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斋遗稿卷三

译《宣城总集序》。说到宣城的山，谁不知道高耸的是昭亭山，险峻的是文脊山，崔巍的是叠嶂山？说到宣城的水，谁不知道深广回旋的是长江，浩荡的是湖水，流转绵延的是双溪？说到宣城的文章，有的人只知道韩愈的书信和序文，有的人只知道圣俞、少隐有文集罢了；其他深奥的篇章、隐秘的书籍，都没有听闻。宋朝宗正丞李公李兼，是我先君子正肃公的知心朋友。他家世代有美德，居乡恭谨，博雅好学修身，年老仍不厌学。从晋、宋、齐、梁以后，一直到本朝渡江之初，上下前后约一千三百年，凡居家者、做官者、游历者、寄居者，只要有片言只字涉及我宣城，往往都搜集网罗起来。总共得到诗一千多首，赋、颂及杂文二百篇，分为二十三门，合成二十八卷，命名为《宣城总集》。世事变迁的盛衰，人物的贤能与否，风俗的美好与恶劣，山川、园林、亭堂、楼阁的景色，花草、果木、鸟兽、虫鱼的名称，无不汇聚在这里。唉，李公的用心也真勤勉，付出的力量也真辛劳。李公的儿子后轩居士李某，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亲手校勘，希望刻版刊印，使它广泛流传。前任守臣检详杨侯伯嵒、现任守臣司业孙侯梦观，赞成这部书的完成，全都捐出钱财来帮助工费。我兄长退翁正在主持本道事务，也帮助供给马匹。后轩请求我写文章置于集子卷首，这是我们宣城的盛大典礼，我又怎么能推辞？于是替他写道：假使宣城的山产出金玉，宣城的水产出珠玑，聚集在这里的必定会散失到那里；山水的秀美不产金玉珠玑，却产出文章。文章即使散落到别处，又会重新聚集到这里。这样看来，文章比金玉珠玑贵重万万，实在不能相比。从今以后，甲乙相次的名家文集将不止一部，文章高过山、深过水，接连不断地续写下去，这也许就是李公家后代子孙的希望吧。后轩说是，于是我为它作序。读者不要说：你是宣城人，只不过知道宣城的诗文罢了。《魏鹤山文集后序》。端平二年冬天，我吴潜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任太平州知州。当时文靖魏公魏了翁从枢密院出来，负责督视江淮、京湖军马。他开始征召幕府中的首领人才时，每次都极力选择天下优秀之士；但那些人往往因是否合乎当时风尚而有所取舍，违意而不肯就任。我同魏公既不是交游，也不是旧识，他却突然屈尊招引我作上客。有人对我说：“难道不应当审慎考察吗？”我说：“魏公是善类中的宗主，怎么可以不跟从呢？”于是骑一匹马，在湓浦之上追赶魏公。虽然身处玉帐筹划军务，专心办理军事，但闲暇时在酒席间谈笑，我得以见到魏公的高文大册，听到他的崇高议论和宏阔见解，每天都充实地有所获得。他曾说：“学问必须以六经为根本，这才叫正学；道必须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根本，这才叫正道。那些邪说和偏颇的行为，就像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一样，将它们排除之后，道理就周全，文章就醇厚了。至于天文、地理、礼乐、律历、官制、兵法、典章、文物，没有一样不探究得详尽明白，像分辨黑白、数一数二那样清楚。”我更加相信，魏公的学问根柢深厚，文章枝叶繁茂；能推翻陈旧、开启新意，以华美辅翼真实，神思出入天机而不可拘束。这难道是偶然造成的吗？”两年以后，魏公去世，我哭着流泪说：“上天使这篇文章丧失了！”又过了十五年，魏公的儿子近思、克愚共同搜集遗文，补寻散佚，得到正集、外集和奏议共一百卷，将要刻版刊行于世。既已请叔父为文集卷首作序，又让他对我说：“你替我再申说几句。”我私下认为，自渡江以来，文章的命脉与国家的命脉相同。它的寿命，大概始于高宗对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的评价，认为此书有益于治国之道，可以作为进谏的书。孝宗为苏文忠公文集亲自作赞，称赞其中有忠言正论，不顾个人利害，洋洋的圣明谋略足以使四方受到感动。于是人文大为兴盛，足以接续庆历、元祐年间的盛况。到了乾道、淳熙年间，大儒接连出现：朱文公在建安倡导，张宣公在潭州倡导，吕成公在婺州倡导；他们都著书立言，各自成为一家。凡是仁义的要旨、道德的深奥、性理的精微，用来阐明天理、端正人心、树立人的准则、扶助世间教化，使天下明白地知道人与禽兽不同之处，知道我们的道与佛、老之道不同之处，专心于圣经贤传，止息邪说，使君臣、父子关系存在而不损害纲常正道，其功用是宏大的。永嘉的各位老先生，如陈心齐、叶水心一类人，又创立了制度、器物、数理方面的学问，名为实用之学，以博学通达相互夸耀。虽然还不足以和那几位大儒抗衡，但也有值得考察的地方。这样寥落地过了四五十年，我公继承了他们的事业，见识照察古今，却不以此自高；忠心贯通日月，却不以此自异。他的德望在百姓之中，他的声名传到四方夷狄，他的文章声望则在天下后世。大概正是所谓兼顾精粗、贯通本末，集乾道、淳熙间学术大成的人。可惜他的官位不能匹配他的德行，命运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来不及辅佐明主兴礼乐、致太平，而这篇文章所留下的恩泽仅仅达到这里。可悲啊！魏公名了翁，字华父，是卬地的鹤山人。天下士人和老师都尊称他为“鹤山先生”。

译《忠节庙记》宝祐戊午年九月，敌人大举入侵淮东，包围广陵，蹂躏通州、泰州，践踏仪真，驱掠人畜向北撤回。淮西总管智原估计敌军渡过淮河后必定夺取五湖渡，请求率水军截击他们。后来敌军知道我军已有准备，于是转道安丰。智原奉节制司命令，提兵前往救援；到达后便会合各将商议防守，约定在城下抵御敌人，彼此无论缓急都必须迅速救应。众人说：“好。”于是他带兵前往西门，严整布阵等待。午后，敌军拥众到达安丰南门，智原激励将士，奋勇冲入敌阵。从未时到酉时，交战数十合，亲手斩杀数名敌军首领，尸体横陈，遮蔽原野。敌军非常害怕，于是调集全部兵力夹击我军。智原奋声呼喊，又激战斩杀数百人。恰逢敌军后队到达，敌势更加壮大，智原战斗得更加急迫。防军中素来与智原有嫌隙的人嫉妒他的战功，拥兵自卫，坐视不救。智原军力竭尽、形势困窘，仍然勉励残余士卒继续作战；战斗了很久，援军断绝而阵亡。事情上报后，朝廷追赠他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在安丰立庙祭祀，赐庙额“忠节”，用来表彰他的功劳。新庙落成，而且下葬也有日期了，他的兄长智春等人寄信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他们兄弟从前都是我的部属，我考察这件事，因而有所感触。忠和孝本来是一回事，君主和亲人所遵循的道理是一致的，家庭和国家也是同一根本。能够孝敬父母，就一定能够忠于君主；能够使家庭适宜安定，就一定能够使国家适宜安定。智原平日侍奉父母以孝闻名，在家庭之中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并不是刻意学习曾参、闵子骞，却自然具有严肃谨慎的风范。他仰天呼号、割股疗亲，虽然未必合于医理，但感情却是真实的。他离开母亲赴任时，发誓尽忠，害怕给亲人带来羞辱，又以未能使官府封赠父母、无法报答父母辛劳为憾，恳切反复地叮嘱，这些都不是一般武夫所能做到的。《礼记》说：“在战阵上没有勇气，不是孝；任官而不忠，也不是孝。”智原平日临阵，必定想要战死于敌前；任官时，必定想要忠于君主。他以刚烈之身奋勇向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敢亏损为臣的道义。他英勇的风采和高尚的气概，严厉得如秋霜，使那些尚未死去的奸雄也胆寒肝裂，难道不是把侍奉父母的孝心推广开来而达到的吗？当智原与敌人搏战时，情势比睢阳之围还要危急。假使同僚中没有贺兰拥兵不救这样的奸邪，敌人一定不能集中兵力进攻智原。可是他怀有私怨，终于不再救援。唉，私怨可以放下，国事却不能不尽力。他难道不是别人的儿子吗？对朋友不守信，就一定不会忠于君主；不忠于君主，就一定不会孝敬父母。忠孝的本心既然一同丧失，距离禽兽也就不远了。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些武夫悍卒，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这正是他们平素的本心，还不值得过分责怪。世上本来有些人以礼法自我约束，以忠孝自我夸耀，平日闲居时慷慨议论，说的无非是捐躯报国的话。一旦遇到事情，稍有不合，便只顾保全自身、远离祸患，往往还把灾祸嫁给别人；与那些不援救智原的人相比，他们尤其卑劣。因此我借智原的事情把道理说尽，用来作为后来人的警戒。《二仙堂记》宗正亚卿陈公在宣州任职时建造屏风。不久政事平和、诉讼得到裁决，他便趁闲暇登高远眺，回头对宾客说：“宣州是清新爽朗的地方，在江东雄伟甲于诸郡。我向东北望去，看见清溪曲折环绕，水波光亮荡漾，孤帆时隐时现，白鸟时出时没，若有若无，恍如一幅画图，难道不是谢玄晖诗中所说的‘澄江静如练’吗？我又向西北望去，只见千林争相展现美丽，万山呈现各自姿态，其中有一座山峰巍然独立、尊高无比，早晚明暗变化，形态难以描述，难道不是李太白诗中所说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吗？”这两位先生，仿佛以神仙中的人物作为溪山的主人；他们高雅的声誉和超逸的韵致长期浸润熏陶这里，即使草木泉石也还会显出奇光异彩，何况人呢？所以文采华美的士人接踵而来，如唐代的许棠、张蠙、骆用锡，以及我朝的高中舍、梅都官、张曲肱、周竹坡。擅长五言诗的人得到谢玄晖的清丽，擅长歌行的人具有李太白的豪放，这种风流高雅至今没有断绝。打开门户、启用锁钥，这是谁的功劳？况且谢玄晖曾任郡守，诚恳地为百姓谋福，离任时舍不得同官吏和百姓分别，直到今天人们还称他为谢宣城。李太白往来于斗牛之间，遇到胜景便常常终年不离，尤其喜爱宣州，最终也死在那里，所以他在这里的题咏比别处更多。两位先生的神灵依恋此地，仿佛仍然存在；建祠祭祀他们，大概不只是为了慰藉本地人士的思念。如今谢玄晖的像虽然供奉在郡楼的龛中，但地方狭窄简陋、尘埃污秽，香火也不庄重；李太白的祠则留在青山，属于当涂。青山不隶属宣州已经二百年，宣州没有别的祠庙，难道不是缺憾吗？从前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历经五代，到我宋和靖处士，才开始以诗歌使西湖闻名；后人把他们合祀在那里，难道两位先生唯独不可以吗？于是我清理后圃，筑造新堂，使堂内宽敞、外观宏丽，绘画陈设庄严，用来振兴前代流传的芳名，使此地的文风在将来昌盛。李太白说过：‘我家住在敬亭山下，常常继承谢公的事业。相隔数百年，风采情怀宛如昨日。虽处不同时代却有同样的格调，理应可以并祀。’亚卿公入朝任职、出任地方长官，都有声望；游戏于文章，气概足以逼近谢朓、李白，也应当能够建造这样的祠堂。李太白气概纵横八方，因此号称谪仙；至于谢玄晖的风神襟度，疏朗旷达，若能摆脱华丽的世俗轨道，逍遥徜徉于高斋之中，忘却世间与自我，飘飘然如在丹霄，说他是仙人，也很恰当。亚卿名卓，字立道，是莆田人，为文懿公的后代。年月日，郡人吴潜记。

译《养济院记》本朝圣君相承，仁德深厚、恩泽广大，浸润遍及天地。我主上继承无穷的大业，施行仁政，根基培植得更加深厚，恩泽疏浚得更加流长，因此能够延续扩大有宋亿万年的根基。虽然遭逢世道艰难，三边用兵长久没有解甲，但国家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因为扶持凭借的基础非常深远。我在朝廷内外任劳任怨，年岁将近三十年，是侍奉主上最久的人，熟知圣上的德意和心志，没有一天不勤于政务。因为不忍心百姓受苦，所以恭敬地接受任命，历任持节官职十二三次，只以安抚爱养百姓为根本。既不敢轻视普通百姓，尤其不敢轻视社会下层百姓。况且古人说治理天下没有比帝王更盛大的：尧舜之时说，不使百姓虚空无告，不抛弃困穷之人；禹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只要有一人能胜过我；汤说，要惠及困穷之人；文王说，要怀抱保佑小民，恩惠特别施给鳏夫寡妇；武王说，不使百姓失所；唯独成王时说，自己不能使小民和谐，又说要使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命运。帝王治国的纲领，大体都具备在这些话中，难道只是崇尚高高在上的威势和赏罚吗？四明是浙东的大郡，城邑、井市和人口繁盛，那么鳏寡孤独以及哑、聋、跛、瘫之类的人，理应不可能完全避免。自从强大的富户之家凭借豪奴黠仆极尽智术谋取利益，普通百姓的生活血脉日益减少，直到枯竭。普通百姓困苦，穷困百姓就更加困苦，于是鳏寡孤独、哑聋跛瘫之人能够得到生存的就很少了。自淳祐初年，掌国政的人制定严厉禁令，常平仓和义仓的储粮，有关官府不得擅自发放。凡是穷民遇到年终，才给予一次救济；所发放的物资少，而接受救济的人又有限，于是鳏寡孤独、哑聋跛瘫之人能够得到养济的就更少了。这本来正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看待如同饥渴一样急迫的事情。我刚到任郡中，查核并清除各种浮滥的弊害，合并酒务，得到一所破旧房屋，立即加以修缮，又增建新屋，前后合计一百零五间以上，聚集城内外濒临沟壑的鳏寡孤独、哑聋跛瘫之人让他们居住，以三百人为定额。成年男子每月发米六斗、钱十千；中等人口发米四斗、钱七千；小口发米三斗。所有费用都不取自本郡的经常性财赋，希望这样可以长久维持。前辈有话说：士大夫如果有心帮助万物，从一命官以上都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天下哪有不能治理的郡呢？治理的人勤快，使用财物的人宽裕；使正义彰明，禁止百姓为非作歹；不把宠爱贿赂互相攀比，不把膏脂辛劳据为己有；又能堵塞漏洞、杜绝蒙蔽欺骗，那么财用就常常充足。用剩余财物惠及百姓和万物，难道不是施展志向中的一种快乐吗？有人说：“城邑井市中的百姓固然幸运，那么田野乡里的百姓怎么办？”于是又拿出羡余钱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五贯文，预先替六县百姓代为输纳。宝祐六年，以折帛的办法来减轻布帛赋税，仿照补助的意义办理。至于本院田亩的数量、钱粮的收入以及详细规划，都刻在下面。后来的君子，希望共同增益它，使德意扩展到无穷以后。” 《陶隐君墓志铭》陶世雄，字伯英。曾祖陶安，曾祖母奚氏；祖父陶甄，祖母崔氏；江氏、吴氏，吴氏就是我的姑母。父亲陶允升，母亲刘氏、魏氏，都隐居守德，没有出仕。世雄五岁时母亲去世，不久又失去父亲。继母毓氏抚养他，对他有恩。刘氏去世后，世雄按礼制服丧。乡人两次称赞他。奉养守寡的姑母十分谨慎恭敬，平素看重并喜好读书，善于经营生计。早年贫穷，晚年生活宽裕闲适。治理家庭、教育子女，都有法度。宝祐丁巳年四月十一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九月壬申日，葬于昆山白杨原。娶刘氏，继娶刘氏、高氏。儿子三人：九皋、九云、九功。女儿四人，长女嫁给进士张俊民，次女嫁给进士陈宏中，其余尚且年幼。陶氏世代居住在始熟，先君子正肃公笃爱兄弟之情，让他们迁居宣州的慈溪，以便按岁时聚会叙亲。我兄弟也时常同他们往来。九皋在父子兄弟之间，与我分别已经多年，如今九皋身穿丧服来请我为墓作铭。铭文说：‘宋正肃吴公外甥孙陶世雄伯英之墓。积累布施而有余食，大概就在子孙身上吧。’ 《梅和甫税院墓志铭》梅氏是宣城的著姓，国史中有传记：给事中梅询在咸平年间得到特别宠遇；都官员外郎梅尧臣在嘉祐年间发扬盛名。从那以后，遗留下来的声名就没有流传。我居住在这个地方，曾经访求他们的后代。到了绍定癸巳年，我在金陵负责粮饷，一天属吏报告说，有个乡里的梅姓子弟来拜见，说：“给事中、都官员外郎是我的先祖。”我油然欢喜，迎接他时，只见他须髯秀美、体态丰厚魁梧，谈论天下大事很熟悉而且有远大志向，沉着刚毅、善于谋划，继承前代贤人的遗风，幸好还有后人。想到桑梓，敬意油然而生，正要看他显明地施展事业，君却因母丧离职。回首分别，时间将近十五年，他的才干百无一施，现嘱托我为他写墓志。唉！君名应奇，字和甫。二十岁时通晓六经，在乡校求学，已有俊逸声名；参加太常考试，却总是没有考中。有人劝他通过勇武武职谋取科第，于是调任武进校尉；又参加江东转运司议事官考试，因边功赏赐转任承信郎。不久他叹息说：“我本是儒家子弟，为什么要戴鹖冠、做武官呢？与其听金鼓之声，哪里比得上教子孙读书诵经？与其看干戈扰攘，哪里比得上以酒食娱乐宾客？”于是毅然归来，使者也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于是他在石港捕鱼，有鱼有蟹；在车浦种田，有稻有粱。他的恩惠遍及乡邻，给受冻的人衣服，给饥饿的人食物，救济贫困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鄙吝。他虽然胸怀抱负、蕴藏才华，终究没有机会施展，却头戴幅巾、手杖鞋履，安然自得地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忧虑时局、愤恨世道，没有地方寄托情怀，就担风长啸，握月高歌；间或借诗文抒发心中的不平。他曾说：“隐居也很有滋味啊！”淳祐丙午年正月乙未日，因病去世，享年若干岁。曾祖父某、曾祖母某；祖父某、祖母某；父亲某、母亲某；妻子夏氏；儿子某，孙子某。将于第二年己酉年葬在县内章务理清远石涧的原野。儿子某等拜见我并哭泣说：“孤儿不幸，愿求您写墓志，使幽暗的墓地增光。”我评价他的家世，惊异于他的才华，惋惜他没有在当时得到任用，姑且记下他的族望和年月大概，并系以铭文：‘上天降给你的才华，实在非常深厚；灌溉培养它，使它更加畅达茂盛，却被困厄阻于时运，为什么不能与时相遇？活着不能使祖先的事业发扬光大，死后一定能使后代昌盛广大。’ 《孙守叔墓志铭》

译嘉熙丁酉年，我以工部侍郎兼任吴郡长官，恰逢常平使者职位空缺，奉诏代理其职。起初我与鄞人孙守叔做同僚，和他相处久了，见他性情温厚纯正、严肃清洁，心中很惊异。不久守叔果然逐级升迁，登上青云。在朝廷任职时，他有安靖恭敬的风度和正直的操守，人人尊敬他，又都压低自己的姿态。在郡国任职时，有使境内平安的声誉和和乐仁厚的风范，百姓歌颂他。然而年纪还不到六十岁，就被抛弃在这个明盛时代，这是他的命运吗，难道不可悲吗！君名梦观，守叔是他的字，雪窗是他的号。曾祖父俊乂，原任登仕郎、泗州招信县主簿；曾祖母严氏，继祖母张氏。祖父才冠，原任承信郎、临安府于潜县税务监官；祖母刘氏。父亲参，赠奉直大夫；母亲陆氏，赠令人。君登丙戌年进士第，与兄长渊一同考中南宫，列于龟列，授迪功郎；调任桂阳军教授，任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差遣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授武学谕；添差通判严州、台州崇道观；又授武学博士、太常寺簿、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知嘉兴府仍旧班，兼右曹郎官、将作监、国子司业；知泉州兼提举市舶事；改知宁国府；授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太府卿；充任御试编排官、宗正少卿兼给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龙图阁；予祠，封慈溪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任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公事；又授起居郎兼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权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累积官阶至宣奉大夫。君世代居住在本郡慈溪。奉直公性情质朴正直而喜好义行，以善人闻名乡里。慈湖先生杨文元公曾为他写墓志；由于积德深厚、报应丰厚，于是生下君这样闻名的人。起初他与两位兄长因、渊自相师友；考中进士后，更加留意古学，任郡学博士时，专门用考亭先生的著作来教化诸生。州境有蛮寇，帅臣认为君适合士人身份而又熟悉当地习俗，越级命令他代理政事，盗寇立即平定。浙东盐务最为繁杂，任幕官的人，各盐场按时例有馈送，君都拒绝断绝。家中清贫如同永王侍郎，于是以侍从身份治理州郡，并因学行才华优美而被推荐给朝廷。刚参加畿县铨选、将面见皇帝时，他首先论说人主听取言论，不可以有所畏惧，更不可以有所玩忽。畏惧，就是有言论也不能容纳；玩忽，就是虽然容纳言论却不能采用，这正切中千古以来的弊病。当时乡绅权贵执掌国柄，都说美官可以凭关系取得，君极力请求任员外郎、治中而离去，不久便借病回乡。过了一个季度又被召回，他为朱皇弟太傅嗣王讲解经书，王称赞他在三方面的助益，对他的敬爱更加深厚。再次应召面圣时，他援引《周书》“抚后虐讐”和文中子“戎狄之德，黎民怀之”的说法，诚恳地向皇帝陈述。不久因戎监转对，极力说宪司的职位上，未听说有十个人同时弹劾一个人而其中一个也不退缩；封驳机关中，也未听说有三个舍人不肯起草诏制。他又论说道揆不明，法令和操守越来越混乱，天下的权力将有所寄托，反持权柄的祸患就会产生。当权者渐渐不喜欢他，于是让他出任泉州知州。不久他改变旧制，宽免拖欠、减轻赋税，不计钱贯和粮石；凡是泛滥征收的项目，都登记归公。他吃蔬食、穿布衣，像苦行僧一样。当时虽然供应和支出极其繁多，郡中却没有告急匮乏。版曹专官催督赋税，急如星火，全郡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办才好。君说：“我宁可辞官离去，也不愿留任而使百姓受苦。”他极力请求祠禄，并准备把郡印和文书交给专官。专官听说后，连夜逃走。宣州人至今还谈起这件事，仍然流泪。丞相董槐以枢密使身份召他回朝，皇帝询问江东廉吏，董槐首先推荐君，皇帝很高兴，授他司农少卿。恰逢资善堂讲官有空缺，皇帝选拔端正贤良的人，立即命君兼任赞读。轮到他面圣应对时，他上奏说：“国家一定要有所凭恃，然后才能立足；如今内外臣僚都凭恃陛下来实现各自的私欲，唯独陛下没有任何可凭恃的东西，实在令人寒心。”接着又论说郡国应当替百姓筹划，朝廷应当替郡国筹划，请求命令大臣把从前主计之臣夺取州县利益、归入版曹的财利，重新归还所属州县，这样郡国或许能获得一分宽裕，百姓也能得到一分恩赐。他所说的话一一如蓍草和龟甲占卜所得，皇帝首先点头赞同，并且传下亲口谕旨：“卿在资善堂，更要费心尽职。”此前有人因为越级进言而被削减官阶，过了一个季度，黄榜上仍然保留着此事。君说：“这不合法。”当天就把诏书涂改退回，并请求叙用那个人。当时有人被公论所指责，授予闲职、给郡官；君上奏说：“王安石想除去熙宁年间的君子，就把他们说成流俗之人；京镗想除去元祐年间的君子，就把他们说成邪党；秦桧想除去绍兴年间的君子，就把他们说成持异议者；李沐、陈贾想除去庆元年间的君子，就把他们说成伪学之徒。如今某人又倡导空泛的议论，想把更化以来所召用的君子全部除去，这不是为世道着想的做法。”四月，因在资善堂任满一年而升迁。制词说：“虽然舍弃章句而从事实际事务，却有和悦正直、刚正敢言的风采，似乎有不能说话的样子。”等到批答敕书、涂黄时，他却显得正直敢言，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色。这大概是皇帝的本意，当权者因此厌恶他。当月，免去兼任琐闼，升为右螭八品。上奏章请求退隐。乙卯年正月，升为左螭，免去三道牍奏。四次上奏后，奸人吴燧排挤攻击他，授直龙图阁，给予祠禄。十月，升秘阁修撰，任提举泉州诸道。

译丙辰年正月，刚到任所，又因原有官阶被召回。公听到命令后，把泉州司的所有供帐都交付出去，带着印信的人回去，自己空空荡荡地来到朝廷门下。他奏事抗论更加急切，大意是说宠爱贿赂公开盛行，仁人贤者离去，财货过分聚集。又说更换宰相以前，弊政本来就不少；更换宰相以后，弊政也依然如故。朝廷中的士人都替他感到危险。君说：“我以一个平民身份蒙受皇上恩宠到了今天，即使捐躯也无法报答，利害得失不是我所考虑的。”不久，升为侍郎右选，仍像过去一样兼任琐闼、赞读。皇子忠王听说君再次担任讲官，非常高兴。君每次入宫讲学，必定援引先儒格言，反复开导陈说，忠王也常常向他询问。七月，升为大司成，不久实授二卿，升任翊善。君亲自得到皇帝知遇，多次承受天子的奖赏，两地官职都可以逐级升迁；然而他平素志趣淡泊，入朝任职仅三个月，就三次请求退闲，辞意十分恳切，直到皇帝挽留也没有成功。二月，以殿撰身份出任武夷郡守；夏五月到任，首先用考亭先生絜矩之义晓谕郡人，免除丝和粮食的积欠，多达数以万计；不派一名士卒到属县，两造来到庭前，就按公认的是非裁决，即使被判刑的人也没有怨言。他穿布衣、吃粗食的操守，比任宣州太守时更加突出。建宁有许多君子，其中达官显贵徐知院清叟、蔡参政抗都相互推许，认为君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君常常说，各县每月解送的盐运不能接续，官府凭空筹取、反复转嫁，致使百姓受苦；正想替千里百姓向皇帝请求怜悯，谋划改变办法使其通达，却因小病发展成重病。在还没有咽气之前，他仍然整理衣襟危坐，说：“我承蒙皇上奇异的知遇，忠言没有不被采纳；虽然屡次被执政大臣排挤，唯独皇上保全我到今天。如今病已不可救治，我报答皇恩的事业也完了。”他口授遗表，情意真挚恳切，不超出《大学》末章所说的人才、财货两件事；草稿写完后，神情凝定地去世了。那天是七月十二日，享年五十八岁。讣告传来，皇帝哀悼惋惜了很久，按照法令推恩，加赙赠三百匹。两制诰词说：“在铨选部门任副职来选拔人才，清白如水；登上琐闼批答敕书，有力量挽回天意。”皇帝深切哀悼他遗留下来的忠心，又加以禭赠装饰。唉！君报答皇帝的事业没有完成，而皇帝对君的眷顾更加深厚；君有遗憾，皇帝却没有遗憾了。君去世前三天，郡中有人梦见有很多随从，迎接祠山神从郡治出发，仔细一看，原来是公。过了一会儿君便去世了，全郡士民相互惊异，很多人流下眼泪。君娶叶氏，是平庵项公、宣抚的亲外甥女，亲自勤俭持家，能够辅佐丈夫。她比先君早十八年去世，追赠令人。儿子六人，其中五人已经先后去世。孙辈中有人准备以公的致仕恩泽补授承务郎。女儿二人，都尚未出嫁。孙辈中有人于九月辛酉日，将君葬在本县郎官坪的原野，并把叶氏令人迁来合葬同一墓道。我曾谈到孔子感叹人才难得，认为从唐尧虞舜以来，到周代才最为盛大。“际”就是接续的意思，是说从唐虞以后直到周代，人才的盛况到这时才显现。难道是从皋陶列举九种德行，到周代的九位贤人时才完备吗？所以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后世的人才，本来难以同盛周相比。然而像君这样的人，也几乎具备宽厚而严谨、柔和而坚定、谨慎而有节、庄敬而安定、和顺而坚毅、正直而温和、清明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坚强而合乎义的大体了。他为人谦退，好像不能胜任衣服；但凡是义所应当做的事，便奋勇直前，即使孟贲、夏育的勇力也不能超过他。因此他立朝的操守光明俊伟，可以和严霜烈日争辉。至于治理郡县，则完全以宽大之心奉行诏令。在宣州时，教条简便，刑罚渐渐停止，每天还不到申时，官吏就散去，公堂帘幕寂静，人们甚至不知道这里是太守的治所。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循吏吗？至于他在家孝友，在乡里谦退逊让；身处赵、魏之乡，那里的人争相以陶朱公、猗顿相比夸耀，他却淡泊自守，把财货看得如同粪土。入都任法从之官，出任藩镇长官，家中不过几间破屋，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忧苦，他却处之泰然。可以说他有清正的风操和高尚的节义，远远追踪董仲舒，又逼近慈湖先生。看着群鸟飞翔，却惆怅祥凤孤独离去，难道能不更加为世道惋惜吗？我与君交往，虽然交情淡泊，情意却十分真挚。他去世时我没能到他的灵柩前，他下葬时我也没能到墓穴旁。孙辈带着文字来请求我为他写墓志，我不忍推辞，于是作铭说：‘有德之人，默默谨慎而行；内里空虚的人，才骄傲夸张、矜持自满。那位美好的雪窗先生，怀抱德行、秉持节操，外表谦退仿佛无能，声名却传遍四方。三十年间，内外官职屡次更换，不急不徐，只按义而行。淳祐中期，风宪之职废弛，祸乱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权贵所造成；谁能抗拒他们？排开云雾直陈其事，君正是在这时，像王吉、贾谊一样。宝祐初年，朋党互相援引奸邪，邪焰将要炽盛，正理几乎被侵蚀；谁来阻止它萌发？不让它再这样。君正是在这时，像富弼、李藩一样。当时还在官署同僚之中，乡里人却掌握要路，迅速登上显贵职位；君掉头离去。强暴专横之人横行，谁敢欺侮我？’ 他直吐唾沫斥怒猛虎，折断马鞭奋声呼喊；身在南方，心在王室，正等待东归，妖异的梦却随着他进入名山大川。英灵在世时显明便成为人，死后幽冥中又成为神；不因存在而留恋，也不因死亡而毁坏，这也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千年以后，山川陵谷发生变迁，看到这篇文章，敬仰之心仍会油然而生。《孙守叔像赞》神采气度完美坚固，胸怀洒脱开朗。如云中仙鹤游于长空，如冰霜和坚贞之节操存在于山谷。以敬与义作为操守，以经史作为广博学问。引荐君主任用正直之士，便会天开日明；替国家除去弊害，便会如风驰电掣。拒绝把孤儿托付、把性命托付给他都可以，确实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可惜年纪刚到六十岁就善终，朝廷失去了这位北门的锁钥。唉！”},{ 我们的吴氏宗谱序。吴氏的世系起源于周代的吴防伯。因此，潜溪的祖先佐府君是姑苏人，也是汉代番君吴文王芮的后裔。后唐中期，他看到国政紊乱，又想到苏州是湖海交通的要冲，而且盗贼很多，于是把族人从苏州迁出，选择郡城东南方、距离城约六十里的母夫人皇甫氏墓所在的白马山修筑居所。人们把那个乡里称为“来苏”，意思是从苏州迁来。当时有一支称为“少微”的，迁往歙州新安；有一支称为“毗陵”的，迁往庐江镇的姥山。佐的后代中，又有一支称为“好问”的，迁往洪州瑞阳。姑苏吴氏的族人从此开始散居天下。不过，由于世系相隔久远，难以考订编次。古书说：“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只是都不如我们同姓的人，何况还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呢？” 我恭敬地把这些情况记载下来，并归入宗谱。

译《重修平桥水则记》。四明郡山海阻隔，地势由高向低，水最终都汇入大海，田地便没有水可以灌溉。因此设置碶闸，水满时就开启，水干时就关闭。关于开闭的标准，称为“平水尺”，通常把入水三尺作为水平标准。地势低于水面的地方，不可能全都平整；水面高于地面的地方，却没有不平的。只要以三尺作为平水标准，水位便没有不平的了。我在各座碶闸处辛劳了三年，到洪水湾这一役，大体上已经完成。己未年劝农时，我从林村经西门乘船返回翠山。闲暇之日，又从月湖沿竹洲驶船到城南，遍察水势。凡水位与田埂相平之处，便在篙上刻下记号。回来后在平桥下验证，凿石作为标准，题名为“水则”，并在上方大书一个“平”字。暴雨使水上涨，淹没“平”字时，便告诫吏卒向郡府请示，立即开启锁钥；如果四方水泽水位恰好均平，水只浸到“平”字，锁钥仍照旧不动。平桥距离郡治，巷道相通即可到达；全郡城乡旱涝是否适宜，只要在这里求得水位的平准就够了。后来到任的人，不要在这件事上有所废替啊！宝祐年间，丞相吴潜记。《重建逸老堂记》。逸老堂，是绍兴十四年郡守莫侯将要创建的，并且撰文记述此事。它的名称，大概取自李太白所说的“四明逸老贺知章”。考察贺公，字季真，唐开元十三年任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肃宗即位为太子时，任正储副之职，授秘书监、太子宾客。天宝初年，他以疾病为由请求做道士，回到家乡，诏令赐给他剡川的居所。剡州隶属于越州鄞县，所以越地的封部公也自号“四明狂客”。因此，莫侯在本地月湖建堂安置贺公的神灵，并且把李太白也合祀其中。然而，太白初次见唐明皇时，态度傲慢而少有恭敬，把高力士一类人当作奴仆对待，他的气概确实可以挥斥八方、驱使万物；但到了晚年，却陷入永王李璘的党羽之中。季真遭逢时世、遇到明主，弹指之间就可以登上显赫的官位，却忽然飘然离去。大概肃宗的人品，季真早已看透于胸中了。假如他同肃宗始终共事，那么灵武发生的事情触犯父子之间的大伦，季真也将不能逃脱万世的责备。《易经》说：“懂得事物变化的先机，便接近神明。”季真具有这种见识，难道仅仅是轻视蚊虫般的富贵、把卿相之位视作唾沫而已吗？这座堂建成，大概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五年了，房屋年久坍坏，防字以外的文字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五年〕 我任郡守到第三年，才得以彻底修缮更新这座堂，规模宏大宽敞，与过去略有不同。于是到越地寻求贺季真的画像，绘制后供奉在龛中，并且写诔词、作赞文，用来昭示长久，使本地士人景仰他的清风，企慕他的美好行迹，也许多少可以有助于教化风俗。开庆元年，观文殿大学士、判庆元军府事吴潜记。《履斋遗稿》卷三。钦定《四库全书》。《履斋遗稿》卷四。宋代吴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