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堂稿卷六　　　　　　宋　度正　撰奏疏

译第三，臣私下思考，北方敌人倚仗兵力侵犯我国疆土，国家不忍百姓陷入刀锋之下，不得已赐给他们金帛来引诱他们，使百姓休息、军队休养，然后慢慢筹划对付他们的办法。拿有限的物资填塞无休止的要求，几十年间，我国的民力也几乎穷尽了。然而他们还敢发兵犯上，陛下赫然震怒，断绝岁赐，整顿我军六师，宣布其罪状而讨伐。明诏所施，天下忠臣义士无不欢呼鼓舞。长久屈抑便想求通，长久困顿便想求亨，长久闭塞便想求泰，这是人的情感、事物的道理，也是上天的规律。然而他们变诈百出，反复无常，缓和时便暴横，紧急时便哀鸣，不能看见他们暴横就认为他们尚且强大，看见他们哀鸣就认为他们已经服从。他们显示强大，是想威吓我们；显示服从，是想欺骗我们。我们如果因此相信他们，日后他们得志又出来作恶，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高宗、孝宗何曾忘记不共戴天的大义？只是当时敌势正在强盛，权宜时机和施行办法大概另有等待。如今他们狼狈猖狂，已经有摧枯拉朽之势。然而议论的人迟迟不能决断，只是因为誓书的缘故，不愿由我们首先发动。誓书不过是小事，本来不应顾虑；真正应当顾虑的，是不共戴天的大义。如今即使还不能当天大举进攻，首先也应当断绝岁赐。岁赐的金帛无非出自百姓的力量：百姓交给有司，有司上达朝廷，钱从一文以上，金从一铢两以上，帛从一尺一寸以上，米从一升一合以上，只要有一点短缺，文【原缺三字】，从来不稍加宽恕。近年来，掌管国库的官员把苛细审察当作能干，金的粗劣、帛的粗疏，往往整纲追究摊赔，囚禁押解有关官员，罢黜责罚州县官吏。取得这些物资如此艰难，怎么能把它们丢弃掉，用来资助将要灭亡的仇敌呢？这实在令人痛哭流涕。臣愿陛下坚定不惑，断绝岁赐。他们如果派使者来请求，就从平民或使臣中选择稍有口才的人，用大义当面驳斥他们，不要接待他们并交给侍从大臣，以免自己损害威严。可是岁赐物资，应当依照太祖皇帝积蓄缣帛以经营幽燕的义例，另设一库专门收藏，只用于供给军队，不作其他用途。每年分别从江淮财赋所拨给若干，从湖广财赋所拨给若干，从四川财赋所拨给若干；仍命财赋所斟酌数额，减宽州县的赋税，并将实际减免数目具文上报。宽减州县是为了宽减百姓，百姓宽裕则根本充实，国家的形势也会更加坚固。这样，断绝岁赐就可以用来宽减州县；宽减州县就可以使百姓稍得苏息；把这些物资用来供应军饷，就可以使三军将士感激奋发。断绝岁赐而军民都高兴，一举而有两方面的利益。只愿陛下果断不疑，臣不胜恳切。请陛下裁决。第四，臣听说养兵是为了捍卫边疆，竭尽百姓的粮食布帛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军队披坚执锐，在外抵御侮辱，使百姓能够在内安居乐业、从事耕种。近来权奸掌权，纵容奴仆干预军政，军中升迁差遣专靠贿赂；贿赂一实行，没有才能的人冒充有才能而进用，没有功劳的人冒充有功劳而任用，上下相互征逐，军政因此大坏。侥幸进身的门路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更化以来，指挥约束不能说不严，清理冗滥不能说不到位；然而孤寒之士仍难以升迁，有钱财的人最终还是容易显达。平时无事，看不出其中弊端；近来敌人来侵犯，光化、枣阳、蜀口本来应当共同防备，蜀地各屯号称有十万人，从部队将以上不知有多少将领，却都没有听说有什么方略部署，只有增加兵力这一条办法。增加兵力就要增加财赋，而财赋出自百姓且有限；上司责令州，州责令县，县责令百姓，敌人还没有到，先已经这样了，难道不应当为根本忧虑吗？何况如今敌人被达靼驱逐，只能暂时喘息，无处逃窜，他们有什么威势，竟值得轻易扰动我们？蜀地山川最为险阻，所谓车不能并行，马不能成列，一人把守关口，万人也不能前进，是说像某隘口驻扎若干人，超过若干人往往就不能容纳；某堡驻扎若干人，超过若干人往往就不能发挥作用。大概是因为地形有宽有窄，起初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将领的方略和运用如何。如今不选择有才略的将领，却专门依靠兵多，臣私下担心兵多只是徒然困耗民财，将领选择不当，最终反而误事。从前敌人率领四五十万精锐骑兵，直想夺取蜀地，吴玠只用数千疲弱的士卒抵挡他们，挫折其锋芒，打击其锐气，使他们狼狈离去。用兵在于方略，难道在于人数多吗？譬如人家的奴仆，稍有智谋的人派他外出经营办事，一个仆人可以办成十件事；如果是庸碌错误的人，即使十个仆人也办不成一件事。人的才智本来就有高下，怎么能不选择呢？如今臣近来看到总所下令，起桩管钱来供应军前支用，不向百姓加赋，而是在旧有定额中征取；它的用意不能说不好。然而所谓桩管钱，大概出自酒税，酒税收入有盛有衰，不像田亩收入那样固定不变。几十年来，酒税课利亏缺不足，各地都是这样；名义上的大额虽然存在，实际上早已废弛，州县无从征收，朝廷也无从取得，已经很久了。如今突然责令补足，又要人们连同补足四年的欠额，州县将从哪里拿出呢？这些事情都是各位将领只顾占稳职位、图求自身便利，不替国家深思远虑，突然增加戍兵而造成的纷乱。臣愿陛下明令大臣详细讨论戎帅：凡派一名将领出外戍守，首先必须问他需要多少兵、有什么方略。如果方略可取而用兵不多，就抚慰勉励后派遣他，约定以建立功劳为期，日后破格越级任用；如果方略不足而用兵太多，就停止派遣。选择将领是为了节省兵力，节省兵力是为了节省财赋，节省财赋是为了宽减民力、巩固根本，这实在不是小事。只要陛下推心置腹地对待戎帅，戎帅一定能够推心置腹地报答陛下。臣所说狂妄，计策愚拙，只愿陛下宽容审察。请陛下裁决。

译第五，臣私下思考，蜀地风俗喜欢举行游观活动，凡遇到岁时游观的日子，没有不穿着盛装来聚会的；更有甚者，奉祀鬼神也借此作为游观。可是他们的本意在于祈祷，有的祈求养蚕，有的祈求五谷，有的祈求福禄，有的祈求长寿，除此之外本来没有别的意思。然而近年来，衣服越来越奢侈，仪仗越来越盛大，队伍和火把越来越多；所奉祀的神则给它穿上黄衣赭袍，用龙床黄伞奉迎。参加的人互相召集，联结数州，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奉神的人按例多是善良之人，但其中难道没有少年赌徒、筋力强健之人，在酒后耳热之时慷慨悲歌？这时如果有奸人萌生非分之心，妄想干大事，用福禄诱惑他们，用祸患胁迫他们，劫持驱使他们，非常的变乱顷刻间就会发生，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假使州郡城郭坚固高大，兵甲精利，人马充足强壮，普通人的狂妄本来不值得说；但如今州郡实力空虚，万一发生这种事，就不容易扑灭。臣所管的郡在大山之下，人口稀少，奉神的社比西州还不到二十分之一。臣刚到任就想禁止，大家都说百姓奉神本来是为了祈祷，并没有其他意图；而且丰年乐岁，士人百姓聚会，也是太平盛世的壮观，所以不敢禁止，只是诚恳告诫他们专心一意，各自求取更多福祉，希望能够感通神明，不要动辄发生争斗，反而招来悔恨灾祸。人心安定，于是平安无事。然而臣始终担心其他游观盛大的地方，或许也有像臣所忧虑的情形，所以冒昧替陛下说出此事，想请求下达诏令，严格加以禁止约束。凡是奉神的人，不得使用黄衣赭袍、龙床黄伞等物；仍应各自在本贯申报判状，五六人至十人各自编为一队，不得联结一百人以上为一队。这样或许不至于声势过盛，可以防微杜渐，暗中消除意外的祸患。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露时看见端倪，聪明的人能在征兆尚未出现时谋划，愿陛下明察。请陛下裁决。以上各项谨依前文抄录奏报，恭候【疑为“勑”】旨意。重庆府到任后分条奏陈便利百姓的五件事 臣蒙受圣上慈爱，差遣充任前述职务。查照《庆元令》，到任满半年以上，应将民间确实的利弊，或者边防事项具文上报。臣伏见自从颁降这项诏令以来，朝廷按照旧例征求，州郡按照旧例应付，年岁渐久，所进的意见不知有多少，间或有一两项得到施行，也不过是千百项中的一二而已。因此有志之士往往认为朝廷忽视抛弃他们的言论，有所怀抱却不敢尽数表达，有了策略也不敢陈述。这样的情形，大概不能说没有。臣只是一个书生，接连蒙受错误的恩遇，授予我圣父潜藩的重任，蒙受如此眷顾，臣不胜感激。臣想到自己从小知晓学问，颇有志于当世，实在因为生长在西南数千里之外，没有途径仰望圣明。如果不在这时竭尽自己的愚拙忠心，不仅辜负平生，也会辜负朝廷选拔任用的心意，难道还会有明知而不说、说了却不尽言的道理吗？谨慎地分条列述如下，只愿圣明的君主审察裁择。第一，近年来，边疆日益【疑为“蹙”】于外，盗贼在内窥伺。自从太平以来，军队驻守京师，天下财赋全都归入天府，州县的实力单薄衰弱。像去年张福、莫简的变乱，从利州到阆州，从阆州到果州，从果州到遂州，仍然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没有能够扼制截击、操纵控制他们的人。这件事臣忧虑很久了。臣先前在怀安，首先论述编组部伍、训练民兵的策略，用来防备意外变故，正是针对这个情况。臣如今所管的郡紧靠南平，南平以外就是溱州、播州诸羌的管辖地。江津县过去有一座寨子叫清溪，自元祐五年创建后就派兵戍守。后来因为白锦堡部曲泄漏消息、制造祸患，又另行设置土丁，以三百人为编额，专门用来控制扼守诸羌。太平日久，诸羌各自安于耕种，不敢出没；而官府因循敷衍，寨官大多用人不当，往往任意诛求剥削，不再留心训练，于是因循废弛。臣自到任以来，不断依照安抚司下达的命令招募补充禁军缺额。自边境发生战事以来，刚有缺额就随即补足，此外并没有未补的数目。如果一定要增加招募，增加不到一百人，就不足以办事；如果增加到一千人，费用又非常巨大，从哪里取得？臣私下认为，应当增修寨丁，使人数达到一二千人；由本府选取一名曾经任职、富有才智的人，奏请充任寨官。农闲时只在寨中训练，春秋大阅时则酌量抽调人数，检验他们的技艺，奖赏其中技艺高强者，以示激励。仍大略仿照嘉叙、黎雅土丁的体例，春冬衣物方面，每人各发给一件布袍；每季各发给钱三引，作为训练费用。寨将、副将则选择家业殷实、智力足以弹压众人的人担任。训练精审十年，内无盗贼，外无诸羌出没的警报，就给他们奏补名目，如进义、进武校尉之类；无事时让他们驻守寨中，有事时调发入府，听凭郡将使用。如果在其他地方有紧急会合讨捕并建立功劳，就按照通常办法办理。这样费用很省，而在缓急之际足以倚仗。重庆处在三川的冲要，无事便罢，有事则实在是要害之地。去年张福、莫简刚攻下果州，就想顺流直趋重庆；假如我们的寨丁训练成熟、节制严整，他们知道必定不敢前来。如果他们前来，就把方略交给寨丁，让他们在上三峡之间埋伏于岩谷等待，以逸待劳，凭借我们熟悉当地地形、而他们对地形生疏，消灭他们并不困难。臣已经看到委派官员办理此事，随后再详细具条奏陈。乞请赐下诏令，令本府专门筹划办理，希望能够稍微效尽自己的力量。倘蒙朝廷怜悯允准，将来不但可以供本府使用，这一二千人控制上游，就可以成为两川的声援；屏蔽下游，就可以成为一道的根本。伏乞朝廷果断施行，臣不胜幸甚。请陛下裁决。

译第二，峡路之间有大山深谷，土地贫瘠，居民稀少，财力物力微薄，比起东西川十成还不到一二成。士人做官的，大多不愿前往。像幕职官、令录、理法、簿尉等职位，有一两年无人授任的，有十多年无人授任的。重庆作为一个郡，在昌州、合州之下，忠州、涪州之上，比较其地势并不算偏远；但其中有些员缺无人愿意就任，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巴县是倚郭上县，甚至有七八年没有正官。臣到任以后，与他们沟通情意、共同办事，才有愿意前往的人。巴县县尉则十多年无人授任，江津县县尉又有十四五年无人授任。去年新进士到吏部接受注授，合当进入簿尉职位的约有百人；臣私下以为按照次序，必定有人愿意就任，但这两个缺竟然无人肯授。臣详细询问原因，原来是公私都困难，物价高涨，比不上东西川；吏卒凋敝，不能满足差遣使用，也比不上东西川；风俗鄙陋，诉讼文书纷杂，盗贼充斥，来往追捕没有片刻闲暇，也比不上东西川。至于初任官员，须有三名举主后才能关升；次任官员，须有五名举主后才能改秩；这些又和东西川相同。这样士人做官的自然聚集到东西川，而不愿到这里来了。因此，借补的官员、不受选限的官员以及纳粟得官的人，日夜奔走经营于各司，谋求权摄官职。这些人起初就不是有礼义廉耻的人，只有苟且求取俸禄的心，没有进身仕进的希望；他们在任所往往搜刮百姓、榨取民脂，以肥自己的家产，以讨好上司。他们起初没有批书历子来约束其升降进退，见到利益就奔趋，见到祸害就逃避；往往还凭借台府的势力，践踏侵凌州县，州县没有谁敢对他们怎样。这种危害，实在说不尽。如今深山穷谷的百姓，疾病痛苦，常常苦于没有地方申诉；如今竟不再替他们选择官员，苟且交给这类人，使他们把百姓当作满足贪欲的食邑，不必亲眼看见，也知道百姓会受害。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能不思考救济他们的办法吗？有人说，应当增加监司、帅臣以及知郡者的荐举名额；荐章稍多，出身正途的士人就一定会增多。那些出身正途的士人，内心有礼义廉耻，外在有求取功名的愿望，又有所谓考功之历来严格考核优劣；这样一来，峡路百姓一定会受到恩惠。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增加监司、帅臣以及知郡者的荐章，只是优待监司、帅臣和知郡者，并不是优待做官的士人。如今的问题是做官的士人不肯来，却想把招致他们前来的恩典施加给已经做官的士人，这就够了。何必优待监司、帅臣和知郡者，使人认为荐举泛滥呢？现在的办法，不如规定：任簿职满三年，举荐任职而没有一件事未办妥的，减去两纸关升为幕职官；任令录、理法满三年，举荐任职而没有一件事未办妥的，减去两纸改官状；任县官的，再免除职司差遣。这样，做官的士人如果没有志向就罢了；如果确实有志于当世，难道不能坚忍刻苦，以求得一点升进吗？将会看到峡路之间不再有空缺员额，深山穷谷的百姓也都受到覆盖、抚存、养育的恩赐。对于朝廷惠及百姓、巩固根本的心意，难道不是深远而重大吗？伏望陛下与二三位大臣仔细议论，迅速施行。臣不胜幸甚。请陛下裁决。第三，臣私下认为，国家任用人才，文武两种权柄通常分别使用；在内郡，自知通、教授、幕职等官使用文臣，兵官、巡检、巡捕等官使用武臣。大概文臣用来治理百姓，武臣用来治理军队；只有监当一类官职文武通用，其余职位文臣不能兼任武职，武臣也不能兼任文资，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至于最边远的地方，郡将、县令都允许通差右选，但必须是在没有文官可差之后，才用右选人员担任。这并不只是厌恶武人而喜爱文士，而是因为武人多半粗暴，不通晓民间事务，未必能有防御之功，却先可能有残害良民之事；在边地尤其关系利害，所以不得不在开始时谨慎。重庆连接南平，南平连接诸羌；但南平所接触的也都是熟户，长期享受互市之利，低头顺服，只听南平命令，从来不敢萌生欺侮之心。只是因为它与诸羌相接，深入夷人腹地，所以也通差武官，所属各县有时也通差武官。至于重庆，一向不差武官，所管三个县也从未用武臣担任。只有江津县曾有右选人员谋求经营奏辟，尚未赴任，最终被台府交相上章论罢。此后又派文官，一直到现在。至于壁山县，则紧靠昌州、合州之间，四面都是大山，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全靠县官曲加抚养，才不至于失去生计。近来或有右选官又谋求奏辟；臣如果重视失去一个武官的欢心，而不替朝廷爱惜祖宗的法令，使武臣得以占据内郡知县之职，任意粗暴刻剥百姓，留下无穷祸害，那就不行。追究事情的根源，实在是放任他们上任者的责任。因此臣不敢停止，立即列条发布告示，令另行注授符合资格的差遣；同时另选文官奏辟，使他们分担抚养百姓的职责。峡中的百姓分散居住在山谷，生计微薄，憔悴饥饿，几乎像猿猴一样；因此这里争斗最多，诉讼文书最盛，全靠治理县邑的人调和防护、安抚抚摩，使他们各自安于生业。怎么可以苟且把他们交给粗暴的人，让其任意满足贪欲呢？臣已经先行论奏，峡路知县减去两纸改官状，并且免除职司。如果蒙朝廷迅速赐予准许，即使穷边之地也不必担心没有良好的县令。又乞请下达诏令，查照祖宗法令施行约束：凡内郡各县一向不通差右选人员的地方，不许右选人员经营奏辟，以免扰乱祖宗的良法美意。如果有违犯，严加施行惩处；这样或许在边地骚动、科调繁重之余，各处都能得到良县令，百姓不至于重【原文疑缺“困”字】困，万幸。请陛下裁决。万幸。请陛下裁决。

译第四，臣私下认为，增加财用的办法，没有比裁省官员更大的了。姑且从外地说起，先臣欧阳修曾说：“一路各司往往有许多空缺，不如让一个司兼任，至于半年、一年，也没有听说有废弛事务的。”由此可知，可以裁省的冗官很多。从前武昌、益昌都专门派郡牧，后来漕司在武昌设立台署，就由漕司兼任；益昌也由漕司兼任。裁省以前，没有增加什么益处；裁省以后，也没有缺误什么事务。而省去一名知州，俸给和支遣费用本来就不少。至于内地，还可以省去左右供给中滥受俸食的人；在各县，还可以省去三年迎送的妄费。近年来，淮上各司设立台署的地方就兼任该郡，大概是知道这样有利无害，确实可以裁省。蜀地如今分为四路，而峡路土地贫瘠，耕种艰难，最为下等。重庆虽名义上是潜藩上游的大镇，实际上只管三个县，而且三个县都破败凋敝，只能勉强维持。所管兵籍虽接近一千人，但有二百多人戍守城门，本路各司抽调的人员也不少于二三百人。臣刚到任时，边报更加紧急，总所抽调五十人运送粮食，宣司抽调三十人到帐前供役，又抽调文武官吏数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此外，津遣费用以及封桩的衣粮器甲等物资，除正常调拨之外，每年花费不少于一万缗。何况前年大司根括，凡是各处有余的都被取走拨用；像这样的费用从哪里取得？府责令县，县责令百姓，一两年以后仍不断责取，公私都会空竭，难道不会有意外的忧患吗？接受了别人的牛羊，怎么可以坐视不管？臣私下认为，武昌、益昌既然由漕司兼任，有利而无害，而本路宪台正好在重庆。如今如果就让宪司兼任重庆府，臣看这样起初不会有一丝损失，但所获得的利益实在不止一项：对上不用向朝廷请托，对下不用诛求剥削百姓，每天有所节省，每月有所积累，用来宽减民力、供应军用，这是聪明人一定会做的事。有人说，宪司兼任府事，就会对巡按有所不便；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峡路一带都是大山深谷，险峻岩石，只有鸟道蚁径，曲折难通。来任者常常担心各州县贫薄，不能不发生迎送费用，因此几十年来没有听说各司出巡。即使有志之士以洗雪冤屈、施惠百姓为己任，不怕崎岖跋涉的劳苦，想亲自到开州、达州等地去捣破盗贼巢穴，也只需暂时让通判代理府事，近处不过一个月，远处不过两个月。其他州有缺官的情形，按例都让通判代理事务，难道唯独在重庆就要怀疑吗？这就是臣之所以冒昧说让宪司兼任府事有利无害的原因。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详察斟酌。如果臣所说万一有可取之处，请下令允许臣当天解除职任；或者另行任命官员知重庆，再另行给臣差遣；立即让现任宪使兼任重庆府事，以节省不可估量的迎送费用，用来宽减州县、保全百姓，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希望陛下果断而竭力施行，臣不胜幸甚。请陛下裁决。第五，臣伏见从前战事刚开始时，朝廷特许四川总领所截留上供的银绢以及田四厢的银绢，用来供给大军。此外又给官诰、祠牒让其变卖，还允许增加印造会子。除此之外，只有料夫钱一事造成很大骚扰，其余没有肆意搜刮。大概朝廷既然已经供应，州县也不敢在正常调赋之外任意征取。然而近来边事再次发生，距离从前军兴之日并不久，百姓的创伤尚未愈合，州县的实力尚未恢复，比起从前实际上更加空虚。过去所供应的数额，朝廷理应一一供应。有人说，如果截留上供，外路州县就不再知道有朝廷，所以不许截留上供；又说截留田四厢银绢，就会妨碍湖北供军的常数，所以不许截留田四厢银绢。增加印造会子必然导致币值下跌，既然已经不许这样做，那么用来供应四川军兴费用的，不过是官诰、祠牒以及略微拨给的赐银赐绢罢了。凭借穷困空竭的剩余，连续多年供给大军，而供应的数额反而超过从前，所以不得不允许他们多方筹措来救济用度。于是搜括各州现有的钱财，搜括百姓绝户的田地，搜括寺观的常住田，又监征僧道验发度牒的钱，又监征坊场、河渡的助边钱，甚至连巫师也加以监征。名目不正，征求没有限度，实在不得已而都去办理。加上奉行此事的人借机谋求私利，多方挟制，民情因此骚然不安。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朝廷吝惜上供以及田四厢的银绢，才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各司以及各州上供以十分为标准，应当拿出九分赐给总所，酌量留下十分之一，使它与圣节纲一同进发，足以表明尊君亲上的心意。至于田四厢银绢，完全可以全部拿出来，归还四川总领所。大概从前秦桧卖国求和，出于私意杀害想要收复中原的岳飞，却让田师中统领他的军队。岳飞素来得到军心，所以秦桧命田师中从关外带领数千蜀兵随行，以便弹压；又分拨蜀地赋税供给他们。这是秦桧的私意，本来没有义理，也不是祖宗的良法，为什么一定要拘守而不改变呢？何况从蜀中用船运到鄂州，虽然说是顺流，但江道险阻，运输军粮的费用非常多；而上供物资直达都城，费用更是加倍。如今蜀口边事连年不断，朝廷既然更加顾念上游重地，怎么能不厚加供给赐予，以宽减民力、巩固他们的心志？如果朝廷明确把这两项赐给四川，并全部免除原来所立名目的征取，那么管理财赋的人或许就容易办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边事虽然还没有平定，但百姓可以稍微安定生息，这确实是培植根本的上策。上述银绢若在四川取得，所得何止像丘山一样多；而对于朝廷来说，不超过毫末。何况一两年以后，兵革稍微停息，就可以恢复旧制。凭天下富有之大，何必吝惜这些呢？只愿陛下特别通达地施行，臣不胜幸甚。请陛下裁决。

译钦定四库全书 《性善堂稿》卷七　宋·度正撰　劄子 上本路运使论料夫钱的劄子 时值盛夏，节气正盛，天气清爽滋润。恭敬地想到都运太丞郎中龙图您，礼乐之道都能自我持守，光彩焕发，神明也在助佑您，愿台候万福。我正在恭候听闻您蒙受朝廷恩命，从北阙调任东川。自从建置此台以来，还不到十天，您的号令所到之处，风貌已经焕然一新。东川百姓过去想得到您这样的长官而不能，如今终于如愿，怎么能不感到无限欣喜？我刚听到这个消息，实在因为有幸托庇于您的照临，欢喜得几乎要手舞足蹈，急忙想写一封短信，稍稍表达这份心意。又想到四方的书信问候，必定都会集中在这个时候；我若也急急忙忙地用无益的话语上扰尊重，劳烦您裁答，实在不能说是勤谨，只能算是罪过，所以稍稍迟延罢了。近来边境一开战，调度事务纷纷兴起，几个月之间，公私积蓄几乎被搜刮一空。想来陛下是念及东西两川作为蜀地根本，如今空虚，拿什么来治理国家？何况漕运转输所托付的事务，调节聚散，审察缓急，仍不可轻忽，所以才选拔老成练达、儒者功效显著、如您这样的人来扶持它，使它获得保全安定。全道百姓，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男女，无不熟闻您的盛德声誉，侧耳注目，都盼望您发布初政，能够稍稍宽缓他们的困苦，简直如同饥饿者想吃饭、口渴者想喝水一样。十天以来，竟然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只听说因为百姓缴纳夫钱迟缓，专门派了十几名穿黄衣的人到各郡督促，听到的人无不惊愕失望。如今距开禧年间用兵还没有几个月，百姓又要缴纳这笔夫钱，实在极不容易。然而命令既已下达，起初没有敢不服从的人。只是富户可以从自家取出，贫户却免不了向别人借取。如今各处富户少而贫户多，贫户若不卖掉桑麻、田地和房产，就无法办成。正当他们出卖时，催得宽缓，价格就会公平；催得急迫，价格就必然低贱。一件价值十千的钱物，若只卖得五千，那么官府征收五千，百姓实际上已经承受了十千的损害，难道能不加以体恤吗？但我私下认为，这一定不是您的本意，必然是进言者的过错。为什么呢？难道有像您这样和乐仁厚、极其明察宽恕的君子，却会不察知这一点吗？进言者一定说，近来边境军情一天比一天紧急，收集整合流散兵民，费用很大，这笔钱不能再缓征。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我从道路上的传闻听说，自从敌人侵犯大散、天水、皂郊、成州、西和以来，公私所收藏的财物，被防守失陷而丧失的，不知有几千万万。至于运输钱粮，又有不少被叛乱之人夺去。由此看来，前后导致失败，都是各位将领处置失当，并不是钱粮缺乏。如今向百姓征收的夫钱，已经缴纳的也达到六七成；那些贫困而还没有凑足的，稍稍宽限半个月、一个月，似乎也不算过分。何况近来总领所下发的文书，已经取得防通用三界钱引，每界达钱三千六七百万。前一年已经抄印存放在库中，如今才开始施用，怎么会立刻造成缺乏呢？冒昧希望您不怕更改命令，撤回已经派出的人，使州县稍稍宽限期限，百姓不至于慌忙窘迫，我也将拜受您的恩赐。您初到任时，所派的人还不了解您的态度深浅，不敢轻慢法令，也不敢放肆无礼。州县如果从今以后凡有差遣，都一一派人督办，那么到最后必定会凌辱官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去年总所下令取拨旧欠，动辄以一天为期限。下属县邑处在大山之间，没有舟车的便利，每天收取的只能是现钱，即使库中有钱，兑换成钱引也要几天才能足数。因此我曾给幕府写信，委婉而详细地说明这个意思。后来下达的命令，只要求当天迅速解送，不再拘泥于一天的期限；督促之中稍有通融的意思，最为得体。正值这样调度事务的时候，若不是昏昧无知的人，谁敢不尽心尽力而自取罪过？我从去年到现在，略略计算补解、增解的数目，不下七八万。下属县邑土地狭小，在全道中一向以缺乏著称，能够做到这样，也已经不少了。如今切望您详细察看，特别下达命令：凡事不要随意派人，并且斟酌适度地发布命令，使州县能够奉行。如果像这样庸碌鄙陋，上则怠慢王事，不能赶赴军期；下则残害百姓，不能彻底传达您的德意。只要选择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人，宣告他的罪行并加以追究惩办，又有谁敢不畏惧服从？实在不必派穿黄衣的人四处奔走，然后才能使他们遵行命令。我从前有幸与您相交，承蒙您知爱深厚，实在担心左右之人不了解事情的体制，不能珍惜您的盛德雅望。因此率直地说几句话，恭敬地希望您体察其中忠诚爱护之意并加以明察，幸甚，幸甚。您被事务拘束，我未能到明台亲自接受教诲；愿您妙策精纯和谐，功勋更加显著，以承接前次从槖之拜。我谨伏在纸上叩首致意。书

译给王枢密谦仲的信 四月一日，具位度正谨以香汤沐浴后写信，拜了两拜，献给宫使、枢密相公阁下：我听说天下有三种最受尊崇的身份：爵位、年龄和德行。朝廷中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乡党中没有比年龄更受尊敬的，辅佐天下、治理百姓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说到这三者，虽然都是天下共同尊崇的，但它们的实际情形本来并不相同。爵位只施行于朝廷而不能及于乡党；年龄只在乡党中有效而不能及于朝廷；只有所谓德行，能够合内外、齐贵贱，并通行于天下。然而爵位和年龄，有人是偶然得到的；偶然得到它们的人，别人即使表面恭敬，内心也未必服从。至于仕途达到公卿的尊贵，历经几朝辅佐，号称元老，又有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写在史册上，流传于天下；这样的人，不只是士大夫尊敬他，凡民也尊敬他；不只是中原尊敬他，四夷也尊敬他；不只是一时尊敬他，而是天下后世都尊敬他。恭敬地想到阁下的德量如河海一般深广，操守如金石一般坚定，德行遍满天下却更加谦逊，声名遍满天下却更加恭敬。您进而立身朝廷之上时，危言正论每日都能传到君主面前；您退而居于乡党之间时，盛德大业每日都传播到遥远的四方。我是蜀地的书生，年轻时曾跟随先生长者交游，早已得以听闻大人君子的盛德。长大以后，周游四方，泛舟楚地水泽，赶赴吴地，曾在闽中讲学，又往来于江汉之间。当世所谓大人君子，我也大略认识了一些。只是一直未能私下伏身于他们门下，恭敬地聆听议论的末流，深以为憾。古代士人之所以急切地修养自身，难道只是诵诗读书才算学习吗？天下士人中，道义可以师法、德业可以作为典范、巍然超出一世之上的人，若能亲见他的容貌，接触他的言辞气度，受到熏陶浸染，自然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何况有些人议论时起初正气充足，后来却逐渐消蚀；开头洁白而结尾漆黑，开头光明而结尾阴暗，开头像君子而结尾成为小人，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至于能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大道，质问鬼神也没有疑惑，处顺境逆境都保持同一心志，始终操守如一，像相公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士人若不愿成为君子也就罢了；士人若想成为君子，却不见天下有道德的人，不听他们一句话、不观察他们一件事来作为自己的矜式，难道不是自暴自弃吗？不过，立志于富贵的人，有了富贵就趋附，陷于贫贱就离去；立志于义理的人，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都以义理为依归。我的立志向来并不浅薄，希望相公屈尊接纳我，引导我，考察我的情况而警诫教诲我，那就万分幸运了！万分幸运！我谨拜了两拜奉上此信。给费尚书的信 四月十七日，具位度正谨拜两拜上书给尚书、给事、侍读、修史阁下：我听说天下最为尊敬和看重的，没有比老师更重要的；而最可以信赖的，没有比门人弟子更可靠的。所谓老师，是道所在的地方；门人弟子，则是承继这种道并把它传下去的人。孔子承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立身于世，天下跟随他学习的，共有三千人。颜子对于礼乐的造诣，曾子对于一以贯之的领会，孔子本来已经毫不怀疑地予以肯定。其余如仲弓、子路之类，有的可以让他们面向南方治理一国，有的可以让他们担任宰，有的可以让他们同宾客应答；凡是一项可以称道的长处、一种可以记录的才能，孔子大都逐一列举品评，没有遗漏。孔子有一天如果在鲁国获得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其他举措，就已经任用公西赤出使齐国，任用原思做宰。假如孔子在天下获得政权，再次实现文王、武王、周公的盛治，那么所谓三千弟子，我知道他一定会各有安排。孟子向子思学习，跟随他的人有几百人；其中高才弟子乐克、公孙丑之类，更是孟子深深赞许的人。乐正子在鲁国被任用，孟子高兴得睡不着，而乐正子也急切地只以得到老师的称许为念。乐正子并不是偏爱自己的老师，他的意思大概是：假使我的老师能够在天下推行他的道，那么所谓几百名弟子，差不多都可以有所作为了。到了汉朝兴起，费直传授《易》，伏生传授《书》，申公传授《诗》，戴德传授《礼》，董仲舒传授《春秋》，都从孔氏一脉而来，孔子的著作也依靠他们才得以保存。史官于是附带记载说：“做官到卿相的有几人？做官列于卿位的有几人？做郡邑长官的又有几人？”这是为了感叹弟子兴盛，也赞美他们老师的道统没有衰替。往下直到唐代，能够扶持并振兴这种道统的，没有比韩昌黎、柳河东两位先生更突出的人。韩昌黎素来把师道自任，所以他成就的人才尤其杰出；河东先生凡是所指教的人，也都在世上有声誉。因此唐代的文物制度之所以光辉宏大，超过两汉而追及三代，都是两位先生涵养造就、推扶提携的力量。恭敬地想到尚书您在千年之后得到孔孟的传授，内外都以道德为本，践履纯正坚定；自从还是平民时，发表言论、建立学说，就深深探究《诗》《书》的奥义，天下学者一致尊奉您为老师。您戴簪着履进入朝廷，天子把您置于经筵，向您询问学问，您不是上天所生百姓中的先觉者又是什么呢？以先知启发后知，以先觉启发后觉，能够得到您的门径而登堂入室的人，哪里会有限呢？我固然不肖，当然不足以窥知万一。又想到尚书分教遂宁时，我曾有幸拿着经书在您座下受教，亲近观看您的道德仪容，聆听您的正大言论，不能说时间不长；只是我的资质不肖，本来不足以有所成就。然而说到遵循老师的学说，坚定相信、努力实行，终身不背离，我也或许可以自许差不多能够做到。如今老师您正在朝廷当权，身边环列着渊、骞那样的人才；我也不远千里，赶到您的座前，列在子路、冉有之下，来献上我这个不肖之身。有人可以让他面南而治，有人可以让他担任宰，有人可以让他同宾客应答。只希望老师加以任用，使天下后世称说“尚书的门下”，达到某种官位的有几人，达到某种官位的又有几人，并把他们的善行推及天下，使汉唐大儒不再独自专美于前。这哪里只是我的幸运，实在也是师门的幸运。传记说：“颜渊和孔子彼此互相称誉，并不是结党营私。” 阁下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我所作的几篇狂妄浅陋的文章，已经附在另卷中。尚书请加以察看，不再多说。

译给任尚书伯起的信 九月一日，具位度正惶恐，拜两拜上书给直院修史詹事、给事、尚书阁下：我私下认为士人立志求学，只在于道所在的地方。道所在之处，求学的人就跟随归附，没有远近之分，也没有彼此之别。孔子生在鲁国，鲁国士人跟随他；齐、宋、郑、卫、陈、蔡的士人也跟随他；以至于秦、楚的士人，也没有不跟随他的。为什么呢？只是因为道在那里。道所在之处，有人跋涉几百里去跟随，有人跋涉几千里去跟随。跟随他以质询自己的见解，质询之后参照自己所听到的道理，日积月累地切磋，以求进于道，这才叫找到应当跟随的人。从未听说有人认为这样不对。到了孟子也是如此。孟子的弟子有几百人，这几百人难道都是邹国人吗？也只是四方的士人罢了。近世的濂溪、明道、伊川也是如此。从洛地去跟随濂溪的，是程颢、程颐二人；从闽地去跟随二程的，是杨龟山、游建安等人。道所在之处，难道一定要说舍弃本乡的人不跟随，却去跟随外地的人，便算罪过吗？近来这种道统的传承，大概在朱子、张子、吕子三位先生身上同时出现，三足鼎立于天下，天下有志之士都起身跟随他们。所以跟随他们的士人所得的收获之多、达到的境界之深，散布在天下，已经相当不少了。我不幸生在远方，又不幸在十五六岁时，张子、吕子已经相继去世，只有晦庵先生还在。士人如果不立志于道也就罢了；士人如果确实立志于道，那么在那个时候不跟随先生，还能跟随谁呢？所以听到先生的声名便想见到他本人，读他的书便想认识他的言论，体味他的言论便想领会他的心意。这样做又过了十多年，于是我内心毅然决断，决定前往。只是因为贫困，没有车马的费用，也没有王公大人的援助，身穿粗布短衣，脚穿草鞋，口中甘愿吃藜藿，往返万里，寒暑侵袭，风雨冲击，几次几乎要成为饿死在道路上的鬼魂。那时诬称伪学的议论正盛，士人因利害关系背离而去的往往有之。先生察知我从远方而来，赞赏我志向高远，看出我内心无所畏惧、外在行动也不改变。于是待我格外不同，先穷究我已经知道的，再告诉我尚未知晓的；先推究我已经达到的，再向我说明尚未达到的。等到我的言论有合于他的内心时，他便欣然向别人谈起并称许我。先生使学问广博而又归于简约，所涉及的方面大概无所不到。我退下来后，也自认为从先生那里有所收获。天下士人都说：不是卓然自立的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唯独我的同乡说：“这个人不过是舍弃本乡而去跟随别人罢了。”于是有人公开攻击我，有人暗中排斥我，纷纷而起。唉！假使先生出生在我的家乡，我却舍弃他而去跟随别人，那确实该杀。如今道在先生那里，而先生居住在远方，我难道能因为路远便不去跟随他吗？这不过是找到了应当跟随的人，我有什么罪过？况且士人立志求学，没有不希望在实际任用中得到施展的；但能否被任用，是命运决定的。假使他果真不能被世所用，那么保存心志、涵养本性以修养自己，著书立言以自得其乐，务必要做到身死之后名声仍不在后世泯灭，这样也就够了。即使如此，那些说我舍近求远而加以排斥阻挠的人，也只是一个国家、一个乡里的私下议论罢了。推及天下，自有公论。恭敬地想到尚书您与先生交游最久，在道上的造诣最深，如今身处朝廷要路，并不是没有遇到时机；您的言论被听取、劝谏得以实行，也不是没有得到君主的知遇。从先生门下的标准来看，大概您是四科中的上等士人；至于我这个不肖之人，不但不敢把自己附列在七十弟子之后，大概只差不多可以置身于三千弟子之中罢了。至于德行、言语，本来没有资格相提并论；文学、政事，也不足以记录。然而我当初所怀抱的志向是这样，后来内心所守持的仍是这样，如今用来使自己安处的也还是这样。今年我五十三岁了，经历一次毁谤之后，大概将要不再有机会。尚书也请想到这一点吧！过去有新进士人，脱去布衣而归乡，据说曾告诉尚书，尚书还屈尊询问过我的姓名；想来您大概是怜悯我的困穷、哀悼我的失意，想办法稍稍振作我。因此我不敢自暴自弃，便把这些话一吐为快，文集有几种，各自附有说明文字。以后将它们进献到书府，希望您阅览一番，以见我的所得究竟如何。不再多说。度正惶恐拜上。

译给刘侍郎的信 我听孟子说：“贤者用自己已经明白的道理使别人也明白，如今却用自己昏昧不明的东西使别人明白。”这就是说，自己先知道，之后才可以了解自己原来不知道的；自己先觉悟，之后才可以使别人觉悟其尚未觉悟的。自己还没有看见，凭什么使别人看见？自己还没有听到，凭什么使别人听到？所以让聋人辨别声音，让盲人考察颜色，就如同向贫穷人家的孩子求取金子一样，他们得不到也是应当的。伊尹先有使君主和百姓成为尧舜式君民的学问，然后才可以使君主成为尧舜式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式的百姓。甘盘先有关于天人之道的学问，然后才可以使他的君主保全安定、治理国家。《礼》所说的登位配享上天，历经多年，这些都是三代之间有学问并且能够见之于施用的人。孔子有治理天地、经纬世务的学问，但鲁定公不能任用他，所以他的学问只传给门人，记载在六经中。孟子有居仁由义的学问，但齐宣王不能任用他，所以他的学问也传给门人，记载在《孟子》七篇中。以上是三代以后有学问却没有得到施用的情况。近来太子宫已经建立，广泛寻求天下儒学之士来担任辅导文书，侍郎您正参与其中的选拔。天下有识之士都欣然相庆说：“这可以说是找到了老师。”侍郎的学问，造诣深厚，存养极其笃实，考察精密，而且涵养日久。这不能说是没有学问却苟且充任职位的人。况且我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圣贤之学，不过是内外交相涵养罢了。在内涵养，那么礼义使我心中喜悦的道理，就不能不把它发明出来；在外涵养，那么在进退周旋之际、起居饮食之间，也不能不把它表现出来。内外各自得到涵养，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的道理就在这里。侍郎在太学时，一定想把您老师在白鹿书院的规矩揭示于学校，用来从外在方面涵养学生；又想把您老师关于《大学》《中庸》《语》《孟》的著作讲给诸生，用来从内在方面涵养他们。我因此知道侍郎的学问确实有所承继。如今您接受这一任命，并不是没有学问却苟且以占据职位为荣的人。如今已经几个月了，您早晚辅导的方法、在身边启发引导的措施，不知还能否让我们听闻？我私下认为，辅导太子、启发开导他的方式固然不止一种，但阐明经义以助益他的聪明，谨慎选择交游以涵养他的性情，这两项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太子的学习，学习什么呢？将要学习做君主、做人父的道理。想学习做君主的人，应先学习作为臣子的道理。不能完全做到作为人臣的道理，也就不能得到作为人君的道理。想做父亲的人，应先学习作为儿子的道理。不能完全做到作为人子的道理，也就不能得到作为人父的道理。所以做儿子而孝顺的人，一定能够成为慈爱的父亲；做臣子而忠诚的人，一定能够成为仁厚的君主。这种道理，记载在六经之中。因此太子不可不讲明经义。所谓讲明经义，并不是像文士才子那样，把章句割裂琐碎、穿凿义理，以求侥幸得到主管官员的认可。讲经是为了格物致知，是为了诚意正心，是为了齐家治国，不过这三件事而已。因此，选拔辅导太子的人，只看他的学问，不只看他的科第；只看他的道德，不只看他的文采。因为有文采的人未必懂得道，有科第的人未必懂得学，而帝王之学并不以文采科第为用。六经的义理浩瀚如深海，学者的造诣应当有先后次序，哪些应先开始，哪些应后完成，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圣人建立的言语，其中精微的地方固然从未遗弃粗浅的地方，说末节时也从未遗弃根本；本末、精粗，本来是一以贯之的。然而说得亲切明白、容易达到、容易讲解明白的，没有比《论语》更好的。因此阐明经义的次序，应先学《论语》，其次《孟子》七篇，其次《大学》，其次《中庸》，其次《诗》，其次《书》，其次《礼》，其次《春秋》，最后以《易》结束。《易》是穷究天理、尽明本性的书；《论语》则是切实询问、就近思考的书。学者必须先切实求问、从近处思考，然后才可以穷究天理、尽明本性，这样就不会越级，也不会超越自身的阶段；圣人的道便可以得到，圣人的事业便可以拥有。孔子到晚年才学习《易》，后世学者却把谈论《易》放在首位。周公作《周官》，大概总说教育国子，而不专门说明教育太子的办法。因为地位有贵贱，学习却没有等级差别，从太子到庶子，以及公卿大夫的儿子，所学本来是一样的。然而所谓教育国子，不过是教他们《诗》《书》，教他们礼乐罢了。当时文王的《易》已经阐明天人之理的深奥内容，也已经完备；但最终没有把它作为教育内容，三《易》的办法，只由太卜掌管。周公的用意一定有其所在，阐明经义以辅导太子的道理，也不可不知道。如今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也会自然挺直；进入芝兰之室，时间久了便闻不到香气。居住环境会改变人的气质，涵养会改变人的体貌，因此不能不在最初就加以谋划。现在士大夫家为孩子求师，固然不可不谨慎；至于朋友交游之间，难道也可以不加察看吗？大概与先生交谈，一定会谈仁义；与市井之人交谈，一定会谈财利。听仁义之言听得久而熟悉，就一定会喜爱仁义而想实行仁义；听财利之言听得久而熟悉，就一定会喜爱财利而想追求财利。这是自然的道理。自古以来，帝王的资质聪明睿智，没有不超过常人的。如果在本性和习染还相距不远、嗜欲还没有流失的时候，用《诗》《书》的气息熏陶他，用礼义的滋味浸润他，那么日积月累地进步，没有难以达到的。因此说：“以防止邪恶来涵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天下的道理有两种，不过是正与不正罢了。早晚同正直的人相处，耳朵听到正大之言，眼睛看到正大之行，受到熏习渐染，怎么能不正？早晚同不正的人相处，口中习染邪僻之言，身体习染邪僻之行，受到熏陶变化，又怎么能保持正直？所以希望他增进德行而不在德行上败坏，希望他修习学业而不在学业上懈怠，那么在居处之间、交游之际，都必须有所考虑，之后才能达到。况且同他一起居住的人是谁？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同他交游往来的人是谁？这也是不能不知道的。如果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人的人，那么还同谁一起做坏事呢？

译如果前后左右全都不是正人，那么还同谁一起行善呢？同他居住、同他交游的都是逸民处士，那么一定不会有人用声色享受引诱他而损伤他的本性，也不会有人用财利之事引导他而损害他的品行。这样一来，我所进献的意见，他一定会欣然乐于听取。同他居住、同他交游的如果总不离开亲近的小人，那么也一定不会有人用《诗》《书》的正道引导他，用先王的法言启发他。这样一来，我所进献的意见必定会艰难地难以进入他的心中。难道可以自称我只以讲说经书为职责，却对他的居处交游漠然不顾，还希望他能够进德修业吗？从前汉惠帝聘请商山四皓作为羽翼，唐肃宗亲近李山人与他共同办事，本朝真宗以礼待白云先生并同他往来，这些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程子曾经进言，请求选拔老成的宫人和内臣侍奉哲宗，而经筵供职应召的人也都在遴选之中。如今春坊内外供给服侍的人，如果都能由谨慎诚实的人担任，所带来的益处也不小。这就是谨慎选择交游以辅导太子的道理，也不可不知道。我又曾从古代事例中寻找，得到可以作为警戒的两例、可以作为法则的三例。可以作为法则的，是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可以作为警戒的，是尧的丹朱、舜的商均。古代帝王没有不尊师敬友而成就圣德的。古今所称的大圣人，必定说尧舜；然而他们都以精心专一、执守中道为学。求学就能成为圣贤，不学习就会成为祸患、成为不肖之人，这是必然的道理。丹朱、商均，并不是没有可以作为老师的人，也不是没有可以作为朋友的人，最终却成为不肖之人，这是为什么呢？人出生之后，有的人不幸患有疾病，即使想学习，才智也有所不足，但只要努力尽其所能就可以了。商均的才智究竟如何，我不知道；而丹朱却以骄傲闻名，可见他的才能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但最终仍不肖，这就是不学习的罪过。假使他们懂得学习，舍弃邪道而遵从正道，舍弃恶行而追随善行，气势充沛地前进，谁能阻挡他们呢？这就是值得警戒的地方。古代圣人，虽说生来就知道，然而考察他们的行事，没有不学习的。商高宗自己说曾经向甘盘学习，想来他年轻时已经得到甘盘作为老师，所讲习的已经纯熟，所实行的已经深厚。看他得到傅说后同他议论，达到开启心意、浇灌心灵的程度，那些道理在千年之后仍然光明透彻、焕然可见；他中兴的功业，大概有许多正是由他幼年学习的力量造成的。文王做太子时，仁孝的实际已经体现在亲身实践中，别人已无法比拟；然而他仍然勤勉不懈，奉养老人、请求教言，尊敬老师、重视道义，从不自满自足。因此，做君主的大德、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在他做太子时就已经形成了。战国诸侯中，谁能把学习当作大事？只有滕文公懂得尊敬孟子，所以孟子一见到他，便立即把尧舜之道、性善之说告诉他。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接受道的资质，也可以看出他好学的心。他后来询问礼制、询问治国，孟子告诉他的，都是王道的纲要、仁政的根本。可惜他没能始终以孟子为老师并任用其道，最终没有成就王业；但他好学的心志卓然如此，比起沉溺于功利浅陋学说的齐宣王、梁惠王，实在强上万万。这就是可以作为法则的事例。如今宫僚可以说已经齐备了，但唯独侍郎您竭力辞去兼任职务，请求专一负责赞谕，想来大概是把春宫德业能否进步当成自己的责任。因此我把这些浅陋的意见进献给您。我不肖而又不学习，没有什么才能可取；然而我区区所寄望于侍郎的，不敢对别人提出，只希望侍郎加以察看。

译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八　宋·度正撰写　启 给参政的两篇启 伏想您学问贯通天人，才兼文武，品德高明广大，赞助圣化更新；使国家安定富足、尊贵荣显，完成真儒的功效。您的风采令人敬仰，精神足以折冲御侮，国家有这样的人，我就没有忧虑了。恭敬地想到宫宾、参政、知院，您的器量功业宏博，见识思虑精微，经纶天下的谋略极高，安抚济世的胸怀尤其深远；仪容举止足以观法，进退行动合乎法度；富贵不能使您淫乱，贫贱不能使您改变。无论衣裳礼制还是军旅征伐，凡有谋划便能提出意见；无论充任傧相还是统领军队，大概没有什么事务不适宜。您超越众人执掌枢密，又进而参与大政，早晚向君主进言教诲，日夜都敬慎不懈；厚重风俗，凝聚民心，想要重新见到圣祖、神宗的盛治；斥退小人，进用君子，惟愿推行庆历、元祐的旧章；使四海处于隆盛太平，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谋划已经预先确定，根本不会动摇；辅佐春宫，是为了重振宗庙；扶持国是，是为了尊崇朝廷；使洙泗的渊源更加兴盛，消除汉唐的朋党。大纲既然端正，各项事务就都能展开。虽然已经举全国之力修治内政，却没有忘记四夷在外的侵扰；审察事势，清楚看见细微征兆，同时收揽大小人才，以备缓急之用；汇合谋略、集中智慧，相信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舍弃短处、采用长处，也没有什么人才不能任用。您的德量已经与河海相等，伟大的功勋也足以铭刻在鼎彝之上；国家因贤才而兴盛，士人不会被遗弃。我年轻时立志求学，成年后努力实行，有幸亲近前代贤者，也颇曾周游当世；遇到邪说争相兴起，便永远发誓退处隐藏；看到公正之道重新开张，又重新怀抱奋发之志。何况父母年纪正处在令人喜悦又担忧的阶段，我作为儿子的职责，怎么敢害怕勤劳？谨以微薄的行迹仰求您的宏大造就；可以让我担任宰，可以让我陪同宾客。自问自己在谋略作为上有什么长处？若在乡里任用我，若在国家任用我，我决不敢仰负您的推举选择；言语不足以取信，试用之后便可知道。倚靠老臣来辅佐政事，是圣心独自作出的决定；推举年轻的学者来拯济时局，实在是我一向的志愿。道德高明广大，君主安定富足而尊贵荣显，国家有这样的人，我就没有忧虑了。恭敬地想到宫宾、大参政、知院相公，您承受上天的特殊灵气，是当代宗师；学问源于洙泗而深厚，履行诗书之道而纯粹；德义值得尊崇，进退合乎法度，是巍然屹立的一代典范；威武不能屈服，富贵不能淫乱，坚定得像横亘水中的砥柱。自从登上近臣辅弼之位，便充分施展深远谋略，使四海处于太平，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谋略宏大，见识思虑精微。辅佐春宫，是为了重振宗庙；扶持国是，是为了尊崇朝廷。皇极大治得以建立，各项政务因而修明；大纲既然端正，各项事务也都得以振举。固然已经增强了中国的形势，却没有忘记四夷的忧患。乐意培育天下英才，使斯文的命脉长存；忧念伊尹未能得到任用的心情，亲自实践傅说广泛招揽人才的志向。一听到人才姓名，就都记在选拔册上。因此凡是善类的进退去留，唯独把明公视为依归。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您的辅政功业远远追及前代；使太平颂歌得以完成，使清庙中的元勋功绩得以继承古人；与国家一同享受安乐，永世没有穷尽。我虽然才质没有可取之处，但志向并不十分卑下。虽然我遥远地处在后辈之中，仍然有幸承受先觉者的教诲。面对邪说争相兴起，我永远发誓退处隐藏；看到公道重新开张，又重新怀抱奋发之志。何况父母年纪正处在令人喜悦又担忧的阶段，我作为儿子的职责，怎么敢害怕勤劳？谨以微薄的行迹仰求您的宏大造就；可以让我担任宰，可以让我陪同宾客。自问自己在谋略作为上有什么长处？若在乡里任用我，若在国家任用我，我决不敢仰负您的推举选择；言语不足以取信，试用之后便可知道。给任枢密的启 把圣父潜邸的事务交给我，仰蒙误加的恩典；奉养慈亲乘坐的车舆，也实现了当初的志愿。依赖您在皇帝面前陈奏，承受中旨的褒奖，捧着恩命回来，感激铭藏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想到自己年轻时因为经学艺业，早早考中儒科，并没有因为流俗所轻视的东西而改变内心最大的爱好。只是因为生长在西南数千里之外，免不了沉浮于州县平庸众人之间，于是奋然前往云谷游学，直想极尽风雩之乐；适合自己的愿望，便忘掉了疲劳，终于领会“收放心”一句话而归。于是知道“不远复”三字的教诲，但这只是我私下向自己学习，不敢要求别人也做到很多。中途蒙连帅推荐宣扬，不久又遭受近臣流言的横加牵连；他们只知道嫉恨私怨，便把我平生一并毁谤，说我在伪学被禁锢时向人问道，竟是在正论已经彰明之后求取名声；困穷而无处申诉，只好退处自怜。等到公道复兴，浮言逐渐自行平息，虽然受限于弓旌征召，仍然曲折地得到执掌旌节的荣耀。在羽檄奔驰往来的空隙奉命办事，在科调繁多浩大的时节竭力任事，偶然因办理完备，得以受到甄别升迁，受命管理防峡上游、处在川蜀都会之间的地方。事务责任越重，越担心自己的才力微薄。这都是因为伏遇宫宾、知院、枢密相公，您的才智贯通天人，资质兼具文武，亲自传承最高深的学问，若非尧舜之道便不陈述高雅的志意；以本朝安定社稷为乐，广泛寻求好学而爱民的人才，安坐便可收获广施恩惠、济助众人的功效，致使我这样鄙陋平庸的人也得以承蒙任用。我怎敢不努力施行宽大之政，竭尽抚慰百姓的勤劳？只是这个地方一向以土地贫瘠著称，比起其他郡，疲敝百姓占了一半；何况县官的空缺已经十多年，郡政的弊病也不止一两件。再加上财赋正在经历根括，丝毫没有剩余，储蓄一空，公私都已困敝。只能以节俭来使财用充足，以宽缓来爱护百姓，努力在新功上加以勉励，希望尽快恢复往日的景象。至于用军队、应饥荒，或许还可以希望三年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防同之事，就不是平日所发的志愿能够达到的了。给侍郎的启

译垂下衣带、端正地执笏，才成为儒学之臣；高举大旗、牙旗，又成为诗书之中的元帅。您的声望确实十分显著，皇上的眷顾倚重也更加深厚。隆重的防务命令接连颁下，士人的心里都感到欣慰。上天使井络地区开通，土地控制着西南一方。自祖宗以来，这里已经是国家的重要重镇；朝廷之上，常常选用天下有声望的人来镇守。虽然制度沿革，有时也会随着时势而调整规模，但对此早已有定论。这是国家根本之地，根本不在彼处，而在这里；所以委托任用的心意，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伟大啊，圣明君主的长远谋略，达到了古今以来最为深远的筹划。既然形成了犬牙交错、彼此牵制的形势，又哪里会有尾大不掉的忧虑呢？把握权宜、权变而不遗漏，事情的形势于是就稳定了。恭敬地想，某官您的气质纯全刚正，所体悟的大道极其高明；诚恳地怀有忧虑世事的忠心，挺立着治理国家的志向。才器事业宏大，见识谋虑深远；议论正直，操守行为淳厚。支撑大厦，确实足以成为栋梁；渡过大河，便能成为舟楫。游刃有余，正可以安定社稷、安宁国家。您专一笃实，别无二心，一定不会欺侮鳏寡之人，也不畏惧强暴权贵。如今承受宠命，特意授予重任，镇守名藩。等待着看您身穿衮衣归来，入朝辅佐陶铸教化。正承蒙任职于小邑，处在下级官吏之列。我的志愿，只是私下尽微薄之力；任期考核，也不辞居于下等。这对于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是何等幸运！又恰好遇到大贤到来，听到弦歌之声，便以一笑偿还当年在武城相遇的机缘；在舞雩台下游览，真希望自己能回到阙里。内心的欣喜和幸运，实在无法尽情陈说。给通判宪使的启 皇帝的诏令迅速颁发，辅佐英才刚刚从吴地出发；天子所赐的霜节得到晋升，乘驿车远行驰骋在蜀道上。想来已经听闻您的风采盛美，欣喜地看见您的光华焕然一新。谨用一封信远道问候。恭敬地想，某官您刚健宏大而正直，高明通达而持守中正。学术足以追配古人，超越诸子百家；文章足以润泽当代，根本出于六经。您所履行实践的境界卓然高伟，所筹划的规模也极其深远。在朝廷任职时，参与机密之地，独能察见细微；出任地方时，掌握号令之权，众人共同推许您的仁慈宽恕。正因为您的公正声论更加显著，所以圣上的眷顾也更加隆厚。朝廷很快又要施加临遣的恩典，将要显示擢升任用的宠荣。何况益部正控制着重要边疆。蠢动的羌戎，高兴时像人，发怒时便如野兽。我们的汉使，仁慈如春天，威严如秋天。此行将从诗书中取得根基，在酒樽俎豆之间运筹决胜。攀援参星、历过井宿，暂且借此增益您执辔远行的勤劳；从西方到东方，很快就会接到赐召回朝的诏令。正因为我深知自己空疏贫乏，误受使命，害怕所承担的任务不能胜任，哪里还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谋划。代替大匠砍削木材，难道能逃脱五日之内完成的讥笑吗？能够追随君子交游，幸而得以托身于百年长久的情谊。给通判利州唐寺丞的启 恭敬地趋赴行在，得以在天子面前奏报姓名；分掌学官之职，又在诸侯之后任事。俯视自己，惭愧只是末学；仰望朝廷，又有玷于公朝。依附仁德，幸而遇到大贤；反省自己，或许可以安守微薄的禄分。再想到我正是一个孤苦衰弱的人，靠忧患余生，徒然传授先父的经学，起初又缺乏迎合时俗的才能。一次参加礼部考试，已经惭愧于冒领尘秽；三次在判司任职，曾经没有丝毫补报。想要退居林泉之下，在简册之间尽心；粗食淡饭，心中已经安于颜回的贫困；守门打更，按道义也正因为像孔子那样贫穷。于是背负行囊出门，穿鞋上路；困顿于荆楚之间，憔悴得难以忍受；困厄于江淮之地，归去投奔又没有办法。后来到京城观光，在闽中讲学，风雨沾濡达一年，水陆奔走行程万里；面色如铁，心志已经灰冷，只能徒然叹息上天使我困穷，实在难以承受官府差遣。假使让我从容研习学问，已经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何况又要奔走道路，那又有什么可取之处？想逃避旷职的责罚，实在依赖您的包容。某官您德性宽宏，道心精纯；家传的至高学问，凡是不合于皋陶、防风之类的事，都不存于心；身为儒学宗师，凡不是孔孟之言，都不从口中说出。您屡次更任显要职务，声望风采更加昌盛。长久追念元祐年间得到人才，没有比眉山士人众多更盛的；然而像颍滨那样的事业，有能继承家业的贤子，却未听说斜川那样的词章，有传世的贤孙，究竟哪里还在？真是贤德啊，三代人才集中在一门之中。这正是天下人仰首叹息的原因，也是缙绅们交口称赞、共同推荐的原因。您应当凭借盛德来辅佐中兴，授予您雄藩重任，实在是朝廷进用贤才的征兆；坚定地保持大节，也是世代臣子侍奉君主的开端。您本来就足以胜任，我哪里敢妄加评论？我正将因卑微职务而得以处在您的门下，怎样施为才能免于尸位素餐呢？希望能够见到荆州长官的面，期望不辜负这次出行；登上夫子的厅堂，或许有待于将来获得取用。归依之心十分迫切，陈述却不能周详。给通判新运使的启 您奉命镇守藩地，接近辅弼之地，声名震动京都；在天子殿廷接受符节，光彩照耀益部。诏书下达，温和的和气随之播布，凡是承受您照临的人，都增加了欣喜。西南是重要地区，控制着梓州防区的上游；虽然是崇尚文章的地方，仍然凛然保存着遗风，但自从平息战乱以后，旧日景象还没有恢复。又加上羌戎窥伺不定，军队粮饷运输也没有停止，倘若不是硕德之人，怎么能符合皇上的心意？恭敬地想，某官您见识气度明朗通达，才器事业宏大深远；有美玉般的品质，是宽宏的柱石之材；容貌丰厚，象征着狼胡之相，卓然足以成为朝廷栋梁；诚信厚重，符合麟趾之祥，真是国家宗室的光荣。您的胸中尚未完全施展经国治世的才略，天下已经听闻您的风采；英名四方传播，公论一致称许。近来朝廷重建中兴事业，更新圣明教化，认为天子君临万国，政事不能遗漏远方；而当今四方渐趋安定，政务正应当先从重要事务做起。皇帝思考着使天下安定，谁能前往恭敬地承当此事？急切想要得到合适的人选，大大慰藉远方百姓的期望。在朝廷群臣中询问，没有比我们同姓的贤者更合适的人了。于是再次命您以使臣身份出任，来奉行隆重的旨意。驿车一到，便可坐看四境澄清。待您身穿衮衣归来，正好赶上千年难逢的际遇。我正忝居下邑，靠近您的高台，岂敢推辞背弩执矢迎接的劳苦，实在欣喜能够看见您的旌旗仪仗之美。让蜀地父老重新看见诸葛武侯的政绩，想来绝非偶然；而使鲁地诸儒能够跟随河间献王游学，实在是非常幸运。胸中的话想要倾吐，笔和舌头哪里说得尽呢？给通判漕运使的启

译九命之臣奉命镇守藩地，声名震动辰居以北；十行诏书授予符节，星光移向井络以西。皇帝的风雷之声传遍万里，一方百姓沐浴着雨露。佳音到来，清正的舆论一致欢腾。我私下认为，四蜀是天下腹心之地，益州所辖地区尤其重要；天子耳目所寄托的漕运之臣，责任更是不轻。何况圣朝深切顾念远方风俗，实行宽大的诏令，务求得到民心，选择忠厚之人来宣谕皇上的防务。掌管印信已经很久了，皇帝诏令您前往。恭敬地想，某官您天性温和淳厚，风姿秀美伟岸，怀有圭璋般的品质，早年就在诗书中受到涵养；振发金玉般的文采，在事业上充分发挥。屡次任职显要，享有美好的声誉。美德显著闻名，确实是宗庙中珍贵的瑚琏，是国家宗室的屏障。皇家本支多么昌盛啊！您正在涪中式样的棠阴下大展才华，而京城已经传来梅花报信。皇帝认为大地辽远，百姓的情意希望极其周遍地得到了解。您是上天所派的英俊儒者，才能又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因此颁布明白的命令，特意授予您出使皇家的荣誉。虽然您如一角祥麟，暂时赋闲于西郊游息；但终究会像九成宫中鸣凤，成为北阙前的羽仪。给上运使的启二首 曾叔祖当年奏报姓名，过去曾把我托列于雁行之中；我这个小人物如今试任小吏，正依靠您的虎节之光。上天或许在帮助我，事情竟有这样的巧合。我的确是荆州的寒门子弟、巴地的读书人，自从立志求学的年龄起，一向把建功立身作为事业；中途遭逢忧患，外部又被饥寒逼迫，身体越困顿而志向越坚定，品行越修养而名声越低微。既然忝居吏禄，便更加纵情于经书典籍；如果早晚学习而有所闻，即使晚上死去又有什么遗憾？出外寻求当世先觉，验证自己一生所学，幸而得到分教的任命，作为奉养父母的计划。在这里两年，碌碌无为，没有声誉；经过三次反省之后，谨慎自守，已经把这当作快乐，别人却把它当作忧虑。假如我所坚持的德行没有逾越，哪里知道知音却很少遇到呢？恭敬地想，某官您是前代儒者的领袖、后学的宗师；德量像司马天章那样清澄，澄之不清，搅之不浊；政事才能像鲜于谏议，教导便能推行，安抚便能使人归附。士人因有归依而喜悦，百姓因有庇护而喜悦，小人因得到供养而喜悦，君子因有老师而喜悦。我也正逢这样的机会，自己称说这份幸运，羞愧于甘居牛后的地位，也深深惭愧于东野那样疏拙，只能在马前拜见。倘若您顾念北平之意，便回头向西眷顾；使臣的名额久已空缺，分命儒臣前来掌管计府。您的声名传遍剑门以外，欢悦震动民间。想来您如万里之外的云霓，化作一方的雷雨；我伸长脚跟仰望，您为何来得这样迟呢？某官您上应天上的星宿，下成为人间祥瑞；从容游处于儒馆，尽览秘府的藏书；振兴士林，独自获得圣门的奥妙。英华积累显著，事业光明灿烂；理应进入经筵，启发皇帝的学问；理应登上台省，润色帝王的政教。但任职时间长短听凭自然，出仕或退处听凭天命，于是分掌京畿，持节远方。虽然偏远百姓有幸得到您的防护庇佑，但缙绅的舆论都认为您任职太久了。恐怕孔子的席位还没有坐暖，汉朝的诏书就已经下达。我的确是诗书的末裔、学校中的晚生，寻访老师求问道理，几乎走遍天下。因为贫困而私下求取俸禄，如今恰在您的属部，哪里敢急于求成，只希望能够随着您一同进步。愿意学习孔子，虽然没有齐人那样的锄具；亲自拜见扬子云，将来也有侯芭那样的幸运。给总领的启 承蒙圣旨光照，进而掌管蜀地财赋。百年乔木，人们知道您世代德望深厚；四境甘棠，百姓都知道您的仁声广大。风雷刚刚发动，草木也为之生辉。我私下认为，绵延数千里的土地，正在于抚恤保存国家根本；拥有十万带甲之士，才足以使国家坚固如金汤。若不是通达敏捷的大儒，凭什么斡旋国家大计？皇帝说：‘谁可以胜任？’众人都说：‘您最合适。’某官您的道理达到精微之处，气质纯全刚大；承受湖山的秀美，如和风晴日照耀人心；得到洙泗的传承，如白日青天高悬在上。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您足以使家世相传；管仲、晏子那样的功劳，您却从不自夸。您超脱于权谋之外，翱翔于仁义之中。九重深深眷顾知遇，四海共同推重。长久念及四蜀困穷已久，应当借助一代温雅之才来治理，君子正是为此而谋划。我们这些人何其幸运，李公择首先掌管国家财计，人人都知道朝廷没有聚敛之心；韩稚圭出任西部军队的抚慰使，也确实表明圣主有谋求恢复的意图。如今事情确实在您身上，您应当努力啊！我天性十分愚钝，求学又最晚，不敢随世俗附和，只深切期望从师承中有所获得。幸而托身于您的光辉之下，得以亲近并接受您的表率教诲。伸长脖颈、踮脚仰望，希望依靠高达数仞的墙；提起衣襟趋近席隅，或许可以领会一以贯之的道理。给赵茶马的启 谈论乡里俊秀，正要赋闲归去，已经很久没有亲近您的英范；捧着台府的文书前来任职，又重新接近朝廷。欣喜于能够亲近华表般的高贤，激励懦弱的内心而使自己振作起来。我心中有许多话，像口渴一样想要倾吐，想沉默却不能。再想到我的禀赋和命分很差，奇异的才华也十分浅薄。自从束发以来就致力于求取正道，每次行身处世却总踏入危险之机。千思百虑，从不设城府；十步九折，也难免遭受风波。幸而礼义方面没有过失，那么俯仰之间便无所惭愧。比如去年春天参加考试，实在是对着白日尽心竭力；想要观览青衿学子的英才，最终却陷入黄口小人的诽谤。危险的机关一经触发，孤独的行迹屡次陷于危境。幸赖圣朝爱惜人才，使士人得以在科举名目中保全。虽然已经阻碍了某些人的进身，却还不足以怨恨那些人的嗔怒。哪里想到南宫考试的第一名，又列入春闱的冠首？群猴这才停止喧闹，众多士人同声称赞。若论任用，我已经惭愧于前代贤哲所享有的安富尊荣；若论容貌，也只是温柔宽裕，实在还要依仗宗师。恭敬地想，某官您洞察事理极其明白，存心宽厚而广大；喜爱贤者，厌恶不肖，因而没有豺狼当道的忧虑；舍弃人的短处而取其长处，所以门下桃李满门。人们正依靠大树，您将要成为归来的禾黍。我历经艰险，越发想到要吸取教训；内心困苦，思虑受阻，发誓要在新的功业上更加努力。请您以礼来广泛教导，以文章来约束规范，幸而赶快加以惠爱训诲。我的鄙陋心愿，笔舌实在无法说尽。祝贺茶马的启

译您光荣地被选拔任用，承受了荣耀的使命；离开东川的职任，担任一司茶马贸易之职，升入西清的班列，实在是两宫眷顾倚重深厚的结果。一纸诏书飞驰而来，天下众人无不鼓舞欢腾。蜀地号称四面险塞之区，地势又控制三边的重要位置；南面安抚南诏，北面沟通北戎，与夷人往来，不能没有羁縻之政。朝廷谋划的所得，因此设置了贸易之权。一定要托付给重要人物来主管此事。在中原全盛之时，又当圣朝积习之后，人民既然丰足，物产日益繁衍，以斤计算的茶叶每天多达千数，以四匹为一驷计算的马匹每年将近一万多匹。中兴以来，旧有制度还没有恢复；详细考察近来委任的用意，远远不同于过去安排职权的办法。朝廷认为四蜀的疆域据守上游，地势十分险要，而三秦所窥伺的，正是中原微小可观的机会。因此资助当世经国治世的人才，谋划决策扫清的策略。恭敬地想，某官您才器事业宏大深远，学问见识高明，通晓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充任顾问；历经内外事务和机宜已久，可以辅佐协调。您坚守德行而不逾越，守道而难以进取；既然公正舆论无法掩盖您的才德，圣上的眷顾理应更加隆厚。想到若不是特别杰出、更加伟大的人，谁能把这样繁多而且越办越好的事务托付给他？于是遵从使臣的指示，提拔您置于大司重卫之职。您的行事一向完全秉持内心的道义，像鲁侯离去后，其无邪之思更加彰显。将来可以看见礼乐运行而感动人心，也可以坐看功勋名声写入竹帛、掌握在手。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您可要努力啊！我天资柔弱、才华浅薄，孤独一生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学问虽勤奋却尚未成就，志向虽有却十分疏浅；举动常有迂阔之处，长久依赖您的极度包容。我甘愿做下等之人，哪里曾奢望进入天子的马厩？竟敢作一点微小声响，只是自取羞辱于石鼎罢了。祝贺宇文右司除任起居舍人的启 荣幸地承受亲自擢拔，光荣地奉行制书；越级从凤沼游处之列，进而位列螭坳近臣，皇上的优厚诏命使缙绅欢动。宏大地想，我圣朝考察古代训典，能够谨慎奉行端正君主的大义，严格掌管记载起居的职司。依傍日月而面对清明的光辉，正是要培养皇帝处理万机的思虑，推究古今而辅赞宏大的事业；因此要澄清百官制度的根源，成为金闺中的羽仪，前后伴随玉阶上的圣驾。凡是春秋记载中所防范的重要之处，都像冰雪一样严肃。何况尧所询问、舜所认可，没有一件事不谨慎；而商盘、周诰流传下来，垂示百代而无穷。确实只有四海英才，才能仰合天子精妙的选拔。恭敬地想，某官您天性温雅，胸襟气度清正平和；忠义是家世相传的传统，又辅以诗书的深厚学问。在朝廷中位居大夫之后，已经有很多辅佐教化的功劳；束带与宾客谈论，很快就取得折冲御侮的成效。清正舆论广泛传播，您的名字已记在皇上的心中；应当大书特书，连子游、子夏的文辞也难以措笔；一次授命、再次授命，皋陶、防风那样的事业可以期待。您坐享符合三个月升迁的任命，将要庆逢千年难遇的机会。众人对您寄予希望，您可要努力啊！我滞留在西部边陲，翱翔般向东遥望；心中想去贺您入相，却不能跟随宴席。面对三千里的弱水，只能叹息自己的翅膀短小；想乘扶摇直上九万里，只能仰望羡慕您的远大前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钦定四库全书 《性善堂稿》卷九，宋代度正撰写的启 拜见漕运使的启 我以为，为了贫困而出仕，本来就难以先选择地方再去居住；坚持正道而行，也难免要倚仗他人来取得分量。想要拜见君子，实在使我心中劳苦，所以冒昧陈述世俗中不丰厚的言辞，来充当古人执贽相见的礼义。我资质平庸低下，见闻狭窄疏漏，徒然探求圣贤智慧的用心，却向来与诗书有所契合；愿沿着这条道路自得其乐，终身不另作选择。由于生计萧条，继而骨肉亲人凋零，不能在这里坚守贫贱的操守，于是忽然萌生了求取俸禄、出仕做官的心思。勉强来此，惭愧之情万分。谈到我的学问，当时人说是虚伪；谈到我的才干，当时人说是疏拙。内心不求干犯他人，行为却很少合于世俗；进取，人们将指指点点；退守，人们又将讥笑责难。衡量适应时势的才干，我可以说是无用之士。刚刚结束下等考核，分派回到故乡，上天实在借此让我认识大贤的面容。一个士人如果有这样的遭遇，或许可以安顿我这个不肖之身。恭敬地想，某官您的道德足以匹配前代贤哲，品行高出当世；把太虚作为气量，得失不能动摇您的内心；把春风作为言语，喜怒不显露在脸色上。您是当代典范般的老成之人，是中兴功业的苗裔；出仕退处都雍容自如，议论宏大深远；爱护百姓，像保傅爱护婴儿一样；对待士人，像父亲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和气袭人，欢声遍及万物。我刚开始把狂妄浅陋的文章投献给您，已经蒙您用一字加以褒奖；如今又辱蒙您的照临，永远托庇于您的保护之下。归依之心十分迫切，陈述却不能周详。拜见利州太守唐德舆的启 我私下认为，一个郡有学校，就像人有衣冠；学校有老师，就像衣服有领袖。从来没有毁坏衣冠却能够成就礼仪的，也没有去掉衣服领袖却能够使衣服成章的。只有谨慎地选择人才，才或许能够对教化有所帮助。考察古代，学校制度自有本源。长久追念虞、夏、殷、周兴盛的时候，都重视学校；庠序之事，上至国子学，下至编户平民，学生刚到七岁，大体上已经升入小学。君主和老师在京畿之内倡导这种道，诸侯在国中推行这种法。到了周朝衰微，这些事情也就废弛了。后来孔夫子出生，先王之道又得以保存；中途遭逢李斯焚书，后世学习的人又几乎全都断绝。从此学校时兴时废，起初没有固定规制；有时保存，有时灭亡，成效显然不同。到了我大宋，考察并采用周代的制度，自列位圣主不断增修以来，比前代完备得多。直到各郡各国都兴办学校，朝廷又分别任命学官。关键在于培养人才，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得到人才之盛，自古以来很少听闻。求学的人数，尤其以今天为多。要胜任这样的职责，确实必须托付给真正的人才。然而开导、培养、成就学生，本来是求学者的事情；主持、振兴学校，则在于居上位的人。恭敬地想，某官您是一代儒宗、三朝元老，气量周遍天地，不要求一个普通人样样完备；您的道理灿若日星，实在使前代贤哲也增添光彩；在百世之后奋发而起，自成一家。昔日曾参亲自实行每日三省的勤勉，所以孔圣人亲口传授一以贯通的奥妙。曾参退下后与门徒讨论，便极力阐明其中的意义，推演忠恕之道；一番陈说从根本到末节都讲尽了，兼且尽可能贯通一切，这正是承接先觉指示的地方；而其中两句话，也正是启发后世学习者的关键。我愿意把曾参作为自己的准则，入朝侍奉夫子，倘若能够听闻精深义理和微妙大道，出任学校长官、统领诸生，便将以诚意正心作为学习造诣的起点，恭敬地把这些心意说给您听。给太守的启二首 靠近孔孟文章的印玺，深深惭愧自己的迂疏；依托龚遂、黄霸这类师帅的光辉，幸而逃脱呵责。抚躬自省，承受您的恩德已经很多了。古代宏大的治道，自有成法可循。汉代文翁在蜀地任职，首先重视的是教化的根本；唐代常衮治理闽地，所看重的是师儒之事。他们用礼乐祭祀改变当地风俗，用诗书培养当地人才。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他们特别称得上俊伟；百世以后，也没有谁能与其光辉相并。长久追怀千载以前的人，或许如今可以得到一次相遇。恭敬地想，某官您实践修养而德行盛大，存心涵养的功夫深厚。您的文章如黼黻锦绣，像风吹过水面自然铺展；您的议论有深厚源流，如珍珠在盘中滚动。您从容舒展于礼乐之间，纵横驰骋于翰墨之际。我们这些同道后生，一向知道您的学道根本；四方诸侯之中，谁能超过我公？英名声望盛大，公正议论也蔚然可观。愿您成为齐鲁的一位大儒，不愧为汉唐的两位名臣。如今我长久托庇于您，不久将要赋闲归去。冉求退处、仲由兼任的出处，本来都合于权衡法度；夷之的清正、伊尹的担当，或许还有待于您的品评题识。分掌璧水之教，已经两年；借助玉山的光辉，则是从今天才开始。我将要前往您的座前，便先把自己一生的情况直率地说出来。我命分困穷，承受的才性浅薄。别人虽说我可以学习，我心中却独自担忧不能成就。父亲在世时，只来得及传授章句；依赖慈母的教诲，才没有失去学问的旨归。刚过二十岁，幸而摆脱科举的拖累。于是舍弃其他学习，搜求未曾见过的书籍；从遗留下来的篇章中，仿佛窥见失传的道理，知道名教自有可以令人快乐之处，也认为世间事物没有什么足以动摇心志。早晚专心于此，出入都依循这一原则，专心致志，不知道世俗的是非。见到古人的神色，听到古人的言声，便想仰慕他们的实践。寄身学校，虽说是为了贫困求禄，做的却是诗书之事，希望借此增进德行。从前听闻道理，如今幸而得到某官这样的老师。您天性高明，内心平和快乐，早早登堂入室，独得师法规模；以礼乐修治自身，境界无穷；以儒雅修饰吏治，所保存的是精神。我幸而游处学校之间，得以参与俎豆礼仪之事，愿成为雅读之士，愿成为雁行之列。请明公裁量我，把我置于深渊，或置于高天，都是小子的命运。远道迎接知府的启 您在涪东镇守，甘棠遗爱尚未转移；您奉藩于剑北，诏书已经到达。我望着您的旌旗而凝神注目，草木也都归心于您。您一向的操履早有听闻，未到任的声誉已经传得很远。某官您是前代儒者的领袖、后学的宗师；文章如机杼织成，接续鼻祖子渊的传统；学问有深厚源流，得到乡人扬雄的传承。您隐然有三代英才之风，在百世之后奋发而起。高妙的词章和精美的墨迹，已经润泽两川；宏大的篇章和雄伟的文章，将要发挥在九诰之中。您的鸿鹄之翼暂时停留，又重新剖分麟符。虽然这是川地与秦地交界的重要位置，朝廷向来不轻易把它授予别人；然而邹鲁之学，您还没有完全施展。恐怕孔子的席位还没有坐暖，汉朝的诏书就已经下达。我的确是诗书余绪中的人，在学校里做了两年晚生；起初并没有什么补益，六艺以外的学问更是一无所知。上天或许在帮助我，愿您来此就任。在太学兴起仁德，虽不敢说有何蕃那样的贤能；向河汾诸儒求问道理，或许可以成为董常之后。感谢赵运使的启

译几个月来，我列身于您的大幕之下，从前曾忝受您顾盼的荣耀；如今一封奏章上达九重天，又承受了您挽留推举的宠遇。害怕平庸空疏不能相称，承受恩谊，惶恐得像受惊一样。我私下认为，挽救时局应当任用真正的人才，共同治理政事应当凭借众人的力量。得到一百个君子，国内还不算太多；进用一个小人，天下就将遭受最大的祸害。因此辨别贤能与愚昧，贵在审慎，尤其贵在严格。升降任用之间，既要公正，也要果断。若不是独自具有高明的见识，怎么能不被个人好恶所迷惑？选拔任用如果不遗漏像您这样的人，任用便能有益于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山林贱士、乡学中的散材，不过诵读古人糟粕，几乎连唇齿都要腐朽；打开窗户，却仍未能扫除蒙蔽，连心性是什么都还不知道，茫然居处，碌碌一生有什么可取？偶然被科举笼络，于是陪同衣冠之士奔走。我三次承受试用的恩典，却没有一件可以称道的实绩。虽然先生长者竭力扶持，然而以粗疏的学问和短浅的才干，终究难免被抛弃。浩荡的岁月不断流逝，我抚摸简编而感慨。仁厚的话语有时借您的言辞说出，孱弱的资质于是得到羽翼庇护。这都是因为某官您存心于王室，专意于治理功业；奉天子之命来使西方百姓得到生活，既然仰赖您宽解忧虑，又取远方人才输送到北阙，将更加谋求施展经纶和治国事业。您大力排斥浮华虚妄，于是把选拔的标准加在我这个鲁钝之人身上。我怎敢不努力实践平日所学，远远追随清正的修养，以《春秋》为志向，以《孝经》为行为准则？倘若能够建立美好的声名，活着便归功于父母，成就便归功于夫子，我发誓终身不忘。感激承荷之情，实在无法尽数陈说。感谢运使的启 古代君子在进退之间，必定以义和礼作为选择的标准。明察的使者处置升降任免时，必定衡量人的才能而区别等级。正因为人物各不相同，所以才器事业也各有差异。魁伟奇特、通达出众的人，有的可以成为公卿宰辅的材料；沉静深沉的人，有的可以担任献纳谏诤的职务。有的才识颖异，可以校勘宫中秘藏的书；有的品行清高，可以率领太学之士。有的可以治理十室小邑，有的可以成为诸侯的宾客。大概人的品格有天渊之别，而科目又有大小之分。一定要得到人才来报效国家，大概只有体察大道、尽心尽力才行。假如不是人才，便难免错误荐举。像我这样局促卑下、处在末等、零落无依的人，孤身诵读圣贤之书，却不能知道其中深奥；考察古今变化，也不能认识其中的变通。奋身于乡学，俨然混在庸众之中；滥列于泮宫树林，远远处在诸博士之下。我默默地自信，长久没有名声；既不足以希望在玉堂游处，也不足以企求入选金闺。只是羡慕古人至高的快乐，甘愿成为圣明时代被弃置的人。哪里想到您竟用华衮般的褒奖，举我列在儒冠之中？某官您心存公正仁恕，志在经国治世，把社稷安危作为自己的忧虑，把人才的进退作为自己的责任。大纲所覆盖的地方，上面已经不遗漏鹍鹏般的大才；细密的网所加之处，下面也不遗漏虾蟆之类的小物。因而像我这样微末的人，也得以预先受到甄别收录。我怎敢不策励勤勉、奋发振作，激昂奋厉；谨慎地察看自己的视听言动是否合乎礼，在颠沛仓促之际也一定要通达大道、辅佐君主。我发誓更加坚定平日的志向，身处困穷仍怀抱道义，期望大大振兴自己的美名。感谢制置吴侍郎【袖】的启 我以为，连帅荐举评论，偶然使我遇上特殊选拔；朝廷误听虚名，特意给了我错误的恩典。人微地寒，没有容身之处来推辞退避；礼遇优厚、心意深重，却只使我更加战战兢兢。捧持接受恩命回来，感激之情无法言喻。蜀地虽说是偏陋之乡，在本朝却颇多奇异杰出的人才：有的在熙宁年间以风节竭力进谏，有的在元祐年间以经术品行劝讲，有的自绍圣以来辨别朋党、正色立朝，有的在建炎以后扶持国难、挺身而出。人物如此丰富，都见于史册。因此，岁贡之科是藩镇条规中最重要的制度。身任州县官的，大约有成百上千；姓名登列廊庙的，却只有五六人。一旦得到皇帝的眷顾知遇，便直接承担公卿辅弼的任用。正因为进用得特别迅速，所以选取也更加严格。一定要得到当时的英才，才可以继承历朝的盛事。像我这样，天资平庸，立志迂疏，本来只希望求得俸禄奉养双亲，哪里敢迎合时俗而违背正道？幸亏凭借诗书的糟粕，得以听闻师友的深厚学问。只要道义值得尊崇，即使千里也不以为远；若是道义所不顾，近在比屋也从未登门。不知道奔走劳苦，只觉得讲学切磋的快乐。姑且想把志向寄托在翰墨之中，早已把身心安放在是非之外。乡里人的善意和喜好，自然会保存；至于评论人物、评定士人的君子之道，我很少懂得其中根本。虽然曾经在汹涌的风波中自立，实际上并不是想在舆论平定之后求取福分。深思自己浅陋，实在有辱您的显扬。这都是因为某官您是诸儒的领袖，践行六艺；大节在初次任职时已经显著，清名在远方夷地更加震动。您忧虑在天下人之前，忧虑四海，每每深切地寄托期望；把社稷当作九重天子的忧乐，尤其切实地承担辅佐责任。堂堂然如同身着赤舄的贤者，却勤勉地降意于白屋中的士人。然而道德深厚的老成之士，才会把心意放在儒雅之人身上；追逐功利的人，却必先致力于权谋。哪里想到您这样的正直之人，竟会降意选取狂妄疏简之士？我怎敢不更加坚定自己的见解，努力学习未曾听闻的道理？困穷时便树立言论，通达时便实行己道；升沉虽然形势不同，平险之间心志始终如一。从前赵韩王补写表章以使皇帝醒悟，欧阳公接连上章以进用善类。诚心既然迫切，天意也就会转回。如今看您一再陈说，听来正可说是前后相望。想到自己遭逢这样的机会，回头想想拿什么来报答呢？您取我的一点长处，记录我的些许优点；又承蒙您赐下华衮般的一字，把我抬高到九天之上，使我的声名传到万里之外。我愿意赋写《缁衣》二章，感激之情实在无法尽数宣说。感谢观察使大资的启

译我私下认为，昼锦荣归而暂时回来，幸而得以恭敬趋拜；初任地方小官，突然承担被顾问的资格。骤然承受非分的褒奖，不能不有如临深渊般的恐惧。我曾经这样想：杨朱、墨子的学说与仁义相差毫厘，便会流入异端；管仲、晏子的事功若心胸狭小，便显得器量不足。何况怀有才能而背负道义的人，有时不顾古人的糟粕；而精研深思的人，有时又未能通晓当世的经纶。这就是后世人才难以全面发展的原因，也是古代圣贤常常叹息的地方。像我这样，禀赋十分低下，立志尤其疏浅，只因世代以诗书为业，才得以及早亲近古代典籍。致知格物，尚不能贯通各类事物；明善诚身，哪里有精密考察文理的能力？不敢半途而废，只担忧功亏一篑。曾经跋涉千里寻访老师，幸而没有迷失道路；只是遗憾独自求学没有朋友，终究难免如面墙而立。顾不得众人非议，防守一心而自我进取。所谓碌碌无为的余子、空空鄙陋的人，不过徒然窃取斗升俸禄来奉养父母。哪里想到天下这样广大，您这位老成的观察者竟察知我胸中的所想，深深怜悯我的滞留，特意为我加以论荐？这都是因为某官您身为宗室老臣，志在本朝，诚恳竭尽辅佐君主的忠心，挺立着极力济世的才能；决断大事、制定大策，每每切中事情的细微关键；您行正道、出正言，已经充分体现在施政措施之中。确实是宗庙的美盛，简册的光辉。君子遵循大道而行，孔宣父门下也仅仅得到几位这样的人；大臣如果不能实行正道便宁可停止，像范蜀公以下又有几人呢？出仕和退处各自顺应时机，进退都不失其正。在职位上，便以社稷为忧乐；居家之时，便以天下为忧。您搜罗乡曲遗留下的人才，以备朝廷用人不足；于是像我这样平庸微末的人，也得以参与您的品评题识。我怎敢不遵循省察最初的心愿，激昂壮大志气，推行陈良向北方学习的学问，更加坚定平日的见闻和主张？等待周公东归，希望将来效劳奔走。我的感激之情，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答复李鸣凤的启 承蒙漕司文书差遣，惭愧地参与校订乡试文书；想要搜求博学广闻的人才，也很是抑制浮华虚妄的风气。只是担心十人中要失掉五人，哪里敢说得到一个便可以抵得上一千人？我相信自己的见解而不改变，竭尽心力然后才停止。宁可遭受讥讽辱骂，也不忍心阿谀徇私。一旦触动危险机关，几乎坠入深坑。幸而上天明察，赋予万物并无私心。我叹息当时人开始怀疑，直到宗伯评定之后，事情才终于确定。恭敬地想，省元先辈您学问通达古奥之理，品行得到乡里公评；师友的学术源流深远而有传承，文章典雅，超然不群。这实在是杞梓中的奇才，终究会成为栋梁般的大用。盛名已经振起，更应加深日夜勤勉之思。我将以言语学习，等待天人策问。序 送黄侍郎序 从前拥有天下的人，用天下来治理天下；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却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用天下治理天下，看起来似乎分散而不统一，天下却常常达到大治；用一个人治理天下，看起来似乎截然有序而不会混乱，天下却常常走向不治。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用天下治理天下，称作公道；用一个人治理天下，称作私意。公道施行，天下自然逐渐达到大治；私说施行，天下自然逐渐走向不治，这也是情理所当然。舜并不是智力不足，却有四位辅臣；周文王也不是智力不足，却有四位贤友。天下是巨大的事物，不是一人一手所能独自运转的。汇合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来运作，天下就会一天天趋于治理。后世评论者说，舜的辅相有十六人；文王的辅佐，除了伯夷、太公之外，又有虢叔、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也不少于十多人，这是多么盛大啊！上天所生的人才，难道只是偏爱舜、文王的时代吗？大概任用他们就会显现，不任用就会隐藏罢了。本朝拥有天下，太祖、太宗虚心任用人才，收罗豪俊，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当时在政府任职的，不下五六人。到了仁宗时代，天下的治理可以说达到了极盛；考察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也不过是善于用人罢了。所以当时的太平，庆历年间最为盛大，而庆历年间执掌政事的大臣多达八人。这是万世帝王都应当效法的，何况圣明的子孙呢？皇帝治理天下已经二十一年，盗贼已经平息，边境烽火已经停止，刑法条文并不繁苛，战争也没有发生，天下的形势几乎达到小康。然而慢慢考察，就会发现政教衰败，风俗委靡，国用匮乏，民力疲惫；一切关于国家根本的谋划，都没有确实而不可动摇的成效，早晚战战兢兢，不知道将靠什么来挽救。集合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救济诸多事务，实在没有比此时更急迫的了。可是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朝廷之上，除了一位宰相之外，与他同心同力的，只有一人。几个月之间，天下已经没有不为此忧虑的了。于是豫章黄公来到蜀地镇守，已经超过四年；清正的德行很高，素来的声望也很显著。皇帝仿佛说：‘你长久劳苦于外，现在就回来辅佐我吧。’在这以前，天下人也都说黄公一定会归来，归来一定会任宰相。大概皇上所眷顾黄公的心意，本来就十分深切；而臣民之所以盼望黄公来扶持公道，也不能说不达到了极点。古代君子之所以辅佐君主，成就功名，使声名显扬于天下，也不过在于德量和明识罢了。见识不明白，就无法辨别天下的是非邪正；无法辨别天下的是非邪正，就会把贤者当作不肖，把不肖当作贤者，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德量不足，就一定喜欢自作主张，而嫉妒天下的人才。这种心思一萌发，看天下人才都会觉得没有人值得与自己共同办事。认为天下人才都不值得共事，那么天下所有事务就会独自运转、独自决断，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我确实对此感到忧虑，所以借黄公此行，不知不觉越过了礼法而冒昧说出这些话。希望黄公自我勉励，也用这些话勉励同列。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日，山阳度正作序。

译送吴侍郎序 《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这是周朝中叶以后的诗。殷商的鉴戒在夏，那么周朝的鉴戒就在殷商。现在考察“并不遥远”这句话，可以看出周朝可供借鉴的事情近在周朝自身，而且又不只在殷商。诗人舍弃周朝而说殷商，舍弃殷商而说夏朝，说得越远，意思反而越近，这是多么深切地忧虑时局、爱护君主啊！委婉曲折而详尽，忠厚恳切到了这样的程度。天下的事情，沿着已经发生的踪迹去寻求，好的把它作为准则，不好的把它作为警戒，借鉴不过是在这两个方面罢了。然而列举数百年的事情来谈论，事情并非不切近，道理也并非不明白，但听的人却漠然置之，是因为耳目没有亲自接触过。至于事情发生在早晚之间，利害祸福都明白可见，难道还能忽视它而不加以鉴戒吗？事情失败了，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吸取鉴戒，因而不能改正，这还没有什么妨害；知道应当从哪里吸取鉴戒，就会改正它。若是明知弊端所在却不加鉴戒，那么天下的祸患就开始到来了。从前熙宁年间大臣得到君主信任时，完全抛弃祖宗留下的人才，完全改变祖宗留下的法度，天下人为此忧虑，认为这种势头一定要发展到极其败坏、大为崩坏才会停止。当时有见识的人却说：“朝廷如果不觉悟也就罢了，一旦朝廷觉悟，废除所谓新法而恢复我们祖宗的旧制，罢退所谓新进之士而重新起用从前那些老成之人，那么天下就没有事情了。” 然而，一件事情刚开始失败时，固然会有群臣一同起来议论它；等到这种习惯积累久了，大家便与它相安无事。既然与它相安无事，再回头改变它就非常困难了。熙宁年间的法令，当时公卿大夫议论其错误的不知有多少；后来掌权的人竭力压倒天下的公论，坚持并推行它，使这种说法深入人心，使这些事情长期实行。到了末期，天下所有士人没有不把它的学说当作孔子的学说、把它的政事当作周公的政事的，都不敢议论它，这就是习惯积累日久，弊端必然达到这种地步。更化以来，辨别忠臣与邪臣，考核真实与虚伪，收用从前被抛弃的人并提拔他们，大概是知道应当怎样借鉴了。然而君臣为国事辛劳了三年，政治却没有进一步好转，这是为什么呢？或许只是得到了借鉴的名义，却还没有得到借鉴的实际吧？长沙吴公奉诏入朝，天下士人都说：“吴公是国家的元老，又长期劳苦在外，如今这一行，天子一定会任用他为宰相。吴公将首先做什么呢？”正回答说：“吴公平日所学习的，无非是齐家治国的道理；壮年时所实行的，又都是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实事。假使他一旦坐在朝廷上，一定能够不动声色，就使天下处于像泰山一样安稳的状态。” 天下的事情，逐一列举陈述，大概多得说不完。然而只就近来的事情寻求来看，士气衰败消磨，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士气，是国家的脉络。士气不能振作，国家的脉络就病了，难道能不忧虑吗？养育士气，并不是说给他们高爵位、厚俸禄；信任并采用他们的言论，本来就是养育士气的方法。有人提出的意见得到采用，士气就会昌盛。士气昌盛，还忧虑什么盗贼？还害怕什么强敌？还担心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吗？正已经回答了有人的询问，退下来后写下这篇序。嘉定三年四月某日，门生、通直郎、知成都府华阳县度正谨序。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十，宋代度正撰写的序。《送徐生游成都序》。我从前经过荆南时，忠州的徐生多次来拜见我。我看他的相貌，只像个读书人罢了；听他说学问还不充实，于是劝他学习。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最近他从荆门赶到巴川，在乐活之下拜访我，气质淳厚，仪容修整，与从前大不相同。他作了一揖坐下，说：“我徐森不聪敏，幸而能够跟随象山陆先生游学。陆先生是与晦庵一流的人，素来专心于圣贤之道，循循善诱地启发后生。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他在荆门任职一年多，离开门人后，门人没有依靠，便痛哭着回去了。我徐森抚摸着先生的灵柩，独自到了岳阳才回来。如今将要前往成都，依靠江陵任先生来完成学业。恭敬地奔走到您的门下，请您说几句话，只希望先生幸而教诲我。”我起初听说他是从象山来的，非常高兴，便问：“晦庵在建宁平安快乐吗？还想做官吗？东南的学者中也有能够继承他的人吗？”随后才谈到学问的次序，本想启发他的端绪，观察他能否达到性命之理，却每每怀疑他不能通晓，于是启发他问道：“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习染却使彼此相远，为什么呢？”我回答说：“孔子这句话，说的是禀受的性情，并不是说本性本身。况且本性只有一个，哪里只是相近呢？如果说禀受的性情，那就千差万别了，大概是因为人的气有清浊不同。” 气这种东西，对于人来说表现为强弱、圣明与愚昧、刚强与柔弱、迟缓与急促。生来就知道，是由于这种气；生来什么也不知道，也同样是由于这种气。丹朱、商均、越椒、叔鱼的事情就是这样，哪里只是由于习染呢？”他仍然疑惑不能释然，再问时，我回答说：“你姑且把这些话记住，现在还不一定能够明白。《论语》说：贤者能够认识大的方面；《易经》说：君子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以积累自己的德行。记忆只是记忆；记下以后深思，深思以后仍不能贯通，那么鬼神就会使你贯通。否则，口头上发问而心里不在意，表面庄重而心意没有到达，日后再问起这些话，耳朵听惯了却不留下，即使有一百个象山先生，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你可要听进去啊！”我听说伊川在成都时，有一天游览大慈寺的廊下，看见一个编竹篾的人口诵《易》《书》，伊川怀疑他是异人，便去询问；那人低头不回答。伊川再三祈求，才得到他所说的《未济》卦“三阳失位”的意义。如今你将要到成都，应当访求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他，得到他的说法后回来告诉我。绍熙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乐活度正序。

译《送曹简夫序》。如今天下议论时局的人都说：敌人彼此残杀，北方大乱，应当起用天下有才略、有智谋的人来作防备。南康曹侯，可以说是有才略、有智谋之士中的杰出人物了。当敌人南侵时，他曾经奋力挥舞空拳，带领孤军，挫败敌人的前锋，保全了一座城池，直到今天人们还称赞他。后来洞寇猖獗，横行江湖，残害攻破州县，震动摇撼东南，他又曾单骑深入，以振作三军的士气，终于取得成功。考察他的事业，推究他的成就，当今有才略、有智谋的人，大概没有超过他的。所以他被罢免时，天下没有不替他惋惜的；等到他重新起用时，天下没有不替他高兴的。蜀地近年以来百孔千疮，刚听说他要来，父老兄弟子弟全都精神振作，仿佛有了依靠；如今听说他要离去，父老兄弟子弟全都惆怅不安，仿佛有所失去。蜀地人的议论是：应当把他留在蜀地，使他镇守一方，减轻朝廷西顾的忧虑，惠及我们这里的百姓；而天下人的议论是：应当把他任用到江淮，使他屏障东南，成为天下的重臣。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只看到了末节而没有看到根本，得到了小处而丢掉了大处。天下产生以来已经很久了，圣人用来治理天下，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这种道理完备地存在于帝王的事业中，事迹显现在《诗》《书》里；把它体会于心，充实于自身，施展在事业上，就会使阴阳调和，天地各得其位，日月光明，山川安宁；细微如草木昆虫，卑贱如鸟兽鳞介，也没有不各得其所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显达时，在上位传承它；孔子、孟子困穷时，在下位传承它。孟子去世以后，世上没有人传承它，已经一千多年了。本朝的大儒，实在是从遗留下来的经典开始，经过五传而到文公朱先生，博学而详尽阐说，于是大为完备。曹侯年轻时跟随先生游学，亲自接受了大道，所以他在经世治国、施展才用方面的表现，明白显著到如此。正私下思考，既然东宫已经建立，应当广泛选拔师儒来充任辅导，如果曹侯能够参加这次选拔，陈述善道、杜绝邪说，一定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如今天下士人中，与曹侯同在先生门下学习并有所闻知的不少，若能通过曹侯把他们全部招致而来，同心同德、共同辅助赞襄，使光明事业不断发展，重新振兴中兴大业，难道不是万世长久的策略吗？又哪里还值得说什么抵御敌人、消除侮辱呢！从前司马文正公得到伊川来辅佐哲宗，他在经筵上陈述政理，是从前未曾有过的；赵忠简公得到朱子发、范元长来辅佐孝庙，他们在资善堂讲说，也都是从前未曾有过的。然而天下并不是因为有了许多伊川、朱子发、范元长，就只称赞文正公、忠简公。古人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呢？也只是去做罢了。于是曹侯从益昌漕司改任宣城镇，写下这篇序来勉励他。《送张森晦甫序》。天下最重大的名分，根源在天命，显著地体现于人心。虽然人事有得有失、有盛有衰，但这一道理存在于天下，从来没有一天不存在。什么叫作大分？从一个家庭来看，就是父子之间的名分；从一个国家来看，就是君臣之间的名分；从普天下来看，就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名分。父亲尊贵而儿子卑下，君主居上而臣下居下，中国尊贵而外国卑贱，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共同的义理，并不是因为在外力上强大以后才这样。父子的名分失掉了，一家就不能合乎道理，宗族乡党都会知道厌恶它。君臣的名分失掉了，一个国家就不能合乎道理，普通男女都会知道忧虑它。中国与外国的名分失掉了，就将以大国对待小国、以卑贱欺凌尊贵，天下有志之士，难道能不含愤咽叹，深思纠正和挽救它的方法吗？靖康之变，祸患极其严重，自有史籍以来没有像这样严重的。魏国张公在危难之际奉命出使，倡导彰明大义，激励率领三军，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收复我国疆土。不幸奸臣从北方回来，出卖国家以求和，挟持敌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竭力主张侍奉仇敌的说法。圣意尚未决定，江上已经焚烧，攻城器具被毁，将帅更换，向天下表示不再有所作为。此后那些得志的人，动辄奉行并继承他的说法，边境的祸害蔓延至今，将近八十年了。唉！少康经过四十年而兴复夏朝，盘庚经过七年而振兴商朝，宣王经过十六年而复兴周朝，光武经过二十年而兴复汉朝，并不是古代容易而今天困难，也不是他们聪明机巧而我们笨拙。他们在朝廷中的人，一定没有主张和亲的大臣；他们在天下的人，一定有很多想要恢复国土、报仇雪恨的士人，所以崇高伟大的功业才会那样迅速完成。近来上天悔恨降下的灾祸，敌人彼此残杀，中原遗民日夜踮起脚跟向南眺望。孟子说：“按照次数来说已经过分了，按照时势考察却是可以的。”由于人心顺应天命，中兴的功业，或许就在这里吧？魏国张公的族人有居住在天彭的，名叫晦父，曾经到朝廷向天子上书，用万言论述恢复国土的大计，并且推断北方敌人必然灭亡、中原必然收复的道理。当时宰相正致力于求得安定，没有理会他的话。如今七年过去了，晦父的话似乎有了应验。晦父慨然准备向北越过剑门，进入汉中，越过散关，渡过防、沔以及江淮，前往行都，并且要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施行。士人们忙忙碌碌追逐利禄，日夜谋划的事情，大多不超出这些。有不这样做的人，父兄一定彼此诋毁斥骂，认为这是不祥之事，昏昧无知而千篇一律。晦父穿着麻鞋、布衣，不知道替妻子儿女谋求生活，却急切地奔走天下，想要和天子共同筹划经营中原；晦父的贤能远远超过一般人啊。虽然如此，士人不以空谈为可贵，而以取得成功为可贵，晦父应当努力勉励自己。

译《寿章运使诗序》。从前司马天章到益昌任漕运使，不轻视那里的人，用仁爱安抚他们，用礼义引导他们，选拔当地优秀的百姓，如蒲生、鲜于生等人，使他们与自己的儿子温公交游。因此那里贫困的人有所供养，求学的人有了归依。等到温公在元祐年间任宰相，顺应民心，革除王氏的政事，功勋事业高大显赫，光耀百世。益昌人直到今天还说：“我们的天章公，我们的温公。”大概是因为德行深入人心，所以人们思念他而不忘记。今上即位的第四年，因为连年水旱灾害，怜悯远方的民众，议论者说派遣使者去安抚存恤，应当选取才德兼备的人，于是从洋州得到今天的建阳章公，前往履行这个职任。章公刚到，慨然对属官说：“天章公父子，是百世的师表。小用他们，可以治理一方；大用他们，可以治理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成效大而明显，正是这样。”从今以后，某种政务、某件事情、某种教化、某种风俗，都应当以天章公父子为师法。于是罢黜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崇尚儒雅，从容安闲地把诸生召到堂上，祭祀他们并向他们讲说修身齐家、学习古道而入仕的要领，周详委婉、从容有礼。诸生退下后感叹说：“自从天章公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又加上战争，继之以饥荒，世人开始把功利当作最急迫的事情，把学校庠序看得不啻多余的赘疣。没想到今天又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四方欣然响应，挟着书、背着书箱，都愿意到益昌求学，于是求学的士人更加兴盛。《诗经》说：“正因为他有这种德行，所以才与他相似。”说的不就是章公吗？章公生于四月七日，到这时求学的士人诵读《维岳之诗》，歌唱《申甫之章》，把这些诗献给章公，祝愿他获得无穷的长寿。诗辞恳切，感情真实，这难道都是取自他们内心的吗？章公是庆历大臣的后代，容貌魁伟，举止合乎法度，内心宽舒闲适，平易近人；我知道他离开这里以后，一定会兼善天下，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写下这篇文字。庆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巴川度正序。记。《潼川府东关县社稷坛记》。郡县设置社稷、风伯、雨师、雷师的祭祀，来源已经很久远了。谨按《周礼》，社稷属于祭地的类别，礼制等级在五祀、五岳之上；风伯、雨师属于祭天的类别，礼制等级在日月星辰之后。到了唐天宝年间，又在风雨师的旁边设置雷师之祀。大概是因为人的生活所依赖的东西，虽然以土地和谷物最为重要，但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因，难道不正是用雷霆鼓动它们、用风雨滋润它们，然后才能成就吗？把它们列入祭祀，也是适宜的。因此后世沿袭下来而不废除，列入郡县的常规。可是世俗的官吏认为，孟子曾经说过应当把百姓看得最贵而把社稷次之。人们说祭祀要合乎时令，遇到旱灾水涝就改变祭祀对象；所以他们到任一个县邑，从来没有按照孟子贵民的意思对待百姓。平时闲暇，只知道把聚敛财物当作急务，不修明教化，不施行政令；看到善良的人，不知道怎样抚慰他们；看到他们饥寒交迫，不知道怎样养活他们。等到百姓陷入罪过，就深深憎恨他们，丝毫没有哀怜同情之意。这正是从来没有按照孟子所说的“贵”的原则来对待百姓。至于社稷之祭，是三代圣人所建立、礼经所保存的，却往往借孟子所谓变置的说法而轻视忽略，反而大肆修饰佛寺道观，金碧辉煌，无所不用其极。祭祀并非应当祭祀的鬼神，又不顾及百姓的回答和承受，让他们蒙受祸害；社稷坛的坛墙荒废毁坏，每年仅仅遵照甲令，在春秋两季各来一次。既然把它搁置而不加过问，使百姓不知道应当敬重什么，于是疾病不断发生，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百姓生活多有艰难，实在可叹。先儒说，勾龙氏平治水土，所以配祀于社；共工氏播种百谷，所以配祀于稷。到了殷朝兴起时，发生了七年的旱灾，于是改掉共工氏而设置弃，又想改掉勾龙氏，却认为不可以，所以勾龙氏仍旧配祀，而弃终于配祀于稷。《夏社》这部书已经亡佚，无法考证其真相；现在按道理推断，知道事情一定不是这样。孟子所说的“变置”，意思是认为土地所在不吉利，改卜祭祀的地点，希望土地安稳、风气适宜，以此引导和气、招来祥瑞云气，并不是说改变配祀的神灵。政令苛刻，法令繁多，普通男女不得安居，那么旱灾水涝就会随之而来，神明有什么罪过？如今因为旱灾水涝就改变配祀的神灵，这同归罪于年岁有什么区别？正因为如此，我知道孟子的意思决不是这样。开封人赵善遡，字泽深，任东关县令到任第三天，拜谒社稷坛，退下后感叹说：“人的生活所依赖的东西就在这里，却如此不严肃对待，难道还可以缓慢处置吗？” 于是就按照当地的广阔形势修筑坛场：坛的左边是社坛，社坛的次位是风伯坛；右边是稷坛，稷坛的次位是雨师坛、雷师坛。各坛都分为三层，社坛的基址方二丈五寸，高一尺五寸；其余各坛的高度都递减六寸。稷坛的高度和宽度也与此相同；风伯坛的基址方一丈六寸，其余各层高度都递减一寸；雨师坛、雷师坛的高度和宽度也与此相同。在后面修建斋舍，用来供祭祀之事使用；在前面修建门和廊庑，使门户锁闭严整。又筑土墙环绕在后面，墙高六尺；前面和左右两边都高五尺，厚度都为五尺。工程始建于嘉定七年九月甲子日，于次年二月庚寅日落成。来信请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我私下认为，现在治理地方的人，只因为不知道学习，所以本应轻视的反而看得很重，本应看重的反而轻视，做事失去了次序，苟且而鄙陋，能够接近古人的实在很少。泽深兄弟年少时就跟随师友讲明学问，不专门把科举文章当作学问；如今他所建立的事业达到如此地步，这是值得记述的。校书郎、临卭人魏侯详察本路刑狱，首先严格选举法，不随意许可和举荐，因此所得的人才都是一时之选，泽深也在其中。由此看来，泽深治理地方的情况，也大概可以知道了。因此我把这些详细写下，留给后来的人看。嘉定丙子年正月甲子日，奉议郎、新任权发遣懐安军兼管内劝农事、山阳度正记。

译《中江县重修学记》。先王用来教导人的方法，都是依据人心中本来具有的善性，顺势加以引导，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因此，他们施行教化容易，而成就的人才也很多。幼童没有不知道爱护父母的，先王便因势利导，使这种感情成为孝道。等到他们长大，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的，先王便因势利导，使这种感情成为悌道。这就是弟子应尽的职责，也是小学教育的内容，大概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在防止他们偏失之后加以学习的。人没有谁不具有怜悯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仁；没有谁不具有羞耻憎恶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义；没有谁不具有谦让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礼；没有谁不具有辨别是非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智。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大概是齐家治国的根本，人在壮年以后将它实行出来。后世设置学校、庠序来培养人才，用《诗》《书》《礼》《乐》来教导他们，在古代的道术方面，可以说已经相当接近了。然而用科举来考验他们，用经义、诗、赋、论、策来考查他们，这些都是先王从未有过的制度。不过之所以这样做，也只是希望他们推扩自己心中所有的东西，把它写在文章里，从而看出其中蕴含的深浅和疏密罢了。如果确实能够推扩自己心中所有的善性，那么对于先王的教化，难道不也差不多可以达到了吗？本朝自艺祖皇帝以揖让的方式取得天下以来，两次临幸太学，历代圣主沿袭此制，兴办学校，尊重推崇师儒；从京师以至远近四海，州县没有不设学校的。至于讲明先王遗留下来的言论，接续洙泗之间失传的学术源流，其风俗教化的美盛，即使与三代相比也无愧色；同秦汉以来相比，大概还超过了。然而自仁宗时期，采用湖州安定先生的办法作为太学制度以后，太学用来施教的法则才确定下来。自伊川先生侍奉太中公任汉州知州开始，到止止先生、中允宇文公担任教官以后，人们才知道各郡的学校不可以没有老师。自司马文正公的孙子任玉山县令，邀请晦庵先生在路上相见，请他为诸生讲说以后，人们才知道县学也以能够得到老师为美。学校如果不修治，士人就没有地方学习；老师如果不设置，求学的人又凭什么质疑请教呢？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兴办，然后才可以彰明教化、美善风俗、培养人才，难道可以不加以考虑吗？成都人宇文峒任中江县酒官，刚到任时正好遇上科调繁兴，知府事、眉山李侯认为他有才干，让他兼理县事。他每月朔日、望日到学宫去，见学校年久失修，一天天趋于倾颓毁坏，便叹息说：‘俎豆祭祀之事，关系到文教，难道因为军队屡次兴起，大夫长久服役，就竟然废弃了吗？’ 于是他用余下的力量，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力，把学校内外全部更新：孔子宫、堂、屋宇、斋舍、庐舍、厨房、防护设施、门、观，以及外面的围墙，没有不完备的。腐朽的便更换，墙面需要粉饰的便加以修饰，庄严整齐，诸位士人都感到欣慰喜悦。又新建了一座祠堂，祭祀濂溪以下的诸位老先生，用来指示求学者所应趋向的方向，这也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宇文峒来信请我写正文，作为记文。我听说县里的士人，曾经有人游历东南，向师友请教并听闻精微的道理后归来；以后如果有人能够把他们请来，使他们阐发学问的大旨，让众人私下接受他们的教益，将来一定会有卓然兴起的人才。这也是修建学校的人本来的用意，求学者不可以不知道。希望你们努力！宇文峒就是止止先生第四代的从孙。嘉定十四年二月五日记。《四先生画像记》。绍熙二年，我开始在漕使者的官舍拜见刘公徳修，刘公屈尊让我住在他的馆舍中。不久，我首先对他说：‘濂溪周先生有幸曾在敝乡任职，应该在学官中为他建祠；建祠时应当以明道、伊川二先生配祀。’刘公把这个建议交给有关官员办理，找不到二位先生的画像，于是到坚父家去访求。坚父本来收藏有二位先生的著作，却没有他们的画像；于是又到遗老和世家大族的旧家中遍寻，终于从懿恪王公的世孙那里同时得到横渠、康节在内的四幅画像。画像交给有关官员后，祠堂便准备齐全了。我回去后，把画像一一拿给人看，说：‘这是中原遗留下来的旧物。’我生得晚，没有亲眼见过四位先生的道德容貌，不知道画像是否相像。四人都戴如今三山式的帽子，只有康节的略有不同。嘴唇周围都有唇须环绕；伊川身穿内服，外面是纯白袍子，袍子的黄草色透见里面的衣服；明道、康节的袍子是黄土色，看不见里面的衣服。颈项间露出的衣色，明道是黑色，康节是杏红色，领子都是白色。横渠里面穿白色道袍，颜色与内服相同，领子下方为绿黑色。横幅上三位先生的袍子也是这样，腰带都用丝带系结，就是如今吕公所用的丝带。鞋子都是白色。大体上，明道、横渠、康节穿的是冬服，伊川穿的是夏服。明道卷袖站立，面貌方正，胡须很多，有如枯木般安坐、言语如春风般和煦的意味。横渠拱手站立，面貌圆润，胡须很少，有正直而具有至大至刚之气的意味。康节挺立站着，面容清瘦而身材高大，有傲视万物的意味。伊川左手拿着丝带，右手拿着麈尾，神采焕然地站立，有温和而严肃、威严而不凶猛的意味。每次观看这些画像，都如同亲眼见到四位先生。画像上方各有一首序赞，是康节的门人、洛阳人杨怡所作。文字用隶书书写。我苦苦请求留下，终于得到它们，便带着画像一同回来。把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将画像安置在其中，因而产生敬意和爱意。唉，四位先生的画像，现存的就是这样了。至于他们内心精微的学问，则有《易传》一类，有《遗书》一类，有《正蒙》一类，有《皇极经世》一类。后来的求学者，如果不能从内心领会，就不要只从容貌上寻求了。五年月，山阳度正记。

译《尚贤堂记》。夏、商、周三代教育、培养人才和选拔士人的制度，到周代最为完备。如今见于记载的制度是：国都设有太学，乡设有校，党设有庠，遂设有序，每家设有塾。以知、仁、圣、义、中和为根本，用孝、友、睦、婣、任、防加以申明，以礼、乐、射、御、书、数来成就他们。经过三年的学习，道德和才艺都已成就，然后乡老和乡大夫亲自把记载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周王，再施以任用。乡老掌管二乡，便由三公中的一人主持，大概是用三公的尊重身份来监督这件事。乡里推举、里中选拔，是乡大夫的职责；又由三公加以重视，大概是合并六乡的人才来参互考核。州长这一官职在这里又要大规模考察本州乡里的百姓，并帮助作出废置和兴办的决定。人的性情，开始勤奋而最终懈怠，是不能没有的；必须等到有废有兴之后，贤能的人才受到劝勉，不肖的人也知道应当努力。周代教导得如此详尽，切实对待人才如此重视，考察他们成就和退处、取舍的标准又如此严格，可见绝不苟且。这就是周代人才济济、士人特别兴盛的原因。然而周代合并六乡的士人而加以进用，难道只是把他们聚集在泽宫中，却冷漠地不设法表达他们跋涉道路、辛勤劳苦的情形吗？周代的制度是：每十里设有庐舍，庐舍中供应饮食；每三十里设有住宿处，住宿处有路室；路室中储有粮食，每五十里设有市集，市集中有候馆；候馆中有储备。这些虽然是用来接待四方诸侯宾客的制度，但周代以宾客之礼来对待士人，士人当然也在其中。到了秦代直到汉代，选拔士人的办法有举孝弟力田，有举贤良方正；每当诏令郡国举荐时，都为他们鼓励车驾前往，甚至还给他们准备安车蒲轮，其用意仍然接近古代。魏晋以下，大体沿袭汉代的制度而有所增损。本朝的制度，比历代都完备，因此得到人才之多盛，也不是历代所能相比的。然而自太平时期以来，蜀地士人被贡举到京师，要翻山行走一个月才能到秦地，又要在沙地上行走数千里才能到礼部，这已经很艰难了。当时进士科最为尊贵重要，所到之处，郡县奉行朝廷的意旨来礼待他们，待遇相当优厚，所以往来的士人还稍微容易承担。可是苏氏父子尚且有登天渡海般艰难的感叹，必须拜访文定张公以后才能成行，更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中兴以来，蜀地士人要冒犯三峡的险阻，渡过洞庭、彭蠡的风浪，然后才能到达行都；与从前相比，越发困难了。又加上秭归、夷陵、蕲阳、雁汊等地征收商税的困厄，所以蜀地贫穷、不能成行的士人，便托言另有事情；愿意附在科举名额的末尾、却不敢前往的人也很多。这难道是朝廷取士的本意，也是士人愿意把微薄而忠诚的意见献给天子的本心吗？士人苦于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成都房君某慨然说道：‘我承继先人的遗业，幸而还有余力，愿意设法帮助他们，同时也作为一乡人的劝勉。’于是拿出若干贯钱，在本乡购得若干亩田地，把它命名为‘尚贤庄’。又为此修建若干间仓库，并在其中大规模建造厅堂，也以‘尚贤’为名。每年大约收取若干石粮食，积存三年的收入，用来接济贡举到天子那里去的士人。贡举一人，就全数供给他；一人以上，就平均供给。唉，从今以后，本乡的士人即使担心自己不学习；学习后得到贡举、能够到天子面前的人，也终于不会再有贫穷而不能成行的叹息；天子临轩策试士人时，远方士人的微薄意见也能够完全传达。房君这项举措，对于补益世道，难道是浅薄的吗？虽然如此，士人必须经过教育和培养，然后才能成为人才；成为人才之后，才把他们贡举给天子，这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内有太学，外有郡县学校，用来容纳众多士人，教育培养的制度也可以说很完备了。然而有些人具有成为士人的才质，却在外面不能参加郡县学校；又有些人因为贫穷无力求学，因而丧失了本有的良心善性，这种人在乡党邻里之间往往存在。如果有人能够推扩这种心意，使乡党邻里之间那些贫穷而不能进入郡县学校学习的士人，也有条件得到培养、成就才材，那么所带来的益处就更大了。看房君的用心，他的贤德远远超过一般人。因此借他请我作记的机会，把这些话一并告诉他，用来勉励他。嘉定五年五月丙辰，通直郎、新任通判嘉定军府事度正记。

译《省斋记》。起初我学习程氏之学，还没有找到入门的途径，诵读他们的著作，觉得似乎迂阔而不切合实际，其中最严重的地方又仿佛与圣人相悖。我内心不敢怠慢，反而更加敬重并相信它。时间久了，他们的言论渐渐显得可以理解。我应举参加进士考试，贡举到行在，想访求程氏的门徒，传承他们的学说。到了那里，颐正郭氏、南轩张氏已经相继去世，只有晦庵朱公还健在。当时朱公又离开了朝廷，不知道可以向谁请教。我回到夷陵时，同宗族的伯兼善甫来船停泊处拜访我；我早已听说过他的名望和德行，便以兄长之礼相待，他的举止果然与常人不同。我到堂上拜谢他的母亲，谈到家世，又询问他所学习的学问，他说：‘我乡里的郭先生，是程氏嫡传的孙辈，接受兼山的学问，专心于《中庸》，隐居在长杨山，晚年道德声望更加尊崇。’我有幸登门拜访，听到他教诲的一二条。我早已听说颐正的大名，只恨没有见到他。听善甫这样说，非常高兴，希望进一步请教。他拿出《论语》一篇，都是善甫亲手记录老师学说的文字。于是举出‘吾与点也’一章，又举出《乡党》篇，他的解释宏大广博，如同江河决堤向东流入大海；即使百川纷纷汇聚，往来曲折，经营天下，也没有一勺水有所凝滞。他留我住了两天，又拿出《易》《中庸》送我，说：‘你回去后，探求郭氏之学，全部都在这里了。’ 于是我慨然长叹，哀悼旧日学问的谬误，排斥贬黜异说；除了圣人的道理，其他都不保存。我从容游心于此，最终从孟子的性善之说中有所领会。从这以后，我才卓然有了可以立身的根基。然而这就像行路的人，已经找到了通往京师的道路，但道路艰险而且漫长，要想一天之内到达，实在困难。即使遍览国内的胜景，也不过只是急切地前行罢了。我的叔父明仲年轻时努力学习，在当时以进士身份很有声望；后来被主管考试的官员排斥，年近五十，困顿挫折而未能成功，于是退居家中，不怨天尤人，开辟一间斋室读书，想反省自身、向内观察，寻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于是取曾子的话，把他的斋室命名为‘省’，并写信给我说：‘你替我作一篇记。’我年纪轻，又是后辈，本来坚决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把自己所听闻的依次写出，以此敷衍塞责。虽然如此，我私下曾听说过：曾子的学问以守持简约为根本，一举一动都反求于自身；子思的《中庸》和孟子的七篇，大概都是从曾子的学问中得到的，这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程氏的门徒中有一个学习这种方法的人说：‘我每天要三次检查自身。’后来又想用曾子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程子说：‘像这样做，反而错了。’叔父久经世事风波，年纪大而德行高，又能深入体会群言，得到曾子保存心性、亲自体验并扩充推广的要旨，无论仓促还是困顿，都一刻不离开它，那么所谓一以贯之，就不必烦劳绳墨削刻，自然会合于正道了。希望叔父以这些道理教导我。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十一，宋代度正撰写的记文。《仁智堂记》。从锦官城向北经过新都，稍稍转向东面，就是金堂。金堂这里才开始有山，沿山行走数里，山越来越高，地势越来越陡。再向东到石城，紫云峰[原文“防”字疑为形近讹字]直插天际，郁郁葱葱，成为蜀地山川中的秀美景色。金雁江一进入峡谷，就被束缚在两山之间，不能任意奔流；山上的岩石又从旁逼迫它，于是水声如雷霆震怒，仿佛不可侵犯。夏秋水涨泛滥时，水势汹涌而迅猛，观看的人都因此两腿发抖。从石城向东，山势高大的地方，逶迤曲折，舒缓地向下延伸；水流湍急的地方，也重新变得从容平缓，安稳地在地中流行。再向东到郡城东面，逶迤曲折的山势化为坡地丘阜，平缓从容的水流积聚成湖。湖面宽达数百亩，霜降水落之后，湖光可以照见人影。有成百上千只野鸭和大雁，每天在湖中游荡；坡地丘阜之间，松柏稀疏，神祠佛寺、麦田菜圃交错出现，明净爽朗如同图画。前人在城墙上建造厅堂，用来总览这里的景色，命名为‘仁智堂’，由来已经很久了。嘉定九年冬十二月，我刚到任时，便喜欢和宾客从容游赏其中，常常到了夜里还忘记回去。只是墙垣已经倾颓，栋宇歪斜；每当北风吹来，便震动摇晃，几乎不能居住。我想拆掉它重新修建，却没有空闲。第二年夏六月，大雨连日连夜下个不停，我自认为政事多有缪误乖戾，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内心恐惧，准备前往向山川之神祈祷。忽然听到巨大的声响，派人去查看，原来城墙在江边裂开，仁智堂也被摧毁压塌了。第二天雨停了，便商议改建，估算工程和劳役，把这件事交给签书判官事张大光办理。凿取石头来加固地基，修建小屋来遮护基址，增加柱础，增厚墙垣，用来抵御大风大雨；又把堂前的排水沟槽移开，改建为南厦，以防止腐朽。经过三个月才完工。建成以后，便恢复原来的匾额，并写下这篇记。自从天地定位、山泽相通，山高高耸立而成为山，水流动而成为河川，已经很久了。到孔子才说：‘智慧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智慧的人好动，仁德的人好静。为什么呢？’天地之间，万物无不具备；人生活在其中，有眼睛就有看见的能力，有耳朵就有听见的能力。然而习惯了却不加察觉，实践了却不明白，天天从其中经过却不知道其中道理的人，也很多。只有懂得性命的本源、认识道体，并且能使自己的精神与天地上下同流的人，才可以看见这些道理。因此孔子站在河边所看到的，不知有多少；只是孔子感叹流水昼夜不停，而世人没有谁能察觉罢了。在沂水边沐浴，在舞雩台下吹风，唱着歌回来，只有曾防的见识能够达到这样，而那三个人却不是如此。山的本性是静止的，但它的作用在于运动；水的本性是流动的，但它的作用又在于静止。云气从山中兴起，氤氲充满天地，时雨便降落下来；水流入河川，停蓄浸润灌溉，草木便茂盛起来。这难道不是说：静止的以运动为作用，运动的以静止为作用吗？假如只使它运动而没有静止，只使它静止而没有运动，那么造化的作用、天地的功德，也会有时停止了。反映到人的身上，静止就像深渊般沉默，所以长寿；运动就像雷声震响，所以快乐。正因为深沉静默，所以能够沉潜而安闲；正因为如雷发声，所以能够条达而舒畅。这样看来，沉潜安闲的人，情味长久；条达舒畅的人，意趣适意。我曾登临这座堂，观览山川的胜景，深深体会孔子的话，并探求其中的道理，应当自己有所领会。大光的祖先曾任怀安，有惠政，百姓思念他。这次修建此堂，也是为了继承他的志意。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山阳度正记。

译《眉山苏氏思敬亭记》。眉山人苏梓、存规对我说：“我的先父距离文忠、文定两位先生的时代还不远，一生努力求学。当时贤士大夫听闻他的声望，大多带着礼物来延请，使子弟跟随他学习。因此，跟随我先父游学的人，往往都在世上有了声名。唯独我先父生不逢时，抱着未竟的志向去世了。如今已经下葬，再想先父以‘敬’命名他的闲居之室，而他一生所自得的实在就在于此。我们兄弟不才又不学，恐怕无法敬承遗训，如今将要在墓道上制作匾额，题为‘思敬’，大概是想早晚瞻仰，以此寄托为人子终身的思慕。您何不替我写一篇记呢？”我推辞说不敢，但存规多次登门，转述他的兄长苏樟的意思，请求不止。我想到存规兄弟恳切真挚的诚意，实在无法最终推辞，于是作揖请他坐下，向他询问。人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作为人的本性既然没有不善，那么它在自身表现出来、在接触事物时所发出的作用，也应当没有不周到的，似乎不必再从事存养持守、循序践履的功夫。然而，流行于天地之间的气有清浊不同，生在其中的人于是便有昏明的差异。如果不知道怎样恢复自己固有的本性，澄清容易沉溺的情感，那么外物相互交接，喜怒哀乐一经发出，便会胶着纷扰，荡然无所止息。因此，君子的学问以敬为根本。敬，是使心专一、在内心安定下来，用来抵御外物的东西。天在上、地在下，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别；君子保持敬而不失，那么内外、宾主、本末、精粗之间，就没有可以扰乱的地方。经典礼制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它们的要旨在于无一处不敬。敬的作用达到这种程度，便有无穷无尽的用途。您先父在四周不过数堵墙的居室中周旋，存于心中、践履于身上，并且传给后世子孙的，难道不就在这里吗？虽然如此，您用来寄托思念的，难道只是思念而已吗？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对于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如果苟且对待而不知道爱护，任意处置而不知道珍重，那么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敬了。世上的君子何尝会自以为没有这种问题呢？对于父母的几案和手杖，知道应当收藏；对于父母的犬马，知道应当饲养；至于父母遗留的身体，却偏偏不知道应当珍重，残害自己的良心，损伤自己的善性，其中确实有昏昧而自己不知道的。难道爱护父母遗留的身体还不如爱护几案、手杖和犬马吗？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如今您既然知道怎样去思念，那么您先父平日所施行的敬，又是什么样的呢？您思考先父敬重自身的道理，因而敬重自己的身体，这就可以了。由此推开来，您先父敬重道义，您便思考道义并尊奉实行，以此来施行自己的敬，这就可以了。您先父敬重老师朋友，您便思考老师朋友并尊敬地侍奉他们，以此来施行自己的敬，这就可以了。您先父敬重古代圣人的格言，您便思考古代圣人的格言，探求并充实推广它，以此来施行自己的敬，这就可以了。由此推开来，直到一草一木，也像南方人爱护召伯的甘棠一样，无处不施行敬。这样，困穷时不失去义，便能够安处困穷；显达时不背离道，便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思敬’的含义，大概就算获得了。您认为怎么样？”存规欣喜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我写下来交给他，让他回去刻印。敬堂名恭孙，字伯俭，事迹详见后溪先生所撰墓志。嘉定六年八月朔日，奉议郎、通判嘉定军府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山阳度正记。《爱莲亭记》。我的住宅大门东侧，有一口小池。形状像圭，种了两株莲花：单瓣红花的，藕像竹子；千瓣白花的，藕像人的大腿。于是架亭在池上，取濂溪先生关于莲的说法，把它命名为‘爱莲’。有人说：‘万物生生不息，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求学的人却任意产生爱憎，难道不是偏私吗？’主人回答说：‘问得好！自从孟子去世，圣人的道统中断，异端一同兴起，求学的人防备不住而沉溺其中。秦汉以来，没有大的见识能够得到圣人的门径，为他们破除迷惑、刮去昏暗；其中良好的资质和美好的品性，不知有多少人，大多追求高远极致，自以为正确，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真可惜啊！况且天地之间，万物都具备，有的成为人，有的成为禽，有的成为兽，有的成为草木。凌驾于万物之上而尊贵的，只有人。禽类之中，有凤凰、雉、野鸭、鸡、鸿雁、雁、枭、鸱等，多得无法记载；其中凌驾于禽类之上而尊贵的，只有凤凰。兽类之中，有麒麟、虎、马、牛、猪、羊、貔、貅等，多得无法尽数命名；其中凌驾于兽类之上而尊贵的，只有麒麟。草木也是这样：草有薰草，也有莸草；树木有有材的，也有无材的，难道能够一概而论吗？’ 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形成各自的形体，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短，有的长；有的寿命短，有的长寿；有的美，有的丑，这些都是不得不如此。正是孟子所说的‘物之情’。天地尚且不能偏私，何况人呢？您回过头来求取这个道理，已经很充分了。

译《临斋记》。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两端而已。阴阳有进退，它们的道有消长。正当阳气进升时，阳虽微弱，也不值得忧虑；等到阳气退却时，阴气虽盛，却深可忧虑。因为进则增长，增长则旺盛；退则消减，消减则应当防备，这是必然的道理。圣人创作《易》，除了乾、坤是纯粹的一体之外，其余震、坎、艮是阳卦，离、兑是阴卦。阳卦本来似乎应当阳爻多，反而阴爻多；阴卦本来似乎应当阴爻多，反而阳爻多。为什么呢？因为阳卦表示阳气正在进升，阳气正在进升，就意味着阴气已经较多；阴气的消退很快就可以等着看到了。阴卦表示阴气正在进升，阴气正在进升，就意味着阳气已经较多；阳气的消退也会转眼发生，难道可以不察觉吗？一阳生出，卦为复；二阳渐渐增长，卦为临。复卦初爻本来就已经大吉；临卦初爻和二爻，都能以诚意感动外物，具有吉祥的意义。这是因为它的道逐渐增长，而进升尚未停止。圣人对于复卦推究它的开始，说‘七日来复’，是说它进升艰难；对于临卦推究它的结局，说‘八月有凶’，是说它消退容易。临卦是阳刚增长的卦，六爻全都吉利而无咎。所谓凶，是指退避。一阴生出为姤卦，二阴渐渐增长为遯卦。阴气增长，阳气就消退。圣人对于刚阳逐渐增长尚且已经提出警戒，他替后世考虑，难道不是长远的吗？这就是天地之间阴阳进退消长的道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危险与幽微之间，也是进退消长的关头。人心，是阴气的表现；道心，是阳气的表现。道心增长，人心就消退；人心增长，道心就消退，中间没有一刻可以停息，实在令人畏惧。返身寻求内心，良知、良能无不完备。应当在人欲尚未萌发时遏制它，依循天理所应当遵循的道。扩充恻隐之心，仁就有无穷的用处；扩充羞恶之心，义就有无穷的用处；辞让、是非之心，也无不如此。如果忘记自己固有的本性，只追逐外物，那么道心日渐消退，人心日渐增长，不能成为君子的舍弃、而归于小人的境地，也就差不多了。颜氏之子有不善没有不知的，知道了就没有再去做，大概得到了复卦初九的道理；他的开始本来十分微小。然而他进步而没有停止，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三个月不违背，直到谈论治理国家时，圣人立即许以采用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大概就是从复卦进到临卦了。宰我善于辞说，孔子把他列入言语一科。考察他的成就，大概已经在冉伯牛、仲弓之下，却在子贡、子路之上。如果让他修饰言辞而树立诚意，使言语顾及行动、行动顾及言语，即使进到圣人的境界，也是可以的；可是他的道义不能胜过欲望，求仁的念头日益消退，懈怠忽略的心日益增长，到了最后，竟发展到白天睡觉。因此孔子后来断然认为他不仁，并严厉责备他。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从姤卦退到遯卦，又从遯卦退到剥卦，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吗？潼川人费百矩，是一位刚强敏捷的士人。早年就知道诵读学习师友渊源的著作，近来以诸生身份在朝廷陈述政事，天子提拔他为第三名。他的议论深远，纯粹出于正道，掌握了进献言论的体制，见识卓越的人都称赞他。如今他辅佐大幕府，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因此补益很多。他又把书斋命名为‘临’，用来勉励自己的志向，并向我求取解释。这大概是知道要凭阳刚之德自我进取，并且进取不停止。能够自强不息，善行积聚在自身，就像阳气增长一样；他距离古代圣贤还有多远呢？所以我陈述颜子进步的缘由，作为效法；又以宰我退步的缘由，作为警戒。作为效法的道理，愿伯矩努力；作为警戒的道理，我也借此来自我警醒罢了。《敷文阁直学士、安抚制置使长沙吴公生祠记》。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大学之道不再明白，士人求学所做的，不过是章句文辞末节，不从致知格物入手，不以正心诚意为根本，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对内不足以修治自身，对外不足以治理天下国家，而那些随时势取得功业的人，往往依靠权谋智巧，并不由于学问，于是便把学问看成迂阔迟缓、不能切合世俗实用。他们所谓的学问，只是世俗所谓的学问，而不是圣贤所谓的学问，难道可以不察吗？孔子的门徒中，学问接近圣人的，只有颜子、曾子。颜子不幸没有等到施展，曾子又没有遇到机会而未能见用于世。仲尼的门徒，三尺童子都以谈论管仲为羞耻，可是管仲的功业竟达到那样。到了孟子时，竟有人想把管仲与孟子相比，他的心意大概是尊崇孟子，但孟子并不高兴。孟子难道喜欢说大话来抬高自己、凌驾世人吗？现在姑且以孔子来谈，他的道已经达到极致。鲁定公起初并不是深知孔子而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他听从，只是迫于事变，勉强任用孔子罢了。他代理处理国政，不过很短时间，却使齐国屈服、归还侵占的土地，已经明显达到这种程度。假使给他一月、三年的时间，使他充分施展规划运用的功效，那么他建立东周，毫无疑问。至于管仲，得到君主的专任是那样充分，施行国政又是那样长久，直到五位公子争夺君位，才使他平日纠正君心错误的做法彻底暴露而无法遮掩。世俗认为求学的人不适合实际运用，君子却认为只有学者的作用能够遍及万事而没有弊病，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孟子去世后，乐正子一类的人已经不能把他的学问全部传下去，但孔门的著作以及平日讲论、口头传授的内容，本来还没有损失。到了秦代，这一切才被彻底扫除。然而秦抛弃学问，并不是随意抛弃政治，而是认为学问无用，所以抛弃；他们说腐儒无用，难道就不能寻求真正的儒者来任用吗？这正是世俗浅陋的地方。自汉代以来，孔子、孟子所从事的学问，隐没而不彰明，晦暗而不显著；事物发展到极点便会通达，到了本朝，舂陵周子才真正得到它。传了五代而到长沙吴公，吴公尚未施展的才能固然不容易估量，但他已经施展的才能，可以说清楚显著，尽在人们耳目之中。起初吴公辅佐司业刘公焞在广西帅府，正好遇到狂寇李揖作乱，郡县骚动。吴公陪同刘公冒着酷暑、冒犯瘴疠，奋身向前，很快使一方安定，其中多有吴公筹划经营的功劳。

译后来有人向当时的宰相诬陷刘公，宰相采纳了那些话而罢黜刘公。吴公以一介之身上章奏，竭力辨明刘公的冤屈。从此他的大节卓然，名闻天下。有见识的人说，吴公不畏强暴，可以托付大事。然而他最终因此长期困顿。绍熙末年，他入朝任监察御史，众人都注目于他，风采凛然。后来因故相赵汝愚被罢免，朋党之论兴起，吴公于是被斥退外任，前后十多年，才渐渐重新被起用。此时兵端已经开启，诸将屡遭败绩，于是任命吴公为宣抚荆襄，驻治荆州。当时敌军骑兵冲击荆门，攻打安陆，并将践踏景陵一带，荆州孤立危急，士大夫大多借故离去，留下来的只有几个人。吴公认为荆州是吴、蜀之间的脉络，一旦动摇，首尾就会横向断裂，于是毅然不顾，修缮城池，准备器械，制定不可动摇的计划；又抚慰安存百姓，至诚恻怛，于是人人都有坚守的志向，敌人也不敢侵犯。襄阳的围困还未解除，蜀地将领又传来叛乱的消息，吴公当天就派将领整顿、选编士卒，控制拒守三峡，并谋划讨伐叛贼。蜀人一向听闻吴公的名声，认为吴公一定会来，人心大为安慰。朝廷更加知道吴公可以任用，于是任命他为宣谕使，出使蜀地。吴公年高德重，盛夏远行，众人都替他忧虑，吴公感念国事，脸上却没有显出艰难的神色。吴公所到之处，周密询问，广泛谋划，完全掌握利害的实际情况上报。于是下情能够上达，蜀人得以安居。不久，朝廷便把蜀帅的职位交给吴公。吴公之所以能够这样，都是学问的功效：理义明白精审，行动总能符合时机和防备，并非偶然。吴公的学问得自南轩先生，南轩得自五峰，五峰得自他的父亲文定公。文定公亲自见过伊川门人谢显道、侯师圣，并向他们考察讨论，学问的渊源很深远。吴公第二次受命担任帅职，还没有到任，就说：‘兴办学校、端正人心，难道不是第一要务吗？’于是揭示白鹿学规，引导求学者确立方向；又刊刻程氏《遗书》《经学》，使人知道学术渊源所在。每月初一、十五，他一定到学校，亲自同诸生周旋；又选择通晓经书的人，让他向诸生陈说大义。吴公举止庄重，言辞语气和缓而刚正，观看的人赞叹，听闻的人受到激励，士风因此发生变化。石室之学，普遍教养六十州的士人，到这时来求学的人很多，学校的粮食将要缺乏。有富户的田地应当登记归官府，有人说交给主管部门可以补助用度，吴公说：‘这样做就是从中谋利了，得到的能有多少，损失的却很多。’于是把田产的一半用来接续救济断绝者，一半用来供养士人。吴公的政绩大体都是这样。当初吴公到来时，商议在学校祭祀濂溪、明道、伊川三位先生，又把晦庵、南轩列在其后；又认为已故礼部郎中范公曾游学于晦庵、南轩门下，传承他们的学问，实在是本乡的先生，于是也一并列入。此时天子召吴公入朝，将要任用他。出发的日期将近，学校的士人请求教官，希望把吴公的画像绘在几位老先生之后，作为求学者无穷的思念。教官虽然答应了请求，但估计吴公不会高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不久教官到别郡校考学艺，岷阳人苏在镕代理他的职务，主持此事。工程完成后，他对我说：‘希望您能写一篇记。’我想到吴公在蜀三年，劝勉农桑，兴倡孝悌，黜退奸恶，掩埋暴露的尸骨，养老恤孤，严格教阅，振作军队，修缮毁坏的官署，疏通废弃的沟渠水道，凡是可以作为根本谋划、长远考虑的事情，没有不做的，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可以记载的事情很多，但我唯独详细记述学校的事，并且全面讨论学问的功用，是为了说明教化的根本，使后人有所考察。嘉定三年三月乙卯，门生通直郎、知成都府华阳县、主管劝农事山阳度正谨记。《南峰黄氏第一峰修路记》。嘉定十三年，我奉命亲自前往重庆。四月初吉，行至楼滩。从叔的女婿黄膺辰梦得从家中前来迎接。当时整个春天大旱，到这时却大雨连日连夜下个不停，平地上的泥深达一尺。第二天登上第一峰，望见尖子山，抬头向上攀登，每走错一步就退后几尺，困顿跌倒了很久，后来才到达峰顶。山峰回转，道路也随之转折，又俯身向下，每走错一步就前进几尺，快走跌绊了很久，后来才到达梦得家。坐定后，我说：‘这条道路向西通达普简以至成都，向东通达重庆，用来沟通东南商人的往来和官员车马的东西往返，行走的人每天不知有多少。由此道路的崎岖艰险，便知道行路之不容易。我曾随从行都赶往建阳，拜见晦庵先生，谈到江山，登临栖霞山。栖霞山的高峻，大概与此峰相当；然而人们走它却不觉得劳苦，是因为好事者堆积石块，把它修成了梯级。如今如果有人能像修整栖霞山那样，逐渐积累修筑这条路，那么就能使它和坦途没有区别，这有什么困难呢？只是人怕不肯去做罢了。’梦得的母亲回头对梦得说：‘这些话触动了我的心，你应当谋划这件事。’今年秋天，梦得来告诉我说：‘今年收成幸好达到中等，我奉母亲的命令，命工匠凿石，从九月做到十月，亲自监督此事。如今已经修成八十多丈，同乡的王之珍也受到感动而修筑，完成二十多丈。从今以后，经过我们乡里的人，即使久逢霖雨、泥泞很深，也不会再受困扰了。’他希望我写下此事，以示后来的人。从前李太白作《蜀道难》，极力说明蜀道险阻，后人反而改作《蜀道易》。蜀道哪里有难易之分呢？只在于人的心而已。心中险阻，道路就难；心中平坦，道路就容易，这是古今不变的道路。然而我看世上的人，往往积藏丰厚，不肯损失一丝一毫来使别人获利；他们看见别人饥寒、穷困、跌倒在道路上，就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安然不动其心，还自以为得计。他们不知道积藏丰厚对自己没有益处，恰恰只能使子孙愚昧。子孙愚昧，没有不败亡的；败亡后再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梦得家还不及中等人家，却能够竭尽自己的财力，毫不吝惜，急切勤勉地以救济别人为期望，使梦得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梦得读书应试，文章比一般人丰富，诗歌也写得精工；他的诗精深圆熟，得到古人的格律法度。如今他所建立的事业已经如此，将来的成就实在不可估量。梦得的母亲杨氏，是已故防州官员的女儿，也是路帅司干官元申的妹妹；她具有守节如《柏舟》的操守，喜好仁爱、崇尚义行，尤其受到一乡人的推重。

译《华藏义冡记》。淳熙八年夏五月，蜀地发生旱灾，到了冬天百姓饥饿。于是有关官府下令州县宽免租赋，发放常平仓米，并且劝诱百姓拿出粮食，时势十分紧急。州县官吏多不称职，不能奔走承办命令，讲求办法，反而吝惜细小利益，不肯爱护百姓；而想要爱护百姓的人也不得其法。虽有赈济的虚名，却没有赈济的实际利益。饥民无所得，于是留在家中的死于家里，出行的人死在道路上。那些身强力壮、侥幸可以免死的人，便四散前往他处，所以死者又无法安葬。六年以后，如今的转运判官赵公善轝来视察政事，便下令州县商议收殓掩埋尸骨。命令下达之日，乡里有一个出家为僧的人，名叫晓聦，年幼时曾同我游学，慷慨而喜好名节义理。他向众人倡议说：‘我虽然力量微薄，尚且足以办成这件事。’于是走访乡里，共找到若干人，于某年十一月某日挖坑，把尸骨安葬在庙山之下。事情办成后，他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篇记。’我认为古时候国家不足，就取资于百姓；百姓不足，就取资于国家，上下相互资助，用来救济灾患，即使有水旱之灾，百姓也不至于陷入极大困境。如今却不是这样，向百姓索取容易，救济百姓困难。平时没有灾害时，中等以下的人家大多缺粮，一遇到荒年，就免不了流转离散。负责这件事的官吏，不过是叹息感慨，把事情交给无可奈何，从没有一个人能够奋然尽力，以救活百姓为目标；这实在令人叹息。如果已经尽力救活百姓，却仍然不能免于死亡，那么死者对我也就没有遗憾了。万一存在可以挽救的办法，作为百姓上位者的人却不能竭尽力量去救济，那么所有因饥饿而死的人，难道都能没有遗憾吗？唉！耕田的人不能免于饥饿，养蚕的人不能免于寒冷，死后也不能免于暴露，君子又能责怪谁呢？所以我因晓聦的请求，略略叙述这件事，用来告诉当今仁人君子，只希望不要把罪责归于年成罢了。晓聦姓杨，他居住的地方叫华藏。嘉定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乐活布衣度正记。《掩马记》。庆元三年正月，我因乡舍调官前往京城，已经过了宣城。六月八日从朱唐出发，走了十多里，见地上有一具马尸，旁边没有人过问。来往的人有的说：‘这是天厩的马，正从西边来。’有的说：‘这是百姓的马，因病而死。’有的说：‘不是病死的，是国家的马，每天能走千里。’一群劣马厌恶它的不同，已经成群用蹄踢它、用嘴咬它。养马的校人没有察觉，马承受不住毒害，终于死去。当时连日大雨，青蝇聚集在它的嘴上，嘴也将要腐烂，却没有人掩埋。我的心悲痛地说：‘活着时使用它的力量，死了就抛弃它，这是在道路上对待人的道理，难道不是颠倒了吗？’孔子说：‘破旧的帷帐不抛弃，是为了用它埋马；破旧的车盖不抛弃，是为了用它埋狗。狗和马是物类；人是有仁义的生命。马用来载运，狗用来警戒，都是供人役使的。它们死了就加以抚恤，并不是过分厚待，而是仁义之道。’唉！狗马与人属于不同类，它们对人有功德，尚且如此。古人对待它们竟是这样，何况同类的人呢？何况对人有大功德的人呢？马啊，马啊！我正因为你而有所感触：古人的人心如此，后人的人心却那样，差别何其大啊！后人对于狗马尚且已经失去了这种仁心，他们对待人，能像古人对待狗马那样吗？马啊，马啊！我悲叹的正是人心日渐浇薄，也伤痛礼义的消亡。于是命随从采来山上的草，盖在马尸上将它掩埋，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十二，宋代度正撰写，颂。《皇帝前往寿康宫上寿颂》并序。皇帝恭敬地承受内禅，兢兢业业，早晚不敢安逸。到了五年八月，皇帝这样说：‘啊！上天保佑我家，太上皇帝圣体清明，我应当遵循家法。’丙戌日，于是入宫到寿康宫朝见，亲自奉上玉杯，祝太上皇帝万年长寿。于是天地神灵和人类，下至昆虫草木，无不欢喜安乐。从前汉宣帝得到丙吉、魏相的辅佐，于是达到中兴，乡人王褒确实为此作歌颂，流传万世，直到今天仍使人耳目一新。何况如今皇帝陛下的圣孝日益深厚，神明的功业、伟大的行为如同日月般显著，而雅颂之作却没有出现。我这个愚陋不肖的人，私下以经术在远方分教，便仰慕王褒著述的义旨，寄托于比兴，写成这篇文章，实在不足以发挥皇帝的光明，只是把它交给诸生，使他们在学校歌唱，以彰显圣朝以孝治天下的美德。词如下：光明显赫的艺祖，承受天命成为君主；以孝敬父母，以友爱兄弟，以节俭，以勤劳，宽裕地开创后代圣君，大纲振作有力。上帝眷顾保佑，庄严美好而没有终止。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如埙与篪相和，如角与征相应，如春风和煦，如流水绵延。又有孝祖高宗，承继先业，继承先志，述行先事，用先王谋略，传给万世。到了太上皇帝，德业日益隆盛而没有衰替。太上皇帝勤勉，于是命嗣皇帝从小接受慈父的训诲，使其光明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荒废。皇帝即位五年，各项制度极其彰明。皇帝说：‘圣父，愿您安康强健。’承继皇祖的训诫，面承尊颜，献上酒杯。皇帝说：‘美好啊，我将恭敬地奉行。’仲春丙戌日，既吉祥又美好，于是戴通天冠，穿衮衣绣裳，驾鸾辂，入朝寿康宫。天清地宁，日光月明，百官前后排列，八鸾铃声铿锵。既已相见，欢呼声高扬。圣父欣喜，圣子欢畅。皇帝拜谢说：‘美好啊，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四海和睦同心，年成丰收。’于是阐明礼仪，仰遵旧典。圣父说：‘好，真美好。斟的是什么酒？是上天的甘露。进献的是什么珍馐？是美玉般的脂膏。果实是什么？’ 是山中的嘉禾。祝词是什么？愿万寿无疆。天地都欢喜，宗祖都嘉许。三宫愉悦，百官整齐。又有黄发儿童，又有白发老人，从东到西，极其快乐和谦和。用这些来祭享上帝，哪一位神灵会不恭敬？用这些来引导百姓，哪一个人会不服从？’皇帝举杯一次，四方都肃穆安和。肃穆安和的皇帝，获得百般福禄；子子孙孙，长久绵延，千万亿年。过去韩琦、富弼、欧阳修辅佐英宗，竭尽一心，使两宫完全和协。如今诸位公卿，既孝又忠，忧劳国事，弥补缝合，确实配享王朝的美善，最终使功业更加盛大。度正拜首叩头，愿永远传播这清明的风尚。铭。《充养堂铭》并序。广平人程季与取后溪先生勉励他的话，把自己的堂命名为‘充养正’，我赞美他善于选择自己的志向，于是阐发其中的意义，为他作铭。上天把仁义礼智降给人，这些品性是人人相同的。只是气的运行有清有浊。即使说人生来就知道，又何尝不需要学习？反过来求取内心，其端绪十分微小。求学的人在这里充实它、涵养它；充实自己所知的，加倍地存养；涵养达到一定程度，所充实的便更加广大。如同火刚开始燃烧，如同泉水刚开始流通。如果能够不断充实它，光辉就会发扬出来；如同树木开始萌芽，如同禾苗开始生长。涵养它而不加损害，便会充满天地。在这两方面，互相运用功夫；行为显著，习惯成自然，观察明白，便可以同圣人获得同样的功效。过去孟子曾说过这些端绪，后来的人努力吧！请奉行这些话。《止善堂铭》并序。环源人潘章字季渊，同我一起求学，志向趋向十分端正，于是把他的读书堂命名为‘止善’。我赞美他善于选择自己的志向，趁他归去之时，作铭勉励他。上天生育百姓，使他们具有恒常的本性；求学是为了引导它，不使它失去正道。这样的学问应当怎样做？由小到大，如同百条河流，最终汇入河海。年少时，洒扫、应答、进退，不可懈怠，不可疏忽，以敬使内心正直。等到成年以后，使自己的明德更加明亮，使百姓更新，达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境界。在这两方面，应当向哪里去呢？善行没有达到，就每日勤勉不止。人的内心像日月一样光明，浮云遮蔽它，光明便有所亏缺。求学的人在这里防止邪念、保存诚意，德行完备后，光明灿然重新显现。光明照临上方，显赫布于下方，扩展到四海，人们相互观感而受到教化。开始时达不到，最终却超过它；流入异端之中，这是君子不做的。伟大啊，颜子从未见到他的止境。唉，我这些后来的求学者，怎么可以说已经完了呢？《诚斋铭》并序。龙防人文炳修葺他的读书室，向坚甫请求命名。坚甫把它命名为‘诚斋’。我于是扩充坚甫的意思，为它作铭。人的一身之中，万物的道理都具备。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义，夫妻之间的分别，长幼之间的次序。反身观察，哪一件不是我的责任？早晚勤勉，不敢忽略轻慢。不要轻视重大的事情，不要遗漏细小的事情。一定亲身实行，一定亲自参与；一定实践，一定做到极致。等到做到极致，快乐便产生了。产生这种快乐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诚而已。诚是多么伟大啊！它是道义的门户，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根本；没有诚，便无法存立。侍奉父母、服从兄长，没有诚，便不能敦厚。诚了就明白，不诚就昏暗。使这颗心明明白白，一丝一毫都不差。《易》说：‘无妄。’《诗》说：‘无邪。’以此赞助天地化育，以此治理国家。从微小到显著，从近处到远方。使用它不会穷尽，纯粹而没有瑕疵。我自认为诚，别人却认为虚伪；应当反省内心，不惭愧，不羞怍。我安然守着它，终身不改变。《青石刘申孙企濂斋铭》。恭敬地说，洙泗之地深厚地诞生了圣人，上天确实命令他创作六经。六经之道，像日月一样光明。孟子去世后，他的学问便断绝了，持续了一千多年。并不是没有大贤，只是他们自以为正确，并非真正传承。就在这舂陵濂溪水边，诞生了一位大儒，来振兴这篇文教。他怎样振兴呢？穷尽事理，认识本性，使自己的内心明白，以符合前代圣人。前代圣人的心意，到这时没有再隐藏，百年之间，时间越久越加光明。后世求学的人不够聪明，肆意诋毁欺骗；那些人背离它而奔驰，舍弃这里便可获利，践行它却会遭遇困厄。举世纷纷扰扰，没有人知道该选择什么。只有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遗憾不能与先生同时代，诵读他的遗书，仰望追慕他。仿佛他就在面前，仿佛听见他的声音，于是虚心倾听，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道理。《诗》说：‘砍伐斧柄，法则并不遥远。’如果想要达到它，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主友斋铭》并序。

译我从傅用之那里得到伊川所遗留的文字，他的祖父大夫亲手写了拜帖，携带它去见晦庵先生，请晦庵先生在后面题写。晦庵先生说，大夫在周公、程氏师徒之间周旋，知道应当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友，因此也由此相信他的为人。用之的儿子兴行看到后说：‘我们祖先留给后人的福泽，实在就在这里。’于是用‘主友’命名他的书斋。我赞美他的志向，因此作铭勉励他。士人生在千年之后而立志求学，遗留下来的经典虽然存在，圣贤的微言却已经遥远。想要叩问其中的端绪，必须凭借先觉之士。先觉之士，是道所在的地方；应当委身请教，尊师重道。难道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一同登门求学吗？进门便询问辨析，退下便讲习讨论。从前曾子亲自承受圣人的教诲，他所取法的，是受到冒犯而不计较，加以内省，于是贯通于道。秦汉以来，渐渐失去了这种传承。众说纷纭的百家，纷扰不止的异端，异端没有实用，百家没有根源，在圣人门下，这些都不值得观看。看一个人所尊奉的，既然得到正道；看一个人所交往的，没有不接受教诲。若不是自暴自弃，为什么不遵循圣道？既然已经得到它，本来就不能只保存在自身，应当用来成就自己的德行，辅助自己的仁德。实行它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我的话虽然浅陋，请把它写在衣带上铭记。赞。《晦庵先生画像赞》并序。《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由此重叠八卦，分别成为六十四卦。伏羲得到它而成为伏羲，文王得到它而成为文王，周公、孔子得到它而成为周公、孔子。《乾》的彖辞说：‘元亨利贞。’《坤》的彖辞也说：‘元亨，利牝马之贞。’为什么呢？大概是从道理方面来说的。《乾》的爻数有二百一十六，《坤》的爻数有一百四十四。为什么呢？大概是从数理方面推求的。孟子去世以后，这个道理本来已经湮没昏暗而不明白了，所谓的数也于是流入术数之家的范围。它的学问没有传承，也已经很久了。本朝周子、两程子、张子得到其中的道理，邵子又得到其中的数。然而谈论道理的人详于道理而略于数，考察数的人详于数而略于道理。只有我们先生从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出发，扩充推广，能够穷尽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又从太极的动静、产生阴阳这一根本出发，引申发挥，能够穷尽天地万物的变化。圣门传下来的道，到这里灿然重新明白了。这样看来，孔子的道难道不是集伏羲、文王、周公之大成吗？我们先生的学问，难道不是集周子、两程子、张子、邵子之大成吗？我度正，于是把自己所知道的写出来作为赞。这篇文教的兴盛，如同太阳光辉；不到百年，知道它的人已经很少。上天深厚地降生了先生，卓越而巍峨！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有的隐藏，有的显现，有的明显，有的幽微；鬼神的踪迹、造化的机理，都根源于太极，形显于天地范围。如同鱼跃水面，如同鹰在高空飞翔，整体和妙用无不发挥。百世以后，没有人能够违背它。当时宗正引荐先生，宫禁之中启发君心，早晚以圣学沃润君心，却被小人从中离间。先生浩然辞归，归于建溪，采摘薇菜。他的容貌清瘦，他的道德却充实。求学的人远道而来，如同口渴饥饿；言语和缓正直，神情坦荡，如同春风中在沂水沐浴，这就是我所见的先生。狂妄疏略的人希望成为先觉，先生说：‘收回放纵的心，努力吧！’差不多可以做到不敢不铭记在心，以他为瞻仰、为依归，像饮食一样需要他，像衣冠一样珍视他。怎么忍心背弃他而招致讥笑呢！唉，先生的话，如今也已经无法亲耳听到了。嘉定十年三月八日，门人度正书。祀文。嘉定三年秋八月上丁日，祭祀四位贤人的祭文。谨此恭敬地昭告濂溪先生：恭敬地想，先生得到洙泗一脉失传的学问，正值圣宋全盛之时，本应君臣相遇，成为千载难逢的机缘，却终于老死在外地，有志之士对此无不叹息。然而，假使先生能够处在皋陶、伊尹、傅说那样的职位上，把恩泽流布当世，固然是很美满的事；那么《太极图说》《通书》又从哪里能够流传下来呢？这样看来，先生的学问虽然没有在一时得到施用，但先生的道却光

译照万世。先生当时不被任用，正是后世学者的幸运。正生在先生做官游历过的地方，距离先生去世还不算久，依靠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年少时便把先生的学说牢记在心。今年已经超过“不惑”之年，粗略懂得以义理为乐，愿意遵循自己所乐之道，终身以此为乐。今天因为祭祀先圣先师，谨率领同道，恭敬陈列明洁的祭品，尚请享用。谨此恭敬地昭告横渠先生：恭敬地想，先生继承圣人以来失传的绝学，讲论先王的仁政，怀有经世治理的志向，幸而又遇到大有作为的君主，礼乐之治几乎可以实现了。可是等到金陵得志，先生终于没有得到任用。然而《西铭》一文，阐发了前代圣人没有说过的道理，向后世学者指示求仁的关键，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正资质不敏，距离先生去世幸而还不远，依靠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年少时便把先生的教训牢记在心。谨此恭敬地昭告明道先生：恭敬地想，先生以孔孟之道，遇到像尧舜一样的君主，曾经当面进言，提出涤荡君心的议论，也曾得到明睿君主的照察。然而仁义的论说终究不足以胜过功利的学说，于是先生把自己的主张卷收起来藏在怀中，仿佛在等待时机。等到公论已经确定，天下人望有所归属时，先生却不幸早逝。当时实行于世的事业，既然没有持续多久；留给后世的著述，也未能完全实现这一理想。但门人和高足弟子把先生精微的言论和美好的德行记录下来，清楚鲜明。这样说来，先生还有什么遗憾呢？谨此恭敬地昭告伊川先生：正是洙泗之学，由濂溪先生在江南倡导，由横渠先生在关西倡导。到了先生兄弟这里，从根本到末节、从精微到粗浅，都灿然完备了。凭着宣仁圣烈皇后的知人之明，神宗皇帝圣性之高，以及元祐诸老德行义理的纯粹，先生仍然不能安处其身、推行其学。由此看来，以自身承担圣道却不合于世的，并不只有先生，孔子、孟子也都是如此，这种情形由来已久。然而自从党争兴起，黑白颠倒，甚至有人请求禁止先生著书、断绝跟从先生的人。自古以来大贤受到压抑的情况，我私下认为没有比先生更严重的；但他们的道最终光明显著，也没有谁能超过先生。越压制反而越尊崇，越困厄反而越光明，这难道不正是天理吗？又一篇告祭四位贤人的文章 谨此恭敬地昭告濂溪先生：恭敬地想，先生承受上天的禀赋，继承并重新开启失传的绝学，建立太极之图，确立至极之理，昭示给后世。先生当时口头传授，后来写成书流传后世。有志之士践行并修养这些道理，就可以深入造诣而有所自得，进入圣贤的境界。推究这门学问的源头，实在是由先生启发的。正年少时有幸知道诵读学习先生的遗书。如今我任职于下邑，这里有百姓、有社、有学校，却常常遗憾没有办法承继和宣扬教化。再想到先生的道，是学者共同传承的，何况先生曾经常来游历蜀地，蜀地的贤人君子确实把先生当作老师尊敬。旧日世家的遗风和流传下来的习俗还保存着，先生的庙貌难道可以缺少吗？因此在学校中塑造先生的形象，希望学者能够由此产生敬意和仰慕，私下以先生为师，使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今天因为祭祀先圣先师，谨以菲薄的礼仪共同陈列明洁的祭品，尚请享用。谨此恭敬地昭告横渠先生：恭敬地想，先生在千载之后奋然兴起，为天地确立根本，为百姓确立正道，为继承圣人以来失传的绝学，为万世开创太平。求仁的方法、进入道德境界的次序，以及精微的言语和深奥的义理，都像日月一样明白。正牢记先生遗留下来的教训，如今在这里试任官吏，有百姓、有社，担心没有办法承继和宣扬教化。现在庄严修建庙貌，列置于学校，希望我辈读书人知道应当尊崇和效法的榜样，难道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谨此恭敬地昭告明道先生：惟有先生兄弟致力于求知并努力实行，阐明千载不传的秘密，以自身承担圣道。先生以濂溪为老师，开启了学问的端绪；又以横渠为朋友，使学问更加博大详备。洙泗之学，到这里才显明起来。正在这里治理县邑，想到终究没有办法承继和宣扬教化，于是庄严修建庙貌，作为国人的榜样，希望能够有因此奋发兴起的人。

译谨此恭敬地昭告伊川先生：惟有先生兄弟倡导并阐明失传的绝学，四方学者都一致尊敬仰慕。等到先生承受诏命进入讲筵，诵读先王遗留的经典以开启圣学，与同道一心共同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先生尤其看重蜀地的士人，但考察乡校，仍然没有奉先生为仪型的人。这难道是先祖和先父的意思吗？正承乏任职于此，不自量才疏鄙陋，来补上这个缺失的典制。然而我的区区心意，是想和学者共同讲习这篇圣贤之学的传承，使自己不辜负先正大儒对后人的期望，并不只是为了增加观瞻而已。祭祀府学三位贤人的文章 谨此恭敬地昭告濂溪先生：恭敬地想，先生承受上天的禀赋，继承并重新开启失传的绝学，建立太极图，确立至极之理，昭示后世。自从先生在世以来，不仅中州学者尊先生为老师，先生曾经游历蜀地，蜀地的贤人君子也都把先生当作老师尊敬；这些事载在行事记中，大概可以考察。某自幼年起有幸从事于学，考订讨论师友学问的渊源，知道应当尊崇仰慕谁。前些时候承蒙误恩，前来镇守蜀地，很乐意和同道共同讲论此道。再想到祭祀先生的祠庙还没有，凭什么使人产生敬意和仰慕呢？何况先生启开关门、发掘钥匙，使圣贤之学兴起，功劳实在很大。谨在礼殿旁、石室左边择定地方，整饬宫墙，恭敬奉置先生的塑像，并把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享在旁。今天因为祭祀先圣先师，谨以菲薄的礼仪共同陈列明洁的祭品，尚请享用。谨此恭敬地昭告明道先生：某想到，《中庸》《大学》的道理已经失传很久了。自从先生兄弟用心体悟、亲身实行，阐明先圣相传的道理，教导启发后进，使千载以来精微的言论重新灿然显明。为先生主持祭祀并祝告，是天下学者共同的愿望。何况这里是先生弟弟过去游历过的地方吗？让先生配享濂溪先生，也是合乎礼的。今天因为祭祀先圣先师，谨以菲薄的礼仪共同陈列明洁的祭品，尚请享用。谨此恭敬地昭告伊川先生：某想到，道学没有得到阐明，圣贤之学因此被湮没晦暗；上天将要重新开启它，便有非凡人物接连出现。开启它的人已经发端，扩大弘扬它的人也有所等待。先生兄弟聚集诸生于伊洛水边，穷究性命的精微，探究天与人的关系，疏通并洗涤学术源流，阐明蕴藏深处的奥义，使师道严正、道统尊崇，后来的学者都仰望他们。何况这里是先生过去游历过的地方，在学校中绘制先生的形象，哪里只是某个人的心愿，实在也是圣贤之学的愿望。今天因为祭祀先圣先师，谨以菲薄的礼仪共同陈列明洁的祭品，尚请享用。

译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十三，宋代度正撰。祭文。吴侍郎祭文 嘉定七年，岁次庚戌，三月戊辰朔十一日丙子，门生、具位度正谨以清酒和各种祭品，祭奠近故判府、安抚制置、阁学侍郎吴公先生的英灵。呜呼！洙泗一脉的绝学啊，到本朝才重新流传。从开始发端直到今天啊，时间只超过一百年。前代先觉离我们还不远啊，异端邪说已经纷纷出现。幸亏圣贤之学重新兴盛啊，晦翁、南轩、东莱三位先生于是出世。南轩亲自得到五峰先生的传授啊，美好的门人中有许多贤者。吴公手执经书恭敬承受啊，实在追随着颜渊、闵子骞的足迹。像曾在舞雩台下游咏一样啊，身佩诗书从容周旋。探究经世治理在体用上的道理啊，把万事万物融会贯通。使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一同进步啊，兼备天道与人事而不偏废。为什么禀赋如此多艰难啊，走在世路上却处处困顿。遇上狂贼反复骚乱啊，哀悼百姓颠沛倒毙。吴公以一介之身辅佐幕府啊，望着瘴气弥漫的地方便直向前去。皇恩广大而远播啊，期望很快就能卸下重任。一举扫除残余的贼党啊，使创伤恢复成桑田。青天之下白日灿烂啊，为什么小人反而掌权？竟相信党人而以正直者为丑啊，诱使主帅把劳绩当成罪过。吴公沥尽心血陈述意见啊，终于触怒权臣而无法洗雪罪名。于是吴公主动投身于寂寞之地啊，空过十年而没有升迁。渐渐地，诽谤的流言像雨水一样枯涸啊，朝廷下达细小的诏书来招请延揽。登上秘书省而沉潜于学问啊，阅览万古以来遗留下来的典籍。戴上獬豸冠而得到升进啊，正直同类之士显得朝气蓬勃。众人都期待他施展才华啊，盼望他成为渡河的舟楫。顷刻之间党祸突然发生啊，众多士大夫纷纷受到拘牵。凤凰飞翔在青云之上啊，最终却被迫下击鹰鹯。将要在清明时代收敛退处啊，却感慨遗老困居林泉。形势正汹涌而没有止息啊，忽然改变道路、换了弦索。又重新罗致起用啊，授予他一节，使他到偏远边地。望着修门再次入朝啊，陪同讨论朝廷政事。竟没有得到一日稍稍安宁啊，又被驱驰到十个州郡。臣下没有学过军旅啊，只曾经从事祭祀礼仪。庸俗之人狂妄而使国家困窘啊，更有甚者甘心以腥膻之物自足。人心衰弱而动摇啊，众多营垒充满各处、拥挤不堪。大家都恐惧畏怯啊，只求退缩以保全自己。吴公却像山一样不动啊，发誓舍弃自身而担当责任。奉承九重天子的温和诏命啊，指向西土前来宣扬教化。冒着六月的酷暑啊，穿越三峡惊险的急流。尊重礼遇有才有德的人啊，斥退那些轻薄浮华者。引导俊秀之士啊，培育发展他们各自的专长。以规矩教导人啊，使他们自己懂得方圆之道。农民悠闲地耕作于田垄啊，商人安稳地处在市场。唱《杕杜》来勤勉地盼望归来啊，唱《出车》来慰劳归还者。为什么苍蝇这样嗡嗡作响啊，竟把白说成黑，把钝说成锋利。怀着浩然的归隐志向，高居在一室之中啊，竟没有多少值得怜惜的事。驾车出游，来到岳麓啊，聚集着洙泗门下三千弟子，成就德行、通达才学，个个和悦而正直啊，正在仰望高山、钻研坚理。提起衣襟跟随先生交游啊，哪一种疾病会不能痊愈？难道要像湘江中的屈原那样困在泽畔啊，厌弃尘垢而登仙吗？可叹我这个小子懂得什么啊，当初才到宾客幕府的宴席。曾经自以为还可以教导啊，先生每次握手都情意恳切。用万里之远的前程来期望我啊，或者推许和提携我实在太专一。想起先生高冠整齐、门下人才济济啊，小子或许还在他们之后或之前。叹息这些话无法报答啊，想抬头申诉却没有门路。想来又能责怪谁呢啊，又何必向上天抱怨？自古以来一切都归于消亡啊，唯有这圣贤之道绵延不绝。谨薄陈一杯酒，眼泪不断流淌。呜呼哀哉，伏望先生来享用祭品。刘左史祭文 嘉定十五年，岁次壬午，五月戊申朔二十九日丙子，具位度某谨以清酒之奠，祭告近故显谟阁学士后溪先生刘公的英灵。刘公以诸生身份入朝应对，在临轩召见时得到孝宗皇帝的知遇；孝宗搜求敢于直言的人，于是把草野之言擢置到面前。不久又从远方召回，进入朝班任职。品行纯粹，履践清正，容貌举止庄重可观。受到选拔进入王府，实际充任讲官。庆幸四位友朋都得到合适的人才，盛大地成为当时的羽翼。孝庙倦于勤政时，正值光宗初年，朝纲将要肃清，于是选拔他居于御史台。想到不能辜负耳目之任，应当吐露肺腑之言。他首先阻止佞幸小人的进用，竭力追召仁明君子回朝。不顾自身的危险和羞辱，只希望朝廷尊严安定。于是当年离开京国，持节出任东川。虽然召回的诏命屡次颁下，最终却不能面见垂帘听政的太后。适逢宁宗即位，感慨旧日学问如同甘盘之学。幸而众多贤者一同进用，群邪不能干扰。为什么天意如此难以知晓，竟使奸权之人包藏祸心？党争已经横行兴起，又加重了学禁。先前所谓仁人君子，都被斥退抛弃到远方；刘公也废居家中，后来又贬谪到荆襄之间。他们既然肆无忌惮地挽袖而起，便妄图占有中原。几乎使宗庙社稷倾危，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因此心寒。幸而上天早早醒悟，人心也同样如此。虽然党人的根基和枝节已经深重，但铲除他们并不困难。还剩多少遗老呢，大家都纷纷起身迅速奔赴朝廷。勉强让白发之身奔向朝廷，准备驱车赶到宫门。为什么高耸挺立却不能前进，只能怀着忠贞之心调转车头？然而九重天子思念刘公，希望再次起用他的心，始终没有不切切的；天下善类把刘公的出仕与退处当作标准，也始终没有不恳切的。刘公虽身在外地，天下有事，他没有不秘密筹划而进言的。等到退居家中，天下善类没有不仰望刘公，把他看作北斗，并倚靠他，把他看作泰山的。如今刘公已经去世，朝廷的大政令、大变革，还能向谁考问？后来的年轻人想要讲习、琢磨《诗》《书》，诵读学习礼义，又将归依谁、仰慕谁呢？我曾带着书信拜见刘公，刘公不认为我是狂妄拘谨。后来又拜见晦翁，也同样蒙受他的爱护怜惜。想到自己这一生已经太晚，幸而还来得及见到两位大贤。从最初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哀悼晦翁永远逝去；像刘公这样精神强健、寿命高长，仿佛还没有到尽头的人，也终于同样归于黄泉。呜呼哀哉！后世无穷无尽，万世长存，将由谁来使那些昏聩者觉醒，将由谁来扶助那些将要衰亡的人？谨以一杯酒寄托哀辞，不知不觉眼泪纵横，伏望先生来享用祭品。碑铭 《补修汉故荆州刺史度侯之碑》。按：这块碑的字法非常古雅，多有难以解释的地方；现在只把其中有可考据的地方改正，其余仍保持原样。君名尚，字博平。他的先祖出自颛顼，与楚国同姓，是熊严的后代，在楚国世代担任掌管法度的官职。秦国兼并天下后，于是失去了这个官职，子孙便因祖先的官职而以“度”为姓，世代居住在山阳湖陆。〔此处一字应作“周”，或作“楚”；楚国未必专门设置掌度之官，其他书籍也没有可以考订的材料，所以缺此字。〕

译〔按：山阳湖陆，原本脱去“山”字，今据《汉书》本传补入。〕君具有天地和顺的纯厚资质，秉承黄中的正直本性；智慧包含如深渊大泽，仁德像春日温暖，义气高洁如秋云，品行清白如冰霜；性情慷慨刚强，遇事明敏，有文武才略，通晓京氏《易》和古文《尚书》。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在家时就已经声名远播。〔《续汉书》说：度尚年少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通晓京氏《易》和古文《尚书》，做官清廉，有文武才略。〕美好的声誉本来已经显著，等到他掌管州牧事务，必定招揽振兴贤才，选拔幽隐逸士；所选任的，都是当世最优秀的人。他治理百姓有方法，做官清廉，施政严厉果断，揭发奸邪罪恶，人们称他有神明般的洞察力；进用善人、爱护百姓，辛勤劳作到天亮；倾尽财产，竭尽自身力量，化解怨恨纠纷，拯救危急。〔据谢承《汉书》、陶渊明集及《录八厨》参订补修。〕美名更加崇高，光辉日益焕新，可以说是盛德之人了。起初奉行岁计，授任郎中，调任上虞长；玄妙的教化潜移默化地深入，百姓都明白事理。又擢任书佐，以非凡之才相待；表彰孝女的墓，访求隐居的儒者，褒奖贤能、彰明善行，远近之人都感到奇异。迁任文安令，正遇上时疫流行，谷物昂贵、百姓饥饿，他便打开仓廪，大家都得到救济。〔据《曹娥碑》、谢承《汉书》、《袁宏汉纪》附传、《范晔汉书列传》参订补修。〕总共历任数县，恩惠和信誉都得到宣扬，政令施行、禁令得以禁止；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又被举荐为孝廉，任右校令。当时南方蛮夷蠢动，他被擢升为荆州刺史，亲自率领部曲，与士卒同甘共苦；广泛招募蛮夷，明确设置收买和奖赏的办法，进军奋力攻击，于是大败蛮军，投降者有数万余人。贼党仍然强盛，他又激励士众，趁着士气愤发勇进，直接奔赴贼军营寨。〔据《袁宏汉纪》附传、《范晔汉书列传》《洪氏隶释》参订补修。〕消灭那些凶恶丑类，异俗之人宾服，远方之人得到安抚，封为右乡侯，迁任辽东太守。〔按：迁任辽东太守一事，据《汉书》应作桂阳太守，与此不同，谨记于此。〕不过十天一个月之间，薉貉便安定和睦。杨贼在南部边境反叛。〔按：“杨贼”，《汉书》作“桂阳贼胡兰等”，与此不同，谨记于此。〕他们趁征戍之人愤怒怨恨，互相结伙作乱，攻打桂阳，焚烧郡县，人数于是达到数万；又转而攻打零陵，于是命令幽、冀、黎阳、乌桓的步兵骑兵，并且调发郡兵，合并兵力进行讨伐攻击。〔据范晔《汉书》本传补修。〕于是授任中郎将，他能够料敌制胜，威势和谋略神妙无比；持重胜过营平侯，深入敌境又轻捷胜过冠军侯，抚慰士卒超过李广，统率众人胜过马援，清明的德行，天下都称赞他。宣扬国力，勤于思虑。〔按：“勤虑”原本误作“勤肤”，今据《汉书》改正。〕不自夸，不自我炫耀。〔据范晔《汉书》马援传及本传论、《陶渊明集》《录八厨》参订补修。〕与士卒同吃同喝，一定要让士卒先打好水，士卒饮用之后自己才饮；施加恩惠以厚待下属，用言语鼓励他们冒险赴难。因此每次出征都能取胜，军队没有困顿；为完成紧急使命而奔波往来，敌人畏惧他的威势；穷追远讨，削平许多营垒，盗寇的阻隔因此清除。桂阳战役中，斩首并献上敌人左耳的共有三千五百级。〔据范晔《汉书》本传论赞参订补修。〕狂暴的贼寇被彻底消灭，战争于是止息，军队和马匹的情况也上报朝廷。朝廷因他的功劳再次任命他为荆州刺史，按照原来的品秩列入册书加以慰劳，并赐钱百万，其他人也各有不同等级的赏赐。凭借劳绩确定功勋，重新命他治理旧日的州国；百姓熟悉他的政令，不用多言便能治理。年五十岁时，延熹九年死于任所，南方百姓无不悲伤。〔据范晔《汉书》补修。〕荆州境内号哭仰慕，即使周人思念召伯，也没有超过这里的。于是官吏们感念《清庙》的颂歌，叹惜《祈父》的诗篇，便共同把颂辞刻在石上，说：“啊，我的侯爷，确实美善，确实明达，文才武略无不具备，能够忠诚，能够坚贞。起初显露文采，在那上虞；广泛播种他的德行，心怀长远的谋略。于是施行政事，政事以养育百姓为本；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光辉一天比一天焕新。皇帝咨询四岳，于是命令他出征，扩大我王的谋略，使大盗得以清除，百姓都依赖着他。不是把俸禄当作荣耀，所说的话没有不应验的；皇帝宣扬他的声名，使他成为诸侯，前往安抚荆州，治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南方夏地辽阔，远达千里；愚蠢的戎夷丑类喧嚣叫喊，纷纷骚扰。我的侯爷来了，德行和威势一起施加，遏制暴虐，使人们不再喧哗；养育我们的鸡犬，使我们的桑麻生长；安定我们的疆土，使我们的国家安宁。海外遥远之地也被截断隔绝，功绩没有不美好的。上天生下我的侯爷，实在是百姓的希望；百姓心中爱戴他，四方都仰望他。为什么不能长久存在，竟然这样突然沉沦丧亡？可叹啊，我的侯爷，才智英异而珍奇，以学问辅佐，以诗书贯通；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既有恩惠又有慈爱，既有功勋又有劳绩，既有谋略又有作为；有所作为而不懈怠，达到至理时心情怡悦啊；行动而不停息，美好的行为远播啊；任用他的才德而不会穷尽，实际的德行广泛施行啊，死去而名节不受污染。” 芳美的功烈遗留下来啊，墓志铭 赵公茂墓志铭 绍兴末年，秦氏掌权已经很久，权势炽盛，士大夫大都把他当作一德元老；最为肆无忌惮的人称他为圣臣，没有人敢公开指斥他的过错。当时，我同乡的赵先生凭进士身份在朝廷大殿应试对策，认为近来士大夫被爵禄诱惑、被威刑逼迫，丧失了本心；要挽救今天的弊病，应当把端正人心作为当务之急。他出于忠诚和愤懑，又说：“把闭口不言当作深远计谋的人，我知道是谁。堵塞言路的人，应当知道把首尾封闭起来才是圆满的机巧，我知道是谁。主持和议的人，应当知道他所说的话切直有力，大家都称是。”考官读到这些内容大为惊异，认为古代的刘蕡也远远没有超过他；可是考官也畏惧秦氏，始终不敢把他的对策上报，只得把他列为乙科。士大夫中知道此事的人，无不赞叹佩服。眉山唐公文若尤其推重他。不久秦氏去世，朝廷商议想要提拔任用赵先生，可是先生不幸已经先去世了。我束发进入乡校时，听到先生对策中的话，踊跃欣慕，每每诵读在口，遗憾自己出生得晚，不能亲自拜见先生，哪怕学习先生万分之一的风范。十多年后我才认识公茂，公茂是赵先生的侄孙。他年少时跟随先生学习，为人刚直，持论非常确切，有先生的遗风。

译公茂捧着乡试录取文书时，气势雄健、精力豪迈，认为科举功名唾手可得，后来却被主管考试的官府摈弃。晚年遇到特奏名，别人疑心他不肯赴试，公茂却欣然前往。临行时对亲友说：“我已经老了，之所以不怕万里风波的危险，是想把过去从叔父那里得到的学问，全部倾吐在君主面前；草野之人的话一旦传到天子的耳中，我死也瞑目了。”公茂虽已年老，文笔仍然挥洒自如，所说的都是天下大计和当时最急迫的事情。唱名之后，公茂又被列入乙科，不久便因病不能起身。任职朝廷的蜀地士人知道他的贤能，替他办理丧事送回故乡，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岁。公茂名某，世代居住在合州赤水，公茂是他的字。曾祖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三代都没有显达。公茂天性极为孝顺，遭逢父亲丧事时，悲哀憔悴得不能自持。叔父为他讲解《檀弓》中君子服丧的礼制，以此安慰开导他。公茂博通六经，品行义理在乡里著称，乡人都推重尊敬他。前后任县官的人，有的用束帛把他请到家塾，有的备办礼物劝请他主持县学，使诸生把他作为尊崇效法的榜样。成都豪士赵有之，倚仗自己的气势，对别人从不宽让；士人有不合他心意的，往往吐唾沫在那人的脸上。可是他一见公茂，就和颜悦色，握手亲善。赵有之降低身份礼敬士人，公茂则以德行使人服从，有见识的人认为他们二人都贤能。县主簿樊文若凭文章闻名于县中士人，便把公茂请到馆舍，让他掌管文章的删改。樊文若有一天带着酒经过山中，又让陪酒者唱歌助兴。所唱的歌十分鄙俗，公茂起身说：“诸位学生身着礼服、整齐地列在这里，将要让大夫观看礼仪。况且《春秋》中七子赋诗，君子由此知道他们可以列为诸侯的大夫。如今歌词竟是这样，诸位学生看了会有什么影响？请把它撤去。如果一定不愿废止公宴的乐趣，那么还有《赤壁赋》可供诵读。”樊文若改变脸色表示道歉。公茂平素端雅正直、清白廉洁，大多如此；因此登门求学的人都循序渐进地成为有品行有事业的人。抄录贡士名籍、题名进入仕籍的人，也接连不断。公茂虽然没有被世俗任用，但积累在自身的德行、施加给别人的教益，也可以说没有辜负一生。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出来执政？”孔子说：“《书经》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把这种德行施用于政治，这也就是执政。’我看公茂大概就做到了这一点。”公茂娶王氏，生四子，名某、某、某、某，各自传习一部经书，都攻读进士业。孙辈男女九人，曾孙二人，将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地。于是他的弟弟某前来请求撰写墓志，并且说：“先君子在行都去世，我们兄弟没能侍奉疾病，已经背负了终身的痛苦。如今将要下葬，希望得到您的墓志来安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也减轻我们不孝的罪过。”我和公茂父子有交往，这篇墓志难道能够推辞吗？铭文说：“呜呼，我乡里有古代大贤出世，我没有能够见到他，内心始终不能忘怀。幸而见到公茂，还能看到他的遗风。向您陈述谋略，确实能够获得美好的结局。光明盛大的公茂啊，两代以来怀抱志愿；长期受屈终将伸展。努力吧，孙辈子弟！” 涪州教授陈孠由墓志铭 我十六七岁时，听说南峰罗坚甫、巴岳陈孠由在郡学游学，两人都是年轻而精通经学的士人，多次在诸生中夺冠，声誉显赫，我心中十分仰慕。不久我带着书进入郡城，首先就寻求同坚甫、孠由交游。坚甫、孠由一见面便彼此亲爱，如同手足兄弟；共同创作古文，在古学上下功夫，而不从事世俗之学。坚甫比我大一岁，孠由比我大两岁。坚甫研习《春秋》，当时孠由研习《易》，而我研习《周礼》。孠由说：“我对于《易》，也颇能窥见三位圣人的门径；但是我家世代以《周礼》为业，如今如果舍弃父亲的事业而不继续研习，人们会怎样说我呢？”于是又研习《周礼》。我们乡里研习《周礼》的有几十人，其中年长而精通经学的也很多；我并不畏惧任何人，却唯独畏惧孠由。淳熙己酉年，我被乡里荐举，坚甫被漕司荐举，而孠由偶然落选。当年秋天，我在外省中奏名，而坚甫又偶然落选。后来坚甫、孠由年纪更加长大，学问更加广博贯通；他们写文章汪洋浩博，远远超出流俗，而我们乡里的主管考试者却总是弃置不录取。我常常为他们感到慨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年〕 嘉泰乙酉年，孠由才被乡里荐举，于是成为外省第二名。嘉定癸酉年，坚甫也成为外省第二名，可是孠由已经来不及见到这一结果了。我每次见到坚甫，谈到孠由，就没有一次不为他流泪。孠由名用庚，孠由是他的字。他的先祖出自润州，润州的祖先在隋朝做官。相传扬子江中有神马时时出现，成为百姓的祸害；润州的祖先设法把它捕获，骑着它赶赴朝廷，不久获罪，于是两个儿子逃到蜀地，把户籍登记在巴川的石磴。六世祖彦瑫凭经学在璧山任教授，于是迁家在那里。彦瑫生承祐，承祐生文进，文进有两个儿子，次子名继习，就是孠由的曾祖。大观年间，家族又迁居巴岳山下，生同超，这就是孠由的祖父。同超生子震，这就是孠由的父亲。孠由英俊豪迈、卓然不群，读书一定探求宗旨，然后才发表；议论一起，提笔便写数千字不停，文章灿然有条理，见到的人都惊叹。他的父亲也说：“我家屡次迁徙，能使陈氏兴盛的，难道就是这个孩子吗？我应当扩大门庭来等待他。”此前旧居低矮简陋，很不相称，于是改建。孠由年纪还小，看到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很远大，更加感奋努力，发誓勤力学习、取得功名，以承继父亲的志向，便把这些话大书在门上作为记念。

译孠由曾在巴岳山中读书。山上有一座全由石头构成的山峰，高耸入云，四面望去，像有人把香炉放在几案上一样，名叫香炉峰。孠由喜爱它，因而自号香炉峰子。有空闲时，他更加取出濂溪《太极图说》《通书》以及两程子、张子的遗书来读，深思玩味，以穷究事物性命的根源。正因为涵养长久、积蓄深厚，所以气质刚健而平和，言语正直而委婉。因此自从他考中进士、赴阙释褐之后，公卿大夫都一致推重他。授任昌州教授后回到地方，四方士子跟随他讲学的很多，学舍容纳不下，便向州府请求开放贡院来安置他们。他们从官府领取的食粮是原来的两倍，廪粟不足，台府各自拿出公帑资助。乾道年间，昌元士人扬甲绘制六经图，颇便于观看，爱好此事的人把它刻版刊行，遍及天下。孠由说：“这是本乡先生的作品，四方应当以此为准，而我们这里的学问怎么能没有这部书呢？”于是搜访善本，重新加以校订，又命令善于书写、善于绘图的工匠把它摹写并刻在石上，用来示给学者。吴曦叛乱时，文书传到，只有孠由托称有病不出，说：“璘氏父子喜欢杀人，功劳小而报赏大，上天厌恶他们的奢侈，必将灭亡他们。” 不久，命他作赋，题目是：“蜀庄隋和，何以加？”又命他作《春秋》题，题目是：“盗窃宝玉大弓，想用忠义感动人心。”同僚都替他感到危险。不久果然有人告发他不称颂元年，等到诛杀叛逆党徒后才得以免罪。他曾经上书给大帅杨公辅，责备他躲避贼军而不出兵讨伐，又责备他畏惧避嫌，不能招引天下士人。杨公大为高兴，对人说：“这是能够攻击我的短处的人，别人都做不到。”因被举荐升为从政郎，又调任涪州教授。有人说：“峡中士人的风气浅陋，怎么办呢？”孠由笑着说：“过去伊川先生曾在这里读《易》，谯侍讲跟随他；尹侍讲避乱到这里，冯贯道又跟随他。如今我能够访求诸位老先生的嘉言善行来勉励自己，这是我的幸运，又有什么浅陋可说的呢？”到任后，他登堂讲解《易》，探究幽深、寻求隐微，阐明天地阴阳消长盈虚的道理，以显示君子和小人进退往来的关键。远道而来的士人，又像在昌州时一样盛多。知州谢侯艮爱好善行而不知疲倦，每次听到他的讲说，都深深叹赏，举荐他说：“学问有源流，品行没有瑕疵。”人们都说，只有孠由才当得起这句话而无愧。他曾代理郡倅，正逢旱灾，又奉台府檄令到属县审察囚犯，冒着大暑往来于涨水的江面，因而染病，最终不起，实在是嘉定二年六月十九日。孠由家一向贫困，为人廉洁淡泊，不肯随世俗俯仰；遇到急义之事，就像饥渴一样迫切，不竭尽力量便不停止，家中常常宾客满门，所得俸禄随手便用尽。他曾说：“扩大田产住宅，正是用来使子孙愚昧；我只喜欢收集书籍，使书充满家中。钱袋里没有一文钱，死时也没有新衣服可以殓葬。”客人把他的丧事办在涪陵，不能把灵柩运回故乡，谢侯周济他，才得以归葬。孠由侍奉继母，有极为孝顺的行为，其中有些事情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可是孠由处理起来，就像古代卓越的孝子一样，从不向人自我夸说。大帅吴公猎、泸帅李公寅仲、漕使费公戣都深知这些事，称赞其难能可贵。李公尤其爱重他，曾经以顾问科举荐他。孠由已经去世，堂察的任命才下达；假如孠由能够长寿，使他平生所学略微得到施用，他的政治设施一定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悲啊！孠由先后娶张氏为妻，都是邑人熏之的女儿。前妻进门以后，接连遭逢内外四场丧事，含辛茹苦，送终养生，没有因此拖累孠由，乡人都称贤。有七个子女，儿子名孜、荐，年幼时早卒；名应的，出继给别人为后；名▯的，女儿中长女嫁给罗仲礼，次女尚未出嫁，小女早夭。内外孙子共二人。孠由天资很高，作文探究幽微、阐发精妙，斩除陈旧的套语，有追踪古代作者的志向。他去世时，留下古赋、诗、书、简、启、序、记、表、志、铭、讲义、杂著等共三十卷，编为《炉峰集》，收藏在家中。孜等将在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把前夫人的丧事一并举行，合葬在本乡震山的原地。书信寄来请求我撰写墓志。我想到孠由的父亲，字君德，经学明达、品行修洁，乡里推尊为前辈，也是我忘年相交的朋友。我曾经过他家，拜见他，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孠由不幸去世，他的父亲也已经寿终，我又偶然活到最后，怎么忍心不为他作铭呢？铭文说：‘呜呼！孠由笃实地研习古代典籍，从年少时起便卓然不群；侍奉双亲以孝，这样的人就可以侍奉君主。我年轻时愚昧卑贱，却勤勉求道，依赖这位良友，共同振兴圣贤之学。上天实在夺去了他，使他没有大显声名。看看他的那些后代，为什么如此纷纷扰扰？想到这里，心中如同火焚。作下这首铭诗，使清美的声名永远传播。’

译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十四，宋代度正撰。墓志铭。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 我因大帅长沙吴公的招请，在石室教导遂宁谭生。在二三位学生中，他容貌最为淳厚，礼数十分恭敬；后来查看他的贽礼，发现学问很通达。不久又考察他的行为和志趣，觉得十分端正，内心喜爱他，每次见面都勉励他完成学业。第二年秋天，谭生来见我，并转述他父亲的话说：“我的母亲离开我们这些孤儿已经六年了，我学业无成，活着不能用俸禄奉养她，死后又不能显扬她深藏的德行和隐默的操守，将来凭什么到地下去见我的母亲？我听说度训导是当今以文学著名的人，你有幸跟随他交游，希望你以此事请求他，大概他会爱惜你而为母亲作铭，以寄托不朽，这样你就能解除我的责任了。”我谢绝说不敢，谭生却天天到宾阶前叩拜请求，始终不可改变。我再三想到孝子慈孙的志意竟如此恳切，我实在不能最终推辞，于是为她作序并铭。夫人名蔡，姓王氏，世代是长江的大族。曾祖父之臯，乡里称他为长者，九十八岁去世。祖父丰，父亲安世，年轻时在科场颇有声名，最终却没有得志，乡里人以他为老师尊敬，称为王先生。娶何氏，生有两个女儿。夫人年长而贤淑，父母爱她，曾说：“我们老夫妻不幸没有儿子，这是命运；只要得到一个好女婿来完成我们的事业，也就足够了。” 于是同意把她嫁给谭氏之子彦才。彦才刚登门，而彦才的哥哥尚未娶妻便去世了。夫人说：“我难道可以只顾私情，荒废侍奉公婆、使他们得到冬温夏清的孝养吗？”当天便归入谭氏家中。后来夫人的父亲去世，家道衰落，她不堪忍受这种忧苦。夫人想回去安慰母亲，按义理又不能离开婆家，于是把母亲迎到自己的私室，以便奉养。公婆性情严厉刚毅，夫人处处承顺，最终没有受到一句非难。夫人治家有法度，量入为出，因此四时祭祀和节日供奉常常宽裕有余。她天性喜欢施舍救济，对内周济亲戚，对外惠及乡党；婚嫁的、丧葬的、生孩子的，都给予帮助。年成饥荒时，一个乡里依靠她而活下来的人很多。有人想用利息偿还借贷，夫人笑着说：“有急相助，是乡党的道义，怎么敢因此谋利呢？”她尤其喜欢迎请老师和儒者，祭祀宴饮的供具、拜师的礼物，大都丰盛洁净，有见识的人都赞许她。嘉泰四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儿子二人，名发、名庆；女儿一人，嫁给李辛庆。孙子三人，资深、资敬、资仁；跟随我游学的是资深。孙女三人，长女嫁给孙圭，其余两人尚未出嫁。发在嘉定二年十月辛酉举行夫人的丧事，把她附葬在祖先坟茔旁，距离居所约一百步。起初夫人患病，奔走前来探视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有人到灵祠祈求她延年益寿。到了这时，又有人拿着纸钱，在灵柩前哭泣，并且凑钱请僧人诵经超荐、祈福。唉，那些人在世时凶暴残忍、不顾生死，万众都希望他们赶快死去；两相比较，差别实在太大了。近世士人的风气衰败，读书做儒者，未尝不自以为高尚；但到了面对财物时，往往斤斤计较，看到贫寒饥饿的人将要倒毙沟壑，却不肯施舍一丝一毫。至于妄想求取福报时，却把它像粪土一样丢给老子、佛教。夫人临终时教训告诫子孙，说施舍给僧道不如救济贫困的人；她这样看待鄙吝和迷溺之人，难道不是更贤明吗？我因此特意详细记述这些。铭文说：‘天性明达，品行纯粹而温厚；不是善事不做，不是仁德不存。种下德行的报应，就在她的子孙身上。众多孙辈纷纷而来，一定会使家门大为兴盛。我作这首铭诗，告诫后代子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郭安人墓志铭 安人姓郭，出自汾阳郭氏，世代久远，已无法考知其世次。入本朝后，有一位任左侍禁的人，才开始在河南入籍，名遂，就是安人的高祖。曾祖名英，任骐骥使；祖父名子齐，任昭信军节度使；父亲名师仁，任武翼大夫；母亲崔恭人，治家有礼法。三名子女中，只有安人是她亲生的，慈爱备至，然而教诲严厉，从不稍有宽纵。因此，对于女工之事以及史传所记载、可以作为妇德规范的内容，没有不通晓的。到了及笄议婚时，有人提到赵公公恃，崔恭人说：“这是曾经上奏请求斩杀蔡太师的赵正言的儿子吗？我家能同他家结亲，就足够了。”于是便把安人嫁给了他。当时赵公尚未做官，后来补任信承郎，最终官至武翼郎，世人称为静渊老人。安人婚后入庙拜见夫家祖先，因为未能侍奉公婆，逢年过节祭祀时，格外恭谨，内外亲戚没有不信任敬重她的。赵正言有十一名儿子，当时有四人仕于□；长媳是疫令人，次媳王宜人，再次媳勾安人，都是有文献传家的旧族，妇德妇仪足为当时表率。安人在她们之间周旋，声誉更加显著，没有人说她的坏话。部使者晁公公遡的夫人，因婚姻关系和时节相聚，曾当面称她们为“礼门四妇”。安人性情恬淡，勤劳节俭，自我持守。她鸡鸣即起，焚香诵读佛经；天将亮时，便告诫婢仆打扫堂屋门户的尘土，铺设坐席，端正而坐，夫妻相对如同宾客，举止行动都有常规，即使风雨也不改变。起初族人合居，家中食指有百余人，虽已各有家室，也没有人敢另立门户。侄孙彦迈、彦逳幼年丧孤，由安人抚养，她对他们教导尤其深切，最终都凭科举功名奋发自立。其他子侄，她也都抚爱有加，使各人都得到她的关怀。后来他们在外做官，举止稍有过失，就一定说：“安人该不会知道这件事吧。”每次赴任，即使是偏远郡县，也必定绕道来向安人请教；安人就告诫他们说：“我看如今的族人，自己一旦显达，便不再顾念那些尚未显达的人；既然不能亲近和睦宗族，又怎么能够爱护百姓、尊重士人？你们要努力。”所以各位侄子任郡守时，有许多值得记载的政绩，实在都是安人启发他们取得的。安人平日饮食不超过两样，晚年屏绝不食蔬布【按：‘晚岁屏不御蔬布’一句无法解释，疑有脱文】；持守戒律十分严格，约束自己，节省费用，一文钱也不妄自施与；但至亲之间遇到急难，她便尽力资助，丝毫没有吝惜的神色。大夫公去世时，遗命拿五百金作为安人的嫁妆，并且让他的儿子掌管此事。

译后来没有人偿还这笔钱，安人说：“先人当初留下这道遗命，是担心家里贫困。我如今幸而有所依靠，我把兄长看作父亲，难道还可以计较这些吗？”于是便不再接受。静渊一生乐于施舍，家产也因此逐渐匮乏。他晚年寄居在我们乡里，当地百姓一向贫困；曦叛之后，连年荒旱，他周济了许多人，安人也竭尽力量帮助他们。静渊去世后，家中贫困得只剩四面墙壁；那些出任州官的侄子们，各自分出俸禄，为安人置办田地房宅，作为供她养老娱乐的安排。在郡城西湖边，堂屋内室大致完备，种植松竹，栽培花木果树，修筑亭子，开挖池沼，用来供她宴饮游赏。安人说：“如果只顾从事这些事情，拿什么来教训勉励子孙呢？”于是又建了一座堂，从静渊诰词中取语，题名为“操修翼两斋”，合称为“西湖书院”。已故兵部郎中谢公艮曾为它作记。嘉定辛巳年，安人忽然染上风痹病，几乎病危。她的儿媳谢氏割取大腿肉奉进，第二天病便痊愈了；言语行动和饮食都同平时一样，只是双脚软弱。第二年孟秋，疾病再次发作，她回头对儿媳说：“替我告诉各位孙子，应当修养自身、谨慎行事，其他事情不必过问。”病势加重后，她整理好衣被，安然端正地躺卧，于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九十四岁。静渊入朝为官以后，遇到庆元年间郊祀封赠孺人、开禧年间大飨明堂等恩典，如今又封赠了若干名儿子、若干名孙子。安人天性深厚美善，纯朴真诚，务实笃行；她教导子孙，不以富贵显达为欣羡，而把听闻善行、实行道义看作急务。她的孙子钥夫获得恩赏荫补时，已经两次参加进士考试了。族人勉励他赴调任官，他向安人请示，安人说：“谁不仰赖俸禄生活？然而年纪还未壮盛就做官，荒废学业是不可以的。”此后五年，当权者征召他，又极力向安人请求，她仍不同意。去年冬天，她忽然对钥夫说：“你想赴调做官，难道不会荒废学业吗？”钥夫说：“不敢。”她才答应了。于是钥夫来对我说：“我两岁时就成了孤儿，能够抚养教诲我，使我不至于迷失跌倒，全靠我的祖母。如今我的俸禄已经来不及奉养她，心中抱有终身无尽的悲痛。从前曾在石照县龙塘庄的原野选择墓地，准备在明年某月某日安葬她，希望先生为她作墓志铭，以封闭墓中幽宅，使后世有所凭信，也借此赎回我的不孝之罪。”我当初任试用官时，有幸曾与静渊一同在遂宁任职，彼此交往很深，本来就知道他内在的贤德。二十年后，钥夫又跟随我交游，从他的志趣和行为中，考察他从家庭所受到的教诲，更加知道安人的美好德行，正如钥夫所陈述的那样，并非虚妄。如今她已经安葬，我怎么能够推辞作铭呢？铭文说：汾水的源头啊深远幽深，汾水的流水啊清冷泠泠。她出自天潢贵胄啊，有典章有规范；美善的仪容、崇高的德范啊，充满了门户庭院。佩戴兰芷啊，服食参苓；上天为什么啊，在霜夜降下凋零。经历艰难荆棘啊，脸色不显忧苦；双目炯炯啊，头发星星。像松柏一样茂盛啊，于是享年百岁；五种福分全都具备啊，并且安康宁静。虽然没有多余的金钱啊，箱笼里却收藏着群经。于是种下极其美好的根苗啊，于是发散出惟一的芳香。若说我不可信啊，请来考察这篇铭文。张孺人墓志铭 前任成州通判赵式父，派他的儿子运舆来对我说：“先母舍弃孤儿们而去，孤儿们悲哀思慕，日夜不得安宁。如今墓地已经营造完成，准备在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勉力奉行大葬。追念先母平日的行为，无论是在家庭中施行的，还是施及宗族、邻里乡党之中的，都有完整的始末。如今若没有什么可以流传给久远的后世，就是进一步加重不孝之罪了。您为什么不替我写下来呢？”我打开书信，哭着说：“我不孝，如今身在荒草坟土之间，心神昏乱，不能执笔，实在无法承担这件事。”他又说：“当初您参加集英殿入对，经过我们乡里时，我正住在父母膝下。您来叙说同年之谊，于是请您升堂拜见我的父母。那天我的父母十分高兴，对您寄托了长远的期望。前些时候您持左符来到我们乡里，我又多次拜见您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看待您，就像从前我的父母看待您一样。如今上天降下严酷的惩罚，两家的至亲不幸遭逢大故；从我的痛苦深重，也知道您一定不能承受。然而您为亲人服丧，如今也已经满一周年了。您只悲哀自己的亲人，却终于不能推及别人的亲人，这对于朋友的道义又该如何呢？”这样往返劝说了三次，我无法推辞他愈加恳切的请求，于是不敢再推辞，便为她叙述大略并作铭文。孺人名慧清，姓张，世代是洺州人，居住的地方名叫张村，凭借财富成为乡里的豪强。曾祖张陟，赠忠训郎；祖父张周，考中政和二年武举，官至武翼郎；父亲张潜，任保义郎；母亲竹氏，是某州军团练使、四厢指挥使秉之的女儿。孺人生长于抚州金谿，性情慈爱仁厚而气质刚直，具有河北人的风骨。嫁到木洞赵家做长媳后，却能够和颜悦色、谦下和顺，顺从侍奉婆婆，和睦对待两位妯娌，凡事都先请示后实行。内外宗族全都喜欢她。凡祭祀宾客之事，整治黍稷，恭敬整饬蔬菜果品，酿造酒醴，没有一样不精细洁净。士大夫往来三峡，都惊叹称异。她自处俭约，见到受冻挨饿的人和瘦弱有病的人，必定怜悯并加以惠助。等到亲自主持家政，亲身操持事务，吃饭通常比别人晚，衣服器用务求质朴。晚年虽然家境富裕，又领取俸禄供养，也没有改变。坐下时一定端庄，从未歪斜倚靠。喝醉后就起身，家人劝她稍微放松舒展，她总是变色说：“父母这样教导我，到死也不能改变。”她常有胸闷之疾，自七十岁以后忽然完全没有其他痛苦，身体更加健康强壮，步履轻快健捷。到这时又感到胸闷，便命家人扶她坐在胡床上，不一会儿就去世了。

译实为嘉定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九岁。儿子三人：长子某，早在二十年前去世；次子运舆，任宣教郎；季子遇。女儿二人：长女嫁鲁仲琏，次女嫁何震。孙子中，男孙七人：衜、衡（乡贡进士）、卫、徽、衎、冲、衢；女孙八人。岁在甲寅，天子推行庆寿恩典，特封为孺人。孺人天性孝慈友爱，每年子孙环绕侍奉，进奉巵酒【按：此处以下有脱文。原本所载铭文说：人的出生，禀受天命；人的禀赋相同，所受也完整。阴阳二气运行，清气浊气由此宣发；有的人承受得深厚，有的人却走入偏途；有的人显达而早夭，有的人困穷而长寿。有这样一位美善的人，温厚纯粹而深沉；宗族称她孝顺，乡党称她贤德。乡里的贤者汇聚征召，如茅草连片；唯独她没有得到进用，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从前我曾到她门下，那时她已白发苍苍；鸡犬驯顺，清风萧然。诗书充满家庭，子孙站满堂前；长寿、康宁，享年八十四岁。于是记下她的事迹，铭刻在新墓道上，希望后来的人能够有所考察。按：不知道这是谁所作的铭文，详察文义，绝不是张孺人的铭文。这是当时抄写时的错误，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勘，仍附录在这里】跋 《书易学启蒙》跋 伊川的《易传》完成后，仍然不断修改订正；有人想看，他只拿出来给人看，从未把定本流传出去。直到临终前，才把它传给张思叔、尹彦明。大概是担心书本一旦流传出去，后来又有所改定，学者便不知道应当以哪一版本为准，往往可能把前面的当作可信、后面的当作可疑，反而误导学者，所以对此十分谨慎。晦庵先生的《易传》刚脱稿时，天下已经广泛流传。我曾经请求一观，先生说：“学者应当看《启蒙》时期的著作。”先生把书交给后山蔡季通之后，又对我说：“你去取来看看，研究《易》的学问大概就可以从这里求得了。”先生大概并不认为自己的《易传》已经很好。《启蒙》这部书，阐明象数，深入探究天地万物的奥秘，大概是汇集古代圣人学问的大成。然而先生对于《易》，认为它本来就是为卜筮而作的。他写《易传》时，见解已经如此。这两部书的旨趣虽然有精粗之不同，但根本原则却未曾不同。后来的学者看《易传》，可以知道先生早年学习《易》、阐明彖象文言的情形；看《启蒙》，则可以知道先生后来学习《易》、提纲挈领、启发后学的情形。事物的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自有一定的条理，不可不知道。然而如今的学者大多把卜筮当作术士的技艺，把象数看成末流。认为《易》是讲性命之理的书，因此对于先生所说“《易》本来是为卜筮而作”，便不能释然。这大概是因为看见“乾元”以下的论说十分宏大，不只是用于卜筮而已。他们不知道伏羲开始画八卦，后来由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在六画之外当初根本没有一句文字；在那个时候，如果不用来卜筮，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只是圣人的卜筮，是用来决断吉凶、动静、存亡、进退的征兆，用来顺应性命之理，贯通幽明的道理，穷尽事物的情状，以便预先指导民众的生活。它虽然不离象数范围，但究其作用，并不是术士所说的那种技艺。周公作《周官》，用《诗》《书》《礼》《乐》教育国子，而三《易》的方法由太卜掌管。秦朝焚烧《诗》《书》，《易》因为被视为卜筮之书而独得免焚。由此可见，《易》的功用，在文王以前已经如此，周公以后又如此，它的源流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先生的话追溯古代圣人作《易》的本心，以此示教天下后世，难道不是深切而明白吗？眉山杨仲禹笃信先生的学说，把两部书一同刻印，赠送给志同道合的人。我赞赏他的志向广大，恭敬地为这部书写下跋文。嘉定五年冬十一月，门人度正谨慎书写。

译《书晦庵易学启蒙》跋 我曾请教：易学包含圣人的四种道理，卜筮只是其中一种方法而已。易的道理应该无所不包，先生解说《易》专门从卜筮这一方法推求，为什么呢？先生说：《易》的道理固然无所不包，但圣人作《易》本来是为了卜筮、预先指导民众生活；如今顺着它最初产生的缘由去探求，大概可以看见圣人的本意。我当时虽然不敢再追问，心里却仍有未能释然之处。有一天先生派人叫我来，亲自把《古今家仪》一书、了翁台州谢表一篇、书稿一张、笔一束交给我。我退下后阅读书稿，其中一篇是答王岘秀才的信，讨论治学以收放心为根本以及读书的方法；另一篇是答刘宰君房论《易》的信，说这部书本来是为卜筮而作，如今卜筮的方法已经失传，诸儒谈象数的通常都牵强附会，谈义理的又过于宽泛，这就是《本义》《启蒙》创作的原因。然而《本义》尚未成书，便被人偷出，致使读者误看《启蒙》；而且希望学者依据《大传》所说的卦画、蓍数加以推寻。从今天看来，比如讨论河图洛书，也未免有多余的话。总之，这部书难读，不如《诗》《书》《论语》《孟子》明白易懂。先生对于《易》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所谓《本义》，就是如今世上流传的《易传》。先生说《易》本来是为卜筮而作，大概是因为奇偶之画就是蓍草筮法由此产生的依据，而它的体制与《诗》《书》等文字完全不同。先生所以断然提出这个说法，大概是想揭示千古以来的奥秘，使学者追溯根本来探求，并自行认识其中的所以然。他说这部书难读，不如《诗》《书》《论语》《孟子》明白易懂，并不是说学者不必用心于此，可以把它束之高阁。因为学者的弊病，在于奔逐高远而遗弃卑近；还没有懂得洒扫应对的礼节，便妄想穷尽天理、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还没有认清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实际道理，便妄想把握天地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宜，贯通昼夜的规律。他们从不认真致力于下学的功夫，却急切追求上达的境界，最终一定会达到空谈宏大而失去自身立足之处的地步。自以为能够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实际上却不足以开通事物、成就事务；自以为知道死生的道理，实际上却不能探究事物的起始、返回其终结；自以为知道鬼神的情状，实际上却不足以懂得精气形成万物、游魂发生变化的道理。世上的学者很少有不沉溺于此的，所以先生的意思一定是要学者先从事于《诗》《书》《论语》《孟子》，然后循序渐进。学者果真能够从事于《诗》《书》《论语》《孟子》。并且有所收获，那么他阅读《易》时，一定会默默地心领神会而有所深入。并不是因为《易》难读，学者就不应当用力，只是不能把它作为最先学习的内容。从前明道推许康节的《易》学，认为那是“加一倍”的方法。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康节，康节赞叹他的敏锐悟性。此后伊川问他“加一倍”的说法，他说：“当时因为在试院里无事，偶然拿来推求，发现是这样，如今已经记不得了。”我每次读《遗书》到这里，再三思考却不能领会，未尝不遗憾这种说法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我终于得到《启蒙》来阅读，于是心中豁然开朗，再也没有遗憾了。唉！先生对于这部书，阐明前代圣贤已经断绝的微言，实在很多。读者切不可漫不经心地读它。嘉定六年四月己卯，门人巴川度正谨慎书写。跋《吕与叔易章句》我家旧藏《吕与叔文集》，其中有《礼记解》《诗传》，却没有见到《易章句》。豫章罗传之坚甫得到这部书，将它刻印在阳安学宫。吕与叔最初向横渠学习，横渠去世后，才跟随二程中的伊川学习。他曾说，自己已经得到横渠指授的内容，虽然还有未尽之处，也不应轻易改动。大概像“中者道之所自出”这一类话就是如此。如今看《易章句》，其中也有与横渠不同而同于伊川的地方，但都只是在一卦一爻之间略有差异，并不涉及大义所在。它的大义，大体上是相同的。横渠的学问，探究天人之间的深奥道理，如《西铭》的旨意。伊川认为这是孟子以来学者所未能达到的境界，当然无可非议。至于谈论“清虚一大”而有“清者神，浊者不神”的说法，谈论“穷理尽性至命”而有“浚流穷源”的说法，伊川大概曾认为其中有不妥之处。假如上天再赐给他一些寿命，使他日新又新，道义更加精深、仁德更加纯熟，那么他的成就难道还会止于此吗？考察《东见录》，伊川、横渠的言论，在细微之处反复辨析，曲折推求，务求达到最恰当的结论，没有一处不如此。吕与叔把这些内容全都详细写出并完整记录下来。我知道吕与叔在这些问题上，对于原先疑惑的地方有所消释，对于自己所得的见解有所融会，收获大概不少，绝不是有所吝惜。虽然如此，世上的学者习惯于自己听闻的说法，便执着不变；安于自己所见的观点，便固执而不能变化。他们在迁徙于义的勇气、改过向善的功夫上，确实不能不令人遗憾。然而与那些老师一死便背弃老师的人相比，难道不是贤明得多吗？难道不是贤明得多吗？我因此把这些情况详尽论述出来。钦定《四库全书》《性善堂稿》卷十五　宋·度正撰　跋

译《书晦庵所释〈西铭〉后》程子曾说，韩退之《原道》这篇文章，如果不是他胸中具有高明的见识，怎么能够在千百年以后辨别是非，断然说得这样明确？然而它的言论只涉及治理天下的道理，还没有涉及性命的深奥根源，在本末关系上仍不完备。至于张子的《西铭》，那就是《原道》的祖宗。从今天看，汉、魏、晋以来，沉溺于权谋功利的风气，没有人能够讲说《大学》的道理来觉醒当时的世人。唯独韩子在《原道》篇中，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为主旨，这说明他的见识确实已经超出诸儒之上。然而他所说的内容，从正心诚意开始就截然而止，没有涉及所谓致知格物，为什么呢？想要阐明《大学》的道理，却不从致知格物入手推求，哪里只是天下国家的道理有所未尽，即使反观自身，也将有所不能察知。这大概就是张子《西铭》所以写作的原因吧？先生曾对我说：“乾为阳、坤为阴，这是天地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是人和万物取得形体的依据。乾刚健、坤柔顺，这是天地的意志，是气的主帅，也是人和万物所禀受而成为本性的东西。”我初读《西铭》时，便领会了这个意思，后来因而补缀整理它，用来解释《西铭》。先生对于《西铭》，依据张子的思想加以推阐发明，无论精微粗浅、本末先后，都详细说明了。然而这两句话，大概是先生解释《西铭》的纲领，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阅读的人还应当自己进一步探求。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门人度正谨慎书写。跋《申请释奠礼》我年轻时进入乡校，看见孔子面向南坐，颜子、孟子位于他的左边，面向西而以北为上，到处都是这样，心想礼经中大概本来就应当如此。后来看到《挥麈录》的记载，说孟子本来位于右边，自从王安石升为配享后，位于颜子之下、孟子之上，所以把孟子退到左边，列在颜子之后。后来罢免王安石，只是有关部门撤去王安石的像，却没有重新安排孟子的位次，所以颜子、孟子都位于左边。我私下曾想，蔡京、蔡卞虽然心怀奸邪，亵渎扰乱典礼，无所不至，但也一定不敢像这样严重地颠倒错乱。如今看晦庵先生所申请的释奠礼仪，才知道本朝祭祀仪式中，正位居中，配位分列东西，朝向或有两位，但只排成一列。古人崇尚右方，以右为尊，没有把配位安排在左边的。政和年间重新修订新仪，配位面向南而以西为上，但也没有安排在右边。何况绍兴以来又恢复旧制，颜子、孟子位于左边，排成一列，这是原有的章法；《挥尘录》所记载的，都是好事者强行作出的说法，并非事实。我私下认为，圣宋承受天命，五星聚集于奎宿，实在开启了文明昌盛的时代。大概从太祖皇帝首先制作文宣王赞、授予孔子第四十四世孙官职，任命他为曲阜主簿，并亲自到孔庙拜谒两次开始。太宗褒奖封赠孔子后裔，封宜为文宣公，并亲自到孔庙拜谒三次。真宗幸临曲阜拜谒孔庙，又亲自制作赞文；又到孔林，降下车舆改乘马匹，来到孔子墓旁，设奠行再拜礼。神宗下诏让孟子配享。徽宗下诏绘制子思像，列入从祀。高宗中兴，又亲自制作赞文，甚至七十二贤的赞文也都亲自撰写。他们兴起斯文的心意，大概没有什么手段没有用尽。因此三百多年之间，真正的儒者不断出现，而洙泗一带失传的学问，也于是重新流传于世。然而配享、从祀的位次，释奠、释菜的日期，以及器物币帛的数量、登降进退的礼节，凡是颁行天下、施行于各郡县的制度，有时仍有未定之处。直到我们先生加以阐述修订，补足遗漏，纠正疑误，然后才清楚明白，可以推广施行。难道百代相传的典礼，也要有所等待之后才能完成吗？可惜奉常还没有来得及施行，权奸便掌握政事，伪学之论兴起，有关部门观望不前，把它压制而不公布。世上爱好礼制的人，都深深为此惋惜。我的朋友罗坚甫傅之，专心致志于此，恰好从先生的儿子那里得到这部书并带回去，在阳安分掌教化，开始仿照它的制度制定礼仪，其他器物也都一一考证后遵从。后来又把它刻在版上，赠给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然而先生这部书也有尚未完备的地方。绍兴初年，已故侍讲文定胡公曾说：“康节、明道、伊川、横渠著书立言，阐明圣人的学问，对于名教有大功，请下令礼官讨论封爵，将他们载入祀典，以昭示后学。”乾道年间，已故太学录魏公也说：“王安石的学术不正，贻误天下国家，请罢黜王安石而提升濂溪、二程、横渠的地位。”这些意见都未能实行。如今先生既没有来得及论及此事，而庙中位次仍把王安石列在末位，也没有加以议论，仿佛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然而先生申请中的第一件事，本来已经先请求明确记载“王安石降在从祀”的指挥，礼寺也已经准备完整记录。龟山的奏章，龟山的奏章，追究根本、堵塞源头，已经把事情的实情说得极为充分。如今我特意揭示出来而不加隐讳，其用意也将是希望后世君子能够改正它。恐怕有人不能理解这一点，便把庙中位次的安排说成已经出自先生之手，从此不再可以议论，所以我又在这里说明。读者应当详细考察。嘉定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门人山阳度正谨慎书写。跋樊允南诗 汪玉山任四川主帅时，推荐蜀地士人十人，山斋樊公名列第一，于是从眉州通判升任雅安。朝廷正想提拔任用他，当时山斋六十岁，起居行动仍很健旺，却突然请求闲退而不接受任用。士大夫因此更加推重他。人们说山斋在事业中途勇于退隐，好像已经厌弃世俗事务，要寄情于山丘沟壑、逍遥于尘世之外。后来忽然看到胡氏的儿子侍奉重病父母，具有至孝的行为，山斋便为他作诗，又率领乡里的贤者共同赋诗，急切地推许赞美他，好像唯恐赶不上他。由此才知道山斋是盛德君子，并不是用矫饰世俗来抬高自己。我听说，已故中书舍人阎公到了退休年纪归乡后，有一位宣和宰相的弟弟寄居在他的乡里，恰好与他为邻。阎公评论此人说：“我不愿意和这个人同乡。”朝廷听从他的话，把那人迁徙到别的郡。唉！山斋的诗，是用来勉励人子孝敬父母的；阎公的话，是用来劝勉臣子忠于君主的。两位公在闲居退职之后，仍能随事显现出这样的品德。他们立身于本朝，在行为事迹中表现出的情况，大概可以由此知道。天下的风俗，难道还有不能敦厚的吗？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两位公，只庆幸能够认识山斋的儿子士迪。

译这正是所谓“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范”啊。有一天，他拿出这首诗给我看。它用来警戒世俗偷薄之风，虽然凛然如同不可侵犯，但其中忠厚恻隐的意味，也明显流露在笔墨之外。从前冯缙云经过成都，与各位名士分韵赋梅诗，剩下“龙”字没有人可以承接，当时山斋在青衣，特意把这个字交给他。他当时受到推重，大概就是如此。何况这是他晚年的作品呢？因此一并书写下来，让人刻印后列在乡校中，以显示前辈维持风俗的用意。嘉定六年二月癸亥，山阳度正谨慎书写。跋《濂溪序：彭推官宿崇胜院诗》后。濂溪平素很喜爱美好的山水，也喜欢吟诗作赋。我们乡里的北岩钓鱼、巴岳龙多，都是胜景。我想他当时游历经过、题咏创作的作品，一定有保存下来的。每次到那些地方，我都从容地寻找访求，却再也找不到。嘉定十二年冬，府中吏员送来报告，我正在代受恩命，任重庆军府事。有一位温泉寺的僧人经过道路时得到一块片石，隐约像有字画，拂拭后看见上面写着“新使君”三个字。每当诵读谈说时，便会问：这是濂溪先生的笔迹吗？于是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罗坚甫。坚甫来告诉我时，我正在汇集濂溪遗文并修订他的年谱，得到此石，十分高兴。这篇序是濂溪亲自叙述平日经历的文字，比其他记载都详细。濂溪刚开始做官时，年纪刚过二十岁，跟随他讲学的人已经如此，也足以看出他很早便听闻大道。谨按：明道十四五岁、伊川十三四岁时，跟随濂溪学习问道，于是厌弃科举，慨然产生了求道的志向。后来推官的儿子一见明道，便赞叹他老成，于是把女儿嫁给他。他们长期听闻濂溪讲学，大概是有来由的。推官因儿子显贵，被赠为尚书。濂溪既然极力称赞他的诗，明道也说他研究经术，以能诗闻名于世，慷慨而有大节，做官不得志，未到老年便以东宫官的身份退居。两位先生对他的推许竟然如此。然而我查阅《百家诗选》和江西宗派诗集，都没有发现这首诗。唉，前辈已经远去了！后来的文人日益崇尚华丽文辞而轻视实际内容，于是使大雅清风之作一天比一天湮没不彰，怎能不令人叹息！我担心这次刻本在辗转借阅之后，时间久了会漫漶磨灭，于是摹刻两块石碑，一块放在郡斋，一块放在濂溪祠堂，用来给我们这一派的士人看。嘉定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文靖公程文跋【代吴侍郎作】这篇文章是文靖吕公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所作。考察他的家状，他学习《春秋》《论语》的墨义、诗赋、杂文、时务策，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春秋》《论语》墨义各十道，以及诗、赋、论各一篇。赋和论的意旨宏大深远，已经有治理天下的气象。唯独经义写得不精，大概是因为当时尚未崇尚经术。当初，公任小官时，伯父文穆公已经很器重他，把他推荐给真宗，后来他终于做了仁宗的宰相。公虽然长于谋虑，但他做宰相实际上以安静为根本，常常不愿有所变更。当时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等人也都不以为然，但公处之泰然，大概从未放在心上。后来他首先引荐范公与自己共同执政；到他临终时，仁宗亲自下诏询问人才，公便把情况全部回答。大概从韩魏公以下，见于庆历《圣德诗》中的那些人，都是公秘密详具上报的，只是世人很少知道。唯独欧阳公知道这件事，所以在范公神道碑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意思。然而忠宣公不喜欢欧阳公，甚至变了脸色斥责他。考察忠宣公在元祐年间的作为，是继承欧阳公的意思；但考察他的实际行为，却与从前大不相同，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认识到这个意思。欧阳公又曾把这件事告诉老泉，老泉也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意思。元祐年间，苏文忠公起草《小申公平章军国重事制》，开头提到烈考辅佐昭陵，清静治理使百姓安宁，勤劳谦逊而得到士人，又说“仪型之老，多其宾客”，大概是在转述欧阳公告诉老泉的意思。唉！关于朋党的议论，哪个朝代没有呢？即使在仁宗时代也不能避免，但最终没有造成祸患，大概是因为当时在位的君子有足以胜过它的德量。公的六世孙祖周拿出这篇文章给我看，我看后慨然感叹，因此说起这些，希望后世君子能够从中有所取法。嘉定三年五月。

译《书东坡与元明帖后》往年后溪被贬到房陵时，寺丞唐德舆任益昌知县，文为教官。此前攻击后溪的人是蜀帅，后来攻击后溪的人还没有下令坡。后溪到益昌后，总使、漕使都不敢出来相见。只有寺丞带着酒和果品，携我到他所寓居的馆舍拜访，安然相处一整天才回来。第二天，总使、漕使因为我曾登门拜访后溪，便各自派属官和我一起去为他饯行。又过一天，送行者到了百堂寺，都与我告别，只有我一直送到三泉。我不想进城，便留在龙门防。那天是中秋月夜，三泉使君拜访后溪，后溪说：“我有客人在这里，可以一起坐吗？”使君到了，便派人来招呼我。天刚亮，使君离去，我经过金牛，与后溪告别。寺丞从十四日到十六日，三次准备酒席相约，应者都以生病推辞。这一天他又准备酒席，并且说：“客人不来，只是传话的人没有把话传到。”应者惶恐地说出实情：“官府没有另外送行，只是客人还没有回来。”我回来后，便拜访寺丞，说明事情原委，说：“后山出行时，我考虑得不够周全。把情况告诉州府而州府听从，便是州府的过失；告诉州府而州府不听，我却仍然前往，又有违抗命令的嫌疑。这两种情况都不可取，所以不敢告诉您。” 寺丞认为完全正确。从前苏文忠公被贬到黄冈时，山谷的哥哥已经在南都为他饯行，后来又到高安为文定送行。这难道是有什么目的才这样做的吗？正值熙宁、元丰时期，谁能料到会有元祐？到了元祐时期，又谁能料到会有绍圣？各自按照自己的志趣行事，是非得失也就在此判明了。然而有些人在公道泯灭的时候，不自行树立，不辨是非，只是随声附和、苟且偷安，在权贵之门摇尾乞怜，希望突然得到任用。事情平定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悔恨自己的过失，反而说：“他们跟随交游于大人君子，不过是假装，是为了求取福祉。”唉！孟子说：“哭吊死者而悲哀，并不是为了活着的人；实行德行而不改易，并不是为了求取俸禄；说话一定守信，并不是为了矫正自己的行为。君子实行法则，只等待命运而已。”这条道理人人都可以做到，没有人禁止他们，却偏偏没有人去做。有志于此道的人，应当自己去求取。我因看到所收藏的文忠手帖，感慨古今人事的变化，恭敬地在后面写下这些话。跋《三舍人帖》宋次道、苏子容、李才元相继上奏弹劾李定的任命，三人最终都因罪被罢免。我私下以为，他们当时的言论过于直率，触犯了君主的愤怒，必定是自取其祸。如今看这些奏论，不过是铺陈典故，说明不应当突然提拔小官，以此开启天下奔走竞争求进的门户罢了。所持的观点虽然十分坚定，但它发于言辞之间的态度，又是多么和平温厚啊！当时荆公刚刚掌握政权，大幅改变祖宗的法度，元老大臣都不以为然。李定刚从外地来，附和荆公以求得到进用，于是极力称赞、颂扬荆公；荆公非常高兴，突然加以擢升，想借此影响群臣。并不是神宗的明察有所不足。当时三位舍人虽然因罪离职，但李定的任命也被搁置，士大夫因此精神振作，直到今天人们仍称赞他们，真是相隔遥远了。后来的年轻人没有经过师友教导，任意放纵胸中的臆见，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只知道自己的好恶，却不顾国家的体制；任意放纵自己的见解，恶言辱骂脱口而出，再也没有一点顾忌，他们不很快落得身败名裂，才是奇怪。李才元的五世孙佃与我友善，因此得以遍观他先世留下的珍贵墨迹，在感叹之余，恭敬地在后面写下这些话。嘉定六年正月己巳，山阳度正书写。跋计次魏所藏先世帖 破荒先生计公，是蜀地一位笃守德行的古朴君子。如今看这几封书信，也可以大致看出他的为人。计公是龟山的前辈，却因为侄子计质有疑问而向龟山请教，一次又一次，仿佛不能自止；如果不是他努力学习、喜好求问，到老也不倦怠，怎么能如此勤恳呢？其中一封信说：“杨中立长久安于自己所学习的东西，突然看见不同的意见，不能不有所听闻和疑惑【意思是：虽然意见不同，也不妨有所聪明领会】，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觉悟。如果说左氏学说能够使子房、萧何、陈平、陆贾、刘敬、叔孙通成就汉朝，那么这些人都只是由此而来【意思是：子房、陆贾、叔孙通学习《左氏》还可以这样说；萧何起于刀笔小吏，陈平起于屠夫，刘敬起于戍卒，却也说他们都是由学习《左氏》而来，我私下对此感到怀疑】；即使董仲舒、贾谊也做不到。杨中立唯独不在所论之内，还是连《左氏》一起否定呢？我料想莘老也不能立刻通达。”我请教说：“晋国灭亡虞国和虢国时，同姓之国却不称其名，这是什么说法？”于是凭此试着询问他，想知道他怎样解释。那人一定会说：“虞、虢有罪，却不像邢国的罪那样；至于卫国，毁灭它时又称其名，等等。”另一封信说：“杨中立看过《圣志论》吗？他认为怎么样？”另一封信说：“杨中立已经出发了吗？” 况且还要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他。《圣志》一书说：‘如果有难以论辩的问题，可以空出一个字寄来，我当同你辨析，使它通晓。’如今《龟山集》中有一封讨论明道《春秋》的书信，《伊川集》中也有一封答复《龟山》史论的书信，这件事与此颇为相合。公的信中说：‘六哥太博，莫非是他的侄子担任太学博士，而龟山正在太学求学的时候吗？’当初，龟山游学太学，跟从伊川兄弟学习，学问造诣渐渐精深，太学中的士人几乎都指指点点，把他看作异类。公又说：‘刚一见面便觉得彼此乖异，这是可以理解的。’大概洙泗一派的学说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自濂溪开始阐发明白它，传了一代成为伊川兄弟的学说；当时骤然听到这些学说的人，大多惊骇诧异，甚至忌日不饮酒、不吃肉也被视为合乎礼法，却有人说正叔既然不喜欢佛教，为什么还吃素？庆贺与吊丧不能在同一天举行也是礼法，却有人说只听到哭声而不唱歌，没听说唱歌时就不能哭；他们甚至因无法抑制愤怒，直接指斥为奸邪，见解不同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公虽然认为龟山乖异，但内心却恳切地想同他来往商议，有问题不讨论通达就不罢休；同那些一言不合便互相诋毁、全然不顾天下后世公论的人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千万吗！公的六世孙仲謩拿出这封信给我看，我反复读了三遍后，不胜仰慕感叹，于是详细叙述这件事，来给同道之人看。嘉定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山阳度正伯周甫书写。

译书写在黄山谷手帖后 黄山谷说，濂溪胸怀洒脱开朗，如同和风拂面、雨过天晴后的明净月色；延平认为，这很善于描绘有道之人的气象。他又对自己的学生说：‘应当经常把这种境界存放在胸中，用来涵养自己。’又说：‘处理事务、接待应对，胸中没有滞碍，才是洒脱。学者达到这种境界，将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不会不得其所了。’正当蔡京得志、痛斥元祐年间的诸位人士时，活着的被远远流放，死去的被追夺官爵，士大夫所遭受的祸患极其惨酷。山谷在这时仍像平日一样写信给他家，难道是因为胸中洒脱，人自然就能如此吗？山谷的后世子孙拿出这卷手帖给我看，我看后感慨不已，诗中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会相像。’我愿意为此作赋，因而写下这些话。题写在伊川先生手帖后 我正任遂宁户曹属官时，友人王世垕君屡次对我说：‘城西傅光君家收藏前代正直贤臣韩琦、范仲淹诸公的手迹，非常丰富。’你的祖父大夫公，嘉祐初年确实在合阳见过濂溪周先生，向先生求教，先生亲笔书写《家人》《艮》《解》等卦的解说赠给他。后来程太中公任汉州知州，大夫公当时任县中的西川职务，又得到伊川兄弟之间互相问答的手笔，往往都在我这里。每次见到王君，我都竭尽心意恳切请求，托付他访求周、程诸先生的手迹。庆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然从山中来拜访我，讲论礼学，已经从袖中取出伊川先生的手状一幅。我慢慢加以考订，大概是先生入蜀时所写的笔迹。大夫公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日记册。这一版从初六开始，至七月十六日结束。其中记载王氏父子、吕氏兄弟升迁擢用的事项，大概是熙宁年间的日报用小字书写，背面全都写满了先生的字，字迹缺损之处便不录入，因此独能得到不被漫漶的本子。又问濂溪的书，说：‘已经没有了。’我又悲伤又高兴，对王君说：‘我度正不才，读诸位先生留下的书，学习他们的学问，寻求他们的道，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每当看到当时的一件事、一件物，就像召公南国之棠、孔子曲阜之履那样，徘徊不舍，不忍离去。’ 如今这张纸幸而从败坏朽烂中保存下来，可是诸位先生用来启发示范后世的东西，当世正把它当作奇货，哪里知道叔孙武叔之类的人看见它后，不会竟然把它投入水火之中呢？请替我向傅君致谢，我一定恭敬地收藏它，使它不致毁坏。这年秋天，傅君来告诉我：‘先生的书信，我谨慎地按照您的吩咐办理了。’大夫公名耆，字伯寿，名字列在元符党籍中。光字用之，世垕字叔载。后学乐活度正谨慎书写。按：这篇文字见于朱晦庵《大全集》中的《题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后》，今采录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