣下之类；他是极其勇敢的人，但也有仿佛胆怯的地方，例如请求祈祷之类；他是极其粗疏的人，但也有仿佛细密的地方，例如询问鬼神之事之类。一定要在他仿佛欺骗的地方看出他的真诚，在他仿佛胆怯的地方看出他的勇敢，在他仿佛细密的地方看出他的粗疏，这才行。子贡想取消告朔时供奉的饩羊，孔子说：“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那套礼。”这说明圣人把万世看作一个整体。仲弓问：“怎样知道贤能的人并举荐他们呢？”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别人会舍弃他们吗？”这说明圣人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同木石居住，同鹿猪游玩，呈现的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以前的气象。《大学》说：“小人独处时做坏事，没有什么不做的；见到君子以后，才羞惭地掩盖自己的坏事而显露自己的好事。”这是一个胆小的小人。《中庸》说：“小人的中庸，就是小人而无所顾忌。”这是一个胆大的小人。大概“时中”的局面宽松，容得下假借；“独知”的界限严格，容不得假借。因此求学的人急需在暗处牢牢守住界限，还不能在显然可见之处铺张局面。齐国那个有一妻一妾、住在房子里的男人，是一个富贵的乞丐；一箪饭、一豆羹，得到它就活，得不到就死，是一个贫贱的乞丐。然而贫贱的乞丐却不接受、不屑于接受，仍有廉耻，厌恶满足于施舍，显得洋洋自得；富贵的乞丐反而没有廉耻。须知在得意满足的境地，正是跌入坑坎的时候，许多人就在这里断送自己，不可不猛然警醒。何燕泉所著《余冬集》，目录中最称博闻多识；可是外篇三十一卷中有一段说：“濂溪《太极图说》写道：‘无极而太极。’朱子与陆象山往来的书信，费了许多言语。洪景卢所作《国史》中的濂溪传，却说‘自无极而为太极’，添上了‘自’字和‘为’字，使朱子在辩论之间更费力。现在考察朱子答陆子的信末说：‘近来看到《国史》所载濂溪传，竟说“自无极而为太极”。如果濂溪原书确实有“自”“为”两个字，那么确实如老兄所说，我不敢辩论了。’然而正因为洪景卢添了这两个字，反而使原本没有这两个字的含义更加清楚。试想，朱子并不是没有看到《国史》的记载，只是燕泉没有看到朱子、陆象山往来辩论的详细内容罢了。玩味《肃肃兎罝》诗，可以认识戒慎恐惧的气象；玩味《采采芣苢》诗，可以认识浴沂风咏的气象。有人问：“仪封人、晨门、荷蒉、楚狂、长沮、桀溺、丈人这些隐士，谁最了解孔子？”回答说：“仪封人最高，荷蒉其次，晨门最低，其余的人没有什么可分高下的。”有人说：“仪封人确实卓越，晨门说‘知道不可为而去做’，似乎最能理解圣人的心事，却把他列为最低，为什么？”回答说：“圣人的心肠极其热切，看天下没有不可做的时节，也没有不可教化的人，是真心希望事情可以做成、人才可以教化而去做，并不是明知不可为而去做。” 孔子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但说到他自处的态度时，又说：“天下有道，我孔丘就不参与改变它。”这恰好像是天下无道时反而要出来做事。看这类话，既要认识圣人平和之处，又要认识圣人苦心之处。他曾说：“宁武子，国家有道时就聪明，国家无道时就装傻。他的聪明可以赶得上，他的装傻却无人能赶得上。”唉！圣人大概是想做宁武子那样的装傻，却没有机会做到。王少湖先生对高存之说：“凡是要等到文王出现才奋发的人，便只是普通百姓；必须做到一家人非难你、一国人非难你、天下人都非难你，却不加理会，不要变得懦弱。”又说：“居住乡里不要做乡愿，做官不要做鄙夫。”潮阳萧自麓对存之说：“您应当暗中涵养几年，不可过早显露。前辈都是背地里用一番坚苦功夫，所以才能有所成就。”存之又说：“新会的陆古樵，清苦淡泊而沉默，整天静坐，有时闭门一个月。给他钱他就推辞，给他衣服，天冷时他接受，天气暖了就归还，井然有序而不苟且。问他的学问，他说：‘主静。’又说：‘只要树立根本，一天有一天的力量，一个月有一个月的力量；务必使静中有定力，让我能够控制事情，不要让事情控制我。’这些话都是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 王塘南先生有儒者的气象，李见罗先生有儒者的气魄。“逆诈亿不信”五个字，深入人的要害，是所谓的杀机。我曾经作出两种解释，用来鞭策自己：一种解释是，猜测、预料他人有欺诈而不信任，结果正好符合事实，因为自己的心肠也和那个人一样；另一种解释是，猜测、预料他人有欺诈而不信任，结果并不符合事实，因为那个人的心肠比自己好得多。把这两种情况反复检验，觉得其中确实有可以用力之处。父母不爱我，这对我有什么关系？父母和子女还可以分成两个人来看；如今人们常常自暴自弃，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我不爱自己，这对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就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已经苦口婆心地在他头顶上扎针，他却仍然麻木，不知痛痒，不肯发愤自伤，像舜那样向上天号泣；为什么他的肝胆竟像相隔楚越一样冷漠无动于衷呢？如果不能做到即使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便能取得天下，也不去做；如果不能做到即使终身隐居、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那么这样的心肠凭什么能够进入道呢？高存之说：“这个道理确实简易，但却同世人所说的简易不同。乾的简易在于刚健，坤的简易在于柔顺。也就是说，凭借刚健柔顺而达到简易，并不是因为追求简易就废弃功夫。如果只求简易方便，就会走入异端。”又说：“程先生常常喜欢让人静坐，朱先生常常教人读书，这个意思真是奇妙。”

译黄山谷的诗说：“朝市和山林都有牵累。”陈白沙的诗说：“朝市和山林都有事情。”山谷又说：“古人冷淡，今人讥笑。”白沙又说：“今人在闲处，古人却忙碌。”我曾反复吟咏这四句话，从中得到很多意味。《尚书》说：“人心惟危。”王少湖说：“‘危’这个字，是一盏常明灯；一刻不感到危险，就会堕落。”这句话极其值得玩味。周子《太极图说》中“动而生阳”四句，解说的人认为阴阳的动静有什么先后等待呢？我起初也对此感到疑惑。仔细体察推究，才知道这是周子心灵贯通造化的地方。试想婴儿在母腹中，原本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其中动而静、静而动的变化，不知有多少次，之后才形成男女性别。推想太极孕育天地的情形，也一定是这样。周子的话，不可以轻易推测衡量。李延平先生说：“读书不加标点，反而看得更好；这本身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的气象。如今最大的弊病，就是不读书，只知道加标点罢了。” 从前程子问谢显道：“近来怎样用心？”谢显道回答：“只是用‘何思何虑’这一句。”程子说：“有这个道理，只是领会得太早了。”有人问周恭叔：“这样放开自己怎么样？”（祁宽记录和靖的说法：恭叔自太学早年登科，不到三十岁时，见伊川持身严谨刻苦，独坐一室，从未窥视窗外。他小时候议定娶母亲家族的女子，登科后那女子双目失明，于是仍娶了她，爱护超过常人。伊川说：“我程颐不到三十岁时，也做不到这件事。”然而他进步锐利，退步也快，伊川常常为他叹惜。他曾在酒席上对某人有意，后来秘密告诉别人说：“不要让尹彦明知道。”又说：“知道了又有什么妨碍？这并不损害义理。”）谢显道说：“他不是能够真正摆脱，只是因为站立不住，便放任自己。”明道门下所说的“摆脱得开”，就是让自己的过错被他感化。谢显道的意思就是程子的意思。这是两种层层深入的药方，切中了近世喜欢谈自然之人的要害病症，应当各抄一份，放在座位旁边。康节先生精通数学，伊川先生与他同住一个里巷三十多年，却从未用一个字向他问及数学；这才是真正朴实地向内下功夫的人。朱子曾说：“孟子一生耗尽心力，只破除了‘枉尺直寻’四个字。今天的讲学家，只成就了‘枉尺直寻’四个字。”我也说：“孟子一生耗尽心力，只破除了‘无善无恶’四个字。今天的讲学家，只成就了‘无善无恶’四个字。”有人问：“‘无善无恶’四个字和‘枉尺直寻’四个字，哪一种危害更大？”回答说：“说‘直寻’，还知道直是对的；说‘枉尺’，还知道枉是错的。”又问：“说‘无善无恶’，就把一切都抹掉了，无法追问责难。”然而“枉尺直寻”，普通人尚且以为可耻；“无善无恶”，贤者智者反而把它看得高明。因此明道先生说：“从前迷惑人的，是利用人的卑下昏暗；如今迷惑人的，是利用人的高明。”又说：“人的才智越高，陷溺就越深。”唉，这正是孔子、孟子所畏惧的。孔子对沮溺说：“鸟兽不能同我为群，我不和这些人同类又和谁同类呢？”孟子说：“如果完全实行陈仲子的操守，那就只有变成蚯蚓才可以了。”说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但孔子说得非常恳切悲悯，孟子说得似乎锋利。记载《论语》的人在这里写下“怃然”两个字，真是传神之笔。世上追求富贵、利禄、显达的人，不必说了；沮溺这一类人，仍然不失为贤者。连避开世俗的孔子尚且对此叹息而不满足。却有一些号称君子的人，已经在朝廷立身做官，对于天下的治乱却完全不放在心上；有人批评他们，他们还卑鄙地说：“把自己能做的做好罢了。”于是那些实行义、通达道的人，反而说出隐居求志的话，冒充周游天下的形迹，却怀有“谁和我一起改变天下”的心。所谓“把自己能做的做好”，本来就是这样吗？这又是得罪沮溺的人。孔子把一贯之道传授给曾子，曾子果然把它传给子思，又传给孟子。杨龟山拜见程明道后回来，程明道目送他说：“我们的道统向南方传去了。”杨龟山果然把它传给罗豫章，罗豫章传给李延平，到了朱子手中，日益光大。这才是承受天命、为一世所重的见识和眼光。杨龟山先生对毛富阳说：“像张孝伯这样的士人，真可以说是淡泊于进取。”于是谈到张孝伯，说：“他是个愿厚的人，但始终没有让他处于适当的位置。以这个人的天资来说，确实很好，可惜学习太少。”问：“张孝伯是乐正子一类的人吗？”回答说：“不是。张孝伯自己没有进取作为、抚治理世的意愿；如果乐正子将要在鲁国执政，孟子听说后会为他高兴得睡不着。孟子不只是高兴，大概还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像张孝伯这样，恐怕不足以承受人们的期望，只是一个诚实厚道、值得称许的人罢了。”问：“愿厚的人同善人差别有这么大吗？”回答说：“善人在一个国家治理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难道这是愿厚之人的作为吗？”又问九德。回答说：“愿而恭，大概愿厚必须用恭敬来辅助，才能成就德行。”问：“可是愿厚的人本来就应当恭谨，为什么说要相互辅助呢？”回答说：“愿厚的人只是愿意做个好人罢了，像孟子所说的向君主责难，愿厚的人做不到；向君主责难，愿厚的人只会表面恭敬罢了。”我按语说：三代以后，只是一批乡愿之人，名利一并收取，处处占便宜享受；虽然没有亲手犯下弑君弑父的罪行，但自私自利实在太重，实际上已经埋下了弑君弑父的种子。仲尼厌恶乡愿，正同他作《春秋》的用意相同。孟子喜欢辩论，《孟子》中陈章提出的两个要点，确实对万世有大功。有人说，荆公晚年的诗多有讥讽神宗之意，几乎都可以说成诽谤宗庙。杨龟山说：“君子做事，只遵循一个道理；难道荆公的门徒给人的诗文作笺注，把人陷入诽谤宗庙的罪名，我们这些人也要照他们这样做吗？这样只是互相把持，正理在哪里？例如元祐臣僚的章疏议论政事，如今竟把它们说成诽谤，这个道理尤其不对。假使君子得志，就应当把是非处理清楚；如今反而说他们也曾诽谤，不仅是在效法错误，还使元祐的贤人更加无法摆脱罪名，这能成就什么事情呢？”这样的议论，真有天地间正大光明的气象。龟山常问林志宁：“‘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是这样吗？”回答说：“是。”龟山说：“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杀人放火呢？”林志宁无言以对。这也是对近来谈论“无善无恶”的一种判案。

译韩持国说：道没有真假。程伯子说：既然没有真，那就是假；既然没有假，那就是真。真假都没有，还有什么呢？这最能看透“无善无恶”的根本病症。李见翁说：既然无善无恶同等，那么行善作恶也同等。这最能看透“无善无恶”的末流病症。根本病症只是一个“空”字，末流病症只是一个“混”字。所以起初看起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存在，最终便没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存在；起初把善同恶等同，最终便把恶混同于善。推究它的宗旨，简直是把孟子的性善说抬到更高处；但它的弊端发展到极点，反而比荀卿的性恶说更严重。它所谓的至善，竟成了它所以成为至恶的原因。朱子说：“天下学术的弊病，只有两个端头：江西的顿悟，永嘉的事功。如果不竭力辨明，这个道理就没有办法彰明。‘顿悟’两个字，就是进入‘空’字的门径；‘事功’两个字，就是走向‘混’字的出口。太史公说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之道更加深远。我也说，顿悟、事功都源于无善无恶的意思，而无善无恶的弊害更加深远。” 周子说无极而太极。朱子解释说：“上天运行的载体，无声无臭，却实际上是造化的枢纽、万物品类的根基。因此说无极而太极，并不是在太极之外又另有一个无极。这个说法精妙极了。”可是象山陆子专门驳斥“无极”二字，近来讲说的人又专门抬高“无极”二字，却把“太极”放在一边，不知道这同周子的本意究竟如何。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致力于民众应尽的义务，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这就是防止走入顿悟一门。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付出艰难努力，后来才获得成果。”这就是防止走入功利一门。庄子说孔子见过老子，回来后赞叹说：“像龙一样。”然而以德报怨，实际上是《道德经》“为无为”一章中的话，而孔子不采用这种说法，那么庄子诬说孔子就可知了。张南轩给朱子写信说：“郑自明直言进谏，也不容易容纳接受。他的直率固然是可喜的事情，但还没有采用他的话，自明已经两次迁官了。进言的人也必须更加审慎顾虑。”又答吕东莱说：“所谓言辞声气，务必使它平和；但对实质所在不可曲意回护。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近来看到相识的人中有喜欢发表调护、审慎周全的言论的人，退下来观察他们，实际上是畏缩怯弱，却说是忧国，恐怕只是为了自身罢了。固然直冲上前、轻率发言确实不对；然而对于应当如此的事情却不如此，又另造说法，恐怕最终免不了成为奸邪罢了。这两种议论，往往有人陷入其中而自己还没有察觉，特意把它指出来。《易》离九三说：“太阳西斜时的离卦，如果不敲着瓦缶唱歌，就会发出年老体衰的叹息，凶。”唱歌，是说以活着为乐；叹息，是说为活着忧愁。意思是人的忧乐，只在躯壳上产生念头，不这样便那样。却不知道人活在世上，如同太阳西斜时的离卦，能有多少时日？为什么要依靠这种处境去寻求忧乐和凶险的道路呢？所以圣人说：“发愤时忘记吃饭，以快乐忘记忧愁，不知道老年将要到来。”这才是真正懂得忧乐的人。朱子曾问李延平：“‘我想不说话’，明道、龟山都说这句话是孔子对门人说的。我恐怕这句话是从圣人前后际会断续、语言无从着落的地方，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并不是专门对门人说的。”子贡听到这话却没有明白，所以提出疑问。后来他自己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语，却不能听闻。”这才契合了其中的旨趣。颜回、曾子则不用等到提出疑问；至于子贡以下的人，又不知道疑惑在哪里。李延平回答说：“这一段说得很好，但说是从圣人前后际会断续、语言无从着落的地方不知不觉流出来的，恐怕不必这样说。只要玩味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几句话，便可看出意味深长，那么‘予欲无言’的归旨也就知道了。”由此看来，朱子很会谈禅；得到李延平一点拨，便肯毅然割舍，这不是大勇之人做不到。读《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和李延平《答问录》，虽然文章的文质、大小各不相同，却同是一团元气；其中酝酿出程子、朱子，并不是容易的事。近来吴康斋对于胡敬斋，也是如此；陈白沙也同样如此。朱子把尧舜把君位传给贤者解释为穷尽天理、尽性而达到天命，说得非常切实。这便使人知道下学而上达的意义：向上不从玄妙的门径寻找入口，向下也不从权宜方便的门径寻找出口。朱子平心而论，眼光宏大，确实很难有人赶得上。他最尊敬信奉明道先生，然而《定性书》《识仁说》却没有拿来同《太极图说》《西铭》一样表章，这就是裁成辅相的手段。陈龙川给宋孝宗上书说：“当今世上的儒士，自以为得到正心诚意之学的人，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整个世代都安于君父的仇恨，而他们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不知道什么才叫性命。陛下接见他们却不任用他们办事，臣因此佩服陛下的仁德。”这显然是在指斥朱子所谓“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的话。等到他议论孟子时，却说：“周道衰微，王者的恩泽枯竭，利害关系兴起而人心动摇，计较从内心产生，思虑在外面经营。开始只是打算求得便利安逸，最后却发展到争夺诛杀，毒害流遍四海而不能停止。孟子生在这个时代，怜悯天下到了这种极点，认为这种流弊难以完全挽救；只有人心一旦端正，各自遵循根本，天下就会安定。何况形势已经走到尽头、将要变化，顺势使它通达，岂不是反掌般容易？孟子知道这个道理见效很快，而当时的君主却认为这是迂腐，因此我知道并不是这条道难以实行，而是人心难以端正。”同一个人的嘴里，为什么前后像有两条舌头？他议论孟子时，说的是百姓共同秉持的常性；而他告诉孝宗时，说的却是用诡诈手段求取禽兽般功名的机智。我起初认为龙川的见识还不纯，但也是个磊落不羁的人。现在看他的议论反复竟然如此，那么说他磊落不羁，恐怕很难这样称许龙川了。” 曾子所说“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过失了”，意思是：人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一口气就要战战兢兢；这一口气就要像面对深渊、如同走在薄冰上，更不能放松手，也不能歇下脚。这就是“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死才停止”的意义。旧说解释为“免于毁伤”，语意显得相当缓和。

译有人对王龙溪说：“阳明夫子曾把好名、好货、好色称为三大欲望，反观内心，觉得贪货好色的欲望还容易看破；把名声当作欲望，它的苗头极其细微，而危害更大。一切假借名义、包藏祸心，以及种种欺骗蒙蔽，没有不是从好名这个根源产生的。他的话似乎有道理；然而依我所见，世上那些谈论自己不好名的人，往往堕入贪货好色的关口。这样看来，‘好名’二字正是好货、好色的引子。我还不知道这三者的危害究竟孰大孰小，也不知道哪一个更难、哪一个更容易看破。” 冯道说：“我三次入朝为相，每次都不如前一次；这一点从我提拔任用亲故所知的人便可看出：第一次入相，能够任用他们到丞郎；第二次入相，能够任用到遗补；第三次入相，不过只能任用到州县官。这说明宰辅的权力日益减轻了。”有位客人举这件事对我说：“宰辅的权力不过如此，冯道尚且反复变色、丧失节操，历事四朝、侍奉十位君主，还割舍不下。假如宰辅权力很重，那又会怎样呢？”我因此为之连连叹息。《读书镜》说：汉高祖没有杀秦子婴，史书称赞他宽仁大度，但终究还是有显露本相的地方。项氏灭亡后，项伯以下的人都赐姓刘；又命令原来项籍的臣属称项籍为名籍，郑君曾任项籍的将领，归附汉朝后却不奉诏，于是下诏把所有称名籍的人都授为大夫，却驱逐郑君，这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我太祖在元主去世、消息传来时，群臣都来道贺，便对侍御史刘炳说：‘你本是元朝的臣子，今天这个捷报，你不应当道贺。’于是命礼部张榜宣布：凡北方捷报传来，曾经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许称贺。我太祖曾亲自祭祀历代帝王庙，到了汉高祖像前说：‘我和您都是以平民身份起兵而取得天下，您真是个好汉子。’命令再给汉高祖加一个爵位。议论的人认为汉高祖和太祖大略相似；我请不论其他事情，只把前面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汉高祖哪里比得上我太祖呢？这样看来，我朝的太平运势，终究不可估量啊。孟子说：世道衰败、正道微弱时，邪说和暴行便会兴起。暴行的兴起，往往始于邪说。所谓粉饰诗书、文饰奸邪言论，凡是关心世道人心的人，都不能有丝毫放过。过去杨龟山任国子祭酒时，上疏说：蔡京以继承神宗皇帝的事业为名，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尊王安石，给他加上王爵，让他配享孔子庙庭。然而造成今日祸患的根源，实际上是王安石给它开了头。我谨按：王安石过去创立邪说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数也数不清，姑且举一两件事说明。过去神宗皇帝称赞汉文帝，停止修建露台的费用，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自己，也不算过分。’尧舜住茅屋、登土阶，称赞禹说他在家中能够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财物，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以三公身份兼领应奉司，号称‘享上’，实际上正是王安石供奉自己的说法为他作了倡导。他解释《鳬鹥》的末章，说：‘用道来守成的人，可以役使众人，安泰却不骄傲；可以主宰万物，耗费却不奢侈。’按此章本来只是说，能够守住盈满，就能使神祇和祖先安乐而不再有后患；王安石却独自作了这样的解释。后来蔡京一伙争相以奢侈僭越互相夸耀，轻率耗费、任意挥霍，穷尽淫靡奢侈之能事，实在是王安石这套说法起了倡导作用。这种危害难道还不严重吗？请求纠正他的学术谬误，追夺他的王爵，明令诏告中外，毁去他配享孔子庙庭的塑像。康侯作《龟山志铭》，详细记载了这番话。五峰怀疑这样写过于迂阔，康侯说：‘这正是取出王氏心肝的刽子手手段，怎么可以不写？写出来，王氏的心肝就悬挂在肉案上，人人都看得见，而那些偏邪、淫靡、邪妄、遁辞也全都被揭破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毛骨悚然。唉！如今天下偏邪、淫靡、邪妄、遁辞并不少，哪里能得到像杨先生、胡先生这样的人，把它们的心肝悬挂在肉案上呢！” ‘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这句话正和‘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的意思相同，本来都是一句朴实的话。近来谈论这句话的人，把‘朝闻’解释为‘知道生命的道理’，把‘夕死’解释为‘死后不朽’。道固然就是使人成为人的道理，听闻了道而死去，固然有不朽的道理；然而假使圣人说成‘早晨知道生的道理，晚上就不会死了’，便流于怪诞了。如果要说明这个道理，宁可另外用自己的意思发挥，也不能牵强圣人来迁就自己，使六经、孔子、孟子全都改头换面，造出同一种恶劣的模样来。王塘南《三益轩会语》说：‘心、意、知、物，都无善无恶，这句话很不稳妥。求学的人凭借这句话，就像服毒药一样，没有不被它害死的，可以说讲得非常深切明白了。’可是他在《白鹭洲会语》中又说：‘本性没有善，也没有不善，告子这句话并不是完全不对；但他把知觉运动认作本性，未免错了。若论我们人的性体，不只是没有不善，实际上是无所谓善。比如太空中疾风暴雨，本来并不常有；即使景星、庆云，也自然不会长久停留。如果说本性有善有不善，那就不是本性的本体了，似乎仍然背离了把知觉运动当作本性的说法。既然不能说无善无恶，那么仁义礼智之性怎么反而说成无善无恶呢？况且善本来就是太虚的本体，也就是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把景星、庆云当作善，与此相距何止千里！’ 有人说，未发之前不容许加以谈论，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观察的气象，很难用语言形容。宋儒谈论观看未发以前的气象，不能没有弊病。于是问道：‘这种境界，穆穆然、渊渊然，浑然是一团元气；深入体会它，有无限妙处。如果再吹毛求疵，就好像在说梦话了。’ 天地之气氤氲交合，万物化育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正因为有化醇、化生，才引出许多事情。所以佛教看破了这个关节，一开始就从断绝夫妇关系入手，正是要使生生不息的道路断绝，重新归于混沌罢了。我们儒家的道，从夫妇关系开始，发展到最高境界，就能明察天地；佛教的道，却从夫妇关系处斩断根基，发展到最高境界，便使天地归于混沌。自三代以后，成为中国财用祸害的，没有什么比佛教、老氏之学更严重的，也没有什么比黄河更严重的。一方面用有用的金属去涂饰无用的佛像，另一方面用有限的财物去填补无穷的深渊。这就是所谓的杀机。佛教想要使天地归于混沌，也是因为有所激愤才这样做。大概是看见自天地开始资养万物以来，彼此残害、互相侵凌，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才直要向咽喉处砍下这一刀。胡敬斋说：‘圣人有忧虑世道之心，没有愤恨世道之心。由此可知，佛教大概是愤恨世道而走过了头。’

译没有夫妇关系，是佛教的权宜之法；没有善恶分别，是佛教的根本之法。夫妇的根虽然断绝了，但善恶的根还没有断，毕竟天地之间仍有自行消长的事物。即使混沌，也只是暂时的事情。只有把善恶彻底抹杀，连消长的机关也一并断灭，才成为彻底的大混沌。季路问侍奉鬼神的事，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呢？’又问：‘冒昧请问死的道理。’孔子说：‘还不知道生的道理，怎么会知道死的道理？’游定夫问：‘阴阳变化不可测，就叫作神。’程子说：‘贤，你这是疑惑了；问这个问题，是专挑难处来问。’又有人问：‘有个学者整天听您讲学，忽然请问：“怎样才是穷究事物之理、尽性而达到天命？”’陆子说：‘我的朋友是在泛泛地问，而我却不是泛泛地回答。’这三种转语大略相似，但气象迥然不同，读者必须辨识出来。有人问：‘古人说子贡晚年德行进步，比如说孔子像日月一样的话，真的是把尊敬、信服孔子推到了极点吗？’罗近溪说：‘这恰恰是子贡到老还不信服孔子的地方。孔子一生的学问，只是求仁，只是实行忠恕，一时间已经把天下万世的道理全都贯通了。子贡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追恨夫子没有得到国家来施展抱负，这怎么能说是德行进步？如果真这样说，不但子贡不信孔子，若把“周公不梦，是因为我衰老了”“凤鸟不来”“黄河不出图”等话解释成“我已经衰微了”，连孔子也不相信自己了。哪里知道孔子一生的精神，只在于想得到国家来施行大道呢？所以他一处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便可以，三年就能有成效。”另一处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周朝在东方复兴吧？”假如孔子得到国家，诗、书本来可以删订，《周易》本来可以赞述，礼乐本来可以制定，《春秋》也可以不必写作，天下万世的事情便一齐完成了。只是没有得到国家，终究错过了这个机会，眼看着放过了许多乱臣贼子。因此他说：“我想把道理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上，不如把它落实在具体事情中，来得深切明白。”所以说孔子贤于尧舜，这个意思还应另作讨论。至于“得到国家”这三个字，正好点中了孔子的心事，不容轻率议论。’ 《中庸》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这里的“发”和“未发”，是就喜怒哀乐来说的。“道”这个东西，片刻也不能离开，为什么还要说发与未发呢？程子说：“寂静而不动，受到感应便能够贯通。”这话是就人的分际而言的。若论道本身，那么万物都具备它，不必再说有没有感应，这是最确当的。陆象山说：‘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觉得自己有惭愧的德行。成汤到了这里却生出一个疑问，这是成汤的过错。乍读起来像是警戒人的话，仔细参究却是危险的话。’ 有人问：‘陆象山先生关于“喻义喻利”的讲章，不过是敷衍程子所说的科举会夺去人的志向罢了。’可是朱夫子一处说：‘我不能说到这里。’一处说：‘切中了求学者隐微而深重的痼疾。’又一处说：‘把义利说得这样分明，说得很好。’为什么他对这篇文章推重赞赏、乐于称许到了这种地步呢？回答说：‘这是朱夫子接引象山最真切的地方。’因为象山平生所说的道理极其高妙，还说‘恶能够伤害心，善也能够伤害心’；他认为分别义利仍是第二层，所指出的病痛并不小。如今象山却把义利剖析得这样分明，所以朱子才竭力接引他。朱子又说：‘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有尊崇德性、讲求学问两件事，这是用力的要领。如今子静所说的，专在尊崇德性；而我在讲求学问方面用力较多。所以在那一派学者看来，我的操守还值得称道，但我看道理却全不仔细。’朱熹自己觉得，在义理上不至于胡乱说话，但在紧要事情上往往用力不够；现在应当反省自身、努力用功，去掉短处、集中长处，或许不至于堕入一边。语言繁多却不杂乱，可以说是良工苦心独运了。象山却说：‘朱元晦想去掉双方的短处，合并双方的长处，但我认为不可以。’ ‘既然连尊崇德性都不知道，哪里还会有所谓讲求学问呢？为什么要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呢？’ 胡敬斋说：‘三代以下的君主中，汉高祖的天资最高，可惜没有真正的儒者辅佐。如果得到真正的儒者辅佐，三代之治就可以恢复。那时秦法苛刻暴虐，不能沿袭战国旧法，也没有可以传授的治天下法度。如果有真正的儒者提出先王的法度，汉高祖一定肯依从。’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程子说：‘先有《关雎》《麟趾》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施行《周官》的法度。’汉高祖说分羹那句话，已经把这种根本斩断了；说他能够提出并实行先王法度，是错误的。杨龟山说：‘蔡邕说朱穆正直而孤高，有羔羊般的节操；看他在朝廷上发表的议论，也有足以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却接受梁冀的征召，为什么呢？’孟子说：‘考察近臣，要看他为谁做主；考察远臣，要看谁是他的主人。凭朱穆这样的贤能，却把梁冀当作主人，他哪里还称得上正直孤高呢？’然而蔡邕自己依附董卓，与依附梁冀没有两样，所以他不认为朱穆有过错。这番话最为正当切要。朱穆真可以说是‘进用贤者而不隐蔽，必定依照正道’的人；杨龟山接受蔡京的推荐，却把自己比作蔡邕，实在是大失伦类。大体说来，评论君子不可苛刻，评论小人却不可宽纵。孔子说：‘人的过错，各自表现在他的同类之中；考察他的过错，就能知道他的仁德。’又说：‘君子中有不仁的人，却没有小人中有仁的人。’一定要这样，才不会埋没君子，也不会放过小人，这才是万古不变的定论。只有大丈夫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先要端正自己。自己不端正，即使有言语，别人也不会相信。管仲临死时与齐桓公谈到竖刁，说：‘连自身都不爱惜的人，怎么能爱惜君主呢？’ 谈到易牙，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惜的人，怎么能爱惜君主呢？’

译谈到卫国公子开方，说：‘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惜的人，怎么能爱惜君主呢？’ 认为这种行为不合人情，不可亲近。齐桓公不能屏退他们，结果这三个人终于扰乱了齐国。管仲不爱公子纠却爱齐桓公，难怪他说的话不能取信于人。战国时期佛法尚未传入中国，但咸丘蒙所称引的话说：‘德行盛大的人，君主不能把他当作臣子，父亲不能把他当作儿子。’这与‘天上天下，惟吾独尊’八个字暗中相合。把意思说清以后，他轻视君主，却说‘君主不能把他当作臣子’；明白地遗弃亲人，却说‘父亲不能把他当作儿子’。他的境界直接凌驾于忠臣孝子之上，而流传出的祸害更超过乱臣贼子。告子谈论人性，意思也如此。他自己不实行仁义，却说仁义残害人性，这就是所谓率领天下人来祸害仁义。《易》说：‘确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确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确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仁义是天地人三才所凭借的根本；率领天下人祸害仁义，就是率领天下人祸害君主和父亲，这正是咸丘蒙这种说法的来源。率领天下人祸害仁义，就是率领天下人祸害天地，这正是‘惟吾独尊’这种说法的来源。杨氏主张‘我就是君主，不能把我当作臣子’，因此有一方面说是无君；墨氏主张兼爱，导致‘父亲不能把我当作儿子’，因此有一方面说是无父。武王说：‘我有治理天下的臣子十人。’金仁山说：‘注疏把“治乱”的“乱”解释为治理，诸书解释“乱”字也沿袭这种说法，这个错误已经很久了。按古文《尚书》：“德惟乿，否德乱乿。”古代的“治”字从爪、从纟、从乚，取用手整理丝线而使之有条理之意。“■〈乱，去乚〉”字加上乚便成为“乱”，与“乿”字相似。书写者把“■〈乱，去乚〉”当作治理，把加乚的字当作烦乱，与古文不合。现在应当加以订正。’这种说法也可以讲通；然而武王说‘我有乱臣’，关系很重大，大概是深深感慨自己不能游处于唐虞时代的揖让之治，而不得不步成汤之后，使用征伐。看他说：‘与成汤相比还可以显出光明，意思是说，与尧舜相比便有惭愧。’由此可知，‘我有乱臣’这句话，正与‘惟有惭德’同出一脉，不能强行解释字义而遮蔽武王的心事。老子说：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鉴。圣人却说：选择其中善的来跟从，看到其中不善的就改正自己。老子说：以德报答怨恨。圣人却说：用正直报答怨恨，用恩德报答恩德。老子说：知道我的人很少，所以我才显得尊贵。圣人却说：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因此恼怒。圣人是多么自然，老子却费了许多手脚。孔子说：‘周文王去世以后，礼乐文章难道不在我这里吗？’注说：‘道显著出来就叫作文，大概指礼乐制度。不说“道”而说“文”，也是谦逊的说法。’我认为未必如此。孔子正是因为谈到文王，于是把“文”这个字逐层传下来说。风吹过水面，自然形成波纹和文理；其中的妙处，如果说只是谦词，那么当时文王的谥号，难道是周朝臣子替文王谦逊地取的吗？曾子生病，孟敬子来问候。曾子说：‘这里加上一个“言”字，意味极其深长。大概当时他的病已经很危急，气息奄奄，但声音仍然响亮清楚，完全没有昏乱的样子，这正是曾子修养有所得力的地方。仅仅这个“言”字，就使后世读者仿佛看见当日的精神气象，记录者真可以说是善于描写了。孔子病重，子路请求为他祈祷。注说：“依礼，病重时要向五祀祈祷；这是臣子、弟子迫切至极的真情，起初并不是请示病人的。”这个礼，子路难道会不知道吗？他之所以请求祈祷，大概正是延续了孔子所问侍奉鬼神的意思。等到孔子问：“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有。”孔子也不和他争论有没有鬼神，只说：“我的祈祷已经很久了。”仅这一句话，既可见“我的祈祷不需要借助子路的祈祷”，又可见“子路的祈祷也不妨碍我的祈祷”；既没有失去自己平日一贯的本心，也没有辜负子路当时的诚意，多么浑融，多么含蓄！圣人的言语，真是天理人情的极致。宰我说：‘依我观察夫子，他远胜尧舜。’直到今天，夫子的庙果然遍布天下。《论语》说：‘颜渊、季路侍立。’颜渊比季路年少，记录者却把他列在前面，这是崇尚德行。直到今天，颜渊果然配享文庙；当时对他们的评定次序，竟成为万世的公案，仿佛早有契券相合。若不是太极在主持安排，怎么会连一丝一毫都不差呢？这样看来，所谓致中和、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必定是实在的道理和事实，不是空话。陶渊明诗说：‘死去以后还有什么可知道的？称心如意固然很好。虽说可以留下身后的名声，一生也终究枯槁。’又说：‘与其留下身后的名声，不如及时喝一杯酒。’他竭力消除名声的念头，但终究只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根本。至于说：‘树立善行本来就是我所欣悦的，谁还需要替你称誉？’才算是把问题说透了。凡人好名，只是喜欢别人称赞自己；可是他所需要的那个称赞自己的人不能长久存在，又到哪里去寻找称誉呢？这实在只好付之一笑。我看见罗先生评定经世四局，确实具备千古独到的眼光。但在尧舜、汤武、孔子之间，似乎不容插入一个管仲。那个人应当是文王吧？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事殷朝，他保存的是尧舜把君主当作君主的心意。文王得到弓矢的赏赐，获得专门征伐的权力，像征伐戡黎、遏密等行动一样，一怒而使天下安定；他所做的又是汤武拯救百姓的事情。这正好把揖让与征诛合为一局，却不显露其中的踪迹。人臣处在乱世，侍奉昏暗的君主，承担方伯、连帅的责任，局面本来就应当如此。所以文王的局面变成管仲，尧舜的局面变成子之、子哙，汤武的局面变成篡逆，孔子的局面变成假道学，实在是人心善恶的关隘，也是世道升降的分界。

译我继续读《书乐》而作《三乐吟》，举给高存之看，说：‘人生不过是家常茶饭，大体就是这样；只怕吃东西时只从脊背皮肤上经过，不肯从肚子里真正消化。’存之又教导说：‘这个意思怎样才能从肚子里消化呢？再说一句。’我说：‘肚子是自己的肚子，脊皮是自己的脊皮，自己的饥饱自己知道，叫别人怎么替你下判断？不过姑且说说看。程子说：“别人吃饭从脊皮上经过，我吃饭从肚子里进去。”我的话本来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两句话把古今学术和人心的界限剖析得极其分明。略作推演：《中庸》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味。’孟子说：‘饥饿的人吃什么都觉得甘美，口渴的人喝什么都觉得甘美。’这属于从脊皮上经过。《易》说：‘颐卦，守正则吉；观察养生之道，要自己求取食物。’孔子吃粗粮喝冷水，仍以其中为乐；颜子一箪饭一瓢饮，也不改变他的快乐；这属于从肚子里进去。齐国人满足于坟地间的祭食，妻妾却在内堂哭泣；这是从脊皮上经过。路上的人宁可不接受以呵斥方式给他的食物，乞丐也不屑接受踢到脚边的食物；这是从肚子里进去。谚语说：‘只要自己的肚子饱，哪里管别人肚子饿。’这是从脊皮上经过。禹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一样；这是从肚子里进去。还有一种既不从脊皮上经过，也不从肚子里进去，只在眉眼之间转动的，谢上蔡所说的就是这种人：面前摆着丰盛的饭菜，便在人前吃；吃粗饭菜羹，便坐到屋里去。还有一种人，遇到孔子、颜子，便说粗水淡饭；遇到何曾，便说每天吃万钱的饭。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与流俗同流合污，居处似乎忠信，行为似乎廉洁’。古今学术和人心的变化，大体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倭寇侵扰掠夺朝鲜，横行得很厉害，恰好钱起莘来拜访，谈到这件事，我对他说：‘这种事情，我们也必须设法料理一番。’起莘说：‘我已经无意于出仕救世了。’我说：‘不要这样说。且说我们考中了进士，却不承受进士的辛苦；做了百姓，却又不承受百姓的辛苦，这是谁的恩德？全靠我们圣天子的福运。再差一些，不过是吃饱穿暖，成为人类中的禽兽；再好一些，不过是咿咿唔唔地读书背诵，成为书籍中的蛀虫。既然有这样的学问，已经做了国家的臣子，就必须把国家的事情料理好。即使我不出仕，也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举出来，等待出仕的人采纳选择，这也不是没有报效国家的办法。’起莘点头赞同。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快乐的吗？程子说：‘把善推广给别人，得到信任并跟从的人很多，所以值得快乐。’这解释得大费力气。《易》说：‘两泽相丽，便是兑卦；君子由此与朋友讲习。’平平铺陈在那里，分明画出了一个‘乐’字。有人问：先儒说乡愿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好人，是这样吗？回答说：孔子把乡愿看作道德的贼，‘贼’这个字太厉害了。如果像先儒所说，一方面是宽恕了他，另一方面又是把他看轻了，恐怕还没有说尽。《中庸》说：‘如今说天，不过是许多明亮小点积聚而成。’这里的‘许多明亮小点’，正好点出万物不二的实体，和仙家所说的一粒灵丹相似，并不是指天的某一个局部。十天干以庚排列在己之后，庚就是变革。《易·革》的彖辞说：‘到了巳日才取得信任’，意思是要在变革以前先取得信任。象辞说：‘尚未占问便已经有了信任’，就是这个意思。《传》说，改变旧有事物时，人们不能立即相信，必须到了巳日以后才会相信。这正是商鞅一类人所说的‘百姓可以和他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一起谋划开始’，不是王道。涤净内心，隐藏深密；修饰言辞，树立诚信。（缺文） 《小辨斋偶存》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小辨斋偶存》第四卷。（明）顾允成撰写。○说义。否卦阐释。

译《易》说：‘否卦，不是人的正常状态；不利于君子守正，大的退去，小的到来。’彖辞说：‘否卦，不是人的正常状态；不利于君子守正，大的退去，小的到来。’这是说天地阴阳不相交合，万物不能通达；上下不相交往，天下就没有国家。阴气在内、阳气在外，柔弱在内、刚强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象辞说：‘天地不相交，就是否卦；君子因此节俭德行、躲避灾难，不可以把荣华利禄当作荣耀。’初六：拔起茅草，连根相连的一族也随之拔起；守正则吉利亨通。象辞说：‘拔茅而守正则吉’，因为心志在于君主。六二：包容承顺，小人这样做吉利，大人则处于否而仍能亨通。象辞说：‘大人处于否而亨通’，因为不被群小扰乱。六三：包藏羞耻。象辞说：‘包藏羞耻’，因为所处位置不当。九四：有天命就没有灾祸，同类可以共同得到福祉。象辞说：‘有天命就没有灾祸’，因为心志得以施行。九五：休止否运，大人吉利；‘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就像把根系系在丛生的桑树上。象辞说：‘大人的吉利’，因为位置正当。上九：倾覆否运，先是否塞，后来喜悦。象辞说：‘否运到了终点就会倾覆’，怎么能够长久呢？泰卦盛大时，有人竟能凭力量反转而成为否卦，这绝不是浅薄的小人。他起初大概也会明目张胆、呼朋引类，俨然以忠君爱国自负，真像和君子同心同德一样，所以说：‘拔茅而守正则吉，心志在于君主。’ 因为他还出于正道，所以说是吉利亨通。到了后来，任用他稍久，他便表面深情厚貌，暗中巧妙窥伺君子。这时，对小人来说尚且还有所忌惮；这虽是小人的吉利，对君子却不能不受到沾染，已经成为大人的否塞。能够在吉利之中看出否塞的苗头，不被群小扰乱，才是亨通之道。所以说：‘大人处于否而亨通，不被群类扰乱。’假如倚仗自己的吉利而忘记了否塞，被群小扰乱，他便得意志满，丑态全部暴露；这就是所谓没有仁德却处在高位，把自己的恶散播给众人。所以说：‘包藏羞耻，因为位置不当。’小人发展到包藏羞耻的地步，否卦已经形成了。君子知道人的力量难以施展，可以等待天命，于是率领同类，离开福禄，等待天下清明；这就是独自行使自己的志向。所以说：‘有天命就没有灾祸，心志得以施行。’然而天与人的道理本来相通，如今若把志向和天命分成两回事，只能算作人的高尚，不能算作大人的事业。若是大人坚定地做到致中和、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就应当设法用自己的志向转回天命，休养生息，培植气化；这样，即使正当大往之日，也能默默种下大来之根。所以说：‘休止否运，大人吉利；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根系系在丛生的桑树上。’ 只有大人处在这样的时节，才有这种作用，这就是所谓位置正当。又有另一类人，看见天下处于否塞，不能休养生息，反而过度激愤，起而倾覆它；扫除郁塞，重新开辟乾坤。开始时似乎违逆，最终却归于顺利。所以说：‘倾覆否运，先是否塞，后来喜悦。’这里“倾否”的“否”字，是指时势而言；“先否后喜”的“否”字，是指倾覆否运的人而言。象辞说：‘否运到了终点就会倾覆，怎么能够长久呢？’意思是说，不可以把这种做法当作规范。究竟还是输给了“休否”这一着。“否”卦初六，还是君子的世界，所以说吉；六二，是君子和小人相持的世界，所以既说吉又说否；六三，完全是小人的世界，所以说羞。小人不得志，从小人自身看，也可以算吉，不只是君子的亨通；小人得志，从小人自身看，也可以说羞，不只是君子的否塞。既然这样，君子本来应当使否转为亨，小人又何必乐于舍弃吉利而取得羞耻呢？九四的“同类离去福祉”，是在否运中实行否卦之志，是安于天命的人。伯夷、太公躲避纣王，长沮、桀溺并耕，就是这种情形。上九的“倾否”，是在否运中实行倾覆否运的事业，是革新天命的人。成汤放逐桀、武王征伐纣，孟子想以王道统一天下，就是这种情形。九五的“休否”，是在否运中实行泰卦之道，是创造天命的人。文王服事殷朝，孔子尊崇周朝，就是这种情形。大概九四刚而没有达到极点，上九刚而超过中道，九五刚而得中。所以九五说“大人”，九四和上九却不说。可是九四说“同类”，上九为什么不说呢？九四守常较容易，还可以用同类来限定；上九通达变化较难，不能用同类来限定。上九既然不能用同类来限定，又为什么不说“大”呢？大道之大，就在于处在不难不易之间，也就是所谓中庸之道并不容易做到。上九独自处在困难之中，因此不能称为“大”。九四的“同类离去福祉”，就是大象所说的“节俭德行、躲避灾难，不可以把荣禄当作荣耀”。爻辞和象辞把“休否”称为“大人”，而大象却特别提出九四，为什么？因为“大人”的事业不容易达到；如果把养成祸乱托付给“休否”，祸害会更加扩大。所以天下有道，我不参与改变它。圣人救济世道的苦心，是有道时出来做事，无道时退隐；这是君子守身的常法，也是求学者应当深思体会的。齐景公有马一章。

译人活着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活着，死去也不是漫无目的地死去，其中必定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前辈说：‘活着时有一样东西带不来，但这东西原本就是自己带来的；死时有一样东西带不走，但这东西却必须完整地还给它。’说得实在好！人如果不在这里确定方向，睁大眼睛、站稳脚跟，哪里会有出头的日子？看看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可以称道他的德行，他也只能和四千匹马的骨头一起腐朽。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连首阳山的声望也提高了许多。一种人活着时十分热闹，死后却十分冷清；另一种人活着时十分冷清，死后却十分热闹。仔细想想，人活着的时间少，死后的时间多。齐景公终究是热闹的时间少、冷清的时间多；伯夷、叔齐终究是冷清的时间少、热闹的时间多。君子不会用一时的生换取万世的生，任凭活着的齐景公千千万万、摩肩接踵，也不愿把死后的伯夷、叔齐换给他。这样反复考察，生死的道路确实清楚了。只是因为人心危险，道心微妙。齐景公的富贵，明明是一条死路，他却反而认作生路；伯夷、叔齐的贫困，明明是一条生路，他们却反而认作死路。甘愿吃饱而死，也不肯挨饿而生，颠倒迷惑，实在令人奇怪。再来参究这段文字，不过三十二个字，却意味层层叠出，曲折动人。齐景公凭四千匹马成为显贵，却不能把声誉延续到当时；伯夷、叔齐只是首阳山下挨饿的人，却能把芳名流传到后代。这说明普通男女的口碑，果然不是权力可以争夺的。这是一层意思。齐景公没有德行可供称颂，死了就是死了；伯夷、叔齐直到今天仍受称颂，他们的精神往来，直可与日月争光，凛然如生，不能说他们已经死了。这是又一层意思。小孩子玩弄影子，不知道自己反被影子戏弄；疯狗追逐土块，不知道其实是土块在驱使它。齐景公有四千匹马，却不知道这四千匹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齐景公；他一生任凭马奔驰驱使，却不能使它们停止，到头来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点真正的享受，完全比不上伯夷、叔齐独自睡、独自醒、独自说话，独自睡、独自醒、独自歌唱，独自睡、独自醒、独自住宿的无限安闲自在。这是又一层意思。权势利益的毒害深入人的膏肓，到了这种地步，臣就不认识君，弟就不认识父，兄就不认识弟。齐景公庆幸庄公被弑，趁机从中取利，因此经历了多少惊恐；伯夷、叔齐把国家抛弃得像丢鞋一样，携手逃走，在首阳山下，清风明月，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果真舍得挨这一顿饿，哪里去不得首阳山呢？这是一层意思。论伯夷、叔齐活着的时候，不但没有人能和齐景公相比，即使是那四千匹马，依靠齐景公而享有权势的人，触犯它们的饲草也要受罚，踢它们也要受罚；狐假虎威，伯夷、叔齐也只好让出一头地。等到他们死后，齐景公反而因为有马而显得轻，伯夷、叔齐反而因为没有马而显得贵重。这是一层意思。死，是人不能避免的；齐景公白白做了齐景公，伯夷、叔齐却终于做成了伯夷、叔齐。这是一层意思。名声超过实际，是君子所羞耻的；后世不称颂，是君子所忧惧的。有些人借口说这是君子所羞耻，甘愿走上君子所忧惧的道路，流传下来的祸害就更加严重。圣人一处说‘百姓没有德行可以称颂齐景公’，一处说‘百姓直到今天仍称颂伯夷、叔齐’，抹去了好名的嫌疑，广泛激励人们走向行善之路。这是一层意思。君子安于所处位置一章。人生来就有身体，身体所处的地方就是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本来平平淡淡、干干净净，这是婴儿落地时的本色，也正是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真实践履。所谓每个人自有一方天地，这就是我的本分。只是自从形体形成、精神发动以后，外物的诱惑越来越多，知识见闻一天天增加，便逐渐嫌弃本色的平淡，转而在外表上粉饰装点，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认识了，便无处安顿。人只有一个身体，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认识、无处安顿，却整天在喧闹场所涂眉画脸，另换一副面目，混来混去，难道不可惜吗？所谓君子，只是安于自己的位置去行动，不向外物希求罢了。内在没有减少一点，进入什么处境不能自得？外在没有增加一点，又凭什么怨天尤人？从小人的眼光看，君子安于本位、不向外求，见到贫贱不推辞，身处夷狄不推辞，遭遇患难不推辞，处在下位也不推辞，仿佛是在做一道难题；自己却只图富贵，只图居于上位，仿佛是在做一道容易题。不知道难易不应到外面寻找，只应在内心寻找。如果是我去处在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等处境中，就容易；要让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等处境来安排我，却很难。所以君子处在平易的境地等待天命，正是把难题做成容易题；小人行走在险境而求取侥幸，却是把容易题做成难题。这就是认识自己和不认识自己的分别。孔子说：‘射箭很像君子；如果没有射中正鹄，就回头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这正是安于本位而行动、不向外求的印证。身体只有一个；所谓反，就是反省这个身体；所谓正，就是端正这个身体；所谓得，就是使这个身体有所获得。然而若论修养次第，必须先反省，然后端正，端正以后才有所得；其中的浅深、生熟，也必须加以辨别。如果不下反省自身、端正自己的功夫，突然谈论自得的境界，那就是假托安于本位，实际上仍在希求外物，是藏身的巢穴。实在不能不慎重。颜渊问仁一章。

译周子说：阐发圣人深奥的道理，教导万世而没有穷尽的，是颜子。要了解这一章，应当请问其中的条目，这正是阐发圣人深意的地方。因为“克己复礼”原本是一句总纲领的话。有一类人认为既然掌握了道的纲领，具体条目就不必再费心推究，这是沉溺空寂、守着寂静的门户。有一类人认为既然掌握了道的纲领，在具体条目上出入无妨，这是放纵松弛、妄自尊大的门户。他们不知道体和用本出于一源，显和微之间没有间隔，洒扫、应对就是形而上的道，哪里可以容许有所选择？纲领上掌握了，条目上必定不会放手；条目上放手了，纲领上必定没有真正掌握。所以颜子请问具体条目，圣人却从视、听、言、动一一加以指点，正是为这两类人立下一个公案。领悟必须是真领悟，修养必须是真修养，内外相互持守，一丝一毫也不能偏离，一丝一毫也不能躲闪。这就是所谓教导万世而没有穷尽。朱子说：“我记得前些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的《易传》，什么地方最为切要？’尹和靖说：‘体用本出一源，显微之间没有间隔，这是最切要的地方。’后来他把这话讲给李先生听，李先生说：‘尹氏说得固然好，但必须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看出各自的着落，才可以说这句话。如果学者还没有仔细领会，就这样对他说，难道不会误导他吗？’我听了这话，悚然警醒，才知道自己从前只是空谈而没有实学，全都无济于事。从此读书更加详细。这段议论，正与颜子请问具体条目是同一脉络；如果不能在这里参透，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不是偏颇就是邪说。” 《管仲不是仁者》章 子贡认为管仲不是仁者，孔子也认为他不是仁者；“相桓”这一节紧接着顶承上文，也还是这个意思。句中的文字似有脱误，但大意原本相同，只是子贡说得直截了当，孔子便顺着子贡的话感叹一番，显得更加委婉而又激切。子贡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为他而死，后来反而辅佐齐桓公，这不是仁者所做的事。”孔子便说：“果真如此，那也很可惜。管仲辅佐齐桓公，使天下得到匡正，这是怎样的功业，直到今天谁不知道？但他当初终究欠缺一死，这也算不得什么事情；哪里像召忽那样，守着匹夫匹妇的小信，在沟壑中自杀，不求人知，也不失去匹夫匹妇的本色呢？哪里比得上他呢？”孔子后来同子贡谈论士人，宁可取那种拘守小节的狷介之人，也不取如今从政的人，意思也是如此。所谓“如今从政的人”，近来的解说认为是指管仲一类的人，例如鲁国三家之类；不应当是子贡所问及的人，这样说是对的。管仲使天下得到一次匡正，召忽却使自己得到一次匡正。管仲救了别人，使他们免于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的夷狄状态；召忽救了自己，使自己免于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的状态。程子说：“自身不能立定，就没有什么可以获利；自身没有立定，即使后来趋向好事，仍然只是被外物所化，不能让天地万物扰乱自己。自身立定以后，自然能够处理天地万物。像召忽那样死去，留下三纲五常，给当时和后世作榜样，这就是处理好了天地万物。” “在沟壑中自杀，却没有人知道他。”这句话形容志士仁人为成全仁德而牺牲自己，心中的情怀如同画面一样，应当活看。用一个“自”字，正好与“没有人知道”相应。一般人要为节义而死，却先让别人知道，到了真正赴死时一定不能果决。古来这样的人很多，只有从内心直截果断，独自前往，旁人丝毫看不透他，这才是真能为节义而死的人。说“沟壑”，正与“大庭广众”相对；在幽暗无人处也不放纵自己的行为，这正是慎独的嫡传脉络。上一章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又问：“管仲还不能算仁吗？”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却不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力量。像这样，像这样才是他的仁。”这和本章的意思相同。“像这样才是他的仁”，就是“如何能算他的智慧”那种语气。现在只要把“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三句，贴着“像这样才是他的仁”反复吟咏一遍，自然就明白了。《小辨斋偶存》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小辨斋偶存》卷五 （明）顾允成撰 ○书信 致座师许相国

译我不肖，冒昧地依附在您的门下，过去因为狂妄愚直而过分承受恩典与责罚，本来想着即使终身如此也甘心。没想到圣明的皇上很快又赐我录用；不久因母亲年老多病，恳切上奏请求退休，却没有得到批准。我想若不是阁下委婉周全地成全我，我哪里能有今天？无奈我罪过深重，祸及先母，她忽然弃世而去，我悲痛摧裂，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更不敢再有参与当世事务的想法了。只是我在弟子中，蒙受阁下的知遇最为深厚；如果默默无言，不能献上一点微薄之见，辜负阁下，我究竟凭什么自我赎罪？因此不自量力，冒昧有所陈说，请阁下姑且听一听。我私下认为，治理之道有无数端绪，不容易一一列举；总括其大要，不过是阁下所说的“纪纲”和“风俗”两项罢了。阁下因薛进士遇事直陈而愤然发言，甚至以贡举任用非人自我弹劾，并且想请皇上下敕，令九卿、科道分别陈说：纪纲应当怎样整顿，风俗应当怎样淳厚。我认为不必去谋求九卿、科道的意见。朱子说过：“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想要谋求私利；善于治理的人，却能够总摄而整齐他们，使人人都遵循自己的正理，没有人敢不按照我们的志向去做。这是因为先有纪纲在上面维持，然后才有风俗在下面推动。” 什么叫纪纲？辨别贤能与否，以确定上下的名分；核实功劳与罪过，以公正地施行赏罚。什么叫风俗？使人人都知道善行值得仰慕，因而一定去做；都知道不善可耻，因而一定舍弃。然而，纪纲之所以能够振作，是因为宰执掌握坚持而不敢失误，台谏加以补救察核而没有私心，君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在上面恭敬自持、照临天下。因此贤者一定升进，不肖者一定降黜，有功者一定奖赏，有罪者一定惩罚，万事的统领没有缺失。纪纲振作以后，天下人自然各自振奋自励，互相劝勉，去除恶行而遵从善道；不必等到黜陟、刑赏一一施加到他们身上，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经大为改变了。只是因为至公之道不能在上面实行，所以宰执、台谏往往任用非人，黜陟、刑赏多出于私意，天下风俗于是败坏到不知道名节操行的可贵，只把阿谀奉承、圆滑柔顺、奔走竞争、结党交往当作要务。只要有人在其中说正直的话、摆出严肃的神色，群起讥笑排斥，一定要使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罢休。这种形势就像将要倾倒的房屋：外表的彩绘雕饰虽然还看不出变化，木材内部却已经全都蛀蚀腐烂，不能再支撑了。由此看来，纪纲的端正、风俗的淳厚，不在于用权势互相胁迫，而在于用道义互相成就；不在于使人不敢说话，而在于使人无话可说。使人无话可说，就是所谓“顺着善道而没有人违背它”，不是很好吗？使人不敢说话，就是所谓“顺着不善而没有人违背它”，不几乎是一句话就能使国家丧亡吗？所以满朝都是直言争辩，遒人巡行道路，上面的人忘掉自己的尊贵，下面的人忘掉自己的卑贱，也不妨称为大顺的时代；诽谤者灭族，私下议论者弃市，上面凭尊贵伸张权势，下面因卑贱而屈服，就不免成为大逆的时代。前事不可忘，正是后事的借鉴。如今朝廷之上，君主果真大公至正吗？宰执果真能掌持纪纲而不失吗？台谏果真能够补救察核而没有私心吗？果真能使贤者上升、不肖者下降吗？果真能使有功者受赏、有罪者受罚吗？果真能使人知道善可羡慕、不善可羞耻吗？我这个草野之人，当然不能全部详知，只请略举一端。吏科都给事，是台谏的首长；他的任用出自君主，他的引荐提拔出自宰执。海内都在瞻仰，怎么能容许非人参与其中？如今陈海宁究竟是什么人？不过是从前王夷陵门下四位先生中的一个罢了。三位先生都已经像老鼠一样逃窜了，只有一位还这样像鸱鸟一样张狂，自己丧失颜面，肆意逞弄花言巧语。圣天子在上，贤能的辅相列于朝廷，还为什么要让这种话得到皇上阅览？他那篇关于言路的奏疏，又大为奇怪。他悍然以言路自任，却说从台省出来就是宽广平坦的大道，不从台省出来就是旁门曲径。他不知道，言路是天下的公道，并不是台省的私有之物。出于公道就是宽广平坦，出于私意就是旁门曲径。陈三谟、曾士楚这类人，何尝不是既不在台又不在省、也不参与言事，结果究竟怎么样呢？他把今天的台谏说成：上至皇帝，下至宰执；内自旃厦，外至闾阎；近自警跸所及，远至边疆，什么事情不能说？言路不能说是闭塞。即使一个学究能够上书，一个市井中的庸人能够击鼓申诉，也不能说言路闭塞。即使一两个人触犯龙鳞、误惹圣怒，众人相继营救，并且把他们所忌讳的话全都说尽，也不能说言路闭塞。他的说法听起来很美，但像李君懋桧、刘君志选、高君桂、饶君伸等言官，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相继营救？哪里只是没有营救，有的人还挽起袖子帮助攻击他们。我曾经对此感到奇怪而思考原因，才知道李、刘、高、饶这些人，都是触犯宰执之怒、冒犯台谏忌讳的人。他们只有攻击而没有救援，难道说没有理由吗？间或有一两个人触犯圣怒，众人相继营救，也确实有这样的事。这只是杜钦、谷永依附外戚而专门攻击皇上的缘故；他们知道上书、击鼓的说法，却又没有能力左右宰执、台谏的轻重。凭这个就说言路没有闭塞吗？即使在张居正当权的时候，这条路本来也从未闭塞。为什么说壬午以前是忌讳直言，壬午以后却成了轻易进言呢？况且皇上确实可以成为尧舜，只是血气正盛，喜恶没有常态；宰执、台谏果真以国家安危为忧虑，就应当自我责备、自我修养，集思广益，积累诚意，以感动皇上的内心。如今却在外面对抗天下的公论，在里面对抗皇上的私恩，本来就已经不足以取得信任；而奸邪之徒仍然乘隙投机，百般挑拨离间。即使宰执大臣对议论自己的小臣说：‘你这是以卑贱妨碍尊贵，以小来压过大。’那么没有谁比皇上更尊贵，将来也要对议论自己的臣下说：‘你这是以卑贱妨碍尊贵，以小来压过大。’那将怎样回答？即使言官得罪了皇上，而台谏为他营救，也还要说：‘你不许人议论宰执大臣，为什么唯独允许人议论我？’

译那又怎样回答？难怪局面彼此抵牾、动荡不安，屡次进言却屡次没有效果。如今那些冒险求幸的人把自己托身于言路，功名富贵仿佛已经握着左券，等着收取，所以浮躁妄为的人争相趋附，顽固迟钝的人争相依附。他们又说，举世之人都轻易进言，只有他们或许有所看重，因为一只手握着名声，一只手握着爵禄。按照我脱去布衣以后近来所见所记，除前面所说的李、刘、高、饶之外，进言的也不过黄君道赡、卢君洪春、王君德新以及如今的薛君敷教。以众多庶官、三四年的时间来说，仅仅只有几个人而已，哪里称得上争相趋附？哪里称得上争相依附？哪里称得上举世都轻易进言？同样以众多庶官、三四年的时间来说，冒险求幸者、浮躁妄为者、顽固迟钝者，以及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禄者，也仅仅只有几个人而已。其余人都是安于本分、等待命运，不浮躁妄为，不顽固迟钝，一手握着实际，一手握着道德。教化流行，风俗改善，在这里正达到盛况，应当把它当作值得庆贺的事，而不应当当作忧虑的事。他们又把进言说成钓取名声、掩盖过失、越级求位、取得捷径。百姓生活在这里，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是非都有真实的名分，又哪里容易钓取名声？过错又哪里容易掩盖？就像那些依附曾王，后来反过来辱骂曾王的人，天下终究不会相信他不是权贵之门的门客；接受馈赠，又请求禁止馈赠，天下终究不会相信他不是垄断之徒。至于越级求位、取得捷径的说法，从前进言而成名的公卿，确实有一两个像他们所讥讽的那样，但也只是晚节不能保持，或者只是自以为守住一节而沾沾自喜罢了。假如一直守着旧态，我坚持不变，那么进退都会陷入困境，处处坎坷。我没有看见这样就能越级得到职位、取得捷径。怎么能因为怕噎着就废止吃饭，因为怕烫着就对着羹吹气呢？如果相信他们的话，就一定会使天下人都效法他们，像“无违夫子”那样把顺从当作正道。京堂的美职，握着右券就能取得，难道这就叫不越级、不走捷径吗？况且近来进言的人，往往是有事情触动了自己才发言，并不是无事可做而叹息。假如临江父老的罪没有什么可怜悯的，道赡就不会发言；假如皇上没有因贪图安逸而废止郊祀，洪春就不会发言；假如何尚书没有因一己私情倾害辛都宪，德新等人就不会发言；假如邵给事没有请求申明禁止越级出位的规定，懋桧等人就不会发言；假如戊子年顺天科场毫无弊端，桂等人就不会发言；假如耿都宪没有因为一张揭帖而弹劾王御史，敷教就不会发言。怎么能责骂进言者，说他们没有像蛰虫出土那样打雷、没有像清晨那样鸡鸣呢？况且君臣之间，是公共的义理；师生之间，是私人的情谊。近世士大夫往往只知道有师生关系，却不知道有君臣关系。下方结成党羽，上方君主势孤，明智的人都感到寒心。怎么能责骂进言者，说他们像弟子一样唾弃老师而不顾呢？他们为什么不在深夜想一想：自己所接受的是谁的爵位，所享用的是谁的俸禄，所奉为老师的是谁的教诲，却昧着良心说出这种话？他们以为如今时势不同，既没有严嵩、张居正那样能够操纵祸福的权势，也没有鄢、赵、曾、王诸人的阿谀依附，所以怎么会有杨继盛、艾穆、邹元标那样的慷慨激昂？其实今天没有严嵩、张居正，就有舜、禹；没有鄢、赵、曾、王，就有皋、夔、益、稷。即使他们极力歌颂功德，也不过认为这是尧、舜的时代罢了。我考察尧、舜的时代，克服艰难的告诫从未停止，告诫不要怠惰游荡从未停止，规劝辅助政事从未停止，陈说得失变化从未停止，警戒之语又何尝不慷慨激昂？只是当时上面以喜好询问、喜好考察为常态，下面以说正直的话、摆正直的脸色为常态，所以有慷慨的实质而没有慷慨的名声罢了。哪里像他们习惯了陈三谟、曾士楚的从容态度，便把慷慨当作奇异之事，认为尧、舜的时代不应有这种表现呢？况且大臣名义上是国家的老臣，年齿高，地位尊，所以近来惯于以少年新进的姿态轻慢天下士人。他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滔滔不绝地吐出唾沫般的话，说什么“少年”、说什么“新进”，傲慢无礼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严嵩、张居正、鄢、赵、曾、王，难道不是当时所谓的老成之臣吗？像杨继盛、艾穆、邹元标，难道不是当时所谓的少年新进吗？从今天看来，究竟怎么样呢？况且敷教的奏疏，不甘心让言路诸君成为大臣的妾妇；可是他自称掌管言路，反而甘愿做妾妇而不辞，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仔细看他的奏疏，虽然好像把言路归给台省，实际上却是把言路归给宰执。假使如今有一个人，不走宰执的门路，我料想他又会把宰执说成宽广平坦，把台省说成旁门曲径，也足以令人羞耻。况且他像乞食求施舍的孩子一样，反复趋附，只求苟且满足，这本来就是他的常态。宰执大臣的富贵已经到了极点，难道还会没有满足，苦苦受这类人摆布，只是增加别人的富贵而损害自己的名声和实际吗？孔子告诫颜渊治理国家时，深切严厉地警戒佞人。如今他把当今第一号佞人放在天垣之首，九卿、科道也都像他们这一类人，贤与不肖还怎么辨别，功与罪还怎么核实？什么叫善值得仰慕，什么叫不善值得羞耻？朝廷之上所应有的纪纲、风俗，已经扫地而尽了，还凭什么来号令天下？阁下想要谋划根本性的措施，讲求挽回局面的办法，难道还有比这更急迫的吗？我私下看皇上宽厚柔和、能够容人，爱憎取舍也颇不固执己见。例如同样因冒籍一事而被罢免，有的人不到四年便升为祭酒，不到四年便升为光禄少卿，并没有受到禁阻；同样因谏阻册封贵妃一事而被罢免，有的人不到三年便升为光禄丞，也没有受到禁阻。至于蔡君时鼎、姜君应麟、孙君如法，同样涉事而遭遇不同，恐怕是皇帝身边掌权的人借此树立威福，心意难以测度，预先为自己营造地盘，并不一定出于皇上的本意。假如皇上真可以成为尧舜，太师申公素来以坦诚著称，也能够包容人的污点；如果能够任用魏君允贞、李君三才这一类人，有一件事符合人情所难以做到的，照这样继续下去，也足以用来行善。只是恐怕中途废止罢了。太保王公一向深负苍生的希望，又得到皇上的知遇，正将大有作为。只是他的才华太高，见解太执着，确实相信自己没有私心，却把天下的公议全都废弃了；怀疑君子不是真君子而不加察辨，对小人的虚伪矫正过头，反而正好造成了枉曲。

译发扬善处、挽救过失，关键正在阁下所希望的地方。阁下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偏，以诚心开导人，以正道启发人，赶快远离佞人，务必亲近庄重正直之士。自己有了这种品德，然后才要求君主；自己没有这种过失，然后才责备君主。凡事都豁然开朗，与天下重新开始，那么君主的德行可以挽回，宰相的功业可以扩大，人心可以收拢，纪纲风俗或许就有恢复的希望。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把车驾停在哪里。我听说，君主有敢于进谏的臣子，父亲有敢于进谏的儿子，士人有敢于进谏的朋友，为什么唯独对老师不能有敢于进谏的弟子？所以孔子是大圣人：拜见南子，子路不高兴；想去公山、佛肸那里，子路不高兴；想要正名，子路又认为迂阔。孔子虽然偶尔当面斥责他，却又常常自喜地说：‘自从我得到子路，恶言就不会传入耳中。圣贤之间师生相处，就是这样。’我不肖，哪里敢奢望成为子路，却又不敢不以对待孔子的方式来侍奉阁下。我恐怕因为贡举任用非人而连累阁下。倘若阁下说：‘你真粗野啊！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应当存疑不说。’那么我就谨慎地接受教诲了。冒犯冲撞，无处逃避罪责。临封信时，实在惶恐至极。《论童儒考选之事书》如今天下风俗败坏到了极点，难道没有比士人的习气更严重的吗？士人习气败坏到了极点，难道没有比初入仕途者更严重的吗？国家制度规定学使者巡行各部，于是童儒云集。这是等待考核的郡县，也是初入仕途者的第一步。今天的童儒，是学校诸生的来源；今天的诸生，是公卿百官的来源。最初必须经常培养他们宁静淡泊的志向，这样他们将来做官才能不把自身利益放在君主之前；最初必须预先消除他们求速求进的念头，这样他们将来做官才能不歪曲学问来迎合世俗。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究竟怎么样呢？安于平易、等待命运的学问已经消亡，冒险求幸的机心已经成熟了吗？他们刚一开始求取功名，就忙着托人干请；有权势的经营权势，有财富的经营利益。只有当权势和利益一样都没有可凭借时，才把一切交给无可奈何，最终也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急迫而无聊的状态。唉！当他们囊萤映雪，早晨诵读、晚上思考，读到两眼欲穿、寸肠欲呕时，那些住在绳枢瓮牖之中的孩子，经历千辛万苦，终身奔波劳碌仍然不够；等到他们登门求取、到坟地乞求，像苍蝇一样营营、像蚂蚁一样攀附，雁行般排队、鱼贯般上升时，那些出身膏粱纨袴之家的人，转眼之间拱手相让，一天之内便取得了绰绰有余的东西。静下心来想一想，实在令人叹息。即便如此，求不求在下面，听不听在上面。处在下面的人已经有所求，上面的人于是因此而听取；处在上面的人已经听取，下面的人于是更加因此而求取。冷漠的面孔难以施展，热切的心意容易蔓延，彼此牵引，日甚一日。根据我不肖少年时所见所闻，与前辈所传相比，已经不同了；根据我不肖今天所见所闻，与少年时相比，又不同了。唉！投递名帖自我进身，并不是古代的做法。有识之士担忧它专任文辞、轻视德行，教化衰败，正是由此造成的。如今正商议稍进一步兼用两汉孝廉、茂才的科举，再进一步专用成周乡举里选的制度，厚重根本、崇尚实际，恢复到古初的状态。为什么反而对区区文辞不依公法办理，却用私人情情加以宽贷呢？况且做官的人，即使做到地位最高的师相，难道不都从童儒时发迹吗？童儒刚开始应试时，难道不大多出身贫贱吗？想到这种情形，忧惧之情实在触动内心。为什么要用宽贷呢？唉！涓涓细流终会汇成江河，星星之火终会燎原；既然已经成了江河、燎了原，又将怎么办？我妄自认为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反转，变化到了穷尽就会变易，如今正是这个时候。我不肖在兄弟之间偶尔同志同道的人谈到此事，总是相对扼腕，不能胜过杞人般的忧虑。恭逢台台至公至明，既不虐民，也不畏惧，百姓遍受您的恩德，众多士人快乐而有礼仪。我私下欣喜您能够拯救溺水者、救援火灾，扭转否塞、使困屯转为亨通；台台，您真是这样的人。恭敬地希望台台珍惜朝廷的公正典章，惩戒末世的私情，抑制奔走竞争的败坏风气，体恤孤寒之人的隐痛；像明镜一样鉴察，像公平的秤一样衡量，美丑轻重任其自取，而自己廓然无所参与，这就万幸了。有人说：世上并不缺少贤者，那些拘守小节、喜好修身、不屑于干谒的人，时常也有；童儒屡屡激愤地公开陈说请求，当权者也早已知道了，何必劳烦您这样絮絮叨叨呢？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喜好修身的人，孤独特立，自我持守，有时还被讥笑为迂腐，怎么足以教化下面的人？陈说意见的人，形影相吊、自怜自伤，甚至被视为愚直，怎么足以感动上面的人？那么，破除百年萎靡的习气，满足一时士人仰望的愿望，非台台不能做到。因此我仰体您的虚怀，竭尽自己的愚见，希望台台反复筹划斟酌，果断地一定实行：使江南士子把请托拜谒当作禁戒，从常郡开始；使常郡士子把请托拜谒当作禁戒，从台台开始；使天下士子把请托拜谒当作禁戒，从江南开始；使科场士子把请托拜谒当作禁戒，从童儒开始。这样用来磨砺士人的习气、转移社会风气，其所带来的益处，难道会浅薄微小吗？致华国博 楚侗先生一向是我所仰慕的，只是我近来读《译异编》，看见其中有这位老先生的《纪梦》一篇，说上天是为了这一道统而降生王荆石、凤洲两位一代名人，又为了这两位王先生而降生昙阳；反复说了数百字，大多是梦中的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孔子梦见周公，是因为他的心思在于经世；庄子梦见蝴蝶，是因为他的心思在于出世。耿老梦见昙阳，难道没有用心之处吗？程子说：“从梦寐中可以占察所学的深浅。”现在暂且不论昙阳把“淡”字作为宗祖、阳明把“良知”二字作为子孙，也不论世间滋味容易使心淡泊，而名义和爱好却使心难以淡泊。那些谈玄说妙、白日做梦的话，姑且就拿这个梦，在清静的夜晚思考一番，那么它究竟淡不淡、良不良、容易不容易、困难不困难，就可以看出来，对于求学也就思考过半了。愿意私下把这些话向您请教，请不要笑我这个痴人竟在别人面前说梦话！怎么样？怎么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致耿中丞

译我不肖自从孩提之时，跟随父老之后，耳中听到您的名声已经很熟了。丙戌年，我侥幸考中，而您恰好任刑曹副职。友人薛子迎、刘子以焕等人多次称道您奖掖后进的盛情，我感动于肺腑，想着能够拜见您的容颜，聆听余教。只是想到您正为世所重用，像我这样的末学小生，若无缘无故去拜访大人，以成就自己的名声，这不足以侍奉您，只足以辱没您。因此多次想写信又多次停止，终于徘徊犹豫，不敢前来。即便如此，您万物一体的仁心，我确实铭刻在心中，一刻也没有离开。终究不可以在我所处的时代失去您。偶然因客人询问，有涉及您近来事情的，我便借此托人介绍，把这些话转述给华君，请他代为请教。我私下实在希望得到您一句转语，不愿让先生怀抱无法澄清的疑问。您离开海忠介并没有多久，邹黄门的奏疏也可以重新查阅。处在海公的地位，就应当害怕死后有鬼神责问；体会邹公的话，就应当害怕活着时有人非议。正如客人所说，这或许也可以作为您的借鉴吧？惶恐而冒昧，实在不能一一陈述。客人的问话 有客人问我：“南御史大夫楚侗耿公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是当今的贤人。”客人说：“为什么？”您所说的贤人是什么样，我说：“姑且不把详情全部说尽，只说近来营救陈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继三位中丞弹劾王御史，藩臣们共同谋划、意见一致，这也可以概括说明了。”客人说：“这正是我对耿公深深疑惑而不能释然的地方。”我说：“有这样的事吗？”客人迂阔了，为什么疑惑？客人说：“治乱的大关键有两个：一是人才，二是言路。所以即使言官也不得苛刻议论正人，因为要爱惜人才；即使大臣也不得胁迫言官，因为要使言路通畅。耿公营救三位中丞，却好像认为御史不投递揭帖是对的；他不弹劾，却又好像不对。御史以言论苛刻议论三位中丞，是当世所认为的冤屈；台长胁迫众御史，是当权者所希望的。如今将要为当世所认为的冤屈辩白，却又行动上迎合当权者的希望，这难道会更好吗？”我说：“凡是避嫌的人，都是内心不足。圣人自己完全出于公心，有什么可避嫌的？耿公所说如果正确，却偏偏以当权者为嫌疑，这是瓜田李下的见识，哪里足以窥见耿公的广大胸襟呢？” 客人说：“不是这样。圣人不避嫌，是为了成全公义；耿公不避嫌，却是为了成全私心。从前我太祖高皇帝虽然把进言之责交给科道官，却起初并不以言官之名来命名官职，如古代的谏议、拾遗之类，仍然允许诸人直言无隐，不得加以阻挡，无非是为了防止壅蔽逐渐形成。所以六部各官都署名于本部，势力似乎相互隶属，尚且不许属官谈论政事时向堂官呈禀。近年创立这种禁令，已经逐渐违背高皇帝‘不得阻挡’的原制。何况御史分别署名于各道，本来不隶属于都察院；这又是高皇帝专门责成言官的旨意，更不可以呈禀作为旧例。正德年间阉瑾作威作福，假传谕旨给都察院，令左都御史刘宇规定御史凡有章奏必须先呈禀，并且令南京都察院一体遵行；这种罪恶滔天，死也不足以容纳其罪。耿公号称贤人，难道不懂得这只是借口营救三位中丞，实际上是想恢复阉瑾的旧例吗？如今迎合当权者的同类人本来就不少，却没有像耿公这样巧妙文饰的；他还借圣人不避嫌来作托词，这正是近来乡愿之徒、伪道学家偏邪淫靡、逃避正道的老套话。你为什么反而被他欺骗？况且你所称的三位中丞确实贤能，难道还能超过刚峯海先生瑞吗？” 王御史的议论确实过分，难道还比房御史寰议论海先生更严重吗？当初你们合力营救海先生时，耿公屡屡认为那是小事，不值得说，为什么独独把营救三位中丞看成大事呢？我说：“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耿公

译任都察院的职务，议论都察院的事情，当然关系到大义。我等刚刚脱去布衣，还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就这样夸夸其谈，耿公认为是小事，不也是应该的吗？”客人说：“不是这样。耿公过去所讥讽的，并不是因为职务不在其位；今天所说的，也不是因为职务在其位。海先生出任之后，多次上疏切中时政，例如说诸臣都贪污、风俗流于中庸，又如请求禁止馈遗、惩治贪墨；这些事情，一个首相、一个吏部尚书就足以办理。皇上谆谆告诫，最终却没有实行，为什么？因为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三位中丞虽然贤能，在下面有声誉，却没有触犯上面，不是当权者所忌讳的。耿公舍弃彼而取此，原本是有意图的，并不是因为职务的缘故。假如说是因为职务的缘故，我请问他如何解释：过去张居正当权时，中丞劳堪迎合他的旨意，陷害杀死洪侍郎；朝廷中可愤怒、可悲哀、可痛哭、可流泪的事情，十百千万倍于三位中丞被弹劾以及张居正败亡之时。劳堪的儿子竟为父亲申诉冤屈，朝廷上下审理案件、定罪量刑之日，耿公正好任刑曹副职，本应执掌三尺法，昭雪幽冥中的忠魂，明正地斩断奸佞之舌，为后来者作鉴戒。” 可是舒尚书化龙在堂上议论此事，右堂陈公瓒、副郎李君懋桧奋然说出不平之意，耿公却袖手旁观、冷眼相看，仍然慢慢称颂劳堪的美处来为他解脱。为什么不能忍受贤人被弹劾，却反而能忍受贤人被杀？难道这也不是他的职务吗？况且耿公身为台长，如果真想振作整肃风纪，凡是御史所说而不恰当的，都应当替皇上争辩其不可；即使所说恰当，也应当替皇上争辩其可行。李中丞素来以才德和声望著称，一旦因首犯之名而受到牵连误判，天子震怒，判处大辟，凡有人伦之心者无不震惊哀悼，科道官共同上疏营救，天子却置之不理。耿公竟然安然接受，不替他争辩，难道这也不是他的职务吗？礼部郎高桂、刑部郎饶伸极力陈说去年秋天顺天科场大坏，主考官欺罔以及诸多贿赂托请、依附离间的丑状，一个被削秩，一个下锦衣卫拷问，除名为民；科道官闭口不吐气，更有人挽起袖子猛烈攻击，耿公又安然接受，不替他们争辩，难道这也不是他的职务吗？根据耿公近来的奏疏所引用的《大明会典》，左右都御史的职掌专在纠劾、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以及一切不公不法之事。像李中丞被拟议为二部臣下令贬黜，难道是冤枉吗？”},{ 难道不是冤枉吗？如果考试官是替当事人办事的奴婢，科道官是当事人，难道牙爪公正吗？合乎法度吗？还是既不公正又不合法吗？《会典》的意思，是把不公正、不合法看得更重要；公的意思，是把不揭发、不投劾看得更重要。这又出自哪一部《会典》呢？公又说投劾、揭发是相沿已久的旧规，也就是自己知道这并不是《会典》的规定了。那么，王御史不投劾、不揭发，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您竟然勃然大怒，斥责他把这些事看作草芥；已经恼怒他轻视自己，不屑与自己议论；又恼怒他认为您的职掌与纠劾无关，于是就觉得自己没有脸面站在台臣之上了吗？况且纠劾本来就是您的职掌，您想纠举就纠举，想弹劾就弹劾，谁能禁止您做或不做呢？这与他人有什么关系，怎么反而把它当作御史的罪过呢？您又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尽到自己的职守就应当离去，有言责的人不能尽到自己的言责就应当离去。”前面所说的就是这些。您不能尽到自己的职守、不能尽到自己的言责，已经很久了。您自称任官本来是因为有良心，为什么还厚着脸皮尸位素餐到今天而不离去呢？难道投劾、揭发就能尽到自己的职守和言责，不投劾、揭发就不能吗？如果说您只是爱惜仁人贤者，并不专门针对不投劾、不揭发这件事，那么方万山议论罢免陈中丞，已

译经是一年前的事了；王麟趾议论罢免徐中丞，也将近一年了。

译您既然不能使自己心安，为什么拖延了这么多日月，到今天才发难呢？况且在藩臣议论周中丞以前，您曾经两次因病请求退休。假如朝廷果真听从您的请求，让您离去，那么您终究不能替徐、陈两位公申辩一句，内心怎么能够安适呢？何况您对万山说可以原谅，对麟趾也说可以原谅，却唯独对藩臣严加责罚，您的心意难道还不明白得很吗？唉！像这三位中丞，他们也算幸运，竟因不投劾、不揭发而得到您的救助；他们也算不幸，竟因不投劾、不揭发而得到您的救助。我听说您在长安任官时，有个门生某某担任御史，大家一同来向您请教，您只说：“你们想要不说话。”御史退下后惊诧地说：“果真如此的话，本来就应该宽免他，何必劳烦您指教呢？”传述这件事的人把它当作笑谈。今天的举动，追究其缘由，正是沿袭了从前的做法，只是更加诡秘罢了。您为什么竟被这种做法欺骗呢？从前邹给事元标推荐您等数人时，曾经说：“诸位臣子的功业只差最后一篑，不要辜负我知人之明；诸位臣子自己玷污晚节，在我看来也不免是我的过错。我的信任如此深厚，诸位臣子难道能把自己当作负心之人吗？”我每次诵读这番话，没有一次不抚胸长叹，面对饭食放下筷子，为您自负而感伤，同时佩服给事中预见之明。客人的意气更加猛烈，言辞也更加严厉；我也是为了公才这样做。于是我对客人说：“客人的话请暂且停下。君子的所作所为，众人本来就不能理解。我将把您的话依次整理出来，拿去质问耿公；耿公必定自有说法，请您稍候。”我从容地让客人把话说完。《小辨斋偶存》第五卷。钦定《四库全书》。《小辨斋偶存》第六卷。明代顾允成撰写。书信。致邹大泽铨部。读《学静四解》，完全看到了我道统所面临的忧患；读《铨事十记》，完全看到了世道所面临的忧患。又。弟独居幽静寂寞之处，时常和叔兄一同遥想您。弟闲居无事，稍稍温习寻究旧日学业，料理学问。近来反复考察体会，世道人心越来越趋于卑下，只是被“无善无恶”四字所祸害。君子有所磨炼奋发，却用“无”字把它掩藏起来；小人有所贪求，却用“无”字为自己开脱。明道先生所说的“简直要把这些秉彝之性消磨殆尽，然后才把它当作最高的道”，正是今日讲学家所传授的秘诀。弟不过是螳螂奋臂，哪里抵挡得住车轮？只是满腔隐衷，实在愤懑难言，姑且放纵议论一番，略微表明自己的志向，冒昧呈上，幸望指教。答罗布衣 昨天承蒙您谆谆赐教，真是有如药石般的规诫。捧读之间，实在敬佩不已。至于您说我们这些人的议论，不应因为与自己相同就认为是对的而不再考察其中的错误，也不应因为与自己不同就认为是错的而不再取其正确之处，这尤其透彻准确。不过，我也有些浅见，不敢不向您请正。您说孟子断定伯夷、柳下惠是百世之师，却又说他们有所偏狭和不恭；又说君子不走鄙陋的管仲、晏婴的道路，正如曾西不肯做官而不受召用；您称许管仲的游观，称许晏婴，又说他们仍有足以取法之处，因此可见您的胸襟如朗日晴空，毫无凝滞，似乎确实如此。只是您为何不说：“抵御杨朱的无君、墨翟的无父，明明是把他们看得如禽兽一般”，却丝毫不加宽贷呢？这对孟子朗日晴空、毫无凝滞的境界又有什么妨害呢？因为与自己不同的人中本来就有差别，取其正确之处也有差别，不可不及早辨明。如今有这样的人，既像杨朱，又像墨翟，却想从无父无君的人那里只取他们有父有君这一点正确之处，只怕未必能取到正确之处，反而陷入错误，难道不是糊涂得太厉害了吗？您又说：“把它激发成东京的节义，于是炎祚反而缩短；矫正它而成为南衙的清流，结果善类反而遭殃；把它分成洛、蜀、朔三党，于是绍圣年间的纷乱变革便发生了。从前的弊病如此，明白得足以作为鉴戒。”而如今的儒者又重蹈覆辙，这正是当今世道中的道学家，内心沉溺于富贵利达，外表却依附于道德仁义，借用这些口吻来方便自己，并堵塞行善的道路。我正想在他们旁边痛哭流涕，您为什么又说出这样的话呢？况且炎祚的缩短，是小人促成的；善类的遭殃，是小人造成的；绍圣年间的纷乱变革，是小人造成的。如今不把罪过归给小人，反而归给君子，这就使君子既不能在当时战胜私人的势力，后来又不能在后世公正的舆论中得到公道；做小人的不仅愚弄一时，还连后世一起愚弄了，岂不是太参与小人的行径了吗？如果照您所说的道理，那么就要说：“比干激怒了商而使商灭亡，龙逄激怒了夏而使夏灭亡，孔子一番矫正便使《春秋》时代流变成战国，孟子与苏秦、张仪分成三党，于是战国被吕秦吞并，他们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这种说法一旦流行，不至于率领天下人全都成为胡广才罢休。至于我却说：炎祚虽然缩短了，但终究有不随它一起缩短的东西；善类虽然遭殃了，但终究有不随它一起遭殃的人；绍圣虽然发生了纷乱变革，但终究有不随之一起改变的东西，这就是各位君子一番激发、一番矫正、一番分别所发挥的力量。大体说来，世上的儒者往往用成败来评论人物，却不用是非来评论成败，所以他们的话常常不知不觉陷入这种说法。您也被它扰乱了，我却把您视为所谓与我相同的人。我难道又为什么看重与自己相同的人，便认为他是对的而不再考察他的错误呢？希望您最终再加指教。答友人论鲸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