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然集卷二十四

译来安定众人。你得到你所想要的，是想主持政事；众人也得到安宁，这难道不可以吗？如果执意独断而不能成功，又触犯众人引发祸乱，你一定要听从我的意见。” 于是他们在仓门外烧掉文书，众人这才安定下来。子孔执政专断，国人于是追究西宫之乱，杀死子孔，拥立子产为卿。襄公二十二年，晋国人要求郑国入朝，少正子产回答说：“从前先君悼公九年，我国君在这一年即位。即位八个月，我国先大夫子驷跟随国君来朝见贵国执政。贵国执政没有以礼对待我国君主，君主害怕，因此采取了这次行动。第二年六月，郑国到晋、楚两国朝见，因此有了戏地之战。楚国人仍然争强，却对敝邑施行礼遇。敝邑想顺从贵国执政，又害怕因此犯下大罪，说：‘晋国大概会认为我们不能共同遵守礼仪，所以不敢背离楚国。’鲁襄公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跟随国君去观察楚、晋两国的形势，于是有了萧鱼之战。我们认为敝邑靠近晋国，就像草木一样，我们与贵国同气相求，怎敢有差错？楚国也不再争强，国君拿出本国全部财货，又加上宗庙重器来接受齐国的盟约，于是率领群臣跟随贵国执政，以防止年终背离楚国。这些物品由子侯、石、盂等人掌管。回国后又追究此事。溴梁之战的第二年，子蟜已经年老，公孙夏跟随国君来朝见贵君，在尝酎礼和执燔祭祀时觐见。” 隔了两年，听说贵君将要安定东部诸夏，四月我们又来朝见，听候政事安排。在没有来朝的期间，没有一年不派使者访问，没有一次战事不跟随。由于大国的政令无常，国家疲惫困苦，意外的祸患接连而来，没有一天不戒惧，哪里敢忘记职责？大国如果要安定我们，我们早晚都在朝廷，何必劳烦贵国下令？如果不体恤我们的忧患，反而把它作为口实，恐怕是不能承受命令，而被削弱成为仇敌，这是敝邑所害怕的；我们哪里敢忘记君命、把它弃置给贵国执政呢？请贵国执政慎重考虑。”晋国人害怕他的言辞，从此免除了对郑国的讨伐。范宣子主持晋国政事时，诸侯送来的财礼很重，郑国人以此为苦。子产写信告诉范宣子说：“您主持晋国，使四邻诸侯听从，却没有听到您的美德，只听到您加重财礼，我对此很疑惑。我听说，君子治理国家，所忧虑的不是没有财货，而是难以获得美好的名声。诸侯的财货聚集到公室，诸侯就会产生二心；如果您依赖这些财货，晋国也会产生二心。诸侯有二心，晋国就会败坏；晋国有二心，您的家族就会败坏。为什么昏昏沉沉地只想着财货？财货又有什么用呢？美名，是德行的车舆；德行，是国家的根基。有根基就不会败坏，难道不应当致力于此吗？有德便会快乐，快乐便能长久。《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 有美好的德行啊！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有二心；有美好的名声啊！以宽恕之心思考并彰明德行，美名便会承载着德行传播开去，因此远方来归，近处安定。难道不如让人说：‘您确实使我获得新生’，而不是说：‘您挖空我来使自己获得生存’吗？大象因为有牙而招致杀身之祸，原因就在于它的牙可以换取财货。”范宣子很高兴，于是减轻了财礼。起初，陈侯协助楚子攻打郑国，驻守陈国隧道的人把井填塞，把树木砍倒，郑国人因此怨恨陈国。襄公二十五年，子展和子产率领七百辆战车攻打陈国，夜间进入陈国都城。陈侯逃到墓地。子展命令军队不得进入陈侯宫室，自己和子产亲自驾车守在各门，清点俘虏后出城。祝祷祭祀土地神，司徒征集百姓，司马收取符节，司空接收土地，然后返回。郑国派子产向晋国献上战功。他穿着戎服办理此事。晋国人询问陈国的罪过，他回答说：“从前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以服事我周先王为职。先王依赖他的器用，又因为他是神明之后，便把长女大姬嫁给胡公，封他在陈国，以便保存三恪的后代。这样，陈国本来是从周王室分出的，直到今天仍依赖周王室。桓公五父之乱时，先君庄公和蔡人拥立厉公；到了庄公、宣公时期，都是我们扶立的。夏氏之乱

译时，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把他迎回国内；这些都是贵君所知道的。”

译如今陈国忘记周王室的大恩，轻视我郑国的重大恩惠，抛弃姻亲关系，倚仗楚国军队来凌辱敝邑，实在不能容忍。因此有前些年的警告，却没有得到周全的命令；于是又有我国东门之战，驻守陈国隧道的人把井填塞、把树砍倒。敝邑非常害怕不能与之抗衡，也以有辱大姬为耻。上天诱导陈国觉悟，开启了敝邑的心意。陈国知道自己的罪过，把首级交给我们，所以敢来献上战功。”晋国人说：“为什么侵犯小国？”回答说：“先王的命令是，罪过在哪里，就在那里施行刑罚。况且天子的土地是一圻，诸侯列国的土地是一同，从此逐级递减。现在大国已经拥有很多圻的土地，如果不侵犯小国，怎么能得到这些土地呢？”晋国人说：“为什么穿着戎服？”回答说：“我国先君武公、庄公都是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之战时，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自恢复旧职。’于是命令我国文公穿着戎服，辅佐周王接受楚国的战利品；我们不敢废弃周王的命令。”士庄伯不能诘问，便向赵文子复命。文子说：“他的言辞合乎正理，冒犯正理是不祥的。”于是接受了战功。孔子说：“言语用来充分表达志意，文辞用来充分表达言语；不说出来，谁知道他的志意？言语没有文采，事情就不能流传久远。”晋国成为霸主，郑国攻入陈国，如果没有有文采的言辞，就不能取得功劳。言辞要谨慎啊！郑伯奖赏攻入陈国的功劳，设宴款待子展，赐给他先路车、三命之服，以及先邑八座；赐给子产次路车、二命之服，以及先邑六座。子产辞谢封邑说：“从上到下，等级每下降一等，所受的待遇就减两级，这是礼制。我的职位排在第四位【上面是子展，其次是子西，其次是伯有，其次是子产】，而且子展的功劳，我不敢与他相比。依照赏赐礼制，请允许我辞去封邑。”郑公坚持要给他，于是子产接受了三座邑。公孙挥说：“子产将要掌握国政了，他谦让而不失礼。”楚子和秦国侵犯郑国。楚国人俘获郑国大夫皇颉，把他献给秦国。郑国人从印氏那里取来财货。子太叔担任令正，替郑国请求赎回皇颉。子产说：“不能接受楚国的战功，却从郑国取财货，这样不能治理国家。”秦国不认为这样做正确，说：“感谢君主的辛劳；若不是君主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敝邑城下呢。”郑国不能不听从，于是出发。秦国人没有退还原来的财币。郑国跟随子产，后来才赎回皇颉。许灵公到楚国，请求楚国攻打郑军。楚军尚未出发，许灵公便死在楚国。楚子说：“不攻打郑国，凭什么求得诸侯归附？”楚军于是出发，郑国人准备抵御。子产说：“晋、楚将要讲和，诸侯将要和睦；楚王因此才会迷惑于这一次行动。不如让楚军尽情进攻后返回，这样反而容易实现和约。” 小人的本性，是在勇武上争强逞能，在祸患上吝惜退让；这样做只是满足自己的本性、求取名声，并不有利于国家。为什么还要顺从他们呢？子展很高兴，便不抵御楚军。楚人进入南里，毁坏城墙，渡过泛水后返回。第二年，宋国的向戍向晋、楚两国请求，希望消弭诸侯之间的战争，果然在宋国结盟。从此晋、楚两国的属国相互往来。蔡侯从晋国回来，经过郑国，郑伯设宴招待他，却态度傲慢。子产说：“蔡侯恐怕不能免祸了。以前他经过这里时，君主派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却傲慢地对我说：‘还将改变这种做法。’如今回来接受宴请却懈怠无礼，这正是他的本心。君主以小国侍奉大国，却把傲慢怠惰当作自己的本心，难道还能活着吗？如果不能免祸，一定会由他的儿子造成。他做君主时，放纵而不爱护父亲。”我听说，像这样的人常常有儿子，灾祸不久便会到来；蔡世子果然弑杀了他的君主。子产固然辅佐郑伯前往楚国，住下时却不筑坛。主管外交的官员说：“从前先大夫辅佐先君前往四国，从来没有不筑坛的。从那以后直到现在也都遵循这一规矩。如今您只是搭草舍，恐怕不合适吧？”子产说：“大国到小国去，就筑坛；小国到大国去，只要临时住宿罢了，哪里用得着筑坛？”我听说，大国访问小国有五种好处：宽赦它们的罪过，放过它们的过失，救助它们的灾患，赏赐它们的德行、惩罚它们的罪行，教导它们所不能做到的事。” 小国不受困扰，心悦诚服而来归附，所以筑坛来彰明大国的功德，宣告给后人，不要怠慢德行。小国访问大国有五种坏处：陈说自己的罪过，请求宽免不足，办理大国的政事，承担进贡的职责，服从大国的时令命令；否则就要加重财帛，既要祝贺大国的福运，又要吊唁大国的凶灾，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哪里用得着筑坛来彰明自己的祸患呢？延陵季子出使上国，到齐国劝说晏平仲，到卫国劝说蘧伯玉，到晋国劝说叔向，到了郑国见到子产，仿佛旧日相识，便送给他白色丝带。子产献给他麻布衣服。延陵季子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骄奢，灾祸将要发生，政事一定会牵连到您。您执政以后，要用礼制谨慎治理；否则郑国将要败亡。”起初，伯有掌握政权，派子晳出使楚国，子晳推辞说：“楚、郑两国正相互憎恶，却派我前往，这是要杀我。”伯有说：“这是你们世代担任的职务，我将强行让你去。”子晳说：“可以去就去，困难就停止，哪里有什么世代相传的职务？”伯有发怒，将要攻打子晳。诸位大夫为他们调解。裨谌说：“祸患还没有止息，必定要过三年才能缓解。”然明说：“政权将要归于谁？”裨谌说：“以善代替不善，是天命；哪里能逃避呢？子产提拔人不越级，是因为职位等级有次序；选择善人而提拔，是因为世代会因此兴盛。上天又将除去伯有，夺去他的魂魄。子西如果继承政权，又将如何逃避呢？上天给郑国降下灾祸已经很久了，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这样才仍然可以得到安定。”不久，子产辅佐郑伯前往晋国。叔向问郑国的政事，子产回答说：“我能不能见到成效，要看今年。驷氏、子晳、良氏、伯有正在争斗【驷子晳、良伯有】，还不知道最终会形成什么局面。如果他们有所成就，我才有机会见到结果，也才能判断。”叔向说：“他们不是已经和解了吗？”子产回答说：“伯有骄傲而固执，子晳喜欢凌驾于人，没有谁能向谁退让。即使表面和解，彼此仍在积累怨恶。祸患很快就要到了。”伯有嗜酒，挖造地下室，夜里在那里饮酒，敲钟作乐，直到天亮。早朝的人都各自上朝，安排道路后便散去。后来又准备派子晳出使楚国，子晳便带着驷氏的铠甲攻打伯有。伯有逃到许国。大夫们聚集谋划，子皮说：“仲虺的言论说：‘乘取混乱、欺凌灭亡者，推翻将亡者，巩固将存者’，这是国家的利益。”罕、驷、丰同生【罕子皮、驷子晳、丰公孙段本是同母兄弟】伯有奢侈放纵，所以不能免祸。有人说子产趋附正直、帮助强者，子产说：“难道这是为了我个人吗？国家的祸难，谁知道它会伤害谁？有时拥护强者和正直者，祸难就不会发生。”

译“姑且完成我们所依循的事情，收殓伯有氏族中死去的人；不要等到谋划完毕，便立即行动。”子皮阻止他，众人说：“别人不顺从我们，为什么还要阻止呢？”子皮说：“先生对死者尚且讲礼，何况对活人呢？”于是亲自制止他们。子产便进入郑国，和郑伯、诸位大夫以及国人结盟。伯有听说郑国人已经结盟，便发怒；听说子皮的军队没有参加攻打自己，又很高兴。于是从墓门的水沟进入郑国。驷带率领国人攻打他，众人都召请子产。子产说：“兄弟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将听从上天所给予的结果。”伯有死在羊市，子产枕着他的腿哭泣，收殓后安葬了他。伯有的属臣住在市场旁边，后来把他葬在斗城。驷氏想攻打子产，子皮发怒说：“礼，是国家的骨干。杀害守礼的人，是最大的祸患。”于是停止行动。此时子皮担任上卿，把政权交给子产。子产推辞说：“国家小而逼近强邻，族人势大，受宠者又多，不能这样做。”子皮说：“即使老虎率领军队，也会听从您，谁敢冒犯您？您善于辅佐，国家即使小，只要能侍奉大国，局势也会宽缓。”子产执政后，有人来办事，伯石【伯石即公孙段，有事情想请托他】送给他财物和封邑。子太叔说：“国家都是他的国家，为什么只向他一个人行贿呢？” 子产说：“人没有欲望实在很难；让他们各自得到所求，以便让他们完成自己的事情，并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成效并不在于我个人，而在于他们自己；我何必吝惜封邑呢？封邑将归于哪里呢？”子太叔说：“对于四方诸侯应当怎么办呢？”子产说：“这不是相互违背，而是相互顺从。四方诸侯如此，又有什么过错？郑国的文书中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必须先使大国强盛；姑且先求安定，以等待人心归附。’伯有死后，便让太史命伯石担任卿，伯石推辞。太史退下后，伯石又请求任命，太史再次命令他，他又推辞。这样反复三次，才接受任命。伯石进入朝廷拜谢。子产因此厌恶他的为人，便安排他处在自己的次位。子产使都城和乡鄙都有明确的制度，上下都有合乎身份的服饰，田地有界限和沟洫，居民按五家编组。大夫中忠诚节俭的，便跟随并与他们合作；奢侈放纵的，则趁机加以惩处。丰卷将要祭祀，请求得到田地，子产不答应，说：“只有君主可以使用鲜物，众人供应祭品就够了。”丰卷发怒【丰卷】，退下后征发劳役【想要攻打子产】。子产逃往晋国，子皮阻止丰卷，驱逐了他。丰卷出逃后，子产请求归还他的田地和住宅，三年后才还给他，并归还他的田地、住宅以及从中取得的收入。子产执政一年，百姓歌诵说：“拿走我的衣冠，把它们收藏起来；拿走我的田地，把我们编成伍。谁要杀子产，我们就跟随他。” 到了第三年，他又吟诵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它们繁殖。子产一死，谁来继承他呢？”郑伯到晋国去，晋侯因为鲁襄公的丧事，所以没有接见他。子产命人把馆舍的墙全拆了，好让车马进入。士文伯责备他说：“敝邑只是因为政令刑法没有修明，盗寇遍地，并不是诸侯的属臣辱临寡君的缘故。因此才命令官吏修整宾馆，加高门闾，增厚墙垣，使宾客不必忧虑。如今您把它拆了，即使随从能够戒备，又怎么对待其他宾客呢？敝邑既是盟主，修缮墙垣来接待宾客；如果全都拆毁，将凭什么完成使命？”晋君派丐来请问原因。子产回答说：“敝邑狭小，处在大国之间，征求索取没有固定时候，所以不敢安居，搜尽敝国赋税来防备时事。正逢执事公务繁忙，未能得到接见，也没有听到命令，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觐见，因此不敢把礼币交出，也不敢让它们暴露在外。若交出去，那就是充实君府的财物；若不陈列，便不敢交纳。若使它们暴露在外，又担心燥湿失时，因腐朽虫蛀而加重敝邑的罪责。”我听说文公做盟主时，宫室低矮，没有高台楼榭，却用来扩大诸侯的馆舍；馆舍如同公寝，仓库马厩都修缮整治，司空按时平整道路，泥瓦工按时修补馆舍宫室。诸侯宾客到来，甸人设置火炬，仆人巡察宫室，车马各有安置之处，宾客随从有人替代服役，巾车给车轴涂油，役人和圉人各自照料职责，百官所属各自陈列所需物品。国君不留滞宾客，政事也不因此荒废；与宾客同忧同乐，遇事便巡视，教导他们所不知道的，救济他们的不足。宾客到来如同回到家中，不怕灾害，不畏盗寇，也不担心燥湿。如今铜鞮宫方圆数里，诸侯却住在役人的住所里，门小得车都进不去，墙高得无法越过；盗贼公然横行，灾疫又没有防备，宾客不知道何时能见君，君命也无法预知。如果再不拆毁这些墙，就没有地方存放礼币，从而加重罪责了。敢问执事将怎样下令？即使君主有鲁襄公的丧事，也是敝邑所忧虑的。如果能够献上礼币，修好墙垣就走，这是君主的恩惠，我岂敢害怕劳苦？”文伯回报赵文子说：“确实是我没有德行，竟拿役人的墙来搪塞诸侯，这是我的罪过。”便派士文伯去为自己的无能道歉。晋侯接见郑伯，礼遇更加优厚，盛情设宴后送他回国。于是修筑诸侯的馆舍。叔向说：“辞令是不能废弃的，正应如此啊！子产有善于辞令的本领，诸侯都依赖他，怎么能舍弃辞令呢？”这一年，北宫文子辅佐卫襄公到楚国，经过郑国，印段在棐林迎接慰劳他们，礼数如同聘问，却以慰劳之礼相辞。文子入郑聘问，子羽任行人，冯简子和子太叔迎接宾客。事情办完出境后，文子对卫侯说：“郑国有礼，这是它几代人的福气吧，难道不会遭受大国讨伐吗？《诗》说：‘谁能忍受炎热，却不去洗濯降温？’礼对于政治，就像洗濯对于炎热一样。用洗濯救解炎热，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子产执政时，选择有才能的人任用。冯简子能够裁决大事，子太叔容貌俊美而有文采，公孙挥能够了解四国的政事，又能辨明各国大夫的族姓、等级、地位、贵贱和贤能与否，并且善于应答辞令。裨谌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就成功，在城邑中谋划就失败。郑国将有诸侯事务时，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四国的政事，并让他多准备辞令；又和裨谌乘车到野外，让他谋划可行与否，再告诉冯简子，由他裁决。事情办成后，才交给子太叔出使办理，用来应答宾客，因此很少有失败的事情。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有礼。郑国人到乡校游玩，议论执政者。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掉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早晚退朝后到那里游玩，议论执政者做得好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

译怎么能毁掉它呢？我只听说用忠诚和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威势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马上制止吗？但那就像堵塞河流一样，大决口一旦冲破堤岸，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将无法救援。不如小决口使水流通，不如让我听到意见而把它当作药石来治病。”然明说：“蔑，我从今以后才知道您的确值得共事。小人实在没有才能；如果果真实行这个办法，郑国实在会依赖它，哪里只是我们几个臣子受益呢？”仲尼听到这些话，说：“由此看来，世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子皮想让尹何治理一个城邑，子产说：“他年少，还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子皮说：“我愿意爱护他，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去学习，他也会更加懂得治理。”子产说：“不行。人爱护别人，是希望给他带来利益。如今您爱护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像自己还不会拿刀，却让人学习割东西，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您爱护他，反而只是伤害他罢了，谁还敢求您爱护呢？您对于郑国，就像屋梁。屋梁折断、椽子崩塌，我将被压在下面，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您有美丽的锦缎，却不让人学习裁制它。大官、大邑，是自身赖以庇护的东西，却让学习者拿它练习裁制；它作为美锦，岂不是损失太大了吗？我听说学习完毕后才进入政事，没听说拿政事来学习的。如果果真这样做，一定会有所伤害。譬如田猎，射箭驾车的本领熟练，就能捕获禽兽；如果从未登车学习射御，只怕失败翻车，哪里还有工夫考虑捕获呢？”子皮说：“说得好！虎，我不敏。我听说君子致力于知道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小人致力于知道细小而眼前的事情。我是小人，衣服贴在身上，我知道它而且谨慎对待它；大官、大邑是用来庇护自身的东西，我却看得长远而怠慢它。若不是您的话，我还不知道这一点。过去我说：‘您治理郑国，我治理我的家族，依靠它来庇护自己，这不就可以了吗？’现在才知道自己不足，从今以后，即使是我的家族，也请听从您来办理。”子产说：“人的心思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我岂敢说您的面貌和我的面貌相同吗？只是我心里认为这件事危险，所以把它告诉您。”子皮认为子产忠诚，因此把政权交给他。子产因此能够治理郑国。鲁昭公元年，楚公子围到郑国聘问，并且要娶公孙段氏之女，伍举任副使。他们将要进入馆舍时，郑人憎恶楚国，怀有欺诈之意，便让行人子羽与他们交谈，于是把他们安排在城外。聘问完毕，楚国将带兵来迎接子产，郑国让子羽辞谢说：“敝邑狭小，容纳不下随从，请在郊外听候命令。”令尹命伯州犂回答说：“君主辱临并赐予寡大夫围礼遇，说围将要让丰氏安抚并占有他的妻室。围已经陈设几筵，告祭庄王、共王的宗庙后才来。若在野外赐给他，就是把君主的恩赐丢在草野中，也是使寡大夫不能列于诸卿之中。不仅如此，还将使围防守他的先君，使他不能成为寡君的老臣，那就无法报答了。请大夫仔细考虑。”子羽说：“小国没有罪，却把依靠大国当作罪过。我们本来想依靠大国的安定罢了，难道不是您包藏祸心，想借此图谋吗？小国失去依靠而受到诸侯惩罚，使他们无不怨恨；我们害怕因此违背君命，受到阻隔而不能通行。否则，敝邑不过是馆舍役人的所属，难道还会吝惜丰氏的宗庙吗？”伍举知道郑国已有防备，便请求放下箭袋，以和平姿态入城。没有多久，令尹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犂去筑城于犨、栎、郏。郑人害怕。子产说：“没有关系。令尹将要进行大事，先除掉这两个人罢了。祸患不会牵连郑国，有什么可忧虑的？”后来围果然弑杀楚子，杀了伯州犂，黑肱逃出，便自己立为君。这时游吉到楚国，回来告诉子产说：“已经准备好出征的器械了。楚王奢侈放纵，又以自己的事情为得意，一定会召集诸侯；我们出兵的日子不远了。”子产说：“不到几年还办不到。”后来过了四年，楚国才在申地防会诸侯。子产到晋国聘问，叔向问他说：“寡君患病，卜人说：‘实沈、台骀作祟。’史官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敢问这是什么神？”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住在旷野中，彼此不能相容，天天拿兵器互相征讨。后帝不喜欢他们，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辰星，商人因此奉祀他，所以辰星叫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让他主管参星，唐人因此奉祀他，所以参星是晋国的星神。那么实沈就是参星之神。从前金天氏的后代有个儿子叫昧，任玄冥之官，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够继承并发扬他的官职，使汾水、洮水筑堤防、治理大泽，帝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州，沈、姒、蓐、黄四国实际守护他的祭祀。如今晋国主管汾水却灭掉了这些国家，那么台骀就是汾水之神。不过这两个神都没有涉及君身。山川之神主管水旱、疫病的灾害，遇到这些才祭祷；日月星辰之神主管雪霜风雨失时，遇到这些才祭祷。至于君身，便是出入饮食、哀乐等事情。我听说君子有四时的安排：早晨听政，白天访察，晚上修明政令，夜里安养身体；借此调节宣泄气息，不使它有所壅塞郁结，以显露身体。如果心神不爽而使各种政事昏乱，恐怕是把精神专一拘滞于一处，所以生病了。我又听说，宫中女官不得是同姓之人，所以男女辨别姓氏，是礼制的大原则。如今君后宫中实在有四位姬姓女子，恐怕病因就在这里吧？”晋侯听了说：“真是博通事物的君子。”于是厚礼相待。叔向出来，让行人子羽送行，叔向询问郑国的情况，又问到子晳。子羽回答说：“他还能有多久？没有礼义却喜欢欺凌别人，仗恃富贵而轻视上级，是不能长久的。”起初，郑国徐吾犯的妹妹美丽，公孙楚已经聘定她了。公孙黑又派人强行送来聘礼，徐吾犯害怕，告诉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政令，不是您的忧患；只按您自己的意愿办。”徐吾犯向两人请示，请他们让女子选择丈夫，两人都答应了。子晳盛装进入，陈列聘币后出去；子南穿着戎服进入，左右开弓射箭，跳上车后出去。女子从房中观看他们，说：“子晳确实美丽，但还是子南更像个男子。男子像男子，女子像女子，这才是所谓顺理。”于是嫁给了子南氏。子晳愤怒，藏着铠甲去见子南，想杀死他而夺取他的妻子。子南拿戈攻击他，追到冲地，子晳受伤回去，告诉大夫说：“我平日喜欢见他，哪里知道他有异心？所以大夫们都在谋害我。”子产说：“事情是双方责任相等，但子晳年幼卑贱而有罪，罪责在楚国。”【先聘子南是正当的，用戈攻击子晳也是正当的；子产不能讨伐楚国，所以把双方责任看作相等而归罪于楚国。】于是拘捕子南并数落他说：“国家的大节有五项，你全都违反了。

译畏惧君主的威严，听从他的政令，尊重他的尊贵，侍奉年长者，奉养父母；这五项是立国的根本。如今君主在国内，你却使用兵器，是不畏惧君威；违反国家法纪，是不听从政令。子晳是上大夫，你却宠爱大夫而不向他退让，是不尊重贵者；年幼却不知忌惮，是不侍奉长者；用兵攻击你的同族兄长，是不奉养亲族。”君主说：“我不忍心杀你，宽赦你流放远方，赶快走吧，不要再加重你的罪。”于是把游楚流放到吴国。临行时，子产向子太叔咨询。子太叔说：“我吉不能保全自身，哪里能保全宗族？那是国家政事，不是私人仇难。您如果认为有利于郑国，就实行吧，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周公杀管叔、流放蔡叔，难道不是因为爱护王室吗？如果我吉获罪，您将会实行此事，何必顾虑游氏诸人？”郑国替游楚出头，楚国发生内乱，所以六卿在薰隧私下结盟。公孙黑强行参加盟誓，让太史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并称为七子。子产没有讨伐他。不久，公孙黑将要作乱，想除掉游氏而取代其职位，却因伤病发作而未能成功。驷氏和诸大夫想杀他。子产当时在边邑，听说后怕来不及，乘坐快车赶到，派官吏责问他说：“伯有作乱时，因为涉及大国的事情，所以还没有讨伐你。你有作乱之心，贪得无厌，国家不能容忍你。擅自讨伐伯有，这是第一项罪；兄弟争夺宅室，这是第二项罪；薰隧结盟时，你冒充君位，这是第三项罪。你有三项死罪，怎么承受得了？不赶快自杀，大刑就要到了。”公孙黑拜了两拜，叩头辞谢说：“我的死就在早晚之间，请不要助长上天的暴虐。”子产说：“人谁能不死？凶恶的人不能终其天年。做凶恶之事而成为凶人，难道不是帮助上天，反而帮助凶人吗？请让我以印的身份担任褚师。”【褚师：掌管市场的官。】子产说：“印啊，如果你有才能，君主将任用你；如果没有才能，早晚也会跟着你。你不忧虑自己的罪，却又提出什么请求？不赶快死，司寇就要到了。”于是公孙黑自缢，尸体陈列在周氏的街道上，并在尸体上加了木头。子产辅佐郑伯到楚国，楚子设宴招待他，赋《吉日》诗。宴饮完毕，子产便准备田猎的器具。楚王要在江南的梦地田猎，于是派椒举到晋国，请求召集诸侯。他问子产：“晋国会答应我召集诸侯吗？”子产回答：“晋君刚刚稍得安宁，心思不在诸侯；晋国大夫多有私求，没有人匡正君主。在宋国结盟时，又说要亲如一体。如果晋国不答应，您将怎样使用诸侯？”楚王说：“诸侯会来吗？”子产回答：“依照宋国盟约，承接君王的好意，又不畏惧大国，有什么理由不来？” 不来的，大概只有鲁、卫、曹、邾吧？曹国害怕宋国，邾国害怕鲁国，鲁、卫两国受齐国逼迫而亲近晋国；只有这几个不会来，其余诸侯都在君王所能召集的范围内。”楚王说：“这样说来，我所求的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吗？”子产回答：“若想让别人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办不到的；若与别人有共同的愿望，就能全部成功。”第二年夏天，诸侯到楚国，曹、邾以有困难推辞，鲁以时令祭祀推辞，卫侯以疾病推辞。椒举对楚子说：“诸侯没有归附，礼仪可以使他们归附。如今君王刚得到诸侯，更应谨慎对待礼仪。宋国向戍、郑国公孙侨，都是诸侯中的贤良之人，君王可以选用他们。”楚子于是向左师和子产询问礼仪。左师献上诸侯会合时公侯所用的礼仪六项，子产献上伯、子、男三等诸侯朝见公爵时的礼仪六项。君子评论说，左师善于守护先代礼制，子产善于辅佐小国。楚子向诸侯炫示奢侈，椒举进谏，他不听。子产见左师说：“我不担忧楚国了。楚王奢侈而拒绝进谏，不超过十年就会失败。”左师说：“不必十年。他奢侈，恶行会很快远播；恶名传远后就会被抛弃。善行也是如此，德名传远以后才会兴盛。”子产制定丘赋，国人诽谤他说：“他的父亲死在道路上，已经变成蝎子的尾巴，却还要向全国发号施令，国家将怎么办？” 子宽把这些话告诉子产。子产说：“有什么妨害？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死生都由此承担。况且我听说行善的人不改变自己的法度，所以能够成功。民众不能任意改变法度，也不能随意改法。《诗》说：‘礼义没有差错，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我不会改变。”子宽说：“君子制定法度若从宽开始，弊端尚且会发展为贪纵；若从贪纵开始，弊端将会怎样？政令不依循法度，而只凭内心制定；民众各有各的心意，那还要什么上级呢？”郑国铸造刑书，叔向写信给子产说：“起初我对您还有些期望，现在算是完了。从前先王议论政事来制定制度，不制定成文刑法，是怕民众产生争斗之心。民众知道有刑法，就不再顾忌上级，反而都有争斗之心，拿刑书来求证，并抱着侥幸心理钻空子来达到目的，这样就无法治理了。夏代有乱政，于是制定禹刑；商代有乱政，于是制定汤刑；周代有乱政，于是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在衰世。如今您辅佐郑国，修筑封疆沟洫，建立招致诽谤的政令，制定三项刑法，铸造刑书，想用来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吗？《诗》说：‘以文王的法度为准则，日日安定四方。’又说：‘以文王为法度，万邦因此产生信任。’若能如此，哪里还需要刑法？民众已经知道争端的依据了，将要舍弃礼制而依据刑书，连锥刀末端的细小利益也要争夺，混乱的诉讼会越来越多，贿赂也会同时流行；到您一生结束时，郑国恐怕要败亡了。” 子产回信说：“如果按您的话说，我侨没有才能，不能顾及子孙；我只是用这种办法来挽救当世。既然没有接受您的劝告，却怎敢忘记您的大恩。”子产到晋国聘问，晋侯生病，韩宣子迎接宾客，私下问他说：“寡君卧病至今三个月了，遍祭群神，病情反而加重而没有痊愈。如今梦见黄熊进入寝门，那是什么厉鬼呢？”子产回答说：“凭君主的明察，您又任大政，哪里会有厉鬼呢？从前尧把鲧杀死在羽山，他的神魂化作黄熊，进入羽渊，实际上成为夏人的郊祭对象，三代都祭祀他。晋国是盟主，或许还没有祭祀他吧？”韩宣子祭祀夏郊，晋侯的病便稍有好转。晋侯赐给子产莒国的方鼎二件。郑人听到伯有的消息便惊慌，相互说：“伯有来了！”于是都逃跑，不知逃到哪里。有人梦见伯有披甲而行，说：“壬子日，我将杀死驷带；明年壬寅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日期到了，驷带和公孙段果然死去，国人更加恐惧。子产立公孙泄和良止来安抚人心，于是恐惧才停止。【公孙泄是子孔的儿子，良止是伯有的儿子。】子太叔问其中缘故，子产说：“鬼有所归宿，就不会作祟。我替他们安排了归宿。”太叔说：“公孙泄为什么也要立起来？”子产说：“为了使人安心。”

译他自身没有义理，却图谋取悦；在处理政事时又反过来这样做，是为了取得宠媚。不得宠媚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民众就不会服从。”等到子产到晋国，赵景子问他：“伯有还能成为鬼吗？”子产说：“能。人刚开始产生生命时叫作魄；魄产生以后有阳气，叫作魂。使用外物越精多，魂魄就越强，所以精气清明可以达到神明的境界。平民平白横死，其魂魄尚且能凭依于人，成为淫厉之鬼，何况良霄是我先君穆公的后裔、子良的孙子、良耳的儿子，又是敝邑的卿，已经执政三代了。郑国虽不富厚，但俗话说：‘小小的国家，三代掌握政权，他所使用的外物很丰富，吸取的精气很多，族属又强大，凭依的力量很深厚。’这样的人横死后能够成为鬼，不也是应该的吗？”子产替丰施把州田归还韩宣子，说：“过去您认为公孙段能够胜任职事，所以把州田赐给他。【当初公孙段辅佐郑伯到晋国聘问，礼节没有违失，晋侯赐给他田地；丰施是公孙段的儿子。】如今他没有福禄而早死，不能长久享受您的恩德；他的儿子不敢占有，也不敢把此事告诉您，所以私下把它送还给您。”韩宣子推辞。子产说：“古人有话说：‘他的父亲劈柴，他的儿子却不能承担。’ 丰施恐怕不能承受祖先的禄位，更何况能承受大国的赏赐呢？即使您执政时这样做可以，后人若有人提出疆界方面的争议，敝邑获罪，而丰氏也会遭受大国的严厉讨伐。您收回州田，既能使敝邑免罪，又能安置丰氏，我敢以此请求。”韩宣子于是接受了。郑国的罕朔逃奔晋国，韩宣子向子产询问应给他的官位。子产说：“他是君主的寄居臣子，只要能够容身以逃脱死亡，哪里敢选择官位？卿逃亡后降居大夫之位，罪人也因罪降职，这是古代制度。罕朔在敝邑只是亚大夫，官职是马师；他获罪逃亡，只听凭执政安置，能够免死，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又怎敢求取官位？”韩宣子认为子产机敏，便让罕朔跟从宠信的大夫。晋平公去世，诸侯到晋国送葬。郑国子皮将带着礼币前往，子产说：“丧事中为什么要用礼币？用了礼币就必然要带一百辆车，一百辆车就必然要用一千人；一千人到了就将无法行动，不能行动就必然把礼币全用掉。带着几千人，国家还不亡吗？”子皮坚持要带礼币前往。葬礼结束后，诸侯的大夫想趁机拜见新君，叔孙昭子说：“不合礼。”没有听从。叔向推辞说：“大夫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却又命令我这个孤臣；我正披着丧服处在衰绖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如果穿吉服相见，就是丧礼还没有完；如果穿丧服相见，就是再次接受吊唁。大夫将怎样做呢？”众人都没有理由去拜见。子皮把礼币全用掉，回来后对子羽说：“真正困难的不是懂得它，而在于实行它。您已经懂得了，我却不够。《书》说：‘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而败坏礼制’，说的就是我。您知道法度和礼制，我却实在放纵欲望而不能克制自己。”起初，子产到陈国主持盟会，回来告诉大夫们：“陈国是将要亡国的国家，不可与它结交。它聚积粮食，修缮城郭，只依靠这两件事而不安抚百姓；国君根基薄弱，公子奢侈，太子卑弱，大夫傲慢，政令由多门发出，又夹在大国之间，能够不亡吗？不过十年而已。”十年以后，陈国果然被楚国灭掉。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死他，随后包围蔡国。晋国荀吴对韩宣子说：“从前不能救陈国，如今又不能救蔡国；作为盟主却不顾惜亡国，还要盟主做什么？”于是把这件事告诉诸侯，并在厥憖防会。子皮将要出行，子产说：“即使出发，也不能远行到达，不能救蔡国。蔡国弱小而不顺从，楚国强大却没有德行；上天将要抛弃蔡国来阻遏楚国，等楚国盈满而降罚，蔡国一定会灭亡。况且国君丧亡后还能守住国家的很少。三年以后，楚国大概会有灾祸吧？善恶发展到极点一定会反转，楚国的恶行已经发展到极点了。不久，晋国向楚国请求释放蔡国，楚国果然不答应，诸侯便各自回国。这时郑简公去世，将要为下葬清除道路，清除到游氏宗庙时也将毁掉它。子太叔让清除人员拿着器具站在道路上，却不让他们毁坏，并说：“子产经过时会问你们，为什么不毁？”清除人员说：“不忍心毁坏宗庙。”答应说将要毁掉它。事情这样后，子产便命人避开它。掌管墓地的房舍有一间正好挡在道路上，毁掉它，早晨便能下葬；不毁掉它，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子太叔请求毁掉它，说：“难道不考虑诸侯宾客吗？”子产说：“诸侯宾客如果能来参加我们的丧事，难道会害怕到中午吗？既不损害宾客，又不伤害百姓，为什么不这样做？”于是没有毁掉，到了中午才下葬。君子认为子产在这件事上懂得礼：礼制不能毁坏别人来成就自己。晋侯建成虒祁宫，诸侯朝见后回国的都有二心。叔向说：“不能不向诸侯显示威势。”于是同时征集诸侯，在四千辆兵车的护卫下，于平丘会合诸侯。子产、子太叔辅佐郑定公参加防会。子产带九张帷幕出行，子太叔带四十张。后来子太叔后悔了，每次住宿都减少帷幕。到了防会，也照样如此。晋国命诸侯在甲戌日中午到达清除后的场所，癸酉日退朝。子产命外仆赶快在场所张设帷幕，太叔阻止他，让他等到第二天。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帷幕还没有张设，便让他赶快去，结果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张设了。结盟时，子产争取贡赋等级，说：“从前天子按等级分配贡赋，轻重依次排列；位次尊贵的贡赋就重，这是周代制度。地位卑下而贡赋沉重的，是甸服诸侯。郑伯只是男爵，却让他按照公侯的贡赋缴纳，恐怕不能供给，敢以此请求。诸侯平息兵争、亲善相好作为政事，行理传达的命令没有一个月不到的；贡赋没有限度，小国因此有所缺失而获罪。诸侯修订盟约，正是为了保存小国。贡赋无穷无尽，灭亡就可以等待了。国家存亡的制度，今天将见分晓。”从中午争论到黄昏，晋国答应了他。结盟后，子太叔责备他说：“诸侯如果来讨伐，怎么能屡次冒犯晋国？”子产说：“晋国政权由多门掌握，连自顾偷安都来不及，哪里有空讨伐？如果国家不能竞争，就会被人凌辱；还算什么国家？”仲尼说：“子产在这件事上的行为，足以成为国家的根基。《诗》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子产正是追求使君主快乐的君子。会合诸侯，就是办理贡赋和礼制的事情。”子产回国还没有到郑国，听说子皮去世，便哭着说：“我已经没有人可以一起行善了，只有先生了解我。”

译起初，子皮到齐国，晏子多次接见他。陈桓子问其中缘故，晏子回答说：“能够任用善人，是百姓的主人。”晋国韩起到郑国聘问，郑伯设宴招待他。子产告诫说：“只要在朝廷任职，就没有不尽职的。”恪孔张最后到达，站在宾客之间。执政者把他驱赶到宾客后面，他又把他赶到县间。宾客因此跟着笑他。事情完毕后，富子进谏说：“大国的人，不能不谨慎对待。几乎被他们嘲笑，难道不会被他们轻视我国吗？我们都有礼，他们还要鄙视我国无礼，我们凭什么求取荣耀？孔张失去职位，是您的耻辱。”子产愤怒地说：“发布命令不合正道，发出的政令不被信守，刑罚偏颇，诉讼混乱，防备朝廷失敬，使命令不能施行而被大国欺凌，使百姓劳苦却没有功效，罪责已经临头还不知道，这才是我的耻辱。孔张是君主的远亲，是孔氏的后代，是执政者的继承人；作为继承的大夫，他奉命出使，周旋于诸侯之间，是国人所尊敬、诸侯所知晓的人。他站在朝廷中，在家族中接受祭祀；国家给他俸禄，军队给他赋役；丧葬祭祀有职司，接受祭肉并归还祭肉；他的祭祀在宗庙中，已有明确的职位，数代守护其事业，却忘了自己的处所。我怎么能以他为耻？如果连除邪的人都受到执政牵连，那就是先王没有刑罚了。” 子宁为什么拿别人的事情来规劝我？宣子有一块玉环，其中一半在郑国商人那里。宣子向郑伯请求，子产不答应，说：“这不是官府所守藏的器物，寡君不知道。”子太叔、子羽对他说：“韩子所求也没有多少，晋国也不能有二心。晋国不能轻慢韩子。倘若有谗人从中挑拨，鬼神又助长他的凶怒，后悔就来不及了。您为什么吝惜一块玉环，反而要因此招致大国憎恶呢？何不寻找它交给他？”子产说：“我不是轻慢晋国或怀有二心，而是要始终侍奉它，所以不交出玉环；这是忠信。”我听说君子并不是担忧没有财物，而是担忧立身却没有美名；治理国家并不是担忧不能侍奉大国、爱护小国，而是担忧没有礼仪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大国的人向小国发号施令，而小国都满足他的要求，将凭什么供给？答应一次、拒绝一次，罪过会越来越大。若对大国的要求没有礼仪加以拒绝，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我如果替敝邑接受这件事，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若韩子奉命出使却索求玉器，贪婪放纵太过了，难道不是罪吗？拿出一块玉就造成两项罪，我又会失去地位。韩子成了贪婪之人，还要用他做什么？况且我拿玉来购买罪责，不是太急切了吗？韩子从商人那里买玉，交易已经完成了。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主和大夫。”韩子请求见子产，说：“先前我每天请求那块玉环，执政者认为不合义，我不敢再说。如今我从商人那里买到它，商人说一定要上报，所以敢以此请求。”子产回答说：“从前我的先君桓公和商人都出自周王室，依次亲近并肩来到这里，割除这里的蓬蒿、藜藿，共同居住。世代都有盟誓来彼此信任，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不强买你的货物；不要有人乞求、夺取；你有获利的货物和珍宝财物，我不参与其中。’依靠这样的质朴誓言，所以能够彼此保障直到今天。如今您以友好为名来辱临，却说敝邑强行夺取商人的货物，岂不是教敝邑背弃盟誓吗？您得到玉而失去诸侯的信任，这种事您一定不会做。即使大国下令而要求无穷，郑国只是边邑，也不会这样做。我若献出玉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冒昧私下把这些话告诉您。”韩子说：“我韩起不敏，竟敢求玉来招致两项罪过，怎敢不辞谢。”将要离开时，他私下拜见子产，把玉和马送给他，说：“您命令韩起放弃那块玉，这是把玉赐给我，又使我免死，我怎敢不借此行礼致谢？”有孛星出现在大辰附近，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我使用瓘、斚、玉瓒，郑国一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不给他。第二年夏天，宋、卫、陈、郑都发生了火灾。裨灶说：“没有采用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郑人请求采用他的办法，子产不答应。子太叔说：“这是宝物。为了保护百姓，即使发生火灾，国家也几乎要灭亡；既然可以救亡，您为什么吝惜它呢？”子产说：“天道遥远，人事切近，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裨灶怎么知道天道？这不过是多话罢了，难道偶尔说中一次就可信吗？”于是不给他，也不再回应。火灾刚开始发生时，子产在东门辞别晋国公子、公孙，派司寇把新来的宾客送出，禁止旧宾客离开馆宫；派子宽、子上巡察各处屏障，直到大宫；让公孙登迁移大龟，让祝史把神主迁到周庙，向先君报告；让府人、库人各自警戒自己的职责；命商成公警戒司宫，迁出旧宫人，安置到火势达不到的地方；司马、司寇排列在火道上，巡视火焚烧的地方；城下的人按伍排列，登上城墙。第二天，派野外的司寇各自守护征税之物；郊外的人帮助祝史在国都北面清除，并向玄冥禳火，向回禄在四面城墙祈祷。登记被火烧毁的房屋，宽免他们的赋税，给他们木材。哭了三天，国中停止交易，并派行人把灾情告诉诸侯。陈国不来救火，许国也不来吊问灾害，君子因此知道陈、许将先灭亡。过了一个月，子产大规模在社坛向四方祈祷，救治并清除火灾灾害；于是整顿兵器，进行大规模搜查，准备清除隐患。子太叔的宗庙在道路南面，寝宫在道路北面，庭院狭小。超过预定日期三天后，子产命清除人员排列在道路南面、宗庙北面，说：“子产经过这里，命令你们赶快清除。”清除人员便拆毁了面向道路的部分。子产早朝经过，看见后大怒；清除人员便从南面拆毁。子产制止他们说：“从北面拆毁。”当初火灾发生时，子产发给兵器，让人登上城墙。子太叔说：“晋国莫非要来讨伐吗？”子产说：“小国忘记守备尚且危险，何况发生灾害呢？”后来，晋国边境官吏责备郑国说：“郑国发生灾害，晋君和大夫不敢安居，卜筮并奔走祭祀群神，不吝惜牲畜玉帛。郑国发生灾害，是寡君的忧患。如今执事慌张地发给兵器，让人登城，是想归罪于谁？边境人恐惧，不敢不来告诉。”子产回答说：“若按您的话说，敝邑的灾害是君主的忧患。敝邑失政，上天降下灾害；又害怕谗邪之人从中谋划，给贪婪者以机会，接连使敝邑不利，从而加重君主的忧虑。幸而没有灭亡，还可以解释；不幸而灭亡，君主即使忧虑，也来不及了。

译郑国还有别的边境，遇到危难时首先奔赴晋国；既然已经侍奉晋国，难道还敢有二心吗？”于是楚国左尹王子胜对楚子说：“许国是郑国的仇敌，却住在楚国土地上，以不合礼的行为对待郑国。晋、郑正亲善，若郑国讨伐许国而晋国帮助它，楚国就会丧失土地。郑国正有良好的政令，君王应当考虑这件事。”楚子于是把许国迁到白羽。郑国驷偃去世。起初，驷偃娶了晋国大夫的女儿，生了驷丝；驷丝年幼，他的父兄拥立子瑕【驷偃的儿子、他的叔父】。子产憎恶子瑕的为人，又认为这不合顺序，既不允许，也不制止。后来，驷丝把这事告诉了他的舅父，晋国人带着礼币到郑国，询问驷氏请求立子瑕的缘故【请求立驷偃的儿子子瑕】。驷氏害怕，想请求逃亡，子产不放行；他们请求用龟占卜，子产也不给龟。大夫们谋划答复，子产对晋国使者说：“郑国没有得到上天保佑，寡君的几个臣子有的病死，有的夭亡，如今又失去了先大夫驷偃。他的儿子幼弱，他的几个父兄害怕宗主之位坠落，便在私族中谋划，想立年长而亲近的人。寡君和几个臣子说：‘或者实在是上天剥夺并扰乱了郑国，这件事我们怎么知道呢？’俗话说：‘不要经过混乱之家。’百姓遇到兵乱尚且害怕经过，何况敢知道上天所扰乱的事情呢？如今大夫将要询问其中缘故，寡君实在不敢知道，又有谁真的知道呢？平丘会盟时，君主重申旧盟说：‘不要有人失职。’如果寡君的几个臣子去世后，晋国大夫却专擅其职位，那郑国就会成为晋国的县邑，还算什么国家？”于是辞退使者的礼币，答复了他的使者，晋国人不敢再提此事。大水中有两条龙在时门外的洧渊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禜祭，子产不答应，说：“这是它们互相争斗，并不是和我相见。龙在争斗，我为什么要去相见？若为它们禳除灾祸，那是它们自己的住所；我对龙没有要求，龙对我也没有要求。”于是停止祭祀。起初，子产喜欢然明，问他如何为政，然明回答说：“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子产很高兴，把话告诉子太叔，并说：“过去我只见到蔑的面貌，如今我看见他的内心了。”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治理政事就像从事农耕，日夜思考它，思考如何开始并完成到底，早晚都去实行，实行时不要越出范围。思考就像农田有田界一样，那么过错就少了。”子产病重时，对子太叔说：“我死后，您一定执政。只有有德的人能够用宽厚使百姓服从，其次没有比严猛更好的了。火势猛烈，百姓远远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势柔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因而死的人很多。所以宽厚的治理很难。”病了几个月后，子产去世。太叔执政，不忍心采用严猛的办法而一味宽厚，郑国盗贼增多，在萑苻之泽掠取行人。太叔后悔说：“我早听从先生，就不会到这个地步。”于是发动徒兵攻打萑苻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死，盗贼才稍稍停止。仲尼说：“好啊！政令宽厚，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猛来纠正；严猛，百姓就受到残害；受到残害，就施行宽厚。用宽厚补救严猛，用严猛补救宽厚，政事因此调和。《诗》说：‘百姓也劳苦够了，大概可以稍得安康。惠爱中原百姓，以安抚四方。’这是施行宽厚。‘不要放纵奸诈阿顺，以谨慎防范不善之人；遏止盗寇暴虐，惨酷而不畏惧明察。’这是用严猛纠正。‘柔和地对待远方，善于安定近处，以安定我王。’这是用和谐调平。又说：‘不争强，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宽和，各种福禄都来归聚。’这就是和谐的极致。”等到子产去世，仲尼听说后流泪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啊。”

译《诸葛孔明传》诸葛亮字孔明，是琅琊阳都人。是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亮幼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避乱。建安初年，他和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等人一起游学。众人致力于把学问钻研得精熟，只有诸葛亮独自观察大略。他从早到晚神态闲适，常常抱膝长啸。他回头对石广元等人说：“你们做官进身，最高可以做到郡守、刺史。”有人问他自己的志向，诸葛亮只是笑而不答。诸葛玄死后，他亲自耕种田地，喜欢吟诵《梁父吟》。身高八尺，容貌十分雄伟。他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的人都不认可他。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字元直与他友善，都相信确实如此。襄阳厐德公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把诸葛亮看作“卧龙”，把他的侄子厐统看作“凤雏”。同郡的司马徽被称为“水镜”。诸葛亮每次到他家，都独自在床下行拜礼，厐德公起初并不让他停留。司马徽字德操，清正高雅，有鉴识人物的眼光。刘先主向司马徽询问天下大事，司马徽说：“那些读书人和庸俗之士，哪里懂得时势？懂得时势的，是杰出人才。这里有卧龙、凤雏。”先主问他们是谁，司马徽说：“就是诸葛孔明、厐士元。”徐庶在新野拜见先主，先主很器重他。徐庶对先主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将军愿意见他吗？”先主说：“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可以前去拜访，不能屈尊把他招来。将军应该亲自屈驾去看望他。”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前后去了三次才见到他。先主于是屏退旁人，说：“汉室倾覆衰败，奸臣窃取权命，皇上蒙受尘辱。我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却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可是智谋浅陋，终于因此遭到挫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的志向还没有停止，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诸葛亮回答说：“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军队，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实在不是能够同他争强的对象。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经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之士又为他效力；只能同他结盟援助，不能谋取他的地盘。荆州北面据有汉水、沔水流域，利益可以通达南海，东面连接吴地，西面通往巴蜀，这是用兵的要地，可是它的主人不能守住，恐怕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难道将军没有意愿吗？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广阔，是天然府库之地，高祖凭借它成就了帝业。刘璋昏暗软弱，张鲁又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裕，却不知道守备，才智之士都希望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汉室后裔，又以诚信仁义闻名天下，能够总揽英雄，渴望贤才就像口渴时渴求饮水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如果能同时占有荆州、益州，守住它们险要的山地，向西同各部戎人讲和，向南安抚夷越，对外同孙权结好，对内修明政治；天下一旦发生变化，就命令一员将领率荆州军队直指宛城、洛阳，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出兵秦川，百姓谁敢不带着箪食壶浆来迎接将军呢？如果真能这样，帝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就可以复兴了。”先主说：“好。”从此先主和诸葛亮的感情一天天亲密起来。关公、张飞等人很不高兴，先主解释说：“我得到孔明，就像鱼儿得到水一样。”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公、张飞才停止。刘表的长子刘琦也很敬重诸葛亮。刘表听信后妻的话，宠爱小儿子刘琮，对刘琦很不满。刘琦常常想同诸葛亮谋划保全自己的办法，诸葛亮总是推辞不答。后来刘琦带诸葛亮游览后园，一同登上高楼，在饮宴之间，命人撤去楼梯，于是对诸葛亮说：“今天上不能到天，下不能到地，从你口中说出的话只进入我的耳朵，可以说了吗？”诸葛亮回答：“您难道没听说申生留在国内而处境危险、重耳逃在国外反而平安吗？”刘琦心中受到启发，暗中谋划出走的办法，终于得以担任江夏太守。不久刘表去世，曹操征讨荆州，刘琮派使者请求投降。先主在樊城，听到消息后，率领部众向南行进。诸葛亮和徐庶一起随行，被曹操追兵击败，徐庶的母亲也被俘获。徐庶辞别先主，指着自己的心说：“我本来想用这颗方寸之心同将军共同谋划称王称霸的大业。现在失去了老母亲，心已经乱了，对事情没有帮助，请从此告别。”于是前往曹操那里。先主到了夏口，诸葛亮说：“事情危急了，请允许我奉命到孙将军那里求救。”当时孙权拥兵驻在柴桑，正在观望成败；他一向仰慕先主的大名，又看到诸葛亮英俊伟岸，对他十分敬重。诸葛亮游说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占有江东；刘豫州也在汉水以南收集军队，同曹操争夺天下。如今曹操扫除大乱，已经大致平定，于是攻破荆州，威势震动天下，英雄都没有施展武力的地方，所以豫州逃到这里。将军衡量自己的力量来作决定：如果能够凭吴越的军队同中原抗衡，不如早早同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抵挡，为什么不按兵不动、收束铠甲，面向北方侍奉他呢？现在将军表面上借用服从的名义，内心却怀着犹豫的打算，事情危急却不能决断，灾祸就要马上到来了。”孙权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刘豫州为什么不干脆侍奉曹操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守义而不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后裔，才华盖世，众多士人仰慕他，就像百川归入大海一样。事情不能成功，这只是天意罢了，怎么能再屈居他人之下呢？”孙权勃然大怒，说：“我不能把整个吴地和十万军队交出去，受制于人，我的决定已经定了。除了刘豫州，没有人能够抵挡曹操；但是豫州刚刚战败，怎么能抵挡这样的灾难呢？”诸葛亮说：“豫州的军队虽然在长阪战败，如今归还的士兵，加上关公的水军精锐，共有一万人；刘琦集合江夏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经疲惫；听说他追赶豫州的轻骑，一昼夜行军三百多里，这正是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程，力量不能穿透鲁地薄绢的情形。所以兵法忌讳这种情况，说：‘一定会使上将军受挫。’况且北方人不熟悉水战，荆州百姓归附曹操，只是被兵势所逼，并非心悦诚服。如今将军如果能命令猛将统率数万军队，同豫州协同谋划、合力作战，一定能打败曹操的军队。曹军一旦失败，必然向北撤退。这样一来，荆州、吴地的形势就会强大，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天。”孙权大为高兴，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领三万水军，随诸葛亮去见先主，合力抵抗曹操。曹操在赤壁战败，果然率军退回邺城。先主于是收取江南。建安十六年，先主进攻益州，诸葛亮和关公留下镇守荆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过了不久，诸葛亮率领张飞、赵云等人沿江上行，分别平定各州郡，包围成都。刘璋于是投降。宜城人马良写信给诸葛亮说：“听说雒城已经攻下，这是上天赐福。明公应合时势辅佐天下，使事业与国运同样光大，吉祥的征兆已经显现了。应当变通而采用高雅的谋虑，审慎地显示尊贵和光明，借此选拔人才，适应时势。至于使自己的光辉含蓄而使远方悦服，使德行遍布天地，让时代有机会听到正道，使世人服从道义，使高妙的音乐与端正的雅乐并行，彼此都有利于世间，不互相争夺次序。这就是管弦乐的极致，是伯牙、师旷的曲调。即使我不是钟子期，怎敢不击节赞叹？”建安二十六年，群臣劝先主即皇帝位，先主没有答应。诸葛亮说：“如今曹氏篡夺汉室，天下没有君主；大王是刘氏宗族的后裔，继承世业而兴起，现在即皇帝位，正合适。”于是先主建立尊号，拜诸葛亮为丞相。先主说：“朕遭逢家国不幸，承受帝位，时时谨慎勤勉，不敢安逸，想使百姓安定，却担心还不能使他们安宁。唉！丞相亮，请完全体察朕的心意，不要懈怠，辅佐朕弥补过失，帮助宣扬汉室的光明，使天下明白。您要努力啊！”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总领尚书事务，他的治理颇为崇尚严厉，许多人因此怨恨叹息。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高祖进入关中，只约定三条法律，秦地百姓就知道他的恩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如今您借助威势，占据一州，刚刚建立自己的国家，还没有施行恩惠、安抚百姓，为什么不放宽刑罚、松弛禁令，成全主客相待的情义呢？”诸葛亮说：“您只知道其中一面，不知道另一面。秦朝由于政治无道、法令苛刻，百姓怨恨，一个普通人振臂高呼，天下就像土崩瓦解；高祖因此得以弘扬大业、拯救天下。刘璋昏暗软弱，从刘焉以来，承受了几代人的恩惠，法令文书只是用来牵制约束，彼此相互奉承，德政没有推行，刑威不能严肃；蜀地的官吏和百姓专擅权力、放纵自己，君臣之间的道义逐渐衰败。用官位宠爱他们，官位到了顶点就会僭越；用恩惠顺从他们，恩惠耗尽就会轻慢。弊病积累到最后导致灭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我用法律威慑他们，法律一旦施行，他们就会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逐级增加，他们就会知道荣宠。恩德和荣宠一同施行，上下各有节制，这是治国的关键。”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病重，召见诸葛亮，把后事托付给他，说：“您的才干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大业。如果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您可以自行取代他。”诸葛亮流泪说：“臣怎敢不竭尽臣下的力量，施行忠贞的节操，直到以死相继！”建兴元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设置府署处理政务，又兼任益州牧，事情无论大小，全都由诸葛亮决定。这一年，越巂夷人高定背叛建宁，大族雍闿凭借险阻不肯归顺，牂柯太守朱褒占据郡地，先后反叛，南中发生骚乱。诸葛亮因为刚刚遭逢国丧，所以没有立即出兵。起初，孙权听说先主驻在白帝，派大夫郑泉来蜀国聘问，也派人互相答谢。等到先主去世，诸葛亮猜测孙权有别的谋略，想派使者聘问他，却还没有出发。这时邓芝拜见诸葛亮，说：“皇上年幼，刚刚即位，应该派使者重新申明吴蜀友好。”诸葛亮回答：“我考虑这件事很久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今天才终于找到了。”邓芝问这个人是谁，诸葛亮说：“就是您。”于是派邓芝去同孙权修好。孙权果然心怀疑虑，没有及时接见邓芝；邓芝上表请求当面陈说吴蜀唇齿相依的计策，孙权于是同魏国断绝关系，同蜀国重新订立盟约。从此两国和亲，成为友好国家。诸葛亮将要亲自南征，长史王连竭力劝谏，认为那里是不毛之地、疫病流行的地方，而丞相是全国的希望，不应该冒险前往。诸葛亮估量诸将的才干都不如自己，决意一定要去；但王连的言辞总是恳切至极，所以长期停留。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终于率军南征，当年秋天全部平定。军需物资由此充足，国家因此富裕。有个叫孟获的人，受到夷人拥戴。诸葛亮在军中招募人把他活捉送到麾下，让孟获遍观营阵，问他：“这支军队怎么样？” 孟获回答：“先前我不知道虚实，所以失败。现在承蒙您让我观看营阵，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很容易取胜了。”诸葛亮笑着放他回去，后来又交战，七次放走他，七次擒获他；但诸葛亮仍然把孟获遣送回去。孟获停下来不肯离开，说：“您真是上天的威势，南方人再也不会反叛了。”诸葛亮于是到达滇池，让当地渠帅彼此统领，不再另外设置汉人官吏，也不留下军队镇守。有人认为这样不妥，诸葛亮说：“夷人刚刚遭受破败，父兄又死亡丧失；如果设置官吏却不留军队，必然酿成祸患，这是第一件难办的事。留下军队镇守却没有粮食，必然要运输粮食，这是第二件难办的事。夷人过去多次犯有废黜、杀害官长的罪过，自以为嫌隙深重；如果留下外来人，他们终究不会彼此信任。夷汉杂居，猜忌嫌疑一定会产生，等到他们反叛，就会造成极大的劳费，这是第三件难办的事。如今我想做到不留军队、不运输粮食，同时使纲纪大致安定、夷汉大致相安，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办法吗？”起初，参军马谡送诸葛亮南征，临别时进言说：“南中凭借地势险远，骄横狡黠、不肯归顺，已经很久了。虽然今天早晨被打败投降，明天早晨一定又会反叛。如今您正准备倾尽国家力量向北伐魏，远道对付强敌；他们知道我国境内空虚，反叛也会更快。如果把他们的残余势力全部消灭，以除后患，既不符合仁人的情怀，而且也不能仓促办到。用兵的道理，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进行心理战为上，进行武力战为下。希望您只使他们心服。”诸葛亮深深采纳了他的策略，赦免孟获以使南方人心服，所以直到诸葛亮在世时，夷人再没有敢反叛的。建兴五年，诸葛亮率领各军向北驻扎汉中，临出发时上疏说：“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为三国，益州疲敝，这实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然而宫廷内侍卫大臣不懈怠，外面忠贞有志的将士忘却自身安危，大概都是为了追念先帝特殊的待遇，想在陛下身上报答他。陛下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以发扬先帝留下的德行，振奋有志之士的气节；不应该妄自菲薄，说话引用不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惩罚、表彰、批评，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者尽忠行善，都应该交给主管官吏评定刑罚和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该偏袒私情，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志向考虑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同他们商议，然后施行，这样一定能弥补缺失，获得更多益处。

译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从前试用时，先帝称赞他，因此群臣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当同他商议，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和睦，才能高低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同臣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为桓帝、灵帝时的事情叹息痛心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忠贞贤良、愿意以死守节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计日而待了。臣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希望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那里闻名显达。先帝不因臣身份低微，反而亲自屈尊，三次到草庐中拜访臣，向臣询问当世大事；因此臣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力。后来遇到国家倾覆，臣在军队败亡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接受遗命以来，早晚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完成托付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兵器铠甲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自己的愚钝力量，消灭奸邪凶恶，复兴汉室，回到旧都。这就是臣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进献竭尽忠心的言论，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敌寇、复兴汉室的成效托付给臣；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德行的言论，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明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该亲自谋划，询问、探求正确的道理，审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臣承受恩典，感激不尽。如今将要远行离开，面对这篇表章流泪，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于是出发，在沔阳驻军。建兴六年春，派赵云、邓芝据守箕谷，魏国大将曹真率军抵挡他们。赵云、邓芝兵力弱小，作战失利；诸葛亮亲自率军进攻祁山，军阵整齐，赏罚严明，号令清楚。南安、天水、安定三郡背叛魏国响应蜀汉，关中震动。魏明帝向西镇守长安，命张郃抵挡诸葛亮。诸葛亮派马谡督率各军在前方，和张郃在街亭交战。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行动失当，被张郃击败。诸葛亮夺取西县一千户，退回汉中。蜀地有人因此向诸葛亮道贺，诸葛亮忧愁地说：“天下之人没有不是汉朝百姓的，国家的威力没有施展，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哪怕有一个人死亡，都是我的罪过。拿这件事来向我道贺，我能不感到惭愧吗？”从此蜀地人都知道诸葛亮有吞并魏国的志向。诸葛亮把马谡下狱。有人劝诸葛亮说：“楚国杀死子玉，后来两代都不能振兴；秦国赦免孟明，终于称霸诸侯。天下还没有安定，不应该杀死谋臣，请释放他，以图谋日后的功效。”诸葛亮说：“古人能够在天下取胜的原因，是使用法律严明。所以杨干扰乱军队行列，魏绛就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再废弃法令，凭什么讨伐敌人呢？”于是杀死马谡，向众人谢罪。诸葛亮上疏说：“臣凭借低弱的才能，窃居不相称的职位，亲自掌握旄钺，以整饬三军。不能训练部伍、申明法令，临事又心怀畏惧，以致出现街亭违背命令的过失、箕谷没有告诫的失误，过错全在臣任用安排不当。臣明察不足，不知人善任，处理事务多有昏暗。按照《春秋》责备主帅的原则，这正是臣应当承担的职责，请允许臣自贬三等，以督责自己的过错。”于是诸葛亮以右将军身份代理丞相职务，所统率的事务仍和以前一样。有人劝诸葛亮再次出兵，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时，兵力多于敌人，却被敌人击败，问题在一个人，而不在兵力太少。如今想要减少军队、裁省将领，明确刑罚，思考过失，通权达变，以谋划将来的行动。如果不能这样做，即使军队很多又有什么益处呢？从今以后，凡是忠于国家的人，只要勤于攻击我的过失，事情就可以平定，敌人就可以消灭。于是考察将士的功劳，甄别勇烈壮士，归罪自己、责备自身，公开宣扬失败的原因，整顿军队、讲习武事，以便作长远的谋划。军队经过训练，百姓也忘记了失败。孙权击败曹休，魏军向东调动，关中空虚衰弱。诸葛亮上言说：“从前先帝把讨伐敌人的任务托付给臣，臣接受命令的那天起，睡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想着北伐，本应先进入南方，所以冒着危险、经历艰难，不敢顾惜自己，以奉行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良策。如今敌人在西面正疲于应付，又在东面忙于作战，按照兵法，正是乘敌疲劳进攻的时候。谨将事情陈述如下。高帝英明，光照日月；谋臣深谋远虑，尚且经历危险、遭受创伤，处在危急之后才获得安定。如今陛下还比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坐守而平定天下，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件事。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陈说计策，动不动就引用圣人，心中充满疑虑，胸中塞满困难。如今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让孙策坐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件事。曹操的智谋计策远远超过常人，用兵大概类似孙武、吴起；然而他困于南阳，危于乌巢，险于祁连，受到黎阳的逼迫，几乎在北山失败，差点死在潼关，这之后才暂时假装安定罢了。何况臣才能微弱，却想不冒危险就平定天下，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件事。曹操五次进攻昌霸而不能攻下，四次渡过巢湖而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谋害他；委任夏侯，夏侯却失败灭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才能，尚且有这些过失，何况臣如此驽钝低下，怎么能保证一定获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四件事。臣到汉中以来，刚满一年，就损失了赵云、马玉、阎芝、丁立、刘郃、邓铜等人，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青羌武骑一千多人。这些人都是几年之内从四方集合来的精锐，不是一州所能拥有，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补充齐备的。如果再过几年，损失就会达到三分之二，还凭什么谋划对付敌人，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件事。如今百姓贫困、军队疲惫，而事情又不能停止，那么停下来和继续作战，劳费正好相等；如果不及早谋划，却想凭一州之力同敌人长期相持，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六件事。难以平定的，正在于事情本身。从前先帝在楚地败军，当时曹操拍手称庆，认为天下已经平定。可是先帝后来向东同吴越结盟，向西取得巴蜀，出兵北伐，夏侯渊被杀，这就是曹操的失策，而汉室的事业将要成功了。等到吴人违背盟约，关公战败，秭归失利，曹丕称帝，事情往往如此，很难预先料知。

译臣当恭敬谨慎，竭尽力量，死了才停止。至于成功或失败、顺利或受挫，并不是臣的智慧所能预先看见的。”于是诸葛亮再次出兵越过散关，包围陈仓，没有攻克，粮食用尽，退军。魏将王双率骑兵追赶诸葛亮，与蜀军交战；诸葛亮击败王双，并在阵前斩杀他。建兴七年，派陈式进攻武都、阴平，雍州刺史郭淮率军攻击陈式；诸葛亮亲自出兵到建威，郭淮听说后逃回，于是平定了这两个郡。建兴八年，派魏延向西进入羌中，在阳谿大败郭淮和费瑶。魏国诏书策命诸葛亮说：“街亭之战，过错由马谡造成，而您却承担罪责，深深贬抑自己。我再三违背您的意愿，听从您所坚持的做法。前年整顿军队出战，斩杀王双；今年又出兵，郭淮逃走，降服并招集氐、羌，复兴两个郡，威势震慑凶暴之徒，功劳显著。如今天下骚乱，最大的凶恶势力还没有消灭，您承担重大任务，掌握国家重任，却长久自我贬损，这不是用来光大弘扬伟业的办法。恢复您的丞相职位，不要推辞。”建兴九年，诸葛亮再次从祁山出兵，用木牛运输粮食。司马懿从荆州入朝，魏明帝说：“西方的事情重大，除了您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于是让司马懿统领张郃等各军，雍州、凉州的精锐三十多万人向西救援祁山。张郃想分兵驻扎在雍、郿，司马懿说：“如果估计前军能够独自抵挡敌人，将军说得对。如果不能抵挡，却分成前后两支，这就是楚国三军被黥布擒获的原因。”于是进军。诸葛亮留下军队攻城，亲自到上邽迎击司马懿。司马懿收拢军队凭险固守，双方无法交战；诸葛亮引军退回，司马懿从后追踪，一直追到卤城。张郃说：“他们远道而来迎战我们，请战却不能得到交战机会，认为我们不战对自己有利，想用长久的计策制服我们。也可以停止驻扎在这里，为祁山作声援，另派奇兵，显示要出现在他们后方。如今诸葛亮孤军悬在远方，粮食又少，行军也将回去了，不能再前进；我们却不敢逼近，会挫伤全军的士气。”司马懿不听。两军已经相接，他仍不肯交战，只登山挖掘营垒。于是诸将都说：“您怕蜀军像怕老虎一样，怎么向天下人的嘲笑交代！”司马懿为此忧虑，于是派张郃等攻击另一处营垒，自己则沿中路向诸葛亮进军。当时蜀军轮换下来的士兵有十二分之一，魏军开始列阵，旗帜刚刚交会，参佐都说敌军强盛，应该暂时留下换防的士卒，以增加声势。诸葛亮说：“我统率军队、行军作战，最重大的原则是守信。得到利益却失去信用，是古人所惋惜的。换防的士卒已经束装等待期限，妻子儿女伸颈远望，计算日子；即使临到出征困难，信义也不能废弃。”他全部督促遣送，命令照常执行。于是离开的士兵都感动喜悦，愿意留下来作战。留下的士兵则愤激踊跃，想着拼死效命；临阵时争先上前，以一人抵挡十人，击退司马懿，杀死张郃，缴获铠甲三千副、玄铠五千副后返回。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斜谷出兵，用流马运输，驻扎在武功五丈原，和司马懿在渭水以南对峙。诸葛亮常常忧虑粮食不足，使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因此分兵屯田，作为长期驻扎的基础；耕田的士兵同渭水沿岸的百姓杂处，百姓安居，军队没有侵扰他们。诸葛亮多次想交战，司马懿也上表坚决请求出战。魏明帝担心不能控制司马懿，派卫尉辛毗持节来约束他的军队。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而来，敌军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他本来没有交战的心意之所以坚决请求出战，是为了向自己的士众显示武力。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接受。如果真能控制我，他难道会跋涉千里来请求交战吗？”双方相持一百多天。这年秋天八月，诸葛亮病重，秘密把自己死后的退军部署交给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诸葛亮刚刚去世，杨仪等人按照诸葛亮预先制定的规程，整顿军队撤出。百姓奔走告诉司马懿，司马懿率军追赶。杨仪回转军旗、击鼓，好像要向司马懿进攻，司马懿于是再也不敢逼近。蜀军就此列阵退去，进入山谷后才发出丧讯。司马懿退兵后，百姓为此编成谚语说：“死了的诸葛亮吓走了活着的仲达。”有人把这话告诉司马懿，司马懿说：“我能够料知活着的诸葛亮，却不能料知死后的他。”于是巡视诸葛亮营垒所在的地方，感叹说：“真是天下奇才啊！”诸葛亮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修墓，墓穴只要能容下棺材和尸体即可，穿当时的衣服，不需要随葬器物。朝廷策命谥号为忠武侯。起初，诸葛亮亲自上表给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然有余。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另外的调度，随身衣食全靠官府供给，不另行经营生计来增加尺寸之财。如果臣死的时候，不使家中有多余的丝帛，外面有多余的财物，以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果然如他所说。景耀六年春，诏令在沔阳建立诸葛亮的庙。起初诸葛亮去世后，各地都请求为他立庙，当时朝廷认为不合礼制等级而没有允许，民间于是趁着节令在道路田间私下祭祀他。校尉习隆等人上书说：“周人怀念召伯的教化，因而爱护甘棠树不砍伐；越王思念范蠡的功绩，铸造金像来保存他的形象。自汉代以来，即使只有小善、微薄的德行而为他画形立庙的也很多。何况诸葛亮的德行惠及远近，功勋超过天下，兴复扶持王室，确实依赖此人；而祭祀却只停留在私人家中，庙宇和塑像空缺而无人建立，使百姓在街巷祭祀，夷人和戎人在野外祭祀，这不是用来保存德行、追念功勋、继承往昔传统的办法。如今如果完全顺从民心，就会亵渎礼制而没有典章；如果建在京师，又会逼近宗庙。应该依照他的墓地在沔阳建立庙宇，让他的亲属按时前往祭祀。凡是诸葛亮过去的臣属官吏想要奉祀他的，都命令到庙中祭拜，禁止私下祭祀，以崇尚正统礼制。”于是朝廷开始采纳了这个建议。诸葛亮兼具文武资质，明智睿达、忠诚笃厚，英明谋略超越当时；施政纯正美善，正直方正、坚守原则，而应变无穷。他从幼年起，就已经想要振兴衰微、延续断绝，拨乱反正。他确立的规划和重大策略，早已在胸中确定，后来见诸行动的，都是平日积累下来的，并非临危时才苦思出来、试验其说后才实行的。所以他在倾覆颠沛之间辅佐先主，神态从容、谈笑自若，分割山河，兴复汉室宗统。他从前在南阳向先主所说的计策，没有不兑现的。后来接受托孤，身处危急之地，侍奉平庸的君主，政令都由自己发出却不失臣下礼节；手握强兵而内外没有隔阂；施行法律严厉，国人却心悦诚服；使用民力竭尽其能，百姓却不怨恨。他劳瘁而死时，百姓追思他，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这大概可以称得上帝王的辅佐，伊尹、吕尚一类的人物，远远超过管仲、萧何了。诸葛亮虽然雄姿杰出，却能像流水一样听取劝谏，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译他曾经教导群臣说：“参与署理政务，是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忠诚和益处。如果因为远避小嫌隙而难以彼此反驳、纠正，政事就会荒废、缺失而受到损害。能够相互反驳而得到适中的意见，就像丢弃破旧的鞋子却得到珠玉一样。然而人的心思很难完全表达，只有徐元直处在这种情形下不会迷惑。董幼宰参与署理政务七年，事情有不妥之处，甚至反复十次前来启奏告知。如果都能仰慕徐元直的不迷惑，仰慕董幼宰的勤恳，那么只要有忠于国家的人，诸葛亮就可以少犯一些过错了。”他又说：“从前我刚同州平交往，多次听到他指出得失；后来同元直交往，常常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先前参军董幼宰，每次进言都竭尽其意；后来从事于伟度，多次劝谏阻止。我的资质和性情虽然鄙陋昏暗，不能全部采纳他们的意见，但我同这四个人始终友好和合，也足以说明我从不怀疑直言。”他喜爱善言就是这样。诸葛亮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示范礼仪法度，约束官职，按照权宜制度办事；凡是尽忠尽力、对时政有益的人，即使是仇敌也一定奖赏；触犯法律、怠慢职守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惩罚；认罪吐露实情的人，即使罪行严重也一定赦免；花言巧语、喜欢修饰的人，即使罪行轻微也一定杀掉。各种事务都精细熟练，探究事物的根本，按照名分考核实际，虚伪之人不被认可。最终在国境之内，人人都敬畏并爱戴他。他用心公平，劝勉和告诫也很明确。有人说诸葛亮吝惜赦免，诸葛亮回答：“治理太平时代靠的是大德，不靠小恩惠，所以匡衡、吴汉都不愿意轻易赦免。先帝也说过：‘我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交游往来，每次听到他们启发告知治理国家、安定乱世的道理，都已经详尽了，却从来没有听他们谈论赦免。’如果像刘景升父子那样年年赦免罪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都督李平和诸葛亮一同接受遗诏，后来李平挟持欺诈之心谋求私利，没有忧虑国家的事情。侍中廖立被调任长水校尉，因此怏怏不乐、心怀怨恨，诋毁他人，扰乱群体。诸葛亮上表废黜李平，使他成为平民；李平被迁往梓潼郡，廖立被迁往汶川郡。后来廖立听说诸葛亮去世，发病而死；李平流泪叹息说：“我最终要成为披发左衽的夷人了。”有人说，诸葛亮使廖立流泪、使李平至死，难道只是像伯氏被夺去封邑，到死也没有怨言那样吗？这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由此可以说诸葛亮确实善于运用刑罚，自秦汉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诸葛亮带兵，本着仁义，明确节制；停止时如山一样稳固，进军时如风一样迅疾。踏入敌人境内，打柴的人不停止，耕田的人不改变。起初从祁山出兵，三个郡响应蜀汉，诸葛亮没有迅速进军，是因为志向远大而不求眼前的小功。前锋在街亭战败，诸葛亮驻军离开街亭数里却不救援；魏军接近后，他又缓慢行军。他的安静、坚重而又勇敢，就是如此。魏国大将司马懿善于用兵，消灭公孙渊、擒获孟达，就像从袋子里取东西一样容易。等到他同诸葛亮相抗时，双方人数多少、力量强弱，以及客军与主军、疲劳与安逸的形势，差距非常悬殊。然而司马懿始终不敢交战，他也很清楚诸葛亮的军队有节制，终究不是靠诡诈变化所能战胜的，所以只是闭营自守罢了。诸葛亮改进连弩、木牛、流马，创造器物的智慧，出人意料。他所制作的八阵图，依据黄帝、太公、丘井的兵法。周朝衰败以后，只有诸葛亮掌握了其中的要领。诸葛亮能够辨识人才贤愚，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起初，蒋琬担任广都县长，先主因出游打猎突然来到广都；蒋琬各种事务都没有治理，又正沉醉不醒，先主大怒，准备加以诛杀。诸葛亮说：“蒋琬是辅佐国家的人才，不是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才干；他治理政事以安定百姓为根本，不在意表面修饰，希望您加以考察。”先主一向敬重诸葛亮，于是没有治蒋琬的罪。费祎担任黄门侍郎时，诸葛亮南征回来，群臣到数十里外迎接拜见；年资官位大多在费祎之上，诸葛亮却特意命费祎同车，众人的看法无不改变。后来这两人相继总领政事，蒋琬方正整肃而有威望，费祎宽厚通达、博爱众人，都被称为贤相，他们执掌国家的功名大致可以相提并论。犍为太守李严任命杨洪为郡曹，先主争夺汉中时，紧急下书征发军队，诸葛亮把这件事拿去询问杨洪。杨洪说：“没有汉中就没有蜀国，这是国家的祸患，征发军队还有什么可疑虑的？”诸葛亮于是上表推荐杨洪兼任蜀郡太守，各项事务全都办妥，于是让他正式担任此职，而李严仍未离开犍为。杨洪任用门下书佐何祗，何祗很有才干；杨洪还在蜀郡任职时，何祗已经担任广汉太守。于是西部地区的人无不佩服诸葛亮能够充分发挥当时人才的才能。先主自称汉中王，升任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劝他说：“黄忠一向的名望本来不能同关羽、马超相提并论，如今一下子让他同他们并列；马超、张飞就在附近，亲眼见到他的功劳还可以解释，关羽远远听到这件事，恐怕一定不高兴，这恐怕不可以吧？”先主不听。不久，先主任命关羽为前军，关羽果然大怒说：“大丈夫终究不肯同一个老兵处在同等地位。”幸亏使者费诗替他缓和说情，关羽才接受任命。刘封起初是先主的养子，后来担任上庸太守；关公围攻樊城，催促他发兵援助，刘封不肯相助，又欺凌孟达，于是投降魏国。魏军进攻上庸时，刘封战败，自己回到成都。诸葛亮考虑到刘封刚强勇猛，先主去世以后终究难以控制，便劝先主趁此除掉他，于是先主赐刘封死。魏延、杨仪，都是难以驯养的小人。然而魏延骁勇善战，善于安抚士卒；杨仪一向有才干。这两人长期互不相容；诸葛亮在世时，让杨仪承担艰苦繁重的任务，让魏延冒险犯难，他们都舍弃自身、接受命令，不敢推辞困难。等到诸葛亮去世，两人立即各自发兵相互图谋，最终一同被诛灭。诸葛亮能够察觉细微征兆、消除祸患，驾驭奸邪桀骜之人，都是这一类的事情。诸葛亮所写的文书、奏章、言论和教令，都很值得观赏。晋代曾经命著作郎陈寿记录诸葛亮的事迹，陈寿整理撰写成二十四篇，称为《诸葛氏集》。其中有开府、作牧、权制计算，南征北出、综核训厉，贵和传运、军令法检，以及兵要等，都是篇名的目录。陈寿又为他上奏概述说：诸葛亮年少时就有超逸的才华和英武称霸的气概，遇到汉朝动乱，不求闻名显达。后来遇到先主，解开衣带推心置腹，彼此深厚结交。等到魏武帝南征，先主失去势力，诸葛亮当时二十七岁，于是提出奇谋，击破魏军，占据荆州、益州。先主去世，嗣子年幼软弱，于是诸葛亮专门决定政事，对外联合孙吴，对内平定南越，建立法令、施行制度，整顿军队，法令教化严明，赏罚必定兑现，有恶必惩，有善必显。至于官吏不能容纳奸邪，人们心怀自我警惕，道不拾遗，强者不侵犯弱者，风俗教化肃然整齐。在这个时候，诸葛亮平生的志向，向前是想像龙腾虎视一样，包容四海；

译向后是想跨越、压服边疆，震动天下。他又认为，等到自己死去以后，就没有人能够跋涉中原、同上国抗衡，因此用兵不停，多次显示武力。然而他所遇到的敌人，有时正是杰出人物；再加上双方人数不相称，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不同，所以虽然连年动员军队，却始终没有成功。从前萧何推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成父，都是因为估量自己的长处，知道自己不能兼有各种才能，所以才这样做。诸葛亮的器量才能和治理政事的本领，可以同管仲、萧何相比；只是当时缺少名将，没有王子成父、韩信这样的人，所以使他的功业没有达到预期吗？大概是天命有所归属，不是智慧和力量可以争取的。青龙二年，诸葛亮率军从武功出兵，当年秋天病逝。百姓追思他，把他的事迹当作口头传说；直到今天，梁州、益州的百姓谈起诸葛亮，声音仍仿佛在耳边。即使是甘棠树下歌咏召公、郑国人歌唱子产，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作遥远比拟的。孟轲说过：“用使百姓安逸的办法役使他们，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用使百姓生存的办法杀戮他们，即使死了也不会愤怒。”确实如此！评论者有时奇怪诸葛亮的文章文采不艳丽，却过于反复周详。臣私下认为，皋陶是大贤，周公是圣人，考察《尚书》中的文字，皋陶的谋议简略而高雅，周公的诰令烦琐而详尽，为什么呢？因为皋陶是同舜、禹共同谈论，周公却是同群臣发誓盟约，所以如此。” 诸葛亮所交往和谈论的，都是众多普通士人，所以他的文章旨趣不能达到深远。然而，他遗留下来的声教和言论，都经历过世事、综合过万物；他公正真诚的心意，表现在文章墨迹之间，足以了解他的意趣和义理，对当世也有所补益。我并不是因为了解诸葛亮才这样说，但他的这些言论也有许多值得取法之处。诸葛瞻，字思远。诸葛亮曾给兄长诸葛瑾写信说：“瞻如今已经八岁，聪慧可爱，只是担心他过早成熟，恐怕不能成为担当大事的人才。”后来诸葛瞻与董厥共同处理尚书事务。邓艾讨伐蜀国，诸葛瞻统兵抵抗。邓艾写信诱降诸葛瞻说：“如果投降，一定上表请求封你为琅琊王。”诸葛瞻愤怒地斩杀了使者，临阵作战而死。晋泰始年间，诏令任命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为郿县令，诸葛京后来官至江州刺史。《斐然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五 宋胡寅撰 先公行状 宝文阁直学士、左朝请郎致仕、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太中大夫、谥文定胡公行状。祖籍建州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曾祖胡容，已故，未曾做官。祖父胡罕，已故，未曾做官。父亲胡渊，已故，曾任宣义郎，退休后赠中大夫。母亲吴氏，已故，原封永寿县君，去世后赠令人。公名安国，字康侯。五世祖号称主簿。公的先世在五代时来到建州鹅子峰下，以垂钓自我韬晦，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后世相传说，他本是江南人。父亲胡中大开始读书，学习应进士考试的学业。当时同县有位号称仙洲翁的吴先生，以六经教授学生，胡中大前往跟从他学习。吴翁看完他所抄写的《论语》《尚书》，整部书前后一致，没有差错，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胡公的母亲、赠令人。胡公刚会说话时，赠令人试着教他几句训导儿童的韵语，他听过两遍就能记住。祖母余氏抚摸着他说：“这孩子一定能光大我家门。”他七岁时写了一首小诗，其中有“自任以文章道德”的句子。赠令人让他到外祖家学习，每年按时回来一次，停留不超过两宿；每天能记下几千字，并且过后不会忘记。十五岁时，到信州游学。一天，有人在学馆前表演马戏，约有一百名学生都没有告知老师便一同出去观看。歙县人胡教授在学馆两侧行走，听到诵读书籍的声音，便问是谁在读，得知公的姓名后，把他请到堂上，询问他所学习的内容以及没有出去观看马戏的原因，连连赞叹欣赏，拿出纸、笔和精美的砚台赠给他，又勉励说：“你将来应当成为栋梁大器。”两年后，他参加乡荐，与计吏一同赴京，随后传来消息，于是进入太学，修习和勉励自己的德行学业，昼夜不懈。当时正值元祐盛世，师儒中有许多贤能俊彦，公所交游的人有伊川程先生的朋友朱长文，以及颍川靳裁之。靳裁之才识高远卓越，最为奇异器重公，常与他讨论经史的大义。一天，博士命令各职事长官呈上文章，将考察优劣以决定去留，众人都争先恐后地自行递交。公却退还了差帖，愿意和普通学生一样参加考试。祭酒以下的官员相互赞叹说：“这确实是可以作为诸生表率的人。”他总共三次参加礼部考试，二十四岁时，考中绍圣四年进士。最初殿试考官评定公的策文为第一名，将要唱名时，宰执认为其中没有诋毁元祐的言语，于是把何昌言定为首选，方天若为第二。又想把宰相章惇的儿子列在方天若之后。当时策问的大意是崇尚并恢复熙宁、元丰的政事，公推阐《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回答说应当逐步恢复三代政治。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读这篇策文，仔细听了很久，几次称善，亲自擢升公为第三名，并向全国宣布。到了殿陛前，忽然有圣上宣问：“你的老师是谁？”公回答说：“我长期居于太学，在朝廷的人都认为他有名望。”答毕，被授任常州军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但没有赴任。正逢前往荆门娶妻，路过江陵，帅臣和监司一见到他，便联合上奏请求任命他为府学教授，得到准许。当时学校已经衰败，主管事务的十多人把廪米当作自家收入，欺负公年纪尚轻，故意抗拒、顽固妄为。公再三严厉告诫，他们仍不悔改，于是查究他们的弊端，把这些人全部罢黜。从此远近的父兄都高兴地送子弟前来求学。公端正自身、约束他人，除非休假，从不出门。他所讲授的内容，务求阐明忠孝的大道理，不看重辞章技艺。修缮房舍，使规制整齐完备。任期届满，授任太学录，谢绝请托，不作任何宽贷。蜀人刘观、越人石公揆，都是轻俊有名之士，参加考试选拔时屡居上游。后来发现刘观代人作文，石公揆轻薄游荡而惹上官司，很多人替他们游说。公说：“太学录以执行规矩为职分，规矩不能实行，还要太学录做什么？况且这两人如此行事，并不是佳士。”最终把他们交付惩罚。不久，公升任博士，脚从不踏入权贵之家。任职满一年后，按照法令改授京官秩，到了政事堂，请求出任地方官。蔡京脸色变了，暗中派张康国想推荐他担任馆职，公不愿接受。按照新学法令，博士通常授任各道提举官，拟任公为河北路提举；公以自己是南方人、不便奉养双亲为理由辞谢。执政说：“俸禄丰厚的，没有比朔方各部更好的。”公最终仍然辞谢，于是改授湖北路。入殿答对时，公上奏说：“学校是用来培养人才的，不是用来治理人才的。如今法令已经齐备，应当使求学者在规矩之外还知道有所羞耻而不去做。”谨按圣门设科、成周贡士，都是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文艺放在次位。臣应当以此来恭敬奉行圣上的诏令。”徽宗皇帝点头赞许，这实际上是在崇宁四年。到任后，改任湖南路。那时蔡京所推行的政事本已不善，而官吏奉承过度，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学校正是其中之一。公节制地执行这些政令，禁止过分之处；士子倚仗法令而放纵自己的，一定惩罚。他常说：“韩魏公是最善于实行新法的人。”每到一地，就访求人才，询问利弊，礼敬贤士，慎重考察和举荐。崇宁五年三月，按例罢去学事司，授任成德军通判。八月，原来罢免的学事司官员又恢复旧职。当时赠令人多病，厌恶道路奔波的劳苦，留住在荆门。公为了便于奉养母亲，接连上了两道奏章请求，尚未得到答复。正逢诏令各道学事官举荐遗逸之士，公举荐永州平民邓璋、王绘应诏；王绘已经年老，不愿前往。公请求授予他一个官职，以此来鼓励求学者。零陵县主簿李良辅当时因贪赃被弹劾，便逃跑并向朝廷申诉，称邓璋、王绘是党人范纯仁的门客，也是邹浩所请托的人。蔡京特意改授李良辅官职，并给他在京差遣，命湖南宪司设狱审理此案，人人都替公担心害怕。帅臣曾孝广前来慰问，公退下后对人说：“胡康侯身处患难，凝然不动，远胜过一般人。”曾孝广按照惯例名册送来馈赠，公不肯接受。曾孝广又写信说：“此前没有不接受馈赠的人，应当明确记载在簿籍上，以彰显您的清廉品德。”蔡京因为案件不能成立而罢手，宪使陈义夫命令把案件移交北路，最终没有查到请托的证据，只是直接除去公的官名，勒令停职；曾孝广以及永州太守乐昭厚分别教官，也都因这件事获罪被罢黜。这五个人不但没有怨恨公，反而不断问候慰劳。公买下房舍，在漳水岸边置办田地，经营农桑，甘于淡泊，勤勉侍奉双亲，始终和颜悦色。得到空闲时，便专心研读经史和诸子百家的文章，使家人忘记贫困，也使亲心感到安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译大观四年，李良辅因其他罪行依法伏法，台臣毛注才辨明了先前的事情，有诏令恢复公的官职并予以改正。元断在政和元年，张商英任宰相，授公为成都府路学事提举。公因为母亲年事渐高，身边又没有可以帮助的人，驾车逆峡而上极为艰难，于是请求侍奉奉养老母，说：“我若留下来而不奉行诏令，无法逃避诛罚；如果我弃亲不顾，又将拿我这个儿子做什么？”获准后，满两年没有入朝参见，适逢母亲去世。公侍奉母亲治丧，因悲痛而吃饭不能吃完一器，衣不解带；居丧期间悲伤憔悴，筹办棺椁墓穴，不避霜露，事无巨细都亲自办理。荆楚一带风俗向来浅陋，州里的人看到公亲自做到如此，才知道慎重办理丧事、送亡者归葬是大事。公吃粗粝食物一年多，身体不能承受，衣中大力劝勉他，他才稍稍增加滋味，以安慰胡中大的心意。服丧期满时，已是政和八年。余深荐举名士十人，其中九人已经升迁授职。公奉诏赴京，到了京师便卧病在床；旧交来劝勉他，有人还说庙堂会发怒来胁迫他，公只是逊谢应对，所询问的只是医药。住了一百多天，迟疑着请求告假后回去。宣和元年，授任江南东路学事提举，又被召入朝答对，但尚未受命。胡中大刚去世时，胡中大常希望公及时报效国家、荣耀家门，而赠令人又希望公保全自身、崇尚德行。公遵循父亲的志向以道义立身，既没有违背胡中大严厉的教诲，也没有失去赠令人一向的心愿。等到公赴宫阙辞谢时，尚未得到任命，胡中大亲手写信催促他回来，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督促责备他了。胡中大患病将近一年，公侍奉照料他，始终如同第一天一样周到；凡是服药、饮食和禁戒之事，胡中大都听从他的安排。病势稍缓后，他对子弟说：“我从贫寒乡里奋发起身，为了奉养亲人而出仕，如今即使有万钟俸禄，又将用来做什么呢？”于是辞去官职，在坟山旁筑屋，分置图书典籍，瞻望省视祖坟，翻阅古今书籍，仰慕陶靖节的为人，诵读“心远”一章，望着云彩倚杖而立；临水观看游鱼，淡泊无求，不再经营外在事务，想这样终身度过。宣和末年，侍臣李弥大、吴敏、谭世勣联名上奏，推荐公经学有用，年齿和头发都未衰老，于是特意撤销他的致仕身份，授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公辞谢而不肯起任。靖康元年二月，授任太常少卿，公辞谢。再次授任起居郎，又辞谢。当时女真乘虚直捣京师，宋廷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公写信给谏官杨时严厉进谏说：“按《春秋》，记载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土地，是因为这些土地本来就是鲁国的。起初丧失土地却不记载，是因为鲁国不能保全土地人民，孔子替鲁国国君避讳。” 太原兵力强劲，天下闻名；宋太祖、太宗亲自出征两次之后，太原才归入版图。河间、中山，是北方的重镇，就像郑国的虎牢、虞国和虢国的夏阳、秦国的潼关、蜀国的剑阁、吴国的西陵一样。如今听说要割让给敌人，难道不只是把土地的田亩尽数向东而已吗？这不是耻辱吗？按《春秋》，齐侯侵伐蔡国、楚国，楚国派使者请求结盟；《春秋》赞美楚国而记载其来盟，是因为荆楚暴虐横行，欺凌中原。郑国处在王畿之内，多次遭到侵扰，齐侯讨伐并使它服从，从此便安定了。这是对门庭之患应当惩罚创伤、不能停止的事情。远方敌人侵犯宫阙，放过他们而不进攻，反而同他们讲和，违背圣人的训诫，难道还不严重吗？按《春秋》，鞌之战中齐军大败，派国佐送上财物请求结盟。晋国郤克想让萧同叔的女儿作为人质，并且要求齐国境内把田间的道路全部改向东。国佐大怒，请求收集残余兵力，背靠城墙决一死战。郤克害怕了，反而同齐国结盟，不敢再提出原来的要求。所以圣人特意记载“及国佐盟”，用来说明国佐一怒便使郤克屈服，向天下后世的忠臣义士表明，克敌制胜取决于是非曲直，并不以强弱来决定胜负。金人欺凌侮辱朝廷，天下人同样痛恨此事，并不只是像郤克对待齐国那样。四镇三关如果都割让抛弃，难道仅仅是把田亩全部改向东吗？在城下订立盟约，还让亲王出城作人质，实在太不争气了。按《春秋》，徐国国君章羽割断自己的头发，带着夫人去迎接吴王；圣人特意削去他的爵位而只记他的名字，是责备他不能自强，没有复兴国家的志向。敌人想要土地，就割让要害之地给他；想要人，就打扮子女送给他；想要金帛，就倾尽府库送给他金帛；想要亲王、贵戚，就压抑慈爱、割舍亲情，把亲王、贵戚送给他。假如敌人请求让六飞驻扎在辽水之上，不去又恐怕违背约定，想去又害怕遭到欺骗，那将置身何处呢？按《春秋》，对于宝玉、大弓，失去时记载，得到时也记载，是因为重视传世器物，并警戒对它们不恭敬。强敌突然到来，朝廷上下没有准备，从盗臣家中取出金帛以缓解危急、暂缓敌军进攻，这也还可以。可是听说宗庙供器被运送到敌人的朝廷，果真有这件事吗？宝玉和大弓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对于圣人失去时记载、得到时也记载的用意，又该怎样解释呢？按《春秋》，灭亡梁国的是秦国，圣人不记载“秦灭梁”，却记载“梁亡”，是因为梁国不能守卫四方，却在公宫周围挖沟自守，灭亡是自己造成的。如今勤王的大军不用来攻击敌人，却用来修治城池；金帛和器物不用来招募战士，却用来贿赂敌国。堂堂大宋，疆域万里，怎么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欺凌劫掠呢？主上刚刚即位，老儒在朝，四方都在期待观望，国家的安危系于此时；而外来的侮辱不断侵凌，国势衰弱削损，难道是因为过去的言论还没有说到这些吗？将来一定会有人对此作出回应。人们由此知道公精通《春秋》，即使隐居田亩、坚卧不起，也本来不是甘于隐遁、忘却世事的人。朝廷不断催促诏令下达，公忽然产生了重新出仕的意愿。六月到了京师，因病请假。有一天正午，孝慈皇帝紧急召见他，坐在后殿，面色温和地等候，慰劳询问十分优厚。公上奏说：“贤明的君主把勤奋学习当作急务，圣学把端正内心作为要务。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端正内心，是裁度事务、治理万物的权力根源。自从王者的事业熄灭以后，微言大义载于《易》《诗》《书》《春秋》。当时的君主虽有时诵读讲说，但得到其真传的人很少。我私下认为，陛下过去在东宫潜修德行，对于经籍所记载的帝王治理天下、驾驭世俗的大略，一定有所回避，不愿询问负责劝讲的官属；也一定有所隐忍，尚未来得及陈述。如今陛下正位于宸极，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就不能不考察古人的训诫。至于分章析句、拘牵文义而对心术没有益处的，并不是帝王之学。

译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名儒，选用明白治国平天下根本的人，虚心询问，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独到的见识，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臣又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定要有一个确定而不可更改的计划。谋划议定以后，君臣坚守不变，即使有浮言异说加以阻挠、毁谤、动摇，最初的计划也不改变，所以有志向的事情必能成功，治理的功业也可以建立。陛下南面临朝治理天下，已经半年多了，但政绩还没有显现，纲纪仍然紊乱，风俗更加衰败，施政任事不合方针，举动烦扰不安，大臣相互争竞，朋党之患开始萌生；百官窥伺观望，潜移默化的奸邪由此发生；用人失当，名器更加轻贱；诏令屡屡更改，士人百姓不再信任。如果不清除旧有弊端，乘势革新，我私下恐怕奸雄无所顾忌，敌人肆意妄为，大势一旦倾覆，就无法再恢复正常。上古帝王询问政事、考察言论，以谋求成效。希望陛下询问大臣应当怎样修治政事、抵御外侮，让他们各自充分陈述自己的见识，统一整理后进呈，公布给台谏官；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就让他们根据具体事情上疏驳正；如果大臣的意见被驳倒，就参用台谏的意见；如果驳议不当，就专门遵守大臣的方案；还要召集百官在朝堂议论，众人的谋议一致后，再由陛下亲自裁决，颁布于朝廷内外，依次施行。敢于动摇的人，一定严惩不赦。这样或许新政能有纲常，百姓听闻后不至于迷惑，也可以希望取得中兴的成效。”},{ 渊圣点头沉思了很久，问道：“你所学是师承谁？”公回答说：“我孤陋寡闻，什么也瞒不过陛下的明察。”渊圣说：“近来我准备在翰林学士院留下一个职位，已经等着下令召你来考试了。”公回答说：“臣年轻时在湖湘任职，患了足疾，已经灰心于求取荣进，也已请求退休。今天扶着病弱之躯赶到宫阙，只是贪慕圣德，希望瞻仰天颜，稍稍伸展自己的心愿罢了。至于侍立的职务，臣尚且不敢担当，何况敢接受这种特殊的恩典呢？”话还没有说完，太阳已经西斜，天气十分炎热，渊圣身上的龙袍都被汗水浸透了，公于是退下，准备上奏。大概从七月七日亲自听到圣上的口谕、接受堂劄以来，公已经四次上书辞免，渊圣多次宽限告假。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仗过去攀附结交的关系，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便指为朋党。他见到公的奏论后，恼怒地说：“如今中兴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却说功绩成效还没有显现，这是诽谤圣德。”于是又说胡某有意窥伺经筵之职，不应召来考试。渊圣没有回答。等到公多次辞免时，耿南仲又说：“胡某不臣。”渊圣问他有什么事迹，耿南仲说：“过去他不侍奉上皇，如今又不侍奉陛下。”渊圣说：“他只是因为疾病而辞职罢了，并不是有所亲疏向背。”每逢臣僚入朝应对，渊圣往往问他们是否认识胡某。中丞许翰回答说：“臣虽然还没有见过他，但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自从蔡京掌权以来，士大夫没有不被他笼络的；能够超然远避、不受他的污染，像胡某这样的人有几个？”渊圣惊叹而感到奇异，派中书舍人晁说之到公所居之处，完整传达皇帝的心意，命令他勉强接受任命，并且说：“将来如果一定想离去，就不强留你。”这时已经是九月初了。公既已赴试，又上奏请求出任外官，诏令授任中书舍人，赐三品服。耿南仲唆使司谏李擢、侍御史胡舜陟弹劾公拖延君命、傲慢不恭，应当降职削官，以警戒在位者。奏疏没有下发，公于是就任。耿南仲既已倾陷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想把善良之士一并驱逐，于是说中书舍人许景衡、晁说之把大臣的升降看作自己的去留，怀藏奸心、徇私自利，失去侍奉君主的道义，于是将他们罢黜。公缴还诏命并上奏说：“二人如果因为自己的去留而有所行动，一定有陈述理由；如果说他们怀奸徇私，也一定有实际证据。请把此事交付中书省，使之可以查考，并把它载入诏词。”没有得到答复。王安中被责授散官，安置于随州。公说：“王安中自从作为大臣出任节度使、知燕山府以来，所受委任很重，却畏惧躲避童贯，只顾遮蔽弊端，耗尽残损民力；敌情变化、军粮缺乏、军队不足、军纪败坏等事都不上报，反复奏报祥瑞以巩固自己的宠禄。一天敌骑深入，国家几乎危亡。追究事情的根源，他的罪行与蔡攸等相同，却居住在汉东附近，公论认为这样处理并不合适。如今敌军包围尚未解除，朔方严加戒备，如果不是依靠赏罚公正、使人心服从，又凭什么排斥抵御外侮呢？” 王安中被迁置到象州。言官弹劾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图谋离间两宫，想借此实现他们的奸计。诏令三省查察此事。公说：“如果图谋离间两宫，罪不可赦；如果将要实现他们的奸计，这种恶行不能留存。希望陛下深入察看众人的实情，及时裁断处置，以保全慈孝之情。”三人于是都被罢黜。应天府尹叶梦得因被蔡京赏识而获罪，被罢职提举宫观。公说：“蔡京的罪行已经定正，子孙没有遗漏地被编管安置，土地全部归入县官，家财没收进入府库，已经没有蔡氏的势力了。那么二十年间曾被蔡京任用的人，如今都是朝廷的人；如果再把他们都指为蔡京党羽，那么此时被抛弃的人才就太多了，而且党论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依臣所见，放弃瑕疵、宽舍过错、消散朋党，正在今日。”于是叶梦得被授予小郡。中书侍郎何防建议说，太平时应当重视内地，遭遇变乱时应当重视边疆，请求把天下分为四道，设置四都总管，各自负责一面，作为保卫王室、抵御边境的办法。公上奏说：“内外的形势恰好均衡就安定，偏重一方就危险。东汉末年，王室多有变故，刘焉说四方兵寇是因为刺史威权太轻，应改置州牧；等到刘焉请求增加郡地，刘表镇守襄阳，袁绍取得冀州，曹操攻取兖州，便争相割据，从此王室再也不能恢复了。如今州郡的权力确实太轻，按理应当通权达变；然而把数百州分成四道，使政事可以专断，财物可以专用，官员可以自行辟置，军队可以自行诛赏，那么权力又会过重，也不只是州牧那样而已。假使这四个人都果真对君父竭尽忠诚，固然很好；万一号召而无人响应，像刘焉、刘表、袁绍、曹操那样行事，又将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呢？”五大在边境，是古人所戒惧的；把身体比作使臂，按理说是合适的。臣愚昧，想请求根据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授予他们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务，每年巡察一次所属地区；一旦有警急，京城戒严，各帅府所属军队立即前来援救。这样既可拥护保卫王室，又没有尾大不掉的忧患，可以一举两得。何防当时正好得到渊圣的信任，暗中陈说京师不可守，应当幸临山南，因而可以进入蜀地。他的用意大概是想自己主持南道，又认为公有推举援引之力，一定不会反对。等到这份奏疏上呈，渊圣深表赞同。何防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辩，说公专门以提出异议为高明，不可以信任任用。渊圣不能决断，只命令四道各自削去远处的州郡，命大名府知府赵野总管北道。公上奏说：“魏都地位可望冠绝河朔，如今是天下的重地。

译谨按赵野在政和年间起初任侍从官，首先请求禁止士庶使用“天王”“君圣”等字样。后来他身居丞辖之职，童贯、谭稹在外分掌兵权，王黼、蔡攸、梁师成在内扰乱三省政事，终于造成兵革之祸。赵野处在其中，却没有听说他出面救正，或许认为与自己无关；后来身在二府，如果认为应当进言却不被听从，仍然贪恋俸禄而不离去，又是为什么呢？私下恐怕遇到缓急一定会误托重任，请求改用一向有才术、历练老成的人，或许可以倚仗。”诏令一旦发出，就难以轻易更改。奏疏上呈，没有被采纳。这年冬天，敌人大举入侵，赵野逃跑，被群盗杀死。西道王襄拥兵于汉水之上，不再北顾。大致如同公所预料。中书后省论资政殿学士詹度的罪恶，将他由金紫光禄大夫降两官。公上奏说：“言官说詹度首先开拓燕山，他的罪过不低于童贯，养成边患，使朝廷没有防备；他的罪过也不低于王安中，广泛行贿，所以庇护他的人很多。如今却仍尊崇他的资序，领受优厚的局舍，安置在边境附近、靠近乡里，只削去两阶，这算什么惩戒？”昨天陛下亲笔下诏询问抵御敌人的计策，圣心焦虑劳苦，群臣惊惧，却不知道从何做起。追究祸乱的根源，没有人不对詹度咬牙切齿。希望依照王安中的事例施行，以平息公论，稍稍解除河北的愤怒怨恨。于是詹度被罢去职务。吏部侍郎冯澥上言说：“中书舍人刘珏起草责罚李纲的词文，实际上是替李纲游说。刘珏因此获罪被贬。”公上言说：“李纲昨天从枢密宣抚使改授观文殿学士、知扬州，词臣列举他的罪状，却不肯起草文词，而圣上诏令让次位舍人起草下达，这说明圣上并不认为缴奏是对的，也还没有想治李纲的罪。所以刘珏先说应当厚待记功、薄责过失，以此顺成圣德之美；又说李纲兵败将覆，难道可以不责罚吗？这是为了申明赏罚公正。”朝廷于是采用刘珏的意见，罢去李纲的郡职。又采用谏官袁当可等人的意见，把李纲安置到远郡。冯澥于是删节刘珏奏章中的话，用险刻的言辞说李纲只是受到轻微的朝廷惩罚，不能满足舆论，这不是太过分了吗？从臣虽然应当进言献纳，但至于弹劾攻击官员的邪曲，必须归于风宪之职，各有职责界限。如今台谏官员尚未听说闭口不言，冯澥却突然越权，这条路如果开启，臣恐怕在位者各自树立是非，滋长怨仇，冒犯君听，并不是用来安定朝廷的办法。汉室东迁以后，大兴朋党之论，起初只是因微小的嫌隙结成仇怨，借君主的威福互相排挤牵制，最终都误国，逐渐导致祸乱灭亡；而士大夫谋求自身的人，也不能免祸。所以君子说，最初制造党论的人也是不仁的。陛下不应有私人的好恶，应当广开正直之路；冯澥却说朋党还没有消尽、议论还没有统一，陛下应当察知奸邪虚妄，及早加以惩戒。所谓消灭朋党、统一议论，正是蔡京在崇宁年间所实行的，是胁迫控制异己、实现他跋扈阴谋的办法，怎么忍心再遵循采用它，使群臣更加分裂门户，强者主导盟约，弱者依附强者，徇私情决定亲疏，把国家形势置于倾危之中，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陛下多次颁下仁德的诏令，追复祖宗的善政良法，冯澥却独自进言说，祖宗的制度未必全对，熙宁、元丰的制度未必全错，推崇王氏之学，再次扶持绍述之议，使国论纷纷，这都是冯澥造成的。如果把他指为胆敢放肆发表奸邪言论、迷惑众听的人，难道不可以吗？然而朝廷不因这件事治冯澥的罪，正是担心人们一味雷同，导致言路闭塞。如今冯澥却想用章疏给人定罪，只顾苟合眼前，不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希望陛下详察，另下指挥。臣孤立无党，错误地进入词掖之地，只要有所见解，就不敢隐瞒实情。”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与詹度是姻亲，所以也怨恨公。有人认为公论詹度太急迫，何防便跟着排挤他。何防被授任郡守，公请求授任怀州。渊圣说：“怀州正处敌军冲要，应该把它交给东南地区。” 唐恪拟定授公德安，何防知道公一向苦于足疾，又听说海门一带土地最为潮湿，于是改授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这大概是在这一年十月的月底。公在中书省任职一个月，请假的日子占了一半，每次出门必定有所论列。有人说：“事情小的，何不暂且放置？”公说：“大事都从细微处发生。如今认为小事不必议论，等到大事又不敢议论，那就永远没有可以进言的时候了。”公离开京城十多天，敌军又来到城下。长子胡寅任秘书省校书郎，作为中秘宾客，常常替公担忧。公忧愁地说：“主上处在重重包围之中，号令不能传出，这是卿大夫的耻辱。我只恨没有报效忠诚的道路，哪里还敢挂念儿子呢？”听到这话的人都深受感动，敌军的包围更加紧急。何防催促召回公和许景衡，最终没有送达。第二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极，公上言说：自崇宁以来，做事不考察古制，奸臣专擅朝政，扰乱天下，推究其中大的方面，共有九项过失。上皇即位时，正值正阳之月发生日食，下诏求取直言说：“即使言论不恰当，朕也不加罪。”于是臣民争相议论天下大事。等到蔡京掌权，公然设置机构，推究考察直言之人，把他们全部流放斥退，使上皇失去天下人的极大信任，这是第一项过失。上皇继承帝位，文母垂帘听政，增设谏官，擢用名士，丰稷、王觌、邹浩、陈瓘等人，都以危切的言论效忠，公论得以施行，下情不再壅塞，几乎有至和、嘉祐年间的风气。等到蔡京掌权，便把他们流放到岭表，于是天下把发表言论视为忌讳，二十多年不敢直言，这是第二项过失。立于朝廷的人争相歌功颂德，讨取欢心以求容身，祥瑞的奏报没有一个月停止过；至于灾异大变，却隐瞒不报，使君主不再知道反省修治，这是第三项过失。废弃旧有法度，抛弃公论，让市井中轻薄浮夸的人居于宰府，让世代为官的愚昧子弟掌握兵权；台省、寺监这些清望官班中，混杂使用商贾、胥吏、技术之流的卑贱之人。于是仁人贤士退居隐伏，奸邪佞臣充满朝廷，这是第四项过失。士大夫中在元祐初年和元符末年入仕的人，都竭尽忠诚报效国家，不顾自身利益，却被诬陷为诽谤讥刺，流放驱逐，甚至牵连到他们的子孙；追究削夺的范围向上达到他们的祖父。于是善良之士陷入党籍，不能自我申辩，而群小飞扬跋扈，谗言谄媚日益得势，这是第五项过失。宦官得志，援引王承宗的旧例而授予节旄，援引李辅国的旧例而封以王爵，援引田令孜的旧例而掌握兵权，援引龚澄枢的旧例而充任师傅；生杀予夺全部归其掌握，宰执、侍从都出自他的门下，于是贿赂公行，廉耻之道败坏，这是第六项过失。

译改变选铨法，导致官制紊乱；改变军法，导致军政松弛；改变货币法，导致轻重失去平衡；改变学校法，导致风俗衰败浅薄；改变榷茶法，导致刑狱案件日益繁多；改变盐钞法，导致征收赋税加倍增加；改变漕运法，导致仓廪空竭；法令反复变更，官吏得以从中作奸，百姓承受其弊害，这是第七项过失。用兵造成暴乱，军队屡次兴起：南方收复渠阳，西方收取熙、鄯，在成都设置石泉，在巴峡设置珍、播，在五岭开设古平，在河外修筑振武；运输供给艰险，劳民伤财，积累怨恨、接连祸患，实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第八项过失。用牛羊般的人物任用官员，穷极奢侈；道宫、王府、皇帝巡幸的馆舍，园林池沼花木竹林都追求华美，运土填塞道路，砍伐树木使山林空尽，百姓困苦却不加怜恤，财物耗尽却不加考虑，这是第九项过失。靖康初年，轻率答应割让土地，不久又坚决固守；已经纠正滥行赏赐的事，事情却中途变化，号令没有常规，纷乱错杂地一再下达，于是四海之内都不知道该听从什么。余应求、李光因为在宪台任职获罪，陈公辅、程瑀因为在谏省任职而被罢官，赵令衿因为上书议论政事而被贬送铨曹，潘良贵因为奏对时言语触犯权贵而被责罚，臣民于是都闭口不言，而迷误国家、错误朝廷的言语也由此出现了。渊圣在东宫潜修德行，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不需要再加以赞美。至于他还没有学习怎样治理国家，就应当进献竭尽忠诚的意见，进一步辅佐他。胡亮曾经称颂春坊节俭，请求把这件事宣付史馆，朝廷也听从了他的请求，并没有加以责备。李邦彦擢升居于首相，张邦昌升任次辅，赵野等人掌管审驳，基命掌管相关事务，李税等人处在整顿政本、掌握兵权的位置。不到几个月，登用和延请的宰执达十五人，迁转如同流水，不能取信于人望，于是有人指为蔡氏党而罢免；许翰被指为吴敏党而驱逐；许景衡被指为李纲党而离去；刘珏等大臣相互争竞，甚至在朝廷上用丑恶言语互相诋毁攻击，百官窥伺观望，彼此在下位时用邪说互相攻击。只要可以快意于私下的愤恨，即使危害国家、丧失军队，也安然行事而不顾。都城人殴打宦官，是出于长期积累的愤恨，并非出于私人仇怨；但府尹巡察宫门，朝廷下诏处理，宦官却盛气凌人，在皇帝身旁喧哗争辩，这就是对君主无礼，不可宽恕；可是词臣上奏弹劾，结果只罚赎金，命令帅臣宣抚后遣送他们，监视守卫宫阙，却把这件事交给他们总领。宰臣均逸虽礼貌待遇不变，台属却召回；又遣使赐予优厚待遇，破坏吏部的制度，让杨景得以监守殿门；破坏宫观制度，让叶焕得以授任祠馆。其余扰乱规程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敌军骑兵南下侵掠，国境日益收缩，赏罚没有章法，士卒不肯听命，征调严酷，百姓大多失去职业。过去秦国有十项过失，汉朝去掉了其中九项，于是导致兴盛隆盛。崇宁以来，国家有九项过失，渊圣即位后却不知道改变；只有宫禁之中节俭，工役没有兴起，这一件事有所改善罢了。八项过失没有去除，即使有一项改善，要扭转已经倾覆的形势，也很难了。陛下亲眼看见前车翻覆，如果不改变行车的轨道，难道还有复兴的希望吗？人活着不能没有信用，圣人把信用看得比食物更急迫，君子把信用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按《春秋》，幽之盟中，鲁庄公在防地却不记载，是因为齐侯当时刚刚称霸，仗义结盟，庄公却背叛了盟约，首先失去大的信用，孔子认为这是大恶，所以避讳不写，留给后人作为警戒。希望从今以后慎重发布诏令，不要反复更改，以去除背弃信用这一项过失。国家要兴盛，必定要广开言路，并奖赏进谏之臣；亡国的情况则相反。按《春秋》，先记载陈国杀死大夫泄冶，后来又记载楚子进入陈国，是说明杀害进谏之臣必然带来灭亡的灾祸，不用另加贬斥，罪状自然就显现了。希望从今以后开放渠道接纳直言，不要堵塞闭塞，以去除拒绝劝谏这一项过失。引导阿谀奉承，是招致祸乱的根源。按《春秋》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是为了断绝谄媚的端绪，垂下警戒，端正天下后世君主的心术。希望从今以后贬斥疏远奸佞谄媚之人，不让他们得以施行，以去除引导阿谀奉承这一项过失。名器是国家的珍宝。按《春秋》，不是三命的正卿，其姓氏不载入史册；不是奉天子之命授予的官职，也不记载其官名；至于有罪之人，即使尊贵如诸侯，有时也削去爵位；即使贵为卿士，有时也只记载他的名字，这是因为重视名器。希望从今以后珍重爱惜恩赏，不让它们冒滥使用，以去除轻率使用名器这一项过失。臣子在义理上不应有私交，君子应当正直而不结党。按《春秋》，祭伯来朝却不记载，朝见祭叔来聘却不称使者，是讥刺外交，警戒朋党。希望从今以后信任君子，抑制断绝小人，以去除彼此分立朋党这一项过失。宦官传达内外消息，以一个人的身份兼任仆役和妾妇的职责，可以说是卑贱了。按《春秋》，记载阍者弑杀吴子，却不称吴子的君位，是说阍寺之类身份卑贱，不应让他成为吴子的君主。希望从今以后清除宫门内外的宦官势力，恢复他们通常的职守，以去除信任宦官这一项过失。治理国家一定要师法上古，一定要效法祖宗，一定要警戒末世危亡逐渐形成的征兆。按《春秋》，记载税亩、丘甲、田赋，使用“初”“作”“用”等字，是讥刺改变古制。希望从今以后远则考察上古，近则效法祖宗，以去除轻易改变制度这一项过失。古代不因蛮夷而使中原疲敝。《春秋》以内诸夏为中心、以四夷为外，齐侯攻打山戎，是替燕国开辟土地；但《春秋》贬称齐侯为“人”来记载此事，以警戒他勤于远方谋略。君主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有国家就必须先巩固根本。考察《春秋》，凡修筑台榭、园囿、宫门、马厩以及土木工程，都一定记在册上，是因为重视民力。希望从今以后修明军政，保卫巩固国家根本，以消除对外事和边功的八种失误。震惊陵寝，就会有衣冠弓剑所寄托的悲痛；流离迁徙到沙漠，就会有面对墙壁追念先帝、急于救难的情怀；积累天地覆载不能容纳的愤怒，怀抱沧海也洗不掉的耻辱。身居九重之位，却不以此解除忧患；享有四海供奉，却不以此为乐，必定要消灭仇敌、伸张中原的大义，那么所有臣子也将震恐奔走，捐躯丧命而不推辞。六月四日，朝廷召公担任给事中，以防宰相黄潜善专权妄为、斥逐忠贤。公再次辞免，于是上奏说：“臣天性疏拙，完全不通晓事务的关键。先前掌管赞善一职，任期虽然不长，恰好又兼任六押、兼管兵刑，所下发的词头，如果有一点不妥，臣不敢观望而使其误事。本朝要求臣下竭尽忠诚，逐件据理争执，于是因封还奏报，普遍触犯权贵，招来的愤怒已经很多，几乎陷入不可预测的祸患。”

译陛下正谋求中兴，而政事和人才的放任、整顿、升迁、贬黜，凡涉及诏令出纳，动不动就关系到安危。臣在道路上听到这些议论，用愚见衡量，仍有许多不相合之处，臣私下深感寒心。何况琐闱主管封还驳正，如果因为担心失去职位而不发言，就是辜负陛下的委任，罪责极大；如果一一履行职守，处处都与上意违异，又必定因妄自发言而触犯刑典，只是玷污清明之时，对国事没有帮助。这就是臣不敢接受恩命的原因。况且臣自从染上重病，已经经历多年，前后陈述情由，都已关系到朝廷听闻；辞去荣禄、安于困约，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因为多事之秋，臣才提出为私身打算的请求。有关防守之事没有获准，公三次辞谢。于是写信给右丞许景衡说：“强大的邻敌肆意侵扰，像蚕食一样兼并土地，按照你们现在的做法，还想兼制南北，这是五胡中的英雄豪杰也不能办到的事。何况如今河朔遗民还不甘心自行放弃，朝廷主持的意见也是不放弃中原。恭敬听说銮驾巡幸淮南，全面防备四方。东州的群盗想来已经消灭，辽海的巨浪，恐怕也难以直接攻取。希望回转天子的脚步，归来主持宗庙，使七庙神灵有所凭依，使万方百姓归向的希望有所寄托。这正是不可错失的时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谨慎对待极其细微的礼法。近来听说民部郎官出任督办财用的官员，忽然轻慢条约，罪状明确，应当直接罢免黜退。” 谁说这样不合适呢？然而把各路下面的州郡逐一追查、拘押，恐怕不是用来熟悉外方情况和耳目的办法。考察《春秋》，王室派出的人不记姓氏，大概只是下士，却排在方伯、连帅之上。唐代制度中，御史官阶不过八品，穿碧色服装，也属于下士；但奉命出行时，节度使一定在道路上用军礼迎送。这正是领会圣人尊崇王室、抑制诸侯之意的做法。因此即使方镇跋扈，国运仍能延长。从今以后应当精心选任堂选官员，并提高礼遇；凡在京任职的官员出使各路，大略按照唐制办理。如果有罪犯，交给朝廷的宪台处理，不让外方官员得以侵犯凌辱，那么朝廷的体制就不至于削弱，礼法也会施行于外吏。”“凡士民必定听从县令，县令的辅佐必定听从州守，将领必定听从按察官，监司必定听从朝廷，就像手指顺着手臂、树叶跟随树根一样，不可颠倒施行。”“崇宁、政和以来，每次颁下赦令，必定开许越级上诉。以荆门来说，私自酿酒的户头、酗酒者、贩卖茶叶的学生，以及狡猾的官吏，向监司控告郡太守而使其被罢免的，共有三次。以荆南来说，商人和豪民向朝廷控告都钤辖而使其被罢免的，共有两次。这样使百姓习惯于看见犯上也可以做，贵贱没有等级，这就是祸乱发生的原因。” “建炎年间的赦令不知道加以改革，难道是拨乱反正的办法吗？臣认为应当精选监司、守令，严格禁止越级上诉。如果故意违犯，就按违制论罪。即使已经依程序办理，而所控诉的事情虚妄，原判又不予改动，还应加判越诉之罪三等；这样人们就会知道尊重上级，礼法也会在庶民中施行。”“自唐末以来用兵暴乱，礼法不能施行，五十年间更换了十多位君主。艺祖受命后，首先修订军法，从押官以上各级都按阶级相承；稍有违犯，甚至处死，然后才使军队整肃，盗贼之乱不再兴起。崇宁、政和以来，决遣卫士，却斥责三衙；降职发配军员，却斥逐提防，于是无知的士兵习惯于凌犯他人。靖康之变时，卫士祝靖一类人抛弃君亲，攻破州郡、掠夺县邑，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既已投换，法律上应当依照周世宗显德元年的旧例，全部进行选拣，去除羸弱软弱者，选取精锐；对于如祝靖一类的人，加以裁处。选拔将领，明确军法，每日教练，每十日比较考核，每月考试一次并施行赏罚，那么士兵将不敢骄横放纵、凌犯上级，礼法也会在士卒中施行。”“以上三件事，看似缓慢却实际上紧急，看似迂远却实际上直接，正是顺应时势、挽救弊病的要务。” 靖康皇帝诚心希望治理好国家，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但恩泽不能向下流布，是因为各方按察、师帅都还是宣和年间的旧人：不是只会咬文嚼字的书生、权豪的亲戚，就是宦官的奴仆。他们身居百姓之上，只希望趁盗贼骚乱，任意作奸欺骗来滋润自己。因此内部的盗乱有三种：一是登记在军籍中、骄横强悍、习惯于凌犯百姓的士兵；二是接受招安的溃散军兵，以抢劫掠夺为利的士兵；三是百姓被征调防守，害怕征役而成为的士兵。三种盗乱纵横，而官吏又比它们更加严重。臣认为应当根据现今各方宪司、漕司已经显著的功效来处理：功劳显著的予以表彰奖赏；功罪尚未明确的，加以考核督促；罪恶可以确认的，清除淘汰。命令侍从官以上各自举荐两名能够胜任职司的人，审查他们适合的才能，以补充官员空缺，那么耳目就会明达而不受蒙蔽。至于各藩镇和重要郡，也应如此办理，这样教令条文才能宣行而不壅塞。申明任职须久任，以三年为期限，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志，那么小州下邑中那些像盗贼一样的官吏就无处施展手脚，三种盗乱也可以消除。国事以安定百姓为根本，军事以兵力充足为要务。减轻徭役、削薄赋税，是为了使百姓生活富足；根据财物和力量来衡量施行，是为了使赋役公平。” 扶助善良的人，帮助贫弱的人，是为了彰显仁政；剔除奸诈虚伪，铲除强暴邪恶，是为了施行政令。如果不整顿户籍，这四件事一定都会受到阻碍；想要安定百姓，反而会因此使百姓困苦。常平官已经罢废，今年恰好遇到造册之时，应当命令百姓都以土地为依据，逐一自行申报。凡私下储藏的财物以及马、牛、房屋，略微依照旧法，一概从宽处理。田地有隐匿不报的，必须没收入县官。凡是诈称为官户、因滥赏而获得与防补相同待遇的，都允许自首陈报。命令监司专门以这些事情考核守令的优劣，希望四件事能够施行，百姓能够安定。古代从大国直到家邑，从诸侯直到士庶，军队都有定数，城墙都有制度，联属各有分别，器械各有规定。如果不以先王法度为根本而急于招募设置军队，那么所谓兵力充足，恰恰是发动兵乱的原因。法律禁止百姓私藏兵器，是为了平息争斗并收回兵权。如今设置巡社，使他们能够自行准备武器，怎么能保证他们都只用来抵御盗贼，而不会自己成为盗贼呢？尉司弓手、巡检土军，大约不过百人，用来侦察奸细，良民尚且有人受到骚扰。如今巡社人人手持凶器，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就一定会凌辱暴虐居民，使羁旅客商困苦，刑法也无法禁绝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户〕

译此外，巡社首领是要让他们与县令、佐官平等抗礼而行吗？还是仍把他们当作部民对待？如果让他们抗礼而行，名分就不正；如果把他们当作部民对待，他们就会心怀悖逆，正如唐初的鲁宁一样。如今东南的名藩，帅府的军队不满一千，而巡社总辖却有万人；一旦结集推排，权力在百姓手中，借用巡社的名目而称号等同于王命，给他们朱记而使其行文派遣近似公文命令，最终只有统制的虚名，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又各路都实行巡社，以此考核守令优劣，不出一年半载，必定会坐拥数百万众；强弓手可以解送发遣并推恩，广泛加以激励劝勉。选将之法又壅塞不行，反而再加裁减，那么他们一定会把这视为挑衅的端由，祸乱就会发生。臣认为应当详细议论、审慎裁定巡社之法，使将来不至后悔。可以在河朔施行，以抵御金兵；东南各路如果适合保甲，就应增修其法，另行编排；适合弓手、土军的，就应增加人数，精心加以训练，那么兵力可以充足，祸乱也可以平息。事情容易积聚，却难以疏通。自大观赦令以来，广泛开放恩幸之门，真假混杂；军队兴起以后，恩泽接连不断，赏赐典制逾越常规，各部门借此暗中玩弄权柄，招纳贿赂，百事滞留；四方紧急奏报等待答复而迟延，百姓申诉陈述也长期得不到可否的答复。大概是六部各司的事务都要向都省请示，中书取旨，门下审查驳正后才施行，因此政事迂回，日益壅塞而不能决断。宰相，是启发辅佐君主、进退贤才、使百姓富足安定的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由他统摄的。如果每天还要阅览词讼，又各自兼管一省，彼此互相牵制，就失去了宰相的职责。臣认为应当合并中书、门下二省，端正宰相的权力，使他能够专心履行职责；六曹的事务都由各部长官决定，应当奏上的直接奏上，应当下达施行的直接下达；除非涉及大体而需要改更，不再经过仆射、丞相辖制，那么事务就不会拖延壅塞。过去蔡氏掌权时，首先兴起党争，堵塞天下人的言路，援引群小，轻易使用名器，交结宦官，败坏廉耻。如今应当把他们的一切做法完全反过来，才可以拨乱反正、消灭仇敌、洗雪耻辱，使天下士大夫扬眉吐气，在世间饮食休息都没有惭愧。黄潜善暗示给事中康执权弹劾公，说公不应辞免，请求重加谴责贬黜。中书舍人刘观实际上也出了力。皇上只恩准停止除授之命。建炎三年，反正的开始，枢密使张浚推荐公可以重用，朝廷再次下令任命原来的职务。公辞谢，于是写信给宰相吕颐浩说：“恭敬拜读四月八日赦书，开头就说遵用嘉祐年间的条法。远方之人侧耳倾听、拭目以待，本来就是因为仰望仁宗皇帝的盛德大业，并把魏国忠献公辅佐的功勋寄望于相公。” 嘉祐年间的政事，其大要在于爱护百姓，开始于审慎谋划，完成于果断执行。设置宽恤司，下诏均平田税，招募百姓耕种唐、邓二地的荒田，收取各坊、监以及牧马剩余的田赋来救济贫民，登记无主土地的租税，设置广惠仓，拿出一百万缗赐给各路常平仓作为买粮本钱，放宽江淮茶禁，允许通商并收税，罢废提点刑狱；武臣和守令中治理有善政、考核优异的，使他们长期任职。这些事情才刚开始办理时，一定广泛采纳众人意见，详细研究利害，制定为条约，曲折周备、细密完整；所以议论形成后满朝没有异议，命令下达后所到之处都奉行，施行久了也看不出弊端。至于军政修明，军队和睦，六军肃然听命而骄惰革除，边地震慑而暴横消失，这正是嘉祐年间政事以爱民为本、审慎谋划而能果断执行的明证。如今朝廷想整治兵政来使国家强盛，官吏却不知道体恤百姓来供养军队，这就像想让庄稼长高却使水源干涸，想让树木茂盛却拔掉根本，与嘉祐年间以爱民为本的宗旨不同。至于众多谋议纷乱而国论没有确定，命令彼此交错而百姓还没有真正信服，法制屡次更改而下属不知道遵守什么，这也与嘉祐年间审慎谋划、果断实行不同。审慎谋划却不能决断，什么事情也不能成功；决断果敢却不加以周密筹划，一定会留下后悔。希望相公深入研究嘉祐政事的始末，专心致力于爱护百姓；凡是新旧法度以及增添创置、会扰害百姓的事情，都交付有关机构讨论，参照考核众人意见，彻底查究利弊，然后停止或施行，这样政事可以建立，民心可以安定，军队可以强盛，仇耻可以洗雪，宗庙社稷可以安宁。”朝廷派使者到公居住的地方，下诏命州郡以礼敦促遣送。寅时，公任修起居注，皇上亲笔写札子赐给他说：“你的父亲还没有到，可以传达朕的意思，催促他前来，以满足朕的等待。”公任建康东南都总管时，皇上已经在这里，却受到这样的眷顾礼遇。行至池阳时，公听说车驾移驻姑苏，将要越过浙江向东行，病情再次加重，于是具奏返回。这一天，诏令也下达，任命公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元年十二月，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谢，于是写信给参政秦桧说：“《春秋》的大略重视预先确定，因此凡是拨乱兴衰的人，君臣共同谋划必定有预先确定、不可改变的方案。管仲辅佐齐国，狐偃辅佐晋国，乐毅使燕国复兴，子房使汉朝兴起，孔明建立蜀国，王朴辅佐周世宗，没有不是事先谋划确定、命令发出必定执行的，所以事情和功业都能成就。” 建炎改元以后，圣明的君主在上忧劳而希望治理好国家，大臣们在下因循苟且而习惯于混乱，国家制度仓促混乱，完全没有确定的议论，虚度年岁、苟且度日，逐渐失去了办事的关键。到如今五年，已经极其纷扰；天下的事情没有到了极点却不发生变化的。到了极点还不变，危险的就会倾覆，混乱的就会灭亡。考察如今民情还没有溃散，仍然可以更张改革；即使时机已经错失，也不必付出一半古人时间而取得加倍功效，危局仍可恢复，乱局仍可治理，必定不会有倾覆灭亡的祸患。应当及时陈述预先确定的计策，振兴衰败的纲纪，修订弊坏的法令，改变浇薄的风俗，救济困穷的百姓，希望朝廷的议论和声望能够取得信任，从而开启中兴的征兆。”“《春秋》排列端正官名，把纲纪和重大事务归责于宰相。大概因为地位尊隆，所负责任重大：对上要启发辅佐君主，经营朝廷纲纪；对中要选用百官，赏功罚罪；对下要兴利除害，使亿万百姓富足安定。仰面深思，夜以继日，还唯恐有所遗漏，哪里有闲暇省阅文书、接见诉讼呢？”“近来遵用元祐大臣的奏议，把中书、门下二省合为一省，却不把事务分开交给六部办理，这是徒有合并之名而没有合并之实，与不合并没有区别。应当及时上奏，使各部尚书都能够专门通达政务，各自选置属官，长期任职，以事功责成他们；而宰执不再亲自处理细务，希望这样奸弊可以消除，政事逐渐能够治理。”

译《春秋》以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为本心，唯独对于叛逆党徒一定诛杀而不赦免；它以用兵侵伐为戒，唯独对于救患解纷，唯恐迟缓拖延而希望迅速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真实心意。大概破坏常道、毁坏法则，如果赦免而不诛杀，天理必定灭亡；贼害虐待无辜，如果旁观而不救，人道必定沦丧。所以罪行符合五刑的，乃是上天所要惩讨的；大恶之罪一概放纵，《春秋》对此加以讥刺。”“苻秦时期，凡是叛逆的人都一定加以宽赦，最终再次失去国家，连安身之处也没有，年年如此。盗贼的毒害遍及各方，都是奸恶之徒乘机肆行暴虐，并不是被饥寒逼迫、因官吏不体恤而在潢池弄兵的赤子。然而谋划国事的人全都使用招安，不吝惜厚重赏赐，于是使军民倾心羡慕，远近纵横而无人能够制止。应当及时上奏，乘李成、马进锋芒受挫之时，把三楚的绿林聚众全部扫除。”诛杀首领，遣散胁从，这样或许剩余的种族和百姓能够重新安稳地解衣而睡。春秋重视守卫土地疆界，以失去土地为耻，以失去险要为戒。从前尚父、周公凭借盛大德行和伟大功勋，受封于齐、鲁，却只限于方圆百里；虽然列土封疆、面向南方称王，卿大夫仍必须听命于王朝。方伯虽然可以专门征伐，但派遣将领、出动军队，一定要请示王命。” 昨天设置分镇，把河南、汝州、孟州以及帝都所在地合为一镇，轻率地授予他人，这样的做法有可疑之处，这是第一点。废置属官，事务不必等待上报，这是第二点。使粮食和兵力充足，得以专门在边境之外征伐，这是第三点。舍弃建康而栖身东越，却把湖北作为分镇，这是第四点。诏令已经施行，确实难以收回；但有些因应时机而不损害信用的办法，应当重申原诏：所谓可以专门征伐，是指攘除外寇、讨伐乱臣，如李成、马进一类，这时就应当不受常规限制。如果无故举兵、彼此吞并厮杀，就必须按擅自兴兵定罪。又应另下指挥，说明湖北一路与各镇情况不同，应当仍旧依照原有制度，这也没有失信的嫌疑，应及时上奏，保卫巩固地势，把它作为根本，希望如此才有恢复的日期。《春秋》主张大一统，遵奉王命，厌恶臣下分割权力，避讳卑贱之人冒犯上级。历代都遵用王正月，而不私自另立朔日；推举上等宾客时不称副使；地位卑微的人，姓名不载入史册，这些都是为了严格等级、端正名分。近来虽然命令江表三省重新归于行在，百司一切事务都由皇帝亲自决定，而宣抚重臣长期居住在外，诸方守将又都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权。所谓便宜行事，本来是出兵时临机处理、来不及明确奏报的权宜办法，却没有赶上建炎赦文的明文规定。各路后来都不遵守禀报制度：有的以察访为名，擅自到其他路按察，截留公赋，编制军营，拘捕杀害郡守；有的以节制为名，擅自在境外用兵，专擅斩杀受命官员，直接转升资秩，调换守将；有的还没有接受指挥，就先擅自权宜行事；有的擅自罢免堂除的监郡，自行任命别路的正官，凌辱轻蔑朝廷，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应当及时上奏，收束权柄，以消除分裂的形势，严格等级、端正名分，以遏止侵凌的势头；然后大经大法才可以端正，百姓的意志才可以安定。《春秋》厌恶用邪人堵塞言路，派遣使者十分谨慎，使用民力尤其慎重。台谏官，是朝廷纲纪所依凭的；监司，是外台所寄托耳目的人；守令，是宣布教条、均平赋役、百姓依靠来安身立命的人。如果只辨察小事而不涉及大政，只弹劾小吏而不涉及大官，三纲沦丧却不扶持，九法败坏却不挽救，那么朝廷的纪纲就没有依凭了。漕臣管理财赋，却使公私都匮乏；宪臣管理刑狱，却使盗贼公然横行。上下互相防范，没有人知道纠察，那么外台的耳目就没有寄托了。恩惠阻塞而不能宣行，教条废弛而不能遵守，暴虐百姓，与奸人做交易；贫穷、孤单、弱小的人蒙受冤屈和苦难，失去谋生的职业，那么田野乡里就无法安定其生活。应当及时上奏，精选监司，考察举荐郡守；精选郡守，考察举荐县令。明确诏令台谏官，使他们专门论奏大事，不要陷入琐碎小言，那么纲纪可以肃整，朝廷的视听可以发挥作用，赋税征敛可以平衡，民力可以宽裕。《春秋》以丧失兵权为戒，又严格军律，以三纲为根本，以民事为要务，以赏功罚罪为先。近来屡次下诏，专门把军旅之事交给行在处理，臣私下有所疑虑。伪楚篡逆的臣属，竟允许登记录用其亲属；金人是不能忘却怨仇的敌人，却派使者请求和议，这在三纲方面有未端正之处。河南、江北的群盗聚集呐喊，楚地焚烧仓库，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波汉一带直到五岭以外，紧急征发、横征暴敛，不致力于劝农，这在民事方面有未优先之处。误导朝廷、迷乱国家的人，与尽忠死节的士人，在抚恤终身和赠赐典礼上几乎没有差等，这是赏赐不足以劝勉忠诚。有人擅自兴兵、专擅杀人，有人欺骗皇上冒报战功，罪状明白而法典不加申明，这是惩罚不足以惩戒邪恶。那么什么叫治理军旅呢？根本不正，却只治理末流，即使力量能扼住老虎、气势压倒天下，也一定不能成功。如果说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这正是杨邠、史弘肇用来防卫自身及其国家的做法，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应当及时上奏，施行《春秋》治理军旅的办法，使天下人心悦诚服，那么盗贼可以平息，边地可以拓展。《春秋》尊重严肃的宗庙制度，谨慎对待祭祀礼仪，所以古代军队出征必定载着宗庙的神主，借军队出动来举行田猎，把祭祀用的干肉和腊肉放在首位；作战而必定胜利，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近来皇帝南巡，神主已经预先选定，洪防馆的供奉、祭享还没有整肃，奉常提出请求，反而说迁移到偏僻困顿之地，是已经试验过的成效；至于请求再选择五岭以西的地方，迎接神主奉送过去，当时正值人心涣散，尊崇宗庙本是根本，奉祀先祖既然隆重，人心自然归附，却提出这样的建议，把礼乐置于何地？应当及时上奏，尊崇礼仪祭祀，严格地表达孝敬和供享，使人们知道自己的来处，天下才会服从。《春秋》不赞成公族、大夫专擅政事，以亲近贤能为急务。圣主屡次下诏各方，命令接送宗室，使他们前往行在，优厚地加以宠爱奖赏，实在是因为从前皇族向北迁徙，枝叶已经疏远，必须施加深厚恩惠来滋养根干。应当及时上奏：上考察帝尧彰明高尚德行、亲睦九族的义理，中间遵循周、汉重视亲贤的盛举，下扫除六朝孤立王室的弊病；这样王室会更加壮大，国势会更加稳固。

译自崇宁以来，邪说盛行，公正的议论被废弃阻塞。进献言论的人把扰乱制度当作能耐，不以确定制度为目标；从政的人把扰害百姓当作事务，不致力于安定百姓；用人的人把能办事当作才干，不要求他通晓事务。希望治理的人把迅速见效当作办法，不希望取得完美成效，只求眼前痛快，逐渐积成日后的祸患。到了纲纪大大败坏、宗庙成为废墟，都是这批人造成的。积久的习气形成风气，直到今天仍没有消灭。想要拨乱反正，必须改变衰败混乱的风俗；想要改变这种风俗，必须除去衰败混乱的大臣。如今衰乱之臣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了，然而他们仍有人在朝廷内经历显要仕途，在外掌管一方，有的被废黜后不久又重新受到宠信升迁；毁誉不核实真相，赏罚不符合功罪，使圣上忧劳而希望治理国家，却始终没有看见成效，也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天下有公认的是非，出自人心而不可改变。如今国势艰难危险，民情动摇，应当乘势改革，把失败转变为功业；否则大势会更加倾覆，再也无法振兴。朝廷不准公辞职，又派使者到他的住处，公于是出行，先献上关于时政的论说。定计论说：“臣听说自古以来拨乱兴衰的人，必定有预先确定、不可改变的计策，然后所做之事才能成功，大功才能成就。” 修治内部政务，整顿四维；出兵时不派遣上卿；讨伐国家不调动全部民众；教导百姓，使他们安于生计；向人显示信用，讨伐有二心的人：这是齐侯、晋文公预先确定的计策。夺取关中，占据河内，大规模分封同姓以纠正孤立，裁减官吏以使百姓休息，抑制将帅以保全功臣：这是高帝、光武预先确定的计策。斩杀高德儒，斥责宇文士及以疏远奸佞之人；奖赏孙伏伽，礼遇王魏以开通言路；公开表示爱憎，使百姓知道趋向；减轻赋税徭役，选用廉吏：这是唐太宗预先确定的计策。陛下登极六年，在建都方面还没有确定一个必定守住、不可迁移的居所；在讨贼方面还没有确定一套必定掌握、不可改变的办法；在立政方面还没有确定一项必定执行、不可反复的命令；在任官方面还没有确定一批必定信任、不会疑惑的臣子。下棋的人举棋不定，不能胜过对手，何况建立国家却没有定策呢？难以平定的是事务，容易失去的是时机，舍弃今天不谋划，日后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君主应当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不可独断专行；宰相应当选拔人才、任用能人，不可只凭自己任用。希望陛下赐予臣询问众议、共同确定国家大计的机会，谋划预先确定的方案。建都论说：“建立国家必须设置都城，必须凭借地势、掌握轻重的权力，必须处在交通要津，观察未来的形势，如同北辰位于天中，安居其所，不可移动。” 陛下驻跸金陵，本来因旧邸而号称建康，又下诏把它作为受命的符瑞，传播于天下；这是可以建都的第一点。自刘先主、吴孙氏到诸葛武侯，一代代英雄，周旋经营吴、楚，都称建康为王者的居所；这是可以建都的第二点。北面凭据大江，外面有长淮阻隔，隔断奔突冲击，难以越过；这是可以建都的第三点。有三吴作为东门，有荆、蜀作为西户，有七闽、二广以及风帆海舶的丰富物产作为南方府库；这是可以建都的第四点。各路朝觐，郡县贡输，水陆舟车的道路距离大致相等；这是可以建都的第五点。凡是在北方建都的，必定要在南方开辟疆域；在南方建都的，必定要在北方略取土地。昨天銮驾时常出行，巡狩吴越，这是王道所说的名分和实际都具备，也是晋朝最终没有迁都的地方。三省百司寄居南昌，这是李煜躲避周朝、从秦淮迁徙而来，最终不能振兴的地方。国家形势统一，不可屡次分裂；国都一旦确定，不可屡次迁移。这与北方人住在穹庐中、追逐水草，没有城郭、宫室、市场和朝廷的情形不同。如今应当迁回建康，把各路环绕在周围而居中保持平衡，这样人心不会动摇，大事可以确定。设险论说：考察《春秋》记载晋军攻打虢国、灭掉下阳；下阳是虞、虢之间的要塞城邑。” 要塞城邑一旦被攻取，虢国就已经灭亡了。圣人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向后世显示设置险要、守卫国家的方法。因此魏人在许地建都，不依仗方城，却守卫襄阳；蜀人在益州建都，不依仗剑门，却守卫汉中；吴人在秣陵建都，不依仗大江，却守卫荆渚。荆渚是江左的上游，北面凭据汉水、沔水，向西通往巴蜀，向东连接吴地，实在是用武的国家。楚王因此从秭归迁都，日益富强。近处兼并谷地、邓地，随后又取得汉东，下方收取江、黄，横行淮、泗，终于兼并吴、越，传承六七百年后才停止。这虽然有人谋的因素，也是地势造成的。后来汉朝衰落，刘表收有此地，坐在此处便可谈论西北；先主凭借此地，三分天下；关公利用此地，威势震动中华；孙氏拥有此地，与曹魏抗衡；晋、宋、齐、梁都把它作为重镇，财赋、兵甲占南朝的一半。它作为江东的屏障，就像虞、虢拥有下阳一样。如今想在建康建都，却把湖北作为分镇，是严重丧失险要。考察湖北十四州，其要害在荆峡。所以刘表时把军需物资寄存于江陵，先主时把重兵屯驻于油口，关公、孙权则合力争夺南郡，陆抗父子协力谋划守卫宜都，晋大司马桓温及其弟桓冲则保据渚宫和上明，这些都是荆峡的封疆要地。如今把它割让给别人，使其跨据长江、面对吴地，就像处在高屋上把水从瓶中向下倾倒一样。难道没有虞、虢失去下阳的忧虑吗？臣认为，想保卫江左，必须在建康建都；想守卫建康，必须拥有荆峡，这样才行。地势险固，向北可以出兵秦地，向西可以下达蜀地，物资和力量周流，首尾可以相互呼应。又说：古人认为大江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屏障，而陆抗却说：“这只是守国的末务，不是智者优先考虑的事情，为什么呢？”杜预曾经袭击乐乡，胡奋曾经进入夏口，贺若弼曾经渡过广陵，曹彬曾经渡过采石，那么这些险要确实还不足以完全依赖。虽然不足以完全依赖，但魏武帝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须，拓跋氏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都不能渡过，因此这些险要也不能抛弃。设置险要以得到人才为根本，依靠险要以智谋计策为先；人能胜过险要是上策，险要胜过人是下策，人与险要相当，才是适中的办法。如今所担心的，是只有险要而人的谋略没有完善。土地有固定的险要，守卫也有固定的形势。当孙氏时，上游争夺襄阳而不能取得，所以用良将守卫南郡和夷陵；下游争夺淮南而不能取得，所以用大军修筑东兴和皖口；中游争夺安陆而不能取得，所以用三万精锐士卒戍守邾城（邾城就是今天的黄冈）。

译如今想巩固上游，必须守卫汉水、沔水；想巩固下游，必须守卫淮水、泗水；想巩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这是守卫长江的通常形势，虽然会有小的变化，但大体不可改变。如今强敌侵犯河朔，叛臣扰乱山东，淮北、京畿各镇处于危险可疑之地，大江的险要不可轻易放弃。如果任用得人，就不只是可以保卫江左而已。制国论说：凡是治理国家，必须周详了解山川形势和土地所适宜的事情，然后才能共同谋划。荆州处在江、汉、沮、漳之间，水陆土地肥沃，是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要地，也是江左六朝必定争夺而不肯丢失的地方。如今抛弃它作为分镇，使其法令可以自行建立、军队可以自行使用、财赋可以自行治理、官员可以自行任命，就与战国诸侯没有区别，而不是上古封建的制度。应当有所改革，只保留旧制；让荆湖宪司、漕司二司共同治理盗贼、管理财赋；把襄阳隶属湖北，把岳阳隶属湖南，把鄂渚隶属江西，这样地理相连接，形势也便利。又说：改变旧制而不考察古今，事情就不能施行。近年荆湖改变旧制很多，对国家形势没有丝毫益处，只是使两路百姓困苦。如今既然恢复南北两路，应当罢除荆峡分镇，仍按旧制把帅司设在荆南，这是第一项便利。公安军应当仍依旧制废为属邑，这是第二项便利。靖州设置于崇宁元年，由鼎州、澧州共同承担每年二十七万的费用；如今这两个州都已经残破，应当仍依旧制废为渠阳砦，这是第三项便利。武冈军设置于崇宁四年，由邵州、衡州、永州共同承担费用，数额也很大；如今这三个州都已经空乏，应当仍依旧制废为武冈县，这是第四项便利。这四项都恢复旧制，创设增添的官缺全部削除，合并裁减官吏，减少文书。有所谓刀弩手、博易务、营田司等事务，都是欺骗蒙蔽、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的做法。应当依照往年禁止保马、茶盐的法令施行，以警戒那些误国害民的盗贼。然后国家制度可以确定，民心可以安定。又说：从前祖宗在汴京建都，形势上应当从内部控制外部，所以设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以南，就用来控制湖北；设置湖北路，而岳州、鄂州在荆水以南，就用来控制湖南和江西。如今在江左建都，尚未能够恢复中原，就应当从南方控制北方：设置江西路，治理南昌，分兵屯驻鄂州；设置湖南路，治理长沙，分兵屯驻岳州；设置湖北路，治理荆南，分兵屯驻襄阳。这样东南的形势就完整，恢复中原的根基就建立了。如今安抚大使就像古代的州伯，形势必须彼此连接，之后才能相互援助；财物有无必须相互资助，之后才能相互成就。五岭以外，财赋在东南最盛；兵马则从西北出动。应当设置一名大帅，兼统二广，以镇守南方。荆湖已经残破，北路尤其严重；如果设置大帅，必须兼领防府。因为峡中有军粮和耕牛，却没有荒地；荆渚有肥沃的桑田，却没有多余土地。如果放宽瞿塘的禁令，使有无之物能够流通，商旅从西面进入，货物沿江而下，不出几年，荆州就会富盛，形势也可以形成。恤民论说：保卫国家必须先体恤百姓，而体恤百姓有五件事：第一是除去暴乱，第二是选择良吏，第三是减轻赋税，第四是革除弊病，第五是裁省官员。近年除去外部暴乱，主张通和，最终却被敌国欺骗，不敢用兵，而它造成的毒害仍遍及中原。除去内部暴乱，采用招安，最终却被盗贼欺骗，不敢用兵，而盗贼的毒害仍遍及天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能这样漠不关心？又给他们官爵，这与成汤为童子报仇的做法，不也是不同的吗？如今刘忠的残党践踏数郡，曹成反复劫掠、胁迫帅臣，按臣理没有可以赦免的，应当早日彻底消灭，肃清江湖。” 然后精心选择县令，一心抚慰安定百姓，那么民心就会安定，国家根本就会巩固。近年县令这一官职冗滥已经到了极点，应当用五种办法逐渐革除弊病。登记内外曾任台省寺监官的人，仿照汉代制度，分别治理百里之地，等到有特殊功绩，立即破格提拔任用。又增加他们的职权，优厚地给予礼遇，允许借用相应服色，丰厚供应俸禄粮食。凡军队和马匹驻在本县的，都听从县令节制；经过本县的，也都按照官阶办理，以免将士凌辱县令，向百姓显示其值得敬仰的尊严。又根据如今各县户口和赋税收入的多少、轻重，把县分为三等：上县由朝廷选派，中县由吏部注拟，下县由帅臣、监司共同奏请辟除，不得相互侵夺，立为固定格式。仍采用宋元嘉年间的办法，以六期为期限，革除三年一任、两次考核成资以及多次堂选的弊病，使官吏不能苟且求免，使民心有所依系。三等县都用四件事来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悌。等到满三年，考察事情成效；已经办成的立即施行表彰奖赏，尚未形成条理的严格加以考核督促。这样民心就会安定，国家根本就会巩固。焚烧森林来打猎，不是得不到野兽，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排干池泽来捕鱼，不是得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以近来的事情验证，京东西路每年收入总共一千万；其余山林水泽的利益，在祖宗时期都舍弃让给百姓，并没有全部取尽。百姓归顺拥戴，没有二心。等到李彦等人把这些利益收作西城的租税，竭尽民力，当时如果有人说应当罢除这种搜刮，然后国用就会充足，一定会被指责为妄言。然而百姓忧愁困苦，转而成为盗贼。如今这四路的收入已经五年没有归入王府了。荆湖南北每年收入总共五百万，此外难道没有剩余的利益吗？祖宗时期也舍弃让给百姓，并没有全部取尽，百姓归顺拥戴，没有二心。等到部使者取用这些利益而折变时，就有一折、两折、三折；收买粮食时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又有麴引、盐引、茶引；接受交纳时有一加、再加、倍加。当时如果有人说罢除这些名目的征取，然后国用就会充足，也一定会被指责为妄言。然而百姓忧愁困苦，转而成为盗贼。如今这两路的收入已经三年没有归入王府了。由此才知道，像你们这样做，百姓富足，君主难道会与谁一起贫困吗？这句话确实没有欺骗。如今疆域日益收缩，赋税征敛日益加重，百姓日益贫困，田地日益荒芜，又让贪官来压迫他们，用弊法使他们困苦，这是替敌国驱赶百姓。希望下诏令大臣迅速讲求减轻赋税、体恤百姓的办法，作为生财足用的根源，把京东西、荆湖南北的情形作为最深的警戒；这样民心就会安定，国家根本就会巩固。

译凡是治理国家只讲求利益而不讲求义的，都是从小人开始的，因为小人所见短浅，不懂得大体，这就是法令所以败坏的原因。祖宗时期以义为利，四海没有困穷之苦，天赐的禄命长久安定，所获得的利益实在很大。姑且拿盐法来说：在西部实行盐法，与商贾共享利益；在北部实行盐法，与编户百姓共享利益；在东南实行盐法，与漕司共享利益，这样国家的大计所依赖的财利就都得到均衡。后来朝廷内外所谓以义为利的做法，崇宁年间首先改变了这种法令：凡是自然产生的利益都禁止流通，解池就是这样；凡是属于编户百姓的利益都收归官府，河朔就是这样；凡是可以流通、补益国家经费的利益全部归于朝廷，六路就是这样。各路因此空虚贫乏，于是又反复进行各种搜刮征取，仍然不能供给所需，百姓贫困而成为盗贼，最终连每年应纳的常赋也损失了数千万，这实在是盐法造成的。陛下应当鉴戒从前的过失，作些改革更改；只是长期以来还没有实行，天下都在盼望。略举湖南一路来说，从前每年盐课一百万缗，本路可以自行支用的占一半，所以征敛不涉及百姓而上下都充足。变法以来，既然全部归入朝廷，那么本路各种支出都只能靠横征暴敛。至于过去以上供经费名义从盐息中支取的钱，仍然没有免除，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再略举道州一郡来说，每年认纳上供钱二万缗，从前本州每年卖盐所得的利润常常超过这个数，所以征敛不涉及百姓而上下都充足。现在上供钱仍和过去一样，但盐息却不再有了，甚至还把曲的引额平均摊派，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再略举来阳一县来说，变法以前有官府自行运输的盐，变法以后又有客商被拘束缴纳的盐；这些盐封存入库已经很久，后来因为军期需要而支用了，而盐司却一定要追索，朝廷方面又下令拨还，却不知道要从哪里筹出，难道能不向百姓征取吗？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从一路、一郡、一县来看，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榷货收入每年以千万计，利润极为丰厚，应当把命令普遍下达到各路，逐一检查核实，凡是像这样的事情全都免除，以使百姓得到生存，使他们稍稍安定自己的产业，不至于成为盗贼，长久缴纳两税，保存国家大利的根源，这不是很好吗？榷酤的弊端也严重到了极点。略举道州来说，酒课定额已经很高，每年还有亏欠，于是压迫专知、牙校，让他们兼管州仓，使他们借着收纳粮物从纳税户那里取足数额，这种祸害究竟怎么样呢？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再以邵阳来说，酒课每年约二万多缗，却把税折成糯米，共有六千斛；糯米价格几乎比粳米高一倍，其他问题还没有说到，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近来曾经下令各路访察核计，但州县把这当作制造弊端的机会，不据实上报，本来就应当断然下令坚决实行：凡是属于官府监办的酒务，允许百姓买扑承办，缴纳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共同支用；收取官营酒务每年的米麦等费用，专门用来供养军队并救济公私，保存、养活百姓，使他们稍稍安定自己的产业，不至于成为盗贼，长久缴纳两税，保存国家大利的根源，这不是很好吗？这样或许可以使民心安定、国家根本稳固。自崇宁以来，朝廷内外创设增添了许多员局，又加上滥行赏赐，冗官蠹弊多得无法胜数，国家由此产生祸乱，至今没有革除，反而更加严重。旧例兵官只有两员，添差却达到七员、八员，还没有停止；旧例监当只有一员，添差却达到四员、五员，还没有停止。其余荒残的州县，百姓都没有了，却先设置官司；凡是旧有员额，一一补足，又有许多不应当差注的人，这对百姓造成的祸害，与盗贼没有不同。考察《春秋》，把百姓看得最重要，大夫次之；考察《孟子》，把百姓看得最尊贵，社稷次之。所以养护百姓，是陛下的职责。希望赶快实行合并裁省，以建武年间的做法为准则；既然不会使百姓困苦，所裁省的官吏，可以让他们居于闲散职位，稍微削减俸禄来供养他们，这样也不会有失职的叹息。这样或许可以使民心安定、国家根本稳固。《立政论》说：君主治理臣下，必须先明确各自的职分，然后政事才能建立。选择忠诚贤能的人作为辅弼，任用他们而不疑虑，这是君主的职责。推荐进用人才，安排他们分布在朝廷内外，赏罚不偏私，这是宰相的职责。唐太宗既然斥退封德彝的邪说，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又下令尚书省各项事务都归属左右丞，并责成二位宰相广泛求取贤人，按照才能任用，这就是把宰相的职分交给宰相。陈平不回答汉文帝关于审决狱讼的询问，自称自己主管的是辅佐天子调理阴阳，于是征召河南守吴公担任廷尉；吴公治理狱讼，天下第一，从这里可以知道他能够使百姓没有冤屈。这就是使九卿各自得到自己的职分。这样政事难道还会不能建立吗？陛下认为宰相不能用非其人的，所以屡次选择任用，可以说尽到了君主的职责。然而政事还没有建立，我私下恐怕陛下交付责任的方式不同于唐太宗，而宰相自任其职又不如陈献侯。坐在政事堂中，接受诉状、裁决诉讼，把精力耗费在文书上；至于进退人才、赏功罚罪，有所没有察觉，就失去了自己的职分，政事又怎么能够建立呢？陛下把各种事务交给六曹的长官裁决，使他们都可以专门上达，完全按照元祐大臣的请求办理；除非是重大事情，不再请示中书，那么中书的事务就简少了。这样以后，专门责成宰相谨慎地选任六曹的长官和副长官，各路帅守、部使者以及上县的令、宰，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政治还不能建立，我从未听说过。又说：三纲是军国政事的根本，是人道赖以建立的依据。三纲端正，国家就以治理为基础而兴盛；三纲沦丧，国家就习惯于混乱而灭亡。《春秋》中，宋国华督有不可赦免的罪恶，齐、鲁、陈、郑四国一同防护他，使他的罪恶得以成功；他们接受贿赂后放他回去，天子不讨伐，方伯不征讨，都是自以为得利。没过多久，陈国发生五父之乱，齐国发生无知之乱，郑国发生子突、亹、仪之乱，鲁国发生叔牙、庆父之乱。几十年之间，四国相继发生悖乱，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这是因为不明白坚冰将至的警戒，不能及早辨识祸患。《春秋》把这些事完备地记在史册上，以说明三纲的重要，作为后世的鉴戒，真是深切而明白。前些时候张邦昌挟持女真，僭越使用帝王名号，又援引契丹拥立晋国的先例，分别派遣使者到各路宣布，直接下达赦令，加倍施行恩赏。推究他的用心，与华督有什么不同？陛下特意施行宽大的典章，只让他在隐蔽处赐死，而没有把他的尸体陈列在市集，朝廷已经失去了刑罚的原则。等到敌军骑兵向南奔驰，皇帝乘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羽事情败露、计谋窘迫，才指称邦昌是金人所拥立，逼迫他至死，竟想借此为自己误国的罪过解脱。

译至于他的宗族，也都任命了官职，这是在诱导乱臣贼子，使他们以作恶为有利可图的事。这正是臧哀伯所说的“百官都仿效他，又还要责罚谁呢”。于是不到一两个月，苗傅、刘正彦就有了[疑字：今将]的心思；他们已经被处以大刑，近臣却还有人上抗章请求为他们洗雪，毫无忌惮。所以近来群盗到处焚烧劫掠，有的官吏还乐于为他们效力，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能不警戒吗？希望特地下达指挥：从前在围城时，有职责应当守御，却看着城墙将要攻破而端坐不去救援的人；有草拟表章，在上面诋毁君父、取悦敌人，并接受敌人妇女的人；有从闲散身份起身，特意出仕伪朝，担任谏省长官的人；有在苗傅、刘正彦公然叛逆时同他们一起建立旌节，并且所任命的制书极力称赞他们的人；以及请求任用邦昌、傅正彦党羽的人。审察他们罪行的轻重，不过几个人，依照法律施行惩处，以端正人心，止息邪说，那么三纲就不至于一起沦丧，军国政事也可以及时建立了。《核实论》说：政事的纲纪，没有比赏罚更大的；而功罪是非，是以毁誉为根本的。必须查明真实和虚假，然后赏罚才会得当。近来下达赦文，推崇仁宗皇帝盛大的德业，准备举行相应的政事，并且想上遵嘉祐年间的制度。我曾经考察其中的大要，关键只在于使直言多次听闻毁誉，然后加以核实罢了。必须从大臣和台谏开始：大臣判定功罪，在上面施行赏罚；台谏议论功罪，在下面掌管毁誉，不可不先加以核实。仁宗皇帝相信王曾的正直，任用吕夷简的才干，最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人先后居于台谏之职，这就是由此核验真伪。因此丁谓虽然凭奸邪掌握国政，最终还是被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寇准虽然因为忠正而被远贬，最终还是得以辨明；范仲淹虽然多次因为直言获罪，欧阳修虽然因为讥刺斥责佞人而招来难以辨明的诽谤，但他们最终都以政事声名流传。这不是邪说不能扰乱毁誉的真实、正直之道得以实行吗？邪说止息，正直之道实行，那么恶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作恶，善人有所凭恃而不恐惧。这就是达到至和、嘉祐之治的原因。前些时候黄潜善、汪伯彦、范宗尹等人广泛援引奸邪之徒，颠倒是非，改变、扰乱名分和事实。谏官郑防攻击李纲，说他有六项不可宽贷的罪行；查验他的奏议却没有依据，考察他的实际作为也没有迹象，不过是捏造文辞、罗织罪名来陷害大臣。当时朝廷竟然相信并执行了这些说法，又用美好的官职激励奖赏他，这是想让他扰乱毁誉的真实而不加核实。言官马伸攻击黄潜善、汪伯彦处置事情违背常理，每举出一件事，必定列出一条证据，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共同看见的，不敢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是说成非。当时朝廷却罢黜他，又把他置于危险的处境加以残害，这是厌恶他扰乱毁誉的真实而不加核实。邪说凭什么能够止息？公正的道理凭什么能够实行？现在郑防虽然已经死了，抚恤礼典却很优厚；马伸虽然有诏命，却没有听说他何时到任。按照《春秋》治理奸邪的原则，不论人还在不在，都一定要施加到本人身上，用来惩罚恶行；奖赏忠良则及于他们的子孙，时间长久也不磨灭，用来劝勉善行。陛下如果一定要继承仁宗的政治，就应当考察是非，彰明赏罚，使天下人知道该惩罚什么、该劝奖什么，又有什么遥远不能做到的呢？《尚志论》说：帝王顺应时势而建立事业，必须先立定志向。想要决定大事，志向却没有先立定，就没有根本，怎么能够成功？靖康年间的臣僚不知道责备、劝谏渊圣，不能坚定地立志，反而急于求得眼前安定和屈辱，在城下订立盟约。这些臣僚本来应当像齐国佐、宋国华元那样，请求联合残余力量，背城决战，发誓拼死力争，即使国家因此灭亡也不肯屈从。当时国势哪里不同于在积薪下面放置火种，而自己却睡在它上面呢？宰相徐处仁仓促进献谄媚之说，认为金兵已经出境，社稷再次安定，这是圣明的德行和勤俭导致上天、人助，于是说今天可以比拟唐尧、虞舜，使君臣都感到荣耀，这样的志向又是多么卑陋啊！所以朝廷上争论纷纷，最终陷入颠沛流离；不到一年，就因而坐失国家。志向如果不能立定，急于处理眼前事务，即使有长远谋略和宏大的议论，也一定会被阻隔而无法施行。陛下从当初发愤，想要消灭敌寇开始，那时亲近左右没有人能够辅佐引导，竟然因循拖延，坐看岁月消磨，国家一天比一天削弱。到如今已经六年了，然而上天用来启发醒悟圣心、使盛德日益增进的安排，以及陛下用来深切惩戒过去、刻意磨砺将来的努力，可以说已经卓然立于万物之上了。希望陛下坚持这个志向，不再改变，又告诫群臣，各自尽到法家、拂士的职责，必定以恢复国土为志。对于中原，只应以奉祀陵寝为志；对于仇敌，只应以扫平为志；对于两宫，只应以迎接恢复为志；对于天下，只应以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以此感动宗庙为志；对于九州的美味，只应以获得它们来奉养父兄为志。这样以后，文武百官、六军将士、万民百姓都会大力响应、等待这一志向，陛下孝敬兄长的责任就尽到了。《正心论》说：心是身体的根本，身体是家庭的根本，家庭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天下的根本。能够端正自己的心，那么朝廷、百官、万民没有不归于正的，安定与治理就由此兴起；不能端正自己的心，那么朝廷、百官、万民都会习惯于不正，危险与混乱就由此产生。然而，心中有所愤怒却不能忍耐，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所贪欲却不能遏止，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所蒙蔽迷惑却不能决断，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所畏惧怯懦却不能自我坚强，就不能保持端正。端正内心的方法，是先使自己的知识达到充分，再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所以君主不能不学习。平定祸乱虽然急在军事事务，但裁决军事事务必定根本在于方寸之心；不学习以求得知识，方寸之心就会混乱，凭什么成就帝王的事业呢？陛下每天亲自阅读典籍制度，广泛考察古今，遵行前代的事迹和前人的言论，本来就在积蓄德性；又经历变故，备尝险阻，外患更加深重，必定没有邪念，内心的至诚一旦发出，就能贯通幽明，本来就有别人不能知道而上天独自知道的地方。希望再选择正直的臣子，让博闻多识、有智慧谋略、敢于直言的人置身左右，日夜同他们讨论，以便完全安定自己的心志，使上位者成为表率而归于正，那么内外远近就会各自归于正道，还有什么混乱不能止息呢？《养气论》说：凡是用兵的胜负，取决于军队的强弱；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将帅的勇敢或怯懦；将帅的勇怯，又取决于君主所养成的气势，是正直还是邪曲。君主是任用将帅的人，用正直来养气，反躬自问而理直气壮，就是孟子所说的“约”，也是狐偃所说的“壮”；气壮就强。

译用邪曲来防止气势，反躬自问而理亏，就像孟子所说的“馁”，也是狐偃所说的“老”；气老就弱。纣王的军队多如树林，周武王列举他不奉事宗庙、残害虐待进谏辅臣的罪行，于是商朝理亏而周朝正直，所以周朝取胜；项羽威势震动天下，汉高祖列举他杀害义帝的十项罪行，于是楚国理亏而汉朝正直，所以汉朝取胜。凡是正直与邪曲，是兵家最重要的原则，也是取得胜利的先机。金人兴兵，理亏也十分严重。陛下是上皇的儿子、孝慈皇帝的弟弟，自从大元帅入宫登上帝位以来，近年来能够勤勉听政，追赏直士，起用敢于直言的人，声誉传布四方，可以说是正直了。以正直对抗邪曲，胜负其实已经分明；中国士气本来不应等到击鼓就会自行振作。然而敌军每次行动，四方就震恐惊惧，奔走逃避，没有人能够与他们抗衡，这是因为还没有以兵家的谋略说明取胜的先机。如今想使人人都知道敌人理亏、我们正直，以此振作他们衰败不振的气势，还在于陛下更加努力行善，进一步更新自己的德行，使人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责的邪曲过失，那么守御时的刚正之气就可以充塞天地之间，震慑敌人的怒气就可以安定天下。将帅一定会听命而不敢骄横，军队一定会畏惧威严而不敢懈怠；不用等到与敌人交战接刃，百战百胜的谋算已经在九重宫中决定了。《宏度论》说：君主应当以天下为尺度，光明应当与日月相配，不能只照耀私人；德行应当与天地相配，不能只为私人覆盖承载；所喜爱的人应当依循王道，不能因为私人的功劳而行赏；所厌恶的人也应当依循王道，不能因为个人的愤怒而施刑。喜怒应当发作得合乎节度，和气充盈流行，万物因此生长，所以能够治理自己的情感，君主之道也就完备了。然而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为严重；克制自己以后才可以治理愤怒，顺应事理以后才可以忘掉愤怒。《书》说：“一定要忍耐，事情才会成功。”这就是治理愤怒、不把怒气迁移到别处的方法。所谓忍，是隐藏忍耐而不发作；所谓迁，是从这件事迁移到另一件事。能够隐藏忍耐而不迁怒，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汉高帝能够忍住对过去有仇怨的人，封雍齿为侯；能够忍住对自己多次困辱的人，赦免季布；能够忍住对自己屡次比作桀、纣的人，任用周昌。至于丁公曾在危难中放过他，可以说有使他再生的恩德了；但他即位后仍把丁公斩杀，像这样不因私人的功劳而赏赐，所以能够在将近五年内成就帝业。陛下圣明的气度空灵明彻，天心广大，本来就应当不因私人的欢喜而亲近谄媚奸佞之人，也应当不因私人的愤怒而疏远正直之士。朝廷内外百官中，有迷误国家、贻误朝廷，罪恶显著、众人都指斥而不能掩盖的人，即使有私人的功劳，也希望陛下和众人一起弃绝他，不要让他侥幸免罪，以致天下产生疑惑。其中有怀抱忠心、坚守正道，敢于冒犯君颜、进逆耳之言，得到公论归向而不能掩盖的人，即使遭受诽谤，也希望陛下和士大夫共同承担，不要让他们退居穷困之处，以致失去天下人的心。这样，赏赐一定得当，就叫作天命；惩罚一定得当，就叫作上天的讨伐。施加在一个人身上，却能使千万人既喜悦又敬畏。《宽隐论》说：自古以来，创业兴盛、使宏大事业增光的君主，给予臣下恩惠礼遇虽然大体相同，但崇高严厉的威势常常施加在披甲执兵、充当爪牙的人身上，用来挫折他们骄横强悍、难以驾驭的气势；柔和谦逊、屈己下礼的态度则一定施加于隐居山林的士人，用来砥砺他们廉洁安静、无所求取的操守，这样才能驾驭人才，端正风俗。所以汉高祖的威势施行于暴秦、强楚，却不施行于商山四皓；世宗的威势施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以及陇蜀诸主，却不施行于严光、周党。只有公孙述能够把威势施加于李业等人，却不能施加于吴汉。这是什么原因呢？威势有应当施加的对象，权势也有可以屈服的对象。对应该施加的人施加威势，以此树立威严就会强盛；对可以屈己的人屈己，以此忘掉权势就会昌盛。违背这个道理的人，很难免于祸乱灭亡。陛下多次下诏，详细征召遗逸之士，但群臣中有人不能敬谨承受您的美意。凡是宣召的人，有的没有到来；不推究实际情况，就肆意诽谤，认为他们违背君主的命令，违背“召唤而不等候车驾”的义理，给他们加上傲慢怠惰的名声，还想加上不恭敬的罪名。即使陛下宽容，不听从这种说法，可是侍从、近臣不献上忠言奇策，使陛下受到感动、振扬天威、消灭强敌，反而只请求把这种威势施加在患病退隐的臣子身上，他们的用意在哪里呢？被召却不来的人，难道是喜欢贫贱而厌恶富贵吗？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如果听任他们所守持的志节，对下可以保全隐居的操守，对上可以显示喜好善人的美德，双方都得到好处。四月八日颁下的赦书，开头就想上遵仁宗的法度。我谨按康定年间的旧事，当时曾经以馆阁职务征召张俞，他推辞不接受，直到四五次都是如此；后来又以修起居注的职位任用王安石，他推辞不接受，直到八九次，朝廷都听从他们的意愿，又优厚奖赏他们来激励风俗，从未施加雷霆般的威势；但纲纪并没有因此不能建立，命令也没有因此不能实行。威势施加于西方，元昊就臣服；威势施加于北方，王则就被削平；威势施加于南方，智高就被扫荡。对隐士柔和谦逊、屈己相待，德行就更加隆盛；对四方边远地区刚强制胜、伸张威势，威名就更加震动。这可以说是懂得如何使用威势了，这正是应当遵循的做法。希望特地下诏，重申这一原则：凡是被召而不能赴任的人，都听从他们的意愿，不要强行逼迫。只应把威刑施加在外部，暴露威势于戎狄；在内部扫除贪婪残暴的盗贼，以及凶悍骄横、不可驾驭的将领；用这种办法止息邪说，那么天下就会归心，治理之道也就成功了。文章反复论述得十分详尽，这只是其中的大意。奏论送入后，皇上立即命令再次派使者催促征召；使者还没有到，皇上又授予他给事中的职位。绍兴二年七月，他入朝在临安行在所应对，皇上说：“听闻卿的大名，渴望与你相见，为什么多次召你都不来？”胡公拜了两拜，辞谢后进言说：“我听说保全国家必须先确定谋略，确定谋略必须先确定都城。建立都城、选择地点，必须先设置险要；设置险要、划分疆土，必须先遵循制度；制定国家的守御之策，必须先体恤百姓。国家拥有这些百姓，就像人拥有元气一样，不可不加以体恤。铲除乱贼，选择县令，减轻赋税征敛，改革弊法，裁省官吏，都是体恤百姓的事情，应当实行。这些是有道理的，必须先建立政治。建立政治有其常法，必须先核实事实。核实事实，就是使是非毁誉各自不扰乱真实；这是达到治理的重大关键。是非得到核实以后赏罚才会得当，赏罚得当以后号令才会实行；人心顺从，只听从上面的命令，用来守御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胜利，用来进攻就能使敌人服从，天下也就安定了。”

译然而能否达到这一点，只在于君主的志向崇尚什么。崇尚志向，是用来建立根本；端正内心，是用来决断事务；培养气势，是用来制服敌人；扩大器度，是用来任用人才；宽和对待隐士，是用来彰明德行。具备这五点，帝王的本领就完备了。请求把《核实论》等十六篇进呈，交给宰臣斟酌施行。皇上慰劳询问得十分优厚，胡公退下后就任职。过了十天，他又因病入见，恳切请求离职。皇上说：“听说卿深通《春秋》，我正想同你讲论。”于是把《左氏传》交给胡公，让他加以分章断句、订正字音。胡公上奏说：“《春秋》是仲尼亲手写成的，门人高弟连一个字也没有添加，实在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典；它见于具体行事，不是空泛言论可以相比的。义理精微，旨趣深奥，尤其难以窥测。如今正思考如何救济艰难，怎么适宜虚耗光阴，沉迷于玩味文辞呢？尤其是《左氏传》所载师春等人的记载，以及各国交兵的曲折情况，尚且涉及繁琐细碎之事，何况其他内容呢？陛下如果一定想削平僭越暴虐之人，收复国土，使乱臣贼子恐惧而不敢作乱，不如把心思专注于仲尼的经典，那么君临天下的方法全都在其中了。”皇上称善。八月一日，胡公在转对时上奏说：“臣扶病来到朝廷，充任琐闼之臣，也已经满一个月了；所读的文书，大多是臣民的章疏、升降和资给之事，涉及细微末节，少有可以评论驳正的地方，白白度过时刻，惭愧已经满面。” 他又详细论述确定谋略、建立都城、设置险要三件事。皇上不久命令授予胡公兼任侍读，专门讲授《春秋》。当时讲官有四人，他们援引旧例，请求每人专门讲一部经书。皇上说：“其他人通晓经书，哪里能和胡某相比？”不许。胡公请求到外地编纂成书，仰备皇上阅读，不敢担当讲席。奏章再次上呈，皇上不准。在最终辞谢的奏章还没有送出之前，皇上下诏任命故相朱胜非兼任都督，统辖江、淮、荆、浙各路军事。胡公上奏说：“谨按朱胜非曾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和，终于导致皇上渡江，至今人心追恨不忘。皇上向南巡行时仓皇失措，国势危急。凡是下达诏令，都应当以至公为根本，以收拾溃散的人心，希望安定皇上的行止。可是当时却称颂尊崇张邦昌，和金国结好，许诺他的子孙都可以录用叙官，使三纲沦灭，天下愤懑。若说事情是黄潜善造成的，朱胜非事先并不知道这件大事，那也可以宽容他吗？等到他位居宰司，苗傅、刘正彦公然叛逆时，他贪生苟容，使君父受到侮辱。因此七月八日的圣旨说，他既然承担国家重任，却不能保卫社稷、遏止凶邪，不如欧阳修所称断臂妇人的节操；责词又说：凶恶的意图已经实行，却援引唐襄王的旧事；叛逆的谋划先已确定，又共同推举晋太后的旧闻。” 对于君主，难道还可以把责任转移给国家吗？由此观察朱胜非，他是忠是邪、是贤是庸，完全可以看清了。如今强敌欺凌，叛臣毫无顾忌，沿江都督是天下最重要的任用，任用得失关系国家安危。我深深担心朱胜非向上误了国家大计。朱胜非改任侍读，被召赴行在。左相吕颐浩认为胡公既然已经上疏论列，就不再经过胡公，便命检正官黄龟年书写施行。胡公上奏说：由于臣愚昧浅陋，致使朝廷任用失当，侵扰紊乱官制，毁坏纲纪。孟子说：“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自己的职分就应离去。”臣任职获罪已经五十天，丝毫没有补益，既然失去了职分，应该离去是很明白的。何况朱胜非是臣所论列的人，如今朝廷却称说朱胜非在苗傅、刘正彦之时能够调护圣上身体，这与从前诏书责词所说的是非完全相反。过去公羊氏把祭仲废君说成是权宜行事，先儒竭力排斥这种说法，因为权宜的废立，不是可以施用于君父的事情。《春秋》的大法对此尤其谨慎。自建炎改元以来，凡是失节的人不但释放而不追问，反而加以升擢，习俗已经形成，这对君父极为不利。臣蒙受圣上嘉奖，正准备以《春秋》入侍，却要和朱胜非同列，这是违背经典训诫的。如果贪恋禄位，不顾旷废职守，即使臣不知羞耻，天下公论又会怎样说呢？” 起初吕颐浩担任江上都督回到朝廷，想要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却没有找到办法。他经过姑苏时，太守席益对他说：“把他指为朋党就可以了；但朋党的首领在琐闼，应当先除掉他。”吕颐浩非常高兴，极力引荐朱胜非作为助力，又下诏说：“胡某多次被召却傲慢不来，如今才来到朝廷，又多次提出请求。起初说朱胜非不可任为同都督，后来改命为经筵官，又认为这样不对，难道不是因为时势正艰难，不肯献身尽力，却想寻找微小罪过来离去吗？他为自己谋划倒是很好。百官都在仿效他。国家大计又怎么办呢？”于是降职为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这确实是八月二十一日的事。这天晚上彗星出现在东南方。右相秦桧三次上章请求留下胡公，没有得到答复，便解下相印离职。侍御史江跻上疏极力说朱胜非不可任用、胡公不应获罪。右司谏吴表臣上疏说：“胡某扶病入朝见君，也想实行自己所学；如今无故获罪离去，不是用来向天下显示的做法。”这些奏章都被搁置不理。吕颐浩随即排斥、根除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以及江跻等二十多人，说这是应合天变、除旧布新的意思，结果台省官员几乎全被排空。朱胜非于是担任宰相。胡公登上船，渐渐逆流航行了三天。后来航行到衢梁，他访求医生，停留了二十多天；到了丰城寓居，又过了半年，才渡过南江向西而行，在衡岳休息，买山建屋，取名为书堂，作为终老的打算。寅被召入朝，胡公告诫他说：“凡是出仕立身、侍奉君主，根本应当出于我至诚恳切、忧国爱君、救济百姓、利惠万物的心；立身于人的朝廷，不可以有丝毫私意。议论和施行，辞受、取舍，进退、去就，都应当根据自己的见解，让义理在上面实行，不要欺骗自己。因此即使面对可以冒犯至诚之心的事情，也不能动摇；没有至诚之心的人，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感动他。对于善人君子，我要信任、尊重他们而不轻慢；对于恶人小人，我要怜悯他们而不憎恨。天下的事情如同一家人；像陈仲举对待庾甫、桓温节制苏峻一样，都怀有愤恨疾恶的心，所以造成错误。诸葛武侯的心如同明镜，不因私情而有所好恶，所以黄皓安于卑贱而不辞退，李平、廖立甘于废黜而不怨恨；马谡入幕成为上宾，但仍流泪杀了他，毫不宽释。孔明的这种心，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看胡公在家中用来告诫儿子的内容如此，就可以知道他自己奉行的原则了。”河南尹尹焞听到胡公进退的事情，大致对人说：“这个人可以说是闻道而能实行的人了。”

译翰林徐俯侍读《春秋》，推荐胡公说：“道术有所归宿，公论也归向他，臣不敢埋没贤才而不报告。”起初王荆公用字义来训释经义，自称发现了千圣一贯的奥妙；但认为《春秋》不能用偏旁部画来解释，于是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将它废弃，不列入学官所教的经书。到了崇宁年间，禁令更加严酷。胡公从年轻时就留心这部经书，常说：“先圣亲手删定的著作，竟然使君主不能听到讲解，学士不能互相传习；乱人伦、灭义理，用夷狄改变华夏，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吗？”于是他潜心用力，广泛征引先儒，即使是一条适当的义理、一句有价值的话，也没有不采录的。丙申年，他最初得到伊川先生所作的《传》，其中有十多条大义，与自己的见解像符节相合；胡公更加自信，研究、穷究、玩味、探索了二十多年，认为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在《春秋》中具备的，感叹说：“这是传授圣人心法的要典啊！”他阐明克制自己、修养德性的办法，说明尊敬君父、讨伐乱贼、保存天理、端正人心的道理，必定反复书写，多次申说，恳切而详尽。于是圣人的宏大规范和重大作用，就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读来玩味，明白地契合于人心。翰林朱震长期跟随胡公学习，当时正在侍讲这部经书，想看看胡公所著的书。胡公说：“这是我最初的学习心得。我用功十年，遍览各家，想多方求取、广泛采纳以窥见精妙，可是得到的不过是糟粕罢了。又过了十年，时常有所省悟，于是汇集各家传注，附上自己的说法，仍然不敢认为已经得到真义；又过了五年，过去舍弃的有时取用，过去取用的有时舍弃，自己所说而心中不能认可的地方仍然很多。又过了五年，书将要写成，旧说中能够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到现在又过了两年，所学习的似乎更加明察，所达到的似乎更加深厚，这才知道圣人的教诲更加无穷，确实不是言论所能穷尽的。如今幸逢圣上笃好此学，应当以正学进言，不应当曲从邪学来迎合世俗，你要勉力去做。先儒有“制作以等待圣明的汉代”的话，能够不被排斥讥笑，几乎是很少有的事。绍兴五年二月，授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公以自己被排斥三年、尚未能少犯过错为辞，不敢接受。又授予次对的职位；他不熟悉吏事，年老而病重，不能承担共同治理政事的托付。诏书说：“胡某是经筵旧臣，以疾病为由辞去知州，朕更加怜悯他的劳苦，可以特许他的请求，差遣他提举江州太平观，命令他编纂修订所著《春秋传》，等书成后进呈，以符合朕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心意；仍然供给吏员、史官、笔墨纸札，责成他迅速进呈。”胡公曾经说，宫观职务的设置，本来是用来养老优待贤人的；不是因为辞职不愿接受，也不是没有受到谴责就不愿接受。到了这次授职，他才谢恩说：“谨慎修订有用的文章，稍稍报答没有功劳而得到的俸禄。”于是亲自制定工程次序，再次加以订正，然后抄写缮录，奏进御览，共有十多万字。皇上多次在近臣面前称道，说其中深得圣人的教诲，不是各位儒者所能达到的。授予他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委托潭州守臣按照礼节送行。金国的文书用疾置驿马传送召令，速度很快。宰相因为事情不是由自己发出，言语中流露出不满。谏官陈公辅正在上疏极力诋毁程氏，胡公上奏说：“臣有幸参与侍从之职，任次对官，虽然被疾病缠身，尚且窃居祠宫职务；如果有所见闻，自然应当论奏。臣伏见元祐初年，宰臣司马光、吕公著急于求得人才，首先推荐河南处士程颐，说他一定忠诚守信，举动都遵循礼义，实在是儒者中的高士、圣明时代的逸民，请求加以征召，破格提拔，以作为士人表率，补益风俗，于是程颐从平民身份越级进入讲筵。谏臣朱光廷等人又上奏说，程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有制定礼乐的才能，实在是上天为民间造就的先觉者，是圣代真正的儒者。这样看来，程颐被当时了解已经十分充分了。自从程颐主管劝讲以来，他不专门辨析词语、解释文义，而是用来积聚自己的诚意、感通圣心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外人能够听闻的。等到他任官而行事，举动一定遵循礼；奉身离去，进退一定合乎义。他修身、行事以及遵守法度规矩准则的地方，独自超出各位儒者之上，门人和高足弟子没有谁能够继承。即使崇宁年间曲意加以防禁，学者尊奉他的学说也不能遏止。近年程颐的门人逐渐得到进用，而士大夫中有志于利禄的人口头诵说他的学说，自我标榜很高，有的甚至借助诏令文辞，妄加褒扬借重，纷纷混淆，不能分辨真伪，有识者对此忧虑。学士大夫结党互相非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大概安于王氏学说的人不肯立即改变，而传道伊洛之学的人又多半失去了它的真传，无法使人心服，所以发言的人更加诋毁讥刺。不能辨别真伪，就都想屏弃断绝，这已经过分了；又牵连到程颐，不也是应该的吗？他们说：“圣人垂下训诫，没有不是中庸的。”这话是对的。然而中庸的意义已经失传很久了，自从程颢、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以后，才知道中庸是可以思考而得到的；否则有人就会说，高明是用来独善自身的，中庸是用来应接外物的，把根本与末端、上与下分成两条道路，那么它的意义就更加不明了。又说：“士大夫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这话也是对的。然而孔孟之道失传已久，自从程氏兄弟开始阐明以后，才知道孔孟之道是可以学习而达到的。否则，有人就会把各经、《语》《孟》的书籍只当作满足口头耳听、求取利禄的工具，更加找不到进入圣学的门径。如今想让学者实行中庸、以孔孟为老师，却禁止他们学习程颐，这就像想把人领进屋子，却不许他从门进入。程颐论《易》，是由义理说明卦象，从而知道体与用同出一源；论《春秋》，是把义理落实在具体事行中，从而知道圣人的重大作用；论各经和《语》《孟》，则阐发其中的精微训诫，来指示求仁的方法和入德的次序。既然如此，狂妄怪诞的话、淫邪的学说、浅陋的比喻，难道是他的文章吗？考察程颐的操行，他以行为接触外物，忠诚感动州里；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孝悌显现在家庭；辞受取舍如果不合道义，哪怕一丝一毫也不取不与，即使有人给他千钟俸禄，他也一定不会顾惜；其余方面也不过和常人相同。既然如此，头戴幅巾、身穿大袖、昂首阔步，难道是他的操行吗？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都以道学德行闻名当世，是公卿大夫所敬仰、爱慕并奉为老师的人。适逢王安石执政，又加上蔡京掌权，曲意排斥压抑他们，使他们的道学不能实行，实在十分可惜。希望下令礼官讨论旧例，给这四人加上封号，载入祭祀典籍，和荀子、扬雄、韩愈相提并论；仍然诏令馆阁搜集他们遗留下来的书籍，委派官员校订，选取精要施行，便于学者传习，辅翼圣贤经典，使邪说之人不能乘隙而起，那么天下的道术就确定了，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奏章送入后，沉溺于王氏之学的人便纷纷喧嚷起来。公辅以及中丞周柲、侍御史石公揆迎合宰相的意旨，称胡公学术偏僻，操行不修，交相上章弹劾，于是授他为永州知州。胡公辞谢，又授为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了很久，那些进言的人都获罪遭贬斥，朝廷授胡公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三百疋两。胡公辞谢，诏书说：“朕怜悯邪说欺诬百姓，害怕斯文坠地，所以广泛寻求博学硕儒，命令编纂修订。卿阐发了先圣心要中尚未流传的内容，洞察天人之间深奥的关窍，阐明圣师独到的判断，广泛陈述治乱的权衡，使朕能够在上方获得奏札，旋即在乙夜阅览这些书稿。往来承顺朕意，不要再坚决辞谢。”胡公常常想到故乡宗族贫困，不能自给；接受这次赏赐后，立即交给侄孙宪，让他在祖屋旁买田，按时修治祭祀曾祖、高祖的坟墓，并施惠于亲属，依照亲疏区别对待。胡公奉诏编修时，虽寒暑交替也没有稍有懈怠，竭尽精力和心思，几乎忘了睡眠饮食，疾病于是日益加重。到这时，他上章请求退职，于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在书堂正寝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遗表送达皇帝得知后，诏令追赠四级官阶，赙赠银、绢二百疋两。胡公积累官阶至朝奉郎，靖康年间登极覃恩时转为朝散郎，致仕时转为朝请郎，到这时追赠左朝议大夫。后来又降诏抚恤说：“胡某阐明《春秋》的义理，彰显一王的大法；正准备召用他，却突然听说他已经去世。特赐银、绢三百疋两，命本路转运司办理葬事，并赐田十顷以资助他的孤儿，其他人不得援引此例。” 公卿大夫和士人无不为此时局哀叹痛悼，写成文章祭奠胡公并为他的葬礼作挽诗，惋惜胡公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不能辅佐天子完成拨乱反正的功业。胡公见到善事一定去做，做了就一定求得成功；知道是恶事一定铲除，铲除就一定连根拔掉。他勤学力行，以圣人为目标。初次登科时与同年聚会，只略微饮酒；从此终身饮酒不过量。他曾经喜欢下棋，有人对他说：“取得一次科第，事业就这样结束了吗？”于是终身不再下棋。他任太学官时，同僚替他谋划买妾，已经占卜过姓氏了，他叹道：“我的双亲还等着我奉养，却在千里之外，我怎么能做这种事？”也终身不再买妾。他奉使湘中时，出巡所属州县，经过衡山脚下，喜爱它雄伟秀丽，想登山游览，已经命人准备出行，忽然又停下说：“这不属于职事范围。”后来双亲想去游览，他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中大夫和夫人高兴地说：“你这样周密谨慎，我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晚年住在山下五年，最终也没有出去。他一生不喜欢靠近城市，寄居时一定选择幽深安静的地方；遇到佳树清流，就拄杖拂石，徘徊一阵才离去。他的风度凝重而高远，超然于尘俗之外，把天下万物看得没有一件足以扰乱自己的内心。凡是说话必有教益，行动必有法度。闲居独处时，他从未显出懈怠的容态和怠慢的脸色，尤其谨慎于细小的行为。《麟经》以外，《论语》《孟子》《易经》《诗经》《尚书》《中庸》《资治通鉴》，周而复始地阅读，到老仍勤勉不懈，常常不认为自己已经满足。每当子弟来定省，他一定询问他们所学习的功课。回答合意，他便说：“士人应当立志成为圣人，不要面对深渊却把浅处当作高处。”回答不合意，他便皱眉说：“光阴流逝可惜，不要成为小人一类。”亲戚中的后辈遇到艰难困苦，他只勉励他们进德修业，使他们受到触动、忍耐性情，而不施以小恩小惠。士人来请教学习，他教导的大体原则是：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根本，以致知为穷究事理的门径，以主敬为持守涵养的方法。开始启发指示，必定适合对方的才质；训诫勉励、救治补救，必定针对对方的毛病。他常诵曾子的话：“君子用德行爱人，小人用姑息迁就爱人。”所以从未用言辞和脸色欺骗、敷衍别人。近世士风竞相奔走钻营，只顾求谒请托。胡公在琐闱任职时，虽身患虚弱之病，接待来人却从不厌倦。他根据来人的品秩和经历，询问各地的利弊，在容貌、脸色、言辞、声气之间消除人的贪鄙念头。有人想开口请托，他一定忘了自己本来要说什么而离去。壮年时曾读佛教书籍，也曾同禅客交谈，后来便完全屏绝了。他答赣川曾几的信说：“穷究事理、尽明本性，才是圣门的事业。逐一考察万物，是知理的开始；用一个根本贯通一切，是知理的极致。无所不在的是理，无所不具的是心。逐一考察万物，辗转归结到自己身上，那么心与理就不会昏昧。所以知道循理而行的是士人。万物之理都具备于自身，反身而诚实，那么心与理就不会相违。所以乐于循理而行的是君子。天理与德相合，四时与秩序相合，那么心与理合为一体，就没有必要再说循理而行了。所以用一贯通一切的是圣人。你把四端、五典在每件事情上加以扩充，也仍然免不了逐一考察万物，这还不是一贯之道的要旨。这就像不抬脚便想登上泰山，也像佛教所说不凭借证悟修行便妄谈觉悟境界。四端本来就不是从外界灌输而来，五典是上天所叙定的伦常，不可违背。在人身上，它就是一颗心；在事物上，它就是一个理。扩充四端，可以成就本性；敦厚五典，可以尽伦。性成而伦尽，这才是不二的境界。学佛的人，言论上想一听便悟，行为上想一下子直入，纵然有这样的道理，也必定没有这样的人。舜可以说是上上根器了，然而仍然喜好询问，仍然考察言语，仍然从众人那里取其善处；听到就立即实行，像决开江河一样，这才与常人不同。” 如今凭中等才质想了结这件事，如果不依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来求取，那么又和只谈论饮食却想治疗饥渴有什么不同呢？佛教虽然有了心的说法，然而它之所以不能真正了悟，是因为不先穷究事理，反而把理当作障碍，只求在作用处取得见解，完全不追究究竟。因为把理当作障碍而求取见解，所以穷究高深、推到极大，却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处；失去立足之处，就会迷惑别人。因此没有地方用来尊崇自己的德性，最终流荡逃遁，无法追问。因为在作用处完全不深究，所以接触事物、处理事务时颠倒错乱，不能经受检验。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开始，以穷理为要领。知识达到极致，理得以明白，本心不再昏昧，就像太阳正当中天，万象全部显现；于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再疑惑，内外相合。因此从修养自身直到治理天下国家，没有处置不恰当的地方。你又说：四端五典是心的生灭。有一种说法认为，自己作为根本、自身作为根源，自古以来本来就固有。所谓自己作为根本、自身作为根源、自古固有的，正是生灭之心；不生不灭的是心的本体，时起时灭的是心的作用。体用同源，显明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能够操持而使它常存的人，动时也存在，静时也存在。即使一百次生起、一百次灭去，心也本来自若。”

译放任心而不知道求取的人，静时也亡失，动时也亡失。闲居独处，就像把马拴住停在那里一样；事情来到、外物出现，看见也如同没看见，听见也如同没听见。因此善于学习的人，行动时也考察，安静时也考察，没有任何时候不考察。用敬来持守，用和来涵养；事情来到、外物出现，便随着感应而回应。闲居独处时，也不让精神驰散，不必特意说要使自己精明以等待事物到来。你又说：扩充良知良能而达到极致，与宗门的精妙要旨两不相妨，为什么一定要舍弃那一边而取这一边？这不是我所敢知道的。所谓良知，是不用思虑便能知道；所谓良能，是不用学习便能做到，这就是爱亲敬长的本心。儒者把它扩充开来，推及天下，建立万世的大经。经义端正，百姓就会兴起；邪恶和奸邪就会平息。佛教却把这看作前尘和妄想，摧毁根本，灭绝人伦，正好相反。却说两者不相妨碍，这是什么道理？孔子说：道路不同，不能相互谋划。最可厌恶的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善于学习的君子，应当谨慎选择所取法的对象。胡公精于见识，记忆力很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但同人谈论时，语气温和，言辞简洁，仿佛内心空无所有，所以从未在人前失态，也从未对人失言。出仕或退处、任职久或速，都是依据道、守着义，实行内心所安。想出仕时，不是因为别人劝勉；想离去时，也无法挽留。朱震被召入朝，询问出仕和退处的适宜。胡公说：“你学习《易》二十年，到了形成自己的学说时，这件事本来就应当预先确定了。世间只有讲学论政，应当恳切地询问探究；至于立身处世的大体，以及出仕退处、言语沉默的关节，就像人饮食时对饥饱寒温的感受，必须自己斟酌，不能让别人替你决定，也不是别人所能决定的。我的出仕和退处，自崇宁以来，都是内心自行决定的。即使定夫、显道等长辈，也不曾拿这件事去同他们谋议，后来也很少后悔。浮世的利禄名声，真像蠓虫从眼前飞过，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定夫是胡公酢，显道是谢公良佐。他们和杨公中立都是程门的高弟。胡公出使湖北时，杨中立还任府教授，谢良佐任应城县令。胡公有疑义便去访道，对他们礼敬非常恭谨。他们来见胡公后离去时，胡公一定端正持笏，肃立目送；僚属惊异，官吏百姓也都抬头观看。邹公浩听说后，感叹道：“将军面向北方，率领军队向敌人投降，这件事在人间已经沉寂很久了。”谢公曾对朱震说：“胡康侯正像隆冬严雪之时，百草枯萎死亡，而松柏挺立独秀。” 除同游的三位君子之外，河清刘奕字君曼、开封向子韶字和卿、赣上曾开字天启、荆南唐恕字处厚以及朱震字子发，都是同胡公情义最深厚的人。他又曾说：“天下四海之内，精神相交的只有君曼一人，而且称赞他有宰相之才。”平日谈论古人，从两汉以后，便以诸葛武侯为首；本朝的卿相，则以李文靖、韩忠献为最突出的人物，说话一定称道他们。他常对求学者说：“学习的功效，在于能够改变人的气质。”胡公本性刚强急躁，到了老年，气度却冲和淡泊，容貌雍容肃穆，仿佛没有喜怒；既显得和悦快乐，又有一种刚毅而不可侵犯的气象。远望他有严肃威严，亲近他却使人感到温暖可亲。年纪渐高，又加上疾病，仍然谨守礼节，同平日没有不同。每年酿酒一斛，供家庙祭祀享用。制作曲蘖，治理糯米，清洁器皿，节制齐整数量，没有一项不亲自察看。祭祀时，他沐浴后穿盛服，率领子孙和各房妇女分别办理各项事务。正祭祀时恭敬，祭祀完毕必定哀伤。仪容整肃急切，好像祖先亲自降临。礼成后置酒五行，分赐胙肉给内外亲属；即使处于乱离迁徙之中，衣食有时也不能供应，奉祀先祖却从未缺少。从年轻到老年，饮食从不超过两种菜肴。” 疾病期间正逢大旱，居处偏僻寂静，膳食无法送来。子弟有人请求稍微搬近城郭，以便取得药物和食物，胡公说：“死生有命，难道能因为口腹身体而改变不可估量的生命吗？”他亲自在漳水边耕作二十多年，靠这些田产度过岁月，却一旦被盗寇毁掉；听到这件事时，他脸色没有变化，好像从未在其中辛勤劳作过。只有问到祖坟时，才泪流满面。即使屡次迁徙、一贫如洗，取舍一丝一毫，也一定以义来衡量；饿了却得不到食物，冷了却得不到衣服。从登第到休致，共四十年，实际在官任职不满六年。虽多次因罪被罢去官职，他爱君之心却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深厚。每次被召，便把家事放在一边不问，有时整夜不睡，心中所想的是使天下安宁、救济困苦；艰难之中听到中原沦陷、百姓受苦，就像疾病疼痛切身一样。然而他的仕宦之情如同寄托，道不同便立即离去。侯无可的孙子冲良，很有祖父的风范，说话一定称道二程先生，其他人没有一个得到他的认可。后来到了漳水边，观察胡公的言行，日久月深，不觉叹服。他对同道说：“我以为志向在天下、把不义的富贵看得真如浮云的人，只有二位先生；没想到又有这样一个人。”他平常穿的衣服洗涤缝补，有的竟穿了二三十年；每年未必随着损耗添制新衣，远行也带着这些旧衣服。” 他对弟子们说：“不能让你们将来有仓促之间来不及办理后事的忧虑。”年满六十岁后，就命人制作束身用的椑棺，亲自量定尺寸，每年上一次漆。得病不能读书时，命儿子宏取出《春秋说》在面前诵读，间或开颜一笑。当时结庐尚未完工，他只告诫宏说：“应当赶快营建家庙；如果在寝室祭祀，是不合礼的。”两个弟弟来问疾，他哭泣着抚摸他们。至于几个儿子，他便端正神色说：“侍奉兄长，友爱弟弟。”说完不再讲话。他淡泊而顺从自然，入殓时穿深衣，不采用浮屠教的仪式，这些都是他预先安排的遗命。起初娶李氏，继室王氏，都追赠为令人。有三个儿子：长子寅，左奉议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次子宁，右承务郎、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幼子宏，右承务郎。女儿申，嫁给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向沈；向沈的父亲就是和卿。孙子大原，右承务郎。胡公去世五年以后，才生下大经、大常、大本、大壮。大时，胡公年轻时曾有建功立业、以文章名传后世的意愿；后来专心致志于天人性命之学，便不再写作。因此，他在召试辞免的奏章中说：“年轻时学习文艺，不能称得上辞语精妙。”

译晚年舍弃华丽的文辞，只取足以阐明义理的文字。既已觉悟到从前的错误，便不再保留其他习气。文集十五卷，都是不得已而应酬写作的文章，华靡而无益，连一句也没有涉及真正的道理。他常忧虑史传浩繁博杂，学者不知道纲要，而司马公编年纂成的《资治通鉴》，正文叙述过于详细，目录首尾又不完备。晚年撰写《举要》，历时八十卷，打算使它处于详略适中的程度。然而其中还有重复和遗漏之处，他料想司马公正要从事删削，入朝掌管宰辅之职，不久却死在任上，未能把它编成完整的书。于是大略采用《春秋》的体例，依照三部书修成一百卷，命名为《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亲自作序，以发扬司马公忠于君父、考察古事以谋求治理的意旨。几个遗孤在那年九月一日把他葬在潭州湘潭县龙穴山，令人王氏附葬。臣下建言说，胡公在蔡氏专权时，弃官不仕，回家奉养父母，在父母身边没有违逆之事；靖康、绍兴年间出入宫禁，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正当《春秋》大禁之时，他慨然忧虑世事，心中没有其他念头。穷究源流，阐发奥义，学问终于显明流行，其功劳不在先儒之下。从前有人只有一项节操值得称道，尚且还要为他褒美赐谥，列入史传。” 何况像胡公这样，孝顺父母，忠于君主，好学不倦，身死而言论得以确立，难道可以不修饰他的身后名声吗？诏书下达后，礼官议定，礼部和太常官员共同议论说：“谨按谥法，‘道德博文’称为‘文’，‘纯行不差’称为‘定’。请赐谥为文定。”制书说：“朕怜悯士大夫身居高爵厚禄却轻视礼义，崇尚权势却鄙薄廉耻；祸乱败亡的端由，正是由此而来。唯有我的近臣，至死守持善道，实行仁、体守义，年老而志行不衰；生前声名显著，死后留下美德。对于这样的褒扬抚恤，难道可以受常规限制吗？具官某，以名闻当世的杰出才华，探究千载不传的学问，穷究《春秋》的奥妙，续接先圣微言，旁通诸经，网罗百家，优游涵泳，深厚充足，久已自得其道，不会被势利改变，不会被威武屈服。近代以来，这样的人只有数位。因此用以成就尊崇名号的意义，扩大崇尚德行的风气，用来训诫后人，表明我的志向。凡是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希望能够继承他。可以赐谥号为‘文定’，这是非常规的恩典。”绍兴十九年郊祀恩典时，追赠左大中大夫。胡公的道学广大博厚，浑然深邃而没有边际。我追究考察他一生的言行，反复订正，共用了十五年，才大略写成篇章，以备太史氏采择。并且寻求有道德、能立言的君子来为之作序，使它流传到永远。谨此记述。《斐然集》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六 宋，胡寅撰写 《资政殿学士许公墓志铭》【代文定撰写】本朝自宣和末年起，战马侵扰郊野，神州动荡；灰尘四起，灾难乘隙而来。身居将相之位却对百姓无益，最后死于家中的人，哪里数得清？其中才术、德行、气度能够得到皇帝知遇、对当世有所作为的，不过两三人；然而在时运际遇之间，仅仅凭借声名终其一生，是多么艰难啊！像永嘉资政许公，就是其中一人。许公名景衡，字少伊，他的祖先原是长沙人，七世祖许赞为躲避五代之乱，迁居温州瑞安县，到许公时遂成为名门。许公小时候，气质端庄稳重，乡里的长者都以特殊礼遇对待他。绍圣元年考中进士，长期在选调任用阶段；由于廉洁勤勉、恪守职分，不肯因循苟且。他出入京师，脚步从未踏进权贵显要之家，有见识的人都预期他将来会有远大成就。大观年间，有大臣知道他的名声，任命他为敕令所删定官。任期届满、书成后，升为承议郎，任少府监丞。过了很久，请求出任外职，授大名少尹，尚未赴任，又改为福州通判。州将不理政事，许公尽力辅佐他，郡政因此得到治理。任期结束后，请求奉祠，获得批准。第二年是宣和庚子年，朝廷以监察御史召他入朝；到朝后，授殿中侍御史。东南发生盗乱，诏令两浙东路暂时免除茶盐比较之法，盗乱平定后再恢复旧制。许公上奏认为，茶盐是人们每天都要使用的物品，应当根据食用者的多少来确定每年的定额高低。如今遭受兵乱的州县，户口减少了一半，却一定要使茶盐年额同旧额相等，东南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奏章上了三次，最终采纳了许公的意见。燕山之役，童贯任大帅，许公极力论说不应任用他，并列举他的罪状数十条；又上疏论谭稹罪大罚轻，当时舆论都认为他说得对。燕山战事不能停止，搜刮征求更加厉害，许公上疏说，财物不足就应当节省用度，百姓已经困苦就应当厚加抚恤。元丰年间左藏库每月支出约三十六万缗，如今耗费一百二十万；不是旧制的开支可以削减，营缮各项工程、花石纲运输中不是旧制的都可以停止。凡是以防检文书、供职应差、预备供应为名设置的吏员，以及伶官、伎艺、待诏之类，因事增置，俸禄费用尤其多；再加上无名的功赏、非常规的赐予、侥幸求取的请托，都应当一概裁省断绝。常赋以外，又以买粜为名征取，和其他强行摊派的事项，多得无法一一计数。监司督责州县催促办理，百姓破产的接连不断；作为百姓父母的官吏，难道不应当恻然加以救恤吗？王黼、蔡京正专擅朝政，许公说尚书省近来缺少长官，同知枢密院也长久没有任命；虽然近例以三公共同治理，但文昌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枢密院是总领兵权的地方，各自都有应当承担的职任。” 怎么可以就这样让它们空缺呢？况且近年来赏罚僭越滥用，官吏过多，贪赃狼藉，财用匮乏、百姓困苦，军政松弛，边防不严。陕西各路地震持续一个月，京东、淮东积水损害庄稼；这正是广泛求取辅佐、振举纲纪的时候。希望广泛考察公议，慎重选用忠臣贤士，以补政府的空缺。蔡京一向已经厌恶许公多言，到这时大怒，暗中借其他事情中伤他，把他逐出朝廷。渊圣皇帝即位，便以左正言召许公入朝；中执法陈引亲自避嫌，于是改授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不到一个月，召试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入对时，皇帝说：“朕在藩邸时就已经听说你的名声。”许公感奋自励，上书论述君主心术和政事缺失，内容很多，皇帝更加信任他。后来台谏官李光、程瑀因直言触犯大臣耿南仲的意旨而被斥退，许公替他们辨明；当时耿过庭任中书侍郎，许公又因避嫌而引退，耿南仲更加憎恨他，于是诬陷许公把大臣的进退看作自己去留的依据，便罢免他的职务，让他任宫观。没有多久，渊圣皇帝醒悟，诏令召回许公。恰逢城内外守卫隔绝，今上登极的第八天，便以给事中召他入朝。到任后授御史中丞；他因暑病未能上朝，听说东京留守宗泽被当权者忌恨、将要罢免，许公立即具奏说明宗泽不可罢免的理由，这件事于是搁置。当时敌军刚刚渡过黄河向北，车驾驻在南都，许公十次上章请求皇帝东巡。当时浙西发生军队变乱，朝廷商议想招安，许公说应当派兵讨伐。如今官吏百姓正遭受涂炭，作乱的人反而接受爵位任命，这不是施行政令和刑罚的道理。许公一共六次论奏，最终都依照他说的办理。他又论说如今人才尚未完备，政事也没有建立，主张节省浮费、减轻赋役、慎重发布命令、明确赏罚、平定盗寇、严整武备、淘汰奸贪、抑制亲党、伸张公论，以革除过去的弊病，皇帝全都嘉许采纳。黄潜厚因是宰相的兄长而任户部尚书，许公极力论说此事不可，黄潜厚于是被罢免，却仍以延康殿学士掌管财计。许公不停地论说此事，皇帝因此更加知道许公可以任用，任命他为尚书右丞。许公接受任命后，只想到天下正多事，想调和同列以求成事，后来叹道：“调和是做不到的。”于是请求单独进见，向皇帝从头说明。那时大臣中有人提议改革钞法，许公说：“国家的号令失信于天下将近三十年，而钞法失信最严重，明知其过错还要仿效，怎么能让这样的议论在中途受阻？”有个曾经任从臣、替敌人起草表章的人，宰相认为他有文才，想再让他主管制诰，许公说：“这是极大的辱国之事；这样的人尚且可以任用，还有谁不可以任用呢？” 最终阻止了这件事。憎恨宗泽的人不停地诋毁他，许公说：“宗泽有忠义的节操。他镇守京城的情形，不只是我能说清楚。东都所在是宗庙所在地，向北抵抗强敌，责任十分重大；如果一定要更换他，除非左右大臣才可以。诽谤者于是默不作声，所以直到许公离去，宗泽仍得以安稳任职。”车驾巡幸广陵，河北、山东相继陷落。许公说敌势正盛，京师既然还不可返回，这里也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应当及时移驾建康，以长江天堑为界，占据帝王之宅，保障东南，经营淮泗，这样仓促之间就不会有来不及办事的忧患。他恳切地向上下反复陈说。宰相因为这个建议不是自己提出的，极力排斥阻挠。许公于是请求离职，前后达到再三，志意更加坚定。皇帝不得已，任命许公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许公罢政的第二天，宰相便下达返回京师的诏令。许公对此深感忧虑，走到瓜州时得病去世。这是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享年五十七岁。皇帝听说后惊愕，诏令追赠五级官阶。他的儿子世厚于第二年某月某日将许公葬在瑞安砺塘村下湾的原野。曾祖偘、祖父薄、父亲球，追赠东宫三少。曾祖母王氏、祖母陈氏、母亲何氏，追封昌元、义和、永嘉郡夫人。

译许公起初娶陈氏，追赠嘉兴郡夫人；又娶胡氏，封为齐安郡夫人。三个儿子：世厚，迪功郎；七个女儿，长女端嫁给文林郎、前婺州录事参军萧振；幼女章嫁给进士赵防。孙子名台、名中，都还年幼，其余的都早年去世。孙子中男孩有畴、畯。许公幼年丧母，长大后侍奉父亲很孝顺。年轻时师从公喜爱饮酒、喜欢待客，许公亲手制作曲蘖，临到酿酒时亲自操持。服丧期间因哀毁而瘦弱，吃蔬食，不洗涤污垢，在墓旁结庐居住，直到满三年。他本性不喜欢饮酒，后来遇到名酒，也没有不悲伤地思念父亲。与兄长景亮友爱，对弟弟尤其情深。景亮参加礼部试，病卧在旅舍，许公当时任河间尉，听说后当天便弃官前去探望。兄长死后，他侍奉嫂嫂，谨慎周到，把家产全部推让给她。姐姐守寡而生活贫困，他分割房屋、田地，拿出俸禄供养她，直到终身。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慈祥仁厚、忠诚厚道而平易近人，恭敬谦逊，像一位君子长者。乡人受到他的德行感化，士大夫推重他的贤能，而皇帝也相信他的忠诚。他的师友渊源，大概是有来由的。平日同人谈话，好像话不从口中说出；到了修身处事时，却毅然具有不可动摇的操守。宣和年间，奢侈到了极点，耗空国内财力来经营外事，国家根本将要动摇，天下人都寒心。” 公卿们正引导皇帝听信谀言，把这种局面看作太平盛世的壮观景象。许公任谏官，首先陈述节省费用、巩固根本，以救治当时的弊病。自中常侍掌权以来，文武将相都出自他的门下，没有人敢违逆；许公却在皇帝面前直言，把他们看得如同不存在。因此虽然身处当时，任用并不显达，但天下四海都知道他的名声。到了靖康年间，黄门和大臣肆意提出异论，迎合讨好，破格任用同党，弹劾斥退不依附自己的人。许公保全正道、拂除邪说，最终也因此离开国都，而声名更加隆盛。晚年受到皇帝知遇，升任御史台长官，参与听闻国政；直言正论，不畏强暴，精诚忠心深切周到，只求有所补益，不求显赫名声。天下人都倚望于他，以占卜国家能否成功。如果假以若干年，让他辅佐调和、弥补缝合，能够完全施展自己的心志，那么平息祸乱、辅佐中兴，一定会有超过常人的作为。权奸邪党压制了他，上天又夺去了他的寿命。唉，真是可悲啊！许公侍奉三朝皇帝，向皇帝所说的话，退朝后从不告诉别人，所以流传于世的很少。世人把“尽言”的声誉归给他，是因为许公确实不自我表白张扬，而大家都知道他侍奉君主，有所犯颜直谏而没有隐瞒。有文集三十卷。下葬七年后，他的儿子世厚带着许公的行状，不远数千里来请我撰写墓志铭。因为我深知许公，世厚多次请求而且越来越恳切，我实在不能推辞，于是作序并为他撰写铭文。铭文说：显赫诚信的右丞，学问具有正当的声誉；履行修养自己的德行，刚劲正直而又温和。遭逢时世衰败，志在救济万物；进言希望有所补益，最终没有屈服。出入侍奉三朝，清正的舆论隆盛融洽，于是得以听闻大政。天子嘉许采纳，预先谋划事务，使国家置于安定之中。选拔贤才是急务，体恤百姓是光荣。邪说盛行，只能使人更加敬重公，而公与之和谐相处却不苟同。仁者的勇气，顾念时势，好像涉过河川，也终究未能成功渡过。舟船和船桨倾覆，公因谗言排挤而忧患成疾，衰病而令人悲哀。天道不可测，考察其品行没有愧疚；虽然死了却仍然存在。凭什么相信这一点？就在这篇文章之中。《左朝奉郎曹君墓志铭》国家自庆历、治平以来，君主建立制度、治理确定，所任用的人才，以和乐、恭敬、忠诚、真实为根本。士大夫做官求学，守持自己、奉行法令，不求显赫的名声；风俗和厚淳美，四海之内没有事端。等到功利之说兴起，崇尚有才能的人而贬低贤者，奸巧之人竞相在当时求取进用，敦厚朴实、廉洁安静的士人却被认为没有才干。到了世道已经衰败，先前凭才能显达的人，遭到诛杀剪除，默默地同乱世一起消逝。人们这才思念想见君子长者，追论盛世，觉得再也无法企及。然而德行敦厚、勉励实行的人沉沦在下级官职中，到死都没有得到施展的，也实在不少。唉，真可惜啊！像德久这样德行长久的人，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吧？德久姓曹，名中，德久是他的字。他幼年便具有聪颖的资质，稍长后广泛学习经传，游学所到之处，常常凭文艺居于首位。前后两次参加荐送，在建中靖国元年考中进士，调任苏州常熟县主簿。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授福州闽县尉；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又任江宁府上元县尉，改宣义郎。任期届满，得到温州永嘉县丞的任命，但尚未赴任。适逢朝廷设置词学兼茂科，前往应试，选为第一，于是授秘书省正字。不久升为著作佐郎。过了很久，请求补任外职，得以出知永州。因遭遇意外而罢官，后来终于不再被任用。当他在秘书省时，每天看见同列离去而得到美官，并不稍稍介意。在值舍翻阅书籍，淡泊自如。有时有人希望同他一起到执政大臣门下，他答应了。一天两人并辔将要前往，他在半路称病返回。他在东观任职，前后总共五六年，因资历久而出任永州知州。百姓苦于盐额逐年增加，他立即奏请减免，百姓因此稍稍安定。适逢族兄载德上书劝谏皇帝微行，宰相辅臣大怒，牵连罢免了德久。靖康年间，载德突然显贵，参与机密政务，想拉拢任用德久，但双方主张不合。德久估量国家已经危急，不再有做官的意愿，买船向东而下，到了钱塘。听说京师失守，感发疾病而死。官至朝奉郎，享年五十五岁。德久笃实地奉行孝、友、忠、信，和善平易，不喜欢谈论别人的过错；宗族、党亲和乡里之间没有诋毁他的人。文辞温和典雅，像他的为人。祖父熟追赠宣德郎，父亲俊追赠中奉大夫，母亲罗氏封为令人，妻子张氏封为安人。长子岩老，迪功郎，任郁林州兴业县尉；次子演、湜、麟、嗣儒。曹氏本来是寿阳人，德久的七世祖为躲避五代之乱迁到闽中，死后葬在沙阳的高沙，直到如今子孙没有迁往别处。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剑浦县长沙里西芹的原野。几个儿子因为我了解他们的父亲，前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铭文说：唉！德久同世人永远隔绝了。品味他一生平素所积蓄的德业，就像谷、稻、黍、粱，就像衣服、布帛，就像药材参苓，就像树木松柏。别人凭才能进用，我却凭德行退处。比较谁的长远，究竟是谁失去、谁得到呢？如今有继承的儿子，承受父亲的羽翼，必定会使家门昌大。请铭记这篇幽深的刻文。《元公塔铭》

译我年轻时住在荆门漳水之上，后来游学京师，在襄汉地区传授教道，听说白马寺有一位得佛法的长老，名叫谅元；过了很久，他离开白马寺，前往湖湘，却不知道他后来停留在哪里。绍兴甲寅年，我寄居南岳。一天，我住在覆船山，慈严前来拜访。我问他是谁的弟子，他说是先师元公。我因为早就知道元公是有名的僧人，很想认识他却未能如愿，于是向慈严询问元公的经历。慈严说：先师是福州福清人，姓董，幼年便信奉佛教，离开家而投奔瑞峰寺。元祐四年在试诵经的考试中合格，剃度为僧，住在洪州礼事泐潭。干干很器重他，师父自己想：“古人求道，一定先经历勤苦；我如今没有经营劳作，坐享乳粥香饮，这种心意不合佛法。”于是向泐潭礼佛后远去。等他回来时，干干已经去世。师父又拜访分宁玉溪慈丛林，号称慈古镜，向他请教安心之道，此后不再到别处。等到慈古镜圆寂，他才开始领众游方，历经潭州沩山、鼎州梁山、荆州玉泉、襄阳白马，常常由上首立僧宣讲佛法，皈依信仰的人逐渐增多。大观己丑年，白马寺住持空缺，州将用疏帖授予师父，师父再三推辞躲避，最终不能免除，只得整理衣服登座说法。众人听法亲近融洽，无不遗憾任命他主持得太晚。一时之间，他的声誉同谷隐显公前后相当。居住十年后，因为教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完成，便离开，寄居在防城的寺院。桂阳监守同师父有旧交，写信迎请他来，住在监中的天宁寺。桂阳监偏僻，寺院简陋，师父随地开导诱引，讲说佛法盛行，猺人风俗也受到感化。过了三年，到宣和乙巳年春正月六日，他出门拜访善知识，人人同他叙说久别之情；回寺后命人考击法鼓，同众人告别，端坐而逝。到了第十九天，身体仍坚实挺立，面色形貌如常；他的弟子不忍用火焚化，便共同就着遗体塑饰供奉。师父质朴和易，欣然接引众人，从未有过恼怒的脸色；内心没有拣择分别，囊中不储藏任何东西，所得供养随手就全部散尽。他受僧戒、居僧夏三十六年，享年六十四岁，有语录一卷。门下弟子成为长老的有十一人，慈严所称述的，大概就是这些。我把听闻的情况向了解师父的人询问核实，他们都说确实如此。慈严于是请求说：先师的道行孤高而笃实，我们这些人不能振兴大师的宗风，恐怕最终默默无闻而失传，希望借您一言刻在佛像和塔上。他请求五六次，而且越来越恳切。我既敬重元公作为僧人的德行，又怜惜慈严的志向，于是作序并写铭说。宣扬道理的人靠言语，承担道理的人靠自身；自身如果不实行，言语又有谁相信？面壁九年，一人得到衣钵精髓，独自面对生死，其艰难尚且如此。末法时代浊浪滔滔，言论充满天地；各自占据一方，都有自己的门徒。试着听听他们的言论，有什么佛法没有证得？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很少有能够相应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真空无相，却又以形相来见我，结果事相成为障碍，义理也成为障碍。像我所说的那样，一阴一阳，心就是迹，迹就是心。如果说迹不接近道，那么最终也不会接近实行，必定偏邪于言辞，必定逃避实行。元公是佛门中杰出的导师，质朴真实，廉洁清净，大概正是以自身来教化。你们这些求学的人，想要继承这种清正的风尚，应当看这篇铭文来参照辨别异同。

译《吴越国济阳郡夫人江氏墓表》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必定有贤德的配偶，修明内在的教化，从内而影响外，以治理家庭和国家。夫妻虽然去世，继配摄行内主之事，也必定柔顺有德，应该同君子白头偕老。等到她们从闺房之中奠定教化根基，以警戒彼此成就对方，使礼义的风气改变一国习俗，并洋溢在歌咏之中，圣人就把她们表彰出来，如《渚汜》之诗和《苹蘩》之咏，一同编入《召南》，作为万世的法则。像这位夫人，难道不是听闻这种风气而受到激励的吗？夫人姓江，钱塘人。武肃王起兵时，夫人的曾祖父名元，跟随武肃王任将，有功，后来接受中原朝廷的任命，任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死后得以配享武肃王庙庭。祖父传、父亲庭滔，都在吴越任官，具有使者的名号。武肃王的孙子、晋诸道兵马元帅、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继承国位后，夫人因出身良家被选入宫，得到婉淑的称誉。这年冬天，有大将想要起兵，国王交出职位退居越地的别第；元妃鹿氏去世后，夫人多次守正妻之职，尽心尽力服侍，不失恭敬顺从。即使是一件衣服、一顿饭食，也一定亲手经办后才进献，以周全事务。国王因此幽居深处也没有烦闷，能够享有高寿而终。等到忠懿王继承王位，奉承制书封她为济阳郡夫人；吴越国归入中原后，仍保留原来的封号。她居住在京师，因严肃敬慎，检点治理家事而没有留下悔恨。有十一子：缅、暐、昈、旦，都很早便显贵做官，没能回到朝廷。昻在皇朝咸平二年巡察荆渚时，与蛮贼交战而死。映在淳化年间任渝州监军，蜀地发生叛乱，他守城而死，没有受辱。昆、若虚、易、滉在归附纳土、入朝觐见之际，深切陈述愿意参加进士考试，却没有被录取；后来录用为环卫官。昆考中进士甲科，最终官至谏议大夫。若虚慷慨献策，从平民擢升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最终任诸路提刑狱官。易考取进士第二名，贤良方正科第一名，最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滉也考中进士，最终任都官员外郎。有一女，嫁给琅琊王氏。王氏本人虽然失去了官位，但他的儿子武没有失去气节，文也能凭才华显达，这都是夫人用诗书教育他们而成就的。到了后世，家族便繁衍兴盛起来。翰林获赠太尉，生司徒彦远；彦远因善于进谏和争辩，官至知谏院。司徒生少师勰，勰凭高超的文章、宏大的才略，入朝成为著名侍从，出任贤能的帅臣和州牧。少师生左太中大夫伯言，曾任副宰相一类的卿官，如今任徽猷阁待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人〕 钱氏子孙的文学、才干和品行世代相承，没有丧失先人的余泽，凭自己的才干奋发有为、翱翔仕途的人，大概无法一一列举。考察他们流传久远的福庆，如果不是因为有深厚的仁德善行，在别人无法知道的地方修养积累，那么上天的报答为什么能够长久而不衰呢？由此可知夫人的贤德实在高尚。夫人葬在开封府开封县汴阳乡中边村的原野上，共一百六十七年。靖康改元时，女真军队首次进入京畿，伯言竭尽力量，把夫人以下共十五具棺柩迁出，向东归葬于润州金台县村。又过了十年，才把夫人以及太尉、司徒、少师，还有曾祖妣平阳郡夫人盛氏、祖妣吴国太夫人丁氏、妣楚国夫人吕氏，安葬在故王墓卓笔之后的天柱山。伯言的前妻硕人郑氏也附葬在那里。自从战乱遍及天下，活着的人不能得到正常的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得到安葬，已经安葬却不能保全坟墓的，不知有多少人。钱氏四代人的七具棺柩，终于能够把遗骨送回旧都；山川依旧，亡灵彼此安妥。靠的是夫人的德行，靠的是夫人孙子的孝心。古人不是说过吗？应当以祖先所生长的地方为乐，行礼不能忘记根本。这次迁葬，是由于先人的恩德而惠及后代，怎么能说还有遗憾呢？按照义理来率领、继承祖先的志愿，大概可以无愧了。葬礼定于绍兴七年秋八月十二日举行。此前，伯言把夫人的生平品行托付给我，并且说：知制诰李宗愕曾经为汴阳的墓写过墓志，如今已经不能保存。他情意真挚恳切，多次以自己不善作文推辞，却无法推脱，于是我编次事情的始末，写下这篇文章，刻在墓道上。亡室张氏墓志铭。夫人名季兰，字德馨，世代是南剑州涉县人。父亲原任尚书兵部郎中，名哿；母亲邓氏，获赠宜人。兵部公在宣和三年主持礼部考试的协助工作，考生共五千多人，选取寅的文章置于前列。寅修书拜见道谢，一见面便感到他非同寻常，只是当时有一位中书侍郎也姓张，急切地想招寅为女婿。寅当时心中鄙视当世公卿，因此拒绝了他，兵部公反而更加惊奇。第二年，便把夫人嫁给了寅。夫人当时十五岁，是兵部公最小的女儿。她年幼时丧母，不熟悉烹饪、女红等事务，但性情庄重淡泊，仪态容貌早早成熟；不嬉笑戏谑，不惊恐害怕，不信鬼怪，也不听下人琐碎的议论。遇到合乎义理的事，态度决然不可动摇；应酬交往中稍有差错，便立即改正。侍奉公婆从未受到呵斥责备，侍奉寅也从不违背他的话、显出不悦的脸色。与妯娌相处如同一家人，处理内外亲疏关系周到融洽，只有赞誉，没有间杂的毁谤和责备。她不以慈爱为借口放松对子女的教育，竭力让他们到外面从师学习；对庶出的子女同样疼爱，就像亲生的一样。寅在西京任职初入仕途时，交游广泛而俸禄微薄，收入常常不能按时得到，把夫人的嫁妆几乎花尽，夫人并不介意。后来遭逢乱离，家境更加贫困，吃粗米饭，蔬菜汤有时连盐和酪都没有，夫人也能安然处之。自从嫁给寅以后，每年必病一次，不久就痊愈；后来患病越来越频繁，又没有遇到名医，也缺少补养，享年三十岁，确实是绍兴七年九月四日寅时去世的。我因职守严谨而留在衡岳侍奉先父，夫人的病情和去世我都没能亲见。自从佛教传入中国，用生死轮回来恐吓煽动下层民众，仰慕道术的士人很少不受迷惑。我曾取大乘诸经以及达摩以后宗派所传的著述，穷究其中的见解和归宿，于是斥责其中荒诞虚幻的说法，记录下来写成一书。夫人曾在旁边向我询问，已经知道了大意。她临终遗命不用佛教的礼法；病危将要咽气时，还嘱咐她的几位姑母不要把病情加重的消息告诉我父亲。父亲正在服药，放下药碗，夫人便突然去世了。夫人过去每次想到自己恐怕不能长寿，便说寅为什么不先替她写好墓志，想亲自看一遍以求自慰。寅说：‘所患的病难道不会再康复吗？如果恢复健康，德行也会随着年岁增长，必定会有流传后世的文章。’可悲啊！有三个儿子：长子大原，次子大端，幼子名永，三岁了；夫人去世后十七天，永也夭折了。有一个女儿，名衍。夫人蒙受绍兴四年的明堂恩典，封为宜人，在这一年十一月乙巳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先妣王令人墓的右边。铭文说：她有桃花初绽般美好的心灵啊，感情如止水般平静。活着时处事和睦安详啊，又不因死亡而悲伤恐惧。有这样众多的美德啊，为什么不能享有长寿？悲痛将如何排遣啊，只能把这些写进墓铭来彰扬。阳夏谢君墓志铭。

译君讳舜宾，字穆叔，姓谢，祖先出自阳夏，迁居建州建安东集，到君已经第五代。父亲与华以及以上几代，都有潜藏的德行和不事张扬的品行。君七岁时父亲去世，长大后气质浑厚，孝敬祖母和母亲。自己努力成长到少年时代，便让他进入学校学习，并告诫他说：‘求学一定要拜访贤者，交友一定要亲近优秀的人；不能这样做，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更加败坏自己。’对于家人的生计事务，他淡漠而不屑过问，在乡里随波往来，下棋饮酒，觉得十分自在。然而他断然自立，按照义理行事，从不随便作出承诺；听到别人一件善行，便加以传扬；对于别人的恶行，若不开口，便从未谈论。因此人们都佩服他是长者。乡里有争执竞争的事，常常到他那里，请他讲一句话，他一判断，争端便随即解决。一次他曾说：‘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遭遇，只求不在州县乡里获罪，这难道不就是马少游的志向吗？’我心中向往这种境界，所以他敬重贤者、喜爱义行，到了老年反而更加勤勉。甲辰年，他病得十分危险，梦见两个人来到面前，一个说：‘能把他怎么样呢？’另一个说：‘这只是下等的寿数。’因为他是善人，天帝赐给他五年寿命；醒来后，疾病果然痊愈。他六十七岁才去世，是绍兴九年春正月癸卯日。娶丘氏，生三个儿子，长子名袭，任左迪功郎、汀州司户参军；次子名褒，三子名衮，都学习进士学业。两个女儿早逝，一个孙女还年幼。第二年冬十一月己酉日，葬在天庆观永丰庄右侧山的山头。君去世时，乡里人都为他哭泣，十分悲痛，又共同扶送他的灵柩。袭与我一同做太学生，如今已经超过二十年，文章日益昌盛，品行日益修养，准备在南宫考试中取得功名，以显扬父亲；他正在努力学习而不懈怠，说：‘我父亲期望我的，不是求取科举、得到官职。’这件事值得记载，于是编次事实并铭刻道：没有什么比赢得人心更难啊，也没有什么比必定得到上天的报答更难。君兼具各种美德，凭什么修养成就的呢？也只能说是因为善良正是你所喜爱的。这个道理充满天地啊，它的根本却微妙而深奥。正因为如此，愿以此称扬你的后人啊，并把这篇文章永远告诫他们。朝议大夫田公墓志铭。公讳有嘉，字防之，世代居住在开封。曾祖皓，获赠右卫将军；祖父澄，获赠左屯卫将军；父亲世立，获赠金紫光禄大夫；母亲赵氏，封太宁郡夫人。公未满二十岁时，正值元祐年间，补为太学生。身处士林，颇有声誉；娶母亲娘家之女，因恩荫授右班殿直，试任后改授登仕郎。历任扶沟县尉、南京留守司判官、在京粳米仓监、军资库监、军器监主簿、提辖军器所、信州通判、筠州通判，最后任南康军知军。累迁至朝议大夫，享年六十六岁。京畿以内上等军户逃亡至死，捕获后依赏格不断加重惩罚，借此改换京官秩序的武臣接连不断。公遇到这种情况，察知其中有些人并没有别的罪过，就命令他们自首，因此救活了几百人。按月发放的俸禄，有贵贱之别，分配得很不公平。宦官和中常侍的胥吏想要一品朱衣，以此来威胁公，公坚定守正，始终不为所动。苗傅、刘正彦在宫禁周庐发动叛乱，失败后突围向西逃走，信州正处于他们的冲击方向，人心汹汹，几乎要溃散。公率领郡兵迎面抵抗，贼军无法测度形势，最终退入闽山。饶州安仁县与信州接壤，百姓习惯于以妖言惑众而成为盗寇，顷刻之间人数达到几万。接受讨伐任务的人，往往放纵士兵任意杀戮捕捉；公一定替他们分别辨明，谁是被胁迫跟从的，谁是受到牵连误入的，使他们返回原来的生业，只有真正的盗寇才交给有关官府处理。于是盗寇集团开始分散，首领也被诛杀。当时有制置大使经过，征调民夫五百人，催逼得非常急迫；下级官吏奉承他的意旨，有的把人捆绑起来，关在空屋中等待，甚至有三五成群的人因饥寒而死，于是又驱赶背柴、卖菜的人来补足人数，沿途怨声载道。公拜见大使，详细说明情况，并说：‘朝廷近来已有诏令不许役使百姓，因此首先遵守诏令，应当从重臣做起。’大使脸颈通红，说不出话来，便暗中指使部使者搜罗公的罪过。公丝毫没有屈服，最终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南康经历李成残酷劫掠，户口损耗五分之四，而赋税仍按照太平时期的旧额征收。公到任后，百姓听说：‘这一定是愿意救济我们的疾苦的人。’便群起向他诉说。公竭力向朝廷恳求，终于得到准许，依据实际情况减免赋税。有人建议建造楼船作为江防，数量很多，船体高大宽广，器械全部齐备，所用木材必须十围粗，工程费用将近一百万。公说：‘劳累百姓、耗费财物，却不是抵御敌人的便利之举。’请求停止此事，没有获准。接着又请求追究违抗者的罪过，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听说船造好后，对实际使用毫无补益。有一天公处理政务退下，坐在正寝中，召唤几个儿子侍奉左右，安详地去世了。这确实是绍兴壬戌年二月三日。公丧父时，悲痛得几乎毁坏自己的身体，住在墓旁守丧，整整三年；每逢岁时更替、雨露滋润之际，思念父亲从不懈怠。公从小笃志学习，亲近贤者，结交善人，孜孜不倦；天性宽厚，待人推诚，从未与人产生嫌隙。他做官时安守本分、相信自己，没有委曲正道以求取名利的习惯。生活安排非常俭约，专心把教育子女作为要务。妻子封为令人，先于他去世。四个儿子：昕，右奉议郎、签书常德军判官；昉，从义郎；旼，右从政郎、常州司理参军；昭，右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抚司属官谭知古；次女嫁给右通直郎、知梧州蔡传素。孙子十一人，孙女七人。几个孤儿在公去世当年三月二十七日，把公安葬在信州贵溪县化行乡新昌山田院之后。我从前任桐庐郡守时，昕任属县县丞，任职没有辜负职责。如今左迪功郎、鼎州观察推官谢袭拿着叙述公生平品行的状文来请求墓志，我不能推辞。既然已经记下其中重要的事，便以铭文作结。铭文说：承受皇天所降的禄命，谁能成就并奉养父母？遵循元祐年间的教导和训诫，已经没有错误地把道理遗留给后人。高山可以仰望，赖此文章保存其德行。人虽逝去，精神并未消失。右承事郎谭君墓志铭。

译旃蒙大荒落之年，东北方的敌人女真侵入中原。第二年，靖康改元，月初出现明月，黑色旗帜包围了都城。此前五天，礼部侍郎谭公世勣跪下对他的父亲说：‘国家正有危难，父亲早朝不入朝，宴饮也不参加，应当回到旧日隐居之处。’世勣不能依从。跟随父亲的有元孙知古，当时知古侍立在旁边，祖孙二人都不忍违背父亲的意愿，流泪而没有立即接受命令。侍郎回头对他说：‘让你代替我尽儿子的职责，我就可以专心办理国事，这不就是把你的孝心转移了吗？诚心记住并努力去做，不要悲伤。’知古又流泪徘徊了一会儿才出发。不久，女真军队得到财物，解围离去。知古到了京师拜见祖父，稍作停留。侍郎说：‘敌人的祸患正不断加重，我不能在这种时候为自己谋划私事。既然把侍奉你祖父的重任交给你，你能够解除他的忧虑、使他晚年安乐，这样我就算有儿子，而你的祖父也算有孙子了。我的谋划已经完全考虑清楚，你快走吧。’君于是又回去了。第二年，敌军再次入侵，攻克汴京，拥立伪主，侍郎为国而死。君听到讣告，气息几乎断绝，奔赴丧事护送灵柩，奉行丧葬终事，悲痛超过礼制。从此不离王父大夫公身边；即使大夫公丧失爱子，年纪越来越大，躲避敌寇、历经险阻，身体却没有受伤，疾病也没有比侍郎在世时更多。于是宗族亲党、乡里以及贤士大夫和卿士，都称赞他是孝子顺孙。君名知古，字邦鉴，世代是潭州善化人。母亲是令人黄氏。君幼年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大夫和侍郎担心他过于尖锐，每每告诫他要谨慎朴实，养成稳重厚道的品性。君于是收敛才华而敦实行事，专心研究古学，尤其精通《易》，历代史书无不贯通。凡是兴亡治乱，他一定深入考察原因，又广泛了解本朝的旧事。写文章专门取法西汉。很早就到乡校求学，随计吏入京，不久入选国学；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得到报知后便停止进取。因荐举取仕而得到延赏，补授承务郎。由于重视远方的亲人和侍奉膝下的祖父，也长期未能调任。前右丞许翰、前签书枢密院折彦质以及其他显贵要人使者到潭州时，往往想向朝廷推荐他，君因为大夫公年老需要奉养，始终没有接受。曾代理藤州镡津县令，又被征召任潭州衡山县丞，后来湖南帅府征召他任属官，君都听从了。御史明槖任宣谕广东西使，职权很重，想引荐君为属官，君辞谢了，都是为了方便奉养亲人。他在潭州幕府任职时，正赶上朝廷想出售荒田，久而没有卖出去。君分条陈述原因，向帅臣说明：‘兵乱和旱灾之后，没有上等户，没有现成的钱，也没有耕牛和雇工，这就是百姓不能买田的原因。他们不愿购买，却必然会被强行摊派；规定很近的期限，必然会施以鞭笞；田界不清，必然会发生诉讼；控告缴纳的田价有亏欠，必然会逃亡迁徙，这就是官府不能出售荒田的原因。’他的话说得十分详细，心意却是认为出售荒田不合大体，只是不愿明说斥责。帅臣谢君祖信把这件不便之处全部上报，于是事情被停止。安抚司下发公文，武冈有越界犯边的徭役之事，君按例应当受赏，却不肯接受，说：‘拿人命来换取官职，怎么可以？’帅臣去世后，君立即请求罢职。于是悠闲地侍奉大夫公左右，以仁厚的风气和谨慎的教化熏陶远近；往来昭潭之间的舟车，看见谭氏家族郁然兴盛，像汉代万石君之家一样，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贤德的父祖和良好的子孙吗？建炎元年，皇帝即位，广施恩典，文武官员各进一阶。君说：‘我听说丧服虽在赦令之后解除，但我父亲死在赦令之前，不能冒领这项恩典。’因年资劳绩，官至右承事郎。绍兴十三年夏四月因病去世，日子是丁亥，享年五十一岁。大夫公多次痛哭哀悼。他的叔祖赞读也悲悼他，作诗说：‘侍奉我如同侍奉祖父。’后来人们才又知道君能够扩充孝道。君外表和易，内心耿介；处在众人中间像不会说话一样，听到别人的恶行，仿佛从未听见。他的诗和文章都远远超过常人，却不以此自我称名。他下棋时随着对手的高低而应对，没有求胜之心；有时旁观别人下棋，竟像是完全不懂。他一生敦厚守信重义，憎恨谄媚奉承，崇尚廉洁。周济贫困而不攀附权贵，也不修饰书信、准备礼物去求见权门。我曾问君对佛学有什么看法，君说：‘我想取佛教徒平日口头所说的内容，不过百十条；如果舍弃这些再来问答，他们的法术就穷尽了。’年轻时曾被同学轻视，君不与他计较，只专心修养自己，那人后来反而为轻视君而惭愧。交游中有始终对君傲慢无礼的人，君仍与他交友，在亲近和怜悯之间，以劝诫的话毫不隐瞒地指出他的过失。有文集三十卷。娶彭氏，继室曹氏，后来又娶田氏。有三个儿子：长子式祖，任将仕郎；次子述祖；三子企祖。有两个女儿：长女未嫁便去世，次女嫁给右迪功郎赵伯辨。有两个孙子，名仁、伊。这年九月庚申日，式祖等把君安葬在昭潭以南十里。我们两代以来一直交游，又结有婚姻之好，我了解君很详细。式祖拿着君叔父世卿所写的生平行状来请求铭文。世卿本是贤士，叙述不因私情而夸大，和我所了解的相合，我怎么能推辞，于是为他作铭。铭文说：文章清新，学问充裕，是百行的根本；年纪刚超过艾年，官位却又低微。有人年老而尊贵，善于防守纲纪；如此看来，上天对你的恩厚已经很深了。荷塘山，汑水源头曲折流过，君的魂魄藏在这里，这也是祖先曾经踏足的地方。用铭文彰显你的德行，使它不被磨灭毁坏；永远不改变地传下去，寄托在你的子孙身上。左宣教郎江君墓志铭。志文说：士大夫最难做到的，没有比具有见识更难的了。志向意趣确实树立了，品行操守确实修养了，记诵确实丰富了，文章辞藻确实优美了，把这些施用于处理政事，又确实才干敏捷了；但如果缺乏见识，那么他的立志、修养、学问、文章和才干敏捷，未必符合义理。不符合义理，那么他的长处仍然只是小道末技，只不过姑且比不如自己的人贤能罢了。这不是圣门所看重的。见识啊，见识啊！它不就像五官中的眼睛吗？不就像黑夜里的蜡烛吗？不就像天地之间照耀的日月吗？如果不是上天赋予的超卓资质，就一定要靠学习的力量来开拓。方临川在前面鼓吹虚无遁世之说，蔡氏在后面用三舍升黜之法驱使学者，求学的人低头奔走，混混沌沌，正好同一时代而权势相连。这样的学说从内心产生，却在事业上造成祸害。还不到三十年，百姓便陷入涂炭，神州陆沉。杨朱、墨子的祸害，也没有达到这样惨烈的程度。政和、宣和年间，我进入辟雍，游学太学，曾经仔细寻找那些能够和而不同的人；几千人中，大概只找到三五个人。江君全叔，是其中卓然出众的人吗？当时全叔虽然学习王氏新说，准备参加科举，却出入游学于公定夫、杨中立以及我先父的门下；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便一定欣然记在心中，久而久之，爱好崇尚更加坚定。

译当时颓败的潮流横流泛滥，游学的人都被淹没其中，利禄的罗网和诱饵那样诱人，正道的荒芜又到了这种地步，而全叔的好恶竟如此不同；如果不是见识明达、眼光长远，怎么能够舍弃捷径，背离世俗，放慢马缰走在九轨大道上，去趋向君子的归宿呢？唉，他也真是贤德啊！全叔名琦，“全叔”是他的字。世代居住在建州建阳县北乐里。曾大父名九畴，祖父名测，都是以儒学和孝行著称的乡里先生；晚年因特别恩典授将作监主簿，赠大中大夫。父亲名立中进士第，任官循谨，最终官至左朝奉郎。母亲吴氏，封宜人。全叔天资聪敏，从小就谨慎厚重、老成持重。未冠时参加转运司考试，考中后又两次参加能书科。宣和三年在集英殿对策，赐进士出身，任筠州高安簿。部使者知道他的才干，让他代理新昌县令；他尤其善于审决疑难案件，多次受委任，众人都称赞他。百姓拖欠赋税有长达十年的，全叔的德信已经确立，不必派遣官吏催逼，他们便装载钱粮前来缴纳；他将要离开时，父老多次到郡府请求挽留。调任信州永丰县丞，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任邵武军教授。旧学宫在溪水北面，先圣像暴露在外、毁坏不堪，全叔警觉地把它迁置到现在的学校，又捐出自己的俸禄加以修饰。太守到学校举行安奉仪式，作诗表示感谢。不久又遭逢父亲丧事，便在墓旁结庐守丧，满三年。后来授任永州教授。到任后修缮破败之处，扩建狭窄之地，倡导阐明道理，热心诱导接纳学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学生原来只有十多人，到这时来求学的超过一百人，往往自己携带粮食供养自己，只希望亲自接受他的教诲。他在候选调任的职位上二十五六年，从未请求荐举提拔。有大臣和侍从联名上章推荐他，于是改任左宣教郎而归。张丞相安抚福建，想征召他置于幕府中，他辞谢了。主管台州崇道观时，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是绍兴十二年正月丁巳日。十二月壬寅日，葬在乡里地名唐历的大中公墓地右侧。两位妻子虞氏，都能勤劳操持内务，辅佐丈夫。全叔于是把先世留下的产业推让给几个兄长。儿子有涣、确，学习进士之业；绍老、嗣老，尚且年幼。全叔侍奉父母孝顺，父母都活到八十岁后，他承欢侍奉、奉养心志，温和恭顺，从不违背。办理丧事时，永丰的文武僚友共同赠送了丰厚的赙仪。全叔说：‘丧葬大事应当自己竭尽力量，怎么敢让各位破费？’只道谢而退还了。平日没有其他嗜好，唯独研究《春秋》的义理，汇集古今传注，参校取舍，即使严寒酷暑也不停下来，这样将近十年。他曾经把自己的见解写成几条，向杨公请教。杨公抚摸着书稿叹息说：‘百世失传的学问，能够留心研究的人有几个呢？我老了，你要努力，后来的学者还有希望。’他著有《春秋经解》三十卷、《辨疑》一篇。君对朋友重信义，别人有一点长处，便称颂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如果朋友有过失，也当面折责。每次议论事情，都能预先料定成败，后来必定得到验证，所以公卿中认识他的人都乐意同他谋划。他交游很广，对事务没有不知道的，大概本来要有所作为，却只能止于此命了。确拿着太史氏范如圭所写的君生平行状，从千里之外来请求墓铭，过了两年，文辞反而更加恳切。行状又说：‘如圭在君下葬时，绍老才七岁，哭喊得十分悲痛。因为君能够尽孝，所以有了这个孩子。’我想到戊戌年，开始与君交游；我们一同在州学求学，同年考中进士，又同年在零陵任官。我官职先于君显达，君从不说阿谀的话，常常以警醒启发的话劝我，是一位可敬的朋友。曾问君说：‘求道的人如果没有所得，很少有不归向佛教的。君既然有所心得，却有人说你也趋向空寂之说。’君笑着确实说道：‘这又成了陈相那样的人了。’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铭文说：井然有序的《春秋》，是夫子所作，怎么敢废弃它？难道要任凭私自穿凿，把兄长颜回、弟子孟轲奉为千古之师，却糊里糊涂不知尊重，还要毁谤挑剔吗？摆脱这些拘束牵缠，才真是卓然不凡！全叔如同昆山的玉火烧不尽，像那温润的美玉；晚年得到三个杰出的儿子，志向潜心于一部经典，凭此永远归宿，难道是白白活了一生吗？吴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赠少师贾公偁的夫人，姓王。她是宋初勋臣秦王审琦的五世孙女，是赠太师、庆国公克询的女儿。幼年遵守母师的训诫，不争逐骄奢的习气。出嫁以后侍奉公婆，履行妇道，以妻子的礼法恭敬地侍奉少师。她美善、贤淑、温婉和乐，是贵族之家效法的仪范。宗族内外没有人说她坏话。少师去世后，她教育儿子更加严格，抚养庶子反而更加厚爱。治理家务整齐严明而有法度。她使媵妾侍女洒扫服侍，都能得到她们的欢心。显恭皇后的夫人，是同母兄、赠太师藻的女儿。侄女和姑母一向相亲相爱，所以皇后曾住在夫人家中，后来登上椒房正位。于是贾氏所受的恩遇仅次于王氏，而夫人常常告诫她的儿子说：‘男子应当努力，凭自己的力量进入清贵的仕途。’起初特封安康郡夫人，后来封安定郡太夫人。儿子谠，任职西清，奉祠于京城。有一天，徽宗皇帝在便殿召见他，问起母亲在内廷是否安好。谠拜谢，以母亲的长寿作答。第二天，皇帝亲自挥笔，书写“永国太夫人”的诰命，派中黄门到夫人家赐予她，并下诏让有关部门按照皇太后的母亲给俸禄和赏赐，显赫的荣宠使亲属都感到荣耀。夫人虽然享有富贵，却淡泊于芬华享乐，喜爱阅读从天竺传来的空寂之说。严寒酷暑，也丝毫不懈怠。所得的俸禄赏赐，随即施舍给僧人，用来修治佛事供养，也分给贫困的亲族。靖康改元时，谠想到夫人的年纪渐高，既喜悦又忧惧，便请求就近奉养母亲，获任郑州知州却没有赴任。获准在外任职后，奉母亲乘安车侨居建康。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夫人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吴国太夫人。当时内乱和变故很多，只得草草葬在郊外。后来战乱大体平定，谠中途停留在零陵，追想皇帝追封母亲为永国太夫人的祥瑞之事，警醒地说：‘我的母亲难道应当葬在这里吗？’占卜得到吉兆，在城东北二里左右找到一块地，名叫大塘冈。于是派儿子友之扶护灵柩，定于绍兴十四年某月某日完成安葬。五个儿子：諲，原任显谟阁直学士，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评，原任明州观察使；谠，宝文阁直学士、左正奉大夫；诜，原任武经大夫；谌，原任武经郎、阁门宣赞舍人。孙子十三人：元之、辅之、思之、朋之、友之、叙之、容之、泽之、戒之、真之、成之、驹之，都列名仕籍。孙女二十人。曾孙三人：大年、延年、彭年。曾孙女六人。铭文说：

译有一位贤淑的夫人，在王族闺门中秀美出众；到了出嫁成为妻子的时候，刚成年便遵守礼法。显赫的贾氏宗族，因少师而昌盛，谁适合主持这样的家族？正是夫人辅佐成就了它。六五爻象征黄裳，姑母和侄女彼此亲爱。天子的语言宣示恩宠，华美的诏书书写诰命，恩宠光彩灿烂。外戚之家无不倾心归附，华美的宅第和著名园林中，奏响金石丝竹之声。夫人美善恭敬，并不因为富贵而骄纵；她有欢乐，却以清净为乐。五个儿子相继成才，出仕则忠诚，居家则孝顺，文武兼备。慈母内闱的教诲，播种德行、培植善行，是皇天所赐的福泽。夫人善终于太平之世，寿命长久，又有什么可疑问的呢？永国太夫人得到福祉，安定牢固没有穷尽。我把这些铭刻在这里。儒林郎胡君墓志铭。君名昭，字彦升。曾祖简从杭州迁居潭州。祖父舜宝，父亲觌，世代以儒学为业。君十五岁丧父，能够自我修养整饬，遵循家业讲学授徒以奉养母亲。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元符末年，应诏上密封奏章，指出不起用元祐年间的贤能辅弼，反而首先召回内侍郝随，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公正的做法；并请求恢复瑶华宫废址，重新建立《春秋》经学。过了很久，京镗和蔡卞掌权，追究惩治直言的君丽邪等人，君被拘禁在乡校。自我申诉一年多才获释，参加三舍选举。有关部门始终把君看作邪人，暗中压低他的等第，因此困顿于科场。靖康末年，中都溃败，军队攻破荆南。潭州帅郭三益请君来询问计策，晓谕他解说勤王之事。想要作乱的峒丁，三益升任枢密府官后，推荐君召试中书堂，补授登仕郎。当时宰相商议暂借给君朝廷官秩，赐给章服，让他充任信王侍讲。当时傅雩率领一万骑兵渡河，君禀告说：‘五马山的事情，朝廷难道真相信了吗？’授迪功郎，充任江西提刑狱司属官。女真军队沿江西进入西乡，湖南庐陵的守臣逃走，有土豪依附敌军占据州城。三省派遣将领收复，命君代理郡别驾。将要屠杀全城时，君争辩说：‘百姓有什么罪？’登上城楼呼喊首领，向他说明祸福，那人于是投降。隆祐皇太后随护卫丧船在防吉之间驻军，宪司委任君负责追查捕捉。十天内追回丢失财物的十分之二，价值四十多万缗。君立即上奏说：‘现在众人的情绪正震动不安，不能因为重视财物而失去人心。’皇帝下诏同意，并命令估价出售所缴获的财物，用来充作军费。李纲任潭州镇守时，征召君为湘阴县令。张浚亲自督军驻扎潭州，上奏让君充任湖南安抚司属官，因为要除去洞庭湖水盗，君的谋划能够有所帮助。乙卯年大旱，千里之内流民饿殍遍地。君奉檄赈济所属县，首先请求安抚使削减俸禄来救济饥民，安抚使勉力率领僚属照办。君又以身作则，出面劝说富户打开粮仓，降低价格出售；对吝惜不售者则查究定罪，百姓因此得到依靠。后来调任湖北转运司属官。宣抚大将刚刚罢职时，存放在襄、汉一带的储藏钱帛还以千万计。君奉命查核，有人竟在夜间焚烧君的馆舍。君丢下行李，抱着文书逃走得免。过了一天，君经过家门，已经感叹说：‘做官就死在官任上，赶快回到司中去。’后来没有疾病便去世了，享年若干岁。官职止于儒林郎。确实是绍兴某年某月某日。第二年三月庚申日，附葬于长沙县大贤乡母塘山母亲墓旁。娶卢氏，生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将仕郎陈忱，次女尚且年幼。没有儿子，便收弟弟晰的儿子文明为后嗣。临终时写信给长沙当权者，怜悯乡校废弃残缺，说：‘我私下观察风俗，重利轻义，一天比一天严重。孟子以后，没有学校教育成为忧患。诗人有《子衿》《挑达》的讽刺。城南山水秀美，应当在那里建立学校，以惠及后来的人。’当权者认为他说得对，过了一年学校建成。晰拿着尚书郎王观国所写的君生平行状，再拜请求我撰写墓志。行状大体与我所听闻相合，于是作铭说：年少时就自立，以奉养母亲；壮年时激发忠心，以劝谏和磨砺君上。对利益不苟且求取，对义理必定勇于践行。学业事业已经成就，便召来弟弟把它交给他。年老时仍居下级官位，却没有说过一句谄媚的话。如今所谓成就德行的人，除了君还有谁？刻下这篇铭文，用来发扬幽潜的光辉。朝请郎谢君墓志铭。公讳孚，字允中，建州建安人。曾祖易，祖父守靖，都置办产业而不显露自己。父亲伯益，开始读书并教育子女，以敦厚信义在乡里显名，追赠武功大夫。母亲魏氏，追赠令人。公幼年秀美卓异，擅长写文章。十八岁参加乡贡试，礼部报知后落选。于是更加刻苦勤励，务求博通，补为太学生。元祐年间，废除声律之学，崇尚经术。公的程试文章多次列在前面，立即被人刊刻传播，后来的学者都以他为宗师。元符三年考中进士，授真州司理参军，赴任后改差为蕲州州学教授，又改任荆湖南路学事司主管文字。入朝任辟雍学博士，大臣们交相推荐，召到便殿应对，擢升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兼任权符宝郎，授尚书比部员外郎。请假回乡省亲，尚未返回，台谏官便升任吏部侍郎，公遭逢父母丧事，悲哀损毁身体，瘦得骨骼突立，勉强支撑完成丧礼。服丧期满，任提举京西路常平等事，获赐入对，留任尚书司封员外郎。不久授提举河北东路学事。起初在成均肄业时，与刘炳都因精通《易》而有名。有个叫窦盥的人曾与他们交游，不久便和他们一同脱去布衣入仕。后来有言官说窦盥凭借中选的关系，刘炳因此获罪被斥退。过了很久，窦盥又被起用，公也因此受到牵连。公请假回乡时，蔡氏之子攸委托他寻求壑源的货物，公说：‘我没有才能，已经错误地辱没了相公的知遇；如今还要携带财物送礼，难道是报答的办法吗？’攸大怒，故意借窦盥之事来中伤公。有人劝公请求复试窦盥，这样一定可以证明自己清白，公说：‘反省自身没有惭愧就足够了。’于是出任齐州新孙耿镇酒税监。公一入仕便历任清贵职位，这次是贬谪，有人猜想他从此不会再认真办事。等到任所面对琐碎事务时，他亲自处理簿书，丝毫没有懈怠。镇上百姓王言既豪强又狡黠，胁迫控制官吏，横行无忌，善良百姓深受其苦，却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公查清他的奸恶罪状，逮捕送州依法处理，境内人人称快。授任利州路转运判官，入朝辞别皇帝，皇帝称赞他的才干见识，准备任用他。汉中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州郡每年的财政收入常常不足，公筹划财用，使财政宽裕；革除弊端，查处贪官，被称为贤能的使者。童贯任陕蜀宣抚使时，妄自更改盐法，百姓以为苦，公上奏请求废止。曾经弹劾一郡将领违法之事，杨戬写信来嘱托公，公说：‘如果徇私答应请求，使远方的人无处申诉，难道是天子委托外台的本意吗？我宁可得罪杨侯。’又因言官奏章被罢职归乡，还没来得及入朝觐见，便因病去世。

译历次升迁至朝请郎，没有越级转任，享年五十四岁，确实是宣和二年五月癸丑日。娶叶氏，追赠安人；再娶业氏，是国子直讲唐懿的女儿，封安人。两个儿子：淙，任迪功郎、台州天台县尉，不久弃官改名，跟随僧人出家，法名沇；因舅父尚书公遇到郊祀恩典，补官为右从事郎、邵武军判官。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右迪功郎、泉州南安县主簿叶芹，次女嫁给进士邹少颖。孙子名端友，学习进士之业；孙女尚且年幼。公去世四年后的四月丁酉日，淙等把公安葬在平江府吴县穹窿山麝香坞的原野。又过了二十四年，沇拿着左朝奉大夫、新知肇庆府吴逵所写的公生平行状，来请求墓铭。公任学事司属官时，我的先父任提举官，与公关系很好；沇侍奉母亲孝顺，处理内外亲属关系和睦，任官时恪守职责而不苟且。公虽然没有充分施展抱负，却有这样的儿子。铭文说：义理难道不值得守护吗？公守护了它，于是气节振作；命运难道不值得信任吗？公信任它，于是事理顺遂。三次触犯权贵，仕途虽然没有进展，但过了多久，那些显赫一时的人已经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余烬，而公的言论却多么显著啊！等到他的事迹正在流传，就会知道浮躁的气焰容易消散，而正直之道值得以生命来守护。荚氏墓志铭。我在先君子己酉年，乘船经过洞庭湖向南行，在碧泉上稍作休息，后来老于衡岳之阳。登门求教，时间越久而态度越恭敬的人，太学进士杨训是其中之一。杨训曾询问孝道，先君说：“谨慎行事，慎重说话；一句话说错了，一件事做后悔了，这就叫不孝。”杨训退下后思考说：“二十年来学习新义，在笔舌之间争论是非，难道说的就是亲身实践吗？”于是重新诵读《论语》《孟子》和经史，亲自从事农事来奉养父母，不急切追逐利禄，还遣同族侄子友仁，把致政大夫谭公申所编次的他母亲荚氏行状送来，请我为她墓作铭。我更加知道杨训趋向善道是很容易的，原来是有来由的。夫人世代居住在潭州湘潭县，在家中不轻易开口说话，女红却很敏捷。二十一岁时，嫁给同县杨君振伯起，就是杨训的父亲。公公讳鼎，字仲宝，以孝行闻名州里，把家产分给兄弟，自己努力置办住宅，并和有德义的人交游；喜欢宾客，乐于赈济施舍。婆婆也十分重视姻亲，收养救济贫困者，内外的客舍没有一天空闲。夫人对于祭祀、馈赠和供奉宾客的事，亲自穿着服装操持烹饪；公婆吃得甘美就非常高兴，饭菜少了就害怕，连安坐都顾不上。她曾经为婆婆缝制衣服，灯油稍微沾污了衣服，整夜不能入睡。婆婆起初并没有责怪她，但夫人终身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公公患毒疮，伯起吮吸疮脓，夫人煮粥熬药，几个月不曾解衣休息。婆婆年老患疮血之疾，凡是扶持她、为她梳洗、洒扫厕所，都由夫人亲自做，即使严寒酷暑也从不稍有懈怠。伯起晚年患病，夫人侍奉他，像侍奉公婆一样。邻家失火，伯起奉父母逃出，夫人留守住宅。火势越来越大，邻妇让她躲避，她回答说：“夫君还没有回来，祖庙神主在我这里，我能到哪里去呢？”不久旁边的房舍全被烧尽，唯独杨家的住宅保存下来。公婆和丈夫去世后，她周全地办理丧事，悲痛哀伤；又怜悯夫族中两个孤儿，为他们选择女婿，置办嫁妆送嫁。婆婆族中有两个孤女，她把她们接来养大，使她们各自得到归宿。伯起前妻黎氏生有两个儿子，名叫诜和谊，夫人抚养他们如同亲生。婆婆怜惜她辛劳，说：“何不把差役交给别人，让你稍稍减轻劳力呢？”夫人说：“只要有一件事做不到位，就不是别人所能代替的。”公婆非常高兴。诜、谊到外傅那里学习后，她又亲自照看老师的衣食。谊后来在乡党和学校中声名显著。夫人生了三个儿子，训年幼时跟随老师学习，因挨打逃回家，夫人立即把他送回去，说：“小时候姑息他，长大了一定会败坏家业。”谦和力田、咏学习科举业，咏早死。有一个女儿嫁给进士彭大受。咏死时，他的妻子谢氏年纪还轻，她的兄长商议让她改嫁。夫人趁闲暇时对乡里某人的妻子说：“丈夫死了还有孩子却再次改嫁，这大概是不懂得妇道。”那人把这话传了出去。谢氏听到后便守节。咏的儿子友仁，刚换牙时就教他读诗书。稍稍长大后，教导他说：“你赶不上你的父亲，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报答他。”婆婆在世时，家产累计有数万贯。长子担心三个弟弟不能守住家业，分出三十分之一给他们。夫人对训等人说：“你们就把这些作为不断增殖家业的根基吧，千万不要计较多少。”晚年生活也很宽裕。夫人穿衣、缝补都崇尚节俭朴素，纺麻从不离手。子孙劝她不要亲自劳作，她说：“这是妇人应做的事，不这样做，我还能把心思用在哪里呢？”七十八岁时，因小病去世。儿媳哭泣着请她留下遗言，夫人说：“我没有什么牵累。”这确实是绍兴乙丑年五月十八日。孙子孙女若干人，训等在仲秋壬寅日奉柩葬于县上明乡龙归山。铭文说：做女儿时温婉，做媳妇时恭敬，做母亲时平等，做婆婆时慈爱。享有长寿、富足和安康，上天的报答实在相称。刻石来记载她的德行，千年万代流传不衰。进士梁君墓志铭 番禺距离京师难道不是超过三千里吗？顺利行走也要三个月才能到达。中原的和美之气一过山岭就不再向南，所以南粤之地山多田少，草木茂密幽暗，人口聚居稀疏，山岚、瘴气和毒气便由此兴起。凡是以物产闻名的地方，其形状、颜色、气味和滋味，按其类别也不过只能和中原相仿佛罢了。人生活在这里，先天禀赋不能单独优厚，何况声教又遥远呢？幸而有颖悟秀异的资质，如果没有缙绅先生阐明道德的归宿来启发人，又没有高蹈的隐士含藏才华、隐藏光彩，彼此熏陶浸润来辅助成就他的美质，那么由中等资质沦落而不能振作的人，难道还会少吗？像梁君观国，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中特立独行的人吗？观国是他的名，字宾卿，本是陇右人，五代时向南迁徙，于是成为番禺人。宾卿起初学习儒业，挺拔刚正，像孤松立在岩石上；两次参加州府荐举，却总是得到落选的通知。罢归后年纪越来越大，反而退居下来研读经书，熟读背诵，慨然叹息说：“唉！圣贤垂下的教诲，竟然使人只在口头上喧哗，在纸笔上虚饰；小则求取恩泽，大则使国家迷乱。这难道是荆舒公用来蒙蔽天下的东西，可以守着而不改变吗？”他把所作的科举文章搜集起来付之一炬，立志求道，沉浸在深厚醇美的学问中，虽途径不同、思虑万端，最终都归于正道；学问根基深厚，坚持长久，坚定而不可动摇。

译他曾说，学习却背离道，都是被异端迷惑所致，于是竭力排斥老氏、佛氏二家，穷究它们的旨趣，揭露它们造成的迷惑和祸害；无论言语、行为还是事情，都一定用正理加以折正，饮食呼吸、言语沉默之间从未忘记。曾写两篇奏疏，每篇一万字，派家童私下进见天子，希望屏绝二氏，不让无父无君的学说侵扰败坏人伦。奏疏被道路阻隔，不能上达天听；他当时写文章也不涉及其他内容，所以全都以排斥二氏为经纬，并且写了一篇劝诫文章，刻板广泛传播，看见有人陷溺其中，就像沉疴伏疾切害身体一样痛切。有宾客来访，他一定探问对方内心；知道对方已经陷溺其中，就不再开口，有时竟回去关门躺卧。晚年看见陷溺的人越来越多，教化也越来越难以进入人心，便不再回答宾客，说：“看了一百个人也找不到一两个，还见他做什么？”前后掌管一方军政、持节出镇的人很多，始终没有人理解他。州里的人私下讥笑诋毁他说：“他难道是愚蠢吗？还是患了狂易病吗？”绍兴壬戌年，我退居衡山之阳，承蒙宾卿寄信送来一编杂文，共有几十篇；大概是通过他的朋友高登，知道我有志于邹鲁之学而不趋向竺干之教。他的文章豪迈刚劲，兼备辩析，有的劝导，有的警戒，大都不苟且为文。我因此相信，人的成就不受地域限制，只是禀赋不能和邪气相遇罢了。如此看来，他的胸襟抱负自然远远超过常人。每当我同知交谈论人物，总是称赞并宣扬他说：“哪里想到岭海之间竟有梁观国这样的奇士呢？”三年后才听说他去世了，我为之叹息悲痛，也哀悼我们道统的不幸。宾卿享年五十九岁，去世时是十六年四月八日。他的几个儿子都早夭，留下的文章有《归正集》二十卷、《议苏文》五卷、《驳其羽翼异端者》一编、《正丧礼》十五卷、《以革用道士僧者壸教》十五卷。他把这些书交给女弟子，让她们作为女师，教导闾巷中的童女，遵守礼法，不要顺从世俗而陷溺其中。宾卿死后一个多月，他的朋友陈元忠率领门人依照古礼安葬他。宾卿所交游的只有高、陈二人，二人都是闽人。我既怜悯宾卿笃信古道、至死守护善道，又担心他的事迹湮没无传，于是访求他的生平，得到始末如此，便为他作序并写铭。我不认识这两个人，又听说高登在外地做官、陈某居住在番禺，于是把文章交给他们，请人刻石埋在墓前，并借此扩充其旨意说：士人的大致志向有三种：立志于道德的，不以功名为所追求；立志于功名的，不以富贵利达为所羡慕；只求富贵利达的，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这三种志向又各有两端，就是富贵有合于义与不合于义，功名有正当与不正当，道德有纯粹完整与不纯粹完整。那些异端所谓的道，大概不是纯粹完整的道。然而它们的说法夸张铺陈、声势宏大，又设置关节钩纽，能够紧紧操纵人心，使人进入明夷卦所说的左腹之中；它们似是而非，仿佛不能不加以注意，因为相差只在毫厘之间。资质高明、品行修洁而急于向上通达的人，以为仲尼的大训迂阔浅近，于是甘心归附异端，穿它们的衣服，吃它们的食物，完全遵循它们的圈套，深入它们的奥秘。考察他们的行事，竟把自己置于人伦之外；形体尚且被毁弃，何况内心呢？由此看来，宾卿的贤能，难道不是远远超过常人吗？假使他能够亲近有道之人，他的进步和成就一定不止于此，这又是特别令人痛惜的地方。铭文说：扶持正道有关键，断绝邪恶有时机。不是达到道境的人，谁能做到这些？从前有昌黎，后来有六一。他们扶持皇极，排斥老佛。即使他们的话篇幅很长，那些徒众也只是自我夸张；滔滔横流之中，几乎没有一块土能抵挡。难道真的不能抵挡吗？必定要有两位君子，用一句话折服它。逐利之心使人害怕死亡，利益诱使人贪婪，死亡威胁使人疑惧。千经万论，最终都归于私欲。君子的教化施行之后，如云层散开、太阳照耀；拿它来验证那些人，内情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光照。邪火虽然熄灭，邪焰也已经消失，还要敲钟击鼓，使它不能以雕饰自我荣耀。卓越啊，梁先生！他生在遥远的地域，没有老师可以亲近，只能从各种书册中探求；难道是因为得到朋友才有所闻知吗？否则怎么能笃信正道而不改变呢？穿粗布衣服，吃藜羹和干粮，内心却充实丰沛，谁还会把卿相看在眼里？困厄穷苦已经如此，即使没有人替他叹息，他也不以为意。士人若为道而死，您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越山高耸，山下潮汐往来；您的美名，将同它们一起长久无穷。以上是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东汉以后，贤士大夫大多凭借铭、诔而流传。国朝官位达到卿监的人，就附在史书中立传。史传的体例简略而直截，志铭的意义委婉而详细。把二者参照考察，那么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大概就不能被掩盖了。不幸的是，史书有时缺漏，志铭又有所未尽，那么托付金石的文字也无法流传久远，这难道不是后世论说者所惋惜的吗？前奉常翁公去世六年后，我因为成为他的孙女婿，得到征士刘勉之所写的公行状，以及故中书舍人吕本中所撰的公墓志铭；又向他的孙子绍之求取公的遗文，在经过战乱流离、散失之后，仍然清楚地保存着一些。作史的人，没有不先向应当立传的人家询问求取材料，然后再访求见闻；因此，他家所记载的，应当尤其详尽，以等待太史氏采择。孝子慈孙希望显扬祖先，一定为他们编写行状，请求撰作埋藏地下的文字，尚且认为不够；又在外面大书深刻，称为表、碣、神道碑，而门人学者往往为之作歌诗赞咏来辅助扩大声名，希望祖先的德行流光不至湮没，这也算是仁做到极点、义尽到极处了。绍之因此对我说：“先祖应当得到神道碑，希望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寅。”

译我说：“公是我的父辈朋友，不敢推辞。”于是编次叙述道：公讳彦深，字养源，世代居住在建州崇安县白水。曾祖伯珍未做官，祖父元方追赠朝奉郎，父亲仲道仕至朝奉郎，屡次追赠至特进。仲道是忠厚谨慎的长者，从不说别人的过错，曾拜安定胡瑗先生为师，回乡后用诸经教授学生，跟从他学习的有几百人。他任官时多次兴建学校、兴修水利，前后灌溉田地一万多顷。有些朋友显贵通达，想援引他，他总是以父母年老为由辞谢。生有三个儿子，公排行第二。公起初补任太庙斋郎，绍圣元年进士及第，出身后任福州侯官主簿，代理闽清县令，后任濠州钟离县令、详定《九域志》编修官、秘书丞、礼部金部员外郎、提举淮东和湖南京西路刑狱、尚书右司员外郎、秘书少监、国子祭酒、秘书监，授集英殿修撰，任济南府知府，提举南京鸿庆宫，知婺州、亳州，但都没有赴任。入朝任太常少卿，又以修撰身份提举江州太平观，这些就是公历任的职务。由选调改任宣德郎，升至右中奉大夫，这些就是公所历任的官阶。公生于熙宁己未年十一月甲午日，死于绍兴辛酉年五月戊申日，这是公享年的年月。葬在他居住乡里的钟台山，和他的妻子余氏合葬。恭人与他合葬，是公临终前安排的遗命。公起初被乡里推荐，中南宫选，却正逢父亲去世服丧；第二榜才奉诏参加廷对。他在侯官任职时，每月俸钱一万二千文，公拿五千奉养母亲，拿一千资助妹妹。他同几个平民交友，谈论文艺、游览胜景，后来这些人都成了知名人物。闽清原县令横征重敛，谄媚部使者，公把情况逐条写明上报，并请求转达朝廷。省部使者认为他说得对，县里的苛政全部革除。公任钟离县令时，是崇宁年间。那年蝗灾严重，公向当权者请求，得到十万斛米，用来供给饥民，并借给他们种子。第二年邻县的田地还荒芜着，唯独钟离依靠麦收避免了饥荒。任期届满，又逢母亲去世，悲哀憔悴得形销骨立。服丧期满后，几年都不忍离开父母坟墓。大臣推荐他入书局，六年间多次更换职务却不升迁，他对此淡然处之。他对古今地理多有订正，在秘书省任丞，后来便成为南宫郎。过了一年改任金部，凡是度支的支出没有成法可依的，就移交金部发给。重复支出没有办法稽考，公建立簿籍加以记录，转移官吏的奸弊于是被阻止。公从外任被召为都司，入朝应对，论奏审判案件的弊病说：“我私下看到淮东十一州军，在政和六年、七年因杀人罪而被处死的才十二人，刑罚几乎可以废止了。然而计算两年间的案件，大约有一百三十二人，只有这十二人被处死。询问有关官员，他们却说：‘没有被处死的人，是有情理可原的。’从五帝三代直到汉唐，从来没有杀人而不判死刑的法律。按照律法，辱骂别人要笞打四十下。假如因为一句辱骂就被殴打致死，那么杀人者不死，辱骂者反而应当死，轻重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这一百二十多人全都属于大辟之罪，州郡上奏而使他们获免，可以说是有仁慈之心了。但那些被杀的人，遭受无辜的暴虐，含着不能报复的冤屈，反而不值得怜悯吗？廷尉是天下执掌公平的人，却对强暴者仁慈，使孤弱者不能保全性命，这哪里还算公平呢？按一路两年计算，已经如此，天下又该有多少呢？所谓爱惜生命，是要借减少刑罚来招致和气。如今舍弃制止杀人的措施，反而使被杀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减少刑罚的办法。宽纵杀人者，使含冤的人越来越多，这也不是招致和气的办法。朝廷只看见每年判处大辟的人少，便以为刑罚将要废止了，为什么不把所有奏报的案件一起统计呢？治理国家就像元气，刑罚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就像药物治疗疾病。羡慕刑罚废止的虚名，却忘记刑罚失当的实际祸患，就像羡慕古代治理得好、没有疫病，却只把药去掉，百姓就会知道自己被挤到沟壑中了。如今的官吏，外求获得平反救活的奖赏，内盼获得阴德的报答，互相驱使煽动，终于形成了风气。”这是其中一篇奏疏。案件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胥吏趁机而入，奸弊千姿百态，文饰曲解情理，无法穷究诘问，判决文书直接上报，不经过宪司。被送到东市处死的，大多是贫民。我请求在判决书列出囚犯姓名时，必须让大理寺、刑部能够检察，希望稍稍革除这些弊病。朝廷听从了。公退朝后又把民间疾苦向宰相陈述，并逐条提出许多应当变革的事情。又同僚属整顿省中事务，恢复旧制。于是堂吏失去权力，宰相很不高兴。适逢公的弟弟任御史中丞，公主动说明嫌疑，于是调任秘书监。公建议说：“唐人的文章全都收藏在御府，本朝却不是这样，应当访求从国初到现在诸儒所编纂、可以流传永久的著作，一并送上。”朝廷听从了。宣和元年冬，睦州盗贼兴起，东南大为震动。公上言：“两浙自钱氏归附以来，一百四十多年没有发生战鼓警报，如今一个狂夫一声呼喊，跟从的人就像云一样多。若不是百姓不乐意安生度日，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百姓有疾苦却不能上达天听，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是因为把进言视为忌讳的缘故。应当取出上书者被列入邪等的名籍，在通衢大道焚烧；太学生上书也不再经过长贰删削；再依照大观三年下达的指挥，诏令天下求取直言，那么天下的事情就都能陈述到天子面前了。” 又上言：“谏官长期空缺而不任命，是因为朝廷没有事情，四方没有忧患，不必议论陈列罢了。如今紧急军书接连到来，禁军出征，各路骚动不安，调发兵员、运输粮饷，不能说没有事情了。杭州是都城的屏障，歙州、睦州是岩邑，城郭被焚毁荡平，死者无法知道数目，不能说没有忧患。考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会没有来由吗？应当把忠臣义士全部召来，安排在谏官之列，使直言每天都能听到，弊政全部革除，那么海内自然震动，知道陛下有禹、汤一样的德行和仁心，即使太平也可以实现，盗贼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又上言：“六路是朝廷的府藏，而淮南处在上游；淮南是六路的咽喉，扬州占据要害。如今扬州土地最狭、力量最弱，不足以作为控制扼守之地。请求依照熙宁年间的旧例，废高邮为县，并把泰州的泰兴、海陵都隶属于扬州；这样既可减少冗员，使民力顿时宽裕，又能增强地势形势，使战守都有准备。”并请求赶紧选拔有忠义和名节的人，替换防江守臣中不能胜任的人。他说得最切合实际的一句是：“抵御敌人、保卫自己，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第二年秋天，正当贼寇平定，公又上言：“大军过后，公私都空虚困乏，抚慰安置、使民众聚集安定的事情，尤其应当加以留意。

译唐朝平定庞勋之后，不能深切体恤他的百姓，于是终于导致干符年间的动乱，可以作为鉴戒。如今贼首已经擒获，但其他地方相互响应、蜂拥而起的还很多。”他建议：应当对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淮东、淮南诸路实行曲赦，不追究以前的过错，使他们各自恢复生产。命令下达十天后仍不解散的，也不要立即进兵。把贼首的姓名详细上报。他们所攻破的六州及各县，遗民已没有多少，应当免除三年两税，免除一年差役。暂时停止和籴预买、倚阁见欠、常平钱、坊场渡口课利，并减半征收，满三年停止。州县官中不是审理案件所必需的，可以暂时裁减；曹官中可以暂时合并省去的，就合并省去。茶盐禁令应暂时放宽。不是常规的临时抛买、年例科率，也应一并停止。商人贩运牛、五谷和农具经过这六州的，应免除征税。近来因为军务兴起，除武臣担任知州或县尉外，应当恢复使用文官。越、台、温、秀、信、建、宣诸州勤于战守；升州、润州是大军驻扎之地；饶、苏、湖、明、常、广德诸州供应频繁，都耽误了耕种养蚕的时节，应免除一年两税，免除一次差役和和籴预买。至于各地官兵的费用，也应交给发运司，赶快在丰收州郡设置场所实行和籴，专门供应军需；仍不得向百姓强行高价收购，也不得使用官告、度牒、香药、钞来折抵价格。请求朝廷拨下现钱，务必使实际的恩惠早日惠及百姓。朝廷颁下赦令后，其中的条目往往采用了公所请求的内容。南方军队凯旋后，朝廷立即商议北伐。公见宰相，论说道：“匈奴自古以来抗衡中原，前代能够使它臣服，没有一次不是乘它内部乖乱之时。如今辽主还在，而守卫燕地的人自行立国，这正是他们内部乖乱的时候。只是因为女真入侵其中，彼此隔绝，所以还没有发展到争夺国权。为我们谋划，不如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蓄养威势、整顿装备，等待女真退却；那时匈奴的两个君主必将交战。我们不要帮助任何一方，使他们的军队长期纠缠不解，人畜消耗殆尽；再时时出动勇猛的军队，使他们势力都穷尽，到时应当会有人叩关称臣，然后安抚平定他们，使他们仰慕风化、归服道义，永远成为宋朝的藩属。这样功业光耀祖宗，德泽垂及后代，可以说是万世难逢的机会了。”既不违背盟约信义，又结交域外，这是第一利；黄河以东北不必调发兵役，也没有兵革祸患，这是第二利；契丹替我们固守边防，使女真不能窥伺边境，这是第三利。天子有道，守卫就在四方夷狄；何况整个燕地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把它交给北方夷狄，我们又从旁帮助他们，那么防备女真就有余力了。如今女真虽然得到一半燕地，却不能得到燕地百姓，所以那些挽弓的燕地人，仍然隶属于燕地。王师出境，能保证一定取胜吗？既不能保证取胜，却先自行毁弃盟约，在易水之上连年用兵，旷日持久，这就是让女真成为卞庄子。万一燕地已经衰弱，向我们屈服，报捷文书传来，天子的声威显赫，确实可以一时夸耀。可是女真凭借攻破燕地的威势长驱南下，这就是由我们代替契丹承受强敌。这样看来，王师无论取胜还是不胜，都看不出可行之处。况且契丹是同盟之国，女真是强敌。如今有强敌压在城墙之外，究竟是我们自己抵挡它，还是让别人替我们抵挡？拓展恢复疆土，确实是美事，但也必须深思远虑、回头顾念，保证没有后患，才可以实行。何况女真正在强盛，蚕食土地没有满足的时候，却想同它成为邻国，必定有眼前的忧患，难道只是疆土不能拓复而已吗？依我的愚见衡量，应当像西汉、东汉的旧事那样，让契丹抵挡女真；机会一到，朝廷的谋划便应确定，不可改变。皇帝驾临三馆，赐给公三品服。不久，公任太学师表，提出建议说：自从三舍法实行以来，学生急于在考试中选取，有苟且求取的心，不再穷究经书、阅读史书，只把程式文章作为范本，用剽窃应对经义，用阿谀回答策问，气节萎靡，实在关系到国家盛衰。有见识的人对此深为忧虑。如今既然废除了三舍法，应当下诏告诫众多士子，使他们深入明白经术、广泛通晓古今，以此培养气节。在外地原来没有教授的地方，应委托知州、通判访求名士，选取众人所推服的人担任。于是太学生的学习风气逐渐改变。蔡氏之子任大宗伯，嫉妒公与自己不同，诬陷他说：“他所用来劝诱人的，都是元祐学。”公调任秘书监，笑着说：“他也知道有元祐学吗？”八月初一发生日食，太史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上奏，并且移文省中知会，但负责传送移文的人误送到了著作局。到了日期，百官到明堂候班，初一皇帝没有出宫，才知道发生了日食。公因此获罪，降两官，出守济南。又遇到年成大饥，公开仓发粟，平价出售，百姓依赖此举得以安定。辇运司和籴麦子，经制司责令百姓借钱给燕山府，公都上奏请求停止。帅司捕盗的军队将要经过境内，杀害平民十二人，公痛切弹劾他们，诏令审讯使其认罪，但被权贵宠臣阻挠。宦官李彦奉使到来，公仍按旧有礼仪接待他，李彦大怒，授予公提举南京鸿庆宫的职务。公一向喜爱金陵山水的胜景，于是买宅居住。授任婺州知州，改任亳州知州，都还等待任期。建炎元年十月，召入朝任太常寺副职，随从车驾从睢阳到江都。这一年占卜郊祀之礼，宰相认为出城有忧患，便在城中筑坛。公陈说有三件不可行，争论却没有被采纳。公又屡次陈说江都没有险固之处，应当早日渡江来安定基业，也没有被接受。建炎二年冬，大谏郑防上奏说，公因为李纲任宰相而得到现在的任命，见李纲被贬后心怀愤恨，精神意识像痴呆一样，无心处理职务，每次吃完饭才到寺中，过几个时辰就出来。郑防被罢免还不到两个月，女真轻兵来袭，而东南也多有变故。公从此不再存有经世之念，回到旧日山中养老，家境非常贫困，靠过去的祠禄粮食直到去世。他为人忠厚平易，平日安静少言，喜怒不形于色；接待别人无论人数多少、地位大小，一概庄重谨慎，即使家人也没有见过他懒散的样子。从年轻到老年，直到生病，从未放下书不读；谈论古今之道，学问广博而考察细密，没有一点差错。鉴别裁断精细深远，对人品的褒贬表面上淡然，胸中的是非却像黑白一样分明。他说话非常简约，出口必合乎道理，从不把自己不会的事情告诉别人。姐姐曾把儿子托付给公，请他为其补授官职，公遇到郊祀恩典，便把名字上报，但法令不允许。有人劝公改奏为本族亲党求官，公悲伤地说：“亡姊的心意很迫切，姑且实行我的志愿吧。”他任守官时四次遇到旱灾和饥荒，都竭力推行救荒政事，惶惶不安如同灾祸临到自己，所救活的人数不胜数。

译公在济南任职时，山东有许多群盗，唯独公所管辖的地区没有盗贼。每次和属官议论政事，大都把教化作为根本，把勤勉体恤百姓放在首位，不急切拘泥于文书事务；希望防范驾驭属吏，使他们即使不被严厉约束也知道畏惧，也没有人敢欺侮百姓。他仰慕前代贤者，希望把自己的学问施及万物。后来渐渐被任用，在位者把行贿请托当成朝廷常规，公却淡泊自守，被人认为仕途困顿，他也不屑一顾。梁师成提举中秘书，凡是想凭文才求进的人都自称是他的门生，连宰相也如此；公却从未到他的宅舍一次。梁师成多次表示希望见他，公终究不去。有人责怪他太过分，公严肃地说：“三馆在大庆殿旁，是国家的书院。宦官即使尊贵，也不过是供职的老兵罢了。我身为群英之首，却同他结交，难道不怕侮辱天子的馆阁吗？”秘书少监中有一个姓韩的蜀人，正因为文才受到梁师成知遇，却难以越过公而得到进用，于是借日食没有上奏的事排挤公。第二天，韩氏就被召试，任知制诰。公的文章质朴而华美，体制多取法古代作者，共十五卷。另有《皇宋昭姓录》十五卷、《忠义列传》二卷、《唐史评》一卷、《钟离子自叙》一卷。公曾任钟离县令，所以用钟离作为号。他著述中最用心的，没有超过《春秋学》的。这部书是编纂特进公遗留下来的学业，其源流自安定先生以来，成书十二卷，有卓越的论断一百多条。曾有宾客把荆国王文公的画像给公看，请他作赞，公写道：“壮年和长大后都嗜好图书，年老后又沉溺于禅寂；白白使黄阁敞开，最终却把苍生耽误。”虽然只有二十个字，却把王氏一生概括了。公的学术有根本，取舍早已确定，不必急于进取，也不必急于退处；驾一叶扁舟、划着短桨，在横流的时代从容徘徊，随波而行却不沉溺其中。年老而且穷困，所履历益发坚定。唉！孔子称赞崇尚德行的君子，《诗经》歌咏老成的人。扬子云所说的不苟且求取见识、不苟且求取所得，除了公还有谁呢？将这些写入墓志，以终其事。第二年十二月丙寅日，公的儿子揆，文林郎、密州司户曹事，以及两个女儿都已先去世。揆自有墓志，孙子绍之，右迪功郎、湖州德清主簿；存之，登仕郎；象之，右迪功郎、衢州当山县尉。长孙女嫁给右文林郎、福建茶司干官余祉，次女就是寅的妻子。寅既然得到公的详细言行，又托我这样编次，于是又系诗说：“士人的名声在于一项善行，其中有时只是偶然；言语纯正、行为美好，只有学习才能达到。学习也有许多门径，各人趋向自己所安。谁能溯流而上，穷究它的源头？元丰年间造就人才，用新学说引导；元祐年间的教化，以祖先的训诫为准则。深厚博大的翁公，确实已经觉悟，那么应当离开什么、趋向什么？善的就以它为老师，潜心思考《麟经》，从中得到许多自己的心得。表现在言语行为上，正直、安静、温和而端庄。因为他不争，所以因此没有显达；因为有人拘泥压制他，他的德行和声名反而更加崇高。遗文散失之后，搜集刊载的已经很少。考察他的内心，也已经明白无瑕。白水的源头，是他千古长存的葬地。把这些福泽赐给他的后人，使他们实在繁盛昌大。” 左朝散郎江君墓志铭 我曾观察自古以来动乱纷扰的时代，上面的人急于有所作为，有才智的人乘时而起，愿意奋发，以此取得世俗资望，而狂妄诡诈、夸张虚妄之徒也因此能够炫耀自己而求得售用。大概不如此的人很少。建炎己酉年，圣潜年四十九岁，由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观，于是请求退休。士大夫中的年高旧臣歌咏赞叹、敬仰他，但有些人未必知道公的志向。十二年后，公的儿子邦光任零陵决曹掾，我恰好任守此地，曾请公亲笔写信；信中辞意温厚庄重，而邦光谨慎修身、恭敬守职，我本来就明白他的家教有所来由。又过了六年，邦光拿婺州别驾吕忱中所写的公行状来请求我作墓志。我反复熟读多次，遗憾没有来得及认识公，于是由此更加清楚地知道公的为人，便作序并写铭。公姓江，名衮，圣潜是他的字。世代是衢州开化县人。曾祖镐，官至尚书屯田郎中、知处州，追赠刑部侍郎。祖父楫，官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知抚州，追赠中大夫。父亲汝言，任北京留守推官、润州金坛县令，追赠左通奉大夫。母亲石氏，追赠硕人。公年幼时就知道奋发努力，稍长后操守品行不同寻常，补为太学生，自立坚定而卓异。他喜好古道，尊重贤友，接连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时悲哀痛悼十分深切，在墓旁结庐居住。服丧期满后，第二次以名次贡入礼部名籍，在太学住了十年，声誉美善而显著。大观戊子年中进士，授通州静海县主簿，任满一年升任磁州邯郸县令，揭发奸邪、查究隐伏，恩惠爱护同时流行。部刺史认为他有才，征召他权任保州教授；邯郸百姓舍不得他离开，拦路送行的人很多，并且从远方递来荐章。后来改任京官，拟授徐州彭城县丞，但未赴任，授广亲北宅宗子博士。他端正严肃地任官，不经营请托。言官弹劾公，说他在邯郸任职时，因部使者修筑濬州城，斩伐官府林木作为板材而获罪；于是贬斥送铨部，授平江府司兵曹事。方腊作乱时，有几十名商旅进入境内，神色慌张，众将怀疑他们是间谍，准备杀掉他们。公竭力争辩说不是这样，最终使他们获免。后来任杭州余杭县知县，有一天，其他县有商人控告和尚偷了他的契券，官府很久不能判决，郡守将此案交给公。公逮捕商人的同党并审问，查明真相，原来商人欠和尚赌金无力偿还，便把契券埋在寺中，反而诬告和尚。契券找到后，商人于是认罪伏法，全府都很惊讶，太守赞叹说：“江君可以说是掘地而能决狱的人了。”苕水发源于天目山，经过六县流入具区；余杭位于两者之下、三者之上，地势平衍，处在水流冲积之处，洪水每年必多次到来，造成的祸害很大。

译后汉熹平年间，陈浑任这个县的县令，开始修筑南湖、北湖、西湖，蓄水来减弱水势。所谓西函，控制着王母港、苕兴溪的水势，叠石筑成堤坝，均衡调节水量的盈亏，即使久雨水涨也不能淹过田地。干旱时就打开水闸灌溉输水，在余杭可使一千多顷田地受益，惠及邻郡的田地又超过一倍。年代渐久，水闸已经损坏疏漏，塘长贪图贿赂，私自打开水闸让船只通过，水于是大量涌入；官吏又仓促堵塞，只求消除眼前的祸患。于是依靠水闸灌溉的田地，十年中有九年遭水涝，几乎变成低湿积水之地。公到任后询问父老，详细了解到利弊。百姓知道公有意兴利除弊，有人劝他赶快办理。于是趁农闲估量工程、征调劳役，从西函直到钱塘边界，共二十多座堤坝，都恢复坚固。公亲自巡视工程，手脚皲裂、饥渴交加，也一点不懈怠，百姓也忘记了劳苦。有一天下大雪，他约定等天晴再来，大家都说：“县大夫还在这里，我们最终也没有谁肯离开。”工程完成后，百姓欢呼起舞，刻石撰文来彰显公的恩惠。因任职年劳被赐五品服，不久请求奉祠，便以疾病辞官。他曾自己叙述一生说：“我年轻时带着书卷参加科举，偶然得到一个官职，做了二十年官，幸而稍有荣耀可以惠及父母，有田二百亩，没有向平那样的忧虑。我的分限已经满足了。宦海风波，怎么可以再去冒险触犯呢？人如果不知道止足，官位越升，心气越奢侈；俸禄越多，花费越广；气势越骄傲，意念越尖刻；机诈每天滋长，谄邪每天加重，危险祸患突然来到，实在值得长叹。”辞官以后，他不再进入城郭，头戴幅巾、身穿野服，萧然闲散于林泉之间；待人温和随易，称赞别人的长处如同自己拥有，救济贫困，劝勉懒惰游荡的人。乡里人爱戴并敬重他。他奉养自身十分俭薄，没有声色享受和嗜好，淡泊自如。在内室之中，家庭和睦而有规矩；用积存的俸禄余钱和妻子的嫁妆，嫁出孤女共六人。他患病却不服药，说：“我一向能够克制自己、践行修身之道，难道还能逃脱命数吗？”洗漱梳头后坐着，含笑如同入睡，家人去看时已经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是绍兴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娶建安叶氏，是鸿胪少卿叶大方的女儿，封为安人。五个儿子：邦光因世赏任右从政郎、新任临安府昌化县令；溥中进士，任左迪功郎、新任袁州州学教授；邦孚、邦翰、邦宪都学习科举业。公的堂弟褱没有儿子，公便以邦翰作为他的后嗣。三个女儿都各自嫁得合适。孙子孙女各三人。公直到老年仍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时时作诗，多有奇特佳句；然而写文章不喜欢留下稿本，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三卷。几个孤子在这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公葬于开化县仓坞原先祖坟墓的南面。从侍郎到公，世代都在处州考中进士高等。江西李泰伯为侍郎作志，职方和通奉则由翰林王明叟作志。圣潜又善于守道，终身能够使德业流传。作为人的子孙，也差不多可以无愧了。铭文说：江氏以国为姓，世代是兖地人。永嘉之乱时，江统也向南奔逃。几代以来居于江左，平庸而昌盛了家门。有一位世代源，出仕游宦到信安，子孙便在那里安家。这就是您的先祖，世代都承载着美德。又把这些美德集中到您自身，在惭愧耻辱的时代，以自身作为尊荣。被贬黜而任小官，王事却更加勤勉。北风震撼海面，大水高及天际。千帆争相航行，唯独一叶小舟返回。守持约束的仁德，收敛其中而不张扬。上天也将厚待您，福泽就在后代。左朝请大夫王公墓志铭 公的讳名是震，字东卿，姓王。他的高祖父四代以前在江南做官，跟随那里君主归顺朝廷，于是成为开封人。曾祖父王密没有做官。祖父王昌，任太子左司御率府率。父亲王泽，以朝奉郎致仕，追赠中奉大夫。母亲崔夫人早逝，继母杨氏，封令人。公幼年聪慧，不喜欢游玩。七岁时得到欧阳修的《五代史》，读一遍就能背诵。成年以后，游学太学，两次参加礼部试，考中大观三年上舍，授任均州司法参军。提举曾弼爱惜他的才华，推荐他做教官，讲授训导从不疲倦。每年参加豫宾兴的人，他总能率领数人。每到邻近州郡考试，文章往往能得到当地知名人士的赏识。政和四年，调任太原阳曲县丞。中贵人传达诏命经过境内，得到白石，于是把它作为珍宝上报。有诏令要求征取五斛，并命令充作贡品。府中委派公监督采集。公到达那里后，召集父老询问利弊。事情查明后，他把情况报告府中说：‘石头琐碎细小，哪里足以充作方物？全部取来实在困难。即使能够得到，也将长久给当地百姓留下祸患。希望上奏停止这件事。’尹说：‘县丞难道不怕获罪吗？’公说：‘宠幸近臣用这件事使太原百姓受害，县丞又到哪里逃避罪责呢？’尹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上奏此事，事情终于停止了。府中有两个妇人共同居住，都守寡，家产累积达数万。长妇有两个儿子，次妇有一个儿子，三人都在嬉戏。两个儿子掉进井里，次妇的儿媳以冤情告发。审问她的供词，便知道长妇似乎有谋害之意。但府尹始终怀疑，于是对公说：‘母亲爱孩子都是一样的，怎么会亲自杀害孩子呢？’公说：‘平庸之人也有这种情况。石碏杀死儿子，是为了忠；郭巨埋葬儿子，是为了孝，难道只有忠孝之人才会这样吗？贪婪而嫉妒的人也会如此。难道没有听说武昭仪曾把儿子闷死在被子下面吗？’于是案件定了下来。兵官将营卒杖打致死，上下议论纷纷，逮捕拘押了十几个人。命公审理此案。公说：‘他们都应按照官阶受到处置，不应当用刑法一概绳治。’于是把所有被拘押的人都释放了。离任后，也没有追究这件事。七年，改任京秩，做坊州教授。任期届满，授太学正。因为贫困，请求出任外官。宣和三年，任京西转运司主管文字。有一名官吏侵吞官钱十三万缗，公揭发了这件事，本应受到赏赐，却没有说出来。同僚问他，他说：‘查考核验是我的职分。’七年，改任鄜延路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当时童贯发檄文命五路征集兵力，准备袭击夏人，夺取天德、云内州。公向主帅极力争辩说：‘燕山之战，国力已经耗尽，而士卒的伤口和创伤还没有恢复，怎么能轻率地凭一纸文书调动十万军队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尺〕

译希望慎重审察，奏请接受既定的谋划，现在还不算晚。’不到十天，果然下诏停止这次军事行动，并告诫惹事生非的人。授任西京国子监判监。靖康元年，有诏令因为他是一时英秀，召他赴京，他还未赴任，就转而南渡；奉养亲人，生活隐约困约，即使柴薪和饮水也都亲自操持，直到最后，仍不向人求取。绍兴元年，应荆南镇抚使征辟，任参谋。武人当时专擅决断，公用义理开导他们，保全救活了很多人。他建议不要使用临机专断的权力，请求一概遵循成法，不要让将佐以亲自抚恤百姓来招徕归业的人，轻率地制定租税。荆峡地区在战乱后荒残不堪，暗中承受了他的恩惠。制置司和镇抚使都奉命收复襄阳、荆南，军队先进入，制置司争功。朝廷命令分析功劳，军情因而不安。公说：‘有什么功劳可争呢？既然也无法辨明，就应当上表谢罪。’又说：‘先前只是欣喜疆土收复，俯伏着宽解君父的忧虑。’朝廷认为他说得好。服丧父亲，公悲哀憔悴，超过礼制，背土负砖五百，雇佣工人来完成丧事。服丧期满，绍兴六年，任沅州知州。有人建议仿照四川推行交子，在湖北实行。公说：‘用纸券作为货币，只有铁钱沉重难以携带时才可以这样做，所以四川可以实行；如今这种情况也已经改变了，怎么能再使这一地区陷入困扰呢？’于是上奏请求停止。郡中学校废弛，没有学生，公请求把官田收入充作学粮，用来供养士子。南夷听说中原正在用兵，派小行人来告知，愿意献马二十匹，赶赴行宫。公说：‘如今天马云集，马厩已经满了，不能驾用，哪里还需要你们这几匹马呢？况且马价不到二百万钱，而供给运输等劳费应当不止数倍，难道这是对百姓有利的事吗？’随即告诫边境官吏，不得入境修缮城垒、疏浚沟渠，命县令劝勉农桑、开垦田地，百姓因此安定。八年，授湖南转运判官，均衡节省财用，革除对百姓的苛敛，每年节省九十六万。度支怀疑减免削省得太多，公说：‘军民粮食供应不足，漕臣应当承担责任，怎么敢为了求取声誉而败坏军务，自投法网呢？’然而襄、汉一带的营屯士卒并不缺乏供给。因母亲年老，公请求任祠官归养，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三年，再任湖北转运判官。朝廷把田晟的军队从蜀地调来，驻扎荆南，命公专门主管粮饷。公获准使用常平经总的钱谷支用，于是不再向百姓增加赋税。任满回朝后，选择居住在武陵，营造小园圃，带领子弟奉养亲人，安闲自得地享受生活。十六年七月一日，无病而终，享年六十八岁。他通达明亮而纯厚，不急于求取进用，廉洁自守，诚心向善；诵读《前汉书》，寒暑都不懈怠。写文章典雅华丽，议论有经书和事实依据，长于歌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志向，年老后更加坚定。每次侍奉亲人患病，几乎废寝忘食；面对母亲，总是温和愉悦、笑容可亲，像孩子一样。历任官职至左朝请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赵氏，封恭人。有两个儿子，长子若水，次子若谷，都任右迪功郎。有三个女儿，都未出嫁。于他去世这一年十月十日，与恭人合葬在武陵县罗纹山的原野。我和公有三十年的旧交，若谷拿着行状来，拜了两拜哭泣着请求我为公墓作铭，于是我依次写成叙文，并附上铭文。铭文说：当初我开始与公在西边的城邑洛阳相接，比邻而居，只隔着一堵墙；陪伴相聚，几次在花坞竹溪、宽阔的名园中游赏。风月美景是共同欣赏的时日，大雪纷纷时，早晨并辔出游，夜晚饮酒取乐；煮藜羹、吃豆食，间或还有羊酪。瓶罐屡次喝空，只剩残滓；唱和往来如水翻涌，棋子声像冰雹落下。有时情绪激烈而高歌，有时寄托幽深思绪。歌唱到《王风》，不禁发出惊叹。后来衣襟从中分开，各自到了吴、楚；忽然又在潭州、鼎州一带相逢。我的脸色已经换作朱红，公的头发却白如鹤。昔日游乐不能继续，欢乐也不能再造。只愿敬重公的政绩，怜悯百姓的困苦；使邦国的法令井然有序，使奉使之才光耀；为国家巩固根基，削减苛重赋税。公的学问源自西汉，精深而广博；孝啊，只有孝，而且能够安处俭约。为什么仕途曲折，进用之后又退却？为什么不能成为朝廷台阁所仰望的仪范？群鸟纷纷飞翔，为什么遗下一只雄鹰？楚南荒凉，只有兰花药草妩媚；豫章被云气遮蔽，忽然又凋落了竹叶。文章已经编成，儿子也孝敬恭谨；刻下铭文使它长久流传，后世也将光耀。《处士魏君墓志铭》绍兴十六年秋天，我经过建阳，魏挺之带着名帖来拜见。见面以后，他从袖中取出文章请我作评，文中义理很高明，没有杂乱的辞藻。又拿出自己的一篇论著，我仔细反复阅读并加以评订，纵横驰骋，文采茂盛，没有科举应试者的习气。后来又得到他的古体、近体诗几十首，幽深的思绪令人感发；他虽然贫困而身为平民，但那种奋发远行的气概，已经超越笔墨表现出来，将来一定能在世上自我显扬。我问他的兄长，兄长说：‘这是建阳的英秀人物。’我私下认为，魏君能够选择所从师友，必定是因为义方的教训平素积累已久。然而遗憾未能同他畅谈，便进一步追问他的家世。过了三年，才收到讣告，说：‘挺之罪大不天，先君于戊辰年六月二十五日因病去世。日期有定，在季冬七日一定完成下葬。只是先父的美德潜藏不显，仿佛没有留下任何话可以传于久远，这是挺之加重不孝的罪责。如今既然得到乡中长者朝请丘公编次的行状，冒昧凭借一日之间结成的昆季门生之谊，请您为先父作铭，使先父能够借此自托而不朽，那么挺之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于是我取行状所载的大节，编次并为之作铭说：君讳大名，字国宾。他的先祖是汴人，五代时为躲避战乱进入闽地，开始居住在瓯宁。到了君的高祖父秘书少监时，又迁居建阳。曾大父文琏，是纯粹的儒者，有《春秋豁疑》六卷、《易说》五卷。祖父颖，多次参加计偕，辞赋才华闻名，藏书极其丰富，沉浸于书籍篇章之中。父亲贡，大观年间考中进士，抗直不阿而违背世俗，因此长期辗转于州县，官职止于文林郎。君年轻时读书，博学通达，却不致力于科举；文章洒脱不羁，轻视财物而重视诺言。乡里人有急难，或遇荒年宗族党人生活不济，他从未不按贫富程度予以厚重救助。他只有两个姐姐，是文林郎最疼爱的孩子。君于是把先业分成三份，各自占有一份。中年娶叶氏，叶氏带有前夫的一个儿子，尚且年幼。遇到剧贼进入境内，叶氏因惊惧而死，君带着这个孩子逃难，并不把他置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之后。别人问原因，君说：‘假使这个孩子不幸死了，陈氏就没有后代祭祀了。’盗贼平定、人们返回后，大家争相经营生计，只有君更加致力于收藏书籍、教育子弟。曾经得到上好的木材，想亲自做棺材，命工匠量度，竟然足以做四具棺材。君高兴地说：‘族人中某某、某某，可以从这里取用。’因此旧宅有藏书楼、水阁，竹木遮蔽错落，十亩荷池映带左右。太平时期，每天和亲友在其中饮酒吟咏。

译自从经历丧乱以后，他就不再留恋安适的居所，衣服和日常用品只求够用罢了。先娶饶氏，最后娶徐氏。有四个儿子：挺之为长，其他依次为存之、顺之、贯之，都以进士业为学。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龚湜，他是原潮阳太守龚宽的儿子。其余尚未出嫁。孙子有繁、继，都还年幼。君享年五十七岁，葬在本县招贤原。铭文说：求学并不求闻名，只是用来美善自身；富有并不求财货壅积，而以使众人得到快乐为乐。君子的过失，也使厚重长者的风气没有消亡。以图书为伴度过一年年，以长啸傲游来陶冶本真。能够有继承的儿子，还能亲近仁人作为朋友。在文苑根柢处采摘芳华，在天地边际奋发飞腾。想着显扬双亲以实现愿望，国宾还有什么遗憾呢？《王氏墓志铭》绍兴二十年六月最后一天，湘南逸民彪虎臣的妻子王氏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王氏幼年便懂得学习，关于女子应做的纺织、缝纫、编织，以及酒、酱、腊肉、干肉等事，都了解并能储藏备用。嫁给虎臣以后，虎臣在学校游学，有才俊之名。等到父母年老，虎臣不再求取仕进，以经术在乡里授业，而家境特别贫困。王氏能够顺从奉承公婆，使他们心情安乐。公公去世，她帮助丈夫办理丧事，处事诚信，收殓手足形体，又把公公归葬于婆婆墓旁。年纪更老以后，王氏对于婆婆的衣服、饮食、药饵，必定亲自照料，整整二十年不曾懈怠。生了两个儿子，名叫居厚、居正。从他们幼小时起，就用善道教导他们。有一天她对丈夫说：‘听到客人对您说的话，都说读书只是务求记诵章句，以取得利禄。我私下听到这些话，希望您教两个儿子不要同流俗。’有一个女儿嫁给乡人许君，许君早死，没有儿子。王氏告诫她说：‘妇人最重要的是守节，父亲说古代有共姜，能够实行这条道理。父母想把她改嫁，共姜作《柏舟》诗发誓而不答应。你应当取来读读那首诗，不要给我带来羞辱。你的丈夫没有后嗣，如果从宗族中求取一个孩子而善加抚养，未必不胜过自己所生的。’ 因此，许氏妇人在繁华时期守寡，没有改嫁，能够自立，成为许君的后嗣。唉！王氏因为有见识而达到这种地步，所以帮助丈夫居住在简陋小巷中，忍受饥饿、腊月严寒，却以供奉祭祀、接待宾客为羞耻之事，始终肃敬周备而没有缺乏，家中上下都欢喜。族人、亲党、邻里没有一句非议。临终时告诫不要采用佛教僧人的做法，说：‘那是虚妄荒诞的，不可信。丧事只要根据家中有无来办理就够了。’子孙于是遵循古礼，于次年二月五日丙午，葬在县内易俗乡白木芭蕉原。彪氏和班氏都出自鬭谷于莵，而彪氏是卫国彪徯的后代，历来没有著名人物。虎臣的七世祖在李唐中期为躲避山东战乱，南来居住在湘乡。祖父淑喜欢行善施舍，父亲约孝顺友爱、浑厚宽厚，听到有人说别人的过失，就捂住耳朵离开。兄弟要分家产，他不得已在房屋中取最矮陋的，在田园中取最偏僻贫瘠的。过了很久，兄弟们把分得的财产全部败尽，又将要前来侵夺，公便推让给他们。于是割茅草盖屋，借贷来吃饭。那些尤其不善良的人认为公可以欺负，更加肆无忌惮。公于是迁居湘潭，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最终保全兄弟。’虎臣又凭学问品行成为乡里的先生，王氏作为内助，生有才子；有六个男孙：▯、翨、翔、防、翺、▯；女孙四人，多数秀异，能通晓诗礼。这难道不是积累善德的效果，并且正在逐渐兴盛吗？居正曾跟随我的弟弟宏学习，因此宏对他们家的事情知道得尤其详细，便依次把王氏的美德传授给居正。居正请求我作铭，我叙述此事并为之作铭说：作为父母却不慈爱，作为子女还应当孝顺。既慈爱又教育他们，仁义就可以得到实践。美善的教化广泛传播，不只在这篇文章中。努力行善来使家族昌盛，正寄托在后代身上。《太孺人李氏墓志铭》太孺人姓李，是桂林訾家洲人，已故观州富银监主世则的女儿。太孺人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里极其贫困，又没有兄弟，便和几个妹妹深居家中奉养母亲，乡党邻里都为她担忧，而她能够长久安处困约。二十一岁时，才嫁给同县的黄君表。黄家中途奉养不及舅父，她却像侍奉母亲一样，和和气气、柔顺恭敬地侍奉婆婆，顺从婆婆心意，勤劳服事，没有违逆。她的婆婆常说：‘自从这个媳妇来了，接续供给饮食的职责有人承担了，黄氏宗族更加和睦。’我饮食有保障而睡得香甜，于是众妯娌都争着愿意奉养我，而婆婆唯独安于由太孺人侍奉。太孺人侍奉婆婆十六年如同一天，不因时间久而厌倦，也没有离间毁谤的话。生了四个儿子，丈夫聘请老师竭力教育，太孺人也尽心协助，礼物丰厚，即使典当衣服首饰，也不告诉别人家贫。儿子齐考中科举后出仕，不久遭父丧，后来任州别驾、二千石，奉着父母乘坐板舆，随官俸收入增多，家境向来丰厚了，但太孺人勤俭不改，和从前没有不同。年纪越大，性情越慈爱；周济困乏，怜悯下层劳苦之人，别人的是非好坏从不挂在嘴上，内室之中从未听到她谈论这些。各个孙子刚会说话，她就教他们《孝经》，到了老年也没有忘记。齐先代理新兴县令，刚满两年，便正式拜授太孺人之封。太孺人七十六岁时因病去世，实为绍兴二十三年五月八日。齐的弟弟庭扆、育都在进修士业；有两个女儿，长女是元妃所生，太孺人抚养她如同亲生女儿，嫁给灵川县进士刘某；次女嫁给右从政、郁林州兴业县令秦吁。孙子共有十二人。齐已登记入仕籍，任左奉议郎；遇到郊祀赦令的恩典，追赠他的父亲为右承事郎，并封太孺人为相应封号。如今服丧将要举行，齐拿着其门人南恩州司户黄执礼编次的太孺人内行状来，说：‘齐不孝，将于十二月丙午把母亲葬在某县东乡福寿里蛟龙木山圣泉原，请为墓藏作铭。’我说：‘我既不是能够树立言论的人，又年老衰颓，哪里是可以托付来传信的人？’齐请求更加恳切，于是不能坚决推辞，便为她作叙并作铭。铭文说：幽静闺房中的贤淑女子啊，有了家庭便适宜安处其中。真诚孝敬婆婆啊，神明因此赐福。由白屋而至朱门啊，我和我的儿子都应以她为准则。年老而成为邦侯的长寿母亲啊，金花诰命从此恩宠安抚她。兰玉般的子孙培养在庭阶之间啊，福庆流传而令人羡慕。谁能平整墓地，把藏石置于泉门啊？雕琢铭辞，使她的美德显扬而广大。第二年，齐又写信来说：‘埋在墓中的铭文是为长久打算的，但百代以后如果不幸从人世间消失，哪里如同在当今之人的眼前昭示呢？还希望在墓前树立碑碣，可以吗？’我想到齐想显扬亲人，即使杜元觊、岘首、汉渊的谋划，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于是没有改变原来的文章，写下来交给他，希望美德和嘉美永不改变。《承仕郎蒋君墓志铭》

译新昌郡学教授蒋允济安葬父亲承事君五年后，来见我说：‘先父的墓藏，右迪功郎、权藤州岑溪县令石安民虽然已经实际作了铭，还希望您为墓碑作文，以稍稍伸展我无穷的思念。’并且从袖中拿出石碑文字，流着眼泪，再三请求我，我不能推辞，于是依据铭志所载约略写成如下：君是八桂兴安人，讳熙，字明远。七岁时父亲去世，哀慕之情如同成人；长大后侍奉母亲，亲自料理饮食起居，满足她对饥寒温暖的需要。母亲患病时，他几个月不曾解衣而睡。母亲去世后，他执持丧礼，悲哀憔悴；每逢父母忌日，总是哭泣不进食。侍奉叔父竭尽孝心，曾有人从中离间，叔父怨怒他，他却更加谨慎顺承。叔父生病，他率领众子侍奉，丝毫没有懈怠，叔父因此感动而疼爱他。起初君辛勤耕作来供养亲人，遗憾不能从师学习；后来勉强成家，便让两个儿子学习经史，寻求师友，说：‘我替你们承担劳苦，你们替我享受安逸，何不努力来完成我的志愿？’两个儿子遵从教诲，自我勉励，终于一同考中进士。君禀性刚直，不随便交际；见到身穿布衣、善良有德的人，便以礼相待；言谈从不涉及财利，只是勉励他们修身扬名；周济贫困，甚至解衣节食来帮助贫穷低贱的人，因此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和官吏之道的弊病。他的儿子做官后，君一定告诫他们要廉洁、敏察、公正，督促责备比他们未做官时更加严格；有时办事拖延，他一定说：‘百姓没有比这更苦的了，而你们官署的事务却不能有停滞。’然后神色才和悦。因此允济辨明善恶，卓然有立身之处，所到之地都被称为循良之吏。蒋氏三代隐约不显，到了君教育儿子使家业兴起，蒋氏才有了声誉。永州、桂州之间的蒋氏，大多出自蜀相蒋琬，永桂一带的蒋氏儒者和仕进者接连不断。君长子允中，任左迪功郎，死于融州融水县尉任上。允济入朝以后，参加绍兴十九年冬季祀南郊的赦令恩典，追封君为右承事郎致仕。君的享年、去世和下葬的年月日，以及贤妻孺人秦氏和女儿出嫁、孙子的姓名，石碑文字中都有记载。这里只依次叙述他隐而未显的德行，这些德行必将流传并使后人仰慕，所以刻在墓道上，并用辞作结。辞说：对亲人笃厚，对子女严厉；言语不涉及利益，只讲义与理。虽说没有正式求学，这就是学习了。唉！把德行种下去，成为百年的准则，使后代有所考察，不在于这篇勒石文字本身。《斐然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七 宋胡寅撰 《祭外舅张兵部》承奉郎、新任起居郎胡某谨用清酒和众多菜肴作为祭品，祭奠已故致政兵部丈人的灵魂。公天资聪敏明哲，秉性平和纯粹；整饬自身，修养德行，博学强记。年轻时便显露才华，从卑微冗杂的职位做起，不懈怠也不争竞，悠然度过一生。升任御史，排斥攻击蔡氏，随即遭到贬黜，却一点也不恐惧。返回郎省，又出任重要州郡，成为文昌官署的仪范和太守；平易近人、周旋得体，出仕入仕三次。公当时已经年老，恪守道义而谨慎，笑容温和，一座之中充满和气。把不义视为浮云，弃之如唾沫。蔡氏门下招引他，他整肃衣襟谨慎躲避，终于没有受到玷污，以成就自己的志向。公做官超过五十年；在京师时，举子进献技艺，众人请他鉴别评定，只有公才被委托，细微之处没有差错，美丑也没有被遮蔽。当时的许多公卿，都是他的门生；他们从寒微偏远处奋起，公的俸禄肉食接济他们，而自己丰厚地帮助别人、约束自己，只吃脱壳粗米，盖布被。平生嗜好读书，到了白头更加勤勉；藏书万签，仍不以为满足；抄书写到手指弯曲，也不认为劳苦；摘取书中的精华，探求其中根柢，发之于文章，深奥典雅而精美华丽，却不自我炫耀，像把狐裘反穿一样，谁能不如他呢？唯独仕途之路受挫，直到最后也没有被真正了解，忽然离开人世，唉，悲痛啊！宣和辛丑年，我开始出仕，参加南宫试，万人聚集。公得到我的文章，亲手拿着不放，提拔我列入高等，说我是远大的栋梁，又把小女儿嫁给我，以此加深情义。我登门接受教诲，公把自己的秘要全部传授给我；每天听到高明的言论，充分认识奇异的文字。后来我们在都城分别，之后经历艰难，难以再相见。公镇守定陶，我在洛水弯曲处任官；公回到瓯闽，我客居淮泗。心同云飞，踪迹却像匏瓜被系住。祝愿公享寿百岁，希望还能亲近侍奉；谁知一场疾病来得如此突然，像闪电一样，转眼便随河水逝去。我病中不能握手，祭奠不能亲自洒酒，入殓不能亲临扶棺，下葬不能到墓道送行，生死永远隔绝，眼泪如雨。自从公去世以后，战乱一天比一天严重，兵尘遮暗天空，鲜血遍地；中原的士大夫流落四方，谁还能像老年人那样安闲地退休，荣耀地回到故乡，顺从天命而死呢？公生时虽未遇到好时运，死后却没有惭愧。正如美玉，是古今所珍贵的；把它埋在佳城中，藏在匣里又有什么不同？善德积累而流传，又有贤能的后代，终将使公的家门大盛，还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祭亡室张氏》绍兴七年，岁在丁巳，九月某日，丈夫胡寅明仲谨派人携香烛、酒、茶、果品、食物、衣服，归来祭奠亡妻宜人张氏德馨四十三娘的灵魂。唉，悲痛啊！我和你结为夫妻十六年，侍奉公婆时，最受到他们的抚爱和养育；嫡子庶子、长幼都在眼前，内外姻亲从没有一句非议。你敬爱丈夫，周全地遵行礼节；才智虽不敏捷，志向见识却多有贤德。我奔走四方，仕途曲折，让你留在身边侍奉双亲，使他们心情欢悦。你禀性不强健，长期被疾病缠绕，多次经历危急，又幸运地恢复平安。哪里料到不久之后气血耗尽，一场疾病竟成为永诀，直到天长地久？平常常有使者来往，书信满笺；如今却以讣告相闻，一句话也传不过来。将要断气时，想到我在远方，想来你的心情是要说话却向谁倾诉？有谁不是夫妻之间义分浅而情意专一，义重于情，只有你正是这样。父亲悲恸哭泣，白发垂到肩头；儿女们来回奔走，哭声连绵。你离去而不顾，怎么忍心呢？可悲啊！长久贫困，钱袋里没有余钱，养生治病、药物食物都不能齐备。想用贫困来抵御灾祸，希望能稍稍延长寿命。我反复劝说，你的志意也坚定不移。我梦见不祥，归心如急流，身体却不能飞驰，只能把危急当作平安。粥药不能亲自送到，衣食也不能亲眼照见。西风中落泪，这种思念有千万般。山川遥远，霜月苦寒。你将归往何处？漫漫长夜无尽。一袭当时的衣服，一盘酒肴，遥遥寄托我的悲哀，用什么来宽解自己的心呢？《祭陈运判梦兆》唉！人如果不知道内心的道理，反而姑且只知道外在的知觉，又何必谈论晚年呢？只有我不肖，寄居在衡山之中，位列朝廷，职责可以说得清楚，民间的利弊都能得知。有二千石官吏虐待鳏寡，有部使者营求私利、背离官法，彼此相互奉承，沿途百姓长叹不已，我常把这些上报朝廷，请求上天惩治他们的奸恶。后来到任的人把我当作仇敌，前后四人，先后经过三年，诽谤伤害我，想禁止我把事情宣扬出去。我平生善于交游，远方听到这件事，内心替我担忧，却封住舌头替他们隐瞒。卓越啊，只有公平生与我素不相识，却持节治理楚地，厚意慰问并推荐我。我当时正处在大忧之中，卧苫守丧，已经安置了灵柩，又营造了新墓道。如果不是公仁慈明察，怜悯我这个孤弱之人，让那些嫉妒者仍然掌握权力，那么即使我有诚信，难道能没有后悔吗？公才思敏锐果断，忍心不留下疑难；百里之内的人得到安宁，千里之内也得到安定。回想三位宰相所在之地，遥远地隔在帝阙之外；剧盗作乱之后，又接连遭受旱灾，贪吏如虎狼般使百姓更加困苦。自公到任以后，深入铲除这些祸患，修洁正直的人得到举荐，行为相反的人受到查办。还不到很久，百姓的困苦稍稍痊愈，而公却病了。上天没有保佑，天命不可预期，为什么反而降祸给贤人？听到公的讣告，眼泪不断流下。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是先圣所认可的，也是人道所建立的。唉，公已经逝去了，我的报答还没有施展；姑且洒下一杯酒，作为千古之祭。《祭侯郎中思孺》古语说：‘人生如浮萍，死亡如流水逝去。’只是看一个人立身行事究竟怎样罢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年以后才感到欣喜呢？公从寒微乡里奋起，声名飞扬而卓异超群，越过俊秀人才之上；科举考试一举高第，像喜鹊飞起，仰视云霄仿佛近在咫尺。轻视短暂的一生而志在千里，统领泮宫弦歌，饱览瀛洲图籍。曾经在华美的省署任职，随后奉持符节接受使命出使。以师法先贤而更新学业，承继前人的道德准则。本应很快施展胸怀，谁使你的行动受阻而停止？云涛在三峡汹涌，你却把小船视若鞋履；笑看德耀拒绝婚聘。哪里是梦中风雨可以比拟的？像铁冶一样坚持终年劳作，像盐车下的千里马低头垂耳。晚年仕途忽然困顿，却抚慰壮心而不停止。监理武林小城，刺守炎热边陲的穷困堡垒。又因师友的言论受到震动，终于在岳麓山脚下逍遥。吃粗食有什么可怨，穿粗旧袍子有什么可羞？我的先父停下车驾，屏弃世间纷扰而不接近。公不厌其烦地登门求见，何况又同年呢？即使像我这样愚昧，也严守礼貌而不轻视我。赠给我如冰柱般清峻的大篇文章，又赐我长须鲤鱼两尾。时间越久，来意越勤，不因年齿增长而自尊。采摘南山的紫翠，酌饮北涧的清泉。考察宏大的言论而感到茫然浩荡，把诡怪奇异之说一并看待。

译将要骑马远行的我，来到这里重申离别时的承诺。谁知才转头多久，便突然在哀诔中惊心。公的才华放逸不羁，如暴涨的河流没有边际；在风云中腾跃意气，在霞锦般的文章中绚丽辞采。等到忧患如雾遮蔽，便投入佛法之海自我洗濯。感叹白足和尚无人引领，领着青衲僧长跪。晚年才玩味坟典，悟到从前所得并非精髓；研治往圣忽明忽暗之处，想要论说君王的忧患。询问诸生，听取众说，默默闭目，倚几而听，在片刻之间决定取舍。让人传授文辞并落笔成篇，大义灿然充满篇章。经历日月而刚刚如此，仰望你的精魂依然高洁。高谈雄辩绵延不绝，众人都把公比作三老。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就逝去了？《春秋》《易传》仍然积聚在胸中，唉，后学却无法知道。悲叹斯文已经消失，追想从前殷勤的情谊。面对惨惨悲风眼泪流下，魂魄啊，请回来吧！请享用这芬芳的薄酒。《祭李待制似矩》公天生具有非凡才华，早年便怀有远大志向；佩带钩防，遵守规矩，在士林中被推重为四重之士；从门窗窥探学术源流，兼通九流而归于皇极。声誉冠绝当代，振翅飞上高位；手持符囊随行，进言必定忠诚嘉美。出使宣扬威德，成为屏障，治理被称为师帅般的贤良；内外历任官职，而公望更加隆盛。经历艰难，诚心更加显著。执政大臣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屈服招致他，天子曾想把大政托付给他。轩冕富贵偶然到来，哪里肯随人俯仰？独自往来山林，姑且安然度日；在沧浪水中洗濯冠缨，在紫翠山中结茅而居；在阆风苑放马，在渤澥之波上骑鲸；厌弃台阶前鸡虫般的得失，把鹏与鹁鸽的逍遥交付给天地。正想拉着乔松游玩倒影，和期羡交友而登太清，却听说仇敌暗中结盟，深深忧虑重蹈覆车、并辔同败，于是上章极力论说，哪里只是为自身谋划？便请求领取俸禄告老归乡，希望皇王改变清议，最终归隐山岩。年高忽然迫近逝川，士大夫歌咏‘不憗遗’而兴起悲哀，国家叹惜贤者逝去而更加困顿。长久想念先父早年结交俊秀友人，道路不逢时，曾作《归田赋》，因道义深厚而受到推重，使我得以弹奏挂在墙上的冠冕之歌。到了如今，我这种凡庸如楔木的材料，也借助公丹青般的妙手。虽然公荐举贤能、推举同类，公心自比于上臣；而我受到公的知遇和赏识，心意实在与国士相同。又想到我守丧卧苫的日子，如今来写助祭的文辞；岁月还未久，老成之士却接连离去。可怜我余生独存，想展开新的墓兆却已没有缘分，悲怆之情比平常更加深切；哀诔不能完整陈述，只能恍惚追想。英魂没有消灭，请来享用这杯薄酒。《祭陈少卿几叟》人生谁没有知觉和才智呢？只有没有学问才是值得忧患的。束带执笏，谁不仰慕君王呢？能够实行义却是困难的。从前先觉之士称龟山为丈人，他实在是伊洛一带的杰出人物。公亲自奉行他的教诲，从少年黑发直到白发苍苍。又有谏大夫了翁，不顾自身而踏入艰难，始终不改变。说公是我贤良的后代，把尚未显露的志业托付给公。公的天资远远超越常人，上天又用百般艰难来玉成他。年轻时以英俊奇妙之才发迹，文章脱落华丽而雄健；中年从容涵泳，求取精纯深奥而穷究到底。探求幽深奥秘，揭示其中隐微，坦荡大道正是亲身践履。后来者纷纷横空而出，公年过五十才获得青绶。长期沉伏在百官之下，突然白天受冷落，吃粗菜饭。为了五斗米折腰，又哪里奢望九次升迁？严冬中万木战栗而凋零，只有长松苍郁翠绿。倘若匠石想用它建造大厦，难道会舍弃而不加以扶持吗？于是公在玉海般的典籍中显露珍贵，继而辅佐御史，执掌法纪；又进入七人之列，掌管礼乐和职司。皇帝清闲询问古道，又让公在讲筵前靠近座席。公把从老师那里承受的学问，专心致志地上陈；把从家学中承继的道理，恭敬地处理事务并加以辨论。为什么忽然离开国都？座席还没有坐暖。君主施加厚恩来酬答，然而道义不能被扭曲以求安稳。了解我的人把我当作国士相待，我怎么敢把自己当作众人来报答恩德？高洁的薄云飘在太空，轻尘袅袅地停留在柔弱的竹管上。难道位列钟鼎不是命运吗？于是回到故山采食薇菜。强健而高洁，不改变志节，也得以守正而死。我的先父珍爱公的器识，到了晚年情谊更加深厚；既在君王面前称说举荐，又以婚姻进一步加重关系。公归去了，遥远得再无缘相见；一旦诀别，只能书写缠绵情意。陈列这盘祭品，想象公正危坐、拍掌畅谈，难道还可能再见吗？活着时白昼明亮，死后长夜寂静；通达之人尚且不会悲痛失措，却也因此兴起叹息。只是善人已经逝去，令人惆怅这条道为何如此艰难。既然清美芳香已经飘散到无穷之处，身外之事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祭谭大夫焕之》公性情纯粹谦冲，天资早年便经历艰难；有才却没有施展的地位，只能徒然奋举空拳。隐约修养的德行，只有上天知道；上天确实帮助他，先使他辛苦劳累。纯净的金属要经受百次冶炼，合抱的大松要饱经岁寒；等到有所成就，便精纯坚实高峻挺拔。啊，我公难道不是这样吗？起初记住姓名，逐渐窥读简编，终于博通广览，听闻穷尽、见识完备；治理之道革除因循，事情的伦理探究根本；剖析分别，达到极致，仿佛不善言辞，却流溢为文字。一下笔就篇幅充盈，像串串明珠，像峡水倾泻、源流不绝。于是教育自己的儿子，在平坦道路上加鞭催促；让他们从诗礼中起身，留下忠烈的名声。于是建立家业在门江岸边，高大的粮仓和大囷，藏书楼高耸飞起。求取志向而不求仕进，甘心守着丘园；朱衣象笏、郎省同列，兄弟和睦，曾孙玄孙来往欢跃。眼中有国史，耳边没有管弦；处在富乐中如同处在困约中。木讷是仁，花言巧语不是贤；诚信实行，温厚通达，乡里欣喜赞叹。千古共同称道，没有间隔，也没有怨恨。李耳持有珍宝，子舆通达尊贵；旁参考察虚幻之说，如镜照物而忘掉言诠。众多福善已经具备，五福又得以完全；还希望享有期颐之寿，获得宪老恩典的宣示；赞礼进入馈食饮酒，折牲摆俎加上笾豆，以求取他的箴诲，彰明教化的根源。为什么忽然像流水一样逝去了？只有我和公，四代之间，从开始建立道义关系，直到成为姻亲。听到公考终，完全没有呻吟，放下形体也不悲痛，魂魄归于乾道。生命虽有终尽，天性却不会沉沦；公自己没有遗憾，我又为何泪流不止？只是用这篇文章叙述离别，洒酒祭奠这席肴馔。《祭刘待制彦脩》

译人生最大的伦理关系中，朋友占有一项。交友不合正道，很少有不失败的。风俗兴盛时，买卖也能长久守约；等到风俗浇薄，士大夫有时也轻薄。只有我和公，是邻里乡党，从祖先以来，情谊相亲，往来不断。在王城认识公时，我们都正值壮年，只是像杞人忧天一样忧虑国事，没有来得及从容交往。后来过了两年，在建业相遇，情意缠绵才开始沟通，谈话才开始接续。我留在东方，公前往西南；各自都有志向，哪里能因离别而叹息？骅骝腾跃奔驰，经过险道却跌倒。公路过衡山，来萧寺看望我。当时先父命人开启新酿，我煮园中蔬菜，用大白酒招待公。骑驴系马，夜饮直到天明；举扇遮日，气势直冲南云。丙辰年秋，我做严州知州，公经过温陵而肯停留。千山映照楼台，寒菊寂静；醉眼斜视弯弓，呼喊着敲击幽深之门。同为侍臣，却像参星和商星一样彼此分离；早朝不能同席，宴饮不能同杯。难道没有爱憎，只是事情没有相及；难道没有谋议，只是言语没有互相承接。可是我兄长奉养亲人，住处虽简陋，却有羊枣可供；颜回安于箪食瓢饮。公说：‘可惜啊！应当敬重并以礼相待，竭力吹嘘帮助，使他振作起来。’从情感来说，本来没有疏远；抚触事情而思考，情谊实在有余。到了庚申年，我回到榆社，见到公的弟弟昆屏山，在山下引我登堂，拜见母夫人。尘榻解开悬挂的帷帐，主人的情意仍然频频流露。水有深潭和源头，山有岩峰；没有不高的山峰不登临，没有不佳的胜景不践履，没有歌唱不酬答。公约我再来，送我到交溪，临别时还回头相望。到了公晚年，我又来这里拜访。我的胸怀坦荡，公的谈论畅达；于是领悟《南华经》所说，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是虚妄。公敞开心怀，比从前更加深厚。我见到公不拘小节，公高兴时便完全显露本色。高大的宅第飞檐翚翚，名园错落如锦绣；酒杯筹码交错纷陈，棋子声如冰雹落下；丝竹乐器奏起，罗列着繁多华丽精美的器物，艳丽得震动华屋，投壶的箭投入深泉。三天没有来拜见，已经受到公的教诲和告诫。佳肴我来吃，防酒我来等待。近来独自惊怪公的形貌神色日益衰败，车轮将要转动，神马却不能驾驭。又为公气弱而志强感到欣喜；公忧虑国家，病中所说的话仍然忠诚庄重。五十岁并不算夭折，是古人所称许的，为什么要为公悲伤？想要排除忧患却未能如愿。只是公英明豪迈，承受天地间刚正之气，厚道地施惠于人，勇于实行正义。艰涩刚劲的大道理，使众人都缩颈如龟。公一抖胡须，便立即决断而毫不疑惑。遇到盘根错节的难事，众人所畏惧回避的，公一举手便能处理，刀刃仍有余地。公治理百姓，所到之处都留下百姓的思念；公统领军队，部众既敬畏又爱戴。公的光芒照射斗牛二宿，声名十步之内可闻、千里之外可知。即使把公看作铅刀，也是干将、莫邪所不齿的；也只能把它收入匣中收藏。痛惜啊，已经如此！记述公的志向事业，自有国家史官，有诔文和铭文，光明显耀如青丹。没有什么能写尽我的心情，只能把心意寄托在这篇祭文中。斟满甜酒一杯，公却不能再举杯饮用，只能倾覆在地。祭奠外大舅翁殿撰。伏想同姓婚姻中最先结成的亲属，正关系到宗族祭祀的主持者。悲悼亡故已经很久，却不能亲自陈列苹藻之祭。后来选择贤良的婚姻，审慎地与名门后裔结亲；在学校里仰赖师资，在省台之间瞻仰贤者的典范。先公把您看作道义上的朋友，暗中以建立大业、共同继承春秋之志相期许。渡过交通要津只需一叶扁舟，谁能看出您行进的快慢？空室里藏书万卷，谁能窥见您的学问造诣有多深？我早年作为与您同年家世的子弟，进修时承受您对父执辈的敬意；喜悦之情溢于眉间，平日听您谈话总觉得幸运。整理衣襟侍坐，却来不及携带简牍请教疑难。您如白玉精金，使人感叹瑕疵绝迹；又如太羹元酒，使人知道古代典章仍然存在。回首八年，惊心如同一场梦。我的齐孙季，正与我的妻子结为婚姻。龟卜和筮卜都相合，路途也没有阻碍。从开始谋划直到事情办成，全都遵循礼仪而没有违背。我们从陶潜的居所来到扬雄的宅第拜访。柏堂春日寂静，只剩下隔叶传来的声音；蕙帐夜深，仍然感受到鸣鹤在高冈上的哀怨。您的风采声誉虽然已经遥远，悲痛悼念怎能忘怀？愿您钟爱的子孙各有归宿，恭敬地想念您的英灵仿佛仍然在此。谨率领新妇某，准备清酒和众多祭品，在墓前陈设祭奠。并以故外大姑恭人余氏配享，请您来享用。祭奠季弟之妻唐氏。绍兴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共同祭奠三十四婶唐氏，惟愿亡灵：您出身名门，嫁到胡家；侍奉公婆，早晚都恭敬肃谨；对待妯娌姊妹，感情如同朋友兄弟；辅佐您的丈夫，使他得以拥有几个孙子；家庭仪容美善，外面没有任何非议。历经多次艰难，始终小心勤劳，本以为可以享受晚年的福分，长久地延续寿命。哪里料到忽然去世，命运实在难以评论！如今将永远归葬南山原野，斟下这杯家酿美酒，备下这些日常饭食，从此终身永远诀别，眼泪已经沾满衣巾。愿您的魂魄尚未泯灭，还能听到这些话。祭奠孙判监奇父。惟公敏捷强健的才干，可以登上显贵的仕途；广博通达的学识，可以备受询问考究。雄健的文辞本于《楚辞》和《诗经》，高逸的学问穷究篆书籀文。交朋友谨慎而笃厚，不是仁人便不结交；操守刚劲耿介，不合义理便不接受。这可说是士大夫中的老成之士，并不只是荆州一地的耆旧。中年时忧念乱世，内心孤愤而忧伤。支派末流虽已衰废，精神却自然充沛。颠沛流离、困顿失意，直到头发全白。怀念故乡的心志始终不忘，对抗戎狄的意志更加迫切。每当面对长风，对着酒杯壮饮，气概激烈而更加刚强。酒壶已经敲破还要重新敲击，大概仍足以向您请教言论和政事。想要见您，便亲自前去赐给您几杖，又加上笾豆等食物，不让您到了老年还长久饥饿、衣襟被拉破而露出手肘，整日居室寒冷。呜呼，悲哉！我的先父早年便赞赏您的英秀，等到看到您治理政事，晚年对您的心意更加深厚。想让您从瘴疠之乡自行脱身，来衡山山岭附近择地为邻。人事偏偏多有乖违，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唯独我兄弟有幸多次拜访您，听到您以前的言论和往日的事迹，常常由此启发蒙昧、纠正覆失。即使缺少大药的资财，对于有德之人来说，也应当长寿。没想到几天没有拜见，忽然已经收殓在一具棺木中。正当公病势危急、阴阳二气交相侵扰时，公却全然不因死亡而惊惧。说出的话没有错误，具有安于困穷的意义。又教诫遗嘱给诸子，亲笔授予书卷；如同在七泽垂钓，把孤高的风范留传于遥远的后世。读到先生的自传以及这篇祭文，愿先生像洗濯于石上的高洁情怀，能够继承简册所载的光辉；而您暗中行善如断蛇报恩的阴德，也能荫及将来的后代。祭奠妻兄张抚干良臣。

译从前我二十岁左右时，群体应试于南宫，因文章才艺得到您的岳父赏识；岳父把我收为门下女婿，把爱女嫁给我，使我得以同您兄弟交往，终于整年相处游乐。我在洛阳任职时，杜君在定陶，骑一匹马来看我；当时意气放达豪迈，旧日的风俗和世家还留存着，于是凭吊古迹、搜访奇闻，欢乐得舍不得离开。战乱尘埃纷纷而来，我们彼此相隔而难以相见。乙卯年，听说岳父已经去世；还不到三年，我又为您亡故的二哥悲悼。坟丘上的树木已经长大，庚申年我到您家乡的山中拜访，在萧寺中悲伤与欢笑交集，如同梦中的事情。丙寅年秋天，我返回武夷，没有来得及寻访您，您却欣然前来，留住了十多天，感情更加深厚。看您气概骨力坚健如旧，哪里想到这次分别竟然隔开了生死？一天忽然讣告传来，我惊呼失声。您质朴厚实的资质，朴厚茂盛的品行，谨慎能干的才华，和乐平易的性情，身为青衫下层官吏，直到终身都没有施展。希望能够成就您的家业，却止步于此。您幸而有儿子，又有季弟，武部世家的恩泽，大概会延续在他们身上。愿从千里之外向您遥遥送上这杯酒，从前的思念，哪一天能够忘记？祭奠张给事子猷。从前在政和年间，学校选拔士人，穿青领的优秀学生，很少有不能升进的；贤士聚集，我正是在那时认识了兄长。兄长当时遭逢艰难，竭力自持而不肯自我腾达，每天只有一溢米，有人来问也不回答。学校中的诸生，春季贡举而来的人满屋都是，谈论、诵读、嬉笑、嘲弄，声音喧闹嘈杂。兄长虽卧病在床，却安静地听着。后来见到我时说：‘你独自心神爽朗，我们一定结交相投、情意相合，彼此以诚相待。’我当时正值冠年，意气凌厉而自负，放纵才思于文海，沉醉于酒杯，傲视天下，哪里把公卿放在眼里？唯独兄长温和谨慎，期望我有所成就。夜间在帘楼聚会，清晨同行于花市；神情悠然如淡云，心境清澈如冰。兄长说：‘这些繁华实在不值得留恋，不如把情怀寄托给你，一同出城到空旷美好的地方，舒展平和。向北眺望大河，向西远望诸陵，向东面对汴水、泗水，向南遥想羌山、衡山。春风温润舒展，秋气清澄寒凉。短琴偶尔弹奏一曲，长笛时时横吹。寻访幽境、凭吊古迹，常常评论治乱。心中忧虑禾黍，耳中厌恶箫笙。’又回头说：‘铜驼将要被荆棘埋没了。’辛丑年，云海中鹏鸟高飞，龙门同登，雁塔同题名。武部星郎实掌管文人的考核。兄长从祖有女儿名琼瑛，于是把她嫁给我。由于兄长推举我的名声，我因事被迫告归；在征营分别，后来重逢艰难，先已充满凄凉凝滞之情。我们各自取得一个官职，如启明星与长庚星相照。是谁召来了寇盗？中天出现了彗星，宗庙社稷于是南迁，又重新建立都城。绍兴五年，我们一同列于王庭。回首往日游历，恍惚如从梦中惊醒。我们畏惧公文约束，平日谈话又何曾中断？相隔日子没有多久，又在江亭分别；十四年过去，仍然只吃过一蒸饭。书信题写虽多，内心深处却难以表达。只愿您增加饮食，百般福禄都承受。哪里料到只是小病，忽然便沉重而去世？兄长的学问，像水流演进一样深广宏大，涉猎各代史书，贯通群经。外表和悦，内心严肃；近似坦荡率真，完全没有崎岖险恶。沂水咏歌的志趣，虽然没有来得及继承；荆舒之地的学说，早年就已经受到辨正。孝敬奉养父母纯厚笃实，早年以闵损、曾参为师；口体奉养只是下等，真正承继的是父母的志意。因此写文章，既宏大又光荣，能够见用于世；又敏捷又精密，安抚百姓被称为贤良，转运粮饷被称为能干。入朝时掌管内廷文书，接近显贵的班列；出任地方长官，镇抚藩镇，使远方风俗安宁。皇上所知晓，清正舆论所凭依。为什么不能在年老时晋升班列，任疑丞而进一步施展才干，以谋划和整治军务？您的去世之痛，难道只是亲朋的痛吗？我想撰写墓志，叙述兄长一生，流传于久远之后，不在于这篇铭文。姑且派遣长须奴仆前去进献芳香祭品。没有什么可以写尽我的悲伤，眼泪纷纷落下。祭奠郭提举子元。呜呼！有道德之人的后代，其德业传得久远。像立之这样贤能的人，志向事业足以记载。我游历雒师时，立之已经去世。曾经在通德里的附近徘徊，听说公纯厚的操守和美好的品行，想见而没有实现。人虽远而居室相近，衣冠之士南渡之后，竟在湘水相遇。公已经年过七十，我也长了艾白的头发。山阳和岳县相望不远，每次听到车声，公便高兴得倒屣相迎，向我咨询往事旧闻。那些令人哀伤的往事历历在耳，公的精粹气质芬芳四溢，德行容貌安静端正，以温和恭敬为努力，以诚信顺理为践履。白发高龄仍食粗饭，在萧条的书斋中倚着几案，玩味经书，始终如此。都说仁者应当长寿，希望能活到期颐，哪里料到忽然因一场疾病而不起？回首从前，曾有几位君子一同来到我的碧溪，游居十天。小船荡漾在镜面般的水中，在竹林里举杯；谈笑清雅真率，风度凝重挺立，仿佛云朵无心，泉水无垢。德星暂时聚集，高尚的足迹还有谁能追随？众人都还健在，唯独公却倾然长逝。盘中有时令蔬菜，杯中有浮着酒沫的酒。写下这些词句来叙述情怀，愿您的魂魄仍能前来享用。祭奠刘致中。呜呼！上天生育各种材质，没有一样没有用途。材质越出众，用处就越重大。南方的金、巨大的贝，金玉和明珠，只有有人不喜爱它们，才会埋没它们的价值。唯独我的致中却不同，百年难得一见，却没有享年长寿便去世了。可叹啊！致中早年便自重自珍，见到贤人一定侍奉，遇到仁人一定亲近。求学不限定老师，参照多方加以订正考证，使聪明才智更加深广，使廉正刚劲更加磨炼。侍奉父母笃实孝顺，友爱兄弟。治家有政，闺门肃穆和睦。对待朋友，忠诚地互相劝告补益；对于乡里，善良之人爱好他的德义；德行积累于自身，名声传闻于朝廷。公卿引以为重，拿弓旌前来招请。三次作揖而前进，正要赴堂接受察问。您却以疾病推辞归去，车马很快启程。士大夫竞相追求荣显，快马奔驰而往，哪里有一个士人能像这样被看重？士人有才干，少有人能够遵守并涵养它。岁月不肯等待我，利益又有它所归往的地方。可惜啊！致中的谋略疏通，仿佛将要由此终身施展。一亩大的住宅，却说上天使他艰难困厄；享受晚年却终于遭逢困厄，岂不是天理反常吗？纹理美好的木材和良材，即使优秀也可能倒在险峻山巅；高大的樗树虽然无用，却能终享天年。切玉的宝刀，因为贵重而不肯取用，铅刀又怎么能够切割？只能把玩在手中。乡里的交分，姻亲的情谊；学校中的旧交，彼此磨砺琢治的诚意。分别后两期，本约定还会再来。我如今来了，您又到哪里去了？旅途中的酒不美，祭器中的食物也不佳；唯有悲痛的思念，您可知道吗？祭奠杨珣。

译人的一生啊，如浮萍随波漂流；波涛啊无边无际，偶然漂荡相遇，便渐渐亲密，彼此依靠结交。我初来这里啊，在新昌远望您的居所；西边邻舍正想着过失啊，我们停止交游后不久才见了几面；结成亲家屈指可数啊，到如今已经淹留五个冬天。四个春天里搭起茅屋啊，您曾来到南郭；超过十天也不顾来看我啊，寂寥并不是攀附权势；勉强相聚时有狂风啊，摇荡长空；有时清月啊，高挂在天空；有时夜雨啊，萧瑟凄清；有时春花啊，气息氤氲；有时登上高台啊，纵目远望；有时游览野寺啊，怡悦心神。有了好酒啊，必定共同摆设佳肴蔬菜；有时杂列而陈，有时唱商调歌曲；兴致浩荡啊，有时谈论《齐谐》；纷纷萦绕于地角啊，徘徊而忘却天涯。悲叹我与你的旧交啊，日渐疏远已经很久；更加勤勉地敲击你的书箱啊，你未冠时曾经在太学中列席；后来慷慨激昂，投笔脱去儒服啊，军旅生活只能糊口。一官到底得到了什么啊？耗尽自身而凭才智谋略啊，实际能够施用的不过是碌碌无为。年仅四十四岁便埋入尘土啊，没有儿子也没有新婚的妻子；家中人刚刚失去相见啊，七天早晚都遭受轻微疾病；永远沉沦于光明寂静之中啊，临终时直视死生。夜里和早晨都叹息逝者啊，来到临川，眺望古今；与你同渡津口、共同庆贺和凭吊啊，长久拖延之后才来酬答你。芳香醇酒也暂且忘却忧怀啊，哀悼你的死亡姑且为你而作，悲泣皱眉。祭奠颜翼。可叹啊！颜生，你为什么竟丧失生命？还是仗恃年轻，忽略了养生之道？清晨出门、夜晚归来，冒犯了瘴疠之气吗？饮酒焦渴、以水沐浴，寒气侵袭而热气蒸腾吗？不明白药物针石，哪一样损益了自己的身体吗？我请你住在外馆，教导我的两个孙子，不放纵也不苛刻，训诫督促十分勤恳。我看过你所著的《干禄之文》，字写得像蝇头一样细小，拟作的文章足以抵挡科场千军。我那时忙于追随人事，奔走频繁，未能自重，只打算用岁月慢慢等待、用诚意感动你，劝你为自己而学习。凡是要达到远大境界，都在于见识；上天把聪敏的资质赋予你，不要追逐末流而轻易放弃。为什么春花这样鲜明，忽然遭霜而凋萎憔悴？已经入殓下葬，我用薄祭酬答你；漂泊的魂魄悠悠荡荡，哪里还能来一次呢？祭奠妻兄翁主簿子光。呜呼！子光为什么早夭？正要行走万里，车轴却折断了。锦山、霅水之间，路程数千里。听到您的讣告，惊心惨然，面色失常。从前您的父亲少卿有言有德，本应登上显贵亲近的职位，却终老于山岩之侧。司户出身秀异杰出，确实具有美好的仪表，却没有远行而终于困于九品的卑职。两代积聚的福气，本以为会在孙子身上。您幼年丧父，却能自立而卓异。既已求学交友，又能敦厚地研习诗书；孝敬兄长恭敬谨慎，家庭和乐；亲近仁人，笃守道义；疏远无才之人，抛弃怨恨；约束简朴便甘心，追逐世俗却厌倦。具有这样纯粹美好的品德，本应得到上天的福佑，本应富贵并享有长寿。天理却有难以推求之处，您为什么不能善终？所有交游之人，全都为您哭泣；何况北堂白发苍苍的慈亲，正哀痛不已。那些孩子对神明有什么罪过？唉，这样的人，命运谁能决定长短？贪婪无厌，山谷沟壑也怎能填满？四种福分都具备了，却没有人称道好德。盗跖享尽天年，也不过是苟且偷生。真正喜好道德，即使贫穷、卑贱而不能活到大耋，君子仍然安乐；正可由此来商量人生。子光有什么过错？从前生命如浮云，如今又如休止。只有我日渐衰颓，晚年才成为您妹妹的丈夫。与您谈心，许多事情还没有说完十分之一。后来因为罪过污点，坠落在南方云岭。见到您时已经知道前途艰难，哪里料到竟成为永远的诀别？向着西风长声号哭，徘徊失意，忧郁郁结。把这些词句寄托在祭奠之中，姑且用来向您告别。祭奠范太监元礼。惟公资质温和善良，才能广博敏捷；修饰自身，努力学习；任职办事，安静恭谨。家门兴盛之时，您不骄傲放纵，循序渐进，声誉非常美好。晚年镇守衡阳，面对郡中凋敝困顿的局面，竭尽心意抚慰治理，百姓稍稍得到苏息。上级官员不仁，把您诋毁为怠慢政事；您退居闲馆，也没有怨恨责怪。只是我性情迂拙疏略，凭借先代的关系与您结交，书信往来勤密繁多，情义十分深厚。中途经过浏江，遇到公寓居在那里，交谈更加亲切，越发看见您的胸怀。每逢时局艰难，您的言辞语气便充满感慨；拳拳报国之心从未忘记，还期望获得显荣来施展志业。人生忽然终结，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听到讣告失声痛哭，苍天实在不可推测。正逢守丧期间，不能前往哭吊，只能遥举一杯酒来抒写悲痛胸怀。祭奠龙王长老法赞。呜呼！己酉年，强敌侵入内地，我的先父乘船南下，暂驻碧泉。荒野中的荒僻居舍，冬天阴湿，柴薪湿冷，大雪急骤地堆到门口。忽然有僧人到来，穿着草衣，赞美公。佛堂高大，脚步声与象征佛法的钟声相应。我与他坐下交谈，用乳【缺】饭食招待；可惜他隐遁自身，而公的才干本来很有用。后来慈云寺空缺住持，鱼鼓蒙尘而无人敲击，府州选拔人选，便把这个职位交给法师。法师移锡来到这里，谁来为他证明？我有所请教，从此往来二十个寒暑，每每辨析异同，拍掌大为欢喜。法师行事详细周密、稳妥诚实，公事方面没有牵累，私下言语也没有失误。梵宫之内金碧辉煌，水光云影明亮润泽，山林树木葱郁苍翠。心性虽然可以不朽，生命终究有尽。法师示现患病，寂然圆寂，埋葬尸骨而不使其焚毁。想到我的先父在寺宫前修筑坟丘，樵夫牧人都不侵犯。法师勤劳如此，谁来继承他呢？感念旧情而悲怆，献上茶和食物表达诚意。目光尽处只见青色山峰。挽悼吴丞相。年少时便一眼通览群书，尚未成年，声誉才华已经得到众人信服。器量远大，何况曾师从有旧德之人；时运到来，忽然看见您进献嘉谋。亲手扶持皇帝登上天路，不让金戈进入帝都。大节已经保全，名声自然长存，岂能同奸邪之人苟且保全躯体。追念宣和年间国势孤危，上公元宰却引导人们阿谀奉承；妖异的气氛已经使人察觉前星昏暗，皇帝的恩泽哪里还谈得上，难道会像少海一样枯竭？谁说玉华殿能把玉座传下去？众人都知道青琐门中伏着青蒲之祸。谗言一经发出便足以令人流泪，祸患就在那些一同升迁的卑鄙小人。黄扉清晨开启，皇帝刚刚即位；招揽俊杰，思虑长远谋划。桃李舒展花朵，正逢雨露滋润；鸳鸯鸿雁收敛翅膀，又漂泊于江湖。当年全国都蒙受您的美好功烈，直到死后却无人为您洗雪深重的诬陷。圆满觉悟、微妙光明的道理，为什么偏偏要怀疑这一点？遗恨萦绕苍梧山。挽悼刘忠显。追念往昔京都白昼关闭城门，黑云黄雾充塞人间。南城有人扫雪迎接耶律，北道听到声势便拜服于禄山。不替自身谋利，内心光明磊落；直到完成臣子的职责，心境始终闲适安然。谁能与您的高名相提并论？千古以来，确实可以同常山相等。尚未见识您堂堂玉立的身姿，已经听说《薤露》哀歌传遍山野，满山都在悲悼。徒然留下父亲朋友们表达敬意的心情，我也姑且继承文士的传统，写下这首追述您德行的诗。您的几个儿子全都贤能，使家门更加显赫；千家万户所剩的土地上，坟墓才刚刚堆起。众人纷纷痛失三军统帅，谁能知晓您的心志至死都不曾改变。挽悼陈几叟。高妙的资质曾经受到匠石挥斧般的雕琢，长期专心于自己的道路，更超越群中庸俗之士。貂裘破旧，头上满是风雪；灶台冷落凄凉，气势却能吐纳云气。忽然登上谏官之坡，规劝皇帝修明德行；又陪侍经筵，劝导皇帝研习经典。事业功名难以预先确定，清白的名声尚未受辱，先贤的嘱托仍须勤勉承当。挽悼杨训之母荚氏。

译秋风悲切，吹动旌旗；送葬车辆有千辆，悲咽着驶向佳城。贤良的妻子、长寿的母亲，名声兼美；孝子慈孙，礼仪完备地送终。士人远望墓道，有诗歌咏唱挽歌；佛寺中没有同伴来献铙钲。更惭愧只能用朴拙的话书写墓铭，但愿万一能使地下的光辉长久而更加明亮。挽悼某氏。慈祥美善的品德，天生便具备，宗族和闺门都共同仰望。作为贤能的主妇能够修治家政，只有六二所说的义方足以教子，也有三迁择邻的美德。种植萱草也再不能忘忧，每天种下柏树，眼看着它们将来长到合抱之年。从前想登堂拜见，如今已经不可能了。大招之歌写成，心中更加凄然。挽悼李太孺人。桂水无情，日夜向东流去，只留下丹旐逆着西风漂行。一部经书没有辜负门闾的期望，五鼎之养正应当有丰盛的祭祀。深厚的恩泽出自诏令，观看之下光彩芬芳。美好的功德刻在石上流传，哪里有穷尽？遥想送葬时有千首诗，挽铎悲声响在大队人马之中。挽悼端州黄大用。大用喜欢读书，有志向和操守，曾多次来我这里讲习讨论；虽然还没有达到学问的根本，自然也是佳士，值得称许。他被形体所役使，最终因病去世，我作两首诗哭悼他。我每每惋惜南冠之士懒于读书，欣喜遇到您这样富有‘三余’的人。文章的门户虽然屡屡叩问，师友的源流或许还没有疏远。为什么内心这样纷乱失意，竟坐使淫末之学耗费力量去排除？光明昭昭的人忽然变得昏暗而离去，悼念您，难道能没有一束茅草作为祭品吗？锯木屑纷纷飘落，谈论涉及古今；润湿笔锋挥洒纸面，文辞灿然于词林。听完《鹿鸣》三章的歌唱之后，惆怅地走下龙门九曲的深处。十口之家在西边田地中贫困冷落，一任南方选官的职务，到了晚年才渐渐侵寻而来。早知《大易》的道理本无思虑，想来应当后悔生前没有洗涤心灵。挽悼黎承事。北方正是黎氏主管的土地，南来之后获得这个姓氏；在清平时代能够教导子弟，余下的恩泽必定使家门显贵。珍珠和蛤蚌，他日会获得声誉；黄金盈箱，晚年仍然温厚。辅佐王师勤劳运送粮饷，乡里争斗等待平息；反过来又伸手援助遗孀。难以酬答您心中乐于兴学的恩德，恩情凄凉，如同投辖留客、凿井济人。感叹孤儿园中的孤苦，平日种植的槚树近在眼前；攀援松树，永远追慕您的深厚恩德。流年如白驹过隙，您没有辱没先人交付给诸兄弟的事业。挽悼谭邦鉴。忠烈公延康之子，活到期颐才退休；孙辈文辞出众，声名如金石震荡，品行如美玉纯温，却像黄粱梦一样转瞬即逝。早早只留下余下的红色旐旗，令人悲伤啊！通往九泉的道路，白日也使泉门沉闷。三代相交，情谊晚年更加深厚；宦游在外，违背了握手相逢，书信到来又岂能尽诉心曲？叹息失去了腾达的愿望，愁听相互挽留的声音。平生的一杯酒，已经罢了，不能再共同斟饮。挽悼杨子川。初次相逢时戴着小冠，在市中谈论文事，像高山一样高远。人生能走多少路，两鬓忽然已经如霜。我还栖居在南岭，您却忽然奔赴北邙。无缘以絮酒祭奠您，回头再三悲叹哀伤。《斐然集》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八。宋胡寅撰。跋高宗御笔。建炎三年夏四月，皇上迁移车驾到建康。我蒙受召见应对，任尚书郎。不久，升任司记注。当时，皇上锐意谋求治理国家，招揽贤能俊杰。我的父亲安国以给事中掌管琐闱，再次受到皇帝的严切召见。皇帝六次降下敦促的命令，又派使者申明催促之意。后来又因我奏事，皇帝在旁边稍稍展露慈和的脸色，问到我父亲入朝的日期。皇帝亲笔书写的恩宠赐予下来，充分表现了皇帝的德意。然而我的父亲抱病日久，难以入朝觐见。我接着蒙受圣恩，皇帝曲意听从我的请求，让父亲退居祠馆，得以就近奉养。仰想皇帝急于求贤、勤于治国，众多士人都倾心归附；孝敬慈爱的风气显现在四海。难道只是我们父子独自受到这样的隆恩吗？谨以《云汉》之诗章来歌咏此事，并刻写在美玉上。四年夏四月，宣义郎、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臣胡寅谨记。跋唐十八学士画像。从前孔子对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问：‘还要增加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还要增加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唐文皇是世间罕有的君主，房玄龄、杜如晦是宗臣中的魁首。他们共同谋求治理天下，以至于米价低廉，行旅不必携带粮食；这样看来，贞观的功业已经达到极盛了。然而礼乐和道德教化却没有传留下来。千年难遇的时机，而成就仅仅止于此，难道不应当深深叹息并倍加惋惜吗？所以我曾评论，三代以后，只有汉光武帝以及明帝、章帝的治理，差不多达到教化的境界，如果再前进一步，就可以成就王道。因观看罗湜所收藏的唐十八学士画像，于是在卷末写下这些话。跋刘殿院帖。自从新法祸害百姓，使天下陷入涂炭，唯独谋杀人者蒙受首先免罪的恩惠，甚至让人熟知按问、告发的便利。这种毫不忌惮的行为越来越残酷。正当王氏掌握国政时，开合如雷风，动摇山岳，想要抗议并改变它，实在难以看到机会。祸败以后，追赏那些尽情进言的人；可是对于弊法却没有任何改动，难道只是首先免罪这一件事吗？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寄语公的后嗣孙辈，愿此事流传万世，尚且努力自勉。跋唐质肃公诗卷。质肃公父子以忠诚正直成为宋代名臣，天下人都知道，不必等待别人赞誉。我曾听道乡邹公对先父说：‘子方送行诗，只有王介甫的最好。我还记得其中一联说：“浅薄的世俗容易使高尚的名声更加显重，宏大的事业难以成就，学习必须努力。”’邹公认为这不只是感叹吟咏而已。二公的名节始终都很美好，但王介甫掌权时，当面斥责质肃公，使他发愤而死；又把他贬逐出谏院，使他流落至死。王介甫的学问不能说不强，但他的行事却如此，果真是孔孟之学吗？如今《临川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诗，但言论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所以把它写下来，附在诗刻的末尾。或者也可以由此看出，有些人善于言语，未必能够践行；而那些厚重简默的人，他们所树立的事业必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质肃公父子正是这样的人，值得作为老师。跋陈谏议所书杜少陵《哀江头》诗。这是谏议陈公所书，听说是陈公的外亲临江人萧君建功得到并收藏的。这是陈公的绝笔。陈公的学问、品行和文章，都处于第一流；尤其显著明白、震动天下后世的，是他在蔡京尚未被任用之前，就已经看出他奸邪并将祸害国家。这件书迹确实是他的绝笔，正是忧思极深、悲痛至极的心情：进言不被采用，自身又将遭到放逐，眼看国家将要危亡却无可奈何。后世观看的人尚且想痛哭流泪，何况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呢？呜呼，悲哉！

译跋毕文简与寇忠愍帖。古代君主将要对四方用兵或办事，一定要让有智慧的人谋划，让有义气的人行动，让有仁德的人守持；澶州之功，就是采用了这个道理。应对仓促发生的事情，其困难比仅仅听闻、看见，或亲身思考熟虑过的事情更大。文简诸公，文才显著，武功刚烈；正当晏粲等人崇尚文治的早晨，我看这封信，辞气平和，意态安定，看不出慌乱。如果不是有远超常人的才干，一定不能成就天下的大事。遥想这些人，愿意替他们执鞭赶车，却已经不可得了。题写毕西台墓志之后。西台公与师垣恭氏是平民时代的朋友，有同年之谊。蔡氏已经专擅国政，急忙想引荐西台公来帮助自己，公却谢绝了，于是因党籍之事被列入名册。后来蔡氏又多次托人传话表示殷勤，公始终不回答，因此困顿不得志，最终不能应试。蔡氏的富贵熏天，忽然却要同草木一起腐朽；而公的德行、名声、道义和爵位，洁白明亮而不受污染。得失荣辱，究竟在哪里呢？我出生较晚，来不及认识公，但仰望高山般的德行，内心确实爱慕他。与他的儿子季我交游，得以看到这篇铭文；恭敬诵读，感叹三次，于是在后面写下这些话。跋杨龟山、李丞相送邓成材诗卷。君臣之义与守节道义的辨别，在今天尤其应当谨慎。成材任盱江幕职时，金人的檄文送到，守将准备凭城投降；成材据理争辩而未能改变，于是弃官归去。成材身为小官，所守持的节义已经如此，这正是先知先觉；名臣深深叹赏并重重奖励他，他将要被世间任用。希望他最终完成这个志向。从前仁祖在位时，朝臣送唐子方诗，都赞誉他直言进谏的美德；王介甫的诗却说：‘浅薄的世俗容易使高尚的名声更加显重，宏大的事业难以成就，学习必须努力。’有见识的人认为其中有古人互相劝勉的意味。我对成材也是这样说。跋胡待制咏古诗。前代的事情不能忘记，是后世的老师。古人追求广博见闻，是要用来建立事业；重视广泛见识，是为了积蓄德行。即使圣贤也不敢不努力，后世士人稍有一点长处和片点善行，便满足得仿佛远远不止这些了。把儒士看作无用，把古学看作迂腐偏僻；不是史洪肇一类的人，就是原伯鲁一流的人，反而违背道理、昏暗行事，使自身和家世都遭失败，唉，真是可怜。宗兄汝明有志于当世，不以才能自我夸耀，又推论古人，把心得表现在吟咏歌诗中。看他所否定的，可以知道他不肯做什么；体会他所赞许的，可以看出他所仰慕而愿意实行的品行。这不只是评论史事，大概也是在抒发志向。假如不用他也就罢了，若任用他，我知道他一定不会任意行事、夸耀自己而向众人炫耀。对于古人建立的功业，他一定会有所达到。我反复诵读，钦佩仰慕，于是在卷末题写这些话。跋李尚书、路枢密送张元裕主簿序。我认识德余已经十六年，每次见他都谈论古今，却从未听说他谈论医学。看李尚书、路枢密给他写的序跋，才知道德余兼通神农、岐伯、扁鹊的医术，而且有家学，只是大概以医术之名闻世为耻。我说：医生治愈人的疾病，挽救人的死亡，这是君子的心志，有什么可耻的？假使德余既富又贵，却祸害百姓、残害万物，那才是可耻，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如今做官不得志，何如治愈人的疾病、挽救将死之人？像君平卖卜一样，稍微能够医治饥饿便停止，这也远胜于接受俸禄、占据官位而使人受病害的人。德余请思考我的浅陋之言。题叶君《论语解》。求学的人得到一个官职，便惶惶然忙于进取，好像来不及；转眼间老死，也不知道怜惜自己，这种人到处都是。超然年将六十，才开始从事儿童所学习的书籍，却忘记饥寒的困苦，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著书已经很难，解释圣人的言语尤其不容易；应当广泛求取、博采众说，以防止遗漏最正确的道理；再在内心验证、在自身实践，那么考察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就不会有错误。这条道路，有志之人应当终身努力直到死而后已；超然啊，你要努力！跋《石洞霄传》。在生死关头，异学之人把它称为一件大事。至于剖心至死也不能辨明，而石虚一却踏上刀刃，心有操守而毫不恐惧，这哪里是一日之内能够做到的？看他被征召而不肯留下，得到官职而不居任，见到林生而不屈服，面对君主的询问而不谄媚，他胸中大概有超过常人的地方；莫非是读了《南华经》并且深有造诣吗？假使他早年能够找到正确的师友，知道孔孟的正道，他的成就又岂止于此？示谕张医。一切有所作为的事情，都不可以把谋利放在心上。把谋利放在心上，即使做的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务必要合乎义理，即使有小的过失，也不妨碍它成为善事。看诸位称赞张生，说他有救活人的医术，以救济万物为心，却不取酬报；这些话足以使他成为良医。虽然如此，医术没有穷尽，而人的心志容易疲倦；利益能够动摇人心，而义理却难以始终坚持。只愿你不要因别人称誉自己而自满，而要想着增进自己尚且不足的地方，那么即使岐伯、和缓、扁鹊、华佗的境界，也将可以达到。还要努力啊！题严子陵祠堂。严子陵不向汉光武帝屈服，他的胸襟气度高远，不是世俗浅薄的男子所能理解的，姑且放在一边不论。他告诫朋友的话说：‘心怀仁德、抱持道义，天下人就会喜悦；阿谀奉承、顺从权势，就会身首异处。士大夫如果能够遵守这两句话的告诫，差不多可以往来于祠堂之下，而不至于玷污山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示谕云瑞。我的先祖父中大公隐居不仕时，聚集门徒教授。长老元嗣当时还是儿童，在众人中读书，最为聪颖突出。后来他出家为僧，获得法名振。禅林中有诗二十篇，寄给先父。虽然他已经心灰形槁，并不是想靠言语自我求名，但奇异的气质和秀美的才思洋溢在笔墨之间，终究无法遮掩。先父感慨旧事、叹息今时，作两首绝句答复他。元嗣去世将近十年，门人云瑞在永州的报恩寺开堂说法。机锋因缘精密熟练，意境形象恬淡高远，很有老师遗留下来的风范。于是抄录这两首绝句，让人刻在石上。却不知道读到它们的人，会认为他是追随香山居士的人呢，还是认为他是不加入莲社的客人呢？绍兴十一年七月望日，武夷胡某书。题草衣寺松碧轩。这座轩原来是曲折的走廊，通向污秽的地方；修老截断了它的道路，在南墙开了一扇小窗。于是山岭和谷地盘曲交错，大树森然映照，全都呈现在眼前。轩虽然很小，大概却是草衣寺的胜处。林壑中的各种树木，只有松树最为茂盛。轩正处在树木中部，秀丽的颜色仿佛泼洒而成，所以用‘松碧’来命名。其他树木即使很多，也不值得计数。胡明仲书。《斐然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二十九。宋胡寅撰。中书门下省试馆职防问。听说士人处身于世，在家族中得到称誉的，道德应当周遍于一家；在乡里闻名的，贤能应当覆盖一乡。如今有人因为事情被举荐，声名传达到天子的耳中，又在禁省受到询问，那么一定应当具有远大深厚的见识、宏阔通达的谋略，本来就不能凭片面的言论和一点善行来取用。冒昧请问：如今天下的吏员人数众多，流品混杂出身各异，有司没有空缺来安置他们，是想把他们搁置而不加体恤吗？这样下层就会有失职的叹息；还是要让人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职位吗？只听说设置官职是为了治理百姓，却没有听说让十只羊由九个牧人来放牧，反而残害百姓。天下军队分散统领已经很久，是想因循旧制而不改革吗？这样便会枝末强大而折断根本，这是古人的戒告；还是想改变编制吗？那么守塞之人会以兵力不足为理由，分掌军权的人会以权力不能专一为忧患，本来就很难改作。天下财材的调度已经十分广泛，是想从百姓那里征取吗？那么财利来源已经枯竭，民力已经困乏，再不停地征取，连树根都暴露出来，实在可怕；还是想减轻徭役、减薄赋税来使百姓休养吗？然而环绕数十万的大军，肩负兵器、身披铠甲来抵御寇敌，一天也不能没有粮食；有功而不奖赏，不从百姓那里取得，费用又从哪里来呢？这三件事都是当今的急务。学士大夫应当在两种说法之间深入思考，谋求它们的利益而不踏入它们的弊害；但我还不知道具体办法，正渴望等待高明的论说，希望您充分阐明它们，将以此告知皇上。零陵郡学发问。请问，工匠一定以规矩作为准则，射箭一定以正鹄作为目标，求学一定以圣人为老师。孟子并没有亲眼见过圣人，却说：“这正是我的愿望，我要学习孔子。”既然如此，能够以圣人为老师，并不一定非要亲自见到圣人不可。孔子的道大而德全，他的门徒不能把他的全部方面都观察并认识清楚，所以说：“孔子真伟大啊！他学问广博，却不以某一方面成名；这本来就是上天要使他成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能。”如今学习孔子的人，是要从他的一言一行学起吗？还是要把握他的总体精神呢？如果把握他的总体精神，不是生来就知道、天资极高的人，就一定有做不到的地方；如果只从他的一言一行学习，那么枝流分歧、各有所别，又凭什么防止它们走向极端呢？这些都是求学中最难的事情。冒昧请问，孟子学习孔子的要领，究竟在哪里？他之所以成为“亚圣”，却又有不及孔子的地方，是什么缘故？后世的学者，是否一定要依循孟子学习孔子的方式来学习呢？是否也可以认为，进入道德之门不止一条，把有关道理牢记在心并付诸实践，都可以进于道吗？诸位在一千几百年前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应当知道规矩和正鹄究竟在哪里，希望能让我听闻，以此警醒我这个不敏之人。请问，圣人的道一定要有传授承受，才不会在世上失传。尧之所以把天下传给舜，舜也以同样的方式传给禹。孟子逆流溯源，追究圣道的传授关系，推及商汤、周文王、孔子、太公、伊尹这一类人；有的是亲眼见到而知道，有的是听闻而知道。大概是因为他把这种传授看作在自己身上。冒昧请问，那些通过见闻而知道圣道的人，究竟知道的是什么呢？从孟子以前的人来说，他们凭什么得到传授？从孟子以后的人来说，圣道究竟有没有传授下来？如果失去了传授，那么自秦汉以来，以道自任的人很多，他们难道都与圣人相违，而没有一个可以折中取正的吗？如果说圣道仍然存在，那么人虽已死，书还留下来，从经书中寻求也可以。那些亲自受圣人熏陶的人，尚且有好勇、货殖、服丧期限短、学习种田、聚敛钱财、外表庄严而内心不正等鄙陋行为，何况只是诵读空洞言语的人呢？既然如此，学习圣人却不知道圣道所传授的实际内容，即使编缀词句数万，读遍五车之书，也免不了盲目行事。诸位都愿意学习孔子，在这件事上难道没有自己的志向吗？我私下很希望听到你们的见解。请问：善于学习的人一定要适合当时的事务；学习却不能适应时务，不过是迂腐的儒生罢了。如今有人懂得财物的盈亏，善于收取和散发，取用于民而不伤害百姓，使百姓富足、国家也不受损害，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晓财赋之道了。冉求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如果让我治理，可以使百姓富足。”如今有人作战一定取胜，进攻一定攻取，占据城池时别人不敢侵犯，列阵迎敌时敌人不敢阻挡，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军事了。季路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说：“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再加上军队，让我仲由治理，可以使它的人民勇敢善战。”唉，这才是适合时务吗？曾皙述说自己的志向，却与这些说法不同，只不过是暮春时节出游、吟咏歌唱的乐趣罢了。这同顺应时令、欣赏景物，与朋友们结伴嬉游，又有什么区别呢？拿他同仲由、冉求那种功业能施及万物的人相比，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孔子却长叹一声，赞许了他，反而鄙视那两个人，不称道他们。圣人生在周室衰微、列国争战的时候，他教人求取才干，本来应当把有实际用途作为急务。可是曾皙竟然不适应时务，难道不是迂阔而被世人嘲笑吗？然而孔子所取舍的，万世都相信是正确的；我想求得其中的道理却没有得到，所以现在拿来请问。请问，穿着儒者衣冠的人都说自己在学习，但学习的真实内容并不容易明白。孔子自己说：“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像我这样喜好学习。”他称赞别人说：“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喜好学习，如今却没有了；我没有听说还有喜好学习的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说明自己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后世所称的好学之人，有的却与此不同：带着书，博览群书，广泛学习词章技艺这类末节，以取悦人的耳目，并借此取得世俗的资财。因此，谈论通晓经书的人把取得青紫官服作为志向，称道考究古事的人把获得车马作为荣耀。在圣人看来，这些人一定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如今如果要抛弃记诵词章技艺的习惯，去探求圣贤所学习的内容，就应当找到门径而进入，并且一定要在实际事务上下功夫。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当务之急吗？诸位大概是以圣人为老师，喜爱颜回所喜爱的东西了。请问，这些具体内容是什么？请问：评论人物，必定要看他的功业显著于世、利益恩泽施加于百姓，才算大丈夫的能事。即使居心仁厚、行事合义，有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办法，但身处困穷而不能施行，又有什么用呢？从前管夷吾辅佐齐国，使周王室受到尊崇，排斥夷狄，不凭借兵车的武力，却多次会合诸侯，威令遍及四海，使百姓免受披发左衽、沦为夷狄的祸患。孔子称赞他说：“像他的仁德，像他的仁德！”唉，这是多么盛大啊！那个子路，不过是一个求学的人，喜欢勇武，性情刚直，却没有保全自身的智慧，率直地回答问题，不懂得治理国家应有的礼制。他担任季氏的家宰，受到“具臣”的讥讽，不知道应当先正名，遭到“野哉”的责骂，动不动就得罪圣人。没有听说他比管仲贤明。假如今天的学者向一千年前的人物学习，选择自己所跟从的人，一定会把自己同管仲相比，自许为仲父了。然而曾西却害怕仲由，愤愤然地鄙视管仲。孟子采纳他的说法，用来回答公孙丑说：“管仲，是曾西所不愿做的事；而你却要我做，你愿意这样吗？”圣贤的志向，竟然在取舍方面达到如此程度。冒昧请问，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译请问，学习没有比求仁更重要的了，但仁作为一种道理却很难说清。孔门中询问仁的人很多，圣人也只是告诉他们实行仁的方法罢了，从未明确指名什么就是仁。韩退之却把“博爱”说成仁的全部内容，这只是圣人回答樊迟的一种说法，不足以穷尽仁的含义。然而从此以后，谈论仁的人如果舍弃爱，就没有办法说明仁是什么；我相信他们并不懂得仁。学习却不知道仁，难道不是学术上最严重的缺失吗？请诸位广泛考察圣贤的心意，探究仁的究竟，并陈述大略。请问，仁、知、勇，是天下共同遵循的三种德性，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以。孔门弟子有询问仁的，却没有询问知、勇的，只有樊迟问过一次知。善于提问的人，就像砍削坚硬的木头，先处理容易的地方，后处理节疤。仁最难懂，却一定要先问它，这是为什么？仁者没有忧虑，但君子却有终身的忧虑。智者没有疑惑，孔子生来就知道一切，又为什么要到四十岁以后才不再迷惑？勇者无所畏惧，子路已经很勇敢了，孔子却告诫他遇事要心存畏惧，这又是为什么？请问，世俗儒者说，伊尹任事的弊端，是过多进取而很少退让，苟且求取而损害义理，所以伯夷出来纠正他。伯夷清高的弊端，是过多退让而很少进取，过分廉洁而流于刻薄，所以柳下惠出来纠正他。柳下惠随和的弊端，是容易混同污浊而少有洁净，厌恶不同而崇尚一致，所以孔子出来纠正他。到了孔子的时候，三位圣人的弊端各自在天下发展到极点，因此孔子汇集他们的行为而达到大成，成为万世的法则；假使三位圣人处在孔子的时代，也都足以成为孔子。我的心中有疑问：从商汤到周文王，贤圣之君先后有六七位兴起，他们造就人才很多，到了衰世仍有遗存。假如伊尹有弊端，当时的君臣难道独独没有办法改变它吗？从周代到战国又有一百多年，文王、武王、周公的教化不能说不深厚；假如伯夷的弊端仍然存在，那么周代用统一道德来同化风俗，几乎对世道没有补益，难道只等待一个柳下惠来挽救吗？孔子离柳下惠去世的时代并不远，假如柳下惠能够矫正伯夷的清高，使天下人都跟从他，那么他的弊端不应当接连出现；孔子又何必这么快就出来挽救呢？况且孔子的时代，荷蒉、荷蓧、接舆、长沮、桀溺这一类人，坚决退隐的仍然很多，那么柳下惠的作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根据孟子的话考察，三位圣人共同之处在于：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成为君主，都能够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即使杀害一个无罪的人可以得到天下，他们也都不肯这样做，仅此而已。他们各自成为任、清、和中的一种典型，虽然某一方面达到圣人的极致，但难道就因此可以成为孔子吗？希望请你们进一步推明其中的道理。请问，老师是人的模范，还有谁能超过孔子呢？孔子作《春秋》，厌恶诸侯僭越称王；他在鲁国国君去世时自立于其间，却以大夫的礼制为他办理丧事，只是不承认他是诸侯罢了，为什么后来又游走于诸侯之间，担任他们的臣子呢？他厌恶世袭卿大夫僭越君权，自三家获得氏族名号以后，一次责斥还不够，再三加以贬斥；只是不承认他们是大夫罢了，为什么又有遇到实行可行之道便出仕的行为呢？他厌恶夷狄侵扰中原，凡有能够排斥夷狄、使他们不侵犯中国的人，就予以承认。当时楚国最强，窥伺周室并询问九鼎的轻重；管仲辅佐齐国，兴兵于召陵，楚国从此服从。圣人称赞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发左衽了！”可是孔子失去鲁国司寇之职后，竟然前往楚国，先派子夏探路，又让冉有、有若申述意旨，说此行是为了不使自己很快陷于贫困，这又是什么缘故？他的行为如此，而所立的言论却流传后世，使人不能像他这样做，那么他的模范作用究竟在哪里呢？唉！应当谨慎思考并明辨这些问题。请问：人的形体寄寓于气数之中，是不能逃脱的。后世有推知命运的方法，用五行、干支、纳音来推断人的穷达、寿夭，其中精确的十次有九次不差，所以知道命运不可逃脱。世间的治乱兴衰，不也与此相同吗？周代占卜国运三十世，占卜年数七百年；汉代兴起时，五星聚于东井；它衰落时，正当阳九之厄，大体情形就是这样。圣人作《易》，藏往事而知未来，对于治乱兴衰的规律，明白得如同指掌，不必等到推算占卜以后才知道。自周室衰微到汉代，天下才重新安定；中间大约有一百多年，是人力必定无法挽回的时期，而孔子却还辛苦地周游聘问各国，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之内就可以见效，三年便会有成就。”难道他不知道世上没有能够任用他的人吗？这岂不是近于不知道天命吗？荷蓧、长沮、桀溺一类人，浩然离去，他们心中大概也在讥笑孔子的行为。圣人怎么会这样随意行事呢？其中一定有道理，不能不弄清楚。请问，鬼神的道理，是求学者应当知道的。樊迟询问智慧，孔子告诉他要敬畏鬼神；子路询问侍奉鬼神，孔子告诉他应先侍奉人。这是为什么？有时对方没有问，孔子却告诉他；有时对方问了，孔子却不回答，这很令人疑惑。《中庸》说：“鬼神的德性，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可是舜作乐时，祖先来临；周代作乐时，天神下降，地祇出现。凭什么知道他们来了、降下来了、出现了呢？这又令人疑惑。所谓看不见、听不见，是因为没有形体和声音可以接触。可是《易》说：“精气形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既然有情感，又有形状，就不能说完全看不见、听不见了。《中庸》却这样说，这又令人疑惑。若说天神、地祇，他们的情状能够说清楚吗？孔子祭祀祖先时如同祖先在面前，祭祀神灵时如同神灵在面前，大概也是诚心想象他们的嗜好、欲望、容貌和形象，以此达到感通；祖先可以这样。至于天神、地祇，如果也这样想象，又令人疑惑。如今释教、老教都谈论鬼神，而且还给鬼神画像、用土木塑像，他们果真知道鬼神的情状吗？如果认为那些就是鬼神，那么世人本来就不能认识它们，又怎么知道它们确实如此呢？如果认为那并不是鬼神，那么圣人从未说到的事情，又怎么知道它不是呢？是非、有无，在我心中茫然不明；如果凭这种疑惑去祭祀祖先，祖先一定不会降临，更何况一般所说的鬼神呢？这是求学者应当精心思考、明白辨析的事情，不能因为难以知道就停止探求。

译请问：圣人能够识别人，尧却不知道鲧治理水土的才能，用他而没有成功，为什么？仁人对弟弟只不过是亲近爱护而已，可舜却把象封在有庳；有庳在舜都之外五服之远，亲近爱护竟然做到这种程度吗？启的贤能一定不如皋陶和伯益，禹不把帝位禅让给他们，却传给自己的儿子，凭什么知道这不是出于私心呢？桀可以放逐，那么他就是独夫；如果不能放逐，就应当侍奉他。汤已经放逐桀，却又有惭愧之德，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心中仍有未能满足之处吗？大人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孔子就已经超过一般大人了。他行走于鲁、卫、陈、宋之间，却没有听说有一个君主因他而纠正内心，这是什么缘故？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行为没有过失。孟子称伯夷、柳下惠为圣人，却又批评他们狭隘和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是君子不应当走的道路，但他们为什么仍然可以成为百世的老师？评论古人，是求学者的职责，所以把这些问题一并请教。请问：荀卿说过：“学习没有比接近有德之人更便利的了。”从前七十名弟子亲身遇到至高的圣人孔子，得以有所依归，可以说是接近有德之人了。他们同生在百世之后，只能仰慕、希望、企求而不能见到圣人的人，难道不是很不相同吗？然而子路喜好勇武，子贡喜好财货，宰予白天睡觉，子张外表庄重而内心不实，冉求替季氏聚敛财物，这些都是普通人的行为，却一点也没有改变，那么接近圣人又有什么可贵呢？圣人教育弟子的巨大感化功效，又在哪里呢？伯夷清高、柳下惠随和的德行，不像孔子那样集大成。百世之后听闻他们的遗风，也不像在洙水、泗水之间亲自受孔子熏陶的人那样直接。然而使贪者廉洁，使懦者立志，使薄者敦厚，使鄙陋者宽大，其感化效果却迅速而普遍。为什么伯夷、柳下惠能够做到，孔子反而不能做到？难道那些受到感化而奋发起来的人，都比子路、子贡之流贤明吗？诸位，请把其中的道理充分说明。请问：从尧、舜到孔子，将近一千五百年间，为什么圣贤这样多？有的君臣同时在朝廷上出现，如唐尧、虞舜之际；有的父子同时生在一家，如姬周盛盛之时。到了洙泗、阙里之间，贤能的弟子竟有六七十人。孟子以后直到五代以前，也差不多又过了一千五百年。所谓圣人，为什么不再出生呢？当孔子还没有整理经书时，学者本来没有书可以读。伊尹从田野中被发掘出来，傅说从版筑之间被发掘出来，胶鬲从贩卖鱼盐中被发掘出来，百里奚从市井中被发掘出来；他们成为圣人、贤人，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才能的呢？六经流传世间已经很久，战国时有荀卿，汉代有毛公、董子、扬子云，隋唐时有王通、韩愈，都号称大儒，接连出现如同晨星。究竟谁真正知道圣道呢？古代尚未有经书时，圣贤接踵出世；后世经书齐备，却空过千百年，连一个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也找不到。既然如此，六经究竟对世道有益，还是没有益处呢？请问，事情没有比祭祀更大的，祭祀没有比祭天更重要的。周代取法夏、商二代，礼制完备而且有文献可考。只是明堂的礼制，学者对此有疑问。《孝经》记载孔子回答曾子的言语说：“从前周公在明堂以文王配祀上帝，这就是《周颂》中的《我将》诗。”然而，这种礼制应当归属于周公吗？那就是尊奉父亲。既然是尊奉父亲，就应当是武王所做的事，而不是周公所做的事。武王在位时从未摄政，为什么要尊奉父亲？如果这种礼制发生在周公摄政时呢？那么摄政的是成王，武王才应当主持祭祀，而文王就是祖先。礼制中没有听说尊奉祖父的做法，难道说“周公就是主持此礼的人”吗？再考察《戴记》，明堂是周公背负斧扆、朝见诸侯的地方；考察《孟子》，明堂是君王施行王政的殿堂。这些都没有涉及宗庙祭祀之事，都是令人疑惑的地方，希望加以辨明。请问，文章的作用太大了！尧、舜、禹、文王的圣德，都以“文”来称说，分别说“文思”“文命”。解释的人说：“能够治理天地、贯通四方，就叫作文。”它的作用之大，竟然如此。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道难道不在我这里吗？”大概是把传承这种文道看作自己的责任。从孟子以后，左氏、荀卿、太史公、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这一类人，各自享有文章的声誉，后世没有人能够同他们并列。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也都竭尽力量仰慕追求，仅仅形成一家之言。这八九个人的成就，同古人所谓的“文”相同还是不同？如果相同，那么治理天地、贯通四方的功效在哪里？如果不称他们为文，那么后世执笔缀连词句的人，都以八九人为师法，自以为文章已经达到极致，却从来不知道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伟大事业。有人专心研究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伟大事业，便讥笑他说：“这只是古代的学问，怎么能叫作文章？”他们夸耀辞藻繁多，竞相炫耀华丽，甚至讲究青白相间、四字对四字、六字对六字，笔墨极尽烟霞景色，流连于光彩景物；全天下都喜爱这种文章，主管官员也凭此选取士人，已经很久了。其中的得失是非，希望听听诸位的见解，也借此观察你们的志向。请问：昌黎文公是唐代的大儒。他著书立说，写有《原道》一篇。他的用意，是扶持皇极，尊崇帝王，阐明孔子、孟子的教诲，并排斥佛教、老教。唉！也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不随流俗的杰出人物了。就拿他的《原道》来说，其中写道：“博爱叫作仁，实行而合宜叫作义，沿着仁义去做叫作道，内在自足、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与义是确定的名称，道与德是空泛的位置。这六个字，古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韩愈却断然把这些话写下来。冒昧请问诸位：韩愈所说的这六个概念，已经尽善尽美了吗？同孔子、孟子所说的仁、义、道、德相同还是不同？佛、老两家高谈性命之理，自以为达到了极致。这六个概念足以破除他们的学说、使他们心服吗？

译请问，凤凰来而起舞，虞舜的史官赞美它；凤凰不来，孔子便为此叹息。这是太平时代的祥瑞，显然确实如此。夏、商、周三代盛盛之际，圣明的君主接连出现，治理功业达到极点，甚至到了兵器止息、刑罚搁置的程度。越裳氏因为没有狂风暴雨，便占卜中国有圣人，于是经过多重翻译来献白雉。在这样的时代，凤凰为什么反而隐而不至呢？后来汉孝宣帝时却独自多次得到祥瑞，有的聚集在郡国，有的降临京师，数量很多。孝宣帝凭什么得到这些？考察他的政绩，治理确实有很多可称道之处，但弊政难道就少吗？大将军因为有大功而被灭族，夏侯胜因为说正直的话而被囚禁，王成因为虚伪而得到赏赐。大概韩延寿、杨恽两位良臣被杀，也都不是他们的罪过。魏相的奏疏却说，一年之中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案件就有二百二十多人。至于日食、地震、雨雹、饥荒等灾变，史书也从未停止记载，不能断然说这是太平时代。那么凤凰为什么还要来到呢？祥瑞与灾祸的征验，是国家的大事；评论古代的事情，对于是非真伪，怎么可以不加辨析。请问，扬子说过：“祭祀没有比祭地更重要的，祭地没有比祭天更重要的。古代祭天，名称叫郊祭，历代都没有改变；却没有听说祭地的礼仪，它的名称叫什么呢？”考察《周官》，说“在圜丘祭天，在方泽祭地”；考察《祭法》，说“在泰坛燔柴祭天，在泰折瘗埋祭地”；考察《郊特牲》，说“郊祭是为了彰明天的道，社祭是为了尊崇地的道”；考察《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考察《昊天有成命》，说“郊祭是祭祀天地”。既然如此，《周官》《祭法》《郊特牲》把祭天、祭地分为两种祭祀，《中庸》和《周颂》却总举天地而合祭。而《礼记》《毛诗》所记载的，只说“社，不过是祭祀的名称罢了”。那么，是否要断定“社”就是祭地的名称呢？可是古代的社本来是用来祭祀后土的，后土是共工氏的儿子。又有《礼》中所见的亳社、《书》中所见的夏社，那么“社”就不是祭地的名称了。周公建成洛邑时，在郊外用牲祭祀；第二天又在新邑祭社。既然同时举郊祭和社祭，这又类似于把社当作祭地之礼，而天地并没有合祭。所以，凡是祭祀天地，究竟应当合祭，还是不合祭？祭地的名称究竟是“社”，还是不是“社”？如果是社祭，《周官》《祭法》为什么不说明呢？如果不是社祭，那么祭地应当叫什么名称？后世所谓北郊祭地，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些说法错杂地见于群经，却还没有可以折中的结论，希望同诸位讨论。请问，“四科”的名目，难道只是品评、排列孔门弟子各自的为人，还是说人才不能超出这四类而另有品类呢？孔子把学习看得很重要，这样的话说过很多；没有谁不是依靠学习才成就自身的。一个人有德行却没有学问，不也是质朴而少通达吗？一个人善于言语却没有学问，不也是只有口才而缺少考察吗？一个人长于政事却没有学问，不也是身临政务却如同面对墙壁、什么也看不见吗？既然如此，前三科都应当依靠学习来成就，为什么文学却另列为一科呢？世俗的说法把政事、文学看成两条道路，源头大概就出在这里。可是古人的说法并不是这样，说：“只听说学习以后才从政，没有听说凭借从政来学习。”既然如此，言语、德行两科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而四科的区别又是我们圣门所设置的，冒昧请问，是否正如前面所疑惑的那样？请问，宗庙的礼制由来已久。礼乐以及各种事务，周代尤其完备；那么后世谈礼乐，除了周代还能依据什么呢？然而对于宗庙的制度，有些地方我还不明白。武王已经定居镐京，建造宗庙必定先建宫室，这没有什么可疑。等到周公营建洛邑，又建造清庙，召集诸侯朝见，并率领他们祭祀文王。《书》又说：“王在新邑，每年举行烝祭，文王、武王各用一头赤色公牛。”这样看来，镐京已经建有宗庙，洛邑又建有宗庙。况且宗庙必定有神主，那么是奉着镐京宗庙的神主去祭祀洛邑宗庙，还是另外制作神主呢？因此，成周的宗庙制度分建在镐京、洛邑两地，这是第一个疑问；有时迁移神主，有时另作神主，这是第二个疑问；天子有七庙，洛邑却只祭祀文王、武王，舍弃王季以上的祖先，这是第三个疑问；成王在洛邑祭祀，那么镐京由谁祭祀，这是第四个疑问。周公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其中一定合乎礼制。希望把它推究明白，以解除这些疑惑。请问：道果真只有一个吗？《易》中却有天道、地道、人道，又有阴阳、刚柔、仁义等不同名称，似乎并不是一个。道果真有两个吗？孔子、孟子都说：“道只有一个。”这又是为什么？如果道果然没有不同，那么仁与不仁的道就是两种，君子的道是三种，圣人的道是四种，天下共同遵行的道是五种；后世又有黄老之道、佛教之道，学士大夫奉为宗师，有的人甚至认为它们比仲尼高明。如果果真有两种道，那么《易》中“损卦”六三爻所说的归宿就是一致的，先圣后圣的法度也是一致的，三个人的具体做法不同，归趋却是一致的。孟子排斥杨朱、墨子，董仲舒抛弃申不害、韩非，昌黎排斥佛教、老教，周公诛除奇谈异行，唯恐道术分裂成异端，这又是为什么？希望诸位充分说明。问：留侯张良、武侯诸葛亮，是秦汉以来奇才谋士中的杰出人物。高祖同项羽交战时，带着太公、吕后向东撤退。张良又请求袭击他们，这可以说是守信吗？先主刘备寄居公安时，孔明劝他跨有荆州、益州，后来便夺取了刘璋的国家，这可以说是合义吗？失信违义，是乡党中自爱的人都不肯做的，而这两个人却为人建立邦国，功业又如此伟大。后世甚至许以他们为三代辅佐之臣，却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荀彧替曹操谋取天下，却阻止他接受九锡；杜牧把这比作盗贼，司马文正却称许他为汉朝守节而死；冯道历事五代，欧阳修讥讽他没有廉耻，而临川先生却称许他懂得道理。究竟谁的说法正确？

译请问扬子云：他是汉代儒者中的贤人。富贵是人所欲求的，他却不急切追逐；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他却不忧戚。文采是人所喜爱的，他却后悔写作辞赋；古道是人所忽视的，他却喜爱并以此为乐，具有深沉的思考。最终著书立说，以此表明自己，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名声仍未泯灭，难道不能说他是贤人吗？然而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法言》有取法、模仿的讥刺，《太玄》又有“重屋”的讥诮。至于阐发圣学、错综《易》的数理，这些著作似乎不可缺少，却没有听说君子称许他。正当王莽篡夺汉朝时，有的人洁身离去，有的人守死不屈，这样的人大概很多。扬雄号称懂得数术，难道不知道死生有命吗？为什么竟至于恐惧慌乱而投阁自尽呢？况且他写《美新》一文，说王莽超过伊尹，这是什么话？有人说，这也是用谦逊的言辞来讥刺王莽罢了。王莽的罪行，即使灭族诛杀也不足以抵偿，难道还要用这种话来讥刺他吗？临川王文公、温国司马公的议论从来不相同，唯独谈到子云时，都说他是孟子以后第一人。他们究竟从扬雄身上看中了什么，才这样说呢？请诸位深入考察并详细说明。《斐然集》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斐然集》卷三十。宋代胡寅撰。《陆棠传》。陆棠，是建州建安县人。他家一向贫穷，陆棠成年后身高不到五尺，性情坚毅刻苦，精明强悍。行冠礼以后，他背着书到各地游学，来到邹鲁之间，进入阙里，恭敬地拜谒孔子墓；又访问孔子藏书的旧宅，眷恋徘徊，便登上泰山，夜里登临天门，观看太阳初升，慨然生出远行求取功名的志向。同乡人对此感到奇怪，说：“小陆过去一向擅长角抵、戏击，轻薄浮夸，如今竟然能这样改变志节吗？”陆棠于是进入太学，一次考试便考中高等。听说河南夫子门下有人得道，叫杨公驾，便谈论荆楚之事，带着粮食前去跟从他。他住在旅舍，早晚都按弟子的礼节侍奉杨公；经过市场不徒步行走，不让杂乱之物进入眼目，衣冠非常整齐，容貌也十分谨慎。这样住了几个月，每天都如同第一天一样。杨公让他同自己的几个儿子相处，家人常常从屏风和门户之间偷听他的讲读，欣喜地对杨公说：“陆秀才修养清洁、博学多习，是个读书人。”于是把次女嫁给他。陆棠既然托身于君子之家，见闻日益增长，声誉也逐渐显著。然而他有口才，擅长机巧术数，摆出严肃冷峻的面孔，稳坐谈论，援引经书、考证史实，触类旁通，考察古事、根据今事，纵横开合，数说他人的过失，依据道理滔滔不绝，似乎没有差错。听见的人都为之悚然。当时与他交往的人大多已经通达显贵，而陆棠却在科场屡屡困顿，不过他仍出入公卿之间，交游见识十分广博。人们也认为杨公有道，而陆棠又做了他的女婿，其中一定有特别的缘故。陆棠直到年过四十仍未中第，常常辗转贩卖货物，以供养父母并维持自己的生活。了解他的人都非难他，但陆棠仍然安然行事，杨公也不知道其中的情形。宣和末年，废除三舍法，恢复科举取士。陆棠自知年事已高，恐怕终身蹉跎。当时中官梁师成暗中掌握主文权力，搜罗遗失书籍，充作御前文籍，设置官署和属员，甚至让白衣之人充任试员。陆棠前往参加，过了一年，补授迪功郎。不久，孝慈皇帝登上帝位，广泛召用遗落的贤才，准备革除旧弊，兴盛太平。中丞许公上奏，请求淘汰杂流和冗滥人员。陆棠既为自己先前的举动感到羞愧悔恨，又害怕被夺去职位，奔走于权贵之间，为自己的利益经营，每天忙得无暇进食。当时王门中的耿南仲极力阻止进言的人，说：“君主正致力于施恩，实行这件事一定会失去人心。”事情于是搁置。陆棠又非常高兴，但最终仍不敢接受铨选。正逢国家发生战事，起用东南的军队。陆棠想到只有军功可以获得赏赐，便长期向当权者进言，说福建的枪杖手轻捷善战，名闻天下，如果让他们作为奇翼正兵，何必忧虑铁骑呢？权贵和君主采纳了他的主张。这年冬天，敌军大举侵入东南，勤王的军队被阻挡，无法前进。第二年五月，黄潜善等人说敌军已经远去，天下无事，可以停止武备，于是停止派遣各道入援的军队。

译陆棠又没有实现志愿，只好回到乡里，代理某局，领取微薄俸禄。过了很久，皇帝车驾驻跸钱塘。陆棠同宰相范宗尹有一日的旧交，得到广西提刑司属官的职位，却不肯赴任。正逢范汝为在闽中发动兵乱，聚集数十万人，屠杀郡县，占据城郭，势力震动吴越，官军多次失利。建州有个叫詹时升的提举，是居乡而有信誉、厚道的人；他曾挺身劝说贼众，使他们不要惊动朝廷，朝廷一定会安抚你们，贼众认为他说得对，才稍稍收敛。陆棠暗自想到，这是一个值得占有的奇货。一天，他遍见台省诸位官员，总是皱眉神情惨然，好像有很大的忧患。有人问他，他便说：“闽越又遭到重大不幸，詹公这样的长者，凭空言安抚数十万如虎狼般的贼众，使朝廷宽心，不必南顾；如今却听说他死了，这可怎么办？”消息口耳相传，传到朝廷，没有人不震惊恐惧。过了一两天，陆棠又去见徐某，说：“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谁能接替詹公呢？闽越地势险要，当地人一向善于战斗，兵力精锐；何况如今群凶聚合，势如烈火，恐怕出兵讨伐不容易成功。只有用言辞劝说，使他们高兴地离开巢穴，这件事才在我们手中。有个朝散郎谢向，胆略超过常人，我曾同他一起统领枪杖手，乡人都信服他。如今若想不劳军队、不伤百姓，坐使连城拥兵、抗拒朝廷的剧贼自行离散，没有比派谢向奉朝命前往更好的办法；他的贤能远远超过詹公。” 如果确实派谢向前往，那是我的父母之邦，我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请让我跟随在他后面。宰相秦桧说这是用兵时偷安、仍然姑息，于是让谢向持着诏令和旗榜前往，陆棠作为副使。其实詹时升并没有死。陆棠进入贼营以后，宣布皇上的诏意，贼众当天就驯服顺从，凡事都必须禀报以后才行动；他们抢掠得到的太守、部使者的仪仗物品，全都交给谢向。陆棠又献上丰厚的馈赠，拖延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而实际上并没有投降的意思。陆棠迟迟留在那里，不忍放手。谢向又用闽王王潮的旧事劝导范汝为，想要亲自辅佐他成就大业，严整军队据守险要，以抵抗朝廷军队；他还说宰相非常庸弱，击破他的胆量就像触碰水上浮沫一样容易。陆棠心里也觉得这样不妥，但最终仍然留恋不决。闽中人重视官位，喜欢夸耀胜势，快意于恩怨；陆棠假借使者的权力，出入时旌旗、弓刀前后排列，声势盛大而令人畏惧，堂堂皇皇的帐幕和护卫威严森然，前来依附趋奉的人挤满宾客之处，求见者有时能见到他便觉得幸运。平日里别人请他吃一顿饭，他必定报答；对他稍有触犯，他必定报复；良田美货，多数都据为己有。他的父亲读书谨慎厚道，到这时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做错了事。他的妻子从前熟悉图书史籍，安于贫困俭约；受到陆棠影响以后，也认为所谓好丈夫就应当这样，才值得仰望而终身依靠。亲朋旧交中一向同他关系深厚的人，虽然憎恨他的恶行，也为他悲哀担忧，写信劝告，叫他趁机脱身离开，陆棠却一封也不答复。贼势越来越强大，劫掠扩展到邻近郡县。恰逢朝廷罢免范宗尹，改用宰相来振作国威，于是派神武军三万人前往捕讨。韩世忠大将军披甲上马，率领众人亲自冒着箭石，最终才将他们击败。建州百姓追恨这场祸乱和失败，唯独对谢向、陆棠的怨恨痛入骨髓。御史把情况上报，朝廷有诏命用囚车押送两人，廷尉把他们关在狱中，最终都死在那里。把尸体抛在道路上，几天也没有人收殓。家产全部没收入县官；他的父亲年近八十，认为儿子死得无罪，写文章祭奠他后便自缢而死。他的妻子成为寡妇，独自回到娘家。陆棠当初因为依附宦官而得到官职，曾写信把这些事告诉岳父杨公。杨公三天之内寝食无味，此后再也没有对着陆棠开颜。杨公为人简朴平易而深沉少言，求学者若不坚诚恳切地反复请问，他终究不肯开口。等到陆棠陷身以后，他唯独写了三封信招呼劝说他，苦口婆心地反复陈说，陆棠最终还是不听。陆棠既然坐着囚车，估计自己一定会死，便向看守乞求纸张写信，回复从前谢向给他写的信，内心极度悲伤，想要活着做建安县的平民，哪怕粗食也求不可得；他投笔落泪，言辞十分悲哀。有人因

译此责怪杨公，这是大错特错。即使古代圣人尚且不能感化自己的子弟，怎么能一定要求杨公感化陆棠呢？然而陆棠受到仁义的熏陶，经历一生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他的资质也实在太浅薄了。考察他狡猾诡秘、将要成为奸邪之人的迹象，在他拜谒孔林、登上泰山、整理衣襟求教道理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而他的败亡和受辱，却在三十年以后才发生。他隐藏真实情感、矫饰行为来树立自己，以严厉的脸色和强辩的口才推行这一套。被士大夫笼络迷惑、同他行为相似的人，接连都是这样。不幸的是他没有早早死去，于是最终显露丑恶的结局，路人本来就不容易看出来。唉！陆棠凭借诡谲强悍的才能，却没有任何权势背景，靠动舌游说来求取官职，心中想要乘坐轩车、佩戴缨绶，夸耀乡里，以满足一时的快意，最终却落得本人被诛、家族覆亡，成为士人中的笑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竭力实行欺诈，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他的才能确实有过人之处，最终尚且如此，何况才能不及他的人呢？圣人之高到了舜，恶人之恶到了盗跖，两者相差如天地；然而他们最初的发端和趋向不同，竟只在最初一念是趋向善还是趋向利。这个关节点多么重大啊！正是君子最应当谨慎的地方。如果在这里不谨慎，稍有毫厘之差，即使没有做拦路抢劫、钻穴偷盗之事，即使拜谒孔林、登上泰山、整理衣襟求教道理，最终也不能挽救自己毁坏法则而成为贼人。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把陆棠作为鉴戒呢？于是写成《陆棠传》。《叙古千文》。太和之气弥漫充盈，天地两仪开始分开；清气与浊气各自确定位置，乾坤成为门户，万物因此显现形体。睿智圣哲超越众人，正是黄河出图，显明大道的源头；伏羲画出八卦，于是开始有了这种文化。圣人庄严地垂衣而治，使臣下居下、君主居上。轩辕氏通达变化，功业成就于华勋；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于是万物化生，人身与精神也由此完善。禹辛劳得足生胼胝，疏通水道，排除淤塞，使九州各有界限；拯救洪水困厄中的昏昧百姓，贡赋和包篚各有制度，数量多少都恰当均衡。百姓沐浴在教化中，歌咏赞美，这些制度直到今天仍为人遵循。后稷最初被弃置，却很早便使姜嫄受到震动；他种植秬、秠、穈、芑等谷物，清除草莱，开垦耕耘；后来益播种粮食，烧煮食物，养育众多百姓，余下的福庆繁盛无穷。契掌管国家教化，整治并排列人伦常理；从自身开始恭敬地施行教化，大大改变顽固愚昧之人，使人孝顺慈爱、友爱兄弟，卑贱者有其位置，尊贵者受到尊重；宽厚广大而长久，帝王的风教和谐淳厚。皋陶陈述谋略，使秋天如刑杀般严明、春天如气候般温和；慎重怜悯百姓，采用象征性的刑罚，诚信和顺、协和共存。共工、鲧、驩兜、三苗等受到讨伐而不再论罪；蛮夷都来宾服，治理下的风俗更加敦厚。四岳、州牧代行百官之职，洪大的功业哪里说得尽；日月星辰如珠玉般灿烂，四季循环运行；鸟兽都顺从，草木繁茂滋生；箫韶之乐使凤凰来仪，光耀典籍坟典。夏代承接虞舜禅让，称说节俭勤劳；启听取民间歌谣和诉讼，把帝业交付给后代。大战二十次讨伐有扈氏，威严和赏赐哪里需要烦劳；在洛水弯曲处进行荒野畋猎，驰骋了百日；却没有听从御者劝诫，祖先的训诫怎忍心听闻。羿以善射专擅朝政，寒浞又乘机而起，诛灭浇、豷；少康兴起而承继大业，帝癸失坠祖先遗绪，国鼎迁于殷。汤聘请莘国的伊尹，伊尹竭力辅佐；征伐从葛国开始，威严与仁爱无人能敌，百姓盼望他来而得到苏息；鸣条一战击溃夏军，使后世达到尧舜般的治理。即使是平民，也必定会因罪迅速获刑；放逐太甲于桐宫，终于使他悔悟；确实有德之人辅弼成汤。武丁梦见贤臣，恭敬默默地寻求，终于在郊野筑岩之处找到傅说；傅说受到任用，声名休美传到鬼方，于是能够总摄福祉。夏、商相继有贤明君主，历经六七代而逐渐衰败；辛纣凶暴自矜，骄纵泛滥，师尚父、箕子等直谏之臣被囚为奴；邠、岐之地遭到焚烧，而文王积累的治国谋略逐渐显赫，周道重新兴盛。通过卦爻辞探究治本，安居之中获得神明扶佑；继续光大德业，向西顾念，与宅地共同施展武功。观察政事，掌握旄钺；挥军斥退敌人于盟津，约誓使八百诸侯归附。姜太公在渭水垂钓，果然不是熊罴之兆，而是得遇文王；周文王白首仍凭轼而行，消灭戎敌，敌尸漂杵；祝史断定丑年为厄。继位的君王年幼，周公旦难道会践履成王的帝籍吗？他树立璧玉，执持圭器，收入金縢之书以作防备；管叔、蔡叔挟持庚王，周公平定罪罚；斧钺最终完成使命。身穿绣衮，脚着赤舄；康王持守成业而使国势充盈，监狱空寂。穆王年老仍喜好游历，远行留下车辙踪迹；厉王之后仍然动荡，宣王继续怀抱愤懑而警惕，反躬自厉，努力行事，任用俊杰。猃狁侵扰镐京，徐地骚动不宁；迅疾的雷霆发出光热，猛虎般的军队振翼而进，恢复疆土，雅诗颂歌也随之和谐激越。平王迁居，委曲迁就而国势日蹙；宗庙衰败如黍离，经过的人都忧伤怜悯；伯业纷纷更替，周朝纲纪终于丧失。孔子将成为圣人，光明彰显皇极；即使被围困于魋地也不能伤害他，在陈国挨饿、在蔡国受困；删定《诗经》，厘定《尚书》，系说《易经》，排斥烦琐的索隐；晚年潜心深思，笔削整理史册。自姚、姒以来，他斟酌裁定准则，使之如日星般灿烂，成为千古昭明的法则；麒麟出现以应祥瑞之期，妙不可测。谁能测知他乐于教育英才，使人登堂入室？子思遵循前人的轨迹，孟轲承受绝伦的见识，标举中庸之道，排斥杨朱、墨翟。王者的恩泽中断流传，只能依赖孔门遗编。秦始皇至周赧王，令人惆怅地占问国运；烹杀、消灭列侯，废坏井田，杂乱焚烧简牍，沉溺迷信仙人。刘邦祖上际遇良好，刘邦被拘牵而系颈，后来再次报了仇。项羽杀死楚怀王，炎汉由此开创基业，规模广远绵延。周勃诛灭吕产、吕禄，汉光武帝拥立昭帝、宣帝之治；董仲舒穷究儒术，请求罢黜偏邪之说，于是儒学功业巍然。王莽这个贼臣窃取玉玺，盗寇佩带豕肩和野猪獠牙；白水之地龙飞而起，刘秀恢复旧业，重新取得汉家青毡般的基业，使天下协调安宁。我还有什么可间离的呢？志向宏大却驾着朽车，宦官成群结队；党锢禁锢缙绅，李傕、郭汜的兵乱纠缠不休；曹操据许都，孙权保有鄂地。诸葛亮光明地辅佐汉室，据有蜀地而当天下之任。司马氏欺凌孤弱的魏帝，邺都一带相继倾覆；王导经营江东，谢安平定并击败苻坚。南北分裂，郊野充满腥膻。隋朝暂时混一天下，隋炀帝凶恶而不知悔改。秦王李世民雄视天下，凭借勇力与智慧，除去残暴，涤荡乱政，仰慕仁德，劝勉义行；斗米只需数钱，城外门户也不必关闭。辅佐大臣论定功业，鉴于魏国灭亡；他轻慢侮辱高句丽，却仍横行而有壮盛气势。牝鸡忽然报晓，枝干凋零衰败；狄仁杰扶助倾危的唐室。唐朝统绪接连继承，霓裳曲声喧闹轰鸣，战鼓声惊骇沸腾。临淮王李光弼、汾阳王郭子仪，横扫弥漫的妖氛。裴度诛斩篡逆的朱泚，马燧斩首叛乱的李希烈。宦官专擅发号施令，寒霜凝结、冰冻降临；藩镇彼此争斗，暴虐悖乱而狂妄放肆，国家如鱼腐烂、丝线纷乱。唉，五代啊！美盛啊，我大宋，尽善尽美，广大深厚而难以名状。普天之下都蒙受纯厚教化，乔松般的贤才孕育而出；颜回、孟子并驾齐驱，私下取法众人，追踪并匹配洙泗圣学。庄子、老子的虚妄谈论，佛教、释氏的空寂义理，申不害、韩非的惨酷苛刻，朱翟学说的偏执蒙蔽，都不足取。即使考察璞玉车辂、占卜之学，研究黥布、彭越的攻战，学习篆籀末流，精习辞章小技，也应当肯涉历世事波澜；若想达到长远境界，恐怕会拘泥。应探究深奥，钩取隐微，涵养精纯之气，通达义理而裁制事务，周旋应对而经纬万端，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兼善天下，广施恩惠，参赞天地运行，这样才可称为大器。中兴十件大事：家父被召入朝，命令子侄们分别陈述自己的见解。第一，确定都城在建康，以凝聚民众的期望。过去南北尚未分裂时，还可以询问中原是否有回归的道理；如今南北既已分开，事情应当因时制宜，必须有一座国都。要确定根基、建立根本，作为东南都城的屏障，没有比建康更合适的。应当迎回皇帝车驾，使建康成为龙盘虎踞之地，建立宗庙社稷。百官各司其职，贡赋有固定的章程，朝见有确定的处所。江淮地势险阻，只要坚守不动，那么天运便无艰难，形势也就形成了。第二，选用贤德之人，以整顿民间纲纪。过去败坏国家的，都是营求私利、丧失节操的人。现在应当提拔忠良，贬退奸邪；表彰廉耻，屏退远离顽劣愚钝之人。推广仁爱之术，不要任用搜刮民财的人；崇尚奖掖正直刚亮之士，斥退谄媚奉承之徒。君子逐渐增多，各自荐举同类；小人没有一同进用的机会，贤者没有遗落在野的。这样天意自然会回转，国运也就革新了。

译第三，改革整顿国家政务，以便于民心。过去想恢复嘉祐年间的政治，却只是有名无实。现在应当专门设置一个机构，讨论并考察时政的弊病，参酌前代制度，制定成法令，颁布施行。盐利归官府，茶叶只征收其税；官府事务实行买扑，度牒停止出售；没有名目的科敛，一概减免。不要屡次颁降赦令，使小人侥幸获利。这样仁心善政都由此产生，而疲敝百姓导致盗寇的根源，不必劳力便会自行平息。第四，修明军制，以作为百姓的防卫。过去屡经巡幸，军心更加骄纵。己酉年钱塘发生逼迫皇帝车驾之事，庚戌年四明又击逐宰相。现在应当把枢密院并入三省，由宰相兼领其职，酌量设置属官，广泛访求将帅，申明并严格军纪。士卒有功，赏赐金帛，不必因此转升资序；现有尺籍登记的士卒，进一步考核精简，不必重新招募刺字。赏罚必须信实，不可姑息；讨论府兵、营屯的制度，以减少重额赋敛和转运军饷的劳苦。这样武备渐渐修整，军队或许就可以使用了。第五，攻捕盗贼，以使百姓生活富足。过去采用招安的办法，只图眼前偷安，人人都习惯于从作盗中获利，所以盗贼日益滋长，百姓死伤遍地。现在宣抚司控制关中，诸镇分别屯驻在淮、泗一带；朝廷稍得空隙，自然可以互相遣派诸将，申明严格号令，以彻底消灭盗贼为期限。攻打盗贼的人，以捕获、斩首为功，重重加以禄赏。其中有悔改而愿意自新的，以肯渡过黄河杀死强敌为约束，便听任他们带领众人行动。讲求民团、社兵的办法，为之制定纲目，使军队和百姓的界限相合，并暗中消除刺字、黥面的做法。使州县自己拥有防备，那么战鼓和报警鼓就可以不受惊动了。第六，加强上游地区，以保存百姓的根基。过去划分湖北，把它交给藩镇，形势很不便利。现在应当仍遵循旧制，把它归于朝廷。襄阳、武昌都驻扎重兵，荆南防御一职交给重臣。与各路相比，给予它更多事权；同列镇相比，又不能让它完全专制。上游形势既然稳固，金陵的居处就可以安定，国祚也将有重新振兴的命运。第七，荐举县令，以安定民间风俗。过去不选择亲近百姓的官吏，贪婪暴虐，任意施行，百姓怨恨而盗寇兴起。现在应当特别慎重地选择县令，委托侍从之臣负责荐举。每人上荐两名，监司、郡守每人上荐一名。资序达到通判、官品达到正郎的，都听任其充任荐举者。中书登记记录并差遣注授，使流散的人回归本业，盗贼不再发生，耕作养蚕日益增多，户口充实繁盛。考核县令的优劣，如有不如被荐者，便重罚荐举人；所荐之人称职，荐举者得到赏赐，那么真正有才干的人就会被任用，百姓也会受到恩惠。第八，长期任用郡守、县令，以坚定民心。过去二千石官员中贤能的不能长期任职，长期任职的又往往不是合适的人，官员调转像织布一样频繁，使百姓坐困，因此民众没有安定的志向，所居之地也不能守固。现在应当考察古代守宰任期，以六年为限；在任用之前慎重选择，任用之后不要轻易罢免遣调，以节省送迎之劳，考核功过，使他们能够尽心尽力，官民相安，威望尊重而根基坚固，下面就难以危乱。若有特别显著的功效，增加官秩、赏赐金钱，也不要立即调任重用；这样郡县便可保全，国家根基也不必担忧城墙倾圮、再筑于城壕之中。第九，开辟言路，以通达民情。过去多次颁布求言诏书，却没有听到有人提出安定国家、抵御敌人的办法；凡事情出自某人之手，刚直敢言的臣子却屡屡听到被赐罢职。现在应当抛弃旧怨，招来四方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充实台谏官员。他们的意见正确，小则加以赏赐，大则提拔任用；即使不正确，也暂且搁置，以此鼓励后来的人。应当不时派遣忠信使臣分赴各路郡县，询问百姓疾苦；事情有不便之处，立即改变它。这样隔绝就会变为通达，上下彼此救济，国家便安平康泰了。第十，搜罗遗逸，以收纳民间人才。过去访求文武全才，又两次命令侍从官荐举自己所知的人；可是被荐者不是合适的人，所以真正有才干的人反而更加隐晦而不出。现在应当按时开设文武科举，申明制度防范；大科又恢复元祐十科的科目。州郡必须设置学校，选择师儒来培育后学；购买征求图书，开辟册府安置英俊之士，等待朝廷任用。取才的道路既然广阔而不堵塞，那么有智谋、有才略的人都会想着奋发自进；在这里不能得到，也一定能在别处得到，不会有沉沦的叹息。飞扬奋发的志向由此产生，太平的根基也就建立了。以上十件事，也是今天实现中兴的大略。我私下认为，治理天下，急务在于人才；众多百官之中，应以宰相为先。治乱的变化不逃脱天时，兴亡的关键全系于君主。上天尚未丧失这套文化，那么就会开启皇帝的心智，赐给他贤能的辅佐，让他掌握关键、处在要位。人才都得到任用，国家强盛，军队壮大，政治日新月异，那么成王、康王时代的风俗便可坐而致之。还忧虑什么纷扰呢？《贾宝学记颜赞》。眉宇清秀高扬啊，和气之中又有至刚之气；无论施行什么都合宜，像在紫霄之上舒展飞翔。有时想要把单于拘系起来，也想鞭笞中行说。公上书抗谏而触忤奸臣，表章如同诱饵，却光彩照人。比照珠崖之事请求放弃它，像这样勇武刚烈，言论更加昌盛。身处闲散而无所悔恨，逍遥自在地徜徉。超然于尘世之外，壶中天地无穷无尽。应当把您的形貌绘入凌烟阁，为俊杰祝愿长寿安康。贾谊曾请求用五种诱饵、三种表辞来拘系单于，又主张鞭笞中行说，后世讥笑他见识疏略。贾捐之请求放弃珠崖，专心忧虑山东，君子认为他是正确的。过去您出使朔方，遇到权臣开拓燕山，曾上奏陈说不可，因此招来怨恨。您长期奉职于祠馆，所说的意见虽未被采用，但在当时，朝廷以军法钳制士大夫的言论，没人敢说话，那么您奋然不顾忌讳，实在是难能可贵。难道不比西汉的贾谊、贾捐之二人更有光彩吗？所以我在赞辞中表彰您，并把这件事写出来。

译《清寐记》。我每次吃完饭，一定有想睡觉的样子。等到靠着枕头、眼睑相交时，却明明亮亮地从未真正睡着。虽然从未真正睡着，但先前想睡的意思已经清爽通透，好像熟睡后刚刚醒来。大概这是最真实、最完整的状态，内外完全如一。想睡与常人相同，最终不睡却与众人不同。睡与不睡彼此都适宜，这是睡着却不闭目，闭目却不入睡。以昏昧包藏清醒，精神不离开形体；以清醒破除昏昧，活动不违背寂静。它不睡而如同睡，正像太阳隐藏在夜里；它睡着而又不睡，正像月亮隐藏在白昼。睁眼闭眼，幽暗与显明混融为一。鼾声如雷，而本心清澄寂静；心灵的台地明亮照耀，而四肢身体寂然无动。大概已进入随着晦暗和息止而变化的境界，超越了白天小睡的范围。《砚铭四》。美啊，仙李墨砚！笔和纸上云雾蒸腾，蛟虺奔走，成为世间珍宝，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下岩所产的珍品，名声传遍四方。物品贵在有用，千万不要把它藏匿起来。石头本身并不知道，幸亏有人取用它，否则就会不幸，或许只能和樊哙之流同列；如今它能吐纳云雾，使龙蛇奔走，归于刘子，才算得到合适的归宿。像骐骥的肝一样，石色纯正；无论是活眼还是死眼，都是石头的毛病；干燥或滋润、刚悍或柔和，虽是石头的本性，却应当适合笔与墨，这才是砚石的职责。明窗净几，文房四友彼此相召；丰美的文辞、珍贵的书翰，与这方砚台相称。严州祝文。岳神。东方主掌生长，岳神掌握着这项权力。如今禾苗一天天枯槁，百姓将要坠入困苦。虽然这是官吏的责任，也同样是神明的羞耻。于是派遣官员奔走来禀告此事，为什么不辅佐上帝大发阴机，兴起西风，制止雷声不要发动？下一场雨连续三日，年成还可望有秋收。到时当整治祭牲和美酒，准备修饰祭祀之事以作报答。龙神。龙神舒展、蜷曲，江水是本州所仰赖的；因此兴建祠宇，彰显神明盛大的功劳。正逢亢阳大旱，天命将要断绝，龙神却潜伏不顾，难道不是龙神的羞耻吗？谨陈献芳香之物，派遣官吏来明白诉说。愿您蜿蜒驾御云气，使甘霖遍及四方。这并非龙神难以做到的事，我们踮足站立等待。风神。风发动而飞扬，吹散云气遍施四方，这是神明的功劳，万物都仰赖它。如今旱灾已经十分严重，云气油然而生，风却总是把它吹散，反而成为万物的灾害。请从东北方兴起，和云气一同向西南吹去，吹拂滋润大地，实在只在片刻之间。这样把原本的罪责转成恩德，难道不是神明的美善吗？雷神。神明所掌管的，是上帝的号令，应当和恩惠雨泽一同施及百姓。雨还没有来得及降下，巨大的雷声却突然发出，风云被吹散破败，百姓因此怨恨叹息。谨陈洁净的祭品，希望暂时停止车鼓之声，使阴气升腾聚集，让商羊鸟尽情飞行。如此，神明的恩惠就能长久享有，光明地接受祭祀。雨神。旱灾已经太严重了，银河日日高悬。嘉禾等生长之物焦枯，人们盼望雨水如同口渴求饮。神明自行闭藏，不顾有生命的万物。于是来到明净的坛场，诚恳等待阴润的雨泽。请驾御云气播施雨水，不论远近；连续三日降下甘霖，万物都得到成全。百姓因此把恩德归于您，哪一天会忘记呢？永州谯门上梁文。潇水环抱，永山盘旋，绘成一片州治景象。自西汉以来，选择人才、划分土地已经很久，寄托南方的责任也很重大。只是惭愧自己没有才干，却屡次承受这样的任命。于是想到如何使军民和谐，只能兴修土木。侯门曾遭受贼军火焚，因循日久，墙垣坍塌剥落得更加严重。仰望形势高耸的丽谯楼，茅草屋顶仅仅存在；临近往来车道，风雨侵袭也无法除去。应当按照事理改变这种状况，又愿意劳作百姓而不使他们受害。集合各县财物，聚集役夫达十多天，农田沟渠告成，众人的心情都受到鼓舞。秋日阳光应时而至，原先的筹划可以防止过失。仰望楼阁高耸入云，俯瞰闾巷平铺在地。长州通连水浦，能够消解王粲的忧愁吗？平野浮云，姑且寄托少陵的远望罢了。新梁刚刚举起，美好的祝辞就在此陈述。抛梁东：高岭如飞鸟舒翼，那里有学校。不要学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婴，应当追随沂水之上舞雩台的清风。抛梁西：遥望连绵群山，连接着九条溪流。要使弦歌之声兴起雅正风俗，逐渐使忠信之道改变雕题般的旧俗。抛梁南：天下闻名的淡竹岩，应当有高人隐居其中。修筑板筑之堤横跨大川，什么时候才能驾着云帆而来？抛梁北：两条江流向下汇合。浯溪的景色，溪边的石碑至今还高与天齐。歌咏大业的诗篇，还要在这里重新刻下。抛梁上：高墙巍峨高耸，又兼具《大壮》卦的气势。天边的乌鸦和蟾蜍自有晨昏，楼头的鼓角声常常清亮。抛梁下：太守没有才干，只能宣布德化；只祈愿本地屡获丰年，使枝叶从根本发出，根基牢固，宗庙社稷安定。敬请愿上梁以后，官府清明正直，人物安泰通达，使这座楼永远成为壮观。永州天申节功德疏四首。百姓共同推尊皇帝，正值诞生之月；上天保佑、报答君上，我们一同表达归美之情，借此聚集殊胜因缘，恭敬陈述许多祝愿。皇帝陛下，愿您效法上天的广大，如太阳升起；舞动干羽使苗民归服，消灭浇、豷而祭祀夏王。愿您在玉楼接受问安，远远追随文王、武王的踪迹；愿在金匮中记载年数，超过商、周的历数。仰望祈求十种尊号，俯下鉴察一片忠心；盛德如火，欣喜逢遇震动万物的时节；至仁如天，应当享有延长洪福的寿算。诵念西方佛的无量寿命，赞美南山永不倾颓。臣子的一片诚心，日月都能照见。皇帝陛下，德行承载着恭敬节俭，孝心通达神明；愿您安乐延年，不必寻求求仙的方士，勤劳享有国祚，自然占得《无逸》所说的吉兆。愿您如太阳正当中天，像后天一样难以衰老；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大规模防守东都；垂衣而治如尧舜，永远仰望北极。盛德如火，再逢震动万物、天明初出的时节；至仁如天，应当享有延长洪福的寿算。诵念西方佛的无量寿命，赞美南山永不倾颓，以符合百姓推尊之诗，效法《天保》报答君上的心意。愿皇帝陛下，张扬文治武功，广运圣明神智；执掌黄钺，树立白旄，安静地扫除神州的灾气；使金枝玉叶永远扩展圣祖的基业。端庄地临朝听政，仰望可以与苍穹覆盖相匹；歌颂万年长寿，八方都同声称颂。弥刀应时出世，正逢中兴的运数；后天称颂长寿，共同献上下相报的诚心。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亲自秉承圣明资质，继承并昌隆宝贵国祚；即位初年经历风尘，曾经极度焦劳；后来调和灾气而达到太和，于是获得闲暇。只因您的神心光明昭著，能够照见事务的源流。治乱相互因循，安危彼此依伏；如今正修明德政，醒悟般思求英才。放弃郑声，远离奸佞；喜好善言，厌恶沉溺于酒。不会因为一己的安逸享乐，就忘记四海百姓的困穷；一定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防后患，思考建立不世之功。周文王赫然震怒，最终驱逐昆夷；吕后迅速回师，立即斩杀项籍。天下都受到覆盖，整个宇宙都怀抱荣光。和顺之气没有乖违，歌咏都有实际内容，又哪里需要等待僧道妄自祝祷？自然会享有尧舜那样的长寿。臣身在遥远江湖，心却存念朝廷；缙绅大臣整齐趋朝，远远听到万岁之呼；我以赤诚恳切之心，愿献上千秋长寿的鉴戒。永州天申节赐宴致语口号。

译律吕与防宾相应，正值记述诞生之月；卦象通于离火之气，继而开启盛大显赫的祥瑞。把甘美的露水铺陈在椅桐之间，在酒杯和食器前拜迎如云的祥瑞。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聪明如舜，勇敢智慧如汤；在内掌握至高权力，开启开辟草莽、清除荆棘的时代；在外分任贤能的牧守，使疲惫困苦的百姓得到复苏。因此斋戒居处而裁决政务，直到日暮仍不进食，积蓄思虑；放弃郑声，远离奸佞，以发扬光大孔子的教训；喜爱善言，厌恶沉溺于酒，以盛大建立禹的功业。俯察民情，不违背旧典；让镐京的余泽均匀流布，犒劳侯服地区的众位官员。用绿绮琴和朱弦，播扬仁风，解除人们的烦闷；举起黄色葵花形金盏，依随着教化之日倾心归向。臣等不才而忝列伶伦之职，因而懂得律吕，冒昧陈述口号诗，向上祝愿皇帝长寿。宫门打开，清晨的霞光鲜明。臣下佩剑佩玉，举杯站在玉座之前。愿五福惠泽人心，遍布天下；臣下三次呼喊、叩首，仰望高天。龙旗已经荡涤淮水边的妖氛，狼烟将要清除北方边塞的烟尘。恢复东都，君临四海；群臣如众星环绕拱卫，愿长享万年。新州鹿鸣宴致语口号。圣明的君主尊崇文治，师臣讲论道理，继承虞、夏、商、周的盛美，发扬诗书礼乐的风气。贤才之关既以京城学校为根本，于是遍及天下四方。士子佩带的饰物映照城阙，大家同归于千里之内；诸侯荐举的人才交相采纳平民贤者，触动缙绅之士的心意，斧斤之下没有遗漏棫朴之材。于是顾念新州，实在是古老的郡治。自古以来这里地灵气和，如今风俗改变、教化转移。圣贤之道充满门户，弦歌诵读之声盈满耳畔。恰逢科举诏令，大大开设文场；群体作战的士子静默无声地下笔，笔声仿佛春蚕食叶。鼓声填然一响，已有七位作者。宾兴礼难以久留车马，于是设宴陈列酒杯食器。恭敬地思念知府学士，是词林中的大手笔、尚书省的名郎；尊崇儒学，继承常衮的规制谋略；兴办教育，具有文翁的忠厚。坐看荐送人才，喜悦溢于脸上。前有吉祥的龟兆，如同庭中陈列贡物；群鹿鸣叫进食，野外听到乐工三献之歌。我们这些人承蒙学习乐音，有幸遇到盛会。槐花时节已经过去，不必再忙于应试；菊花花蕊刚刚开放，正宜尽情满足贤侯的心意。冒昧陈述口号诗，向上赞美这场清雅的欢宴。秋气清高，雁阵肃然。贤明的侯爷劝客登车，来到黄堂。宾朋满座，拖曳着珠履；鼓吹声喧天，飞传羽觞。题柱、弃繻的人，都各有远大志向；班荆相坐、折桂登科，正在相互期待。明年春色催促行装，愿衣锦荣归，光耀故乡。慈云长老开堂疏。佛灯永不熄灭，祖师衣钵有所传承；这件事必定要托付给当仁不让的人，才能宣扬殊胜事业。赞美长老公，全面传授心印，早已擅长佛法之舟。使身穿草衣者成为鹫峰雄杰，踏遍湘楚而有象王般的步伐。水澄澈则月影显现，草随风而倒。顾念流叶之地的名刹，法座已经空置很久；契合拈花的密意，等待宣说如潮的法音。将所集殊胜因缘，仰祈皇帝长寿。严州报恩长老开堂疏。浙江西部，严濑是著名州郡；千山环绕，宛如宝华之座；两条溪水交汇，无不是舍筏登岸的渡口。顾念这座精舍，法座已经空置很久；想要振兴废弛的事业，谁来使它流通发扬？某人心性之海澄明，道术根机纯熟；从微笑中悟得拈花之旨，把百般杂念付与寒灰。心处于定中，人们看见智慧之花绽放；名声超越实际、显扬于外，众人都求取甘露的滋润。既然契合因缘，就不必劳烦推辞。钟声响起、鼓声震动，大大弘扬临济宗的家风；花开莺啼，共同住在报恩的佛地。光孝长老请疏。拯救后学迷失的渡口，既有赖于彻悟；赞助先皇觉悟之路，更依靠精勤修行。若不是当仁不让的人，谁能承当高座？某人参禅游历已经结束，默契真理而无所遗漏。清风早已传遍三湘，甘露正应当沾润四众。恰逢听说您将到来，哪里还能隐遁沉沦？五叶开花，何况又接续锦山的宝地；千灯续焰，幸而提举龙穴的宏大宗纲。正是因缘时节，善来善往。光孝抄题疏。循例行走乞食，这是如来的旧规；欢喜布施黄金，是长者富裕有余的表现。禅门如同破败的鼓腹已经枯萎，恳切诚心应当叩问高门。有的捐出积久不用的钱财，有的施舍仓廪剩余的白米。只要出于怜悯，哪里计较多少？不拒绝细小的水流，终究能汇成大水。虽然一钵香饭还不能使恒河沙数的众生都吃饱，但一日三时的梵呗之声，或许可以稍稍资助疾风般的法驾。使报恩的职事得以完成，不要使光化的道场孤单。仰望祈求深厚仁慈，慷慨垂赐美好的名号。龙山长老请疏。人人本来都具足佛性，没有疮疤，为什么还要用药物去伤害它？只是有人昏暗迷惑而找不到道路，必须依靠指引。因此，特来寻求导师。某人心地澄明圆满，信根纯熟，不拘滞于方所；如善财童子遍访诸善知识，远远超越见闻；又如迦叶微笑，恰逢国恩无主，大鉴禅师将依从谁、仰赖谁呢？既然当仁不让，希望不要谦让回避。此地有无尽宝藏，正是西方佛法、东方主人。拈起一瓣香，祝愿北极、南山般的长寿。龙山长老开堂疏。佛法本来无可言说，谁来发出师利菩萨般的说法之声？人人各自开堂说法，关龙山什么事？想知道来处，可以前往默然体会。某人承继宗门法印，全面发挥机锋而不滞碍；虽然屡次接受公选，或许还没有完全显露师承。智闲因无以应答，终于因击竹而悟道；希运有所领会，却不知道牧牛之歌。宗派旨趣彼此相同，举扬的就应当是这个。法筵上的龙象，请大家看取法令施行之时。《斐然集》卷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