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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文定集》目录　　　　　　别集类三【宋】卷一 奏议三篇 卷二 奏议三篇 卷三 奏议三篇 卷四 奏议十篇 卷五 奏议八篇 卷六 状札十九篇 表八篇 卷七 防论二篇 卷八 制九十二篇 卷九 序八篇 记七篇 说一篇 铭二篇 卷十 题跋二十七篇 卷十一 题跋二十二篇 卷十二 题跋二十篇 卷十三 书十八篇 卷十四 书十八篇 卷十五 书三十一篇 卷十六 书十九篇 卷十七 启十九篇 卷十八 启三十篇 卷十九 启六十六篇 卷二十 祝文九篇 祭文七篇 志铭二篇 卷二十一 志铭三篇 卷二十二 志铭四篇 卷二十三 志铭五篇 卷二十四 五言古诗八首 七言古诗一首 七言律诗十一首 七言律诗十二首 五言绝句三首 七言绝句十四首 【臣】等谨慎考订：《文定集》，又名《玉山集》，是宋代汪应辰所撰。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起初名叫汪洋，绍兴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高宗特意为他改名。起初授任镇东军佥判，后来官至敷文阁学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汪应辰年轻时跟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国等人学习，后来又与吕祖谦、张栻友善。他是朱子的从表叔，常常与朱子相互商讨学问，往来不绝。他被授为敷文阁待制时，举荐朱子代替自己，二人的交情尤其深厚。因此，他的学问确实有源流传承。他任秘书省正字时，曾因上书触犯秦桧，被贬为建州通判，在州郡中困顿了总共十七年。《宋史》称他直言无所隐讳，在吴芾、王十朋、陈良翰等人中最为刚直鲠正。他的立身行事也有始有终。《宋史·艺文志》记载他的文集共五十卷，到了明初已经很少流传。弘治年间，程敏政在内阁得到他的文集原本，因为卷帙繁重，不能全部抄录，于是摘抄其中要点，编成《廷试防》十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年间，他的同乡夏浚将其刻印，又附上遗事、志传等文章，共二卷。如今世上流行的版本，都从程敏政本抄录传下，已经有二三百年没有见到完整卷帙了。现在考查《永乐大典》，其中所载的是程敏政本，没有载入的有几十篇。【姚广孝等人所依据的本子，就是敏政所见的内阁本；但敏政为求方便而抄录，所采内容过于狭窄，所以奏议中的长篇多有缺失。现谨以浙江购得的本子同《永乐大典》相互参校比较，删除重复内容，增补原来未完备的部分，编定为二十】【四卷。虽然还不能恢复五十卷旧本的原貌，但已经得到其中大半，精华也大致齐备于此了】【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校官陆费墀 文】【定集目录　臣】之四五盖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一 宋代　汪应辰　撰 奏议 轮对论和议异议疏【绍兴八年五月】臣下私下看到，近来敌国使者在朝廷，朝廷内外人心骚动，朝廷之上号令纷乱：对内忧虑和议不能协调，对外忧虑反对和议的意见不能停止。臣虽然身份疏远，却能看出圣上的勤劳忧惧。不过臣私下忧虑过度，认为和议不能协调，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真正可怕的是和议已经协调，却因循苟且、毫无防备。反对意见不能停止，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真正可怕的是反对意见已经停止，而上下彼此防范。正是孟轲所说的“在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直言劝谏的士人，在外没有敌国和外患”的时候。议论此事的人往往认为，今天的和议决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能长久。只有臣认为不是这样。从前秦国谋划攻打楚国时，本来曾经割地给楚国，借兵给楚国，与楚国结为兄弟，又结成婚姻关系。然而这样看来，如今所说的“归还我的梓宫，送回我的母亲和兄长，恢复我的土地”，怎么知道就不会实现呢？等到秦国谋划攻打齐国时，秦国与齐国通和总共四十多年，从未交战；又怎么知道今天和好的实现不会像那样长久呢？至于说敌人有悔过、归顺的意图，臣即使十分愚昧，也不敢相信。臣听说王伦出使时，敌方始终没有让他到朝廷拜见，这必定是有诡诈的谋划和秘密的计策，害怕我方使者或许能够窥察出来。这难道能说明他们对我方已经完全明白、毫无疑虑了吗？又听说敌人迁往北方时，把财物搜刮殆尽，把所有壮丁都驱赶着带走，甚至连鸡、猪、狗、羊也没有留下。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爱护我们而不取吗？这难道真有悔过归顺的意图吗？既然并非真有悔过归顺的意图，却突然同我们讲和，这是什么缘故呢？陛下如果真能由此思考忧患、由此思考危险，就会忙得顾不上吃饭来谋划这件事了。臣认为敌使离去之后，应当告诫有关官员，交相整治各项政务，暗中整饬边境官吏，厚实地做好防守准备。如今却在朝廷内外大肆赦免，重赏士卒，褒奖将帅，个个面露喜色互相庆贺，以为从此就开始休兵息民了。即使一旦就忘掉多年积累的耻辱，难道就不考虑将来意料之外的祸患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因循苟且、毫无防备的可怕之处。当时朝廷正忧虑反对意见不能停止，大的就流放驱逐，小的就罢官贬黜，甚至只要说一句迎合的话就越级提拔任用。因此小人窥见了其中的空隙，轻浮急躁的人阿谀奉承以求得宠，畏缩怯懦的人因循沉默来保全自己，谋略浅薄的人于是认为天下无事，而忠臣正士却无法在群小之间立足。如今事情已经稍稍平定，陛下一定会认为这是出于自己的独断，更加轻视天下的士人了。事情正确却独自专断，尚且会排斥众人的谋议，何况事情本身不正确呢？引导人进谏，尚且担心做得不够，何况拒绝他们进谏呢？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您说话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您的错误；卿大夫说话自以为正确，士人和百姓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孟子说：“说话声音和颜面都带着傲慢之意，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那么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的人就来了。同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的人相处，国家想得到治理，能办得到吗？”这就是臣所说的上下彼此防范的可怕之处。臣希望陛下痛心疾首、卧薪尝胆，谋求国家中兴。不要认为和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应当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那样警惕；不要依仗独断就可以成就事务，而应当虚心听取众人意见，常常担心下面的实情没有完全上达。兢兢业业，以承受上天的心意。德行日日更新，天下各国都会归心。臣将亲眼见到圣明时代，怎么至于让这样广大的中国受仇敌役使呢！请陛下裁决是否采纳。【按：本传说：“奏疏上呈后，秦桧非常不高兴，调任建州通判，于是请求奉祠归乡。”】奉诏论述消除灾害、防止盗贼之事【绍兴三十一年，以权吏部侍郎身份上奏】臣愚昧无能，陛下却过分垂意，任用臣充任侍从。正值陛下早起晚睡、焦心劳神谋求治理之时，臣却没有一句话能稍稍补益万分之一，尸位素餐，死有余罪。如今陛下只敬畏上天的警戒，心怀长远的谋划，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赐下诏书询问，臣还不进言，罪过就更大了。谨冒死献上愚见。所谓消除灾异的方法，臣不足以完全知晓；但是天理所在，有些道理是可以看见的。天地和人本来同是一股气，彼此上下流通，起初没有间断，所以天地的灾祥与人的善恶，常常往来相应，没有穷尽。圣人把人同天地相配而称为三才，又说人是天地的心。腹心对于五官，似乎不相互作用；然而疾病发生时，必定是病邪在体内积聚已久，然后才有一天显现在外表。高明的医生察看脉象、观察气色，知道病因由来，治疗其内部，外在的症状就会消失。如今淫雨超过正常节令，万物受到它的危害，这是疾病显现在外面的表现，难道不是腹心之间有某种疼痛而不得安宁吗？或者有某种郁结阻塞而不能伸展吗？依臣所见，这两种情况如今都有。要停止这种疼痛，没有比体恤民力更好的办法；要解除这种郁结阻塞，没有比使下情通达更好的办法。什么叫体恤民力？臣听说，国家所依靠、作为根本的是百姓，百姓所依靠、赖以活命的是财物。向百姓征取超过限度，百姓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东西。臣私下考察古今财赋收入的名目种类，繁多杂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过去汉代到汉武帝时才开始有盐铁、榷酤之法；唐代到德宗时才开始有两税、榷茶之法。当时议论的人纷纷认为这是百姓的祸害，后世却已经兼而使用了。唐朝初年，向百姓征取的叫租、庸、调；天宝以后战事屡起，凡是不合常法的征敛，如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奏之类，后来都收入两税，作为固定赋税，这就是今天的税，因此赋敛的沉重到了两税已经是极点，不可能再增加了。所谓茶税，起初所得仅四十万缗，也远远不能同今天相比。如今江浙州县财赋的名目，臣所能看到的有经制、总制、籴本、僧道免丁、州郡宽剩、大军月桩、和买折帛；名义上说不是向百姓征取，实际上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名义上说是漕司移用，实际上却责成州县办理；

译名义上说是州郡的盈余，实际上却不够；名义上说是给他们本钱，实际上却根本没有。陛下试着下诏给有关官署，把这几项同过去比较，它们增加了多少，也不知道已经超过几倍了。至于州郡空虚，各种额外索取，又有许多难以计算。比如春冬军衣钱，过去由官库支付，如今却向百姓征收。军器物料，过去是和官府公平买卖，如今却不再按价给钱。茶引本来是用来流通茶叶的，如今商人用它也卖不出去，却还按等级强使他们输钱。即使有廉洁公平的官吏，也无暇顾及违犯、冒犯法禁之事；即使有严明的监司，知道州县实在无可奈何，也不再追问。何况还有臣不能全部看到的情况。陛下由此推想，今天百姓的力量已经可以知道了。向百姓征取如此之多，理应财物聚集于上，怎么用也用不完才对。然而户部的用度却常常忧虑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朝廷内外都疑惑而不得其解的事。臣私下认为，国家财政的重要事务和民间事务的繁杂，都必须通晓其本末源流，然后才能为它制定节制办法。唐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开始编制《国计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年间，也都曾编纂《会计录》。元丰年间，又编成《中书备对》。如今应当仿照这些书，编制《绍兴会计录》，使天下财赋的收入和支出都能够全面查考。然后把祖宗时期收入和支出的数目拿来相互比较，其中浮滥冗余的费用有超过旧数的，必须追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集合众人的意见，斟酌时势的适宜程度；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可以削减的就削减，考察这样能够节省多少，然后对于财赋收入中危害百姓最严重的项目，就可以逐步议论处理了。比如经制、总制不能立即废除，就不必拘泥于固定数额。比如和买、折帛不能立即废除，就可以削减其成倍加价的部分。由此类推，类似情况很多，不止一端，希望困顿疲敝的百姓还能够稍稍得到苏息。不这样做，百姓的财力就会日削月减，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陛下即使在上面怜悯百姓，降下恳切的诏书，制定烦琐详尽的法令，也根本不能有益于百姓的病苦。从前仁宗皇帝即位初年，翰林学士李谘进言说，两国停止战争二十多年，而边境供给仍同过去一样，其他费用却逐渐增多，应当裁减浮滥冗余的费用，以减轻厚重的征敛。于是仁宗下诏让近臣共同议论，以景德年间同天禧年间比较，计算所节省的数目，达到十分之三。后来西夏起兵，御史中丞贾昌朝建议核算经费，削减各种不急需的开支，仁宗也下诏让近臣议论，每年节省钱币一百万缗。等到夏人请求订立盟约时，枢密副使庞籍说，陕西自从用兵以来，费用开支太大，请派使者削减边境费用，仁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所节省的超过一半。庞籍又认为近来军队数量多而不精锐，所以国家费用困乏枯竭，便与中书共同议定，大力进行裁减整顿，总共裁减八万多人，三司因此得到的钱粮开始有了剩余。这些都是祖宗已经实行过的事情。虽然节省费用来爱护百姓，按道理本来如此，但这只是说通常的道理罢了。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太平时不忘动乱；如今名义上说没有动用武力，而百姓仍免不了困顿疲敝，假如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将靠什么供给呢？恭敬地想，太祖皇帝创设内藏，当时平定僭伪政权、亲自到郊外祭祀天地，所花费的巨额钱财，都从内藏支出，百姓却不知道。真宗皇帝下诏让近臣作记，叙述祖宗爱护民力的用意，并且对宰相说：“所储藏的金帛，是用来供军国之需的，不是供我个人享用，只是外廷不知道罢了。”从此以后历朝，有时因战事，有时因水旱灾害，总是从内库发钱赐给三司，这也是祖宗已经实行过的事情。只要陛下把祖宗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仁政就可以施行了。什么叫使下情通达？臣听说，言路广泛，然后下面的实情才能通达。自古明君之所以寻求进言、采纳劝谏，以及祖宗所以留下谋划、使后世长久受益的道理，陛下已经知道，也已经亲自实行了。臣不敢广泛援引，以烦扰圣听。近来臣下进见时，陛下常常告谕说，即使言语切直，有时说得过分，也都能够容纳；由此可以看出陛下的心意，只是担心下面的实情有所不能尽数上达。后来秦桧掌权，专横放纵，憎恶天下人的议论，随后陛下也知道了，于是开始施用严刑重罚来钳制天下人的嘴。言辞神色稍稍涉及疑似之处，出仕或退处之际偶尔受到一个眼色，往往都会遭遇不可预测的灾祸；告讦的风气因此滋长，亲戚互相成为仇敌；罗织罪名的案件因此兴起，路上行人也只能互相使眼色，人人不能自保，迎合奉承成为风气。称赞秦桧的人把他当作圣人，尊敬他的人把他当作慈父。凡是投进匦函的奏章、到朝廷进呈的奏疏，都不约而同地归结为赞美秦桧一人；即使元老大臣到了必须当面奏对的时候，也托病请求免除；在殿上奏事的人，仓促惶恐地早早退下；圣上问到的事情，他们就恐惧而不敢回答；圣上的意旨所到之处，他们就拖延而不敢执行；四方的馈赠全都集中到宰相府中，而宫廷反倒没有；各郡国遇到便宜行事之事都向三省请示，而深宫之中的皇帝却不知道。在这种时候，朝廷内外的人心情形会是什么样呢？推究秦桧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他所持的说法，必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拒绝劝谏；他会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国人的论议就不会统一，君主的尊严也不会得到维护。但如今看来，难道真是这样吗？陛下振作精神、英明决断，使政事教化焕然一新，天下人这才得以擦亮眼睛、伸长脖子仰望天日之光。陛下招揽众多士人，不论新旧；开放渠道采纳各种意见，不遗漏疏远之士，恩德心意已经十分深厚。然而士人的风气衰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果不大力加以纠正、振兴，就不容易改变。为什么议论政事的大臣不能广泛推扬圣上的德政，明白昭示朝廷内外，反而借用秦桧遗留下来的办法，使言路艰难阻塞、士气受到摧折呢？陛下因星象变异而求言，他们却说：“恐怕奸人会把天变当作可乘之机。”大理少卿论及刑法，他们却说：“不该说而说，是违犯名分。”凡是士人进献言论的人，他们的内心和行为本来未必完全相应。然而有言论就接受，有好的意见就实行，何必一定要追问其他事情呢？如今有的人预先窥探他们隐伏的动机，有的人追究他们平素的行为，有的人指责他们是沽名，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喜好标新立异。这样的说法一旦流行，即使不必施加刑罚，士人也会止步于千里之外了。

译从前公孙戍劝谏田文，后来田文在国外获得宝物，便把公孙戍的奏表公布出来，以勉励后来进谏的人。司马光认为田文可以说是善于采用劝谏了。假如他的言论确实有益，即使怀有欺诈的心，也还应当采用，何况是竭尽忠诚、没有私心来侍奉君上呢？既然如此，又何必预先窥探他的隐秘动机呢？裴矩在隋朝谄媚，在唐朝却忠诚，司马光认为，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乐于听取直言，谄媚也会变成忠诚。既然如此，又何必追究他平素的行为呢？庆历年间，谏官包拯进言说：“大臣专擅政权，厌恶有才能的人有所建言，就议论说他们接近沽名。”群臣虽然很多，但有志于国家的人很少；那些能够处心积虑谋求补益君上的人，又被“沽名”的说法困住，这样有志之士和仁人终究没有办法施展。因此，把人指为沽名的人，就是不希望他行善。君子和谐相处却不强求相同，小人表面相同却不能和谐，所以晏婴说过和与同的区别。因此，把人视为喜好标新立异的人，就是想让人人都完全相同。伏望陛下警惕权臣欺骗蒙蔽的危害，知道这种说法是邪说；察看今日风俗的弊病，思考挽救其过失的办法；阅览士大夫关于是非的议论，以道理作出判断；任用忠诚正直的人，斥退疏远阿谀奸佞之徒，使天下知道朝廷的好恶所在，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都会受到感化而成为忠臣了。即使有人狂妄而不知大体，迂腐空疏而不适于任用，也只须搁置不用罢了，不要轻易加以罪罚。这样一来，百姓的疾苦、臣下的真情和伪饰、各项政务的缺失，都会全部陈述在陛下面前，又哪里会有谁因郁结阻塞而无法伸张的叹息呢？至于防守盗贼的方法，臣私下认为，正是今日国家内部立国的根本，也是对外防备祸患的办法。虽说如今巡行江左，但国家的规模和情势，实际上与六朝不同。百姓爱戴朝廷，即使死也不改变，国家的形势依靠这一点而稳固。这是六朝所不敢奢望的。至于边境上经营防守、侦察警戒，常常像盗寇已经来到眼前一样，这是六朝用来巩固自身而今日还没有做到的地方。六朝的君主往往乘时势崛起，起初并没有长期积累的基业。能够承继国统、号称中兴的，只有东晋罢了。当元帝迁镇建康时，住了一个多月，吴地人还没有一个前来归附。借助王导兄弟为他增重声势，又引荐顾荣、贺循作为先后响应的人，百姓才逐渐归附。不久王敦、苏峻、祖约相继起兵，国家危疑，局势岌岌可危，几乎一线不绝。再加上桓温父子掌权，国家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恭敬地思量陛下统率河朔军队以来，四方听到风声，像云聚集、像回声响应一样，竭尽全力奔走，只怕落在后面。上下各有固定的职分，朝廷内外没有不同的心志。分掌一方军政的重臣、掌握兵权的大将，只要一纸诏书召唤，早晨接到命令，晚上就已经启程。这难道是东晋敢于奢望的吗？然而如今勉强维持和好，确实遵守信约，城郭不修缮，器械不整备，望楼和障碍不设置，烽火也不举放。憔悴的百姓背负幼儿，沿路流离，却没有得到收容。空旷荒废的土地，一眼望去满是荒草，却没有耕种。如果六朝的君主像这样放松戒备，即使没有外患，也将发生内乱，哪里能够安然度过一天呢？由此可见，民心作为国家根本，意义是多么重大。所以臣前面所说的区区意见，以体恤民力、通达下情为首要事务，正是为了维系百姓的心，使他们牢固团结而不解散。虽然如此，六朝用来防备祸患的办法，又怎么可以忽视而不讲求呢？大体说来，国家在江左，必定要保住两淮，必定要占据上游。然而孙氏的吴国从未拥有淮南一尺土地，也仅仅能够自守罢了。魏文帝的军队到了瓜步，淮南已经守不住了，但最终仍不能渡过长江。至于上游地区，万一被敌人占据，那么很少有不能让敌人得志的。因为敌人顺流而下，通行无阻，就像从高屋上向下倾倒瓶水一样，没有人能够抵挡。如今建业地域广阔，营垒和军队彼此相望，外界议论颇认为已经得到了合适的人选；但上游的防备仍有值得忧虑之处。《兵志》说：“用一人攻击十人，没有比扼守险隘更好的；用十人攻击百人，没有比凭借险要更好的；用千人攻击万人，没有比依靠阻塞之地更好的。”襄阳一带是平原旷野，没有险要阻隔可凭借，所能依靠的只有军队。如今兵力实在不足，这是第一个可忧虑之处。只有同士卒同甘共苦，才可以同他们共生死。如今田师中刻剥部下，把他们当奴隶驱使；平时无事，士卒就纷纷叹息怨恨，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们能够为长官效死吗？这是第二个可忧虑之处。又强行抓捕招募行旅之人来补充军籍，以至于有人截断肢体来求得免役，人心的情形由此可见。这样的人能够驱使他们作战并拼死效命吗？这是第三个可忧虑之处。一个人地位极高、财富充足，却能把立功报国作为志向，这才是豪杰之士。唐代杜牧论用兵的弊端，认为爵位官命已经达到极高，田宅广大，金帛财货充足，子孙也都做了官，怎么肯再为我勤劳呢？如今田师中不正是接近这种情形吗？这是第四个可忧虑之处。李道原来是田师中的旧部。田师中因恼怒李道离开自己，便给他疲弱的士卒，却扣留了他的家产。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却希望他们互相援助如同左右手一样，怎么可能呢？这是第五个可忧虑之处。这几件事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而臣私下感到忧虑的，只是没有听说执掌军政的人对此有所筹划。难道他们知道两淮的重要，却不知道上游更加重要吗？陛下如果确实留意于此，使将领能够使用自己的军队，使军队能够供将领使用，使各处形势彼此衔接，声势和气势日益振作。至于边境上的事务，如占据险要、扩大侦察范围、派遣间谍、察知奸诈虚伪之事，诸如此类，都可以交给适当的人，听任他们施行。只是防备抵御的大计，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方案；希望陛下秘密诏令各位将领，尽心详细列举方案，使议臣共同审订其可行与不可行之处；有不完备的地方，再往复诘问讨论，然后由陛下亲自裁断，妥善处理，使内外相互配合，合力实行。不能像草率地试行，只侥幸希望它或许成功一样。从前赵充国上奏屯田之策，宣帝总是下令公卿讨论。诸臣起初赞成充国之策的只有十分之三，中间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于是才下诏回复，采纳了他的意见。庆历年间筹划西部事务，也曾下诏让帅臣讨论攻守两方面的办法以上，再由朝廷裁择。

译近世以来，凡是举行事务、兴办事业，议论往往不一致，政令屡次改变，因此虚度岁月、拖延时日，直到现在仍没有成就。假如一开始就审慎决定，确定方案后再发动，哪里还会有纷纷扰扰的祸患呢？臣想说的，大概已经陈述了大意，但内心恳切的诚意仍然不能自已，谨敢继续说下去。如今全天下所希望、认为忠义纯正而可以担当当前事务的人，张浚就是这样的人。但臣私下对此有所疑虑。陛下搜罗人才，勤勉不懈，唯恐来不及，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也唯恐失去。既然有这样的人，陛下难道肯把他列入贬谪之人的名册吗？古人说过：“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了解的。”这并不是说一定只有君主才了解臣下。因为臣下在君主左右侍奉，早晚亲近，他的志趣所崇尚的、才力所能达到的，君主观察得很熟悉，不像旁人只是凭想象和传闻来了解。那么陛下的心意，必定有超然独到的见解，不是天下人所知道的了。虽然如此，法正曾对蜀先主说：“天下有徒具虚名而没有实际用途的人，许靖就是这样。但天下人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明白，应当加以尊崇厚待，以安慰远近人的期望。”如今张浚的名望不低于许靖，至于他有没有实际用途，只有陛下知道罢了。即使他没有实际才能，尚且应当因众人的声望而受到重视，何况他难道还不止于许靖吗？任用一个人，如果能够借此安慰天下人的期望，解除天下人的疑虑，那么即使说只是虚名，也正是实际用途所在。况且臣听说，人常常犯过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受到震动、性情受到磨炼，然后才能增长原来所不具备的能力。张浚获罪已经二十年了，臣不知道他改过自新、增长才干，是否仍只停留在陛下从前所知道的程度，还是也有不容易被人了解的变化？古代圣人不因自己一人的聪明而废弃众人的议论，也不因一个人的过失而遮蔽他终身的善行。每每认为了解人最难，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希望陛下加以明察。臣实在恳切到了极点。论军中功劳和赏赐不实【案：原本没有注明年月。据《宋史》本传，此奏驳斥李显忠冒报安丰军功劳和赏赐，时间在任权户部侍郎之前。李心传《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应辰由权吏部侍郎改任权户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因此此奏应是在闰二月以前上奏的。】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下令让李显忠开列确实建立功劳人员的名单，作出保证证明，报送三省、枢密院，请求圣旨施恩。如今李显忠保奏安丰军正阳西迎击番贼、取得胜利而立功的官兵，共五千二百零五人，并且分别开列了各人应当补授、转升的官资。朝廷没有等核实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赏赐不超过时限，按理本来应当如此；但事情如果不符合事实，就会成为人人怀疑的对象。自去年冬天以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将帅拥兵在边境上，敌骑突然来到，却不能交战，只是望风逃避罢了，李显忠就是其中之一。臣也有不能不相信这一说法的地方。假如官军果真能够迎击阻挡敌人的锋芒，大败敌军，并且反复掩袭追击，如今功状所说的那样，那么敌人屡次失败就应当退兵；即使他们坚忍不退，也不应当还能径直前进。我军多次获胜就应当进军；即使我军持重而不想前进，也不应当突然退兵。如今敌人长驱直入，践踏数郡，而我军将帅自以为打了胜仗，却已经放弃淮河流域退回南方。这就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臣也不能不相信的原因。如今反而把这当成功劳，列上五千多人，几乎都给予越级的赏赐，能够说符合事实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二百五人〕 王权也曾把安丰的胜仗上报朝廷，如今看来，究竟怎么样呢？近来上书言事的人论列刘光辅的罪过，像冒领功劳、冒受赏赐，就是其中一件，何况现在竟涉及五千多人呢？其他士卒听说后，也将因此对自己的统帅有所期待，统帅必定无法压制这种要求。如果又这样推行赏赐，那么所谓五千多人将达到数倍还不止。将帅没有什么忌惮，就会更加骄横；士卒没有什么可以劝勉或警戒的，就会更加懒惰。冗滥之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用就更加困乏，民力也更加困顿，长此以往的弊病将不可胜言。这正是臣极其恐惧的。真宗皇帝巡幸澶渊，契丹与宋通和，大将李继隆、石保吉、葛霸因战功只增加官阶、加封爵位，内侍文质因为射杀敌将，也只是由高品升为殿头高品而已。富弼认为诸将不能大败敌人，最终却达到和好，真宗因此感到羞耻。君主既然以此为耻，那么将领还有什么功劳可说呢？所以赏赐很薄。如果没有功劳却议和，那么将帅应当治罪，赏赐也不应施行。臣私下认为，时代不同、事情不同，如今固然不能完全照祖宗时期办理；但爱惜官爵名器，辨别功劳，却应当以祖宗为法，再斟酌其中的增减取舍，这才可以。关于安丰军的功劳和赏赐，望圣上慈悲，下令谕告三省、枢密院更加详细斟酌，取圣旨施行。臣冒犯威严，实在惶恐战栗到了极点。《文定集》第一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第二卷。宋代汪应辰撰写。奏议。奉诏陈述军队和粮食等事务【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日】。臣恭敬地看到，上天帮助顺应天道的人，海陵王已经灭亡，金主新立，畏惧上天的威势，派遣使者来通和，言辞十分恭敬诚恳。陛下正不以安逸自处，预先为秋季防务作准备，又不以自己圣明自足，而广泛听取群臣的谋议，天下实在是大幸。只是从现在以来，传来的消息不一致：有人认为金主宽厚而能得到众人拥护；有人认为他懦弱而不能立足；有人认为他急于和亲，想重新收回河南之地；有人认为他们正在大力设置赏格来激励战士，像唐、邓、陈、蔡等地一样，失去之后还要重新夺取，他们的志向大概还没有停止；有人认为河朔群盗正在扰乱金国南部，而契丹遗留下来的族人正在攻打其北部。从前汉光武帝刚刚平定天下时，臧宫、马武都认为匈奴衰弱之时不可错过，光武帝却回答说北方边境仍然强盛，应当屯田并加强警戒防备。传闻之事常常有很多不符合事实，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实在就在这里。总之，治理国家的人不应当只问敌人的盛衰，而应当看我们自己治理得怎么样。东晋末年，苻坚凭借百万军队和战胜的威势，长驱攻打各地，自以为把马鞭投入长江就能截断江流。到了淝水之战，敌军溃败奔逃，首尾不能相顾，最终因此亡国。这样看来，敌人即使强盛，也不一定足以成为中原的祸患。晋国的谋臣都想乘苻氏败亡之机开拓中原，认为王师一出，就可以全部取得兖、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安于宴乐享受，不再有所顾虑，即使有谢安那样的功勋也不能被容纳，反而让道子、元显一类的人出来掌权。晋国由此衰弱，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样看来，敌人即使衰弱，也未必就是中国的福分。因此臣说：不应当只问敌人的盛衰，而应当看我们自己治理得怎么样。如今诏旨以粮食充足、军队充足为忧虑，这两件事都是自我治理的要务。臣请先谈粮食充足的办法。从前有人认为，国家应当依靠收取租税来供养官府；但汉文帝、汉景帝盛世时，有时减免百姓一半田租，有时全部免除，有时实行三十税一。汉武帝极度奢侈，实行盐、铁、酒类专卖禁令。汉昭帝即位后，把这些禁令全部废除。到了后世，有时实行，有时废止。唐代到德宗时采纳杨炎的主张，把军兴以来的各种暴敛横征合并为两税，又采纳张滂的主张，开始设置茶禁。汉、唐所征收或实行专卖禁榷的项目，如今都不能轻易改变了。然而刘晏号称善于管理盐业专卖，他刚任职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多万缗。天下赋税中，盐利占了一半，宫廷服用、军队粮饷以及百官俸禄，全都依靠它供给。如今只以淮南、浙江计算，每年收入一千三百四十万。贞元八年实行茶叶专卖，每年获得四十多万缗；如今每年却收入二百四十万缗了。世上本来没有比刘晏更善于理财的人，只是不知道假如刘晏再生，在今天的财利方面还能不能有所增加。至于其他征收的名目，繁多得不可胜数：有经制钱、总制钱、无额上供、折帛钱、州郡宽剩钱、僧道免丁钱、寺观宽剩钱、大军月桩钱、瞻军酒息钱、籴本钱。总计所得，又超过两税十倍还不止。这样看来，今天财利收入的丰厚，是汉、唐时期以及我们祖宗朝代的盛况都比不上的。既然如此，理应财物聚集在朝廷，怎么用也用不完才对。可是大农寺连十天的储备也没有，甚至还要让皇帝日夜忧虑，这是什么原因呢？臣曾认为，征取得多，本应有余，却有时反而不足；征取得少，本应不足，却有时反而有余。汉文帝、汉景帝减轻徭役、赋税轻薄，而钱串腐烂、粮食陈积；汉武帝把天下财物都收归国有，日常用度却常常接济不上。唐代王仲舒任江西观察使时，上奏请求停止九十万缗的酒类专卖钱，三年以后，钱财在府库中有余，粮食在仓廪中有余。孔戣任岭南节度使时，全部废除其他名目的税，免除所属州县拖欠的二百万缗钱，于是公家的收藏和私人的积蓄，上下都充足。由此看来，关键不在于征收得多，而在于使用财物有节制。今天的财赋，从外廷方面来说，左藏库每年支出的数目，与绍兴初年相比，已经增加一倍以上。臣不敢远引前代，只姑且以陛下初政时期为标准，那么其中应当裁减节省的地方，本来就不少。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请求明诏中书、枢密院大臣，考察祖宗朝天圣年间官吏、军队的数量和天下赋税收入的数目，斟酌增减损益，制定条文，让上下遵守；这样国家用度就有定额，百姓的力量也会有余。这也是微臣对陛下的期望。所有百官和各有司浮费、冗费，都可以参照旧制，一律削减。只是军队方面的开支每天增加，因循日久，已经成为成例，一旦改革，确实也不容易。然而赏赐制度中的冗滥，难道独独不能加以甄别吗？军籍中的虚报冒名，难道独独不能考核查实吗？这些只在陛下指挥处理之间罢了。又自从用兵以来，朝廷内外争相提出所谓适宜的办法，往往出于希求功劳、侥幸成功的想法，例如设置营田、组织民兵、招纳归附之人之类，钱粮器械全都从朝廷取得，却没有丝毫成效，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有什么用。熙宁年间，韩绛以大臣身份宣抚陕西，耗费十八万缗，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众人的议论沸腾，都认为这是大过错。如今所谓十八万缗，不知道已经是它的多少倍了。何况这些事情刚开始实行时，议论者本来就怀疑它不可行。因此臣希望朝廷有所兴办作为时，能同众人共同谋议，使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全部陈述在面前，然后选择可行的加以实行。就像汉宣帝让公卿讨论屯兵利弊，反复详尽地讨论，或许可以避免轻率举动、妄自行动的过失。虽然如此，这还只是说外廷的事情罢了。至于内府的财物，则有外廷所不知道的地方。《周官》中太宰以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其中有颁赐费用的制度，也有供王享用的制度。这样看来，君王的用度虽说不受外廷限制，终究也不应超出制度。太府掌管九赋、九功的副本，接受各项货财收入；颁发财物时，依照制度和法令授予，制度规定的贡赋有剩余，才用来供给玩赏享用。元丰年间重新制定官制，让金部、左藏案主管内藏的出纳，而奉宸库则隶属于太府，用来表示天子至公，内外没有区别。绍兴十三年开始，诏令内库不隶属于户部，太府及有关官司如果胆敢过问或要求报送，都要治罪。朝廷内外的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译各种怀疑和不同说法无所不有。臣私下观察，陛下清静内心、减少事务，仁爱百姓、爱惜万物，这一切都是出于天性。宫中供使唤的人已经不多，又进一步遣散；教坊音乐已经不听，又进一步废止。这难道是把外物当作享乐吗？近来因为军务暴露，需要防守边境、犒劳军队、招募士兵、购买战马，大多从内库支出。这难道是把多多收藏财物当作利益吗？但臣仍有不能不说的话，私下担心在赏赐之间有时过于丰厚而失去节制，出纳财物之时有时习惯于宽纵而失去考察。各种杂役供奉之人、冗余供养而无用的人，或许虽然已经淘汰，仍没有完全清除。如今陛下在上面恭敬节俭，但左右近臣以及外戚贵戚之家，住宅、楼台池馆极尽华美，田园、宅第连接到田间道路，这本来就不能使人没有疑虑。有不忍心让别人受苦的心，才会有不忍心让别人受苦的政治。有仁爱的内心和仁爱的声誉，却使百姓没有受到恩泽的，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况。希望陛下把这种作为推而广之，减损之后再减损，先从宫中开始，其次涉及外廷。这样，圣德日益更新，人心喜悦服从，实际的恩惠就会遍及天下。先王认为不可节省的，是祭祀。至于应当节省的时候，两个簋也可以用来祭享，何况颁赐和供王享用之类的费用呢？况且臣听说，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把人心看作国家安危所系的。唯有我朝祖宗覆盖养育天下百姓，百姓爱戴朝廷，至死也没有二心，在艰难时期尤其可以看见。陛下如果从东晋的情形来观察：国家处在江左，中原分裂，内乱接连发生，危急得没有一天安稳，首先所忧虑的是王敦。王敦死后，苏峻、祖约联合起兵叛乱，所忧虑的是桓温。桓温死后，王恭、殷仲堪在国内起兵，所忧虑的是孙防。后来卢循、徐道覆相继作乱，大概是因为国家根基还浅，人心容易动摇，所以奸邪之人能够肆意行动而没有畏惧。自建炎以来，金人的战乱比东晋时更严重，然而百姓虽然有时流离失所，却没有背叛的意图；盗贼虽然有时突然发生，却没有响应他们的援助；强悍的将领不能使部下做坏事，暴虐的敌人也不能阻止百姓归向教化。这些都是祖宗的德泽牢固凝聚人心、陛下的仁心感动人心的结果，大家共同扶助屏卫国家直到今天，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赵简子派尹铎担任晋阳令，对他说：“你是要把这里治理成抽取蚕丝的地方，还是要把它治理成保障之地？”简子回答说：“保障之地。” 尹铎于是减少了晋阳的户数。后来智伯攻打晋阳，决开河水灌城，灶台都沉在水中、青蛙在其中繁殖，但百姓没有叛乱的意图。如今向百姓征取的各种赋税，臣已经在前面全部陈述了。希望陛下想到民心所系是多么重要，怜悯如今民力已经枯竭，寻求救济百姓的办法；关键只在于节省无益的费用，使财用充足，然后不得已征收的赋税才可以逐步减免。这样，疲惫困苦的百姓或许能够得到休养，那么他们作为国家保障的作用，哪里会有尽头呢？臣请谈谈军队充足的办法。从前陆贽说过：“战胜敌人的要点在于将领选得合适，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驾驭他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很多也不值得依靠；掌握不好驾驭将领的权柄，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军队不值得依靠，就等同于没有军队；将领不能发挥作用，就等同于没有将领。本来不在于增加军队来滋生事端、加重赋税来残害百姓。”至和年间，朝廷招募新兵，谏官范镇认为财用不足、民力凋敝，却又想招募士兵，这同想救火却增加柴薪、河水混浊却又搅动水源有什么不同？军队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训练和将领究竟怎么样。当初侬智高侵犯岭南以后，朝廷派出的将领不知有多少批，派出的士兵不知有几万，死伤和败逃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然而狄青之所以获胜，不过是凭借番落数百名骑兵罢了。这说明军队不在人数多寡，是近来的实际效果。臣认为陆贽、范镇的话，切中了今天的弊病。自从讲和以来，各位将领坐拥重兵，却从来没有建立微小的功劳，反而享有极高的爵位、优厚的俸禄和极其富贵的生活，安享优裕闲适，养成骄傲懒惰的习气，再没有激昂奋发的志向。军籍虽然很多，却根本没有检阅训练；有的拘禁他们去做工匠，有的驱使他们去做商贾，有的压迫他们去做仆役和厕所杂役，既虐待驱使他们去做不应做的事，又侵夺他们本应得到的粮食，路上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军队不能使用。不久敌骑突然来到，他们竟没有交战一次，只望风逃跑，十二天之间，两淮之地几乎被践踏遍了；他们却还安然无所畏惧，任意编造谎话，上报战功，欺骗迷惑众人的耳目。危急之时奉诏前去援助，他们却有的找借口推辞，有的设计诡计，观望不前。陛下虽曾把那些不听命的人治罪，最终仍不足以震慑服从朝廷内外。况且同样是犯罪，处罚却有轻有重，人们尚且不能没有议论，何况有的受罚、有的受赏呢？所以那些免于罪罚而又得到赏赐的人，不知道惭愧，反而认为朝廷可以欺骗，傲慢无礼、斜视轻慢的态度一天比一天严重。陛下减少金帛来赏赐士卒，反而正好资助了他们刻剥百姓的计策，直到怨恨和诽谤一同兴起，无法自我解脱，于是又上奏功劳、评定赏赐，越级授官，动辄数万。唐代李愬平定淮西后，请求给将佐以下一百五十人授官，宪宗对裴度说：“李愬确实有奇功，但奏请授官的人太多；如果换作李晟、浑瑊，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把奏章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拿这件事来比较，今天的事情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平时没有战事时，朝廷有所差遣，通常以诏旨下达；他们有时暗中拖延，有时公开欺骗玩忽，有时直接抗拒坚持而不执行。谁知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们能不能只听命令，来为国家承担危难呢？四方的人将看什么来取法，三军的士卒将以什么受到劝勉或警戒？即使有百万貔虎之士，又将由谁来使用呢？所以臣所忧虑的，不在于军队不足，而在于军政没有整顿。况且如今朝廷内外的军队，其中老弱和强壮的无法分辨，逃亡、隐藏、死亡的人也无法查明。既然如此，即使想增加军队，也不知道究竟应当从哪里增加。诸葛亮出兵没有取得成功，有人劝他增加兵力，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箕谷，都比贼军多，却反而被贼军击败，这个弊病不在兵少，而在于一个人。”

译如今如果想要裁减军队、减少将领，明确赏罚、思考过失，在将来考察变通的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么军队即使很多又有什么用呢？从今以后，凡是忠心为国、思虑国事的人，只要勤于攻击我们的缺失，事情就可以安定，贼寇就可以消灭，功劳可以跷足等待了。由此看来，诸葛亮不只是不同意增加军队，反而还想裁减军队，大概是因为胜败在将领而不在兵力；军队多而冗杂，不如少而精练。臣希望陛下从内部自我反省，把前些日子的过失看作在自己身上，振作精神，果断决策，努力实行大公至正的道路，不被异说和私情牵制；赏善罚恶，不偏不倚，不结党，用天下人都能看见的方式表明朝廷好恶所在，使人人洗心革面、改变思想来听从陛下的作为。这样以后，军籍的多寡、人才的高下，都可以查验出实际情况；谨慎实行训练的方法，号令一定执行，等级一定明确，技艺一定精熟，心志一定专一，进退周旋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了。从前有人论说用兵，有的一个人可以抵十个人，也有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这只看使用他们的方法如何。臣听说朝廷正在简选、检阅州县的军队，抽取其中一半来防备意外，这确实是不得已的办法。去年冬天本来曾经征发各郡十分之七的弓弩手，强迫他们上路，他们惊慌骚动，像狼一样回头张望；州郡有征调的费用，家庭有离散的怨恨。到了军中，大多一开始就把他们当奴隶驱使，并没有把他们登记为用于作战的军队。强敌在前，哪里能得到一个人的力量呢？况且所谓正兵，技能也不过如此，何况比他们更差的呢？还有更为不便的地方：盗贼的发生，常常从细微之处开始。州县的军队虽然不能用于大军作战，但追捕盗贼、守护乡里，正是为了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晋武帝裁撤州县军队，山涛、陶璜都认为不可；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不能控制，这就是过去事情留下的鉴戒。去年冬天既然抽取了所谓弓弩手，州郡没有防备，于是有的征调各县尉司的弓手来守卫城郭；县里又没有防备，就有的抽调编户百姓来代替弓手的缺额。贪婪奸猾的官吏趁机作奸，无所不至；有的被征调，有的没有被征调，却都受到骚扰。天下的事情，顺应人情去做，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容易；违背人情去做，就会有挟山超海那样的困难。所以圣王施政，山地的人不让他们居住水乡，水边的人不让他们居住中原，这不是有什么神奇巧妙，只是顺应事理罢了。如今百姓在田里，却把他们拘到县里；县里的巡捕，却让他们到州里服役；州里的守卫，又把他们分隶到各支军队，这难道是顺应人情的办法吗？议论者担心州县空虚，就请求各地设置四隅官，并让当地人担任。强宗富户平日凭借财力在乡里横行霸道，如今又借给他们一点权柄，于是公开行贿受贿，明目张胆地报仇泄愤，比盗贼还要严重。朝廷知道这样不便利，不久就停止废除了。大凡政策这样反复开合变动，达到数次，公私都烦扰耗费，骚动不安，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都是由于州郡没有军队而造成的。如今诏旨只命令选取强壮之人，就地在各州训练，这本来未必就要征发。希望陛下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精心思考、熟虑斟酌，使州县不至于没有防备，田里百姓不至于受到更大的骚扰；这样州县安定，朝廷也就安定了。臣仰望想到陛下临政求治，到现在已经多年，国家本应更加富足，军队本应更加强盛，如今却反而以不足为忧，凡是臣下没有不惶恐的。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处在艰难时期，能够积累微小成效而达到显著成果、革除弊病而实现治理，关键一定以至诚为根本，以努力实行作为要务，不崇尚虚文，只求实际效果。任用一个人就一定要求他建立功劳，听取他的话就一定用事情来验证，使欺骗虚伪的人有所不敢做，使忠臣义士都能竭尽全力来侍奉君上，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事情了。《诗经》说：“内心诚实深沉，母马有三千匹。”又说：“思想没有邪念，马就这样前进。”马匹的繁殖兴盛，和君主的心思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事物无论大小，如果不是用诚心来持守，那么所施行的事情，对外推行时一定会草率简略；所任用的人，对上级应付时一定会敷衍破碎，又怎么能很快收到成效呢？今天的事情，只在于陛下是否用心罢了。臣私下观察如今的风俗，大体把欺骗蒙蔽当作时尚。某路帅臣声称训练精兵二万人，等到监司核实，起初竟没有一个士卒。东南铸钱，祖宗时期每年不少于一百万缗，近来却只以四十万缗为定额；又把天下的铜全部收来，有司认为可以铸钱三十万缗，这样就是七十万缗。去年实际缴纳的仅达到五万缗，却把六万缗当作盈余献上。像这样欺骗蒙蔽，难道不应当认为是罪过吗？有时竟又因此赏赐他们，那么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欺骗蒙蔽呢？这种风气不改变，天下的事情让陛下忧劳费心的局面，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臣实在不能停止内心的恳切，献上自己的愚诚，唯愿陛下裁断宽宥，臣就十分幸运了。

译论敌情，应当防备海道，不可轻易进攻。臣才疏鄙陋，却在近侍之列任职，不能有所补益报答，早晚都惭愧恐惧。如今遇到有所见闻，想要竭尽心力陈述，又不敢频繁请求入见，便把意见分条写成奏章上报。如果以后像臣这样的人得以当面奏对，臣只希望陛下慈悲地告诉我们：近来的侦察报告都不敢相信，只须沿边严整兵备，以作防御。臣私下叹服，认为陛下的圣虑高远，不是通常人所能达到的。如今又听说金国派人来到盱眙，告诉我们的使者说金国内部有乱，那么这就不只是侦察报告中的道听途说了。自古以来，楚灵王、吴夫差、齐湣王，都使百姓劳苦于远方，而祸变却在内部发生。如今敌人荒淫奢侈、暴戾苛虐，兼有这三位君主的弊病，而且更加严重。按照天人之理，考察往古的事情，他们必定不能免于祸患。然而有见识的人仍有私下忧虑、过度筹划之处：自身不足却向人显示有余，这是人情的常态。汉高帝派使者出使匈奴，匈奴把强壮的士兵和肥壮的牛马藏起来，只让使者看见老弱的士卒和瘦弱的牲畜。使者十批回来，都说匈奴容易攻击，只有奉春君娄敬认为，两国相互攻击时，这正是故意炫耀、显示长处。如今臣前往那里，只看见瘦弱、干瘦、老弱之物，这一定是故意显示短处，埋伏奇兵来争取利益。臣愚见认为，匈奴不可以攻打。后来果然像奉春君所说的那样。夫差正同晋侯在黄池争论谁居上位，越人乘虚而入攻入吴国，夫差厌恶这件事被人听说，竟在帐幕下自杀了七个人来堵住众人的嘴。如今敌人内部有变故，却千方百计遮掩藏匿，唯恐别人知道，怎么会突然主动向我们暴露自己的弱点？这难道不是大概又像奉春君所说的那样吗？有人认为事情已经传得纷纷扬扬，他们自己估计无法掩盖，所以不如把实情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固然也有。臣私下觉得奇怪的是，对于他们所忌讳的事情，为什么前后反复详细说明，已经说了还不停止？这是第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假如确实像敌人所说的那样，国内发生了变乱，而他们能够讨伐平定，那么他们的强盛本来就不能轻视。假如不能取胜，那么中国应当忧虑并预先防备的事情，岂不是可能比今天更加严重吗？这是第二个值得忧虑的地方。臣希望陛下努力彰明圣德，像近来停止教坊、遣出宫人那样；整顿修明国家政务，像近来选任大将、斥逐奸佞小人那样；兢兢业业，深谋远虑，努力做好自我治理的防备，建立不可战胜的防备，不使有丝毫差错和空隙。即使事变的到来没有尽头，而我们一向都有办法等待和应对，那么最终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臣仰想陛下的圣明策略早已确定，一切都有成算；但臣仍然再作陈说，是因为内心实在恳切不已，只希望陛下幸而宽宥臣的冒昧。臣听说温州有个王宪，自称熟悉海道，又说自己已经招诱、组织了二千多人，还请求朝廷供给人员、船只和器械，想要直接攻打登州、青州。按臣愚见，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即使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对敌人固然不会造成很大损害，对我们却根本没有益处。怎么能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去做没有益处的举动呢？熙宁初年，朝廷命宰臣韩绛宣谕陕西，所耗费的不过十八万缗，当时舆论已经沸腾，认为是大过错。近年以来，只拿各州筹办海道事务来说，所谓十八万缗，不知道已经是它的多少倍了。如今王宪出行，又必定要有大量耗费，公私财力困乏也就不奇怪了。况且这样做不只是没有益处而已；假如敌军势力还很强，胜负也未可知。倘若有一个人被敌军捉住，他们必定会提挈搜查，详细追问他从哪里来，这就会促使他产生不肖之心，是我们自己招来敌寇。即使敌人不能有所作为，山东一带必定会有人起来割据，他们难道肯束手等死吗？再假如像前面所忧虑的那样，幸而万一没有发生这些事，使他们可以任意来往而没有阻碍。然而百姓的心思，只看重利益，必定会放纵情欲、竭尽力量，掳掠践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难道是中原百姓希望父母官做的事情吗？臣从事情的利害、道理的是非反复思考，没有一项是可行的。从前孙权时，江边的将领多次陈述所谓便利的计策，主张乘机掩袭，孙权拿这件事询问顾雍，顾雍说：“兵法告诫人不要贪图小利。这些人所陈述的，是想求取功劳来为自己谋利，不是为了国家，应当加以禁止。”如果不能够显示威势、损伤敌人，就不应当听从。吴国和魏国本来已经明显是仇敌，尚且不肯采用掩袭的计策，何况如今我们同敌人之间还在维持羁縻关系、没有完全断绝呢？臣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都不应当做。所谓王宪，也许还没有出发，仍然来得及阻止。如果认为臣的话有道理，恳请尽快赐予裁决处理。关于筹办海道事务的回奏。臣下近来看到，敌人已经退去，海路似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然而臣奉诏出使，职责本当询问防御利弊，回来报告皇上，希望对意外灾祸的警戒、将来的防备，或许有可取之处。臣私下考虑，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三十多年，讲论防御、筹划防守，防备搜括的计策可以说无所遗漏了，但臣愚昧，仍有疑虑。如今明州分驻在海上的军队，都是水军。船只在海上航行，所凭借的只是风；顺风而行，一转眼就能走数百里，否则一步也不能前进。由此可知，敌人之所以能够前来，是因为得到了顺风。我们却要逆着风迎击他们，双方难易劳逸的形势相差太远了。有人认为可以截击敌军后路而袭击它，那么我军和敌军就都顺风了。然而同样是顺风，敌军在前、我军在后，敌军前进、我军追随，也未必就能取胜。何况有时双方人数多少、力量强弱还不相当呢？臣认为，除了依靠船只，如果还能占据有利地形，扼守关键部位，那么用力很少而功效加倍，其中的差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为什么呢？敌人到来，非大船不能渡海，非乘潮不能进入港口，非小船不能登岸。如今如果确实在明州定海选练步兵，分列港岸，同时多设置机械，以阻隔敌人进入的道路。

译敌人即使只能进入港口，潮水退去以后，船也就无用了。岸上的士兵用强弓劲弩、拳头大的石块和火炮，乘机一齐发射，敌人在泥泞中辗转，前进不能再进，后退则由我军水师拦截，便可以坐等他们覆灭。如果放任他们离去，即使重新进入海中，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万全之计，十分容易看出来。舍弃坚固之处而攻击弱点，以逸待劳，占据高处俯视低处，这些都是用兵的道理。如今只专意于水军，而岸上竟没有一个拿兵器、负责侦察的人，这难道不是防备有所未尽吗？然而目前国用匮乏，议论又想增加兵力，这种形势恐怕也将有难以实行之处。臣听说明州水军中，有从各寨土军选取的，有从本州禁军选取的，也有从各州弓弩手中选取的。其中虽然多有强壮健硕的人，但海路往往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驱赶他们登船，船身颠簸倾斜，他们便惊悸眩晕而不能站立，呕吐反胃而不能进食，沿海人都能说出这种情况。这些人正可以用在陆地上。至于现有海船，按照最近颁行的指挥，按惯例计算，每船的余员不下千人。船只大小自有定额，人数过多，恰好足以成为累赘。而明州弓弩手五百人，名义上属于水军，实际上只适合陆战。若从本州军队中普遍选取一千五百人，挑选其中可用于陆地作战的，编为步兵。这样既不增加养兵费用，又能使水战、陆战的技能各尽其长，防备抵御的方法才算抓住了要领。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前人已经实行过、今人已经尝试过，才能完全知道它的利弊。海路用兵，自古以来没有明确规定过它的方法，近年防守海路也从未采用过这种办法。因此人们因循旧例，不再提出别的议论。何况水军在海上，却说要在陆地防备它，这话似乎不容易使人相信，但其中的道理是看得见的。伏望圣明裁量选择，臣不胜荣幸。《文定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三 宋代汪应辰撰 奏议 论士大夫崇尚节义【隆兴元年三月】臣近来进见时，伏承圣上询问：怎样才能使士大夫崇尚节义？臣虽然仓促应答，但在很短时间内，未能彻底说明事情的本末。又承圣上谕令臣陈述自己的看法，臣私下认为，风俗的邪正，没有不取决于人君取舍的。所谓邪正，虽然曲折变化有万种形态，总不外乎义和利罢了。君子所知晓的是义，所以做臣子就会尽心竭力而无所回避，直言正论而无所隐瞒。凡是义所应当做的，即使死生祸福降临，也不顾惜。小人所知晓的是利，利益在君主一方时，便只顺从君主；表面柔顺，实际上却危险；表面恭谨，实际上却欺骗轻慢。等到看见有利可图便离去，看见有便利可取便争夺，又哪里会把君主放在心上呢？所以《传》说：‘没有喜好利益却爱戴君主的人，也没有喜好义理却忘记君主的人。’邪正的分别，明白到这种程度，可是从前的君主常常担心不能辨别它们。这是因为顺从就能取得欢心，违背不同就会引起怀疑，孤高特立就没有助力，结党阿附就有很多同党，清廉安静就容易被排斥，巧言谄媚就难以远离。因此把同异当作爱憎，把爱憎当作是非，取舍全都失去了真实标准。臣听说陛下明智聪察，能够洞察幽微隐秘之处，凡中外群臣的才干高下，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然而风俗仍然没有能够改变，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过失在于选取人才不考察他的品行，任用人才不核实他的实际。如今只说‘这个人能办事’‘这个人能迎合时势’，其他方面便不必过问了。天下的事情，即使用忠信诚笃之心去做，尚且担心不能成功，何况把它交给没有品行的人呢？他们将用欺骗蒙蔽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用刻薄剥削来经营私利，恐怕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这样对国家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不考察品行的弊端。如今有人说‘某种利益可以兴办’‘某项功业可以成就’，往往因此给他爵禄，授予他事权；慢慢考察后，却发现名实相反，功绩效用都没有实现。不但不治他的罪，爵禄和事权仍然照旧，有时还增加。这就是不核实实际的弊端。不考察品行，愚顽迟钝的人便无所羞愧；不核实实际，荒诞欺妄的人便无所顾忌。这是在驱使天下人舍弃义而追逐利，积累得越久，流弊传得越远，将会有说不尽的后果。伏望陛下为长久安定、长久治理作打算，思考澄清源头、端正根本的方法，对邪正、义利的辨别，特别留意圣心；奖赏任用忠厚正直之士，重视他们能够和谐共事，而不要求人人相同；取用他们的大节，而不苛求他们事事完美。至于那些浮华虚妄、轻浮急躁、前后反复的人，就应当加以惩戒、抑制并区别选择，以明确表示朝廷所喜所恶的所在。坚决实行，特别长久地实行，那么公论就会伸张，正道就会彰明，人人都会受到感化而向善，所得到的都是实在的人才，所做的都是实际的事情。还担心什么士风不能美好、节义不能树立呢？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论讲读官进见稀少【隆兴元年十一月】臣听说近来讲读官进见很少。自古以来，君主有时贪图安逸享乐，便不留意经典；有时偏爱亲近之人，便不亲近儒生。如今陛下阅览各种政务，昼夜不息，并不是因为贪图安逸享乐；接见臣下，不分疏远卑贱，也不是因为偏爱亲近之人，只是因为勤劳于政事，没有空闲顾及这件事罢了。然而臣私下认为，《六经》的典籍、祖宗的谋略训诫，正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根据其中的劝诫来反省自己，就可以获得日益更新的益处；根据其中损益得失来验证当今事务，就可以得到顺应时势、适宜施行的方法。汉光武、唐太宗都是通过百战取得天下的，却还和臣下讲论治理国家的道理，往往到半夜才睡觉，必定不是白白耗费时间去做无益之举。仁宗皇帝下诏，双日到经筵听讲，单日也下诏让侍臣讲读，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圣心，天下幸甚。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

译论总管、钤辖与帅守互不统辖 臣听说庆历年间，西北两边都已经和好归附，韩琦、范仲淹一同奏对，认为应当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把战守作为实际事务。如今敌方请求和好，而陛下深思远虑、反复顾念，更加修治武备，足见圣明思患预防的用意，天下幸甚。然而具体施行的条目，臣愚昧仍有未能明白之处，反复思考也不能自我解释，想把愚见冒昧奏陈。但臣身处远方，似乎有越职之嫌；官任帅守，又恐怕有自私之嫌。想要陈奏又停止，已经过了好几天。臣仰仗陛下以至公治理天下、以至诚对待群臣，而臣蒙受恩厚、责任重大，反而顾忌世俗嫌疑，有所不尽忠，便不是臣子的义理了。因此最终不敢默然不言，只愿陛下幸加裁夺宽赦。臣听说立国有体制，治军有法度；体制不可不端正，法度不可不严明。什么叫立国有体制？从朝廷到郡县，尊卑的形势虽然不同，然而上下相互维系，表里相互辅助，如同网系在纲上，如同手臂听从手指，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一个县的百姓，必定由县令治理；一个郡的百姓，必定由郡守治理。郡守的权力必定归于按察，按察的权力必定归于朝廷。以郡县来说，县令失去职权，一个县的事情就会废弛；郡守失去职权，一个郡的事情就会废弛。凡是在郡县范围内的事情，没有不是郡守、县令应当治理的。这样以后，才有所统一。过去范纯仁任开封府襄邑县知县时，县里有牧地，卫士放马践踏民田，范纯仁把他们拘捕起来治罪。有人弹劾他违法，范纯仁据理力争不屈，朝廷于是下诏，让畿县兼管牧地。既然在县境之内，就不能不听从县令治理，否则便不是县的职分了。唐宪宗时，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说，河朔各镇之所以能够抗拒朝廷命令六十多年，是因为各州县另设镇将，收夺刺史、县令的权力，自行作威作福。假使刺史都能各自履行职务，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奸雄，也一定不能凭一个郡独自反叛。臣所统领的德州、棣州、景州，已经分别发文，让刺史恢复原有职事；应当由州兵承担的事务，也一并命刺史统领。此后河北各镇，只有横海最为顺从朝命。天下这样广大，即使一个小小县令，也一定要让他端正履行职务，这就是祖宗能够长久治世的原因。河朔各镇中，刺史、县令都失去职务，这就是唐朝中叶以后迅速混乱的原因。只是熙宁年间，朝廷经营西北，有议论者请求在河北、陕西、河东、京西等路另设将官，专门训练士卒，知州、知县都不参与。司马光说：‘本朝设置总管、钤辖、都监、押等作为将帅之官，州县长吏从来没有不共同管辖的。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如今身为州县长吏，却不能统辖所部士卒，将官便要和长吏相抗衡。一旦发生非常变故，长吏凭什么号令部众、抵御奸乱呢？’于是才下诏，命知州、知县共同管辖。不过当时守令不参与的，只是将官一司罢了；至于钤辖、都监之类，仍旧隶属原有系统。不参与将司事务的，只是守令罢了；至于经略安抚、都总管、钤辖司所负有的统摄职权，仍然存在。司马光尚且认为难以实行，何况把军政全部交给武将，而帅臣、守臣彼此不相统辖，这恐怕不是用来明确职守、维护国体、作为长久制度的办法。什么叫治军有法？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既然都是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然而古人的论说认为，天有十个太阳，人有十个等级，从王公直到舆台、皂隶，都有确定的等级，不可逾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贾谊也说，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次序，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长、师长、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处在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够比及。如果说‘没有不是君王臣民的人’，混同为一个等级，那难道是用来尊崇天子的吗？何况军队聚集天下勇猛强悍的人，给他们配备不可逼近的武器，又教他们进行战斗杀伐之事。他们凭借来制服和使人顺服的，是名分和纪律。唐朝末年的政治一味姑息，上下尊卑的分别不明，士卒不知道有偏将、副将，偏将、副将不知道有将帅，祸乱接连发生，战争不止，长达二百多年。太祖皇帝开始确立军制，使上下依照等级相承，丝毫不容侵犯越过，因此命令能够执行、禁令能够禁止，朝廷内外肃然；向东征讨、向西讨伐，没有不臣服的，所留下的谋略深远，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则。如今想专门任用将臣，更加修治武备，就应当把名分、纪律放在首位；可是负责统领这件事的人却偏偏不用等级制度，既不是尊崇朝廷的办法，也不是统率下属的办法。有人认为，如今帅守的职务并没有废除，只是在教阅时彼此不相统辖，其余仍依照军制。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根本就不能建立，没有文制就不能施行。要教人懂得父子之义，就一定要制定坐、立、拜、跪的礼仪；要教人懂得兄弟之间的次序，就一定要制定缓步而行、落后于长者的礼节。大概有了文制而根本未必真实存在，却从没有荡然无文而还认为根本仍然存在的。如今既然已经彼此不相统辖，那么所谓军制还能独立存在吗？孔子治理政事，把正名放在首位，因为名分正了，言语就顺当，事情也就能办成。有了名分，然后才能责求实际。如今名义上是彼此不相统辖，实际也就随之废弛了。这些都是臣愚昧的疑虑。伏望陛下察看臣如草野之人的意见，亲自出于圣意裁断，再加以详细斟酌施行。

译论增置差遣员缺 臣听说议论者想把已经裁撤的员缺重新设置。臣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说法，但反复思考，仍未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听说古代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后世却是为人才设置官职。为人设置官职，固然不是治理时代的事情，更没有听说要为某个人而设立官职的。祖宗时期，设置的官职并不多，但事情没有不办成的。元丰改定官制，虽然号称文治制度完备，但京城的职事官还没有完全除授充足。到了绍圣年间，六曹郎官仍然轮流值宿，这就可以看出来。河北、河东、陕西、二广帅府的属官，不过是主管机宜、干办公事各一员，也有不设干办公事的。到了熙宁年间，全部裁罢帅司的干办公事。不久，永兴军帅臣辟置主管机宜，神宗皇帝认为永兴靠近内地，又没有边疆事务，连它的主管机宜也裁罢了。以祖宗全盛时期的天下、关中的重要镇所来说，对于帅司辟置一名官员都如此慎重爱惜，当然从来没有后来所谓参议官、准备差遣、准备差使之类。其他帅府只带有本路钤辖，也从来没有属官。太祖平定天下，革除藩镇的弊端，州郡才开始设置通判；然而小郡往往不设置，从未听说又有增设的通判官。庆历年间下诏天下州郡建立学校，后来才间或设置教授，例如四川五十多个州，设置教授的只有成都、梓州、夔州三郡。崇宁年间蔡京掌权，大力兴办学校，广泛设置师儒，用来文饰太平；还因为郡小或应举人少，命令二三个州的学生聚集到一个州。大观四年又下诏，各地学生不足五十人的，不设置教授。由此类推，其他情况也可以知道了。如今自从艰难时期以来，各路都设置安抚使，有参议、主管机宜、干办公事、准备差遣、准备差使，一个官职往往有三四人。各州增设的通判，有多到三人的。州郡学生仅有二三十人，或者完全没有一个学生，却都设置教授。太上皇帝圣明地革新政治，多次下诏，本已除去了弊端中过分严重的部分。陛下即位以来，广泛访察利弊，明察幽隐，凡是无用而多余的官职，都经有司审议考察，确认确实可以裁撤后才裁撤，无不符合古义、合乎人心。过去汉光武帝并省官职、裁减人员，每十人取其一，费用减少数以亿计。唐宪宗任用李吉甫为宰相，裁省官员八百人、吏员一千四百人。朝廷内外的士人，大概都希望陛下因今日已经实行的措施推而广之，使天下得到幸福。至于像光武、宪宗那样的政治，臣私下料想圣意一定会审慎考虑，逐步实行，等待适当时机后再采取行动。为什么又要把已经裁撤的多余官员重新设置起来呢？如今的州郡，各项费用大约是太平时期的十倍。比如宫观、岳庙，都没有固定员额；比如离军使臣、养老军员、归正、归明、审官等，所创置的员缺，很难全部数清。又有特别增设的差遣，因此耗费损害日益扩大，困窘也更加严重。远方州县甚至公开向百姓征敛，名义上叫作养老添差钱。官吏又有的借用这个名目，攀附关系做奸，无所不至。搜刮到这种地步，而官兵的俸给还有拖欠三四个月、甚至半年的。如今所裁撤的无用多余官职，虽然未必能带来很大的益处，但譬如衰弱困顿的人背着一百斤重物，如果减去十分之一二，也足以稍稍减轻他的力量。至于前面所说的离军、养老之类，都是事势不得已而不能免除的，又足以使天下人知道圣主怜悯体恤的心意从来没有离开百姓，只是形势有些事情还不能施行罢了。如果又把此前那些多余官员分布设置到州县，就是已经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恐怕不是向天下彰明陛下圣意的办法。何况近年来，各军中的冗滥人员大多已经整顿纠正，如今对于文臣却明知是冗滥而特意给予，怎么能使人心服呢？难道不会因此产生侥幸之心吗？有人说，如今没有差遣的士人很多，不这样做就无法安置他们。这就是臣所说的为人设置官职。士人中等待堂除，以及按体例应当获得堂除的人，臣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然而按照事理推测，似乎并不太多。在这并不太多的人中，有势力、有援助的人必定多于孤寒之士，而真正应当根据才能和功绩授予的，也还有一定数量。怎么能因为这个缘故便更改政令、增加员缺，想让人人都高兴呢？臣所陈述的，只是大概情形。臣私下认为，已经裁撤的多余官职没有重新设置的道理，伏望圣慈特别加以详细斟酌，发布指挥，随即决定是否施行。又 臣冒昧怀着危切的恳请，上奏冒犯天听。臣近来看到议论者想把已经裁撤的员缺重新设置，曾经写具札子上奏，认为没有可以重新设置的道理。如今臣恭敬地看到敕命指挥：各路参议官去年裁撤的员数一并恢复设置；又指挥通州、无为军各恢复设置教官一员；又指挥依照白札子所请求，恢复各州增设的厘务通判、签判、教授及属官等员缺，用来安置等待员缺的职事官。臣想到自己忝任吏部，见识偏颇荒谬，议论轻率妄言，如今敕命已经下达，臣对于为官守职的义务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罪责的地方。现在臣居家等待治罪，不敢到吏部任职。伏望圣慈察知臣的愚昧，特别赐予贬黜责罚，以彰明典章法令。臣不胜惶恐，俯伏等待命令到来。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又 所有已经裁撤的多余官职，都没有重新设置的道理。臣先前已经具奏此事，现今的指挥只是命令增设差遣一次，这说明朝廷知道这些官职多余，不能重新设置，只是特别采取权宜办法，并不是确定的制度。然而臣私下认为，权宜之政一定要在非常不得已之后才能实行。比如近日的离军使臣、归正、归明官之类，不过是姑且用俸禄供养他们罢了。所以官职虽多余却暂时不能裁撤，费用虽多却暂时不能节省，并不是认为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等待员缺的职事官，难道也是有什么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吗？内外各类官员，除了朝廷擢升委任之外，有的由堂除授，有的由铨选，有的由辟置，都一定要取得本人的愿意。只有因犯罪被送到吏部的人，才直接注授。如今等待员缺的职事官，难道也和犯罪的人一样吗？臣前些日子因进见奏对，听到陛下感叹怎样才能使士人崇尚节义，圣上的教诲涉及此事，实在是天下的福气。臣私下认为，士风厚薄，也在于上位者用什么方式奖进激励他们。正如贾谊所说：‘君主对待臣下，如果像对待狗一样，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狗马；如果像对待官府役徒一样，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府役徒。’如今所谓在京职事官，大概也是朝廷曾经选拔出来、稍微不同于同类人的人。

译如果认为其中有人不足以担当在京任职的选拔，那么就应当公开淘汰斥退，明确表示朝廷的好恶；选用和罢黜既然恰当，谁不会心服呢？如今却不问具体情形，一概向他们表示厌弃轻视之意，安排他们去担任添差官，又强迫他们接受直接注授；使那些有见识、知廉耻的人，难道肯厚着脸皮低头去接受微薄俸禄，只求勉强维持朝夕生活吗？这非常不是对待士人、激励士人节操的办法。臣虽然愚陋，不足以评论天下士人，姑且就臣所知道的说一说：比如新授枢密院编修官朱熹，家境贫寒、母亲年老，连稀粥都供应不上，如今等待员缺的期限已到，朝廷多次催促他供职，他却犹豫不肯前来；如果使他听到朝廷这样对待士人，他还敢来吗？又如新授太学博士吕祖谦，从未向朝廷求取什么，只想赴吏部参加射缺，而朝廷因为他考试入选宏词，特意授予博士，如今又怎能命令他直接注授各州添差教授呢？臣所知道的尚且如此，那些臣不知道的应当还不少。然而名义上是京城职事官，实际上等待远缺，有的竟达到八九年，这确实是从前没有过的。我曾经让人考察核对，除学官大多是选人，按惯例都属远缺，以及司农、太府寺主簿也属于远缺之外，其余职务等待二三年，近来的甚至不到一年。正当元祐全盛时期，吏部对于京朝官以上的职缺，都安排为等待一年以上的缺；而由堂除授的人，有等待一年以上员缺的。如今吏部对京朝官安排四年缺，若是堂除，也以此为标准；超过这个期限的便不再差除，不过三五年，现在所谓的远缺也就没有了，自然不必为此反复更改。《文定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四 宋代汪应辰撰 奏议 奉御札询问蜀中旱灾歉收，分条回奏 臣接到御前金字牌传下来的御宝封缄札子，恭敬地承受圣慈询问：蜀中缺雨，是否会严重妨碍秋收？如果旱灾严重，应当怎样救济？命臣详细列举上奏。臣遵奉圣上教诲，谨分条具奏如下。一、成都府路各州军中，只有成都府九县今年大丰收，其他地方虽然丰歉不一，彼此相抵，也还可以勉强达到中等收成。只是绵州旱灾严重，田中禾苗没有结实。臣曾询问权知绵州李蘩，应当怎样筹划。李蘩说：‘本州有常平米一万石、钱一万贯，如果再用钱购买米，就可以增加赈济的力量。’伏望圣上明察。一、各州通判主管常平事务，正是奉行救荒政令的人。如果任用的官员不得当，即使有钱有米，也未必真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考察绵州通判邓权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本路转运司先拟定派右朝散大夫王防替代邓权，吏部尚未批准放行。但王防不太懂政务，嗜酒且多病，难以依靠。臣私下看到左奉议郎王惇诗，熟悉世务，勇于行义。先前萧振任四川制置使、王之望任总领时，王惇诗都在幕府中，帮助补益很多。又有右通直郎、云安军使兼知云安县任忠臣，清廉耿介而有操守，熟悉通达吏事。又有右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史松老，精力强健敏捷，奉公守法。伏望圣慈在这三人中授一人充任绵州通判，补邓权的缺，必定能够履行职务、爱护百姓，以符合圣明宽恤百姓的心意。如果吏部已经派定王防，便请求另给王防安排差遣。一、臣看到利路剑州的旱灾歉收又比绵州严重。眼下米价每石要十二三道钱引。例如武连县已经自行断绝市场，买不到米。臣曾询问剑州通判宇文绍奕本州的利弊。宇文绍奕对臣说，蜀中利州、阆州、绵州、梓州等地驻扎的军队，都由官府供应钱粮；只有剑州军马

译总领所命令本州自行和籴。夏秋两季的粮食六万八千多石，马料二万零六百多石，按各户家业摊派钱款。总领所拨给的收米本钱，每石钱引六道，马料每石三道；又把绢的估价提高，按目前时价计算，百姓得到的还不到一半价格。至于搬运交纳的费用，又在这些之外。何况剑州夏秋两季正税不过米麦二万零四百多石，而和籴却增加到数倍。今年民间缺粮，即使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米。剑州附近有个地名叫水口，是水路通行之处。前些年曾在水口设置粮仓，收储和发放粮食。如今如果选派官员，拿购买米粮的本钱到丰收地区收购米粮，储存在水口并发放，就可以减轻百姓负担，供应军粮，实在是两全其美。臣私下认为，州县遭受灾害，即使按理应当缴纳常规赋税，也应当减免赋税，怎么能在重税之外再加这种沉重困扰。如果不及时救助，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臣已经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新任总领查籥了。如果查籥到任以后，一定会有所处置。伏望圣慈再下令总领所斟酌办理。一、考察县令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剑州梓潼县号称事务繁重，其知县右宣教郎任劭，目光短浅、心力不足，荒废职事。臣询问通判宇文绍奕，为何本州完全不处理。宇文绍奕说：‘本州多次向转运司申报，请求按照条例，根据县的繁简、县令的能否，酌情调换。转运司很久没有下达执行。’臣私下认为，以繁简相对调换，虽然是古人常用的办法，法令也有明确记载，但实际并不通行。比如即使是小县，事务简单而知县有才能，州郡和百姓都希望他留下；如果考虑到众人希望留下的人，却把不能胜任的人替代他，也不合人情，所以各地往往难以实行。伏望圣慈把任劭另行差遣，命本路监司共同举荐、任用廉洁公平而强干敏捷的官吏，暂任梓潼知县；或者在王惇诗等三人中选一人主管梓潼县事务，也请圣上裁决。一、考察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道堤堰灌溉；潼川府路大多是山田，又没有灌溉的便利。今年秋收恐怕很薄，米价逐渐上涨，百姓已经艰难度日。伏望圣上明察。一、[原文地名有疑]路最为荒瘠，号称刀耕火种之地，即使遇到丰年，民间仍免不了吃草木的根和果实，又不是潼川府路可以相比的。今年旱灾歉收，如[原文地名有疑]州，平常米价只是五道钱引左右，如今已经十道以上。其中梁山军、广安军虽然颇为丰收，但又不通水路，只能供应本军。伏望圣上明察。一、考察四川各州县的具体情形不一，只要米谷流通、价格平稳，就可以接济，等到来年麦子成熟，大概不至于造成严重灾害。然而各地往往苦于没有钱，只能束手坐视，不知如何筹划。希望圣慈特别加以详细斟酌，拨下度牒五六百道，交付官府，在丰收地区出售，收购米粮；然后酌量数量，在歉收州县出售，收回价钱，等待朝廷指挥再上缴。这样既能取得米粮，平抑物价，救济百姓粮食，又能为朝廷变换取得度牒价钱，官府没有损失，百姓得到恩惠，实在便利。因为如果度牒下达到四川，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后，便来不及办事。如今所请求的，如果蒙准施行，请下令在急递中先行传达，按照本奏所说，所委官府可以暂且动用其他官钱，趁时收购。一、各州常平司的钱粮，往往被州县挪移借兑；虽然官府进行检查，发文取勘，也只是做做文书形式，账面数字都不是实际数目。如今想分别委派懂得事务的官员，实地访察考核，取得确实的现存数目，以备赈济。伏望圣上明察。一、臣私下认为，州县事务全在于任用合适的人。

译其中有尽心办理职务、给百姓带来好处的，如果被朝廷知道，就会更加自我勉励；其余人也都会仰慕效法。这就是所谓有功而被知晓便会喜悦，举荐善人并用来教导不能胜任者，便会使人受到劝勉。臣私下看到知果州赵不拙，遇到事情从不苟且，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去做。他到任时正值水旱灾害之后，竭力抚养百姓，打开仓廪赈济，熬煮稀粥防备饥荒，治疗百姓疾病，收殓安葬死者。每件事都亲自办理，各有条理，在今天的州县官中很难多得。臣恐怕圣慈想要知道这些情况，伏望圣上明察。

译一、臣这次分条陈述的，只是根据见闻所及先行上奏。如果还有其他应当办理的事项，臣当继续上奏禀报。伏望圣上明察。以上谨具奏如前，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十月十三日奉圣上诏令，命户部在各路已经收取而尚未出售的度牒中，拨给四百道，交付汪应辰专门作为购买粮食的本钱，用于安排赈济，不得另作他用。其余依照所议。】再次奏报蜀地旱灾歉收 臣先前接到御前宝封札子，圣上询问蜀中缺雨，如果旱灾严重，应当怎样赈济，命臣详细列举上奏。臣除已经遵照圣训分条陈奏之外，如今还有随后应当奏闻的事项，谨分条具奏如下。一、成都府路只有绵州旱灾歉收最严重，臣先前已经具奏。此外，如今收到总领查籥的书信说：绵州驻军每年支取五万多石米，由总领所拨钱，在本州收购供应。今年各县遭受旱灾，从八月到现在完全没有新米上市；官府即使召集牙人，以及给卖米铺户发放大量本钱，强令他们承买，通常也都没有米可卖，往往领钱后逃走，上下惶恐不安，没有办法筹划。现在总领所采取措施，招募土豪在绵州出售五万石米，不再向民间收购。伏望圣上明察。一、利路只有剑州今年旱灾歉收最严重。臣先前已经具奏。此外，如今收到总领查籥的书信说：想要蠲免本州今年民间应承买的一期粮食。又收到利路转运判官王璠的书信说：已经派官员踏勘本州灾情，等查明应当减免的数目，就依照条例施行。伏望圣上明察。关于剑州和籴的具体情况，臣先前已经详细具奏，这次不再烦扰圣听。以上，臣私下认为，绵州、剑州如果能够免除收购军粮，又依照条例减免灾伤地区的税租，今后再发放出售常平米，就可以接济到麦子成熟，大概不至于造成严重灾害。臣又考察到，总领所经过多年败坏之后，如今军粮缺乏，如果由普通人处理，只会应付紧急需要，哪里有空闲体恤百姓？而查籥尚未到任，却能在这个时候随事安排，救济百姓，他的用心和作为实在超过常人。臣不敢不具奏让圣上知道，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臣私下想到，唐代刘晏治理财赋，把养活百姓放在首位。如今像查籥这样做，也能使远方的监司、守令都知道圣意所在，从而受到勉励和仰慕。【十一月十一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命学士院下诏，奖赏晓谕查籥。】第三次奏报赈济旱灾歉收 臣接到尚书省札子，恭敬地得知朝廷拨给度牒四百道，交付臣专门作为购买粮食的本钱，安排赈济，不得另作他用。臣仰想陛下忧念困苦贫穷的百姓，俯察幽微隐情，恻隐关怀的诚意和特别深厚的恩惠，远方百姓没有不感戴圣恩的。臣以粗疏拙劣之才，侥幸奉行诏旨，敢不竭尽全力来仰承圣上的德意？万一因为度牒还没有到，便先调拨、借用其他类别的官钱，就立即收购粮食；再斟酌轻重缓急，酌情赈济。所有实地访察得知的各州丰歉情况、米价高低以及常平仓、义仓现存米粮数目，已经另行具状上奏。如今各地米价稍稍稳定，麦苗很茂盛，气候也颇早，不超过来年春末，便会有新麦，或许可以接济。臣恐怕圣慈想要知道，谨具奏闻，伏望圣上明察，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御札再次询问蜀中旱灾歉收 臣接到御前降下的金字牌和御宝实封札子，恭敬地防备宣示：如今蜀中今夏缺雨，不知到了秋收以后，今年的收成究竟如何，民间是否已经缺粮，请具奏上来。臣考察到，先前臣接到御札，指示说蜀中如果旱情严重，应当怎样救济，命臣详细具奏。后来又接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发给度牒四百道，交给臣专作籴本，筹措赈济，不得另作他用。臣已经三次具奏，蜀中的丰歉、米价高低以及救济的办法，想来都已上达圣听。如今考察得知，遭受旱灾歉收的州军，成都府路有绵州、汉州、石泉军，利路有剑州，潼川府路有渠州、果州、合州、广安军；其余地方虽然灾情程度不同，但还没有受到严重损害。所有受灾地方，已经不断移文所属各处，及时赈济，务必使实际的恩惠惠及百姓。虽然据申报上来的情况来看是这样，但臣私下担心其中的曲折情形或许还有没有完全查明的地方。臣已经选派成都府通判何耕前往绵州、汉州、石泉军，制置司干办公事程价前往剑州，制置司准备差使谢中前往渠州、果州、合州、广安军，命他们逐一访察饥民人数，并同各州军的守臣、副职共同商量处置。其中有缺少钱粮的地方，就由制置司拨给供应。现将各项条目列在下面。一、臣考察绵州申报，本府以及所属外县共掌管义仓米三万七百余石。此前因知州尚未到任，制置司选派隆州签判李蘩暂代州事。李蘩从去年十月就开始赈济，抄录登记到缺粮百姓四万五千九百余口。既然减价卖米，对那些年老、患病、贫困而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就发给食米；没有衣服的，发给纸袄【案：‘纸’字原本误作‘纸’，今据《说文》‘纸，丝滓也，从系、氏声’改正】。到十二月初十日，知州白麟到任。制置司又命李蘩担任绵州通判，劝导富民，或者卖米，或者做饭，都由官府主持。如今请求吃饭的每天有二千九百八十九人；患病的发药医治；死亡的派僧人诵经收殓埋葬。李蘩又遍到各县检查处置，尤其更加周详。外县缺米的，由本州拨运供应，确实能够使各处得到均衡救济。至于总领查籥召募土豪自行出售绵州军粮一事，臣以前已经另行具奏。总领所近来又将绵州本应拨运到剑州的税米改为免于拨运，并且不再追收地理脚钱；又把先前兑买的绵州义仓米一万石，仍拨给本州通融赈济；又把乾道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每月应当征起的籴本钱一万一千四百余道，改为每月只先征起一半。这几件事，对州郡和民间实际上都很便利。

译一、汉州及所属外县共掌管义仓米五万五千余石。知州刘仪凤竭力赈济，他给臣写信说：‘凡事都亲自检查防范，一丝一毫也不容许作弊。除了减价卖米外，煮饭发给的，在城中每天统计有六千余人，德阳县三千五百六十一人，什邡县六千二十四人，绵竹县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人。又有乡村、镇市距离县城稍远的地方，分别委托当地人就近赈给。本州已经命各县截留使用应当缴纳的税米，又用车载米分别运往各县。因为汉州义仓米的数量比其他郡最多，又有富民相互劝勉拿出米来，确实可以充足供应。’ 一、石泉军所属三县中，神泉、龙安两县歉收，共抄录登记贫民二千九百二十人，每天用义仓的斛斗赈济。一、剑州过去把军粮米摊派给民户购买，总领查籥自行筹措办理，不仅使民间免除摊派买米，而且使米粮留在剑州境内。先据剑州申报，赤米每石计价钱引十一道半；由于停止摊派买米以后，物价逐渐下降，如今赤米每石只计七八道左右，由此就可以看出成效了。又宣抚司委派官员，把梓潼、阴平两县受灾的地方，每县约三千户、每户三口、每口发米一升；又以米、麦、粟、豆共五千石供应剑州出售。又本路转运司根据两县民户陈诉灾情的文状，共一千四百五十三状，将上述民户应缴的秋税一并免除；所免除的米粮，却由转运司自行筹措收买出售，以供发放使用。两县另有每年按定额应当解送转运司省计的钱物，也暂时停止催办。又宣抚司规定，两县上三等民户所欠的税，等到麦子成熟时随带缴纳；四等、五等民户的秋税，也暂时停止催办。又制置司已经把买到的米五千石从眉州水路装运到剑州，专门充作赈济之用。一、果州连续几年歉收，知州赵不拙到任之初，只有省库钱引一百六道、仓米三千一石六斗，但赵不拙检查弊端，节省冗余开支，在困窘中筹措赈济，样样都有条理；又积存钱引二万道，收买米粮以备缓急，因此这个州可以无忧。一、广安军每年缺少军粮米九千三百余石，向来在所属三县按户随税摊派购买。市场上的米价每石约五道钱引，官府却只支给两道；并且每一石四斗才量作一石。制置司已经下令本军，立即停止摊派买米，张榜晓谕民户，并移文本路转运司据实计算供应和支用，希望能够减轻、节省民力。近来又收到本军签判李若愚的信，他认为劝导赈济不能用威令驱迫，不能以产业簿书来判断贫富虚实，不能让饥民专门聚集在一处，也不能让胥吏参与其事。如今专门委托乡里忠信之士，由知军、签判亲自率领在城中以及近城的属官，各自捐助钱粮；乡官也以风义敦促劝导。富户大族不论等级，只根据现有财力，按多少出资备办救济。至于佃客，则让田主在供给自己之后，各自把余粮送到附近的屯长处。不久据本军陆续申报的赈济次序，臣也命所差官员带钱到广安军、渠州、合州买米，以供支用。因为目前各处米价与常年相比没有明显上涨，渠州、合州也不缺米，只要有钱收买就可以救济。一、臣私下认为，《周官》所说的荒政有‘缓刑’和‘除盗贼’；刑罚虽然应当放宽，但除去盗贼却是当务之急。制置司先前访闻，广安军渠江县交界有强盗结党，肆意抢掠，巡捕官司往往同他们内外勾结，又有权势人家为他们提供财物。前些日子果州捕获两伙盗贼，已经依法判决发配；其余党徒仍然出没，于是具列人数姓名，下达广安军，委托知军处置。随后据申报，已经捉到主犯七名，其余仍在不断搜捕。据闻近日盗贼也颇为收敛。一、遂宁府民间虽然稍微缺粮，但不知道有其他地方那么严重。臣收到知府张震的信说：‘在城中以及外县抄录登记到贫困不能养活自己的人，约二千名，有的请求米，有的请求饭，各按自己的意愿。去年冬天派官员带钱到防州、泸州等处收买粮食，可以接续出售以平抑价格。’ 一、臣收到防路检法官李德修的信说：防路秋收大致不均，总体约可达到五成，粟、豆约可达到七成。各州米价每石只在五道钱引上下。由于荆湖年成丰熟，运米的船只多上行到归州，防州也因此得到一项帮助。又说：防州饥民已经接近四百人，乡村盗窃很多。制置司已经下令，委托防州通判赵汝明筹措赈济。一、绵州、剑州各县有很多流民，把幼小男女遗弃在道路上；由于力量弱、道路远，不能到州县请求领取米饭。臣已经拟定条文下达绵州、剑州，筹措收养赈济，务必使他们存活；又移文四路提举常平司，迅速依条施行，已经办理完毕。一、四川的田地没有不种麦子的。今年气候相当早，大麦约在三月中旬收获，小麦必须到四月初才成熟。一、先前接到尚书省札子，恭敬奉行圣旨指挥，降发度牒四百道，专作籴本，不得另作他用。由于度牒尚未送到，各州发生灾伤、遇到缺乏时，臣就用制置司的钱粮紧急供应。以后不再从度牒钱中扣除这部分支出，希望能够保留下来，专作籴本，作为将来缓急时的储备。右谨将以上情况具奏，请圣上裁决。臣这次所奏，其中有同前次奏报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州县的情形随时不同，又经过后续的访察核实，才看到了确实情况。至于赈济饥民，只是各州按月底申报的人数，此后还必然会有增减。恭请圣上明察。谢御札 臣恭敬地防受圣上慈爱，颁赐亲笔诏翰，询问蜀中秋收如何，民间是否不至于缺粮。臣仰想陛下忧虑体恤百姓，把困穷之民放在首位；明察天下四方，把远方边外之地看得最为重要。这样的至诚恻怛之心，连询问也下达到臣这一级。即使是文王把百姓视为受伤的人、武王不疏远近处之人也不忘记远方之民，又怎么能超过这里呢？臣以愚钝之才承受差遣，岂敢不早晚竭尽全力，仰承并称颂陛下的德意。至于所有受灾州县以及筹措赈济的次序，已经另具札子奏闻；谨请圣上明察。又

译臣恭敬地承受圣上的慈爱，俯赐亲笔诏翰，因蜀中旱灾歉收，命臣条列说明救济办法。臣除已另具札子奏报外，仰想陛下端坐九重深宫之中，却能明察万里之外，至诚恻怛，询问下达到远方，这种用心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超过。臣在此时亲自承受圣训、宣扬圣德，私下实在欣喜而又战栗万分。奉手诏奏边事 臣恭敬地读到手诏，陛下将亲自屈尊，以帝王之尊劳军慰问六军，中外臣子谁不感动激愤，产生奋发图强、抵御敌人、洗雪耻辱的志向？臣私下观察，敌人虽然以大举进攻为借口，但像襄阳、川陕，不过是想骚扰我国边民，分散我国兵力，以侥幸求取万一的成功罢了。自从西和州相继取得胜利，敌人就立即退走；虽然其中的诡计或许不可知，但其大势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如今蜀中人心全都重新安定，臣恐怕圣上想知道这些情况，谨具奏禀，请圣上裁决。奏边事 臣考察近日接连据沿边申报探知的北界事务，都说敌军骑兵已经离开，到达平阳府后，不久又被截住，于是返回陕西。眼下正在积聚粮草、修盖仓舍，并声称想在七八月间用兵。臣私下推测，大概是因为地界尚未确定：一方面敌人还没有摸清朝廷的意图，势必要自行设置防备；另一方面是想张扬这种声势，希望朝廷早些下达处置。因此其情形不过如此，臣愚钝的考虑所及，不敢不具奏禀，请圣上裁决。请求早日派遣兴元帅臣 臣考察兴元府现正缺少帅臣，私下认为兴元是都防之地，地位雄要重要，负责节制军马、镇抚内外边防事务，关系利害不止一端。而蜀道偏僻遥远，奏报往返，动辄需要三四个月。恭请陛下出于圣意，早日选择老成、周详练达、忠义而有谋略的大臣，授予方面之任，这样或许可以增加上游的分量，使根本更加牢固。臣如果有所见解，不敢不具奏禀，请圣上裁决。奏报地界已经划定 臣考察敌人先前因为地界未定，屯兵聚粮，对外显示声势。臣近来接到三省、枢密院札子，恭敬奉行四月一日圣旨指挥，命四川宣抚制置司下达所属各处，依照旧界办理，不得有误。臣已经遵奉禀报并下达施行，等各处申报送到后，立即照办。臣私下听说金人的军队疲惫，都想休息。如今地界既已确定，他们必定自行退兵。臣恐怕圣上想知道，谨具奏禀，请圣上裁决。《文定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五 宋代汪应辰撰 奏议 论荐举考限疏 臣考察四川制置使司先前的举荐指挥：选人经考核任满改任官职，允许由本司出具公据，申报吏部施行。臣看到绍兴三十二年十月九日的指挥：凡在外应当举荐改官、担任亲民职务的人，按照每年应举荐的人数，一半举荐已经关升的人，或者实际历经三考以上的人；另一半举荐自历任以来累计达到六考以上的人。如果违反规定，这次考限内举荐官和被举荐的人一并罢黜，即使已经离职也不予宽赦。又有隆兴元年三月初四日指挥，把六考改作五考。臣私下想，这道指挥的本意，大概是担心初任官还没有达到三考，却通过请托钻营，很多人替他作保，收下举状留待日后磨勘；这不只是助长奔竞之风，也会妨碍寒俊之士的出路，所以制定这个约束作为限格。然而它的文字繁复而难以明白，法令又有拘束窒碍而难以遵行之处。选人依法必须实际历经三考或四考才可以关升，固然有历经三考以上却尚未关升的人，但没有已经关升而不是历经三考的人。既然如此，说举荐历经三考以上的人就够了，不必再说已经关升；这就是臣所谓文字繁复。况且荐举之法，是要选取人才、考核政绩，并不是只求凑足人数而已。现在姑且以一个郡来谈，假如郡守每年合计应当荐举二人，恰好又没有实际任职经历达到五考以上、可以符合资格的人，那么就会落到宁可空缺也不荐举的地步。又比如有三个人，其中两人的考绩在三考以上，且他们的才干和政绩都应当荐举；另一个人的考绩在五考以上，但他的才干和政绩却不应当荐举，那么有时就会舍弃本应荐举的人，反而选取本不应荐举的人，以凑足一半的数额。这就是臣所说的受到拘泥和限制。伏望圣上特别降下指示：凡是在外地应当荐举、改任官职并担任亲民职务的人，只要荐举实际任职经历在三考以上者，就不必再以已经关升或达到五考以上作为限制。这样，文理就明白，条文简约而容易遵行；既可以革除初任官员奔走竞争的弊端，又不失去选取人才、考察吏员政绩的本意。臣私下看到，祖宗时期，各路使者荐举所属部门的官吏，并没有限定人数；在京城任台阁职务以及常参官的官员，都可以担任知州、通判，即使不是自己所属部门的官吏，也都可以荐举，那个制度是非常宽的。然而，选人引见却有特别的规定，京官改任和转官又有确定的员额，因此荐举虽然很多，官员却不会冗滥。如今法令更加严密了，但后来的人却没有穷尽。陛下应当考察祖宗的制度，斟酌当今时代的适宜情况，作一些增减损益。臣冒昧因职分所涉及的事情而尽力直言，惶恐不胜，等待降罪，请陛下裁决。

译论请求罢除户长、改为差遣甲头的奏疏 臣私下认为，祖宗的法令发展到今天，已经严密而详备，是应当奉行遵守、不能有所失误的。近年以来，官吏推行这些法令，有时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以至于事情处理失当，百姓承受了其中的弊害。议论的人不考察其中的缘故，往往把责任归咎于法令，凭着偏见任意提出奇异的主张，轻率地议论改制，只求使自己的说法得以实行，却不探究法令的始末，也不顾及百姓的利害疾苦，频繁更改，造成混乱，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加以危害的情况，大概已经不少了。比如近日有臣僚请求，想要废除催征赋税的户长，改为差遣甲头；这只是看到了户长的危害，却没有想办法挽救，也不知道使百姓受害的原因在人而不在法。百姓有产业，就有固定的职役。如今免役条令规定，每二百五十家差派户长二名，催办、整理百姓所应缴纳的赋税，这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户长不能承受这种差役，有的甚至到了破产的地步，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因为各户的财产有厚有薄，服役的次序有久有近；如果县令亲自查阅簿书，依照公正的规定差派，那么百姓自然无话可说。如今吏胥上下其手、舞弊作假，甚至有差派一个户长，竟然反复更换四五次还不能确定的，这是一种危害。税租本来有规定的期限，却还要追赶召集、逐一比对，拘留、查验并加以惩罚，这是第二种危害。官物已经缴纳却不立即销账，往往重复登记为欠款，这是第三种危害。代人包纳税款的，多半同公吏内外勾结，也有公吏自己充当包纳人，包收后却不缴纳，反而使户长受到牵连，这是第四种危害。逃亡、绝户不再暂缓其税，却让户长代为缴纳，这是第五种危害。有权势的民户拖延懈怠、苟且逃避，官府不敢追究谁，而只责成户长办理，这是第六种危害。不能查察奸弊盗漏、节制冗滥开支，导致财赋流失、用度不足，于是预借税租，甚至把两种税一起催征，这是第七种危害。这七项还只是大概，其他烦扰侵削的情形，哪里容易一一列举？如果县令得其人，担任户长的就不会有这些危害；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即使改用甲头，危害百姓的情形也仍然照旧。大体说来，胥吏的常态是乐于制造事端来扰害百姓；如果只是循常守旧，就没有办法施展他们的奸贪。因此每当朝廷政令下达，他们就借机附会、假托，造成上下疑惑，肆意制造混乱，却名义上说是在奉行，实际上却违背政令。像臣僚所请求让甲头催税这件事，户部审核后下令转运司、提举司从长计议；如果经过长久考察确实可行，再申请施行。因为省部的本意，是要广泛听取中外不同意见，审定适宜与不适宜，然后认为可行才施行。可是潼州府中江县竟然差派甲头八百二十六人，又因为催追不到，判处杖刑的有四百多人，发给凭证甲帖，所缴钱数也都有定额。又有怀安军、金堂县差派甲头七百人，每五天核对一次。这样一来，这七百户每天都奔走在道路上，没有一天空闲；他们所发的公文、告示，全都以奉行朝廷诏令为借口。于是制置司因民户申诉，已经下令停止，听候朝廷指挥，并移文四路转运司、提举司照办。臣私下认为户长之法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恭请圣上明确下令，让州县一律依照现行条法施行，不要再另行议论。臣仰想陛下忧念百姓，对监司、郡守尤其重视，召见询问，考察其任用和黜陟，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监司得其人，所属郡就能治理；郡守得其人，所属县就能治理。至于进献言论的人，动不动就想改立法令，其中纷繁而没有益处的，可以由圣上亲自裁断，搁置不问。真宗皇帝时，李沆任宰相，曾说自己处在相位没有什么功劳可记，只是把中外所陈述的利害一概批报罢除，凭这一点稍稍报效国家。朝廷的防范设置已经纤细周备，如果竟然把所陈请的一件事付诸施行，所伤害的方面就太多了。臣私下推究李沆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完全抛弃群臣的意见，而是因为变更法令是古人所慎重对待的事，利益未必兴起，危害却已经显现；如果逐渐不停地变更，流弊会更加严重。所以要杜绝弊端的萌芽，他的见识和考虑是长远的。至于那些通晓国家大体、切合世务的意见，又怎么能一概而论呢？臣敢于因这件事竭尽所见陈说，实在惶恐战栗，请圣上裁决【奉圣旨，依奏，命户部下达到各路照此施行】。

译论罢户长改差甲头疏【乾道五年】臣私下认为，祖宗的法令到今天已经严密周备，是应当奉行遵守而不能失误的。近年以来，官吏推行法令往往不是合适的人，以致事情处理失当，百姓受到弊害。议论的人不考察其中原因，往往把过错归给法令，凭偏见任意标新立异，轻率地议论改作，只求自己的说法被采用，却不探究法令的始末，也不顾百姓的利害，纷纷更改而造成混乱，这种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事，大概不少。如今臣僚有人请求停止催税户长，改为差派甲头，这只是看到了户长的危害，却没有想办法救治；他们不知道，使百姓受害的是执行的人，而不是法令本身。百姓有产业，就有固定的职役。如今免役条令规定，每二百五十家差户长二名，催办百姓应当缴纳的赋税，这有什么困难？然而户长不能承受这种差役，有的甚至因此破产，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因为财产有厚薄，差役有先后远近；如果县令亲自查阅簿书，依照公正的规定差派，百姓自然没有话说。如今胥吏舞弊玩弄，甚至一户户长差到四五人还不能确定，这是第一种危害。税租本来有规定期限，却又追集、比较、拘留、审问、处罚，这是第二种危害。汉高祖所任用的是萧何，萧何说：‘希望大王在汉中称王，养育百姓，使贤能之士归附，再平定三秦，这样天下就可以谋取了。’光武所任用的是邓禹，邓禹说：‘如今百姓思念明君，就像婴儿仰慕慈母。古代兴盛在于德，德的厚薄不取决于土地大小。’萧何、邓禹的话，就是孟子的话。世人只看到高祖、光武征战而四方取胜，却不知道他们获得上天和人的心意，正在这里而不在征伐本身。臣恭敬地想，陛下宏大的规划和长远的谋略，是要继承恢复大业，使四方安定，而对爱护养育百姓尤其用心。从诏令言辞中表现出来，在政事中也体现出来，勤恳不懈，无所不用其极，这已经完全合乎天意了。臣冒昧思考，希望略尽辅成圣德之万一。第一，陛下虽有爱民的诚意，但良法美意能否推行，取决于监司和郡守。如今监司、郡守多没有经过实在的选择，所以百姓未必都能得到恩泽。希望陛下精心选择合适的人，长久任用，考核他们的功课而决定升降。第二，献言进谏的人大多舍弃循常守成而喜欢纷纷更改。循常守成的功劳未必有可以看见的迹象、可以喜悦的事情，而纷更的主张，听其言语很美，施行于事情却违背道理，百姓受到弊害，往往就在这里。所以古人说，使小民得到安宁和救济，大多应当从内心审慎详察开始；不能因为片面的言论而改变法度。【此处原文有疑误，见 issues】第三，榷货所获的利益，如今是前代的数倍，州县有时摊派收取以完成任务；即使不能减免，也不应再增加，使百姓更加困乏。第四，州县百姓的日常支出，比太平时期不止多十倍，哪里还会有多余财物？贪婪狡猾的官吏往往刻剥百姓来进献，近来虽已禁止，却还没有完全革除。从今以后如有违犯命令的人，陛下必须施行贬黜惩罚，明确表示爱憎。第五，收买储粮、修缮器械之类的各种费用，都应按照实际价值计算，发给本钱，不要让州县在百姓承担重赋之外，又有这类赔累，或者借机肆意谋取奸利。第六，百姓已经竭尽财力来养兵，又想把百姓编为士兵，恐怕不足以抵御盗贼，反而正好使他们成为盗贼。如今虽然已经登记编定，如果免除他们的训练，并约束州县，不得在规定时间以外追集，也不得违法摊派征敛，这样或许能使疲惫困苦的百姓安居从业。臣所陈说的这些，全都关系百姓的安乐和忧患，是最为切要的。臣所见所闻所思所虑仍有未能涉及的，大概也不少。希望陛下特别留意，使士人的诚实言论、百姓疾苦的情状，都能在陛下面前充分陈述，再依次施行，以巩固国家根本，承顺上天意旨。这样天与人相互感应，彼此合为一体，那么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采取任何行动都能建立功效，将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请圣上裁决。论钦宗配飨功臣疏 臣接到尚书省札子和太常寺官员札子，说钦宗皇帝庙庭中陪祀功臣的位置还空着。当时的官僚很少有值得称述的，但以身殉国、名节显著的人却有一些。虽然他们生前的官品不符合配飨的规定，然而事情发生了非常变故，难以拘泥于固定制度；拖延了九年，也应当及时决定。希望陛下将此事上奏，特地下明诏，命侍从、台谏集体议论后上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臣谨按《周礼》司勋之职，凡有功劳的人，都把他的功绩铭刻在王的太常旗上，并在大烝祭祀时祭祀他，大概是因为有功而特别褒奖，以此表示劝勉。本朝一祖七宗，都以宰辅配享，名实相称，没人有异议。恭敬地想，钦宗皇帝遭逢艰难时局，他所谋划任用、共同执政的大臣，没有人能够胜任其职。这样的非常变故，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如今如果只是照应旧例，勉强找人凑数，必定无法满足公议；对上不能用来尊崇宗庙，对下不能用来劝勉有功之臣。这确实如太常寺官员所说。至于当时为国死事的大臣，前后不止一人；建炎以后，都已经依次褒奖追赠。如今如果要让他们配飨钦宗庙，既然典故中没有先例，万一创立此制，又应考察事情始末，区别轻重，有所取舍，更不能轻率办理。过去唐文宗、武宗、宣宗都没有配飨功臣，大概配飨的意义主要在于劝勉功劳，由司勋掌管；称作功臣，其中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它并不是宗庙礼制中非要有配飨功臣才算完备。臣看到本朝建阁立名，用来收藏皇帝文集，唯独太祖、英宗两朝没有御集，所以也没有建阁。这说明即使尊崇奉祀祖宗，也必须审察实际情况，必须合乎道理，并不是徒然崇尚文饰来勉强迎合人情。臣私下认为，钦宗配飨功臣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应当空缺；这既符合《周礼》司勋的意义，又有唐代旧例可据，也符合本朝建阁的体例，像臣所说的应当是合宜的。恭请圣上慈爱，特别降下指挥，以后不再议论此事。请圣上裁决。贴黄 臣看到治平二年诏令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元祐八年诏令议论郊祀，不久都下令停止议论。大概或议论、或停止议论，只取决于事情是否可行罢了。恭请圣上明察。

译论金使名犯真宗旧讳疏 臣看到金国派来的贺正旦副使，名字有两个字，是真宗皇帝在藩邸时的旧名。臣私下认为，应当告知他们，让他们避讳改称；或者两个字中只称其中一个字，并且移文接境官员，依照避讳规定办理。如今如果置之不问，万一后来触犯宗庙的正讳，就更加难以处理；不如在今天防微杜渐。请圣上裁决。贴黄 臣考察金国派来的正使，他的姓触犯钦宗皇帝的嫌名，并不等同于触犯正名，恭请圣上明察。会同各司请求确定寺观缴纳趱剩钱期限疏 臣等如今商议，上述趱剩钱原先降下的指挥规定在次年上半年内征起发运。近来各处办理不一：有的趁秋收成熟时催收，催收便有谷价正低、缴纳超过实际数额的费用；有的命令分四季缴纳，又有期限逼促、不得不在不合时宜时借贷的忧患。大概是因为八州土地出产早晚不同，寺观大小和财力也各不相同，利弊难以一概施行。然而如果一定等到次年催办，其中有的可能已经荡尽而被另作他用，到时向无物可交的人追责，反而会造成劳扰。如今请求命八州都从秋苗初限之日起催收，各按当地习俗适宜的办法陆续送纳，到次年上半年内收足。有人愿意在秋苗之前缴纳的，也听凭其方便。官府不得另立期限；向来缴纳本色米或折价的地方，都依旧例办理。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宽减寺观的财力，州县也不至于短缺误事。论勘合钱比旧制增加加重疏【同两运使奏】臣等仰想陛下大力推行仁政，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凡是正当的外间议论中有使百姓便利安定的意见，未曾不欣然采纳听从，这正是尧舜的用心。然而事情有曲折，事理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利害有时完全不同，名义和实际甚至相反；陛下即使有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也可能不仅百姓不能得到恩泽，反而更加受到伤害。这是做人臣子的应当思考如何顺成圣德的美意之处，不能苟且了事。臣看到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圣旨，依照臣僚奏请，规定各路州县收纳人户应缴的二税等，每钞收勘合朱墨钱三十文。如今拟定每贯、石、匹、两以上按数收取勘合朱墨钱，比旧制减为二十文；其下户钱不满百文、米麦不满一斗、绢不满一尺、丝绵不满一两的，一律免收，庶几可以优待宽惠下户；此事已经交户部施行。臣私下认为，议论者的说法是：过去向百姓取三十文，现在减为二十文；过去的零碎数额如今又要免除。这种利益看起来是减少收入来给予百姓，陛下乐于听从是应该的。但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过去的三十文是按一钞计算，现在减为二十文却是按贯、石、匹、两计算。且以钱来论，或十贯，或一百贯，都是一钞；过去不过缴纳三十文，现在十贯就应缴二百文，一百贯就应缴二贯。各处数额不一，长短相补，总计起来，所多取的钱数恐怕有数十倍、数百倍，甚至不止。谨按，人户输纳官物，按钱的陌数收取的叫头子钱，随钞旁收取的叫勘合钱，这是两件事。头子钱本来起于除陌钱，是唐、五代不得已采取的政策，本朝因循沿用，未能完全革除；但旧法只收十三钱，到绍兴十一年增加到四十三钱，乾道元年十月又增加十三钱，因此头子钱从过去的十三钱变成了如今的五十六钱。所谓勘合钱，起初是宣和年间讲议司筹办的，让人户自行选择在钞旁缴纳官库，称为合同印记钱，过去从未有过。到绍兴四年因军事兴起、费用需要，临时筹措改称勘合钱，规定人户缴纳税赋时，每份写好的文钞收取勘合钱三十文。由此看来，头子钱是因贯陌而收取的，勘合钱是因钞旁而产生的，两者制度和名称的意义各不相同。如今却不追究事情的缘由，一概增加征收，这样头子钱和勘合钱合计，每贯就收七十六钱了。头子钱本来已经很重，又把勘合钱一并增加，这是一次过重之后又加一次。既然是随钞旁收取，却又按贯陌计算，名义不正，说法也不顺。以减免赋税为名，实际却增加赋税，这是把白说成黑。取收的钱多出数十倍、数百倍，却只对不满一斗、不满百尺、不满一两的数额免除，称为优待宽惠，这就像放任人把饭倾倒、把酒水洒流，却反过来追问有没有牙齿咬断食物。小民没有知识，只能借此叹息怨恨，只说主管官府贪图聚敛，用虚假的名义欺骗他们，哪里还知道陛下的圣意所在？齐宣王用羊替换牛，孟子说：‘这样的心足以称王了。’百姓都认为宣王是吝惜。臣本来知道大王是不忍心。孟子又说：‘大王不要奇怪百姓认为大王吝惜。’用小羊替换大牛，百姓哪里知道其中的心意？大概百姓所看见的只是外在的迹象罢了，他们知道得浅显是应当的。蜀地最为偏远，而陛下垂意加恩，没有一处不做到极致。折估籴本的虚额，就多次下诏免除；白契税钱的积欠，则一概免除。这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全都是为了爱护百姓罢了。只是进言的大臣没有周详审察，使百姓有理由轻率议论官府，这实在不是陛下爱民的本意。汉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造成杀人；后来重新制定律令，百姓才得以保全生存。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以善意办理却失去根本宗旨的，自古圣贤也不能完全避免。只要知道它不对就立即改正，不等到第二天，那么德意就会彰明，百姓的心志也会安定。有人恐怕议论说，勘合钱所收数额细小，不足以危害百姓。臣等认为，自从军务兴起以来，百姓承担的赋敛已经是过去的十倍，刻剥削减到了极点。譬如羸弱的人背负百斤重物，辗转走在远路上，不能休息；如果减轻一二分，尚且可以稍稍缓解；如果再增加一点，就会辗转疲惫，必定倒毙之后才会停止。一线水流，时间久了也能穿透石头；存亡危急，间不容发，不能认为没有伤害就不去除。百姓的疾苦，陛下本来已经全部知道，臣等却仍然反复陈说，实在是因为忧念不尽。恭请圣上俯察详酌，特地下令，勘合钱仍依旧法施行，这将是中外共同的幸事。

译论左藏南库事 臣恭敬地承蒙圣上慈爱，亲自赐下手诏，命臣详细列具激赏库现存的钱物以及各处每年供应缴纳的数目上奏。臣私下考虑，自设置激赏库以来，已有二十七年，其中增减不一，费用也各不相同。现在姑且列出绍兴三十一年现存和收入的数目，使人可以看到大概情形。唐朝宰相李德裕奏请设置备边库，每年收入的钱帛都有定额，由度支郎中主管。本朝重新制定官制，户部侍郎二人分别主管左右曹，而右曹实际上掌管封桩的钱物；这种制度仅存的部分虽然可疑，终究不能轻易改变。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费用多端，封桩钱物所剩无几，于是户部侍郎不再分职办理，这也是形势所造成的。陛下近来下诏给有关官署，把御前激赏库归户部管理，又下诏以左藏南库为名，遇到军务才可以支用，用来表示天子不私自占有财物，以及预备意外之事的意思。祖宗的本意虽然不能完全恢复，但唐朝备边的做法也不过如此而已。臣私下见近年如出卖官田、官告、度牒以及进奉的银绢，虽然都已经封桩管理，也应拨入南库，以表明这些财物是有司所保存的。遇到短缺以及缓急费用，必须奏请得到圣旨，然后才可以支用。希望下令，再加以详审斟酌后施行。《文定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六。宋代汪应辰撰。奏状、札子。除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状。按照法令，各位侍从官接受任命后三日以内，应当举荐一名官员代替自己。臣恭敬地看到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朱熹，志向高远，学识纯正；不拘守章句，而以独立体悟为根本；不追求华丽文辞，而以亲身实践为作用。他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涵养日益深厚。举荐他代替臣，确实符合公议。授端明殿学士举查籥自代状。臣恭敬地看到某官查籥，研习古代的学问而能够施用于今天，应对变故的才干都合乎义理。他奉命出使进入蜀地，跋山涉水七年，随事便利百姓，为国家巩固根本。让他任职于要近之地，必定大有补益；臣自愧不如他，故举荐他代替自己。荐举尤袤札子。臣私下认为，人才难得，是自古以来都感叹的事。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广泛访求、详细考察试用，以了解其确实可用之处，这样下面就不会遗弃人才，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共同成就天下的事务。臣恭敬地看到左从事郎、江阴军军学教授尤袤，学问广博，富有文才，议论详明，通晓世务。他随着任职文书辗转州县，长期安处于低级官职。臣近来蒙受恩典误任官职，按法令应当举荐人代替自己，便冒昧将他的姓名上报，以应诏旨。此前蒋芾、陈之茂、胡沂也都曾举荐尤袤代替自己，这大概是公论所赞许的，并不只是臣一人知道。只是尤袤相貌并不出众，性情又安静退让，所以长期没有被当时任用。臣认为，相貌不是取用人才的依据，而安静退让的人尤其应当加以奖进。臣区区报恩的诚意，不能自已。希望圣上慈爱，特意详加察看，决定取舍。荐举闻人阜民状。臣恭敬地看到左迪功郎、福州州学教授闻人阜，学问广博而懂得要旨，性情平和而有操守。福唐的学校最为兴盛，每逢春秋补试，参加者常常不少于六七千人。奔走竞争、请托求见，已经形成风气，是非毁誉无所不有。然而阜民持身谨慎严整，守法坚定明确，人们既不敢以私事干扰他，时间久了也没有非难他的话。对于年老困顿的士人，他使其得到安定和供养；对于聪敏秀异的人，他加以诱导进取；即使只有一技之长或一点善行，也一定加以鼓励，人们因此敬重他，更加勤勉于学习。荐举郑樵状。臣听说，舜之所以成为大圣人，是因为他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像江河决口一样，浩大奔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恭敬地想，陛下愿意与人共同为善，具有舜的德行，凡是做臣子的，都应当仰体圣意，凡有所见所闻，都把它献给圣上。何况臣蒙受的恩典特

译别深厚，更不应当以自己身处疏远之地为理由而置身事外。臣恭敬地看到寄居福州的郑樵，自幼专心求学，没有其他嗜好，年过七十，称说道理仍不知疲倦。他所著《六书本义》，阐明古人造字的意旨，都有证据依据；有疑问的地方便空缺不论，不强作解释，足以辨明近世儒者任凭私意穿凿附会的错误。又有《诗传》，考证研究精细严密，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尚未领悟的；推求经书旨意，简明易懂。希望圣上慈爱，命福州取来抄写进呈，或许经过圣鉴，必有可取之处，也足以慰藉他记载事迹、编纂言论的勤劳。荐举于輗治绩状。据都进奏院报告，朝廷屡次下达指示，命监司、守臣保举确实有显著治绩的知县、县令，列具姓名上奏。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命吏部下达各路监司，让他们在所属地区各举荐三两人，不许联名；守臣在所属各县各举荐一两人，列具姓名加以保明，令中书门下省登记姓名，听候圣旨甄别提拔。臣恭敬地看到左奉议郎、知成都府华阳县、主管学事劝农公事于輗，操守公正，遇事敏捷明察。华阳县属于靠近府城的县，正处于繁华纷杂、事务繁剧之地，奸猾之徒出没，诉讼文书纷繁，弊病最多，法纪难以建立。本官通达明察而无所蒙蔽，办事果断而有操守，吏员畏服，百姓安定，政事平稳，诉讼得到解决，确实是治绩显著。臣保举并核实属实，谨此记录上奏。荐举何耕充文章典雅科状。查照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四日诏敕的条文，依照臣僚的请求，在六科荐举中：文章典雅科，可以备任制诰；节操公正科，可以备任台谏；通晓法律义理科，可以备任刑谳；节约费用、爱护百姓科，可以备任理财；刚正方直、和乐仁厚、劳绩显著科，可以备任监司、郡守；知晓事机、识察变化、智勇超群科，可以备任将帅。凡是文臣职事官，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以及现任将帅，每年都必须在各科中举荐三人。臣恭敬地看到左承议郎、充成都府路转运司干办公事何耕，学问积累深厚，很早就以文章著名，文笔敏捷丰赡，文辞义理精确，足以充任文章典雅科。如果朝廷将他提拔任用，而后来他的表现不如所举，或者犯有正入己的贪赃罪，臣甘愿接受国法惩处，绝不推辞。这次所举的何耕，列为第一人，谨此记录上奏。荐举蜀中人才札子。臣近来入殿，恭敬地承蒙圣上慈爱，问及蜀中的郡守。臣私下认为，近年来朝廷所派的监司、郡守，大多经过选择；虽然未必是全才，总也必须有一项长处可取。朝廷又明确表示好恶，公开施行升降，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也都知道应当勉励自己。只是远方人才沉埋在下级官职中，没有办法自行上达朝廷。臣如果有所了解，不敢隐瞒。臣恭敬地看到左朝散郎、通判眉州樊汉广，居家孝顺友爱，任官廉洁勤勉，可以成为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的官吏；左承议郎、通判剑州宇文绍奕好古博雅，处理吏事敏捷，先前四川总领所蠲免剑州和籴，以宽解民力，实在是宇文绍奕首先提出的。后来民间缺粮，宇文绍奕亲自从外县遍行山谷，随事安排处置，都有条理；右奉议郎、新任通判成都府程价，明察敏捷，刚强能干，可以治理繁杂事务，抚养困顿百姓；左奉议郎、辟差充四州总领所主管文字于輗，才干力量充足，从容处理政务，审理诉讼、管理财赋，都能抓住要领，如今四川总领所实在依靠他才得以维持；右通直郎、通判文州任忠臣，公正廉洁而有操守，内在品行谨慎端正，通晓民间事务，尽心办事而不苟且；左文林郎、新任成都府府学教授谢中，学问详明，操守高洁，研习事务，常有舍身报国的志向；左武大夫、成都府路副将、驻扎嘉州的王价，才能勇武，忠诚朴实而谨守法令，长期经历军阵，多次建立战功，先前因为不受大将喜爱而自行请求离军，如果把他交给边郡，必定能够使那里安定。这些都是臣熟悉了解的人，希望圣上慈爱，特意裁决斟酌，决定取舍。荐举张行成札子。

译臣私下认为，治理养育百姓，关键在郡守。郡守治理得好坏，是朝廷应当知道的；身处远方的郡守，尤其不能不知道。从前太祖皇帝命钱文敏知泸州，对他说：“泸州知州郭思济监守府库，郭重迁搜刮聚敛，违法不法，依仗地方偏远，以为朝廷不知道你。你应当替朕审问他。”太宗皇帝时，殿中丞、知荣州李虚已因上表谢恩，太宗亲自在表尾批示，称赞他为“良二千石”，又赐给他的祖母钱五十万，并改任他知遂州。既有治理的成绩，又下诏加以褒奖。李虚已最终成为名臣。西蜀是偏僻遥远之地，郡守治理的好坏、其中细微曲折，太祖、太宗都能如此了解，那么官吏没有不震惊畏惧的，下面的情况哪里会有堵塞蒙蔽呢？治理安定的成效，关键就在这里。臣因为疏拙，错误地承受了委托重任，想着竭尽自己的驽钝之力来仰助圣明，只要耳目所及有所见闻，就不敢隐瞒。臣恭敬地看到左朝请郎、知汉州张行成，通晓经书，博览古籍，尤其精通《易》，才高识明，遇事能够决断。绍兴二十三年，王孝忠等在成都谋反，帅臣曹筠闭门不敢出来，官僚往往逃避，张行成当时任都钤辖司干办公事，却独自推门进见曹筠，请他出来处理事务，整顿军队，发给兵器铠甲，指挥部署擒捕，很快就平定了。如今枢密王刚中撰写《成都续记》，确实记载了这件事；否则，当时的事态就有不可预测之处。张行成任汉州知州，聪明明察而强干敏捷，请托求见都不能通行，号令严明，盗贼止息，豪强退让服从；安排财赋，仓库充实；凡是一境之内，修复旧有设施、兴办废弛事务，都不扰民而能办成。臣考察他的政绩，再参照众人的议论，确实是一路之中最好的。如今任期届满只在十月，希望圣上慈爱，特意加以表彰优待：或者召他入朝对答，以考察他的才干；或者命他再次任职，以慰藉百姓的愿望；或者另行升迁任用，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这样或许远方的官吏都知道圣明在上，能够洞察幽隐，无不精勤奋进来承受美德，那么所起的劝勉作用就大了。请圣上裁决。荐举吴璘札子。臣恭敬地看到右朝散郎、直敷文阁、添差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吴璘，天性厚重，表里如一而诚实。虽然出生于将门，却经历了更多艰苦，衣着俭朴，人情世态的曲折都通晓，谨守规矩，安于淡泊；说话不轻易出口，一旦发言必有常度，有勉励自己趋赴事功的志向。虽然曾任将作监丞，后来又多次任外职，却始终没有充分发挥他的长处。他的父亲吴玠，精忠勇义，拼死经历百战，以保全蜀地；去世将近三十年，蜀人仍像当日一样在各处祭祀他。如今吴璘也能如此，不只是士卒乐意为他效力，百姓也喜爱他。现在他任添差参议官已经期满，希望圣上慈爱，特意任命吴璘担任蜀中应当授予的厘务差遣，既可慰藉蜀人对吴氏父子的怀念，也能使吴璘得以试用才干，在职事上稍有表现；他必定能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仰承使命，也能使将门子孙受到激励。请圣上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荐举吴洵充任郡守札子。臣仰想陛下挂念民间事务，慎重选择郡守，考察试用，得到合适人才的很多。只是四川距离朝廷万里，即使有人才，也不容易被朝廷听闻和发现。臣因疏陋谬误，错误地承受了委托重任，只要有所了解，便不敢隐瞒，希望能够仰助圣政。臣恭敬地看到朝散郎、前通判永康军吴洵，性情温和而有操守，沉静而有谋略；对于民情和吏事，能够穷究其始末，推求并察见隐微。永康长期缺少守臣，吴洵兼权主持军务，审理裁断详慎，事务没有滞留，送到各司的诉讼案件，比其他郡特别少。他禁约山林，以限制隔绝夷人；修治渠堰，以疏导水利；随事筹划安排，细微之处也周密完备，全部有条有理。如果把一个郡交给他，他一定能宣扬恩德，养育百姓。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令，臣冒昧惊扰圣听，实在战栗至极。荐举李蘩知邛州札子。臣等查考，邛州号称事务繁重，所应办理的赡军钱物数目极其庞大。自知州何极到任以后，日夜竭尽力量，事情才稍有条理。如今何极退休，才过两个月，逐月应当缴纳的钱物已经亏欠不少。又因为邛州自古以来用蒲江井盐在纳税户那里和买绢帛，收支交纳之间的弊端不止一项。本路转运司安排，命令卖盐买绢都由官府亲自办理。事情刚开始实行，全在于郡守是否得人；只有约束严明、察访周密，才能革除积弊。臣恭敬地看到左奉议郎、签书隆州判官厅公事李蘩，才干见识明敏，洁身自守，爱护百姓。从前彭州拖欠赡军缗钱，在本路中最多。转运司派李蘩兼权彭州通判，他排解纷争、处理积滞，使政事修明、事务办成。绵州驻扎的大军，有时侵扰百姓。制置司派李蘩兼权绵州，他恩信显明，军民安定；这些已经试用的成效，都有实际事迹可证。希望圣上慈爱，派李蘩任邛州知州，填补现有空缺，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财赋也能办妥。请圣上裁决。荐举时紫芝历学札子。臣私下认为，历数之学精通的人很少。自古以来制定历法，必须有儒学之士和掌管天文历法的日官共同审定，才能成书。因为日官只能够分掌部门、进行计算，至于探求隐微深奥之处，有时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汉代重新制定太初历，虽然唐都、洛下闳各自进献技艺，实际上却由司马迁、壶遂等人总领其事，是非才得以确定。如今朝廷用乾道新历测验，发现有差别，要求加以考订校正，虽然责成日官办理，却长久没有定论。臣恭敬地看到左朝散郎时紫芝，学问深广贯通，又沉醉于研究数象，用心详密，著有历书五十卷，辨析异同，推究隐微，多有前代儒者未曾达到之处；士人中明晓历学的，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希望圣上慈爱，命都堂加以审察；如果确实有可取之处，请给他一个在京差遣，并命他与太史官共同议定新历，或许可以仰承陛下尊崇天道的意旨。请圣上裁决。应诏荐举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臣恭敬地接到御前金字牌传递来的诏令，魏杞等执政大臣给臣的咨文，宣示圣上的训诫和谕令事项，臣谨将下列内容具奏禀报。

译一、臣恭敬地接受圣上训示，认为蜀中将帅的才能高下，朝廷没有办法全部知道，命臣在军中公开选取有才干、谋略、威望、众人推服的人，不一定要是才能足以担任宣抚使的人，只要得到能够统领兴州大军的人，列具一两人的职位和姓名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知阶州吴拱，持身谨慎廉洁，统率众人严整，世代忠义，常以舍身报国为志；又详慎沉静，遇事不轻易发作，出入任职历练，声名事迹日益显著。他的父亲吴玠，拼死经历百战，以保全蜀地，蜀人感念他的恩德，在各处祭祀他。吴拱又能如此，不只是士卒乐意为他效力，百姓也喜爱他。隆兴二年，金人军队大举入侵，各位将领都出战，只有吴拱在祁山取得一战之胜，百姓依靠这一胜利得以安定；有人却把这说成怯懦，从他选择出战的事情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又恭敬地看到果州团练使、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钤辖、御前后军统制、节制利州屯驻军马吴胜，勇猛强健，忠诚朴实，处事公平，通晓熟练军政，善于抚慰士卒，比吴拱略次一等。又恭敬地看到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姚仲，世代出自将门，关辅之人一向信服他。姚仲前后立下的功劳，多在川陕；绍兴三十一年原州之战，大概是凭恃勇力、轻视敌人而导致失利，但士卒起初并没有非难的话，直到今天仍思念他。他获罪后闲居废置，常常有感慨发愤、洗刷耻辱、效力报国的志向。后来沈介任湖北京西制置使，请求征召姚仲随行，也是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他。这三个人，都是臣所熟知的，恭请圣上明察。一、臣恭敬地接受圣上训示：如果万一吴璘果真不能起任，命制置司直接作为奉旨办理，一面收取印章，暂时主持其职事，再申报请示。臣已经恭敬遵照禀报。只是想到臣才力微薄，单是制置司一职已经害怕不能胜任。近来又苦于眼疾，职事荒废，正在请求宫观差遣，心中惶恐不安，仰候恩命。如今又承受这样的宣谕，更不是臣所能担当的。希望圣上慈爱，俯察臣的情实，选择与才力相称的任用，使臣在紧急之时不至于误了差遣。辞免户部侍郎奏状【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臣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任命臣权摄户部侍郎，听到命令后震惊恐惧，不知所措。恭敬地想，陛下因为国家财政关系重大，慎重选择任用的人，却谦下地把此任交给臣，这正是臣子奔走磨炼、在事务中建立功业、寻求报答圣恩的时候。但臣私下反复估量，有些话不敢沉默不说。臣想到国家用度匮乏，百姓力量衰敝，到今天已经到了极点。在公私一同困窘的情况下，却要谋求均衡救济的办法；在朝夕都难以供给的情况下，却要谋求长久的计划。若不是宏才博智、超群绝伦的人，没有人能够把这件事办好。像臣这样愚昧浅陋、技能没有可取之处，对于钱粮事务从来没有学习过，平常循常守职，尚且忙于补救过失而无暇自顾，如今却要让臣承担自己不能做的事，寄望于臣去完成极其重大的责任。如果贪恋恩命，冒昧任职，必将因耽误败坏事务而获罪，臣个人还不值得说，实在恐怕会连累国家。想到臣先前曾自己请求治理一郡，常常承蒙圣上听许；如今幸逢军务稍稍停息，也没有过去推避事务的嫌疑。希望圣上慈爱，收回新的任命，另行授予臣一个外任差遣，使臣安守愚拙本分，以符合公议。臣恳切至极，实在激切。再次辞免户部侍郎奏状。臣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因为臣辞免新授权户部侍郎的恩命，三省共同接受圣旨，不予准许。君父的命令，臣岂敢不服从？但臣反复思考，按义理实在难以就此停止，所以冒着万死最终再陈述此事。臣私下认为，户部在今天尤其重要，而臣对于钱粮尤其不是所长。如今把最重要的事务交给一个从未学习熟悉的人，这正如古人所说，譬如田猎，如果不曾登车学习驾车射箭，便只怕车马失控翻覆，哪里还有闲暇考虑捕获猎物呢？如今正要珍惜短暂光阴，整顿办理各种政务，却在最重要的事务上让臣这样的人试着担任；等到职事没有办好、过失已经显露，然后才有所罢免废置，那就已经错过时机、耽误事务很多了。这就是臣震恐失措、不敢苟且停止申诉的原因。希望陛下重视国家财政，不要让不合适的人任职而造成荒废；怜悯臣下，不要让任用超过臣的能力而导致败坏。特请下令查核，依照臣前次奏状改授一个外任差遣。臣仰望天颜圣恩，实在激切惶恐至极。【三月一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依照已经下达的指示，不准许辞免，不得再行陈请。】辞免兼侍讲奏状。臣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派臣兼任侍讲，听到命令后震恐，不知所措。臣私下想，《春秋》的撰作，是等待后世圣人来阐明的。陛下正要推行先圣的志向，把它落实到政事事业中，使天下得到幸福。先圣微妙的言论和重要的义理，陛下已经亲自领会，又让学习先圣的臣子诵述自己所听闻的，希望其中或许有可取之处。但臣天性迟钝，学问浅陋，即使独自抱守遗留下来的经典，耗费长久时间，也始终不能有所发明，哪里足以参与讲论劝导、仰承陛下的顾问？希望圣上慈爱，收回新的任命，选用有名望的儒者，使他们能够参与此道，以符合陛下考察古代、谋求治理的意旨。臣实在激切惶恐至极。辞免四川安抚制置使奏状。臣接到行在入内内侍省送下的御前金字牌、御宝封印的三省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任命臣为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委托的责任重大，恩宠的品秩优厚，决不是臣微薄的才能所能承担的；臣震恐失措，不知这任命为何会落到自己身上。臣听说天下的事务，要先学习才能知晓，先考察才能实行；如果勉强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摸索着寻找道路，昏暗无知地冒进，必然要到跌倒之后才会停止。臣想到自己只是山林中的读书人，涉历世事尤其笨拙，天性愚朴，行动常与世俗相违，见识迟钝，怎能不落在人后？奔走州县，不过是遵守法令、谨慎防备，尚且忙于补救过失而来不及，何况要到距离朝廷万里的地方，承担统领四路军民的重任？在如今的情势下，从朝廷辖区以外，还没有比这更重的责任。期间应对变故、因时制宜、防范细微、谋划长远，几乎容不得丝毫差错和一点空缺。然而臣生长于江南，对于西蜀，连梦中都未曾到过；那里的风俗民情、山川形势、边境曲折、将士才能，既没有亲身经历，也不曾认真研究，以至于朝廷设置制置司的用意，以及前后多年筹划安排的重大方略，臣都不知道其中的始末。

译从前郑罕虎想让尹何治理一个邑，国侨认为应先学习，之后才能参与政务，却没有听说应当用政务来学习。譬如田猎和驾车射箭，熟练之后才能捕获禽兽；如果不曾登车学习驾御射箭，就只怕车马失控翻覆，哪里有闲暇考虑捕获呢？如今陛下所委托给臣的事务，作为治理一个地方来说，不也太多了吗？怎么可以让像臣这样没有才能、又不熟悉这些事务的人，试着去做，只求勉强充数而已？希望圣上慈爱，察看臣所陈述的都是诚实之言，不敢虚伪怠慢，以至于自取罪责；请早日下令，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改授给有能力的人，或许可以不耽误国家事务。再次辞免四川安抚制置使奏状。臣恭敬地承蒙圣上赐下诏书一道，认为臣辞免新授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恩命不合准许。臣冒昧陈述危苦诚心，本应立即受到严厉诛罚；圣恩宽宏，诏旨温厚，惭愧恐惧交集，不知如何自处。只是天幸不能屡屡得到，君命也不能长久违背。但臣从内心衡量、按义理裁断，有一件事始终不敢欺骗自己。臣私下认为，做臣子的义务，不是无论什么事务都选择安稳接受，而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足以担当事务。若才能不足以担当，却只把接受命令当作恭敬，终于误国辱命，那么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这正是义理上臣不敢做的事。何况臣蒙受的恩典深厚，不同于一般人，想到若不舍身效力，就无法报答万一。如今有幸获得差遣，这正是臣日夜奔走来尽自己驽钝之力的时候。可是军务方面，臣素来没有学习过；西南地区又是臣从未经历过的地方，一旦把统帅的责任交给臣，就如同向聋子借听力、向盲人问道路，即使想竭尽耳目之力去做，也只会更加显出迷惑错误、颠倒错乱而已。如果臣顾念避嫌，贪恋名位恩宠，把不能做到的说成能做到，不以实情控告君父，那么将来所获的罪责，将多到无法尽数诛罚。再想到臣前一段时间被授予权户部侍郎，臣认为理财事务不是自己的长处，虽然两次具状辞免，却迫于既成命令，勉强赴职；前后几个月，最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绩，不得不烦扰圣听，出任外郡守臣。臣私下痛切责备自己，遗憾与其任职以后不能胜任才离开，哪里比得上在赴任之前竭力辞免？何况蜀中距离朝廷万里，不像京城之下，有什么奏请可以立即传达；如果任用不合适的人，长期荒废职事，难道不会轻易耽误事务吗？屡次更换官员，难道不会更加困扰百姓吗？这就是臣再三审慎考虑，决不敢冒昧接受任命，以免加重前日罪过的原因。希望圣上慈爱，早日怜悯准许，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臣实在激切战栗至极。表。谢权吏部侍郎表。这个官职属于清贵显要的职位，不是按资历逐级升迁所能达到的。铨选官员的部门事务繁杂，必须有游刃有余的才干。哪里想到臣这样愚钝的人，也蒙受皇帝的选用？臣想到自己禀赋浅薄，经历世事多艰，对于事情的关键和要害所知甚少，不能适应任用；孤单一人，没有人替臣居先引荐。仰仗圣明，俯察幽隐；虽然有人说臣长期受到排斥，最终圣上仍未改变对臣的记载和信任。近来臣正勉强接受外任，立即又被召回中书秘阁。臣徘徊四顾，没想到还能保全自身；恭敬斋戒，重新获得与众人并列的资格。只是臣在别的技艺上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幸而如今得以参与斯文。私下希望从容处于其间，或许能够得到涵养学问的益处。却忽然承受错误的宠幸，越级置身近臣之列。何况天下黎民都是皇帝的臣民，难道只是因为缺少可用之人，六部官职便都要让有民望的人担任吗？怎么可以不是合适的人呢？回头审视自己妄庸无能，战栗更加深重。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道德无私地覆盖万物，仁爱不遗弃远近；极其谨慎地处理万机，又兼收像臣这样专一微薄的人才。陛下在造化陶铸之上运行独化之功，谁不是承受曲成而效力微薄？臣置身周卫之中，凭什么能够仰报圣恩？惟有守持忠义，重要到生死也不改变。谢户部侍郎表。探究财货的来源和流向，本来不是臣一向学习的学问；迫近圣上威严的咫尺之地，又不能始终辞谢，只好冒昧任职，唯恐因此跌倒获罪。臣想到自己禀赋浅薄，涉历世事尤其疏陋。退居乡里时，连伏腊祭祀的食物也难以供给；出任书吏、考察政事时，每每在催征赋税方面显得笨拙。臣知道谋划心计并非长处，从自己连谋生都可以看出；却蒙受错误的恩宠，得以充任侍从官。至于理财，确实是当前的急务。臣虽没有管仲、隰朋那样的见识，也愿稍尽草野之人的忠诚。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难道能安于无用吗？哪里想到户部缺少人选，竟承受皇帝严厉的命令？本来应当衡量才能之后再授予官职，听取言论之后再让他试任事务。如今这两点，臣一样也没有。何况财力不能支撑，公私都困窘，谋划没有留下余策，却没有听到长久之计；每天都无暇应付，尚未见到辛勤劳作的成效。应当得到非凡的人才，使他能够胜任这个职务，难道没有可用的人吗？却偏偏任用到臣。此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以道理考察才能，用人只根据自己的判断；长久思考国家财政之事，深深叹息人才难得。陛下认为，象罔得到宝珠，有时出于智力之外；伯乐相马，也不只在外表形貌之间。因此特意从愚钝之中选取臣，并不完全是要责求近世凡庸之人的功效。只是臣实在不敏，既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即使超过此职，更不是臣所能做到的。臣不知道如何称职报答，只是内心更加战战兢兢。谢兼侍讲表。户部如今只有臣一人，正好可以不遗余力；兼任书筵侍讲，才得以参与斯文。仰承圣恩加厚，惭愧自己凡庸不相称。臣想到自己虽喜好古学，才干却不及他人；诵读古书、低声吟咏，起初未能脱离糟粕；面对浩瀚学问只能望洋兴叹，恍惚难以探究其边际。哪里想到错误地得到知遇，能够陪侍劝讲？这部鲁国史书，是孔子亲自裁定的。难道没有《诗》《书》吗？但它们不如《春秋》能在具体事迹中显现道理。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弟子，也不能对其中一句话有所赞助，何况后来的人，哪里敢说自己能够读懂？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刚健笃实、光明盛大，独自传承先圣之心，与先圣相合如符节；广泛询问众多士人的意见，即使草野之人的话极其没有用处，也将有所取用。与人共同为善，臣有幸亲眼见到这样的圣明时代，足以因进言而更加坚定平素的操守。

译福州到任谢太上表。入朝充任侍从官，出朝专任一方，都是朝廷精选任用的结果，哪里是臣微薄的力量所能胜任？臣想到自己出身读书人，远道随着计牒来到朝廷，在朝廷众多士人中，最先蒙受登第的荣誉；离开国都多年，两次承蒙赐环召还的恩宠，既没有左右近臣替臣进言，也没有期功强近亲属可以依靠，只有依赖圣明俯察幽隐。臣蒙受的恩宠超过本分，却没有听到报效的成效。从前已经免于谴责，如今又承当委托重任。这大概是因为恭逢光尧寿圣太上皇帝陛下，诚心参与化育之功，道德达到最高明的境界；不把成功据为己有，最高的德行也无法用语言命名。凡是飞翔或潜藏的生灵，哪一个不是承受长养之恩？回顾臣自身微小，怎样才能称职报效？宣扬汉家诏令，哪里敢忘记遵守三尺法令？仰戴尧一般的仁德，只能更加切切祝愿陛下万年长寿。谨谢授予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之恩。统领一方的权力，非同寻常。官职名位的恩宠，也不是按资次升迁。臣回头审视自己并无胜任能力，竭力辞谢却未获允许。臣想到自己来自卑下之地，如今列身近臣之班；像斗筲一样器量浅小的人，哪里足以谈论远大的谋略？但老马的智慧，尚且可以在外任中效力。臣心中虽然十分劳苦，考核成绩也只能勉强自效，哪里敢说是圣明听取过度？如今又加重这样的委托，使一个不懂兵事的人完全负责将领和屯驻军队，又因任职未满一年而再次升入华贵的官阶，惭愧和恐惧交相攻战，坐卧都不得安宁。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身居九重深宫，却挂念远方；拥有众多士人，却委曲收取臣的一点长处。察知臣谨慎畏惧，认为尚可供驱使，特意赐予宠光，明确表示恩意，命臣可以独当一面。只是回顾自己哪里当得起这样的褒扬？只能如同踩着薄冰一般，时刻不忘警戒。谢太上表。统帅的权力特别重大，名位和恩宠也过于优厚；回顾臣自身微小，哪里能承担得起？臣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家族，只是读章句的浅陋儒生，亲自蒙受赐第的荣誉，于是出仕而位列朝廷之右；渐渐承受选拔，逐步升越官阶。这次有幸奉行藩镇的条令，才勉强逃过官场的非议，哪里敢说这已经是优厚的褒奖，竟又承受这样隆重的委托？人微望轻，力量小而责任重，实在不知道如何称职报效，只有对造就自己的圣恩感到惭愧。这大概是因为恭逢光尧寿圣太上皇帝陛下，道妙难以言说，功高而不自居；凡是飞翔潜藏的生灵，全都承受长养之恩，唯独臣这一孤独微小之人，更不是众人可比。臣不敢爱惜自身，怎能推辞蜀道艰难？内心哪里会认为路途遥远，只愿把自己托付给尧天般广大的圣恩。谢除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表。自古以来，端明殿的职务尤其重视选拔任用。如今侍从官中从未有人被授予此职，臣却因为外补而独自蒙受优厚恩典。臣想到自己不久前从远方入朝，登列近臣；想到这样的遭遇实在难得，应当怎样报答称职呢？臣多次沐浴焚香，私下获得恢复精神神采的机会；两次拜谢进献表章，希望稍稍效尽愚诚。但臣灾祸接连遭受，疾病交相侵扰，身体还剩多少力量，哪里还能施展一尺一寸的才干？处境不得安宁，只能早晚忧惧。仰承圣上明察，俯察臣的愚诚，给臣符节让臣出任辅藩，同时职位仍超越一般近臣，这样的冒受恩宠，更加深重。此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扩大光明来照临百官，推行至仁来曲成万物。认为臣的才能虽然不及别人，本来只是庸碌无奇；但察知臣的志向没有别的追求，确实是恳切而有义。保全臣出仕或退处的选择，又加给臣宠光，使臣名列禁庭，实际上没有内外之分。臣心中常存朝廷，哪里敢有片刻懈怠。平江府谢到任表。臣一旦受命出任地方守臣，实际是在京畿之地任职；五月上任，也不敢拘泥于民间忌讳。只是忧虑才短而笨拙，不能符合使命。臣想到自己所依托的势力极其孤单，在尘世中抗拒劳苦已经很久。近来由蜀道入朝觐见汉家朝廷，亲自承受一个字的褒奖，置身六卿之长的职位；所兼任的职务，都是极其清贵显要的。只是白白耗尽千般愚虑，丝毫没有报答万分之一的成效，旷废官职更加严重，整日不得安宁。适逢诏令申明圣上垂下仁恩，使臣得到优厚恩典而出任外职。平江府有十万户的户籍版图，过去尤其被认为繁盛雄伟；在五百里甸服之中，如今实在相当于冯翊。何况施恩从京城附近开始，更应考虑治理应当以什么为先。虽然处在要路津口，幸而容许臣引退离去；然而作为大邦的屏障，哪里容易胜任？此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智慧照察万般隐微，道德包容一切事物；衡量事物而公平施行，都合乎人才的适宜；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来怜惜，尤其慎重郡守的委托。难道只是曲意保全臣的出仕和退处，实在是将要期望臣成为循良官吏。臣近来侍奉圣上清明的容光，多次听到圣上睿智的训诫，深切挂念百姓的隐忧，洞察下情。臣发誓竭尽抚育百姓的劳苦，仰承圣明的意旨。《文定集》卷六。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七。宋代汪应辰撰。

译策论。廷试策。臣回答说：臣听说，治理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努力施行得怎样。实行帝道就成为帝王，实行王道就成为王者，实行霸道就成为霸主。没有努力施行却不能达到的，也没有不能努力施行却能够达到的。如今陛下在朝廷策问臣，以天下的大计询问臣，说：“希望听听治理之道的要领。”只是臣浅陋，哪里足以回答这样重大的询问？臣谨将从老师那里听到的道理说出来。臣私下认为，治理的要领，只在于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罢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以一个人的亲身实行作为根本的。天下人都不仁爱，似乎确实无法治理；然而君主一旦实行仁政，天下人就会相继趋向仁爱。天下人都不讲义，似乎确实无法治理；然而君主一旦实行义，天下人就会相继趋向正义。所以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自己，那是自己的仁德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能够反过来检讨自己的仁德，别人自然就会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能得到治理，那是自己的智慧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能够反过来检讨自己的智慧，百姓自然就会自我治理。凡是行为没有取得成效，都应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自己这一身已经端正，天下人就会心悦诚服，如同风吹草必然倒伏一样，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说：“治理之道的要领，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了。” 把修养自身、安定百姓作为忧患，这是尧、舜之所以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把百姓有过错看作在我一人，这是汤、武之所以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小人怨恨辱骂，皇自更加敬慎，这是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先整治自己的家庭；想整治家庭的，先修养自身。孔子谈论治理，从来没有不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的。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孟子谈论治理，也从来没有不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的。这一原则，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这几位圣人，得志处于上位时，就竭力实行这一原则来泽被天下；不得志处于下位时，就竭力实行这一原则来教诲后世。自孟轲去世以后，才没有人得到它的传承，这就是微臣对陛下寄予希望的原因。如今陛下果真能够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并竭力实行，那么凡是陛下向臣询问的事情，臣即使不说，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已经全部具备了。否则，臣即使想说，也没有益处。然而圣策下达询问，臣的话就不能保持沉默，谨择一二条回答。陛下应当看清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不再疑惑。臣恭敬地读到圣策开头仰慕古代先圣先王的治理，仿佛有所仰望而无法企及。臣私下认为，圣王的治理并不遥远，陛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首先在于树立志向。陛下聪明神武，超出万物，对于天下的事情似乎没有不能做的，只是陛下还没有去做罢了。金人入侵中原时，没有人能抵挡他们的锋芒，似乎确实不可与之抗衡；然而去年冬天警报传来，陛下赫然震怒，亲自统率军车，号令六军，敌人便自行逃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英明果断而不怕劳苦。湖湘的盗寇在民间恣意动武，作乱为患已经很久，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贤将，授予他们方略，不过几个月，就消灭了他们的首领，除掉历年盘根错节的盗贼，使千里之内经历兵刃之灾的百姓得以安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谋略英明而且能够长期任用人才。陛下已经做到的事情如此，能够看到的成效又如此，臣因此知道陛下一定能够恢复古代先圣先王的治理，只怕圣明的志向还没有充分施展罢了。臣不知道陛下的志向，是要兴复衰败、拨除乱世，实行帝王之道呢？还是要追求小利、急于求取眼前功效，做霸主所做的事呢？如今圣策以端正内心、意念真诚为言，那么帝王之道，陛下本来已经知道了。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陛下如果真能把所听闻、所知道的道理尊崇起来并实行，那么高明光大，谁能抵挡呢？至于把它落实到事业之中，宽严、文质如何适宜，不过是余事罢了。臣希望陛下以立志为根本，认为帝王之道一定可以达到，认为圣人的话一定可以实行，效法天道运行刚健，不自我懈怠，一天比一天进步，不断更新，那么二帝三王的事业，哪里有不能做成的呢？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臣恭读圣策，其中说自从即位至今九年，一直想洗雪父兄的耻辱，恢复祖宗的功业，早晚敬慎忧惧，不敢荒废安逸；但施政行为错乱，治理成效缺失，深思其中原因，不怕改弦更张。臣认为，这就要在陛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先治理自身。过去杜牧讨论收复山东的策略，把自治列为上策。杜牧的话，是万世不易的针砭。如今陛下想洗雪父兄的耻辱，恢复祖宗的功业，为什么不也先从自治做起呢？草野之士不知道朝廷所作的自治谋划究竟是什么。过去的君主，即使处在战争纷扰之时，也一定先选择形势优越之地，作为建立根本的谋划。因此高祖兴起，以关中为根本；光武兴起，以河内为根本。如今却不是这样，好像一只随水漂流的船，不知将到何处：从维扬迁往临安，从临安迁往建康，从建康迁往防稽，又从防稽迁回临安。这样都邑的迁徙，从来没有确定的意见。越王想讨伐吴国，与文种、范蠡共同谋划，整整二十年以后才实现志愿；如今却不是这样，今天因为某人称赞某人的长处而任用他为相，明天又因为某人诋毁他而罢免他。自艰难以来所任用的宰相，已经有多少人了；这样宰相的废置，也从来没有确定的意见。中间曾经任用留守的军队，想率领、激励群帅收复赵、魏，几乎要渡过黄河时却突然停止；又曾经让宰相都督各军，商议派遣大将渡过淮河进取宿州、泗州，不久又中途停止。这样进取或退却，也从来没有确定的意见。至于号令方面，如所谓先前下达的指挥一概不再施行之类，那么在谋划政事上，为什么竟这样没有定见呢？

译又如所谓把差遣下达给下属官员、另行授予差遣之类，那么在进退人才方面，又为什么这样没有定见呢？都邑的迁徙、宰臣的废置、进取的进退、政事的谋划、人才的进退，都是国家不可轻易处置的大事，却纷纷扰扰、如此不定，那么陛下用来自治的谋划，臣私下恐怕会被敌国窥探。这样却想洗雪父兄的耻辱、恢复祖宗的功业，正如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面的人；九年之间没有治理成效，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如今陛下果真能够突然觉悟奋发，不怕改弦更张，那么中兴的事业几乎仍然容易得像反掌一样。希望先确定大计，然后再办事，不要造成这种纷乱错杂而没有归宿的局面。凡是我们用来自治的事情，无所不做到，显然建立起不可胜数的防备，那么做什么都会成功，行动什么都会有功，还有什么不能做，又何必忧虑治理成效不能进步呢？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臣恭读圣策，陛下担忧真正的人才没有显露，实际的恩惠没有被百姓信服，冗员冗食没有革除。臣认为这确实是当今长期存在的弊病，而治理它们，就在于陛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官吏的作风还没有整肃，是宰相的责任；百姓的力量还没有恢复，是郡守、县令的责任。军势还没有强盛，是诸将的责任。臣私下认为，天子对于天下，想要什么一定得到，要求什么一定达到；上面喜欢奇巧玩物，下面的人就拿奇巧玩物来进献；上面喜欢财利，下面的人就拿财利来进献。没有上面喜欢而下面反而违背的。如今陛下下达铨选的命令，就确实有意整肃吏治；严格征收赋税的禁令，就确实有意恢复民力；谨慎制定拣选、训练军队的办法，就确实有意增强军势。然而真正的人才没有显露，是宰相举荐贤能、斥退不肖还没有做到尽善；实际的恩惠没有被信服，是守令承接皇帝教化、宣扬政令还不够好；冗食没有革除，是诸位将臣训练士兵、整顿军队还不够完善。君主的诏令，好像声音，下面的响应好像回声。如果好恶刚刚在心中萌发，即使没有表现在言语神色之间，下面的人也会预先窥测其意而迎合。如今陛下把这三件事作为日夜忧虑之事，发在诏令中，而下面的人仍不能奉行，岂不是陛下的诚意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吗？如果诚意确实没有达到，却只是发表空话，那么即使每天颁下诏书，究竟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臣私下见朝廷前些日子认为郡县官吏多不称职，于是诏令侍从、台谏、馆阁之臣各自举荐所知人才，以备选用。当时在位的士大夫，大概曾经把自己所知道的人举荐给朝廷了，但从未公布他们的姓名并考察任用。又曾下诏说，现在的守令有些任职经历虽多而才干不相称，都令其退居散局。当时大概曾稍微实行过，但如今又废弃不办。这就是选择官吏确实还有不到位的地方，真正的人才因此没有显露。几年来，百姓不堪承受命令，即使诏书从上面发出，暴虐的命令却在下面受阻。以出力自保来欺骗他们，就调发他们的丁夫；以担心犒劳、供养军队来恐吓他们，就大量搜刮他们的钱粮。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每天都征求，件件都要备办；奸弊借机滋生，百姓无法生活。于是又宽施赦文，免除他们拖欠的租税，但律文又以一定比例为限，实际上不能免除。如果只是用这种办法欺骗百姓，就是体恤百姓确实还没有做到位，所以实际的恩惠没有被信服。如今士卒骄横懒惰，赏罚不明，没有区别选择，一律安养姑息，只怕一个人变了脸色、不高兴，只求他们不出事故就算了。教习击刺，叫喊号呼，像聚众嬉戏。金鼓、旗号、白梃、小队，都仿效敌人的节制，军纪荡然，即使将帅也不敢自保。至于冒领月俸、白白消耗粮饷，有的假托名目来领取，有的借使臣名义来领取，有的借补授官资来领取。朝廷知道这些事，却不敢禁止，就是整治军队确实还没有做到位，所以冗食没有革除。以上三件事，陛下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真诚之心，必定有人能够替陛下担当这些事务；如果诚心没有达到，下面的人即使想奉行，也不可能做到。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臣恭读圣策，陛下还想通过考核来核定官员政绩优劣，裁省官员以节省俸禄，实行屯戍营田以减轻劳役，实行平准均输以辅助赋税收入；因为武功爵赏没有止境，想制定武功等级；因为纪律不明，想参照府卫制度。臣认为这些都是当今的良法，而要使它们实行，又在于陛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唐虞的法制，九年考核一次而升降官员；周官的法制，三年考核一次而诛罚奖赏，因此朝廷没有侥幸占据职位的人，官府没有荒废职守的人。考核确实应当先行。光武下诏裁减内外官员四百余人，太宗创制定文武官员七百余人的编制，于是国用充足，民事也得到治理。裁省官员也确实应当先行。这两种办法，确实足以核定官员政绩优劣并节省俸禄。然而臣认为，要使法令必然实行，陛下不可不先端正自己的心术。司马光说过：考核法的根本，只在于极其公正、极其明察。功劳的记录是外在的迹象，判定功劳明白与否在于内心。自己的内心不能治理，却想凭考察他人的外在事迹来治理，不也很困难吗？如果君主一旦有了偏袒党同的心，就会把愚笨当作聪明，把正确当作错误，只顺从自己的爱憎，不再问那个人贤能与否，于是人才就混淆了。这就是考核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荀况说过：裁省官员不如裁省事务，裁省事务不如使内心清明。君主的嗜好一旦显露，下面的人都会像车轮辐条向车毂一样聚拢趋附，各自求得自我表现，于是名器必定由此滥用。这就是裁省官员的根本也在于端正心术。陛下如果真能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让喜怒哀乐扰乱志向，使邪佞不能迷惑，使谄谀不能进身，那么考核、裁省官员的办法才可以实行。屯戍营田，韩重华曾经实行，最终足以供给边将的费用，并节省度支的开支；平准均输，桑弘羊曾经实行，最终能使征敛不涉及百姓，而朝廷用度自然充足。

译那么这两种办法确实足以减轻劳役并辅助赋税收入。然而臣认为，要使法令必然实行，陛下不可不先明白任用人才的道理。汉宣帝与赵充国议论边疆事务，当时朝廷中的大臣有的认为正确，有的认为错误。赵充国认为明主可以听取忠言，于是分条列举利害，反复陈说，总共几千字。宣帝信任他而不怀疑，最终取得破羌的功劳，也获得屯田的利益。由赵充国的事情看来，营戍屯田之事，在陛下看来怎么能不明白任用人才的道理呢？唐代刘晏起初取得渠河运输的利益，后来却担心受到他人牵制，便写信给朝廷。朝廷认为他的话可以实行，于是把漕运事务交给他，因此刘晏得以充分发挥才干。等臣考察他的行事，刘晏掌管国家财计，从广德二年开始，到建中元年结束，前后十六年，才得以成就功业。由刘晏的事情看来，平准均输之事，在陛下看来怎么能不明白任用人才的道理呢？陛下如果真能搜罗人才，经营世务，取用其长处，舍弃其短处，长期任用并责成其完成事业，那么屯戍营田、平准均输的法令才可以实行。武功的等级，在秦国共有一十七级；但臣认为，必须先振作纲纪，然后才可以制定等级。过去唐肃宗当战争多难之时，朝廷的势力日益衰弱，爵位赏赐滥授冒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将军的告身只够换一醉而已。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都是由于纲纪没有振作。只是上面的纲纪日益衰败，所以下面的人都有觊觎之心，想借此向上求取，而上面的人也不得不随之而行，武功爵赏于是滥授冒领。那么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不也以肃宗为鉴，先振作纲纪呢？府卫制度，在隋代共有十二卫，在唐代共有十六卫；但臣认为也必定要先振作纲纪，然后才可以参照制定这一制度。过去唐明皇承接太平安逸之后，苟且偷安，不明白长远谋划，政令日益松弛，法度日益毁坏，各卫士兵渐渐贫弱，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张说开始提出彍骑的建议。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也因为纲纪没有振作。只是上面的人纲纪日益衰败，废弃而不举，破坏而不修，所以府卫制度因此败坏。那么今天的事情，又为什么不以明皇为鉴，先振作纲纪呢？以上几件事，考察古代，验证当今，臣看没有一件不能实行；而要实行它们，就在于陛下端正心术，明白任用人才，并振作纲纪罢了。古人所说“神妙而明白地掌握它，取决于用它的人；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臣恭读圣策说：“上面希望日月星辰明亮，四时运行有序，灾害疫病不发生，动植物各得其性。”臣希望陛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以真实行动回应上天。下面希望风俗教化推行，习俗敦厚，奸邪盗贼不起，朝廷内外同心，臣希望陛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以实际行动感动百姓。臣听《诗经》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尚书》说：“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这是说圣人奉行上天，仿佛上天就在他的头顶，也仿佛在他的左右。因此即使颠沛仓促，也不违背仁德；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谨慎的。都是因为敬畏上天的威严而奉行它。大体说来，天道虽然极高，而对于下面虽极远却又很近；虽然极其神妙，却又明白可见。君主一个念头、一次思虑的过失，就足以伤害天地的和谐；一句话、一个行动的善，就足以与天地的德性相合。善恶的感应，比鼓槌敲鼓还要迅速。臣私下观察今年夏天，甘雨失时，陛下焦心劳神，上面畏惧天戒，下面忧虑民间疾苦，在饮食呼吸之间也不忘记。随后甘霖接连降下，不出十日，大概是因为陛下确实有悲痛怜悯之心。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把自己已经做的事情推及到尚未做的事情罢了。陛下如果真能根据前日已经做的事情，推及今日尚未做的事情，扩大并充实它，那么上天的意旨就会显明感通，将保佑宋朝国运千万年。过去孟子因为齐宣王有爱护牛的心，就说：“这份心足以称王了。”何况陛下的德量广大如天地，把这种心推广开去，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这就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的效果。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臣听说，得到十个人的心，可以统率十个人；得到一百个人的心，可以统率一百个人；得到千万人之心，可以统率千万人。如今陛下将要在天下大有作为，应当先有能够深深折服天下人心的作为，而天下人的心也不是容易折服的。刑罚威势不能控制，权力势力不能胁迫，只有君主努力行善、勤于增进德行，才足以使人心服。过去宣王承接厉王留下的局面，小雅尽废，四方夷族交相侵扰，最终却能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是因为他在上面亲自实行的德行能够折服天下人心。所以编次《诗经》的人称赞他说：“反躬修养品行，天下人都因王化恢复而欢喜。”大概正当他反躬修养品行时，天下人已经共同庆幸，知道王化将要恢复了。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这就是民心归附的原因。光武刚进入关中时，冯异送给他的话是：“应当去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光武于是招徕贤俊，又屈己听取谏言，邓禹等人听到风声、仰慕义德，携带粮食前来归附，彼此扶助、协力赞成，共同成就了再造国家的事业。陛下如果真能实行这两位君主所做的事，使圣明的德行每天更新并昭示天下，那么百姓中不幸陷于强敌统治的人，将会日夜伸长脖子盼望王师到来拯救，只怕王师来得太迟。何况我们东南的百姓，哪有不一心一意为陛下效力的呢？只在于陛下竭力实行罢了。臣私下看见陛下临朝处理政务、希望治理好国家，在朝堂上长声叹息，不因臣等愚昧浅薄，幸而赐予诱导提携，并向臣等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仰慕先圣治理成功的效果，追悔前些日子谋划失误；深思多年积累的弊病，想要实行过去的良法；又上面希望取得皇天的意旨，下面希望收取黎民百姓的心情。圣虑深远，规模宏大，都是愚臣所不能企及的。臣恭敬捧读问目，沉思良久，不知如何回答。周密思考、反复推算，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事情，只有陛下能够做到，别人都不能做到。因此借着陛下提出这个大问题，勉强寻求反过来从自身求取治理之道。实在不敢务求多说，以致上面惑乱圣听。

译臣不知道陛下的意思，是要把今天的事情责成谁来办理呢？是责成大臣吗？陛下即位以来，大臣不可谓不多。认为他们不贤吗？可是诏告朝廷的命令却说某人有道，某人有德。陛下又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判断的呢？认为他们贤能吗？可是中兴的功业最终又不能符合陛下的意愿。陛下也想一想，自己要大有作为的志向，果真能够不愧于前代君王吗？如果不能，那么所谓大臣，有经国济世的才略者正将畏惧而避嫌，不贤能者又将只求保住俸禄、保全宠幸。治理成效寥寥可闻，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是要责成台谏吗？陛下即位以来，台谏也不可谓不多。认为他们不贤吗？可是训诰中的言辞却说某人正直，某人敢于直言。陛下又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判断的呢？认为他们贤能吗？可是中兴的功业最终又不能符合陛下的意愿。陛下也想一想，自己要大有作为的志向，果真能够不愧于前代君王吗？如果不能，那么所谓台谏，有怀抱忠心、以国事为重者正将等待获得信任以后才进谏，不贤能者又将迎合圣旨以求进身。治理成效寥寥可闻，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还是要寄望于四方的贤才吗？陛下即位以来，招徕并任用他们的人不可谓不多。认为他们不贤吗？有的是从众人的议论中得到，有的是通过荐举得到，有的早晨上奏、晚上就召见，有的一年之内九次升迁。陛下又是看到什么才这样做的呢？认为他们贤能吗？可是中兴的功业最终又不能符合陛下的意愿。陛下也想一想，自己要大有作为的志向，果真能够不愧于前代君王吗？如果不能，那么天下的士人中，贤能的正将保全自身而请求退隐，不贤能的往往成群地进退，患得患失，阿谀谄佞，无所不至。治理成效寥寥可闻，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由此说来，今天的事情，只在于陛下亲自去做罢了。如果陛下能够反身寻求，勤奋实行，振作起来先使自身立定，那么聪明的人愿意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于献身效死。以天下之大，任凭陛下想统率什么，没有做不到的。否则，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后稷、契这样的贤才，又怎么能替陛下谋划呢？这就是臣希望陛下竭力实行反过来从自身寻求治理之道的原因。臣心中不胜恳切，只希望陛下留意省察，这实在是万世无疆的福祉。臣谨此回答。论御敌以自治为上策 唐代杜牧追究长庆以来朝廷处置不当、再次失去山东的责任，写《罪言》说：“如果想使所有百姓都平安无事，关键在于先除去兵祸。不能得到山东，兵祸就不能除去，这是军队杀人没有止境。如今抵御敌人的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法令、制度、品级、格式、条文，果真实现自治了吗？边障、戍守、镇守、干戈、牛马，果真实现自治了吗？井邑、田野、仓廪、财赋，果真实现自治了吗？如果不能真正自治，就是帮助敌人施虐。环绕国土三千里，根基培植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帮助它，怎么可以取得呢？所以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夺取魏地更好的，最下策是任意浪战。”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变化多端，无法穷尽；但从根本上寻求，一句话就足够了，这就是杜牧所说的自治。如果舍弃根本而只追问枝节，即使说上千万句话，也终究没有益处。战国时期变故也很多，孙武、吴起讲攻战，张仪、苏秦搞纵横，奔走往来于天下，使天下纷扰不安。当时的君主任用他们，得到的利益抵偿不了带来的危害。孟轲处在那个时代，却独自说：“还是返回到根本吧。”孟轲所说的返回根本，就是杜牧所说的自治。万物有根本和末节，事情有终点和起始。大概自开国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不先自治而能够治理别人的。杜牧的主张，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但臣仍然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因为自治之外又另有其他策略。如今把自治作为上策，又有中策、下策，这就是从来没有确定的主张，也就是说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实行自治。孟轲却不是这样，他说：“国家安定无事，到了这个时候，明确自己的政令刑法，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剥取桑树根皮，把窗户缝隙缠紧。如今这样，下面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理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如今国家安定无事、正当这个时候，却沉溺于享乐、懈怠放纵，这是自己招来祸患。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不能治理自己的国家也就罢了，哪里还会另有中策、下策呢？臣私下思考，今天对待敌人的办法，说到战争，说到防守，说到议和，但这三者都是末节。关键应当以自治为根本，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好了。用战争就能取胜，用防守就能坚固，用议和就能长久。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末端自然响应；否则，臣不知道还有什么道理。《文定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八 宋，汪应辰撰 制 任命虞允文，特授枢密使，加封食邑和实封，其他待遇照旧。制。朕想到古代臣子的美德，见于《诗经·大雅》的流传：有的经营四方，在君上面前告成；有的与众位朋友饮酒，受到朝廷的福禄，君臣都感到荣耀，朝廷内外得到治理。如今眷顾枢密辅臣，你能够勤勉地为王室效力，有所作为，已经追随并继承前代贤哲；使你按次序居于职位，应该特别隆重地颁赐恩典。左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仁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的虞允文，学问贯通、道术本原，谋略足以经纶帝王事业；才思绵密而光彩焕发，见识独能洞察细微；应对酬答、辅佐神明，行动自然合于节奏。出任时救济艰危的局势，很快取得平定的功劳；接连使政途上的贤业更加显著。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安抚神臂军，在弊败之后明申军法，在人才隐没之时拔擢人才，在遥远边疆振扬威灵，不必让士卒负弩而行，宽减疲困百姓的赋敛，使之成为保障。这岂只是整顿军车，实在是安定国家根本。如今召你迅速回来，协同谋划内政；正要倚重你掌握兵权，于是就以使臣名义使你归于正位，增加你的采邑，同时加给实封，以表示特殊的褒奖优待，也表明委任专一。啊！机密重任严肃，早晚为国家建立基业；英俊人才任职重要，精神足以折冲御敌。你应当更加努力施展宏大的谋略，辅佐成就伟大的事业。特授枢密使，仍为原任左大中大夫，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其他待遇照旧。主管官员执行。任命李显忠，特授威武军节度使，充任左金吾卫上将军，食实封照旧。制。朕运用文武大权，以救济时局；掌握赏罚的最高权力，以驾驭臣下。朕想到秦伯任用孟明，以及冯唐当面向文帝进言的事情。眷顾你这样的劲勇之臣，长期闲置在外，于是特颁新的恩典，不拘泥于旧有章程。随州观察使、提举台州崇道观、陇西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的李显忠，志向刚强坚毅，资质勇猛锐利，天生知道大义。既然采用夏礼来改变夷俗，屡次建立显赫功勋，期望捐躯报国。近来整军出师，只求找到敌人，正当志向驰骋于伊吾之时，却在栒邑损伤了威势。勉强依照贬黜的典制，以堵塞舆论。然而斩获敌首、擒获俘虏，也可说是竭尽力量；磨炼心志、忍受性情，又已经多年。何况群才汇集，难道能因为一次过失便独独抛弃吗？按照本朝制度，凡是将帅之臣，有的作为元戎持节出征，有的作为周卫执金守卫；过去很少听说同时授予两种职位，如今特地施加特别恩典。对内增加宫阙禁卫的严整，对外使你成为屏障和辅弼，都是要让你施展政绩，并不是用来虚授给人的。啊！宽厚待人，希望能得到并任用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共同承担武职。你应当继承英、卫善于用兵的长处，迅速建立军功，报答并宣扬这美好的诏命。特授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食实封照旧。主管官员执行。边镇节度使制 周代的六军平时隐于田野，遇到战乱警报，就按名册征发起来，于是由六卿各自统率一军。可见军事不在于那些能拔距、超乘的武夫，而在于有仁义道德的臣子。这就是杜预宽衣带而亲临军阵、王安石下棋之间制胜的原因。朕有明智贤哲之臣，把军队法则授予你。你应当明白听从朕的命令。具官某才高当世，学问通达古人。让他处置繁剧事务，才干更加显露；让他面对艰难，智慧更加明察。雄伟的谋略、宏大的方略，确实足以统率万兵而使远方之人震服。秦亭处在战车往来的冲要，向西抵御羌戎，统辖、按察一道之地，必定要由能干的人来节制。斧钺在前，六纛在后，不听命者明正典刑，听命者厚加赏赐。你要努力，不要毁坏军法。显谟阁直学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沈介招募到的三衙军兵，全都年轻强壮，且等级相当而没有扰民，于是办理奖谕诏书。朕常常担忧如今郡县有所兴办，往往造成骚扰、烦劳和浪费，而事情未必能办成。虽然如此，难道不在于用人吗？卿承担分阃镇守的重任，坚定地体行以国家为重的义理，招募锐士进入禁军；愿意从军的听其自愿，中等资质者给予帮助。起初没有因此使百姓负担一丝一毫，而且道路遥远，干粮军粮全部备办，也从未向大农寺索取供给。啊，这也可以用来观察你的政绩了。朕深深嘉奖你。赐给新任枢密使虞允文的诰命口宣。帷幄之中的谋划，正要向年高德劭的贤臣咨询；枢密院这一机要府署，让你以枢密使的名义主持。你应当更加努力谋划长远之计，恭敬地承受这美好的诏命。新任枢密使虞允文辞谢、请求免除恩命，不准。批答口宣。延请并擢用杰出人才，使你晋升而居枢密府之首；良好的谋略既已告成于后世，正等待你以忠言沃润朕心。公开宣布的诏令，哪里容许反悔收回？新任枢密使虞允文再次辞谢免除恩命，请求查核历次奏章，准许解除机密政务，不准。批答。朕居安而思危，常常谨慎地牢记防备意外的警戒；使远方归附、近处亲近，希望成就宏大的功业。卿掌握国家机要，与朕同心同德；所说的话能够建立功绩，大都已经预先体现在规划中，且不停地实行，又在外面宣扬了威令。如今召你入朝辅政，表示褒奖崇重；职权并不改变，是因为你已经试验过的成效，谋划都在这里。你还应当善始善终，努力不辜负朕的倚重，不必再频繁陈说。所请求的不准。尚书右仆射虞允文再次请求解除、罢免机密政务，不准。诏。卿名声震动华夏与夷狄，才干贯通文武，如今正对此寄予厚望，只等你仰承成就。座席还没有坐暖，你却上章请求离去。道义将从何处体现，形势哪里会允许这样？朕已经把最深的心意明白告诉你，你还接连陈说先前的意见。左右辅弼都在尽力，正将有所作为；如果不能始终如一，怎么能够成就事业？【奏札说：不是不想在左右尽力，而是希望始终如一。】你应当安心处在职位上，更加探究你的谋略。所请求的不准，不得再提出请求。知枢密院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辞谢免除赴行在之命，请求解除、罢免机密政务，改任在外宫观差遣，不准。诏。想到四川远在万里之外，只有你一心一德；朕已经仿效裴度召你前往，在那里整治政务至今三年，又想到周公长期在外，于是特地下达召令，等待你来朝，你却以疾病作为辞谢，想保全自身而求安逸。像你这样以忠义报国、使功利惠及百姓，正当与时势一同前进，什么疾病不能痊愈？应当早早驾车出发，不要在路上往返徘徊。元老有壮盛的谋略，朕希望立即听到你入朝陈告。所请求的不准，仍应迅速赴行在。新任检校少傅、保宁军节度使、仍任知绍兴军府、充两浙东路安抚使，加食邑、实封，史浩辞谢恩命，请求准许仍任旧职，改任外祠，不准。诏。

译卿刚开始入朝为相时，是甘盘那样受旧学传承的臣子；出任大邦长官，那里是禹穴神灵显现之地。任职两年，百姓风俗融洽，于是考核晋升官阶的文书，特意举用长期空缺的旧典，而你却说奉养私亲不方便，想坚决辞职归去。过去臣子勤于王事，没有空闲奉养母亲，因此作歌以表达心情。如今卿早晚定省双亲，常常如同一日在旁；回望乡里，实际就在四境之内，又有什么不同于居家呢？你应当立即接受朕的命令。所请求的不准。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事史浩请求解除府事，赐予一个在外宫观差遣，不准。诏。朕因为卿声望很高、善于辅弼调和，又存有孝养之心，所以让你治理东夏之地；这不只是有昼锦还乡般的荣耀，也是遵循《南陔》之意，便于早晚奉养双亲。为什么前来告诉朕，想退居闲职？何况如今年成丰收，乡里安宁，老人有游乐嬉戏的欢乐，鳏夫寡妇没有叹息愁恨的声音。像这样治理，已经充分奉养双亲、实现孝志了。应当更加推恩及亲，不要再想着归去。所请求的不准。徽猷阁直学士、新任知建宁府凌景夏辞谢恩命，不准。诏。朕认为卿德行深厚、久负声望，在当时卓然出众；从燕闲之中起用，授予统帅之职，何况又多次出任郡守，享有美好的政声；入朝统领六卿，实在能够表率九州牧守。如今把这样的任用托付给你，哪里足以辞谢？所请求的不准。徽猷阁直学士、新任知建宁府凌景夏请求改授一个在外宫观差遣，不准。诏。卿历任繁剧郡府，充分拥有和乐仁厚的声誉；入朝任职禁中，蔚然成为侍从官的表率。朕顾念过去赐给你的职任，托付你分掌一方符节的重任。把平日的政绩推广到治理百姓上，借助本朝的声望来加强外任，或许可以两全，何必一再辞谢？所请求的不准。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凌景夏请求退休，不准。诏。卿德行和年龄都尊高，是典范法则所寄托之人。从前在甘泉宫任职的法度中，凭实际才能位居群臣之首；如今正始年间的名流，几乎没有几人能与之相比。退居奉祠馆，已经更换了好些年头，在湖山之间俯仰游览，超然于尘垢之外。既然没有外在事务牵累，足以自我调养，为什么还要上章，想再辞去事务呢？仍照旧例，不要有远离之心。所请求的不准。新任宝文阁学士、致仕凌景夏辞谢恩命，不准。诏。朕怜惜卿因官职事务而劳苦，特意提升名位品秩，以表示爱惜贤才而不能任用的心意。古代居住乡里的贤臣，难道只是自求闲暇安逸吗？只应当辅佐成就成王的德业，显扬尹人的功绩。卿应当敬慎地接受朕的命令，努力尽到这个道义。所请求的不准。试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兼侍讲陈良祐辞谢授任吏部侍郎的恩命，请求出守一州或奉外祠，不准。诏。陈述进言，以言论奏闻；明确考察，以功绩验证。这是尧舜的政治，也是朕所效法的。卿积累深厚、学问广博，造诣精深高远；掌管风纪宪纲，记录君主言行，撰写制诰，负责谏诤，审理奏事，详定命令，已经充分具备议论文章方面的才能。如今担任六部卿的副职，分掌职务、统率属官，以求取得实际政绩，朕还将对此加以考核。努力恭敬地履行职责，符合朕详细考察任用你的心意。所请求的不准。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陈良祐请求给予外祠差遣，不准。诏。朕想到本朝盛时，谏官、御史大多能够称职，长期任用他们辨明是非、纠正邪曲，几乎不遗余力。然而从未听说有人一离开言官之路，就急切地顾虑畏惧、请求退避，也从未有人轻易议论他们离职之后的事情。卿此前在谏省任职，将近三年；后来又出纳诏令、铨选考核人物，朕所选用的官员，每每都有增加。如今忽然因为曾经担任言官，想要为避开仇怨而离去，这是什么缘故呢？

译古书说：“内心反省而没有愧疚，那还有什么忧虑、什么畏惧呢？” 卿还是安心任职吧。所请求的不准。试任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陈良祐请求准许奉祠，或授予州郡差遣，不准。诏。卿一向因学识而为朕所知，施展谋略，历任显要职位，正可进一步观察你建立长远功业，却请求离开仕途。朕已经明白你的深切心意，你仍然再次提出从前的请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何必担忧怨恨诽谤乘隙而来？言语有实，行为有常，哪里还会积下悔恨过失？希望你体会这个道理，安心居守你的职位。所请不宜批准。新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王炎请求辞免恩命，不准，诏书。卿才略敏捷而广博，器度深厚而宏大。任职枢密院，刚满一年，承担国家重任，凡是知道的无不尽力施行；应付事务的繁多，也绰绰有余。让你进一步参与辅佐政务，仍兼任掌管军事的职务。朕以为你当即恭敬承受，却在此时退避。昔日李德裕振兴唐室，陈执中辅佐仁宗，关键只在事业做得如何，哪里还足以追问科第？赶快接受朕命，不要再有其他疑虑。所请不宜批准。新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王炎请求在新授职任中特别免去一职，此事不准，诏书。卿有济时的谋略，处理各方面事务都很适宜；奉行国事的诚心，早晚都不懈怠。让你参与处理各种政务，又总领枢密院事务。昔日康定年间，采纳晏殊的建议，认为共同执政的大臣应当同心同德，凡是安定边境的议论，都可以预先听取。如今命你兼任官职，大概正是出于这个意思。勉力接受既定任命，不必固辞。所请不宜批准。参知政事王炎请求只让他以原有端明殿职名充任四川宣抚使，不准，诏书。朕仰思祖宗一视同仁地对待中外，间或派遣亲近的辅弼前往治理远方，从没有后世所谓五大臣驻守边地的嫌疑，大概取法于周家二公分治陕西的意思。朕想到蜀地远在万里之外、处于天下一隅，于是接连咨询执政大臣，来重视宣扬教化的任命；既考察旧例，也合乎时宜。朕深深嘉许你忠于国家的诚心，你竟没有一点畏惧出行的神色，却想避开权位恩宠，请求交还政务机要，这不是事实所应有的情形，恐怕是谦退畏惧过分了。赶快接受成命，不要再说，所请不宜批准。尚书左仆射陈俊卿请求准许解除机务，不准，诏书。卿修养自身、整治家庭，确实履行了先圣的学问；坚持正道、应付变化，也兼有前人的长处。调理万机，安定救济群生。既然自己承担了重任，就一定要努力完成到底；你晋升到宰辅之列，才不过超过一个月。至于国家富强的功业尚未完成，阴阳之气尚未调和，正是应当恐惧自省的时候，正需要辅佐赞助、弥补缝合的力量。为什么自陈请求，竟想告老归去？昔日成汤这样的圣人，实际上依赖伊尹一德辅佐；孔子参与政事，还说要三年，才能完全尽到辅佐调和的诚心，更应谋求长久的成效。所请不宜批准。尚书左仆射陈俊卿上表，再次请求准许解除机务，不准，诏书。卿，朕想到近年以来大臣屡次更换，施政规模不能确定，靠什么成就政事？廉洁的宫门容易被侵犯，靠什么严肃国家体统？朕认为要想长期任用，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朕认为卿道义纯正完备，谋划宏大长远，屡次更换许多职务而声望更加隆重，参与辅佐大政而力量更加充足。考察选择已经精审，咨询谋议也都合宜，于是把你置于百官之首，以谋求各种政绩兴盛。正要听取你的嘉谋，你却突然请求辞去职位，难道是习见近来的事情，只认为轻易离职是对的，却还没有体会朕的心意吗？朕是把过去的事情当作警戒；如果纷乱如旧，哪里还能期待有所济世成事？应当体会朕仰赖你成就政事的心意，更加勤勉地辅佐，想到光阴片刻都值得珍惜，不要徒然屡次烦扰陈情。所请不宜批准，不得再有陈述请求。试任户部尚书曾怀请求授予一处宫观职，或派任外地差遣，不准，诏书。朕与几位大臣讲论治国之道，认为精心选择、长期任用是用人的方法【御制《用人论》赐给宰执说：选择不嫌精，任用不嫌久】。何况国家财计繁重，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如刘晏、陈恕，都是任用很久才见成效。如今朕任用卿，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卿应更加尽心竭力，以符合朕之所以选择并长期任用你的心意，不要急切地求退。所请不宜批准。右朝议大夫曾怀辞免授任龙图阁学士、知婺州的恩命，请求授予一处宫观差遣，不准，诏书。长期劳作后暂得休息，是臣子的至情；入朝任职后又出任藩镇，是朝廷的特殊恩典。既然进退都无愧，就应当更加施加恩荣。卿自从置身仕途，就掌管国家财计，深知变通的方法，也明白取予的原则。到现在已有六年，功绩很多而且日益盛大。正应当拖着朝笏进献意见，却屡次上章请求退居闲职。如今授予你西清严近之班，交给你治理东道、宣扬教化的重任。使百姓富裕、国家充足，已经可以比肩刘晏、陈恕的功劳；宣扬教化、承接流风，还应当继承龚遂、黄霸的政绩。应当尽心思考报国，哪里有逃避恩宠的道理？显谟阁直学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抚使沈介请求授予一处宫观差遣，不准，诏书。卿凭正直的品德、严肃治理的才能，主管我这一方事务，才过了几个月，威信恩惠已经普遍融洽，左右之人都率先顺从，为什么要抗章上奏，竟想引退？委托给你的责任正重，正仰赖你成就政事；体会朕的心意，勉力安居职位。所请不宜批准。显谟阁直学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抚使沈介请求授予宫观职，不准，诏书。卿以尽力防备诸将的谋略，镇守安抚湖湘；以历经多朝而卓然独立的气节，作为各郡各国的表率。你的根本大体如此，所以已经做到不待命令而自行推行。到现在满一年，治理成效最为突出。然而你却接连陈递奏牍，竭力请求奉祠退居。朕重重想到远方百姓正依赖善政，应该安定守住你的职位，不要抛弃已经取得的成就。所请不宜批准。敷文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吴芾辞免授任徽猷阁直学士、知隆兴府的恩命，请求查照前次奏章，授予一处宫观差遣，不准，诏书。昔日汉氏得到人才之盛，而能够以儒者通晓世务的，也只有三人而已；并且还不都是出自正途，这不是很难得吗？卿一向蕴蓄儒学，竭力坚持正论，历任内外职务，经历繁重复杂的事务，困难一到便能立即解决，锋芒并未因使用而变钝。你不只是用经术来修饰吏治而已。如今江西谋求主帅，便把阃外之任全部交给卿。人才如此难得，卿却想退处闲逸，难道可以吗？所请不宜批准。徽猷阁直学士、知隆兴府、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请求准许保留本官职名退休，不准，诏书。卿往来于禁中仕途，声望和实际资历更加美盛；镇守安抚一方，恩惠威严焕然一新。可是你想在尚未达到年限时，求得实现知止退隐的打算，心意虽然非常恳切，但道义上不能依从。还望体会朕的心意，勉力只守这个职位。所请不宜批准。蒋芾辞免，依照典故发给月俸的一半，并派遣随行干办使臣等的恩命，不准，诏书。

译卿恳切请求避让上宰之职，愿意服持亲丧；朕想到这种至情难以强行夺去，已经特别依从你再三的请求。至于继续给你俸禄，稍微供给你家中的役使，不只是为了表示特殊优厚的宠遇，也是为了严明等级增减的区别；这些都记载在典故中，也合乎事情的宜当。虽然卿一向怀有谦退自损的诚心，不愿因外物牵累自己，何况如今正处在忧患艰难之中，哪里还会顾及私利？然而这项恩典诏令，是为了保存国家体统。勉力承受眷顾之意，不要再固辞。所请不宜批准。蒋芾再次辞免，依照典故发给月俸的一半，并依照格法指挥派遣随行使臣等的恩命，依照所请求的诏令。卿具有济世成事的功业，位居辅弼调和政事的官署之首。即使我安宁三年，也没有二心。既然以此作为百官的表率，就应当有优厚的恩典。已经考察典章，开始颁下诏令。你却接连上奏，必定要始终辞去。朕重视你平素的心愿，勉强依从你前来的请求；只是对你的眷顾实在深厚，尤其感叹赞美而不能忘记。所请依准。新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辞免恩命，不准，诏书。卿学问广博，认识深入精微，早年就在同辈中居于冠首，逐渐在禁中仕途上任职升迁；出纳诏令都合于正道，秘密辅佐国家的政务；从容和缓而有调和之才，更加储备了担任公卿辅弼的声望。让你参与听闻军政，大概是朕内心的决定，希望你竭尽帷幄谋略，也借此检验诗书学问的功效。不要过分谦退，立即恭敬承受。所请不宜批准。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梁克家再次请求解除职任，退居外地祠禄，不准，诏书。卿才干宏大、见识敏锐，掌握国家机要政务；只是因为事务丛集、责任重大，早晚不懈怠，才患了雾露之疾。神明扶助，如今也已经大好了。请假十天，有什么值得说的？卿应当节制省减思虑，辅以接近汤药，使病情迅速好转，不要再以引退离去作为辞说。以此符合朕的心意。所请不宜批准，不得再有请求。新授敷文阁直学士，仍任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晁公武辞免恩命，不准，诏书。朕想到祖宗时，那些由待制授任成都知府的人，往往进授直学士的职名来遣派他们。何况卿身在禁中仕途，蔚然成为资望深厚的人，承担四路军民的重任，积累了两年镇守安抚的劳苦。如今晋升职名，大概已经说得太晚了，又有什么可辞的呢？所请不宜批准。端明殿学士、新任荆南刘珙辞免授任资政殿学士的恩命，请求只带现任职名前往知荆南，不准，诏书。卿过去任职枢密府，尽心为国，见到合乎义理的事必定去做，坚守正道而不屈挠，这些朕从未忘记。荆南处于上游，晋代将其比作分治陕西；只是得到卿这样重要的人，才能充任我的四肢。只是端明殿学士这一职务，自明道年间重新设置，到元丰初年为止，没有让旧日辅弼担任的。卿虽然没有什么增损，恐怕还不足以体现朕不忘贤德以及如今倚重你的心意。晋升一级，不过是沿用旧例，并不是另有特殊的褒赏加给卿，又有什么可辞的呢？所请不宜批准。新任户部侍郎杨倓辞免恩命，不准，诏书。卿入朝任省、寺官职，出外持有使节，担任理财职务已经历任多次。如今晋升为民部副长官，更要观察将来的成效。至于知道取用和给予各有道理，希望军民都能充足；能够陈述这个道理，确实符合朕的心意。勉力致力实行，不要退避。所请不宜批准。试任吏部侍郎薛良朋请求查照前次奏章，授予一项在外宫观差遣，不准，诏书。卿很有文雅风度，富有才干谋略；即使三辅事务浩繁，也能全部治理，已经积累了著明的政绩，因此擢升安置于禁中仕途。既把铨选考核的公正交给你，也需要你进献意见的益处。美好的成效在于长久，哪里能只把日月流逝当作功劳？应当进一步思考尽忠，早晚都不要懈怠。不要怀念故土而产生远离朝廷之心。所请不宜批准。新任太平州知州周操辞免授任徽猷阁直学士的恩命，不准，诏书。卿过去任谏官，严正而有直言的声誉；晚年登上禁中仕途，蔚然成为资望深厚的人。朕勉强依从你请求到便利的郡任职，大概是表示优待贤能的意思；学士的职务，本来并没有超越等级，是法令所应当得到的，按道义没有可以辞谢的理由。所请不宜批准。新任吏部侍郎陈弥作辞免恩命，不准，诏书。卿见识敏锐，足以察知细微；才能宏大，足以经营远方。早晚都不懈怠，凡是知道的无不尽力而为。如今兵部的职分虽在而事务简略，已经不是唐代《六典》的旧制了。朕想到还不能尽量发挥卿的长处，于是端正副职的名分，让你掌管铨选事务的重任。赶快恭敬接受这个职位，更加研究你的谋略，不要执着谦辞而耽误成命。所请不宜批准。刘章辞免授任礼部侍郎兼侍读的恩命，不准，诏书。尊重旧交的道义，可以使民风敦厚；老成持重的人，可以使国家体统受到尊重。这两点，卿实际上兼而有之。召来任副长官，掌管三礼；你谦抑自守，虽然陈述避让的辞意，确实可嘉！只是应当清心思考，体会朝廷选任的用意。所请不宜批准。新任资政殿大学士、致仕的周葵辞免恩命，不准，诏书。士人中辞去职事的人，朕都有办法加以宠爱安抚。何况卿德行和年齿尊高，又是旧日辅弼；朕尊重德行、敬重年长以及优待大臣的心意，难道可以停止吗？体会朕的眷顾，只管接受新命；长久享有不衰老的福泽，使士大夫有所尊崇效法。所请不宜批准。资政殿大学士、知宁国军府事钱端礼上奏：到任已经一月，年过耳顺，请求恢复奉祠，退处闲馆。不准，诏书。卿家世相继奉行忠孝，又兼有亲近和贤能的身份；入朝参与政务机要，实际上履行了宰相的职责；出外宣布德意，又是自古以来著名的藩镇，关系到百姓共同仰望，与国家休戚一体。应当尽到股肱之臣的道义，更加谋求屏障国家的功勋。可是你却接连进呈封章，竭力请求闲居；何况成就功业在于长久，哪里是几十天、几个月所能说明的？正要壮大你的谋略，恰恰依赖年高德劭的贤臣。勉力安居你的职位，不要再提出别的辞说。所请不宜批准。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王师心请求退休，不准，诏书。朕正尊重德行、敬重年长，所以当时年高德劭而才俊的人往往不敢安然休息，纷纷前来。卿有深厚的德行和高雅的声望，又近在辅郡，唯独朕还没有见到你。虽然为了养病的便利，不能出来与朕交游，难道可以让你成为臣下之后就这样结束吗？所请不宜批准。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吴拱辞免兼知兴元军府事、充利州路安抚使的恩命，不准，诏书。朕想到你的父亲在百战中尽力，保卫了整个蜀地，蜀人感念他的恩德，就像爱惜甘棠、思念召公一样。你又能遵守父亲的训诫，不违背公忠清廉的操守，因此士人尤其乐于为你效力。如今就在你驻军的地方，把治理军民的重任交给你，顺从百姓的愿望，利用形势的便利，按照财用的适宜去做，希望任命一位官员而三方面的事情都能成功。你前去恭敬办理，不要辜负朕的命令。所请不宜批准。

译降授安德军承宣使成闵辞免恢复节钺的恩命，不准，诏书。卿奋发尽忠，竭力屡次经历艰险困苦；因别人进言而长久离职，近来虽然官秩比旧时稍低，仍然退居祠官所属的职位。统领一方军政的责任极其重大，得到人才并不容易，不能因为一点过失遮蔽大德。既然应当念及你的功劳，哪里能让壮士守在四方？何不任用旧臣，使你建立元帅的旌节，前往镇临京口的军队？这并不是把名器私授给你，而是使职权与事务相称。只管接受朕命，更加尽心尽力。所请不宜批准。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广州观察使赵撙请求收回特意转授一官的恩命。检防近来上奏札，辞谢并请求允许自便，不准，诏书。卿在外统率军队，宣扬效力的事情很多，特意颁发特别恩典，升授显要官秩。将帅的道义在于专心为国效命，所以《易经·巽卦》说，进退心志疑惑时，有利于以武人的贞正来治理。如今卿推辞新命，却反而以去留进退来陈说，难道合适吗？立即恭敬承受，想办法符合朕的意旨。所请不宜批准。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银合夏药敕书。卿在外分掌一方军政重任，遥处西南一隅。朕嘉许你镇守安抚的勤劳，而今正值炎热暑候，所以颁赐珍贵药剂，以表示眷顾之意。观文殿大学士、两浙东路安抚使史浩银合夏药敕书。卿以辅相的尊贵身份，承担藩镇宣抚的重任，正值暑热尚未消退，朕想到你镇守安抚的辛勤，特意颁赐珍贵药剂，以表示眷顾之意。知枢密院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银合夏药敕书。卿赶赴朝廷，还要辛苦跋涉，应当调节自己的气息，谨慎安排起居。想到现在正值炎热的日子，所以特意颁赐良药，希望你不久入朝效力，以副众人仰望。参知政事、四川安抚使王炎银合夏药敕书。卿参与辅佐政务，前往治理蜀地，既经历登山涉险的艰难，又遭受暑热的侵扰，应当分赐药剂，帮助你保养身体。观文殿学士、福建安抚使汪澈银合夏药敕书。卿声望冠绝枢密府，承担分镇一方的将帅重任；想到闽地山多暑热，何况夏令正炎，特意颁赐调和病体的良药，以帮助你调养身体。资政殿学士、荆南路安抚使刘珙银合夏药敕书。朕眷念你过去在西枢任职时的德行，你如今镇守南方上游。既然冒着暑热上路，正要到任开府，特意颁赐良药，以表示眷顾之意。御前诸军都统制郭振、王友直、赵撙、陈敏、吴拱、员琦、王琪、杨钦；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荣、郭刚、张青、郭谌、王明，银合夏药敕书。卿一向以将帅谋略著称，在外统率军队；有守卫国事的可嘉勤劳，正值炎热蒸腾的时节，特意颁赐良药，以表示眷顾之意。资政殿大学士、知宁国府钱端礼银合夏药敕书。卿担任政府重职，又承担名藩的重任，正面对暑气郁蒸，应当更加留意调养身体，因此命令快马前往颁赐良药。观文殿大学士、两浙东路安抚使史浩，资政殿学士、知温州王之望，资政殿大学士、知宁国府钱端礼，资政殿学士、湖北安抚使刘珙，银合腊药敕书。卿等与股肱大臣的职责相同，承担藩镇屏障的重任，正值冰霜开始严寒，想到你们早晚勤劳，应当有所特别颁赐，以资助调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银合腊药敕书。卿安抚西南，早晚勤劳。年华将尽，寒气正凝，特意颁赐良汤药，前去帮助你调养身体。参知政事、四川宣抚使王炎银合腊药敕书。朕眷念我的辅弼大臣，安抚那西南之地；道路险阻而且遥远，年岁将尽，特意送去精良药剂，以明确表示眷顾关注之心。御前诸军都统制郭振、王友直、赵撙、杨钦、吴拱、员琦，银合腊药敕书。在外统率军队，为各方面宣扬效力很多；如今正值严寒，想到你们的勤劳，特意颁赐珍贵药剂，以表示优厚恩典。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荣、郭刚、王明、张青、王承祖、秦琪，银合腊药敕书。你们协助赞襄元帅，训练整顿精锐部队；特别颁赐的恩宠，平均施予你们，以慰劳勤苦，明确表示眷顾抚慰。镇江府都统制成闵银合腊药敕书。你从祠馆起身到外地，统率军队驻守一方，已经择定日期启程；正值严寒凛冽，特意颁赐珍贵药剂，以表示眷顾之意。武锋军都统制陈敏银合腊药敕书。你停止在朝廷侍从班列任职，出外统率军队驻守一方，刚刚接受任命；严寒正凛冽，特意颁赐珍贵药剂，以表示眷顾之意。正月一日，赐金国贺正旦人使入朝祝贺，礼毕回到驿馆，御筵口宣。正月初一的庆典，万物都像春天一样。朕眷念你们这些奉使来朝的使者，赐给你们宴饮欢乐；你们应当承受这深厚的恩宠，以回应美好的恩典。正月三日，赐金国贺正旦人使宫中酒果，口宣。年节时序刚刚更新，春天到来，寒气还很凛冽。朕眷念奉使来往的人，让你们暂留都城驿馆，于是送上甘美之物，使你们和乐宴饮。正月四日，赐金国贺正旦人使玉津园射弓、弓箭例物，口宣。你们依照声令发箭，能够谨慎保持仪容；朕承接礼物而赐予你们器物钱帛，哪里只是为了供你们使用，实在也是为了表彰你们的才能。金国贺正旦人使在玉津园射弓，御筵口宣。你们在新年伸展庆贺，闲暇时出游；射箭并不以穿透皮革为目的，只是说要和乐表达心志，有分割俎肉的宴飨礼仪，用来表示慈爱。金国贺正旦人使在玉津园射弓，赐酒果，口宣。朕眷念你们这些新年奉使来朝的人，在禁苑中游览；安定之后才发箭，快乐而且有礼仪。朕因此嘉许你们审慎坚固的才能，前去送上芳香甘美的物品。玉津园射弓，赐酒果，口宣。射箭是为了观察德行，欢乐而且有礼仪。想到你们终日的勤劳，特意赐给上等美酒，并加赐果实来助兴私宴。正月六日，赐金国贺正旦人使入朝辞行，回到驿馆，赐御筵，口宣。朕眷念奉使来朝的你们，已经辞别宫门，就在你们的馆舍赐予宴饮。这是因为惦念你们的辛劳，使你们从容享受和乐。又。你们来到朝廷，报告到达并整备车驾将要出发，不要急于赶路，还请再停留两夜。已经用酒使你们醉饱，以此明确表示恩惠慈爱。金使赴阙，赐被褥钞锣，口宣。寒冷时节说：初次有使者来朝，朕想到你们长久辛苦奔波在道路上，如今刚到都城驿馆休息。因此颁赐这些物品，以明确表示眷顾厚恩。赐生饩，口宣。朕眷念使节到达都城驿馆，派送牲畜粮食，以明确表示宠爱赏赐；希望你们饱享恩德，也足以忘却旅途劳苦。赐宫中酒果口宣二首。旅途漫长，刚刚安排馆舍，赐给醇酒，配以佳果；这些出自内府，是当时特别的恩典。奉使者的车马仪仗，请在宫阙之下稍作停留。芳香甘美的物品，特意从宫禁之中取出，借此颁赐，以明确表示特别的宠遇。赐金国贺正旦人使大银器，口宣。

译新春时节共同庆贺，邻国友好而和睦；朕嘉许你们驾着四马车远道而来的勤劳，特意赐给中等成色白银制成的器物。这是特别优厚的恩典，你们应当恭敬承受。大金贺正旦使到达宫阙，平江府赐御筵，口宣。你们远道赶来参加新春庆典，到达近郊；想到风霜凛冽，不能胜任道路上的劳苦，特意表示宴饮慈爱，以承接恩宠厚意。大金贺正旦使到达宫阙，赤防赐御筵，口宣。使节带着光彩而来，国书修好睦邻；你们近在郊关之外，想来经历了许多水陆道路的劳苦，特意设宴表示慈爱，请恭敬承受这深厚的心意。赤防赐金使御筵口宣。使节缓慢行进，也可以说十分辛苦；离都门很近了，想来内心一定充满欣喜。颁赐正式宴席的恩典，以表示慰劳招待之意。赐金国贺正旦人使，朝辞完毕，回到驿馆，赐酒果，口宣。你们入朝辞行，朕离开御座出来休息；朕想到你们奉行使命非常勤劳，何况即将上路，便再次增加赏赐，以表示眷顾不忘。赐金国贺正旦人使返程龙凤茶饼、金镀银盒，口宣。灵秀花卉中的精英，是建谿所珍贵的。这是绝品，不只是寻常珍物。想到使节即将归国，希望能使他们的行装更加光彩。赤防赐给金国贺正旦回程人使御筵口宣三首。诸位的聘问礼仪已经结束，使节即将回国，出郊住宿，又将辛劳跋涉；已经用酒为诸位饯饮，还请姑且从容少留片刻。诸位的使命已经完成，如今又要奔赴远方，特设宴饮以表达欢悦，请在近郊稍作停留，还望体察我的眷顾之意，希望不要过于劳苦。华正展防，信使即将迅速归国，正要面临长途跋涉的劳苦，应当以盛大的祖饯宴筵相送，借此嘉礼表达深厚的情意。赤防赐给金国贺正旦人使酒果，口宣。诸位乘车回国，刚刚启程出发，暂宿近郊；饮酒之后，宾主极为和洽，还请在祖帐中稍作停留；再次颁赐芳美之物，以更加深厚地表达眷顾。平江府赐给金国贺正旦回程人使御筵口宣。诸位恭敬地持节出使，使命已经完成；庆贺之礼已毕，指向燕路归去，来到吴门，姑且稍作休息，再加以宴饮慰劳，还望体察眷顾之意。镇江府赐给金国贺正旦回程人使御筵口宣。诸位奉命出使，回车经过此地；在防府所属之地正值严寒，也已经辛勤劳苦，因此特赐私宴，以彰显深厚的眷顾。盱眙军赐给金国贺正旦回程人使御筵口宣。诸位完成使命，即将踏上归途；路途遥远，今日在此暂时停节，不久便要渡过淮河，还请稍稍迟留，与我同享宴饮欢乐。镇江府赐给金国贺防庆节人使银合茶药口宣。诞节刚刚到来，使者前来聘问，冒着凄厉的风霜，跋涉悠长的水陆道路，特意送上这些非同寻常的赏赐，以此彰显眷顾抚慰之意。镇江府赐御筵口宣。想到使节前来赴防，诞辰之日恰好已经渡过波涛汹涌的江面，正要在候馆稍事休息，特往赐宴，以慰劳其勤苦并表达荣宠。赤防赐给金国使者酒果口宣。远道劳苦而来的使者前来举行庆贺礼仪，很快就要叩关入朝，特以朝廷的慰劳礼物相赠，并赐芳美之物，以助宴饮。赐给金国使者上寿礼毕归驿御筵口宣。诞辰之日举行庆祝，使者来到朝廷，进退周旋都很周到，显见仪容举止十分恭谨；饮食宴乐之间，显示出共同享有吉庆。归驿赐酒果口宣二首。嘉许使者进入朝廷朝见，已经举行了庆贺礼仪，又回到公馆安歇，应该推行厚赐，以表达眷顾之情。诞节之日共同欢庆，使者乘车前来聘问，安排他们入住馆舍，行程将满十日，接连赐送芳香甘美之物，以表达深厚的眷顾。《文定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九。宋代汪应辰撰。序。《陈忠肃公文集》序。自从荆国王文公变更法度以后，后来掌权的人又借此来助成他们的凶恶。一时的忠臣义士，尊奉君主、忧虑国家，彼此共同出力争辩，人数不可谓不多。从党锢名册中，大体也可以看见这一点。然而他们的意见不能实行，自身也不能被任用，也就如此而已。至于辨明是非，就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探究隐秘，就像看见人的肺肝一样明白；反复陈说，倾尽一切，毫不保留余力。奸臣愤恨嫉妒，咬牙切齿，摇撼排挤，必定要使忠臣与自己不能同时存在才肯罢休。他遭受摧折沮丧、震荡困顿、流离颠沛，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气势更加壮盛，言辞更加激切，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样，那就是陈忠肃公。大概陈公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把万物都看作自己的身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彼、什么是此；把死生看作早晚之事，也不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他那至大至刚、正直无私的气概，确实与天地同始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过去孟子推究杨朱、墨翟学说的危害，认为那会使人沦为禽兽，出现禽兽相食、人将互相吞食的局面。能从细微之处看出显著后果，不是智者做不到的。等到事情已经发展到那种地步，当然人人都应当能够明白。至于亲眼看见它造成的后果，亲身遭受它带来的祸害，邪说逐渐浸润、蔓延，遍布天下，却还有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邪说欺骗人民，时间久了便与人民融为一体了吗？靖康之祸，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世人只看见它最后造成的过失，后来掌权的人反而借此作为替自己辩解的口实。然而陈公在天下正处于全盛、边患尚未萌发的时候，本来就已经看到了南北分裂的忧患，这究竟是他看到了什么才这样说呢？学者对此也可以惊惧而有所觉悟了。他留下的文章和余论，用来启发后来觉悟的人、端正人心，对于天下国家所关系的事情，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徐寿卿集》序。古代的学者，并不是有意要写文章。他们对于天下的义理，讲习得明白，思考得精深，积蓄得丰富，等到已经熟习透彻、明白无疑，能够从容自得时，把这些发之于文字语言，就像指出黑白一样清楚，就像从身边取东西一样自然，就像楚人说楚语、齐人说齐语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后世的人读他们的书、诵他们的话，看见其中明白纯粹、美善兼备，知道自己无法达到，于是拾取他们的残余，摹写他们的仿佛，苦心焦思，寻求写成那样的方法，即使有时相近，最终也不是古人文章的本来面目。于是有人以写文章为儒者的倡导，便说：‘文章应当以仁义、《诗经》《尚书》为根本。’这虽然不同于世上追逐末流的人，但他的意图仍以写文章为主，大概也没有得到根本。永丰徐寿卿年少而意气锐进，虽然努力从事世俗的科举学业，但提笔落墨，纵横挥洒，常常出自自己的见解，不受流俗牵制，本来已经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了。后来他跟随范阳张先生学习，天天见到过去未见的事理，天天听到过去未闻的言论，知道道可以用来经世，而不是个人私智的穿凿；言论必须能够实行，而不是邪说的欺诬；天与人的根本原本是一体，万物与我并非两个彼此分离的存在。他正要把繁复的学说讲得详细而归于简约，勉力学习并努力实践，以充实并穷尽自己的见闻，直到达到古代学者的境界才停止，却只考中一等，担任宜黄县佐，便不幸去世了。他的遗孤居正拿着寿卿所作的十卷文章，请我作序。考察寿卿的文章，就可以看见他的学问。因此我说明古今学者的不同，并这样叙述寿卿学问的始末，交给居正，希望他能继承寿卿的志向。《送王公济序》。见闻广博、懂得思考筹划，可以说是难得的才能，但君子之道有时并不是他首先重视的。河南王公济在桂林任职时，我汪应辰得以同他交往。他求学广博融通，能穷究根本和末节，没有遗漏；议论纵横驰骋，连续不断。至于担任官职、处理事务，明敏精密，复杂难办的事情一定能解决，隐秘难察的情况一定能查明，细微琐屑之处也无不处理。世人称道公济，大概就是这些。然而公济早晚同我讲习讨论的，只有存养本心、修养自身，力求在道义上无所惭愧。我曾私下考察他的行为来验证他的话：他同人交往从不欺骗，接受别人的恩德从不忘记，别人冒犯他也不计较。他贫困到连稀粥都难以为继，却收养寡妇遗孤，供养他们、教导他们，亲自穿粗衣破衣为他们作表率；又在其中周旋弥补、调和料理，无所不至。内外都没有怨言，仍然和乐融融，仿佛忘记了贫困。我能够说出的只是这些，而他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修养，也可以由此想见。人的志趣操守若出于正道，那么见闻、知识和思虑也都会归于正道。从这里走下去，始终不会有两样。不然，所谓难能可贵的才能，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究竟哪一种更好。这是求学的人应当辨明的。公济将要赴任，问我赠行的话，难道是认为我对他的了解会不同于一般人吗？士人在内心用功，并不是明白显著地求取声名和知遇，所以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我只是因为同他相处已久，才略微看到一两点罢了，不敢说已经了解他。假如有幸同他相处的日子更多，那么所了解的必定不止这些。如今公济离去时，涵养更加充实，德行义理更加修明，其中还有许多是我无法知道的。不过姑且说我所知道的，那些我不知道的，就留待日后再次相见时了解吧。《送郑允升序》。修养仁义忠信、以行善为乐而不知疲倦的天爵，却想借此求取人爵，孟子本来已经批评过了。到了汉代儒生，竟直截了当地诵说要凭通晓经书取得青紫官服，鄙陋得很。我们同乡的郑生家贫，急于应试，只是日夜不停地诵读科举考试中所用的文章，模仿追逐，希望能够达到这种水平，暂且不要说他能像汉儒那样凭明经取仕，即使诸子百家和历代史书也没有时间浏览。他求速成，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舍弃根本的学业，依靠剽窃来谋生，怎么能够长久呢？求学者本来不应当只为科举打算；如果郑生所作的只是为科举打算，那也太疏略了。绍兴十八年，我任宜春别乘，郑生恰好来求学，不久便告辞回去，请求我写几句话赠行。我之所以替郑生惋惜，就是因为这些；临别不能不把话说尽，所以直截了当地这样告诉他。《送鲍以道序》。子游说：‘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护人民；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本来就是古人不敢苟且接受的。’永嘉鲍以道，努力学习、见闻广博，以行善为乐而不知疲倦，憎恶坏人坏事，唯恐做得不够；即使困厄贫穷，也不以此忧愁。部使者听说了他的名声，命他代理临海县令。可是以道难道只是因为贫穷才这样吗？从前黄鲁直向山阳徐仲车询问政事，徐仲车说：‘治理政事的要务，是思虑不能不周熟，这样过失就少；同僚属下和睦，事情就能办成。’鲁直答道：‘大雅先生的为人境界高远啊！站立时仿佛参星在面前，坐下时仿佛倚着衡星，哪一天能忘记这些教诲呢？’唉，我汪应辰诵读这些话已经很久了，今天把它们告诉以道。以道说：‘思虑周熟而少犯过失，确实是我尚未达到的；至于与同僚和睦相处，本来就是我很能做到的。’君子总认为自己有所不足，却能胜过天下许多人；乐正子治理政事，正是孟子因此睡不着觉的原因。徐仲车的话简约，却使一代文章杰出的人如此佩服并牢记在心，确实是因为他的话很有意味。希望以道对于尚未达到的地方，努力寻求达到的方法；对于自己很能做到的地方，也不要懈怠。这样以后，才知道‘站立时参星在面前，坐下时衡星在身旁，哪一天能忘记’这句话，不只是当时随口说说而已。临海的百姓，或许有所期望了吧？《送赵允明序》。洛阳秀才赵允明到山间拜访我，将要出发时，请求我说：‘想要凭至诚立身，这是多么重大的话啊！如果不是把圣贤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又怎么能够做到？不过，世人借“至诚”作为口实，已经很久了。诸子百家的说法，灿然纷陈。只是求得成就自己、成就万物，达到圣人所说境界的，有几个人呢？还是他们的言论诡诈，或者行为背离正道？这些还不敢轻易断言。请试着举出来问问我。’有人说：‘君子诚心行善，小人诚心作恶。既然都说是诚，那么诚与善就是两回事；既然诚心而达到作恶的地步，那么所谓诚就不是上天的道了。这个道理隐藏在我的心中，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先生，你出发吧；如果由此产生疑问，因疑而思考，思考之后就会有所领悟。

译《赠徐朝卿序》。我过去同徐寿卿交情深厚。寿卿不幸只考中一等便去世了，我思念他，不能忘怀。他的弟弟朝卿到山间拜访我，并且说家中的生计日益衰落；他们家世代传有《河图》《洛书》，却不知道这些书是从哪里传下来的。按照人的出生年月，依图考察祸福，没有不应验的。现在他将要借此谋生，我为此再三叹息。过了很久，我才让他试验这种术数，故意提出各种泛泛的问题，交错取问，所得结果参差不齐，但每一项都应验了。奇异啊，你竟有这样的书！朝卿本来以儒业为本，性情安静谨慎，没有世俗术士那种夸夸其谈、炫耀自诩的姿态，所以术数精确到了这样的程度，却仍不免做洴澼絖之事。即使如此，从你的术数推论，也已经知道人的命运有所系属了。带着这一点在世上行走，使人人都知道通达与困厄各有其所系，或许也近于季主、君平的用意吧？《赠杜术士序》。世上推演五行来谈论祸福的人，都以李虚中为祖师。像李虚中这样的人，他考察自己的命运必定很审慎，自信也必定很坚定。然而他却服药妄求长生，反而因此加速死亡，这是不知道命运有所限制，却想凭人力胜过它。他考察自己的命运尚且如此，凭什么考察别人的祸福呢？他自己如此自信，又凭什么使别人相信他呢？更何况那些做他门徒的人呢？世人不考察这种学说的源流，随之相信它，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如今番阳杜君所说的，属于李虚中一派，然而他谈论人的祸福为什么又历历分明、很少有差错，以至于使人不能不稍稍相信呢？君子安于命运，并不是能够预先知道自己困厄或通达的期限，只是认为这些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所以一切听任命运罢了。那些把渺茫恍惚、不可究诘的道理尚且可以用智力推求的人，于是便认为也可以用力量战胜它。这就是李虚中陷入困境的原因吗？记。《守正观养二斋记》。方耕道对我说：‘我听中书吕公说过，吕公又听他的先友说过：“守住最正大的道理来等待天命，观察万物的变化来培养学术。我退下来以后，给所居住的两间屋子命名为“守正”“观养”。将早晚都在这里，做事也在这里，以便不违背道义。”吕公名赐，希望您替我记下这件事。’耕道有超迈的气概，有闺门之内和睦的品行，进退出处合乎节操，超过常人的地方很多。现在难道是认为乡里所有的成就还不足以与这些相比吗？是非邪正，是有心之人都共同知道的。然而众人所知道的道理，世上的君子却有不能实行的；平日所感到羞耻的事，有人一旦遇到却能安然实行而不怀疑。凭口耳相传的学问、血气作用下的认识来应对利害变化，岂止是用一杯水去扑灭车载柴薪燃起的大火呢？因此纷乱交错、屡遭挫折，没有谁能够互相胜过。有的能做到这件事，却不能做到那件事；在容易的地方勉强做到，却在困难的地方失守；有的仅仅支撑到最后，却再也不能重新振作。总之，不能只凭某一个方面就作出定论。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着竹器盛的饭、瓢中舀的水，仍不改变快乐，孔子称许他。孟子说：‘禹、稷、颜回走的是同一道路。’从后世的眼光看，能够不忧愁吗？在贫贱中却在生死关头失措的人，也是有的。孔子、孟子的话，难道也是迎合自己的爱好吗？我想颜子所谓‘不改变他的快乐’，一定有不是苟且虚假的地方，这是希望成为贤人的人应当考察的。那么，士人要有所作为、有所操守，却不是出于存养功夫，就很难了啊！这大概就是吕公对耕道寄予希望的原因，也是耕道不能停止努力的原因。所谓超过常人的地方，将在这里而不在别处。我不才，近来有幸听到吕公的教诲，却担心自己不能实行。如今又有幸听到耕道的风范，希望取法于他的地方并不遥远。或者我们同道之士，还会有人因此受到激励而奋发起来。因此为他作记，不敢推辞。《豹隐堂记》。东莱吕君时叙在绍兴十五年任武义县丞。这年冬十二月，趁农闲的日子，取用官府废弃的材料，在县署西边修筑厅堂，不到一个月便完工。公务之余，他同兄弟们在其中讲习道义。有个县人请求说：‘给皮毛增添光泽而形成文采的，是豹子。大概君子也会像豹子一样变化，何不把这座堂命名为“豹隐堂”呢？’时叙认为有道理，便请我作记。所谓君子的文章，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从容自得、充分浸润于天下义理，穷究它的根本归宿，使它存于心中而安稳，施于自身而合宜，发散出来成为英华，流露出来成为润泽，因而有无法掩盖的光彩。除此之外，并没有另有所谓文章。孔子以前，圣贤的学说可以考见，却从来没有把文与质作为两个方面并列而论。单防公说：‘文离开质，就是文离开质，却称作文章；这是后世所疑惑的。’古代留下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世道衰败、正道废弛以后，才开始出现形式相似而本质不同的东西，混杂在君子之中而没有人能够辨别。于是孔子才分别说明：‘文采超过质朴，就流于史官式的浮饰；质朴超过文采，就流于粗野；文采与质朴配合得当，然后才是君子。’质朴就是文采，文采就是质朴，实际是一体而名称有二；如果说二者还会有一方偏胜，大概就不是圣人的话了。如果不这样说，就无法辨明那种说法为什么不对，也无法说明文与质并不是两种东西。假使文与质果真不同，那么敏捷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可耻，从后世看，这究竟是质朴还是文采呢？圣人处在当时，道理已经难以阐明，言辞也已经烦琐详尽，尚且如此，何况到了后世，只学习名称而不考察实质，把物与我看成不同，把体与用看成各自不同，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唯独吕氏的学问，源远流长，纯粹出于正道，成为世人师表的人前后相继；时叙兄弟确实谨慎地守持他们所听闻的道理，对于众说的是非，如同看火一样清楚。坚持这个道理前进，所谓谁能抵挡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我借这座堂取此名称的机会，详细说明学术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知道吕氏所谓的文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时叙名大伦，治先名大器，是他的兄长。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是他的弟弟。

译《潜斋记》。眼睛对于颜色，耳朵对于声音，能够看见和听见的，究竟是谁呢？八荒之外、数千里以外的遥远地方，以及鬼神那样渺茫昏暗、耳目无法达到的事物，然而一经思考就能获得答案，一经探求就能来到面前，排列在我的面前的，又究竟是谁呢？论说到这里，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就不足以命名它了。所以杨子说：‘神就在潜藏之处；潜藏于天，天便成为天；潜藏于地，地便成为地。’这种神明是圣贤与众人共同具有的，也从来没有古今之别。然而后世人的文章事业却相距如此遥远，我曾经探求过其中的原因。三代以前，学者把认识道理放在首位，广泛观察、博采众长，并且探究到最终的极致。天下万物没有一样不是供我取资的，等到浸润饱足，豁然开朗，卓然自立，并且从自身获得领会，那么天下万物也没有一样不是供我运用的。把它用于自身则安稳，施行于天下国家则合宜，感通天地、养育万物，全都是自然的征验，不需要凭借外在条件，因为已经有了根本。后世的士人，有志于求学的，在字句毫厘之间推寻文义，在仓促之际也谨守法度，也可以说是努力学习、竭力实行了，但真正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所以即使明白《春秋》，仍会被灾异之说迷惑；即使淡泊于权势利禄，仍会被生死的变化惊动，更何况层次更低的人呢？这就是古今学术的不同，不能不辨明。建安陈德洨，温和纯厚、谨慎清洁，孜孜不倦地以求学问为事，取杨子所谓的意思，把自己居室的书斋命名为“潜”，来向我询问其中的道理。所谓神心，就如同说天之高、地之厚一样，关键在于必须知道它为什么如此。孟子说：‘我本有四种善端，知道都要扩充它们，就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流出一样。’又说：‘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如果真正的认识尚未达到，那么怎么能够扩充它、充实它，以穷尽它所具有的高明广大呢？所以愿意在这里向你说明这一点。居住在这间书斋里，必定会有不同于过去仅仅倚着几案隐居的境界了。《平政桥记》。水从玉山流经信州向西，信州南面有一座浮桥。年久日深，桥板出现缝隙，桥柱脱落，桥身倾斜摇动，过桥的人都惴惴不安。没有设置独木桥和桥梁，百姓因渡水而受困，这是可以看见的危害；至于虽有桥梁器具却不足以凭恃，则有不可预料的危害，这正是仁人君子内心忧虑、不能缓办的事情。如今奉议郎赵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来主持州政，忧伤地想到这件事。但近年费用日益增加，比起往年增加了五倍还不止，左支右绌，几乎无暇顾及。于是节省浮滥开支，查禁欺瞒隐匿，积少成多，久而久之得到三百万钱有余。于是拆去旧桥，全部重新建造，使桥面宽阔、桥体厚实坚固，平坦得像大路。父老们惊叹不已，说是从前从未见过的工程。桥的下游叫下港，大概永丰的水向北流，又向西南汇集于此，也是福建人往来的渡口。过去靠船渡过，到这时便收取修桥剩下的材料，又创设浮桥来代替渡船。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开始施工，经过六十天建成。购买材料、雇用工匠，一律按公平价格办理，谨慎管理收支，没有拖延扣留、苛刻压榨的弊端。百姓同官府买卖、服役，就像在私人家中一样。从开始聚集粮食直到工程完毕，没有一件事扰累百姓。春秋时期的常规事务尚且不能完全做到，凡是土木工程，只要不合时令而又违背义理，本来就不是正常情况。至于即使得到合适的时令、即使合乎义理，也仍然谨慎地记载下来，大概是因为使用民力是重大的事情。何况能在艰难倾侧的情形中，周详筹划，曲折经营，细节无不完备，从来没有劳烦百姓的力量，却能够革除弊端、消除危害。按照《春秋》的书法，这种事在通常条例之外改变文辞以显示意义，应当怎样记载呢？只是我的见识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特意把事情记下来罢了。

译《昭烈庙记》。古代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把法令施行于百姓的人就祭祀他；以死勤勉办事的人就祭祀他；以功劳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御重大灾害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挡重大祸患的人就祭祀他。这大概是不变的常典。玉山东岳的行祠，原来建在普宁寺西边。绍兴癸卯年，选择吉地卜问祭祀之所，找到高爽干燥的地方，才开辟并建造得宏伟壮丽。作为东岳配享神、受祭祀祝告的神灵，没有比张王更盛大的了。他最初在湖湘享受庙祀，后来逐渐传到江右，又延及玉山。然而封爵相同而名讳不同，有人对此感到疑惑。考察《唐忠义传》，张巡、许远守卫一州，捍卫天下，慷慨赴难的有三十六人；史书散佚了其中一人的姓名，遥远而无从考索。后来江西宪使方师尹撰写《弋阳行祠记》说：‘从前我在京口任职时，看到《淮阴弃指亭记》，其中论述王公的始末，十分有条理。’这才知道王公名抃，家住滑州白马。安禄山叛乱时，张巡、许远率领孤军守睢阳，筑台招募勇士，得到南霁云作为将领。王抃同他交情深厚，一同出睢阳向贺兰进明求援，贺兰进明不答应，两人一起砍断一根手指，发誓忠信，军中因此惊骇，流泪相送而归；并且射向浮图，箭射中砖头，发誓破贼之后一定消灭贺兰进明。不久睢阳城陷，王抃与张巡、许远一同战死。王抃托梦给他的家人说：‘我已经向天帝请求，天帝命我辅佐南岳，任司录事；出行乘轻车，迅疾如飞，掌管察看人间善恶，全部上报并加以赏罚。我乘此车可以诛杀不忠之人。’不久贺兰进明患病，如雷震一般死去，大概是王抃的威德所致。这样看来，王抃奉天帝之命辅佐南岳，不仅在三十六人中格外显著，而且声威神灵显赫，绵延于千万世之后，难道是偶然的吗？在此以前，唐开元、天宝年间，王抃多次考进士而未中，曾在衡州泗州寺题诗：‘一条江水悠悠，通向百粤；一叶帆船无奈地任凭秋风吹送。经过几程峡中寒浪，映着春月；整日江天阴雨，敲打着船篷。漂泊渐渐摇出青草之外，乡关有谁思念雪园之东？不知道今夜将依靠何处，只见一盏渔灯从芦苇丛中透出。’他的文章有这样的水平。王抃一生任侠，常常佩带举起的金锤来打击不平；战死守卫睢阳时，气势刚劲、节操锐利，始终不改。张巡、许远的忠义，南霁云确实赞叹；南霁云的勇壮，王抃也确实予以协助。他们的气节就是如此。巢寇开始骚扰时，衡州百姓向王抃祈求神灵庇佑。盗寇经过耒江，遇见卖鞋的人，发现他们的脚都很大，询问原因，回答说：‘这是我们州士兵的鞋。’ 不久，盗寇看见一位伟岸的人，身后有高大的仪仗和大旗，腾跃都超过一丈，盗寇吓得魂不附体，退走逃跑，地方因此得以安定。各地都为他立祠塑像，称为感应太保。他的威灵就是如此。这些都是他在唐代所积的善德。他活着是精忠之臣，死后受到盛德庇佑；像潭州、邛州、柳州、榞州、抚州，以及南安、建昌等地，到处都显灵应验，庙宇的华丽形制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赐额“昭烈”，始于政和乙巳年。后来南安查仲正等人捐钱塑像，名为“取命案”，崇敬奉祀了多年。绍兴丁卯年，查仲正梦见王抃骑着白马，挥动金鞭说：‘祠庙在江东水流断绝之处，赶快把香火迁到别的地方，否则灾祸将殃及这里的土地。’醒来后，他便记下了这句话。这年暮春，远行送神像及其侍从，船载着它们沿江岸向东行，所卜之地都不相合。到了玉山，才卜得吉地。全县士人百姓和官吏远道迎接，把神像安置在县城暖水三山，实际是东岳的辅佐神。淳熙乙未年春天，南安张珉等十三人又筹办供器前来献上，以备每年四时供奉之需。从此以后，无论水灾、旱灾、盗乱还是疫病，没有祈祷而不应验的，地方百姓全都捐财出力，在东岳行宫东边修建祠庙。祠庙前有一眼深泉，水面清洁有波纹，凡有疾病瘟疫，来拜谒并饮水便会痊愈。每逢庚伏时节，百姓斋戒祈福，祝辞说：‘收敛瘟疫，稍加禁戒；市场上的荤腥以及殴打之事，一概不宽贷。’七月二十五日，相传是王抃的诞辰，远近无论老人孩子，受到恩惠、感戴恩德的人，都带着香花，吹箫击鼓，肩挨肩、脚碰脚，堵塞喧闹于道路，以报答神灵的庇佑，不只是本县如此。县令陆翼平于是改名为“赐福案王”。从政和到乾道，屡次加封八字封号，成为“忠靖威显灵佑英济王”。夫人屡次加封四字，成为“协惠懿泽夫人”。我私下认为，从古到今只有忠义之士，一身英气才能磅礴于穹苍之间；活着是国家的柱石，死后仍凛然闪耀在斗牛星宿之间。王抃的忠义英异突出，三十六人都知道他的功劳，而史书却失传了他的事迹，能不令人遗憾吗？然而弃指亭的碑文可以考见，后代的祭祀从未断绝，这有些是当时诸将也无法企及的。难道不是因为王抃的姓名虽未被史书记录，但褒封和庙祀不能不彰显他的盛大美德，以使其流传不朽吗？大概是上天把他记录下来，以报答他的忠诚吧？这样看来，他勤勉办事、安定国家、抵御灾害、捍卫祸患，完全无愧于古代圣王的祭祀典制。这座庙已经建成，却缺少记述始末的文字，父老请我叙述大概，并且记下地方百姓蒙受福佑的盛况。即使如此，王抃的英灵和利益百姓的恩泽，本来就会随着所到之处而施行，难道只是惠及这个地方吗？于是叙述事情的大略，并作诗让人歌唱，用来祭祀他说：‘玉山苍苍啊，玉水清清；神灵乘车降临啊，众人的心都倾向于你。神灵降下有秩序的福祉啊，声名神灵显赫；灾气止息、妖邪荡除啊，福泽众生。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啊，保佑秋天丰收；让百姓终身吃饱啊，享受太平。献上诚心、牲畜和美酒啊，进献芳香馨烈；击鼓声咚咚啊，敲响大钟，吹奏笙乐。神灵的恩赐无穷啊，曲直之人都得亨通。想要报答神恩无极啊，内心摇动着旌旗。’

译《诸溪桥记》。诸溪有一座桥，是宋代绍兴年间郡守、秘书林公所建，前面的记文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然而考察图志，“槠”字从木；据老年人相传，溪岸一带多有槠树，于是因此得名。也有人说这是众条水流汇合的地方，所以又称诸溪桥。如今将近百年，桥被水侵蚀而毁坏，过桥的人深以为苦。我有一天出郊，亲眼看见这种情形，惊惧而触动内心；回来后追究它的原委，才知道前人开始建桥时未必没有考虑长久的打算。从木桥改成石桥，大概曾经买田作为每年修缮的储备；本意固然是好的，办法却不妥，于是把田租交给广教院住持僧管理。住持来去无定，把全部收入都用来满足自己的妄用，桥多次坍塌也不加过问。估算田地收入，每年有二十五石多；与其让缁衣僧徒蚕食这些费用，哪里比得上收取剩余来帮助我们的惠政呢？何况旧桥连接山崖的地方还存在原址，挖沙取石，也有许多遗留下来的材料；别处的石料也可以开采，工程容易完成。估计所需费用，众人说要五十余万钱，足以办成这件事。州郡正贫困，无力商议。于是把田租归入官府，留出五分之一供养管理桥道的人；我姑且停止领取一千缗俸禄来帮助，剩下的则从纲赏库借用。积累每年的收入，不几年就可以全部偿还。州郡得到这项田租，就可以修理旧桥、兴建废坏之处，后来的人也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了。于是委托上饶县佐游炳君主持这件事。游君精明敏捷而严正清廉，购买材料、雇用工匠，价格都同当时相当；所有经营办理都像料理自家事务一样，从来没有丝毫扰累百姓。不满七十天便报告工程完毕。桥址上，初建一处，修复一半的两处；横向长十三尺，纵向长七十四尺；栏杆、桥柱全部修完。费用八千二百九十四缗有余，除州郡拨出的款项外，县中富家出资的人又争相捐助，使工程完成。我担心州郡有修桥的田产而后人不知道，又惋惜几家大户乐于施舍的善举不能在后世显扬，所以刻在石头上记下始末，并把他们的姓氏附列在下方。《桐源书院记》。桐源在贵溪县南面，是高氏家族聚居之地。唐代有名寛仁的人，官职屡次升迁至福建观察使。此后凭诗书显达、建立功业的人，世代都有。如今国子监学录可仰先生，是寛仁的七世孙，未曾出仕时，常常刻苦学习，在居所旁建造书院，于是召集宗族和乡人的子弟来教导他们，因此命名为桐源书院。可仰通过科举出身，授予现任职务。我与先生同郡，他征求我的话，要我记述书院创立的开始。三代时，党庠、术序、家塾的教育遍布天下；才俊之士升入国都，必定都是先在乡里故居接受家庭教育，在家中立下孝悌廉耻的品行，入仕后施行仁义的政务。后世乡里的教育废弛，保存下来的只有州郡学校罢了。如今桐源高氏特意用书院教育本家和一乡子弟，具有古代乡里家塾的遗意。而且书院就是读书的地方。人们在书院读书，人人都知道那是读书的地方；但人们未必完全知道，读书的真正所在难道只是华美的房屋、宽广的厅堂、明亮的窗户和洁净的几案吗？这颗心就是书室。我们能够清洁修整精神明亮的居所来读自己的书，那么《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四书就不在书册上，而在我心灵深处了。六经、诸子和史书的旨趣也不在篇章简册之中，而在我的心灵内部。咀嚼它们的精华，吸饮它们的膏泽，它们的功用哪里有尽头呢？自古以来名贤大儒读书都在于心，所以发挥为事业，也都以这颗心为根本。如今学录先生历任官职以来，爱好学习的心从未有一天懈怠。他想要建立功业、树立德行，以求在世上成就不朽，也未必不是以古代贤人君子自我期许。从今以后，高氏子孙在书院读书，应当以古代圣贤的心学自我勉励，不要以词章之学自我满足。以后如果有人从这里通达郡县，升入国学，声名显赫、闻名四方，那么书院就不是徒然设置了。把这些话刻在石碑上，勉励后来的人。说。《黄玄圭字说》。吴郡黄子梦，有人授予他“玄圭”这个名字。他醒来后便用此名，请我为他取字。我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神灵所赐给你的东西就很大了。’于是为他取字“梦锡”。他又请我说明其中的道理。天地之间存在、而能供人使用的东西，称为五材。玉不在五材之中，然而天下没有不珍贵它的。难道是因为它没有实用价值才珍贵吗？大概它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这里而不在别处；仅仅用“材”字还不足以说明它。人在宗庙、郊外、朝廷之上斋戒明洁、穿着盛服，上可以感通三神，下可以照临百官；光明盛大的德行、盛美庄严的仪容，一定有与其美相称的事物。在这个时候，什么才适合用来体现它呢？古代君子致力于认识长远而重大的道理，举止容貌、进退周旋都使天下蒙受福泽；具体的材料无法看见，实际的功绩也无法言说，大概也是如此。至于笾豆等礼器的事务、出纳财物的细节、园圃耕种的学问，大概有些可以不必知道。这是求学者应当选择的方向。您的名已经很美了，那么修养与它相称的实际内容来充实它，难道不就在这里吗？铭。《陋室铭》。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巷子确实简陋，但颜子却有辅佐君王的才德；简陋的巷子并不是适合用来安置颜子的地方。柳子居住在愚溪，溪水并不愚蠢，只是因为柳子而得名，所以愚溪也不是适合用来给它命名的名称。我没有积存什么品行道义，不能同前辈相提并论，是世人所说的愚陋之士；这间屋子仅仅足够容纳双膝，它难道还不简陋吗？我住在这间屋子里，本来就是合宜的；把它命名为“陋室”，也很合宜。即使如此，扩充自己的本性，尊重自己所认识的道理，并以仰慕颜子为志向，难道不在于我自己吗？颜子是什么人？只要仰慕他、努力向他看齐，就可以做到。〔案：此篇题为《陋室铭》，但文章使用散行，又不押韵，大概是创立了这种文体格式。〕 《端砚铭》。应辰把端砚璞石赠给居中，并为它作铭说：‘厚重而坚实，温和而润泽；浑然一体，不加雕琢；凝然端正，不偏不倚。只有我居中，才适宜拥有这样的石头。’ 《文定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十。宋代汪应辰撰。题跋。《续贞观政要》。这部书是婺州公库所刻的版本。我前些时候任婺州太守时，担心这部书脱漏错误很多，却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我偶然在西湖僧舍拜访刘子驹，他拿出家中五代收藏的版本，原来是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刻本。两个版本各有得失，但可以据此订正的地方也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就暂且缺而不录，等待日后闲暇时寻访善本，并且参照实录和史书，希望大概可以读通。当时我奉恩命被授为福唐知州，且有催促上任的命令，事情十分仓促紧迫。二十一日，在灯下写成。

译《书纠缪正俗》。右边是《紏缪正俗》八卷。按颜扬庭的表文来看，他认为这只是草稿，才完成一半，编次还没有结束，可见此书起初并不是定本。每章都用朱笔把所解释的字标在上方；但所引用的《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史记》《汉书》中的事，则分别用朱笔把书名写在前面。自《东观汉记》以后，只有“朱书”二字作标记，其余不再如此。可是《论语》之后有几章引用《毛诗》的事，却又不标“毛诗”二字，前后不应如此矛盾。一定是在编稿时偶然写了标题，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完毕。除了《史记》确实是在论述史书的体例，应该保留原样外，应该把朱笔所书的《论语》改为“性与天道”，《尚书》改为“览之者不一”，《礼记》改为“取”，《春秋》改为“游”，《汉书》改为“陂”，《宋书》改为“道怜”。又，《春秋》以下全是《左氏传》的事，有些词语并不是解释经文。小颜既然想立言以匡正风俗，就一定不会把《左氏传》当作《春秋》来解释。又，“阡”字下只引用《汉书·原陟传》，此外没有训释，怀疑有文字脱缺。“受授”二字其实是“寿”字，有两种读音，应该把“受授”改为“寿”。由此更加知道这不是当时的定本。只是其中订正的讹误非常多，可惜没有看到它完成成书。然而，用“东门之杨”来解释《坊记》的经文含义，各有各的说法，不必强求解释成同一个意思。古文中有“又”字通用的情况，三王有“乞言”一事，把“有”读作“又”字，并没有错。“禆谌谋于野则获”，本来就是记载一时的事情，恐怕并不是因为起草文章而这样写。说后学不应因此把“草创”解释为“草野”，这是可以的；但据此怀疑《左氏》，就过分了。后世帝王的女儿虽然未必遵守妇道，然而在立言正俗的文字中称作“公主”，既然尊贵，也只能说“侍奉”，终究免不了受习俗影响。潘岳赋中说“赖前哲以长懋”，潘岳一定不会把“懋”解释为“勉”，只是受声韵拘束，把《左氏》的话改换过来，以牵合“懋”字，大概取的是“茂盛”的意思。若把它解释为勉励，不但不合《左氏》，也不成为赋中的语句，潘岳一定不会这样做。这就是文人互相轻视，有时反而损害了文字的真实含义。“殿研”二字的两种解释都很牵强。按《晋书》记载，沮渠蒙逊对刘祥说：“你竟敢这样研研然。”所谓“研研”，就是“倔强”的样子，恐怕语音流变后成为“殿研”。“殿”是“殿帅”，“研”是“研摩”，二者有什么关联，怎么能合成一个词呢？如果一定要为它求一个统一的意义，那就又过分了。第七卷所辨析的内容，奚斯的问题依我考察，错误是从扬子云开始的。子云说：“正考甫曾经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甫。正考甫从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并不是他创作的；奚斯建造新庙，并不是他创作诗歌。却把他同尹吉甫并列称说，这不符合事实。”班固《两都赋序》说：“奚斯歌颂鲁国。”这又承袭了子云的错误。至于王延寿、曹子建使用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来由。题为《书少陵诗集正异》。起初我得到洪州州学刻印的《少陵诗集正异》来阅读，其中多处说“其说已见卷首”，有的说在其他卷，有的说在年谱，实在令人无法明白。后来经过进贤县，偶然听县大夫说有蜀人蔡伯世重新编订杜诗，便赶忙借来，于是得到了全书，这才知道《正异》只是那部书中的一节，不能单独流行。这部书编排先后、考察异同，也已经很勤勉了。世上传本杜诗往往不同，前辈大多兼收并存，如今却都确定采用某一个字，他所承担的责任实在不轻。诗歌以气格高妙、意义精深为主，属对之间略有不协调，并不足以损害正大的气势；如今却全都迁就对偶，甚至古诗也是如此。若只是为了对偶，似乎还不能完全领会古人的意思。“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说的是服用器物的盛大。“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说的是故乡正在用兵。如今却都依据其他版本改作“马鞍”“故园固未知”，究竟谁对呢？他们的说法是：如果说花千金买马鞭，就会把物价拿来比较，这不对；如果说故乡成了军营，那么军营也太大了。这种取舍，并不是所谓不因文辞而损害意义。律诗全篇讲究对偶，确实有这种格式，但也不是全部如此。例如“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繻”，“英妙时”，“黄峡峡西船不归”，“赤甲山下行人稀”，都是律诗的第一联。如今却改作“年妙人行”，来迁就对偶。如果其他版本有所不同，确定采用其中一个，尚且还不能说毫无根据；现在却只是凭自己的见解，径直删改确定，实在太过分了，他自信得未免太过。他在《正异》中说，考察属对的事实，应当作“年妙”；而“英妙”不过是说年少俊美罢了，不但不妨害事实，也未尝不相对。这种说法纯属不知道什么人假托的。闽中刻行的《东坡杜诗事实》，不知道是什么人伪托，都是凭空编造，没有一句话有出处。比如引用王逸少的诗说“湖上春风舞天棘”，这就是其中一处伪谬。如今竟据此把“天棘梦青丝”改成“舞青丝”，即使确实有这样的证据，也尚且不能轻易改动，何况事实并非如此呢？我认为不如在杜集之后增附重新编订的年谱，各卷再叙述说明目录和异文，作为一家之说保存下来，使读者有所考察，这样可以，却不能把它当作定本。题写《南溪始泛诗》的跋。这是昌黎先生诗中所说的“不烦防削而自合”的情形，读者应当知道。题写韩公《五箴》。我一向不会写字，同僚吕文甫拿这张纸来求我题字。我每次诵读韩文公的《五箴》，都遗憾自己的习气不能革除，动不动就触犯戒条。至于《言箴》，其中所说的尤其切中我的弊病，因此写下来作为记过，并且希望与有同样志趣的人一起努力。字写得工整还是拙劣，不值得说。

译题写《李抱玉神道碑》的跋。按碑文说，李抱玉与李光弼一同讨伐史思明，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太常卿，封栾城县开国公。《新唐书》只说封为栾城县公而已。碑文说他转任司徒，授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凤翔陇右节度观察等使。李抱玉多次上表坚决辞让，达到三四次，皇帝顺从他的请求，免去司徒、仆射的职务，授任河西陇右副元帅。《唐书》说他升任司徒，吐蕃入侵，皇帝驻在陕地，群盗遍布南山五谷之间，李抱玉讨伐平定，于是下诏让李抱玉暂代凤翔陇右节度使。李抱玉恳切辞让司徒，所以任命他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西陇右副元帅。他又辞让仆射，因此恢复为兵部尚书。大概碑文记载的是司徒、仆射同时授予，而李抱玉一并辞去；《唐书》则说他先辞司徒，所以以左仆射、同平章事任用，后来又辞去仆射。题写《令狐彰开河碑》。令狐彰任开府仪同三司，元载任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撰国史。令狐彰在滑州有开河的功劳，但《唐书》中二人的传记都没有记载。题写冯宿为某人所作碑文的跋。裴度征讨淮西时，韩愈、冯宿都在幕府。后来冯宿任比部郎中，韩愈论奏佛骨，宰相怀疑奏疏是冯宿起草的，于是把他调出任歙州刺史。如今看冯宿这篇文章，阿谀谄媚、虚浮荒诞，见识浅陋庸俗，文辞气势卑下软弱，绝不可能作出《论佛骨疏》。当时宰相的怀疑，实在太不明智了。题写《改修吴季子庙碑》。孟简任浙东观察使时，以工部侍郎的身份被召回。起初，使府得到替代者，诏书到达后，署理留后立即启程。萧翛任浙西观察使时，才请求留下旧任使者交接政务。等孟简回来，走到半路又发公文把他召回，按照惯例才听任他解除职务。大概诏书所说“诏书到达后，署理留后立即启程”，指的是使府的人，所以萧翛才提出请求。若是各州郡，则本来就应当交接政务，萧翛于是解除职务。因此这篇碑文中，萧定已经授任户部侍郎，却还称作润州刺史。近年有人遇到类似情况而表示怀疑；题署官衔的，这就是一个例子。题写《刘贡父诗话》的跋。《诗话》说，杜诗中的“功曹”并不是汉代的萧何，这是杜诗的错误。按《汉高祖纪》说：“萧何任主吏。”孟康注释说：“主吏，就是功曹。”孙策对虞翻说：“你把功曹比作我的萧何，那么杜诗就没有错。” 记《戒石铭》。右边是蜀主孟昶所作的文章。太宗皇帝摘取其中几句话说：“你们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膏脂；百姓容易欺凌，上天却难以欺骗。”圣上的意旨实在深远。绍兴五年下诏说：“近来得到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敬体味其中的深意，这是要使百姓直到今天都不忘宋朝的恩德。”于是想到我以后经过各郡县时，那些戒石大多设置在栏槛中，用花木装饰；做太守、县令的，很少有人知道戒石究竟是用来警戒什么的。可以下令颁示天下，摹刻黄庭坚所书的文字；不只是把它放在座位旁边，也用来作为早晚的警戒，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唉，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反复诚恳地加以告诫，圣上的意旨实在深远。我担心岁月久远之后，人们渐渐不知道《戒石铭》的由来，所以把孟昶所作的全文抄录下来，并记述这件事。题写宋宣献公的帖。仁宗皇帝刚即位时，章献太后共同听政，让孙公奭、冯公元、宋公绶分别侍奉讲读。如今看这件帖子，太后即使在从容游射圃的时候，也总是让诸位儒臣作诗来劝勉告诫，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确实就在这里。题写包孝肃公奏议。包孝肃公的奏议分门编排，事情的始末、时间的先后，都无法考察。例如请求调动河北兵马的奏章共有三篇，其中两篇在第八卷“议兵门”，一篇却在第九卷“议边门”，彼此不能贯通就是这样。现在考察它们的年月，系在每篇下面，并把事情的经历记在后面。如果年月在奏章中已经可以看出，就不再重复列出；至于无法考察的，也只好留下空缺。这样或许读者还可以寻得大概。我又考察到，弹劾罢免张方平、宋祁三司使的奏议，却没有载入，难道是包氏子孙不愿拿出来给人看吗？包氏本传说：“任瀛州知州时，免除一路所欠的回易公使钱十余万，又奏请各州不得收取回易公使钱，于是把它定为法令。”然而定为法令是在庆历七年十一月，当时包拯还没有任高阳帅，怀疑传记记载有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译读《龙川别志》。无垢居士过去曾对我说：“读书考察古人的行事，既然已经相信他的大的节操，那么对于小的瑕疵就应当存而不论。因为其中往往有曲折，是人不能完全知道的。”我知道欧阳文忠公撰写王文正公墓志时，说寇准曾向王文正请求任使相；寇公的正直闻名天下，难道会向别人求官吗？这类事情应当谨慎谈论。我知道这话忠厚，却还不能明确地相信接受。世人曾责怪宋子京是晏临淄的门下士，而他起草晏公罢相制时，写有“广营产业以增加财货，多役使士兵来谋求利益”等话，认为说得太过分。读《龙川志》中所记载的事情，我惊骇得仿佛自己错了。轻率议论前辈，却不知道其中的曲折，像这样的事恐怕不少。无垢的话，到这时我更加相信了，因此写下来警戒自己。题写《范蜀公集》。按范蜀公的墓志记载，他的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书》三卷，《乐书》三卷。范公是成都人。我任成都知州共三年，寻求范公文集，虽然几乎搜访遍了，来访者也不止一人，最终却没有得到全书。范公去世距今已经八十年了。我私下认为，年代越久，即使这样残缺不全的书，也未必容易得到。于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分类编次，编成六十二卷，题为《乐议》《使北录》；这两种书墓志没有提到，恐怕当初也未必载在文集中。但《乐议》或许只是从世俗所汇辑的材料中单独流传出来的，现在把它们都保存下来。又把谏疏、内制、外制、正书、乐书附在后面，合计成为一百十二卷。《正书》得到的只有一卷，现在分为两卷。司马温公评论《正书》时，其中说：“舜没有焚烧粮仓、掘井的事情，而现在的《正书》中没有这些话，难道也不是全书吗？” 题写《范太史集》。太史范公家中所收藏的书，有一部分是翰林院的词草，从元祐六年七月到绍圣改元，其中往往有范公亲手修改订定的笔迹。然而范公在元祐四年十一月才任翰林学士，不知道此前的稿子是谁写的。恐怕其中另有原因，如今把它们都保存下来。乐语则取自成都宇文氏编次的《纶言集》，也附在卷末。题写《吕申公集》。我前些时候任成都知州，才得到正献吕申公的文集；那是从散失遗稿中搜集补缀而成的，并不是当时的全书。然而收录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文章，也不能说少。其中夹杂着别人所作的，大约十分之三四。后来我把它交给吕公的曾孙、金部员外郎吕企中。金部又让他的侄兄子大麟、大虬考订、刊削，编成二十卷。全盛时期，士大夫家中收藏的文集未必轻易拿出来。后来经过党禁，藏书更加秘密，所以一旦发生纷扰，便再也看不到了。这部集子虽然残缺不全，却也不容易得到。金部对此感到悲痛，想把所得刻板印行，希望能够广泛流传。我当时任太史，正在编次熙宁、元丰以来公卿大夫的事迹。前代贤人盛德，有些不必等待言论和风声就能知道；然而要传信后世，不能没有凭证。朝廷下诏寻求遗书，准备用来补充史官的缺漏。过了很久仍没有人送到官府，我常常因此搁笔叹息。假使旧家子孙都能像金部这样用心，那么他们对于这篇文章的贡献，难道不是很大吗？读《申国春秋》。右边是申国《春秋》十卷，大概是把正献吕公的言语和行为按年代编排的书。吕公年轻时，天下人都期望他建立经世济民的事业；他虽然出入四朝，声望越来越高，但职位受到限制，时势又有所制约，士君子对此不免遗憾。元祐改元后，他才开始担任宰相。两位圣人安然垂拱，仰赖他成就政事；司马文正公与他德行相同、道义相合，互相辅佐。文正公长期患病，后来病重不起，吕公实际上独自承担宰相的重任。后来他兼平章军国事，虽然名义上卸下了文昌之职，但三省和枢密院中机要政务的关键事务全都参与，并不只是总领一相之职或兼管平章重事而已。两府大臣都一向与吕公交好，有些还是他所提拔的；左右侍从以及谏官、御史，往往都是一时的精选之才。公众舆论没有阻塞，下面的情况全都能够上达。任用、黜退人才，增益、削减政事，诏令多次下达，如同水源奔流一样畅通，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于是从前那些伸长脖子仰慕盼望的人，都歌咏赞叹，认为天下能做的事情已经全都完成了。然而伊川先生独自说：“说吕公已经得志，还只是他的志向有所存留而没有完全施展。”大概吕公承担重任、谋求长远事业的志向，伊川先生能够了解，这与常人的了解不同，也不是这部书能够完全记载的。因而通过这部书考察吕公的言行，又根据伊川先生的话，来探求所谓“志存而未伸”的含义，那么吕公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就可以默默体会而心领神会了。题写《吕子进集》。我前些时候跟中书舍人吕居仁公交游，吕公曾说：他的叔祖待制才华高、见识远。徽宗刚即位时，元祐诸公被贬逐流落之后，幸存下来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只有待制和曾子开特别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当时有人想求官，便去询问世间所谓的紫姑神，神写下大字说：“等到曾吕二人做宰相，才说出他的命运。”虽然这是戏言，却可以看出当时人心所向。待制听说后作诗道：“梦中在西山结草庐，终将临水观赏游鱼。什么人看见鸡蛋就求报晓，更要说闲话去问藐姑。”毗陵张子厚先生很早就考中进士，因为侍奉父母而不出仕，直到养老送终后仍居家不出。元祐年间，近臣多次推荐他，他即使被授官也不肯就任。他与待制的交情特别深厚，待制也很敬重他。待制任睦州知州时，子厚追送他多日，分别后寄诗说：“篱间小雀与云中大鹏各有自己的路程，暂时分别却没有忘记情意。只恨你不在船篷窗下，不能共同听萧萧的夜雨声。”这首诗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待制的孙子金部员外郎拿出家集给我看，我才得以亲眼看到，满足平日的愿望。于是把过去听说的事情记在文集后面。张先生名举，字子厚。读吕荥阳公《发明义理》《酬酢事变》二书。世上那些自称得道的人，把前人的言语和往事看作糟粕、刍狗，把治理天下国家看作余绪和土渣，终于放弃典章法度，疏忽世间事务，以至于造成西晋那样的祸乱。有人出来纠正说：“我的道本来就是用来治理世事的。”然而他们把天与人看成不同的领域，把万物与自身看成不同的归宿，把高明与中庸割裂为两种道理。考察他们的行事，不过是以私人的智巧进行穿凿罢了。道果真是这样吗？龟山杨先生曾说，荥阳吕公过去在老师门下，确实传承了圣人的学问，道德高尚，是当时最早觉悟的人。如今得到吕公的遗书，有的题为《发明义理》，有的题为《酬酢事变》。它们的言语虽然似乎分为两类，但道理却是同一个。题写《吕文靖公事状》。

译右边是《吕文靖公事状》，是吕公的孙子、中书舍人吕本中编次论述的。文靖任仁宗朝宰相，得到皇帝专一的信任，主持政事的时间又长，这是其他人不敢企望的。他辅佐皇帝、弥补政事，其中精微曲折之处，史册也不能完全记载，这篇事状就是为此而作的。晋人说，宰相所承担的职责关系到天下安危，宰相有无才干，由此就可以看出。至于在皇帝面前谋划议论的事情，本来不值得说。仁宗亲自临朝以后，仁厚的德行、清静的政务，使百姓直到今天还承受他的恩惠。贤人君子遍布朝廷内外，历朝都依赖他们来任用；号令、文章焕然一新，纲纪、法度都可以遵守而不致失坠。四方夷狄和平相处，百姓富足充实，教化广泛施行，风俗淳朴厚重。宰相的功业，大概也就不言自明了。然而世人谈论伊尹、百里奚时，孟子特意说明并非如此，那么这部书的写作，大概也是出于不得已吧。题写《刘丞相送子诗》的跋。我虽然出生较晚，却有幸很早就跟随先生长者交游。忠肃公的言行，我私下也听到过一二，只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书法。绍兴癸酉年，我与子驹相聚于桂林，所听到的更加详细，又得以遍阅他家收藏的手迹，满足了平日的愿望。这张纸是忠肃公居住蕲州时送给学易先生的诗。过去杜少陵说：“贾谊的才华冠绝古今，褚公的书法神妙入神。湖南是清幽绝佳之地，千古以来却令人一番辛酸。”我私下认为，这正是少陵含蓄的言辞，使人熟读它，却不知道其中的意思。褚公之所以成为后世叹惜的对象，难道只是因为他的书法吗？记刘忠肃公的事。唉，奸邪放纵横行，忠臣贤者遭受灾祸。后世读到这些事情的人，尚且为此流泪，何况他的子孙呢？子驹近来任永州狱椽，按道义不能与仇人共处，便投递公文请求回避。世人有的认为他做得太过分。曾子连羊枣都不忍心吃，必定有无法下咽的缘故，又哪里有空闲去过问别人的对错呢？刊刻刘忠肃公为陆公所作的奏稿。左奉议郎、知曹州济阴县陆彦回，博闻好学，富有文才，尽心办理公事，处理政务敏捷通达，足以任用为破格升擢的清要职务。元祐六年，丞相忠肃刘公任郓州知州，洛阳陆公任曹州济阴县知县，忠肃公便向朝廷推荐他。六十多年后，陆公的儿子陆庾从忠肃公的曾孙芮那里得到这篇奏稿，于是刻在石上。陆公早年凭借才气奋发、杰出不凡，王荆公赠诗说：“英才只是还没有遇到机会，文举这样的明主难道应当舍弃浩然吗？”等到荆公执政，士人中有许多原本疏远卑微的人凭一句话、一项技能而被破格提拔，获得显要美好的职位；但过去王荆公叹惜其未被任用的人，偏偏不在选拔之中，大概一定有不肯苟且迎合的地方。到这时，忠肃公虽然推荐了他，但朝廷最终也没有任用。过了不久，时局风气大变，那些曾经得到王荆公品评以及元祐年间未被任用的士人，往往被一并进用，而陆公仍然像过去一样随着文书调任各州县。以他的才华而能坚持操守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没有辜负知己，也更加证明忠肃公确实善于识人了。读《安枢密行状》。我承乏担任蜀地的长官时，幕僚安亨老拿出他祖父枢密公的行状给我看，因此得以全面看到前辈出仕和退处的节操。不过其中仍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例如记载绍圣四年三月的事情，极其简略，仿佛有所回避。谨按：安公在政府任职时，多次与章丞相意见不同，后来以观文殿学士身份出任郡守。章丞相的党羽、中书舍人蹇序辰说，元祐年间安公曾放弃四寨，请求施行贬黜责罚，诏令降为资政殿学士。中书舍人叶涛不肯起草诏词，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又说，安公曾经辅佐文彦博、司马光，如今降职实在是刑罚太轻。于是安公被削夺职务，叶涛调任光州知州。我私下推测，写行状时，作者察觉蔡京正在掌权。过去《春秋》有避讳的言辞，撰写行状的人一定也有一部分是出于这种考虑。然而《春秋》虽然为鲁国避讳，沙随之战的失败却不隐而不书，平丘之会没有参加盟誓也照样记载，说明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避讳。隐微的言辞虽然是为了躲避祸害，但到了形势可以公开说明的时候，就能够在王庭上直陈而无所忌惮。所以我特意详细记载这些事，告诉他的后人。徽宗即位后，安公又被起用。有一天，皇帝对谏官江公望说：“安惇近来完全拜起不来了。” 江公望奏道：“安惇方正厚重，像山岳一样，怎么可以拿筋力来责备他呢？臣听说安惇在西府任职时，裁抑侥幸求进之人，宫中近臣多不喜欢他。希望陛下明察。”这又是我听说的、行状中没有记载的事，因此一并写下来。题写《元祐八年补录》。这是王铚编次的《桐庐方雅川录》，寄给我看的。我前些时候在秘阁，看过王铚进献的本子，与这个不同，怀疑王铚又有所增删，才拿来给人看。例如《蔡确传》说，蔡确审理案件时在法律之外寻求私情；又如王安石解释经书时，在本义之外穿凿求理。如今这些话都删去了。书中记刘莘老说：“诸位公卿替蔡氏谋划，太皇太后难道只替高氏谋划吗？”这话很鄙俗，而且另有含意。又记载刘莘老规劝台臣说：“文潞公的过失，应当用讽刺来发动他们。”议论者不认为王彦霖是正直而审慎的，这样说来，难道只有王彦霖如此吗？大概刘莘老、张芸叟、傅钦之、梁况之、王朋叟、韩原伯都不正直。不知道这些说法究竟依据什么。题写蔡京请求焚毁元祐时期《时政记》奏稿的跋。一个朝代的议论中，那些可以流传后世的，竟被焚烧毁灭，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公正的舆论仍然清楚明白，并没有同灰烬一起消失。五帝时代的事情，一千件中保存不了一件；三王时代的事情，一百件中保存不了一件。这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文定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十一。宋代汪应辰撰。题跋。题写《司马温公奏议》。司马温公想让宰相兼管总计事务，后来宰相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于是温公的主张略有实行；但他仍然竭力争辩，认为这样做不可。大概因为名义上似乎相同，实际上却有很大差别；天下事在似是而非、细微难辨的关头，是不可以不仔细察看的。题写《司马温公宾次咨目》。司马文正公向宾客公布事情，丝毫不容有私，令人凛然不敢侵犯；难怪不喜欢他的人很多。然而天下人仰望称颂他，直到今天仍没有衰减。那些伪造说辞、轻易授予官职，只把收买恩惠、求取声誉作为用心的人，最终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归附他们，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诗经》说：“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所以天下之人只有道德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

译题写《温公与傅献简公帖》的跋。孔子称许颜子能够出仕也能够退藏，而颜子与子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其中一定互相有所告诫。大概出仕与退处的关头，是古人极为看重的事情，师生之间传授讲习，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诗经》说：“高高翘起的车子，用弓招引我。难道我不想前往吗？只是害怕我的朋友。”这不是害怕那个人，而是畏惧其中的道义。献简傅公以刚强坚毅、正直著称。天下在熙宁、元丰年间，他虽然没有得到充分进用，却还接连担任五个都城官职。后来获准请求任闲散职务，司马温公为他欣慰，见于书信之中。大概温公所希望朋友达到的道义，献简公已经不谋而合地做到了，所以他感到高兴。观察二公彼此相交的情形，也不同于世俗的交往。题写《申温蜀三公倡和词》。吕申公任河阳知州时，司马温公、范蜀公一同前往拜访他，这就是他们临别时相互唱和的词。三人离开后，申公把他们住宿的地方题名为“礼贤堂”。当三位公同时在朝时，都是执掌法从、光显台阁的人物，但名声还没有特别显著。等到王安石大力变更法度，没有谁不竭力争辩。温公被授任枢密副使，因为他的意见不被听取，始终没有接受任命。蜀公已经六十三岁，也请求退休归乡。王安石大怒，既削去他的职务，又亲自起草制词来丑化诋毁他。申公从御史中丞出任颍州知州，王安石也更改制词加罪于他，天下人反而把这些看作荣耀。于是天下人一致仰望他们，如同仰望泰山北斗。元祐初年，温公、申公同时执掌宰辅大权，天下又安定下来。蜀公多次被召而不肯起任，对亲近的人说：“我想做的事情，君实都已经做了，我又何必出仕呢？”大概他们三人的出仕与退处从未不同，正是这样。乡人请求得到这首词，我于是亲手抄录送给他们，并且把这些话写在词后，希望人们诵读它，想见三人的风采人物，也许能够因此受到激励而奋起。题写苏东坡的帖。欧阳文忠公与子瞻的交情极深，因此称赞他时不遗余力，却唯独没有提到他的书法工妙。直到《集古录》中不收取张从申的书法，才知道前辈的爱好和崇尚竟然如此不同，也由此看出他们的认可并不轻率。题写《苏东坡与巨济帖》的跋。王介字中甫，他的儿子王沇之字彦鲁。苏公从黄州调往汝州时，在京口与彦鲁相遇，作了《中甫哀辞》。其中有“束藁端能废谢鲲”一句，所以这张帖子询问束藁，并说“向彦鲁致意”。题写东坡奏请免除文、吕二公跪拜礼诏书。东坡苏公在翰林院起草赐给文、吕二公免除跪拜礼的诏书，引用了齐小白、钟繇、马燧的事例。后来又认为这三件事都与当前情况不相类，于是上奏请求准许二公辞免。大概苏公对于是非可否，只看道理所在，只求内心安适，并不因为话是自己说出的，就一定要让事情照自己的主张办成。苏公在熙宁初年竭力论说免役法不对，到了元祐年间要实行差役法时，他又认为有困难。假使谋划国家事务的人都像苏公这样用心，哪里还会有偏蔽的祸患呢？题写东坡书法的跋。黄幡绰告诉唐明皇想要举行白打游戏，这个官职真是能让人痛快啊！这虽然是戏言，也可以看出苏公忠而有愤的气概。陈无己给苏公写信说：“士人对于天下的事情，不应当怀有不平之气。”他大概是有所见解才这样说的。题写《舂陵法帖》。这部法帖中黄鲁直的字大多删去了姓名，大概刻石时禁绝苏轼、黄庭坚的书法还没有解除。三卷中所收的已经不多，后来又有散失，所以往往前后不能相连。有人说，舍人舒原伯任郡守时，把它弃置在荆棘丛中，因此散失了。苏易简的鉴赏和韩丕的淳朴，前辈本来早已有定论。题写《张士节字叙》。黄鲁直把“士节”作为字赐给张君，意思是说，没有这种节操，就不能称为士。他的话可以说严峻正直而又精确。我从前辈那里听说，鲁直为人疏通乐易，但内心所坚守的东西毅然不可改变。绍圣初年，他因史院的事情获罪，所作答对一点也不屈服，在同时代的史官中得罪最深。后来辗转迁徙万里，流落多年。到徽宗即位时，召他入朝，他也没有立即接受。在回朝的诸公中，唯独他不再被任用。崇宁年间，先前在绍圣、元符年间获罪的人，只是得不到任用而已；但鲁直因为言语触犯禁忌，唯独再次遭到贬谪。闲居时谈论名分义理，是很容易的；到了颠沛困顿的时候，就已经手足无措了。有的人一经遭遇患难，便不再像个人样。可是鲁直却反过来责怪自己从前立论，认为讲学还不精。即使受到摧折沮丧、震撼动摇，一次又一次，最终仍不悔改；他看待死生祸福，竟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由此可以相信，他确实是信道深厚。张才叔以正直闻名一时，却唯独拜鲁直为师。他确实有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的地方。士节的儿子带着鲁直为张士节所作的字叙来拜访我，说：“这是鲁直日常生活之余推许而送给别人的文字，不是随便说的空话。”因此把我从前辈那里听来的事情详细记述如下。题写《尚公帖》的跋。这是周代士人的风气，放纵而上下相通，以公议彼此交往，而没有迂曲屈从之处，这正是大道施行的情形。如今读这封帖子，既看见尚公能够用忠言报答知己的恩德，又看见当时风俗的淳厚，以及士人能够申明自己的志向。与唐代文士相比，他们的文辞气息凄凄切切，甚至希望蒸芝兰来呈现祥瑞、燃庭燎来照耀宾客，也实在令人怜悯。题写山谷帖的跋。我所看到的山谷翰墨，大多是教诲人一定要遵守规矩，并不只是因为谈论诗歌才这样发挥。他曾作诗给张氏子弟说：“不要学习如今的新进士，谈论性命之理像悬河倾泻。”这正是当时学者的弊病。题写刘、陈二公与唐充之帖。刘元城的帖子说：“唐令，又有陈忠肃的帖子说：‘充之，就是说唐充之。’唐充之在元符末年上书，列入名籍，成为邹道乡、吕元明以及刘、陈二公所知晓的人，大家都认为他是天下的士人。他的学说认为天与人是一个道理，内与外是一致的；从洒扫、应对、进退到酬酢、祐神，都是同一件事，没有先后之别。实行义理就是通达大道，达到最高明之境正是用来引导中庸。他曾监理苏州酒务，被郡守弹劾罢免，在宝应居住了十多年。我从吕居仁公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些。如今刘、陈二公所叹惜的，大概就是他获罪的时候。年代久远，知道这件事的人少了，所以特意详细记载下来。” 题写成氏所藏山谷帖的跋。鲁直被放逐到岭南的时候，正是世人转身离去、不肯理睬他的时期。他遇到祁阳的成君立道，成君以医药为业隐居在市井中，却独自能够殷切不懈地跟随他。过去秦少游认为僧人法言能够作《雪斋》，是因为他跟随苏太史交游；从前询问时还想知道他是不是读书人。虽然这些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但成君绝不是平庸之辈。立道的儿子拿出鲁直的几帖给我看，鲁直书法的精妙本来就应当收藏，又足以使先人的德行得到彰显而流传不朽。

译题写王荆公所书佛偈的跋。荆公被赠为太傅时，制词说：“年轻时学习孔子、孟子，晚年以瞿昙、老子为师。”世人有时认为这话有所讥刺，但王公自己说：“我年少时学习孔子，成年以后听闻佛、老的学说而喜爱它们。”那么制词大概正合乎王公的志向。王公所书的弥勒偈，只是其中的一篇罢了。由此可见，王公对于异端学说的爱好竟然如此深厚。题写王荆公给吕申公书信的跋。右边是王介甫给吕申公的信。介甫从年轻时起就以气概压倒一世，却对申公如此屈服推重。然而一旦同在朝廷，议论稍有不同，就唯恐诋毁他不够用力。何况是关系疏远的人，难道还想同他争长短吗？看看最后一封信，已经没有往日那种亲密情意了。题写《续池阳集》。毕渐在章惇掌权时，曾经建议元祐党人所立的碑碣应当一律毁坏。如今看《续池阳集》，二苏、二孔和鲁直的诗都收录其中，而毕渐还亲自作序。以前所提出的主张，竟然自己违背了，这是为什么呢？张丞相天觉在言官的位置上时，尊奉王介甫，指司马温公为奸邪。等到看他所作唐质肃公墓志，称温公只说“司马公光”，称介甫却直接只说“王安石”而已。由此看来，世上那些议论与是非邪正的真实情况相悖的人，未必内心真认为自己的话是对的。假使士大夫内心和口头完全一致，哪里还会有纷纷扰扰的祸患呢？题写《林子中集》。右边是《林子中集》，原来没有卷次，如今编为十六卷。林希，字子中，绍圣四年任同知枢密院事。然而绍圣以后的章表一类文章都没有见到，难道是他家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吗？他在熙宁、元丰年间长期往来于馆阁之间，也曾被贬斥。他所作的《孙少述传》《东观绝笔序》《书当时大臣事略》并不隐讳。如今这部集子中所收的文章都是删改定本，没有完整篇章。大概他既然在绍圣年间被任用，就诋毁元祐、赞誉熙丰，所以说法屡次改变。偶然得到他的另一个版本，现在把两个本子都保存下来。题写金谿吴颐显道的文章。人的见解各不相同，认为元祐改变法度是不对的，这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平戎赋》却说，这是由于依靠吕尹而擅自废置，不只是责怪掌管法度的公卿而已。只有二蔡、二惇才敢说出这种话，其他即使是在绍圣、元符年间掌权的人，也不敢这样说。奸险偏邪之人以侥幸得到际遇来惠及子孙，本来应当掩饰自己的恶行，吴颐却反而把它刻在书板上，放在卷首，仿佛唯恐别人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题写《蔡绦诉神文》。崇宁、政和以后，世道的大体虽然还可以看见，但其中的详情已经无法听闻了。看这篇蔡绦的文章，他出仕才一年，就遭逢生母去世；服丧期满后便进入馆阁，第二年成为侍从，大概只有二十岁左右。唉，实在奇异啊！等到他流落困顿、处境危急时，发声申诉冤屈、仰天呼告，说什么“难道是不仁德的我使你骤然壮大，姑且责怪我使你迅速衰老吗”？

译题写《朱丞相渡江遭变录》。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书侍郎朱胜非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五日，苗傅、刘正彦叛乱，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祐太后共同听政。下诏任命苗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刘正彦为渭州观察使，兼任副职。六日，赦书上太上皇帝尊号为睿圣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平常赦令所不能赦免的人，也一并赦免。任命苗傅的属官张渠、马柔吉、王世修都为直龙图阁，王钧甫为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年号为明受，诏书说：“考察日月照临的道理，合乎上天与人共同承受的公义。”御史中丞郑瑴说：“近来朝廷的差遣任命和施行处置，多出自苗傅、刘正彦的意思。这两人出入都堂，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外面的议论纷纷，都认为如果上下共同受他们支配，那么国家由此兴盛还是衰亡，就难以预料了，请求严加诫敕。”【原注：这篇奏章曾得到防报行。】当时礼部侍郎张浚在平江纠合义兵，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从江宁带兵前来救援。十二日，百官开始朝见睿圣宫。十三日，下诏召吕颐浩入朝，任命张浚为礼部尚书，任命苗傅、刘正彦为节度使，吕颐浩、张浚都不接受诏命。诏书责备张浚，将他的散官职衔降为郴州安置，张浚仍不接受诏命。吕颐浩、张浚等移送檄文，声讨叛逆。二十三日，诏书说，听说有侍从、掌兵的官员，不明白授予和接受官职的始末，不顾国家安危，轻率行事以迷惑人心，拖延时间而违抗诏命，所指的就是张浚。此后吕颐浩、张浚都上奏请求恢复帝位。二十四日，下诏将睿圣皇帝降为皇太弟，将天下兵马都元帅康王改为皇帝、皇太侄、监国。二十五日，郑瑴留住百官的行列，请求全体台谏官上殿，于是召郑瑴和殿中侍御史王廷秀一同答对。两人极力争辩此事不可行，又到都堂争论，于是先前的诏令被搁置。四月一日，恢复帝位。三日，义兵抵达临平，苗傅、刘正彦派兵迎战，大败而逃。于是诏书赐给郑瑴说：“先前逆徒作乱，将领煽动凶恶势力，胁迫朝廷，推行他们的妄意；大臣低头，只任凭他们行事。你当时正任中司官，依据义理行事，神色严正，不替家室谋划，多次陈述有关国家社稷的意见。虽然文武百官共同谋划，外面又有勤王的行动，但忠义奋发，也出自守节的大臣。到了现在恢复政权之初，特意授予你枢机要职。”【原注：下诏时朱胜非仍在宰相任上。】如今考察朱丞相渡江遇变的记载，录下其中秘密的谋划和奇特的计策，确实有许多是世人所不知道的；然而其中重大的纲目，往往没有记载。【原注：如苗傅及其属官的差除、二十四日的诏令以及临平之战之类。】又如六日赦书上尊号为睿圣仁孝皇帝，如今却只说皇帝巡幸别宫，接着又有防称睿圣太上皇帝，那么赦书究竟是谁拟定的？所谓防又是从哪里发出的呢？又改年号明受，明明是三月十日，却记作十八日；又记十二日百官开始朝见睿圣宫，如今却只在“巡幸别宫”下面说宰执、百官都按仪式随从侍卫而已。张丞相所上的表章，大意说：如今外部的灾难尚未平息，内部的叛乱又悄然兴起，正是君主忧劳、自我承担责任、在马上求得治理的时候。恐怕太后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年幼之质，安居深宫，把责任托付给臣僚；万一强敌侵凌而不肯悔改，那么二百年宗庙社稷的基业，就会拱手而亡。臣即使愚昧，也不避万死，恭请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特别忧虑国事，请思考睿圣皇帝，念及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想到二帝殷切的期望，不怕辛劳，亲自总揽重要政务，居处于形势险要之地，寻求自我治理的办法，姑且去掉尊号，以柔顺敌国之意；然后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在朝中监国，安抚平定江右。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大计似乎才是适宜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如果认为臣所说正确，请下令给尚书省等机构，让它们率领文武百官请求施行。贴黄说：臣恭敬地看到，睿圣皇帝年纪正盛，却突然退避，恐怕天下四方听闻后难免疑惑；万一因此产生其他事端，还请睿圣皇帝详细斟酌施行。【原注：这篇表章全文见《吕丞相勤王记》。】如今《渡江遭变录》只说张浚请求皇上降低尊号，以柔服敌国之意而已。既然把“抑去徽名”改写成“贬损位号”，而表章中其他重要的话又全都没有记载，大概所谓“徽名”，就是当时所上的“睿圣仁孝皇帝”这一尊号，它与帝位的称号并不相同；如此差误疏略，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叛贼凶暴，而冯康国以平民身份单骑冒险入城，向苗傅晓谕利害，他的死生还不可知，却说派遣冯康国只是想成就一个官爵。责备张丞相，降其散官到郴州安置，却只说罢免礼部侍郎；又说檄文到达、恢复正统的事情已经成功，那么二十四日的诏书为什么又这样说呢？临平之战却说未曾交战；把勤王说成天下共同诛讨，又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诛讨又有什么用？又借此说再贬汪、黄二位宰相，却说张丞相是黄潜善所知遇；况且黄潜善虽然误国，难道就不允许他有知遇张浚的关系吗？何况当时张浚也是执政大臣，他与黄潜善相同，还是不同？我私下认为，遭遇变乱而恢复正统，其中细微曲折的事情固然不止一种，但事情的始末大概是无法掩盖的。因此我搜集事实，全部加以论述，希望是非能够有所考证。读《喻玉泉绍兴甲寅奏对录》

译正月初三日，樗松兑上枢密院札子，请求前往行在奏事。奉圣旨，张松兑、喻樗。初九日，在内殿召见。喻樗上殿奏道：“臣等跟随知枢密院事张浚前去处置江上军事，敌军骑兵自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已经分批逃离淮甸，如今已经安定。张浚派臣等来奏报。”皇帝说：“朕昨天派张浚处置江上事务，是担心有遗漏。江上的事情，你详细知道始末，所以命你上殿。敌人因为什么逃走？”喻樗说：“敌人本来想长驱直入江南，陛下亲自统率六军，将士奋勇激励，刚到淮甸便首先挫败了敌人的锋芒。我军坚守阵地，敌人没有空隙可以乘机进攻，拖延回旋而疲惫不堪，实在不得不离去。这全是陛下的谋划，深深懂得保全军队而取得胜利的道理。”皇帝说：“既然保全了军队，就等于杀敌擒获了。”喻樗说：“这比杀敌擒获还要好。”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喻樗又说：“敌人爱惜士兵和战马，不敢轻举妄动。假如当初轻率渡过大江，那么就不会有一个活口了。”皇帝说：“长江不能轻易渡过，敌人贪婪，总想窥伺。只要能够坚守，他们一定不敢渡江。加上朝廷这次各项事务处置得当，实在是上天诱导他们内心，使我们任用张浚，并得到你们等人的辅佐之力。” 喻樗回答说：“江上的事务，实在是由于朝廷的谋划，件件都合乎时机。臣等起初没有丝毫帮助。”皇帝说：“近来这样处置事务，能够不失时机，像张浚在江上所做的一切，都与朝廷的意图相合。”张松兑奏道：“敌人远逃，都是陛下天威所到的结果。臣的叔父张浚也只是承受使命，实际上没有尺寸之功，如今在外待罪，派臣来奏事。臣出身草野，地位卑微，因此希望能够瞻望圣颜，实在是万分幸运。”喻樗说：“臣等有一些见解，已经写成札子呈上。”皇帝说：“好。”喻樗读札子说：“臣等听说杜牧说过，对上最好的防守不如自我治理，对下最好的防守不如不要轻率交战。古今谈论军事的人很多，只有杜牧说到了要点。近来敌人深入淮甸，陛下亲自统率六军，士气奋发，将士勇气倍增，都有吞灭强敌的心志，而陛下却独自深思熟虑。敌人所考虑的不过是胜负，而我们所关涉的却是国家的存亡。关键只在于我们怎样自我治理，难道能和敌人争一时的胜利吗？最终能够不费一箭而使强敌陷入困境，这大概就是汉高帝所说的斗智而不斗力。自从用兵以来，完全取得胜利，还没有像这次这样的。如今敌军骑兵已经远去，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应乘胜收复山东、河北，实行慰问百姓、讨伐罪人的行动，这固然是今天的形势所要求的。然而臣又听说，唐史中有‘以乱替代乱，最终仍归于乱；以治理替代治理，才是治理’的话。于是应当确定用兵的方法，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如今刘豫叛逆僭越、违背正道，这确实是乱；百姓拥戴宋朝，这确实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条件。至于怎样自我治理而使自己不可战胜，只在于陛下是否用心。愿陛下谨慎勤勉，一天比一天更加警惕，就像强敌尚未退去一样。凡是学术还没有明白的，就思考使它明白的办法；邪正还没有辨清的，就思考使它辨清的办法。敦厚风俗，建立纲纪，整顿军政，用至诚坚持这些事情，以不懈怠的态度推行。自我治理所能做到的，没有一样不做到，那么将帅之臣一定能够深谋熟虑，成就必胜的功业。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一次行动而平定。希望陛下努力谋划。皇帝听完说：‘好，好。’又问各位将领和副将是否都有战斗意志。喻樗说：‘将士都有战斗意志。’张松兑说：‘近来各位将领分别派遣轻装部队追击袭扰敌人，都有杀敌擒获。’张浚把这些情况汇总奏报。皇帝说：‘不时有防报，昨天也有防报。’因而说：‘敌人用兵以来，军士已经二十年没有解下铠甲，自古以来从没有这样而不灭亡的，恐怕一两年间，他们会遭遇自焚之祸。’ 张松兑说：‘张浚派出的间谍文书，以及擒获、招降的人，都说到了敌军的情况；敌军实际上已经离心背叛。’喻樗说：‘刘豫从此也不能再维持多久了。’皇帝说：‘这更加不值得谈。刘豫本来只是山东的一个书生，原先没有功劳，却想占据十州之地，哪有这种道理？他的灭亡可以等待了。’皇帝说：‘把札子留下。’喻樗立即把札子放在御榻后面。皇帝说：‘江上事务的处置，你们幕府的功劳最多。’皇帝还说要为喻樗等改换合适的官职，升迁任用。喻樗说：‘臣等本来没有功劳，只是仰仗圣恩。’臣下又说现在想回到张浚那里，接受圣旨。皇帝说：‘已经召张浚回来了，告诉他事情办完后回来，到了常州以后等待。’喻樗说：‘臣等马上出门前往。’皇帝说：‘暂且告诉张浚，让他赶快来朝廷；朝廷的事情，一件件都等张浚来商议。’喻樗、张松兑一同说：‘恭敬地领受圣训。’下殿谢恩后退下。张蜀州出京后，我岳父所写的奏对语录，算起来从甲寅年至今将近三十年了，事情变化百出，而丞相魏公已经去世，也快满周年了，因此不胜感慨。过去我在朝廷时，曾因事情进言，认为杜牧关于自我治理的说法，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改变。然而仍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大概除了自我治理之外，再没有别的说法了；如今却又有上防、中防、下防，这就是从来没有确定的议论。这样说，便是认为他的君主没有能力。若是孟子，就会说：‘能够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谁敢侮辱他？’如果不能这样，那就算了，哪里还会有上防、下防呢？《文定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定集》卷十二 宋代汪应辰撰 题跋 题跋《罗宗约试晬录》读书人的言语和行为，一定要在私下观察，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可以修饰的地方。韩退之是一代儒学宗师，但他在给符的诗中，却夸耀居处、服饰和器用的盛美，劝他学习，这同他其他的言语行为完全不相似，有见识的人因此感到怀疑。所以右文殿修撰罗公写作《试晬录》，对他的子孙所寄望的，是希望他们听闻圣贤之道，而不要成为只做章句训诂的学者。如果不是精心思考、努力实践，真正像天爵那样尊贵、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境界，那么闺门之中的话，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罗宗约年过三十，清静寡欲地独自生活，纷华盛丽不能扰乱他的内心，勤勉不懈地追求道。至于任官处理事务，细微之处也一定办理，隐伏之事也一定察知，没有丝毫苟且的意思。他说：‘我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并没有两样。’看来，他所受的源流熏陶，是有来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