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斋存稿卷三

译《尹洗马挽诗序》唉！这是我的朋友冈峰尹君舜弼去世以后，各位为他作的哀挽诗。冈峰去世时四十三岁，志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便中途死亡，所以凡是和他交游过的人，都为之悲伤哀悼。这些哀挽诗，大概就是因此作成的吧？冈峰从开始生病到临终，仅仅十五天。病势危急后，我多次去探望他。每次看见来问候病情的人，他们都神色凄然。他去世时，前来吊唁的人又都痛哭尽哀，所送助丧财物也格外丰厚。这些人难道曾经受过冈峰的恩惠吗？而且冈峰性情不善合群，又何尝和人深相交结呢？所谓秉持常性、喜爱道德，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本性，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然而上天不保佑善人，使他突然止步于此，难道造物者的好恶竟然和人不同吗？这就无法知道了。诗已经装满了诗卷，他的遗孤祖懋哭泣着请我写几句话，置于诗卷开头。我和冈峰同年考中进士，同为翰林编修。冈峰由侍读升任洗马，我承乏任春坊官，我们又一同做宫廷属官、在史馆供职，进讲于经筵，而且我往往跟随在冈峰之后。我因为迂腐疏阔，不合时宜，冈峰却不认为我鄙陋荒谬，托付我做莫逆之交。唉！我哪里值得辱没冈峰对我的知遇呢？冈峰学问广博贯通，涵养充实而纯粹；他的文章平淡典雅而充实，正如他的为人；他又深深厌恶流俗，因此士人以同他为伍为耻。我和他交往十七年，从未见过他有一句话或一件事不是合乎正道的。唉！冈峰难道料到自己会止步于此吗？即使如此，人的寿命长的也不过百年，从无穷无尽的宇宙来看，仍然像一刹那，实在不足以凭恃。君子所凭恃而不朽的，只有道德、功业、文章三者。冈峰的学问虽然没有来得及施展于功业，但他的道德文章受到世人重视，本来足以使他不朽。何况还有祖懋这样的儿子，努力学习、笃实行道，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呢？祖懋如今将奉父亲的灵柩归去安葬，白马拉着素车，千里奔丧，我惭愧不能像范巨卿那样。将来退休回乡时，我一定经过永新，在墓下哭奠，把佩剑解下挂在树上，然后离去。林文俊序 《送景宁刘主簿考绩序》景宁县主簿刘君名某，是南和人。我已故从父畏轩公，成化年间任南和教谕，认为刘君资质可以教导，亲自授给他学业；刘君确实和我从父的孙子璿同在一起学习。三十多年后，刘君来任景宁主簿，而我从父已经去世很久了。刘君每次面对我们乡里人谈起我从父，总是眼泪不止；又问璿是否还在，回答说没有灾恙，他当天就派使者带信到官舍送给璿，两人相见非常欢悦，早晚往来，不忘旧日情谊。将要分别时，他还从囊中取出金钱赠给璿。刘君对于师友之情，不是已经很厚了吗？由此类推其他事情，他不薄情而深厚有情，也就可以知道了。今年春天，刘君将上京考核政绩，璿奉他的命令来请我写赠言。我没有见过刘君，难道他正是所谓不受流俗牵累的贤者吗？景宁在浙江群山之中，豪强大族垄断银矿之利，富裕得可以比拟封君。州县长官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他们往往唆使人诬陷构罪，使其离职。所以在这里任官的人，大多受到牵制，不能施展；能够免于灾祸、任满离去的，十人中常常不到二三人。如今刘君处在这里六年，上下都信服他，没有听说有人非议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的才能足以治理纷乱，力量足以抑制强暴，而约束自己又极其廉洁。他的职务专门督理赋税，百姓相互使眼色示意，谁也不敢拿贿赂到他门下，大概正因为如此才使人心服。我本来不是善于说话的人，但看见别人有善行，总急于替他表彰说明。何况刘君出自我畏轩从父门下，和我家有世代讲习的交谊，我怎么忍心不为他作文章呢？于是写下这篇序。

译《送陈子仲询守肇庆序》国家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只从外任官说起，上至藩司、按察司，下至郡县，哪一个不是为了百姓而设置的？然而藩司、按察司地位尊贵，距离百姓较远，即使有善政，也必须经过郡县才能传达到百姓那里。县虽接近百姓，但地位低、力量小，有时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因此，能够亲近百姓，而品秩名位又稍稍可以和藩司、按察司相等；办事没有受牵制的忧虑，进退操纵都能由自己作主，恩泽容易施及百姓的，只有郡守是这样。自我皇上登基以来，对郡守的选任尤其慎重，但为什么得到合适的人又这样艰难呢？我往来南北，所经历的州郡很多，能够得到贤能郡守的，十个中不到二三个。即使其中所谓贤能的，也不过是刚强敏捷、明察秋毫，足以控制豪强、洞察奸诈，能够按期完成文书事务罢了。这只能称作能吏；要寻求像古代循吏那样的人，大概还从未听说过。唉！难道循吏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还是我偶然没有见到呢？今年冬天，三山人陈子仲询由南京户部尚书郎升任肇庆知府。肇庆就是古代的端州，如今是大郡，但地处遥远的岭外，多有瘴疠之害。做官的人刚到那里，往往就屈指计算归期，确实有南丰曾氏所说的情形。因此政事多半苟且，官吏的弊病日益滋长。当地富人蚕食贫弱小户，贫民则在山谷中聚众呼啸，和溪狿、洞獠交替出没，成为百姓的祸患。凡是往来其境的人，常常要借助官兵手持弓箭护卫，然后才敢通行。岭南的风俗，大多就是这样。有人说，陈子治理这里，应当用威势强力铲除治理；如果一概施行循良宽厚的政治，恐怕不合适。我说：不是这样。言语忠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在蛮貃之邦也行得通。何况岭南百姓沾受国家声教已经一百七十年，衣冠礼义的风俗同中原一样，已经很久了。偶尔有不遵从教化的人，大概只是有司不善于抚循所造成的罢了，难道可以因此一概用威猛手段对待他们吗？黄霸治理颍川，对外宽厚、内心明察，取得了官民的信任，使人不忍心欺骗他，治理成绩成为天下第一，这就是循吏的效果。陈子所担心的，只是政绩还没有达到黄霸的程度，官吏百姓欺骗他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渤海盗贼很多，龚遂到郡以后，用恩德和信义结交百姓，百姓都丢下兵器弓弩而拿起钩锄，这也是循吏的效果。陈子所担心的，只是政绩还没有达到龚遂的程度，盗贼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陈子以进士出身，任松阳县令，转任韶州通判，入朝任应天府治中，所到之处都有治理成绩；离任以后，百姓都思念他，大概是有循吏遗风的人。如今他前往肇庆，肇庆百姓得到他的休养恩泽，是必然的。他将要出发时，正郎李子仲又和他的同僚一同来请我写赠言，于是我把这些话依次写下，作为赠送。《送少司徒新山顾公致政还闽序》少司徒新山顾公，去年因年满七十岁，两次上章请求退休，皇上没有批准。到这时，他因灾变自劾，请求离职更加恳切。皇上察知他的诚意，特意批准他退休。命令下达不到十天，他就要出发，留都的公卿大夫士人没有不出来为他设宴饯行的；车马和随从堵满街巷，往来观看的人交相赞叹，都认为他贤能。即使汉史所称二疏归乡的荣耀，也不过如此。大司徒舆浦王公在饯饮之时，把一篇文稿交给我说：“一定要让你来作序。”我认为君子的出处，不过是出仕和退处罢了，但其中自有道理，不可以苟且。出仕却不能有所作为、惠及万物，等到年老时又不明白知止知足的戒律，甚至被人指摘，不得已以后才离开，那么他对于道又怎么样呢？当初顾公任湖南少参时，一句话不合心意，便拂袖径直离去，像是准备终身不再出仕。后来谏官纷纷上章荐举他，重新起用他；他接连历任藩司，入朝主持卿寺，终于升任司徒副职，列于九卿之中。自从初次任官到今天，三十六年间历任十二个官职，所到之处把百姓看作子女，把忧虑国家看作忧虑家庭；只要有利于国家和百姓，即使力量疲惫也会忘却并努力去做。至于正直耿介、清廉自守，恭敬勤勉而清贫节俭，不知道与古代大臣相比怎么样罢了。当权者知道他的贤能，曾经打算让他担任铨选官员的职务，却最终没有任用。然而顾公自己认为年老，三次上章请求告老，最终得到批准而离去。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点玷污和缺失，操守树立，名声完美，唉，实在难得。顾公出仕和退处都如此光明卓著，人人耳目所共见，那么他对于道不就已经相合了吗？有人认为，如今天子日夜忧劳，正要依赖老臣共同谋划治理；以顾公这样的贤能，为什么反而听任他离去呢？我说：不是这样。大夫七十岁退休，是礼制。皇上听从他的请求，是认为他已经年老，不可再劳苦于政事，这是仁德。因此在这件事上可以看见顾公守礼，也可以看见皇上的盛德；这正是三代君臣彼此相互成就的道理。何况顾公的志向虽然没有完全施展于当世，如今归乡后还可以用道德教化后辈，以礼让匡正乡里风俗，而淳厚的风俗必定从此开始。君子的出仕和退处虽然不同，但他的道无论在哪里都存在。譬如凤凰，有时在朝廷庭院中仪态端庄，有时在郊野鸣叫，随处都可以成为祥瑞。了解顾公的人，应当不会认为我的话过分。嘉靖甲午秋八月序。《赠宫谕伦先生主试事竣还京序》国家在学校培养士人，又通过科举选取他们。每逢大比之年，一定礼聘贤能的师儒主持考试。至于两畿，特别选派翰林臣前往主持考试，这就更加受到重视了。今年秋天，宫谕伦先生奉命来主持南畿考试。他返回时，公卿大夫在江边为他饯行。京兆郭君援引旧例，请我写话赠给他。我听说，君主治理天下，以求贤为第一要务；臣子的忠诚，以推荐贤才为最大。但自从成周的选举制度废弃以后，所谓贤能之人，必定要通过科举阶梯才能进身，而科举所选取的，只是文章。文章果真足以得到贤士吗？即使仅仅从文章来求取人才，一个人的心术邪正、才器优劣，也大略可以看出。因此自从设置科举以来，魁首和杰出之士，大多由此产生。但若主考官不能公正明察，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我过去承乏任翰林，常常想到儒学之臣承受国家恩典深厚，而职务相对清闲，能够用来报答的，除讲筵、史局之外，只有选拔人才、考核文章，为国家得到贤才，希望稍稍补益自己微薄的力量罢了。己丑年礼部会试时，有幸和先生共同任职，而先生心中殷切的私念，也和我一样。每到半夜参星横斜之时，我打开门观看，就看见先生的住所中寒灯闪烁，灯光从窗缝中透出。

译先生校阅得非常精细，取舍也十分严格。他内心所想的，只是希望贤能之人一同升进，而阻止不肖之人的进用，这是多么明察而公正啊！何况如今奉命在这里主持考试，他的责任尤其专一而重大，他的用心难道会有一丝不到位吗？南畿是人才聚集之地，先生所录取的人，我不能全部知道；但他罢黜那些浮薄、还崭露头角却互相倾轧的士人，人人都称赞说：“先生是当今的欧阳子。”由此可知，他所得到的，必定都是正大光明、俊伟笃实之士。将来他们济济一堂，为当世效力，使王道达到和乐兴盛，使风俗恢复淳厚，必定会有所依赖。那么先生选取人才、报效国家的忠诚，在这里就表现得最为重大了，哪里是寻常见识所能窥测的呢？先生的先父宫谕公，由殿试魁首进入翰林，曾经主持南畿文事；如今先生一一踏着先父的足迹前进，所以人们认为这是荣耀。他的名位所达到的地方，正远未到尽头。嘉靖甲午秋九月序。《贺舆浦王公晋拜南京大司徒序》孟子说：“国君进用贤人，好像不得不这样。贤人对于国家，关系重大。罢退贤人不可轻率，进用贤人也不能轻易决定。所以一定要左右大夫、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考察他；见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我的舆浦王公起初任少司徒，监督管理仓储。当时，公在九卿副职中资历最深，也最贤能。每逢尚书职位空缺，朝廷臣僚总是把公的名字上报，却总是不被任用。众人都不能测度其中原因。然而公正直自守、遵循正道，起初并不因此疑惑沮丧。遇到事情敢于担当，奋勇向前而不顾虑前后，卓然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一时之间，士人的声望全都归向他。前年冬天，公被授为大都宪，掌管南院事务。到这时，南京大司徒职位空缺，又任用公补任。不到两年，公便再次蒙受简拔任命，升为上卿。于是众人都向公祝贺说：“公受到皇上的知遇，难道是从现在才开始吗？”我说：“不是这样。圣明天子知人善任，同尧舜一样。凭公的贤能，长期立朝任职，难道要等到今天才被皇上知道吗？”大概皇上任用人才十分谨慎，虽然知道公的贤能，仍然一定要详细考察、熟悉了解，然后才重用他。这正是所谓‘进贤如不得已’，哪里是常情所能测度的呢？” 有人说：“皇上既然知道公的贤能，为什么不召他入朝，反而把他安置在南京这个清闲的位置？这果真是安置公的办法吗？”我说：“不是这样。南京是国家的根本。自从文皇帝迁都北方以后，南京所保存的宫府、宿卫以及典章仪物，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至于金钱谷物的出入、盈亏数量，以及一切军国所需，都归司徒掌管。大司徒得到合适的人，国家的财用就充足，军队粮饷就丰足，皇上也可以免除南顾之忧。这关系如此重大，难道是小事吗？我曾听说宣庙想要得到一位老成忠直、在紧急时可以依靠的人，安置在南京这个国家根本之地，却难以找到合适人选。有一天，宫中偶然读《尚书》，把黄忠宣公的章疏拿出来给辅臣看，长久地赞叹欣赏。第二天就改任他为南京尚书，可见对这个职位看重到如此程度。那么皇上任用公，意图或许就在这里吧？公荣升时，按照旧例，九卿应当有赠言。新山顾公以少司徒代理南院事务，和公有前后相承的交情，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不才，谨慎叙述圣明天子任用公的用意，写成这篇序，也用来告诉天下士大夫。《赠大尹茅侯考绩上京序》六合县是京兆府所属的县，紧邻南畿，号称形势雄要、声望显著。然而它地处大江边，时常有萑苻盗贼的警报，军民杂居，诉讼文书接连发生；南北往来的使者经过其境，车轮相接，供应和劳役频繁，因此在这里做县令的人总觉得困难。山阴人茅侯治卿，以著名进士出任这里的县令，刚到任就有交口称誉的声望。我在京师时，曾听说他的贤能，却没有时间查实。今年我承受恩典来到南京，任南部官员，正逢江南江北接连遭受旱灾蝗灾；所经过的郡邑，田地多已荒芜，百姓面有饥色。进入六合县境后，恰逢春雨刚停，春耕正开始，南边田地、西边田畴，绿色秧苗一望无际；男子耕作、妇女送饭，欣欣然全无匮乏之色。我高兴地询问说：“这个地方的百姓安定吗？”回答说：“安定。”“县里有贤能的县令吗？”回答说：“有。”“他的政绩如何？”有位老人上前回答说：“我是小民，哪里能知道政事？但自从我们县令来到本县，年年没有严重灾害，仓藏中有积存的粮物，监狱空虚，盗贼逐渐减少停止。我们百姓节省力量而费用减少，赋税平定而诉讼得到处理；男子从事耕作，女子治理丝麻；老弱不至于辗转流离，青壮年得以免于迁徙。”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哪里能知道县侯的政绩呢？”我说：“照您这样说，县侯已经贤能了。我听说县侯将任满三年，假如天子夺取县侯使他离去，让另一个县令来代替您，怎么样？”众人便都忧伤叹息、流泪哭泣，像幼儿失去了慈母一样。我叹息着离开了。到了南京以后，六合县幕僚宋君元朝是我的姻亲，寄信来说：“茅侯考核政绩将要离任，希望您写一篇赠言。”我想到县侯的政绩光明显著，人人耳目共见；如今上朝考核上等，天子将要把他安排在台谏或侍从的职位上，六合百姓即使想挽留他，也不可能做到了。因此我叙述当地人思念县侯的心情，代他们作歌，让他们用来饯行。歌词说：排列宴席在江边，摆上佳肴斟美酒。县侯不肯留下啊，使我忧愁；树木凋落在江边，云彩飞过水湾，惆怅遥望你不归，我思念县侯而久久伫立。浪中划桨，风里张帆；江路遥远又漫长。县侯离去啊，如双鸬鹚飞翔；重新进入宫门啊，新任台谏章奏之职；惆怅遥望你不归，我思念县侯而徘徊彷徨。

译《送经宪林君序》长乐人林君道近，起初以著名进士出任临川县令，三年政绩考核为最优，征召授任南京经宪。到这时，北方经宪职位空缺，征召林君入朝补任。林君听说后，颇有忧虑之色。我询问他说：“做官以接近君主为荣耀，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您却把这看作忧虑，为什么呢？”林君说：“我并不是不愿意调入京城，只是才能各有所宜；如果不衡量自己所能承受的，冒然去做，就是让蚊子背负大山。如今两京都察院都设有这个职位，幕职的品秩相同，体制也相当；但事务只有这里最为繁重。因为章奏上达皇上、檄牍下行各处的数量，比南京不止多几倍。事情虽由院长裁决，但文书一定要经过幕职才能施行，幕职每天签署的文书不下百十件，丛集堆积；没有敏捷通达、疏畅明快的才干，就不足以应付。这正是我所忧虑的。”我说：“您所忧虑的确实如此；但我又听说，幕职的职责不止这些。国家设置都察院，掌管风纪，用来端正百官制度，警戒官场邪恶，寄托朝廷的耳目，称为中执法，其重要性不是一般各司可比。所以常常从大臣中选取有威望风采、懂得大体的人，使他掌管院中章奏；又选取有文学和议论才能的人来担任幕职。遇到大事，幕职可以凭借自己的职责同院长商议可否，寻求最恰当的处理结果，不只是奉行文书而已。大体说来，这个职位有些像古代幕府中掌管文书的记室，但如果不是通晓经学、熟悉古代、具有品行义理，并且受到长官敬重信任的人，就不容易施展自己的志向。所以幕职的困难正在这里，而不在前面所说的文书事务。”林君起身致谢说：“我到今天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先生幸亏教导我，我不敢不努力。”林君将要出发时，侍御乔君伯藏等人因为我和林君有同乡交谊，来请我写赠言，于是我依次叙述这些话，写下来赠给他。《赠大司成顺涯王先生序》顺涯王先生和我同年考中进士，同在中书秘阁读书。后来顺涯请求辞去官职到学校任职，不久因推荐起用，升任选部郎中。如今少保西樵方公认为他贤能，向朝廷推荐，说他的学问和品行适合担任劝讲之职，特意擢升他为春坊谕德；顺涯因病坚决辞谢。回去以后，又以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职位到他家起用他。顺涯又想辞职，知交们阻止他，并且写信催促他上任，他才收拾行装前来。到任后，他站在诸生的馆舍前，每天用圣贤之学开导勉励他们，诱导扶助士人，使他们兴致勃勃，都像有所收获。到这时，他因末疾恳切请求退休，皇上不允许，只准他回乡。不久寻访医生使病痊愈，他又回来供职。消息传到留都，士绅们都感叹他的贤能而惋惜他的离去。我说：不是这样。士人的习气败坏已经很久了。顺涯归去以后，朝廷知道士大夫中也有不贪恋爵禄的人，因而更加尊重天下士人。至于这种声望所感召的影响，又将使士大夫听闻此事，崇尚他恬淡退让的操守，平息他们躁进求取的心，这种益处实在很大。他将要出发时，留都从九卿以下都作诗赠送他。少司成南野欧阳先生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我听说顺涯讲习圣人之学，那么，圣人之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呢？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约束自己的感情；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到辞让、接受、取舍、给予，以及出仕、退处、说话、沉默等一切事情和万物，都能处置得当而不失其本来应然的原则，道就在这里了。道难道是从身外而来的吗？近世的学者对于道，只停留在讲说而已，却不把它落实到自身，作为归宿之处，所以真正懂得德性的人很少。顺涯的学问，我还没有时间深入叩问；但看他出仕和退处之际，正大光明，没有苟且迎合、侥幸求得的行为，总的说来是接近道的，其他事情也都可以由此类推。这样看来，他做学问难道只是专门从事讲说吗？如今他归去，在山中静坐，精心思考、竭力探索，所达到的境界会更加深厚。将来如果被征召起用，进入朝廷高位，他一定会想把自己的学问施用于当世，使圣贤之道不只寄托在空洞言语上；这才是世道的幸运。至于把躺卧白云、采食紫芝作为快乐，而忘记当世政治的治乱得失，那不是我对顺涯的期望。《送杨君汝黙之河南宪幕序》杨氏是建安的名门大族。国初文敏公凭借宏博的才华、经世济民的学问，历任三朝宰相，功业铭刻鼎彝，和文贞公、文定公并称“三杨”，真是盛大啊！两位公的后代没有显达，唯独文敏公的子孙科举接连不断，多做到高官。到了偲庵公，终于做到冢宰，又是多么显赫！冢宰公立朝时的大节，天下无人不知。至于在家中，亲自实行节俭，即使贵为公卿，他的子孙仍穿着朴素儒服，没有穿着华丽丝绸的习气，近世大臣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汝黙是冢宰公的长子，今年以太学生身份在京师候选，我多次在早晚见到他。看他的居处和服饰，萧然如寒士；但和他谈论天下大事，他分析论辩、商量斟酌，往往都切中要害。大概汝黙生长在世代为臣的家庭，熟悉听闻本朝典故，又跟随父亲宦游四方，对人情和政体更加熟练明白。这哪里是拘泥文义、不了解时势变化的迂腐儒生俗士所能相比的呢？冬十月，他被擢升为河南按察司知事，将要出发，向我询问赠言。我拿什么来告诫他呢？即使如此，我曾听说杨氏在汉代没有比关西更加显盛的，伯起号称“关西夫子”，曾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四知之说拒绝故人赠送的金钱，清白的德行显著闻名。后来他的子孙四代出了三位三公，都显著具有清廉声誉，汉史也以此为荣。如今建安的杨氏，确实以关西杨氏为祖先，大概能够守住家法而不改变，所以世代出公卿，兴盛到这种程度，并不是偶然的。那么汝黙守住这一点就够了！如果果真有人称赞他说：“这个人没有辜负清白官吏的子孙之名。”那么对于杨氏先世的美德，不是更加增添光彩了吗？《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又说：“永远思念孝道。”请让我把这两句诵给汝黙听。林文俊序

译《寿东泉先生姚公七十诗序》我读《崧高》诗，其中说：“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又说：“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自古以来的贤哲，没有不是本于上天所生的；但上天生养他们，难道是徒然的吗？本来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人才。因此，他们入朝在朝廷任职，就一定能够辅佐王室，成为国家的屏障；出仕在外，就一定能够为四方效力，成为百姓的司命。像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无愧于所谓“岳降”。在今天寻求这样的人，像太子少保、左都御史东泉先生姚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公今年登临七十岁，仲春二十一日是岳降之辰。凡是公曾经任职和游历的地方，在朝的士大夫都作诗作文；他的儿子宫谕君惟东把这些寄来为公祝寿。公任提学、任右辖，都在我福建，他给福建留下的恩泽尤其深厚，难道可以不祝贺吗？各位的诗已经装满诗卷，拿来给我看，让我作序。我看公任提学时，把成就人才、厚重风俗作为急务。经公考察赏识的士人，后来没有不成名的；他们常说：“公把我看作有用之才，对我有恩。”公任藩司掌印时，清除污垢、铲除弊病，堵塞各种蛀虫般的弊端和漏洞。逢大比之年，按惯例应由百姓承担的费用，公拿出官府库银数千来供给这些费用，并且免除通常征收的赋税。因为他拿出的本来都是可以归自己使用的钱，所以人们认为这很难得。这就是公在福建任职时的事，也是我亲眼所见。后来公以都御史身份出镇榆林，离开福建十多年，士卒一提到他就流泪。在广右平定岑氏之乱时，他的功绩尤其伟大；这又是天下人共同看见、听闻的。因此说，公的德泽遍及天下，功业建立在边疆，也已经非常盛大了。然而议论者还认为公的功名被文章的声名掩盖，这不是定论。像公这样的人，正是所谓上天生养贤哲以供国家使用的人，难道不是吗？公退休已经六年，推荐他的奏疏达到十五道，天子察知他的忠诚，特地下诏起用公。如今海内士人正观察他出仕还是退处，以此占察世道的兴衰。那么公难道能够始终卧居而不出仕吗？何况公年纪还未衰老，耳聪目明，故人的书信一定亲自书写。我从留都两次收到公的问候信，每次都要洗手后才阅读。这次幸亏从宫谕君那里得知公的起居，深感欣慰。公的寿辰，不只是公一家人的庆事，也是天下的庆事。将要看到公重新登上台衡之位，辅佐明君，平定四方，安定社稷，昂然成为国家栋梁，使天下明白知道我公如同申、甫二公一样是上天降生的贤臣，岂不是伟大吗？我不才，因为公的寿辰而思考上天生养贤人的用意。上天生养公，绝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依据《崧高》诗写下这篇序，读者应当认为我的话是知晓事理的。《送郡守黄君以诚之松江序》郡守和县令都关系到百姓的重大事务，但郡守官位尊贵，所统辖的地方广大、百姓众多；县里的政令有所更改调整，必须先向郡守咨询，然后才能决定，所以郡守比县令更加重要。皇上登基以来，特别关心百姓，每次颁布诏令，最急于处理的就是郡守和县令，尤其重视郡守的选任。何况松江是江南的大郡，国家财赋从这里出产，每年漕运数百艘粮船供给京师，是国家的命脉；担任这里的郡守，难道可以不选择合适的人吗？今年秋天郡守职位空缺，吏部尚书慎重选择，得到了武选郎中黄君以诚，便上疏请任，皇上批准了。黄公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进县令，因治理成绩被推荐，召入朝廷，历任驾部、选部，都有声望和政绩。过去我经过毗陵时，君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县中父老谈起君的美政，口中一直不绝；我高兴君治理县邑有循吏的风范，又惋惜他职位低而施展范围小。如今得到大郡来治理，他的恩泽所及，难道会有穷尽吗？但我又听说，吴中百姓虽然富裕，风俗却奢侈；田地虽然肥沃，赋税却很重；收入有限而支出没有节制，赋税有定额而年成好坏却没有常数，这样想让百姓没有困苦，能够做到吗？所以进入当地，看见高大宅第栋梁相连；行走在市场，看见各种货物充满店铺；接触当地人，看见他们穿着霞彩般的绮、雾气般的縠，以为三吴的富盛本来就是这样，却哪里知道百姓的困苦有着无法完全描述的情状呢？这就像观察一个人，看他的外表四肢百骸似乎没有疾病，但他的元气已经受病，又有谁能知道呢？所以善于医治百姓疾苦的，关键只在于调理元气；善于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只在于保全命脉。不是见微知著、明察祸患的君子，谁能够参与这件事呢？这就是我对黄君的期望。君将要出发时，我们同道的士人一起为他饯行，托我作序；我有幸和君交往，又看重各位的请求，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译《送月溪黄君唯夫守兴化序》今年夏天，我任兴化知府缺时，曹之彦按资历应当补任知府。知府人选本来很多，但我们郡里的人唯独属意于月溪黄公，说：“黄君是古代的君子。况且潮州距离莆田很近，风俗相同。您来治理莆田，政令一定会亲近百姓。”过了几天，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于是众人奔走相告，个个喜气洋洋。黄君志向端正，操行清白，学问广博，见识宏大。他认为古人一定可以赶上，宇宙间的事情也都应当由自己承担。闲居时对于当世政务，默默筹划，暗中谋算，早已有完整的成算。只要断然决定，便能看见实行的效果，绝不是徒托空谈。他任户部尚书郎十多年，有时在外监督赋税，有时在中央掌管职务。政务堆积繁多，他却从容指挥，很快就安排妥当。若认为某事不可行，即使九头牛也不能把他的决定拉回来。大司徒凤山秦公、松皋许公常常向我称道他的贤能，认为他可以大用；但黄君反而惶恐不安，好像不能胜任治理一郡的责任。有时他来拜访我，便询问本郡的风俗以及适宜的治理方法。我说：“我们郡濒临海边，百姓性情柔弱，不喜欢诉讼；读书人努力求学，农民努力耕作，不过如此。”黄君以前经过莆田，曾在傍晚带着导骑出城，路过时住在我家。那时，您在田野中看见过有荒芜的土地吗？进入耳中的，难道有不是弦歌诵读的声音吗？农事得到整治，监狱案件就会减少；儒学兴盛，礼义就会兴起，这才是风俗之美。可是，四五年来，百姓受水旱灾害困厄，又被征发和索取所困，不能安居乐业的百姓已经很多了。您再来一次，风俗虽然还没有改变，但乡里的憔悴、村镇的萧条，已经与从前所见不同了。看见我们一乡如此，全郡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这难道能漠然置之而不加治理吗？何况全郡境内，利益尚未兴起，祸害尚未消除，冤狱尚未昭雪，幽闭困滞的人才尚未得到疏通，哪一件不是等待您来处理的呢？因此，政令一定要公平，诉讼一定要审理，赋税一定要节制，法令一定不能烦琐，刑罚一定不能苛刻，年成凶荒一定要有储备，穷困而无处申诉的人一定要得到养济。您这样治理郡政，郡中的百姓大概就能痊愈了吧？黄君起身致谢说：“先生说得好啊！我年轻时迂腐愚钝，私下里只对先王用来治理和教化天下的道理有所志向。至于两汉的循吏之道，本来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如今幸而承蒙皇恩，代理治理大郡，即使才能有所不及，志向难道敢不努力鞭策自己的愚钝，求得不辜负圣明的选用吗？”于是郡中人听到这些话，都知道黄君果然是贤能的太守。他将要出行时，众人在郊外会集为他饯行，嘱托我写这篇序。《武举录》后序 嘉靖八年，武举考试考骑射和步射，已经按照规定考过两次了。到了考试结束时，又应当考试策论。皇上命令侍讲学士臣诰、右赞善臣文俊前往主持此事。臣文俊拜谢叩头接受诏命，退下后伏地思考：武臣，考他的射技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考文章呢？《诗经》不是说：“文武兼备的吉甫，是万邦的法则”吗？既然如此，只有武力而没有文才的人，可以担任将领吗？晋国谋求将帅时，赵衰说：“却縠可以，他能讲说礼乐，研习《诗》《书》。”在列国争相用兵的时候，尚且有这样的见解，其他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国家选求将领，同时采用文武之才，这正深合古人的本意。大概一定是想得到像吉甫那样的贤才来任用；至于像却縠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必屡屡计数了。不过臣还另有一番话：兵器凶险，战争危害极大，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但一定以正义为根本。所以《易经》说：“出师守正，有丈人统率才吉祥。”《春秋》中已经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了。到了战国，谈论用兵的人竟公开说：“用兵是诡诈之道。”于是百姓就不堪其苦了。孟子对此感到悲痛，所以为此申说来挽救它，说：“征伐这个词，意思就是正义。”唉，这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自从这种用兵之术兴起，圣贤树立学说来挽救它，尚且担心不能胜任。可是后来求取将领，竟有所谓明白熟习孙武、吴起兵法的人，于是明白地向天下显示，认为取胜的方向就在于此。天下人怎么能不争相趋附呢？然而读懂那些兵书并且善于运用它，仍然取决于人的自身。如今国家正处在太平兴盛的时代，四方没有忧患。圣明的天子以仁德为根本，崇尚生养而不轻易杀戮，正在致力于彰明德化、使远方归服，让天下重新看到虞廷以干盾羽舞而实现治理的盛况。然而在科举中如此急切地求取将领，大概是出于安定时不忘危险的心情。这样求取将领，难道是因为当今将帅中没有孙武、吴起那样的人吗？恐怕只是想得到真正兼具文武才能的人罢了。各位士人自己看一看，文才武略与吉甫相比怎么样？难道忍心不以吉甫自期吗？唉，参加这项科举而被选出的人，幸而有像吉甫这样的人，才足以仰承副合皇上侧席求贤的愿望。我们这些以人才侍奉君主的人，也就可以稍稍感到欣慰了吧。

译《送大总制东圃刘公诗序》今年春天，边境屡次传来警报，议论的人请求任命一位大臣总管宣府、大同各路军务，皇上批准了。朝廷下令让大臣们选择能够胜任的人，众人都说：“没有谁比宣府巡抚东圃刘公更合适。”把他的名字上报后，皇上素来听闻刘公的名声，于是晋升他为少司马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出行，对他的委任也更加厚重了。刘公当初在宣府时，忧虑边地百姓没有受到教育，便创建上谷书院，教导他们争相自我磨砺，于是有了考中乡试、取得荐举的人。如今刘公将要离开，镇中士人感念他的恩德，凡是没有忘记他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的同年、大中丞黄公伯魁来请求我写序。我听说古代出兵征伐，必定在学校接受成命；等到凯旋归来，又在学校举行释奠，以献俘和报捷告祭，所以《诗经》说：“威武勇猛的将军，在泮宫献上俘虏。”夏、商、周三代时，施用于征伐和讲习于学校的道理，并不是两条道路。后世文武分为不同科目，懂得这一点的人就很少了。刘公所治理的地方邻近强大的敌寇，在崎岖的战场之间，还要招募士卒、修缮兵器、筹划储粮供应，每天忙碌得没有闲暇，却反而急切地致力于文教，难道不能说他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吗？刘公以甲戌年进士出身，最初任进贤县令，恰逢宸濠发动叛乱，人心汹汹；他凭一座孤危的城池，发誓死战以激励众人，首先挫败了叛军的锋芒，使贼军狼狈受阻，不敢继续东进，各郡也因此得以做好防备。宸濠在安庆失败，是因为刘公在进贤先挫败了他的锐气。事情上报后，刘公被征召任御史，不久升为大理寺丞，没过多久又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宣府。边地臣属中有蓄谋叛逆、尚未发作的人，刘公用计将他擒获，立即在市上处以磔刑。从此边地百姓畏惧威严、奉行法令，北方敌人听说后也相互告诫，不敢入寇。大约五六年间，四境安宁，军民安居。刘公于是得以利用空闲兴办学校、崇尚文教；有空时便亲自到书院，考核督促诸生，用忠孝大节勉励他们；又请求修建褒忠祠，凡本地人为国事而死的，都加以祭祀，用来劝勉忠臣烈士。刘公所做的一切，都是忠义之心所发，评论者往往拿他与张睢阳相比，这确实是实录。唉！当初刘公倡导义举讨伐宸濠时，出入都随身带刀；妻子儿女关在一间屋里，四周堆上柴草，估计事情不能成功，就先焚烧妻子儿女，然后自己自杀罢了。那时连自身和家人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谋求富贵呢？如今他自身享有丰厚俸禄，地位达到列卿，开府统率军队，手持旌节，功名的盛大，几乎可以和古代出将入相的人相提并论。若不是刘公的忠义得到神明扶助，难道会有这样的偶然吗？《诗经》说：“谨慎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只亲近正直的人；神明听见这些，就用福禄善待你。” 难道这话还不可信吗？刘公这次出行，怀持平日的忠义之心，再以世所罕有的才能来辅助它，他能够取得成功，归来后成为朝廷的仪表，看来是可以确定的。我写下这篇序等待着这一天。《忠武录》序 我读史书读到汉代诸葛忠武侯时，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汉朝末年，群雄同时兴起。曹操凭借像鬼蜮一样的雄诈，逞强施诈来胁迫控制天下；孙权乘机占据江东。在这个时候，一时的才智之士争相为他们效力，不再知道还有刘氏。唯独诸葛侯在刘备三顾之后出仕跟随，说：“将军是汉朝皇室的后裔。”曹丕篡夺汉朝以后，诸葛侯便劝刘备在蜀地正定帝王名号，以继承汉朝的统绪。而他的内心，直把消灭贼寇、复兴汉室当作自己的责任。他说：“汉贼不能并立，帝王事业不能偏安。”诸葛侯的志向由此大概可以看见了。可惜汉朝的国运终于告终，他的功业没能完成。然而千年以后，读诸葛亮《出师表》前后两篇，仍然使人凛然知道讨伐贼寇的大义，使那些背弃君主、追逐私利的人无法逃避天地间的责罚。这对于维护纲常，难道不是大有依赖吗？南阳城西七里有一座山冈，名叫卧龙，就是诸葛侯草庐所在的地方。古今题咏很多。唐府承奉魏景仁君担心年代渐久，这些作品散失而不能流传，便请良医沈津编次成卷，题名为《忠武录》，准备刻板印行流传；又通过大理寺副王懋德君请我写序。我才疏学浅，谨仅就诸葛侯内心所存的志向加以论述，其他方面就来不及谈了。魏君是鄢陵人，侍奉唐成王，以恭敬谨慎闻名。成王去世时，遗命把府中的财物分别赏赐给僚属，唯独魏君没有把它据为己有。他后来既修建国子监养正书院，又刻印这部文集，他的志向很值得赞美啊！所以一并写在这里。《倪氏重庆序》我听说三山有一位戆庵倪公，考中进士，最初任主事，因为刚直触犯权势宦官，曾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出任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退休后承蒙恩典，品阶升为亚中大夫。他的儿子罾浦先生以乡贡身份出仕，任江西靖安县教谕，想到父亲年老，不愿意安心做官。宸濠的叛逆阴谋逐渐暴露后，他弃官回家。中丞孙忠烈公知道他的贤能，发文催促他回来复职，他却坚决卧居不起，在西园择地筑屋，亲自耕作奉养父母，心情怡然。大概我对父子二人都十分仰慕，只遗憾未能结识。前年的丙戌年，我才认识了罾浦的儿子组缉。这一年，组缉和他的堂叔镜一同考中进士，当时人们称为“三倪”，盛况真是了不得！而我知道组缉的贤能，实在是从他的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不久，组缉被授任南京户部主事，堂兄弟都任户部主事。戆庵公的妻子林宜人，享年八十六岁；罾浦及其妻王氏，也都年过六十，身体健康。今年秋天，因尊号恩典，罾浦被封为与其子官职相应的官爵，王氏被封为安人。这样一来，一家四代，官服冠饰相互辉映，前后显耀，这是近世富贵人家中少有的。主事兄弟自认为在南北任官，不能侍奉父母膝下，每每伸长脖子向南眺望，惘然若有所失。他们在任官之处，总是节省妻子儿女的供养费用，把俸禄收入中的余钱买来甘甜柔美的食物奉养父母。到这时，他们又请我写文祝寿，说：“我将要替祖母和父母举行欢娱之事。”我没有什么才德，谨为他们叙述倪氏祖孙父子的事迹：他们的贤德超过常人就是这样；林宜人、王安人的贤德，也由此足以得到证明。既然如此，倪氏的显贵、富有和高寿，实在不是无缘无故侥幸得到的。听到这些事的人，大概都能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

译《贺余君受散官序》奉新余君熼，字孔嘉，是一位纯孝的君子。正德五年，华林盗寇反叛，余君奉母亲躲避到城中。第二年四月，盗寇突然来到，抓住他的母亲，想要杀她。余君跪下哭泣说：“请杀我吧，不要惊吓老母亲。”盗寇被感动了，母亲得以保全。后来盗寇又要把他抓回寨中，余君哭着请求用自己代替母亲，于是盗寇放开母亲，把余君捆走。余君被带走后，担心伤了母亲的心，立即拿钱赎身，终于得以回来奉养母亲。这件事载于县志。像这样，县志所记载的孝行，在前代汤霖霖之后，就是余君了，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说很难得。汤霖霖的孝行，是六月得到冰来给母亲饮用，使母亲的疾病因此痊愈，这件事很奇异，但也是遭逢平常的病痛。至于余君，在变故危急之际，能够不爱惜自身来使母亲脱离危险，他的事情之难，比汤霖霖恐怕还要超过。汤霖霖的事迹被朝廷听闻，受到嘉奖，授予临江路儒学教授。像余君这样显赫的孝行，假如上达朝廷，朝廷对他的褒奖表彰，难道会低于汤霖霖吗？可是有关官吏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这是为什么呢？近来他的儿子上舍光彝缴纳粮米，司徒君才得以接受正七品散官。余君的孝行，足以感动强暴之人，使同乡人受到感化，百世以后也能与古代孝子相媲美。即使史册中记载的只是一个平民，他终身也已经荣耀了，哪里还会在意这个呢？只是想到盗乱之日，本县百姓有骨肉不能相互保全，有的活着成为俘虏，有的死后尸体被野草覆盖；唯独余君母子得以保全。余君的母亲享年九十岁去世，如今余君也已年过六十、接近七十，安闲地生活在故乡，享受这份恩宠光荣。他的子孙大多贤能，流传下来的福泽没有止境。这难道不是所谓纯孝的报偿吗？《诗经》说：“没有不孝的人，自己求取那福禄。”我没有什么才德，请让我把这句话吟诵给余君。《送林良辉知桂阳州序》去年我从春坊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深深想到自己的浅陋与职位不相称，因此感到忧惧。到任以后却很高兴，因为僚属中有很多贤能的人，可以补助我的不足。像我们良辉，尤其是杰出而难得的人。良辉任职三年期满，我在他的考语上写道：“官职掩盖了他的才能。”这是惋惜他还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过了一年，他被提升为桂阳州知州。这时天子正留意太学，更新教育方法，慎重选择师儒，以取得培养人才的功效。我在这时又遗憾不能留下良辉来帮助自己。可是，分掌六馆的教职不止一个人；如果知州专门治理一州，一州百姓的困苦和安乐、休养和忧患，都系于知州一人，所负的责任不是更加重大吗？何况桂阳是湖南的大州，百姓受困已经很久了。如今要革除烦苛政令，使病困的百姓苏醒，吏部认为除了我们的良辉没有人可以交付此任，那么我难道应当把这看成个人不能留他的遗憾，而不为本州得到贤能的太守感到高兴吗？良辉出行时，他的僚属援引旧例，请我写话赠送给他。我想到良辉为人，明白通达，疏朗开阔，事情一到就能果断处理。如今的桂阳，对他来说就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的利刃，只怕没有虎豹犀兕来让他刺杀罢了。我不担心他不能有所作为，所担心的是他不能成为古代的循吏。古代的循吏，以至诚顺应事物，以宽厚仁慈体恤下民，致力于施德而减缓刑罚，不设置钩距之术，与百姓相处如同家人父子，彼此唯唯诺诺，这才叫真正的良吏。至于依仗明察来挑出奸邪，严厉刑罚来惩治恶人，使属吏和百姓畏惧服从、不敢欺骗自己的，这只能称为能干的官吏罢了。能吏可以求得一时的名声，很快取得显赫的职位而已。循吏任职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他离任后，百姓思念他，甚至在祭祀时长久不忘他。拿这两种人相比较，他们的优劣如何呢？良辉在这方面应当知道如何选择。我听说良辉有孝友的品行，俸禄收入全都用来供养兄弟；对于孤儿寡妇，甚至卖掉田地来帮助他们，可以说是仁人用心了。如今桂阳的百姓，哪一个不是我的赤子呢？其中难道没有孤儿寡妇吗？如果真能把这种心意推及他们，百姓怎么还会有失去安身之所的呢？努力吧，良辉！将来若有人来说：“桂阳有一位贤能的太守，是从太学老师门下出来的。”那么我也将感到增光了。《望枫亭诗序》望枫亭，是南京户部郎中蕲水徐子元君所建。子元安葬父母在东冲已经若干年了。他居所的南面有座山，名叫龙防。登到山腰，向西南望去，就能看见东冲的坟茔；林木郁郁葱葱，其中有一棵枫树格外突出。子元哭着说：“我的父母已经不能看见了，看见这棵枫树，或许就像看见父母吧。”于是就在这个地方建亭远望，匾额题作“望枫”。缙绅大夫多为此作歌诗，子元汇集成一大卷，间或拿给我看，并请我写序。我曾经考察过先王制定的礼制。子女对于父母去世，要给尸体入殓、加衣、装殓入棺、下葬、封土；把墓藏修筑得这样厚重，是想让人不能再看见尸体。既然已经不能看见了，孝子思念亲人的心将寄托在哪里呢？于是建庙安置神主，以神主祭祀，以尸象代替死者接受祝告。圣人的意思大概是说：孝子如果要在亲人那里寻求亲人，亲人就在这里。至于丘墓，虽然不是神灵凭依之处，但亲人的形体魂魄埋藏在那里，因此又有到墓地省视的礼仪。所以离开国都时，要先到墓前哭泣然后出发；回来时，要先到墓前省视然后入城。吊唁离开国都的人，便说：“怎么能离开祖先的坟墓呢？”孝子对于已经去世的亲人能够表达感情的地方，只有宗庙和坟墓而已。礼经中记载的见于亲人的礼制就是这样。然而宗庙近而坟墓远，正因为近，所以可以早晚前往拜谒；正因为远，只能按时前往省视。可是孝子的心尤其不忍片刻离开亲人。于是登高远望，看见丘坟之上林木森然、葱郁茂盛，想到自己的亲人形体魂魄埋藏在树木下面，便为之徘徊顾恋，眼泪流出不能停止，于是建亭远望，希望借此能够按时看见亲人。像子元这样做，虽然是先王制定的礼制中没有的，但他的感情更加深切，志意也更加令人悲伤。可是，子女思念亲人的心，如果一定要受到耳目触动之后才发动，就会有时忘记亲人。只有爱深深根植于内心，才会在每一句话、每一步行动中自然不忍忘记亲人；凡是损害自身德行、辱没亲人的事情，也都不忍去做。子元由贤能科目出身，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清廉如冰蘖的操守始终不改变。当时人一致称赞他说：“徐家有这样的儿子，这就是最大的孝。”如果不是从他思念亲人的心推导出来，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听说唐代御史黄端曾经建亭远望他的父亲，后来朱子居住在那里，如今称为考亭的地方就是那里。子元的志向既然与黄端相同，假如再用朱子的学问来充实自己，那么他将来所到之处的成就就更加不可估量，而望枫亭也将永远为人所知。

译《寿东麓沈公序》锦衣卫指挥佥事东麓沈公，今年八月四日年满七十岁。沈公的儿子沈钟等，准备在这一天举杯为父亲祝寿，请我写序。我正奉命前往南京国子监，正在催促收拾行装准备出发，没有时间提笔；但沈钟等人苦苦请求，不肯放过我。可是沈公的贤德，是我早就听说的，怎么忍心因为仓促而一言不发，不在寿宴上献上一点祝辞呢？沈公是武宗贤妃的父亲。武宗临朝十六年，受宠的近臣依恃恩宠横行，威势炽盛；沈公作为后妃的至亲，却独自退居安静处所，仿佛不愿以声名行迹被人知道。如今皇帝继承大统，因沈公是前朝的贵戚旧臣，对他特别优待，赏赐格外丰厚；沈公对此更加谦抑自守，退居城东别业，除非朔望朝谒，不进入城中。府中宾客来了，便以饮酒和投壶为乐，谈话不涉及当时政事。对于权贵，如果不是平素相识的人，他从不轻易接受名帖拜访。我们国家对于外戚优厚地给予俸禄爵位，却不把权力交给他们，这是保全外戚的办法。如今看沈公自处，像这样专务韬光养晦，那么古今后妃外戚中的贤者，像沈公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沈公既享有长寿，子孙也很多，而且个个循规谨慎，礼仪法度井然；车马衣服都没有改变儒者的朴素，这又可以看出沈公的教诲已经施行于家庭。从今以后，子孙后代世世相传，永远享受上天的俸禄，与国家一同无穷无尽，这是可以预见的。那么沈氏的兴盛，难道会有终止吗？沈氏从钱塘迁到建康，世代以医术著名。沈公的父亲名廉，尤其有隐蔽而不求闻达的德行，救活的人很多，吴越之间称他为长者；沈公又承继积善，后来果然生了一个贤淑的女儿，被选入宫中，结为帝室姻亲，获赐京城住宅，高门大第可以与公侯相比，显贵的阶位和丰厚的俸禄传给后代。上天对于人，施报果真这样没有差错吗？我没有什么才德，谨借叙述沈公寿辰一事连带写出这些，用来告诫天下人，希望听到的人都能有所劝勉。《贺主事杨君叔用考绩序》我读书时，看见舜任命四岳、十二牧、九官，接着又规定“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黜陟”的制度，不禁感叹说：“这二十二个人，在唐尧虞舜时代都是一时之选。舜既然已经询问并任命得当了，却又制定这种考核制度来维持他们。古代圣人，大概是把人和制度都充分任用吧？”可是从今天看来，九官之中，像垂、益这样的人，所掌管的不过是百工事务以及水陆草木鸟兽罢了。他们的事情有什么琐碎繁重呢？然而舜一定要反复询问后才任命垂、益，他们又一定拜谢叩头推辞。垂、益难道会计较自己所做之事是否琐碎繁重吗？只是看见自己的才能不足以胜任罢了。这正是他们成为圣明时代人才的原因。如今做官的人，不衡量自己的能力所能胜任的事情，只希望得到清高显要的官阶来作为荣耀。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便怒气冲冲地说：“我的身份本来就该如此吗？”至于钱粮事务，往往嫌它琐碎繁重而不屑去做。唉！这样的人距离圣明时代的人才，不也很远了吗？如今在朝廷任职，从侍从论思、封驳巡察，到礼乐、兵刑、钱粮等事务，各自都有主管的部门。如果能够把它治理好，哪里不是学问的体现呢？又何必一定要在这些职务之间有所挑选呢？延安杨君叔用，最初脱去布衣任祁县县令，很有能干的名声。部使者多次推荐他。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一定会入朝任台谏之官。后来他被提升为南京户部主事。杨君对人说：“我治理县邑本来没有什么优良政绩，如今承蒙皇恩提拔到这里，是超过我的实际情况了。”于是他更加秉持公心，勤勉不懈；任官三年，钱粮出纳清楚谨慎，上下官员都交口称赞他。唉！如今做官的人，假使人人都像杨君这样，哪里还会有超越本分的贪求和荒废职守的讥刺呢？杨君将要入京接受考核，他的同乡大廷尉中梁张公、苻卿泾野吕公请我写话赠送给他。我既仰慕杨君的贤德，又感慨古今人才相距遥远，于是写下这篇序。《送大司徒华泉边公致政序》大司徒济南华泉边公，前几年由太常卿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顺道经过家乡时，家中有小病，便上疏请求退休，皇上坚决不愿放他，降旨勉励挽留并催促他赴任。边公不得已，只好抬着病体上路。到任后，又升任南京户部尚书，政务更加繁多，劳苦更加严重，疾病也更加缠绵，于是又想上疏请求退休；同僚坚决劝止，他也想到皇上倚重自己的深厚恩意，勉强支撑病体图谋报效，不敢立即提出自己的私情。今年夏天，朝廷大臣偶然有人把边公的病情告诉皇上，皇上不愿再让他劳于政务，特意赐准退休。边公听到诏命，既感激又高兴，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焚香面向北方叩头谢恩后，过了几天便收拾行装出发。留都从公卿以下都在江边设宴饯行，少司徒新山顾公交给我一张纸，请我为此写序。我听说，大臣侍奉君主，应当鞠躬尽力，不怕劳苦疲惫；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应忘记自己年老有病而去做，这是忠诚的极致。君主对待臣子，使他任事却不让他竭尽能力，使他任职却不强迫他承担艰难；有时因病准许他告退，有时未老便赐他闲居，这是仁爱的极致。如今看边公侍奉皇上和皇上对待边公，怎么会这样双方都尽到了极致呢？边公从二十岁左右考中进士起，就以文章闻名天下；此后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三十多年，官位达到六卿之一，但他的政事功业仍不免被文章名声遮掩，然而最终也不能完全遮掩。了解边公的人认为，如果他的学问能够完全施展于当世，那么他的功勋事业在天下所达到的程度，恐怕无法估量；如今他却要归去了，这难道只是替边公感到惋惜吗？不过，何不也看看华不注山的泉水呢？遇到平地就流动，遇到坑坎就停止；泉水又何必存心选择呢？它流动时，余下的水沾润到哪里，干旱的土地就变得湿润，各种谷物由此生长，百姓由此得到依赖，所施的利益多么广大！它停止时，滋润万物的本性仍然具备；等到水蓄满了，就会流出坑坎而继续流淌，而它所能滋润到的地方大概会更加遥远。边公年纪刚过五十，归居山中后，闭门静养，疾病也不必用药；假如皇上追念老臣，亲自下诏起用边公，边公难道忍心以年老有病为由推辞，而忘记自己惠及万物的本性吗？我没有什么才德，恭敬地写下此序为他祝愿，天下士大夫也将以此寄托对边公的期望。

译《送近渠野人西归序》近渠野人张德馨，是关中的老儒生。乡里人多把他看作迂腐之人，只有泾野吕仲木同他来往亲善。几天见不到面，便戴好头巾穿好鞋相互拜访。谈到投合心意的话题，常常拍掌相视，大笑一整天，忘了回去。今年春天，因为泾野君在金陵，他不远数千里前来拜访。这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住了几个月，便要告别离去。泾野君请留都的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写序。我说：“先生为什么欣赏德馨呢？”泾野君说：“我欣赏他的迂腐，因为这与我的迂腐相合。”泾野君由科举第一名进入翰林，正德年间上疏议论政事没有得到答复，退居乡里。今上初年被推荐再次出仕，不久因言论获罪贬谪，过了很久才调任，官至尚宝卿；他闭门读书，不干预荣利政务。这就是泾野君的迂腐。我已经听说这些了，敢问德馨的迂腐怎么样呢？泾野君说：“德馨起初是县学的生员，遇到荒年，侍奉父母到四方谋食，长久不能回来，因此被除名。但德馨并不怨恨，说：‘我只知道能够奉养父母就够了。’他的弟弟在外经商，积累数千金后回来，却没有把一尺一寸的财产分给他，对此一句也没有过问。后来弟弟死在蜀地，他冒着险阻，靠弟弟留下的钱把灵柩抬回来安葬，自己没有侵占一丝一毫。他与人谈话，一定依据孝、悌、忠、信，耻于用圆滑逢迎、卑躬屈节的态度来讨好世俗。这就是德馨的迂腐吗？”我笑着说：“这种迂腐也很接近泾野君了。”不过，如今的儒者，恐怕忧虑的是自己不够迂腐。对朝廷迂腐，就一定没有求取名声、侥幸升进的讥刺；在乡里迂腐，就一定没有忘记亲人、追逐利益的祸患。泾野君本来不必多说，像德馨这样的迂腐，世上难道能少有这种人吗？德馨来这里时，计算他所经过的道路，要从黄河到淮河再到长江，经历各种风涛险阻，而且年纪又老了。这同蜀地的巢谷年过七十还徒步到岭南拜访苏轼兄弟相比，他们的心意没有什么不同。我听说后非常赞许，何况他的行为又这样卓异，所以乐意为他写这篇序。《送吴应韶长教亳庠序》莆田以兄弟好学著称，说的就是吴应韶、吴应时兄弟。他们一同考中乡试，应时接连考中进士，任刑曹官；应韶连续考试不利，今年因父母年老请求担任教职，参加内廷考试，答语使各位大臣惊叹，名列第一。元老石斋杨公在私宅接见他，再三推许说：“这是甲科遗留下来的人才啊！”唉，以应韶这样的文章和品行，却艰难于甲科的选拔，所谓命运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听说应韶在乡校时，遇到普通考试，名次常常在同辈前面；但一旦稍微关系到得失，名次就往往落后，大概是在人人必然争逐的地方，他反而越发不敢争，这不是很像他的为人吗？应韶既然接受亳州学正的任命，他的朋友进士陈士翀、郭实夫代表乡中缙绅请我写文章赠送给他。亳州是凤阳府所属的州，我太祖在这里兴起，当时王侯将相中有很多是乡里的豪杰；可是亳州如今却显得寥落。等到考察前代志书所载，像曹植、夏侯湛这些人，又是多么盛大啊！大概几位贤人的遗风还没有消失，士人崇尚文雅，不愿意凭借甲胄来效力；然而近年荐举文书中所记载的情况，却仍然这样寥寥，这是为什么呢？莫非他们深深隐藏才华、以显露才华为耻，不愿在世俗必然争逐的地方竞争，正好与应韶的志趣相投吗？上天并不选择地方才产生人才，君子应当根据当地情况施行教化，这就像农夫对待田地一样：田地越荒芜，开垦治理越应勤勉，这样才会有收获。应韶，去吧！我将为亳州人庆贺他们得到了一位贤能的老师，而人才也会文质彬彬地不断涌现。《欧阳氏族谱重修序》乡人欧阳庆，字天祥，以掾吏身份在京师任职，偶尔带着族谱请我写序，说：“我们欧阳氏的族谱，先祖伯舆公有志于重修，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家父汝芬命我接着修订，现在将要完成了，冒昧请求您写序。”谨考察如下：欧阳氏本是越王的后裔。汉代有一位名伯生的人，曾从伏生学习古文《尚书》，传到第九代，世世都任博士，所以有欧阳氏的《尚书》学。唐初欧阳询，字信本，及其儿子欧阳通，字元素，父子都擅长书法，号称大欧阳体、小欧阳体。欧阳通的幼子欧阳昌，字伯盛，任泉州判官，因而在晋江定居，福建的欧阳氏从欧阳昌开始。欧阳昌的儿子欧阳詹，字行周，擅长古文，受到观察使常衮的赏识。贞元八年，他与韩愈、李观等一同考中进士，都是天下极为优秀的人才，当时称为龙虎榜。欧阳詹官至国子监四门助教，才开始迁居莆田锦屏山下。其九世孙欧阳杰，字子俊，南唐保大元年迁居郡城凤山。宋嘉泰五年，彭友作乱，莆田士大夫家族多带领全族入海避难。欧阳杰的六世孙欧阳爵，字顺修，又迁到赤岐山下、濒临海边的地方居住，这一支称为上欧。到了欧阳庆，大概已是第十五世；又有一位名伸、字君直的人，是欧阳杰的第四世孙，因在马腰山安葬父母，墓旁搭庐守墓时出现紫芝、白鸠等祥瑞，于是便在那里定居。欧阳伸的孙子欧阳沧又稍稍向南迁徙，这一支称为前欧。上欧、前欧两支都是从凤山迁来，直到今天仍合用一部族谱。唉！古代设有图谱局，由官府掌管这件事，用来区别贵贱、慎重婚姻。后世这种制度废弃了，名义上称为儒者的人，也很少有人明白氏族之学。如果不是家谱时常修订，恐怕年代越久错误越多，最终会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因此三代不修族谱，称为不孝。像汝芬这一家祖孙父子，可以说是孝了。我又有所感慨：闽地人考中进士，是从四门助教欧阳詹开始的；四门曾经与我族忠臣公蕴以及二三位同道在灵岩精舍讲学，当时师友交游的盛况，至今仍可想见。我每次经过四门的故居和精舍遗迹，总是停马徘徊，不能离去；询问他的子孙，得知他们分散居住在上欧、前欧两支之间，才俊而有文采的人很多，而居住在上欧的尤其兴盛。如今看这部族谱，确实可以相信欧阳氏有贤能的子孙。贤人的恩泽，谁说不会深厚而长远呢？所以我乐意为此写序。

译《送挥使梁国用归岭南序》岭南以南，军队精锐没有比得上高州的；统帅大臣的贤能，也没有比得上梁国用的。梁国用名玺，自幼擅长骑射，勇气谋略超过常人；二十岁时承袭父亲的职务，以副千户镇守高州，修筑城池、疏浚护城河、整治器械、训练士卒。盗寇听说后，互相告诫不敢进入境内。兵备胡永年公认为他奇异出众，调他去征讨海南盗贼，立有战功，钦赐赏银二匹。广西逃窜的盗寇韦通天等劫掠郡县，梁君奉命率兵前往征讨，所向克捷，贺县平定，因功升为正千户。不久柳州平定，又升为指挥佥事，仍然镇守高州。过了不久，江西大盗王浩八等占据猺源洞、华林寨，互相煽动叛乱，江右大为震动，甚至使皇帝忧虑南方。总制陈汝砺公以前在两广任职，熟悉梁君的名声，便召他前往征讨。梁君到达后，与太守李立卿公等共同谋划进攻，连续攻破盗寨，部下俘获、斩杀共二百七十人；因功升为署理神电卫指挥同知，参与掌理军政，并兼管备倭。梁君在江西共十七个月，长期劳于军务，几乎因此得了虚弱病；等到回来时，胡须头发已经有了白的。今年刚满五十岁，便以年老请求退休；当道者爱惜他的才干，感到为难，请他留下，反复请求了两三次，才答应了他。梁君带着儿子希孔来到京城承袭职务，并上奏请求颁给两代三品诰命，准备捧回去让母亲黄淑人高兴。梁君的父亲宝在战斗中阵亡，未曾得到抚恤恩典，人人都为此惋惜；到这时终于得到追赠的典礼，这大概就是善人的报应吧。梁君将要回去，托我的朋友、茂名人尹俞君静来请求赠言。君静把他的事迹这样告诉我。我想承平日子太久，人们不知道战争，武臣的子孙生长在富贵生活中，一旦不幸发生战事，往往不足以依赖；但梁君却熟悉兵法谋略，亲自奔走于战场，多次建立战功，屡次升至显贵官阶，并推恩使先代也获得荣耀，可以说是忠孝兼备了。至于年纪还不到老年，就屡次请求退休，把离开荣华利禄看得如同丢弃破草鞋一般；这又表明他懂得知足知止的训诫，审慎进退的时宜，即使儒者又怎么能超过他呢？所以我乐意叙述他的事迹，使想了解梁君的人有所考据。《送少司马山斋郑公致政序》今年夏天，少司马山斋郑公上奏章交还俸禄，获准退休。自执政大臣以下，都惋惜他的离去。言官准备联合上疏挽留他时，郑公的车已经到了国都城门之外。起初，郑公任江西左布政使时，被宁王朱宸濠诬陷而获罪离职，忠直的声名传遍天下。宁王失败后，先帝采纳朝廷言官的意见，恢复郑公四川左布政使的职务。今上继位后，晋升他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不久召任大理卿，过了一年升为兵部侍郎。郑公地位和待遇已经很高，更加感激皇恩，想着报效国家；每逢大事，有时向朝廷抗疏直言，有时在朝廷公开发表意见，正直坦率，毫无顾忌。他代理兵部事务时，盗寇侵入甘肃，大同发生兵变，紧急军报接连不断；郑公昼夜筹划，不辞劳苦，终于平定大患。至于权势人家的子弟抢夺功劳来求取官职赏赐的，一概挡住，不予施行。因此当权者渐渐对他不满。后来宁夏的统帅大臣中有被郑公弹劾的人，拿地方土产来请求当权者替他解脱；事情被发觉后，郑公作为掌管军务的大臣，亲自上疏为自己申辩，并乘机竭力请求离任。郑公离职后，皇上下令彻底追查此事，才知道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收受他的贿赂，而郑公尤其严厉，使人畏惧，没有人敢靠近他的门。于是听到这件事的人更加感叹，认为郑公是无人能够赶上的。御史徐世瞻请求趁公回乡之际加赐恩典，以此勉励廉洁；奏疏虽然没有得到答复，当时的舆论却认为他的意见很正确。大臣的义理，在于难以进身而容易退处。公以平民身份达到卿佐的地位，还没有到按年资引退的时候便离职了；他离职时如此洁白无污，这对公来说是荣耀。然而朝廷中的诸位君子都认为公不应当离去，因为我皇上开创时运、复兴国家，正谋求任用旧臣，共同成就革新的政治。近来起用遗老，如我族丈见素诸公，却已经相继归隐了。如今像公这样的人，又怎么可以离开呢？公将要启程时，乡里的诸位乡绅认为应当有赠言，便共同请我作文。公的是非功过，留给天下后世评定，是史官的职责；因此我不顾才疏学浅，冒昧写下这篇序，使想了解公出仕和退处情况的人有所考察。《方斋存稿》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方斋存稿》第四卷 明代林文俊撰写 序 《云屺遐瞻图》序 行人司正柯君奇来向我告别，请求说：“维熊自壬午年出使吴地，借便回家，为我的母亲蒋太孺人祝寿，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今年七月十二日，正是母亲六十四岁生日，我的二弟贡士维罴、三弟主事维骐以及其他弟弟都幸在母亲膝下，能够举杯为她祝寿。唯独维熊羁身在万里之外，只能面向南方颂祝罢了。近来我请文待诏先生绘制《云屺遐瞻图》，寄托我的思念，希望您为它作序。我的母亲有值得称道的德行：侍奉舅父赠评事筚亭公和姑母洪孺人，能够恭敬地侍奉我的先父西坡公；家境贫贱时，她勤劳节俭。先父由大理寺官员出任郡守以后，已经显贵了，但母亲仍不改变从前的勤俭本色，还拿出多余的财物来仁爱地周济三族。我们兄弟依靠先人的遗训，侥幸考中科举。母亲常常告诫我们说：‘只要尽孝尽忠，才是报答父母的方法。不要接近邪恶，以免招来官场的毁谤。’维熊等恭敬地牢记不忘。她的这些德行，就是最重要的方面。不肖的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显扬母亲，愿您教导我。”我叹息说：“太孺人真贤德啊！这大概正是司正兄弟贤能的原因吧？”太孺人的儿子们都已经显贵，虽然有离别的忧愁，她的心志却是快乐的。司正君仍然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我请求把绘图的意义进一步阐发出来作为告语，可以吗？《陟屺》诗泛泛地说的，只是大夫出行服役之事罢了。至于狄梁公登山遥望白云，那是他任并州法曹时的事。狄公后来历任数州刺史，都有惠民政绩；等到做了宰相，又匡扶恢复唐朝国运，他的忠心尤其显著。因此君子说他能够把孝心转移到忠于国家上。司正兄弟确实孝顺，如果能由此把孝心转移到国家，使功业显著于朝廷、恩惠施加于百姓，那么天下后世称颂仰慕并敬服他们的人，必然会追溯到他们父母的贤德，而且越久越不会磨灭。这样用来为亲人祝寿，难道会有穷尽吗？《诗经》说：‘他的德行没有差错，长寿而令人不忘。’说的正是太孺人。《礼记》说：‘希望给父母留下美名，这在司正兄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