巽隠集卷三

译昆明西南八十里是安宁州，即汉代的连然县，又称螳螂川。蛮人的阿宁郎有温水盐井。《唐书·南蛮列传》记载，唐玄宗诏令特进何履光率兵平定南诏境内，夺取安宁城和五座盐井，后来又在那里设置郎。安宁以西六十里叫禄脿驿，驿站西北的道路通向山顶。我认为“禄脿”二字应当写作“■〈山录〉■〈山票〉”，就像“嶍峨”“峨■〈山录〉”一类的地名。向西五十里叫炼象关，关西五十里叫禄丰县；再向西走五十里，山势非常险峻，道路盘旋曲折；又走二十里叫舍资驿，驿站西二十里叫回蹬关；向西走四十里是广通县，即蛮人的路甸，如今有路甸驿；驿站以西一百里是楚雄府，即元代的威楚、开南路，蛮人的峨■〈山录〉，汉代、唐代的览州，蒙氏的石桑郡，段氏的白鹿郡。楚雄以西四十里叫吕合驿，驿站以西三十里是镇南州，古称欠舍川，又称和子城。从镇南向北走一百里是姚安府，古名弄楝川，汉代为姚州，唐代开设蜻蛉、弄楝州县；如今有蜻蛉驿。府通守高保是高明的孙子。元代天历年间，明入朝，朝廷升姚州为路，授明为总管；有学士欧阳玄作《升路记》，高保拿出来给我看。姚安西南行一百里叫普淜驿，驿站以西走五十里是古云南，今称小云南；西南四十里是品甸，如今设置云南县；县西北行四十里是白厓甸，甸西有山关；关西四十里是赵州，古称赵睑，段氏时为天水郡。赵州西南三十里叫龙尾关，入关三十里就是大理府。出了龙尾关，向南行约一百里有石门天桥；再向南走七十里叫漾濞江，江上有桥；过桥向西南八十里叫打牛坪；再向西南行一百二十里是永平县，古称博南县。永平西南行六十里，俗称丁当丁山；又走二十里叫萨木哈驿；驿站西南行二十里是浪沧江，古称兰沧江；过江几里，路旁有万箭树；再走一百里才到永昌府。从出龙尾关到永昌，都是倾斜的山崖和险危的石级，蜀道尚且没有这样险，无法通行。考察《云南志》，永昌本是哀牢夷、蒲蛮、峨昌蛮居住的地方，诸葛武侯平定蛮人曾到这里，如今还有诸葛村。从永昌后来进入大理，大理城向北走四十里有神摩洞；又走十里出了龙首关；再走十里是邓川州驿；又向北走二十里是蒲陀崆；再走五十里是观音山；又经过一座驿站和府，是鹤庆，古名鹤川，又称漾工川，蒙氏时为谋统郡，段氏时为谋统府，元代为鹤州。向北经过五十里平原，越过一座道路险峻的山；再走五十里就是丽江府，古称越析州，也就是摩些路。水源出自吐蕃的布噜古甸，因此又称布噜天。这里枕临金沙江，因为江中出金，所以名为丽江，取丽水之意；又称花马洞，因为铁桥城南二十里的峭壁间，石头的颜色形状像花马，所以又称花马国。这里居住着三种蛮人，即摩些、吐蕃、罗罗。元世祖曾经驻跸于此。府西北行三十里有个地方叫白沙，经过白沙到雪山北岳神庙；这是因为蒙氏异牟寻把雪山封为北岳。雪山名叫玉龙峰。我留居丽江时，通守张翥拿出樊绰的《云南志》给我看，其中文字多有错误，不是善本。从丽江出发，经鹤庆进入大理，到普淜，过沙桥才出镇南州，沿着旧路返回昆明。风雨阻隔，行程超过一个月，所经过的府共有六个；龙首关在北面振起，龙尾关在南面束住，洱水在左边荡漾，点苍山在右边耸立。山川、城郭、民风和物产，云南各郡中最美的就是大理。山势峭拔，是荒远地区奇伟壮观景象的，当属玉龙山。考察元代御史郭松《平大理行记》记载：云州以北十多里山脚之间，有石头光亮得可以照见面孔，又名镜州。品甸有个池子叫清湖，湖西官道中有石头纹理像古代篆书，号称地符，行人不敢踩踏；询问当地人，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说法。又记载，从嵓甸向西南，在古庙中有一根铁柱，高七尺五寸，直径二尺八寸，是蒙氏景庄王所铸造的，上面刻着：“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当地人每年在它上面贴金，称为天尊柱。赵州以北有一片高原，号称城墱；因为世祖曾在此驻跸，州中官员建造佛寺，早晚和初一、十五焚香祝寿。我没能亲眼看见，于是询问赵州副职，知道这件事并非虚妄。又记载，进入龙关十五里有城叫太和，周长十多里；以坡陀为“和”，而“和”在城中，所以得名，是蒙氏皮罗阁所筑。蒙国大治、德化颂碑，是蜀人郑回撰写碑文的，时在唐代宗大历元年。我经过太和城的遗址，遗址和碑都确实如此。这是山中人所说的。凡是山水的明丽秀美、雄伟壮丽，土地的平坦与险要，以及风俗的奇异，都已详见于郭松的记述。我不善于文辞，姑且只把大概记下罢了。与郭松的记述相比，我实在惭愧。《敬思斋记》。

译皇帝即位十五年，大军平定西南夷，而由黔宁王镇守那里。过了十年，黔宁王去世。皇帝因为当地人不忘记黔宁王，便命令他的嗣侯回去镇守。起初黔宁王去世时，有人作歌说：“谁是我们的父亲，谁是我们的母亲？没有母亲，凭什么得到抚养；没有父亲，凭什么得到安抚？上天昏暗无知，难道不怜悯我们这些困苦的人吗？”等嗣侯到来，又有人作歌说：“田地啊田地，我们耕作，我们锄草；种黍和稻，用来蒸饭和煮食。我有父母，是先王的子孙。唉！谁说滇、黔不能治理呢？”然而人们只知道滇、黔可以治理，却不知道治理的方法；知道治理的方法，却不知道使治理得以实行的根本，这是什么道理呢？靠道来施行政事，靠学习来明白道，靠宁静来成就学习——黔宁王就是这样吗？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简约持重、沉默少言，可以知道他的心是宁静的；因为他尊重并信奉《太极图》《西铭》，可以知道他有学问。既然这样，那么治理西南夷还有什么困难呢？嗣侯说：“我的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忧劳勤勉、警惕自励已经多年。军需粮食不足，就思考使它充足的办法；百姓生活不能遂意，就思考使他们生活顺遂的办法；远方的人，就思考使他们前来；污浊的事物，就思考使它们更新；政令简约而条目疏阔，就思考办法使社会安定；施加仁德、普及义理，就思考办法使百姓快乐。驱逐虫蛇，使豚鱼也来归附。我怎敢不早晚恭敬勤勉，想着不使他的事业坠失，不辜负天子的命令呢！”于是他把自己宴居的书斋命名为“敬思”，希望自己身处其中，内心时时有所警戒。我私下认为，在千年以后继承孔子、孟子传承的，是宋代的周元公；看见并理解周元公之道的，是张献公。如果没有这些人，天理岂不是几乎要熄灭了吗？《太极图》讲的是万物变化的共同根源，《西铭》讲的是万种差异所贯通的共同道理。圣人以中正仁义来确定它，以主静为根本，这是《太极图》的要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这是《西铭》的要旨。这正是先王施政治理的根本，难道不是嗣侯继承先志的根本吗？怎样以此为根本呢？不过是用敬来保存它，用思来扩充它罢了。周武王是圣人，攻克殷以后向箕子询问天道，登上王位以后又向师尚父询问黄帝、颛顼的治道。箕子用《洪范》陈述道理：“敬慎地运用五种事情”；又说思考，思考就能通达，通达就能成为圣人。师尚父用《丹书》告诫说：“敬胜过怠惰的人吉祥。”圣人的学问不就在于敬吗？《太极图》说：“君子修养它就吉祥”，说的就是“敬胜怠者吉”。《西铭》说：“在这个时候保守它，这是儿子的辅翼”，说的就是“君子修养它就吉祥”。《通书》说：“无所不通产生于通晓幽微，通晓幽微产生于思考”，说的就是“思考叫作睿”。所以，“敬思”的本体极其微妙；如果不求教于先儒的学说，就无法知道敬思的作用如何显著；如果不考察先王的功业，就无法看见圣学。求取先儒之说来确立它的本体，遵循先王的治法来实行它的作用。入朝做三公，以福泽天下，我本来就抬头盼望嗣侯这样做。即使如此，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私愿，而是天下人的幸运。因此写下这篇记。《具区林屋图记》。

译“具区”这个名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礼·职方》最早记载扬州的薮泽叫具区；汉代史书又记载吴越之间的薮泽叫具区，这就是《禹贡》所说的震泽。那么，具区就是震泽了。扬州的水泽有五湖，难道不是震泽吗？也是震泽。这样说来，实际上只有一个震泽。为什么称为薮，称为浸呢？薮是丰厚的意思，里面有草木鱼鳖，可以丰厚地养育人，所以称薮。浸是人们所依靠来灌溉的地方。为什么称具区呢？区是有所收藏，意思是它所收藏的物产很多，所以叫具区，因而称作薮。为什么又叫五湖呢？一种说法是它的水流分为五派，另一种说法是它周围五百里，共三万六千顷；这是说它灌溉的范围广大，所以叫五湖，因而称作浸。其实全都是震泽。它西北的山脉从金陵而来，向南奔向吴兴，延伸到钱塘；它的东面则是松江的水，分成三条江流入海。山势相互交错，风气因此郁积；水势浩荡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风气因此宣泄。所以生长在这里的人，擅长艺文和儒术的特别多，百姓的性情也轻快飞扬。然而舟车没有不通达的，所以行路的人乐于从这里出行；粮食财货没有不依靠的，所以居住的人乐于在这里生活。唉！具区三江之间真美啊，那里有一座城邑叫松陵。我的朋友曾日庄居住在那里。大概三吴的美景在具区三江，而松陵正占有具区三江的美景。我年轻时游历松陵，某山某水，本来都亲眼见过。如今老了，在心里却恍惚像有所失去，茫然像有所遗忘。洪武壬申年冬天，西平公继任镇守西南夷，曾日庄确实跟随他来到这里。第二年春天，我和曾日庄在滇池岸边握手相见。曾日庄对我说：“具区之中，有七十二峰的洞庭湖，是你所知道的。听有道德学问的人说，洞庭在天地之前生成，巍巍高大尊贵，旁边有城墙宫阙，形状像蓬莱仙山。只是我不知道蓬莱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蓬莱漂浮在渤海中，那么洞庭难道不像它吗？我家在松陵，水有三万六千顷，山有七十二峰，全都像在庭院门户之间。家中有董北苑画的一幅画，上面还有晁无咎、钱希白的题跋。我喜爱它烟霭笼罩的山峦深沉润泽，林木茂密葱郁，于是借我家草庐之名，把它命名为《具区林屋图》，装裱成卷，时常打开观看。这样一来，所谓三万六千顷的水、七十二峰的山，就不在门户庭院之外，而在我的几案之上了。” 他曾为此作歌说：“屋角有竹和梧桐，里巷门口有柳树和揄树，池塘低洼处有荷花和蒲草；有时钓鱼，有时射野鸭，有时拿着葫芦，有时用酒杯饮酒；在这里游玩，在这里娱乐，在这里安居，在这里舒展。神仙究竟有没有，谁才是蓬莱仙山？天地有盈有亏，谁才是万物归宿的虚空？江湖只是一斗，谁才是具区？八方荒远之地不过庭院，谁才是我的居所？恍恍惚惚，仿佛如此，就用它来命名这幅图。”这件事拖了很久，我还没能领会其中的旨趣。请您替我写下这篇记。我说：天下凡是能使我的心快乐的事物，无不是使我看见物我一理。只用耳目得到的快乐，不过是玩弄外物罢了。天下外物中厚重的没有比山更甚的，人们只看见它经常停在那里不移动；云从山中出现，草木从山上生长，难道山只是静止的吗？流动不息的事物没有比水更甚的，人们只看见它总是在运动不停止；深渊是蛟龙的住所，难道水只是运动的吗？山，是艮卦的象。《艮》的彖辞说：“止住其背，不获得其身体；行走在他的庭院，却看不见他的人。”意思是不见有自我，也不见有外物。水，是坎卦的象。《坎》的彖辞说：“重重坎险，内心诚信就能亨通，前行会得到尊尚。” 意思是说，至诚可以感通金石，可以蹈过水火，还有什么险难不能通达呢？因此古代君子的处止以艮为体，却从未不行动；行动以坎为体，却从未不停止。这样看来，山水之乐从心中得到，难道只是玩赏外物吗？假使玩物的快乐只是从耳目得来，那么滇池的水也可以玩赏，和具区一样；碧鸡山也可以玩赏，和洞庭一样。既然具区、洞庭都可以忘却，何况只是绘画呢？曾日庄说：您的议论也很宏大了。“江湖一■〈奭斗〉，八荒庭除”，我也说过。即使如此，这幅图是先父收藏的，山水又是先父垂钓游览过的地方，我难道能不动真情吗？我说：您难道没听过“浩浩戚戚”的更深含义吗？我的祖先的田地房舍，也在具区的南面。您命我作记，我不敢推辞。上天如果允许，也许我能和您走出三峡，下行九江，上达京口，到达姑苏。到那时拜访三高祠，登上垂虹桥，然后经过所谓具区、林屋，观看董北苑、晁无咎、钱希白留下的墨迹，以偿还自己的愿望。那么我虽然老了，仍然能够和您一起为此作赋。曾日庄说：好。于是写下这篇记。曾日庄名叫炬，日庄是他的字。他质朴而有文才，是儒者又懂医术。他的先父鲁斋先生，曾任我们州的通守，所以我和他一向交情深厚。《方舟记》。

译有位客人用“方舟”给自己的居室命名，到我在滇池的临时住所拜访，请我写一篇记。我问客人：“宫室是用来使人安居的，舟楫是用来便利出行的，这两者的用途并不相同。您的居室为什么取名为舟呢？《诗经》说：‘到了水深处，就用木筏渡，用船渡。’解释的人说：‘方就是木筏。’那么您的居室又为什么取名为木筏呢？”客人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生长在东南越地，郡叫四明，县叫慈溪。那里背靠江海险阻，占有鱼盐丰富的资源；山上有林木，田中有好粮食；池塘里有菱、芡、莲、藕，园圃里有蔬菜、水果、麻和苎麻。我们张氏在那里居住了二百年。我的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曾任慈利知州，却从未离开慈溪。我年轻时，在冬暖夏凉、闲暇无事之时，有时乘木筏出海，有时乘船在江上行驶，有时拿着钓竿坐着垂钓，有时举酒招待客人。内没有衣食的忧虑，外没有世事的侵夺，逍遥游息于这片土地，大概将终身如此。如今我已是头发将白的年纪，却被流放到不毛之地；住在山中，到谷中汲水，土地贫瘠狭窄。陆路不能行车，水路不能行船；奔走服役，脚上长满老茧而且龟裂，直到筋骨疲敝才罢休。田地房舍不能占有，兄弟不能团聚，妻子儿女不能和睦相处。于是我把自己仅容膝盖的居所题名为“方舟”，用来表示不忘记慈溪罢了。”于是他唱道：“月亮从东海升起，三座仙山重重叠叠；渺小的浮槎漂荡着，如今为什么来到罗鬼之地？”又唱道：“江上的花啊，江边的草；春日的水波啊，水中的野鸭与藻；荡漾着的兰舟啊，如今为什么来到犵狫之地？”歌唱完了，我也不觉猛然起身，脸色忧愁而悲伤。于是叹息说：“唉，这正是我心中相同的感受，又有谁没有这样的心呢？狐狸死了还把头朝向出生的山丘，这是仁爱，何况人呢？即使如此，我还要把道理告诉您。人的感情没有不在安逸快乐时骄纵放肆、在忧患中警惕自励的。因此安逸快乐是疾病，忧患是药石。刚才的您不正是患病吗？如今的您不正是服药石吗？只要能随遇而安，那么舟也就是居室。在东南之地，有什么可快乐的？在西南边远之地，又有什么可忧戚的？努力吧！富贵福泽将使我的生命更加丰厚，贫贱忧患也会把您磨炼成材。希望我们共同牢记并实行《西铭》的话，怎么样？”客人拜谢说：“请允许您把这篇记写下来，放在我居室的墙壁之间，使我能够观看，借以自我警戒。”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客人名某，字均遂。《同寿堂记》。人的身体之气与天地之气相通，人的心性之理与天地之理相通。手足痿弱麻痹，是因为气有所不相连接。医书尚且把这种情况称为“不仁”，何况有人侵蚀其心，使其心中之理不能存留呢？所以，仁道虽然广大，其要旨只在于克制除去自己的私欲，恢复天理罢了。如果不能克制除去自己的私欲、恢复天理，就不能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不能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就不能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人情没有不希望长寿的，这是爱自己的心。知道别人所希望的，并使他获得生存和长寿，就是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人。然而，这难道是处于困穷地位的下层人所能做到的吗？处于下层而能够做到的，难道只有医生吗？医生也是仁者。蔡氏的堂以“同寿”为名，实在是应该的；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不能更改这个名称。嘉兴崇德里有个地方叫凤鸣，蔡氏自宋朝南渡以来就居住在那里。有个字渊斋的人，传给他的儿子梅友、竹友。梅友官至防御使，曾把他的堂题名为“同寿”。竹友的儿子君实，曾在元朝大德年间撰写《同寿秘室方》。君实传给他的儿子伯仁，伯仁传给他的儿子敬之，敬之传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济，字公惠；一个叫润，字公泽。公惠进入国朝后，担任本县医学训科，直到去世。他的儿子叫熈，能够不抛弃祖业，“同寿”堂依然如旧。公泽被贬谪到罗氏鬼国，罗氏鬼中患病受苦、呻吟的人，也没有不向公泽求治的。公泽仍把自己居住之处用来治病的房屋题名为“同寿”。他写信从滇池来，请我为此作记。我和蔡氏住在同一个乡里，公泽又曾跟随我学习。我年轻时，曾见到他的祖父；长大后，又同他的父亲和兄长交往。如今我老了，怎能不对人世产生感慨呢？这件事我怎能推辞不记？唉！蔡氏的先祖，是我没有来得及认识的，就不谈了。姑且说我所知道的：他们家以医术显名，从渊斋到熈，大概已经七代了。堂以“同寿”为名，从宋朝到现在，大概已有一百多年了。他们东西相邻、南北近旁的地方，难道没有比蔡氏富贵的人吗？也有一家相传七代、一个堂名延续一百多年的吗？上天为什么独独厚待蔡氏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积累仁德已经很久了。那些把天与人看作茫然无知、毫无关系的人，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天人关系呢？公泽居住在黔中，身处患难却没有怨恨不平之气，正要使西南百姓都得长寿，以不辱没他的祖先，难道不可以说是仁孝之人吗？那些遭受行动和忍耐之苦的人，仁德因而成熟了吗？那些孤苦失恃的人，能够知道上天所厚待的地方，大概就在公泽这里；愿他更加努力吧！虽然如此，上天监察下民，百姓如果不行义，所降给他们的寿命就不会长久；皇帝建立了法度，而法度如果不能得到遵行，所赐的福泽也不会普遍。这其中大概有些事情，不是医生所能努力促成的。使一世的百姓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这才是“同寿”的最大意义。唉！如今何其幸运，圣人在上执掌天下。重题《同寿堂记》

译同寿堂在崇德凤鸣里万春桥的东面，是蔡氏居住的地方。蔡氏自渊斋公在宋朝做官、随从皇帝车驾南渡后，便在这里安家。渊斋的儿子防御使梅友公，把他的堂命名为“同寿”，以表明自己的志向。表明的是什么志向呢？梅友和他的弟弟竹友，都用医药救助病人，使他们不至于夭亡，希望人人都能同享长寿。后来，同寿堂毁于兵乱，竹友的儿子君实重新建造了它。他又曾撰写《同寿秘宝方》，收藏在家中。君实的儿子是伯仁，伯仁的儿子是敬之，敬之的儿子一个叫济，字公惠；一个叫润，字公泽。公惠的儿子叫颐，字孟颐，都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使之不衰落，反而更加振兴。先师易斋鲍先生曾在洪武辛亥年为敬之作记。国子助教清江贝先生曾在戊午年为公惠作记。周府长史六有吕先生也曾在甲子年为公惠作记。我在乙亥年为公泽作记。至于士大夫吟咏歌颂，凡是用来阐明“同寿”意义的文章，已经详细而完备了。戊寅年，我从西南夷地归来，孟颐又请我作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我离开故乡也有二十年了，从前那些飞檐曲栏、重重门户、环绕楼阁、号称甲第的宅第，如今无不已经成为荒草荆棘蔓延的废墟。问起它们的子孙，已经没有留下一个了。千百年以后，又怎知不会出现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的变化呢？像蔡氏这样的堂，朴素却不简陋，节俭却不狭隘，世世代代守护它，时间越久反而越加美好，这样的情况在天下之内大概很少见。何况在一州一县之中呢？一州一县也很少见，何况一个乡里呢？祖宗留下的谋划，子孙继承发扬，能够像这样，我怎能不说几句话来答复孟颐呢？况且我的先世和蔡氏同居汴地，一同随从皇帝车驾南渡，一同来到崇德；又有我的同宗先兄主一翁曾为我族编谱。如今向侄子广求族谱，已经亡失了。我过去曾在家中积藏书籍，如今向子廉求取，书也已经散失得所剩无几了。可是孟颐谦逊好学，喜爱与胜过自己的人交游，又殷切地请我为他的堂作记、为他的族谱作序。对于先世所收藏的东西，即使是一张纸也不敢轻视；他看待我的子侄，哪里只是把他们当作鸱鸮而非凤凰呢？我对孟颐更加有所感触。孟颐的父亲公惠，是我的至交。公惠已经不能再见了，如今能够见到孟颐，公惠就仿佛没有死去。唉！我将要告诫子孙以孟颐为榜样。孟颐听到我的话，希望你更加努力。能够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那么看待别人的疾病，就会同看待自己的疾病没有差别。对别人的疾病，比对自己的疾病还要急切；对于责求人家报答自己，则放缓一些，那么获得长寿的人就会一天比一天多。这难道不可以称为“同寿”吗？唉！天地的德行，没有比生养万物更大的；仁爱宽恕的功效，没有比救活人更大的。上天厚待蔡氏，难道会有穷尽吗？因此作记。《存敬斋记》心对于身体，就像身体对于房屋一样。心的出入，就像身体的出入一样。因此，身体不在房屋中，就无法成为一室的主宰；心不在身体中，就无法成为一身的主宰。能够存守这颗心的，难道不是敬吗？敬，是一心的主宰。心有主宰，身体也就有主宰了。身体没有主宰，却说一室有主宰，是不可能的；何况身体还不在这间房屋之中呢？君子居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尚且要时时警醒自己的内心；何况是在斋中呢？“斋”这个名称，就像说居住在这里而进行斋戒。既然如此，应当怎样警醒呢？也不过是存敬罢了。怎样存敬呢？在看不见、听不见之处仍能戒慎恐惧，是静时的敬；独处时谨慎，是动时的敬。静时的敬，是敬的本体；动时的敬，是敬的作用。唉！天道永不停息，就是敬。周文王纯粹合于天道，也永不停息，同样就是敬。天道也好，圣人也好，都是这种敬。君子难道有不依循这种敬来成就学业的吗？淳安吴氏某人，任职于云南政阃，把他的斋题名为“存敬”，治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过，我曾读《周书》，看见成王开始执政时，周公告诫他说“所其无逸”；召公则告诫他说“敬其作所”。然而周公、召公的话，仿佛出自同一张口，这大概就是所谓“同心的话，气味如兰”吧？古代的人臣，必定先要求自己，然后才能对君主提出艰难的要求。周公、召公的内心不以安逸自便，而能够把敬作为自己的处所，这一点可以知道了。能够把敬作为自己的处所，那么从自身直到国家天下，哪里不是我敬的处所呢？齐家而家庭得到治理，是一家的敬所；治国而国家得到治理，是一国的敬所；平定天下而天下得到安定，是天下的敬所。难道只是一室吗？修养自身，内外没有一处不是存守主宰之功；施及万物，远近没有一处不是充积功效的表现。云南政阃所管辖的，是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和三十七部的百姓。上至使者，下至从事，都是奉天子之命，承担治理一方的重任，怎么能不敬呢？渭北张公在这里任使者十多年，敬慎如一日，难道不是有存守主宰的功效吗？方圆数千里的土地、三十七部的百姓，没有不因张公的敬所而各得其所，难道不是有充积功效的表现吗？唉！使者能够把敬作为自己的处所，从而获得百姓；从事能够把敬作为自己的处所，从而获得使者；彼此修养、相互信任，像这样，他们的治理在天下最为优异，也就理所当然了。不过，处在周公、召公的职位上，实行周公、召公的志向，那么天下百姓没有不受到他们恩泽的；难道教化只止于一方近地而已吗？我在这里不能不对渭北有所期望，难道却不对淳安有所期望吗？渭北如果立志效法周公、召公，就是周公、召公；淳安如果立志效法渭北，就是渭北。一个有所作为的人能够如此，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存敬斋记》。《止静斋记》

译人的身体不能不接触外物。外物接触身体，内心不能不受到感动。于是由感动而产生的活动纷繁交错，千变万化而没有穷尽。凭一颗微小的心，天理怎么能保证永远存留？人欲怎么能不任意放纵？人欲放纵，天理消灭，人所应有的准则便不能建立，也就同禽兽没有区别了。圣人为此忧虑，所以用中正仁义来使它安定，并以静为主，建立人的准则。天下的活动没有什么能够使它停止；用中正仁义使它安定，难道还会有不能止息的吗？天下的活动没有什么能够使它归一；以静为主，难道还会有不能归一的吗？安定、止息、宁静、归一，人之准则难道还会有不能建立的吗？然而这很难说清。把它说得容易的人，不是真正懂得言说的人。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不过，我曾观察过类似的事物。水变浑浊，是有人搅动它；水溃决，是有人决开它。山下流出的泉水，安静而清澈。说水的本体不是静，可以吗？因此，天地之道，我知道它本来是静的；人从天理中所得、用来作为本性的东西，我也知道它本来是静的。不然，记载礼的书为什么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谈论道的人为什么说“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唉！三极之道，都是静的。只有圣人能够完全体现太极之道，所以人极得以建立，天地之极也随之建立。那么，圣人可以学习吗？学习圣人的人，必定是能够体察《易》的君子吗？《系辞》说：“天下的运动，以守正归一为准则。”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圣人使天下的活动归一的原因了。《艮》的卦辞说：“止住背部，不被自身所牵动；行走在庭院中，看不见他人，没有灾祸。”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圣人使天下的活动止息的原因了。静便能归一，归一便能止息。因此，知道应当止在哪里而止的人，即使行动也没有不止于所当止的；知道静的道理而守静的人，即使活动也没有不合于静的。行动和止息各有应止之处，而动与静都以静为主，这难道不是能够体察《易》的君子吗？云南右卫指挥陈侯凭借静来成就学业，事物不能扰累他的内心；至于抵御冲击、平息祸难，斩杀俊敌、擒获敌人，单骑冲入千万人之中也毫不顾虑，大概也是领会了“不被自身所牵动、不看见他人”这一训诫吧。难道他不是能够体察《易》的人吗？他把所居处的一角围起来作为斋，简易朴素，明净纯粹而温厚深密，题名为“止静”，请我为之作记。我既赞美陈侯的志向，又感叹世上的学者有的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而陈侯独独知道，所以不推辞而为他作记。《行素斋记》记载说：君子安于自己现有的地位而行事，不希求地位以外的东西。解释的人认为，“素”就是现有的意思；君子只应当依据自己当前所处的地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存有羡慕地位以外事物的心。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道不能离开。以此说法推究其中的意义：所谓道，它的道理是统一的，但所分属的方面各不相同，所以它的本体广大到没有边际，而细微之处也无所不入。譬如太阳悬挂在天空，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被照耀，但光影所到之处，无论方圆曲直，都随着事物各自呈现形状。因此君子体察道，他心中所存的，必定把天地万物一视同仁而没有隔阂；但他自身所处的位置，又必定随着自己所承受的分位，乐于遵循其中的道理，而不敢过分追求。所以对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些人伦关系，都各自按照相应的道理要求自己，而不越过自己的地位。至于富贵贫贱、患难夷狄，虽然所处的分位不同，但道无处不在，也都随着自己所承受的处境而安处其中。这样以后，才是不离开道而合于中庸。人受到道的限制，就像鱼生活在水中。鱼在水边，或潜藏深渊，只是各自适合自己的处境罢了。所以富贵贫贱、患难夷狄，都是没有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的处境；身处其地却设法摆脱它，就像鱼想要离开水一样。金华高君思聪，把自己的斋命名为“行素”，征求我的文章来作记。我和思聪同郡居住，又同年出生，了解他的为人。思聪家中一向富裕，他居住乡里时，轻视钱财而乐于行义，喜好礼法而谦下礼待士人。如今他担任鄢陵的学官，寄居在荒僻闲静的地方，从事于教导学生、批阅文字之类的末务，奔走于卑微繁杂的事务之间，以承奉上官。见到他的人都认为思聪的才华那样优异，可是所处的地位却如此卑微，难道能不在心中感到忧郁吗？然而思聪满怀快乐地接受这一切，好像这是平日里本来就有的处境。我常常见到他，从未见过他露出不满足的神色。难道这不就是所谓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吗？如今用这个名称题他的斋，或许可以说符合他的心情吧？这正应当作记，于是为他记下此事。《宴息斋记》

译吴邾文粲居住在京师，把他的斋题名为“宴息”。洪武壬申年秋八月，他随都督沐公来到云南，在滇池之上与我相会，请我为他的斋作记。这间斋是高敞还是低狭，我不得而知；是华美还是朴陋，我也不得而知。我凭什么能够作记呢？推辞不掉，于是把“宴息”的道理告诉他。随卦的下卦是震，上卦是兑。震的象是雷，兑的象是泽。因此《大象传》说：“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程子解释说，君子观察卦象，顺应时令而行动。朱子解释说，雷藏在泽中，随时休息；一个说的是随时发动和止息，一个说的是雷藏而止息。他们的说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讨论：《说卦传》说“雷以动之”，又说“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雷本来主宰发动，但难道只发动而不止息吗？必定也有适时收藏潜伏的时候。泽随着震而发动，雷又适时收藏，这与随时而动的意义难道有不同吗？体察《易》的君子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懂得顺应时机的意义。所以程子又说：“君子顺应时宜，万事都是这样；这里只取其中最明白、最完备的来说。”白天就自强不息，到了天将昏暗的时候，就进入内室休息，以安养身体；起居顺应时令，各得其宜。这就是“宴息”的道理。我于是又有话要告诉文粲：文粲白天能够自强不息，到了天将昏暗时便宴息。如果不在宴息之时思考如何自强不息，又怎么能算是善于体察《易》的君子呢？周公、孔子都是大圣人，曾经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又曾整夜不睡来思考。何况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呢？所以白天有所作为，夜间有所收获，这就是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的功夫，是文粲应当努力的地方。不过，文粲父子在西平公父子的门下自由往来。西平公功勋德业为朝廷所看重，都督公又能够继承并发扬他的美德，成为天子的股肱之臣。观察西平公所任用的文粲，就可以知道西平公父子的贤能了。从前高阳许孟容、京兆杜兼、陇西李博，被南阳公征召，昌黎先生为此作文章记载说：“后世的人如果不了解南阳公的文章，我请他看看这三位君子；如果不了解这三位君子的文章，我请他看看南阳公。”如今我对于西平公和文粲父子，也这样说。因此作记。《永思堂记》君子居住在房屋中，必定要给房屋命名，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把堂命名为“永思”，是用来表明哀痛之情的。是谁命名的呢？是李氏之子伯庸因为思念他的母亲而命名的。他的哀痛是什么样的呢？李氏是南昌的世家。壬寅年，郡城遭受兵乱，伯庸的母亲熊氏和长兄伯仁到了城隍边，溺没而死。伯庸从京师赶来，已经来不及了。他号哭着寻找尸体，却没有找到。他将要随母亲和兄长而死，有人告诉他说：“你死了，谁来继承你的宗族？”于是他没有果真跟随他们去死。大概丧期结束以后，过了很久，他的哀痛仍没有衰减，便把他的堂大大地题名为“永思”。我听说后为之悲哀，替他说道：“唉！伯庸的思念，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呢？对于衣衾、棺椁等丧葬用品，只要诚心诚意地准备齐全，不留下悔恨，也就够了。人子送别死者，按照自己的真情来侍奉亲人，做到这一步已经很充分了。然而仍然不忍在心中放下，所以有终身之丧。如果不幸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他的哀痛应当怎样呢？所以春秋祭祀，按时思念亲人；说是按时，就意味着还有不思念的时候。天明将晓仍不能入睡，怀念两位亲人；说是天明将晓，就意味着还有不怀念的时候。像伯庸这样的人，难道会有不思念、不怀念的时候吗？这实在可悲啊！” 不过，伯庸这样思念已经没有用了，也没有可以施展力量的地方了。君子的大孝，不因亲人去世而损伤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之所以思念而不能放下，实在是因为有极其深切的痛苦罢了。他痛惜亲人的遗体不能得到安葬。然而我们自身，就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只要自身存在，父母也就仿佛仍然存在。至于应当怎样奉养自己的身体呢？应当保全四肢，只怕受到损伤；磨砺自己的名声品行，就像担心它们受到侮辱一样。这样做，才勉强可以说赶得上父母；至于已经舍弃、不能再设法挽回的事，也就只能如此了。这或许是一条可以填补他思念之情的道路，所以我最后这样告诉他。这就是《永思堂记》。《洗竹轩记》会稽金宗浩因为缮写诰命而留居京师的会同馆。我偶然经过他的住处，看见他的几案洁净，图书、笔砚排列整齐而不杂乱。奇怪他身在旅舍、处于仓促环境中，却还能如此整饬，料想他必定有异于常人之处。和他交谈后，果然是一个清正自守的善士，于是和他结为朋友。宗浩有时对我说：“我家在湘湖边，那里竹子很多，环绕我家放眼望去全是竹子，我非常喜爱它们；但厌恶那些夹杂生长、歪斜弯曲、矮小蔓生的竹子，务必要把它们砍除拔掉，使那些修长挺直、枝叶丰盛的竹子能够直达生长，不被杂乱之物遮蔽。这样经过多年，竹子挺拔有力，像骨鲠之臣正色立于朝廷而没有阿谀依附的姿态；又潇洒自在，像列仙中的儒者遗世独立而没有强求羡慕之心；又坚毅严正，像守礼法的人与众人相处却不结党，没有谄媚巧佞的姿态。这样以后，才足以满足我欣赏竹子的心愿。于是我在竹林间建了几间小轩，命名为‘洗竹’，说的是使竹子洁净娟秀，仿佛经过洗濯一样。请您为我作记。”我听说，君子自我修养，他心中所存的，厌恶物欲的牵累，那么耳目所接触的事物，必定喜爱洁净清明，不肯安于污秽杂乱；即使是细小的植物，也无不如此。大概从外在表现观察，就可以推知内在心性。如今宗浩对待竹子，尚且痛加洗涤，不让一枝一蔓的繁杂混入其中，那么对于方寸之心，难道不会想办法洗涤疏通、使它极其澄澈明洁，又怎么会容许一丝一毫污秽它、扰乱它呢？我的性情也喜爱竹子，居处北面望着桃岩，南面连接花溪，园舍与竹树相连不断，所遇见的竹子不下数千百竿，我总是停下来观赏，不能立即离去，只是从未见过像宗浩这样洗濯竹子的。等我渡江向北，往来于梁、楚、陈、郑的郊外，连所谓的竹子也看不见了。听了宗浩的话，我心中洒然，仿佛有所领悟；又爽然若有所失，大概是惶惑不安了。于是为他作此记。○序 《白雉诗序》

译洪武丙寅年春三月，在开封杞县得到一只白雉。君王命令长史臣荣等人为它撰写诗篇。臣本立私下听说，越裳氏进献白雉时，经过三次翻译才到达周朝，一年后返回本国。周公把它归还给成王，并把它荐献于宗庙。这难道是因为远方的物产珍贵吗？大概只是说这是先王的灵神所感致的罢了。如今我朝功业完成、政治安定，各种祥福都纷纷到来，像白雉生长在中原这样的事情，又是古代从未见过的。考察《易经》，雉是离卦的象，白是巽卦的象。离的德性是光明，巽的德性是顺从。在卦象中，离上巽下是鼎卦，巽上离下是家人卦。鼎卦的卦辞说：“圣人烹饪以祭享上帝，大烹饪以供养圣贤。”家人卦的卦辞说：“父亲尽父亲之道，儿子尽儿子之道，兄长尽兄长之道，弟弟尽弟弟之道，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庭之道就端正了；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由此看来，除了圣人，谁能招致这样的祥瑞呢？越裳进献白雉，就不值得独自把美名专归于古代了。于是拜了两拜，叩头作诗说：“大明统御上天，万国都安宁；天际地极之内，没有不来朝廷。只有这中原大地，是政教开始施行的地方；和气招来祥瑞，于是看见了白雉。”听说从前越裳进献给周朝，经过三次翻译才到达，山川相隔遥远，哪里比得上这只雉生在王国之中呢？远方之物并不算珍宝，祥瑞的征兆在这里汇聚；这里处在四方中央，是一气最先发生的地方，感应招致祥瑞的机缘，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它的象是什么呢？是离，是巽。它的吉祥是什么呢？是文明而顺从。碧鸡又有什么可取，朱雁也只是徒然夸耀；山鹇失去了光彩，海鹤也没有华饰；沼泽中有遨游的麒麟，郊野中有鸣叫的凤凰。小臣作诗，冒昧继承歌颂。《送朱叔仁之官序》宋朝南迁以后，道统所寄托的学术向南集中到闽地；到宋朝衰微时，又向东南寄寓于金华。直到元朝，大概是黄文肃公得到朱子的传授，北山何文定公又得到黄公的传授，并把它传给王文宪公、金文安公、许文懿公。四位先生都是金华人，所以议论者把金华之学说成是朱氏学说的世代嫡传，这确实是实录。起初，许公在金华开门授徒，远近来求学的人不下数千百人，而乡里的子弟能够亲自接受其传授真谛的最多。乌伤朱氏，是许公夫人的父母家。朱氏兄弟及其子弟登门求学，成为高足的有十几人，其中最贤能的是夫人的侄子彦修，就是所谓的丹溪朱先生。许公去世已久，门人很少有还在世的，他遗留下来的学说和论述越来越散失，只有朱氏子弟还能够守持家法，把它传给别人。叔仁是夫人的同胞兄弟的子弟，没有来得及登许公之门，却从父兄那里私下学习许公的学说。我曾跟随他的几位兄长学习，和叔仁有同门之谊，了解他的为人；他大概能够继承他的家学。今年秋天，我以亲王长史的身份随侍赴京，和叔仁在会同馆相见，住了几个月，叔仁因被推荐而选任为抚州崇仁县的知县，将要赴任。叔仁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送别。想到我和叔仁兄弟交游时，各自奋发努力，希望在山林之间完成自己的学业；如今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志愿，反而奔走于四方，那么在聚散离合之际，难道能在心中无动于衷，不说几句话相互告诫吗？自干道、淳熙以来，天下学者都归向仰慕朱子，把他看作大宗；而与朱子同时的名儒，各自凭借自己的学说成一家之言的，也不止一人。于是陆象山兄弟以直达本心、顿悟为特点的学说在大江以西兴起，一时学者喜欢它简便易行，纷纷跟从，人数多得不可胜数。虽然它的大旨和归宿与朱子并没有太大不同，但考察他们探求入门、用力求道的方法，最终不能相合。朱子的书虽然家家传诵，人们也不过是摘取其中的章句来应付主司的科举罢了，不能都像金华四位先生相传的学问那样亲切笃实。对于朱子、陆氏两位先生见解的差异，他们又怎能明辨并决定取舍呢？而江西士人直到现在往往还有能够坚守陆公学说的，有见识的人也不过为此慨然长叹罢了。唉！这边的人只是徒然诵习朱子的书，却不知道实际用功；那边的人又习惯于既有的气习，不肯舍弃旧见而归于统一，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道统由什么来彰明？学者的趋向由什么来确定呢？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承之所以没有弊病，难道不是因为有下学而笃实、明白善道而诚实修身、积累义理而深造的科条次序吗？况且关于性与天道，从子贡以下已经不得闻知；而子游轻视洒扫应对，也不能不被子夏斥退，这是学者共同知道的。朱子与陆氏的辨析，大概就决定在这里，为什么学者仍然懵懂而不知道应当从谁呢？叔仁所任职的崇仁，是陆公的乡里。叔仁守持自己的家学，贸然把它告诉当地学者，他们必定厌恶鄙弃而不肯听；然而叔仁不能因此放弃自己所守，也不能怠于教诲诱导。坚定相信并在自身确立这种学说，以真诚确切的话告诉别人，那么未必没有能够省悟的人；一旦省悟，教化他们也就容易了。彰明道学来端正人心，是为官者的职责，所以叔仁此行，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太学生段汝霖序》

译西南的夷族不止一个，只有僰人有姓氏。有人说：“僰的意思是逼迫，是被迫寄居在夷人之中的意思。”僰人既然有姓氏，那么显然不是出自夷族而被夷族逼迫。段氏是僰人的大姓，有个子弟身材高大而肤色白皙，名叫澍，字汝霖；我起初在人群中见到他，就已经感到奇异。两年以后，他以经生的身份贡入太学；又过了三年，他以太学生的身份回乡探望父母。他的容貌温和，使我的眼睛感到舒适；他的言辞醇厚，使我的耳朵感到悦美；同他交接往来，他的礼节合乎分寸。确实可以看出他的学业已经有成。唉！中原是礼义之邦，像汝霖这样的名门子弟，实在不多见。没想到竟能在遥远偏僻、风俗不同、邻境隔绝的地方见到这样的人，这岂止是百鸟中的孤凤呢？他要返回太学，请我写几句话相赠。即使汝霖不请求我，我本来也将有所赠言，何况他已经请求两次呢？不过，天下的贤才聚集在京师，京师的贤才又聚集在太学；这样一来，天下的贤才，汝霖都能够拜他们为师、同他们交友了。我所说的话，不能超出汝霖已经从师友那里听到的内容，汝霖又何必从我的话中取用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古今土地的盛衰并不相同，闽浙之间如今富庶繁衍，过去也曾是蛮夷聚集的地方。何况如今在九夷八蛮之外，都处在圣人教化陶铸之内，怎么知道僰爨不能成为闽浙呢？汝霖学业有成而出仕，自然应当把所学施行于政事；仕途功成而老去，就用所学教导乡里百姓，成为像古代父师、少师那样的人。将来必定可以看见僰爨百姓儒雅之风盛行，风俗大为改变，又不只是富庶繁衍罢了。我对汝霖的期望就是这样，汝霖努力吧！《思永堂诗序》凡是做父母的，只要一念不忘自己的子女，做子女的就应当一念不忘自己的父母。因此，听不见声音时也仿佛听见，望不见形体时也仿佛看见，在看不见、听不见的片刻，也从未暂时忘记父母。何况父母去世后，怎么会有不思念的时候呢？思念难道会有穷尽吗？思念父母居住的地方、说笑的声音、志向意趣以及所喜欢所嗜好的事物，在斋戒时思念他们，仿佛看见他们的牌位，仿佛听见他们的容貌、声音和叹息声；在祭祀时思念他们，踩着霜露而感到凄怆，踩着雨露而感到惊惧警惕，四时没有不思念的。这难道不可以称为“思永”吗？《下武》赞美的是武王，也说“永言孝思”，孝顺的思念成为法则；武王的孝思，确实可以成为法则。淳安吴孝子把他的堂题名为“思永”，是要以孝思为法则吗？后来他担任承宣布政使司都事来到云南，得到士大夫吟咏的诗若干篇，请我为这些诗作序。我说：“你居住在淳安山中时，曾经在这座堂中奉养父母。一天离开这座堂，到万里之外做官，思念父母不是更加忧戚了吗？”孝子悲伤地无言以对。我又说：“在君主身边就侍奉君主，这是古代的道理。士人没有做官时，应当一念不忘父母；士人已经做官后，应当一念不忘君主。不忘父母，是孝；不忘君主，也同样是孝。”孝子今天的思念，已经不是从前的思念了。为什么呢？侍奉君主，就应当进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处时想着弥补过失；治理政事，就应当谋划长远而时时思考，这难道不是长久的思念吗？难道不是更大的孝吗？国人都称赞庆幸，幸好有这样一个儿子，那么淳安的山仿佛增高了，水仿佛增深了，这座堂也不会朽坏。难道只是忧戚就足以称为孝吗？孝子释然说道：“我将要奉行这些话。”于是我写下它作为序。《树谖草堂诗序》

译谖草，是容易生长的植物。《诗经》说：“哪里得到谖草，把它种在北堂？”为什么这样说呢？谖草可以种植，但忧愁却不能忘记，只是假借谖草来寄托言意罢了。为什么忧愁不能忘记呢？妇人因为丈夫长期从军服役，思念他而忧愁，这是人的常情。那么世上奉养父母的人，为什么要取用谖草呢？奉养父母而取用谖草的，一定是父亲去世而母亲尚在的人。父亲去世，母亲不能没有忧思。做儿子的，希望找到一种可以使母亲忘忧的东西，用来使母亲喜悦，这就是取用谖草的意义。唉！父子、夫妇，是人的大伦。‘采来一束荑草，和你一起调和；备好酒来饮用，和你一起白头到老。’为什么要吟咏《伯兮》呢？父母都在，兄弟没有变故，是一种快乐。为什么要种植谖草呢？妇人吟咏《伯兮》，说明夫妇之间有不幸的情况；人子种植谖草，说明父子之间的天伦有不幸的情况。一气运行，它旺盛时就聚合、畅茂；衰败时就离散、枯萎。人的幸运与不幸，难道都出于这个吗？难道也有不出于这个的情形吗？我不得而知。檇李梁孝子把他奉养亲人的堂题名为“树谖”。我是这位孝子的同郡人。孝子的父亲没有长寿，我曾经为他的不幸感到悲伤。然而元朝灭亡，天下大乱，东南百姓不能彼此保护，孝子却能够保全自己的家庭，我又未尝不庆幸他仍然幸运。母亲年老而安康，得以进入长寿的境域，堂中的谖草一天比一天繁茂鲜美。气已经离散了，为什么在孝子家中却聚合了呢？气已经枯萎了，为什么在孝子家中却畅茂了呢？自从我充任亲王礼官，到后来待罪于西南夷地，和孝子遥远相隔、互不通音讯，差不多二十年了。如今孝子来担任宜良县主簿，才得以在滇池之上相会。我问他的母亲是否安好，孝子却有些不能释然，叹息着说：“母亲爱儿子，就像春日的阳光爱谖草；儿子爱母亲，就像春日的阳光下的谖草。母亲有了儿子，可以尽慈爱；儿子有了母亲，可以尽孝道，将没有什么忧愁不能忘记。如今一旦离开母亲到这里做官，母亲忧虑儿子，难道谖草能够使她忘记吗？儿子忧虑母亲，又恐怕谖草不肯帮助我。您也有话可以解除我的思念吗？”于是我告诉孝子：“哪一个母亲没有儿子？难道每个儿子都才智贤能吗？哪一个儿子没有母亲？难道每个母亲都长寿、富裕而安康吗？孝子有才而且贤能，已经享用君主的俸禄；你的母亲长寿、富裕、安康，也已经承受上天的福祉。孝子即使离开母亲身边，母亲也能够快乐；如果有像你这样不孝的儿子，即使你不离开母亲身边，母亲难道能够快乐吗？所以爱亲人的人，必定会想到爱护自身。”种植谖草的人，必定要想到树立自己的德行，不使自身受辱，不使亲人蒙羞，这是爱亲人的大事。国人都称赞庆幸，幸好有这样一个儿子；这就是树谖最大的意义。在君主身边，你就是君子，努力吧！何况我大明以孝道治理天下，孝子政事办成后入朝觐见，假如有所陈请，怎么知道君主不会赐你归家奉养母亲呢？谖堂的欢乐，难道会有尽头吗？孝子听了我的话，欣喜地道谢，于是我为他叙述并写下此文，使孝子回去后歌咏它。孝子名桓，字彦武。他的诗说：“我有谖草啊，我有谖草堂；儿子为什么在远方？儿子归来啊，母亲的忧愁就忘了；母亲没有忧愁啊，长寿而安康；母亲有儿子啊，儿子有妻子；喜悦中有谖草啊，清洁中有洗濯；登上北堂啊，拜见母亲；南面有山啊，为母亲祝寿。” 《临清道隐诗后序》“临清道隐”是临川饶叔永的自号，也是朝中士大夫为歌咏他的事迹而作诗的题目。叔永起初居住在述陂，后来沿水逆流而上，找到所谓的夏泽，喜爱那里的水清洁，感慨地说：“道大概就在这里。”于是迁居于此，并以此自号。后来他担任豫府纪善、侍读禁中，每每思念故居，不能自已，便请善于绘画的人画出那里的溪山形势、园庐竹树的布置，以便自己观览；同时朝中一时的同僚也为此吟咏，以表达他的志趣、排遣他的心情，共有若干人。我来到京师，叔永拿这卷诗画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我认为叔永之所以取意于夏泽，本来就是因为它接近“道”。孔子临川而叹息，孟子论源泉，都是说水与道合为一体，所以取法于它。至于水有时流动，有时停留，顺应地势而不受拘束，难道不也是道运用流行而值得取法的一面吗？那么，所谓道，难道是拘泥于一条道路吗？不正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各自随着时势而行吗？当初叔永居住在夏泽时，以云水为居所，以鱼鸟为伴侣，钓取鲜鱼来吃，划船击桨而歌，根本不知道金门的高贵、朱绂的华美，却说“道本来就在这里”，这是对的。如今你在君王门下曳裾出入，在环卫之中登记名籍，执掌文章辞翰，参与议论，出入帷幄之间，却说“道不在这里”，可以吗？人对于道，就像鱼对于水。鱼潜藏在深渊，有时游在水洲；水深就潜入深渊，水浅就游于水洲，但鱼的快乐是一样的。道显现在眼前，明白灿然，没有什么可以回避它；到哪里去又会不快乐呢？所以士人有时居于山林，有时处于朝廷和市井，所得的快乐也不过是一样罢了。因此，凡是为“临清”而作文章的人，应当就这个道理来立说，不能只歌咏泉石的清丽、居室的幽深，而应扩大到说明侍奉父亲、侍奉君主的实际；这样才算获得了性情的正道，接近于道。各位所写并收入这卷的文章，就是如此。这篇序就写到这里。送太学生杨伯善序

译杨伯善回太学时，我带着酒到滇池边为他饯行。伯善指着滇池问我：“我虽是滇地人，却没有听说过这个水名。‘滇’的含义，先生也能教我吗？”我说：“考察《汉书》，‘滇’通作‘颠’；《史记》记载这里源头广大、末端狭窄，形状像倒流之水，所以称为滇池。我曾读到这里而心存疑惑，没想到亲自来到这里看见它，才知道那种说法并非虚妄。”于是我仰天叹息说：“唉！天以一数生成水，地以六数使水成形，水同天地一样悠久。自天地形成以来，也曾有穿着儒服、谈论诗书的人像我和你这样，在这里遨游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我和你今天的聚会，就可以说是一时的盛事了。如果有这样的人却不能流传下去，那么我和你游滇池的快乐，怎能不成为像昔人登岘山那样的悲哀呢？”伯善听了我的话，神色凄然，于是斟酒告诉我：“我已经老了，你还忧虑什么呢？滇池方圆三百里，人们只看见它广大而深厚，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广大而深厚。水源不断涌出而没有穷尽，水不断积聚而不停止，逐渐流行，排泄又不过量，这就是它所以广大而深厚的原因。否则早晨涨满，晚上就干涸了，怎么能方圆三百里而成为这样浩浩荡荡、汪洋深广的水面呢？你在内在学问上的成就，应当取法于源头的广大；在学问施用于外的方面，应当取法于末流的狭窄，这就是所说的广泛学习而有所节取，深厚积累而少量发用。还担心什么声名不能建立呢？”即使如此，我也不是学业成章、通达事理的人；你回到太学后，国子先生自会有所教导，我的话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伯善谢我说：“幸亏随您观水，得以听闻治学的道理，怎敢不把您的话用来勉励自己！”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送太学生尹士盖序 唐虞三代以后，国学只有汉、唐最为兴盛。汉明帝临幸辟雍，环桥门而观听的人以亿万计。至于匈奴遣送子弟入学，唐太宗增筑学舍一千二百区；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也请求送子弟入学。虽然他们施行的教育已不再是唐虞三代的制度，然而千年以后，还能使人想见那文饰教化、治理设施的美盛，不也很盛大吗？当时，在西南有哀牢归附了，元深来朝见了；但像匈奴、高丽那样送子弟入学，却还没有听说。我朝拥有汉、唐所没有的天下，因而有汉、唐所没有的太平。六诏编入郡县，都设置学校；经学生员升入太学的，每年都有。荣登科举首位的，便是尹士盖。士盖进入太学后，满三年回家探望父母；他返回太学时，请求我写赠言送行。唉！王化所到之处，风气便随之改变。如今的云南，已经不是昔日的六诏了。教化夷戎使之成为华夏，改用兵器为干羽之舞，变淫哇之声为《韶》《頀》之乐。我多么有幸能亲自见到这些啊！我看重士盖的请求，也庆贺文教兴盛，于是写下这些话。《巽隐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巽隐集》卷四 （明）程本立撰 ○碑文 黔宁昭靖王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