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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方斋存稿》　别集类五【明】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方斋存稿》十卷，为明代林文俊所撰。林文俊字汝英，号方斋，莆田人，正德辛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谥号文修。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湛若水撰写的神道碑记载，他的著作有《方斋存稿》，但世上没有刊刻本。此书是其家中收藏的旧抄本，杂有疏表、序文等文章九卷，诗一卷。《明史》称他的文章醇厚雅正、意味深长；如今看他的诗，也确实从容恬淡，不事雕琢。本朝朱彝尊辑《明诗综》，却唯独没有收录他，应当是因为没有见到这部书，并不是有意置之不录。近人郑王臣辑《莆风清籁集》，所选林文俊的诗中还有《彭城夜泊》七律一首、《送黄主簿赴蕲水》七绝二首，而本集没有收录，不知王臣是从哪里得到的。王臣也是莆田人，与林文俊是同乡，或许是墨迹流传下来，他据此收入吧。如今世间流传的明代南京国子监刻本二十一史，就是林文俊所校刊的，书中窜改和错误很多，颇受后人非议。然而林文俊任祭酒时，已经到了雕版即将完成之日，陈骙《馆阁续录》所说的“经进不经修”，不能因此连同他的诗文一并指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方斋存稿》卷一 明代　林文俊　撰 表 进呈二十史表 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将校刊的二十史进呈，供圣上阅览。先前的文献和史实都已具备，可以作为圣王考察古代的资助；遗失的典籍得以恢复完整，可以彰显本朝崇尚文教的治理。如今正逢良辰，臣冒犯皇上的威严进呈此书，希望稍有助于圣上闲暇时阅览，或许也可以扩大流传。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臣惟有明君把求学作为急务，而信史记载事情尤其详尽。如今这些历代完整的史书，收藏在成均的两座书库中，上自远古，下至朝元，二十家著述删定的功劳，千百年历史事实的记载，博大精微，无不具备体例和义例。但年代久远以后，错乱讹误日益增多，因此虽然勤于补缺，错误也很严重，渐渐使前人的功业被废弃，给后学留下深重忧虑。幸逢文运兴盛，圣人在上；皇上好学早已成为天性，崇尚文教并采纳众人的意见，于是使愚臣等也蒙受隆重委任，由此可知这一盛事有待于圣明之朝。南宫发出四库藏书，仍命令向士人广泛搜求；起用各部以备三品官员之用，又允许从司徒处借取供给，正是想彰显一代的人文事业，哪里会吝惜千金的重大费用呢？此前由祭酒臣张邦奇、司业臣江汝璧共同主持。后来由臣文俊、司业臣张星接续完成，博士臣程煌协助，助教臣刘世龙、臣聂曼、臣王昆、臣许尧，学正臣黄良弼、臣邹鲁，学录臣张杰，虽然各人的任职不同，也都同样负责校勘。工程历时三年完成，臣深深惭愧自己才能低下；书稿经过圣上阅览，仍恐怕有“鱼”“豕”之类的文字讹误。这全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圣智天成，文明如日光普照，志在安定救济天下，学业又日益光明。陛下认为，承载大道固然在于经书，但考察古代必定要凭借史书；广泛阅览前代史籍，深入研究诸家著述，看见残编断简失去真实，担心往事和遗言无法考察，于是把校修的责任特别交给文学之臣。晋、魏、隋、唐等史书残缺的便加以补全，史、汉、辽、金等史版朽坏的便重新刊刻。难道只是为了作为秘阁珍藏、流传不朽吗？也是要使偏远寒微之地的后进读书人看见这些书，争相进学。圣道重新光大，斯文有所寄托。臣等才质虽然浅薄，学问本来疏陋，幸而忝居贤关之职，常常遗憾没有途径报答，只能勉强充任史事，专心尽力于校勘。发文征集工匠，选取材料、分设局所，兼任六馆职务，从多方面购求书籍。如果中间有一字疑惑，必定反复征询，穷尽诸臣的意见；虽从早到晚辛勤劳作，却也不觉在岁月中拖延。幸而终于完成，成为完整无缺的璧玉；装满了缃帙，每部书都标明标题，另用牙签区别，打开书卷便不必烦劳检索，仰呈天庭，希望遍及儒林。伏愿陛下念及建功立事本来要依靠广泛闻见，命令讲官按时进讲。凡是善行应当效法、恶行应当惩戒，以及政治由何而兴、危乱由何而起，都务必从往事中穷究是非，用来作为将来的法则和警戒。使车轨相同、文字相同，延续统一天下版图的盛大局面；使德业可以宏大、功业可以长久，流传千年的史册光辉。臣下内心充满瞻仰上天、仰望圣上的欣喜激动和惶恐恭敬，谨随表章进呈二十史，恭请圣上知悉。

译谢重幸学表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等，因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恭逢圣驾临幸大学，谨奉表称谢。臣等诚心欢喜，叩首再拜上言：伏惟典礼更新，百代都仰赖大君有所作为；皇上临幸辟雍，四方都看见文运正在兴盛。举行久已废弃的礼仪，从而光大旧典，欢乐遍及朝野，庆贺与天地相合。这全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圣性出于天纵，德行日日更新；人伦有序，五常之教因此敦厚；礼乐兴盛，各项制度都归于端正。况且太学是天下首善之地，陛下尤其留心，暗合圣心，大大扫除世俗偏见。陛下认为，孔子称王本来不合礼制，因而端正先师的名号；元人塑造孔子像的做法鄙陋而不合经典，特意遵循皇祖的训示，另建启圣祠，以彰明父子之伦。配享的先贤全部去掉公侯的称号，礼制没有僭越亵渎，道统更加尊崇。如今礼典焕然更新，烦劳至尊亲自加以光饰；正值天下同文之日，又恰逢即位十二年之初，于是选择良辰，举行盛大典礼。六龙捧御驾，远道降临胶庠；万乘天子执圭，亲自向先圣行释奠礼。崇尚儒学、尊重道统，考察古代、询问经义，喜悦洋溢于儒生之间，光彩流传在典籍之中。执掌豆笾奔走服事的，乃是三氏的子孙；环绕桥门前来听讲观看的，哪里只是六馆中的英俊人才。臣等在咫尺之间瞻仰圣上的威严，幸而听到圣上亲切的教诲。建立皇极而宣示言论，这真是达到极致了；观察人文而成就教化，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臣等忝居师儒之职，亲身遇到这盛美之事，幸而看见大人如虎变般的圣德，愿在众多士人之前奔走效力。蒙赐坐而讲解《易》《书》，觉得所受荣宠已经超过本分；蒙教导治人必先忠孝，发誓将来图谋报答。伏愿皇上配合天地，皇朝延绵统一天下的基业；作为君主、作为老师，使天子享有万年的寿命。臣等无任瞻仰上天、仰望圣上、激切惶恐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经筵讲章 孟子说：“治理政事并不困难，只要不得罪世代显贵的大家族。大家族所仰慕的，全国人都会仰慕；全国人所仰慕的，天下人都会仰慕。因此，充沛的德教就会洋溢于四海。”这是孟子《离娄上》篇所说的，意思是执政者应当修养自身来使人心悦服。所谓“巨室”，就是世代为臣的大家族；“慕”就是内心悦服。孟子说道：“君主治理天下，方法并不困难，只在于不得罪世代显贵的大家族罢了。因为大家族的心很难用武力使其服从，而国人一向信任他们。如果君主的内心没有修养，所做的事情多有乖戾，那么国人的怨恨和愤怒，一定会从世臣大家族开始。所以君主治理政事，首先要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使这些原则反映到自身，不受声色、财货、名利的牵累；再贯彻到政事中，使刑赏和举措合宜。这样，大家族见到后自然会心悦诚服而没有怨怒，这就是不得罪大家族。大家族既然悦服，全国人看见大家族的取舍方向，也都会悦服仰慕；全国人既然仰慕，天下人看见全国人的取舍方向，也将悦服仰慕。君主治理政事，能够使人从近到远没有一个不服从，这样推行没有不顺利的，行动没有不发生教化的，我的德教便畅通无阻，自然充沛地充满四海，天下百姓没有不蒙受它的恩泽；这样说来，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臣考察战国时期，王道政治失去纲纪，大家族擅自掌权。当时诸侯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来使他们的心悦服，却想用武力胜过他们，反而因此失败。孟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发表这番论说来挽救时弊，可以说是探究根本的理论。何况君主自身是天下的根本，如果自身端正，礼乐、征伐都出自朝廷，四海之内没有人不听命，又何必忧虑大家族呢？如果自身不端正，众人背叛、亲近者离心，即使普通男女也可能胜过自己，难道只是大家族才值得畏惧吗？这就是君主所以贵在修身的原因。恭惟皇上凭借天纵的资质，继承历代圣王的统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每日御临经筵以光大圣学，每日阅览章奏以决断大政。《洪范》所说的九畴秩序已经建立，《敬一箴》也时时警戒，修身的功业足以与尧舜匹敌而超过汤武的事迹了。尤其愿皇上效法上天广运万物，谨慎地始终如一，使德教广泛施行于四海，国运昌隆永远延续到万年。臣等犬马般的诚心，实在无任殷切仰望。孟子说：“养护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少，那么即使有不能保存本心的时候也很少；一个人如果欲望多，那么即使有能够保存本心的时候也很少。”这是孟子怜悯世人沉溺于私欲而丧失本心，所以发表这番议论，用来告诉人们养心的要领。“欲”是嗜好和欲望；“存”“不存”二字，都是指这颗心说的。孟子说道：“凡人一出生便有欲望，例如眼睛对于颜色，耳朵对于声音，口对于滋味，鼻子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舒适，都是这样。”这些欲望虽是人不能没有的，但过多而不节制，便会流于邪僻而丧失本心。所以想要养护这颗心，关键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为什么呢？欲望是心的负累。如果一个人能够减少欲望，那么这颗心就不会向外驰逐，自然会收敛在身心之中，足以作为应对万变、处理事物的主宰；这样一来，他不能保存本心的时候就很少。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多，便会昏昧放纵，身体虽在这里，心却同物欲一起驰逐；这样一来，他能够保存本心的时候也很少。臣曾经论说过，人的一颗心，不过就是天理罢了。至于私欲，则产生于形体气质的私性，本来不是本性中所有的东西。只是天理与私欲常常在胸中交战，轮流消长；私欲增长一分，天理便消减一分。

译那一方越增长，这一方就越消减，实在令人畏惧。因此圣贤教导人，要时时存养、省察、克制和治理，使欲望之心不留存；这样本心便清莹纯粹，全是天理，清明纯一的本体不会亏损，应对事务、揣度万物，自然不会失去应然的准则。孟子提出“寡欲”二字，对于心性之学极为切近，做君主的尤其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呢？君主尊居九重，富有四海，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欲望没有不能满足的，因此尤其容易放纵欲望、任意行事。比如声色、财利、游猎、营造、征伐之类，如果内心沉溺其中，造成的祸害哪里数得清呢？所以舜是圣人，他的臣子皋陶告诫他说：“不要教导人安逸纵欲，这样才能拥有国家。”武王也是圣人，他的臣子师尚父告诫他说：“正义胜过欲望，就会顺利；欲望胜过正义，就会凶险。”这两位臣子难道不知道舜和武王一定不会放纵欲望吗？正因为内心难以操持，欲望又很可怕，所以要预先防备，在事前杜绝它，他们的考虑实在长远。仰惟皇上聪明睿智，得到古代帝王心学的正传，以敬天法祖为本心，以求得治理、保全百姓为要务；内心不沉溺于声色之娱，眼睛不接触玩赏珍好之物，即使《诗经》《尚书》所称颂的圣王，又怎么能超过您呢？然而皇上临御多年，治理的成效似乎仍未达到理想。近来星象变异、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害，又不能不使圣上忧虑。伏愿详细体味孟子这一章的话，深入探究前代治乱得失的原因，清心寡欲，致力于学习、亲近贤人，从内外两方面修养，达到纯一的德行。这样，治理的根本既已端正，治理的措施也都得以施行，唐虞三代的盛治便不难实现了。臣以犬马般的心意，实在无任殷切。“君主英明啊，臣下贤良啊，各项事务安定啊。”这是《虞书·益稷》篇中，史臣记载皋陶以续歌的形式告诫帝舜的话。“元首”处在上位，指君主；“股肱”处在下位，指臣子；“良”是善，“康”是安。皋陶因为帝舜作歌责备臣下，于是以续歌责备帝舜，说道：“君主是臣子的元首，臣子是君主的股肱；形势虽分为上下，义理上却是一体、彼此相须。假如做元首的，智慧足以识别人，明察足以照见事物，贤能者一定任用，不贤者一定退黜，有功者一定奖赏，有罪者一定惩罚，就像日月高悬空中、没有遮蔽，万物都清楚地被照见一样。君主明察到这种程度，那么作为股肱的臣子都会奉公守法，没有人敢偷懒怠惰而毁弃职责；排列在朝廷中的，也都会是和善的贤人。股肱难道会有不贤良的吗？股肱既然贤良，就能够替君主分理各项事务：礼制因此完备，音乐因此和谐，教化因此推行，养民之政因此成就；凡大小政事，都不会有废弛不举的忧患。各项事务难道还会不安定吗？”由此看来，君主英明，臣下就贤良，天下的事情便可以不劳神而得到治理。皋陶这首歌表面上像是在归美于帝舜，实际上寓有责难之意，他的忠诚爱护达到了极点。臣曾因此考察有虞时代：像舜能明察四方的眼睛、通达四方的耳朵，元首是多么英明啊！他的臣子如禹、皋陶、稷、垂、伯夷、防龙，都是当时的贤人，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股肱是多么贤良啊！君臣相逢，在一堂之上互相赞叹、应答、感慨和驳正，志同道合，因此成就了有虞的治绩，后世很少能够匹敌。仰惟皇上聪明出于天性，刚健日益更新，君临天下至今已有十二年；没有一个念头不在敬天勤民，没有一个时刻忘记亲近贤人、讲习学问。道德冠绝百王，却不自认为圣；智慧周遍万物，却不自认为明；尊重礼待年高的旧臣，信任任用忠良之士。在朝廷上的文武群臣，都想着竭尽股肱之力来恭敬承受美德，“明良喜起”的歌声、“于变时雍”的教化，又在圣明的朝廷中重新出现了。臣等何其幸运，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三德有六种情形：第一叫正直，第二叫刚克，第三叫柔克。处在平康之世，用正直；对强硬而不顺从的人，用刚克；对和柔顺从的人，用柔克；对沉潜退缩的人，用刚克；对高亢明爽的人，用柔克。”这是《周书·洪范》篇中，箕子推演三德这一畴来告诉武王的话。所谓“六三德”，是大禹所叙九畴中的第六畴；正，就是没有邪曲；直，就是没有弯曲。“克”字解释为治理。箕子说道：“君主在上面建立皇极，既足以成为臣民取法的标准；但如果不运用三德，就不能使人都归于皇极。因此大禹叙述皇极之后，接着便说三德。三德的项目，第一叫正直，就是用正直的德行治理天下；第二叫刚克，就是用刚强的德行治理天下；第三叫柔克，就是用柔和的德行治理天下。正直是无为而治，是圣人的本心；刚柔则要借助它来辅助治理，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因此第一是正直，第二是刚克，第三是柔克。‘平康’是天下有道的时代；‘强弗友’是强硬固执而不顺从的人；‘燮友’是和柔委顺的人；‘沉潜’是沉深潜退；‘高明’是高亢明爽。”箕子又说：“三德的运用，各有适宜之处。君主如果遇到平康之世，人人都会归依皇极，遵循义理和正道；在这种好时势中，只要持守正直、建立皇极以率先天下，自己不必特意去矫正违拗。如果遇到强硬固执、不肯顺从皇极的人，这是习俗偏于刚强的，就必须用威势督导他，使他有所畏惧而归于皇极，这就是用刚来克制刚。如果遇到和柔委顺、想归依皇极却不能做到的人，这是习俗偏于柔弱的，就必须给他以福惠，使他有所仰慕而归于皇极，这就是用柔来克制柔。又有一种人，禀性柔弱，沉深退缩，达不到皇极，就要激励奖进，使他仰望而达到皇极，这就是用刚来克制柔。还有一种人，禀性刚直，高亢明爽，超过了皇极，就要加以防范裁抑，使他低下而归于皇极，这就是用柔来克制刚。君主运用三德，安抚世人、应对事物，因时制宜；这样，天下人即使有沉溺于习俗、受限于禀性的人，到这时也都会归于皇极。三德并用，它的功效难道不大吗？臣考察《洪范》三德，正直的运用有一种，刚柔的运用有四种。这是因为君主的德行有刚有柔，正如天道有阴有阳；阴气用来收敛，阳气用来舒展，然后岁功才能完成，万物才能成就。

译君主治理天下，怎么会不同于此呢？纵观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治理，所用的就是这套方法。汉、唐以来，君主不知道三德的作用，所以有的偏于刚强，如汉宣帝的残忍；有的偏于柔弱，如汉元帝的懦弱，因而失去了君主之道。治理不能达到古代的水平，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仰惟皇上秉持乾刚之德，具有普照万物的光明；即位以来，对奸邪不遗漏刑罚，德泽遍及孤苦寡妇，刚柔相济，宽严适中，对于所谓三德，大概已经确实践行了。尤其愿皇上始终保持这种德行，始终坚持这种治理，使当今社会归于皇极，使宗庙社稷延续万年，天下臣民无不怀抱最大的愿望。“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设置官职只用贤人，安排职事只用有才能的人；重视百姓的五种教化，只重视饮食、丧葬和祭祀；敦厚诚信，彰明正义；尊崇有德者，酬报有功者；垂衣拱手，天下便得到治理。”这是《周书·武成篇》中，史臣记载武王政治始末的话。“爵”是封爵，“土”是国土。武王攻克商朝、拥有天下后，于是规定封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土地则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为三等，所以说“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贤”是有德的人，“能”是有才的人。武王建立官制，只任用有德之人，不让不肖者侥幸进用；分配职务、办理政事，只任用有才能的人，不让无才者滥竽充数，所以说“设置官职只用贤人，安排职事只用有才能的人”。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常伦的教化。饮食用来养生，丧葬用来送死，祭祀用来追念先人。武王以一身承担君主和老师的责任，所以对五教极其重视，要使天下百姓都归于人伦纲常之中。五教之外，又重视百姓的饮食、丧葬、祭祀三件事，以敦厚风俗，所以说“重视百姓的五种教化，只重视饮食、丧葬和祭祀”。诚信就是诚实；在上位者不好诚信，天下人就都会趋向欺诈。武王即使发布一项命令，也一定不肯失信于天下。正义就是所作所为合乎适宜；在上位者不好正义，天下人就都会趋向逐利。武王每行一事，也一定寻求符合人心。这就是敦厚诚信、彰明正义。有德的人，如果不尊崇他，凭什么劝人行善？武王对于有德的人，一定授予官职以尊崇他。有功的人，如果不酬报他，谁肯效忠？武王对于有功的人，一定以厚重赏赐酬答他。这就是尊崇有德、酬报有功。分封有法，设置官职，使五教得到修明，三件大事得到办理，诚信正义得以树立，官职赏赐得到落实，各项政事便都完成了。武王此时还做什么呢？只是垂衣拱手，天下便大治，所以说“垂衣拱手，天下便得到治理”。臣观察周代史臣记载武王政治始末，就是这样。考察孔子称道舜无为而治、恭敬己身面向南方而治天下，周公称文王不把众多政令、讼狱、谨慎之事全部兼理，大概都与这里称颂武王垂拱而治是同一道理。然而人们只知道称数圣人的无为，却不知道他们所以达到无为的原因，难道是偶然的吗？舜继承尧之后，整齐日月五星等七政，除去四方的祸患，任命九官和十二牧，发布政令、考核功绩，以考察各级官员；明察四方，通达四方，以解决壅塞蒙蔽的问题，他忧劳勤勉到了极点。至于文王，救济鳏寡，安抚保卫小民，从早朝一直到太阳西斜，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他的忧劳勤勉又是这样。大概都是先极力有所作为，所以后来才能享受无为而治，正与这里论说武王的事情相合。难道真的是毫无作为而天下自然得到治理吗？后世君主不知道圣人先忧劳勤勉、后安逸享乐，往往以无为作为借口，放纵耳目之娱，满足心志之欲，高枕放纵自己的意志，把政事交给不合适的人，以至招来变乱、加速祸患的，哪里数得清呢？这实在是万世君主应当深切警戒的。仰惟皇上凭圣哲的资质，承受功业充实的时运；即位以来，一切游乐享娱之事不放在心上，各种玩赏珍好之物不接触眼目。天未明便临朝视政，励精图治；每日御临经筵，亲近博学的大儒。对于前代帝王的盛美，大概兼而有之。尤其愿皇上体察大道、运用中正，寻求贤才、采纳谏言，慎重爵禄赏赐以对待有功之人，委任贤能以谋求辅政，以忠厚作风激励士风，以节俭减轻百姓困苦。以一人之忧劳勤勉，使万邦达到安乐，那么垂拱无为的治理不在虞舜、周代，而在今日了。天下臣民无不庆幸。“德行盛大的人不会轻慢侮辱别人；轻慢侮辱君子，就不能使他们尽心；轻慢侮辱小人，就不能使他们尽力。”这是《周书·旅獒篇》中召公告诉武王的意思，说明应当谨慎修德，不可玩弄、轻慢别人。“狎侮”是亵慢；“君子”指在位的人；“小人”指普通百姓。召公说道：“君主以一身处在天下之上，关键在于谨慎修德。德行既然盛大，那么举止周旋都合乎礼，然后才能没有轻慢侮辱之心。德行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难免有轻慢侮辱之心。君子以心力侍奉君主，实在必须由在上者推诚相待、恭敬礼遇，然后才能使他们尽心。如果轻慢侮辱他们，他们看见我的礼貌衰薄，就会离开，谁肯尽心为我效力呢？小人以力气侍奉君主，实在必须由在上者以恩惠安抚、以礼义感动，然后才能使他们尽力。如果轻慢侮辱他们，他们虽然畏惧威势、容易被役使，然而他们至为愚钝却也自有灵性，哪里肯尽力为我效用呢？这样看来，君子和小人都不能轻慢侮辱，显而易见。”臣考察：召公这一章本来是因西方旅国进贡獒犬而作，为什么却谈到这些呢？大概天下的治理没有固定的形式，安危治乱取决于君主一念之间的敬慎或放纵。如果君主内心稍有放纵，沉溺于玩赏珍好的私欲，小人就会乘隙一齐进用，引导君主去做快意纵欲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译这样，正直之士就会日益疏远，正直的言论也难以进入耳中，怎么能不轻慢侮辱君子呢？又有人把欲望当作可以放纵的东西，认为百姓不值得畏惧，违背百姓而顺从自己的欲望，怎么能不轻慢侮辱小人呢？这正是召公深深忧虑的地方。以武王功德的盛大，召公尚且用这些话告诫他，那么君主对于自己的爱好和崇尚，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仰惟皇上即位以来，摒弃声色耳目的玩赏，敬天法祖，勤于政事、致力于学习，孜孜不倦，唯恐有所不及。对于君子，谏言能够实行，言论能够听取，并不只是虚有礼貌；对于百姓，则像爱护子女一样施恩、以仁慈怀抱他们，常有优恤的实际恩惠。因此朝廷内外的臣工都想着竭尽忠诚、贡献才智来辅佐盛明之治，天下万邦的百姓无不尊敬、亲近、爱戴皇上。皇上所达到的嘉靖中兴盛况，可以比肩尧舜了。臣愚昧，尤其愿皇上深切体味谨慎修德的话，更加严格防止轻慢侮辱；存心于敬慎，防止幽居独处时行为偏邪；所珍重的只应是贤人，斥退远方珍奇的贡品。这样圣德更加隆盛，圣治更加昌明，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疆的福祉，根本就在于此。臣等何其幸运，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我只是个年幼之人，仿佛正在渡过深渊之水；我只得前往寻求能够使我渡过难关的办法。我将布置修饰，广泛发扬前人所受的天命，如今不能忘记先王的大功；我不敢闭塞压抑上天降下威势和作用而不去实行。”这是《周书·大诰》篇中的话。周成王因武庚叛乱，向天下发布诰令，决定东征；想停止也不能停止。“敷”是布置，“贲”是修饰，“前人”指武王。成王在上文说自己已经继承历代帝王的统绪，恐怕不能明智地引导百姓安定康乐、达到知晓天命的境界，但他的心意仍未停止。到这里又说：“我以年幼之年承担这项重任，恐怕不能胜任，就像涉过深水，担心不能渡过去；但我的心难道终究会因困难而自我阻止吗？我只会前往寻求渡过难关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我国家一代的法令制度极为完备，如果奸人叛乱而不能讨伐平定，那么这些法令制度就会被荡然废弃。我一定要把典章法度广泛施行并修整整饬。先前承受上天之命，疆域极其广大；如今一隅骚动而不能扫平，那么疆土就会被人窃据而缩小。我一定要使前王的基业更加增益、更加扩大。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使百姓困苦。过去武王讨伐纣王，以安定天下为心，如今我也以安定天下为心，只是不忘记先王的大功罢了。我的心意就是这样。如今武庚不得安宁，得罪上天，天命要诛灭他，我怎么敢闭塞压抑上天降下的威势和作用而不实行讨伐呢？”臣考察：成王以幼年登基，当时王室尚未安定，殷民尚未归服；武庚已经和三叔叛乱，商奄、淮夷又相互煽动而起兵。然而成王能够任用周公，四次征讨不服从的势力，最终平定祸乱，使王室安定。成王、康王以后，周室逐渐衰败，到夷王、厉王时代，玁狁入侵内地，荆蛮、淮夷又相继反叛。宣王即位，命令将领征讨他们，于是周道又中兴了。成王是继承王位的贤君，宣王是中兴之时的英主，他们都这样急切地整治军备、诘问讨伐戎狄，难道不是为天下谋划吗？哪里像后世君主那样穷兵黩武，只为邀取征服四夷的功劳呢？仰惟皇上凭借最上等的圣明资质，继承历代圣王的统绪，文德武功都达到盛极。近来广西、云南以及山西潞州稍有不安，皇威所到，随即平定。如今中外安定，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然而祸乱常常从无形之处兴起，变故每每产生于被忽视之处。臣愿皇上思念祖宗栉风沐雨的劳苦，谨记今日如衣袽将破般的戒惧，整练军队、选拔将领以杜绝意外，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所谓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之策、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关键只在圣明之君更加留意罢了。臣愚昧，实在无任殷切。“惟我那光明显赫的先父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不敢轻慢鳏夫寡妇；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恭敬应当恭敬的人；对有罪者显示威严，对百姓彰明德教，因此开始创建我们的天下，并使我们一两个邦国修治西土。就在这时，文王如父亲般护佑百姓、如天般覆盖百姓，声名传到上帝那里；上帝嘉美文王，于是上天大命文王灭亡大商，使他承受天命，天下诸侯和百姓因此各得其所、秩序井然。于是我这个少兄勉励自己，所以你这个小子封居在这东土。”这是《周书·康诰》篇中武王命令弟弟康叔做卫侯的话。“肇”是开始，“区夏”就是天下，“殪”是灭亡，“戎”是大，“寡兄”是武王自谦的称呼，“封”是康叔的名字。武王说道：“我们周朝拥有天下，本源在于光明显赫的先父文王；文王创建周朝，不外乎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两件事。德行是感化人心的根本，文王彰明自己的德行来教化百姓，百姓便都知道仰慕而归于德行。刑罚是防范人心的工具，文王谨慎使用刑罚来整齐百姓，百姓便都知道畏惧而不触犯刑罚。实际情形怎样呢？鳏夫寡妇这些最弱小、最容易被忽视的百姓，文王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必定先照顾到他们，哪里敢轻慢呢？至于有才能、应当任用的人，就任用他，使他在职；有贤德、应当尊敬的人，就尊敬他，使他居于职位；有罪、应当威惩的人，就威惩他，丝毫不放纵。不得轻慢鳏夫寡妇，任用应任用者、恭敬应恭敬者，就是彰明德行的事情；对罪人施威，就是谨慎刑罚的事情；合起来说，这些都属于德行。德行显著于百姓，百姓的心就归附他。当时文王虽然只是西伯，但天命已经归于他；这就是他开始创建我们的天下。他的德行所及，我们一两个友邦也受到感化，渐渐修治起来。不仅友邦如此，整个西土的人也都像依靠父亲一样依赖他，像仰赖上天一样承受他。光明的德行昭著升闻，传到上帝那里；上帝嘉美我们的文王，于是命令他协和讨伐大商，使他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万国万民各得其理，没有不按时归于秩序的；文王的德行又因此遍及天下。文王的德行足以取得天下就是这样。你的少兄我也努力不懈，来成就先王的事业，所以才有这片土地、分封建立诸侯，你康叔才能受封居于这东土，难道是偶然的吗？臣考察：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依靠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来治理天下的；专门致力于刑罚而不致力于德行，国家就会混乱。考察前代，件件都可以作为明鉴。我们的太祖高皇帝取得天下后，专门致力于以德行教化百姓；虽然刑罚也并非废弃不用，但死刑案件一定要三次覆奏之后才执行，律令也在多次修改草稿后才制定，可见其慎重程度。这正是文王彰明德行、谨慎刑罚的用心。

译仰惟皇上继承统绪、承受天命，效法祖宗治理天下，恩惠必定遍及鳏夫寡妇，爵位必定授予贤能之人；尤其怜悯无罪的百姓，多次下达哀怜抚恤的诏令，早已无愧于文王的德行。臣私下认为，文王之所以成就这样的德行，又是由于他常有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仿佛尚未见到大道而盼望不已的心情，从不自我满足。因此诗人赞美他说：“勤勉不懈的君王啊，纲纪天下四方。”臣虽极为愚昧，敢把这句话献给今日，愿圣明留意。王说：“关于外事，你应当向掌管法令的官员和众官说明这些刑法，使殷代的刑罚有条理。”又说：“对于重要的案件，要服膺在心、反复思考；近则五六日，远则十日，甚至三个月，务必把重要案件审断清楚。”这是《周书·康诰》篇中武王告诫康叔谨慎刑罚的意思。“外事”先儒陈氏认为是有司的事务；“臬”是法；“伦”是条理；“要囚”是狱词中最重要的案件；“旬”是十日；“时”是三个月；“蔽”解释为断。武王说道：“君主的法令承受于上天，而有司代替君主施行法令。你康叔对于有司的事务，只须把这些法令铺陈、分条列举，使各位有司都能详明法意，那么在施用刑罚时，大概就不会对适用之处感到昏昧。然而这些法令，是殷代先王所使用的，轻重取舍都有次序和条理；你处在殷墟之地。殷代的法令是殷民平素所服从、所熟习的，你只须让卫国的有司按照这种有条理的殷代刑法来施用，百姓就没有不服从的了。”武王又想到刑罚一经施行便不能改变，采用殷代常法固然很好，但推究审讯案件时，如果有一点不当，死者便不能复生。因此又告诫说：“你对于狱词中重要的案件，即使情实和法律都相符合，也尤其应当牢记在心、反复思考，为他寻求可以生存的办法；近则五六日，远则十日，或者三个月。既然已经为他寻求生路而仍然不可得，然后才施加刑罚、处以死刑，审断重大案件；这样我和死者都可以没有遗憾了。”武王告诫康叔，竟有这样忠厚恻隐的心意，是多么深切啊！臣考察：康叔是卫侯，武王尚且以谨慎刑罚告诫他，何况君主是天下的主人，亿兆百姓的性命悬系于一人；如果刑罚不恰当，百姓将把手脚安放在哪里呢？所以古代帝王，如舜的敬慎怜恤、禹的因无辜者受刑而哭泣、汤的谨慎刑罚、高宗的不枉不滥，全都极为重视这件事。到了成周，制度更加完备，每当案件审理完毕，三公九卿都要在槐棘之下防察听取；案件既成，报告给王，王三次宽宥审察，然后才制定刑罚。慎重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上面没有滥施的刑罚，下面没有蒙冤的百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就命令丞相李善长等详细议定法律，亲自裁定；凡遇重大案件，一定要三次覆奏之后才执行刑罚。太宗文皇帝因法司上奏决定死刑案件，便命令府部大臣等从容重新审查，还说：一天审不完，就两天、三天，直到十天，又有什么妨害呢？这与武王所说“牢记重大案件，审至十日、三个月”的话，可以说虽处不同时代却完全相合。恭惟皇上继承统绪以来，敬天法祖，勤于政事、珍惜刑罚，仁德如春天生发万物，威严如秋天肃杀万物，因此奸邪伏法，善良得到安宁，海内外无不畏惧皇威、感怀皇德。臣愚昧，尤其愿皇上谋划治理的根本，培植教化的源头，使乾元生生不息，普遍施行无远弗届的仁德；使帝王之德没有过失，确实达到协和中正的教化。天下臣民无不感到万幸。王说：“唉！康叔，你要谨慎啊！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不要采用不善的谋略和不合常法的法令。你要判断这番真诚的话，大大效法勤于修德的人，以此安定你的内心；顾念你的德行，扩大你的谋略，使百姓富足安宁。我不会使你陷于过失而被弃绝。”这是《周书·康诰》篇中武王告诫康叔，要求他不要依赖刑罚而要依靠德行的意思。“彝”是常法；“蔽”是断定；“敏德”是勤勉敏捷地修德；“顾”是省察；“猷”是谋略；“瑕”是过失；“殄”是弃绝。武王呼唤康叔的名字，叹息着告诫他，先说“要谨慎啊”，是说不可不尽到敬慎之心。接着说，你治理卫国，应当顺应百姓的心情来施政，千万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情。如果谋划的是尚未完善的法令，或者是国家平常不实行的法令，你一旦错误地使用，就会危害百姓，都足以招来怨恨，千万不可采用。这种不善的谋略不要采用，这种非常的法令不要施行，只须以这番真诚的原则来判断大法。古代的人，如我的先父文王、古代先哲王、商代年高有德的成人，都是能够勤勉修德的人；你一定要以他们为法，而且效法他们时也一定要以诚心判断。表面上勤勉而内心懈怠，开始勤勉而最终衰败的人，都是因为诚心不足。然而真诚地效法古人、勤勉修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内心还没有端正，凭什么教化百姓？那就用这些话来安定你的内心，使它安居于天理，不被那危险的人欲所隔绝。如果德行还没有纯粹，凭什么施行政务？那就用这些话来省察你的德行，使它纯合于天理，不被私意的牵累所侵夺。如果谋划还不完善，凭什么使百姓安定？那就用这些话来疏远你的谋划，使它从心中运转而落实到政事上，并且都正大周详，足以成为长久的计策。然而必须从容不迫，等待百姓自行安定，不要因他们尚未受到教化就愤怒而立即施刑。这样才是能够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也会自行安于你的治理。我难道会因为你有瑕疵就抛弃你、断绝关系吗？臣考察《康诰》一篇，武王本来是针对康叔治理封国而作，训诫他治理百姓；但篇中谈到心和德的地方不止一处，如说“安顿心志，懂得训诫”，又说“德行充裕于自身”，又说“我的心、我的德，只有你知道”，到了这里又说“安定你的心，顾念你的德”。他如此恳切不倦，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治理都源于内心，而德又是施行政务的根本。人君如果内心端正而德行修养完备，那么表现在刑罚、赏赐、举措以及一切政令上，必然没有不善之处，成就天下的治理也就不难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能达到盛治，后世无人能够赶上，其根本都在这里。恭敬地想，皇上继位以来，断绝游猎田猎的娱乐，摒弃奇邪的嗜好，所留心的只是帝王的治理，所专心研究的只是圣贤的学问。圣上的心境清明透彻，天赋的德性精纯，即使古代的圣王，又有什么能够超过您呢？然而近年来，灾异接连出现，天下百姓难道还有没有得到安置的吗？臣愚昧，恭敬地希望您保持谦逊自持的志向，效法永不停息的运行规律，更加凭借义理来涵养内心，更加亲近贤人来辅佐德政，一定制定长久的规划，治理一定保持敦厚的根本，那么唐虞三代的盛治，就会重新出现在今天了。臣等不胜欣幸。

译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改变了这个大国殷的天命。君王接受天命，固然有无穷的美好，也有无穷的忧患。唉！怎么能不敬慎呢？这是《周书·召诰》篇。召公在洛邑作书，把治理洛邑的事情告诉成王；因为周公从洛邑返回周都，便托召公将这些话转达给成王。所谓“元子”，是说纣作为君主，是上天的长子；“大国殷”，指殷拥有天下。“恤”是忧患的意思。召公将要说明天命不值得凭恃，先用“呜呼”发端。他说道：皇天上帝的天命并不是恒常不变的。从前纣接受天命，作为长子而拥有大国。等到他无道，得罪上天，上天于是改变了他的长子身份以及大国殷的天命，使我们周代替了殷。既然如此，天命可以凭借它来求得安定吗？如今君王接受了这个重大天命，从尊贵说是上天的长子，从富有说是拥有大国，固然有无穷的美好；然而上天并不恒常亲近某人，天命也不容易保住。长子和大国既然从前可以被改变，那么现在也同样可以被改变，这难道不是无穷的忧患吗？于是又叹息说：君王怎么能够不敬慎呢？纣正因为不敬慎，所以很早就丧失了他的天命。如今君王想要保守天命，怎么可以放纵而不敬慎呢？人君是上天的儿子，奉行上天的意志治理天下，件件事情都应当与上天相合；稍有放纵，所存的心和所行的事便会同上天背离了。只有真正能够敬慎，视、听、言、动才会完全遵循义理，好恶和任用、舍弃才不会违背上天，与上天具有同样的德性，所以才能接受上天的光明天命。人君保有天下，关键难道不在这里吗？臣曾经论述过：人君以一身处在天下之上，国家的治乱安危都系于一人，责任极其重大，而要胜任它极其困难。世上的君主不能察觉这一点，只看见崇高、富贵值得享乐，却忘记其中也有值得忧惧之处，于是放纵情欲、顺从欲望，无所不为，危亡的征兆就出现了。成王年幼而继承王位，召公担心他未必懂得这一点，所以告诫他说：“有无穷的忧患”，又说：“怎么能不敬慎？”人君如果知道天子之位是值得忧惧的，自然不会容许自己不敬慎。因为忧惧便会生出敬慎之心，国家就能治理；享乐便会生出骄纵之心，国家就会混乱。考察往古，件件都可以验证。恭敬地想，皇上天生就具有圣明根本，智慧出于上天纵予，敬畏上天、效法祖先，采纳谏言、任用贤能，勤劳处理各项政务，常常在天刚破晓时临朝，继续弘扬圣学，不因寒暑而停止讲学；感受到上天的警戒，便常常说出自责的话；因四方报告灾害，屡次下诏体恤百姓。这种忧劳敬畏之心，就是舜的“兢兢业业”、文王的“小心翼翼”。然而治理的成效仍未达到理想，不能不使圣上更加忧虑。恭敬地希望您始终坚持这颗心，自始至终没有间断，敞开虚心以尽量听取臣下意见，崇尚俭朴的德行以使百姓富裕，使德泽施布于四海，国运延续到万年。臣等不胜至诚的愿望。唉！诚心辅佐当今君王，我们二人才能共同成就直到今日的美好。我一定要不懈怠地成全文王的功业。即使东海边日出之地，也没有不率领众人归顺的。这是《周书·君奭》篇，是周公挽留召公时所说的话。“棐”是辅佐，“冒”是覆盖。“覆盖东海边日出之地”，是说东海边太阳升起的地方。周朝定都西土，距离东方很远。周公举远以概括近处，所以用太阳升起的地方来说明。“俾”是顺从周公的意思。我和你召公，曾经共同辅佐文王、武王和成王。然而文王时期还有五位大臣辅佐，武王时期有四位大臣辅佐；如今只有我和您两个人了。我们二人只有能够鞠躬尽瘁、竭尽全力辅佐君王，所以才能够成就今天的美好。既然上天降下的美好越来越多，郊外出现鸣凤，今天的盛况难道会是毫无由来的吗？然而美好虽然已经达到美好，却不能因此自满。从前文王的德行光照四方，显著于西土，用以开创我们的华夏地区，功业十分伟大。如果今天四海之内还有一人不服从，那么文王的功业仍有未完成之处，我和您难道能够推卸责任吗？所以我希望和您同心协力，辅佐成王，不懈怠地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一定要使德泽广泛覆盖百姓，如同天空没有不覆盖庇护的地方。即使是东海边太阳升起的地方，距离西土极其遥远，也要受到我们的德教，全部奉行我们的正朔，遵守我们的王法，相率前来臣服，一定要做到这样才算罢休。既然如此，作为召公，应当以此自我勉励，怎么可以把今天的美好当作满足，便急忙要求离去呢？臣考察，成王征伐淮夷、践踏奄国，都在这篇书之后，由此可知当时还没有做到无不率从。四海极其遥远，要使他们一个个真心服从、相率归顺，不是可以靠刑罚驱赶、权势压迫做到的，必须用德泽广泛覆盖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的内心。周公的话，可以说深深通达治理的要旨了。考察古代，只有尧、舜、禹的盛治足以与之相当。《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光辉遍及四方，上达于天、下临于地”；称颂舜说“没有懈怠，没有荒废，四方夷族前来称臣”；称颂禹说“向东扩展到大海，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达到，声威教化遍及四海”。这三位圣人德行盛大、道术隆盛，恩惠深厚、泽被广博，所以影响所及能够如此遥远。哪里像后世那些不致力于修德，只是勤于用兵来使远方臣服的人呢？我太祖高皇帝以圣明神武、文德武功的资质，顺应时运而兴起，德教所施及海内外，全部成为臣民，疆域图籍的广大，是汉、唐盛盛时期都没有过的。恭敬地想，皇上圣明睿哲、聪慧明达，与高祖相合；深厚的仁德恩泽，广泛施及天下。因此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百姓，没有不爱戴欢欣、倾心向往教化的。蛮貊四方极远之国，也都献上珍宝、贡献方物，叩头前来朝见。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即使尧、舜、禹这样的圣人，也无法超过。尤其希望您体察上天运行的极其刚健，效法离卦光明普照而没有私心。施政一定先顾及穷困百姓，恩泽不遗弃遥远地区，使德行日益盛大，治理日益隆盛，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穷的美好，关键就在于此。臣愚昧，无法承受心中长久而诚切的仰望。《方斋存稿》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方斋存稿》卷二 明代林文俊撰 奏疏 祀礼疏 右春坊右赞善臣林文俊谨慎上奏：臣伏见皇上聪明圣智，远超历代帝王，所作所为，动不动就遵循古代典章。近来因为郊祀不合古礼，皇上想要遵循并恢复我圣祖初年的制度，特地下发敕谕，命令臣等各自陈述所闻，以回应皇上虚心求教的心意，也就是大舜喜好询问、执守中道的心意。只是臣学术疏浅，才智见识平庸昏昧，哪里足以仰答皇上虚怀求教的询问呢？臣认为郊祀之礼，在夏、商以前，经典中所见的，如所谓“肆类柴望”以及“昭告上天神后”之类，都是因事祭告，并不是经常举行的祭典；当时有时分祭、有时合祭，已经无法详细考察。《周礼》大司乐说，以圜钟为宫，在冬至日在地上的圜丘奏乐；以函钟为宫，在夏至日在泽中的方丘奏乐。天地分祭的礼制，大概从这里才开始见于记载。解说者认为，天属阳，冬至是阳气开始，所以在冬至祭天；地属阴，夏至是阴气开始，所以在夏至祭地。古人这样按照类别来求取神灵，但也没有说是在南郊、北郊举行。汉成帝时，匡衡请求停止甘泉、汾阳的祭祀，另设南郊、北郊，大概北郊的制度从此才见于记载；当时本来就是分祭。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才开始有天地合祭的礼仪，东汉沿用了这一做法。自唐朝到宋朝，也多实行合祭。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才停止合祭，下诏让诸儒讨论北郊祭祀的仪式，但也没有实行。哲宗元祐年间，又下令群臣讨论此事。当时苏轼等人主张合祭，刘安世等人主张分祭，各种说法纷杂不一。后来程颐说：“祭祀天地，是报答天地本源之恩的祭祀，必须各按其类分别祭祀，怎么能够同时祭祀呢？”这样看来，程颐本来就是以分祭为正确。朱熹也说：“古代天地一定是不合祭的。”但朱熹又说：“五峰说没有北郊，只祭祀社神，这个说法倒很好。”这样看来，朱熹又似乎对北郊祭祀的说法有所怀疑。难道是因为经典中没有北郊祭祀的文字，所以才怀疑它吗？我恭敬地想到，我圣祖即位之初，在钟山南面修建圜丘，用来祭天；在钟山北面修建方丘，用来祭地，大概是依照成周的制度。到了洪武十一年，又确定合祀的礼仪。圣祖的用意，大概有非常人所能测度之处。如今皇上怀疑合祀不合古礼，想要恢复我圣祖初年的制度，只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哪里是臣下所敢轻易议论的呢？不过，古今经籍中所记载的内容，臣已经大略陈述过了。至于祭祀日月，臣谨按《周礼》记载，大宗伯用实柴之礼祭祀日、月和星辰；掌次在朝日时，便张设大次、小次，设置重帟、重案。君王插着大圭，手持镇圭，以五彩丝带和五重饰物装饰圭璧，举行朝日之礼。典瑞关于朝日的注说：天子通常在春分朝拜太阳，在秋分夕拜月亮。《礼记·祭义》也说：在东方祭日，在西方祭月。由此看来，日月有专门的祭祀，古代就是如此。我圣祖洪武初年，也有朝日、夕月的礼仪。如今太岁、风云、雷雨等神，每年在仲秋举行祭祀，而日月运行，辅佐上帝成就化育万物的功业，反而不能得到专门祭祀。那么，圣谕所说“恐怕无法酬报它们的功劳，而太岁、风云、雷雨等神反倒超过日月”的意思，皇上的论断可以说深合礼典了。至于大祀时让群神随从配享，臣考察礼书，郊祀配享只列日月，原本没有诸神从祀的说法。汉、晋以来，从祀的礼制繁杂冗乱，郊坛上所列神位多达一千几百余位，其亵渎礼制、违背经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朱熹说：哪里有祭天时便把许多百神全都一齐排成一堆的道理？这个说法确实正确。我圣祖初年的制度，圜丘只配祀日、月、星辰和太岁，方丘只配祀五岳、五镇、四海和四渎。后来天地合祭，于是增加了从祀的数量，达到二十四坛。虽然不同于最初的制度，但与前代那些亵渎礼制、违背经典的祭祀相比，已经相差极其遥远了。臣又听说，礼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不过是人情罢了。先王最初制定礼制时，难道一定有所沿袭吗？也只是求得合乎人情、使人心安适罢了。臣恭敬地读到圣祖关于大祀的诏文，其中说：把至阳之神祭祀在阴月，把至阴之神祭祀在阳月，从道理上看是可疑的。况且扫地而祭，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大概是说祭祀天地崇尚质朴真实而不崇尚华饰。后世拘守古制而不知变通，竟使天地所享用的祭品反而不如人所享用的祭品。如果人们的祭祀也拘守古制而不改变，那么就应当使用粗陋的酒樽、用手捧着饮酒，吃生毛的兽肉、饮用鲜血，住在巢中、居于洞穴。按今天的情况来说，这难道真的能够实行吗？臣因此知道，圣祖当时主张合祭，大概也是顺应人情所安，而认为不必拘泥于古制。所谓五帝不相互沿用乐制，三王不彼此因袭礼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皇上具有圣人的资质，掌握制定和阐述典章的权柄，臣仰望皇上的圣学渊源深厚、睿智见识宏大深远，本来就不是臣等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然而天子尊敬地事奉天地，礼制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最应当慎重。而且圣祖所重新制定的制度，也不是可以轻率议论、随意改动的。乞请敕令左右大臣和礼官斟酌众人的意见，详细讨论是否可行，然后由皇上亲自裁定；一定要寻求最为恰当并归于一致的意见，那么典章礼制就能光耀万世，宗社也将绵延亿万年了。臣冒犯天威，极其恐惧惭惧，等待治罪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此本，亲自携带，谨此具奏。进呈《瑞雪》诗的奏疏。春坊右赞善臣林文俊谨奏：为记载吉祥征兆、彰明圣德之事。臣私下看到，近来皇上出郊祈祷降雪，敬天忧民的心意发自至诚，天心受到感动，瑞雪立即降下，圣德感通上天的迅速竟达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自古帝王中所少有的。臣听说，圣王不以祥瑞为贵，只要风雨寒暑适时、年成五谷丰登，就认为这是最大的祥瑞，因为这关系到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不像草木鸟兽等事物所谓的祥瑞，只是徒然夸耀眼目和耳闻罢了。如今瑞雪降下，确实预示丰年，使国库充裕、百姓富足，都要依赖于此；上天赐予圣明君主的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充任侍从，亲眼看见这样的嘉祥，欢跃欣喜，不能自已，便冒昧忘却自己的浅陋，撰写《瑞雪》一篇，并附序另行抄录进呈。伏望圣上慈悲，俯赐睿览，臣不胜恐惧惭惧之至，谨此具奏。嘉靖八年十二月二日奉圣旨：览阅奏疏，完全看出你的忠诚之意，诗篇留下供朕阅览，主管衙门知道。因灾异自我陈述的奏疏。

译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奏：为自我弹劾没有尽到职守，乞请赐予罢免，以回应上天警戒之事。南京礼部咨文说：近来因为午门西楼屋脊遭雷震，上天显示警戒，题奏奉到钦准，命各衙门痛切地修身反省，相关公文已经传达到臣这里。除谨遵钦命之外，臣仰思皇上敬畏上天、勤劳为民，亲近贤能、致力学习，治理一定效法古制，施政一定符合天意，本来应当得到上天信任感通，祥瑞接连出现。如今发生这样的灾变，过错在臣等。臣想到自己才智见识平庸，学术浅陋，过去充任翰林春坊官员，蒙恩侍奉讲筵，却没有提出有益的论议；待罪于史局，也没有编纂的功劳。如今又蒙圣恩选任国子监，职责在于陶冶造就人才、扶持培植风俗教化，但私下反省自己，实在没有尽到职责。既然如此，废弛职守、旷废职责的罪责，臣将往哪里逃避呢？现在正逢上天降下警戒之日，伏望皇上立即赐臣罢免，以回应上天的警戒。臣极其恐惧惭惧，等待命令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此本，顺便派典吏黄朝钦携捧上奏。伏候敕旨。嘉靖十年月日奉圣旨：不准林文俊辞职，着令照旧用心供职。吏部知道。请派遣官员奉安先师的奏疏。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奏：为隆重祭祀典礼、光大圣人之道之事。近来南京礼部发文送到国子监，臣恭敬地看到皇上下令礼部会同讨论并改正先师孔子的祭祀典礼。臣仰思皇上按照礼制尊奉先师，并不只是做表面文章，真可说是大圣人的作为。近日礼部颁发下来的钦定先师神位式样送到国子监，臣等谨遵诏令，立即交南京工部制造。臣在外听说，近日国子监奉安先师，皇上特意敕令礼部选择日期，派遣官员祭告；天下传诵此事，都说皇上遵从尊师重道的礼仪，隆重到了这种程度，天下文教怎能不感到庆幸？因为南北两地国子监都是首善之地，事情性质相同。如今先师奉安已有日期，臣愚昧地想请求皇上特意降下御制祝文一篇，派遣官员举行奉安和祭告，这样才足以符合圣朝崇敬尊重先师的典制，启发后来求学者仰慕之心；它对于世间教化的助益，难道会很浅薄吗？再想到原先制定的乐章和祝文，其中有“宣圣”“宣王”以及“惟王”等语句，与如今新定的名号不相符合，应该相应重新制定，乞请敕令礼部尽快颁发，以便遵守。臣等冒犯天威，极其战栗而又满怀期望。为此写成奏本，专门派办事官张翀携捧上奏，谨此具奏。恭候敕旨。嘉靖十年某月某日奉圣旨：礼部已经知道，前来说明。考察自陈疏 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慎上奏：为选任师儒以敦厚治理教化一事。工科给事中谢存儒已经就前事具题，礼部覆奏，钦奉圣旨，两京国子监官员着令吏部秉公查奏。随后吏部题奏奉圣旨，移文南京吏部，并备文行到臣处，要求取得属官贤能与否的考语，以凭此查考选任。臣私下想，太学是首善之地，关系到贤士；师儒的职任，实在应该精心选择、慎重任用。但监丞、博士等官职任还比较轻，至于祭酒，则是儒师之长，总管监中事务，这一职务尤其难以胜任。所以一定要有年高德劭、通晓圣贤之学的老师，让他处在这个职位上，才能够阐明正学、造就众多士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结果就会相反；其中所关系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何况如今皇上锐意造就人才，实行积分法，担任此职的人尤其不应该苟且取充职位而已。臣想到自己只是拘泥章句的迂腐儒生，误承圣恩，擢升担任这一职务；受命以来，早晚恭敬恐惧，以圣贤之学训导学生，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来供国家任用。然而任职已经超过一年，计算成效却一点也没有。慢慢思考其中原因，大概是臣的学问连自身都不能润泽，又怎能希望它达到别人呢？自己的行为尚且未必合乎古道，将凭什么来约束士人呢？为什么这样说？求学必须先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教导不贵在言语，而贵在实行。既然如此，臣不能尽职的情况也已经很清楚了。臣近来因灾变自陈，已经详细陈述不能尽职的情状，恭敬地承蒙圣上慈爱，不忍加罪，降下旨意留用。臣感激皇上高厚如天覆地载的恩德，怎敢不发誓竭尽愚诚，以图报答万分之一？只是恐怕力量不能胜任，有负任用使命；何况如今本监属官都要依照考察选用、黜退升迁，而臣的职务尤其难以尽到，难道敢安然照旧居位，来招致冒昧无能的讥讽吗？恭敬地希望皇上特别赐予臣罢免，敕令吏部另选贤能者代替臣，那么师道可以树立，善人可以增多，实在是世道的大幸。臣冒犯天威，惶恐战惧至极。因此具本，顺便差办事官刘寅携带，谨慎上奏。恭候敕旨。嘉靖十年十月十八日奉圣旨：林文俊的学问品行值得取用，不准辞职，着令照旧尽心供职。吏部知道。进二十史疏 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慎上奏：为校勘刊刻史书一事。先前礼部已经就前事具题，奉圣旨说：“这次翻刻书籍虽然是尊崇文教的事情，但派官员到民间搜购古板，未免骚扰百姓，反而滋生奸弊。你们部里既然说完成没有期限，工费也很大，暂且停止。只命南京礼部、工部会同商议，将南京国子监现有的旧板用心翻检，凡有脱落、模糊的，逐一考校对照，加以修补，以备传播。”钦此。随后礼部题奏奉圣旨，准许从顺天府收贮、变卖庵寺的银两中查取七百两，解送国子监，命祭酒臣张邦奇、司业臣江汝璧督率属官、监生，将十七史用心校对，就用原板刊补；仍取广东《宋史》板送交国子监，一并校补。辽、金二史原来没有刻板的，购买寻求善本翻刻，以完成全史。公文送到监中后，臣张邦奇等随即具奏说：“《史记》《前后汉书》残缺模糊尤其严重，不如与辽、金二史一同重新翻刻；各史应当修补的地方，所需银两还很多，请再从南京吏部支取本监折干鱼银一千八百两使用。”

译礼部覆奏，奉圣旨说：“是，钦此。”随后南京工部遵照先前奉行的圣旨和会商事项，发给银五百两送到监中接济，前后共计银三千两，由本监收存支用。从嘉靖八年四月十二日开局，分别委派博士臣程煌、学正臣黄良弼校刊《元史》；助教臣刘世龙校刊《史记》《前汉书》《辽史》《金史》；臣聂曼校刊《五代史》《陈书》《南齐书》；臣王昆校刊《三国志》；臣许尧校刊《后汉书》《晋书》《宋书》；学正臣邹鲁校刊《隋书》《唐书》《魏书》；学录臣张杰校刊《北齐书》《梁书》《周书》《南史》《北史》；臣张邦奇、臣江汝璧实际总管其事，督率诸臣昼夜校对。工程尚未完成，二人就因升迁、丁忧相继离任。臣文俊与丁忧中的司业臣张星接管以来，照旧校理，严格督促匠人尽心刊刻，希望迅速完成，以仰副圣上德意。但卷帙浩繁，工程重大，而且各处征取来的人匠原本不属于本监管辖，发文催取，往往要经过十多天才能解送到监。后来臣张邦奇等认为，板刻模糊尤其严重，如果大加修补，与重新刊刻相比省下的费用也不多，而所修补的书往往不能精致，并且恐怕边补边脱落，不足以流传长久，于是议定在各史修完之日，另行奏请发银重新刊刻。同时督令属官、监生用心校对，如今已经校完。但各史修完后支用剩下的银两，只有四十两六钱六厘五毫现存，即使进行修补，也一定不够工费。近来奉钦依，命臣等加紧催促完成备办进呈。臣仰承严旨，局促不安，恐怕再次延误，获罪更加严重。谨将修完的二十史，共四百八十本，先行摹印装潢，进呈御览。至于《宋史》，请敕令礼部议定办法，再发给银两；或者从南京户部再支取本监折干鱼银，与现在修史剩余的银两合并支用，这样才可以开工重刊。臣不敢擅自拟定，恭敬地希望圣明裁处。另行，臣得到旨意，二十史如今虽然修完，但简册编帙浩繁，字数很多，校刊虽然勤勉，鲁鱼亥豕之类的讹误，恐怕仍不能避免。所修补的各史，大多是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旧板，已经虫蛀腐烂，匠人实在难以下手。有时剜动一个字，就牵连几十个字，随手便崩裂。因此，板刻还不太模糊、文字尚且可以句读的，只能姑且沿用旧板，不敢轻易动它。而各史修补往往不够精致，是形势本来如此，并非我们吝惜费用、沿袭简陋。如果板片已经完全毁坏，不能修补，或者文字脱落，就考察南京礼部收藏的古本以及另行购买的善本，随即刊刻补入。如果校本也都脱落，无法考据，那么仍然缺着它，这也符合史书保留阙文的义例。当初臣张邦奇具奏，新刊《史记》《两汉书》《辽史》《金史》五部，共需用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四钱。当时确定的价格是：每书二叶需梨木板一块，价银二分二厘；誊写工食银一分四厘；刻字工食银二钱八厘。后来各项工役因为看到工食核算得太少，不肯接受工作。臣张邦奇等又到各处考察刊书的事例，酌情处理。议定《史记》《两汉书》各有小注释文，难以书写、刻印，因此每叶增加誊写银三厘，刻字银一分六厘。辽、金二史原本没有注文，依照原定工价，彼此通融，才得以完成。又原奏五部书共九千六百三十五叶，如今实际刊刻超过一万八百四十一叶，连同前项共应增加银二百八十七两六钱二分三厘。计算新刊五部书共用过银一千四百六十三两二分三厘。修补十五部书以及纸札、印刷、工食等项目，又用过银一千四百九十六两三钱七分五毫；合计共用银二千九百五十九两三钱九分三厘五毫。全部编有详细账册，随书一并奏报。臣另外私下想，这二十史记载了宇宙间一千数百年的事情，全部都在其中。由于年代久远、刻板损坏，有志之士因不能看到完整的史书而遗憾，这已经不是一天了。幸而遇到皇上圣明神武、天资纵横，考察古代、崇尚文教，特意命令校刊，使它传播天下，让数百年来残缺的篇章断裂的简册一下子恢复完整，使人能够家家收藏、人人诵读。士人出生在太平光明的时代，又处在圣天子重用儒学的日子，是多么幸运啊！只是这部书中记载的君臣贤能与否、政治得失、制度沿革、世代兴亡、治乱的迹象，虽然是学者应当深入了解的，对人君尤其重要。恭敬地希望皇上在万机之暇，时时阅览它。不仅可以考察了解往事，也足以作为今天劝善惩恶的帮助、礼制文章增损的参考，确实不是没有益处。因此具本，并撰写进呈表一通，专门差助教臣林凤鸣携带，谨慎上奏，恭候敕旨。修造疏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等谨慎题奏：本监先师庙门外原有左右两座碑亭，历科进士题名碑记都在那里。年代久远而没有修缮，日益损坏。近来又遭连日积雨侵蚀，左边一座碑亭已经先行坍塌，碑石有的被压倒。右边那座幸而还没有坍塌，但椽瓦破损漏雨，墙壁倾颓，情势也将逐渐败坏。如今不修，日后必然大坏，所需费用也会更加广泛。櫺星门前的一带屏墙，是为了崇重庙宇而设置的，近来也有倒塌的地方。这些都在先圣宫墙内外，是四方人所瞻仰的地方，却破败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够整肃外在形貌、安妥神灵呢？从事势来说，这是应当立即修理、不能延缓的事情。再看修道、正义、广业三堂，是监生早晚学习的地方，也因年代久远没有修缮，受到积雨损坏。如今墙壁有一半已经毁坏，檐瓦将要坠落，诸生彼此相看，都不敢靠着墙站立。各处号房也陆续坍塌，共有八十多间。现在正实行增广名额的办法，将来监生逐渐增多，就没有栖身之处，必定要寄居民舍，苦于租赁房屋的费用，尤其不便。以上这些修造工程，都是不可缺少的。

译幸而遇到皇上关注贤才之地，大力振兴文教，臣等有幸充任师儒，正想着仰体圣意，竭尽愚诚，稍微取得造就人才的成效，难道忍心坐视学宫破败而不加处置吗？如果蒙旨，请敕令工部估价查验，先对紧要的地方开工修理；那些可以稍缓、依次修造的，就逐步进行。这样百姓不会感到劳苦，而庙学也会焕然一新，文治更加兴盛隆昌。臣等不胜庆幸。由于这是修造事务，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奏请旨。嘉靖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圣旨：工部已经知道，前来说明。进瑞应白兔颂疏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慎上奏：为记载祥瑞征应，以彰显圣德一事。近来巡抚四川都御史宋沧进献白兔，朝廷内大小臣工交相称庆，说皇上的圣德感通上天，上天的心意受到鉴察而喜悦，各种福祥接连到来。如今白兔在四川出现，实在是大祥瑞，难道不是上天借此彰显圣德、征验圣治吗？从前有虞氏的治理达到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的程度，那是极盛了。于是臯陶歌咏君臣相得的诗歌创作出来，用来赞美盛德、彰明功业。如今皇上至高的德行召来和气，天地各得其位，万物都顺遂，以至于鸟兽之类也都献上瑞兆、效呈祥瑞，这与虞廷百兽起舞、凤凰来仪的盛况没有不同。只是臣学术浅陋，不能将圣德宣扬万分之一；然而内心的喜悦满溢，叩拜并高声赞颂，自己不能停止。谨撰《瑞应白兔颂》一篇，随本进呈。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地俯察御览。臣欣喜踊跃、庆幸而又战栗至极。因此亲自携本，谨慎上奏。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圣旨：览阅奏章，完全看出忠诚之意；颂文留下阅览，礼部知道。进瑞鹿赋疏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慎上奏：为记载神灵赐予的祥瑞，以光大圣德一事。臣伏见河南巡抚吴山等人进献白鹿，玉一般的形质、霜一般的白毛，洁白明亮。在朝文武群臣争先观看，以此为快。考察周成王时，越裳进献白雉，周公带回献给成王并荐于宗庙，大概是因为把它看作明德所招致的，所以如此重视。恭敬地想，陛下临朝以来，各种祥瑞接连降临，难以一一列举。姑且只说羽毛类的祥瑞，如白▯、白兔、白鹿，在一年之内相继前来进献。这难道只是周代的一只白雉而已吗？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盛大的德行感通上天，上天心中喜悦，所以屡屡借瑞物来显示眷顾不止的诚意。而陛下福禄的盛大、国家泰运的隆盛，其征兆就显现在这里了。臣欣喜跳跃之余，谨撰《瑞鹿赋》并序，随本进呈。仰想圣德隆盛，卓然超过百王，而臣想用区区浅陋的辞句，摹写天地的广大、描绘日月的光明，哪里足以穷尽其万分之一呢？然而与尧时百姓击壤而歌的歌谣相比，或许还可以差相仿佛。恭敬地希望上天慈爱地俯加明察。臣恐惧战栗至极，因此亲自携本，谨慎上奏。嘉靖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圣旨：览阅奏章，完全看出忠诚之意；赋文留下阅览，礼部知道。考察自劾疏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慎上奏：为自劾不能尽职，请求赐予罢免一事。臣伏见皇上下敕吏部，考核在京各级官员，明确升降黜陟，凡属臣工没有不警惕的。四品以上官员按例可以自我陈述。臣想到自己是草野出身的卑微士人，遇到圣明的时代，滥列仕籍，至今已经二十三年，感激圣恩，即使粉身碎骨，又怎么能够报答？只是臣才干不是通达敏捷，性情极其迂腐愚钝。从前在翰林、春坊待罪，以谋议思考为职责，既不能稍微取得一点成效，用来图谋报答任用；如今又承蒙恩典，勉强充任国学官员，责任更加重大，称职尽责更加困难。为什么呢？太学是贤士所关涉的地方，祭酒是师儒之长。若不明白圣贤之学，就无法教导诱导众多士人，端正他们所趋向的道路；若没有古人的品行，就无法成为诸生的表率，改变他们浮华的习气。臣曾经以这两点私下反省自己，却没有做到。那么凭什么造就人才、敦厚风俗，来仰助国家文明的教化呢？由此看来，臣不能尽职已经非常严重了。何况正逢圣天子临幸辟雍、尊崇文教的日子，更应当慎重选择师儒，以修养造就士人的功效。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实在难以胜任。如果冒昧占据这个职位，恐怕荒废职守的罪过会一天比一天加重。现在正值考察之期，恭敬地希望皇上特别赐予臣罢免，另选贤能来充任，那么成均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文教也会更加兴盛。臣恐惧祈求至极，等待命令。因此亲自携本，谨慎上奏。恭候敕旨。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奉圣旨：林文俊不准辞职，着令照旧供职。吏部知道。请暂免视朝疏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等谨慎上奏：为恭敬承受圣谕一事。臣等伏见礼部尚书夏言奏报前事，内阁传示圣谕说：“朕自上月回到文华殿斋居，衣服穿得厚而感到闷热，近来又在宫内感到烦躁，从十七日起没有临朝处理政事。如今又正值等待下雨，应当勤于朝政；但暑热还没有解除，也不想用药，只想闲静几天罢了。日子久了没有和你们相见，恐怕你们思念，所以特此说明全部情形，应当传示百官，使他们知道这几天免朝的缘故，也应当让所有人都知道。”钦此。臣等仰想圣体已经安康调和，已经得到不需用药的喜讯，臣等内心欣慰至极。如今正值天气炎热，恭敬地希望皇上暂时节制万机劳苦，免于视朝数日，颐养天和、调摄圣体，永远享有无疆的福祉。臣等祈求期望至极。因此亲自携本，谨慎上奏。嘉靖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圣旨：“知道了。” 奉慰疏 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等谨慎上奏：为奉慰圣心一事。近日臣等恭敬看到圣旨说：“朕的长子于本年十月初十日夜间丑时因病去世，礼部知道。”钦此。臣等内心悲痛至极。仰想皇上圣德感通上天，上天眷顾保佑。如今正值盛年，正符合多子的祝愿，指日便会再次生育皇嗣，以承担主持宗庙祭祀的重任。恭敬地希望圣上内心大加宽慰，抑制哀痛、保养和气，以永远安享无疆的福祉；上可以安慰圣母皇太后的心，下可以慰藉天下臣民的期望。臣等恳切祈请至极。因此亲自携本，谨慎上奏。恭候敕旨。嘉靖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知道了。问安疏

译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谨奏：为问候圣安之事。臣等恭敬地奉到圣旨：“朕于十五日因冒风而咳嗽，服药后仍未止息，想暂时停止处理政务，必须静心调养，以减少思虑，然后才可以恢复。文武各司官员应当用心办事，等朕痊愈后再临朝处理政务。”礼部知道了。谨此奉行。臣等伏想到圣体偶然违和，不胜仰望牵挂之至。除恭敬遵奉圣旨、各自用心办事之外，伏愿皇上节制圣心思虑，调养天然和气，以迎接亿万年无疆的福祉；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大幸，也是天下的大幸。臣等不胜恳切祈请之至，因此具本亲自进呈，谨此奏闻。恭候敕旨。嘉靖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奉圣旨：“知道了。” 谢恩疏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林文俊谨奏：为谢恩之事。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接到吏部咨文，说本部等衙门会同推举题奏，奉圣旨：林文俊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谨此奉行，并备文行文到臣。伏想到臣不过是无用的平庸之材、出身草野的卑微士人，幸逢圣明之世，冒充列于贤能科第，早年任职翰林词臣，常常害怕不能胜任。再次任职国子监，对于造就人才又有什么功劳？等到在南京吏部任职，转眼间已是两次更换年岁，丝毫没有补益，白白耗费俸禄。正等待接受处分、反省过错，忽然蒙受恩典而改任官秩。私下反省自己，更加惶恐惭愧。况且铨选官员的部门掌握着衡量人物的权力，其举动关系到士大夫的表率。以臣处在这个职位，掂量自己的能力，哪里能够胜任？自己惭愧品格浅薄，难以承当君主深厚的恩典。臣怎敢不无论大小事务都谨慎办理，早晚不敢忘记，谨守官箴，勉励自己清正修身，为众官率先；广泛询问舆论，秉持公正明察来甄别群才？希望能够略尽犬马般微薄的劳劳，以稍稍报答天地般广大的造就之恩。除本月二十四日面向宫阙叩头谢恩并到任之外，臣不胜感戴激切之至。因此具本，专派办事官李恭捧送，谨此奏闻。因灾自劾疏 南京礼部右侍郎臣林文俊谨奏：为自劾不能称职，请求赐予罢黜，以应灾变之事。近来南京太庙遭受火灾，实在是非同寻常的灾变。臣触目痛心，反省过错，等待治罪，寝食不安。仰想皇上以至孝侍奉祖先，以至诚感通天地。如今突然发生这样的灾变，都是臣下不能称职而造成的。伏想臣才智浅陋，侥幸充任礼官副职，不能早晚敬慎清正，以掌管三礼；论起不能称职，比其他臣僚尤其严重。何况臣遭逢圣明，历任翰林、春坊、国子监，直到今天的职位，承受了上天高厚的恩德，却不能以丝毫功劳报答。长期荒废职守，白白消耗俸禄，所负的罪过和积累的过失，已经不是一天了。伏望皇上赶快将臣罢黜，以警戒群臣，以消弭灾变。臣不胜恐惧失措，等待命令。为此具本，顺便派办事官孙芳捧送，谨此奏闻。恭候敕旨。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奉圣旨：林文俊不准辞职，吏部知道。谨此奉行。谢恩疏 南京礼部右侍郎臣林文俊谨奏：为谢恩之事。先前吏部题奏缺官之事，奉圣旨：林文俊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谨此奉行。臣以微薄的才能，伏蒙圣恩拔擢，不胜感激。除赴宫阙叩头谢恩之外，恭候圣训。后来吏部题奏到任之事，想将升任官员暂时命令到任，在外任职者令其具奏赴任办事。奉圣旨：依议。谨此奉行。臣恭敬遵奉明旨，谨于本月二十八日恭赴午门前叩头辞朝，前去赴任办事。臣仰承天恩，不胜感戴之至，因此具本亲自进呈，谨此奏闻。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圣旨：知道了。《方斋存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方斋存稿》卷三 明代林文俊撰 序 《武举同年会录后序》今上八年，武举侍讲学士许先生和我确实奉命主持考试。这一科录取了王浩等五十人，张榜公布。第二天按例举行会武宴。这一天，皇上命内阁重臣主持宴会，天威俱在，礼法森严；但座次不按年龄排列，情意似乎不够融洽。于是又在私宅为同年举行会宴。宴会结束后，刻印名录流传，想来是要把它收藏给子孙，作为世代讲习之物。王浩等援引旧例，请我为名录作后序。有人疑惑，君子和谐而不盲目相同；如今记录同年，难道不是把同年看作与我相同吗？我对他们说：不是这样。《易经》中，上卦为乾、下卦为离，卦名是“同人”，圣人又系辞说：“在郊野与人同心，亨通；利于渡过大河，利于君子守正。”可见圣人并不厌恶同心，而是厌恶相同之后结党亲比。如果同心却不出于亲昵私情，就可以共同渡过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亨通的呢？所以“同人”之道，利在君子的守正。因此只要守正，开始时即使各有不同，最终也一定能够同心。如果不以正道为准而随声附和、盲目雷同，那只能败坏天下之事罢了。这种所谓相同，实际上只是把正确的当作不同，又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呢？如今各位凭借豪迈卓异的才华，生逢圣明时代，有的出自世代官宦之家，有的从军伍中被选拔出来，有的从草野奋起；虽然官职未必相同，却共同沐浴国家涵养教化的恩德，至于今日遭逢盛世，也有这样的共同之处。那么，竭尽诚意和内心，寻求用微薄功劳报答国家的人，他们的心难道可以不相同吗？平日里就应当同走正道，互相补益；遇到事情就应当同心协力，共渡难关。以这种方式同心，才叫作以君子守正为基础的同心。即使社稷依赖这种同心，同心难道可以轻视吗？从前鄢陵之战中，楚国的两位卿大夫彼此憎恶，所以郤至认为可以战胜楚国；诸吕之乱时，陈平、周勃深相结交，刘氏最终依靠他们而得以安定。由此看来，侍奉君主的人不是不看重同心，而是不看重苟且雷同。唉，各位还是应当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同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