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然集卷十五

译缴还宣谕官明槖请求封龙母五子为爵的文书。臣私下认为，雨水和旱情是否顺应时令，关系在于政治事务，所以汉明帝亲自审决冤狱，甘雨便按时降下；东海杀死一个孝妇，便造成三年大旱，这只是其中的大概情形。不修治人事而只祈祷求福，不是圣人的道理，也不是先王的法度。宣谕官以宣扬君德、访求民间疾苦为职责，如今却替龙母五子请求加封爵位，实在太鄙陋了。何况封号为夫人，爵位称侯伯，用在人的身上才相称；龙母五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舍弃它们的鳞甲，穿上我们的冠裳，难道不是颠倒常理、失去礼制，要被后世讥笑吗？伏望圣上特赐停止罢免此事，并降下指挥，命令监司、郡县把爱护百姓作为急务。若政治清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百姓没有忧愁叹息，和气所感召，必然会有丰年；更不得请求增加庙额、崇修淫祀，以此警戒那些不先勤劳于民、却只致力于神灵的人。所有给龙母五子封爵的诰词命令，臣不敢撰写施行。缴还岑朝杀妹应当适用赦令的文书。臣取到大理寺备载的岑朝原初情节及审详文书：岑朝把田地典给叔父岑和尚，岑和尚死后，岑朝拿枪到和尚的妻子阿刘那里，分取所收的禾谷。阿刘不给，岑朝便下田要夺取；这时阿刘拿着装禾的扁担驱赶岑朝，岑朝转过脸用枪柄挡开阿刘的扁担。阿刘的女儿岑仓娘又拿扁担驱赶岑朝，岑朝用枪刃划伤阿刘的脚面，鲜血流出。岑仓娘又拿扁担追赶，想要打岑朝，岑朝用枪柄挡开扁担，打中仓娘左肋，仓娘在法定期限内死亡。这就是岑朝斗殴杀人，事理十分明白。何况阿刘是岑朝的再从叔母，仓娘是岑朝的三从妹妹；岑朝想夺取尚未赎回的田地所产禾谷，已经是无赖行为。其叔母担心被夺，拿扁担驱逐他，起初并没有真的打他，岑朝却用枪刃伤她，使她流血；他的妹妹因母亲受伤，拿扁担驱赶他，想要打他，也没有打到他的身体，岑朝却用枪柄将她打死。凶暴顽劣、亲族不和的事情，证据可以查见。臣认为，人伦没有比它更重的，人的性命也没有比它更重要；残害骨肉亲属，情理深重，人人共同憎恶，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如果从宽赦免，显然会造成罪重而刑罚轻微，不是天下共同遵行的法则。臣恭读明朝赦文，十恶罪至死刑不得赦免；岑朝应当依绞刑定罪。更乞朝廷详加酌量施行。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缴还吴幵准其逐便的文书。臣恭谨考察：吴幵、莫俦、徐秉哲等身居侍从之位，却贪生怕死，奉行女真的意旨，把祖宗一百六十年的神器，哭泣着来回交割给叛臣张邦昌。他们做邦昌的臣子，施行邦昌的政令，得意放纵地自行其是，也不能说是出于不得已。七庙祖宗都怨恨他们，天下人也共同仇视他们。如今只判处死罪而流放荒远之地，实在是失刑太过。还勉强可以稍稍缓解公议的希望，只在于他们没有被洗雪罪名的道理。如今却屡次借赦令，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居住之地，这岂不是教人反复无常地出卖国家、摧毁三纲吗？难道是拨乱反正的办法吗？从前世道衰败、正道消沉，暴行发生，臣子弑杀君主，甚至弑杀父亲，孔子为此极为恐惧，于是作《春秋》，等待后世有人能够施行其中的法则。它的法则是什么？没有比讨伐叛贼更严厉的了。陛下的志向在于《春秋》，本来就将要在实际政事中表现出来，深切而明确。何况正当艰难之时，逆臣僭越窃取国柄，反而转过脸去奉事他们的人，都是我朝臣民，这正是天下的大变乱。如果不申明君臣大义，用来建立国家政纲，那么天子的纲纪就会解纽，贼乱的踪迹接连出现，人欲放纵无度，天理沉沦消灭，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所有准许吴幵逐便的指挥，臣惶恐，不敢书写施行。附在文书后的说明：臣私下认为，人臣的罪过没有比背叛君主、反抗国家更大的；这种罪都可以赦免，那么其他罪犯就全都不值得惩治了。如今二帝还没有确定归来的日期，而吴幵等人竟然能够逐便，忠臣义士听说后无不咬牙切齿。伏望陛下特赐圣意，另降指挥。对于已经获得逐便的人，如莫俦，也应当改正处理，按照吴幵的情形施行；这样或许可以彰明陛下孝敬友爱的心意，永远作为怀有二心者的戒鉴。伏乞圣明察看。缴还内侍冯益转官的文书。臣取到诏令所到的吏部内侍转官格法：昭宣使转为宣政使，属于法令禁止的情形；如果因功劳转官，也应当回授，原来没有直接转升的条文。如今冯益现任昭宣使，正受止法限制。何况皇城司亲从官中的堆垜子，配填班直并办理本司职务，正是担任提举禁卫所应有的常职，究竟有什么功绩，竟想倚仗旧日恩宠，转任本不应转的官职而成为宣政使呢？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升迁超越等第，只有扛戈北伐、斩将夺旗、收复疆土的人才可以担当。像冯益这样侍奉禁中的人，尽一名官员的职责，如果能够称职而免于罪过，就已经足够了。他却想彰显自己、论说功劳，在那些披坚执锐、舍弃爵禄而建立功勋的人中争胜；谨慎守节的人知道这种事是不该做的。侥幸的门路一旦开启，日后必定会有人请求做节度使。不如在事态刚开始时加以阻止，这样最容易；既不损害格法，又使冯益免得获得侥幸，还可以向群臣表明陛下不会轻易授人官职，并且从身边的亲近之人开始。那些本来不应得到而一心想得到的人，也会稍稍受到阻塞，不敢使这种欲望继续滋长。一举而四方面的好处都得到，岂不是美事吗？所有冯益的诰词命令，臣不敢撰写施行。缴还资善堂画一中没有设置先圣先师的文书。臣私下见到，建国公出外就学，陛下选拔儒学中老成的士人担任辅导之职，本来是要使国公亲近正人、看见正事、听闻正道，涵养气质，熏陶德性，以符合陛下大力建立宗室支派的心意。凡有举措，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臣恭谨考察古代帝王教育世子的办法，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礼记·文王世子》篇说：“开始设立学校时，一定要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设置太傅、少傅来教养他，是想使他懂得父子、君臣的道理。”父子、君臣的本性，人人都从上天那里禀受；先圣先师则穷尽其中的道理，把它载入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等书，向万世显示。因此刚入学的人一定要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是想使他知道道统的根本所在。至于老子、佛教两家的学说，则毁弃父子之亲、否定君臣之义、混乱民间常伦，是对世间极大的祸害。前代拥有国家的人沉溺其中，没有不招致乱亡之祸的。如今在资善堂设置他们的画像，却不以先圣先师作为尊奉效法的榜样，不是用来训导国公的办法。若说这是为了福祐保佑，是世俗所不能免的，那么就更加鄙俗，君子不应谈论。伏望陛下向范冲、朱震询问，他们也一定会认为这种举措不对。

译即使国公尚未成年，不能举行释奠礼，也应当暂且在资善堂中崇饰先圣先师的画像，使他每天早晨前来瞻仰，以产生恭敬之心，这也是劝勉学习的一种帮助。如今士大夫家庭教训儿童，没有不这样做的，实在是因为人的趋向和习惯无不形成于最初。既然刚开始设置资善堂，怎么可以轻率地有错误举措呢？所有录黄中涉及这件画一的事项，都不恰当，臣不敢书写施行。缴还刘僴复任秘阁修撰的文书。臣恭谨考察，刘僴侍奉蔡攸，以此贪得官爵，天下人都知道。他历任的差遣，有时是大晟府按协声律，有时是提举道箓院、管干文字，这些都不是士大夫肯做的职位。他所升转的官职，是因为按习音乐、精通声律，以及修建道箓院、管理明节皇后园陵，而不是按任职年劳应当获得的。他所赐的腰带，是因为撰写《祥应记》，也不是按照品级职务应当赏赐的。他所受的谴责，是因为臣僚论说他谄媚侍奉蔡攸、交结童贯，因而被贬降；又因为臣僚论说他使用诡计秘谋、依附奸恶，因而被夺职。至于勒停废弃、不许与士大夫同列，并不是那种因过失而遭遇不幸、情理上可以怜悯宽宥的人。如今他已经屡次借恩赦，把官秩全部恢复，领取祠宫俸禄，实在是非常侥幸。如今竟敢上状诉求复职，毫无羞耻之心，从未悔改。如果让他参与华贵的中秘之职，列入论撰之官，那么其中寄居的名儒硕学将会怎么想？臣恐怕这不是劝善惩恶的办法。伏望圣上慈悲另降指挥。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缴还韶州通判宋普根括田产、减免磨勘年限的文书。臣查考各州常平主管官，依法任职满一年，要取来记录功过及办理利弊的簿籍，年终考核，分为三等：职事修治有成、明显有功绩的列为上等。原先下达的指挥并没有规定确定的赏格，户部如今却引用守令考课列入上等的办法，给知州减二年磨勘年限，并允许占射差遣一次。于是便援照常平主管官任满考核列为上等的赏格，给韶州通判宋普减二年磨勘年限施行。臣查考守令任满的考课，必须德义有声誉，公平可称，奉行教法，催收赋税不扰民，审理诉讼没有冤屈，发展农桑、垦殖田地，铲除奸盗，赈济抚恤困穷，考课列为最优，才可以获得减二年磨勘的赏赐。广东十五州每年的苗米赋税，只有二十余万石；韶州又号称小郡，所管四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能够查括无主田产，不过有若干时日便可完成；有什么劳绩能够制成册籍上报？这并不是难事，怎么能和守令的考课相比呢？何况常平法规定，主管官每月另给食钱十贯文；如果连上述职事都不能办理，便可以说是尸位素餐。如今创立这个先例，二广其他小郡都会一一援引，永无穷尽，开启侥幸之风，也足以损害政事。所有给宋普减免年限的指挥，乞请赐令停止。所有常平司所属的无主田产，也乞请另降指挥，确定根括田亩、财产数目的赏格后施行。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缴还都督府奏辟范希荀充任广西经抚库官的文书。臣查考，经抚库是祖宗时期优待抚恤边方，拨给现钱六万五千贯、度牒四百道，交付广西经略安抚司，用来专门准备犒赏蛮夷及各项支用的本金和利息。向来安南每三年进贡一次，近年则有朝廷诏令，只在本路答赐；虽然各司应办钱物，往往不肯承认，全靠经抚库筹办运输。至于邕州、钦州、连州、宜州、螎州等极边州郡，刺探情报、支用费用以及盐菜生料，也从经抚库拨给。这是一整路的事务和财物，全靠任得其人来经营，才能使本金不耗损、利息足够使用。一旦发生侵吞欺骗、遗失陷没，就会导致远方人心毁坏离散，为国家惹出事端。这样看来，经抚库官虽然名义上是监当官，实际上所关系的事情并不轻。臣切见范希荀现任衡山县知县，吏治才能粗疏，县中事务治理不好，喜欢任用胥吏，百姓无处申诉，普遍接受贿赂，廉洁声誉毫无可闻。监司、帅臣屡次想要按察揭发，实在不足以充任上述差遣。臣深切担心李弥大不了解详情，误害藩屏地区的政务。希望圣上慈悲另降指挥，命李弥大选择清白谨慎能干的人，另行奏辟。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缴还户部请求拘收湖南应办给岳飞的钱粮的文书。奉准中书门下省送来的录黄一道，以及尚书省送来的户部奏状：吴锡的军队已经派往池州驻扎，原来由湖南安抚司支出的钱粮数目，已经改拨用来供给岳飞军队支用。至于湖南安抚司每月现今应当供给岳飞的钱数，如果岳飞本军离开本路，就按照每月实际合用的钱数办理。如今命令湖南转运司把这项钱粮拘收、登记保管，等待朝廷指挥，不得擅自支用。奉圣旨，依照户部勘当所得的事理施行，命臣书写施行。臣下考察湖南多年屯驻的军队马匹，都是朝廷指示由转运司拨付上供的钱粮来供应，尚且还不够；于是帅臣不得不想尽办法筹措，只能勉强供给遣发。近日岳飞的一军进入境内，支出费用极其浩大，以至于平均摊派田亩税，钱财耗尽全路，民间财力不足以供给三个月的使用。幸好水上盗寇已经平定，大军移驻他处；然而本路在重重征敛之后，又遭遇大旱，民间困苦危急，只能坐等死亡。所以都督行司减免租税，多方存恤百姓，尚且担心无法妥善收拾后事。怎么可以把岳飞每月应当使用的钱数，便命湖南漕司逐项桩管，安抚使又从中支出呢？如果说已经把吴锡一军的费用改拨给岳飞供应，那么只应明白说明：等岳飞移军之日，便按照吴锡原来每月所需的钱数，命湖南安抚司拘收，不应泛泛地说是岳飞所用的钱数。漕司以办理供应为职责，如果竟然勉强奉承，再次重重征敛，以等待朝廷支遣，百姓惶恐逃避，谁来保证他们能够活下去？得到财物却失去百姓，又有什么用呢？请求另降指挥，命湖南转运使查问每月供应岳飞的钱数，究竟属于什么名目？如果是上供的钱粮，自然应当拨正。如果是因为军务紧急而一时征收的赋税，就应当免除，难以立为定额拘收；这样或许可以防止盗寇平定以后、旱灾之余，民力稍稍恢复，使国家的根本得以稳固。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缴还湖北漕司奏请辟用许宜卿为桃源令的文书。

译臣私下认为，湖北近来百姓聚集成为盗寇，只是由于守令和县宰贪婪暴虐、政务烦苛、赋税沉重所造成的。如今平定之初，县令尤其应当反复慎重选择。譬如有人因沉溺酒色而损伤身体，防备不周以致危殆，经过药物攻治以后，气血刚刚恢复，凡是过去导致疾病的因素，都应一概屏除，再辅以良药，用珍贵食物调养，并随着时节逐渐调治，这才或许能防止恢复旧病。如果仍然用嗜欲来摧残他，就无法再挽救了。谨按许宜卿这个人，建炎二年曾任湘阴县知县，到任不久，便娶服侍自己的弟子为妻，在本县营造大宅，穷尽土木工程，百姓纷纷控诉，被潭州帅臣弹劾；正好遇上番贼攻破城池，案件没有追究。后来他代理湘潭县，才四十天，等到解除职务离去时，全县胥吏攀住船只号哭送行，又相互聚集财物贿赂上司，请求借故挽留；而百姓却两脚重叠、一步也不敢移动，害怕见到他的面。他去年有族人在潭州境内客死，许宜卿托言替其料理家事，却盗取死者的箱囊财物，并且把族人的婢女私占为己有。死者家属先告到潭州，又告到监司，至今还没有结案。许宜卿往来潭州九年，窥伺富裕的县份，暗中结交胥吏，摇动现任官员，常常存有夺取抢掠的意图；幸亏他的恶名已经显著，上下都知道，所以他的计谋没有得逞。这个人的才干大致如此，难道可以让他治理百姓吗？如今他竟然投名于湖北漕司，侥幸被奏请辟用为桃源县知县。臣考察桃源是钟相起事的地方，当地百姓痛恨县令县宰的暴虐已经非常厉害，所以当初倡乱之日，首先杀死的就是县官。现在应当委任什么样的清廉善良之人，才可以消除日后的祸患？竟然任用许宜卿这类人，这与用嗜欲摧残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却想让他长久生存有什么不同？这是办不到的。漕臣以考察举劾为职责，而所推荐的人却如此：知道而举荐，是不忠；不知道而举荐，是不明。全路还依靠什么呢？桃源的百姓何其一再遭受不幸啊！如今许宜卿已经先行赴任，已有一个多月，想来遗民已经身处鼎镬之中了。伏望圣上慈悲，赶快降下指挥，罢免斥退他，并且告诫约束本路监司、帅臣：以后凡有奏请辟用，必须加以审慎详察。如果所举之人荒谬妄妄，再使臣僚上章论列，就重重赐予黜罚施行。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全路上下官吏都任用得人，以慰藉革新政治的期望。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缴还冯躬厚特予补授防御使的文书。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有臣僚上章论列崇宁、大观以来误国的臣子，凡是他们所得的恩典和待遇，都请求命有关部门一律报罢。圣明洞察，已经依从了这个请求。铲除恶行务必从根本做起，公论都感到痛快。然而冯躬厚是蔡氏的外甥，是宣和年间贪窃侍从之职的人。况且制度规定，责降之臣没有重新叙用以前，不许他人再行奏荐。冯躬厚从未恢复官职，他被责降是明摆着的。如今凭什么名义允许给他补授防御使呢？天下没有比法律更公平的，只有听从法律，人怎么敢存侥幸之心？如今冯躬厚依法本不应得到，却反而允许授予，这就无法明确表示朝廷的好恶，人心不会服气，公论又将怎么说呢？所有允许冯躬厚补授防御使的指挥，臣不敢签署施行。缴还郭东出任台州知州的文书。臣私下听说，郭东热衷奔走钻营、追求进取，苟且卑贱而不知羞耻。他平生所推荐称誉的人，便是商守拙、尚用之、贾谠、赵野、李孝扬、毛才、李【缺】这一类人。从观远臣根据他所主持的事情来看，郭东的为人也可以知道了。近来他依附权贵，越级升任郎官，朝廷道路之间都指着他当笑话。权贵庇护他，很快让他出任徽州知州。徽州州境向来险要，城墙坚固。张琪作乱时，虽然进入徽州境内，但离城还有五十里，本来没有侵犯州城的意图。郭东却带着资财、子女，在一夜之间逃跑，事情无法掩盖。有人弹劾罢免他，押送提刑司审问，案件还没有结案，他就擅自来到行在。权贵又替他打通关节，只降了一官，并且再次免除审问。他贪窃宫观祠禄，寄居绍兴，娶富人之女，厚厚收取婚姻田产。他的儿子也这样，父子二人在同一天成婚，以娶富妻向人夸耀，丝毫没有羞耻之心。士大夫都以谈论此事为耻。他的人品如此，难道可以做百姓的师帅，交给他承流宣化的职责吗？台州虽然是小郡，但陈槖曾因循良之政受到奖赏。柯棐继任后，已经不相称了。再加上郭东，正所谓“一暴而十寒”了。近来诏书要求铨量澄汰，像郭东这样的人正应当被淘汰。伏望圣上慈悲，另降指挥。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缴还刘黻出任潼川府提刑的文书。臣私下听说，刘黻是蜀道的富家子弟，曾用货物、宝物、犀带厚重结交王黼，于是从小官被赐予出身，改授京秩，越级升任史馆、观文殿等职，终于玷污了郎官的选任。当时人们有“黼黻”的讥讽，给他取了“带刘”的称号，蜀人以称说他为羞耻，这是众所周知、无法掩饰的。近来他请求补授防御使，被台章论列，认为既然循资格升迁已经滥用，就不应改授宣教郎；出身既然已经滥用，就不应转授奉议郎。送交吏部后，不知依据什么衔名和差遣，也不知填补什么职位，供状叙述不明，事迹诡秘，按类似情况比附讨论，是毫无疑问的。前一份台章的日期离现在并不远，如今又把全路提刑、按察的权力交给刘黻，根据他的来历，没有不感到疑怪的。如今四川远在数千里之外，民力已经困乏，监司的选任尤其不可轻率。刘黻既然能够无耻地向权贵纳赂，就一定能够不廉洁地向州县搜刮财物；上下交相征取财利，恐怕要从刘黻开始，这难道是用来重视外台寄任、安慰远方百姓之心的做法吗？伏望圣上详细斟酌，另降指挥。所有这份词头，臣不敢签署施行，请命相关官员另行撰词下达。缴还范正国除授广西提刑的文书。

译臣私下看见，陛下加恩于元祐功臣贤臣的家族，既昭雪了他们遭受党禁的冤屈，又录用他们的子孙，以至公至正的道义照临百官，用来激励天下，并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凡是被录用的人，都应当振奋节操品行，想着不要辱没父祖，以符合陛下的心意。然而却有人乘机侥幸，违背义理营求私利，无所不为。像范正国，就是这样的人。谨按范正国是故相忠宣公范纯仁的幼子，从广东转运判官任上被召回，到了行宫，立即获得赐对，受到极其美好的褒奖，赐给章服；与江东现有空缺的漕臣相比，所受恩典格外优厚，都是因为范纯仁的缘故。范正国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承当这些恩典的能力。后来他害怕江东漕运事务办理困难，请求刺守一个郡，改授桐庐；却又认为由监司改作太守，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安排不当，于是迟迟停留在城外，必定要谋求升擢，还常常对人说：“我的侄子直方尚且能够做郎官，而正国反而不如他。”奔走了半年，经营谋求非常卖力，于是才有如今的除命。公论纷纷，都认为不应如此。掌管外台、充当朝廷耳目、统率各城劝导教化的职位，不是少廉寡耻之人所应当居处的。过去范纯仁在世时，所得到的恩泽，先推及异姓，随后推及孤儿贫民；等到他去世时，子孙中还有很多没有得到官命，因此人们更加推重他的德行。如今范正国陈请先世的恩泽，共计四项资序，竟想把自己的几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全都授官，而亲兄长的儿子年长贫困，却不在其中。他立身处事如此，也可以说是不肖之子了。古代世代享有俸禄，却不世代承袭官职；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可以延及后世；设置官职则只任用贤能，所以必须选择其人。这两件事不能互相混淆。像范正国这样，因为父亲范纯仁的缘故，让他享有俸禄就够了，却还一次又一次地替他选择官职，不看其本人而只看其家世，这正是公论不平的原因。陛下依义理施恩，而范正国却以私利回报，这是多么轻慢皇上的施予、蔑视大德啊！如果对此不加纠正，余风相互效仿，也不是用来体恤故家门户、彰显功臣贤人的遗烈之道。臣愚昧地伏望圣上慈悲详察，另降指挥。所有这份词头，臣不敢撰写施行。缴还王羲叔、黄愿、李膺复职的文书。臣谨按：王羲叔在宣和年间因攀附后宫，便贪窃侍从之职，士大夫舆论不把他列入士类，不久便受到谴责斥退。建炎三年，他任防江制置时，听说敌兵逼近黄州，便领船向西逃去，完全没有采取措施稍稍遏制敌势，因此被免职放罢。后来居住江州，买下没收入官的田地，官定价格三万余贯，他只以一万六千余贯购得，又只缴纳一千二百贯入官，便开始耕种，因此又降一官。列举这三件事，他无才无能、贪污墨黑的情状已经十分明显。黄愿此前镇守扬州，像奴仆一样侍奉黄潜善，以财物奉事黄潜，越级升任论撰之职，公论鄙视他。敌兵入侵时，他职责在于守城，却从未上奏请求援助，突然逃避；在怀抱俸禄、安享太平时，就侥幸追求进取，忘掉羞耻之心；到了面对危难、应当舍命的时候，却苟且偷生，只求保全自己，亏损了效死尽忠的节操。品行政绩如此，有什么值得录用的呢？李膺镇守防御各县时，百姓相互煽动成为盗寇，李膺却同盗寇首领往来，暗中接受厚重贿赂，与他们约定不侵犯城郭，反而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身为百姓父母，却包庇隐藏盗贼，倚赖奸邪之徒，充当藏匿盗贼的名义。监司考察弹劾，赃证非常明显，案件却没有追究，只能算作公罪。直到现在防州群盗仍未平息，使陛下日夜忧劳，正是李膺造成的。臣愚昧地认为，这三个人在朝廷内外反复任职，并非没有被任用的机会，却丝毫没有功劳，只留下罪过。如果因为赦恩而逐渐让他们复职，就和对人才犯了一次过失便再次给予褒奖宠遇没有区别，恐怕不是推举简拔众多士人、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的道理。况且延阁、中秘，是祖宗用来安置俊杰贤能之人的地方；如今却让庸劣、邪恶、贪污受贿、败坏事情、招致寇患的人在那里入直，玷污显贵的资序，污染清要的官籍，那么本来应当得到这些职位的人不会以此为荣，劝善惩恶的工具也就废弃了。所有这份词头，臣不便奉行。缴还朱胜非从吉宫祠的文书。臣考察朱胜非，近来从绍兴府知府任上除授同都督，又从都督任上除授侍读。臣的父亲某当时任给事中，曾因朱胜非党附黄潜善、逐渐导致南渡而论列他。苗刘发动叛乱时，朱胜非身居宰执，不能当面斥责奸凶，尽到辅弼大臣的职责，反而依从周旋，暗中怀有两种打算。他的人才如此，确实为忠臣义士所憎恶，也为叛人仇敌所轻视。臣担心他入朝后再次败坏天下，于是具文论列。虽然臣的父亲因此获罪离开朝廷，但圣心明察，已经对他加以甄别叙用。臣又蒙受误恩，被擢升到负责献纳的职位，必定是因为陛下认为臣能够遵守家训，侍奉君主而不欺骗。考察朱胜非后来所犯的罪过，屡次引起言官章疏，天下都已听闻，无法掩盖。臣如果隐瞒沉默，就是欺君违背父亲，也会成为世间最大的耻辱。伏望圣上慈悲察看，另降指挥。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再次论列朱胜非。臣恭敬地看到，故相朱胜非服丧期满，除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臣因为父亲任给事中时曾经论列朱胜非，而臣恰好在中书掌词的职位，不敢签署施行，已经另行具奏。臣谨按：朱胜非与张邦昌都是邓洵武家的女婿，都是王黼的门客，也是苗傅、刘正彦的暗中同党。他们还是小官时，文学、品行、政绩就都被人传为笑谈。宣和年间，仕途混浊，即使如此，他仍受到庸陋无能的讥评。当时的宰相支持他，虽然极力提携，仍然无法使他得到任用。后来出任南京副总管，正值敌兵入侵；从这以后，朱胜非的志操和能力就显露出来了。臣想不说，又怕辜负陛下；想详细说明，又怕烦扰亵渎。请容臣略说一说：南京的胡直孺为勤王而被敌人俘虏，朱胜非任副总管时，正逢张邦昌僭越称帝，他派遣快行亲事到胡直孺母亲家中。淮南发运使向子諲把来人拘留送入狱中，检验他的文书，发现其中经过南京时，朱胜非曾厚重地批示请发，资助他前行。向子諲怀疑朱胜非与张邦昌私下交结、替他充当羽翼，于是急切责问朱胜非为什么不勤王，并且说不可以玷污张巡、许远的地方。当时天下都知道陛下是大元帅，二帝已经北去，主持宋朝宗祀的除了陛下还能是谁？

译朱胜非身在南京，距离元帅府并不远，却对张邦昌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如果说当时朱胜非心中并不在张邦昌而在陛下，臣不相信。后来他谄媚侍奉黄潜善，贪窃参与政事。戊申年冬天，敌骑已经攻破澶、濮，侵犯大名，掠夺齐、郓，迅速向南逼近。朱胜非不顾国家局势将要危急，只贪恋宠禄、安享太平，对上毫无一句能够惊动皇帝听闻的话，宁可导致国家狼狈，也害怕触犯黄潜善。如果说当时朱胜非心里不怕黄潜善而怕陛下，臣不相信。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作为大臣本应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抱定死生以赴之；这正如宋督害怕孔父、刘安害怕汲直、曹操害怕孔融文举一样。朱胜非却在其中依从周旋，公然援引唐襄王、晋太后的旧事；他的意图是，苗傅之事成功，自己便取得辅佐建立新君的功劳；不成功，自己便可以托言是在调和防备。那么他到哪里去不可以呢？如果说当时朱胜非心中没有怀抱两端，而是专一归向陛下，臣不相信。等到陛下恢复正统，大明典刑，追究当时的宰执，朱胜非、颜岐、张澂都被声罪致讨，亲自下诏列举其罪，说他们还不如欧阳脩所说的扼腕妇人，天下传诵这件事，认为舜诛杀四凶也不过如此。替朱胜非打算，他还有什么脸面立身于人世之间呢？不久以后，他又得到抹拭罪名的机会，被交付在江州设司、担任宣抚的权力。朱胜非曾经做过宰臣，按道义应当当天接受命令，赶赴治所；可是他却迟疑退缩、躲藏不出，虚假地推辞谦让，坐视李成、马进的毒害蔓延到数郡。江州攻破后，他立即请求迁移治所，只想偷安，并没有讨伐盗贼的意图；忠义、徇国的人，难道会这样吗？等到吕颐浩以都督身份回朝，斥逐异己，认为朱胜非庸碌荒谬、容易控制，便竭力援引，再次让他玷污宰相之位。上天震怒，星象显示变异，朱胜非却安然自得毫不害怕，以调和防备自居，对外显出谄媚柔顺的样子，在事情上没有任何决断澄清，实际上却奸邪险诈，把私事全都办妥。只希望陛下稍稍宽宥臣喋喋不休的罪过，让臣陈述事情大概；如果有一句欺骗，臣罪当万死。李纲与朱胜非本来没有仇怨，只因李纲任宰相时曾经遣罢执行伪命的臣僚，又被黄潜善中伤。张邦昌之死，是黄潜善所推动的，黄潜善却把这件事嫁祸给李纲。朱胜非昏暗不明，只记恨李纲；等到再次入相，首先暗示台谏官论说李纲从前的罪恶。当时李纲任湖广四路宣抚，治理的成绩正显著，并没有过错，朱胜非却不顾国事，只因私怨将他罢免。向子諲才气和忠义为人所推重赞许，只因为南京的事情，朱胜非对他恨之入骨，常对人说：“李纲、向子諲都是凶恶之人，不杀掉就不得安静。”他心中所怀的险恶毒辣竟到了这种程度。自从朱胜非再次任相，向子諲深怕遭到他的暗中杀害，当天便称病辞官离去。吕颐浩既然因为朱胜非而斥逐贤才，为他重新入相打开道路，朱胜非便立即任用黄堂傅掌管琐闼，黄龟年掌管制命，刘棐做谏官，王详做佐使，援引提拔亲党，虞澐、陈桷一类人分别占据要津。这些人都很平庸，不被当时舆论所认可，于是朱胜非便利用刘棐、黄龟年的章疏，说秦桧大肆培植朋党，有“龙战于野”的征象。考察他们章疏中所说的事实，也不过是因为任命杨愿为密院计议、王鈇为提举茶盐、宋暎为提举坑冶罢了。拿朱胜非的所作所为同秦桧相比，他所造成的龙战，难道不是更大吗？朱胜非外表宽厚、内心猜忌，表面装作敦厚长者的样子，但耳闻目见，已经养成了宣和年间的风气；他的内心却嫉恨狠毒，能够给人带来祸害。至于不合义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却任意去做。李擢任京城南壁守御官时，因为怨恨孝慈皇帝不采用耿南仲的和议、招致敌人衅端，竟傲然端坐，眼看城池将要被攻破也不救援。他又替张邦昌做翰林学士，按罪本应伏法，而朱胜非却因此深深喜悦。朱胜非再次任相之初，首先恢复李擢的职名；因为席益与李擢交好，便让席益推荐他，李擢最终贪窃八座高官而离去。黄潜厚就是这样的人。聚敛贿赂、扰乱政事、偷盗府库的人，是李邴；执行苗傅、刘正彦建节白麻、极力称赞他们的人，是颜岐；与黄潜善同党、阿谀奉承而误国的人，是张澂；观望苗傅、刘正彦诏书、所谓“情理尤重”的人，是王安中；谄媚侍奉梁师成、跟随童贯、以收复燕云为国事却招来祸患的人，是王孝迪、薛昂、宇文粹中、蔡懋；崇宁、大观、宣和年间残害毁坏帝业、使戎马逼近京城的人，放逐、投入永远弃置之地，谁会说不应该？朱胜非却把他们当作失职的士人，这正是星象变化的缘由。如今竟把他们的职名全部恢复，意图将要重新任用，天下听说后没有不大为惊骇的。幸亏徐俯刚刚担任谏官，还没有到荒谬妄言的地步，极力上疏使此事被搁置，人心才安定下来。这难道不是别人不敢做、朱胜非却敢做的事吗？康执权卑鄙庸劣、污秽低贱，被废置多年，朱胜非因为他曾经攻击异己，便一定要把他召回；召回一次、两次、三次，直到迫于众人情势无法继续才停止。朱胜非自称谦逊谨慎、不敢专权，实际上内外布置的都是他的亲信厚交。陈蔼是不肖之人。他的生母死后，却欺骗别人说是乳母，不为她服丧；哥哥死后嫂嫂软弱，他便夺取哥哥本应享有的致仕恩泽，拿来为自己荐举。得到之后，又凌辱嫂嫂，使她困苦至死。后来还用阴险计谋陷害自己的侄子。这就是陈蔼为人的大概。朱胜非与他是中表姻亲，所以朱胜非一任宣抚使，便征辟他入幕，江西许多错误的政务都出自陈蔼的谋划。等到朱胜非再次任相，便任命陈蔼监管吉州榷货务；陈蔼偷盗官钱，按时把贿赂送入相府，于是越级破格任为湖北提刑。等到言官章疏论列，朱胜非仍暗示吏部伪造供状，说陈蔼曾任提举鼎、澧刀弩手。陈蔼虽然曾有这个差遣，但随即被废止，从未到任。朱胜非却把除授文字中的“除”字改作“任”字，欺骗蒙蔽陛下，以成全自己的私情。张铢任静江通判时，正逢朱胜非派儿子迎接母亲，从宾州经过桂府。张铢以别驾之尊，却不顾廉耻，出城数十里，在国太夫人的轿前执杖作揖高声应答，禀报问候起居，走了几百步才退下。广西人无不以此为耻笑。等到抵达府城，张铢竭力办理供应，朱胜非感念他的功劳，先任命他为湖北盐务官，仍认为不够，又推荐他入朝赐对，又下指挥给他升擢差遣，于是任为郎官，同时代理奉常。

译刘式是贪污严重的官吏，朱胜非把妹妹嫁给他，于是欺诈改官，任命他为邵州通判。等到被言官章疏论列，他正在湖南设置的狱中接受审问。朱胜非的门客刘泽任衡阳主簿，传达朱胜非的意思给提刑马居中，又厚厚贿赂马居中，于是使刘式翻供变辞，祸害牵连了许多善良百姓，至今还没有完结。刘式曾经拿三千缗钱向朱胜非购买门客所受的恩泽，朱胜非便奏请他的儿子刘师心。又有湖南土豪胡姓之人，以八十缗钱买取给使恩泽，朱胜非奏请授予他承信郎韩京。韩京在衡州茶陵县屯兵，暗中与郴州盗寇交通，占有数县的民田，夺取百姓的牛来耕种，名义上说是供养军队，实际上收入自己，用来充当贿赂费用，成为湖南的大害。绍兴二年十一月，朱胜非的母亲从茶陵向东行，韩京谎称前路有警，邀留她数日，极力供应侍奉，然后派兵护送到吉州境上。朱胜非信以为真。湖南帅臣多次上奏韩京的罪过，朱胜非一概包庇，反而把广东钤辖的职务给了他。程昌禹是邓洵武的使臣，从蔡州擅自起兵，直奔荆南，朝廷于是授予他京南镇抚；他不肯接受命令，又把军队移到鼎州，罪当诛戮。范宗尹竟把鼎州守备的职位交给程昌禹。程昌禹凶残，不能安抚治理，竭力榨取百姓的膏血来供养部下；对于经过鼎州向东的过客，又厚重赠送财物，使人人满意，替他传播声誉；同时却施行严刑峻法，诛杀剥削一天比一天厉害，激使百姓跟随盗贼，局面牢不可破。以至使陛下日夜忧劳，却没有人肯把实情上报。朱胜非因为程昌禹与自己同出邓洵武门下，便越级加授职名，改授静江，随后除授待制；明令指挥，等到杨么已经接受招安，然后才把告命交给他，却又暗中暗示李荛把告命直接送给他，把陛下的官爵看得还不如自己的私有物。李大有居住临江军时，替朱胜非的儿子夏卿做媒，商议王羲叔家的婚事。婚事办成后，朱胜非便把他安置在都司。张颜术任静江通判时，常常把弓刀、奇玩献给夏卿，又替他转运贩卖米粮，于是成为江西宣抚司属官。后来湖南发生骚乱，他代理知州，行为狼藉违法，被提刑吕祉查究；朱胜非不予反坐，反而命他担任武冈军通判。郭千里曾劝朱胜非逃避马进，朱胜非认为他对自己忠诚爱护，也让他做宣抚司属官。郭千里接受投降盗贼的贿赂馈赠，并引荐为宣司使臣，大量用金帛结交夏卿。朱胜非再次任相后，便任命郭千里为监丞。卢宗训是因为卢益多次推荐而成为堂吏一族的人，他为人污秽苟贱，不被士人所齿；得到淮西提举之职后，被台章论列罢免，朱胜非却一定要主持此事，于是把他送给岳飞，让岳飞征辟为属官，意图借助外地兵权压制众人的议论，使人不敢再说话。岳飞非常鄙视卢宗训的为人，不得已接受他，让他代理德安府，果然因贪赃盗窃而败露。吕延嗣曾任宾州通判，因照管朱胜非的家属，便被擢升为桂阳监知监；他贪爱财物、接受贿赂，监务治理不好，百姓叹息怨恨。张毂曾任郴州司户，与朱胜非的儿子唐卿同官。朱胜非曾居住郴州，每次请求领取俸禄冰，他都让高带用斗面来供给。郭敦复曾任道州营道县尉，贪赃污秽、违法乱纪，曾把自己的妾献给唐卿；二人都依附朱胜非，封送姓名，吏部不按资格，全部注授为湖南漕司现有空缺的属官。朱胜非的长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录事，借口防军公干而出差，实际上是逃避盗贼，一去两年，未曾回来任职，监司、州郡也不敢罢免他。到了绍兴三年，他从宾州回来经过郴州，请求太守赵不群批书，连续升过四关；又因在江州军中挂名冒领赏赐，按照承务郎资序在任，担心岳庙官职三十个月还不能成任，于是暗示吏部侍郎建明选择人任岳庙，许诺三年为任期，便可改官。朱胜非所有不公正的除授、扰乱法制的事情，大体就是这样。臣在湖南所知道的已经如此，他在行朝以及其他路所做而臣不知道的，又不知还有多少百条。自庚戌年敌骑退去以后，朝廷一直谢绝与敌人往来，三四年间，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轻易举兵。等到朱胜非再次任相，又商议派遣使者，误导陛下走上忘恩释怨的道路，并且让使者接受刘豫的馈送，开启宠信、接受侮辱之门，果然导致去年冬天敌人侵犯车驾的事情。他治理国家、保卫国家，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臣私下认为，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是治乱的根本，责任极其重大，不可冒昧占据。朱胜非背负弥天大罪，陛下宽大赦免而不杀，又把宰相权力交给他，要求他建立功效，并不是对他的赏赐。朱胜非本应改过悔悟，以报答大恩；可是他的作为如同前面奏章所说，又勾结内侍，谄媚奉承将帅，笼络堂吏，向群小沽名取誉，专门依靠柔顺圆滑、不触犯别人来保持俸禄、取得容身之地，正所谓怙恶不悛、长久作恶、迷失之后不肯悔改，是国家的大贼、世道人伦的巨大蛀虫。边境战报稍微平息，他便冒着居丧之名身居宰辅而不辞；淮上有警，他却竭力请求离开职位而不顾国家。谨按《春秋》的法则，责任越大，责罚越重。朱胜非独自任相超过一年，可以说专权了；却寸功未立，百事紊乱，天下人把他看作“勘当相公”，难道可以没有责任吗？如今他的丧服期限已经结束，这正是古代诸侯免除丧服、穿着士人服装入朝拜见天子的日子；赏功罚罪的权柄出自大君。像朱胜非这样的人，难道应当用秘殿名号来宠遇他，用真祠的厚禄供养他吗？赏罚刑典失当，就会违背天下人的期望。恩典、名章、宠遇等级，是用来礼待大臣的，国家的制度本来不能废弃；但施用得当，国家体统就尊重，人们也以此为荣；施用不当，那么本应得到的人不会以此为贵，名器就会变得轻贱，君主的权威也会衰落。骐骥、骅骝一天能奔驰千里，所以要清洁它们的马厩，丰足它们的草料豆料，在紧急关头便能与人同心。至于劣马下乘，既没有卓绝的脚力，又有咬坏马衔、偷脱缰绳、凭小聪明作乱为盗的祸患，那么也只能把它当作普通牲畜养着罢了。君主驾驭人才，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伏望陛下振作威严，奉行上天的讨伐，把臣这篇奏章发出，深切诏告宰执，正定名分、确定罪责，把它作为大臣怀有二心、误国的警戒，以慰藉四方多年积累的愤懑不平之心。刑罚既然彰明，叛乱自然会受到震慑；此事关系国家大政，所牵涉的并不轻。臣因此竭尽忠诚，冒昧仰求圣听，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九死也不推辞。臣不胜冒犯圣颜、惶恐畏惧之至。《斐然集》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十六。宋代胡寅撰写。

译上呈皇帝的万言书。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试起居郎臣胡寅恭敬沐浴，拜了百拜，上书皇帝陛下。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因为敌人侵凌，防备抵御来不及周全，于是有了迁移车驾的打算；向右看是岳、鄂，向左走是吴、越，关于安危利害，向群臣询问。臣当时十分惊骇，没有想到圣上的询问竟会涉及这种事情。陛下从钱唐来到江宁时，也曾下诏说：“这是为了援助中原。”到了江宁，又以旧邸的名义符合建置兴建的义理，改称建康府，以彰显承受天命的祥瑞，也曾下诏说：“这是在宏大的规划中兴邦、端正国事。”接着又深切惩戒维扬的祸患，派遣奉迎隆祐太后以及六宫和百司中不参与军旅的人前往南昌，也曾下诏说：“朕与二三位大臣、帷幄之臣和久经战阵的将领，坚守不动，发誓一死来报答众生。”前后三道诏书，时间相距还不到半年，而如今诏书的口气却有这样的不同。臣退下伏地思考，经过十天左右，陛下以安危利害询问朝廷群臣；如果有人考虑不精细、谋划不审慎，把祸害当利益，把危险当安全，只顾眼前苟且而妄自提出建议，那么他辜负、欺诬圣明，迷误社稷，罪不可赦。臣冒昧陈述愚见，不避斧钺之诛，概括谈论建炎以来谋划国家的过失，并陈述拨乱反正的办法。臣想到时局迫切，仰慕陛下德义广大，希望能够建立功效，便忘记触犯冒犯难以宽恕的危险，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臣听孔子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说，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过去的过错不要追究。”如今臣所陈述的，免不了要追究过去的过失，是因为建炎以来有许多举措大大失去人心；现在想重新收回人心、图谋国家存续，那么过去的过失不能不追究，不能不改正，所以如此。此前陛下以亲王、皇帝的弟弟身份接受渊圣皇帝的命令，出兵河北。二帝既然北迁，就应当纠合义师，向北迎请二帝；可是陛下却据有皇位，接受拥戴，急忙登上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再回宫朝见、不再巡视陵寝，还杀戮正直之臣来堵塞言路，向南巡幸淮海，安逸苟且地消磨岁月。敌兵深入陕右，远远攻破京西，陛下却完全不整顿军队，毫无防御，盗贼四处溃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无辜百姓数百万人横尸道路，怨气上达天日，使太阳昏暗无光，飞蝗遮蔽天空，动辄持续十天半月。此时却还制造礼乐文物，耗费不可计数的钱财，甚至在城中举行郊祀，朝廷上下动容相互称说这是中兴。敌骑乘虚直捣而来，行在只得匹马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再次血流成河。等到恢复正统以后，宝位迁到建康，却没有作长久的谋划，百事衰败松弛，淮南宣抚军队始终没有派遣出行，自行划定大江为界，轻率地丧失了地势。一味畏缩，只求远行巡幸，军民怨恨叹息，异口同声，国家存亡的决断已经近在眼前。像这样的事情，前后有十多条，都是所谓举措失去人心的大错。自古衰亡之事本来不足以说，请只谈中兴：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无不任用贤能，修治政事，整治军队；而他们奋发刻苦、严厉自励、期望必然成功，又都根源于愤怒、羞耻、怨恨之意，不能报仇，始终不肯苟且自安，所以能够光复旧有疆土，各自都称为贤君。从来没有在衰败、危险、决绝之后，窃窃然因循陋习还以为光荣，洋洋自得地苟且偷安，却能够长久不遭祸患的。替陛下谋划，应当怎么办呢？可是黄潜善、汪伯彦、颜岐却用像乳母哄护婴儿的办法对待陛下，说：“上皇的儿子将近三十人，如今只剩下圣体，不能不自己珍重爱惜。”他们竟不知道太祖辛勤劳苦取得天下，历代圣主战战兢兢地继承守护，不敢使它坠失。如今宗庙被草莽埋没，陵墓宫阙受到畚锸惊扰，堂堂中华被戎马践踏，赫赫帝业成为敌骑的营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既然如此，那么黄潜善、汪伯彦之所以误导陛下，使陵庙陷落、土地缩小、生灵丧亡，难道能与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相比吗？陛下当初继承帝位，既没有迎接二帝的谋划，又因循苟且而远行巡狩；也没有守护中原的谋略，以至于到了今天，德义不能取信于人，号令不能施行，刑罚没有威严，赏爵不能劝善。巡幸所到之处，百姓把淮甸视为戒惧；车驾驻跸的地方，人们把敌人到来当作忧患。东南州郡，难道还能够承受翠华车驾无休止的巡行吗？如果不改变道路来挽救将亡的局势，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友的过失，常常受到父兄的责备；人心已经离去，天命难以依靠。即使想要寄身山海之间、跋涉崎岖之地，臣恐怕这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如今的办法，希望陛下把过去的过失一概反转过来，那么就一定应当下诏说：“继承大统，是出于臣民的谄媚而没有觉察其中的错误；巡守东南，是出于侥幸之心而没有预料其中的祸患。经历变故，仅仅免于危亡，这是上天在警戒微末的我，使大宋不至于失去旧有的疆土。金人贪得无厌，令鲜血遍染中华，蚕食并吞，扶立僭伪，以混乱取代治理，使臣下成为君主；朕与他们义不共戴天，立志要洗雪耻辱。父兄漂泊在外，陵庙荒废残破，罪责就在我身上，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责任。我要用这些事情号召四海，震动人心，不敢顾惜自身，决意讲习武备；然后选择将领、训练军队，穿上战衣亲临阵前，巡视淮甸，上达荆襄，收罗当地豪杰英才，发誓用战争来平定天下。忠义之士一定会像云聚、像影子随形一样汇集，天下勇武之人一定会响应而迅速奋起。国家用度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担心没有财物；铠甲战马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担心没有装备。有道义便多有援助，谁不会顺从呢？秦陇虽远，勇士骁骑也可以坐等而来；齐鲁虽然失去，丰厚的钱财货物也一定会自行竭力输送。陛下凡是想做的事情，哪一件不能如愿？这其中的利害，难道能和退守吴越、日益走向灭亡相提并论吗？臣不自量力，常常为此痛切叹息。既然不能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先行开启战争；而臣从事简册，讨论古今，当然应当忘掉自己的昧陋，稍微帮助谋划国政，于是冒昧为陛下筹划中兴的办法。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停止和议。和议之所以可以商谈，是因为双方用兵，势力相当，利害相等；不是强弱盛衰不相称的双方所能达成的。而和议的主张却出自耿南仲，这是为什么呢？渊圣皇帝在东宫时，正值宣和末年，王黼曾多次想要动摇他。

译南仲任东宫官员，想不出办法，便归附右丞李邦彦。李邦彦当时正受宠，又暗中为将来打算，每每借王黼的劝说，颇曾调解纷争。这也由于上皇仁慈，本来没有更换太子的意思。不久渊圣继承帝位，逐一升迁前朝大臣，李邦彦任次相，而金人突然来到城下。李邦彦只是个善于谐谑的小人，哪里懂得长远谋略，于是提出议和。南仲凭借宫傅的显要身份，正奉护椒房宫眷出奔。听说皇帝的车驾坚守到陈留才返回，自己惭愧于失策，于是依附李邦彦，阻挠种师道出兵击敌的谋划。这样，覆亡邦国的祸患逐渐滋长起来；他们分结朋党、培植党羽，一定要压倒对方。主张作战的，只有李纲、种师道二人。王黼一离去，国事议论便纷乱起来。又从中制止河南的军队，必定要使它陷没，以此证明和议必然可信。徽、钦二帝远去，宗族全部迁徙，中原百姓遭受涂炭至今更加严重，根本是由于南仲主持其事，李邦彦为了报答私恩，不替国家考虑所造成的。他们的党徒相互附和，凶狠嫉妒、纠缠固结，宁可误害赵氏，也不愿辜负耿门，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假使议和能够成功，那么渊圣就是执守德行不坚定，逐渐导致祸败；而陛下又用卑下的言辞、丰厚的礼物，退避土地、称臣称服，什么手段都用尽，乞和的使者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当然会使金兵稍稍缓进。然而如今南迁偏处东南，万事都不能争胜：送纳贿赂，谁能比京城宫室更富？送纳人质，谁能比二帝更贵重？馈送子女，谁能比中原美人更多？遣送大臣，谁能比变节的宰辅更合适？深思远虑，反复计算，所谓乞和，必定没有能够成功的道理。为什么经过多年仍然没有效果呢？自古以来，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时，他们在边地得志，必定并吞扫灭敌人，以显示国土广大；轻侮亡国、夺取乱国，竭尽兵力而后停止。中国是礼义的发源地，凭恃强盛欺凌弱小尚且如此。如今却想用廉退慈仁、君子长者的做法，寄望于侵凌强暴、反复无常的女真，雅满，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认为强弱的形势完全不能相比，即使向前进军，也万万不能抵抗，那么自古以来徒步奋臂、没有尺寸土地却争取帝王事业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恭请陛下明察利害的根源，停止和议，专心讲习武备，把原用于使命的礼币改作养兵费用。这就是晋惠公征集修缮、树立圉官的策略，也是汉高祖迎接太公、吕后的谋划。实行并坚持这一点，坚定不变，也许能使敌人知道我们怀着愤怒、必定战斗的意志，皇帝的车驾在沙漠中或许还有返回的日期。否则如今偏处东南，万事不能竞争：收受贿赂，哪里有京城宫室富有？收受人质，哪里有二帝贵重？馈送子女，哪里有中原美女多？派遣大臣，哪里有变节的宰辅更合适？深思远虑，反复筹算，所谓乞和，必然没有可以成功的道理。从前北方敌军到达澶州，王钦若、陈尧佐请求皇帝临幸吴、蜀，只有寇准劝皇帝亲征。成功以后，王钦若羞愧怨恨，找不到借口，便挑拨真宗说：“当时寇准难道真有什么好计策吗？不过是用热血相泼，譬如赌博，把陛下当作孤注一掷罢了。”假使君主不明察，那么王钦若的话就会被看作爱护君主，而寇准的功劳就会被看作侥幸取胜。如今主张议和的人，其情形一一都出于此。如果能够彻底停止他们的议论，陛下不借此敷衍民众的愿望，大臣不借此宽免自己的责任，那么就一定是在谋划善后了。事情有缓急，治理有先后。既然已经决定讲习武备，其余政务中有因时间和精力不足而顾不上办理的，应当设置行台分别处理。如今典章文物一概荡然无存，各部门官府几乎成为虚设，绝对不可缺少的，只有吏部、户部最为急迫。假如确实让江淮、两浙、湖北都依照八路的制度，慎重选择监司交给他们，那么吏部铨选事务也可以减省，只须设置侍郎一员、郎官两员、胥吏三十人，所谓磨勘、封驳、奏荐、常规事务，都可以按章办理。户部是用来治理天下财赋的，如今四方贡赋很久没有进入王府，往往被州郡以军务紧急、便宜行事为名截留使用；经常性的财赋制度一旦破坏，便不容易恢复治理。我私下观察行在的支出，每月不下八十万，只是依靠榷货、盐利作为无穷的财源。因此我认为应设置行台，可以在建康，也可以在南昌或江陵，慎重选择一处，用来安置太后、六宫和百司；让年高有德、熟悉政务的大臣总领行台，谨慎遵守成法办事，郎官、吏员以下不轻易调动；留下适量兵将作为营卫，命户部计算费用、调度供给。对于那些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作用、只会白白耗费国用的机构，一概裁撤。陛下奉祀宗庙社稷之主，率领军队巡行各地，广泛整治军务，往来于各处，不固定居住。至于侍从臣僚、师臣、监司以及要害地区的守臣牧守，则应特别用心，按照时日考察其贤能与不肖、功劳与罪过，及时升降进退其中显然者。粮饷的权力，自然应专门责成宰相负责，再选派发运使来协助下达执行。正如汉代委任萧何治理关中，唐代委任刘晏治理东南；经办财政能得到合适的人，经过若干年，量入为出，何愁没有财物？所谓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扶助颠危、支撑危局，责任十分重大，不只是早朝晚见、坐在政事堂里，对无益的文书末节疲惫应付，调换空缺和次序来安置亲旧，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古代君主临朝处理政务、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必定委任宰相；难道只是从礼仪和外表上尊崇他，完全听任他去做吗？也必定要深加防范，使一切明白清楚，按日按月考察他的功绩成效。陛下看今天的国势，哪一样胜过从前呢？这在陛下心中自然会明察，臣不敢深论。大乱之后，风俗衰败，要亲自率领天下使它彻底改变，就在于陛下务求实际功效、去除虚浮文饰。整治军队必须精强，任命将领必须贤能，政事必须修明，发誓平定大敌、绝不打退堂鼓，这才是孝弟的实际。派使者乞求和平，广泛送出金帛，不以卑辱为耻，希望侥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这是孝弟的虚文。屈尊自己、诚心招来天下贤士，广泛询问谋略，信任并任用他们，以求取得成功，这是求贤的实际。没有见到贤人时好像不能见到，一旦见到却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实行，或者因为那些苟且卑贱、求取进身的人，便一概轻视天下士人，只作表面礼貌、对外显示美名，这是求贤的虚文。听取忠诚耿直的意见，不怕触犯违逆，不只是表面听从，而是一定从内心改变；只要有利于国家，当天就实行，这是纳谏的实际。和颜悦色地称赞好，泛泛喜爱他的说法，合意就高兴，不合意就搁置；所加官爵不能使人受到劝勉，或者内心厌恶其切直，便借其他事情把他调走，这是纳谏的虚文。将帅的人才，必须有智慧能谋划，有勇气能作战，有仁心能守御，有忠诚绝不欺骗；得到这样的人任用，然后用恩德待遇他，用威势驾驭他，用诚信结交他，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才是任用将领的实际。

译庸劣奴才和低下的人才，本来没有智谋勇力，见到敌人就溃败，与盗贼没有区别；却与他们亲厚相待，不能确立尊卑威严，赏赐过度，官职超越界限，以为这样可以收服他们的心，实际上只会使他们更加轻慢；听信他们荒诞夸大的话，却希望他们有朴实守命、听从命令的功劳，这是任用将领的虚文。裁减淘汰疲惫、衰老、患病、羸弱的人，提升选用强壮、健康、骁勇的人。分别驻屯在各处，设置营房安置他们的家属；积聚粮食布帛，供足他们的衣食；选择众人畏服信任的人统领他们的部伍；申明等级制度，改变他们骄横放纵、强悍悖逆的习气。大体要像周显德年间，世宗命令我太祖时的做法，然后给他们配备精良铠甲，交给他们锋利武器；进攻作战、取得首级俘虏就厚加赏赐，战死就抚恤他的妻子儿女，退却溃败就杀其本人，投降敌人就诛戮其族；命令一定执行，丝毫不宽贷，这才是治理军队的实际。不加区别地一概安养、姑息，只怕一个人变了脸色不高兴，侥幸没有发生事情就说是大幸，这是治军的虚文。慎重选择部刺史和二千石官员，一定要选明智、仁惠、忠诚、有才智的人，使他们长期任职；惩治革除弊政，严厉铲除奸贪赃污，以消除百姓的祸害。即使军队骚动、盗贼尚未平定，也一定要使宽厚抚恤的政策真正施加于百姓，牢牢团结即将离散的民心，不使他们溃散叛乱，这才是爱民的实际。诏令从上面发出，残暴的官吏却在下面阻挠；以出力自保为诱饵，便征调百姓的丁夫；以犒劳军队、供给军需为诱饵，便大量搜刮他们的钱粮。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是涉及军需的物品，每天都索取，件件都要征办；借机作奸舞弊，百姓已经不堪承受，却又在赦令中宣布免除税租，实际上不能免，不过是姑且用来欺骗百姓，这是爱民的虚文。至于保卫宗庙、保卫陵寝、保卫土地、保卫人民，如果用这六项实际内容贯穿其中，才是天子的实际。陵墓宗庙荒废倾塌，土地疆域日益缩小，贵族和百姓都被当作肉和血来牺牲，在这种六项虚文之中，陛下头戴黄屋之盖，搭建幄殿，天将破晓便乘车出行，房宿形的雉尾旗和金炉夹侍在两旁台阶，仗马卫兵整齐分列，仪式俨然；赞礼者引导百官依次入内奉行起居礼，退下以后，宰相大臣恭敬地上前，插笏出奏，司辰官唱报正时，皇帝车驾便入内，仪仗也出去了。就这样每天度日，而国势却越来越卑弱。那粘罕昼夜磨砺兵器，跨过黄河，越过泰山，像闪电一样扫荡中原，已经有吞并江湖、蹂躏衡山、霍山的意图；我们却还挟持着这些虚假的器物，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这就是天子的虚文。恭请陛下重视实际功效，不要爱好虚文，在这七件事上振作精神、慷慨奋发，竭力谋划。如今宿卫单薄羸弱，国威消磨受挫，臣曾经说过，应当尽早召集京师卫士赶赴行在；又从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两广等地降等发遣，抽选禁军征发充用。加厚御营正兵的编制，增加他们每月的廪禄，精心训练阅习。陛下亲自统率天子的军队，军队一旦强盛，中原的变乱自然会平息。从前汉高祖曾在成皋大败，后来只带数名骑兵渡河，进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取他们的印信，改换安置诸将，于是军势重新振作。这是取得统御将领的大权，即使是像韩信那样的才智，也不能测知他的意图，所以他取得秦国、消灭项羽就很容易。陛下如今想在刘、韩、张、辛四人的军队中有所调动、撤换或废置，臣知道您做不到。权力既然偏重，权柄既然倒置掌握，他们一定会认为陛下一天也不能舍弃他们，傲慢跋扈的行为就会日益滋长。陛下以孤立之身寄身于他们之上，怎么能使这四个人永远没有怨怒、互相激发而不发生变故呢？刘苗之乱仓促发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汉献帝时，君主权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将小将的身份轮番劫持皇帝车驾，甚至拿臭牛骨给皇帝进献食物，万乘之主被叛臣劫持，这是已经发生的鉴戒。臣认为今天现有的军队一定不能使用，既然还没有办法大规模更换，不如先集合天下精锐军队，增强御营的势力，然后才可以压制强悍将领和骄横士兵。强将骄兵既然不敢妄动，服从纪律，那么四方溃散的军队以及纷纷起来、不得志的盗贼，必定自然安定平息。若还有猖狂不守法的人，就派偏师率精锐前去擒获消灭，于是停止招安的办法。况且陛下把雪耻复仇作为自己的责任，凭大义行事，天下凶恶顽劣、不讲道义的人，本来就将收敛衣襟、倒转兵器，听从驱使的命令。汉光武成为铜马帝，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东南的禁军既已兴起，就再命令福建组织枪杖手；在建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四郡精选一万人，各自选择当地豪强统领督率，分别驻屯本地等待征发。命令两浙招募水手，并选调各州撩湖、捍海等兵，全部交给水军训练战舰。命令江东、江西、湖南、湖北招募弓手，用官府闲置田地供养这些人；每人得到一顷田，除缴纳正税外，其余科敛一概免除。命令广西以及辰州、沅州、鼎州、靖州，从现有的各峒丁中，实实在在选取有技能、强壮勇敢的人，不取虚报的数目；分班轮换，屯戍襄阳，作为山林溪谷各处的援助。把京西、淮南荒废而无主的土地作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以及本路流徙的人，略依古法平均调节；选择强健勇武者加以训练，使他们一边耕作、一边作战。文武臣僚中有明白熟悉营屯事务、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就任用他们来负责。以上六条，虽然不全是讲习武备，却一定是急务，也不可不作为辅助措施。陛下试着让执政大臣抛开文书细节，不要另立说法互相争辩，日夜谋划，选择人员办理这些事，一定会见到成效。到了那时，如果军队仍不强大、敌人仍不畏惧、盗贼仍不平息，然后才可以归结为天命，认为再也无可作为了。否则就是自己抛弃自己。陛下如果有自我放弃的念头，却想在眼前三四个庸将和数万溃兵中求得长久安定，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人一定会说，兴兵作战，百姓受害最重；如今如果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做，恐怕还没有能够损伤强敌，自己却先伤害了百姓。臣回答说：自从敌军南下以来，国家年年以和好自处，从未敢拿兵器向北进攻，都是因为爱护百姓、害怕劳累他们。然而黄河以南，连接数十州的土地，城池倾覆、百姓被杀，不可胜数，难道这是用兵造成的罪过吗？

译假如有一座城、一个县，能够率领激励军队，发誓死战；一个郡不能取胜，另一个郡接着抵抗，难道不仍然胜过束手屈膝，死在白色大棒之下吗？关键在于任用的将相处置得当；这样，即使让百姓冒死作战，他们尚且不会怨恨，何况是为了用兵保卫百姓呢？汉光武消灭新莽以后，东征西战，尚且经过十多年天下才安定；当时难道没有劳民伤财的事情吗？只是所谋划的事情重大，就无暇顾及细小损失；能够在军队纷乱之中始终怀有爱惜生灵的心意，所以得到上天帮助、人民归附。假如只是坐看四海流血，却躲避用兵的劳费，那么舜就不应征讨三苗，启就不应讨伐有扈，高宗就不应攻打鬼方，宣王就不应讨伐玁狁，这就是因噎废食，不是通晓时务、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自古以来图谋帝王、霸业的人，必定确定根本之地并牢固守护，而不是说一定要建都在那里。陛下家世都城在汴京，舍弃汴京还能在哪里建都呢？如今想利用关中来控制山东，力量却达不到。考察南渡六朝的遗迹，就不能舍弃建康。即便如此，想要谋求进取，也不是坐守不动就能必然成功的，还要观察进取形势的便利，利用它来谋求成功。臣私下认为，只有荆襄防地最为有利。春秋时代，楚国曾凭借这里与中原大国抗衡，窥伺周室并询问九鼎的轻重。三国割据时，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惊骇得连筷子都掉了。六朝建立以后，虽然南北的形势已经分开，也一定更加重视上游。庾亮想经营中原，便先分兵戍守汉水、沔水一带；宋太祖想攻伐北魏，便先扩大襄阳的资力。所以晋代何充说，荆楚是国家的西门，土地连接赵地、蜀地，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平定中原，失去合适的人国家就会忧患。如今湖北连接京西，虽然没有大的险阻，然而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这是管仲所不敢轻视的；土地接近中州，南北上下不过千里，险要容易防守，不像淮水、泗水一带是空旷平原，平衍开阔，四通五达，容易进入而难以防备。曹操用兵，仿佛孙武、吴起，然而在赤壁失败灭亡；防止不能救援的情形，于是难易的形势就可以看清了。如果确实能够屯垦唐州、邓州、襄阳、汉水一带的田地，用来供养新兵；调出广西、武陵各峒的丁壮，再施用黔地、獠地的军队；修筑坚固堡垒，列兵守卫汉水之上，以水军阻截，以正规军经向布置，以弓手和民军横向布置，牵制江州、黄州，声势迅速影响庐州、寿州，那么进取的根基就建立了。然后陕西的声势、联系和血脉便能贯通，骑兵可以到达；四川、两广的财富，都仍如同外府，容易用来供给聚集。这同漂泊在大江以南、栖身蛰伏于东海之滨相比，险易利害相差太远了。建康固然是六朝旧都，甘心守在偏僻一隅，拖延国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臣却独自认为不可以。因为陛下所负的责任，与晋元帝不同。西晋被刘聪吞并以后，再也无力建立国家；怀帝、愍帝两位君主都被弑杀，所以元帝从琅邪王起家，又凭借王敦专权时淮南十年的威势，起兵承继帝位。然而传了十代，享国一百年，强臣在内叛乱，边地骑兵在外逼迫，能够勉强存续，仍像系在旒带上的玉串一样危险。当时并不是没有谋臣猛将，率领重兵出入作战，最终不能重新夺取中原，不只是因为天命，也是形势造成的。如今陛下的父兄在敌人那里，本来平安无恙，却住在穹庐蛮帐之间，被拘留并与杂类聚居；他们的衣服饮食、居处行动，哪里能与中国普通百姓所享有的待遇相比？他们听说陛下继承宝位，一定日夜向南眺望，说：“我有子弟做了中国的帝王，我回归或许有日期吗？”在极度痛苦、忧愁、荒凉、屈辱之中产生这种念头，说出这种话，到如今已经三年，日益逼迫、月益急切，而献策的人却正想引导陛下向南巡幸，使日期越来越远、越来越遗忘，于是竟不再有复国之心，另寻建都的地方，这是臣深深不能理解的。如今河北、河东的百姓知道朝廷不再顾念他们，想来已经甘心侍奉敌人；山东、京西、淮甸的百姓还希望陛下没有忍心立即抛弃他们。如果再拖延岁月，来不及救助他们，那么怨恨陛下而成为敌国之民的，到处都会这样，又何必等到粘罕呢？到了这种时候还想建都，不仅不可以，也一定不能实现。因此臣希望陛下先命令吕颐浩、杜充分别率领诸将渡过长江，广泛开垦荒地，整治盗贼；陛下亲自带领精兵二三万人，在稳固隐密的州郡作为车驾的护卫，迅速设置营舍，安置保存所谓老小家属。陛下带着这些军队渡江向北，缓缓策马前进，派使者巡行询问父老，安抚慰问在兵刃余波中幸存的百姓。到了荆襄，就规划处置，把那里作为根本之地，正如汉高祖对于关中、光武帝对于河内一样。即使巡行往来、四方出兵征伐，也一定要牢牢守住、必须争取而不能丢失的地方，应以荆襄为重。陛下正当年轻，不像古人白发时才举事、只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成功；如果真能坚忍奋发，卧薪尝胆，长久坚持去做，却仍不能成功，那么书传所记载的周宣王、汉光武的事迹，都将成为欺骗后世的妄言，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了。陛下聪明洞察，一定不会这样认为。上古帝王治理国家的办法，是使宗族敦厚和睦，强化根本、削弱旁支，以此巩固根基，延续上天赐予的福命。因此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都传了几十代；周朝又特别长久，大概是因为大力建立宗室，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藩屏。推究他们的用心，大概是把天下看作公共之物，而不看作个人私产，不像后世那样凭智力和权术把持天下，心胸狭窄而多疑忌；即使有骨肉至亲，也瞪眼防备，不肯给他们丝毫权力，害怕他们伺机倾轧自己，灭亡的秦朝就是如此。汉朝把秦朝作为鉴戒，于是大封同姓诸王，规定非刘氏不得封王。到了后来，光武帝、刘备都凭宗室身份倡导义举，在宗室几乎灭绝之后重新兴起。汉高祖本来就是想为长远无穷的国运筹划，并非只为自己一身；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大力庇护子孙，使万世都能享有血食祭祀。然而封建宗室，正是固守天下的重要方法。如今陛下的宗族向北迁去的已经很多，侥幸免于迁徙的又能有多少？而黄潜善、郑鼔这些小人见识浅陋，没有长远眼光，认为陛下以旁支之子入继帝位，又不是根据正式传位的命令；在国势尚未平定之时，恐怕至亲内部会有非分的希望。他们考察这些事情，一定曾进言制造疑惧、虚张声势，以恐吓动摇圣心。所以从南郡直到维扬，诛杀之刑、疑忌之意接连不断地出现。

译即使他们的罪过有些是自己招来的忧患，但恐怕也未必全都出于治理亲族、整齐家政的美好意图。如果果真如此，想靠这种办法保全国家、延续国运，就困难了。如今应当在同姓宗族中，不论亲疏，选择贤能人才，分布在朝廷内外，广泛加以任用；其中声望和实际才能特别杰出的人，陛下应当留下来担任宿卫，辅佐王室。那些有克敌制难功劳的人，应逐渐实行封爵赐土的制度，使他们星罗棋布、棋子般分布，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延续国家如一线般的国运，使仇敌知道赵氏居于中国的宗族仍有如此众多，失去后又能复得的，不只是陛下一人。这样，他们扑灭火焰般横暴的心思、另立异姓的叛逆谋划，或许可以稍稍停止吧？开创基业、垂下统绪的君主，必须建立纲纪留给子孙；继承世系、承接次序的君主，必须守住纲纪以效法祖宗。纲纪存在，国家就存在；纲纪灭亡，国家就灭亡，所关系的就是这样。一名君子被任用，众多小人未必就会退去；一名小人被任用，众多君子却一定会退避。两者势不两立，而君子一方总是艰难，大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到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有时被任用；但罪行显著就斥退他们，君子有时也会被废黜；而忠诚显著就收用他们。所以成就当世功业、留给后人辅佐人才的，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却不是这样：排斥断绝君子，一旦斥退便不再召回；尊崇信任小人，一经任用便不改变。因此败坏当时政事、给后世造成祸害的，都是小人。仁宗皇帝培养的君子既然已经长久而遥远，日渐消亡；王安石教养的小人才刚兴起而又接近权力，繁衍还没有停止。这就是误国破家的祸害至深至烈，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既然如此，陛下想寻求君子任用，却又不吝惜爵禄来待遇他们，难道不是极难做到的吗？君子还没有得到，已经任用的那些没有才能、败坏事情且罪迹显著的小人却稍稍聚集起来。他们没有到来时就召唤，唯恐他们不来；既然来了就任用，唯恐任用得不快。他们混杂着一同进入，党羽必然聚集。所谓悔过用贤的意图，与陛下拨乱反正初期完全不相称了。陛下的土地、金帛能有多少？难道经得起这类人夸夸其谈、轻率舍弃，把它们全部输送给敌国吗？想要招引豪杰、延请英雄，却树立这样的标准，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向前，车头朝北却要去越国。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者，这是太平以前陛下家法中的原则；用不肖者治理贤能者，这是熙宁以后陛下家法中的戒条。何况如今否塞的气运充满中原，阴险势力正在兵革中蓬勃滋长；如果没有世所罕见的杰出人才，在上下内外交替任用、相互配合，太平怎么能够恢复，闭塞怎么能够倾覆呢？这是整饬国家纲纪的第一件事。重视文治、抑制武人，是有国家不可改变的原则。汉高祖任用韩信、彭越，并没有让他们的地位超过萧何、曹参；光武帝任用贾复、耿弇，也没有让他们超过邓禹；唐太宗任用李靖、李勣，也没有让他们超过房玄龄、杜如晦；蜀先主任用关羽、张飞二位公，也没有让他们超过诸葛孔明。不只是礼仪文饰、等级待遇不同，他们用诚心对待这些人的方式也不同。如今儒学衰微，没有巨贤大德挺立朝廷，来取得运筹帷幄、指挥军队的功劳。陛下深深倚仗、视为心腹爪牙的，只有三四个庸将。这几个人按近来的标准衡量，尚且不足以抵得上种师道的仆役，何况希望他们成为古代名将呢？他们傲慢骄横、身躯肥大，却承担重任，让他们平定盗贼，有时尚且做不到，哪里敢指望他们向敌人射出一箭？自己惭愧无法塞责，便用夸大的言辞和诡辩欺骗圣听；对下面则用傲慢的言辞、倨傲的礼仪轻视朝士，说今天的祸乱都是文臣造成的。敌人正强大，不能与之争斗，就一定以退避自保，等待时机行动；又不约束部众，部众一行动就溃败，溃败就变成盗贼，盗贼就招安，招安就授官，如此反复循环，没有穷尽。他们给国家造成的祸害，哪里是文臣敢于想象的呢？我私下听说陛下推诚相待、安抚他们，结果过于优厚，使他们出入内禁也不按时节。小人不懂义理，习惯于熟悉的待遇，便以为君臣上下如同朋友同辈，倚仗皇帝的威灵，没有限度。受宠而不骄纵，骄纵后还能降服，降服后不怨恨，怨恨后还能收敛的人，很少。臣希望陛下把心腹之事委托给大臣，以礼貌对待近臣，应当使南衙朝士的气势重过这些人。天下怀才自重的人，一定愿意站在陛下左右；在缓急关头，一定有能够为陛下竭尽忠诚、气节不愧古人的人。和樊哙为伍，韩信尚且感到羞耻，何况儒士呢？臣参与内朝班次之后，想寻求像汲黯一类的近臣，却只见他们多半乘坐破车、驾着瘦马，在高门大马之间战战兢兢；军队中的低贱之人都可以用恶声喝问他们，他们不敢正色对视，稍稍触犯那些人的威势。侍从之臣尚且如此，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唐代制度规定监察御史品秩七品，穿绿袍，地位很低；然而奉命出使时，节度使尚且要带着弓箭在郊外迎接。本朝也取法这个意思，郎官出使时，位次排在转运使之上。这些做法都是想尊重天朝，使百姓习知上下尊卑的分别。按照旧例，宰相坐在待漏院等待早朝，三衙管军在帘外倒转仪仗，作声致敬后经过。吕夷简任宰相时，有位管军忽然在殿廊遇见他；吕夷简年老仓皇，来不及走下台阶作揖，并不是有什么悖逆的罪过。吕夷简却上表请求离职，认为这使朝廷受到轻慢；那个人也因此被废黜斥退，守分的严格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却看见他们分庭抗礼，照此类推，这种情形一日比一日增长不止；陛下如果不为他们区别、彰明名分，就是自己削弱朝廷的堂陛，再没有等级威严，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是整饬国家纲纪的第二件事。治理天下，必须任用笃实亲身实行的人，舍弃浮华轻薄的人；这样才能使教化美善、风俗良好。本朝自熙宁以前都遵守这个原则，到了王安石用类似佛、老的学说扰乱周公、孔子的实学，便把它断绝毁灭；史学也倡导虚无的说法，以此使天下的习气趋于一致。这种习气形成以来，至今已有五十年，士人以空话互相夸耀，却不适合实际使用；把实际办事看作粗俗的末节，说不值得谈论。有的人如果遵守规矩、保持廉正操守，稍稍不同于众人，就被群体嘲笑、整个家族讥讽，认为是异类；众人纷纷放纵行事，以至于败坏国家。二帝受辱，羿、莽专擅朝政，也被认为只是偶然如此罢了。守节而死、为国赴难的人，不过一二个，这就是浮华轻薄造成的祸害。

译想要改变风气、转移习俗，只取决于君主所喜爱和厌恶的是什么。韩琦、富弼在朝时，文武两班中，凡升朝官以上，都不许自行陈述请求磨勘，只听任有关部门举荐考核；因此用来培养和鼓励廉耻，扩张礼义廉耻四维。所以当时人知道自重，风俗忠厚。如今竟有身为从臣却自行陈述请求磨勘、乞求推恩转官而不以为耻的人。由此推衍开去，见到利益就忘掉道义，贪求所得就害怕失去，遗弃亲人、把君主放在后面，背叛篡夺，都可以逐渐发展出来。这是明君最为害怕、最应深切戒备的。如今一切教化的根源在陛下；如果竭力实行孝弟，天下忠诚顺服的人就会到来；喜爱贤能、远离奸佞，天下有名节的人就会出现；奖赏清白，贪污者就会被排斥；尊崇行为道义，奔走求进的人就会停止；表彰实际才能，荒谬虚妄者就会受到惩罚；尊重忠厚，残酷刻薄者就会远离。如果反过来实行这条道路，衰败的风气就会日益放纵，必定走到糜烂才停止。至于文章辞藻华丽、言语巧妙，颠倒是非、移换黑白，实在不应任用，以免助长浮薄风气。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谄媚张邦昌，说：“不是商汤、周武王那样以干戈取得天下，而是像尧、舜那样禅让。”等到替张邦昌写请罪表时，又说：“仲尼听从佛肸的召请，本来是为了兴复周室。” 纪信乘坐汉王的车，本来就是要欺骗楚军。颜博文是近世所谓善于作文的人，他的操守和手段反复无常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廉耻之道消亡，礼义廉耻四维大坏，国家也会随之败亡。陛下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整饬国家纲纪的第三件事。法度，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号令，是用来推行法度的手段；信义，是使号令真正得到贯彻的根本。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百姓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圣人重视信用，甚至把死也置之度外，似乎有些过分。鄙陋的人和浅薄的儒生，把智诈诡谲当作手段，必定忽视这句话。然而真宗在澶州与契丹结盟，契丹遵守盟约，一百二十年不敢首先发动战争。宣和年间，宰相王黼突然破坏盟约，出兵联合远方夷族，攻打盟国，夺回景德年间的誓书，收藏到天章阁。天地鬼神共同监临、极其重大的誓约，是我们自己背弃了它，于是使敌人得到借口。金人对我们有什么怨恨呢？都是契丹挑唆他们，借金人之手、借兵力来报灭国之仇罢了。失去信用的祸害，竟达到这种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一点也不过分。而近来以来，朝廷对百姓失信，尤其严重。臣不能把所有情况一一列举，只如所谓“先前已经下达的指挥不再施行”，又如所谓“已经差派下去的人另行差遣”，这类奏报之语，必定每天都在陛下听政之处听到。陛下为什么吝惜不命令大臣，让他们审慎反复思考，竟然直接犯下收回成命的过失，以欺骗惊骇四方的听闻呢？如今外面的州郡专擅行事、不接受朝廷命令的逐渐增多，他们所凭借的指挥和役使，关键只在于号令发出时不审慎，便会被轻视；执行时不坚决，便会使人疑惑。既轻视又疑惑，那么制发命令的权力就不在陛下手中了。承受官既然多次奉行命令，实际上很难不说这只是略微应付、可以破例的指挥；否则便会认为早晚还会再次更改。近在朝廷中尚且有这种风气，远方四方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陛下即使有真正贤能的人，把他交给地方治理，实行仁政恩泽，传播给百姓，也因为这个缘故，怎么能责求他的功效呢？百姓虽然愚昧，却习惯于观察和认识事物，一定会认为朝廷的命令全都是欺骗我们。这种念头一萌发，奸雄就能够诱导他们了。这是整饬国家纲纪的第四件事。郡守、县令，是亲自接近百姓的官员；监司，是统辖州县的长官。天下的治理起始于一个县，县治理好了，州就能治理；州没有不治理好的，天下就治理好了。明智的君主一定慎重选择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得到合适的人以后一定让他长期任职，以考察功劳罪过的实际，再施行赏罚。近来以来，朝廷调换郡守、监司，没有一个月不发生，几乎数不胜数。东南的路分不过十多个，为什么还要这样纷纷调动？陛下应当查察其中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没有才能而罢免吗？那么为什么不在任命以前审慎考察呢？只恐怕未必是这样，特别是出于当权者的私意罢了。民力已经困乏，财用已经枯竭，溃兵和大盗正在其中横行，军务和军需又交相压在上面。朝廷忧劳叹息却来不及救助，难道还忍心不替他们选择忠信的长官、慈惠的官员来抚慰安定吗？臣希望陛下郑重诏告大臣，从今以后，郡守、监司、县令一概以三年为任，除非有重大过失，不要轻易调动更改。县令不许随意接受奏辟而离任；其中有贪污、成为百姓祸害的，应依祖宗法令严厉惩治。仍允许内外侍从官举荐自己所知、适合担任县令的人，每年一人。以后若不如所举荐的人，就降官品作为警戒。重视这件事，也许能使这些百姓在沸鼎般的困苦中得到休息的希望。又如今吏部没有空缺可以安置等待入仕的人员，他们没有俸禄可得，只能一切苟且求取权摄职位来度日；看到在任官员不能胜任，便预先躲避祸患，求取差遣文书中“干办”的名义，苟且谋求俸禄粮食，再没有过去的志向，想要治理政事而使百姓安定，就困难了。如今希望专门委托各路帅臣、转运使、提刑，不论远近，限定一季之内，申报所属地区现任官员以及空缺官职中已经授任但尚未到任者的职位和姓名，参照三司的实际情况，交给吏部作为档案依据，以便执行差注。凡是以便宜行事、自行辟置官属的人，必须任用曾任县令、录事参军以上且没有过犯的人；那些通过奏补出任官职，以及曾因不称职、没有治理成绩而被罢免的人，不许奏请举荐。奏补人员必须依照旧法参加铨试；没有铨试的，则由各路运司每年考试一次，并且增加时务议论问策各一篇，精心选择、减少人数，合格者才出任官职，以杜绝请托、贿赂和冗员耗费粮饷的弊病，肃清仕进之路。政治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这是整饬国家纲纪的第五件事。臣资质平庸，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地方；然而我日夜思考，又考察古代，以公论衡量，所得关于当今事务的意见就是这些。虽然未必能全部说尽，也可以看见大概了。希望陛下触动内心、加以思虑，反复寻求其中道理，宽宏降意，开诚接纳并听取意见；万一有可以实行的，就以至诚恻隐、奋发干健的精神迅速谋划实行。日月不断流逝，岁月不等待我们；今天已经比从前困难，怎么知道后天不会又比今天更困难呢？过去的事情虽然不能追回，却不应认为无可作为便就此停止。上天注定的事情可以胜过人为努力，大福不会再次降临，实在值得深深忧惧。今年春天，雷声震动而下大雪，白虹贯日，太阳中出现黑子，钱塘发生变故，这些其实已经先出现了征兆。恭敬地说，上天以仁慈之心眷顾陛下，恳切深厚，降下任用贤能、施行美善的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译陛下出身于艰难之际，忧愤自伤，亲近书史，召见并回答士人，减少玩物享受，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也已经不再是维扬时的情形了，这是臣民共同知道的，不能加以欺诬。然而，责任越重，力量就必须越强；职责越大，忧虑就必然越深。天下百姓因为二帝的缘故，对陛下的期望并不只是这样而已。闰月金星侵犯大火星，光芒怒盛而赫然；九月初一早晨发生日食，车驾又有为思患预防而出行的举动，明堂于是空虚，阳德大为衰弱。钱塘是受辱之地，难道可以再次使皇帝巡幸那里吗？县名为柏人，汉高祖尚且不在那里住宿；如果前往会稽，幸临三衢，那么那里地势偏僻，扈从卫士更加劳苦，贡赋无法通达，财用更加困窘，道路艰难险阻，朝觐更加稀少，驿站传递更加迟滞，命令更加隔绝。人们知道陛下已经没有再兴复的志向，威权日益削弱，便无可瞻望；一旦士卒弃戈四散，谁能制止他们？只有陛下亲自振作才行。臣这番微薄的话，事理明白而事情顺当；若能思念迎回父兄，发誓报仇雪恨，奋发志气，刚强振作，有进无退，大概足以感发军心，率先激励将佐，在危急绝境之中求得保全生命之道。这不是怯懦畏避所能办成的。否则，姑且只依仗天命而不肯放弃，这就如同不在田里耕作，却空着肚子等待好粮食成熟；又如同不把麻绩成线，却裸露着肌肤等待野蚕结茧。这在事理上是绝不可能的。况且，百姓拥戴宋朝并无二心，只是因为祖宗的德泽深厚，人民不忍忘怀；即使陷于极度困苦，仍未瓦解；即使怨愤极深，仍未反叛。然而根据近来巡幸经过之处来看，道路旁边乡里县邑的百姓，全都逃空了，以躲避兵卒。严重的地方，田地荒芜，房屋毁坏，生民聚居不能保全，满眼都是萧条景象，这与百姓欢迎圣驾、盼望临幸的美好景象完全不同；把这种情形传示四方，又凭什么彰显德政？不久前在建康，已经捕获敌人的侦察者，由此可知敌人虽然拥有十全的优势，却受长江限制，不敢轻易渡江。但听说敌军驻扎山东，正有几路军队一同进攻的谋划。陛下若不把重任深切托付给将相，及早做好防御遏制，却只想远远逃往幽僻之地，那么回头看各州郡，又将重新变成空城。百姓必定会说：君王尚且畏惧逃避，凭什么责令我们守城？民心见到这种情形，怎么能长久忍受而不发生变乱？他们如果不望风归顺敌人，就必将推举贤能之人来保护自己、治理地方。陈胜、吴广由于百姓不堪忍受而起事，刘邦、项羽又乘势而起，秦朝终于灭亡，大概根源就在这里。古人称中兴之治，说的是拨乱世而复归正道。秦朝不行正道而极其混乱，汉高祖使天下复归正道而兴盛。王莽不行正道而极其混乱，光武帝使天下复归正道而兴盛。隋朝不行正道而极其混乱，唐太宗使天下复归正道而兴盛。唐末五代不行正道而极其混乱，我太祖皇帝使天下复归正道而兴盛。所谓复归正道，就是改变原来的道路，追究败亡的原因，把它们全部更改并除去，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如今的混乱也可以说十分严重，能否复归正道而兴盛，在于陛下；最终衰颓而不能振兴，也在于陛下。敌人虽然强暴，但其灭亡可以等待；只怕中原豪杰因此而起，反过来纠正我们的混乱，兴起他们的治理，那么陛下的大业就完了。天下人会把这些事记入野史，写下善恶荣辱，流传给后世；后人观看这些事情，也就像我们今天观看古人一样。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取得天下，楚国拥有七千里土地，却替仇敌秦国效力。如今粘罕的强盛还不如秦国，他横行中国，人人都怨恨他，这一点又超过了秦始皇对六国的情形。东南形势险要，控制江山，兼有吴楚之地；西南有岭海作为屏障，疆域仍然完整自守。并不是像商汤凭七十里土地起兵那样，然而乞怜偷生的情势，却比楚国替秦国效力还要严重。这就是臣日夜愤懑、替陛下痛惜并为大臣错误谋划而悲伤的原因。从前宗泽留守京师，不过是一个年老的从官罢了，尚且能够以诚心鼓动众多盗贼，向北联络怀州、卫州的百姓，发誓共同迎回二帝，大家都相互答应，约定日期秘密响应的有数十万人。不幸被黄潜善所憎恶，百般阻挠压制，愤懑郁结而死，志愿未能实现。群臣也没有人敢把宗泽的谋划上达圣听，由此可知人心还没有厌弃二帝的恩德。何况陛下亲为人子，责任还有谁比您更重呢？如果陛下果真想面向北方有所作为，臣将看见锄头耰柄胜过惨烈的长矛，奋起的手臂威力超过铠甲兵器，四海之人都任陛下驱使，绝不会坐失防守的机会。只在于陛下防备还是不防备，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罢了。五路的事务，张浚已经着手安排；如今如果能使淮南、荆襄彼此呼应，使山东各军联合起来，那么敌人所要守卫的是数千里的土地，兵力分散，势力离析，就可以攻击其要害，捣击其空虚，攻其不备，从多方面误导他们，不因一时不利而厌战退却，以十年为期限。陛下必定能够扫除群邪，使天步重新清明，修复上京的宗庙宫室，前往巩县、雒阳拜谒神明之地，远道迎回父兄，使他们回到凤阙安居，再次亲临朝仪，永远巩固皇家的基业。那时陛下的忧患和责任才算结束，巍然南面称为宋朝中兴之主，永永远远万年，心中欣慰而不厌倦。若与今日这样屏息逃藏、置身危险而背负耻辱相比，岂不是与天地完全隔绝了吗？臣本来是疏远而无名之人，没有什么知识声望，承蒙陛下错误地顾念征召，提拔到侍奉左右的位置；陛下温和的顾盼和荣耀的宠遇，成为众多士人传说谈论的材料。臣重念自己掌管记注、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自从丧乱以来，典籍残缺，官署职责没有得到施行，尸位素餐，实在惭愧。何况眼见烽烟尚未平息，敌骑侵凌，皇帝车驾徘徊不定，百姓无处为死而战。臣在今日得以接近圣明，如果有所知却不说，有话却不说尽，假如不是害怕灾祸，就是欺骗君主。臣内心震恐，不能自已。臣愚戆冒犯，按理应当诛灭；只是仰恃陛下宽仁如天，因此不再恐惧。倘若这些话有可采纳之处，能够对国家大计有所补益，哪怕只有尺寸之功而能名垂竹帛，也是古人所看重的荣耀，更是臣最大的愿望。冒犯威严，臣惶恐不安，等待治罪。《斐然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十七 宋胡寅撰 寄给秦桧 我在丙午年冬天，曾多次想前去拜访，后来没有成行。前年陪侍家君向东行进，每次都承蒙相公问候；但那时我正遭母丧，不但不敢前去拜伏在屏门之下，也不敢贸然写信。只是我向往仰慕并感激您的诚意，至今何尝不在您的身边呢？自从相公在外地任职安逸下来，打算奉养老亲、闲居度日，到如今有了空闲，可以到您的斋阁中牵衣求见，稍稍聆听您关于道义的教诲，以此警戒自己。但吴楚相隔，遥遥数千里，有志愿却未能实现，因而更加思念牵挂，所以写信略表微薄心意。近世以来，邪说暴行横行天下，三纲九法逐渐湮灭。相公在二圣北征之日面临危难而献身，在众多奸邪相连为害之时以道事君，主持斯文，成为当世领袖，确实得到了古代大臣的义理。至于排斥放纵淫邪、拒绝诐邪之说，端正人心，止息邪说，使百姓不沉沦于异端曲学，这正是天下对相公的期待。我私下听说您闭门读书，讨论国家大业，磨炼心志、忍受性情，以承当上天降下的重大责任；德行声誉日益更新，见识卓越的人都钦佩赞叹。但我私下仍有疑问：听说相公相信佛教，亲手抄写《华严经》八十卷，经过一年才完成，不知您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佛教的道理，大概把人伦说成暂时的假合，把人世看作梦幻；它的言辞善于逃避而不考察实际事理。信从这种教说的人，必然弃绝君亲，扫除人间事务，只把自己一个人置于山林之中，惶惶然把死亡看成最大的一件事。凡是慈爱、孝顺、忠诚、顺从之类，为成全仁义而牺牲生命、舍生取义、扶持人伦、成为百姓生活大法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也不过像露水、闪电、泡沫、幻影从眼前掠过一样。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概超过庄子、老子流弊所造成的危害，也超过清谈误国的晋朝。自从临川王氏以二教相似的地方扰乱周公、孔子的实际教化，天下便纷纷受其影响：把内心和行为分成两回事，临难时忘记道义，见到利益便忘记羞耻；高谈阔论，诋毁名教，把剧秦美新说成通达权变，把历仕五代说成通晓大道。其结果竟使风俗大坏，戎马长驱，国君远行，宗庙荒废倾圮，中原动荡，逆贼扰乱常道，学士大夫拱手旁观，内心毫不触动，认为本来就该如此。更严重的，有人甚至到敌国朝廷向仇人称臣下拜，废黜君主、篡夺国家，安然行事而毫不顾忌。考察他们平日的作为，未必不是诵经吃素、归向佛门、礼佛参禅、嘲笑孔孟的人。这难道不正是把人伦看成假合、把人世看成梦幻所造成的祸害吗？相公践履正道、秉持节操，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舍弃一己之身来表明万世君臣的大义，而获得执政权，时间还不长，施政措施尚未完全实施。有一天，圣上醒悟而追念您的忠诚，迅速召您回来，图谋任用您承担士大夫的责任；天下仰望的人更加齐备，圣上的期待也更加深重，那么相公对于感通上天的治国事业，应当全部明白；对于隐居世外的贤才，应当全部知晓；对于奸邪的情状，应当全部查究；对于恢复疆土、铲除仇敌叛逆的方略，应当全部讲求。这些正是皋陶、伊尹、周公辅佐君主的事业，也是邹鲁先生教诲后世的道理，不是天竺之人以寂灭为乐者所能理解的。应当从六经中寻求，从前史中考察；相公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更应当潜心思虑并付诸施行。至于佛教所说香水海、妙高峰以及遍参互摄之类的寓言，又哪里值得拿来进献呢？从前我曾见观文李公写给故相吴公的信，论说《华严经》与《大易》没有区别，辞理宏大雄辩，确实难以窥测。不过我私下想提出异议：三代以前及三代之上，圣贤接连出现，天下大治，并没有因为没有佛教而缺少治国大典。到了汉魏以后，佛教逐渐浸染中国，聪明才智之士尊奉信仰它的，确实有一些人。然而拯救溺水、救治火灾，使百姓脱离困苦的，并不在何充、谢广、王缙一类人，而在诸葛武侯、东山太傅、李唐的狄相以及本朝的寇公。三纲九法所凭借而得以保存，何曾是读了不合正道的书以后才做到的呢？我正想向李公请教辨析，但李公离开了长沙，这件事在我心中始终不能释然。如今又听说相公每天进用寻常珍味，间或还用奇异菜肴，我私下担心嗜好会因此改变天下正当的口味，使那些无父无君的人崇尚佛教，更加归向认为万物本性皆空、遗弃世间牵累的习俗；如果他们以为像相公这样践履正道、秉持节操的人尚且有所取法，那么相公以天下为己任、使百姓免于涂炭的志向，岂不是始终和本末彼此不相符合吗？我还没有机会瞻望您的仪容，却贸然进献盲目的意见，实在是因为相公喜好善言、胸怀谦虚，如山藏物、如海纳川；我不敢自以为这些话不善，因而懈怠于不远行千里来相告。愿意把话说完，今后等待相公教诲。冒犯您的威严，实在深感惶恐。寄给张浚 私下听说大府长期驻在长沙，以重兵和厚赏迫使水贼投降，于是打通两湖的道路，截断外部联系的根株，专心防备秋季敌情，不受牵制，国家的形势实在万幸。这本来是郡县的职责、一名将领的功劳，只是过去失策罢了，不值得对相公称道。然而投降以后，如果发还耕牛农具，给他们田地，再有贤能的守令加以抚慰，使他们免除三年租赋，大概就不会再成为盗贼；但鼎州太守一类人并不是和善仁慈的人。其中有可以充当士兵的，熟悉江湖水路，应当利用他们的船只，另编一军，交给别的将领统率。然而近世很少有人肯采取强本弱末的办法，反而徇私顾情、害怕众议，任凭他们坐大，像封养疽痈一样；这样的人却是有的。希望相公趁此机会，改换郡守、监司；如果都能像张觷、柴武那样，不但人们没有议论，必定还能有安抚整治的功效。昨天见程千秋请求不要因各种限制而不能任用，让他破格选任一次县令。所谓各种限制，就是有欺诈官籍、负罪犯过而不敢赴铨选的人。让这样的人担任百姓父母官，我认为不对；于是曾上奏请求下令程千秋慎重选择合适之人。左相说：“没有人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不如问问谁肯去？”而且督府的任命已经下达，这只是照会而已，事情最终搁置了。

译正因为是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更应当用心选择，却让有种种限制、不可授予官职的人去任职；我因此怀疑相公只想迅速平定盗贼，却忽略了使百姓不再成为盗贼才是根本。百姓反叛和士兵反叛不同。比如防御盗贼，过去岳飞不是没有讨伐诛杀，也曾说盗贼已经全部清除，最终却仍不能断绝，反而跨越四路出没，为什么呢？因为州县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百姓无法回归本业，宁可去做盗寇罢了。水寇本来是由于政令烦苛、赋税沉重，又加上任用不当的人催逼他们，才在一天之内有两个郡响应；他们想杀的人，官吏排在第一等，只有拿耒耜耕作的百姓得以幸免，可见他们的心意了。一旦叛乱，数路交通梗塞，前后六年，使善良百姓陷于涂炭，失去每年的收入，再加上出师用兵的费用，不知道将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州县从一开始就逐一任用得人，难道会到了这种地步吗？过去的已经来不及挽回，今后仍可以追补，希望相公用心谋划。自古以来，英豪在治理残破局面之后，没有不削减州县机构和官吏文书的。靖州早就应当恢复旧制，改为渠阳砦；此前已经详细禀告过，盐政、常平事务都应当权宜废止，各司事务兼由一名漕臣、一名宪臣负责，也就足够了。县中只需一名县令、一名县尉；官员减少，事务就减少，费用也少，百姓便可以安居。如今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情，外部虽然有仇敌和叛臣，内部则有掌握重兵而难以驾驭的将帅、谋臣和武士；思考善后之策，却还没有找到办法。近来吕相国因私怨削减投降亲卫的兵力，至今没有恢复，人数日益减少；而精锐士卒、锋利武器、良马全都归于各位大将，名义上称为神武军，实际上恩惠和威权都不出于朝廷。他们欺骗君上、行徇私之事，自己培植势力；不把智谋用在敌人身上，却用来对付朝廷，虚报军队人数以领取粮帛，假称北伐以图谋军械铠甲，要求没有得不到的，言语没有不被听从的；从副将以下，遍置私人，军队驻扎所到之处，尽数夺取公家的利益。命令他们停止，他们不接受；禁止他们这样做，也无法制止；功劳小而赏赐大，有赏而无罚。即使国库有积蓄，百姓有余力，每年没有水旱灾害，单是坐着供养这笔巨大费用，又怎么能够长久？难道把这当作安定之策吗？何况再加上战争，接着又遇到饥荒；仰仗粮食供给一旦不足，抵御敌寇一旦失败，他们不是倒戈向内，就是拖着铠甲向北逃跑，否则就会散为盗贼，这是必然的道理。所幸还有一些小校分统的军队，可以由朝廷直接指挥。如今听说祁超的一军又被岳飞合并，而任士安、吴锡、郝晸、王宗等部，岳飞也都想要取得。岳飞本来忠义自立，起初并不是这样，是看到有人这样做而仿效的。近来王璘讨贼无能，他的军队并入韩世忠麾下。主将不好，换掉他是可以的，为什么竟连同他的部众也一并分割呢？祁超、任士安之事又比这更严重。这样推算，水贼中精锐善战的部队及其战舰，未必全部归于朝廷；他们的牛畜也未必分散给百姓耕种。自建炎初年起，黄相国采用招安的办法，流毒九年，完全改变了祖宗的军政，使天子没有可以亲自统率的军队，天下危急不安。相公如果不改制，这两种祸患仍然存在，那么议论者纷纷不满，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近来看到赐给军队的教令，似乎把军民分作两条道路，对军队优厚而对百姓刻薄，想要抛弃养生所需的五谷，却每天进献鸠酒、乌喙之类的毒物。我知道相公精忠而有远见，四海都仰望您，本来不是愚昧之人所能窥测的；但如果舍弃自己的成见而采用善言，勤于攻治阙失，把它作为平定天下的方略，那么相公就是有意追踪诸葛孔明的功业了。我承蒙相公知遇最久，岂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任，每件事反复思考十遍，希望有所补益呢？寄给宣抚使、枢密使 去年九月，我随从皇帝到达平江。朝廷鉴于维扬的灾祸，每天谋划远迁。我私下认为不对。维扬之祸，大概是谋划不善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逃避得不够早。可是当权者谋划议事，多半迎合宦官、宫妾爱护君主的情意，揣摩皇上的心意，贪窃美官，内心实在对此愤懑羞耻。因此我写成密封奏疏，陈述过失以及今日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把心中的话全部倾诉，不敢有丝毫隐瞒于圣听，也希望万一能够不辜负知遇之恩。意见虽未奏效，也没有获罪。这大概是因为皇上的听取采纳之德比从前更加宽厚，而阁下推荐引进、郑重称许我，虽相隔遥远却始终未变。恰好因为大人奉命到池州，忽然得到请求任宫观官的机会，我势必不能留下，于是又请求闲职，蒙受圣上俞允，辗转离开国都。敌军接连入侵，兵戈烟尘弥漫吴楚。盼望听闻您的旌旗入援、振大宋天威的消息，真是以一日当作一年，朝廷内外都急切盼望。如今承知您统领秦地军队已经渡过汉水以南，扶持国家形势，天下实在万幸。阁下忠义大节，光照一时。幕府宾僚又多有奇才俊士，施政筹划，动辄关系国家存亡。我早已专心于此，何况如今又疏远在外，临机应变，又不是我逆料所能做到的。古人说：“与治世采取同样的道路，天下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做同样的事情，天下没有不灭亡的。”拨乱世而复归正道，必须推究祸败从哪里发生，把它扫除消灭而重新整顿，这样才大概能够成功。因此，今天必须停止和议，必须任用君子，必须斥退小人，必须慎重使用名位器物，必须讲求武略，必须明确赏罚，必须选择守令，必须巩固根本支撑，必须建立藩镇辅翼，必须讨伐盗贼。这十个“必须”中只要有一个不实行，就不是拨乱而复归正道的方法。然而主张和议的人掌权，这十件事就一定不能实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道路不同，而且这样做对他们自身不利。如今想要拨乱反正，就应以停止和议为根本。这个主张不能实行，这些人就不能任用；君子一定可以进用，小人一定可以退斥，其余七件事也就会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主张和议的人起初并没有使国家覆亡的毒心，只是没有谋略所以主和，没有才能所以主和。土地并不是从他们自己家里割出去的，金帛也不是从他们府库中拿出来的，子女也不是从他们家中送出去的；他们姑且只求偷得眼前的安宁，以取悦当权者。和议长期不破，便会结成朋党，扰乱国论，扶立异姓，侍奉敌国，只要有利便去做，没有什么不可以。今天不征讨，明天不交战，每天削弱一股力量，每月砍断一条臂膀，割破皮肤、剜尽肌肉，捶入骨头直达骨髓；这虽让敌人得计，却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译这种主张如果不停止，即使表面上防御外患，祸乱的根机也会暗中发生，其危害并不在金人敌军之下。至于建都立国，恭敬地想来阁下已经有了定论，臣不敢妄自揣知。臣私下认为，奉迎皇帝车驾向西巡幸梁、秦，以图谋关中，是中兴的大规模规划；屏蔽江淮、加强上游、定居建康，是古代已经验证过的明智办法。可以实行就实行，不可实行就停止，顺应时势而制定变化，是明哲之人的通达见识。成败在于天，得失在于人；万物有本末，事情有先后，如果颠倒次序，从未见有成功的。如今缓急的次序，臣已经大略陈述在前了；天下瞻仰所寄托的人，除了阁下还有谁能承担呢？臣远居山林，职责本当缄默，却还这样喋喋不休，实在是因为把阁下当作知己。寄给赵相 自从承接白麻诏书、公布任命登上相位以来，您以正直之道担任次辅，接替庸邪之人；凭宏大才略处在蛊坏之时，天下都肃然起敬，庆幸明主英明，知道中兴有望。贼臣无道，挟持敌人发兵；追究祸患的根源，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相公要平定这场大难，必定已有成算，但臣从道路上听来的消息中，有些令人疑惑。诏书下达、宣布罪状进行讨伐以后，不知皇帝的车驾这次要到哪个都城？古人以君王逃避臣下为耻。有人传说宫省已经迁往泉南，而祠曹告牒下达闽广的次数又很多，且更加富足。如果确有这种打算，就不是莱公奉章圣亲征的谋划了。两军交战之时，内部治理尤其紧急；赏罚、号令必须有能够收服人心、挽回天意的措施，但功罪是非全都含糊不清，尚未分别明白。至于官员的去留任授、兵马的援应，命令不一，众人听从而不信服。这些事情恐怕都不是保全国家、制胜敌人的办法。近来朝廷议论只想安居江沱、向南奔走，不图向北进取；荆襄要地，几乎像荒废之地。自从岳飞奉扬天威，接受指挥，而援军不能接续，又轻率地召他回来。如今重兵全聚集在江浙，上游空虚辽远，完全没有保障。李成、孔彦舟等熟悉洪州、潭州的地理便利；如果皇帝车驾迁往两越，敌人必然留下军队驻守吴楚各路，使财赋、粮帛不能为朝廷所用。难道听说过举国逃避盗寇，乘着车舆轿子和船只，穿越烟瘴溪谷，逃到百越以外，而还能再次兴复王业的吗？荆南饥饿的士卒不满数千，鼎州、岳州正被水贼困扰；德安最为紧要，因为曾经妄自更换守臣，如今虽再次委任陈规，深恐已经错过时机。武昌名义上是帅府，实际上只能自保。只有长沙扼守江湖要冲，作为二广的屏障；这是关羽取湘西、杜预打通零陵桂阳、诸葛亮使南海一带利益尽归己方的地方。与各处相比，长沙还算完整坚实，但所依靠的只是吴锡一军，六七千人罢了。吴锡到湘中已经四年，多次建立战功，统率军队有法度，人们已经信服，全楚都依赖他。近来听说羽檄征召他前往江西，虽然帅司请求暂且留用，深恐没有得到允许。吴锡不可离开湖南，就像往年柴斌不可离开荆门、赵宗印不可离开郢西、近日陈规不可离开德安一样。用人如同用马，应当因其熟悉环境、习惯职任而任用，功效可以增加十倍。郑国的小马到了晋国便失败；所以廉颇在赵国时没有人能与他抗衡，等到成为楚将便不再建功，正是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不亲近泄漏机密的人，大臣则应当谋虑四方。孙皓末年，谋虑不能及远，撤去南郡的防备，专心经营下游，于是杜预、王濬…… 一举便攻取了它。如果一定要调走吴锡，那就是放弃三湘八桂的土地了。恳切请求朝廷留意。臣所希望的，是相公启发辅佐皇上，充分发挥独到的智慧，奋发神武，像光武帝昆阳之战那样，以三千人击破王莽六十万大军，难道能说人数少就不能抵敌吗？相公汇集众人的意见，广泛采纳忠言和益处，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寻求可以接受的教诲，虚心任用它们，像谢太傅淝水之战的功绩那样，以谢玄一军击退苻坚九十万，难道能说强弱不相称吗？再次安定宋朝，永远保有天命，君臣都显扬功业，不也是美事吗？臣在山间等待任次，没有机会到东阁牵衣求见，整天直言，而心中精微深远的想法，又不是靠文字删改所能完全陈述的。然而愚者反复思虑，也大致如前所说。臣对于侍读张公，也有请教禀告。仰望您的宏大器度，必定会赐予采纳。皇帝车驾出征，扈从事务劳苦，谨请您精心调理寝膳饮食，以符合圣上的倚重和信任。寄给张枢密 近来承知朝廷追锋召您，意旨非常严急，上天鉴察极其明白。我私下料想，您以精诚忠心报国，听到诏命便立即上路，不仅应当恢复过去执掌枢密的职位，也应当终于接受入相的请求。朝廷内外都仰望您，每天盼望明令。然而敌人并不好对付，蓄谋多年，而朝廷安于逸乐，不作长远考虑。一旦祸患发生，过去所忽视的事情使全国纷扰，这正是聪明人难以善后的时候。赵公既然将要掌握权柄，阁下又蒙受任用，国家宗庙的存亡，难道不在两位公卿手中吗？从前拨乱反正之初，忠臣义士之所以撕破衣裳、缠足赶路，愿意立身朝廷，是因为皇上进幸建康，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后来奸臣谄媚争宠，只说退避，不谋求恢复扩张；任用这样的人，施行这样的政令，竟安然与叛臣交通、接受侮辱。按照古训，即使苟且偷安些年月，不发动战争，也必定不是兴隆的征兆。如今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正是上天警醒，圣主充分发挥独到智慧，使人惩戒过去、改革国政、开启中兴的运势。臣下背叛君主，本来就是悖逆；君主逃避臣下，更是耻辱。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重要的是谋划坚定，不能轻易退转。从前苻坚以百万大军南伐，把晋国看得如同石头下的鸡蛋一般；当时也并没有君臣逆顺之类的道理。

译如果像前些日子诸公所谋划的那样，小则引退躲避，大则屈服投降，那么东山太傅谢安究竟凭什么能够谈笑之间制胜呢？阁下和丞相公应当慨然以古人自期，必定不忍心软弱委曲地走上使名望和实际都丧失的老路。国家兴衰、拨乱反正，全在人材；但识别人材很难，尧舜尚且为此忧虑。人的常情是喜欢看见别人的长处而隐瞒短处，喜欢听谦逊顺从的话而厌恶逆耳之言。于是，臣下只顺从自己的教导，朋友不如自己却阿谀奉承、求取合意的人日益聚集在身边；这样一来，担心有遗漏的事情，自己就无法知道；有人做了过错之事，自己也无法听闻。他的内心并非不想把事情做好，但最终陷入迷误、事业败坏，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人虽然难以了解，但臣独自认为，听到别人指出过错便高兴，听到善言便下拜，汇集众人意见、广泛采纳忠益，不愿听受谄媚之言而表面敬重正直士人的人，才是懂得识人的根本。能够不遗漏任何人，扶危持倾、兴衰拨乱便没有不能如愿的，又何必劳费心思、耳目，拘泥于具体事务的末节呢？如今圣上亲自统率六军，两位公卿共同辅佐王室，应当阐明大义，攘除群丑，严明赏罚，保固上游；这些大略已经写在丞相的信中，希望枢密您看一看；这里陈述的意见，也希望丞相能够兼听并观。我不等您询问便主动进言，实在是因为承蒙知遇，平日深思熟虑，想报效万分之一。仰望您的宏大器度，必定会赐予采纳。寄给折帅 我去年秋天曾经写过一封短信，似乎听说已经蒙您阅览。自从远居外地，久已不敢再次打扰。如今承知您接受重大使命，分守上游，镇守南方，替朝廷减轻西顾之忧。恭敬地祝愿您神明相助，万福。湘中近年来大劳未止，水贼接近边境，军饷频繁征发，奸吏又借机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人材和风俗，大多还保留宣和年间的旧习，至于每况愈下，则更加严重。枝叶已经枯萎，根本将要倾覆。像盗寇在三路出没，杨么阻塞两湖，并不是敌兵所致，实在是郡县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百姓生活困苦，才使善良百姓无端变成怨敌。发兵屠杀剪除，已经多年，盗贼却没有平定，百姓只更加困苦。边疆日益收缩，和议仍然不成；即使举行聘问交好的礼仪很多，也免不了营屯造成的横费。形势必然要加重征敛来帮助大司农，而这些鱼鼎之民又像牛山的树木一样，既逃不过践踏，又屡受斧斤砍伐。月月增加，年年滋长，最终实在可怕。如果推行宽政，必然又因缺乏财用而无法振兴。因此赦令反复叮咛，最终只是形成一纸文书；计臣软弱无能，立即受到责罚。考察历代衰乱之时，也有顺势维持的政策，但关键全在人材。只是识别人材困难，即使圣哲也为此忧虑。公有救济时局的方略，胸中蕴藏忧国的赤诚，本来曾经参与决断万机，安排政务有条理，升降任用众多士人，各按才能任使。如今中兴的征兆已经出现，却还迟迟看不到成效。请收敛并施行这些大的恩惠，施加于一方百姓，就像决开江河来灌溉几尺土地。只要有见识的人，直到那些遗民，都将由此观察您取舍、好恶的端倪，深思您施政措施的先后意义，目的在于巩固宗社长久的福庆，岂只是为了平息乡里的哀叹之声。每一举动都关系威严和福祉，在这种时候实在不容易。我恭敬地认为，凭您的宏才远略，处理事情游刃有余，应当早日请求外任，回去掌握根本的教化。臣先前奉诏，代理守护一个小邦，认为任期尚且遥远，还没有荒废继承前职、等待录用之事，所以不敢冒昧承受。幸而蒙恩准许罢免，便奉养老亲退居山谷；考槃之时恰逢您镇守此地，按礼应当前往拜访。道路相隔十舍，江水又隔着三处渡口，我跂足仰望您的旌麾，便写信陈述心意。说到崇尚诚实、去除虚伪，这是古人修养自身的方法；务求实际、去掉浮华，也是今日移易风俗的道路。臣另列一份请教的条目，谨此免去烦琐文辞，只希望您明察，特别加以鉴察。时值初寒、开府之初，谨请您上副圣上的倚重信任，精心调理饮食。寄给张浚 春天曾蒙相公赐下教诲，其中有询问之语。当时相公独自运筹朝廷，进退人物、施行赏罚，震动天下。凡是所作所为，想来都安稳妥当；即使想进言，也无从说起。如今大权掌握在您手中，已经超过半年。以功效考察，您比去年贤能的地方，本来就无法掩盖。相公道心高明，对世俗滋味淡泊；对于富贵权势，一定是不得已而接受，并无仰慕羡求；对于仇怨细隙，一定努力公平处理，并无报复；对于不同意见、不同方法，一定虚心考察采纳，并无嫌弃忌惮；对于亲戚故旧，一定看才能而选用，并无党私；对于谄媚之言和故意谦逊的姿态，一定以是否合乎正道来判断，并无喜悦。这样以后，您的诚心果真彰明，公道果真开辟，那么改革的成果不必等到很久就能取信于人，更何况已经半年之久呢？诸葛孔明废黜李平，廖立终身没有怨恨，这一定不是仅凭智力和权势就能使人如此。如今议论者有的根据前面五件事来窥测相公，而畏惧权威、追逐利益的风气日益盛行，士大夫彼此以闭口不言相告诫；他们虽然口头不敢说，心中却未必服从。人心不服，却能成就百世功业的，自古没有这种事。相公难道不稍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只有圣人才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即使大贤也难免有过错。相公才高天下，德行冠绝众士，可以说是大贤了。只是恐怕有人谈论古今、赞誉您的盛德，例如说您考虑周全而没有遗漏、善政已经无以复加之类的话，洋洋洒洒地传入您的听闻，这些话对您的德业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少。从前人材不善的，已经黜退驱逐；从前政事不好的，已经更改。关键是要使将来相公功成身退以后，您所任用的人、所施行的事，全都没有可议之处，不让别人借您的手来做不当之事；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这才算尽善尽美。如果说权力在手、政令得以施行，只要自己称意就够了，后来又何必顾虑，这就不是相公以天下重任自许的本意了。只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愚昧，采纳其中的忠心。寄给赵、张二位相公【诗见第一卷】

译臣承乏担任支郡职务，平常没有事情，不敢贸然写信来打扰您的阅览。但听说道路上的传言已经很多，有些话实在不得不冒昧呈于相公的千钧之听。有人说，两位公卿在细小事情之间略有隔阂，不知是否属实？如果没有，为什么人们议论纷纷？万一确有其事，臣私下认为二位不应如此。圣主即位以来七年之间，任命宰相七人，后来才轮到二位。宰相辅佐天子平定天下，不可频繁更换；之所以频繁更换，大概是圣主想逐一考验群臣，选择能够托付大事的人，然后长期任用罢了。二位登上相位至今将近三年，近年来任相的人还没有像这样长久的。圣主既然把天下托付给二位，又把中兴的成效寄望于二位。如今六军正盛，事业刚刚开始，应当恭敬协力、德行相合，转败为成。二位相互倚赖，就像左右手不可缺一，耳朵和眼睛不可偏废。为什么要因细小事情彼此有隔阂，却忽略侍奉君主、报效国家的大计呢？权势所在，很容易改变人的心志。进取之士，在那边不得志便到这边求取，在这边不得志又到那边求取；他们彼此离间，左右奔走兜售自己的言论，有郑朋那样的邪曲暗中依附，却没有谷永那样的协和。朝廷如果不是具有皋陶、伊尹、周公那样圣哲的资质，内心如明镜一般、毫无偏党，就很少有不受迷惑的。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二位相公产生分歧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右相早年进入枢府，首先把左相的贤能推荐给皇上。后来右相持节镇守边远之地，诽谤他的书信传到各处，只有左相不以为然，曾经竭力为他辨白。等到左相执掌相权，又首先请求把右相从退闲之中召回，并不是为了报答私人情谊，而一定是说：国运正处困顿，祸难尚未平息，倘若得到志同道合的人，彼此左右扶持，大概才有成功的希望。近年以来，吏员越来越冗滥，却没有加以澄清；兵将越来越骄横，却没有加强控制；财用越来越匮乏，却看不见节省；民力越来越困竭，却仍不断搜刮；毁誉越来越混乱真假，奸巧之人却得志；赏罚越来越失当，功罪反而颠倒。像这些事情，没有听说朝廷认真辩论切磋、珍惜时间急切施行；却把细小嫌隙藏在心里，在众多士人之间传播，这难道是二位相互引重的本心吗？人的见识思虑所达到的地方，本来不可能完全相同；但道义理法所趋向的方向，却不容许有分歧。不知二位的分歧是否全都出于不公？还是也有血气偏激的作用呢？近来公卿大臣一旦得志居位，便憎恶与自己不同的人，援引朋党，彼此唱和如同回声。等到有人出现过失，也不再肯相互救正；一时取得的富贵，随即便如云散烟灭。但他们的是非得失直到今天仍然无法掩盖，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因此小人只会同流而不能和谐，君子则能够和谐却不盲目附同。就像调和羹汤，要用咸、酸、醯、醢等不同滋味，彼此不同才能调和成味；如果只是盐加盐、梅加梅，就不会调和了。二位相公难道是因为国事而产生不同意见吗？那么就应当有君子的和谐。左相说：“某人贤能。”右相说：“某人不肖。”他的贤能或不肖在于事实，宰相又何必夹杂喜怒呢？那就广泛询问、详细考核，然后决定任用或舍弃即可。左相说：“某事不可举行。”右相说：“某事可以举行。”事情可行不可行在于道理，宰相又何必留有私情呢？那就反复研究，然后施行安排即可。凡是这些，都不应出于听信谗言之人的行为、依附权贵的私心、离间他人的手段，也不应出于血气暴躁、好恶偏私、视听受蒙蔽、抬高自己夸耀众人、轻视别人看重自己的做法。只应当彼此共同推行公心，奉行正道，希望世间的灾难或许能够因此得到解决。这样，二位相公的德行气度坦荡自然，嫌隙之间便无法形成；对上可以使圣主相信君子值得任用，这就不同于世俗的做法了。这样下去，才能使士大夫无愧，也不让小人找到借口。幸而因此贤能之材更加进用，政事更加修明，排斥强邻，开拓旧业，把功业流传史册，光照万年，那将使萧何、曹参也增光，而萧何、曹参、廉颇、蔺相如都不足以相提并论了。否则，《春秋》所说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不过是彼此相比较罢了；我愚昧地担心，天下人将会因此议论二位。我的见识浅陋，不足以窥知前代贤哲的万一。只是想到，能够遇到时机、得到明主，言语被听取，计策被采用，建立功业，可以光耀前人、垂范后世的，无不以道义、才器和见识为根本。进而抚平世事，二人同心，各自竭尽辅弼之力；功成之后退身，哪怕相隔千里也命驾相访，不失平生的欢乐。若是在权势利禄的道路上相互较量，在细小的异同上彼此怨恨，以致理屈事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侥幸取胜，也不过是悻悻然把对方看轻，必定会被大方之家耻笑。二位具有俊杰之才，抱有高明之识，直言正行，又受到天子非同寻常的知遇，难道会有这种事吗？必定不会。我所听闻的浅薄，未能探得真实。然而，宫中的钟鼓敲响，声音传到宫外；或许有人如此传说，事情没有止境，所以我想沉默，却不敢贸然把这些话公布出来。我的才能不如宜僚，辩才不如陆贾，想到一向承蒙您的眷顾，又正好辞去外任，没有同人争驰竞逐的嫌疑，所以才敢毫不疑惧地倾吐肺腑，冒犯您的威严，实在惶恐不胜，幸望宽恕我的狂妄轻率，察知我的一片诚心。郡中事务稍微清闲，因此得以阅读史书，有所感触，作成古诗三篇，一并冒昧呈上，仰望您稍加阅览。其余不再详述。寄给刘致中的信【丙辰】致中兄，您我一别二十年，世路艰难多忧，好消息一直没有传来。每次听说您博学而谋求道德，想到即使相隔闽、湘千里之外，仍足以稍稍慰藉我。近日酷暑，不知您的起居是否安好？您寄来多幅书信作为赠礼，承蒙情意虽然殷切，但说我有什么足以在世上获得赞誉或招致毁谤之处，这实在是不敢当。我的学业尚未完成，早早便被任用，没有听到什么好的事迹，成为国家的光荣还很遥远，罪责尚且担当不起，哪里有什么声誉呢？恐怕是告诉您的人说得过分，而您身边的人又听错了吧？至于您说恩义还没有厚到如同托身同胞那样，这却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我从婴儿时期就濒临死亡，是先祖妣永寿君抚养教育我，不仅如同亲生子女，直到我长大成人。永寿君临终时，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把我这个不肖之身托付给大人，请大人好好照看。大人长期抚养、教诲我，恩情一天比一天深厚，一定要使我有所成就，不辜负祖妣的托付之意，到现在已经三十九年了。我在家庭中接受《诗》《礼》的教诲，凭此来侍奉君主，常常害怕自己不肖，反而辱没恩德和纲纪，将来无颜在地下见永寿君，这是我终身的责任。若按您的责备来说，祖妣没有把这些话告诉我，大人也没有这样教诏我，却在一天之内无缘无故因为听信了您的违经背礼之言，难道不是扰乱人伦、违背道德吗？

译至于伯父、伯母以及各位堂兄弟，居住、饮食和财物方面，理应有所供养和周济；这本是主持门户者的责任，只是先后缓急的次序还有未能顾及之处，并不是冷漠忘记了他们，这一点不必等乡党朋友讥议之后我才知道。近来在荆州，大人辞去官职亲自耕作，我也一同尽子女的职责。近几年屡逢丰收，粮仓渐渐充盈，正要买田地使全族有所依靠，却被盗贼抢掠一空，只能空着钱袋来到湘中；家中吃饭的人不下千人，流离辗转，几乎没有安宁的年岁。壬子年冬天，又遭遇劫掠，家产和人口于是全部散失。我勉强遵守训诫，不肯违背正道来求取世俗资财，十年之间三次被罢黜；至于上奉父母、下养家人，其中的艰难，大概有许多无法向人说。若不出于真实情形而勉强去做，只为向乡党朋友求取声誉，那不过是乡愿罢了。假使我的力量有余，足以把仁爱施及宗族和子弟，我不敢停止；但也一定要禀告大人之后才实行，同样没有擅自专行的道理。您的来信大力称道仁义礼乐之道，但仁有厚薄，义有轻重；选择重大的义，礼就由此产生，居于深厚的仁，乐也就自然而生，怎么能只作一种说法呢？古人若能获得合乎义理的安定，即使全天下都非难或赞誉，也不能使他更加奋勉或沮丧；何况治理太平的公论能够教化天下，龟山先生又是士林中的至德师表，德行不孤独，必定会有同道相邻。您所说的世俗毁谤，难道不是因为谈论利益而得罪名教吗？承蒙相见还没有确定日期，只能更加怀想仰慕，恭敬地希望您为了道义多加珍重。寄给秦丞相的信【壬戌】近来承蒙您防宠赐下亲笔信，并问候我的两位弟弟；这番存问之意，即使相隔遥远、相去千里，也如同您带着笑容亲临我身边，感激之情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以病弱衰朽之身，侥幸领取祠禄，无功受禄，实在有愧于《伐檀》所讽。如今闭门谢客，拒绝宾客往来，疾病一天天加重，只能删减书信应酬。只是专心玩味典籍，借此少犯悔恨过失，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蒙受您的德泽。唯独关于服丧一事的议论不断，我曾经具文禀告过，听说吴尚书、防郎中都已把此事转达您的意思，要我自行说明，于是便把过去未能详尽说明的情况写出。私家事情的始末，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我想丞相以为这是海内通行的常礼，认为我理当如此；如今不得不详细陈述，冒昧请您垂听。我之所以申辩，是因为人情上不能安然接受，又严重违背先父的遗训。人情不能安然接受、又严重违背先训，是因为过房入继与收养弃遗，在恩义轻重上并不相同。过房入继，是礼制的正道，应当为本生父母服心丧并解除官职；收养弃遗，则对本生父母的恩情已经断绝，而养育之恩特别深厚，即使不为本生父母服丧也可以。因此，福建路有专门适用的条令，近年守臣也曾申请颁布禁约明文。可是我的三伯父去世时，我任官建康，忝列记注官，虽然按齐衰不杖期服丧，先父仍没有诏令我实行。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有服心丧、解除官职的说法呢？父亲爱护儿子，必定希望他德行成就、声名建立；声名和德行的成就，哪有比孝更大的呢？它们不能成就，哪有比不孝更严重的呢？难道在丧服制度和人伦大义上，反而要使人迷乱错误，陷入五刑中最大的罪过，这能说是爱护吗？先父并不是对我的伯父有遗憾，只是按照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我也不是对先父怀有私心，只是反省内心实在不忍。先父心地澄澈安静，道学精深，处理事情如同权衡，考察礼制如同清水照鉴；如果他发布的是扰乱礼制的命令，我对先父也没有资格抗拒，尚且应当奉行周旋，不敢使它失坠，更何况这是他临终时反复叮咛的遗命呢？因此本来只应当坚守自己的志向，即使先父没有遗言也可以。只是过去在禫服期间，必须略加陈述、仰求朝廷知晓的原因，实在很多。我刚做官、地位还不显达时，没有人曾说过这种话。后来入通班，任禁闱官，参与论思；出任地方长官，成为屏翰，这正是世人所谓仕途的荣耀。乡情和义理相冲，嫉妒胜过顾忌旧交，于是才开始彼此唱和，公开诋毁我。再往下便是群犬狂吠，众蚊成雷；我万分担心，只怕当权者听来有所误会。一般人只要不是极其愚昧，即使还没有询问义理，也姑且选择什么有利、什么有害，巷中百姓尚且能够做到。五刑中最大的罪过，会终身废弃；服心丧、解除官职，期限是三年。难道宁可服丧三年后再出仕吗？还是宁可终身废弃吗？礼制是依据人情而制定节文的。圣人制定母亲的丧服，不敢采用两次斩衰；父亲在世，便服齐衰不杖期，难道是想薄待母亲吗？武后大力兴起偏私的教化，这才开始违越典制；到明皇时，贾至等人议论恢复古制，已经有诏令，但习俗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仍是这样。这种礼制，如果说仲尼这样做是对的，那么武后就是错的；如果武后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仲尼就是错的。难道可以说是习俗没有改变，而不是丧服礼仪的大法出了问题吗？然而当时顺从武后的政策以及沿袭旧习不改的人，必定会自称是尽了孝道于母亲。如今那种政策和人物虽然都已经消失，但得失是非却不能从人心中移除，所以君子处理礼制不能不谨慎。至于先王未曾制定的礼制，圣人允许依据义理创制；因此叔齐不接受父亲的国家，孔子称许他；韦玄成不承袭世袭封爵，汉宣帝嘉奖他；张铿为父亲报仇，裴耀卿却依法杀了他；温峤想奔赴母亲的丧事，晋元帝制止了他。大概自从野外编扎茅草为礼以来，有的因时而变，有的因俗而变，有的因事而变，有的因人而变，改变常规、建立制度的情况哪里数得完呢？本朝法令早已完备，申明、冲改之事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也从来没有拘泥于礼制和法律、像胶柱鼓瑟那样死守不变。曾有不为亲生父母服丧的人，天下人都认为他不孝，而掌握道德权柄的大臣却认为他孝顺，甚至任用到八座之位；也有身姓某氏、后来改姓某氏的人，既然已经做了显贵官员，母亲贫困上门，也把她赶走不予顾念，后来还登上将相之位。违背人伦大义到这种地步，竟然苟且得到保护，不仅不受刑罚，反而富贵显达；何况事情情理与此不同的，反倒不能容于舆论，这又是什么道理？龟山先生是君子中的宗主，益尹席侯是小人中的冠首；他们都曾过房入继，也未曾解除官职服心丧三年，天下人没有责罪他们，那么对于弃遗后被收养的人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日前伯氏任建州教授，把他上给丞相的信抄给我看，替我辨明舆论中不正确的地方；其中说得很详尽，只是开头三两句话未免委婉曲折。大概伯氏和先伯如今都是嫡长子，按亲属关系应当为亲属避讳，所以不得不这样说。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我所作的申请就是妄议，排斥攻击我就是应当的，把我流放诛杀也是适宜的；难道可以只凭一篇家训来文饰私人的主张，把通行天下的礼法私用于我一身吗？我私下知道丞相不愿采用有司所定的办法，希望我早日自己觉悟，果断实行，以免酿成大冲突；这正是丞相爱护怜悯我的地方。

译然而，过房入继与收养弃遗之间的差别，恐怕士大夫还没有向您充分说明。这件事关系到人伦的变故，我又哪里愿意呢？今天把它说出来，实在是不得已。伯氏为亲属避讳，正是不愿彰明这一点。然而众口纷纷争辩，一天比一天厉害，最终势必使父子兄弟彼此乖离、猜疑阻隔，使骨肉之恩如同路人；因此我不如直陈正论，祈求事情的道理归于一致。那些借此当作奇货来互相排挤牵制的人，实在不值得一提。士大夫立身处世，只应合乎义理。义理如果不可违背，即使死也不辞官，又有什么关系？我虽然不肖，曾经奉受君子的命令和教诲。自乙卯年吕常伯暗中讥讽，至丙辰年刘进士公开来信，先父作《释谤》一篇，亲笔墨迹至今还很鲜润。然而当时群公随俗毁誉，我知道他们的见识没有超出拘谨狭隘的范围。有与我相契相爱的人，便替我忧虑，却没有人能主持公道。这份幽深的忧怀一直耿耿于心，已经积累多年。仰想丞相的学识、操行、义理、器量和事业，直可与前代宗师贤哲相匹敌，岂只是俯视近时的作者而已。因此您旋转乾坤，开闭万物。旁人看见这种局面，好像一叶扁舟、一片孤帆处在银山雪障之间，无不胆裂魂丧，失措奔逃。而丞相处理这些事情，却从容有余，像庖丁为牛解剖一样避开筋骨缝隙、运刀自如；像伯昏无人射箭一样挥弓纵横八方而神色不变；像王良驾驭八骏一样手握六辔、控制驾驭随心所欲；像乌获举起百钧重物一样肩负重任而气力舒缓。大概因为才质完备而德行不外露，又只是顺势做本来无须费力的事，所以才能如此精妙。我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竭尽赤诚，仰面叩请您的威严，万一议论者因此诋毁我，那么就等同于诋毁先父，我也就真正背负不孝的责任了。即使丞相追念先父，曾经有一天出入我家门，结下道义之交，又哪里还来得及呢？恭请丞相依据礼部、太常所定的意见，在参与政事之余，特别说上一句话：礼制因人情而定，并依据义理创制；我这次的情况不同于通常的过房入继，应当为本生父母服齐衰不杖期。这样降低、改定服制，先父在九泉之下将承蒙恩泽，我也终身感戴您的德惠。本宗与伯氏两房的大义得以坚定，士绅和乡里的流言得以平息，不再有摇撼传播之势。天下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安心地作为别人的后代而生活。丞相的恩赐，可以说深厚、长远，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非同寻常的议论、反常合权之事，不是有司所能担当的。所以希望丞相以道义来衡量它，这样才能有所变通而不失正道。自从尧舜采用象征性的刑罚、夏后氏施行肉刑，商周沿袭旧制，直到汉文帝听取缇萦一言，兴起仁政、怜恤刑徒，改变笞刑、钳城旦的法律，到如今已经一千五百年；天下保全身体、免受刑害的人，都受到一位女子的恩惠，却不知道她的防范和功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周勃、张苍之流亲眼见到鄼侯制定法律，却没有替缇萦防止刑罚，反而轻视并抛弃她的话。因而我所陈述的意见，必定希望丞相哀怜并予以允许。我一片诚挚赤心，不觉言辞过多，冒犯您的威严，惶恐等待您的答复。

译致黎生书 我的朋友奋发于艰苦之中，尚未显达荣贵，父母却突然遭逢大丧；想要报答父母恩德，怎么能够承受这种处境呢？然而圣人教导人，要使父母显贵，根本在于立身扬名。我的朋友一定要使自己的德行日益修养，毁谤日益止息，这才是立身扬名的实际成效。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还可以努力追赶。毁谤没有停止，恐怕您检点自身也有不足之处吧？请让我挑出三件尤其严重的事情讲给您听：经营龙防，是第一件；鬻卖爵位，是第二件；听取乡里的诉讼，是第三件。经营龙防所得的市利虽然丰厚，但放纵谋利而行，招来的怨恨也不少。既然因这件事致富，也就可以停止了。世代传下来的事业，有些可以继承，有些应当改变。您身穿儒者服饰、奉行儒者之行，却让兄弟们学习做牙侩商贩，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仁呢？如今富有的名声已经显著，即使想深藏不露，也无法掩盖了。哪里比得上让子弟努力耕田、敦厚守本，从天地间取得财物，不以奢侈炫耀，恭敬节俭、节制用度，上奉父母、下养子女，这样必定没有不足的道理。大凡崇尚奢侈来向愚俗炫耀耳目，就会以客气虚荣相互攀比，必定要胜过别人。争胜就会扩大花费，花费增加，就不得不急于谋利。收入丰厚之后，官府的徭役也必定加重，形势最终会发展到纳资求官来恢复门户，于是事情就多了。您过去游历漳水之滨，见那里的人惶惶然只知追逐财利，再没有义气，常常对此叹息并嘲笑。如今您经营龙防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些积聚无尽财货、纳资求官，认为这样就足以成为乡党表率的人，又在哪里呢？由此说来，即使金玉满堂而人人知道他有钱，盗跖式的行为也会很快毁掉一切；即使家中没有一担粮食，而人人称赞那是善人之家，也会长久享有安宁。究竟哪一种是得、哪一种是失呢？用厚重的贿赂挂名军籍，等待奏报功劳、侥幸求取恩命，不仅是法律所禁止的，也是我们这些人平日所痛恨的。军队兴起时，冒滥充数本来很多，议论政事的人也屡次提到，朝廷多次发布戒约。一旦战争稍微平息，逐一查核实际人数，清除虚浮冗员，就无法逃脱而全部暴露了。到那时，不仅会因有官职而成为祸患，还会因损失钱财而受到侮辱。权衡利害的人尚且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何况谈论义理呢？居住乡里、主持门户，应当成为众人的表率。像梁氏一类极其愚昧无知的人，又哪里值得放在心上争较高下呢？如果一定要在内心争斗、竭力求胜才肯罢休，那么直到终身穷年，什么时候才会有尽头？至于分争辨讼，是小人不能免除的事。听取他们的诉状，判决是非，这是州县的权力，并不是平民士人的职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的朋友天性疾恶如仇，所以凡是耳目所接触到的事情，必定要替他们分别处置。您的意思似乎是说：与其让他们触犯官府，或者因行贿而把曲直颠倒，不如用善意的言语开导分析，使双方都能释然离去？这本来是好事。但这难道不是越出本分吗？人的常情，在喜怒、赏赐和剥夺上未必能除去私意，即使一心遵循公道，见识和考虑也总有偏蔽，那么裁决处置之时，哪里能完全恰当？受到侮辱的人既会积聚愤怒，得理的人又会想着报恩，将来的祸患有说不尽的地方，也不是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的办法。至于那些极不服从的人，您有时使用笞杖惩罚他们，这就是明显使用州县权力，是最不妥当的事情，不必详细说明也能知道。因此希望您奋然停止这三件事，闭门读书，修养天爵，脱离卑近，努力仰慕高远；以仁为财富，以义为荣，急于修治自己，缓于攻击别人，不辜负师友的期待。这对于您平日刚强果断的性格来说，不过是反掌之间的容易事罢了。凡是劝告您的人，您没有不违逆他们心意的。如今由贫困而致富，以平民身份而得到官职，受到乡人的信任，争讼不必由官府裁决而由您一句话决定，从世俗眼光看，难道不是美事吗？然而考察圣人的教诲，就知道这样做是违背的。孔子说：“富贵是人人所希望的，如果不通过正道得到它，就不接受。”经营龙防这件事，就是不通过正道。孟子说：“古人没有不想做官的，但不通过正道而去求取，就同钻洞打缝一类。”纳资求官这件事，就是不通过正道。《中庸》说：“君子安守自己的地位而行事，不希望得到本分以外的东西。”凭借举荐而听取乡里的诉讼，就是越出本位而希望本分以外的东西。既然如此，世俗所称美的事情，必定正是君子所厌恶的事情。礼义确实没有过失，然后才能不忧虑他人的言论；内心反省确实没有愧疚，然后才能不忧不惧。否则，毁谤的言语一天天积累，怎么能不稍加留意，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希望以此平息它呢？难道可以轻视而不听，因而自行毁坏自己吗？古人说：“名誉不能彰显，是朋友的过错。”我与您交游十三年了，近来您的美好声誉比过去稍有减损；每当想到这件事，就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只是因为您自信坚定，难于接受进言，我又担心众人的言语没有根据，不可考察。到了如今两年，我确实对此产生了疑问。正好您正在服丧，更没有其他外务，因此把忠告告诉您，或许您能采纳。如果不是这样，只要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我哪里敢强行进言而导致彼此疏远断绝呢？

译寄给张教授的信 我禀受的资质不高，才智浅陋短少。从幼年起，早早听到父亲和老师的余论，接受克己之学的教诲，却沉溺于科举场屋，匆匆经过十年，仍未明白道理，不能坚定志向，只想取得世俗的资财和功名，登门求取科举荐举。这样距离小人之儒，也不过一间之隔罢了。所幸我还自恃平日大概有所听闻，不能一下子忘掉舍弃，希望能够脱离学校的踪迹，访求朋友、寻访老师，也许最终有人能帮助我认识自己的鄙陋。昨天从昭武李氏兄弟那里听说，已经听到阁下今年认识某人的事；他长久依托您的门下，尤其能详细背诵记述阁下的言谈举止。只是我遗憾没有机会拜见您。常说英雄豪杰，哪个时代没有？只是道理不明，使这些人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才干。谋略足以干预八方，气概足以兴办事业，但见识不能遍通事理，诚意又不能建立，所以便陷入自以为是、妄自作为的过错。笃信正道、喜好善行，行为一贯不越轨，不仅乡人都喜欢他，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能通行。然而世事变化万端，不能执守中道而同时应对，使每件事都恰合其宜，便难免成为只求独善、德行孤立的狭隘之人。这就是伊尹、周公的事业难以多得，而后世功业足以覆盖天下的人，一生始终未尝没有遗憾的原因。听说阁下学问贯通百家，才华胜过万人，明察诚信而笃实，能够勤于处理细小事务，施行安排独自守住根本原则。我虽然从未稍稍窥见道德的光辉，却妄自揣度其藩篱，竟敢说自己也可以做到这样。如今仅仅守着听闻所得，不能亲自有所得，力量又不宏大远阔，哪里能够担当道义呢？只是想到应当努力求得贤者的亲自熏陶和扶持，希望不至于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某人替我向您说了这些话，您也知道这个没有成就的人的姓名；我自己想，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更加看出阁下以善意待人的范围实在广大。因此想把自己纳入您的门墙，所以借某人之名写信拜谒，虽未能跋涉百舍、脚底重茧，心中却深感惭愧。至于把求学问道铭记于心，仍希望将来即使言辞不能完全表达心意，也幸蒙您怜悯明察。又知道阁下正处在忧居之中，更希望您为斯文压抑哀情、称量事理，以满足善类的期望。代人上书给广帅 我曾经反复考察，过去那些默默积累、成就德行的人，以及后来出仕辅佐世道的人，他们建立的功业光明盛大、不拘泥于一端的，没有不是立足于中道、无所过分也无所不及的。所谓过分和不及，就是刚强方面有余而柔和方面不足，柔和方面深厚而刚强方面欠缺。只有通达地观察万物的情状，同时内省自身气质的偏向，知道事情不能只用一个道理衡量，不能用同一尺度处置，才能加以矫正调和、权衡裁度。用在自身，便能柔和而坚定、刚强而不闭塞；用来对待别人，便刚强而不发怒，柔和而不畏缩。假如旁观者看我，说“这是刚强的人吗”，那么他会宽厚、从容、裕如，却不可使之动摇；说“这是柔弱的人吗”，那么他又威严、严整、坚毅，不可侵犯。商人在下国执掌政事，正是这个道理；仲山甫在周室弥补衮职，也是这个道理；毕公在东郊保卫安定，又是这个道理。因此东京凭借武力平定天下，世祖便用柔道推行政事；刘璋因昏暗懦弱而丧失国家，武侯便用刚强之道振兴局面。至于子太叔不忍心严厉而只施宽政，结果国家盗贼很多；像乳虎、屠伯一类人专门崇尚刑名，百姓就会畏惧而不爱戴他们，最终都不能得到恰当的治理。唉！哪里能得到一张一弛、能够运转圆融的贤士，与他共同讨论这些道理呢？我私下认为，某人英俊杰出，足以认识时务；通达明敏，足以周全处理事变；精细明察而周密细致，统筹处理周详完备，却不流于苛刻；慈仁博爱，平易可亲，却不流于宽泛。诗人歌咏贤才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这是用来形容他的文德；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这是用来表彰他的武功。这就是所谓“左边的事交给他，君子正合适；右边的事交给他，君子都能担当”。如今我竟然在阁下身上看到了这些。因此圣明的君主明察而深知您，观察才能而详细试用；二郡承受您的教化，和乐仁厚的声誉传遍两道；奉命出使而周遍巡视的职务也得到修治，于是授予您岭西藩镇之任，既取得千山熄灭烽火的成效，又把南海之印交给您，更取得万艘船输送贡物的功绩。自从偃武以来，将帅在外治理施行和安排政务，明白显著、尽人皆知，还没有像阁下这样美善的。只是广东环绕十三郡，背靠山岭、并临大海；绿林盗贼在北面聚集，与章贡相互呼应；四方百姓在东面聚集，又与闽地彼此牵制；风帆海船在浩瀚广阔的水面上出没，路程远近，又有谁能够计算清楚呢？真正的奸恶大盗和强悍豪横之家隐藏其中，无不暗中勾结。狡猾的官吏彼此充当钱袋和保护者，以劳烦有官位的君子。至于受到侵害却无处申诉的，不过是谨慎畏缩的旅人和处境隐约困顿的百姓罢了。既然如此，作为地方长官，大概不应当仿效曹参治理齐国的办法，而应当直接效法子产治理郑国，然后才能掌握宽与猛的区别，不致有宽弛过度的失误。我私下在您的下风等候，听取道路上的议论。阁下开府以来，还不到一月，施行缓急措施却无不显出仁心而藏有实效。善良的人如同亲近慈母，狡猾强悍的人如同畏惧严师。譬如庖丁的技艺，尚未触及筋骨交结之处，刚磨利的刀刃便已经运转自如、处处有余地了。若能使广孔公那样刑德并施的治理不能专美于前代，这一方百姓的幸运，该是多么盛大啊！朝廷正急于任用贤能，朝中有空缺的职位，追锋促召很快就会到来。远方居于蓬荜之下的士人，如果不在今天争先求进，亲眼看到令人畅快的治理而发出歌颂之声，便是偏僻浅陋的愚人，将来必定会有错过时机的悔恨。因此我斋戒洁身来陈说，跪拜进呈，只希望阁下宽恕我的狂妄愚昧，又加以阅览采纳。冒犯您的台阁威严，俯伏等待罪责。《斐然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十八 宋　胡寅　撰 寄给张相 今日秋意渐凉，恭敬地想到您乘锋车入朝觐见，神明上天保佑，尊候万福。我久未到您的座前，瞻仰思慕之情实在殷切。去年九月因为大人赴召，到了池阳，忽然得到任命宫观祠禄的诏命，按情势应当前去奉养大人，于是又请求闲职。初冬离开行朝，辗转行走在江西道路上，到今年夏天才抵达湘潭。在您身边听到的传闻说，您总领军队出关，已经驻次襄汉。我曾经修书寄信，略略叙说心中情意，只是道路多艰，不知道是否已经送达您的听闻。近来有从会稽来的人，私下听说朝廷已经追念您的忠勋，正式举行爰立拜相之礼；偏远地方幽僻，尚未看到诏书。然而内外人心倾向于您已经很久了，建立中兴的盛业，正是现在。过去三老董公向汉王说明消灭项籍的办法说：“先明确他是贼寇和敌人，才能使人服从。”晋文公开始成为霸主时，登上有莘观察城濮的军队说：“年长年幼都有礼法，这支军队可以使用。”建立国家、治理军队的要领，不过就是这两句话。至于贬退邪恶、擢用正直，修明各种政务，除去混乱而趋向治理，镇抚百姓，正是用来成就这些事情的。丞相如今既然身居宰辅、主持中枢，运转四海大事，我切切希望您已经把谋划预先确定，依次施行，必定能够大大慰藉百姓将要断绝的希望。只是遗憾我固陋鄙浅，没有机会亲近您，不能陪在东阁末席，整日正言直谏，稍稍帮助您了解情况，也不敢从事于刀笔文书。没有依照礼数郑重陈说，反而冒昧烦扰您；我依归仰赖的诚心，实在只能依靠您的鉴察。气候渐渐转冷，徒众车马远行劳顿，仰望您上副圣明君主的期望，精心调理鼎食之务。寄给折参谋 湖南向伯恭率领部众驻扎在耒水之上，凭借孤忠抵御豺虎，身旁没有救援，日子久了形势显露，终于被贼人擒获。舂陵是三路的咽喉，却被贼人占据。韩京、吴锡本来隶属于伯恭，韩京驻扎回雁，吴锡驻扎桂阳，只是顾望环视，不敢进兵。部使者迁移司署、远道退徙，只凭空文虚张声势；各郡通常都经历残破，惴惴自守，谁能联合行动来解除纷难？听说宣抚公已经体察顾念此事，忧愤慨然接受命令，那么就应当部署将校，扫清寇盗，解救统帅的危急。军队从哪里出发，本应不违背原定计划；但远近都侧耳等待，还没有听到进军的鼓声。倘若像绿林盗贼那样，懂得采用先发制人、夺取先机的谋略，径直越过湘源，翻越岭外，以迎请大使为名，难道就要把把柄交给别人，束手困在远方边裔吗？丞相凭借元勋旧德，承担这样的重任，又承蒙您赞赏远大的谋略和见识，参与决策筹划；幕府所任用的，想来也有很多贤才，难道还要迁延时日、坐等讥议吗？不如迅速振奋威声，当日引道出发，以一军从昭州、贺州出兵，逼近舂陵；传檄韩京、吴锡两军严整兵马等待命令，形成犄角之势。元帅总掌中枢军权，严肃整顿全城，不让贼军借势猖獗；然后使文告和擒纵的形势形成，救难解纷的功业也就建立了。寄给张相 过去奸邪庸碌之人长期占据要职，于是导致仇敌扰乱常法、干犯纲纪。警报刚刚传来，四方都深深担心朝廷再次重蹈覆辙，打算采取退避的办法。等到听说圣主独断任用丞相，发布诏书亲自征讨，罪状昭著，众人心中都很高兴，士气自然倍增。宗庙社稷能否再次安定，全系于这一举，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然而，以长期骄惰、不受使用的军队，对付蓄谋已久且有援军的贼人；以对方的下等战马，对抗我军的锐利锋芒，那么即使小有胜利也不足以高兴，而敌军前轻后重的形势，仍然值得忧虑。各位将领的精兵全都在防守升州、润州，没有其他奇策，难以建立功业。似乎听说京西一带空虚，难道没有精锐骑兵可以直捣宣武军的巢穴吗？我私下料想朝廷已有取胜的谋算，只是想要排除淮、泗一带的聚众，擒获豫州、斩获麟州的敌人，不会只是列屯据险，姑且采取自守的办法而已。丞相既然已经承担天下重任，行动关系到天下休戚，施政安排并不容易；更希望您体会武侯的用心，不自满自足，集中众人的思虑，广泛采纳忠言益策，发誓平定最大的敌患，成就中兴的功业，才符合人们的愿望。我的学业尚未完成，正幸而闲居，能够讨论古昔，希望将来或许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可以为世所用。而丞相常常加以论荐，反而想使我的短处暴露出来。近来奉到堂帖，又有担任柱史的命令。恭敬地想到圣主胸襟宏大，想要屈尊招纳群贤；丞相广泛招揽俊杰，也谦下地涉及我这个无才之人。艰难忧患之时，不敢推辞回避，只等待潭州差遣的兵级到来，遵照圣旨，当天就上路。但执掌笔墨记注，是清要亲近之地；像我这样已经试用而显出无能的人，哪里敢冒昧居任？我已经具备奏牍，请求给予一个闲散差遣，稍稍效尽微薄之力。希望您进呈奏章时，再替我说一句话，使我能够实现这一请求。这是我内心至深的愿望。荆南自唐慤任职时起，修治城池，也极其险固。后来因为允文、千秋二人心怀怨恨，把这座城交给他人；唐慤既已出兵，两部又不援助，以至于失败。但如今城池的险固仍和从前一样。解潜本来应当立即入驻，却滞留枝江多年，所以一事无成。王彦如今调往襄阳，那么军队必定全部前往；而他所种的麦子，荆南一定得不到。这样薛帅到任时，虽然有城池，却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食，百姓凭什么回到原业？百姓不回归生产，土地即使肥沃丰饶，也没有财物产生，仍然等同于没有。私下担心应当再从峡中运出耕牛，同时解除瞿塘的米禁，使这两种物资流通，百姓便有所凭借。襄、鄂既然都驻有军队，荆南就是内援之地，难道可以没有人帮助薛帅吗？应当分派监职司的一员，在城中设置治理台，这样遇到缓急，谋议便有商量之处。薛帅既是佳士，又有美才，应当帮助他周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才能责求他的功效。这是千虑中的一点意见，仍请您进一步考虑。致制置参政 我私下认为，世道衰微、道义废弛，公卿不肯礼下士人，已经很久了。即使是从前的平民旧交，一旦彼此相见，也会自认为身份悬殊，何况那些本来就不曾有旧交的人呢？前些日子您的旌旗向西而来，我所做的不过是修书问候起居，实在是事情重于礼数，本来不敢稍稍萌生非分之想。久久等待您的回信，承蒙赐下亲笔书信；其中慰藉我的话，使我没有忘记世代交好，也敬仰您的德行，接受您的教诲之后，反而为自己作为一个大丈夫却见识浅薄而惭愧。幸甚，幸甚！冬日寒冷，恭敬地祝愿您尊候万福。谨此作答，不再详述。

译承蒙您教谕，一路的财赋用来供给一路的费用，这是天下的正理；我仰面佩服这样的高论。这样既能舒缓百姓，又能充足军队，二者都得到正确的办法。世道之所以混乱，是因为违背正理的事情积累起来而没有治理。用一路的财赋足以供给一路的费用，推广开来，一代的财力就可以满足一代的使用，一代的百姓就可以组成一代的军队，一代的物资就可以满足一代的徭役。如今有人把人才缺少、调度不足、军威不振作为时弊，只不过是没有明白正理罢了。衰败的潮流已经漫延，其成效是可以看见的。参政所持守的正是这个道理，不只是某一方的幸运，天下实际上都将依赖它。遗憾的是我居处偏僻，出门没有仆从车马，没有办法前往侍奉，只能仰承余教，伸长脖子向北遥望，内心的诚敬实在无法言尽。寄给参政 自从听说您奉追锋之命入朝参与大政，我因居处偏僻，未能及时修书附问。听到庆贺的消息，我的欣慰与有见识的人相同。四月下旬，忽然奉到堂帖，承蒙皇上记念旧恩，又让我入朝侍奉。我退下来反省，自己实在疏远浅陋；这次其实是由于他人荐论，既然已经试用而显出无能，正要恳请免除。召命严峻，我也已经上路；冒着暑气饮冰水，于是感染疟疾，阴邪侵入体内，正气受到倾害。本想再次上章，却犹豫未决。忽然看到邸报，已经承蒙改换任命；对于我这样的愚陋之人来说，本来就应当如此，不敢再向前求进，以免再次招来讥议，便立即写成奏牍，请求改任祠馆闲职。自从己酉年离开京城，到如今已经六年，寄居流离，虽然勉强得到安定，但上奉父母、下养家人，仍免不了贫困度日；自己惭愧没有才能，哪里敢萌生过分的希望？只是眷顾这微薄的俸禄，终究还要依赖国恩和您的鉴察；如果蒙您深切垂念，得到一个闲职，我也不会放弃片刻光阴，求取未曾听闻的学问，验证已经学习的道理。将来参政精忠直道，深深感动皇帝之心，端居宰辅之位，广泛招纳俊杰；那时我再到东阁执笏随行，实在还不算晚。冒犯您的威严，内心惶恐。近来听说王师收复襄、郢，国威稍稍振作，志士的士气也增加了。我担心必须及时收复湖北一路，不要把分镇之权交给设置在荆南的帅司，而应改交给才望卓著的重臣；还必须兼管各路，调出盐、米、耕牛，并打通与湖南的联系，仰赖湖南均衡接济粮食。襄、郢安定之后，应在峡中分屯精锐部队；同时把襄阳划归河北统辖，以形成由南向北、完全控制上游的形势，从而解除行朝担心虢国借下阳之患。这确实关系到存亡，不能只谈安危罢了。我过去屡次把这些意见告诉当权者，听的人都漠然置之。参政如果还不认为如此，事情的机会再次错失，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既然如此，我还说什么呢？寄给张相 我私下认为，如今人才最难得。对于尚未任用的人，便不容易了解；不如在已经任用的人中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这样失误还少一些。左相和相公您，才略宏大盖世，筹划调度本来就绰绰有余。然而周公、孔明尚且希望兼用天下人才，最终也不以自己已经满足而轻视、遮蔽人才。李丞相心怀王室，威望已经显著，假如让他独当一面，就有折冲御侮的气势了。秦丞相临生死而不动摇，是社稷之臣；等他回来侍奉经筵时，若能有所献纳，其功劳也不在汲黯之下。李端明气度谋略刚强正直，奋勇任事而不顾自身；在内可任六曹尚书，在外可任藩方要害之地，无处不可施展。如今局促地处在霅上，实在太屈才了。致仕的向子諲，才华通达敏捷，有捍卫我宋朝的赤诚之心，只因被伪臣忌恨，长期未被任用；如今精力尚未衰退，正可以任使。这四个人，人品各不相同，却都是当世难得的人才。若把他们推荐给皇上，那么秋防便仿佛有十万兵力的形势，隐约已经在大江以南形成了。昨天私下听说，论及使者的劄子中褒奖借重他们的话尤其美好，我不胜惶恐感激。我起初论奏时，并不知道相公您也有所请求；奏章上去以后才知道。如今您陈述谋略，显露仁德而深藏才用，这不是小智小术所能窥测的；只是我对军旅之事昏昧，仍未学习，所以对于您的用意还有不明白的地方罢了。我恭敬地等候您回朝，届时当斋戒净心，请求您进一步指教我所不能及之处。水贼屡屡[疑字]，而且罪行又大，自知不会获赦，世人的浅见都说没有招安他们的道理。如今听说相公您的威信已经显著，命令下达必定有人服从，那么湖南虽然长期驻有重兵，耗尽民力，所谓一劳永逸，又有什么不可呢？铨选考量之事在三湘，我认为应当以马居中为首；我所论说的，特指他修城时任用亲戚为提举官，以及在部属中多次差遣亲戚代理职务而已，本来还不到全部问题的百分之一。这个人是吕丞相所亲善的，相公您为什么能在湖南十日之间就突然知道他没有过错呢？您的仪仗巡视一方，只凭见闻便认为马居中无过，我恐怕远方从今以后就可以轻易议论朝廷了。希望相公仔细审察。大旱之年，年成可忧；除去暴虐的官吏，驱逐不才而成为百姓祸害的人，也是召来和气的一种方法，比斋戒祈佛远为贤明。自五月四日起至今没有下雨，火云烈日，完全没有降下甘霖的意思。果真成为旱年，民力已经耗尽，军旅费用又不可计数，将从哪里筹措？如果再加上贼患，水灾妖异未平，又添一两把火，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希望相公深思，深思。圣上虚心等待相公回朝，群臣没有谁能与您相比。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也是臣下难以遇到的机会。所推荐的人贤能，所施行的事正确，就是中兴的基础。假如有人不合众人之心，而相公您先接受了他的言论，违背众意而举用他，那就是成败的决定所在。我区区的一片心，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实在是因为天下的事情难成而易坏，君子少而小人多，邪说炽盛而正法将要衰微；善恶是两条道路，不能一概平等看待。相公得到君主信任而主持国政，却在人才进退上失掉关键，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恐怕国家的大事从此便再也振作不起来了。亲近与自己相同的好人，憎恶与自己不同的恶人，王介甫已经有了前车之效。应当放开心量，任用不拘常格的人和有志有义之士，屏退远议和、失节之辈。这正是古代圣贤建立天下、留下无穷声誉的原因。没有取得信任便进言，是古人所告诫的。相公对于我，不能说还没有信任我。因此我才把全部诚意都说出来。

译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议并选择宰相；圣上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宰相的职责，是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了解人才并加以任用，使职位与才干相称，从而坐享其功效；这正是相公应当自我勉励的地方。有人说：“孔明不是总领军队吗？”便应当回答说：“孔明在先主在世时，只是辅佐并主持国政罢了。等到刘禅昏庸，而群臣又都不如自己，关羽、张飞相继沦没，孔明怎能不把统领军队作为自己的责任？然而他治军仍然严明，赏罚相称，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不久前在长沙，我把这些逐一禀告相公，您改变脸色认真听取了。若是为了了解大江沿岸的险易以及各位将领和军队的情况，当然必须亲自历览并加以处置，本来没有什么不可。若沿江而上，把招安水贼当作自己的职责，那么名望和实际都会受损，失掉大计，耗费时日而未必成功；这不是宰相的职责，也不同于孔明想要经营北方、先平定南蛮的用意。左相居于内廷，像张仲一样孝友，他的意思是希望相公早日回来，协力恭敬、和衷共济，谋划长远重大之事；这是士大夫共同的愿望，朝廷内外都一样。如今国家的大势，像系在将断的旒旗上一样；官员极其冗多，却不敢裁减；武官爵位杂乱繁多，无从核实；军队数目漫无边际，军饷支给不可计数，各种征敛层出不穷，民力已经耗尽了。用兵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是为了保卫宗庙社稷，收复失地。宗庙社稷有百姓，然后才可以安定；如果把军人完全看作百姓，把治理百姓的方法完全用来治军，倒行逆施，那么百姓就会受到剥皮入骨般的痛苦，而且一天天增长不止。稍有水旱灾害，即使杀戮他们也无所得，而赏格和军饷全都荡然无存。施行温情抚恤的政策，说是要借此收服他们的心而希望日后使用他们，我私下恐怕这与查究奸恶、惩治暴乱的本意不同。各军接连渡江，车驾还驻在临安；荆襄上游应当建立大帅府，分驻兵马，也还没有安排次序。前些日子陈桷尚且能够谈到这些，难道远谋大虑反而顾不上吗？希望相公自己明确职责，不要让天下人看出破绽。吴锡的一军自成编制和次序，前年讨伐曹成时，曾暂时隶属于岳飞；其中有壮士健马、精兵坚甲，很是经过挑选，所以他们心里不愿受岳飞指挥。如今如果让他们听从岳飞节制，那就不只是没有功劳而已了。我昨天论说平贼的利害关系，似乎可以施行，希望您抽空看一看。湖南宪司马居中、湖北监军董补之，因言章而被裁汰，人人没有不称快的。衡州太守裴廪把百姓看得如同禽兽，已经罢免。新任太守尚用之，是宣和年间监司属下的下等人才。有个向子忞，才干锋利如干将，操守如冰蘖，屡次任郡守，都有声誉和政绩。近来因为触怒吕相，无罪而被罢免。若让他出任衡州太守，那么一郡的事务，一个月便可以办成。向子忞，是一路太守中最优秀的；然而各部门都憎恶他，百姓却不憎恶他。我揣度事情的形势，邢俦、赵子岩一定会弹劾他来使他困窘。朝廷如果能坚定地主张任用他，那么一郡百姓便受到恩惠；如果不能，那么子忞因为疾恶如仇而屡遭非议，不如顺遂他的意愿，给他宫观祠禄，却让范寅秩守衡州，这样也可以了结，不过是一郡的事情。吕安老与子岩是亲戚，很是袒护他。子忞又与吕丞相不相周旋，也确实难以办成。恳切请求相公留心，立即为他更换安排，否则一定会引起纷纷争论。即使想再加以主持，也没有益处了。恭敬地承蒙您接受诏命，晋升至特殊的官秩；这是因为相公您劳苦日久，也是圣主格外隆重的恩典，从情理上说本来如此。我私下还有一点话要献给您。实在是相公您把天下的重任担在自己身上，正要平定内寇，又一心谋划对外建功，率领诸将建立功业。若中原没有收复，二圣没有回来，相公必定没有接受赏赐的心。这一点，有识之士都在观察您的举动；贪婪冒进的人也会以此作为取利的准则，不能苟且对待。我料想您深远的志向和谋略，已经以自己的力量上表辞谢，不必等到我这种愚陋之人的说法了。近来左相因为史事升官，也已经恳切辞让，史馆官属无不如此。两位宰相廉于接受赏赐，足以使天下风气为之振动，激发忠义之气，压制侥幸求利的习气，所补益的并不小，实在盛大，实在盛大。女真废除了伪豫的文字，承蒙您把下诏之事示知，也很奇怪。只是还不知道他们是另立了一个政权吗？还是自己想兼制南北呢？圣驾重新回到临安，我恐怕朝廷的谋划还不完善。我一向妄加议论，凡是建立功劳、成就事业，都必须皇上的意志坚定，不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否则恐怕最终什么也成就不了。湖南因为大兵之后、大旱之后，接着又有月桩钱的重额征敛，加上州、郡、县、道很少得到合适的人才，所以民力非常困乏，怨恨叹息日益严重。乡村的穷苦百姓中，有人私自制作绯衣巾，等待盗贼兴起。如今道州的永明有盗寇尚未平定，桂阳的蓝山被贼人占据，郴州的永兴群盗正在兴起，已经侵犯衡州的安仁。安仁距离衡州只有一百二十里。帅司派出的军队败退不能支撑，于是躲避贼锋，经过别的县而逃。帅司因近年的惯例不能调兵，州郡又因没有钱粮而无法招募军队。宪司忧惧恐慌，却没有办法可想。如果再没有办法善后，又有桀黠之人诱导他们，击鼓前进，一直打到长沙，也不是难事。如今众人说步谅的一军原本就在本路；如果刘资深把事实向朝廷奏请，暂时请求步军从吉州径直经过永新、永兴、茶陵、安仁，扫除祸乱根本，还来得及制止。刘资深深受您的厚爱，您重重说上一句话，一定可以成功。《论语》一书，自先哲以来人人都为它作解释。昨天见李尚书谈到这件事，便问他第一句：“我请问什么叫作按时温习？”他回答说：“各家学说都不如先儒的说法。太阳正中的时候合乎时，时令正当的时候合乎时，自身处境合宜的时候合乎时。所谓太阳正中的时候，例如黄昏安置父母休息、早晨省问父母，中夜起身，坐着等待天亮，早晨听理政事，白天访问考察之类。所谓时令正当，例如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之类。所谓自身合宜，例如从十五岁立志求学，到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类。”我说：“这当然很好，但不知道正当黄昏安置父母、早晨省问父母的时候，恰好处在春夏，难道就废止学习干戈吗？学习干戈恰好在三十岁，难道就废止立身行道吗？恐怕会有妨碍。”我又问：“学习而且按时温习，究竟学习什么呢？”他回答说：“学习圣人的道。”我说：“大道茫茫，从哪里下功夫？这样反复询问，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我又私下听说先哲的言论，《论语》所记载的，都是求仁的方法。试着依照它的说法考察，‘仁’字凡有六十多处，大抵都说的是实行仁。只有回答樊迟的问话时说：‘爱人罢了。’自韩退之以后，人人都把爱解释为仁，我恐怕这会失之偏颇。子思传述说：‘仁就是人。’ 孟子传述说：‘仁就是人心。’人心中哪里不具备仁，难道能只把它指作爱吗？汉唐以来，闻名于世的儒学之士，往往精通训诂、度数、刑名，却未必知道这一点，所以说：‘轲死之后，没有得到他的传承，道术分裂为天下各家，已经很久了。’不知道您将怎样赐教。

译承蒙您把乙卯年论使的劄子示给我，我至今思考仍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使把土地以及梓宫、渊圣、母后全都归还我们，不再索取任何东西，只是敌人衰弱而大仇不报，在义理上有什么光荣呢？何况王伦等人不是忠信之人，来往于敌境，欺骗和操纵使者，动辄获得厚赏。他们起初离去时只是请求避讳的日期，敌方不肯答复，却设置没有底限的事情，最终恐怕会落入奸计。否则，就只是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愚昧鄙陋，实在不懂罢了。至于相公所论说的权变开合之道，那是宏大的规划和深远的谋略，不容易窥测衡量。近来各位将领的警报接连传来，敌人更加收缩退避，想诱使我军深入平地。如今秋气已经寒冷，又听说派杨殿前渡过淮河，必定是认为可以进军。但狡猾的敌人有诈谋，难道可以不加防备吗？智虑浅短的人，常常因此寒心。只有您忧虑天下，就像袖手旁观棋局一样，完全看得出得失。一旦亲自处在棋局之中，就决不会再走众人的旧路；扶助国家复兴，远远追随前代贤哲，多士都寄予希望。然而这样说来，考察古代、谋求大道、访求人物来辅助大业的事情，不能漠然置之而空缺。我的门庭寂静，处在偏僻之地，是异学汇集之处，哪里值得长久烦劳您反复垂询，从而稍稍损伤您的盛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听说敌人果真要把河南之地交给我们，那么接应和承受这件事应当谨慎。起初十多年间，凡有诏令，必定以收复中原为言辞，这是为了维系百姓之心。如今却在临安增修母后、渊圣的宫殿，这不是在发出北迁的信号吗？如此看来，居住在杭州才是实际情况，而收复中原只是空话罢了。这是第一处不妥。既然下达赦令，免除三年租税、五年徭役，军队依照元年营分招募，不知道从哪里运送物资供给，以及官吏所需的费用，应当从哪里支出。如果向百姓征取，那么赦令所说的就是欺骗新归附的百姓；如果不向百姓征取，又靠什么供给呢？这是第二处不妥。中原之地，一是金人强暴，所到之处凌辱侵逼；二是世间人不知道三纲，动不动就投拜，严重的甚至僭越叛乱。号令开始时，应当申明大义，以示劝戒；可是张楚、刘齐都以本来不是出于不得已的理由来处置。今后谁不会从中取利？这是第三处不妥。不知道您认为如何。[阙]今年听说进纳十三万缗，与历年相比是增加的数目；然而核算公私本钱以及脚运费用，恐怕要花七八钱才能得到一钱，这一点恐怕朝廷还不知道。寄给张相德远。我在四月十八日，于便殿面承天子的诏答，命我列于卿贰之职；当时想到先父长期患病未愈的状况，便无暇安处，请求到外地祠禄任职。皇上听到我的请求，圣意深厚，退还了我的劄子；我惶恐退下。原想等十天一个月，再次上奏请求。没想到祸罚来得如此迅速，五月四日讣音传来，我仓促奔归，几乎死在道路上。本月二日，才到丧次，慈亲的容颜已经遥不可见，攀援思慕也来不及了。我的罪孽到了这种地步，还活着做什么？恭敬地希望您以慈爱之心，也赐予哀念。先父自崇宁二年任湖南路学事，应诏推荐两名遗逸之士。蔡氏认为他是范尧夫的门客，邹志完所推荐的人，便交两路提刑司审查，查不出真实罪状，却仍降下特别诏令，除名勒停。应诏推荐他人，并不是自荐；称为遗逸，就是说他不是在学求进的人，也不是迎合时势的人。然而处理竟然如此，由此可以推知政治的治乱。因此他断绝了做官的念头，经历观政之后，再次宣授一任宫祠；侍养两位父母两年，等二亲去世后，便立即挂冠。靖康初年，众多士人云集，任用人才迅速，很快便任至公卿。先父当时居住在荆门，距离京师只有半月路程；正月被召，六月到京，七月授祠掖之职，辞免到十月，在职三十天，不肯逢迎取容，触怒了众位公卿而离去。建炎、绍兴六年之间，三次被召入省闱，最后一次入朝觐见，在省闼任职五十天，又因罪被斥退。四十年的仕途兴废就是这样，不仅是看淡世态、忘怀官位，也是因为方凿圆枘，必定不能相合，所以甘愿归于寂寞，修葺遗文，证明这一道理，以等待后来的学者。自从战乱离散以来，仕途更加狭窄，任凭喜怒而升降人物，哪里还值得再说？虽然晚年怀抱忧愧，不能享有长寿，所切实庆幸的，只是没有踩中危险的机关，能够死在家中罢了。先父隐藏才华、潜藏光辉，举世都不知道。相公您过去在尚未认识先父之前便信任爱重他，曾经想提拔引荐，使他进身而成为当世人物，如今却已经结束了。岂止是我这个继承人孱弱，无所依靠；想到门下桃李凋零，您对人才的情怀，难道不感到悲伤吗？没有机会向您倾诉，只能使眼泪不断流下。我回来伏在灵柩旁，看到您吊唁慰问的问候。恭敬地承蒙相公您的慈爱，因为先君去世，特意派使者送来祭奠礼物。您亲自撰写祭文，阐明先君所守的道义，对他的期许和称许极其深重，而哀悼之情也极其深切。我反复诵读，痛心摧裂，言语不能尽述，姑且略写这些表示感谢，仰望您垂察。寄给赵、秦二位宰相【戊午】。我从小承受父亲合乎义方的教诲，刚刚忝列科第，先父却早已对仕途心灰意冷，立即挂冠。虽然时局艰难，他不让我自行闲逸，教导我修养自身以侍奉君主。然而我的资质才干平庸低下，处理事情常常困窘，不能出奇制胜、振兴时局，为父母争得荣耀。又加上辗转迁徙、寄居异地，脆弱而甘愿服用大药，因此用来辅助奉养老人的东西往往不齐备。自乙卯、丙辰年患病以来，身体一天天衰弱。又因我出仕在外受到牵制，很少能够定省。等到大丧发生时，我又不在父亲身边。叩地呼天，也无法挽回。痛苦贯穿五脏，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想到我们父子长久承蒙您的眷顾怜爱，恭敬地想您听到这些，也会触动您的心怀。

译追念先父道学高深，德行纯美，潜心研究大典，学术技业修养明达；平生深深地隐藏自己，唯恐别人知道。即使交游很熟的人，欣赏他的文章、分析他的义理，却在内心相互猜忌嫉妒，到了白头还像初识的人，这样的情况很多。唯独相公您在尚未认识先父之前便信任爱重他，屡次下达指挥，来光荣他的晚节；让他恢复西清之职，授予便郡，体恤他的劳苦而顺从他的意愿，委任他讲习经籍。【秦本作：唯独相公您在尚未认识先父之前便信任、爱重并看重他，屡次加以提拔引荐，想使他振作显耀，时间越久情意越深。】等到诽谤攻击炽盛之后，先父以疾病请求致仕，又蒙受深厚恩典，加官并赐金，更加彰显圣明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心意，这些都是近代儒臣从未有过的。先父在世时，感激戴德本来就深；如今我们几个孤儿弱小无依，身披苫块守丧，想报答厚德，却不知要等到哪一天，只有血泪纷纷，言语不能尽述。我家上世世代居住在武夷，微薄田产不足以糊口；等到先父起家，声名冠绝当代，但被废黜的日子竟占十之九。晚年遭逢离乱，百般念头都已灰灭，唯独因为壮年时在湖外任官，喜爱衡山，曾有卜居那里的打算。己酉年从荆门避难，于是来到湘中；兵革接连不断，又过了五年才得以停歇。人生不能没有寝庙，因此想结茅屋数间；族人众多，也不能靠吸风饮露生活，于是又想买田二顷。然而寄居异乡，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完成这些愿望。看他们与公子荆那样苟且合污，尚且还不能相提并论；至于谗毁和嫉妒的言论，则无所不至，姑且放下这件事不谈。但荆闽路远而阻隔，势必难以归葬；礼制有规定的时限，不敢逾越，所以已经在八月内于湘潭县西山办完大事，先妣也附葬在那里。送终的器具，虽然不能不尽力做到足以令人心安，但终究没有钱财便不能做到令人满意，也只是按照家中的贫富状况办理罢了。至于墓志铭，不仅先贤认为那不合礼制，而且先父深藏才学、隐蔽不显，平日号称与他相从长久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学问大略，没有人能承担这件事。只是节惠易名之事，有人说按照官品本来不应得到；后来幸亏朝廷特地下达指挥，哀荣的典礼才首尾兼备。这难道只是先父终身的幸运吗？实在也是圣朝的一件盛事。哀痛感伤之情，不能详细陈述。我昨天承蒙召还，列入职任，兼任天台并直禁林，又掌管劝讲；重要的津要职位和显贵的官阶，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我深切揣度相公爱护挂念我的心意，并不只是想让我获得富贵，而是在[缺字]。

译这个职司也可以让他担任武林守，以代替马扩；担任邵阳守，以代替王彦。总之，多次担任郡守却不能充分施展自己，不如给他一个外台之职，使他审理刑狱、捕治盗贼，这才是适合他的才干。致李叔易。叔易近来在阅读什么书？在父亲身边从容生活，所得的学问想必更加纯粹了。大人曾说：学习诗，必须辨析其中的意义，关于赋、比以及古今学者的论说已经很多了，唯独河南李仲防的说法最好。他说：铺叙事物来表达情感，叫作赋；这是情感完全寄托在事物之上。寻求事物来寄托情感，叫作比；这是情感附着于事物。接触事物而引起情感，叫作兴；这是事物触动情感。因此事物有刚柔、缓急、荣枯、得失等不同，诗人的情性也各有所寄托。如果不先辨析事物，就不足以考察情性。情性可以考察，然后才可以明白礼义而观读诗歌。我过去见到叔易，想让你看到这种说法，所以记录下来奉呈。致单令。两次劳驾您来访，实在深感欣慰和感激。午后暑热，恭敬地希望您的德荫之下顿时得到清凉。日前听蔡朝询说，想替您收泪。我说：“这是世俗鄙俚的说法。他不知道令郎已经成年，不是未成年夭折者所服的丧服，而是斩衰三年，恩义兼重；难道能为了替我们谋求一笑之乐，就忘掉至亲的深情吗？”恰好又听说已经递了简帖来相招，我料想您凭哀痛和诚意已经拒绝了。以前承蒙您的恩德施及期服之丧，也应当等到卒哭以后再赴宴。饭獠地方风俗轻慢简易，不懂礼节。您作为县令，又兼任学事，应当像高柴那样使薄俗有所取法，不必等到公开宣说。我倚仗与您交游已久，忘了自己的冒昧轻率；不过仁人应当会从中有所取法罢了。致蒋教授。我私下听说，末学之人妄想窥测洙泗的微言，为此作出解释；又不敢用简约的语言概括深远的旨意，反而使读者对此产生疑惑。这部稿子幸而经过多年才脱稿，却从未给别人看过。承蒙您施以恩德、喜好善道而不厌，询问时每每谈及此事；朋友之间讲论道学已经废弃很久了，我如今是多么幸运，哪里敢有所隐瞒？于是立即寄去一册五篇。您如果十天内看过，回来时我应当改换文字送上；其中若有不合您心意的地方，便请您批出，以便我继续请教。谢魏参政。我说：想到宣和辛丑年，幸而忝列桂堂末席，与您有同年或同榜之谊；但我在仕途上屡遭坎坷，因此没有多少机会接近您的高尚风范。仰望高山，至今已经三纪。如今阁下上合天心，参与国家大政，天下士人，谁不愿站在您的下风，仰望您的余光？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更应当如何呢！恭敬地认为，圣主收回威权，改用仁贤，您在这个时候首先受到图任。十五年的大弊病，事情很多，动辄关系国家祸福，施政安排并不容易。恭敬地希望您以精诚忠心来副答君上的委托，以远见来观察治乱的本源，以宏大气量任用不拘常格的人，以敏捷才干办理万端事务。整顿纲纪，巩固国家根基，不寄望于阁下还寄望于谁呢？我将倾耳等待您的胜政流行。我过去因为无能而退居山林，最终也未能自行解脱，一旦坠入瘴疠之地，局促不安地过了六年，受烟岚蒸湿侵渍，气血耗损憔悴。如果不是大贤登进，协助成就风雷般的政令，使赦令一定实行、公道得以彰明，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必定会被列入蛮鬼的名册。近来已经承蒙堂帖，放令我就近选择去处；恩德深厚，不知从何报答。至于拯救沉沦埋没的人，接续在千帆之后；吹拂朽木蛀虫，使它们同享万木逢春的生机；我愿在晚年归依您的门下。谢汤侍御。我过去仕途已经反复曲折，等到被投置荒远之地，与世人的距离更加遥远，所以仰慕贤者的情谊，虽然心意深切，却没有道路探寻您的声望光彩。只是听说侍御历任各处，所到之地风教政绩凛然，范孟博、苏君章也不能远远超过您。过去您分镇南州，任命下达之日，士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您到来；想解下官印、投递弹劾自己而离职的人，各郡各县不少于数人。我当时虽然正被列入丹书罪籍，怯懦畏缩的气概也因此变得激昂；仰望高山，心中向往，真如司马子长仰慕晏平仲一样。如今圣上独自总揽朝政大权，侍御首先承受了耳目之臣的重托，使直言广泛传闻，使公道大为畅通，召回有志有义之士，排斥贬黜凶邪之人，宣扬尊贵宽大的风气，改变卑贱拘束的习俗，铲除十五年的弊政，崇立千百年祭祀的宏大根基。侍御的功劳，如今是第一等的。朝廷台阁正有空缺，皇上的注意必有所归；我侧耳等待您的任命，期待您充分成就贤能的事业。我被贬斥六年，自以为永远如此；蒙受浩荡大恩，所有污垢都被洗涤，半个月之间，连同官阶品秩也一并恢复。如果不是侍御怜悯我困厄，协助圣上的谋划，我怎么能得到这样呢？感激铭刻于肝膈，不知怎样报效。我早年辞去职务，确实有忧虑谗言、害怕讥刺的心情。如今瘴疠熏蒸，牙齿头发都已衰老，正适合在山林中等待终老，歌咏圣明之日。只愿您努力建立功业，使境内百姓得到幸福，这就是我的希望。我曾认为报效忠诚没有比推荐人才更重要的。恭敬地看见右朝请大夫向子忞，奉行自身、坚守正道，操守如冰玉，才干通达而锋利，遇到事情就像刀刃刚刚磨快一样敏捷。前后因事被废黜，都不是他的罪过。闲居已经很久，历练和见识更加深厚。朝廷正忧虑外任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像向子忞这样的人，正应当受到选拔。若把帅守、监司的职任交给他，一定会有非凡的政绩。恳望侍御特意查考他被削职的原因以及被弃置的缘故，向上奏明，改正他的罪名记录，赶快任用他，使正直之道不被堵塞，压抑之人稍得伸展。这难道只是向子忞一人的幸运吗？众多士人也确实会受到劝勉。答张子韶侍郎。冬春交替之际，恭敬地希望您体味道义、安闲无事，台体万福。近来两次拜读您的教诲，承蒙厚意，极感欣慰仰慕。听说您的眼病已经清除。还请广泛访求医药，以此祝愿。又听说您饮食强健、身体很康泰，实在欣喜羡慕。我所患痁疾已经痊愈，小便也减少了；只是病后半年身体消瘦得厉害，将近六十岁，也难以再恢复强壮了。每每劳您忧念，承蒙朋友之义。《复礼》《忠恕》两篇，您不轻视我的见解，论说既透彻，言辞也明白通达，实在珍重拜读，珍重拜读。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全书，以及《尚书》《大学》《中庸》《孟子》的各篇论说呢？我的渴望饥求，无法比喻。蔡京、王黼追随荆舒的后尘，以蔡京、王黼为标准，以耿南仲、李邦彦为宗派；他们的欲望和作为，几乎已经青出于蓝了。他们突然死去，遗臭又怎么办呢？假如当初专一得到君主信任，长期主持政事，依照古代圣贤的事业去做，难道只能使东南达到小康吗？本来可以开拓河北，却反而背弃经常之道、违背正道，迷误本朝。若不是上天保佑宋室，斩断他们的性命，使祸乱没有滋长，难道只会止于焚书坑儒吗？遗留下来的贤才仍然很多，只是您最受圣主知遇，应当告诫舍人赶快整装，以等待环赐，进一步推行正学，副合清议的期望。此外，只愿您善自保养，守护睡眠和饮食。《斐然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十九。宋代胡寅撰。

译《崇正辨序》。《崇正辨》是为什么写作的呢？是为了驳斥佛教的邪说。佛教的道理，谁不尊敬并畏惧它？为什么说它是邪说呢？它不亲近自己的亲人，却把异姓之人称作慈父；不把世间君主当作君主，却拜自己的老师为法王；抛弃妻子儿女，把生育后代视为罪垢，这是沦弃三纲。把父母看作仇敌，就没有恻隐之心；毁坏身体、剃除形貌而不以为羞，就没有羞恶之心；取得别人的财物还认为是行善，就没有辞让之心；与我相同的就是贤能，与我不同的就是不肖，就没有是非之心，这是断绝四端。三纲四端，是上天赋予人的自然本性，也是人道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傲慢凶狠、顽固愚昧的人才会背弃它；至于毛、鳞、蹄、角之类的动物，全都没有这些。一个人如果不想做人也就罢了；既然要做人，就没有沦弃三纲、断绝四端而仍然可以做人的道理。释氏在这些方面全都大肆扫除，却自以为达到了最高的道理，怎么能不说它是邪说呢？难道还不只是这些吗？人是有生命的动物，佛教不谈生而谈死；人的事情都可以看见，佛教不谈显明而谈幽暗；人死以后才称为鬼，佛教不谈人而谈鬼；人不能避免的，是正常的常道，佛教不谈正常而谈怪异；常道所以如此的根据是理，佛教不谈理而谈幻；生之后、死之前，正是应当尽心尽力的阶段，佛教却不谈这些。佛教谈生，却又谈前生后世；凡是见闻思考议论可以验证的事情，佛教都不认为是真实的，而说是耳目达不到、思议不能达到的境界。最高的善德已经遍及天地，佛教不知道它的尽头，却说在天之上、地之下以及八荒之外；无论是活动的还是生长的，都没有不是物的，佛教不怜惜草木的荣枯，却怜悯飞禽走兽的轮回转生；人的内外百骸没有不是形体，佛教不除去手足，却除去头发胡须，不废弃八窍，却[疑字]一窍，还说这是平等慈悲；佛教偏偏不慈悲父母妻子，却慈悲虎狼蛇蝎等应当弃舍的东西；佛教只让人舍弃自己的财物拿给僧人，却不让僧人舍弃所取得的财物拿给别人；河山大地从来不可能靠佛法使之为空，佛教却一定要使它空掉，而河山仍巍然、丰盛地存在，最终不能空；战争、刑罚、灾祸从来不可能靠咒语超度，佛教却一定说可以超度，然而尸体横陈、万物焚烧沉没，最终没有得到超度。这就是它的学说疏漏、悖谬而没有根据的大概情形，不是邪说又是什么呢？如今中国的教化，如果无父无君，圣贤便加以辟斥，万世都不认为过分；中国的政治，如果有人弑父弑君，王法便诛杀他，人心也不认为残虐；至于诡异的法术和旁门左道，都严加禁止断绝，这是为了扶持人伦纲纪，谋求天下安定。释氏的学说，全都附丽于这几件事情；我们儒者反而互相推尊归向它，难道不是有三种蔽病吗？三种蔽病是什么？一叫迷惑，二叫恐惧，三叫贪欲。那些从缝隙中窥见一点光亮的人，哪里知道日月的大明？知识局限在一件事物上的人，哪里相信阴阳的变化？这只是普通百姓的浅见。佛教于是趁机迷惑他们说：‘世界不能用数字计算，生死不能以一世穷尽。’于是没有智慧的人也跟着迷惑了。身体拔掉一根毛便脸色惊惧，脚踩到一根刺便心里害怕颤动；这只是普通百姓的怯懦之气。佛教于是趁机恐吓他们说：‘报应到来，比影子和回声的响应还快；幽冥地狱，比刀锯火刑的惨烈还要加倍。’于是没有勇气的人也跟着恐惧了。迫近穷困祸患时，一定产生求取富足利益的念头；谋划长远事情时，一定替子孙忧虑；这只是普通百姓的贪欲之情。佛教于是趁机诱惑他们说：‘遵从我的教法，各种快乐都具备，长寿富贵都不足道；进入我的境界，就能超越而位列高明，连天帝也不值得尊贵。’于是没有仁德的人也跟着贪求了。我们儒者如果确实能够穷究事理、涵养气质、安顿心性，就一定不会有这三种蔽病。有了这三种蔽病，便是身穿衣冠而实际上见识如众庶；是把夷狄引入中国还觉得不够快意，又同禽兽混在一起而不知道躲避。为什么竟然不思考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也不是可悲到了极点吗？即便如此，贤能智慧的人有超脱尘俗的趋向、有高出世俗的念头，认为世间事务是胶着纷扰，不是清净玄妙圆满的本体，便说：‘我哪里像愚夫那样有所贪求和恐惧呢？’大概是要寻求佛教所谓无上法、第一义，以彻底觉悟这颗心罢了。唉！尧、舜、禹、汤、文、武的德行，覆盖惠及天下；仲尼、子思、孟轲的道理，照耀觉悟万世。凡是面南而治的君主遵循它，人与万物都能享受福泽；背弃它，人与万物都要遭受祸殃。史册上记载的事迹，已经十分明显了。它的根本在于一心，成效却能达到如此地步，力量不可抵御。如今却说：‘世间事务不足以穷尽我的本心，兼利万物才是高士。’这难道不像吃五谷却说不足以饱腹，登上泰山却说不足以高大吗？何不也思考圣人的言语，穷究万物的道理，反过来从自己心中求取呢？如今对圣人的言语从未思考，对万物的道理从未穷究，志向卑下、气势馁弱，茫然失措如同旅途中的人，却贸然说：‘玄妙的道理不是六经所能传达的，难道说起来也这样容易吗？’假如说孔孟还有没有穷尽的地方，所以佛教才加以说明，那么佛教说它的玄妙，是为了出世；孔孟说它的粗浅，是为了应对世事罢了；它们的心本来是相同的。既然如此，用耳听，用眼看，用口说，用脚走；饿了吃饭，渴了饮水；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早晨活动，天黑休息；头顶皇天，脚踏后土，这些都是孔孟日常使用的常道。佛教是什么呢？难道不也是反过来概括说这些，而同它们相同吗？它同这些粗浅的方面，却不同于它们的精微；它们的心相同，却在实际作用上不同。名义上说是出世，但日常生活与世人没有不同，它究竟在哪里能够出世呢？所以道路不同，就不能相互谋划。儒与佛不同，这是很清楚的。佛教从来不替儒学谋划，而浅陋的儒者却没有不替佛教谋划的。他们喜欢佛教受记的媚态，迎合它外表的谄媚，替它张扬并辅助它，扶持它兴盛，甚至到了佛教诋毁尧舜、讥刺孔孟，也不认为是祸患的地步。只要有人拒斥西方佛教的说法，他们便心惊色变，好像罪过落在自己身上一样；即使弑父弑君，也不足以比拟他们的恐惧和愤怒。良心竟然偏僻到了这种地步吗？有人说：‘您所说的都是僧人的弊病，不是佛教本身的弊病。您厌恶僧人可以，但连佛教一起斥责，就过分了。’于是回答说：‘黄河的源头不会生出扬子江之水，黑水的波涛也不会结出桃李之根；’

译桃李的根不会结出松柏的果实。假使穿黑衣、剃光头的人承受佛教、使用佛术，却产生了这些弊病，这是谁的过错呢？仲尼所讲的父子君臣之道，维系亿万年，难道会有弊病吗？正因为它是自然形成而没有弊病，所以像天空覆盖万物，不必推高便自然高远；像大地承载万物，不必培厚便自然厚重；像日月照耀，不必扩张便自然明亮。正因为佛教是人为造作而且有弊病，所以它不断铺衍辩说，张扬自己的法门，用戒律防范，又用鬼神诅咒；以奢侈的外观夸示，以誓愿来要求；把自己托付给国王、宰官，拿祸福苦乐来胁迫人，而它的弊病日久便更加严重。墨子主张兼爱，流弊便成为无父；杨朱主张为我，流弊便成为无君。他们本人并没有亲自造成这些流弊。孟子推究祸害的极点，把它比作禽兽；何况佛教自身就是这样做的，又率领天下人跟从它，那么祸害的根源所到之处，灾祸的波涛所浸润之处，经过一千多年，败坏人的心志，丧失人的本性，破坏人的家庭，灭亡人的国家，漂荡淹没人的心怀，天下人都沉溺其中，没有人能够援救。难道只是有弊病而已吗？从前梁武帝奉行佛教，没有谁能比他更加隆盛；等到侯景之乱发生，他的几个儿子拥兵自重，图谋便利，像云飞一样各自观望而不进兵，最终使父亲饿死；随后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宗室国家也随之灭亡。佛教对君臣、父子关系，可以说淡漠无情，不被爱欲牵累；但道理果真应当如此吗？有人又说：佛的本意，也是想引导人走向善道，使人畏惧罪过而不去做，羡慕善行而去实行，这难道不是有助于世道吗？那么为什么要如此深切地排斥它呢？对此应答道：所谓善，不过是没有恶的名称罢了；连父亲、君主都不承认，哪里谈得上善？若不是存心防备，谁敢说那不是恶？和有父有君相比，哪一种才算善呢？所谓道，是人人共同遵循的道路；不仁不义的人，能走这条路吗？不能走。若不是存心防备，谁敢说那是可以走的路？和居于仁、行于义相比，哪一种才是道呢？你只喜欢他说的话，却不考察他的事实，这是错误的。有人又说：在家奉养父母，使他们享受饮食和温暖、凉爽，这种孝是小孝；出家得道，使父母升到人天之上，这种孝是大孝。佛不是不孝，而是要实行大孝。对此应答道：这不过是像良价杀父、效法牟尼逃避父亲那样的行为。逃避父亲，躲到山中得道，不如使父亲免除思念、忧劳，亲身奉养他，才是完整的孝。杀父而使他升天，不合道理；不如使父亲免于流离饥饿、死亡，使他得以活着，这才是正当的。这样看来，佛所谓的大孝，正是他父亲所谓的大不孝。假使佛说完全实行，人人都没有父亲，那么人民的种类必将灭绝，佛法也无法流传；人人都没有君主，那么争夺、杀戮、相残相食，佛门徒众也无法立足。这是很容易看见的道理，他们并非糊涂到不知道，只是用虚诞的话欺骗人，替悖逆之情寻找好听的说法，使昏聩、奸邪、懒惰之徒得到庇护，自己安享华屋、良田、金帛和衣食供养，泰然成为百姓的大蛀虫。不称它为异端邪说，还能称它什么呢？所以，仲尼正确，佛教就是邪说；佛教是邪说，仲尼就是正确的，二者不可能并立。这正是《崇正辨》不得不写作的原因。上等士人树立德行来教化改变，中等士人建立功业来依法革除，下等士人树立言论来用辞辟邪。我是下等士人，共写了这些话。希望读者怜惜我的志向，帮助我阐明这些说法；忠孝的大原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上蔡论语解》后序 《论语》一书，大概是先圣与门弟子问答的精要言语，是求道之人的要旨。但世人把它同诸子之书相提并论，童年时学习，壮年便抛弃。流传下来的训诂虽然没有断绝，然而智慧不足以了解圣人的心意，学问不足以获得道德的正理，于是便凭私智鼓动自己的说法，来迷惑天下。至于他们侮慢圣人的言语，又有什么值得深责的呢？只是圣贤之学的兴衰系于此事，这正是忧虑世道的人为之动心的原因。上蔡谢公从河南程先生那里得道，元祐年间主持秦亭的教育，于是写成《论语解》，阐发自己心中所得，破除世儒穿凿附会、浅近拘执的说法，如“五星运行于太虚之中，与日月形成度数，是不可改变的”。他对我们的道所作的贡献，实在卓著。然而当时学者起初并不以为然。我二十一岁那年，正值政和戊戌，在太学得到这部书，当时它还没有盛行。五年以后，传习它的人大概增加了十倍。唉！师友之道废弃已经很久了，想求得资助，却没有人同我共同裁量；想得到帮助，却没有人同我切磋。可以决然相信而不疑惑的，只有圣贤遗留在纸上的言语罢了。同舍建安谢袭智从山阳马震知止那里得到传本，想把它传授并刊印出来，于是刻板流通，希望那些喜好道术、乐于行善而想广泛学习、寻求证据却无从获得的君子，能够实现他们的志愿；这份志向实在值得称赞。然而我根据过去所见，与智崇现在的版本相比，文字义理有些不同。先生年纪更长而智慧更加明达，或许有所订正，所以还想得到善本参照校勘，然后再流传。即使如此，大致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如今喜爱它的人逐渐增多，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会胜过今天的人呢？假使有人真心喜爱并努力实行，必定会默默领会、精神承受，在相互参证倚赖之间有所显现；否则，岂不几乎要按剑斥责，把夜光之珠投向暗处吗？这不是我的志愿，而是先生的志愿。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后序。《送郭伟序》同年朋友郭伯成从澬江到永山来拜访我。我问他邵地有哪些人士，他说：“我们那里有金氏兄弟，以孝顺、友爱、和睦、谦让闻名于宗族乡党。”我请他列举其事，他说：“金育，字名者，侍奉父母极其谨慎，教导妻子遵守礼法，努力治家并处理家务，一文钱、一尺帛也不据为己有。不幸都早早去世了。他的弟弟金彦叔奕，谨慎地继承规矩法度，更加厚重地修养内在品行，希望子孙彼此不分离、不疏异。使用钱财，总要平均分配后才取用；商议事情，总要协调一致后才实行；饮食，总要大家聚齐后才品尝；衣服，总要备齐后才制作。还把余力用来救济贫困，家中常常宾客满座。家境富裕，却不奢侈过度。”我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小人，只在于懂得义。金氏三兄弟知道应当懂得什么，所以能够成就他们的德行。况且听说他们积累学问、增益文章，多次被有司推荐。即使荣宠禄位不能报答在他们本人身上，也一定会应验在子孙身上。和气能够招致祥瑞，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古人不是说过吗：‘美好的成就要在长久之后显现。’”伯成回去后，希望把这些话告诉他们。

译《送张尧卿序》学习怎样才算正确？从明白善开始，再努力实行，并且牢固守持，也就可以了。百家之学和各种技艺，有时也有值得观览之处；歧路容易遵从，浅薄容易通晓，也容易进入人的心中。可是圣人的言语玄妙深远，深沉如渊、高远如天，声音微弱得难以听闻，像朱弦之琴发出的微弱声响；淡泊而无味，像盛在尊中的玄酒，像大铏中的肉羹和俎上的腥鱼。能使人感到适口、咀嚼不厌的，唉，实在太少了。于是发现善道很难，偶然发现了它，有的刚出门就停下，有的走到半途便废弃；大多被俗习改变、外物转移、形势迁变，于是先前还是君子，如今却成了小人，肩挨着肩，脚跟着脚，品德相差无几，十人中也不过一两人不同。浦城张生张哲，跟随我的长兄学习，甘于淡泊，忘却寒暑，勤勤恳恳，专心以读书和质疑为事；对于求取科举、谋求禄位，好像毫无兴趣。我很嘉许他，也姑且等待时日长久以后再观察他。近来妖僧张圆觉在富沙用邪术鼓动人心，他的说法极其浅陋鄙俗，不必等到像太史公辨析羊角之说那样，便可以判定它是虚诞幻妄。然而百姓愚昧无知，成群结队地抬举、跪拜、膜拜他；送钱给圆觉，送金给圆觉；那些衣带垂绅、手执正笏的士人，以及穿布衣、束韦带的儒者，本来是百姓观察并仿效、据以决定取舍的人，也都不加探究、不加考核，纷纷随风而趋，推波助澜，喧嚷响应。于是连绵波及各郡各县，广达千里；人们忘记平素的事业，抛弃谋生养家的道路，只希望看一眼、听一次，磕破额头、磨破双脚，奔走不息，即使死去也不后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明白善，却希望从中获利。追逐利益没有止境，不夺取便不满足，有见识的人为此忧虑，说二张、角、鲁之祸，转瞬之间就会到来。间或有特别坚定、不这样做的人，因劝告别人而触犯他们，便遭到嫉恨憎恶，只能收敛双脚、屏住气息，担心祸患降临。正在这时，张生却能够明察而不受迷惑，见到乡里人将要受害，必定替他们辩明；见到有人把孔圣像放在瞿昙佛像旁边，必定使它恢复正位，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实行所认识的道理了。一般人的最大心愿，是企求富贵、羡慕利益通达；对于不可改变的命运，却总想用智力和力量去改变，于是说命运在上天，我无法知道，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义、遵循理，却一定要追求不可求得的东西，而不安于可以安处的境地，这又是为什么呢？虽然这样说，穷困厄难、困顿艰蹇，自古至今都认为难以忍受。张生以不惑于诡妄的心来抵御这种世态，进取善道达到勇敢的极点，相信天命达到坚定的极点；这样对于贤人君子所追求的长远宏大事业，本来就会条理通达、向上成就，希望他更加努力。古人只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实行的善，所以能够远远超过常人。我还要在将来的日子里，在张生归去之后观察他的进退成败，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绍兴十六年，月建辛丑，日次癸卯，武夷胡寅作序。《进先公文集序》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太常丞臣胡宁正值轮流入对，便在殿中奏事。皇帝说：“你的父亲既然编纂、解释了《春秋》，想来还应有其他论著，把它们全部进呈上来。”臣胡宁派人急忙告诉他的兄长臣胡寅说：“先大夫去世已经十一年了，遗文虽然已经编集整理，却还没有刊行。学士大夫想看到它的人已经很少，何况天子尊贵高远，每天有万般政务。如今主上还眷顾旧学之臣，只是久而未能得到安慰。应当思考如何仰承明诏。”臣胡寅立即取出先父文集，分门编次，誊写进献。邹鲁之学，自秦汉、隋唐以来，没有得到传授。其中名重一世的大儒，仅仅像佛家一类人，不过是所谓讲说戒律的宗师罢了。至于言语之外传授心法、直接超越佛境的人，却没有见到。因而圣道延续得像一线将断，口头和笔下的议论滔滔不绝，却不同于亲身实践其书，徒然保存着，实际上等于没有书。到了我宋熙宁以来，先觉之士卓然挺立，上承颜回、孟轲；天下英才心悦诚服。这样以后，孔氏的学术才渐渐显著。五经、《语》《孟》所记载的道理，就像逢春的树木，有根本的水流，生机流动显现，原本不是死板的物体。成就自己、成就万物，自始至终都有次序。先臣早年便禀有宏大志向，听闻而能理解这些道理。他以仁为居处，以义为作用，把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作为成效。至于死记训诂、辨析辞说、追求华丽文辞的习气，他一概不参与。他关于大道的纲领和作用、深奥的义理和精微的言辞，已经在删定编纂的著作中发挥了底蕴。其余因事而作的文章，进则向君父陈述，退则向公卿说明，有时酬答朋友游处，有时训导教育子弟，一言一语，都足以证明往昔、启迪后世。哪里敢只把它作为家藏，竟然呈入御府？这样文章不至于失传，后代也有荣光。然而父亲的著作精深，而我却用浅陋粗疏的话冠于篇首；君子的学问高远，而我却用卑近的议论来亵渎您的听闻。这种荣耀，难道只是让我感到惭愧吗？谨作此序。

译《送刘伯称教授序》进士同年登科，彼此相称兄弟，从唐代直到今天，已经很久了。如今朝廷之事，既然被赐予进士名次、授给敕书出仕，便选择日期聚集在一处，用官府供给的钱财，设置酒食举行宴会。同年进士全部到齐，按照先后排列在庭下，推举年龄最长的一人作为榜首，向他拜礼；又推举年龄最小的一人出来拜榜首，这叫“叙黄甲”。所谓黄甲，是黄纸榜上甲、乙、丙、丁、戊五科的次序。这样是为了告诫榜中之人，不要因科第高低而互相看重或轻视，而应以年龄长幼分为兄弟，推衍的就是这个意思。凡是榜中之人，都应先义后利，互相谦让爵位，彼此救济患难，长久相互等待，远方相互招致，这不是很美好吗？但从前取士人数较少，少则几十人，多也不过数十至百人，所以他们成为兄弟后，交往范围虽不广，感情却可以深厚。那种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足以树立懦弱者的志向，敦厚鄙陋者的品行，使未能参与的人产生羡慕之心。太平日子已经很久，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天下士人不下六七百人。在这种时候，安静或浮躁、华美或质朴，各自游荡散漫，既不能使志向一致，又不能长期居处在一起，本来就不可能全都相识。即使有一天举行叙甲之会，也不过是人群喧闹、进退如同旅众，哪里有机会询问姓名、窥见他们的声望风采呢？而且又有因故不能到场的人，十人中常有一两人。于是同年兄弟的名分虽然存在，交情和契义却不是原有交情已经深厚，便是一时意气相投、互相牵引而欢喜契合，才会最为深厚；其余的也不过泛泛而已。这不是人为造成的，大概是风俗由淳厚逐渐变得浇薄的结果。譬如酒必定由醇厚变为淡薄，淡薄过度便腐坏不堪，还有什么滋味可求呢？所以修养自己的德行、施行教化于人，如果一定要革除虚伪而归于忠厚，舍弃浅薄而处于厚重，都是因为厌恶末流腐坏、徒然铺陈而无味。我要被派往新昌，亲友交往更加疏远，普通朋友也更加离散。到任第三天，州学教授刘君伯称前来，以同年后辈的身份请求向我行拜礼。我推辞说：“这种礼节，如今已经像告朔时只留下供羊一样徒具形式了。何况交情有深浅，处境有通达和闭塞。我对于尊父那样尚未询问姓名、窥见声望的人，正在陷入困境；您却把我归入平日通家之交，难道不是过分了吗？”伯称说：“正因为厌恶这种浇薄风俗，所以不敢把世态炎凉当作礼数升降的依据。我个人的志愿，冒昧地坚持请求。”从此我开始同伯称往来，也知道他是年兄德常的儿子。德常生于丁未年，到元符庚辰年三十四岁，应诏上封事，被列入邪等。后来虽然获准游学于学校，但有司以他另有别号为由，始终不敢荐举。他虽然没有得到荐举，乡里学者和宗师却非常尊重他，隐然把他看作乡先生。宣和初年，东南盗贼兴起，党禁解除，德常才得以在南宫应试，考中辛丑进士，任桂岭县令。他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不忍心横征暴敛，极大地触犯了郡将。后来恰有部刺史中有人了解他，他才得以善终离任；而那时德常已经六十三岁了，直到死也没有得到际遇，知情者都为他惋惜。伯称刻苦自立，在父亲健在时便考取科第，没有败坏家业，在岭海之间艰苦奔波二十多年，仍未能改任京官。我看他笃实而通达，严毅而和乐，在清闲冷落的部门中留心本职，使学校焕然一新，百废俱兴，即使三舍最兴盛的时候，也有些不能超过他；训导诱掖、安排课程，勤勤恳恳毫不懈怠，士人都知道了努力进取的方向。我病情稍缓时，每天同他宴饮交谈，发现他通晓古今、周全了解利弊，利益不苟且追求，祸害不苟且回避，确实是能够适应实际事务的通才，也是继承父业的贤子。我孤独落寞，仿佛逃离尘世之人，依赖您的风义，姑且忘却忧愁。如今您任期已满将要离去，使我离群索居的感情比平常更加深重。即便如此，男子的志向在于四方，仁人不会只顾自己；您将显著地被看见，为清明时代所任用，我也要振作精神、忍耐性情，改正从前的过失而求得自新，不知不觉老年就要到来了。这次分别，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姑且扫净茅屋屋檐，铺上重席，摆上槟榔，剥下黄焦作菜肴，捕捉郁屈，钓取蛙黾作菜，买来蛮村的酒，彼此痛饮一场，您就上路吧。多吃饭，时时寄来美好的消息；这就是我这个孤独之人的期望。《传灯玉英节录序》学习一定要有疑问，有疑问一定要发问，发问一定要向贤智之人求取帮助。所问的不是心中疑惑的，回答又不回应所问，以及不等发问便自行告知，这都是老师和弟子的过失。《传灯录》所记载的释子，把这些叫作葛藤，它的过失正在这里。现在只选取其中铺陈、阐发而明白的内容，希望容易考察它的是非。至于谈鬼怪、引用诗句、类似俳谐戏弄、近于欺诳荒诞的，全都删去。有人讥讽我有所蔽塞，说：“难道没听说粗言细语无不是第一义吗？却在其中妄自分别取舍，这难道是禅意吗？”我说：“拿鬼怪、诗句、俳谐、欺诳荒诞的说法互相唱和，在钻洞穿穴、空疏浮泛、摇荡无实之中说话，这就是遁词，正是得法者所呵斥的。”看少林寺的启发教导，姬光的警醒发明，以及梁武帝所问所答，哪一个不是确切的要论？怎么会像末流那样，藤蔓纠缠、纷乱不清而不可追问呢？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根据他们内心发出的声音来取舍，并不是尊奉他们的道。意念由心产生，但意念不是心；心由性而有，但心不是性。如今佛教徒所说的心，刚刚达到意念；所说的性，刚刚达到心。这是自称见性，其实从未见性。从未见性，于是把世界看作幻象，把性命看作欲望，把秉持常性的正理看作虚妄，把事理看作障碍。即使他们清净寂静，不执着于根尘，也没有足以开化万物、成就事务的宏大作用和机用，只把举拳、竖拂尘、扬眉、瞬目当作究竟，那就不是天地的纯全，也不是中庸的至德。这要靠学者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罢了。绍兴庚午年，我因辞官而被贬置于新昌；夏六月稍得休息，既没有书可看，也不敢从事文章。城南二十五里的龙山寺，是六祖太鉴过去居住的地方，却没有藏经，只有四大部和《玉英集》，于是借来阅读。原来这是景祐年间大臣王随从杨亿《传灯录》中节取编成的。王随的意旨是正确的，认为粗俗言语和冗杂事迹会混杂真确的教义；那么我今天的取舍，仰慕前代贤哲，也可以无愧了。壬申年夏六月己巳日作序。

译《智京语录序》新化承熙长老、明觉大师智京，向普融平公学习并承继其法统，大概属于临济宗。平公的道术在崇宁、观、政和、宣和年间盛行，智京侍奉他最久，深得老师传授；他分化教导、传播流通，所到之处都能结下善缘。他住在承熙八年时，写信来对我说：“平日拈提唱道，随着问者应答，本来没有一句固定的话，但参学者捕风捉影，于是留下了痕迹，这就是所谓有了言语。是否可以把这些记下来加以发扬，以慰劳几位弟子的勤苦呢？”我说：“达摩面壁九年，如同死灰枯木；等到面对姬光关于安心的询问，文采才显现出来。有时隐秘，有时显明，本来没有闭口缄舌终其一生的道理。然而世代相隔，道术衰微，人人都在说法，充沛如云雨，浩大如江海；用纸墨传播的，也已经很多了。如今却想同面壁相符合，这正是通达者所以微笑而不相信的地方。你既然纷纷谈论，你的门徒又跟着记录，我还要替你作序，放在少林寺的旧址旁边，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即便如此，语言终究是内心声音的表现。谈论了某件事却说“我从未说过”，没有谈论某件事却说“我没有不替你说”，没有自觉的人听来，就像婴儿尚未能言，只要调换耳目所闻所见便无法察觉；从通达者看来，明镜之中哪里有可以逃脱的形迹呢？所以《传灯录》所记载的一千七百多人，无论深浅，只要看他们的言语就可以判定，正如事物经过权衡度量一样，难道还能欺骗吗？有慧眼的人可以借我的序来观察这部集子的言语，再由言语探求明觉的心，由心探求记载者尚未参悟却与之契合的地方，以及黄梅寺半夜传付之事、少林寺断臂所证之道，也就是如此。《洙泗文集序》所谓《洙泗集》，是龙溪陈君元忠按照后世文章体裁的名目，从《论语》中探求其义类，分门编纂，认为它是文章的祖宗。他请我为之作序，我嘉许他的论述，于是写道：文章产生于语言，语言本来出于不得不说。有时一句话就能穷尽道理，有时数千上百句话才能说尽一件事，这仍然是取法于《十三卦》，使万物完备、便利实用，以造福天下。一件器物不制造出来，百姓的使用就会停息；这就是圣贤文章所说的道理。语言并不是有意追求文章，只因根本深厚，末梢自然茂盛；形体宏大，声音自然洪亮。周道衰落以后，道术衰微，文章浮华，孔子很不取它，曾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谨慎守信，广泛爱人而亲近仁者，有余力了，再用来学习文章。”又说：“文章方面，我不如别人；至于亲身实行君子之道，我还没有做到。”学士大夫成百上千地聚集起来，能够实行这六件事的，谁还有余力？实行它们尚且没有余力，那么每个人本来都还不可以学习文章。急急忙忙学习文章，却不亲身实行；文章幸而写得工巧，这同在腐朽木头上绘画、以俳优博取笑声相差多少呢？何况还未必能写得工巧。夏禹、商汤以文学著名，是表彰他们的长处。然而《礼运》是偃所作，《乐记》是商所作，内容华美而充实，文质彬彬，仅次于经书训诂。后来的作者，有谁能够赶得上他们吗？周代的文章之所以遵从前代，是因为鉴戒夏、商二代，取其忠厚质朴的根本。文章如果不在这里，而想经天纬地、教化天下，就不是吮笔书简、祈求人知晓自己的作品。《离骚》有奇妙的才华，太史公称它可以同日月争光，却还不敢妄想达到《风》《雅》的台阶和席位，何况后来一变而成为讲究声律的各种诗体，又一变而成为雕琢辞藻、刻画纤巧的赋呢？大体按照仲尼删削文章的用意，不违背它而得以保存的，我知道百篇中也没有一两篇。这样看来，什么都不写并不会造成损失；写出来不但未必有益，有时反而有害，竟成了无用的空话。耗尽自己的才智，苦心思索技巧，希求立言，最后却归于无用，究竟是为了什么？然而自隋唐以来，末流每况愈下，选取人才、评论士人，都把文章作为判定能否升降的标准，却希望人人通晓经书、知道道理、守节秉义、具有君子品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陈君大概正是痛恨末流忘本、得其一端却不肯停止，从中可以看出他好古而笃实的情趣。圣门的问答和教诲，本来是语言，却形成文章；即使是文章，也只是当时的言语罢了。内容丰富却不多余，简约却不失法度，《论语》已经完备地体现了这一点。能够熟读并贯通体会它的人，一定不敢轻易写文章。把道理想得深而又深，知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事业在等待完成，就一定不会再把写文章当作志向。道理果真明白，德行果真树立，就没有不能发言的人。孟子说：“仁义礼智，根植于心，生发出来便有光彩，纯厚圆满。”它显现在脸上，充盈于背部，施行于四肢；四肢虽不说话，人也能明白。这就是《洙泗集》的根本。《熏峰集序》古人各有自己所树立的事业，称为德、功、言，但不一定极其盛大，只要能够流传就行。假如能够流传，那么盛大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侨、惠、夷、直，不过是一字所概括的德行；夷吾尊奉周王，子房报仇于秦，孔明治理曹魏，安石承受符命，都是两个字所概括的功业。文章也是如此。曲江别驾吴慎微，把平生所作文章编成集子，请我作序，书还没有编完便去世了。他的儿子仲衍于是来信请求，希望完成先父的遗志。我读了几遍，抚摸书卷叹息道：“这是仁勇之人。建炎、绍兴年间，金人屡次入侵，群盗四起；主持国政的人大多主张通和讲好，以招安、抚纳为防御之策。有志于义的人受到阻挠，不能得到任用，仇敌日益横行，寇盗日益滋长。吴君从小官因推荐得以面见天子，首先请求顺应天意、顺从人心，张扬威武，向北方雪洗耻辱。各路军队屯聚而不肯悔改的，应当全部用力讨伐，以除去百姓的祸害。光武中兴时曾省并官吏，如今增加的差遣冗员，应当一概罢免。”这三篇奏章磊落明白，言辞气势激烈，当时最紧迫的事务没有超过这些，可以说懂得言论的要旨了。奏章虽然只得到“已阅”的答复，但道理上并没有辜负职守。所以，言论恰当，即使史佚、周任、龙子一类人物，也都能凭一句话得到孔子、孟子的取重。言论如果不恰当，即使像惠施那样说出数万字的诡辩，或者像王莽那样用文章粉饰六经，又有什么用呢？唉！慎微的官职虽然不显赫，但他的言论也不会朽灭。文章能够不朽，本来就不取决于官职是否尊贵显赫。其余诗、赋和杂文总共若干篇，都温厚纯正、雅正充实，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分为若干卷，名为《熏峰拙叟集》。

译《向芗林酒边集后序》词曲，是古乐府发展到末流的产物；古乐府，是诗的旁支。诗出于《离骚》和《楚辞》，而《离骚》表现的是变风、变雅的情意，是有怨恨而急迫、有哀愁而悲伤的作品。它们都发于情感，但止于礼义这一点不同；称它为曲，是因为它能曲折尽情地表现人情。若拿它同曲艺相比，仍然比不上。它距离《曲礼》也更加遥远。然而文章豪放的士人，很少有不把心意寄托在词曲上的，随后又自行抹去痕迹，说只是戏谑游玩而已。唐人作词最为精巧，柳耆卿后来出现，压倒众多作品，把词的妙处发挥尽了，喜爱他的人认为再也没有超过他的。到了眉山苏氏，一洗浓艳香泽的姿态，摆脱缠绵婉转的格调，使人登高远望，抬头高歌，豪迈的情怀和浩然之气超然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词只成了奴仆，柳氏词也成了舆夫。芗林居士，正是步趋苏氏门庭而品尝其精华的人。看他把退居江北时所作的编在后面，把江南时所作的编在前面，以枯木般的心境幻化出繁花，以玄酒之尊弃置醇厚滋味；若不是不染外物而自然不显色彩，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我从公的外孙、汶上刘子荀那里得到他的全集，反复阅读，得到满足后又归还给他，于是在集子后面题写这些话。公的宏大才华、伟大功绩、精纯忠诚和崇高节操，世人都看在眼里，国史也已经记载了。后世之人品味他的一生、聆听他留下的余韵，难道也会像读《梅花赋》却不知道宋广平一样吗？《鲁语详说序》道只有一个罢了，但为什么有中、偏、大、小、正、邪、纯粹、驳杂的不同呢？合乎中道所以广大，广大所以正，正所以纯粹，纯粹所以归于一。那些狭小、偏私、僻邪、驳杂，是求道者的过失。他们之所以失误，有的由于老师传授，有的由于穿凿的智巧，有的由于禀性气质，因此走上不同道路，各自奔逐而不回返。道本身并没有这些差别。先圣先师正是为此而施教，救学者脱离歧途，希望使他们归于最恰当的道路。所以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贯通。”这个一，就是仁。圣门弟子都学习成为仁人。孔子的言语行为没有不是仁的，《论语》中记载得很清楚。我十六七岁时，看见先父书案上有《河南语录》、上蔡谢公和龟山杨公的《论语解》，偶尔偷偷翻看，才知道它们不同于私塾所学。有一天我请问塾师：“河南、杨、谢三家的说法，与王氏父子相比，谁更贤？”塾师说：“那些说法不利于应科举罢了；如果要趋向舍选，就应当遵从王氏。”那时我还没有坚定立场，却已经萌生了好恶。后来进入学校，正当崇尚忌讳、肆意谄媚、歌功颂德，夸称超过唐尧虞舜的时候；如果有人谈到史书，或者说及李杜诗篇中描写乱离的句子，众人便认为是在诽谤讥刺。这种急切苛刻的才智持续了二十年，直到河川壅塞后突然决口，睦州盗贼骤然兴起，形势撼动嵩山、泰山，才相信王氏的学术不以仁为根本，穿凿割裂，因而招来了不仁的祸患。正当此时，天子临轩策试士人，采纳正直的言论，党禁逐渐松弛；于是邵康节的《皇极书》、张横渠的《正蒙篇》、河南先生关于诸经的著作和学说，以及元祐忠贤的言论风节，逐渐流传出来。喜爱它们的人往往传抄珍藏，好像获得稀世之宝；谢公的《语解》则已经刻板盛行。唉，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四年以后，岁在乙巳，女真人入侵，侮慢的书信传遍天下，诏书在夜间颁布，皇帝把罪责归于孙位。靖康元年，于是撤去王安石配享的坐像，废止《字说》，不得再使用；让学者兼用先儒之说，召回遗老逸贤，想要改弦更化。虽然狂澜已经倾倒，捧土也无法阻挡，但遗留下来的书幸而保存，出于良知的道理如同渡过贯河，终究不会泯灭。这样以后更加相信，仁是人的本心，是大中至正、明明白白的道理，从未消亡，只是人自己不去求取罢了。如今皇帝以勇智中兴，清楚地知道祸败的根源本来在王氏，因为他的学说迷误天下、变乱典章，得罪了宗庙。于是诏令三省政事，都遵循至和、嘉祐年间的制度；这出自圣明本性，深切喜好孔子所作、被安石废弃的《春秋》，又在讲筵进读神祖作序、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从杨时家取来三经义辩，放置在馆阁，采用程氏学说。学士大夫逐渐被任用，甄别叙录元祐旧家中有声望的子孙，并追复他们父祖的爵位秩禄，打算铲除蛊惑和弊害，造就人才，为朝廷依赖贤才、国家培植安定巩固的根基。这是绍兴五、六年间的事。君王的诏言多么伟大，君王的心志多么专一，所有臣子都应当和顺承接、努力顺从，实在不忍违背。然而习惯于旧日染习的人，看见王氏的言行不合正道，却有迎合世俗、追逐利益的便利；对于程氏，则像丑妇厌恶明镜一样厌恶。他们积蓄怨恨，等待机会，逞弄诡诈欺罔，反而把专门之学的罪责归于朝廷深处。学士大夫的意向只要不同于王氏，排斥便随之而来，必定要像这种说法才可以仕进；他们遮蔽隔绝真理，众人高唱，千人应和，已经率领天下人只说一种私见。又彼此挽袖扼腕，设置栅栏阻挡阙里，禁止人们趋向圣学，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自古以来考察言论的方法，必定要观察它造成的事实。王氏一派自绍圣、元符、崇宁、观、政和、宣和以来的实际效验，难道还能掩盖吗？试举其中大的方面来说：承接瞿昙、老子关于虚空的绪论，扰乱邹鲁礼义的实质；谈论二帝三皇的治理，却助长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政治；假托人子继承先志的孝道，却毁坏祖宗艰难建立的事业；指称丰亨盛大的景象，却放纵穷奢极侈的欲望；羡慕开疆拓土的功绩，却招来好战喜征伐的祸患；乘国家破败、君主灭亡的时机，扶助背叛君主、僭越天命的贼人；处在燕巢筑于危幕的形势中，却造成荆、扬地区血流遍地的痛苦；积累刑赏不平的怨愤，酿成周庐触犯法纪的变乱；假借偃武息民的说法，成就对外求和、保全自身地位的计谋；灭绝百姓和三纲的道理，甘心承受臣服仇敌的耻辱；称赞太平无事的美好，诱导逸乐怠惰的过失；堵塞忠贤进谏的言路，造成尊崇家族而卑视国家的渐变。这些全都背弃先圣，存心不仁，却在经义和字说方面精细讲解；它们在本朝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最有权力、最足以据此断定的证据。至于君子私下所接受、所传习的影响，曾有哪一个人列入他们的行列吗？只从这些事实观察，明辨善与利的区别，难道还不明白吗？可是他们仍然营营不休、轻佻反复，颠倒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议，不念驱赶野兽去吃人，近处已有覆车之辙，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我愚昧不肖，幸而听闻伊洛的至高教诲，承受先父庭训，却昏昧顽固、懒惰荒废，没有早早用力。我曾经妄想，《论语》一书是仁道的关键，想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旨趣记下来，附在章句之下。只是内心估量自己浅陋，长久以来没有完成；如今头发秃了、牙齿缺了，恐怕要辜负当初的志愿。恰好得到上天的幸运，被放逐到炎热之地，在偏僻处结庐居住，尘世事务相隔遥远；门前吸纳山色，窗中映含水姿，屋檐下的竹子、庭院中的梧桐不时吹起凉风；早晚只吃一盂蔬菜、一盘清淡食物，心境澹然如太虚，不知浮云的茫茫渺渺。观察自己的过错、存心自省，从这时开始更加笃实，于是得以完成稿本，留给儿童少年，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它，希望最终由博返约。至于推己及人，指示通往洙泗的道路，放纵淫邪、拒绝偏说，分辨荆舒之地的道路，不是我这样的愚人所能做到的。我只是困顿之中学习，希望在专一不二中期待有所成就。绍兴甲戌年三月甲寅朔日作序。

译《斐然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 宋胡寅撰 《丰城县新修智度院记》事情如果没有记载，就无法长久流传。有些大事不值得记载，而有些小事却值得记载；有些平常事情不必记载，但也有应当记载的。人生必定有职业，古代百姓的职业有四种，如今百姓的职业有七种。已经使用农具耕作，又拿斧斤削治；已经从事货财流通，又学习弓箭。这是失去常业、改变守分，大概等于丢弃材料。治理之道所厌恶的事，君子不说。各自安于自己的职业，彼此不侵扰、不紊乱，就像会动的动物不栽植，善走的动物不飞翔，这是理所当然，也就不必记载。同样都是农民，有的粗疏荒率，有的努力耕田，那么努力耕田的就值得取法。同样都是工匠，有的奇异邪僻，有的遵守尺度法度，那么遵守尺度法度的就值得取法。记载他们，是为了勉励有才能的人，警戒没有才能的人，所以即便是细小平常的事情，也不能说没有值得记载的。如今儒者穿戴衣冠，就应当修习仁义礼乐，一切取正于仲尼，这才是他的职业。如果诋毁先圣而归向异端，贪求五浊之欲而持守斋素，祸害百姓万物却忏悔罪过、祈求福报，实际充塞于一切而谈论空寂，这就像丢弃材料一样，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出离父母、毁伤皮肤头发，刻苦学习佛法，建造广大宫室来侍奉佛、居住其中，僧徒彼此相继，使它兴隆不衰，这就是僧人的常业。凡是有所建造，必定要请我们儒者中善于作文的人来记述。如果本来不必记载，但君子又不能不为它说几句话，也只是借此教化，寓含劝戒罢了。既然已经成为僧人，却又毁坏自己的行业，严重的甚至破坏戒律、私蓄妻子，接近屠户、酒贩和市井商贩，有的甚至抛弃寺院居住，任凭风雨毁坏佛像经卷，变成贫窭聚处，也不顾惜。这样的人很多，那么能够不背叛教法、守持常业的，难道不值得称道吗？丰城龙泽寺住持广照，为修建佛事而募化，有徐氏父子施舍最为丰厚；广照一点也不据为己有，全都用来修缮寺院。凡是殿堂、门阁、僧寮、厨房、浴室、厕所、丹青彩绘、铸造砌筑等，件件都很完备。寺院在县城以西五十里的山坳中，松竹遮蔽，山涧沟壑声声回荡，是人间佳处。绍兴壬子年末，我侍奉双亲，从杭州向西行至此处，稍作休息。因为喜爱这里清幽旷远，便留下来度过冬春，十分舒适。第二年夏四月将要离开，前往衡山，广照请求说：“山僧年老多病，在这里劳苦憔悴，房屋从未有过士大夫车马的踪迹。如今幸蒙您屈尊光临，如果能留下一个字刻在石上，我至死也没有遗憾了。”我答应了他，又向乡里和县邑的人询问此事，没有人说毁谤的话，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大概是感叹世上有应当做却不做、 不应当做却去做的人；那么凡是能够做事而不失本分的人，也就值得嘉许了。《湘潭县龙王山慈云寺新建佛殿记》【篇首一百四十字为先文定所作】自古以来，求学问道的人，都恭敬地侍奉老师，把老师看得同君主、父亲一样尊重。追溯源流、顺着根干考察，凡事都有它的根本。像中国从事儒业的人，必定以仲尼为宗师；西方的浮屠氏，名号虽然很多，也把佛看作至高无上的圣人、天人之师，没有谁能超过他。仲尼去世后，门弟子想把侍奉圣人的礼移用于有若，曾子认为不能借此败坏民俗，仍然设法加以阻止。臣下像侑一样陪坐，先圣端坐注视，至尊跪拜伏地；不因有避嫌之处而使君子忧虑，反而在朝廷上直言，认为自天地开辟以来，中国的制度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希望借此防止重蹈曾子的心意，这并不是迂腐之言。西方的教法虽然与此不同，但凡是慈爱、孝顺、忠诚、顺从之类，以及尊卑贵贱的等级，礼乐刑政用来维系人伦的制度，凡是在世间确立的东西，全都被他们扫除，说道：“这些都是有为的法，不是真实的道理。”我曾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形，却发现有些东西是无法逃避的。他们的教法有父子相传的关系，地位有宾主之别，次序有戒腊长幼之等，居所有丈室、堂寮的区别，名位有长老、主事、众僧、童仆的等级，供养有寒天的裘衣、暑天的葛衣、早晚的饮食以及蔬菜谷物等物，情感礼文方面也有交际往来、送葬哭服以及哀乐等礼节。尤其担心这些制度毁坏，于是又制定规章来整饬统一；遵守这些规章的叫作威仪，违反的便是罪过。它严密到这种程度，本来就是人所秉持的常理，是想去除却不能去除的东西，但他们却说：“如果从事相上看，这就是事障；如果从道理上看，这就是理障。我不做这些事。”至于师徒之间的关系，更是十分谨慎。自从他们的教法向东传播，精舍遍布天下，凡是殿宇和佛像，归依所向，必定把佛安置在上位，菩萨、罗汉依次排列在屋宇四周。进入寺门，只见大殿飞檐高举，金碧交相辉映，中间巍然高坐、尊贵无比的，不必询问也知道是如来。这样的制度由来已久；可是湘潭隐山大禅寺，曾有一位住持别出心裁，把佛移到左边的庑廊，将殿改成阁，又刻造一尊三丈高的木像，安置千手观世音。观世音固然慈悲而有神通，但他面对如来，大概也应当前瞻后顾，哪里能够突然踏上佛的位置呢？有一天，他带着弟子登上他老师的座席，把老师请退，自己侍立在弟子旁边，完全颠倒了尊卑、反行其事。自有佛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他的门徒都愤怒不悦，大概是因为其中确有不合道理之处，而人心所同然。有一位大比丘法赞，实际承继总持法脉，命僧人子积督促工匠、筹办材料，在阁前营建殿宇，恢复通常的制度；殿宇瑰丽雄深，供人瞻仰，端正庄严。殿宇建成后，法赞请求我写文记述。我认为，人生有三种最重要的关系：君臣父子是人伦常道，师徒传承是最高的德行。冰比水更寒，却没有水就没有冰；既然弟子已经传承了老师的道，又怎么可以贬黜老师？这就如同逢蒙已经学尽后羿的本领，便可以杀死后羿一样。照这样的心意推论，儿子即使圣明，也可以先于父亲享用食物；臣子即使庇护百姓，也可以取代君主的位置。即使学佛的人超越常人、脱离世俗，不把三纲放在心上，也不会采取这种做法，何况中国最重要的伦理纲常呢？法赞进行这件事，使我内心有所感触，所以为此说几句话。殿宇建于绍兴三年某月某日。至于工程和费用，不过是营建中的常事，就不必记载了。

译《富阳观山严先生别庙记》古代的君子，天下太平时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时就隐退。汉室中兴，严子陵本来可以出仕，却不肯屈身求进，隐居终身。大道不能彰明，是贤者超过了本分；那么，严子陵的行为难道没有过分之处吗？武夷人胡寅说：“不是这样。从前世祖没有一支军队的众多兵力，却起兵平定僭逆盗贼；寻邑、王郎、赤眉、铜马以及陇、蜀的首领，兵众都多达几十万，世祖折断马鞭去鞭打他们，没有不如意的。天下安定之后，他亲自掌握朝政，独断国事，即使三公这样尊贵的官员，也还被政务困扰。郑兴、孙言为了躲避祸患而采取委婉态度，韩歆直言劝谏却也不能免祸。世祖的功业盖世，却也有轻视臣下的心态。严子陵不屑于出仕，并不是故作清高、孤僻自守，而是想借此警醒皇帝。子陵与文叔本是布衣时的朋友，难道他的胸襟气度还不及后来显贵的冯、邓诸公吗？他足以凌驾于万乘之上而把卿相之位看得如脱鞋一样，确实有包容天下的气量、开创天地的才略。假使把他的功劳写在史册上，把他的画像绘在云台之上，不知道谁先谁后。严子陵不做这些，却选择隐居，是因为君主志得意满时，常常喜欢傲视士大夫，轻视贤能而忽略老臣，违背众意而任性行事，把小小的官印官服看得足以驱使、激怒一世之人，使苟且卑贱、毫无羞耻的人日益进用，使洁身自重的士人纷纷远离；这样一来，国家的混乱灭亡很快就会到来。这正是严子陵深切爱护文叔的真情，也是世祖愿意屈己忘势、顺从他的志趣，不敢以君臣的名分来压制他的缘故。”直到今天，一千多年过去了，严子陵流传下来的风范余韵，仍足以堵塞贪婪争逐、永不满足的心，振作颓废懦弱、不能振奋的精神。前贤所谓他对名教有大功，我正从这里看到了。严子陵是会稽人，归隐后在富春山中耕种，就是今天的富阳。西南几十里有桐洲、石濑，世代相传是严子陵垂钓的地方。山势回曲，水流环绕，秀美的景色尽收眼底，确实是遗弃尘世、隐遁踪迹的地方。文正范公当初修建祠宇，如今归属桐庐；富阳县的观山也有一座小庙，巍然独立。

译《图经》没有记载那里供奉的画像、衣冠，大概并不是通达之人、贤士所崇尚的幅巾野服的高雅风致，而是泥塑偶像和墙上绘画，夹杂着鬼神妖怪之物；士人和妇女早晚拿着纸钱奔走，说道：“这是阎大王啊！” 这样哪里能使人想见他的仪容形貌而受到感发、振作呢？庙宇俯临大江，潮汐呼啸汹涌，云山浮动，与江涛一同起伏，这也正是神明英灵所停留的宅居。有好古的君子，稍稍加以改造，去掉其中鄙俗浅陋的部分，使它归于简洁雅正，让县中有可供瞻望追思之处，使文人墨客在东海之滨徘徊，向先生的清风致敬，难道还不能说是小小的补益吗？《悼亡别记》【丁亥年冬】宣和三年，天下士人在南宫参加大比试。兵部郎中、南剑人张公哿参与主持考试取士，中选的有五百人。胡寅的名字列在第十名。胡寅在太学同舍的朋友、如今任给事、现知福州的张致远，字子猷，也被选中。子猷是兵部公没有服制关系的族孙，一天对子寅说：“您的文章，兵部公赞叹欣赏，口中一直说个不停，只遗憾还没有见过您。”胡寅第二天早晨把书信藏在袖中前去拜见，张公再三问候慰劳，果然如子猷所说。当时胡寅还没有议婚，有一位姓张的中书侍郎正在为女儿求婿，催逼得很紧。胡寅年少气盛，鄙视当时的公卿，不愿顺从，逃避了三天。子猷赞赏胡寅的志向，说：“兵部公有个小女儿，非常疼爱她，正在选择婚配，只有您才配得上她。不过她比您小十岁，您若有意，我愿替您谋划，您看怎么样？”胡寅想到受到兵部公知遇，又同子猷交情深厚，而张家世代儒雅，婚姻可以长久，便写信把事情告诉父亲。父亲说：“我不认识兵部公，但知道他同龟山杨中立公、右司陈莹中公是亲朋，你可以依从此事，不必怀疑。”兵部公听说后非常高兴，于是就在这一年四月送上聘礼。第二年四月，在京师宜男桥兵部公租住的房舍迎娶新妇。那年冬天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携宜人回到荆门漳水岸边，到达双方父母身旁。癸卯年正月初一，宜人穿着盛装拜见公婆，公婆设宴行飨礼；退下后又拜见宗族，举止和谐庄重。她性情庄重，从不有失检点地说笑，内外亲属都赞叹她年纪轻轻便已具备成熟的妇德，公婆爱她如同爱女。秋天九月，朝廷命她跟随胡寅前往西京国子监任教授。甲辰年初夏，生下一个男孩，现名大原。西京有许多名园美榭，可以登高远眺嵩山、洛水；她想出去游览，曾游过水南水北二三处胜景，之后便不再出游，说：“不过如此罢了，游观不是妇人该做的事。”胡寅独自寻访名胜古迹，骑马远行，她总是恭敬地告诫他在外谨慎。一天夜里，有盗贼骑马在屋后的山下窥伺，她察觉后，增加灯烛，告诫奴婢不许睡觉。胡寅四更时醉酒回来，却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才听说盗贼在东邻被捕。教授一职俸禄微薄，薪俸又不能按时发放，胡寅变卖她的嫁妆，才得以同才俊交游，费用将尽，她脸上却没有显露出怨色。胡寅有时读书作文到半夜，她也在旁边缝纫，偶尔提出问题，把这当作常态。乙巳年，河北各地盗贼兴起，女真人将要入侵。冬天十月，胡寅请假回荆门探望父母，又独自乘车赴任。丙午年春，京师解围，胡寅被召入朝，获赐对答，校理中秘书，不久升任省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丁未年夏四月，敌军骑兵向北撤去，胡寅请求立即回家探省。五月到家时，才知道京师曾被围困，朝廷内外半年音信不通；胡寅于是问她：“你难道不很担心我遭遇意外吗？”她说：“怎么会不担心？但我料想您一定平安无事。”戊申年春夏之交，胡寅前往维扬，长久没有得到调任。己酉年春二月初，女真人的轻装部队渡过淮河，扬州溃败，胡寅脱身到常州、润州之间。过了很久，朝廷召他回去，恢复省郎职务，又升任左史。秋天九月，他请求任奉祠官，获准。当时荆门已经成为盗贼出没的地区，父亲估计形势，渡过洞庭向南，寄居湘潭；胡寅行至临川，正遇敌军攻下江西各郡，道路非常阻塞。第二年三月，才得以到达父母身边。退下后问她：“今年你担忧吗？”她的回答仍同从前一样。冬天十月一日，先派人来报说她病势危急；她握着她的手，过了一会儿便去世了。她在各位妻妾中最受宠爱，因为她身体多病，胡寅常常宽免她的礼仪。辛亥年春，巨盗马友、孔彦舟在衡阳、潭州交战，军队遍布原野。四月，胡寅陪父亲向西进入邵州，席子还没有坐暖，另一股盗贼又到了，只好再向南进入山中，同洞獠为邻。十二月，盗贼曹成在衡州击败官军，又转移到全州，向西南到达灌江，与昭州接壤。当时只有三间破屋，两边的廊庑都割取茅草加以遮围，上下共住五百多人。度过冬天直到春天，瘴气雾气昏暗不散，大风一刻不停，只能烧湿柴御寒，粗粝的食物也仅够勉强供应。壬子年春，父亲奉命任职掖垣，胡寅和弟弟宁侍奉同行，幼弟宏留下守屋。走远以后，六月曹成的余部突然进入灌江，她同两位嫂嫂带着子女仓皇奔逃躲避。一天夜里忽然听见鼓声已经逼近，随从哄然四散逃走，行李全都丢弃，只有一个背着桥的人没有离开，于是偶然得以逃脱。冬天十一月，父亲罢免掖垣职务，回到丰城，派胡寅去探望家人。年终时在清湘山寺中相遇，她独自穿着夏衣，我只有一床单薄的布被；出嫁时的衣裙已经一件不剩，只有她随身带着胡寅的敕文诰命，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受到损伤。胡寅的劳苦稍稍安定后，问她：“惊恐害怕，恐怕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吧？”她回答：“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不过一死罢了。”原来她一直随身带着剪发刀，紧急时便可以用来应变，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总的说来，她性情平和而意志安静，看事理明白，遇事果断。癸丑年春正月，父亲来到湘潭。秋天七月，尊卑亲属才在南岳会合。甲寅年终，终于能安稳睡觉。乙卯年，胡寅奉左史之职召赴钱塘，冬天出任邵州知州。丙辰年二月到家，七月改任严陵郡。

译她平时看见胡寅远行，并不放在心上；这次临行告别，却哭泣悲伤，神情格外凄楚。丁巳年八月来信，才说：“我的手痉挛，不能亲自写信，命大原替我写。”胡寅身负官守，想回去却不能。九月收到讣告，实际是在这月初四。自从她归来以后，胡寅同她聚少离多、相隔艰苦，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她一向容易发热，在二十四五岁以前，每年发作一次；后来有时一年发作两次，再后来竟达到三四次。每次发病，必定头痛剧烈、痰多，内脏之气郁结不畅，昏迷不省人事，像中风一样；一定要用寒凉药引导通下，才会好转。一次通下之后身体就虚弱，不能服温补药，服了便又发热。胡寅在家的日子很少，凡是她的病情危急时，胡寅都没有遇上；遇到时病已经平复，便忽然把它当作平常事情，又没有遇到良医，使她在壮年时气血耗损，终于因此去世。胡寅遭逢乱世而更加贫困，十年中三次被贬，俸禄收入极少。她每当病情平复，稍稍想吃些肥美食物来辅助调养，胡寅却没有能力满足她。她常常说“只要有食物能吃饱就行”，把这当作玩笑。胡寅每每对她说：“如今这样的世道，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还能希望有什么美食？用贫困来衡量疾病，宁可贫困，只求你平安痊愈罢了。”她听到这话，不下百十遍，久而久之也就安然接受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即使如此，身体衰弱却没有食物，抵御疾病却没有药物，她的死，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呢？大原出生后，她年纪才十七岁，胡寅曾说：“多生几个男孩，是人所希望的事。”她说：“我只为您生一个儿子罢了。妾媵所生的孩子，与自己的有什么不同？应当一个个都好好对待。”胡寅说：“您怎么知道只会有一个儿子呢？”她说：“姑且记下这句话，必定不会错。”后来胡寅出其不意地拿从前的话来验证，十六年间一直没有差错，果然如她所说，却不知道她究竟看到了什么，竟这样确信。妾生了一个女儿，衍生了一个儿子，大端。大端曾经病危，她日夜哭泣，守着孩子设法救治；千方百计后孩子终于痊愈，她高兴得不能自胜。她平素曾学习《论语》，终身把书放在案头，遇到章句便问胡寅，也询问其中的意义；胡寅浅显地告诉她，她有时还能由此类推而领会别的意思。她教育大原非常严厉，几乎不曾给他好脸色。胡寅责怪她说：“孩子又小又弱，怎么忍心这样？”她说：“爱他在心里，却不能放纵他。慈母往往败坏孩子，您难道不知道吗？”胡寅没有办法反驳，只好罢休。胡寅在京城的第三个月，兵部公家族中一位向来同胡家交往密切的人设宴，她少量饮酒，略有醉意，从此以后饮酒再没有达到原来的酒量。因为胡寅嗜酒，她每次同他对饮，只是慢慢小酌，沾湿嘴唇而已。她一向不相信鬼怪和轮回的说法，家内家外的亲戚妇女大多对此感到恐惧，她却像平常一样。甲寅年，胡寅因遍览大乘诸经和《传灯录》，深入考察佛氏的学说，终于有所领悟，写成《崇正论》一篇，数万字。她常常询问其中的大意，总是怡然会意，并相约到死时不用浮屠氏的法事。临死前两天，她还为叔父宏诵读这篇文章，最终履行了自己的话。自从佛法传入中国，以生死轮回、变化之说恐吓煽动世俗，一千多年间，能够特立独行而不受迷惑的，不过几个人而已。即使才智高明的人，也很少能够自行摆脱，何况阴柔的性情呢？她可以说是贤明的了。她侍奉胡寅很有礼节，从结发到去世，从未因失言或脸色不好而彼此失和；但她性情平淡安静，对世俗滋味十分淡泊。兵部公去世时，她遗憾不能见到他，每次谈到这件事，眼泪便像下雨一样落下。一位兄长和一位姐姐先去世，她常常因此内疚。胡寅到了桐江，替她把最小的弟弟接来，她仍然深切思念长兄。她常说自己气弱多病，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同兄弟姐妹在地下相见到什么时候。她把这些事交代给记事的人，从未忘记；偶尔隔一两年，也会忘记一两件。她说：“这是早死的征兆。”胡寅听到这话，总是惊惧而悲痛。谁又料到只是这一次疾病呢？她过去苦于发热，听说她将要去世时，身体先冷下来并出冷汗，大概是阳气耗尽而转为寒证。九月初三，胁内有针刺般的疼痛；第二天辰时、巳时之间，终于没有救活。唉，真是悲痛啊！过去她多次谈到这些事，我为什么不早些替她写下志文，让她读一读呢？我必定竭力拒绝说：“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如今在悲痛中拼缀她的一生，十件事中也写不出一件。既然已经选择这些事，简略组织言辞写成墓志，又把这篇文章交给大原等人，使他们坚定孝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译《桂阳监永宁寺轮藏记》典籍以我们儒家和释氏的著述最多；然而儒家书籍的要旨，没有超过五经的。邹鲁一带的言论，即所谓七书，前后贯通一千五百多年，并不是一位圣贤所说的话，总共汇集起来不过一百多卷。经过仲尼裁定、整理之后，道理更加明白，道统更加彰显，天地人三才由此确立，万世都不会有弊端；违背它，就同人道相距遥远。它从未郑重告诫学者一定要收藏典籍、炫耀见闻，也没有要求人凭私心把它奉为绝对正确；之所以能保存至今而没有废弃，大概是因为它讲的是人生共同遵循的道理，本来就不可离弃。除此之外，各家著述日益繁多，流传久远、可以按卷计算的，达到数万卷，可以说非常多了。然而明智的人必定会把握纲要和重要训诫，以圣人为准绳加以裁断，使最恰当的道理归于一处，使精微的义理不相矛盾；对偏邪、淫滥、邪曲、逃避的言辞加以遏止，不让它们肆意流行，并不把诸家著述全部当作正确。如今释氏的书有五千四十八卷，因为文字数量太多，所以世人很少能够全部研究。我曾查考它的目录，其中有论、戒、忏、赞、颂、铭、记、序、录等类，多是僧人所作，占了大半；真正称作经的，才两千多卷。僧人在这些书中经常诵读、玩味、唱诵的，也不过六七类罢了，其余的便搁置不谈。他们之所以不谈论其余典籍，究竟是没有空闲，还是认为没有必要称说呢？既然如此，那么从他们的学说来看，所得有深有浅，所说也有正确和错误。如果把它们一概当作正确，岂不是太欺骗人了吗？它们的言辞虽然多得不能全部考察，但其立说的大概界限还是可以看出的。谈论心，就说耳、目、鼻、口的作用以及喜怒哀乐的变化，都不是本体的妙用。谈论身体，就说身体只是暂时聚合而成，生老病死无非苦恼；即使拿食物喂饱狼虎、乌鸦，也没有什么不可。谈论生死，就说人有前世而来、后世而往，人与狗、猪、羊、牛彼此轮回转生，没有穷尽。谈论世界，就说天上有殿堂，地下有地狱，日月中有宫苑，星辰所在有里数可计；宇宙间众多得像恒河沙尘一样的世界，无法胜数。谈论万物，就说羽毛、甲壳、鳞片之类都是前世的亲爱宗族，凡有灵性或蠢动之物，蚊子、蚋虫、蝼蛄、蚂蚁同佛没有区别，也想教化它们，使它们达到正觉。至于人所秉受的常性和天命，他们却认为只是爱欲凝聚而成、因而繁衍延续，没有什么可尊贵的；所以把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看作怨恨、憎恶、仇视、毒害等可厌恶的对象。他们亲近厚待的，反而是把外人为慈爱、孝顺、传承的对象；凡九州四海之间根源不同、形质各异的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肖，只要同他们相同，便都算作法属。他们论说天地覆盖承载之内一切可见的东西、可以命名的事物，都把它们等同于睡梦幻境，说诡异的水泡、影子、闪电、露水，全都不能坚久存在、不能算真实，因此不必去做。谈论鬼神，就记载它们的形貌，叙述它们的种类，知道它们的嗜好欲望、年龄寿命，甚至知道它们的居处和名数，放开口来谈，尽情写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佛说了这些，又嘱托给僧人，于是僧人演说并加以推广，所以佛书竟多到五千四十八卷；他们还认为每一个字都是最高的道理，每一句都是微妙的佛法，每一卷都有光明显现，每个地方都有神物守护，不容置疑。于是搜集百姓的财物，耗尽百姓的力量，用纸墨印刷，装入匣中收藏；又用车轮承载，推动旋转；以丹砂、黄金、纹理美好的玉石、香木，穷尽奢侈华丽，装饰得花团锦簇，这才感到满足。独自怀疑并批驳这些说法的人，便被说成外道、魔障，是佛门的罪人；像傅太史、韩文公这一类人，直到今天仍被释子愤怒辱骂不止。既然他们把空虚寂灭看作道的最高境界，那么即使天伦之重、乾坤之大、日月照临的显明、山河形势的显著，也将一概扫除灭绝，使一切空无、完全不立；这样一来，凡是显现于形体和形象中的东西，都应当一丝一毫也不存在。如今他们却建造大屋，聚集徒众，耕种良田，积蓄厚重财货，来来往往、纷纷扰扰，同世俗人没有什么不同；同时又用佛留下的书籍来营造、设置储藏之所，建筑高大光明，密集相望。这样哪里还能说它们是空呢？连自己言论文字的痕迹都不能空掉，却想使共同生长、共同存在的万物归于空无，怎么知道这样做可行呢？这其中一定另有说法。比丘慈严居住在桂阳永宁寺，用尽自己的志向和力量来营办这件事，辛勤劳作多年以后才得以完成，来请求我写文章使它流传久远。我于是举出儒家与释氏的异同，并且劝戒那些抛弃现实存在、趋向空寂的人所受的蒙蔽，希望我们儒家同道能够彼此讲明道理，共同达到至善。这难道是我喜欢争辩吗？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

译《衡岳寺新开石渠记》万物没有什么不能使用，使用它时能够穷尽其中的道理，这可以称作道吗？还是不可以？有些人空谈道而抛弃万物，认为本体微妙、作用粗浅，以为这样才精深；在我看来，他们把道与万物分成了两件事。五谷可以使人吃饱。如今有个人不耕种、不收获，粮仓里没有积粮，锅和甑也没有食物，却挺着空腹对众人说：“我已经饱食了，我的肚子果然饱了，你们为什么不想象稻、粱、黍、稷而使自己肥胖呢？又为什么不忘掉对稻、粱、黍、稷的念头就已经饱了呢？”众人赞美他的言辞，一同称赞说：“先生不忍心独自吃饱，又忧虑弟子饥饿；我们一听到这些话，便明白无疑了。”他们咀嚼最高的教诲而感到满足，即使六瑚八簋等丰盛食物摆在面前，也都说成是幻物。我看天下人都只是嘴上充满这种说法，而内心其实饥饿，彼此轮流唱和，把它当作最高境界。没有多久，这个人还是免不了成为若敖氏的饿鬼。说“道不在万物中，最高妙的道不必通过实际事务发生作用”，难道不正像这样吗？人一天也不能没有食物，田地不能超过十天不受雨水滋润。如果有肥沃的土地，却没有沟、洫、畎、浍来应对无雨的急需，那么即使有大圣大智，也不能拔高禾苗、抽长穗子，使它开花结实。然而喜欢荒诞说法的人却说：“这些只是粗浅的功用。”我在这里有一套道理：说明雨露的功劳，谈论江河的恩德，发挥涵养滋润、生长养育的好处，并指出灌溉和收成所产生的效果。只要稍稍顾盼、施加作用，转眼之间，众多生物已经受到润泽而长得丰美，难道只有你的一亩长田才算收成多吗？即使火云烧空、金石熔化、万物焦灼，也固然不能成为我田地的祸害。唉，这同前面那个最终成为若敖氏饿鬼的故事，本来都归结于没有智慧而且不仁，三尺童子尚且会笑话它，又怎么能欺骗那些通达天人之理、贯通内外的君子呢？衡岳寺长老纯粹，主持寺务三年，多次遭遇旱灾；只是田地旁边有溪流，却不能引水灌溉。于是他溯流而上，来到绝壁处，考察可以引水的道路，亲自率领徒众拿着錾凿施工，虽然劳苦却更加勤奋。不久石渠便告成，疏导分开巨大的水流，水瀑像飞练一样悬挂在山谷，水流如彩虹横带山间，浩荡倾泻、曲折流淌，随地势停蓄分流，余水所润及的地方，邻近田地都得到治理。这一年秋天大获丰收，斋厨安宁喜悦，鼓钟铿锵作响。纯粹来请求我为此作记，使后人有所考察。我说：天地之内，事物多得很；它们所以能够成就，靠的是真实。有真实的道理，所以有真实的心意；有真实的心意，所以有真实的事情；有真实的事情，所以有真实的事物；有真实的事物，所以有真实的功用。如今若有人用手举起东西，却说：“我从来没有举过，起初也根本没有东西。” 又面对客人用嘴说话，却说：“心从来没有与客人相对，起初也根本没有客人。”这种人也不过是妄人罢了。为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你不能耕种没有土地的田，住在没有地基的屋子里，穿没有遮蔽作用的衣服，吃没有米的饭；这些事实正说明真实是无法掩盖的。却偏偏把这些排除在外而称之为道，可以吗？我把这些话刻在石上，让后来的人阅读并体会。归根结底，我的言论就像你们开凿的渠道一样，大概会彼此流通而永不枯竭。《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记》郡守以抚养百姓为职责，贤能与否就从这里考察，从没有听说善于奉承上级官员便算贤能的。过去光武帝告诫任延说：“要善于侍奉上官，不要失去名誉。”任延回答：“忠臣不会一味和同，善于附和的人反而不忠。如果专门追求盲目相同，那不是陛下的福分。”皇帝叹息并称赞他说得好。考察当时的情形，奉行仁政的官吏能够施展志向，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诬陷上司、谋取私利、扰乱人们功罪判断的人，没有谁敢肆意妄为，中兴能够实现确实是有道理的。乙卯年，江南大旱，衡阳一带焦枯灼热；又经过筑城的暴政，遗留下来的百姓战战兢兢，处境尤其困苦。恰逢宰相督师平定盗贼，在潭州建立行营，知道盗贼的根源是百姓失去安身之所。听说直秘阁向侯宣卿有治理政务的才能，便上奏推荐，请求让他出任衡州知州。诏书说：“子忞前往吧，要恭敬谨慎！好好安抚我的百姓，务必尽心尽力，不要因权势而恐惧。”向侯叩头接受诏命。到府以后，帅臣把百姓控告外台大胥贪污受贿、侵蚀为害的案件交给衡州审理；不必费力追查证据、拘捕人犯，三天便审理完毕。那些同党震恐，百姓的实情才得以自行申诉。于是昭示是非曲直，使正义得到伸张，通达被压抑的冤情，振兴百业，怜恤鳏寡，打击惩断豪强，兴办百姓便利的事情，广泛消除他们的畏惧，去除浮华而致力于实际，谨慎遵守法令。那些磨牙、磨掌、准备作恶的人，内心观察到这种情势，都噤声不敢动。当时一斛米的价格高达一万五千钱，但衡州境内百姓欢欣，反而没有饥饿匮乏的忧虑。官吏在公堂上严肃，士卒在队伍中整齐，商人聚集在市场，耕种田地的人只怕向侯任期届满离去。邻近衡州的人甚至说：“天子为什么不让向公来治理我们呢？”颂扬、叹息和盼望之声，满耳都是。可是方伯和部使者反而罗织罪名弹劾他说：“向某使用酷刑，失去了民心；百姓害怕他，走路都两脚相叠、不敢迈步。正逢旱灾又盗贼很多，他还加重了灾祸，却没有立即斥退，怎么能不召来变乱呢？”唉，婴儿天生失明，就不奇怪他把青色指作黄色；孩子天生耳聋，也不奇怪他把香说成臭。人如果不是生来就缺少良知，那么判断好坏、喜爱厌恶，也不会悖谬到这种地步。向侯被定罪斥退以后，士人百姓扶着老人、带着孩子，冒着雨雪哭泣流泪，沿路相送。能够远行的人，众人资助他们，让他们到朝廷申诉；很久仍未得到答复。想到终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安慰，百姓便在城北青草佛祠旁建堂，绘制向侯的画像，每逢岁时节日，就聚集笳声、鼓乐和舞蹈在像下举行，以祈求向侯长寿，也表达对他再次到来的思念。万人称誉，不可能违背道理而凭空获得；如果说向侯没有道德功业，百姓为什么会如此归附呢？难道那些贪婪而盗窃的人，死后还会受到供奉和祭祀吗？只有经过河流贯通之地的人才知道它清澈；松柏没有遭遇严冬，也无法同萧艾比较谁更贤。既然如此，那么诽谤向侯越深，能够使向侯获得的荣耀不也越厚吗？明智的君主正要核实名声与实际，考察毁誉，像奖赏即墨大夫那样谋求治理。康而御史采集民间的歌诵，为向侯申明事实，详细写成弹劾奏章。如果不是这样，向侯也会得到皇帝显赫的恩宠，升任使者之职；士大夫也会更加知道奉公守正是可以实行的，谗言邪说不能最终困住正直之人，那就不只是衡州百姓感到高兴了。向侯虽然屡遭挫折，志向意气却更加振奋，努力操持汲取古道，声誉更加显著；那么他将来进用为世所用、成就功业，不仅可以安慰本州百姓的去后思念，也一定会有那一天。诗不是说过吗？“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保佑爱护你的后代，美好的德音永不停止。”衡州百姓因此在这座堂中歌唱，不也是可以的吗？

译《云庄榭记》名声和实际，就像影子和形体一样。从来没有形体是直的而影子却是弯的。世上却有实际如此而名声不如此的事情，是由于人的智巧和私心把它歪曲了，用来欺骗众人罢了。我选择居住在衡岳阳面的山麓，也曾登高入深，想要穷尽衡岳的胜景。驾驭云气、培育风势，向四面眺望，只见湘江像白练一样萦绕，洞庭湖在如镜的天空下展开。那些因山峰雄奇而依附衡岳、自立名声的山岭，到这里层层叠叠，如同碧海中的怒涛，在蓬莱山脚翻腾摇荡。这就是祝融峰绝顶的壮观景色，人人都知道。至于沿着溪流行走，在树荫下披荆拨翠，曲折登降于幽深之处，忽然来到空旷地带，只见两山张口般形成大壑，十里山崖高耸而立；北岸山势面对青壁，秀峰奇岭如屏障层层拥在外面；潺潺水流在下方奔腾如雷、呼啸汹涌，猿啼鸟鸣在烟霞幽暗、松竹寂静的环境中彼此应和。那些因门壑幽深而获得声誉的景致，到这里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这便是后峒高台的绝景，只是知道它的人很少。高台景色的旁边有一座亭子，以车辙命名，据浮屠氏相传：从前有得道而居住山中的人，鬼神都敬畏他，运米来供养，驾车沿山崖行走，至今还留有车辙痕迹。我无法考证这件事是真是假。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僧，眉毛如雪、头颅如霜，眼睛炯炯有光，破旧的衣襟垂到肩头，拄着拐杖来到这里。我作揖请他坐下，询问其中缘故。老僧笑着回答：“哪里有这种事？鬼不能耕田出力、从事农作，又从哪里得到米呢？难道是偷窃人的米吗？如果有道之人，一定不会取用；取用它便成了替人看守财物的人。难道是向人乞讨吗？那么从天地开辟以来，也没有听说过人和鬼彼此授受。一件器物而由许多工匠聚集制作，车算是最复杂的了，鬼又怎么能拿斧子凿子制作车轮车舆呢？所谓的车辙，不过是石头纹理中狭长宽大的部分罢了。”道理散失在异端之中，人们不知道鬼神的道理，荒诞竟到了这个地步。我说：“那么什么是鬼神呢？”他回答：“天高高在上，地在下面；山停立不动，水流动不息；日月星辰的运行，风云雷霆的聚散，万物荣枯成败的迹象，人事活动与静止、开始与终结无穷无尽的变化，全都是鬼神，只是人每天使用、接触，却不知道罢了。”我说：“浮屠氏的说法，为什么不对呢？”老僧舒缓地叹息说：“凡是替我这种道理说话的人，喜欢假托怪异的神灵，来扩大自己的教法，使天下愚夫愚妇惊骇而归附，这也只是通达之人的笑柄罢了，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我根据他的话类推追问：“那么这座山所属的山峰以掷钵命名，石坛以罗汉命名，泉水以卓锡命名，岩石以隐身命名、以一生命名，石头以防头命名、以飞来命名、以七分命名，也都是这样吗？” 老僧说：“当然是。可是你说佛在屈伸手臂的片刻之间，显现出种种变化的形相，称作不可思议，难道不也属于这一类吗？”老僧不高兴地离去了。我喜欢他说话直率而不欺骗，于是把亭子改称为“榭”，又把它改名为“云庄”，取李北海《历下新亭》诗句的意思，用来标明这处幽深景色。我曾试着观看岩石山峰之间，蒸腾的气息上升，停留片刻，浓云无边无际，弥漫覆盖在高山之上；高山不能据为己有，云气却能滋润万物，万物也不知道它。云气一会儿聚卷、一会儿舒展，自在轻快；它有功效，却不显露自己的意志，难道云气的出入、积聚和消散，唯独在这座山上最为丰富吗？因此写下这篇记，用来使我们这些沉溺于荒诞幻妄、不再加以追问的人明白道理。曾经有老僧这样的人尚且知道纠正荒诞，我们难道反而想让名声同实际不相符合吗？即使是溪谷林壑等人们忽略的地方，我也要加以辨正，使后来的人不再迷惑。”

译《永州澹山岩扃记》瑰丽奇异、雄伟绝伦的景观，是人人都喜爱的；倾覆、压迫、沉溺的祸害，也是人人都害怕的。为极度喜爱之物役使而忘记其中可怕的一面，是人人都会有的迷惑。如今山势秀丽高拔，哪里比得上西方所谓的大华山呢？俯仰之间便能满足自己的心意，哪里比得上山麓居民在饮食起居中同山相接呢？熙宁年间，一座山峰剥落坠下，六个村社全都被掩没。靠近山居住的祸患，竟然达到如此地步。钱塘江海潮，波涛壮观到了极点；来自四方的人，不论当地风俗如何，早晚都肩挨肩、足迹相叠地等着观看，却从不厌倦。壬子年中秋，潮水将要涌来，忽然听见一条水势卷起，迅疾如闪电，水花飞溅如冰雹散落；被它鞭打冲击的地方，漂走、淹没了五千多人。我是亲眼看见的；当时处在平地，并没有船楫倾覆，也没有强烈水势，只是因为轻视、玩弄它而已。亲近而玩赏这种东西，就像铠甲和精兵从脚下突然升起。极其美好的事物必定有极其可怕的一面，又有哪件事不是这样呢？清香的酒、冰凉的饮料，有时会使人死在水池中；肥美甘甜的食物、供人食用的牲畜，有时会使人死在树林里。燕姬赵女，美妙的舞姿、适宜的笑容，能够倾覆人的国家和家业；八匹骏马奔驰，九皋之鹤高飞长鸣，也足以招致祸乱、丧失军队。难道只有这些如此吗？富贵显赫、威严尊贵所集中的地方，权势力量可以同上天相比，天下人的命运都被收在掌握之中。但到了最后，其中也有人愿意做役夫而不可得。所以说，疾病颠仆、行走危险，朱轮车倾覆、赤族灭门，都是放纵耳目鼻口一时的享受，却不知道对此加以戒备所造成的过错。永州城南二十多里，有一处名叫澹山岩的地方。自从山谷道人关于它的诗流传以后，名声闻于天下。一般岩洞的问题在于幽暗潮湿，唯独澹山岩北面有孔、南面通透。平台平坦干燥，能够吐纳云气，接受风吹、容纳月光，确实称得上绝景。然而抬头看岩石的纹理，常常像鱼鳞一样粗裂；岩洞中大小石块又多得数不清。人若不幸碰到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也会头破身死，何况是巨大的石片呢？于是我又叹息又发笑，说道：这正是古人所说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今人们却整天在这里徘徊游荡，忘了知命的训诫。仁者以山为乐，大概不应当只是这样。于是观察南面的缺口，找到一块不满一丈的空地，在那里建亭，命名为“岩扃”。回头向内看，洞中空旷，胜景全都尽收眼底；外面环绕的重山大壑，也都在视线之中。又让人在山谷之间开山伐竹、修通小径，通向亭子。从今以后，文人骚客和游子来来往往、徘徊停留，既得到他们所喜爱的景致，又远离他们所畏惧的危险，这样澹山岩的美景才算完整。人世间的芬芳滋味，大概不必走遍藩篱、把淡薄的酒浆都饮尽；大体也同这个道理相似。古人所谓登门入室、深入堂奥，只怕资质和积累不够深厚、居处不能安稳，必定不是要经历险阻危难的道理。我从未见过践行仁道却因此死亡的人。然而君子有时反而远远离去，仿佛把仁道当作旅舍一样，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可以探求其中的原因，并努力勉励自己吗？于是写成《岩扃记》。委托零陵主簿刘汝舟监督工程，把文章凿刻在石上。《东安县重建学记》【辛酉年冬】永州有三个属县，只有东安处在重山复岭之间，边境与峒獠相接，风俗鄙陋，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然而既然名义上也是人中灵秀者所居，那么这种鄙陋就不是上天降下的才性造成的。因此仲尼主张施教而不分类，大概是想居住在九夷之地，并说忠信笃敬的道理，即使在蛮貊之地也可以实行；何况这个县受到政治教化，已经将近二百年了呢？知县事上官阐施行仁惠的教化，威令既已遍及百里，便修建扩充学校，整饬簠簋俎豆等礼仪事务，率领那些穿儒服戴儒冠的人进校舍祭奠，瞻仰追想孔子温和严正、恭敬安详的仪容；退下来后游息居处，深深沉浸在诗书礼乐的意趣中，这也就是武城弦歌遗留下来的风气余韵。他来请求我写一篇文章记述此事。我说：士人未尝不谈论学问，但真正知道学习要领的，实在很少。有些人天资聪敏秀拔，专心钻研典籍，驰骋于见闻，把记诵精博当作功业，把文辞华丽当作才能，独步儒林而在当代享有盛名，这些人并非不值得称贤。可是试着举出洙泗之间圣人与弟子问答的纲要，用来质问他们，没有一个不瞪眼相视、张口结舌，像望洋向若那样无法测知边际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表面的英华容易显露，而根本却难以看见；藩篱可以跨越，而深奥的内室却难以到达。前人有诗说：“夜里梦见进入小学，自以为还是童年；不记得已经有了白发，却还在诵读《论语》的文辞。”意思大概是忽略了这部书。一个人在童年就学习它，到老年白发纷乱，谁能说《论语》难读而可以忽略呢？所以想知道后世的事情，必须考察历代史书；想衡量史事的是非，必须考察六经；想知道六经中关于道德、性命的纲要，必须通晓《论语》；而读《论语》也是有方法的。掌握了这种方法，也就只需把它请来写在衣带上，默默体会于言语之外，到这种程度，书本也可以舍弃了。没有掌握这种方法，即使逐句解释、逐字训诂，浩浩荡荡写成篇章，灿然写成文章，君子也不会认可。大概穷人谈论宝物，比不上富人真正拥有宝物；画饼充饥，比不上把肉脯和稻粱吃进肚子。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并不是已经能够做到，只是私下里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乐意把这些告诉我的门徒，于是借记述这所学校，粗略地谈了这些。《旅堂记》【辛酉】[原文“防録”疑有讹误]零陵军事河内向君图南在公署西边修饰厅堂，作为游息之所，请郡守武夷胡某某为它命名，胡某某以“旅”命名。有的人问其中的意义，胡某某说：“这里取《易》中上火下山的卦象。仲尼为此卦作系辞说：君子看到这种象，就应当施行于政事，明察而慎重地使用刑罚，不使狱讼滞留。您以掌管狱讼为职，我因此这样说。火向上升而不停留；处在高处而照耀，照耀怎会遗漏什么？山止而不动，处在下方而安静，又有什么会失误呢？世上有些人处理事情如风生起，务求敏捷迅速，却有时失于草率疏略；已经判决的事情不能再接续，错误而不慎重，后来将后悔不及。因此圣人说慎重，是告诫作决定的人。也有些人谨慎周密、反复推究，务求审慎妥当，却又失于拖延滞缓；被拘押的人像处在覆盆之下盼望见天，想要出狱，觉得一日如一年。因此圣人说明察，是劝勉那些迟缓的人。兼具这两种长处，哪里还会有滞留的狱讼呢？不得已而有狱讼，判决狱讼而不使它滞留，使百姓的心意与上天的德性相合，这就是道。那些残酷的官吏轻视人的性命，像鹰击、鹰抓一样，丹衢赤水一类的酷烈行为，当然得罪仁政；那些迷信邪说、希求后报的人，宽暴徒而放纵恶人，隐瞒奸邪而宽赦狡猾之徒，使死者含冤却无处申诉，也不是君子所赞许的。因此处理天下事务，达到恰当适宜的程度，就是善。该施刑，即使尊贵如共驩、亲近如管蔡，诛杀流放也不是暴虐；不该施刑，即使是普通男女、孤苦无告之人，不幸被置于桎梏之中，也必须敬慎体恤、怜悯哀矜，而不是姑息。掌管狱讼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明察到了极点、慎重到了极点，‘旅’的道理也就完备了。如果不能如此，那么自身作为万物中有灵之心的运用，反而还不如无知的火和顽然的山，难道不是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吗？自己已经失去本性，却说能够治理他人，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您明察详慎而宽恕，履行职务公平允当，将要受到知遇提拔、登上显要官位；您看待这座厅堂，仍然应当像看待旅舍一样。后来有来此任职的人，确实只要这一句话，或许还会从我的鄙陋之言中有所取用。因此写下这些话留给您，让人刻在石上。”

译《防斋记》沙津邓君温伯建造书斋，面山临泉，取“防”作为斋名，请衡麓居士胡某某作记。胡某某说：“这个意义，文王、周公、孔子都已经明确显示过了。您玩味卦辞、观察卦象，吉祥的就取其吉祥，吝难的就知其吝难，有利于做的就做，无可用的就不做，这就可以了。您却还要我为此作记，我再给您说一番，岂不是多余吗？然而我曾考察圣人创作《易经》，是担忧后世不能通达其中道理，所以反复致意。从开头发端、创立体例起，其纲要详尽周备。因此，重卦，是八卦意义未尽的补充；卦名，是画成卦象后意义未尽的补充；爻辞，是卦名意义未尽的补充；彖辞，是爻辞意义未尽的补充；《文言》，是彖辞意义未尽的补充；《象》，是《文言》意义未尽的补充；系辞，是《象》意义未尽的补充；说，是系辞意义未尽的补充；序，是说意义未尽的补充；杂卦，是序意义未尽的补充。这样告诫后世，已经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了。可是如今的老师宿儒，面对残简蠹书，尚且不能窥见《易》的藩篱，何况能超然默契于包牺尚未画卦之前吗？我们这些人年少时，被俗学束缚，被名利攻击，听觉闭塞而视野如雾，思虑受蔽而智慧困顿，大概不只是童年便蒙昧无知了。如今您使晦暗的变得明白，使闭塞的变得通达，在群经中找到门径，在众多疑惑中揭开覆盖的帷幕；异端邪说中那些善于迷惑人的东西，如云雾卷去而尘垢散开。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当蒙昧时，通达本来就在那里；等到已经通达，蒙昧便无处存在了。不过，通达有大小、远近、深浅之别。像仲尼那样，仍然高得如天，无法攀登；学习者所得，也只能随自己的才性所达到的程度而已。没有通达的地方还很多。语言才能高强，德行却可能不足；文章学问优长，政事却可能粗疏。在这两者之中只长于一端，在四者之中又不能兼备，就达不到充实而光辉；专一于清高，安于和顺，也会有所偏失。达到金声玉振、无可无不可的境界，是极难的。从圣人以下都是如此，已经通达的固然好，尚未通达的，即使是大贤也不能免除。有的人于是停步不前，有的人却越是前进越不停息。停步不前的，也不只是童年蒙昧；能够不断前进的，便可以进入圣人的领域。所以箕子因摆脱蒙昧而接近圣人，而仲尼曾说：‘我学习从不厌倦，爱好古道，勤奋敏捷地求取它。’如今温伯和他的弟弟在这座斋中讲习，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不满足于小有成就，他们将来的造诣不可估量。还应当不断勉励自己，期望达到涵养正道的极致，合乎时宜而通达。将来卓然成为众多蒙昧者中的先觉者，岂不是很美吗！” 《义斋记》谁不趋向利益而躲避祸害？趋向本该躲避的，躲避本该趋向的，都是这样。这些人哪里知道利害究竟在哪里？盗跖把财货当作利益，纣把酒当作利益，周幽王把美艳女子当作利益，太康把射猎熊猪雉兔当作利益。当他们正以此为利时，当然没有料到祸害；等到祸害到来，想求利益也不可得了。因此商汤不亲近女色，不积聚财货；大禹厌恶沉溺于酒，文王不敢田猎。还有更严重的：杨朱以只顾自己为利，墨翟以兼爱为利，老子、庄子以虚无放任为利，申不害、韩非以残酷诛杀为利。他们也自以为掌握了道的全部。只顾自己会损害君主，兼爱会损害父亲，虚无放任会损害礼，残酷诛杀会损害仁。因此周公禁止奇异邪僻的言论，子夏排斥小道，孟子拒绝偏邪的行为和放荡淫乱的言辞。还有更严重的：使这些人的父子不能相互保全，君臣不能相互亲近，兄弟失去次序，男女失去婚配，身体被抛弃败坏，而人所秉持的常性灭绝。此时还对他们说：‘你不希望财富充足吗？不希望地位尊贵吗？不希望寿命长久吗？不希望快乐广泛吗？不希望忧愁怨恨消除吗？不希望免除疾病痛苦吗？凡是你所愿望、祈求、向往而没有实现的吗？只要你听从我。’ 如今这一生修种因，来世获得果报，这是必然的。贪图利益的人既然吞下这副诱饵，那些玄妙的说法又把空说成真实，把有说成虚幻，把寂灭说成快乐，把不能脱离生死、与飞禽走兽等万类无穷转化的人，或者因罪过而受刑、进入阴间牢狱，说成可悲可怜。于是即使明智之士，也有人不免为这种说法而惊惧，彼此反复唱和，贪图没有生死祸患，认为道达到这里才算极致，率领天下人进入异类而自己却没有察觉。到头来，不过是独自成全那些人的居处、饮食、衣服等利益罢了。那些老师把这种术法当作道，放纵地居住，奢侈地饮食，教导自身和他人进入异类，洋洋自得而不知羞惭。而这些人共同把他们奉为圣人神明，大概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凡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用来修明人伦、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的道理，全被清除扫荡，荒芜日甚一日。这难道只是前面所说的八种祸害吗？有这样的道理：凭借天的高远而仰戴它，凭借地的厚重而践履它，依据昼夜来作息，依据四时来播种和收获，依据万物的材料来役使制作；依据人不能不结为夫妇，教导他们正当而和顺；依据人不能不成为父子，教导他们慈爱而孝顺；依据人不能不成为兄弟，教导他们友爱而恭敬；依据人不能不形成君臣关系，教导他们仁爱而忠诚。凡是纲纪、法度、刑政、礼乐的作用，也都遵循这个道理。广泛应对、委曲酬答，从来没有不适应万般变化的；时代迁移而内心自如，不期待什么而去做，就像水必然湿、火必然热，只求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罢了。湿性存在于水中，热性存在于火中，难道是虚假安排，才使水发挥滋润、火发挥燥热的作用吗？难道还需要额外增益吗？因此各得其宜，中国圣人称之为义。这个义，是君子与小人有所差别、华夏与夷狄有所区分、霸术与王道不同、圣学与异端截然不同的根本。自孟子去世后，寥寥无几，再没有传承。若一定要治心修身、扶助世道、教导百姓，使时间越久越没有祸害，除了这个道理便没有值得做的了。沙阳叶君超然是先知先觉，有大中至正的教诲，内心坚定地喜爱它，召集宗族乡党和子弟，使他们全都以此为师，阻挡异端的波涛，希望他们不至于沉溺其中。他跋涉百舍，磨破双脚，来求我的文章为他的书斋作记。我本来浅陋，哪里能扩充您的志向？您回去以后，把六经、《语》《孟》置于斋舍，率领几个弟子诚恳地奉持在心，像董仲舒所说的‘仁人有正明而无谋计’那样，也就可以了。如果反而背离这个道理，请去从事别的道路。有人竟然考察古事，却以车马自我夸耀；通晓经书，却只求获得青紫官服；放纵地追逐利益，行为不与义相合，自己投入那八种祸害的行列，那么就按照孔门旧有的规矩，击鼓声讨他。这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共同的正义。

译《陈氏永慕亭记》仁人君子办理丧葬，对于死者一定竭尽诚意，深思长虑，衣衾周备，棺椁齐全，墓土深厚而地下水深，把遗体牢固安藏就够了。这些不是合乎礼制的事情就不做，这叫慎终；竭尽自己的心意，致力思念而不忘，仿佛终身都处在丧期，这叫追远。这是孔子的教诲。后世礼制败坏，人们竭尽精力，争相致力于末流习俗，大凡只是考虑怎样给死者穿衣入殓、合乎礼制而不留下悔恨，却大多忽略不用心，反而急切地看重厚重的钱财、丰盛的食物，邀请僧人诵读虚幻诡异的言语，夜以继日，还大量焚烧纸钱，绘制车马，贿赂鬼神，拘泥岁月日时，选择据说能带来富贵的地方，然后才安葬；还大兴土木，在坟墓之间华丽装饰墙垣屋宇。凡是礼制不允许做的事情，全都做了。相互比较，稍有不如别人，子孙便羞惭地认为不如人，又把这种做法称为不孝。当此之时，只有僧人和阴阳家得意满足，大概是迷失根本、顺从世俗而造成的。唉，悲哀啊！奉养活人尚且不足以称为大事，只有送葬死人才可以称为大事；可是民间常性和礼义竟然泯灭混乱到这种程度，却没有人来挽救。孔子的教诲难道对后世没有补益吗？以孔子为老师，难道唯独可以在丧葬上苟且简略、疏漏大意吗？如今子华在亭子墓道前建亭，作为春秋祭祀之所，命名为“永慕”，可见他的内心有所存念，不同于世上那些彩绘楹柱、雕饰椽子，只为取悦愚人的眼睛。我于是为他说道：心中没有不包含的道理，因此说到远方，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如果离开而不能推扩，就会看不见、听不见，连痒痛疾病也不知道；如果存养其心并善于推扩，就能潜通天地，抚临四海，使千年的极远之事来到眼前，并知道百世的损益。子华思慕父母而将这种思慕永远保持，他大概听说过存养并推扩此心的道理吧？从前舜起身于卑微之处，一天之内娶了娥皇、女英；即使背负黼扆、登上帝位，也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大概是所忧虑的超过了所能享受的快乐，所以他的思慕胜过快乐，而快乐也更加长久。世人缠绵于妻子儿女的爱，虚称没有后代是最大的忧患，借此为追求利禄之路作辩解，又说这样可以显耀父母；内心正被物欲系缚，却反而说我没有忘记亲人，这也没有达到每日每月都去思念的效果，又怎么谈得上“永”呢？子华名梦远，是赠谏议陈公从孙，大概是仰慕祖父而不以利禄为志，困厄穷苦至死而忧国之心更加深厚的人。看到他的忠心而想到孝道，只要不停息，时间久了便会显著，显著了便会流传久远。子华，你应当勉励自己。《戏防堂记》子女爱父母的心没有穷尽，而要实现这种无穷的心愿，也有一定的命数。命数在天，不是力量所能改变的；爱心在自己，努力去做就能尽到道义。若说力量不能达到，便因此懈怠自己的心，那不是真正的深爱。真正深爱父母的人，用自己所得来奉养父母，即使吃豆饮水，也足以使父母尽欢。然而捧着官府文书、因任官而面露喜色，君子仍然认为值得取法。把自己所得逐等提高，直到以天下来奉养父母，然后才没有遗憾，这是因为爱亲之心没有穷尽。只有深爱父母，既然能够获得内心的满足，那么温暖的居室、清洁的房间，防寒保暖的衣被、甘美柔软的食物，以及父母的视听、起居、手杖鞋履所能涉及的一切，都尽力办到、物品齐备，难道不是仁人的最大愿望、天下最大的快乐吗？零陵郡守富春罗侯伟正写信给我说：‘我罗长康没有才能，试任一郡，得以窃取些许余荫，能够解衣带侍奉在父母身旁。想到老年的莱氏子还穿着五色斑斓的衣服，作小孩的姿态，便在公署后堂重新修整一处地方，作游戏之用，命名为“戏防”，以寄托这种快乐。从前茅容杀鸡供客，藏起一半饭菜，等到郭林宗问他；自己却吃粗蔬饭，对待客人泰然自若。这是世俗所不了解的，而郭林宗独能知道他的贤德。我又想请您为此记述事实。’我反复读了三遍，深有感触。唉！我虽然有三千钟的俸禄，却不能赶上奉养父母的时日。侯在这座堂中和颜欢愉，确实足以称乐；但听到这些的人，仍会认为没有完全明白侯的志向。而且侯年过五十，致仕归养父亲；父亲白发而儿子童齿，富裕、安宁、健康，少有两轓车的显耀、五马的尊贵和二千石的俸禄，却能承欢膝下，事近似莱子，而家贫又不像茅生，这确实足以称乐。然而仍然会认为没有完全明白侯的志向。为什么呢？难道不是说：侯从四壁空空之家奋发而起，考取名次，入朝任丞卿寺官，又出任藩屏重臣，正要布施上天的明德，安抚远方归附者，减轻徭役、削薄赋税，公平施政、审理诉讼，使全境的老人都能得到子孙奉养，保全生计产业，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这样百姓便会在日月般的光明下歌颂我们的君主，在高山般崇隆的声望中歌唱太守；和气熏蒸浸润，散布四方，成为祥和之气，护持高堂中父亲期颐之年的长寿，不必等到每月祈祷、每年祝寿。这才是显扬亲人的纯粹孝道，不是莱氏所能比拟的。古人说，推己及人，像爱护自己的老人一样爱护别人的老人；善于推扩自己的作为，把它施行到四海而成为准则。这本来就是侯的志向。我十分鄙陋，哪里敢与郭林宗相比？然而看到侯的书信而探求他的志向，又私下感到欣喜，所以引申发挥这些意思，忘记了文辞不够文雅。

译《岳州学记》学习的失误有五种，困难有两种。自从文字产生以来直到今天，上下数千年，纸墨流传的书籍以万卷计，不知其边际。于是有人沉溺于名物和数目，有人局限于训诂，有人被记诵役使，有人耽于文辞，有人被异端迷惑，这就叫五种失误。豪杰之士慨然从流俗中自拔，说：‘道德性命，是圣人的深奥之处，难道只是这五种事情吗？’他们用个人的志向去探求，用广博的辩说去扩充，言语写成文章，持论又有根据，而才性比他们低的人便滔滔地随声附和，说：‘这确实得到了圣人的深奥之处。’如今考察他们的话，却说：‘天道高远，凭借它却没有深厚根基，居处其中也没有安定基础；即使想不改变，也没有办法。’最终反而被异端迷惑，混淆义利，把外夷、杂霸、偏驳的说法一概掺杂进来，扰乱正教，谈论高深玄妙之语，追逐捕风捉影、拾取沉滓的言论，使人伦纲常一同沉沦到没有父亲与君主的极端，其势必然如此。因此学习而获得正道，是第一种困难；明辨善恶、审察是非，选择中庸，知道正确的道路，却不亲身实践，仍然等于没有所得，这是第二种困难。自汉、唐以来，选取士人的制度不以先王之道为根本，夏侯胜通晓经书，却希望拾取青紫官服；桓荣考察古事，却夸耀奢侈的车马赏赐。他们陷入五种失误，又困于两种困难，只知道趋向利益，风俗离正道越远便越加败坏。先圣先师所说大学之道，几乎就要熄灭了。天子对此忧虑，于是下诏命令朝廷内外兴办和恢复学校，停止以三传出题，改出经世致用之书，以尊崇经典；减少诗赋考试，厌弃雕琢篆刻般的文辞，以发扬六经的训诫。对著作邪说的人，毁掉其刻板，罢黜其本人，以显示道术统归于一的旨意，美好极了。巴陵是古老的郡，地处湖山胜景之间，才俊秀民多出于此。太守赵侯尚之、通判董君时敏、教授齐君稷奉行诏书的纲要，不到一段时间，学校便焕然一新。适逢我经过此地，被托付写记，而诸位学生的请求又十分殷切。曾子说：‘替别人谋划，难道不忠诚吗？’我虽浅陋，岂敢不竭尽所知来告诉你们？有人问：‘那么怎样除去两种困难、远离五种失误呢？’我将回答说：孟子从子思那里承受的道理，直到今天没有断绝，是因为子思从曾子那里得到，曾子传给仲尼；这些话就在《语》《孟》《中庸》中，其准则并不遥远。找到门径便能进入，按次序前进便能深入，在其中游息涵泳便有快乐，积累长久便会有成就。至于考察形名、度数的详备，笺注释文的精密，见闻诵习的广博，语言辞采的锋利，就像鸿雁飞过箭网、巨鱼斜视密网一样，不会被它们拘牵。没有支离破碎地穿凿附会、拼凑撰述者。没有只在口头和笔下空谈尹旦而实际施设申不害、商鞅之术者。没有把蘧伯玉、孔子、孟子当作旅舍，最后却归宿于老子、释氏者。一定相信子路过汶水时所说的话，就会不同于那种出于兕、毁坏美玉的说法。一定相信暮春时节咏歌而归的情趣，就会不同于孔子所讥笑的行为。一定相信该做官就做、该不做就不做，就会不同于学习只为求取俸禄的人。一定相信洁身自守、辞谢粟禄，就会不同于替人聚敛财物的人。用《诗》来陶冶情感、涵养性情，用《书》来鉴察古代、裁决今日，用《易》来遵循道理、顺应时势，用《春秋》来端正自己并端正万物。心胸一天比一天宽广，身体一天比一天安泰，德行一天比一天进步，事业一天比一天修治。被任用，就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社会达到成康之盛；不被任用，就独善其身，不希求外在的东西。不是这一类人，在孔门之前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桂阳监学记》绍兴十二年五月，皇帝下诏命令各郡县兴建和恢复学校。知桂阳监左朝奉大夫无棣张侯修写信给我说：‘我张修没有敏才，守着这样一个小地方，却使学校焕然一新。永远想到圣德所施及的地方，兴废举坠，不可以没有记述，冒昧请您写下来。’我说：‘铺陈宏大的文辞，作为太平盛世的壮观，这是朝廷的大典，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独自夸美的。后世尚且要评论此事，也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察，哪里可以草率地加以形容呢？至于教与学有许多方法，有志之士本来就应当思考其中较高的层次，姑且为您称述一番。三代对于人才，从儿童开始便施行教养，都是辅导成就德行的工具，经过数十年的熏陶浸润，德行确立、行为修养完成，才可以出仕。然后在上位的人举荐任用他们，士人从来不曾主动求取。后来时代久远、道统衰丧，科举制度建立，父亲教令儿子，兄长教令弟弟，背着书箱、提起衣服，登门投递文牒而求取荐举。于是洙泗的风气扫地殆尽。当他们阅读圣人之书时，只知道编缀附会，以等待科场的考问，只担心不合程式。考官所问的，又哪里都包含道德的旨意、仁义的学说、养心修身的要领、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事务呢？’ 他们往往蒙蔽正道而顺从自己，迎合谄媚而教人阿谀。这样实行日久，人人都说：‘这样选取士人就够了。’大学之道被埋没，像炎火消尽油脂；利欲肆意横行，像洪水高达天际。间或有资质聪明的人厌恶这种纷乱纠缠，仰望道却看不见，于是又轻视忽略经书训诫，浅薄地看待周公、孔子，沉溺于偏邪淫荡、邪僻逃遁的学说，完全没有觉察，却借清高之名自饰，实际上充满贪求。其趋向越来越低下，原因就是忘记义而趋逐利的习惯。义，是天理的公正；利，是人欲的私心。华夏圣贤所教导的是义，利则是小人和蛮貊所知晓的东西。学习若不以义为根本，只图利益，其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没有得到时，只怕得不到；已经得到，又只怕不多；已经很多，又只怕不能长久。以等级互相尊贵，不能更进一步便忧愁；以财货互相交往，不能积聚便忧虑。一定按照这种方式行事，怀着这种心态与人交往，就叫失去本心，又到哪里不会失败呢？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只选择义罢了。如今慈爱孝顺、忠诚顺从，交往应对、言语赠受，言说沉默、行动停止，出仕退处、久任速退，都各有不可改变的道理。处置事情合乎这种道理，就是义；本来应当这样却不这样，本来不应当这样却这样，都是有欲望蒙蔽了它。从今以后，你们几个人穷究事理，期望达到精微；依循义理，期望达到纯熟；一定做到不被疑惑，然后智慧更加明白；一定做到不离开义理，然后仁德更加敦厚。以古代的制度自我期许，不把它看成古人在彼、自己在此；这就是邹鲁之地留给后人的道理，也是天子对众多士人的期望。难道只是说青紫官服吗？难道只是说青紫官位吗？

译《澧州谯门记》治理天下、安定百姓的道理，是先除去他们的忧患，然后同他们享受快乐；先使实际生活充实，然后修饰礼文。因为心志不愉快，即使乐声清越幽微，也不能从听闻中得到快乐；气血疲惫，即使甘美柔软、芳香珍贵的食物，也不能使口腹身体舒适。饥寒毒痛交相逼迫而一同到来，却还想着享乐，那么疆域的界限不足以限制他们，山谷溪流的险阻不足以固守他们，何况城墙呢？何况里门高门以及门闩关锁呢？仁人君子推己及物，一定有本末先后之次序。古代修筑城池，并不是说一定可以凭借它；修建城门，也不是说一定可以阻挡敌人，大概只是建立制度罢了。假如取得民心，即使画地为界来守卫、竖立标志来限制，愿意效死的人也没有肯离去的，冒死进犯的人也没有能够进入的。否则，即使城墙高耸入天，门扉严密重重关闭，有金铺铜环、铁门石枢，却不能固结民心，以至于内部离散、外部叛乱，还不如折下柳枝来围护我的园子。因此说：‘国家有城，城有城门，也不过是建立制度罢了。’澧阳从前苦于众多溪水泛滥，每年修筑堤防，然后郊外和市区才都能安定居住。己酉年，北方盗贼向南奔驰，守城的人缺口堤防，招来水势以自保。盗贼退去很久以后，城墙也随之崩毁。后来在荆棘丛生、瓦砾遍地中建立郡治，遗留下来的百姓百不存一，只能喘息苟活，茅屋尚且没有安定，又哪里有空闲商议修复堤防？大水时常到来，灶台沉没，蛙类滋生，幼者老者为此受苦，已经超过十年了。太守罗侯到任后，访察百姓疾苦，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优先，于是亲自率领百姓修补损坏、填补缺口。从前的呻吟，如今变成了歌唱。我曾经过他的辖境，叫来田夫，在旅舍中询问，往往有别的地方背着耒耜、愿意接受一份劳役而来到这里的人。侯能够做到这些，大概是有道理的。于是修建谯门，顺应百姓的愿望；在门槛内外谨慎设置门扇，开设壶箭以掌握时刻，安置角鼓以警戒军队。工匠使用普通劳工，徭役则召集士兵，材料从砍伐浮屠氏山中的木材取得；从开始施工到完工，没有一处侵扰百姓。侯曾任高邮曹掾，不接受僭越之臣伪造的赦令，节义上达朝廷，立即受到褒奖提拔。等到镇守这个地方，便惠养衰病百姓，除去他们的祸害，爱惜他们的力量，不被异端迷惑，砍取闲置材料归公，举起废坠的典章来宣示四方。大概忠于君主的人必然爱护百姓，根植于良心，必然表现为仁政。春秋一门兴废的事情，谨慎地记在史册上。有人说不该做却做了；如今侯修建城门，而我却为他作记，这表明他知道本末、明白先后，遵守制度、奉行法度，不是时势困窘时勉强举措、得势时铺张奢侈，不同于屈宜臼所讥讽的做法，这件事值得流传。侯名荐可，字养防，是南剑州沙县人。《企疎堂记》士人还是平民时，想着要站在普通百姓之上，应试求取恩泽，倘若有幸得到一官半职、享有一点俸禄，最初的愿望就算满足了。时间久了，羡慕那些已经显达于自己的人，便稍感不足。于是经营积累，认为作为人子，应当致力于显耀父母；爵位不能及于父母，便不能称为孝，于是又想到子孙，说：‘大族强宗之所以世代兴隆而不绝，是因为有世袭俸禄。如今不能通达朝籍，将来传给后代，使男子从平民起家，难道能这样吗？’如果他的意气强盛，才力足以自我奋发，又会慨然说：‘碌碌奔波于州县尘劳、冗杂散漫的职位，哪里足以称心？在当年，必定要进入承明殿直班，站立侍奉于清庙，鸣玉趋行入班，腰间横佩黄金带，号称天子禁宫内心腹之臣，然后才算尊贵。’而凡是与此职位抗衡争先的人，都是辅相大臣选拔任用的对象。自己屈缩居后，眼看别人处在前面，于是又萌生谋划之心，说：‘谏诤、论议、思考所产生的益处，哪里比得上调和辅弼、赞助政务的功劳？手持囊袋、簪笔随侍所得到的亲近，哪里比得上每日奉行君臣都俞所得到的信任？说的话未必全部听从，谋划未必全部采用，哪里比得上大权归于手中、升降取舍都由自己决定的专断？’所以未得到时，便委屈自己、歪曲道义来求取；已经得到后，便依仗俸禄、倚靠党援来守住它，而企求之心仍然没有止息。唉！从一个卑贱士人，到百官的末位，再到看见公卿之间还有距离；困穷而不得志，继续进取而不能停止，难道不是命运吗？命运在上天，人不能改变。攀附希望，如同登上阶梯，心情急迫、脚步匆促，只怕赶不上。若把这种情状说给高人达士听，大概只能使他们含笑而笑、叹息而已。这就是疏广、疏受二人振衣西京、流芳青史，直到今天一千多年仍使人吟咏、爱慕、仰望而无不受到激励的原因。芗林居士向公伯共，通达多才，又有文雅辅佐；曾总管六路大计，遏制僭臣伪命，遮蔽阻挡江淮，使人心不动摇。等到镇守大藩，遭遇东夷百胜南牧的锋芒，能够使士民以投降为耻而拼死作战。年未五十便辞官归去，天子思念他的忠诚，以优厚礼遇起用他，于是登上华近之职，写下诚意、接纳谋策，补益赞助很多。人们都说他一定将受重用，而向公极力请求归休，达到四五次。我私下品味诏书中‘进而无悔，退不待年’的话，认为这是二疏也比不上的地方。于是朝廷内外的士人，都为他的行为增光而惋惜他的离去。向公归来后，把他的堂题名为“企疎”，上可以荣耀君主的命令，下可以表明自己平素的本心。以他已经实践的事业来看，他仍然对广受有所羡慕，仿佛自己还没有完全施展，这说明他的志向清廉。任用还是舍弃、出仕还是退藏，只以义为准，则不会被富贵牵累；知道止足还不足以说明一切，行动静止、言说沉默都只依靠仁，则不会在出仕退处上有所偏执，也就不必忧虑后悔。伊尹、傅说、太公这一类人，有忧患便离开，不把退处看成高尚；有快乐便施行，不把进用看成安泰。因此圣人的道路高深远大，越前进所得越多，不像其他岔路那样担心陷溺于世俗滋味、终究有所穷尽。大致就是这样。公虽然脱去尘垢，闲居山林，临清江之流濯洗衣缨，在玉笥山的风中晾晒头发，但精力尚未衰退，视听仍然强健，那么对于先正、文简以及使君主康宁、使时世安定的事业，又怎么能漠然置之而停止呢？《斐然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一 宋胡寅撰

译《复州重修伏羲庙记》古代祭祀制度的意义，是报答而没有祈求。若不是仁者和智者，谁能参与理解这一道理呢？德行没有比五帝更盛大的，而包牺居于五帝之首。到现在已经三千多年了。景陵庙祭祀的起始未详，但考察圣人所建立的功业，使万世受到恩泽而不能违背，那么有土地有百姓的地方，又有什么时候不可以祭祀他呢？从前司马迁作《本纪》，列出黄帝、颛辛、尧、舜五人。他说：‘这是孔子告诉宰予的话，儒者中有人没有传述。’到了《春秋》《国语》阐明五德与姓氏的联系，事情就清楚了。书籍有所缺失，偶尔在其他学说中见到。我的弟弟宏说得好：‘要判定古昔的昏昧混乱，应当以仲尼的意见作为折中。’仲尼在《易》中系辞，历数制作器物、实现功用、兼济百姓的人，只称说羲、农、黄帝、尧、舜氏，大概正是以此五人为五帝；而颛辛却没有记载。太史公所载，不过是铺陈形容的空泛言语罢了，哪里能与羲、农相比？难道司马迁只见到《尚书》从唐尧开始，而没有看到《易》把包牺称为首位吗？所以凡是论道议事，都以仲尼的意见折中，就不会有失误。抛开仲尼，却拿儒者未传的说法和其他学说作为依据，从来没有能够达到恰当之处的。既然如此，如今把包牺列为五帝之首，大概是以仲尼为依据。谨按：包牺姓风，生于成纪，母亲名叫华胥，以木德承继天命而称王，号称太昊，建都于宛丘。黄河龙马背负河图，帝于是取法于它，画出八卦，区分三才，贯通神明之德，类比万物之情，以彰明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用龟来占卜，用蓍草来筮问。当时正处于洪荒时代，人民张口叹息，禽兽与人同居，不知道伦理，也不知道养生。帝开始推举选择能够共同代行天工的圣贤，得到金提、鸟、明视、默纪、通仲、起阳侯，让他们辅佐自己。开始有了文字，代替结绳记事的政治；开始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龙来纪年命名，把制度布告天下，统领百姓、治理事务；开始教百姓耕种，以成对的兽皮作为礼物；开始教百姓制作网罟，耕田、捕鱼，饲养马牛羊猪狗鸡，以充实厨房，进献神祇；在位一百一十年，众生和谐融洽，各自安守本性。百姓直到今天还仰赖他的功德，就如同仰赖日月的实际光明，并非虚言。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啊！应当把他载入祭祀典章，彰明无穷的报答。唉！汉、唐以后，道术不明，异端纷纷兴起，学士大夫不明白鬼神的情状。凡是败坏伦理、耗损百姓的下俗淫祠，以及巫祝借以窃取衣食的神祠，人们反而共同推尊奉祀，希求福利。至于古代先圣帝王，有功有德，仁人义士，辅佐世道、教导百姓，不可以忘记；然而有的被湮没而无人承继，有的只有文书形式而致以祭享。郡县长吏政教不善，伤害和气，一遇到水旱虫火之灾，反而急忙召集僧人道士，举着、跪着，多次拜谒各种偶像，恰好灾变自行停止，便归功于土木偶像，以为禳祷的效验，日益滋长、日益迷惑，正礼大为败坏。复州守焦侯惟正，秉性纯正，抚养百姓仁惠，在郡三年，人民和睦，年成丰收。绍兴十二年，朝廷颁布赦令，诏令长吏修缮境内祠庙。侯说：‘没有比包牺氏更应当优先的了。’于是召集工匠，储备材料，庄重而迅速地完成工程；有尊崇报答的诚心，没有希求回报的谄媚，差不多可以说是懂得古道、怜悯世俗失误的二千石官员。于是推明帝王德行的根本，列出名号的正确与否以及经史的是非，刻在坚硬的碑石上，用来昭示后来的人。《永州重修学记》【甲子年春】学习什么最难？没有比知道道德的根本、性命的正理、幽明的缘故、死生的道理、鬼神的情状更难的了。如今有人通晓九流，贯通百家，有人向他提问，他的回答便如回声一般；记忆力强的人能够做到。铺陈事物，陶冶情思，文章雄奇精妙华丽而不只专擅一端，善于作文的人能够做到。到任做官、处理政务，以吏事为老师，在小邑便治理好小邑，在大国便治理好大国，敏捷有才的人能够做到。善于聚散财货，分析细微如秋毫，使府库充实、钱财流通，足以运用心计的人能够做到。挥动羽扇，执掌将钺，指挥部众，授予谋略，战胜敌人、攻取城邑，有智勇的人能够做到。这些都是秦、汉以后时代必然任用、但人们很少能够做到的事情。试着考察仲尼对门下弟子的教导，他曾经也以这些项目来品评人，却没有把它们作为最高教诲。难道仲尼不通晓世务吗？难道他竟让门下弟子成为笨拙朴陋、毫无用处的器物，好让他们被轻便机巧、明察严厉的世俗讥笑吗？大概是治理最难的根本问题，就像提起衣领衣服便全被提起，澄清源头水流便清；如果安于那些容易做到的事情，就会使耳目鼻口各自不能互相借用，做官而夹杂私意，以小聪明和侥幸取得成功，自以为是，不合道理的事情便多了。因此有志之士所存的志向一定宏大，所期望的一定长远，就像渡海一样，必定要探究它的源头；譬如登山，必定要登到最高处。凡是对外经营、追逐末流的事情，人人都在争相奔逐，却与我无关；我一概不留心于太灵之舍，只是喧然诵读诗书、亲近师友，反躬自省，仿佛没有片刻闲暇，只想着了解那些应当知道而尚不知道的事，努力做到那些应当做到而尚未做到的事，就像饥了不能不吃饭、渴了不能不饮水一样。过去确实如同沉睡，如今忽然醒来；天高便显得光明，阳气一动便必然灿丽；地厚便流布万物，赋予生命必有所依托。经纶事务、应酬交接、辅佐裁成的才能，大概从未超出我所学的范围；若没有什么所求而不得，也没有什么处置不当，难道还只是以智慧显露一项技能、才干周济一件事情，区区地被人役使、被外物牵累，直到老朽而空疏仍不悔悟吗？到了这个地步，必定会释然一笑说：邹鲁所传下的教训，本来就不是要使我成为钻营科举、求取利禄的工具；贫贱富贵，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又哪里有闲暇去计较得失、权衡利害，忧愁不乐呢？粗饭淡水，穿破旧的夹衣，拖着鞋吟唱《商颂》，弹琴思念文王，安闲自在，只不过姑且这样度过一生罢了。我从前代理零陵郡守时，曾同士人讲论这些道理，又不时提出问题来求得他们启发我的益处；我爱惜他们勤勉自励的人很多，往往能安于困穷而以做不合义的事为耻。

译大体说来，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自三国以来，人物能够显名于世，按理也应当如此。绍兴十二年六月，我奉祠将要离职时，朝廷有诏令，命令各郡县修复学校。交接事务的罗侯适到任后，便因旧有基础增建更新。罗侯多次来信，叙述二三位学子的请求，希望我写几句话记载事情的始末。凡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一天也不能没有学校。城阙受到讥刺，园蔬受到嘲笑，学校废毁反而成为异常，兴建学校便成为常态。《春秋》的义法是：凡文章制度能够合乎典礼的，都是常事。常事不必记载，因此对于首善之地的教化，我不敢妄加赞美；对于泮宫的乐教景象，也不再献上阿谀之辞。只是因为鄙陋的我私下听闻先生君子们的教诲，替青衿学子申述几句罢了。道德有根本，但不是断绝人伦；性命有正道，但不是趋向空寂；幽明各有其理，但不是天地之外另有天地；死生各有解释，但不是承受形体、轮回转生而人与禽兽混为一处；鬼神有其情状，但不是能够说出居处、姓氏、言语和职掌而加以指认、接触的存在。不沉溺于这些偏说而能得到正理，才可以说是真正善于学习了。如果一定要从这些偏说中求取正道，岂不是车子向南而车辕却朝北吗？有人说：我从这里得到的，难道只是画饼充饥吗？《祁阳县学记》。祁阳县令吕君坚中修书，派县学讲书周度来告诉我说：县城东面有先圣庙，和佛寺相邻。佛寺方面蓄意侵占已经很久了，学校几次险些被废弃迁走，幸赖二三位学子据理力争，学校才得以保存。坚中承乏主持县政，只想到教化的根本，正要增修学校，招来后进学子。恰逢有诏令，命各州县学校全部恢复设置，于是晓谕士人，劝导百姓，量力出资相助。刚过两个月，工程便焕然一新地告成了。他又叙述二三位学子的心意，说我曾经任守此邦，并且记载过零陵、东安的学校。这个县难道可以没有记述吗？我无法推辞，于是为它说道：建立学校，必定要祭祀先圣，是为了表明学业和道统有所宗主。天下人都共同承认以孔氏为宗主；然而从孟子以后，隔了千余年，能够居仁行义、德业完备，卓然成为世人先觉者的，不过几个君子而已。这些人确实值得学习，可是学士大夫很少能够真正以他们为师。有的人还愤愤不平地说：‘什么叫几个君子？我只知道以孔氏为师。’我私下厌恶这种说法，因为借此名义反而助长错误。如今有人出生在偏远下域，想要到达王者的国都，必须找到知道王都所在的人，由他牵引指引，才有希望到达那里。如果连中等人的资质都达不到，难道只是偏远下域之人的比喻吗？孔氏的殿堂，难道只是王都那样遥远吗？却要跟随从来不知道道路的人引导我们前进，难免迷失渡口、走错道路，进入丛生荆棘之地而陷入大泽。正因为如此，想要学习孔氏之道，就必须深入探求孔氏的学术；对于那些居仁行义、德盛业大的人，要立志学习，潜心体会，讲求阐明，精研深入，然后孔氏的殿堂便近在眼前而不再遥远，进入其中也不会走错。过去仲尼没有官位来推行自己的道，于是整理纲纪典籍，为后世树立规范。即便如此，《易》只是为它作系辞，《书》只是为它作序，《诗》只是删订，《礼》《乐》只是加以厘正，并没有创作新的经典。到了七十岁，任用大夫而告老，道已经必定无法推行了，于是才开始删削鲁国史书的文字，写成大典，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这样看来，《易》《诗》《书》《礼》《乐》是前代圣人共同传承的，而《春秋》却是仲尼独有的事业。假使仲尼君临天下，面南而为天下公师，面北而经纬世事、调和大化、使天下达到太平，并歌颂《清庙》，使六位五帝、四位三王的功德得到彰显，那么这些事业也不会超出《春秋》的志向。如今尊奉孔氏却废弃《春秋》，就像儿子背叛父亲、臣子背弃君主，还能称作阙里之门人吗？尊奉孔氏却不知道《春秋》，于是把庄子、老子的学说当作真理，把瞿昙的佛法当作玄妙，把称贷取息当作汉文帝的王政，把李斯的小篆当作道德的藩篱；写作《剧秦美新》的人，反称其合于时变；历仕五代的人，反称其通晓大道。这些思想发自内心，却危害实际事务，和王衍清谈造成的祸患虽道路不同而结果相同，也实在残酷了。本来那些倔强而钻营、失去依归、没有指南可循、不能仰观北斗的人，竟让错误的向导走在前面，所以颠倒谬乱到了这种地步。这种人难道足以做人的老师吗？他既然自己撰述而没有老师，我又反过来以他为师而不觉悟；对于不该学习的对象，如果仍把他当作老师，那么颠倒谬乱必将比他更严重。和靖先生侍讲尹公，曾向河南夫子求道。圣上尊重他的德行、喜爱他的义理，把他从平民中擢拔出来，置于经帷之中，使他阐明《论语》《孟子》来启迪教导士人；他的进退行止都值得效法。吕君整理衣冠、勤勉侍奉尹公左右，已经有多年了。如今把他所学用于政事来检验，那么凡是圣贤传授、师弟子相承的道理，都应当替二三位学子精细地讲明、深入地启发，使学校庙宇得以保存，校舍得以增修，不流于徒具形式的美观；弦歌之声以及学习道理、爱护百姓的成效，应当超过武城。将来英俊之才、优秀百姓不待外力便会兴起；即使资质中等的懦弱之人，也能敦厚廉耻、砥砺风操，这样才可以说是士人，这才是斯文。把这些刻在金石上，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

译《成都施氏义田记》。古代贤明君王治理天下，按人口授给田地，使人人各自得到衣食，不致有过于贫穷或过于富有的忧患；贫者不至于无法养活自己，富者也不至于超越制度、逾越法度，不得兼并他人所养。因此井田之法，是以义取利，使天下公正而达到和平的制度。自秦国开通阡陌、废除疆界和井田制度以来，凭借智谋和力量而各自扩张积聚财富，百姓也跟着这样做，彼此奔逐于物欲，不达到极点便不停止。考察后来的结果，城墙又坍塌回护城壕，象因为逞强而自焚自身；贵贱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的。唐尧、虞舜时代分封诸侯国，大小以里数划定，这些记载见于《禹贡》；所谓里，就是井田之地。周朝衰微以后，强国吞并弱国，大国侵夺小国，一千八百国合并为六七个；这六七个国君仍不满足，又纵恣欺诈谋略，磨砺兵刃，杀人遍野，血流成河，而嬴氏更为严重。最终没有谁不反过来遭受祸害，祸及自己最珍爱之物。因为抛弃仁义而争逐利益，利益一旦壅塞，祸害就会随之而来；上天使盈满者亏损，人应当喜好谦退，这是必然的道理。孟子深入探究根本，用来挽救末流，极力说明义不可不致力，利不必强求，并把整治经界作为仁政的先务。假如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都把义作为利益，分辨清楚、志向坚定，不至于彼此猜疑、憎恨、嫉妒、争夺、掠夺和杀戮，而能共同安处于彼此满足、互无所求的境地，难道不是很好吗？汉、唐以来，士大夫家族能够维持数代而不衰败的，不是因为把清白家风传给后代，就是因为节制财用、彰明礼法，使居长位者不敢私自专断，卑幼者不敢擅自行动；凡祭祀、宴享、丧葬、婚姻和交际，都各有等级节度，使分家、出赘等习俗不能进入家门，族人彼此养护、共同生长的恩义也能在族中融洽流通。如今一个乡里的老师，如果使东家贫困、西家富厚，经过道路的人一定会讥笑他偏颇；何况一家族人聚在一起，伯父羡慕精美饭肉、厌弃绫罗绸缎，而叔父却吃糠咽菜、衣衫褴褛，免不了饥寒，内心会作何感想呢？所以善于推广自己所行之事的人，应当从良心出发并使它充实扩大。本朝文正范公在姑苏设置义庄，最为士绅所敬仰效法；从治理家庭推及治理国家，那么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也就可知了。我的同年兄、左史施公扬休，家里一向贫穷，直到出仕领取俸禄，除了承受妻室带来的丰厚资助外，还节俭储蓄，把妻室的嫁妆也一并积存，辛勤经营二十多年，才得到六百亩田地。既已资助弟弟及同宗兄弟，又考虑长远的安排，再划出二顷作为义田，遵循文正公旧有的规制，刻在石上。因为我早年曾与他同窗，知道他孝友奋发、建立家业的艰难，所以请我写文记载。我进一步说道：圣贤从衣食、居处这些根本问题出发，兴起恩泽遍及四海、万物共同得到养育的政治原则，所依靠的只是理义。贪婪鄙陋的人，损害别人来增益自己，以为这样可以使家族富足，实际上却会使宗族陨落。不把利益视为目的的根本，正是从一心追逐利益开始的。扬休勤勉不懈，践行善道，遵循前贤的光明道路；前代贤人因善行而享有安乐，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唉！不实行井田、不恢复封建，就不足以停止战争、废止刑罚，保全国家并使国祚长久。这种道理，怎么知道不会有能够恢复它的人呢？如果真有人能够恢复它，难道只是士大夫不必设置义田而已吗？不过，范公的旧规，也或许可以使人革除浇薄而归于忠厚，使全族合于长久之道；能永远继承而不废止它，这是施氏子弟的责任。

译《武夷桂籍记》。古代选取士人虽然方法很多，大体有三种：以德行进用，以事功举荐，以言论显扬。两汉以前，凭前两种途径而又有言论才能的人，便因此显达；唐代以来，采用后面一种途径，而才干品行兼备的人，也随之奋发显露。这样看来，以奏对言论取士，虽然不是得到人才的根本，但如果考察有道、衡量得当，文辞质朴而义理正确的不会被遗漏，技艺精巧而道理乖谬的也没有侥幸中选的机会，那么同衡量德行、才能相比，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差失。因此进士科自唐中叶至本朝最为尊贵；那些建立显著德行功业、谋划安定宗社、使世道达到隆盛太平的人，光明伟大，接连出现，如同二十八宿经纬于天，次第罗列于太清之中。然而能够写作文章、名闻天下的士人，反而很少，只有像晨星那样稀疏相望罢了。有人背着书箱、拿着文具，一到考试场所，看到贡院荆棘门禁出入严密，便浩然长叹，认为这样的待遇轻视自己、辱贱自己，拂袖离去，终身都成为这样的人。相比之下，那些伏在光范门外，三次上书、仰头号哭求见的人，难道不是贤明得多吗？他们却从未想到，进士科三年举行一次，天子提前下诏，郑重劝勉举子，使他们勤勉努力，等待有司的考试。临近考试日期，朝廷命令部使者选择主考官，在各州设场考校，期限宽缓，法令精密，取士之道公正；预先选取的士人的姓名和文章，还要上报宗伯。士人赴试时，郡守设宴为他们饯行，以歌唱《鹿鸣》相送。第二年春天，士人集中到春官处考试。这时，掌握考试权柄的主考官经过朝廷更加慎重的选择，士林更加称赞他们有才能。天子还担心考察不够详细，亲自驾临广庭策问，以经史和当世重要事务作为题目，亲自衡量评判；北门、西掖、兰省、蓬山的官署之中，汇聚了一时英才的精华。奏策到深夜，天子天刚亮便升朝；仪仗法驾坐在云帷之前，临近香案，大臣启封试卷，宣读所对策文，传呼姓名，赐予进士名次，赏赐服饰。大约直到太阳西斜，君臣都不敢疲倦。士人拜谢两次退出后，朝廷发给少府金钱，让他们聚集在规定日期住宿。过了十天左右，敕令太官供给宴席，太常奏乐，侍从近臣担任献酒之主；宫中派宦官带着御制诗章，亲自赐给新科举首以下的人，晓谕他们以报效自身、侍奉君主的道理，进一步加以宠荣。然后登记进入吏部名籍，朝廷又加以器重任用。到此，选士的礼仪才结束。礼仪文饰如此繁盛厚重，而有些人却反说等待自己是轻贱的待遇，岂不是贤者的过错吗？所以进士设科以来，功业如韩、范，德行如司马，道学如程、张，文章如庐陵、临川、南丰、眉山的几位君子，他们最终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起点都由此而来；他们能够被选拔，也正说明科目是尊贵的。它受到世人的重视，难道是偶然的吗？建州七县，每次参加应试的士人，通常超过四千人。崇安本来就是乡里弦歌、家家诵诗、户户读书的地方。自淳化三年张仿开始登第，到现在才有六十四人。按设立科举的年数和应试人数大略计算，不下几十、上百人中才能取一人；难道正因为科目尊贵，所以取得功名艰难，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唉！这六十四个人仕途通塞、声名显晦以及是否真称得上贤能，或许相距已远，无法全部知道。较近的，乡中老先生所见所闻，以及祖辈所来得知的，也都清清楚楚可以说出。山川英秀淑美之气，蜿蜒磅礴，从未间断，那么什么时代会没有人才呢？距离古代虽然越来越远，但发自人心的善性仍然在我们自身。想要实行仁，仁便可以实现，这已经达到极点；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成就呢？后来的优秀之士，如果认为仅仅以本乡取友还不够，又进一步评论古人，那么对于这六十四人的是非取舍，难道只是排列三行、推举一位老师而已吗？何况圣明的天子留心考核选序，善于培养、乐于教育；那些承受学业、身穿布衣的士人，雕琢文采，必定会有瑰伟杰出之才。他们虽然学习词章技艺，却不会被词章技艺局限；虽然通过科举进身，却不会被科举拘束；这种人就是奇异之才、远大之器，可以主持斯文，扶持皇极，成为圣明时代的祥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那么这篇记也将继续书写下去，而且所书写的不止一次，大概可以与我大宋相互辉映，流传永世吧。

译《建州重修学记》。建州太守张侯铢派人带着书信来，并绘图给我看泮宫新建成的情形，说：‘天子停止武事、兴修文教，留心教化，凡是学校的事务，已经废缺衰败的，全都加以振兴。仰仗明辨人伦、改善风俗的深厚恩德，铢既有幸恭敬承受诏令，又有前后两任漕使徐公、马公、范公向朝廷请示，得到钱二千万，听任郡司委派属吏督率工匠、监督工程。如今工程告成，事务收藏完备，正如图中所画。这是侯府藩郡的大典，应当记载；您是建州人，能否替建州人写下来呢？’寅说：‘这件事我不敢推辞。只是我学问浅陋、文辞不工，请改托给有能力的人。’再三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按照自己所见所闻叙述说：‘我乡山川奇异秀美，土地狭窄，百姓贫穷，十家中有五六家边读书边耕作。三年一次大比，在春官处奏报名次、参加策试，相比其他地方，取士人数很多。大概自唐代常衮任本道观察使，以文章技艺兴起劝勉士人；昌黎先生又表彰欧阳詹的品行义行，警醒激励后进，一直到今天更加兴盛。风气转移、习俗改变，来由已经很久远了。本朝学校制度大约几经变化，元丰年间赐给建州学校学田十顷，扩建校舍。崇宁年间实行舍选制度，规模充实以后，又把学校扩建得宏大华美。’ 丁未年，因内部争斗而遭到荡毁。绍兴二年，秘阁刘侯子翼前来任太守，清除废墟，从头创建；历任政务相承接续，也已经办出了规模。甲子年五月，巨大的洪水漫过城墙，冲毁、撞击并漂散各处，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大成殿罢了。从此，徐公主持规划开创，马公、范公二人筹划其中的工程，张侯完成最后的建造。从乙丑年春天开始，到冬季十月结束，建成一座讲堂、十二所斋舍，高大的廊庑、厨房和仓库也都齐备。最后又修建教官的住所，并在住所北面建起楼阁，用来收藏御书和经籍。天子的文德如银河灿然，《洙泗》所传的儒学风教也光明显著、熏陶传播，使众多士人焕然一新；他们提衣背书前来游学、前来居处，〔防幸〕所受的恩遇极为深厚，成为一时的盛大景观，光耀震动瓯粤，这些事情是值得记载的。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和弟子之间的尊严，没有比颜氏子对待仲尼更为严格的了。因此，刚入学时一定要用币帛举行释奠礼；每逢春季或秋季仲月的上丁日，一定举行释奠，并大规模奏乐。如今的求学者往往诋毁、责难后世，认为后世没有足以作老师的人。可是他们竟然大言说道：‘我所知道的老师只有孔子而已。’茫然浮泛地涉过水波，只窥见藩篱一角；若问他们专心致志地请教、向有道德学问的人学习并请求匡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便瞪眼无言，无法回答。这难道不是违背了侍奉老师这一名称，也有愧于作为弟子的实际吗？从前颜氏子能够做到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不远离仁道，也不违背仁道；他受到圣人的称赞，圣人认为没有人能够继承他。而颜回自述其学习情形，则可知坚守高明境界是难以达到的，因而产生钻研仰望的功夫；看见卓然独立的圣人境界难以亲近，便兴起仰望、忽然自失的感叹。师生之间相互期许，就是如此。他并没有屡屡谈论功盖天下、名传万古的事情，何况比这更低的境界，哪里值得说呢？有一天孔子问他治理国家的道理，圣人便举出四代美好的政治，兼取一代圣王的成法告诉他。这就是用来宰制重大事务、调节质朴与文饰、使动植物得到中和、使百姓处于礼乐教化之中的道理，事业多么伟大。若从世俗眼光来看，一个以瓢饮水、以箪吃饭、住在萧然简陋小巷、孜孜不倦克制自己的人，怎么能够参与这样的事业，二者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却不知道理义使内心喜悦，便可以贯通百圣之道，即使等待千年也没有疑问；权衡尺度掌握在自己手中，便能称量轻重、度量长短而没有差错。他收敛隐藏时淡泊宁静，施行于外时光明显著，这也不过是理义寄托在他身上罢了。既然如此，学习能够成就这样的德行，施用于世能够显现这样的功效，就像种植黍稷稻粱，决不会长出荏菽麻麦的果实，这是确定无疑的。河水发源于昆仑山，就必定流经中原而进入大海。我曾据此探求求学者的过失：第一，不崇尚远大的志向而亲近老师；第二，拘泥于浅陋旧说，害怕选择善道；第三，把记诵和词藻当作事业；第四，只把它用于钻营科举、求取利禄；第五，求取不得，有人便感叹儒生身份耽误了自己，抛弃儒学而改从其他道路；第六，求取成功以后，把过去的学习看得如同兔蹄、蝉蜕一般，完全抛弃；第七，任官办事时，只用柱后惠文冠来敷衍一切，认为治理才能和学术本来就是不同的科目；第八，更进一步，知道有向上通达的道理，却不去探究《语》《孟》的深意、《易》的精微、《诗》的深层意义、《书》的要旨、《春秋》的奥妙，反而采取遁辞小道，独自沉溺于其中。唉！难道没有志向刚强、思虑宏大、凌越高处、追求远方、仰慕颜回、苦心学习孔子的同道吗？如果真正找到门径，进入圣贤殿堂，亲尝其中精义，即使说后世都没有足以为师的人，而我只以仲尼为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寅已经替侯君记载学校兴废的始末，又进一步说这些话来告诫同为子佩、志同道合的人。侯君不认为这些话多余，于是请人把它们刻在石上。《麟斋记》【丙寅】。麟、龙、凤、龟，只是动物中尤其奇异的种类罢了。因为它们具有灵异，便称为祥瑞。天下太平以后才会出现，并不像普通事物那样可以凭人力招致。如今最容易得到的不过是龟和龙，人们也常常见到它们；只有麟和凤，自周代以来，从未有人看见过它们的羽毛、颜色和形貌。汉代捕获一只独角兽，便因此改换年号。长着一只角的兽很多，又怎么知道麟不是两只角，或是角上有肉、角形奇异呢？所以史官说：‘捕获一只独角兽，大概就是麟吧。’这是一种不肯断定的说法。凤也是如此。宣帝时凤凰多次聚集，少府宋畴因此讥讽而被贬，后世不必等到后来也知道那其实是鹖爵。孝宣帝的治绩号称中兴，然而任用受过刑的人，崇尚法律，并不把中车府令当作龟鉴；四位三位良臣无罪而死，风俗尤其浅薄。水旱灾异见于魏相的奏章，决不足以震动珍异之产、招致九苞凤。何况茂陵的奢欲无度，穷兵黩武，四处征伐，海内空虚损耗，盗贼遍布天下，大概与祖龙走的是同一条路。麟为什么会来到呢？所以，必须有虞舜那样的圣德，箫韶九奏之后凤凰才会来仪；必须有文王那样的圣道，关雎之化形成之后麟才会应时出现，这是不能胡乱说的。由此看来，史书所载龙出现在某江、某水、某井之中，当时认为是美谈的，大概也只是可以豢养的龙，必定不是真龙。

译而九畴所寄寓的、禹贡所赐予的、宁王所珍藏的大龟，绝不是占卜者早晨钻、晚上灼，以枯肠朽骨制成的普通龟。大概事物虽属同类，却有才能不同的情况，这就是宰予所发出的感叹。大龟、神龙、真凤不会轻易出现，这是很清楚的。那么鲁哀公时代，周公衰微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这时却捕获了麟呢？回答说：麟不是为鲁哀公而出现，而是为仲尼而出现。仲尼是大圣人，《春秋》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法则。以大圣人创立圣治之法，即使在郊外祭祀上帝，也不足以比拟其精神所感动的力量；即使登坛告天，也不足以说明其和气所薰蒸的广大。四种祥瑞都来到才算相称，难道只有一只麟就算多了吗？正因为麟是为仲尼而出现，所以仲尼能够认出它；不是为鲁哀公而出现，所以鲁人认不出它。仲尼周游聘问七十多个国家，却没有一个任用他；像隐居耦耕的高蹈之士、尊贵的卿大夫武叔、跟随游学的学生、田间多智的晏婴，都不能认识他，而麟却独独能够认识他。难道说那些不认识孔子的人还不如一只麟吗？难道他们身为人却没有灵性吗？唉！可以说他们本来聪明、明辨、通达，是万物之灵，却竟然不能知道孔子；这样看来，难道他们反而不如麟吗？唉！难道不能称为麟吗？麟啊，难道不能成为灵智的祥瑞吗？韩退之说：‘麟的形体不像一般动物，不像马、牛、犬、猪、豺、狼、麋、鹿那样。所以即使有麟，人们也不知道它是麟。’又说：‘麟之所以成为麟，在于德而不在于形。’然而解释《麟之趾》诗的人说，麟角顶端有肉，因此无意伤害触犯；麟的脚趾不践踏活草。既然要确定其题旨，也必然认为它在形貌上有异常。既然已经说到了形貌，那么若不是凭借神灵般的智慧和识见，又凭什么称其为麟呢？先儒说仲尼感受到麟出现，因而作《春秋》，并说：‘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圣人借此自况。’这种说法不对。仲尼阐述帝王的法则，教诏万代，难道会因为自己怀才不遇，感慨而著书，和那些愤世嫉俗的人相提并论吗？即使麟恰好没有出现，《春秋》就不写了吗？所以知道《春秋》并不是以麟为根本。它是因为经国济世的事业无法施行，才寄托在笔削之中：性命道德无不正中，礼乐法度无不完备，俊良贤杰无不彰明擢用，谗恶奸邪无不受到讨伐弃绝，日月星辰七政无不整齐有序，山川动植物无不繁盛茂美，百姓无不受到教化，蛮夷戎狄无不宾服。它的志向既已确定，便与尧、舜、成王、康王相合，成为天下万世太平和谐的根源。于是麟出现，成为这一志向的祥瑞应验；这个道理光明显著，无可怀疑。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只是还没有找到门径，还没有亲尝其中的精义罢了。沙阳张时字子发研究《春秋》之学，以“麟”命名自己的书斋，请我写记。子发潜心学习已经很久，圣人的宏大法度和重大作用、精妙意旨和深奥义理，应当能够自行体会得到。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进益他的，姑且写下关于麟的说法，用来表明麟在兽苑中的珍异，也坚定他闭门读书的志趣。

译《防享亭记》。太史公叙述九流，把阴阳家列为其中一流。到了唐代吕才，才立论批评阴阳家。其实这两方面各自都有道理和趣旨。司马氏大概取法天地的大经大法，认为不顺从它便无法建立纲纪，所以说不可失去。吕才则摘取阴阳家末流的习俗，批评其中违背礼、损害义的事情，正是子长所说拘束多畏、未必正确的观点。如今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记录幽明吉凶的应验，再考察《青囊》《拨沙》等学说，所得与所失各占一半。那么其中正确的，难道全都是侥幸应验吗？有人说：人的兴衰不是智慧和力量所能造成的，只是人的形数与气势恰好相遇罢了。有人说：磨刀砺石不能孕育和氏璧，培塿小地不能生长杞梓。这各自是一种说法。我游历武夷山时，从崇安带着溪水向南而行，经过芹口，向西望见一座非常高大的山，指着它问当地人，他们回答说：这山名叫研山，是甪里先生的弟子华子期学仙的地方，墨池、丹灶至今还完好无损，图经可以考证。山下是高平范氏过去隐居的地方，先人的宅兆也在那里。于是渡溪向西走五六里，到达山麓，看见一座山峰巍然耸立，山势如肩舒展、衣袖扬起；坟墓处在三冈之内，环抱在曲折幽深之间，左右山峦陵阜高起，像弯身拱手环顾，整体形势高隆杰出，中间地势开阔平坦。百代祭祀以来的高大树林，苍翠浓郁；芹水环绕右侧山阜，向前注入崇川。我家与范氏世代交好，整理衣襟登上墓道，恭敬地来到享堂上，四周观览后感叹说：古人所称的佳城，也不过如此了。范氏自太傅公凭儒学起家，仕途并不显达顺遂，但五个儿子都卓然成为盛世闻人，或在省台任职，或在朝廷廊庙任官，各自发挥所长，声名和实际功绩都远播。后来优秀俊秀的人才接连涌现，难道是偶然而没有根源吗？太傅公虽然在方城成为著姓达五六十年，但在家门之内实行孝顺谨慎，奉祀先人、尊敬祖先的心意，世世代代都能继承发扬。因此这座享堂建于政和辛卯年，由长子秘阁公和次子遵照遗命主持修建，正对着太子少保墓前；少保所受的宠荣追赠之命，则是戊戌年右丞初次上疏请恩、及于祖先的常典。过了二十八年，秋季七月，秘阁子寅秩元将要出任瓯粤漕使，穿着绣衣回到故乡，于是再次加以修缮，以使祭祀之事长久延续，子孙世代不断，有所举措而不废坠。盛大啊！秩元知道我经过这里，便下马，把修堂始末托付给我，请我写文记述。我考察礼制中的宗庙制度，认为宗庙用来安存神明，墓葬用来收藏形体；神魂得到伸展，魄体归于死亡，这是圣人所通达明白的道理。因此古代有宗庙祭享而没有墓地祭祀；后来世道昏暗、礼制丧失，便以寒食节拜扫作为尽孝的典礼。唐代常先儒因此说，礼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随同世俗而不造成妨害。从道理上说，这种说法不过是诱导那些不知道追念远祖的人罢了，并不是经书所规定的礼。那么，彰明荣耀祖先的道理，难道一定要拘拘然把俎豆陈设在丘墟之间、尸祝相伴之处，才算满足吗？并不是这样。从前秘阁公才华宏富、义理端正，不结交权贵朋党，困厄穷苦了半生，和我的先君是同年弟兄。先君在他生前，音信从未断绝；他去世以后，过了很久，先君还写诗哭悼他。先君知道他的才能未能充分施展，而他的才器将来会留给后人。如今秩元的器业正与祖父相似，几次出任部刺史，因根据所治理地区的风俗制定措施，都有功绩和声誉。他最初进入闽地时，建州正值百姓愤怒，官府钱库和吏员横征暴敛，众人喧然赴诉；他当场谈论之间便除去百姓疾苦，抚慰安定他们。他在任上早晚都把遵守法令、革除弊病作为急务，稽查转运贩卖者侵吞官钱的行为，使行贿请托无法施行；审察所属各州县官吏中习惯贪婪暴戾的人，使郡县都知道畏惧。擒获妖僧，破除妖党，把黄巾五斗的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流言不能动摇他，风采坚定而厚重。他的功绩和利益所及，已经广博深厚。明白的人据此推知范氏的余庆，必将繁衍而不会衰竭；并且期待秩元在朝廷显露功绩。那么秩元因此成为祖先的光荣，聚合族人，俯伏拜起，奉上酒醴和肴肉，安然无愧，难道能和凭势力享荣华、顺俗尚争荣誉的人同日而语吗？因此替他写下这篇记。

译《复斋记》。人的本性不动，而情感有时会迁移；迁移是好的吗？回答说：因外物而迁移，古训认为不对，怎么能说是好呢？那么是坏的吗？回答说：见到善便迁移趋近，圣人所取，怎么能说是坏呢？同一句话有两种趋向，一片话语有好几个意义，哪里不是这样呢？只是看使用它的人怎样罢了。没有比“道”作为名词更极端的了，而有“君子道长，小人道忧”的说法；没有比“极”作为道理更恰当的了，而“皇极”“六极”都称作“极”。所以“让”只有一个意义，不善于运用它，就会成为樊哙那样的人，仰慕尧舜却披着他们的外形；“俭”也只有一个意义，大禹穿坏衣、吃粗食，孔子并不非难，但墨翟、禽滑厘过分勤苦，行为太过拘迫，便难以实行，天下人也无法承受。子沈子对胡子说：‘古代求学的人，眼前有铭文警戒，耳边有弦歌诵读和琴瑟之声，身体佩带玉佩以节制举止，这些都是为了约束情感、磨炼本性，端正志向、统驭气度。’于是写作《齐房诗》，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游息，又题名为“复”，大概是希望看到名称便思考其意义。愿意进一步听听“复”的解释，又将玩味这篇文字而落实其中的实际意义。我说：‘“复”的解释并不只有一种，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知道自己违背仁道，急急忙忙地返回仁道，仿佛追赶还来不及，这是一种复。’ 知道不善之事不能再次发生，却又反复去做，这也是一种“复”。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句话有两种趋向。“复”是那些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应恢复的就不恢复；这才是真正的复，也才是我所说的善于运用复。’所以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孟子说：‘汤王、武王反身而行仁。’唉！有谁能够在一天之内把力量用在“复”上呢？被虚名牵累便悲伤，忧虑权势不够大；贪图利益便忧愁，担心财货不够多；沉溺于嗜好欲望，屈服于威势武力，便使自己的追求荒乱、居处战栗。一旦有这些毛病，心思便向外驰逐；灵台虽然存在，精神却不能守持，这样的人距离“复”就远了。即便如此，难道真的就远不可及吗？如果他突然觉悟并努力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遵循礼法，那么他的用力，就像向上汲水、调转车辕、转过自己的面目一样；先前遥远的境界，凭一念之间便可以接近。四种正面的行为由我作主、使我归向仁，四种弊病则把我交给外物；人归向仁，就像婴儿奔向父母，像旅人赶赴自己的家，只怕自己不能到达。这样道路日益进步，德性日益提升，如同日月运行于太虚，始终不离开自己的轨道；又如水气向上蒸腾成为云汉、雨露，播散于万物而归于本源，从来没有不复归的。子沈子是默堂的高足，而默堂大概是龟山的弟子回骞；他们之间的传授没有差错，教训也一向明白有据。子沈子潜心学习已经很久了，哪里还需要等待我的话呢？即便如此，我正从事于此道，请允许我试着像前面所说那样谈一谈。不要因为反复讲说自己已经熟悉的道理便认为烦琐，我们共同整日勤勉地复归正道而不厌倦，以取得切磋琢磨的益处，不也是可以的吗？《观澜阁记》。水的变化形态很多，但都不是它的本来状态。深沉而停蓄、平缓而油然、清澈而明净，是水的本性；承载物体流逝、灌溉而遍及、洗涤而洁净、浇沃而消灭，则是本性的作用。石头使它受到阻碍，水便激荡收缩；风猛烈冲击它，水便腾跃涌动。本性于是受到扰乱，作用于是失去正常，这不是水的正态。所以善于观水的人，喜爱它澄澹而不喜爱它混浊溃乱，喜欢它流动滋润而不喜欢它决堤泛滥。因此浩浩荡荡的洪水，是神禹使它平治的；百川沸腾，是周代大夫所忧虑的。这座阁俯瞰两条溪水交会之处，以“安澜”为名，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胡子说：美是美了，但意义还没有说尽。水流动时，沄沄然、鳞鳞然，像鲤鱼跃动，像白鹭翻飞；参差的波纹像水面荡起的细沙，层层叠叠的形势像重叠的云。起伏相随，散漫无边，这就是浪的形状吧？称作波、漾，是较大的浪；称作涛、潮、澐、濯，是更大的波。只有“澜”这个词，从古至今还没有解释得恰当的。文中子说：‘吹波助澜。’韩退之《南山诗》说：‘防澜动水面。’他的《进学解》又说：‘回狂澜于既倒。’ 这样看来，文中子和韩退之都沿袭赵岐、顾野王的说法，把“澜”解释为“波”，只是有大小的区别；而把它称为“防”，虽然说法相近，意义却已经相距很远了。澜并不是波，而是说水流动的状态。水流动的状态是汩汩滚滚、冲融舒展、浩大地向前涌来，悠然不绝，只有有源头的水才是这样。它其实从未不安定过。那些没有源头的水，即使蓄积到万顷，若没有外力激发，本来固然安静；但要寻求它的澜，却又不可能得到。这就是其中的意义。只有孟子懂得这一点，所以说：‘观察水有方法，必须观察它的澜。’大概是要观察它有没有源头。不观察源头而只看波浪，就像看人而不考察他的实际，看道而不探究它的作用，看政事而不考察他的内心，看言论而不验证他的事实，失误就太远了。水这种东西，不流满坑洼便不会前进，流满坑洼以后继续前进，最终便流放到四海。凡是用水来比喻求学，都说明不可没有根本。君子任重道远，事业没有尽头；古代祭祀河川，先祭河神后祭海神，不到达根本却能成功渡过的，只是末流罢了。楼阁主人，如果想听关于根本的说法，请向孟子求取。我于是因易安之请说：‘请让我观察并为此写下记。’

译《伊山向氏有裕堂记》。“裕”的意义，包括宽容、优厚、充足等意思，见于《易》《诗》《书》，孟子也采用了这一意义。《易》中，是教人承奉父母；《诗》中，是教人友爱兄弟；《书》中，是教人宴飨子孙，并把恩泽推广到百姓。至于出处进退、言语沉默，都从容自得而有余裕，浩大充沛，那么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的地方。这一道理，必须宏大才能做到。所以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宏大坚毅。”以宏大之心处世，就是所谓“广居”；以宏大之心培养德性，就是所谓“大畜”；推己及人，就是所谓“恩泽遍及四海而合乎准则”；由近及远，就是所谓“参通万世而纯正”。所谓宽容、优厚、充足，实在达到极点了！像《易》《诗》《书》所记载的那样，孟子的处世态度，当然会无往而不宜。这个道理人人都具备，只是有裕与无裕不同，原因在于能否充实它。唯独不能扩充并充实它，于是心胸局促而浅陋，德性细小，见识短浅，行为狭隘。即使不动声色，使人无法窥见他的边际，但险诈、嫉妒、刚狠之气，自然会流露出来。像这样的人，周公称之为“憸人”。人还是同一个人，充实了便宽裕，不充实便成为憸人；同一源流而分成不同支派，就是如此。这就是君子重视学问的原因。有人拆分文字，说“衣”承受身体、“谷”承受水，以此阐发“裕”的含义；这样解释“裕”，未免太狭窄了！河内向公宣卿，隐居在衡阳的伊山，结草庐为堂，把书籍史册放在其中。繁茂的竹子和幽香的兰花，浓荫密布于堂前堂后；春天的花、秋天的香气，按时自行呈献。猿猴在近旁山岭啼叫，鸥鸟驯顺地停在曲折的池沼中；马嘶车喧，仿佛远在云水之外。我与谏院颍川韩璜叔夏，从天柱峰南面背着行李、拄着竹杖前往，每年总要去一两次。有时商量考订文章义理，有时拿酒杯赋诗，逍遥徜徉，兴尽之后才分别。这大概就是五柳先生所说的“谈笑没有世俗的调子，所谈的是圣人的篇章；有时有几斗酒，闲饮自得其乐”。宣卿说：“这座堂不能没有名称，请你为它命名并写文记下，希望后世知道我们三人常在这里优游谈笑，不只是让元伊的笛声穿云裂石、喷薄幽微，流传下去。”向公前后分掌各部，代理帅府职权，凭借部刺史的节威，宣扬恩惠，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爱民的遗泽，时间久了仍未泯灭。当时公解下湖北宪司的印信，已经七八年了，仕途上人来人往，唯独没有留下他的足迹；他从未面露忧愁，也没有怨怒之情。于是我取孟子“进退绰绰有余”的意思，用“有裕”命名他的堂。宣卿的四世祖，是大丞相文简公。我的先父喜欢宣卿资质刚正，便授给他《左氏春秋传》，并为他讲说其中的大义。因此宣卿更加努力学习古道，坚守义理更加坚定，光大宗族、整顿亲族，以此为乐。他广交贤能的朋友，不同恶人交谈。像《易》《诗》《书》所记载的道理，以及孟子的处世态度，宣卿大概都在努力实践。每天都勤勉不懈。假如他的才能得到任用，即使有官职责任和进谏职责，也会处之裕如，何况没有这两项负担呢？难道人一定要富有之后志愿才能酬偿，一定要显贵之后心意才能满足，一定要掌握权力、倚仗势力之后精神才能舒展、身体才能肥胖吗？那么颜回、曾参岂不是会忧愁憔悴，不能安度一生吗？二位先生住在陋巷中，只有一箪饭，却能以此为乐而忘记忧愁；拖着鞋子歌唱，声音好像金石之声。他们的气量大概与天地相同。至于那些把铠甲藏在衣服里、把人安置在墙后，整夜多次移动床铺，少了一件东西便不敢发怒的人；以及像空船一样无端怨恨、像飘来的瓦片一样嫉妒有才艺者，违背贤者圣人的人，心中忙乱不安，片刻也不得宁静，他们究竟是宽裕还是不宽裕呢？由此说来，居住在这座堂中而以孟子为老师，可以说是选择正道、居处仁德的美事。我既为它写下这篇记，又接着作歌说：六合没有边际，这座堂广大开阔；四时运行不息，这座堂就是其中的枢纽。堂中之心日日安适，堂前道路常常平坦。堂中的智慧从容宽和，堂中的容色和乐正直。池水像黄陂一样，谁能搅乱它的清澄？树林摇动，清风吹来，炎热的人都能敞衣迎风。往来虽有艰难，最终却能获得丰硕；阿槃终于得以长寿。神灵全都听见并降临，使人保有各种福禄。

译邵武重建军治记 《国风》中载有《甘棠》诗，诗序说：“赞美召伯。”解释这件事的人说：“召伯的教化在南国彰明。”后来的训解者认为，召伯审理诉讼时不忍劳烦百姓，于是来到旧日郊野，在百姓中间听讼。时间久了，百姓歌咏思念他，因而爱护那棵树，彼此告诫不要剪、不要砍，说：“这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世人长久以来都认可这种说法，但有人反对，认为诸侯治理国家应当有制度，面对臣民，本来就应当尊贵而不疏远、亲近而不轻慢。如今作为面南而立的诸侯，爵位尊贵、地位崇高，车旗冕服的礼制超过一国，却反而到郊外住宿，拿茅草遮蔽身体；节俭固然勤劳，但这与乘坐车舆渡人、只施恩惠却不懂得治理政事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很赞赏这种说法；不是通晓治国之道、懂得大体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否则，路寝的居所、塞门的礼仪、皋门应门等宫门制度，为什么会记载在《春秋》《论语》和《大雅》各篇中呢？许行、陈相因为以有仓廪府库为害民之事，又为什么受到孟子的贬斥呢？况且四境之内，邻里、闾巷、宗族党社的人很多。假使召伯离开朝廷，住在这棵甘棠树下，百姓奔走来看他，也免不了要带着饭、磨破脚的劳苦。假使召伯亲自到百姓中间而屡次迁移，那么他休息的地方本来就没有固定之处。召南的百姓无论东西南北，也不应只看见一棵甘棠便寄托思念。况且这首诗共三章，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从未提到听讼之事，训解中的说法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样看来，诗人的用意一定另有所在，只是学者辨析得还不明白罢了。如今县邑的土地，量其长度、牵尺测其广度，哪里只是古代公侯封国的大小？即使是中等、下等的郡，有时也环绕四五个县；与方圆百里的小国相比，已经辽阔得多了。而公家的厅堂屋宇，有的低矮狭小、残破简陋，竟然还不如豪强大姓宴饮私聚的馆舍，这难道合乎事理吗？昭武本是东南的著名要塞，扼守飞猿、峭石等险地，地势险要足以凭恃。自洪潭、广桂、江汉、巴蜀一带发生战事、要向东瓯进军以来，道路必定经过这里；这里大概就是瓯闽的西门户。因此本朝太平兴国四年，改变历代规制，把县升为军。太守张侯度从旧县迁到现在的治所，向西迁移五里，前面依靠重重山冈，后面带着鹿水；山川奇秀，百姓生计发展，崇尚气节而服膺义理。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儒学风气尤其兴盛。面对朝廷的策问，有人文章冠绝天下而担任言官；在近臣中，有人忠诚声誉照耀一时，最终做到宰辅；又有人光耀辅佐中兴。至于孝行、义举、才能和学问，显著或隐微而值得记载的人，也从来不少。四方听说有这样一个地方，大都羡慕并谈论它。入境询问风俗时，君子便喜爱这里的善良风气，小人也能得到富足。大凡有志于造福这里百姓的人，接受任命来做长官，都不会认为这里难以治理。然而郡廨在建炎、绍兴年间两次毁于寇乱，只是草草创建一切，已经没有原有的规模次序。绍兴十一年，太守左史王公才访求古迹、询问旧址，开始建置，我因为百姓还不富裕，来不及参与。又过五年，如今的太守大夫江侯执政的第二年，年年获得丰收，境内没有盗寇侵扰，诉讼案件简少，乡里安康。于是士绅父老异口同声地说：“从来没有有州而没有听事之所的，大夫应当考虑这件事。”大夫虽然对兴建工程有所顾虑，但如果不建，作为屏障和观瞻，让使者来往经过，怎能符合本地人的期望呢？侯不得已，命龟卜选定吉日，召集工匠，筹备材料，规划规模；一切出自自己的精心设计，属官们同心协力，军民都勤奋劝勉。工程开始于丙寅年仲秋的戊申日，到丁卯年孟春的戊寅日完工。钱以缗计算，超过一万一千；工役以日计算，超过二万八千。建筑高大明亮、幽静深邃，形制与名称相称；修长的廊庑、高耸的楼阁，以防门作为护卫；节俭却不简陋，美观却不奢侈。落成那天，众人非常欢喜，吟咏侯宽厚裕民而又严肃的德行，歌唱侯政事简约安静而治理有方。赞美侯的这次举措合乎事宜，使徭役赋税宽缓，下面的人不敢拖延；工程巍峨高大，百姓却仿佛不知道劳苦。以一件事观察百事，侯确实称得上官吏的老师。郡从事谢沇叙述了兴废的始末，说明本地人的心愿，前来请求我写一篇不丰厚的文章，刻在坚石上，用来表示长久的怀念。我担心才力不足的人把因循不振作当作德行，又担心德行浅薄的人把苛刻急办当作才能，于是出现了应当做的事不做、不应当做的事却去做的情况。江侯则不同于此。恰逢我经过这里，亲眼看见建筑焕然一新，亲耳听到歌谣赞誉，并非凭借别人展示或传闻得知。于是我推求古义，斟酌当时的施政办法，一并写下这篇文章。

译新州州学御书阁记 皇帝即位第十二年，德化已经得到信服，于是整顿文教，首先治理京师的学校，并推广到各地学校；凡是废弃坠坏的设施，没有不兴复振作的。朝廷选拔儒臣，专门负责教导训诲。于是有才华的士人、优秀的百姓，纷纷从乡野中走出，整理衣襟、背着书箱，前来游学、居住。学子众多，弦歌诵读之声洋溢充盛；贤能俊杰将会多得难以任用。圣心仍认为不够，于是在清闲宴乐时，亲自从《易》《诗》《书》《春秋》《孝经》《语》《孟》《中庸》等篇，以及《左氏传》《周六官》等书籍中，全部用御笔刊刻在美玉上，并把墨本普遍赐给学校。历考前代，留心治理要务、以善政培养人才的君主，从未有过这样的举措，确实美善啊！顾念新昌是百粤中的偏僻郡县，烟岚蒸腾浸润，瘴气阴湿污浊，车马舟楫难以到达汇集。平时士子想见到精善的书籍，在这里实在无从获得。大家欢欣起舞，流传宣扬，珍视并感戴皇上的赐予，却还不知道该怎样安置它们。此前学校房屋倾斜漏雨，茂草蔓延到堂上，饮食供应不足，士人散去城外。前郡守臣张棣曾捐出布帛和钱，令其加以修缮，修整绳墨木板，工程逐渐完备。张棣因升迁离去，教授臣刘德骥清查剔除弊端，核算收支，发现供给使用后有余，便谨慎地储存起来。日积月累，持续经营、持续修建，把蛊坏污秽、荒芜杂乱之地，改造成宏伟壮丽的建筑；把荒废粗陋的地方，焕然变成文物之所。于是又在防门之上建起重檐楼阁，正对大成殿，用来承置御书。工程始于绍兴十九年十一月，止于十二年孟冬；檐宇高耸飞扬，丹青碧彩绚丽灿烂，防门雄杰的气势，冠绝压倒▯海。摄郡事臣黄齐仿效阳冰的书法，恭敬题写匾额悬挂。选定吉日，率领属官办理藏置事务并奉安御书，众人都得以看见。古迹遗编，从此更加受到尊重。臣德骥因为我曾经学习过撰写诏令，嘱托我写这篇记。我臣寅拜手稽首说道：大凡州县以及佛寺、道观，过去各有敕札御书。学校拥有御书，并专门用经术来教诏众多士人，却是从皇帝开始的。如今刻板售卖，花钱即可得到，尚且有人懒惰而不观看。至于肯辛勤抄录、能够抄完整部书卷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天子身份尊贵、奉养优厚，每天有万般事务，不敢有片刻闲暇，却还能寄意于笔砚，遍写群经，为贫寒读书人的灯窗之所，这实在是把激励人才作为急务。加上天生圣明，精妙地通晓书法，笔势如龙飞虎卧，世间没有什么可以相比。心意所形成的书法，显明大道、彰著德行；精妙高超到了入神出天的境界，如太阳如星辰，如云彩如银河。文明显现在上，光彩文饰施布于下。所以使你们这些学生，虽然生长在偏远地区，也能同七十二弟子一起在阙里求学，亲自接受孔夫子文章教诲的情形没有不同。你们应当牢记并奉行最高的教诲，不要只满足于口头耳闻，不要趋附利益权势，要努力追求忠孝的大道，并在实际行事中表现出来；这样才不辜负圣主乐于培育人才的教化，然后才算相称。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新州竹城记 新昌郡从两汉到南齐都设置为县，称为临允。到萧梁时，才升为新州；隋代废除，唐代又恢复，本朝沿袭至今，已经七百年，也可以说是古老的郡了。然而有城而没有外郭，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只有城北名为朝天门的地方，断墙两翼相连，巍然还保存着。读它的记文，才知道政和年间太守古公革奉诏开始营建，但工程还没有完成。城不过一里一百十二步，只能容纳州治、粮仓、监狱、官署，百姓住宅全在城外，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保障，按理说不应如此。绍兴二十年，八桂人黄齐义卿由肇庆别驾来代理郡政，正遇到狗防盗数十人依山作乱，官兵三次讨伐都未能取胜，坊市多次惊扰。最后接受招谕出降，但人心仍然汹汹不安。义卿于是产生兴建城防的想法。防真任郡职后，便让推官朱洵代理县令，命黄熙巡视四周，寻找古代遗迹，考察今天的需要，标明并安排各处。又委任兵马监押赵公傃、巡检董元、县尉周祺各自督率所属丁夫，铲平凹凸，补足狭窄空缺。地基坚固以后，取来野竹并排种植，环绕周长一千二百八十四丈，二十天便完成，没有违背原定计划。有人说：“用土筑城，是不可改变的办法。担心它不坚固，就有人登上去夯筑；忧虑它容易崩塌，就有人用砖包砌、用石加固。如今却只想在檀栾竹林的遮蔽之间凭借坚固来防御，难道真能认为这样可以吗？”唐大中年间，王式任安南都护，刚到任时那里没有城池，王式于是竖立木栅，在外面挖壕并栽种竹子。当时诏令说蛮人逐渐强盛，却没有人能够侵犯那里。谁说竹子不可以凭恃呢？万物中有同类而材质不同的，竹子就是这样。竹梢尖利如针，分枝像荆棘，既多又密，森然如蒺藜。竹丛交错紧密，远望隔绝内外。年深日久后更加繁茂，鸡鸭、羊羔、猪仔都不能穿行其中。有人放火烧它，叶子虽然毁掉，竹干仍然存在，反而更加坚韧刚劲。唉，真奇异啊！从前樊川子在《郊园赋》中写所见，有句话说：“竹林之外襄然，十万壮士；铠甲刀刃铮铮，密集排列而环卫。”起初我以为这是词人的空话，如今施用于实际用途，竟然就是这样的竹子；什么事不是这样呢？关键在于人怎样处置它。方言称刺竹为艻竹，音读如“罗德反”，大概岭南称刺竹就是这个名称。工程完工后，竹子日益茂盛，州人欢喜安宁，仿佛有城垒可凭恃，都说：“后来的长官若与您志趣相同，以德政作为根本，以防备作为保障，申明并严格戒令，加以培护、不要剪伐，那么就不只是像甘棠诗中百姓思念一个召伯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丈〕 它给本地百姓带来的恩惠，影响深远。义卿勤勉于职守，厚待百姓，在爱民、兴利、补救弊端方面做了许多事情。新兴户都知道这些事。他还推排丁口，以均平徭役赋税，并没有遗漏士人。既修建了子城的楼台、观阁和城墙上的雉堞，又修建南门和竹城，这些是其中最大的工程。郡学正麦充等人来转述父老的心愿，担心时间久了无人传扬，请我为此写记。我忧患疾病，笔力衰弱，不能把众多美德全部记载，只选取其中最大的事情写下罢了。

译罗汉阁记 邵阳西部有个县，叫新化。有一座奉敕题额的禅寺，名为承熙。寺中有大比丘智京，号明觉。他承继普融法脉，绍续临济宗。我三次写信，他才详细告诉我这些情况。承蒙任用、勉强主持寺务十多年，所行所解浅薄，实在有愧于所承担的职责。只是殿堂中供养诸佛，梵呗、香火、灯烛，斋堂的木鱼、粥板，云集的僧房和海会般的僧众，来者都能安稳居住。内外四方，房舍居处和器物用品，没有不齐备的。方丈所承担的职责，如涵养月影的水，又如回应撞击的钟声。由于这些因缘，内心仍不满足，于是建造高大的楼阁，延请并安置五百位大阿罗汉。信士杨茀、曾衢、刘璩、杨甫、羊防共同商议营建。儒者苏林全山捐出材料。绍兴癸酉年仲春上旬择日召集工匠，开始施工；第二年七月十五日，各项工程全部完工。耗费钱币超过三万缗。楼阁高大明亮、宏伟深邃，上面用飞梁承接，下面敞开三门，两侧以长廊作为翼护。受任的僧人和前来的宾客幽居探访、栖止聚集，各有自己的处所。抬头仰望，楼阁巍峨深沉，好像海岸上的迦陵伽林，又像满月之下的大树，高耸而广大地覆盖四周。又好像毗卢华藏庄严的僧祇莲界所化现的景象；因为是这种幻化，所以如此。三磨钵提的龛室、屏障和盘陀形态，奇异得像岩谷；宝香熏染之处，结成云盖、幢幡、璎珞之网，遮蔽并映衬着虚空与万物。檐下的铃铎被风吹动，发出奇妙的声响。那些工匠们如果没有禅定和智慧，只凭技巧，真令人怀疑是神异变化所成。那五百尊像虽然是木偶，却有的像在喜悦，有的像在发怒；有的美，有的丑；有的恭敬，有的放纵；有的悲伤，有的聪慧；有的像进入三昧，有的像彼此传授；有的像停泊而毫无思虑，有的沉默却仿佛有所回应；有的像话还没有说出口，有的像久久专注凝视；有的像几十人同时产生一个念头，有的像在方寸之地生起百千种想法；有的用手中所持之物表示法度；有的像已经证得无漏，超过辟支佛、声闻、独觉；有的像还未涅槃，希求仰慕三世大乘诸佛。承熙上人说，华严庄严中获得住处的境界，才不过以百数，哪里像这里抬眼便能看见这么多。山僧已经老了，形体劳顿，心力耗尽，实在不敢自料能够成就这番殊胜因缘，只愿求得明证。于是用语言对居士说道：“如来曾说，我灭度以后，如果有人尊重信奉并兴隆佛像教法，种种庄严供奉，这个人所得的福报，应当无法言说。但达摩祖师却讥讽梁武帝抄经、度人、造寺无数，说所得只是人天小果，是有漏之因，像影子一样并非真实，也没有功德。如今你所做的，是佛而不是祖师，是祖师而不是佛，你意下如何？”明觉回答说：“依智京所见，也是佛佛的智慧，也是祖祖的法；一万万又一万万，都是大圆镜。” 在这面镜子中，无穷无尽的边际里，一根毫毛的尖端也能显现出承熙寺。罗汉阁的建筑与真如之理，彼此都不阻碍。倘若遇到弥勒弹指开门，善财童子便随之引导进入，那么这座阁中就是如来的秘密藏海，少林一宗也从这里流传出来。那时居士欣然笑道：“我的看法不同于此，我想用不说话来请求它。”我勤勉地把这些全部记载下来，称作《阁记》，这样说也可以吧。新州重修防记【丙子春】古代凡是面对民众的居所，通常都称为“堂”，只是按照高低分为不同等级。世代久远，风俗变迁，事物的名称也发生变化，它们的用途于是不同于古代。官府中面向民众办理政事的场所，通常称为“防”，而宴饮休息的寝室、宽闲空旷的屋子，却以“堂”为名。所谓“防”，意义取自处在这里听理政事。陆德明解释为治理官事的处所，顾野王解释为接待宾客的厅堂。从唐代以后考察命名的意义，顾野王的说法有些不能说明白，陆德明的说法是对的。治理官事、听取政务，必须位置端正、显明开敞，然后宾客、僚属进退往来，侍卫分坐分立，都能从容而不狭窄；即使震风暴雨，也没有飘淋、浸湿、倾覆、压塌的忧患。凡是治理官事的场所，都应当如此。何况统辖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分别治理百姓，身为二千石高官，难道反而可以坐在破旧狭陋、倾斜坍坏的屋子下面而不加修葺吗？新昌州防没有留下兴建年代的记载，栋木弯曲，梁木脱落，只能随着柱子支撑；人从下面经过，抬头看去，摇摇欲坠，仿佛只怕武力不能施行似的。因循拖延日久，大概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因。签书英州判官刘君奉檄代理州政，到任三个月，慨然叹道：“今年幸而丰收，如果害怕改建，日后劳民伤财，恐怕不只是今天的五倍。” 于是命令从四面山中采伐木材，租用邻县工匠，选定吉日准备役夫，拆掉旧屋而重建。珍贵木材从四方汇集，斧斤砍削声如雷震；百姓知道刘君并不是损害自己来营办私事，所有工匠都依靠这项工程谋生，于是全都努力赶来。没过多久，大厦深广安稳，高大明亮、幽静深邃，符合子男之国君主居所的规格。进入公门远望，只见檐宇张展，端正有序；形势高耸，丹青鲜明。庄严敬畏之感已经从心中生出；那么再看使君的威严容貌，考察属官的职事，一颦一笑，人们便知道行动方向；一声号令、一条命令，下面的人便有所畏惧，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刘君对我说：“以前兴废的情况已经茫然无传，如今若不加以记述，这座防虽然大为壮观，将来还会有再次修缮的时候，难道可以让后人也对考察它一无所知吗？”我既赞美刘君的举措，于是替他说道：“仲尼设立教化，非常重视民力。作为百姓长官的人，必须按时察看百姓正在辛劳的事情。百姓劳累于力役，工程营造就会减少；百姓劳累于财物，贡赋就会减少；百姓劳累于饮食，百事就会荒废。因此《春秋》对于修筑城邑、城门、台榭、园囿等工程，如果失去时令制度，没有不记载的。至于不可不修的工程，如鲁国的泮宫，用来展示礼仪规范、彰明孝道、整治刑政以扩充德心、审理案件并体恤囚犯、派遣军队并接受凯旋，都属于国家的急务。所以圣人取用颂扬的声音，舍弃删削讥刺之辞，用来垂示训诫，使后世任官为君的人懂得事情轻重、先后、缓急的道理。如今刘君质朴正直、喜好义理，治理崇尚安静，朝廷没有积压的案件，事务也不推给属曹。他既得到百姓的欢心，又没有使百姓劳苦；适逢革除旧弊、振兴废坏，全面更新公堂，并不因为自己只是暂时到任，便只作眼前打算，而是考虑长久之计，可以说是仁人的作为、良吏的政绩了。这些都是值得记载的，所以替他写下此文。这项工程开始于绍兴二十五年仲冬，到第二年某月某日落成。至于工役和费用的数目，账册中已有记载，不再详述。刘君名藻，字廷洁，是始兴人，凭文学才华考中绍兴二年进士科，如今已列名朝廷官籍。《斐然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二 宋代胡寅撰写

译无逸传 臣前些时候任记注官，站立侍奉于经筵，私下看到陛下亲自挥翰濡墨，书写《周公无逸》一篇，放在座位旁边。圣心忧劳勤政，濡笔挥洒于书牍之上，不忘自我警戒。臣退下后取来《无逸》一篇，诵读研究了两遍三遍，虽然圣人的言语宏大深邃，却不容易窥测。譬如渡海，臣或许只触及海岸边际，未等推测衡量，便凭浅陋的学问分章训释。古今相隔已经数千年，但人心从来没有不同。臣如果不能以古代训诫为根本，贯通当时的事情，谈论经义而推究史事，对今日没有益处，那就只是腐儒罢了。恭敬地想，陛下圣学光明绵延，远远超出当世；像臣等这样的人，哪里能够仰望您的光辉？臣如草芥般卑微，祈求天地覆载般的宽容；萤火之光，妄想在大明之前呈现光辉。冒昧轻率，甘愿伏法，实在无处逃避罪责。若有一句话能够有所补益，臣也就没有白白活着。臣怀着竭尽忠诚、惶恐失措至极的心情，谨此上奏。周公作《无逸》臣私下推究人的常情，喜欢安逸，厌恶勤劳，所以即使是圣贤，也一定以勤劳自我勉励，以安逸自我警戒。从前的帝王，勤劳便能治理而兴盛，安逸便会混乱而灭亡。臣下忠诚爱护君主，听说劝君勤劳的，确实有过；从未听说劝君安逸的。因此“不要游荡于安逸”，是益用来告诫舜的话；“能够勤劳于国事”，是舜用来称赞禹的话；“不要教导安逸和欲望”，是皋陶所陈述的谋略；“想到每日勤勉不懈”，是大禹自我勉励的志向；“不要有时贪图安乐而懈怠”，是伊尹训诫太甲的话；“不要只顾安逸享乐”，是傅说告诫高宗的话；“没有谁不勤劳”，是太保作《旅獒》时的用意；“在职位上不懈怠”，是召公作《泂酌》时的用意；“众人都率先懈怠”，是成汤废黜夏朝命运的理由；“荒淫骄纵、自我安息”，是武王发动讨伐商朝的理由。周公的意思，与这些有什么不同呢？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是从艰难中起步、在忧患中成长，不敢自我安逸，这本来就是常理。像周成王这样的中等资质之人，继承祖宗的基业，没有经历过险阻；住在镐京，便不知道大防、孟津劳师的辛苦；身边有虎贲护卫，便不知道手持旌旗、兵器出征的劳苦；听信小人的流言，便不知道乱臣十人同心同德的可贵。周公深深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他写作《无逸》篇来警醒成王的心。成王确实相信并努力实行，最终成为贤君，甚至达到刑罚置而不用、兵器铠甲不必试用的境地。这就是所谓开始于忧劳勤勉，最后得到安逸快乐；周公对成王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后世贤明的君主应当把它作为长久的借鉴。《无逸》中，周公说：“唉！君子所处的，应当是没有安逸。” 臣认为：“‘呜呼’是感叹赞美的话。‘君子’是圣贤的通称。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都谨慎遵守礼制。孔子称他们说：‘这六位君子’，那么圣人也可以称为君子。南宫适重视德行而不重视武力，孔子称赞他说：‘这个人真是君子’，那么贤人也可以称为君子。‘所’，犹如居处。君子安置自身的地方，难道只是没有安逸吗？没有安逸似乎意味着劳苦而不得安宁，然而修养自身而使治理确立，正是最大的安宁。喜好安逸似乎是闲暇而没有忧虑，然而德行毁坏、祸乱萌发，正是最大的忧患。所以没有安逸，才是谋求真正安逸的根本。” 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处于安逸时才会知道百姓所依靠的是什么。臣听说，舜从亲自耕种直到成为帝王；禹和后稷亲自耕作而拥有天下。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大概人类生存的功劳没有比耕种收获更大的，四民的劳苦也没有比农夫更勤劳的。古代圣帝明王，都把这看作最重要的事情。拥有国家的人，大到祭祀宾客之事，小到赏赐供给和日常用度；平时百官各司其职，变乱时军队和粮饷，都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根本都在农业。霜雪时节，为来年的打算，手脚冻裂仍要在寒冷中耕作；炎热天气，为收成担忧，暴晒之下仍要暑耕。播种时，向别人借贷作为本钱，却不敢让自己吃饱；收获时，加倍计息交纳以偿还债务，却不敢把粮食据为己有。豪强兼并土地，官吏加重征收，又有螟虫蝗灾、水灾旱灾，盗贼鸣鼓而来的忧患，徭役屯戍的烦劳，异端和游手之徒的供养，种种祸患数不胜数。哪里只是一个耕作者要养活一百个人呢？他们的艰难就是这样。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必须完全了解这些，于是设法使百姓生活富厚，节省他们的劳力，公平征税，除去害虫盗贼，谨慎选择治理他们的长官，抚慰安定百姓，使他们都安居田里、乐于耕种，不至于丢弃蓑衣、放下耒耜，逃身到军队、僧道、工商之中；也不至于改换名字、隐瞒占有土地来图求免除赋役，或离开乡井使土地荒闲，反而成为良农的祸害。这样以后，国家的根本就会牢固，民心不会动摇，财用会有余，军队粮食充足，君主便可以安逸而无忧。大概能够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能知道百姓所依靠的地方。农民依靠田地，就像鱼依靠水、树木依靠土地。鱼没有水就会死，树木没有土就会枯；君主所依靠农民，也正是如此。“观察小民：他们的父母辛勤劳苦地从事耕种收获，他们的子女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放纵、出言戏谑，既荒诞无理，又侮辱父母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见识。’” 臣听说，所谓“观察”，就是考察小民之家：他们的父母竭尽力量、劳苦身体来从事耕种收获，终于使家产温厚；子女享用已经积成的产业，却以为本来就该如此。穿华衣、吃美食，轻易耗费、任意挥霍，什么都不爱惜，哪里知道父母积累产业的辛劳呢？只知道享受安逸罢了。更严重的，还用戏谑荒诞的话侮慢父母，说：“古老的人贫穷寒陋，懂得什么呢？”过去南宋高祖从孤苦贫穷中起兵，取得天下后，命人把自己微贱时使用的农具收藏起来，用来给子孙看。到太祖看见这些农具时，才露出惭愧的神色；这正是安逸、戏谑、荒诞侮慢一类人的情状。直到今天，街巷中那些不成器的子弟毁坏祖业，也都是这样。这与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见识”有什么不同呢？从街巷中不成器的人来看，难道这就是用南宋太祖的事来告诫君主吗？假使成王没有周公，他不至于荒诞侮慢父母的情况，恐怕就很少了。因此古代忠于君主的人，往往过分地设置防范，事先加以告诫，说一些本来不应说的话，用来作譬喻，大体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说周公是在荒诞侮慢成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译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谨慎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而治理百姓，恭敬恐惧，不敢荒怠安逸。因此中宗享有国家七十五年。”臣认为周公恐怕成王还不相信，所以引用前代君主不贪安逸而享有长寿的事来说明。中宗就是太戊。太戊建都于亳，亳地有妖异之事，两棵桑树、谷树在朝廷中合生，七天便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上天显现不恭敬的惩罚，太戊恐惧，于是作《原命》篇，告诉他的宰相伊陟，改过自新，终于能够消除灾变、实现太平。所以《尚书》说：“在太戊之时，达到上帝那里。”这就是严肃恭敬、谨慎敬畏天命的实际表现。“自我约束而治理百姓”，就是说自身遵循法度，以此率领百姓。源头浑浊，却希望水流清澈；表木弯曲，却希望影子直立，即使到死也不可能得到。有人说：“百姓人数众多，爱好憎恶不一致，愚笨聪明也不同，君主想凭一人之身教化他们，不是很难吗？”臣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即使千万人也如同一人。君主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拥有可以施行的权势；喜好正直，下面的人就会把谄媚当作戒惧；喜好诚实笃厚，下面的人就会害怕欺诈。这样的教化流行起来，比驿站传递命令还快。” 人的常情是，用法度之事约束他，他就认为是在为难自己；用法度之言规范他，他就认为是在诽谤自己。君主每天施行一条善政、每月颁布一道善令，看到百姓不服从，便说：“百姓顽固，难以教化。”却不责备自己以身作则还没有取得信任，这是君主通常的弊病。若不是明察独见、能够自我约束的君主，必然不会有治理百姓的成效。太戊能够自我约束，仍不敢认为已经足够，又进一步恭敬肃穆、恐惧戒惧，不敢荒怠安逸，这样以后才可以最终实行自我约束、治理百姓之道。他检点自身到了这种程度，唉，多么美好啊！对上奉事上天，便严肃恭敬、谨慎敬畏；对下治理百姓，便自我约束、恭敬恐惧，不敢荒怠安宁。他的心一定不会放纵，身体一定不会懒惰，哪里有时间去做淫佚败坏法度的事情呢？他享有国家长久，天年延长，正是必然达到的道理。臣听说，天与人相隔，不知道有几千万里之远，人能够感动上天，世人多有怀疑。然而古代圣人记载消除灾异的方法，不能诬说没有根据。大雷电和狂风吹倒禾苗、拔起树木，成王因此畏惧，不听信谗言，亲自迎接周公，于是风没有造成灾害；旱灾严重到了极点，宣王因此警惧，侧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旱灾，于是旱灾没有成为祸害。这是《诗》《书》中的格言。鲁隐公八年三月，大雨并发生雷电；庚辰日又下大雨雪。隐公没有警戒，于是预示了钟巫之难。晋惠公时，沙鹿山崩塌，惠公没有警戒，于是有韩原被俘之事。鲁成公十六年，下雨而木上结冰，成公没有警戒，于是有苕丘被擒之事；这是孔子明确的训诫。大概天下贯通的只是同一股气：大则成为天地，细则成为昆虫，明则成为日月，幽则成为鬼神，都被包摄在一气之中，而人是气中最为秀异的。杀死一个孝妇，与阴阳有什么关系，天却因此发生旱灾；烹杀一个暴虐的官吏，与阴阳有什么关系，天却因此下雨。一定要深入考察其中的缘故，才知道天不可忽视，而古人应对上天是用实际行动，不是用文饰的说法。所谓实际行动，是诚心畏惧，改过从善；所谓文饰，是只有言语而内心并不在意。内心不在意，气就不能专一，所以没有感应的效验。诚心畏惧，气便与天地相合、与神明相通，没有不发生感应的。孝慈皇帝出生那一年，四月初一发生日食；宁德皇后初立的月份，发生月食。后来祸患将会怎样呢？崇宁二年，彗星出现，长度竟横贯天空；宣和元年，一天之内毫无缘故地大水涌到京城，都是极大的变异，却没有听说消除灾异的方法；这样的祸患将会怎样呢？靖康元年八月，有彗星出现在东北方，光芒猛烈而赫然，运行得非常迅速，看见的人都震惊恐惧。唯独耿南仲认为这是敌国将要灭亡的征兆。假使孝慈皇帝对此不加警戒，这祸患将会怎样呢？上天是不可欺骗的。前些时候我在维扬，秋蝗像下雨一样；春雷之后下雪，朝廷大臣没有把灾异上报，后来敌军骑兵饮马长江并进至钱塘；白虹贯日，其中有黑色斑点，朝廷大臣没有把灾异上报，后来周庐发生叛乱并进至建康；夏天寒冷、树木凋落，九月发生日食，朝廷大臣没有把灾异上报，后来皇帝乘船渡海。拿成王、宣王当时的作为来考察，陛下如果当时有消除灾异的办法，决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到了绍兴二年八月，奸臣专擅朝政，斥逐贤士，向上触犯天象，出现了彗星。考察它出现的日期，正是在斥逐党魁之后；当时群小自以为能够欺骗迷惑皇帝的听闻，捏造诬称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事情明白地记载在赦令中，以为自己已经得志。这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发生大火，三省、六曹、宪台、谏院全部化为灰烬；冬雷、木冰、地震、海水泛滥，以及阴气积聚四十多天的灾异，纷纷同时出现。当时朋党已经全部被驱逐，那么灾异和祥瑞就绝不会因为党人而出现了。可是去年九月，贼人豫伪军兴兵，直想侵犯皇帝的车驾，这是人理所不容的事，也是天下的大变乱。到这时才知道，流星、雷震之类，都是上天用来告诫人的。幸赖陛下整肃天威，宣布罪状而出兵讨伐，彰明君臣大义，以扶持三纲；亲自乘戎车出征，军队奉命效力，终于驱逐击退敌人。否则，这灾祸哪里说得尽呢？过去天变如此，廷臣只谋求退避，终究不足以消除灾异。近年以来天变这样频繁，陛下却决定进兵作战，转灾为福易如反掌，那么天人之间的关系，难道果真相距很远吗？臣对此还有私下的忧虑和过虑：自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敌骑将要退却，而正月初一早晨却发生日食。三元之始，太阳亏损光辉，残缺得像弯钩，几乎昏暗不明。敌人已经败退，这种天象为什么还出现呢？当时虽然下诏共同谋求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却还没有看见实行的事情，民心并不相信。大概陛下退居正殿之外、减少膳食，大臣上章待罪，也只是沿袭旧例的文辞；况且连这些也没有听说真正举行，更何况其他事情呢？到了仲春，雷电震响闪耀，接着又下雨雹，连续多日下大雪，草木萌芽全被摧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七日〕

译自季春以来直到现在仲夏，天气常常阴暗，多雨而寒冷，这都是阳气微弱、阴气盛强，小人之道增长、敌国凌辱侵犯的征兆。没有长远忧虑、不知道爱护君主的人，却认为日食是豫贼败逃的应验，寒雨只是三吴地区梅雨时节的常态。这种说法若不停息，就会使陛下遇到灾异而警惧的心意，达不到太戊畏惧上天的实际程度。臣私下对此忧虑。臣听说日月星辰虽然运行度数有常，雷电雨雪虽然是阴阳失调所造成的灾害，但吉凶显著地应验，都是由人的行为感召而来。既然可以因感召而招致，也可以因感召而消除。上天可畏，不能不畏；这正是古代先帝王所以战战兢兢、勤勉自持的原因，陛下聪明睿智，更应加意谋划，以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在高宗时期，他早年长期在外劳作，后来又同小民相处；等到他即位，有时在服丧期间三年不说话。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一开口就要使政事和谐；不敢荒废政务、贪图安逸，善于安定治理殷邦，以至大小事情都没有谁无故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臣听先儒说，高宗的父亲是小乙。小乙让高宗长久居住民间，同小民一起出入做事，使他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说‘早年长期在外劳作，后来又同小民相处’；‘暨’就是及、到的意思。孔子说‘樊须真是小人啊’，孟子说有大人的事务，也有小人的事务，这里的小人就是田野间的普通百姓，并不是奸邪、庸碌、谄媚、险恶的小人。‘作’是起身的意思，即起身即位；他遭逢丧事，居丧忧伤，沉默了三年，没有发布命令和告诫，天下人无不空着心、侧着耳朵等待听取他的政令。服丧期满后，他仍然不说话。群臣请求说：‘您不说话，臣下就没有接受命令的地方了。’高宗于是写诰书告知四方，从版筑之间举用傅说，让他担任宰相。这句话一说出，天下便信服了，都庆幸他得到贤臣并置于身边，兴起了时世和谐的治理。得到贤人而任用他，似乎可以自己闲暇安逸了，但高宗仍不敢荒废政务、贪图安逸，勤勉地处理政事。所以傅说告诫他说：‘知道事情并不难，实行它才是难事。’高宗说：‘你不要抛弃我，只要我能够实行你的训诫。’后来虽有野雉飞上鼎的异象，高宗采用祖乙的告诫，端正处理此事来回应它，善于安定治理殷邦，大小事情都没有怨言，天赐的寿命长久，享有国政也很长久。如果不是不忘艰难、警戒安逸享乐，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小民没有怨言，是君主盛大的德行，但不能违背正道去强求这种结果。考察傅说告诫高宗的话，有‘只是衣裳还在箱子里’，又说‘官职不要授给私人亲近的人，爵位不要给恶德之人’；这样看来，官爵、车服怎么可以轻易给予别人，以求他们高兴呢？如果夺去私人亲近者的官职而授给有才能的人，收回恶德者的爵位而授给贤人，难道私人亲近者和恶德之人就不会怨恨吗？但高宗竟能这样实行。大概是因为珍惜名器，慎重赏赐，应该给的才给，天下人就会悦服；不该给的不给，那些人自知这是自己应得的分际，又敢生出什么怨恨呢？安定治理的关键，没有超过这个的。如果不是这样，人人都想着侥幸求得，废弃法令，纷纷越出本分向君上求取；给了这个人，另一个人就怨恨，给了那个人，这个人又怨恨，不能使人嘉悦，反而造成厌恶；不能安定，反而争竞。即使君主小心勤劳、不贪安逸，对治理也没有益处。在祖甲时期，他不再做过去被小人教化而形成的那些不义之事。即位以后，便知道小民的依靠，能够保全并施恩于百姓，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因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臣听说祖甲就是商汤的孙子太甲。和普通百姓共同居处，可以知道他们的艰难；但如果不是天性特别贤明的人，没有不沉溺于低下习气的。太甲的资质只是中等。他曾被小人教化而作不义之事。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他在那里三年自我怨责、自我改过，后来回到亳，起身即位。他被小人教化而形成的行为已经改变，但小人的情状却全都了解了。伊尹教导他说：‘不要沉溺于安逸懈怠。’太甲听从了，所以能够保全、施惠于百姓，不敢欺侮鳏夫寡妇。百姓因他而安乐，上天也眷顾他，于是赐予长久寿命，使他长久享有国政。鳏夫寡妇，是众人都容易欺凌的对象，只有圣人特别加以注意。因此帝尧不虐待无所告诉的人，周武王不虐待孤苦无依的人，成汤像爱子一样恩惠困穷者，周文王把施政重点放在这些人身上。这四件事大概体现了天道至大的原则：从来不选择某些事物才覆盖保护它们。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不应使一个男子、一个妇女都不能得到恩泽，更何况是众人容易欺凌的人呢？如果只顾保全权势地位，畏惧显贵强者，使贫者日益贫困、富者日益富裕，让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少数人，聪明狡诈者欺骗愚笨者，勇者使怯者受苦，病人得不到救治，老人、幼儿、孤儿、独居者不能各得其所，民心怨恨叹息，扰动和气，水灾旱灾盗贼因此发生，那就是走向大乱的道路。这些是古人的话，不是臣自己的话。从此以后，继位的君王一出生就享受安逸，生来就享受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也没有听闻小民的劳苦，只知道追随享乐。从此以后，也没有谁能够长寿：有的在位十年，有的十年或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臣曾观察平民之家，那些辛勤创业的人，大多到了头发花白、背部弯曲的时候，既长寿又健康；到了他们的子孙传一代、两代以后，皮肤筋骨柔弱脆薄，疾病容易侵入，嗜好欲望放纵无度，寿命反而不长。难道是上天使他们如此吗？是贪图安逸与不贪图安逸造成的结果罢了，何况君主呢？晋悼公、汉昭帝都是贤明的君主，他们即位时还年幼，耳目口体的享受很早就有了，却也不能长寿。何况一心想做享乐之主的人呢？有人说汉世宗、唐明皇放纵情欲，却享年很长，那么周公的话有时就不可信了。臣说：冶葛和毒酒，人吃了必死，但魏武帝、唐太宗没有死，难道就可以因此认为冶葛和毒酒可以吃吗？像汉世宗、唐明皇，不过是千万人中偶然遇到的一个罢了。因为这种偶然，就想拿自己不可估量的生命去试验，不是愚蠢就是狂妄罢了。臣因周公的话想到：五福中第一是长寿。古代圣人没有不长寿的，臣子对君父的愿望，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周公偏偏把不贪安逸作为获得长寿的方法，大概是因为君主损耗生命、残害身体的事有五种：酒、女色、音乐、游观、田猎。这五件事都产生于安逸。安逸就不知道警戒畏惧，也无心用心思考。在这五件事中必定会迷恋其中一种；一旦迷惑，心志就会改变，精气耗损、形体衰败，必然不能享尽天年。后世的君主，眼睛看尽极美的色彩，耳朵听尽极美的声音，口中贪食极美的滋味，撞钟奏乐、美女环绕，酒池肉林，白天精力不够就接着过夜，还沉溺于方士之说，耗费黄金炼制丹药，祈求长生不死。秦汉的君主这样做，没有谁得到效果。唐朝有三位皇帝因服药而死，他们难道也是没有讲求无逸的过错吗？周公说：‘唉！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克制、自我警惧。’

译臣听说王季是文王的父亲，太王是王季的父亲。周公说：‘不只是商朝三宗能够不贪安逸，我的父亲和祖父也无不如此。他们都能勤勉修德，世代相承，这就是周朝兴盛不衰的原因。’“抑”有抑制、阻止的意思。人之所以放纵行事而无所畏惧，是因为不能自我抑制。遏止妄情，制止私欲，只遵从义理，就一定会畏惧天命，畏惧祖宗，畏惧师保，畏惧劝谏，畏惧诽谤，也畏惧祸乱。凡是可以导致太平的，没有不仰慕的；凡是可以导致祸乱的，没有不畏惧的。这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全在自己。因此说‘能够自我抑制、自我警惧’，是说他的内心自己这样做，并不依靠别人。然而畏惧虽只有一种，却有应当畏惧的，也有不应当畏惧的。像前面所说的，属于应当畏惧的，即使圣人也不敢不畏惧。至于违逆义理的臣子、违背正道的敌人，就应当整顿政治和刑法来消除、击退他们。像舜征讨有苗，周征讨三监，高宗攻伐鬼方，宣王攻伐玁狁，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专心于安民之功和农事之功。臣认为文王是大圣人，不把华美衣服放在心上，他的心思在于使百姓安定、重视农业。丝织华丽、文绣装饰，是人心共同想要的东西，也是儿童和女子所崇尚的。读书人如果立志于道，却以穿坏衣服为耻，尚且不值得同他谈论，更何况治理天下国家却喜好把衣服穿得华洁的人，必定没有远大的考虑。古人发出讽刺蜉蝣的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康功，就是安定百姓的功业；田功，就是重视农事。温和柔顺、美善谦恭，关怀保护小民，施惠于贫困的鳏夫寡妇。臣认为‘徽柔懿恭’是周公形容文王美好德行的话，就像《书》中称文王、武王聪明齐圣，《论语》中称孔子温良恭俭让一样。君主执持刚强、实行强健之政，威势如雷霆，所以做到温和柔顺很难；地位尊贵而无可相比，天下人都奉承他，所以做到美善谦恭也很难。徽、懿都是美好的意思：美在和蔼柔顺，不是勉强柔弱；美在谦逊恭敬，不是勉强恭敬。他的德行气质如此纯粹美好，就像慈爱的父母一样，所以能够关怀保护小民，施惠于鳏夫寡妇。鲜，是贫乏、缺少；鳏，是没有妻子；寡，是没有丈夫。文王所施加恩惠、给予财物的，是缺乏财物的普通男女，并不是从有余者那里拿来补给不足者。天道是损减有余、补助不足，减损盈满、增益谦下；君主之道也应当抑制兼并，扶助贫弱，取多余以增益少数。文王的作为与天道同德，并不以个人的亲疏好恶来决定给予或剥夺。从前子华出使齐国，冉子替他的母亲请求粮食，孔子说：‘给她一釜。’冉子请求增加，孔子说：‘给她一庾。’冉子却给了她五秉粮食。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的是肥马，穿的是轻暖的皮衣。我听说，君子只周济急难，不接济富裕者。’ 孔子这句话难道只是针对子华说的吗？圣人处理财物的原则，无不如此。所以对于爵位很高、俸禄很厚的人，又分给他财宝，唯恐还不够；再加给他土地，直到没有限度，这就是继续增加富人的财富。而普通男女已经到了饥寒冻饿的地步，却没有人怜恤他们，这一定是不能周济急难。这样的事连霸主都不应做，何况文王遵循如同天道的原则呢？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文王没有空闲吃饭，只为使万民都和谐。臣认为人过了吃饭的时间还不吃，饥寒的忧患很快就会到来。文王究竟急于什么，竟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还没有空闲吃饭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心把天下看成一家，把百姓看成一体。凡是有不利于百姓的话，有不益于治理的事，他都切实放在心上思考并加以改正，以使民情和悦、没有怨怒为务。他确实有时忙得无暇吃饭，并不是空话。禹说：‘启哭得哇哇的，我却顾不上把他当作儿子。’伊尹说：‘先王天未明就大大振作，坐着等待天亮。’孟子说：‘周公遇到不合宜的事，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大圣人忧虑世事尚且如此，何况不如圣人的人，应当怎样呢？不过，勤勉有两种情况：在应当勤勉的地方勤勉，事情就能成立，功效加倍；在不应当勤勉的地方勤勉，只会耗损精神、劳累身体而没有益处。秦始皇按衡石的重量核验文书，隋文帝让卫士传递饭食，不是不勤勉，但他们的治乱与文王相比，却如同天地相隔，大概只是徒然勤劳罢了。冉子退朝，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冉子回答：‘有政务。’孔子说：‘是政事吗？’ ‘如果真有政务，即使不用我，我也应当参与听闻。’这是讥讽冉子只在具体事务上劳苦，却不知道什么才是治理。政务和事务相似却不同，君主能够辨明政务与事务的差别，亲自处理政务而不亲自包办事务，就知道该在哪些地方勤勉了。文王不敢沉溺于游观田猎，因为万民只能供给正常的赋税。臣认为‘只供给正常赋税’，就是赋税的常规。收入有固定数额，支出就有固定制度；一旦胡乱耗费，收入必然不够，于是增加赋税、横征暴敛的政策就会出现。游观田猎，是一时的安逸享乐；为了片刻的享乐，使百姓困于供给费用，文王不忍心。正因为不忍心，所以不敢沉溺于游观田猎。他自我克制到了这样的程度。唉，文王的德行真是达到极点了！文王接受天命时，正值壮年；他享有国政五十年。臣听说文王四十七岁时，获得赐予的斧钺，能够专门征伐，成为西方诸侯的首领。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拥有天下，但后世推究取得天下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从他成为西伯时起，确实已经接受了天命。文王享寿九十七年，享有国政五十年。经文却说他接受天命是在壮年，先儒认为这是举其大概的整数。四十七岁以前只是诸侯，四十七岁以后成为方伯，天下三分已有其二，他的权力很重，势位很高，富贵将要达到极点。然而文王自奉从未超过往日，不奢侈衣服，无暇吃饭，不沉溺游观田猎，不损耗生命，不放荡心志，因此能够安稳享有期颐之寿。如果不是德行胜过血气、性情改变欲望，不被权势富贵所改变，怎么能达到这样呢？这就是文王成为圣人的原因吧。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要沉溺于游观、安逸、游乐、田猎，因为万民只能供给正常的赋税。’

译臣认为‘嗣王’指的是成王。‘则’就是效法，‘淫’就是过度。文王对于游观、安逸、游乐、田猎，都不敢有所过度；成王应当效法他在这些方面不过度。什么叫游观？如鲁隐公在棠地观鱼，庄公在齐国观社，齐景公在转附、朝儛游观之类，臧孙所说的‘不合规矩、不合制度’，曹刿所说的‘后代将观什么’，以及晏子所说的‘流连荒亡，是诸侯的忧患’，都是游观过度。什么叫安逸？如鲁文公三次不参加诸侯会盟，怠慢邦交；四次不视朔，怠慢发布政令；主持祭祀时拖延，怠慢练祭；太室屋顶坏了，却怠慢宗庙之事；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也怠慢忧虑旱灾。鲁国失去政道从文公开始，这就是安逸过度。什么叫游乐？如周穆王想放纵心意，周游天下，想使各处都有他的车辙马迹；秦始皇、隋炀帝修建离宫别馆，数量多到无法计算，乘数千辆车、带万名骑兵，尽情巡游，使百姓叹息怨恨，终于因此亡国，这就是游乐过度。什么叫田猎？如夏太康在洛水以外打猎，十旬不回，被羿夺取王位。羿又不知鉴戒，沉溺于在原野追逐野兽，忘记国家的忧患，只想着追逐母兽和公兽，最终被浞杀死。汉武帝微服出行打猎，夜里经过柏谷，口渴求水，却受到主人侮辱，这就是田猎过度。因此一旦沉溺于游观、安逸、游乐、田猎，就必然轻率耗费、胡乱使用财物，万民所缴纳的正常赋税不足以供给，于是加重对百姓的征敛；民力穷困，弱者死于沟壑，壮者沦为盗贼，没有人愿意守卫国家，反而想同国家一起灭亡。他们起初只是想寻求快乐，最终却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圣人长远思虑、回头警戒，在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告诫他们的原因。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而违背酒德。臣认为‘无皇’是不敢让自己闲暇放纵的意思。不敢让自己闲暇放纵，不能说：‘姑且享受今天的快乐，以后不再这样。’今天这样做，内心必然会喜欢它，怎么能到了以后就忘掉呢？想以后不再做，能够做到吗？如果说‘姑且只享受今天的快乐’，那就是贪图安逸的念头已经萌发，民心不会顺从，天意也不会顺应；对下得罪百姓，对上得罪上天，这样的人，罪过就很大了。‘若’是顺从，‘丕’是大。百姓用尽力气为君上办事，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甚的？而我却以贪图享乐的态度统治他们，他们肯服从吗？杜牧说：‘使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就是“不是民众所应接受的教导”的意思。’天道运行刚健，一日一夜周行三百六十五度，万物中刚健的没有能超过它的。因此君子自我奋发而不停息，向上效法天道，敬畏天威，遵循上天的聪明，希望能够效法它。假如沉溺享乐、贪图安逸，不能顺应天道，上天还会眷顾吗？《书》说：‘纣王自我停息而贪图安逸，上天不再爱护殷朝’，这就是说不顺应上天。上天所不顺应、百姓所不服从，君主的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些都是拿情欲为自己开脱，认为一天贪图享乐不足以造成危害。人情就像水一样，堤防谨慎牢固，水就不能泄漏；一旦有蚂蚁洞般的漏洞，即使千丈长堤、百尺高防，也将溃决。礼法严密完备，情欲就不能放纵；一旦有自我宽恕的念头，即使三百条经礼、三千条曲礼，也将被废弃。所以臣私下认为，不贪安逸的君主没有不谨慎遵守礼法的；能够克制自己、归复于礼，安逸又从哪里产生呢？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而违背酒德吗？臣认为纣王的无道，是后世谈论恶行的人必定要考察的对象。周公正在称颂文王的圣明，却又说到商纣的罪恶，岂不是前后不相类吗？大概人心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操持它就能保存，放弃它就会丧失。不加思考就会狂妄，能够思考就会成为圣人。成王如果听从周公的训诫，就会达到文王治理的境界；如果成王忽视周公的训诫，就会走上商纣的道路。一般人的本性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只有有志向的君主才能自我克制。齐小白任用管仲，就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任用竖刁、易牙，便死时停尸宫中，四方邻国都谋划动摇他的国家。唐明皇任用姚崇、宋璟，天下安定，几乎达到刑罚不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就丧失国土、流离播迁，出了咸阳四十里便没有食物。因此明主总是战战兢兢、忧虑畏惧，必定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不忌讳谈论乱亡，也不厌恶逆耳之言。即使已经把自己比作丹朱、把禹比作舜，或者已经把自己比作商纣、把周公比作成王，也乐于听到并欣然接受，把这些话铭记在心，长久警戒自己；所以不至于走向乱亡，能够保全安定。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彼此训诫告诫，彼此保全施惠，彼此教导启发，百姓没有谁敢彼此欺诳、制造幻惑。’ 臣认为‘古代的人’，是周公称说往昔的圣贤君臣。‘胥’就是相互。相互以事情训诫告诫，并相互启发；相互以德行保全施惠，并相互安定和谐；相互以正道教导诲谕，并相互成就。君主有过失行为，臣下就纠正而不隐瞒；臣下有未尽之处，君主就追问而不掩饰。各自都竭尽职责，不在表面形式上做文章。谗言不能进入，诬陷也不能实行。上下沟通，志意相通；事物的道理明白，人情也能通达。小民因此不敢相互欺骗、制造幻惑来欺诳君上。‘诪张’就是欺诳，‘幻’就是迷惑。凡是奸邪险恶的人想欺骗君上，必定利用君主好恶的偏向来进说：君主贪婪，就用财物诱惑他；君主怯懦，就引导他更加畏缩；是非不明，就颠倒混淆邪正以满足私欲；赏罚不当，就歪曲功劳罪过以败坏政事。从旁人看去，就像幻术师施展迷惑人的法术，颠倒改变，扰乱人的耳目。中了幻术的人起初自己并未察觉，反而以为确实如此，这是可叹的。奸邪险恶之人很多，周公希望成王不受他们迷惑，那么不如接受忠良的训诫，寻求吉善之士相互保全施惠，接受贤哲的教诲。奸邪之人被远远屏退，欺诳迷惑又凭什么到来呢？如果成王不听这些话，奸邪之人就会欺骗他，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相信他们。’于是他们变乱先王的正法，使大小事情都发生问题；百姓不是心中违背怨恨，就是口中诅咒祝告。

译臣认为‘正刑’就是正法。《诗经》称文王说‘以礼法作我妻子的表率’。古代君王知道天命不能长久，所以制定法度，陈列治国的准则，树立表率仪范，公布训诫典章，留给后代，以保全国家，这就是所谓正法。后代贤明，就以成法为鉴；后来的贤臣，就谨慎遵守前代规矩，于是天下安治，民心不怨，诽谤之言也不起。到了子孙不知道前人的艰难、不知道小民的依靠，又不听训诰、保惠、教诲的话，奸邪之人便迎合他们的喜好说：‘先王的法为什么一定要拘守而不能改变？时代已经不同，事情也随时代变化，有所减损、有所增益，最终归于治理罢了。’当世君主听得甘心却不加察辨，于是先王的正法从大到小无不更改，违背道理、违逆百姓，只求一时便利和私欲，天下骚动，百姓不能安宁，怨恨诽谤一并兴起，终于陷入大乱而无法挽救。追究原因，都出在君主自以为圣明，轻视臣下，不寻求忠良彼此训诫告诫，不寻求德善之士彼此保全施惠，不寻求贤哲彼此教诲，而让奸邪之人欺诳迷惑。过去熙宁年间，君主想大有作为，王安石以新法之说欺诳迷惑他；过去崇宁、政和年间，君主想继承先考的志向，蔡京以绍述之说欺诳迷惑他；过去宣和年间，君主想文饰出太平景象，王黼以享上之说欺诳迷惑他；过去靖康年间，君主想亲善边疆，耿南仲以讲和之说欺诳迷惑他。他们都用一句话迎合君主的欲望，逐渐招致祸患，使百姓涂炭，家国一同灭亡，难道不可痛惜吗？奸邪之人掌权时，同党彼此唱和响应，欺骗君主来窃取富贵；志士仁人在隐僻卑下之处看着他们，就像世俗幻术师用法术欺骗迷人者以获取钱财，在旁观者眼中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可笑的。前车已经倾覆，后车应当警戒，臣冒昧因此有所进言。臣听说天下有至正的道理，自天地生人以来直到今日都不可改变；保存它就是正心，实行它就是正道，说出它就是正论，完全体现它就是正人。先王据此建立政事措施，称为正法。什么叫正？天尊地卑，君臣之义不可改变。近年以来，士大夫忘记君臣大义，欺诳迷惑的行为又更加严重，尤其可怕。张邦昌僭越君位、进入宫中接受天子之位，是天下的大变乱；跟随他的人却欺诳迷惑，说这样能够保存宗庙、使百姓活下来。苗傅、刘正握有兵权，谋划篡逆，是天下的大变乱；帮助他们的人却欺诳迷惑，请求记录任用他们的党徒，并让进言者不要追究。豫贼挟持敌人，偷偷玷污京城，是天下的大变乱；赞成这种做法的人却欺诳迷惑，想互通书信、讲求邻国友好，接受敌人的馈赠以免受讨伐。这些事情考察古代训诫，没有一件如此，都是庸人懦夫为了苟且偷生、保住俸禄官位而想出的计策。他们灭亡三纲、毁坏五常而不顾，变乱先王正法，难道不是极端违背天理吗？陛下应深思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寻求忠良相互训诫告诫，寻求德善之士相互保全施惠，寻求贤哲相互教导启发。珍惜光阴，不让自己贪图安逸，那么所说所做无非正法；那些欺诳迷惑的人，就像见到阳光的积雪一样，还能施展什么说辞呢？否则，正法消亡，邪法大盛，就不是国家的福气了。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周文王，这四个人都遵循智慧。’ 臣认为‘哲’就是智慧，‘迪’就是遵循。凭借天赋的智慧，不让私欲使它昏暗，那么明察就不会被遮蔽，所以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个人，大概都曾使心志受苦，使身体困乏，所做的事情受到拂逆扰乱。因此能够触动心志、坚忍性情，战战兢兢、勤勉自持，不敢稍有安逸享乐，所以智慧日益开启，真情和伪诈全都了解，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清楚明白的。那些欺诳迷惑的人找不到可乘之隙，这就是不贪安逸的功效。智慧不是人自己能够强求的，是上天赋予的；但上天赋予了智慧，人若不能自行遵循，就像镜子不擦拭，尘土只会越积越多；又像井不汲取，泥水只会越发混浊，最终就昏暗罢了。傅说告诫高宗说：‘应当思考事情的始终，始终以学习为根本。只有学习可以使心志顺从义理；能够及时勤敏、迅速而不懈怠，那么修养勤勉就会有所成就。’这也是遵循智慧的方法。因此董子说：‘努力学习问道，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亮；努力实行道义，德行日益增长，就会取得很大的功效。’这些都是圣贤的格言，是君主应当自我克制并实行的。有人告诉他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更加尊敬德行。’他的过错是说：‘我的过错确实如此，不仅不敢含怒。’ 臣认为按通常人情来看，小民竟敢怨恨君主，毁骂君父，罪过大到死不足以容纳；这就是周厉王设置监督诽谤的官职、秦始皇设置禁止私下议论的禁令，甚至诛杀心中非议者、杀戮反唇相讥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原因。古代圣人见识广大，不把自身利益视为私有，只怕有一句话、一件事不善，所以开放进言的渠道，使言路没有堵塞；凡是有口的人，都可以把实情上达，因此说：士人传达言语，庶民批评，商旅在市场议论，工匠凭借技艺进谏。正因为如此，君主自身没有不当的行为，朝廷没有败坏的政事，于是成就安定无逸的功业，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意思。‘皇’是大的意思；‘大自敬德’就是严厉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当然是美德，那么用什么来验证呢？一定会说：‘我的过失确实如此。’内心既乐于听到，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就一点也看不出愤怒厌恶。不只是不敢含怒，做到这样以后，别人便知道他的君主能够采纳劝谏、接受进言；即使是极其怨恨辱骂的话，也欣然接受，出于至诚而不是矫饰。四海之内的人都将不远千里来告诉他善言，这样他的德行怎么会达不到至治，事业怎么会不成功呢？

译恭敬地思念本朝列祖列宗，没有不虚心接受善言、努力改正过错的，进言之路从未荒废闭塞。太平百年之后，自王安石得志，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排斥远离老成持重者，提拔轻薄之人，风俗大为败坏。蔡京继起，专门用朋党这一说法禁锢忠臣义士，有时说他们诋毁诬蔑宗庙，有时说他们怨恨诽谤父兄，有时说他们指斥皇帝，有时说他们诽谤朝政。实行了二十年，天下士人不是不做官便罢，做官就必定学会引导谄谀，互相学习佞媚，歌颂功德唯恐赶不上。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一天军马来到郊外，烟尘遮暗宫阙，却没有人敢报告。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言路就像胸腹之间的膈膜。膈膜通畅，血气就流行，身体就通泰；言路通畅，得失就不会被遮蔽，政事就能安治。王安石、蔡京的影响浸润三纪之外，直到今天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还没有消尽。想要改变它，只在陛下一人。孔子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进谏的臣子，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丧失天下。’从后世看，刘安想反叛汉朝，唯独害怕一个汲黯而不敢发动；假使君主能有七个汲黯这样的人，正色立于朝廷，直言无所隐瞒，小人必然退去，听信奸邪也一定停止，难道只是不会失去天下而已吗？这样本来就可以转危为安、变乱为治了，何况还能像周公所告诫的那样，普遍接受天下人的进言呢？如果成王不听这些话，奸邪之人就会欺诳迷惑，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相信他们。’如果这样，就不会长久思考君主之道，不会宽宏舒展自己的心胸，错乱地处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天下人的怨恨便会一同聚集到自身。周公说：‘唉！继承王位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 臣认为君主相信欺诳之言、憎恶怨恨辱骂，是不以尧舜为榜样，而把周厉王、秦始皇当作可以效法的人。善于欺骗迷惑的小人，没有不把‘有人告发怨恨辱骂’说成是小心谨慎的。君主如果听信这种说法，就会凭万乘君主的尊严，同普通人的言语计较是非。不作长久深思，不考虑作为君主的道理，心胸狭窄，记住过错而不忘，处罚无罪、杀害无辜，天下的怨恨就全聚集起来了。孟子说：‘没有罪过却杀害士人，大夫就可以离去；没有罪过却杀戮百姓，士人就可以迁徙。’这是因为害怕灾祸逐渐牵连到自己。贤人君子，是众人心中所拥护的对象。小人想放纵奸邪，必然忌惮君子。君子没有罪过可指摘，他们就一定反过来指称君子是小人，暗中诬陷、中伤他们。有的说他们退朝后还说坏话，有的说他们卖弄正直、招来怨恨，有的说他们想在外面博取名声，有的说他们结党营私、欺骗君主。他们的方法虽多，大体不出这几种。君主一发怒，小则贬谪处罚，大则诛杀；在不知道事实的情况下，受害者本来无罪，君主却白白承受天下的怨恨。隋炀帝曾对身边的人说：‘我的性情不喜欢别人进谏，臣下知道这一点，便任意欺诳，把忧虑国家的人说成怨恨，把忠言说成辱骂。’ 宇文士及、虞世基这一类人，凭借这种做法取得宠幸。到了大难突然发生，两位臣子最终都得以保全自己，唯独隋炀帝承受了灾祸；这是因为众人的怨恨聚集在他身上，怨的不是不进言的人，而是听信谗言的人。有人说：‘处罚一个无罪的人、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怎么会立即发展到这种地步？’臣回答说：‘从秦始皇、隋炀帝来看，他们杀的人确实很多，他们的灭亡并不是偶然的不幸；从葛伯来看，他因为杀死一个儿童而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从商纣来看，他因为杀死一个比干而失去了天下。由此看来，关键在杀罚是否得当，难道在于数量多少吗？’周公告诫君王无逸而说到这些，是因为心智昏暗、志意被遮蔽，谗邪得以进入，都是产生于喜好安逸、追求安稳、不知警戒畏惧，逐渐浸染到祸乱而自己还没有察觉。因此反复说明这些道理，以成王亲自实现太平为验证，可见用心体会并奉行它的功效，是不可欺骗抹杀的。《斐然集》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三。宋代胡寅撰。《左氏传》故事。隐公元年，郑武姜宠爱叔段，请求让他居住在京地，庄公答应了。祭仲进谏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都城不得超过九分之一。如今京地不合制度，不是先王之制。君主将来恐怕不能承受。’庄公不听。后来叔段让西部边邑归附自己，背叛庄公。公子吕说：‘国家无法承受一国分裂，君主将怎么办？’庄公又不听。叔段又收取两个边邑作为自己的封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势力再扩张下去，他就会得到众人的支持。’庄公又不听。叔段修缮铠甲兵器，将要袭击郑国。庄公这才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地。叔段逃奔到共地。臣听说治理国家，必须使根本强大而枝末弱小，这样形势才顺畅、容易控制。所以枝末势力过大就一定会折断，尾巴太大就无法摆动，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郑国在当时可以说危险极了。姜氏凭借国君嫡母的身份，掌管宫内；叔段凭借勇猛好战而获得众人支持，居于宫外。讨伐君主、篡夺国家的形势已经形成。庄公如果没有二百辆战车，郑国本来就会成为叔段所有。古代使用车战，一辆战车配七十三人；二百辆车就是一万四千六百人。在《春秋》的书写体例中，应当称作‘师’，并不是少量兵众。战胜叔段，是竭力争战才勉强取胜。用一万四千六百人去讨伐不义的叛臣，竭力争战才勉强获胜，这说明叔段的形势强盛，难以图谋。如果庄公早听祭仲的话，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事情绵延不断，蔓延开来怎么办？细小的苗头不及时砍除，就要等到动用斧头了。前面的事情不忘记，就是后面的借鉴。卫国公子州吁受到宠爱却喜欢兵事，卫庄公不加禁止。石碏进谏说：‘爱护他，却不把他引入邪道；骄傲、奢侈、放纵、安逸，都是走上邪道的原因。这四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宠爱和俸禄。受宠爱却不骄傲，骄傲了还能降抑自己，降抑自己却不怨恨，怨恨了还能自我克制的人，实在很少。’ 臣听说，骄是指气势和仪态傲慢放肆；奢是指供养享受奢侈靡费；淫是指情欲纵放恣肆；佚是指心志懈怠疏忽。这四者只要有一种，就必然走入邪道，何况兼有呢？所谓邪，就是不遵循正道。作为儿子，以孝为正道；有了这些表现，就是不孝。作为臣子，以恭敬谨慎、畏惧自持为正道；有了这些表现，就是不恭敬谨慎。追究其来源，既然如此，那么就是因为宠爱待遇过厚、爵位俸禄过高，日积月累，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因此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在最初就告诫他，在苗头刚出现时就辨明它，不使祸患流到末端。父子有天然亲情，治理尚且如此；君臣凭人为关系结合，更不可以忽视。州吁依仗武力而心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没有众人拥护，安于残忍，就没有亲近之人。众人背叛、亲信离散，事情就难以成功了。臣认为，“阻”就是倚仗：倚仗军队作为险阻，使人不敢违抗冒犯。“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良心本来以不忍为根本；能够忍心残害人的，就不是良心。安于残忍，并不能消除祸害，只会徒然制造祸害。人类相处，是靠慈爱彼此联合；所谓用兵，也只是要除去那些伤害人的人罢了。假如依仗武力，安于残忍，把平民看得如同禽兽一样，推波助澜地使事情发展下去，那么对于君主和父亲还有什么意义呢？汉光武帝曾责问他的将领说：“看放麑和啜羮这两件事，哪一件更贤明？”大概正是懂得这个道理。石碏憎恨他的儿子石厚跟随州吁作乱，便让石厚跟随州吁到陈国，然后向陈国报告说：“这两个人，确实是杀害我国国君的凶手，请你们立即设法处置他们。”陈人把他们抓住，并请求卫国派人来处理，石碏便杀了他们。臣认为，父子关系以恩情为主，君臣关系以义理为主；二者的重要性并无不同，这就叫大伦。当臣下对君主无礼时，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敢偏袒自己的儿子。石碏对石厚，舍弃父子慈爱的私情，保存君臣名分的大义，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不过，儿子犯叛逆之罪，父亲便杀掉他，割舍亲情是很难的，因为这是出于天性。臣下犯叛逆之罪，君主便杀掉他，伸张正义并不难，因为这是由人伦关系所规定的。孔子的《春秋》，就是为乱臣贼子而作，以等待后世圣人来判断。后世有人侍奉伪君、跟从逆臣，却没有加以诛讨，这是把行义看得困难、把行不义看得容易，孔子的深意也因此隐晦了。鲁隐公到棠地观鱼，臧僖伯劝谏说：“君主是要把百姓纳入法度规范之中的人。不合轨、不合礼，称作乱政。乱政屡屡实行，就是败亡的原因。”隐公说：“我将要去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鱼类而观看。臧僖伯死后，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所遗憾，我不敢忘记。”于是按高于常等的礼制安葬了他。臣认为，孔子教导人，把克制自己的私欲作为要领。所谓克己，就是用义理战胜自己的私意。凡人的志向、意念、言语和行为，若在一天之中自我考察，大约十件有八九件是由私意发动的，由义理发动的十件不过一两件。所以克己最难。有志之士，没有不从这里入手而增进德行的，更何况君主居处会改变气质，奉养会改变体质，能够引发放纵情欲的条件又很多呢？不能自我克制，那么不善之事的积累，就像火烧油脂一样，逐渐消耗，却自己还察觉不到。鲁隐公就是这样。臧僖伯的劝谏，是忠言。隐公不能克制自己，除了说“我是想做这件事，所以一定要做”之外，竟用别的话来掩饰，说明他的志向已经荒废，也显露出不能善终的征兆。后来他虽然在臧僖伯下葬时加以礼遇，却又说错话，说臧僖伯怨恨自己。臧僖伯是贤人，难道会对君主怀有怨恨吗？隐公如果说：“叔父曾向我进谏，而我没有听从，我对此很后悔；现在为他加等安葬，尚且足以表明改正过去、修治未来的心意，这种加等的葬礼也算是对德行的奖赏了。”可惜他不能想到这一层。魏郑公劝唐太宗不要征伐高丽，太宗没有听从。等到战败回来，才说：“如果魏元成还在，就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于是急忙派驿使用少牢祭祀魏郑公，树立他所撰写的碑，召来他的妻子儿女，慰劳并赏赐他们。太宗拒绝魏公的劝谏，与鲁隐公相同；但他悔过出于诚心，不像隐公那样虚假掩饰，因此能够达到天下太平，是应当的。鲁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秋季，翚率军援助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左氏传》说：“诸侯攻打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援军，鲁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率军援助，隐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而出兵。所以《春秋》记载说：‘翚率军援助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这是责备翚的意思。”

译臣认为，兵权是国家的生命所在。古代取得天下的人，没有不谨慎掌握这种权力的。尧、舜、禹三位大圣人治理天下，可以说是凭德行而不是凭武力；然而四凶属于势力强大的家族，尧没有诛杀他们，而是留给舜处理。舜刚即位，便查究他们的罪恶，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此后天下才服从。这就是尧把兵权交给舜。三苗不服从，舜没有讨伐，而是留给禹处理。禹刚即位，便防备诸侯，誓师并奉行天命讨伐有罪者。这就是舜把兵权交给禹。商汤、周武王的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天下不用刑罚，兵器停止使用，可以说没有什么战事。康王以嫡长子身份即位，名分早已确定，谁敢产生异志？然而成王仍命仲桓、南宫毛和齐侯吕伋，率持干戈、虎贲武士到南门外迎接康王。干戈和虎贲武士，都是亲近的禁卫军；在南门外迎接，是要公开显示给众人看。古代先王制定制度、驾驭世俗的权力就是如此，因此命令无不执行，禁令无不服从。举手挥动、眼神示意、举止神情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如愿的。所谓兵权是国家的生命所在，生命关系到生死，所以这样说。宋殇公听从州吁的邪谋，援助诸侯攻打郑国。隐公拒绝宋公的命令，又拒绝公子翚的请求，这是合乎义的。翚却不接受隐公合义的决定，乐于听从宋、卫的邪谋，坚持请求而出兵，擅自行动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出入任意放纵；还不必等到钟巫事件发生，就知道他是弑君的贼人了。《春秋》文字简约严正，不以言辞繁多为贵。如果写作“翚率军援助攻打郑国”也可以，却一定写成“翚率军援助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用语重复，措辞繁复，正是极力表示憎恶。隐公从此丧失权力，兵权被翚掌握。到了隐公十年中丘的战事，他又不等隐公同意，先行援助齐、郑攻打宋国；他如此放纵跋扈，隐公始终不能治理他。后来祸及寪氏，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逐渐发展而来。因此，攻打郑国，是因为请求而出兵；攻打宋国，则是不等君主同意便先行援助。这种志向的发展，正是所谓“履霜，阴气开始凝结”，是圣人的重大警戒；而隐公的智慧不足以预见到这里，可惜啊！孔子因此去掉翚“公子”的称呼：一方面认为翚是隐公的贼人，不是公子；另一方面表明讨伐翚的办法，应当断绝他的宗族名籍，不使他再称作公子。假使隐公在翚坚持请求、尚未成军出发时，夺取他的兵权，改交给贤能的大臣，只需一句话就够了。治理天下国家，关键在于有法度。前代君王制定法度，本来是为了守护基业、消除祸乱。然而古代掌握兵权的人，开始时一定请求临机处置，时间一久，事情就一定会超出法度之外。所谓临机处置，是用于面对敌阵时；战机不能错过，难以等待朝廷从中反复审核，所以选择有利方便、适合时势的办法来行动。难道是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擅自处置吗？一旦把自己置于可以便宜行事的位置，就认为法度对自己不方便，于是托词说：“法度，是太平时期使用的；如果用于乱世、行军用兵，就会有所妨碍。”今天因为私欲请求办理一件事，明天又因为私愤请求废止一件事，往往都是法律不应当允许的。假如把谋划胜负的智慧不用在对外作战上，反而用来对付内部，人们都明白这一点，只是往往迫于形势，认为不得已而顺从。事情发展到不得已而顺从，就一定会出现想禁止却无法禁止的事；丧失掌握国家生死命运的权力，难道还不明显吗？羽父坚持请求出兵，难道还不严重吗？这是智者所忧虑的、懦夫所畏惧的，也是喜欢因循苟且的人所不顾的。若不是圣人能独自从祸乱初萌的征兆中看出端倪，明白霜冰将至的警戒，并通过《春秋》褒贬削定来发挥重大作用，谁能理解到这一点呢？隐公六年，周任说：“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人，应当像农夫专心除草一样，铲除它、连根拔起它，不让它能够繁殖，这样善人才能真正得到伸张。” 臣认为，君主的德行应当像天地一样，无不覆盖、承载，为什么唯独对恶人要这样急于除去呢？请允许臣用农田园圃来作比喻：除去稂莠，是因为它们伤害禾稼；清除蒿草藤蔓，是因为它们遮蔽花木。假如把兼容并包的气量推行到让稂莠和禾稼一同生长在田地里，让花木和蒿草藤蔓混杂生长在园圃中，人们必定会指责这是农田园圃的弊病，何况治理国家呢？这正是周任这番话的意义。过去周武王是圣人，也说：“培植德行务必使它滋长，铲除恶行务必从根本做起。”所以舜任用十六位贤相，是因为要使十六个家族的善德滋长；除去四凶，是因为要从根本上消灭四凶的族类。黍稷果蔬是养人的东西，不播种就不会生长；播种后若被杂草侵害，也不能成熟。草这种东西，生长不需要播种，即使铲除并连根拔起，如果功夫不能持续，也没有不重新生长的。因此君子难以聚集，小人容易聚集；君子难以聚集，所以常常不能施行自己的正道；小人容易聚集，所以往往能够伸展自己的志向。天下太平的日子因此常常少，动乱的日子因此常常多，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最应警戒的事。有人说：“铲除就是割草，铲平就是杀掉，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臣说：“天下的道理只有两种，就是善与恶。从一句话正确、一件事合宜来说，向上推至圣人而不可测知的境界，都属于善，只是有大小不同罢了。” 恶也是这样。所谓铲除，并不是把天下的小人全部杀尽，大概是说要对他们加以官府处置：有的在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有的在刚刚萌芽时加以遏制，有的已经显露形迹便贬黜清除，有的已经滋长蔓延便斩断绝除，这些都是除恶的方法。关键在于不让它能够繁殖；所谓繁殖，就是深根固蒂、牢固到无法拔除的意思。草刚生出来时，只是毫末般的嫩芽，与黍稷果蔬的嫩芽没有不同；等它长大、枝条舒展，就会造成这样的危害。草的嫩芽，就像恶行尚微。看见已经显著的恶并不难，看出细微的征兆却很难。自古以来滔天的大恶，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发展起来的。王莽有篡逆的心志，曹操窥伺神器，起初都隐藏真实意图、伪装饰演，最终却都改变了汉朝的国运。既然如此，人的善恶都不容易看清；即使看清了，如果培植善德不努力使其滋长，铲除恶行不努力从根本做起，仍然没有益处。桓公三年，晋国开始发生动乱，周王把桓叔封在曲沃。师服说：“我听说建立国家，应该根本强大而枝末弱小，这样才能稳固。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现在晋国只是甸服中的侯国，却又分立一个国家，根本已经削弱了，它能够长久吗？”

译臣认为，君主的尊贵如同天，臣民如同地；地没有超过天的道理，可臣民对于君主却有僭越逼迫、取而代之的可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弱小而枝末强大，是威权开始离开君主的表现。想纠正它，却有所不忍，这是中期；想治理它，却有所不敢，这是末期；等到想夺回权力，却已经无能为力了。名是实际的附属，天子则是名和实最为尊贵的极致。他掌握生杀大权，操持赏罚权柄，给予和剥夺、放纵和舍弃都在自己手中，命令一定执行，禁令一定停止。即使统率百万人如韩信，即使控制万里疆土如王忠嗣，东西南北，用人或不用人、升进或退黜，都由君主驱使，没有人敢有丝毫怠慢，这才是名分充实为实际。至于想夺回权力却做不到，必然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造成。师服的议论，难道不是有意说这个吗？后来曲沃强盛，晋昭公衰弱，国人将要背叛晋国而归附曲沃；于是百姓不再服事君主，臣下也产生了觊觎之心。这番话果然应验，正是后世的警戒。桓公六年，楚子侵犯随国。楚国的鬭伯比说：“随国的少师骄傲，请故意显示楚军弱小来助长他的骄气。”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什么用？”鬭伯比说：“少师得到随侯的宠信，随国果然采纳少师的建议，追赶楚军。”季梁请求劝止随侯不要追击，随侯害怕了，便整顿政务，楚国不敢进攻。后来少师更加受宠，鬭伯比说：“时机到了。”楚子于是攻打随国。季梁请求向楚国屈服，随侯不答应；又请求攻打楚军右军，随侯也不答应，只听从少师的话，终于遭到大败。少师被俘后又获释放。臣认为，国家有贤能的人才，邻国和敌国就会观察他们是否被任用，并以此决定进退；而贤能人才本来就是凡庸之人所嫉妒憎恨的。因此，齐国有管仲，九次会合诸侯，管仲死后，四邻便谋划攻打齐国。百里奚是一个人才，虞国不用他便灭亡，秦穆公任用他便称霸。纵观千古，没有不是这样的。季梁和少师的谋划，从今天看来，一得一失很容易看出；但从随侯的角度看，就免不了在听从谁的意见上反复不定。事情成功失败之后才检验得失，是众人的见识；在谋划议论刚开始时就辨明得失，不是小聪明所能达到的，只有明智的君主才能做到。唐宪宗想讨伐淮蔡，满朝大臣都反对，只有裴度愿意以自身承担责任，最终取得成功。成功并不只是裴度的才能，更在于宪宗能够艰难地任用裴度。唐武宗想讨伐刘稹，各镇都有唇齿相依的形势，只有李德裕愿意以自身承担责任，最终取得成功。成功并不只是德裕的才能，更在于武宗能够不容易地任用德裕。两位皇帝如果没有这两位大臣，中兴的功业未必能建立；两位大臣如果没有遇到这两位皇帝，也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后世又能知道什么呢？所以说，君臣相遇的机会，千年只有一时。楩、楠、豫章等大材，是上天赋予它们栋梁的用途；骐骥、骅骝等良马，世人都知道它们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让它们老死在空谷中，困顿在盐车下，到了临事之时才叹息人才难得。为什么会这样呢？竟然任凭反贼窥伺而无所畏惧，强敌凌辱而不停止。他们难道没有像鬭伯比那样知道少师可以欺骗吗？难道没有像熊率且比那样庆幸季梁不能被任用吗？周文王任用贤人没有固定的范围，说明任用人才的途径很广，并不只是一个人。君主对于贤能人才，最怕的是不能识别；既然识别了却不急于任用，那么重大的谋略没有及时决定，重大的危险没有及时解除，重大的困难没有及时平定。古人不是说过吗：日月正在流逝，岁月不会等待我们。桓公十一年，楚国的屈瑕将要与贰、轸结盟，郧人准备攻打楚国，莫敖担心这件事，请求楚王增派军队。鬭廉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数众多。商、周能够战胜强敌的事，君王是听说过的。军队已经整装出发，又何必增援呢？”于是楚军击败郧军，终于完成结盟后返回。臣听到鬭廉这番话，认为这是古今最精当的论断。考察往事，没有不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心容易受血气驱使，喜欢自己的胜利，不能克制自己，所以不和。才智有高有低却并列任用，所以不和。能力有高有低却享受同样的赏赐，所以不和。不选择正直方正的人来辅佐，反而让谗人从中交相挑拨，所以不和。有才能技艺的人处在下位，而善于谄媚贿赂的人压在上位，所以不和。超越法令、不合制度，又不根据时势加以裁制，长期习惯之后，那些人害怕被讨伐却又接受训诫，心怀疑惧来侍奉上级，所以不和。亲近谁、厚待谁，疏远谁、薄待谁，都取决于偏私的爱憎，因此不协调。赏罚不公，所以不和。有所请求就必定得到，后来发展到请求不该求的东西，而权势又无法满足他们，于是怨恨愤怒就产生了，所以不和。有能力的人奋勇向前，无能的人便嫉妒憎恨他们，所以不和。嫉妒别人的才能，就一定庆幸他失败；胜利时不互相推功，失败时不互相救援；被嫉妒的人又想办法报复，所以不和。官位尊贵、俸禄丰厚的人，供养自己奢侈过度，蓄养妖艳女子，广积金帛，侵夺商人的财物，侵占公家的利益，永不知足；而士卒却在叹息只有粗布短衣和半菽之食。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归附，只是迫于形势罢了，所以不和。保举任用、凭功劳状文升迁的人，未必都有功劳；真正有功的人，有时却因为害怕私人的愤怒而被罢黜。鞭笞、斩杀的人，未必都是因军务犯罪；真正有罪的人，有时却因为害怕私人的宠爱而被宽免。人心不服，没有人愿意为之效力，于是只能姑息迁就，不敢役使他们，所以不和。只要有其中一项，即使廉颇、蔺相如一同领兵，韩信、彭越共同统军，关公在前开路，张飞在后压阵，也没有能够成事的；何况才能还不到古人的万分之一，却又兼有上述种种过失呢？像这样还想所征讨的能够取胜、所交战的能够获胜，必然不可能。所以纣王的军队虽有亿兆之众，却人心背离；周武王的臣下只有十人，却同心同德。王莽的虎豹之师有六十万，光武帝却凭三千人击败了他们；苻坚的军队有九十七万，谢安却凭一员将领击破了他们。鬭廉的论断，可以说是可信而且有事实证明的。

译自古以来，人数众多的军队难以使用，轻装少量的军队反而容易取胜。子玉刚愎而无礼，不能统率超过三百辆战车的军队，也就是说只能统率两万人罢了。后来城濮之战，楚军终于因为人数众多而失败。汉高祖驾驭豪杰，灭秦亡楚，但他所能统率的军队不过十万人，古代观察人物，大体都是如此。若考察实际情况加以比较，后世那些以名将自任的人，上面有谁比得上汉高祖？可是他们的军队已经分裂过半了。下面有谁比得上子玉？然而他们却没有不以兵力少为理由请求增兵的。虽然如此，用兵是诡诈之道，所以即使不能统率大军，也可以用大军的虚张声势加给敌人，这还是可以的。至于真正不可侵犯的力量，就不是虚声所能依靠的了。上下同心，生死同情，劳逸一致，行动和静止都考虑相同的事情，关键只在和睦罢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军队和睦呢？只要考察前面所说的不和的原因，在每件事上都合乎义理；应该赏赐就赏赐，应当惩罚就一定惩罚；给予、剥夺、抑制、褒扬，如同秤量物品一样，不徇私情而实行公道，使事情合乎人心，他们将忙于欣喜、畏惧和服从，又哪里敢不和呢？因此，假如能够和睦，光武帝就可以抵抗寻邑，谢玄就可以袭击苻秦；假如不能和睦，即使像林中的军队一样众多，也无法挽救他们拖着兵器逃跑。所以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数众多。”不明白这个道理，却说自己懂得用兵；不治理这个问题，却想要用兵，臣愚昧，实在不相信。《斐然集》卷二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四。宋代胡寅撰。《子产传》。国侨，字子产，是郑国的公族，子国的儿子。他通晓治国之道，知道应变，正直而有谋略。鲁襄公八年，子国侵犯蔡国，俘获蔡国司马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不赞成，说：“小国没有文德却有武功，这是最大的祸患。楚国人来讨伐，我们能够不顺从吗？顺从楚国，晋国的军队一定会到来。晋、楚两国攻打郑国，从今以后郑国四五年内都不得安宁了。”子国发怒说：“你懂什么？国家有重大命令，又有正卿在此；童子竟敢这样说，将要被杀戮了。”郑伯向晋国献上战利品。这年冬天，楚国公子贞率军攻打郑国，讨伐郑国侵犯蔡国之事。子驷说：“百姓危急了，姑且顺从楚国来使百姓得到缓解。”于是同楚国讲和，并派行人向晋国报告。晋国人回答说：“君主既然接受楚国的命令，却不派一个使者向寡君说明，反而立即安于楚国的安排。君主想做什么，谁敢违背呢？”第二年，晋国率领诸侯军队来到郑国城下。郑国人害怕了，于是向晋国求和。楚子听说郑国在戏地同诸侯结盟，又攻打郑国。郑国人忧虑晋、楚两国的缘故，谋划让晋军为自己拼死作战，于是侵犯宋国来激怒晋国。又过一年，晋国率领十一国的军队，在郑国东南门外展示军威。晋国三次出兵，楚国不能与之争衡，于是才允许郑国设置斥候，禁止侵掠，并在萧鱼结盟。大约过了五年，郑国才得到安宁，最终正如子产所说。起初，子驷主持国政，子国担任司马。子驷与尉止发生争执，后来整治田间沟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失去了田地。因此五族聚集一群不得志的人发动叛乱，在西宫攻打执政者，杀死子驷和子国。只有司徒子孔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被杀。子驷的儿子听到盗贼作乱却没有警戒便出门，带着子驷的尸体追赶盗贼；盗贼进入北宫，他才回去领取铠甲。臣妾多有逃跑的，器物也损失很多。子产听说盗贼作乱，便为守门人整顿各官署，关闭府库，修整防守设施，列阵完毕后才出兵；他率十七辆兵车，带着子驷的尸体进攻北宫，杀死尉止，盗贼们才逃散。子孔主持国政，制定载有盟誓的文书，按照职位等级听理政事，并让大夫和各官署守门。子产不赞成，子孔将要杀他。子产请求烧掉文书。子孔不同意，说：“制定文书是为了安定国家；众人一发怒就烧掉它，那就是让众人执政，国家不就难以治理了吗？”子产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独断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把这两种困难合在一起以求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不如烧掉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