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洲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方洲集》卷三十。明代张宁撰。《读史录》。昭帝。始元元年。燕王旦图谋反叛，昭帝赦免了他而没有治罪。《春秋》认为臣下不应有发动叛乱的意图，所以有诛罚其意图的法则。淮南厉王起初因为骄横傲慢、不遵奉汉朝法令，史书还说汉文帝没有及时裁制他，以至造成他的败亡。燕王旦蓄谋作乱，已经不是一天了；到这时反叛的准备已经完成，党羽也都已被杀，他的罪意并不只是将要发动叛乱而已。却赦免他而不加治罪，实在是严重地失去了法度。又不能对他加以防范和约束，任由他恃宠玩忽、毫无忌惮，终于使上官桀等人得以借助燕王旦作为外部势力，旦也把上官桀等人培植为内部党羽，彼此交往、构陷、煽动，历时七年之久才发作。这难道不是昭帝习惯于徇私恩，而霍光等人又不明白大义，实际上共同助成了他的罪恶吗？二年。三月，派使者赈济并借贷给贫民种子和粮食。秋天，下诏免除所借粮食，不再催收，并免除今年的田租。汉武帝征收聚敛，名目繁多，苛求无度，终其一生从未见国家有余裕。昭帝即位不久，施惠赈济屡次举行，此后却从未见国家有所不足。由此可见，天下的丰足或贫困、安定或危乱，没有不取决于君主心意转变之间的。四年。立婕妤上官氏为皇后。这成为上官桀谋反的阶梯，也成为霍光遭灭族的道路。六年。苏武从匈奴回来，任典属国。考察张骞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拦截扣留，但始终持守汉朝符节没有丢失；出发时有一百多人，离开汉朝十三年，只有两个人能够回来，大体上与苏武相似。然而在朝廷所给予的显著地位、华夷所敬畏的程度以及古今所称颂仰慕的方面，张骞实在不能同苏武并列。苏武出使，本来是奉王命安抚远方，他的名义正当，言辞顺理；事情虽然不幸，但考察他忠义的发端，又恰好正在所前往的国家。匈奴以威势不能使他恐惧，以恩爱不能使他欢喜，以言辞游说不能使他听从；处身立世，不因生死而动摇心志；侍奉君主，不因存亡而改变节操；恭敬办事，也不因相处时间长短、年老年少而改变考虑。看他折服卫律，回答李陵，身在匈奴仍服汉武帝之丧，从容地处置合于义理的事情，足以使那些将竭尽自身力量、等待君命的人受到感动，直到今天仍使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这是忠义的极致，难道只是慷慨赴死的人才算吗？至于张骞的事情，不过是开拓边疆、经营远方；他在途中被匈奴扣留，又迟疑逃避，表现得像妇女一样。他的事情即使成功，也不足以光耀当时；不成功，反而足以辱没国家。他的功劳远在常惠、马宏之下，怎么能和苏武相比呢？所以君子侍奉君主，以坚持正道为上，以勤勉办事为次，至于以死抗拒利诱，已经是下等了。元凤三年。辽东乌桓反叛，派将军范明友率兵攻打。王者用兵，对有罪者进行讨伐，没有罪就停止，何况是没有治理归属的夷狄呢？如今乌桓多次侵犯边塞，是有罪之人；匈奴很少进行侵扰盗掠，是无罪之人。汉武帝时，闽越相互攻伐，田蚡、汲黯都认为不必劳烦使者前去救援，这种意见正好与赵充国相合。霍光不能采用，反而出兵攻打匈奴，这是想杀害无罪者来使有罪者快意。假如说是替乌桓报仇，还可以说：‘军队不能无缘无故出动；如果使匈奴不退去，而乌桓又没有罪，该怎么办？’范明友厌恶军队无故出动的名声，那么将采取什么办法呢？这一行动不必考虑能否取胜，只要估量敌情，以攻击反叛者为目标，那么乌桓就会坐受困弊，而汉朝正义之师自然可以在匈奴面前树立威势。四年。派使者诱骗楼兰王安归，将他杀死。汉高帝擒获韩信、汉景帝杀死晁错、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都属于这一类行为。元平元年。昌邑王有罪，大将军霍光率领群臣向太后上奏，废黜了他。秋七月，迎接汉武帝的曾孙入宫即位。霍光拥立汉宣帝，与周勃迎立汉文帝，事情的情状相似，但关键处不同。诸吕专擅政权，他们造成的祸患会动摇天下，所以汉文帝入京和诛杀少帝，都出于众人的共同意愿。把天下的祸患同众人的心愿结合起来，周勃虽然防止了事情成功，但废立君主的权力确实没有专擅。昭帝没有后嗣，这件事关系到朝廷，所以废昌邑王的谋划和迎立曾孙的诏命，霍光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以一人之身决定两位君主的命运，虽然确实是出于忠义，但废立的权力，霍光本来就无法推辞回避。《春秋》的法则是，继承世系、改易朝代，即使是嫡系正统，也必须有所承受的命令，何况是拥立庶支、从外部迎入呢？所以假使周勃遇到昌邑王，变化就不可言说，为什么？因为没有承受君命。假使霍光遇到汉文帝，成功就绰绰有余，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的，为什么？因为有承受的君命。这样说来，霍光和周勃的举动各有难易、得失，只是周勃恰好幸运，而霍光恰好不幸罢了。假如霍光在最初处理此事时，就能广泛询问臣民，谋议涉及卜筮，采纳丙吉的奏记，验证眭弘的占验，迎接孝宣皇帝并拥立他，那么皇位就会长久安定，天子的地位一经确立，早有定策之功，中间没有更换君主的过失，即使伊尹、周公也不过如此，哪里只是一个周勃可以相比呢？只是他不能认识困难、谨慎地开始，以至于废立君主过于轻率，威望超过了限度；明白的人虽然能够谅解他的本心，不明白的人却仍然怀疑他的行迹，这就是后来有芒刺在背之警的原因。何况他又不能坚决主动退处，以至于威权恩宠日益泛滥，恩怨交相积累，疑虑和愤恨越积越多，终于自取灭宗，难道不可悲吗？史书说霍光不学习、没有才术，对大义昏暗，因此导致颠覆，这当然是事实。然而周勃也厚重少文，当初不过是鄙陋的仆役庸人罢了，并不曾明白义理，最终却保全了汉室后嗣，难道不是因为两人的遭遇也有幸运和不幸吗？所以评论霍光的功劳，没有比废黜昌邑王更大的；评论霍光的过失，没有比拥立昌邑王更重的。霍光不是皇室同姓的亲属，又缺少辅佐君主的德行，像这样却使祸败没有波及自身，霍光也不能说不是幸运。侍御史严延年弹劾上奏说：‘大将军霍光擅自废立君主，没有人臣之礼，行为不合正道。’奏章虽然被搁置，但朝廷上下都肃然敬畏他。天下有天下的大义，也有天下的正礼。霍光以臣下更换君主，不合于大义，就称作篡夺；严延年处在下位却弹劾上位者，不合于礼，就称作讥讪。霍光只顾大义，不顾自身安危；严延年只顾正礼，不计言论是否可行。事情没有决定时，不能没有霍光的谋划；事情已经决定后，不能没有严延年的弹劾。他们的功劳大概是相互需要的。宣帝。本始二年。夏天，尊汉武帝的宗庙为世宗，汉武帝所到过的郡国都建立庙宇。当初诏书下达时，只有夏侯胜认为武帝杀戮士民过多，耗尽百姓财力，对百姓没有恩泽，不应为他建立庙宇。他又说诏书不能采用。

译夏侯胜的话，实际上是天下的公论。宣帝后来曾对夏侯胜说：‘先生提出正直的言论，不因前面的事情而受到惩罚，那么皇帝也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只是他当时面对君父发表意见，议论颇有急迫之处，有损于《春秋》确定哀痛而含蓄措辞的原则。后来有关官员请求尊悼考为皇考，并按礼制建立寝庙，更是荒诞无稽。夏侯胜当时已经升任太子太傅，最终却没有说一句劝谏纠正的话。由此可见，以前事作为警戒，无论一言一默，君子都不能不感到惋惜。三年。春正月，大将军霍光的妻子显杀死皇后许氏。有人上书告发诸医侍奉皇后治病不当，官府拘捕了显，并把淳于衍用毒药杀害许后的事情详细告诉霍光。奏章呈上后，霍光批示对淳于衍不予追究。显于是劝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考察昌邑王时期，田延年有安定国家的首功，后来稍有罪过，霍光都不肯立即释放，必定要让他到狱中接受公开议论。如今显命令女医用毒药杀死皇后，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霍光竟直接批示不予追究，前后对人的取舍，操纵权力为什么大小如此不相称！《春秋》有诛罚意图的法则，有包庇罪恶的罪责，有造成祸乱的责任。霍光起初不想封许广国，便是产生了这种意图；包庇淳于衍，便是结党助恶；让女儿入宫，便是造成祸乱。即使只是普通人，也应当因此获罪，何况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呢！先儒评论说，霍光如果没有察觉，就是参与听闻了这件事；霍光的罪难道仅仅止于听闻吗？四年。夏四月，发生地震，山崩，两个郡毁坏，祖宗庙也受到损坏。当时，四十九个郡同日发生地震、山崩和水灾，北海、琅邪两郡毁坏，祖宗庙也受损，这说明霍氏专权、毒杀许后、谋害太子的罪行已经十分明显。当时魏相、丙吉、韦贤、萧望之之类的人都在朝中，皇帝又下诏让广泛询问经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话说出来。难道都是他们的智慧见识不够吗？是因为受到霍氏专制威势的胁迫，又受到了夏侯胜直言获罪的警戒，所以闭口不言、不敢发声。假使霍光没有死，宣帝没有亲自执政，那么密封的奏事最终就不能自行上达，皇帝又凭什么审察决断并预先防备呢？这样看来，君主斥逐进谏的官员，恰恰会助长权臣的横暴威势，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元康二年。匈奴侵扰在车师屯田的人，宣帝下诏让郑吉回到渠犂驻屯。魏相进谏。魏相喜欢考察汉朝旧事，曾经分条列举汉朝建立以来的事情以及名臣的奏请，交付施行。他命属官查办事务，属官休假回府后，总是向他禀报。四方传来的异常见闻，或有叛贼、灾变之事，魏相总是上奏说明。魏相能够把前人的善行当作自己的善行，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是宰相的重要原则。然而他的用意所在，也是希望宣帝遵循旧章，以防止政事逐渐变坏松弛；周密察访民间疾苦，以防虑君主放纵欲望的萌芽。对上是为了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是为了百姓，确实可以作为万世君臣的准则。后世的大臣，有的遮蔽贤能、嫉妒善人，自夸才能，又凭治理的功绩向人骄傲，厌恶听到百姓的怨恨和忧患，他们看待魏相防范自己、辅佐君主的做法，难道不应感到极大的惭愧吗？黄龙元年。冬十二月，宣帝驾崩。宣帝在元康以前，政治崇尚宽平，信任采用直言劝谏，礼遇任用贤能俊杰，专心于治理，所以黄霸因为执法平和而升迁，魏相因为上密封奏事而任给事中，夏侯胜虽然犯了死罪，后来又得到任用。又曾经裁减京师驻军，停止郡国宫馆的修建，借贷给贫民，凡是施行的政事，大多属于这一类。元康以后，祥瑞接连出现，四方夷族归附，志意已经骄侈，刑法逐渐严酷。宽饶、杨恽因疑似之罪而死，宋畴、王吉因议论劝谏而被贬归，赵广汉、韩延寿因细微罪过而被杀。修饰宫室，宴饮赏赐频繁，而求取金马、碧鸡等祥瑞也紧接着发生。回头看前面的事情，仿佛出自两个人；即使说他有过错而能够改正，也是瑕疵不能遮蔽美德。如果拿他同殷宗、周宣相比，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之处。况且宣帝从民间起身，完全知道艰难，洞察世故，评论他的一生，本来应当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然而才过了几年，取舍行事就已经不同，何况后世君主出生于宫中，长久在内廷受到豢养，屡次迁居、长期积累的习惯容易使人沉溺；如果不是学问明达、广泛听取意见，又怎么能保持纯正德行和良好治理，长久而不改变呢？元帝。初元二年。把萧望之、周堪和宗正刘更生交付狱官审理，都免官成为庶人。当时石显与史高内外勾结，议论时常援引旧事，不听从萧望之。古今治理国家的原则，根本道理相同而具体措施各有不同。夏、商、周三代以后，时代不能彼此照搬。即使圣人孔子，也说要遵从周礼，不敢返回古代。至于挽救弊病、振兴废弛，适当增减润饰，使它合乎先王之道而不违背当时制度，这才差不多可以实行。如果不是明主贤臣相逢，正处于更改治理的时机，却轻率地想改变法令、改易制度，没有不被斥责为尊古非今的。曹参、魏相之所以完全遵守约束、分条陈述旧事，也有他们的道理。萧望之遇到的是优柔寡断的君主和亲近宦官弄权的时代，本应节制谨慎，行动遵守常法，以防将来的变乱，还唯恐来不及；却放纵地动辄引导皇帝采用古制，甚至拿任用宦官同汉武帝在宴饮后宫时的事情相比，想把汉朝法度全部赶回三代的范围，志向确实美好。但这是什么时候，事情难道能骤然做到这样吗？于是使石显、史高常常援引旧事来阻挠他的谋划，反过来指责萧望之等人专权欺上。本来是我们应当防范他们的事情，如今他们反而借此来防范我们，难道不可大笑吗？此后元帝很有些改变孝宣时期的政治，甚至毁坏祖宗寝庙而毫不顾惜，难道不是萧望之等人的做法给他开启了这种道路吗？十二月，萧望之自尽。朝廷任命宦者石显担任中书令。大臣侍奉君主，志趣相合就共同任事，不相合就离去，不过这两种情况而已。萧望之凭经学侍奉孝宣两朝，周详通达各种政务，能够察觉机会、明断决策，本来应当不亚于疏广、疏受。古代刑罚不加于大夫，何况被师傅身份的官员逮捕下狱，萧望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高远退隐，片刻也不等待。守持节操以自保，若皇帝下优诏召回也不出仕，那么皇帝一定会因此有所悔悟。石显一类人顾忌老臣的声望尚在，也不敢大肆凶暴悖乱。这样萧望之一去而得到两方面的好处，难道不是可贵吗？只是他不明白进退，傲慢自负，同周堪、刘更生一起进退，终于遭受祸患。他比起明哲保身的人差得远了。从此石显代替弘任中书令，群邪相互勾结，多次杀害士人，敢于用诡诈手段控制君主，没有不称心如意的。这实在是由于萧望之的死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建昭二年。把御史中丞陈咸交付狱官审理，剃去头发，罚作城旦。

译衰乱的时代，君子常急于除去小人，小人却有时不急于除去君子，为什么？正直者厌恶邪恶，邪恶者实际上却想依附正直者。然而君子对待小人，出于公心而疏忽防备；小人防备君子，则出于私心而严密。出于公心的疏忽使言语行动显露，给了对方可乘之机；出于私心的严密使踪迹诡秘，而君子不能觉察其中的机变。这就是君子想除去小人却最终不能除去，小人想依附君子却始终不能安稳的原因。因此古代明哲之士，不幸处在邪佞当道的时代，势力不足以实行正义，又没有办法离去，就一定少说话、慎重行动，少办事、少交往，以求不被正直者厌恶，不废弃自己的职守，等待小人自行败露。这样还担心小人不能收敛，何况可以用攻击刺激的方式促使他们行动吗？孝元帝初年，萧望之、周堪、史高都是受遗命的大臣，按道义本应同心一体。萧望之等如果确实能够以德行率领、引导善行，彼此协调，共同推行公议，那么史高一定不肯自行同君子绝交而甘心归附小人。只是他们傲慢自满，援引提拔后进，让他们共同任事，使史高空占职位、徒具名额，像泥塑木偶一样呆立。史高既然孤陋寡闻，势不得不与恭、显等人联合。等到他们结党已久，邪正已经分明，萧望之等仍不悔悟，却想用文字和口舌争辩，导致郑朋反唇相讥，萧伋服罪，最终被逮捕拘系、打开关门锁钥，向人显示出可以投其罪名的空隙。那些邪佞小人，怎么能不乘虚钻隙，反过来诬陷我们犯有擅权结党的罪名呢？考察他们所做的事，就像下游堵塞水坝决口、反着风势放火一样，实在是小人预先造成了可乘之机，而君子没有察觉其中的机变，所以自己陷入焚烧和淹溺之中。此后贾捐之被弃市，京房被杀，陈咸被剃发罚作城旦；假使陈咸不与杨兴、张博、朱云私下交往、妄加言语，即使石显等人早有怨恨，又怎么能抓住他的隐微过失而指为罪名呢？不然的话，在这一时期，贡禹、匡衡、薛广德、韦玄成也屡次上奏疏，直到元帝一生结束，竟没有一个人在其中受到屈辱。虽然他们不能免于后人的议论，却足以证明少言慎行、少事少交往的明验。由此可知，君子处置小人，应当像治疗痈肿一样，固护根本、调和内在，使它自行消散，只求不造成祸害罢了；不能急忙施行用毒药割杀的办法。竟宁元年。夏天，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关内侯爵。起初，甘延寿、陈汤假传诏令斩杀郅支单于，匡衡认为不应封赏，刘向认为应当封赏。后世评论史事的人，有的想权衡其中轻重而制定适宜的办法，有的想另外加以任用而要求厚重的报答。我考察《春秋》的法则，大夫出使在外，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就可以专断行事。又如任命将领时，辞令说：‘京城门以内的事情由君主处理，京城门以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制。’郅支先前杀死谷吉，后来又不奉汉朝诏令，并且使乌孙、大宛归附自己，将要形成无法控制的祸患。甘延寿、陈汤正处在可以专断处理边疆事务的地方，出兵诛杀他，罪人于是被捕获，可以说是有功，只是错在不应假传诏令。何况他们临战时又曾上书自我弹劾，仍然可以说是承认罪过。过去汲黯假传诏令发放粮食，这是国内事务，汉武帝没有加罪；冯奉世假传诏令击破莎车，这是对外事务，汉宣帝也只是薄薄酬报他的功劳。甘延寿、陈汤比汲黯有功，比拟冯奉世则所办之事相同。汉元帝给他们封爵，却削减其食邑，赏罚的处理，也可以说两方面都恰当。然而冯奉世本来因为持节出使，恰好遇到这件事，于是凭借符节告谕各国；甘延寿、陈汤本来不是持节使者，是迫于形势才这样做。因此《纲目》记载说：‘莎车叛乱，卫侯冯奉世假传诏令征发各国军队，击破了它。’ 至于陈汤，《纲目》则说：‘西域副使陈汤假传诏令发兵，和都尉甘延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看它一处书写‘叛’，另一处不书写‘叛’；一处书写‘制’，另一处不书写‘制’；一处书写‘击破’，另一处书写‘袭击’。这是朱子应酬世事、斟酌各种议论而分别决定轻重、取舍，所以他的书法如此。如果按照《春秋》抑制戎狄、防备边疆的原则来衡量，那么两件事都不足取。成帝。建始三年。丞相乐安侯匡衡有罪，免官成为庶人。起初，王尊弹劾匡衡没有及时举奏石显，不具备大臣的气度，所说的话切中事实。匡衡既然默不作声，内心又不能安定，本应引退，却又贪恋俸禄、固守职位。不到三年，就因为礼器财物管理不整而被免官。他不明白义与利的分别，又不懂得进退的时机，匡衡哪里配称为有学问的人呢！四年。夏四月，下雪。又下诏让敢于直言、极力进谏的人到白虎殿应对。自从王崇等人受封爵位以后，黄雾四处弥漫了两个月。相沿传下来的讹言说，大水、日食、地震、陨石以及这次下雪，都是阴气旺盛、阳气衰微，是外戚专权的征象。杜钦、谷永不肯指陈实际情况，反而称颂忠诚和恩德，预先替王氏建立屏障来保护自己。这两个人就是阴险邪恶、结党助恶的人，也是导致灾变的人。皇帝反而再去向他们询问，难道不是会让他们假托、诬陷天意吗？河平二年。两夷相互攻伐，任命陈立为牂牁太守，讨伐并平定了他们。汉武帝时，两粤、瓯、闽不按时进贡，不过羁縻并派使者问候罢了。后来它们相互攻打，事情似乎可以缓办，汉武帝却先派庄助征发军队，后来又派王恢出击，等到它们表示投降才罢兵。如今乌孙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都是亲近汉朝、由汉朝扶立的，却擅自发兵相互攻打，已经不能说没有罪。等到派张匡持节前去调解，他们仍拒绝命令、不肯听从，还刻木雕成汉朝官吏的像，放在道路旁射它。假使处在汉武帝时代，必定会派精锐军队、宿将，裹粮积草，不到消灭他们、拓展土地不会停止。陈立以太守身份巡行各县，出兵没有超过时日，从未耗费一辆战车、一斗粮食，只凭空口说话召见王兴到亭下，数说他的罪过并将他斩首。就像呼喝小孩子、杀死跌倒的兔子一样，使他来不及喘息、侧身，就把首级交给了我们。因此王禹、王俞一类人都震恐而释放俘虏投降，片刻之间，西夷完全安定。他的名义极其正当，功劳也非常奇异。即使遇到汉高祖、汉武帝那样的时代，也足以显扬，何况在元帝、成帝衰弱之时，难道不会大大增加汉朝的威望吗？《纲目》记载‘以陈立为太守’，是为了赞美他不用烦劳军队便讨伐平定，也因此肯定他能够遏止祸乱。把这件事同闽粤的事情对照来看，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当时没有功劳却封侯的人如淳于长之类不可胜数，唯独陈立只享受中二千石的秩禄，爵位不过左庶长罢了。轻视出死力取得的功劳，抬高没有根基的赏赐。汉初用来安定天下的原则，到这时全都忘记了。即使想长久安定，能够做到吗？三年。

译搜求散失的书籍。起初，萧何进入秦都，只从御府收取图籍，却遗失了经书。到汉惠帝时，才废除挟书律。汉文帝继而开放献书的道路。于是孔壁中所藏的书，以及伏生、高堂生所传的书，逐渐流传出来。然而仍然没有出现所谓广泛搜求。汉武帝时期，只有河间献王用金帛招致搜求，四方所得的都是先秦旧书，但也只限于一个诸侯国。到这时，汉成帝才命谒者陈农向天下搜求遗书，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刘向见王氏权位过盛，皇帝正趋向任用诗书，于是作《尚书洪范五行传》献上，希望感动皇帝的心意。皇帝不能采用，《纲目》便把这件事揭出记载下来。同绥和元年下诏建立辟雍一样，都是因为这件事可惜而加以记载。四年。夏四月，下诏收回丞相乐昌侯王商的印绶。王商因忧虑而死。王凤想杀王商，已经不是一天了。起初因为黄河大水的讹言和议论，本来就已经惭愧怨恨；后来又因为单于拜见畏服的事情，更加嫉恨。到这时，只是因为王商没有按他的请托办事，才决定发动。何况王商多次以忠直著称，受到皇帝特别器重，不是王商不能容忍王凤，而是王凤一定不能容忍王商。正直者同邪恶者，形势本来就不能两立。何况又凭借盛大的名声处在高位，他能够免祸吗？可惜成帝作为天下的君主，受制于外戚，不能庇护一位贤能的宰辅，实在令人叹息。王商本来是因发病吐血而死，《纲目》特意写作‘忧卒’，是为了褒进君子。阳朔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冬天，把京兆尹王章交付狱官审理并杀死。王章的奏章，列举王凤的罪行，同京房指斥石显的做法如同合于符契。虽然说他没有衡量浅深，因而招致死亡，但他所说的确实发自忠诚，切中皇帝内心，只是因为皇帝打开胸怀听取意见，才让他把话全都说出来。为什么转眼之间，皇帝就完全不顾他的死活了呢？所说的难题是：‘对方自己知道他的计谋，就不要用他的过失把他逼到穷途。’又说：‘用他无法停止的事情来制止他，自身就危险了。’这虽然不是最精当的话，却正是说王章和京房。唉！元帝、成帝两位君主，真是父子相同的政治啊。当时百姓多有冤屈，王章、杜钦劝王凤举荐敢于直言极力进谏的人，这同石显任用贡禹是同一类做法。自古奸邪当权，为了掩饰过错，假借公事来满足私欲、欺骗世人，巩固权势的人大多如此。所以圣人没有过错，君子悔改过错，小人却粉饰过错。粉饰过错，就是准备放纵过错的人。鸿嘉三年。王氏五侯有罪，到宫阙谢罪，得到赦免而没有被杀。我读史书读到这里，因而看出了成帝任用王氏的原因。王氏凭列侯的尊贵，依仗太后的尊严，从建始年间以来盘根错节、依附宗社和宫城，已经十五年了。看他除掉王商、逼迫定陶王，皇帝心中不能平静；等到王章入朝上奏，皇帝立即召见询问，又召见刘向，极力进谏，皇帝再次叹息悲伤。王氏专权欺上，皇帝本来已经完全明白他们的罪过，却都置之不问。为什么偏偏到这时采取这样的举动呢？大概是皇帝沉溺于燕游，浸淫于酒色，内心实在想因循安逸、放纵享乐，以便自己舒适。何况当时天下太平，上下和睦，皇帝虽然知道王氏的权位太盛，仍然把他们当作至亲，认为他们足以替自己处理事务，也许可以避免遗留重大事务、投置艰难问题，不再有外部忧虑，足以实现自己逸乐的私愿。只是没有料到王氏引水行舟、筑山建台，居室和服饰器用超过制度、僭越法度竟严重到这种地步，于是皇帝大怒，责备王商，让他们全部召集到官府住宅，又以薄昭的事情恐吓他们。皇帝的心，难道真是为了天下国家吗？其实是厌恶他们窃取了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并且同自己一起享乐。假使皇帝这次举动果真出于大公，发自长期考虑，那么应当趁王氏负斧闭门之时，把王章、刘向的话全部告诉太后，解除他们的政务，给予丰厚赏赐，命令他们回到府第，初一、十五入朝，以表示优待、宽容和保全之意。这样恩义两全，从此可以削弱震慑君主的威势，又没有王莽篡夺的新室之祸。只是他的道义不能胜过欲望，公心不能胜过私心，口头的愤怒不足以改变内心的偏爱，片刻的责备不足以惩罚长期积累的过失，恩威赏罚的权力日益涣散，汉朝的衰败就由这次举动决定了。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赵临为成阳侯。把谏大夫刘辅交付狱官审理，判作鬼薪徒。王章、刘向指斥王凤的罪恶，言辞十分急切。成帝起初优容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却始终没有一句责备王凤的话，这是多么仁厚柔弱啊！刘辅劝谏立赵婕妤为后，本意实在忠诚恭谨。成帝却因而激怒内心深处的情绪，把他收捕关入秘密监狱，这是多么暴戾啊！忽视社稷的根本大计，重视后宫的私谋；放纵凶狠的大奸，治罪于正直敢谏之士。恩威赏罚颠倒，喜怒失去常理。所谓病已深入膏肓，恐怕不是药石所能治愈的了。六月，立婕妤赵氏为皇后。天子建立宗庙，是为了共同承奉宗庙社稷，延续后代并成为天下之母，所以必须精心选择有德的后妃，明白地举行仪式，才能纳入宫中。没有因微服出行而得到一个歌舞女，就仓促立她为皇后的。自从赵飞燕入宫，赵昭仪之类的人相继进宫，亵渎扰乱宫禁，轻慢玷污朝廷纲纪，诬陷驱逐贤妃，进谗废黜正后。成帝沉溺情欲，陷入淫乱荒唐，任意行事，没有不称心的。到了绿绨、苇箧的事情，肆意制造祸水，‘啄燕’的歌谣已经应验。成帝的精神气脉，早在元延初年就已经断绝，不必等到傅绔失衣的时候才看出来。成帝最终仍未醒悟，受迷惑而流连忘返，甘心把一切置之不理。灾变接连出现，他不知道恐惧；纲纪全都败坏，他不知道忧虑。君臣百姓一起陷入沉溺，却不考虑最终的结局。而他死亡的情状，直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自古以来，妺喜、妲己、褒姒，以及汉代吕氏、霍氏、上官氏妇女造成的祸患，没有像赵氏这样危害君国的。阴险邪恶日益滋长，世道变乱接连发生，终于贿赂拥立定陶王，私下收受淳于长，使王莽得以借此建立功劳，逐步造成篡逆。它的根源全都起于这里。做君主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自己的嗜好吗？二年。免关内侯陈汤为庶人，迁徙到敦煌。赐淳于长关内侯爵。陈汤是功臣，却因为失言而加罪；淳于长是罪人，却因私意而加以封赏。这是除去爪牙的威力，养成心腹的蛀虫。形势到了这个地步，即使上天想扶持汉朝、使它安全，也无可奈何了。《纲目》把这些事排列记载下来，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元延四年。大司农谷永被免官。

译杜钦、谷永所说的话都文辞明白、道理切实，文章写得很有气势，对政事有益。史书赞语所谓值得记述的文章，就是这种。可惜他们结党依附王氏，扶植奸邪、误导君主，存心不忠，又同张禹内外呼应，所以君子不取。谷永的奏疏比杜钦还多，只有劝说王凤的内容最切实，其中《凉州》一章尤其激切直率。然而这又出自王氏指使，他同梅福、朱云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何况能够达到王章的境界呢？《纲目》间或记载他的言辞，所谓不因为一个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言论。只有正义明、通晓大道，他的言论才恳切无遗，不因进退利害而稍有阻抑，最终保全自身，成为汉朝宗室的老臣。我在刘向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哀帝。绥和二年。尊定陶太后傅氏为定陶共皇太后，尊丁姬为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傅宴都为列侯。凡是国家逐渐衰败混乱以至灭亡，祸患一定有它的根本。不先治理根本，却想扶持衰败、挽救混乱，即使有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也没有办法。汉惠帝时，祸患在于外戚专权，于是发生诸吕之乱。因此汉文帝教导告诫窦氏、薄氏两家，不让他们掌握政权。汉景帝承接恭俭仁厚的局面，祸患在于武备没有预先准备，于是发生七国之乱。因此汉武帝扩张军队，以威服四海。虽然后来政事没有整顿好，自己焚毁民力、耗尽财用，但汉昭帝、汉宣帝还能赈济贫困、怜恤刑罚。这些都是能够挽救根本，所以虽已危险又重新安定，将要混乱又重新得到治理。自从元帝把政权交给两个宦官，成帝宠信任用五位外戚，汉朝国势离散动摇，接近四十年了。外戚的祸患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哀帝以亲近藩王身份继承皇位，初掌政权时亲自处理政事，挽救混乱、扶持衰败，力量非常便利。假使他能相信孔光的正直言论，斥退董宏的阿谀之议；即使傅太后有所请求，也应当以大义果断拒绝，恭敬地作揖而不听从。太后虽然不高兴，但如果看见她的家族获得富贵，大概也不会再有过分的要求。可是哀帝不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慎重考虑开端，反而犹疑迁就，因为是私亲而加尊号，因为是疏远支属而赐侯爵。从此恩威赏罚日益泛滥，政权相互交错，同以前相比，已经相差不了多少了。只是他当初罢黜王氏，几乎像是在替丁氏、傅氏清除道路，于是使元后在上面积蓄怨恨，使王莽在下面积累谋划。一旦政权重新归还外戚，果然造成篡逆。假如他本来有正当理由，哀帝不能同时警戒、斥绝他们，彻底收回外戚的一切权力；一会儿任用、一会儿舍弃，反而在很长时间里助长了他们虚假的声望，使他们笼络人心。

译下诏让刘歆主管统领五经。起初，成帝搜求遗书，命刘向校订。刘向去世，到这时命刘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编成《七略》，把儒家同九流并列。又引用孔子‘礼失求野’的话，认为可以借此寻求圣人的道术。圣人的道术记载在六经中，奉行它的儒者，其体用广大精深，无所不备。凡是天下古今凭文字流传的学说，末流虽然不同，起初没有不假托于儒家的。譬如大家族，儒者固然是宗主，其余诸子出自他的门下，就像旁支庶子和服役的人。辅佐宗主的人往往少，欺骗宗主的人往往多。如今却把他们同儒家并列，还想借此寻求道术的极致，可以说是失去了辨别本末、邪正的原则。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跟从先进。’‘礼失求野’的意思或许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正本已经不存在，反而要到邪僻的末流中去寻找。考察刘向起初就专心于《枕中鸿宝苑秘书》以及邹衍关于重道延命的学说，再看他议论恢复泰畤、陈宝祠的事情，本来已经被虚无神鬼之说迷惑了。他把九家混同看待，也已经很久了。刘歆继承了他的学说，最终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后来他阿附贼臣王莽，为王莽文饰，多次谈论侥幸和非分的愿望，最后以这种结局而死，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他的行为背离正道。然而《史记》已经把道家同儒家、墨家兼收，并同名家、法家合列；《诸子略》却把它们归入杂家，言论有抑有扬，也彼此相抵触。所谓它的是非同圣人的标准颇有错乱，又说它颠倒五经，这些说法难道全都存在吗？罢免大司马王莽，让他回到府第。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喜欢学问，有志向和品行。王莽被罢免后，众人都寄希望于傅喜。何武、唐林都上书劝说任用傅喜。傅喜守持节操、不为外物倾倒，可以说是贤能了。然而外戚干预政事，是自古以来深切戒备的事情，并不在于他贤能还是不贤能。汉朝自成帝把政权交给母族，纲纪败坏；到这时丁氏、傅氏尊贵显赫，明堂、晏享等封爵之事接连出现，太后下诏让人避嫌外家，成帝正要压制王氏，正是所谓割发及肤的时刻。傅喜虽然已经身居显位、获得大功，也应当竭力退让，以此为外戚作表率。何武、唐林、鲍宣不能洞察细微、预见长远，同百姓一样，于是上书大力称赞傅喜贤能，反而再次起用他，可以说是不知当务之急的人。况且傅喜受到傅后的嫉妒，即使获得进用，事情也没有益处，只会增加王莽同类的机会和觊觎之心。万一中途和末尾稍有不同，像王莽的内心底蕴直到晚年才显露出来，那么它给社稷带来的祸害又不知会到什么地步。所以外戚子弟即使有贤能的名声，终究也难以参与政事，可惜啊！孔光能够考虑改建宫殿的事情，却不能纠正任用大司马的举动；何武能够明白亲疏交错的道理，却不能谨慎处理傅氏兴废的问题。孔光不值得再说，何武难道也是阅历越久、见识考虑越明白的人吗？建平元年。新城侯赵钦因罪被免爵，迁徙到辽西。《春秋》的法则，诛罚甚至可以涉及已经死亡的人。先帝的过错虽然应当隐讳，但国家继承人的冤屈不能不昭雪。已经过去的事情虽然可以不再追究，但对将来的防范不能不严密。继承帝位、托付后嗣的情意虽然应当顾念，但奸乱的遗孽实在不能再次侍奉在帷幄之内。哀帝免赵钦为庶人，迁徙他的家属而不穷追究治，可以说处理得当。只是把这当作对赵后的恩德，而没有把事情彻底办完，仍然不能作为后世的准则。四年。把尚书仆射郑崇交付狱官审理并杀死，免司隶校尉孙宝为庶人。当时成帝横加赏赐董贤，郑崇因此进谏而被下狱，孙宝为他争辩而被免官。过去仲子的丧赗，《春秋》因为它预示凶祸而加以讥刺。哀帝甚至把东园秘器、珠襦玉匣赐给董贤，又替他修建府第，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当时董贤才二十岁，皇帝不知道应当保全他的生命，却想厚待他的死亡，可以说是考虑得极其不周。难道皇帝也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吗？后来把他埋在狱中，想找一件好的殓衣都不可得。皇帝宠爱董贤，实际上正是害了他。后世受宠幸的臣子，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元寿元年。把丞相新甫侯王嘉交付狱官审理并杀死。汉朝从萧何下狱、窦婴被弃市以后，后来凡是有罪的大臣，多数都自杀。王嘉本来因为忠诚进谏触怒皇帝，不肯服药；等到进入狱中，又把自己不能进用贤人、罢退不肖看作罪过，不吃饭而死。他在颠沛困顿中仍不改变志节，可以说没有愧对史鱼那样的正直。相比之下，那些放纵欲望、败坏法度、遭受困厄而自行了断的人，死后没有办法为自己说明。活着时不能决断，退处时又相差很远，王嘉可以说是善于以死明志了。王嘉的死实际上成全于孔光，不知道孔光听到王嘉自责的话，额头上有没有出汗呢？把司隶鲍宣交付狱官审理，剃发并加颈钳。赵广汉因为逼迫魏相而使他获死，鲍宣因为摧辱孔光而被剃发加颈钳。因此君子处在职位、担任职务，即使按职责分工来说所得的过失，也一定要审察义理而不违背法令，这样就少有后悔了。冬十二月，任命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成帝看着董贤说：‘我想仿效尧禅让给舜，怎么样？’ 宣帝时，盖宽饶上呈密封奏章，偶然引用三王治理天下的话，尚且因此被杀。哀帝无所事事，却想效法燕王哙荒谬悖乱的举动，这难道合乎人情吗？或者是汉朝的国运应当中断了吗？哀帝轻视天下鬼神，暗中发泄自己的心意，以显示改朝换姓的征兆吗？这件事比改年号、换国号还严重，刻在石上，树立行筹。当时的大臣从萧咸、王闳以下，竟没有一人预先知道而直言极谏，认为这是变异，实在可叹！大体说来，西汉的统绪应当以哀帝时已经腐朽、平帝时开始断绝来判断。二年。太皇太后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兼领尚书事务。秋七月，迎接中山王箕子作为继承人。大司马只是臣子，迎立皇帝却是大事，这些都出自太后的决定。王莽身在朝廷，公卿百官以及宗室内外亲疏之人，竟没有一人参与其中。天下的大势，究竟在哪里呢？当时，王莽的根基已经有所凭借，羽翼也已经形成。即使得到贤明有才智的成年君主，他仍然未必能够成功，却偏偏迎立幼主。这正是王莽深沉的计谋和固执的思虑，也是他最终篡夺帝位的原因。难道一定要等到孺子婴时才看得出来吗？任命孔光为皇帝的太傅。孔光看到王莽的权势日益强盛，忧惧之下请求退休，与大司空彭宣一同任事。王莽罢免彭宣而调任孔光，难道是真心认为孔光贤能吗？只是早已知道凭他的为人可以被夺取利用，姑且想借助他一向的声望来成就自己的事情罢了。龚胜、邴汉接踵而来，与彭宣、梅福相继出现，这样的人自古以来也不多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孺子婴。居摄二年。夏四月，安众侯刘崇起兵讨伐王莽，没有成功，战死。

译考察王莽居摄时的情形，汉朝的诸侯王、彻侯、百官、宗室内外亲疏之人，全都沉溺于俸禄爵位，阿谀依附王莽的功德，受符命拘束，纷纷随声附和、形影相从，甘心受他的欺骗，竟没有一人能够早早看出而预先发难。自刘崇、翟义起兵讨伐王莽后，天下才明白知道王莽毒杀平帝、企图篡夺刘氏天下的罪行，从此豪杰才产生离心和怨恨，王莽也开始恐惧了。刘崇本是宗室，翟义本是世代为臣之家，他们一举动就牵动人望。看他们开始谋划时所说的话，显然已经把生死成败置之度外；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却足以倡导大义，成为天下人的先导。有的人竟以他们不自量力来评论，这是不懂义的人。过去鲁庄公在干时战败，《春秋》尚且认为这是光荣，何况刘崇为大义而死呢？所以评论汉朝的中兴，应当从这里断定其开端。初始三年。匈奴各部从不同道路进入边塞。考察：单于说：“前代单于承受汉宣帝的恩德，不可以背弃。如今的天子不是宣帝的子孙，凭什么能够即位？”唉！夷狄有君主，尚且不如中原没有君主。汉朝的臣子，难道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吗？汉玄帝。更始元年。六月，刘秀在昆阳城下大败王莽的军队，杀死王防。王莽自居摄以来，制度已经确定，威势力量已经扩张，党羽遍布天下，财物充满府库，士卒、战马、兵器铠甲充满内外。昆阳之战，王莽出兵达到四十二万，旌旗和辎重绵延千里不断，还驱赶虎、豹、犀牛、大象来助威。自秦、汉以来出兵作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刘秀从民间起兵，能召集的亲属不过舂陵子弟八千人，甚至骑牛就开始办事。后来虽又收拢集合三支军队，也都是草寇私兵，怯弱不堪，百人也抵不上一人。自古以来兵力众寡不敌、强弱悬殊，没有像昆阳之战这样严重的。然而王莽听说汉军就害怕，刘秀面对强敌却勇敢。王莽积累了十八年的力量，刘秀只凭一年辛劳，双方一战之间，兴亡的成败便决定了。这大概是由于汉朝的天命没有改变，人心没有转移，王莽这个贼人乘机夺取天下，光武帝则在时机已经成熟时取得天下，所以兵力少而功业大，准备虽慢而响应迅速。难道仅仅是德义胜过力量吗？《方洲集》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方洲集》卷三十一。明代张宁撰。《读史录》。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六月，萧王即皇帝位，改年号，大赦天下。从刘縯兄弟起兵到这时，才不过两年，而更始帝还在世。有人或许议论他登上正位太早；按事情来评论，其实还应当惋惜他登位太迟。众水汇聚之处，如果不是它应当汇聚的地方，就会泛滥成灾；众人归向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阻塞而造成祸乱。形势不可以中途阻止，志向也不能强行压制，关键只在于一开始确定正确的人选。当王莽这个贼人夺取帝位的余势尚存、汉高祖宗庙被篡夺祭祀之后、伯叔兄弟开始起事之时，天下把思念汉朝作为共同心愿，豪杰把响应汉朝作为自己的事业。即使有草寇，也不过是假借汉朝的名义。当时如果能够实行王常的正确建议，遏制张卬的乱谋，顺应众人归向汉朝的心愿和方兴未艾的形势，所拥立的人又是世祖这样的君主，那么豪杰都会顺势办事，草寇也会归心，恢复汉室就像翻掌一样容易。可是他们偏偏贪恋玄虚、懦弱无能，共同把帝位大器推举起来，却交给奴仆般的才干，聚集成一个逃亡者的首领。于是士人百姓失望，豪杰离散；眼看伯叔兄弟尚且不能自保，何况公孙述、隗嚣之流，难道还能不纷纷张扬自立吗？众人的志向一改变，大势也随之分裂。从此，先前因为思念汉朝的人，转而忘掉汉朝；先前因为响应汉朝的人，转而对汉朝怀有二心；先前借汉朝名义的人，终于成为汉朝的敌人。即使凭世祖仁厚、明察、勇敢和谋略，所向都能成功，仍然要东征西伐，历尽艰难，收回已经离散的人，重新联合已经分离的力量，几年以后才统一天下。他所付出的劳苦超过改朝换代、开创基业，这确实是因为不能早早端正帝位，在起初就确定下来。然而河北平定以后，耿弇已经说明时势，时机本来已经成熟，却仍然不听从。世祖明知违逆众人的愿望，一定要等更始帝彻底失败以后才正式即位，不只是因为谦逊慎重、不敢怀疑更始帝，也有像周文王等待商纣王的意思。这正是他成为中兴盛主的原因。二年。任命宋弘为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为议郎、给事中。皇帝命桓谭弹琴，喜爱琴曲繁复的声调。宋弘不高兴，召见桓谭责备他。桓谭叩头谢罪。后来宋弘因大雨避入朝堂，离开座位，脱下帽子谢罪说：“我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够用忠诚正直来引导君主，如今却使朝廷沉溺于喜爱郑声，这是我的罪过。” 考察宋弘这件事，与申屠嘉治罪邓通相似；然而宋弘能够使皇帝改变脸色、谢罪改过，并且重新让桓谭任给事中，最终使事情得到善后。申屠嘉却不能使文帝疏远邓通，最后反而死在狱中。这大概是文帝因继承帝位顺利而有宽容的心意，而世祖经历艰难、保持警惕谨慎的心情胜过了他；何况桓谭和邓通为人的大节不同，君主任用他们的方式也不同，结果自然应当如此。九月，赤眉军挖掘各帝陵，取走其中的珍宝财物。凡是用玉匣殓葬的尸体，大多还像活着一样。贼军于是侮辱了吕后的尸体。自古以来，即使是极其凶残、作乱、无道的人，也没有挖掘帝王陵墓并淫辱宫中棺尸的。赤眉军的事情，虽然也有不得已之处，却没有看见他们有一点哀悼的心意或修复陵墓的命令。等到他们投降时，反而赐给田地住宅，任命为郎，还下诏祭祀高庙，以接受他们所传的国玺。得失轻重，难道可以这样相互抵偿吗？梁温韬挖掘唐朝各帝陵，盗取其中的金宝、图籍。等到后唐庄宗归来，郭崇韬还认为这种人是劫掠陵墓的贼，罪不可赦。五代并不是汉朝的继承者，庄宗也不是唐朝的子孙，财物被盗也不等同于尸体受辱，为什么建武年间的君臣竟没有一句话自我省察、责备此事？而樊崇、刘盆子安然并存，迟延五年，才第一次拜谒帝陵，这难道不是盛德中的缺憾吗？四年。九月，任命侯霸为尚书令。君王用兵，是为了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安定暴乱、制止祸乱，并不是把为天下谋利作为唯一的用心。所以即使在手持斧钺、指挥军队的时候，根本的念头也从未不在百姓身上。这就是世祖最初任用卓茂，后来举荐侯霸，都是因为他们平日能够安抚百姓。由一件事可以推知许多事情，由开始可以看出结局；根据事实探究本心，就可以考察他们以百姓之事为急务、以安抚社会为开端的真正用意。前代儒者胡氏说，光武帝的兴起并不只靠一件事，唯独认为举荐卓茂最能说明他恢复旧有事物、享有长久国祚。这近于迂腐儒生的拘泥见解，不是高明通达的论断。从前汉高帝经过鲁地，只祭祀孔子一次，便说这足以兴复汉朝。汉朝的兴起，难道确实只凭这一件事吗？五年。十一月，任命侯霸为大司徒。侯霸听说闵仲叔的名声，便征召他。闵仲叔到任后，侯霸不向他询问政事，只是让他徒然劳苦而已。闵仲叔怨恨地说：“起初承蒙您的嘉命，又高兴又害怕。见到明公以后，高兴和害怕全都消失了。难道认为我不值得询问吗？如果这样，就不该征召我。征召了我却不询问，这是错失人才。”于是辞别出来，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而离去。君子处理事情、接待别人，总要考虑成熟以后才说话，心中有所打算以后才询问。如果只是浮泛地同人交往，冷漠地同人相处，没有什么想要听取的，即使对方可以交谈，实际上不与他交谈的情况也很多。从前商高宗长久思考治国之道，所以任命傅说来接受教诲；周武王急于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向箕子询问常道；卫灵公有意于作战，所以向孔子询问列阵；梁惠王有意于富国强兵，所以向孟子询问利益。虽然他们所问的内容并不相同，但本来都是志向先已确定。侯霸早年以治理郡县著称，等到做了司徒，不过是明察、守正、奉公不阿罢了。他征召闵仲叔，主要是想借他的名声使他出来做官，并没有推荐贤能、崇尚德行的心意，也没有屈尊向他请教的诚意。除了使闵仲叔劳苦之外，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等到闵仲叔责备他，他也不悔改；闵仲叔要离开，他又不挽留，闵仲叔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也不把这事当回事。他离去时如此冷漠，便可看出他来时也是浮泛应付。如今有些人用一杯酒召客，客人不来就恭敬地催请，客人来了就谨慎以礼相待。若客人无故突然离去，主人一定会感到不安，大概还要亲自登门谢罪。哪里有征召贤人、聘请有德者，却轻慢疏忽到这种地步的呢？与古代周公吐哺、握发相比，怎么样呢？征召处士周党、严光、王良到京师。

译太过分了！光武帝与严光的事情，古今罕见，绝无仅有。假使尧、舜时代确实有巢父、许由，他们尊贵而又谦下地推崇高尚，也未必会像这样彼此不相容。上天降生人才，本来是要寄托给君主和宰相的；人才生于世间，也应当尽到修明政治的责任。没有无缘无故而一定不肯做官的人。古代君子的出仕和退隐，要看天下治乱；出行或隐居，要由是否得到任用来决定。姜太公、伯夷都因避开商纣而住在海边，听到文王兴起便归附他，行动非常迅速。尧征召舜任职，商高宗形求傅说，傅说便到，都从来没有迟疑滞留。严光自身的才德，难道真的超过姜太公、伯夷、舜、傅说吗？光武帝礼贤下士对待严光，难道勤勉程度还不如尧、高宗、文王吗？凡是君子出仕，就应当有用来匡正天下的作为；居家隐处，也应当有益于乡里。王良不值得评论。周党卧病在家，闭门不出，但乡里称赞他的高尚，盗贼不敢进入境内，晚年还著书来表现自己。严光的出仕、退处、行动和止息，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一定不肯出来做官。他从年轻直到老年，无论在齐还是在吴，都没有一件善行可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光武帝是他的旧友，侯霸又是他平素交往的人。君主称他为狂奴，却一次也不向他询问世务；宰相写信征召他，他也没有像王霸那样推辞谦让。严光自己所了解的，以及君主和宰相所了解的严光，难道都已经看清了吗？胡致堂的议论很好，说：“王良的朋友责备王良不提出忠言、奇谋而取得大位，为什么来往奔波如此琐屑，而且不怕麻烦呢？”这句话虽然是针对王良说的，但所规劝的也不只是王良一人。胡致堂大概由表面推究到最隐微之处，才有这样的论断，可以说是阐明幽微的言论了。从这以后，人们只看到严光的声望、光彩、气度和神韵，称道他的高亢自励和崇高不凡，彼此赞颂、仰慕学习而故意激越，流弊最终发展成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大概祸根早已由此开始，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所以中庸之道，就是不以标新立异作为高尚，不矫饰感情以求取声誉，只与义相合而已。八年。颍川盗贼起兵，九月，皇帝回到宫中。六天后，亲自率军讨平盗贼。皇帝从上邽日夜向东奔驰，赐给岑彭等人的诏书说：“两座城如果攻下，就可以率兵向南攻击蜀地的敌人。人往往苦于不知满足，刚刚平定陇地，又盼望平定蜀地。每次出兵，我的头发就白一些。等听到成都投降，夷灭公孙述的妻子儿女，放纵军队大肆掠夺，我愤怒地责备吴汉、刘尚说：‘城池投降才三天，官吏百姓已经服从，怎么能一旦之间忍心做出这种事！’听到这件事令人心酸，确实丧失了斩杀将领、慰问百姓的本意。” 唉！颍川的盗贼使京师骚动，皇帝回宫六天便迅速出兵。成都的势力僭越帝号，军队暴露在外十二年才被平定。假如不是圣明的君主，没有不震怒而彻底消灭他们的。世祖始终拳拳不忘的一念仁心，贯穿在这些事情之中；而那些凶残悖逆作乱的人，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一点。古代即使制定典刑、止息刑罚，总的原则也用“敬慎啊，惟当怜恤”的话来概括；诘责军队、铲除暴乱，也用“止兵息战，不再迎战”的誓言加以告诫。假使隗嚣、公孙述这两个小人真能归向大义、顺从正道，世祖一定不会食言，必然封给他们茅土。《易经》说：“以宽厚的德性居处，以仁爱的德性施行，这是君主的德行。”史书说世祖与高祖相合相同，隗嚣、公孙述的事情，大概比韩信、彭越还要严重。十三年。诏令大官署不要接受郡国进献的奇异食物；远方进献供宗庙祭祀的食物，仍按旧制度办理。当时有人进献名马、宝剑，皇帝把它们赏给骑士和驾鼓车的人。皇帝曾经外出打猎，夜里回来，守卫上东门的郅恽拒绝开关，不接受诏令，皇帝于是返回，从中东门进入。第二天，赏赐郅恽布帛一百匹，把中东门候贬为尉。从前《旅獒》说：“四方夷族都来归顺，全部进献当地物产，只供服用、饮食和器物使用。”《洪范》说：“只有君主能够作福，只有君主能够作威，只有君主享用精美食物。”如今所说的郡国奇味，也不是遥远地方难以继续取得的东西，只是认为它违背古制，于是一概拒绝接受，只保留进献宗庙的制度，这正是专心实行节俭，甚至忘记口腹身体，所谓使饮食简朴而把孝心用于鬼神。宝剑与肃慎进献的箭没有什么不同，马也不是大宛所求取的名马，何况这两种东西又是世祖平生用来成就武功的器物。进献者一定以为是在投合皇帝所爱，皇帝却姑且接受而不据为己有，把它们视作奇货，这正说明他厌恶战争、乐于治理太平，正如包裹虎皮、放还战马、放下军牛，以表示不再用兵。郅恽这件事，恰好与汉文帝时周亚夫驻守细柳、棘门的事情相同；但夜间回宫而不放行，利害关系切身，与慰劳军队的举动相比，明暗、劳逸和事势都不相同。皇帝却乐于接受劝谏，又因此实行赏罚，中兴的盛主，哪里是宣帝、武帝以下的君主所能比的呢？十九年。废皇太子彊为东海王，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君主的气度，没有比接受直言更重要的；臣子的职责，没有比能够极力进谏更困难的。古人说君主圣明，臣子才会正直；就像盛水的器皿方圆不同，水的形状也不同，其中的关键确实有所关联。假使在上位的人真的能够宽容言辞和脸色，优厚宽容地听取采纳意见；而在下位的人仍然有时担忧君主喜怒无常、进言可能获利而退避可能获罪，那么何况再加上雷霆震怒、山岳压迫、刀折斧摧般的威势，谁敢触犯忌讳，迅速招致灭亡呢？汉世祖宽仁明达，精审通晓万机，有这样的君主，可以说是明主与贤臣相遇了。然而韩歆直切地谈论饥荒，皇帝下诏责备，竟使他送命；桓谭议论谶记荒诞，被贬官，死在道路上。假使郑兴不能用谦逊的言辞顺从皇帝的意旨，也难以免祸。尊贵的地位、厚重的俸禄，平素承受礼遇和任用，像这三个人尚且如此，其他人难道能不受到全面压制吗？当初上东门的事情中，郅恽拒绝开关，不让皇帝进入，听到诏令也不接受，言辞气势严厉决绝。如果说他能够做到无话不说、知无不言，那么到了皇帝改立皇后时，却说：“我听说夫妻之间的恩爱，父亲尚且不能要求儿子做到，何况臣下能够要求君主做到吗？这是臣不敢说的。”所谓不能要求，是指夫妻间爱憎亲疏的关系，并不是说嫡妾的名分可以任凭感情而扰乱纲常。郅恽又说：“希望陛下思考这样做的是非，不要伤害大的伦理，使天下人有议论国家社稷的人。”

译郅恽这番话的用意，大概在于太子。后来他自己知道这番话不能再说，而事情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于是反过来劝太子辞去帝位，以迎合世祖的意向。这果真是郅恽反复改变、偏离一贯志向吗？先前他与皇帝关系疏远，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如今已经亲身经历，熟悉所见所闻。所谓士人在家中修养，却在天子朝廷上败坏，不能说只是空话。当时如果皇帝能够宽容接纳，韩歆一定能洞察民间疾苦，周全天下政务；桓谭一定能明辨邪正，解除后世万代的疑惑；郑兴一定能详细陈述礼乐的本源；郅恽一定能深切阐明教化的根本。这样，皇帝在夫妻、父子、君臣以及政治教化各方面都能取得完整的治理效果，便可以称得上三代以后纯正的君主。可惜啊！胡致堂说：“郑兴不能极力论述是非，以解除君主的疑惑，一被责问就立刻说谦逊的话，这一点是对的。至于说立皇后是错误，却又说韩歆之死还不足以损害光武帝的全部大德，这种说法虽然可以用来规劝、成就光武帝的美德，却不能作为纠正后世君主过失的准则，大概不是最正确的论断。” 西域再次请求设置都护，皇帝没有答应。世祖自从平定陇地、蜀地以后，一心想停止战争、休养百姓；除非有紧急警报和重大要害之事，从不轻易调动军队。所以凡是反复不安定的势力，来了就姑且接受，离去就不追赶；骚扰边境的就招降，归附边塞的就容纳，归属内地的就迁徙安置。即使臧宫、马武想趁他们困窘时加以剿灭，皇帝也都宽和地晓谕，表示不听从。他的志向和心意，只在于用柔和的怀柔手段羁縻他们，使边境和睦、天下安定。只有对莎车、鄯善以及西域各国，从前到现在一共三次请求设置都护，皇帝都没有答应。诏书答复说，东西南北各自随意行动。西域对于汉朝本来没有什么得失，汉武帝想要控制匈奴、斩断它的右臂，才开始与中原交通。如今莎车、鄯善来归附，本来是苦于匈奴横征暴敛；西域各国又苦于莎车侵扰暴虐，都不是诚心仰慕汉朝仁义。何况夷狄彼此攻击，对各国来说，匈奴屡屡得胜，就会消耗我们的财力；屡屡失败，就会损伤我们的威望。不如听任他们各自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不加治理的正当好处，他们则有自取灭亡的危险。因此他们请求设置都护越来越频繁，皇帝却始终不答应。从前郡国盗贼兴起，聚集和离散没有定规，边境也没有可以采取的办法，诏令允许他们彼此纠察揭发、互相斩除而免罪，于是他们全都自行解散。从此牛马放牧后不必收回，城邑的门也不用关闭。辽东边塞以外的貊人侵犯边境，祭彤招降他们，并且安抚接纳鲜卑，下令说：“如果确实想立功，就应当把匈奴人捆绑送来；斩下首级送来，我才相信。”后来果然如他所说，有人拿着首级到郡府来。此后他们互相攻打时就总是送来首级领取赏赐，从此匈奴逐渐衰弱，边境不再有盗寇警报。这就是世祖最终不答应西域请求的原因，难道其中也有深意吗？二十五年。新息侯马援死于军中，诏令收缴他的印绶。马援之死，事情没有得到澄清，实际上是由于梁松。一般人家的儿子成年并且成婚后，父母便按照成人的礼节对待他。梁松贵为皇帝的女婿，马援虽是他父亲的朋友，也应当按照礼仪和文书礼制对待他。假使梁松不贤，尤其应当勉强作出表面上的礼貌，如后世郭汾阳、卢杞之间的事情那样。可是梁松竟傲慢地让马援独自拜在床下，这怎么可以作为法则呢？这是马援不能用礼法保护自己。到了武陵出征时，他又对杜愔说：“只是害怕长者家的儿子，有的在身边，有的与我共事，实在很难调和。我尤其厌恶这一点。”老人身处危难之地，甘愿为国而死，如果有想说的话，拜上奏表便上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却只在私下谈话、争辩怨言中喋喋不休，终于被梁松抓住把柄而败坏。这是马援不能用智谋保全自己。马援一生谋划没有遗漏，料事多能应验，不仅长于军事，到了自我处置时，却独独不知道适可而止，对进退也昏昧不明。他口中所说、身体所趋，只有用马革裹尸、死于国事才觉得痛快。偏偏又顾虑给子侄留下书信告诫，结果成为梁松罗织罪责的借口，实在是祸患的阶梯。难道他明于知人，却昧于知己；善于告诫别人，却不善于告诫自己吗？假使他能早早以年老为由辞去出征，那么功名便可以善终，君臣之义也可以尽到，即使有一百个梁松、窦固，又能对马援造成什么伤害呢？《易经》说：“太阳偏西时如同附着在日上的火，如果不击缶而歌，就会有老年人的叹息，凶险。”说的就是马援吧。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陵乡侯梁松下狱而死。起初，马援对梁松、窦固说：“凡人富贵，应当让自己将来还能够重新变得贫贱。像你们这样如果想不再变得贫贱，就要处在高位时坚定自守，努力记住我的浅陋之言。”等到马援征讨武陵蛮返回，写信告诫侄子，说杜季良不可效法；即使仿效他却做不到，也会陷为轻薄子弟。恰好杜季良的仇人上书指控他浮薄、扰乱群体、惑乱众人，并把马援带回的书信作为证据。梁松、窦固平素与杜季良交结，皇帝因此召见并责备梁松、窦固；梁松由此怨恨马援，进谗诋毁马援，几乎使马援全族不能保全。到这时，梁松果然因为传递诽谤皇帝的书信而下狱死去。假使他听到马援的话、看到书信以后，立即自我约束、改正行为，最终成为善人，哪里会有下狱而死的灾祸呢？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梁松哪里懂得这些呢？七年。任命宋均为尚书令。起初，宋均镇守九江时，当地过去常有老虎肆虐，常常招募人设置捕虎的栏槛和陷阱，反而造成许多伤害。宋均给属县下文书说：“江淮有猛兽，就像北方有鸡和猪一样。如今老虎成为百姓的祸害，罪过在于残暴的官吏；劳民费力地张罗捕捉，并不是忧虑爱护百姓的根本。应当努力斥退奸邪贪官，考虑进用忠诚善良的人，可以一概撤除栏槛、陷阱，废除捕虎的考课制度。”此后再也没有虎患。

译世祖时，刘昆任江陵令，曾使风向倒转而扑灭火灾，老虎向北渡过黄河。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刘昆，刘昆回答说：“只是偶然罢了。”古今都认为这是长者的言论。如今九江的虎患，如果认为是偶然，那么政事的体制就会不断改变；如果认为不是偶然，那么事情的成效又与说法不相符合。我的意思是，君子处理困难的事情，大概有超出常人预料的地方。若说这是精诚感通、默默感化的结果，虽然是由于德化相互感应，也由于施政措施适宜。下边有招募和设置，工钱就有固定数目；上边有考课制度，输送办理就有确定的定额。不只是设置栏槛陷阱，还要设置机关、罗网、毒箭，严重时还要用饵食拴牲畜，凡是可以制伏老虎的办法无不使用。不只在城邑，还要在山里、树林、泽薮，严重时甚至截断道路、堵塞险隘，凡是可以阻挡老虎的地方无不做到。这样一来，老虎将往哪里去呢？它们难道不会狂奔乱行、用力撕咬，肆意暴横而不能停止吗？何况急于招募设置，迫于考课制度，困于制伏老虎的费用，疲于阻挡老虎的劳苦，所谓残暴官吏和奸贪之人又趁机扩大声势，在其中渔猎贪食，他们造成的祸害又比老虎更严重。这就是老虎不能除掉、百姓反而更加不安的原因。宋均能够撤除栏槛陷阱，削减考课制度，斥退奸贪而进用忠善，德化和政事相互感应，措施与时势相合；老虎害怕人，也就像人害怕老虎一样。拘束控制既然落空，老虎的食物和休息又没有受到伤害，它们难道不会悄悄逃窜、奔逸到别处去吗？本传记载，相传老虎向东游走，渡过长江离去。一项政令的施行，转变只在顷刻之间，使百姓安定、祸患平息，即使说宋均实行的是神明般的治理，也不是过分的赞誉。后世亲民的官员，不仅不能做到宋均所做的难事，即使是平常容易办理的事务，如赈济、表彰、荐举、饮酒射箭、劝勉督课农桑、禁止捕盗、优厚供给贫困者、增置耆老等，起初本来都是为了百姓，如今却反而成为奸邪、禁止、贪污、墨吏和科敛的媒介，用来使百姓困苦的事情多得数不清。哪里能够都得到宋均这样的人，让他们为百姓解除束缚呢？八年。皇帝听说西域有一种神，名字叫佛，于是派使者到天竺寻求佛道，得到佛经和沙门，一同带了回来。自古以来，正直端方的人偶尔有一句话、一件事做得不够好，普通人一定会指责议论，暗中非难他。平康之家如果鸡犬出现不祥，蛇虫造成异象，全家就会惊慌，担心发生变故。假如儿子背叛父亲，丈夫抛弃妻子，毁掉帽子、割去头发，像疯癫一样狂奔逃离居所，那么邻里乡党一定会认为这是大怪事，彼此安慰劝解，使他恢复正常。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纲常、政治教化、礼乐和文章广泛周备，浑厚精纯，虽然偶尔有小的变动，大的方面始终没有缺失。皇帝在这个时候，正尊敬老师、重视师传，讲明正统学术，儒学文章的盛况在汉代极为光耀，不只是像一个人的端正、一个家庭的安宁而已。宫门庄严，王道平正，忽然有像佛教这样的事物到来，肆意背弃父母、抛弃妻子儿女，像疯癫、狂奔一样逃离自己的居所，而且还要率领天下人一同这样做；这样婚姻既然没有了，生育也会顿时断绝，不过百年，人类就会全部灭尽。他们想把中国几千百年来的纲常、政治教化、礼乐文章全都抛弃，使人类失去类别和秩序，那么人道就断绝了。这样严重的怪变，不只是某一句话、某一件事，也不是鸡犬蛇虫的异象，却竟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惊慌指责，彼此劝慰使其恢复正道，这是为什么呢？既然如此，那么皇帝所讲的学问，不过是礼仪、文章、章句的末节，却没有得到穷究事物、推明道理、诚意正心的要道；难怪他施行于家庭、国家、天下的道理不能像古代那样。桓荣以师道闻名于世，地位俨然在三老五更之列，却没有说一句话来挽救和纠正皇帝、解除他的邪说迷惑；如果他确实不明白，那么不足以称为士；如果明知却不说，就是阿谀顺从，成为万古的罪人。所谓论明道理、治理国家、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又是为了什么？皇帝让人乘安车、扶策杖，又是为了什么？亲自袒衣割肉、敬奉酒食，又是为了什么？排列爵位、大加赏赐，亲自问疾，下车临丧而改变服色，又是为了什么？却忽然这样轻视大节、忽略大事，怎么忍心呢？我的意思是，皇帝最初的想法，是从不确实的传闻中得到的，必然以为佛教有奇谋秘法，像图谶一样可以继承并媲美前代，所以决意派遣使者。佛教传来时，正值当时崇尚文教，皇帝见它善于用宏大宽广的言辞劝诱愚俗，宗室中已有一些人喜爱它，而整个社会又没有人非难它，因此姑且把它放置在那里，只当作夷狄的一种方术。唯独没有想到它流传下来的弊害，竟能成为天下后世如此大的祸害。唉，细小的水流不加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微弱的火星不及时扑灭，果然会焚烧玉石。汉廷像桓荣这样的儒臣，不能在水流初起、火星微燃之时挽救它，后世却想在江河漫溢、玉石化为灰烬之后挽救，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十四年。原楚王刘英自杀。明帝继承帝位，事实与通常情形很不相同。东海王被废、被立，本来没有罪。如今读史读到这里，尚且有人惋惜光武帝错误的举动，怜悯东海王的不幸，何况当时的宗室和群臣呢？即使世祖的功德高盛，事情在无声无息中消退，明帝心中也一定有不安之处。刚继位时，山阳王刘荆写来密信，假称是郭况所写，言语十分亲切。明帝因为他是同母弟，便把事情秘密压下，没有揭发。等到把他迁徙到广陵，他仍然再次图谋不轨。到这时，明帝大概已经无法停止追究了。患有旧病的人忌讳诱发病情的事物；积累了重大疑虑的人，容易被惑乱的言辞影响。烈火横流的旁边，所焚烧、淹没的东西，难道还会有比这更相似的吗？明帝处理楚王刘英的案件，大规模追捕，天下被处死的有数千人，被拘禁的有数万人；审查考验而无罪的人，仍设置禁锢的有五百多人。天子震怒，狱吏恐惧，凡是被牵连的人，一概陷入罪网。又封告发者苏广为折奸侯，等待他成为祸根和祸患的阶梯；这大概是平素积累已久的猜疑。假使当时东海王刘彊仍然骄横存在，郭太后仍未死而怀恨愤怒，接着又发生淮阳王刘延的事情，那么明帝的偏狭、多疑和惊惑，恐怕会比楚王案件严重得多。即使有马太后、寒朗的劝谏，恐怕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听从了。明帝在东宫时，平素讲习《尚书》，这些道理本来属于尧、舜敬慎怜恤、五刑从宽、罪疑从轻的思想；可是这次举动已经不能明白地知晓并真正践行这些道理了。若从近处的小事说起，明帝刚迎接佛经到京师，楚王又最先喜好佛教，为什么忽然遗忘了佛教慈悲不杀的言论，却又不斥责它不足以劝导人向善？由此可以看出，明帝迎佛是因为传闻；佛教传来以后，他只是姑且放置，并没有十分在意。十八年。西域攻陷都护府，陈睦战死；北匈奴的戊己校尉关宠，车师反叛，与匈奴共同围攻耿恭。诏令酒泉太守段彭率兵讨伐他们。

译建武年间，西域各国请求派遣儿子入朝侍奉，多次请求设置都护，始终没有得到允许。南匈奴归附塞内，凡有所请求都答应，又为他们设置属官，迁居到西河美稷。北匈奴请求和亲，起初也不答应，后来采纳班彪的意见，按照他们进贡的数目给予相应答复；然而已经明知他们是在欺骗，只是姑且想挫败、震慑他们的意图，并不是诚心答应和亲。因此西域闭关，边境安宁。北匈奴只曾到五原、云中一次，后来被南匈奴击退；二十多年间，中原没有北方祸患，这是断绝西域往来、安抚南匈奴所取得的效果。世祖料事明敏，处理事情果断，应对世事、驾驭万物，精审通达、见识先达到了这种程度。明帝承平日久，志气充盈，开始采纳耿秉的谋划，继而又派遣祭彤，于是接受西域侍子，为他们设置都护，设置戊己校尉。从前世祖坚决不允许的事情，如今全都答应了。从此北匈奴接连进入云中，攻打戊己校尉；西域侍子入朝才三年，便与北匈奴合兵攻打都护府，围困耿恭。丧失军队、损失将领、劳费心力于远方谋略，这一祸患延续到章帝时仍不能平息，正是开放西域、断绝北匈奴所造成的结果。史书说明帝行动总是遵循建武年间的制度，没有什么更改，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不像这样呢？肃宗孝章皇帝。六年。任命廉范为蜀郡太守。成都旧有制度禁止百姓夜间劳作，以防火灾，百姓便彼此隐瞒，失火的事情每天接连发生。廉范于是毁除、削减旧令，严格命令储备水，百姓认为便利，便歌颂他。廉范毁除、削减禁止夜间劳作的法令。这项旧令与宋均废除捕虎考课制度的做法相同。世上的郡守县令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制度命令原本不便于百姓，也都可以转变为对百姓有利；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即使制度命令原本有利于百姓，也会转变为使百姓受害。假使只拘泥于制度命令，只顾自己而不顾百姓的利弊，这难道是百姓父母官的心意吗？所以郡守县令贤能与否，关系到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处在上位的人，实在不可不谨慎任用官吏。七年。废太子庆为清河王，立儿子肇为皇太子。太子庆被立为太子已经四年，没有听说有过错，却突然废黜更换，这件事与世祖时大体相同。世祖虽然是替阴后这样做，但郭后有怨恨的言辞，太子又一再退让，还可以找借口托词；即使如此，仍然拖延到三年以后才改立太子。后来郭况受到的亲幸日益隆盛，沛后始终参与其事；但考察其中迟留曲折之处，所谓从一个人的过错中也能看出仁心，仍然足以看出世祖不忍之心。至于章帝这次举动，如果完全出于窦后进谗、邪曲诬陷，想废掉刘庆，于是构陷并杀死宋贵人；立刘肇以后，又杀死梁贵人并牵连她的父亲，像捕禽杀兽、割除草木一样，完全没有家人之间的感情。回头看前面的事情，差别如同天壤，大概是因为章帝与光武帝不同，窦后与阴后也有差别。唉！世道一天天衰落，君主之道不加修治；效法美德就越来越浅薄，沿袭过失就越来越深重。开国并传下帝统的君主，实在不可以因为细小行为不足以夸耀，就把不正的行为示范给子孙。建初四年。封马廖等为列侯，以特进身份回到府第。光武帝鉴戒王氏外戚造成的祸乱，始终不让外戚掌握政权；甚至贬抑吕太后，尊崇薄太后，以至于让子孙议论祖先皇帝，难道不是明白并甘心承认自己的过失吗？他大概是认为吕后有王产、王禄的过失，薄后有不偏私刘昭的美德，所以要为后世建立防范、设置警戒。虽然嘴上不说，实际用意就在这里。明帝继承帝位，恭敬地遵守成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参与政事。即使凭马援的功劳，也只是破例把他的画像列入云台，连虚名都还吝惜，何况实际的权力呢？所以马氏一族在明帝一世始终没有改任官职。这正是建武、永平年间被称为清明之治的原因。章帝继位后，不久就让马廖等升任卫尉、中郎将，已经有了相互交结、厚加施予的苗头。接着又派马防出击烧当羌，又有倚仗恩宠、报复怨恨的过错。到这时才封马廖等为列侯，使他们以特进身份回府居住，对上破坏了光武帝防范外戚的规矩，对下开启了窦后效法的道路。假使章帝早听第五伦的话，顺从马太后的心意，那么恩宠和礼遇可以两全，前后也可以一视同仁，哪里会有后来投递书信表示怨恨诽谤，直到获罪免官才停止的事情呢？可是他偏偏务求表现宽宏而刚断，没有及时处理，结果窦宪兄弟从此更加肆无忌惮，任意作威作福；这大概是他们从长期积习和观望中得到凭借，因而能够左右皇帝心意。八年。马廖、马防获罪，免官回到封国。窦宪因为贪图低价，请求夺取沁水公主的园田，皇帝大怒，召见窦宪严厉斥责。窦宪非常恐惧，皇后为此毁坏服饰，深深谢罪；过了很久，窦宪才得以解脱，皇帝命令他把田地归还公主。人们曾说，治理家庭比治理国家更难：过于严厉就会伤害恩情，过于慈爱就会背离礼法；只有宽厚而有节制，使上位者不因恩情而受损，使下位者不背弃礼法，家庭才能整齐，国家也才可以治理。汉文帝恭敬节俭、仁慈柔和，办事崇尚简约；但薄昭杀人，必定依法处死。至于窦广国兄弟，只是厚厚赏赐田地宅第，让他们居住在长安，最终成为谦退的君子。光武帝谨慎敦厚、宽仁慈爱，能够首先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四亲庙自南顿君以下，母族亲党没有听说有大规模的显贵提拔。至于阴氏、郭氏两族，也不过使他们富贵，却从未让他们参与机要，最终都能保全善终。章帝即位以来，赈济饥民，劝课农桑，审理狱讼；把上林苑池沼的租赋分给贫民，归还因事迁徙者四百余家；减省冰纨、方空縠，停止修治虖沱、石臼河，禁止审狱惨酷，告诫俗吏矫饰，解除禁锢之令，施行赐予、养育、教导等事，史书连续记载，世上也不常见，没有一件不是爱护百姓的政令；但唯独不能施行于马氏、窦氏之家。他们的罪恶起初只是萌芽，逐渐积累到合手可握，后来又养大到两手合抱；即使有第五伦、郑弘、周纡直截恳切地进谏，也都不肯省察，反而又加罪于他们。到了沁水园事件，神明震怒、鬼神夺魄，事情已经难以挽回，却又受到皇后的阻挠。替刘氏说话的人，多次进言而触忤皇帝；替窦氏说话的人，只说一句话就能扭转天意。廖氏一度被罢免又重新留用，窦宪虽曾失势又重新起立，都是因为章帝不同于明帝的严苛切直，凡事一概务求宽容。政事上的美德不足以遮蔽闺门内的罪恶，长厚的风气不足以改变悖逆暴戾的气息，没有节制的恭敬、仁慈、宽厚不足以达到文帝、光武的忠正境界。幸而辅弼大臣有人才，朝廷内外没有祸患，明帝的家法尚未远去，和帝的智慧决断又接近明帝；不然，窦氏给国家带来的祸患，距离王莽篡汉的灾祸也只差一点了。史书说东汉的国运实际上衰败于章帝，确实如此。章和二年。侍中窦宪杀死都乡侯畅，太后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让他出兵攻打北匈奴，以此赎罪。

译中原对待夷狄，夷狄顺从归附，就以柔和的政策安抚；夷狄叛逆侵扰，就出兵击退。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得已才应对罢了。假如他们的叛逆或顺从都没有显现，就应整治兵马、磨利弓箭、修筑亭障、加固城墙，只谨慎防避他们罢了。这个单于自明帝末年曾经同西域联合攻陷都护府以后，每年都以请求和亲为事，对边境没有骚扰。元和初年南单于侵掠北匈奴，朝廷还常常下诏命令归还他所俘获的百姓。如今还不到五年，北匈奴方面接连前来投降，没听说又成为边境祸患。现在却想趁他们衰弱疲敝，听从南单于的计策，无缘无故兴师出击，似乎不是王者对待夷狄的原则。诈伪暴虐是夷狄的本性，诚信仁义才是华夏的常道；交战是北方民族的长处，坚守防御是中原的良好防务。夷狄彼此攻伐，是天下的利益；替敌人助长势力，不是兵家所宜。如今背弃信义而效法他们的诈伪暴虐，舍弃善于防守的长处而投入敌人的长技，忽视大利而触犯用兵的禁忌，无非是想替窦宪求取不可预料的功劳，逃避本应处死的命运。假借南匈奴的这次行动，不损失一支箭就把匈奴全部防制住，已经不是帝王的盛举；何况正当盛夏，驱使无罪的百姓去救援有罪的奸臣呢？这并不是窦太后此前没有听说过这些道理。《方洲集》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方洲集》卷三十二。明代张宁撰。《读史录》。和帝。永初四年。立北匈奴于除鞬为单于。光武帝在位时，南单于叩塞归附，并不是因为真心爱戴、畏惧北部，而是想借助这种威势。北单于多次请求和亲，也不是乐于依附南部、抵御南部，而是想分散、削弱南部的势力。光武帝对南部厚加抚慰，是为了牢固结交他们的心，使他们替北部守卫抵御；对北部则采取羁縻政策，是为了牵制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同南部抗衡。内外互相牵制，行动和停止彼此相持，双方又互相攻击，积累四十年，西北边关没有听说有长驱直入的骚扰。当时臧宫请求趁他们彼此争斗、疲惫困敝，把他们全部消灭。光武帝笑着说：‘总是取胜的人家，很难同他谋划如何对付敌人。我正自己思考这件事，即使皇太子问到军事，我还会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这样看来，光武帝宏大的谋略和深远的考虑，再没有从前能够预知并审慎洞察、可以与之相比的人了。从此南部日益强盛，北部日益衰弱；如今南部竟想趁北部疲敝，攻破北部来壮大南部。窦宪等急于谋求自己的利益，不顾事情是否可行，竟在盛暑出兵；上天忘记了惩罚他们，偶然取得成功，窦宪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却不知道光武帝当初的本意必定不在此。事情尚未实行时，如果能够采纳袁安、任隗、尹睦的意见，下令让于除鞬归还北部，统领投降的人，确实符合时机；可是朝廷听从窦宪的阴谋，又重新立于除鞬为北单于。这就是所谓失去诚信，破坏原先扶植的对象，建立一个没有功劳的人，使各部蛮夷以后难以再保持誓约；紧急时就联合起来，缓和时就各自防备。施加抵御防守之心，撤去彼此抗衡的形势。窦宪等这一行动，使三代以来防守边疆、控制敌虏的谋略全部毁坏了。从此北部很快反叛，南部离心离德，南北双方互相胁迫、互相叛离，一直到孝安帝永初年间，边患没有停止。后来虽然又曾一度击败并降服他们，但他们的信任和畏惧之心，终究不如建武、永平年间了。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和帝驾崩。治理天下的人，对所爱和所憎不能偏向一方，施加恩惠时对亲近和疏远的人不能混淆，然后才可以说懂得君主之道。窦宪因谋反被诛杀，本应不留下任何同党。和帝一听说窦环忠诚善良，就立即赦免了他。梁贵人死亡的真相既已查明，窦太后本应受到贬黜削夺；和帝推重恩情和义理，不忍再议论此事，于是追尊母亲为恭怀皇太后，改葬于西陵。从此宗室中因罪被除去属籍的人，全都恢复宗籍。梁王刘畅有罪，只按宽大的法典处理。唯独对清河王刘庆，赏赐优厚，恩义更加深厚；对各位弟弟的分封，也始终没有间断。这些事情表明，他对爱憎不偏，对亲疏区别等级，发自内心而推及天下，无不是仁义的流行。考察史书本纪和列传，他在位十七年间，下诏替贫民购买耕牛和犁具一次，劝百姓储藏蔬菜以补助五谷食物一次，命令过所实足供给流民两次，借给百姓种粮三次，赐给鳏寡孤独粮食三次，赐给百姓粮食、丝帛、钱币四次，减免或释放输作的刑徒五次，免除或减轻田租、刍草和牲畜饲料六次，允许百姓采集官府陂池园林中的物产六次，赈济借贷而不要求偿还七次。自古史籍记载以来，从来没有比这更优厚体恤百姓、像救济饥渴这样迫切的政策，难道仁人施政本来就没有根源吗？我曾经就政事评论过他：他不贬黜削夺窦太后，过失超过光武帝；他尊崇并改葬梁贵人，过失超过肃宗；他能够清除宫廷内部的祸乱，不显露防微杜渐的意图，不动声色，超过昭帝。当时任用忠贞之士，继续起用有功旧臣，讲明典章法纪，使戎夷归附，虽然礼乐还没有彰明，但政治各方面都整齐统一，也差不多可以赶上文帝、景帝时期。胡致堂说前史没有发扬这些优点，难道不是史书的缺失吗？他的意思大概也很广泛。假如上天让他的寿命和福禄平正相当，那么像郑众之事这样不得已而为的事情，必定会有节制裁定的制度。可惜他的世代福祚不长，终于引发大祸，难道东汉的盛衰、治乱也早已是命中注定的吗？殇帝。延平元年。太后迎接清河王刘祐入宫即位，太后仍然临朝听政。太后刚开始临朝听政，就提拔任用名臣，封平原王，遣送清河王到封国去，这些事情都符合机要；又能够罢除不合典制的祀官，减少费用，派宫人核实旱灾所造成的损害，免除受灾地区的田租，检查告诫邓氏的宾客，她努力崇尚敦厚务实，能够先从自身和家族做起，这些都隐约可以看出。若从已经发生的事情评论，她临朝时的政绩确实已经很好；若从尚未发生的事情评论，那么她考虑留下刘祐和耿姬、不让他们离去，也不是马氏、窦氏所能相比的。可是她竟贪恋最高权位，以致阴阳失调，灾异接连出现。到死还没有醒悟；回看她当初恭敬严肃、谦逊退让、举动都合乎法度的样子，又在哪里呢？安帝。永初元年。因寇贼、雨水等灾异，免去太尉、司空的职务。古代三公的官职不一定要配齐，只看任用什么人。汉代制度规定，天子驾临御座时三公要起立，天子在车上时三公要下车拜谒。任命三公时，天子临轩，百官和九卿赞礼拜授，御史授予印绶，三公辞让之后才接受。拜受诏命十分慎重，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可以轻易废置。建武以后，政事归于台阁，三公只是充数。安帝时，邓太后临朝，权力转移到外戚手中，有时又出自近幸之臣；选举、诛杀、赏赐以及各种政务，都由三府办理。尚书等人本来应当审慎决定进退：考虑到形势不可行，就竭力辞让；看到可行，就竭力前往办理。有时公开争辩、显然进谏，有时暗中转移、默默感化，有时陈述利害祸福，直接请求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这样权威就不会僭越，政务也有归属。我对三公的责任大概也算略尽到了。像这样做了两次、三次，确实无法实行之后，就应当保全自身请求退职，以避让贤能者的道路。万一因此使太后产生悔悟之心，仍然足以成为善举。可是他们竟群体进退，患得患失，逐渐导致阴阳失常，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灾害一齐到来，夷狄和华夏都不得安宁；迫于太后的责备，他们被免职斥退才停止，竟使古代大臣治理政务、变革政治的职责从此毁坏。他们即使谋事没有成功，也还算比什么都不做强。防、勤二人，难道不是周章的罪人吗？这同替人负责放牧却一次也不去看牛羊，到了祭祀供享不完备时，默默承受责罚而没有一句话可以推诿，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人果真可以担任师傅之职吗？二年。征召邓骘为大将军。邓骘征辟弘农人杨震，杨震多次升迁，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译胡致堂评论杨震，说他不能审慎辨明道义而轻易出仕，不能知道困难而及早退隐，以至于死亡；这是确切的评论，即使杨震还活着，也没有什么可以隐讳的。至于他列举杨震拒绝王密送金时的话，说天地本来是一体，不可以看成两个；天地没有血气和思想，不能说它们有知觉，因此据此认为杨震没有明白事理。胡致堂这番话，近于喜好辩论而因言辞损害了本意。天地固然不能分成两个彼此割裂的东西，但也有上下的区别。儒者所说的天尊地卑、天覆盖万物而地承载万物，天的高明配天，地的博厚配地，都是如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从来没有不把天地相对而言、并列举说的。又说天视、天听、天顾、天授、天命、天讨，说‘知我的，是上天’，难道真的是说天地有耳目手足吗？说天地有命令和思想，说它们相对而临察，无非是借主宰天地来说明人的事情。自古以来，能够使言辞成为经典、发声成为法则的，只有圣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以下，已经不能做到这样。后世作为师法楷模的人，在朝廷上就谈论切合制度法令的事情，讲解经史时就谈论有关义理的内容；至于处在乡党之间、面对家人，他们问答应酬，不过依循次序、顺应世俗，言语不违背正道罢了，难道能够一点过失也没有吗？杨震的本意只是想严厉拒绝王密，所以指天呼地，以说明幽暗之处也不可欺骗，并不是专门替王密讲解三才之理而引用比喻、失去本义。如今却舍弃他这样做的缘由，把仓促说出的指天呼地之言，直接判定为没有明白事理，又说他仕途上的矛盾冲突全是由于这个原因，难道不是要求别人太苛刻了吗？《本传》把‘地’改作‘神’，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四年。下诏任用凉州牧守的子弟为郎官，任命虞诩为朝歌长，讨伐县境内的群盗。虞诩劝张禹广泛罗致凉州士人中的豪杰，把他们的牧守子弟引荐到朝廷内外，对他们的勤劳和才能加以酬答，同时在内部防备他们的邪恶谋划。这是用恩惠招致力量，处置得很适当，正是光武帝优待南匈奴的遗意，所以不用严厉手段而能稳固。等到虞诩任朝歌长时，设置三种条件，招募一百多名壮士，赦免他们的罪过来诱使群盗前来。这是借罪行招致功劳，权宜变化合乎节度，正是光武帝下诏允许郡国盗贼互相斩杀、以此除罪的旧法，所以不用陈兵就能解决。观察虞诩用来控制凉州的方法，就知道他平定盗贼时也各有成算。后来虞诩任武都太守，同羌胡相对，能够以少击多、以弱胜强，奇兵正兵交替施用，攻守采用不同方法，最终战胜敌人、安定百姓，明显具有古代名将的风略。谁说没有学习军旅之事，是读书人的通病呢？元初三年。开始允许大臣服三年之丧。三年之丧，从天子直到庶人，贵贱一律相同。自汉文帝缩短丧期以后，大家都沿袭实行，甚至不允许公卿、二千石、刺史服三年之丧，这是自己不能尽孝，却想让天下人都按不孝的方式行事。安帝初年改变这条命令，可以说是盛大的举措，可惜才过了五年，就很快又犯了恢复旧制的错误。此后改制和复旧没有常规，始终不能确定，实在是因为世道变化、风气转移，沿袭简便做法，忽视长远、忘却最终结果，轻视死亡而看重生存，这些都起源于建立政治规范的地方。君主、宰相、大臣、百姓的表率，朝廷和四海所仰望的对象，古代先王率领天下的道理在哪里？仁人孝子报答父母的心意又在哪里？难道可以把这件事当作平常事务来处理吗？我曾考察宋嘉祐八年，英宗想行亮阴之礼，此后富弼率领群臣不肯听从起复的诏令。淳熙十四年，孝宗想改变以日易月的丧制，此后王淮多次发表夺情的言论。近来担任大臣、宰相的人，把起复看作荣耀，把服满丧期视为祸患，一听说要留任，就立即忘掉巨大的哀痛。即使有仁慈的君主和以孝治国的政策，他们也不再感到惭愧，反而斥责那些议论自己的人，这几乎要成为邓隲的罪人了。这样的人还值得进一步评论吗？五年。邓遵招募羌人杀死狼莫，封邓遵为武乡侯；征召任尚，弃市处死。这同肃宗时征召马防回朝、把耿恭下狱、免去他的官职相同。但耿恭与马防共事而受到触忤，任尚与邓遵所做的事情不同却导致争执，所以史书的书写方式虽然不同，责备马防、邓遵的罪过却是一样的。耿恭得以不死，而马防车骑将军的任命被延缓；任尚的罪过与处罚相当，而邓遵封爵赐土却很急迫。两边的轻重是非，仍然有一方胜过另一方。唉！衰败和动乱相互承袭，外戚和宦官玩弄权力，所谓非常的变故，实在不可言说。哪里还有闲暇评论马氏、邓氏的优劣呢？永宁元年。免去越骑校尉邓康的官职，遣送他到封国。太后担心贵戚人家像面对墙壁一样只顾学习术数，不懂得辨别是非，也不知道祸败从哪里产生，所以开设府第，教宗室诸王和邓氏子弟读书，亲自监督考试。可是她竟贪恋最高权位，不肯恢复帝位，放纵邓遵等人亵渎扰乱王法，培植私人党羽。用自身行为教导别人，别人就会跟从；只用言语教导别人，别人就会争辩。太后所担心后世倾覆凶危、不愿让子弟去做的事情，自己全都亲自做了，却想用经书上的话来教导他们，这能说是懂得根本吗？假使她教导之后子弟能够听从，像邓康这样成为忠诚进谏的人，也就是邓氏的优秀子弟了。可是她竟不能稍微听取邓康的话，大发威势和怒火，斥退并遣送他到封国，还断绝他的宗籍。府第中供养的孩子，究竟是要把邓康当作榜样，还是当作警戒呢？人们常说：责备别人时明察，宽恕自己时昏昧。果然如此。建光元年。皇太后邓氏驾崩。邓太后自从临朝以来，前后经历十四年，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灾异不断出现，羌夷在外侵扰，盗贼在内滋生，推究这些灾祸的征兆，实在同君主自我反省有关。太后每次听说发生饥荒，都忧虑惊惶直到天亮；等到邓康切中要害地进谏，她虽然没有公开明确地杀戮他，却用缣帛袋在殿中将他扑杀，可见她因愤怒、恐惧、惭愧而想把事情掩藏起来的心情了。后来邓康多次上书进谏，太后虽然大怒，也只把他遣送并断绝关系，大概也是知道他是亲近之人、没有别的罪过，只是想借此表示警戒、威慑众人罢了。假使当时公卿大臣能够接受规谏、献出诚意，推重邓康与太后的亲近关系，趁机劝说减轻邓康的罪责，伸张恢复正道的言论，那么所谓‘陵太后不可，霍光不可’，将相大臣也都不会如此沉默。太后一向也知道义理，又有恐惧惭愧之心，未必像吕太后那样刚暴残忍，难道会不听从吗？可惜大家屈服于长期积累的威势，又以覆车为戒，低头闭口，如同车前伏地的马，没有一个人敢附和邓康留下的声音。太后必定以为朝廷没有不同意见，认为那些人都是诽谤，于是放纵地自以为是。日复一日，遇到寇贼、雨水，就免去三公；百姓饥饿而相互吞食，就让人缴纳粮食来买爵；内外有警，就命令将领出兵；郡国百姓流离，就赦免、借贷并节省开支。确实，她有为百姓施政的作为啊！

译然而，她离开宫闱而亲自出宫审录囚犯，却因服母丧而留在外宅，又徇护邓遵，使刑罚和赏赐失去适当标准。凡是她能够同上天相通、可以符合上天仁爱之心的事情，从来没有一念切实涉及。她盘踞最高权位，继承帝位的君主年纪已经三十岁，仍然不肯恢复帝位，竟让一个空有君位的君主任用实际掌权的大臣。假使再过几年太后没有去世，那么发生的变故恐怕还会有比史传所记载的更糟糕的。任命薛包为侍中，他不肯接受任命。皇帝听说薛包的名声，下令由公车特意征召他入朝，任命为侍中。薛包以死相求，请求归去，于是下诏赐给假期让他回乡，礼遇规格增加到同毛义一样。肃宗元和年间，下诏赐给毛义、郑均每人米一千斛，通常在八月由地方长官再加赐牛和酒，这就是所谓礼遇规格增加到同毛义一样。考察这三个人，都能敦厚地实行孝悌，在乡里取得信任，差不多就是古代记载、采择而出的贤士。德行周备的人，才能必定优良；才能和德行都具备在身上，即使是圣贤，也没有不等待任用的。如今诏令征召他们，所加的恩礼日益丰厚，为什么他们只是暂时出仕便立即隐退，一到任便匆匆归去，远远地望着官位却不肯屈意接受？难道他们都是把隐居的事业看得高尚，认为功名不足以牵累自己的心吗？他们确实是看见世道衰败，邪僻之人居于职位；士人轻视出仕而看重退隐，用士的人重视取得人才而轻视施用人才。与其失去道义而在最终后悔，不如审慎辨明道义，从一开始就谨慎行事。此后征召处士周燮、冯良，他们也没有到任，说：‘修养道术的人要审度时机而行动；行动而不合时宜，怎么能亨通呢？’才能和德行兼备的人，所见大致相同到这种程度。然而，作为君主的人高悬爵位，端正礼物，来等待天下的贤才，最终却不能使他们一致得到任用，以兴盛各项政绩，只让他们的声名在穷乡僻壤传播发扬，世道的否塞难道已经持续很久了吗？顺帝。永建元年。遣送孙程等十九位侯爵到封国。济阴王即位这样的大事，三公不能预先知道，却完全出于宦官之手。虞诩之狱是极大的冤案，三公首先上奏弹劾，最终却由宦官解除。朝廷天下的公正，本来都系于三公；他们却都因孙程而留下行迹，把他当作树立功劳、收买恩惠的工具，于是孙程的威权日益强盛，声名和利益日益隆盛。即使想加以节制、抑制削弱他，大概也没有可以指责他的破绽。如今孙程竟亲自拿着奏表上殿争功，因此被判免官、改封到远县、到封国居住，并催促限期发遣。这样既足以报答他的功劳，又可以分散防范、保全自己。担任三公的人，本来只需把事情交付给他，不必多言，听任他把事情办成就够了。可是他们却因为周举替孙程上表进谏，又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土。后来即使孙程没有调和，谁又能拿什么话来责备他呢？这些三公对于事情的大小、人的正邪、国家的重要机宜，全都昏昧而不能区别，只知道低头听命于他人，这哪里像三公呢？衰败和动乱是有次序逐步形成的，妄庸之人居于职位，汉朝不能振作，难道非要等到这种地步才可以断定吗？二年。征聘处士樊英，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胡致堂说：‘张楷的讥讽、李固的评论、司马氏的议论，都还不了解樊英。’ 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应当考察并评论他所处的时代。樊英隐居，不讲学授徒，既没有办法考察他的学问品行和见识；皇帝虽然召他来询问得失，却也没有办法考察他的言论，若不是同时代亲眼见过他的人，便没有可以验证其平素蕴藏和实际所得的凭据。张楷责备樊英说：‘享受爵位俸禄，却没有听到你匡正救治时政的方法，出仕和退隐都没有根据。’李固评论樊英说：‘虽然没有大的过错，言语行为也没有明显缺失，但诽谤毁辱到处传播，仿佛所谓依附世俗而自求完善，并没有其他长处的人。’史官因此记载他应答时没有奇谋深见，使谈论他的人感到失望。司马公综合各种说法，把他列为清修之士，可以说是考察他所处时代的公允评论，应当没有疑问。如果想完全否定前人的见闻，只体会、想象他声音行迹中似是而非之处，就说两汉隐士没有一个像樊英这样，难道不是错误吗？这是舍弃近在眼前的事实而追随虚浮遥远的说法吗？有人说：‘诋毁嫉妒的话，常常产生于相似的人之间。樊英不从事言论和声望，所以招来这么多人的议论罢了。’可是汝南黄宪与樊英同为平民，也没有言论声望；称赞敬重他的人，如黄、龚、袁、阆、荀、淑、陈、蕃、戴、良、周、举、郭、泰，都是一时的名士显达之人，无不心服口服地称道他，却没有一句像针对樊英那样的毁谤嫉妒，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认为这三个人不了解樊英，却想因此褒扬樊英为有道之士，那么这几个人也可以说不了解黄宪，应该贬低黄宪为无道之人了，这样可以吗？阳嘉元年。立贵人梁氏为皇后。顺帝想册立皇后，但受宠的贵人有四人，不知道应当推荐谁，想用抽签来决定。仆射胡广等进谏说：‘依靠神灵、任凭卜筮，不一定能够选到贤德的人。即使恰好选中贤人，也仍然不是根据德行作出的选择。应当在良家女子中参酌选择，简择有德之人；德行相同就比较年龄，年龄相同就比较容貌。’顺帝听从了。顺帝想用抽签来册立皇后，不合礼制的正道，胡广进谏议论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他所说的还没有穷尽古代的义理，也没有说明不可这样做的原则。从前先王制定卜筮的制度，是用来决断疑虑、确定吉凶、成就天下事务的，并不像后世藏物覆射那样。因而《春秋传》说：‘年龄相同就选择贤德，义理相同才用卜筮。’又说：‘年龄相同就比较德行，德行相同才用卜筮。’这些都是先尽人事，然后把决定交付给上天。如果胡广能够举出这些道理告诉顺帝，既足以纠正抽签的错误，又足以勉励顺帝以诚心敬听天意。那四位贵人也将各自知道应当重视什么，足以消除她们骄纵放肆、觊觎后位的私心。为什么竟舍弃这些原则不去做，却想让最终决定落在容貌上呢？这样一来，凡是容色清秀、言辞声气清扬、威仪姿态柔美的人，都可以胜过那些年龄和德行更高的人了。自古以来，君主受到柔弱之道牵制，以至于卑贱凌驾尊贵，庶子夺取嫡位，严重时扰乱宫闱、播散动荡于国家的事情，都是从这里产生的。顺帝行冠礼才三年，受宠贵人已经有数人，亲昵缠绵到了不能作出选择的地步。从此再怎么警戒恐惧也担心来不及，哪里还可以顺从助长这种事情呢？胡广实在错失了这番进言。永和元年。任命梁冀为河南尹。从前窦宪刺杀都乡侯畅，却把罪责归于畅的弟弟；他们起初没有旧怨，行迹又非常隐秘。尚书韩棱立即认为凶手在京师，何敞于是独自上奏审查此案，终于查出窦宪的罪行，而畅的弟弟没有受到牵连。梁冀任职期间放纵游荡、横暴妄为。商人吕放把这些事告诉梁商，梁商责备他，众人都知道此事。后来梁冀杀死吕放，却把嫌疑推给吕放的仇家，逮捕并防范他的宗亲宾客一百多人，任意施行残暴，始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疑议。由此可以看出王室衰微、外戚放纵，执迷作恶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审理案件详慎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少。梁冀最终竟敢做出弑逆之事而毫无忌惮，难道不是因为那些沿用他旧日手段的人引导他走到这一步的吗？三年。

译下诏举荐勇武强悍、能够担任将帅的人。起初，左雄推荐周举为尚书。到这时，左雄又推荐冯直应诏。周举知道冯直曾因贪赃获罪，于是弹劾左雄。左雄说：‘提拔你，正是为了自取毁败。’周举说：‘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韩厥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对大夫们说：“可以祝贺我了。”如今您不认为周举没有才能，把我提升到公卿之列；我不敢阿谀您，是为了替您感到羞愧。您却没有明白自己同赵宣子不同。’左雄高兴地道谢说：‘这是我的过错。’ 中世以来做官的人，心里所想没有不在于公私利益的。各自凭借党羽推荐人才，常常对被推荐者有所期待；被推荐的人，也常常想要报答推荐者。双方彼此交好，却不知道对方的恶处；彼此相爱，却不知道对方所厌恶的事情。很快便互相倚仗庇护，彼此结党营私。偶尔有不混淆是非的人，也只是把事情交付而不说破，再没有人能够在有恩有交的关系中公开争辩、显然进谏。即使杨震、李固这样的贤人，也仍然不能忘情于邓隲、梁商，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人呢？如今看左雄、周举起初互相诘难，仿佛不能相容；把话和心意完全表达出来，没有一点积压保留。左雄不因此发怒，周举不因此惭愧，彼此和谐却不放弃原则，完全有古代官员和长官互相规正的意味。难道只是韩厥偶然做到一次的情形吗？这两位公卿即使处在衰败动乱的时代，也都能凭借功名保全善终，确实可以作为后世举荐贤才、报答德行的法则。汉安元年。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起初，张纲分巡州郡，把车轮埋在额阳都亭，说：‘豺狼正在道路上，哪里还用问狐狸？’于是上奏弹劾梁冀兄弟。梁冀借口广陵盗贼很多，任命张纲为太守，大概是想暗中中伤他。假使张纲不估量时势、不衡量力量，只凭道义逞强、任性使用勇力，像埋轮时那样做，盗贼必定不能平息，自己也将遭受祸患。没过多久，他却只乘一辆车叩击贼营，立即使十多年作恶的剧盗相继投降解散。张纲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他的心里认为，良民之所以沦为盗贼，是由于政事混乱；政乱的根源，在于朝廷。梁冀等人专擅权力、散布恶行，使百姓无法生活，所以盗贼说：‘边远地区的百姓，不能忍受侵害冤枉，只好聚集起来偷生罢了。’张纲预先知道事情必然如此，所以从容闲雅，遣散吏卒，分派防守部队返回，为他们筹划安排，扶助引导他们，如同拯救溺水者、救援着火者。这正是不去追问狐狸的本意，盗贼难道不会心悦诚服吗？后世任官的人，稍微听说百姓不能安定，不能推究实情、反躬自省，便动辄互相追捕搜拿，还自以为有功。他们看到张纲已经死去，而被他感化的盗贼仍然替他服丧、筑坟，难道不应当也自我反省吗？二年。增加孝廉科为四科。汉初所谓孝廉，本来是两件事，后来才合为一科。士人一定要有在乡里显著的实际德行，然后才可以被举荐，所以郡国二十万户人口，才选得一人。它注重根本、核实人才，还有周人招纳贤士的意味。阳嘉年间，因为左雄的建议，才开始限定察举的年龄。诸生考试家法、文史以及起草奏笺，已经不是设置孝廉科的原本制度。因此张衡说：‘从最初举荐孝廉到现在二百年，都是先考察孝行，孝行有余力，才学习文章。如今把能解释章句、办理奏案作为限制，即使有极孝的人，也不能应此科。这是抛弃根本而追逐末节。’这话确实正确。到这时，黄琼上奏增加孝悌和能够从政两项，合起来成为四科，却仍然杂乱不当。既然名为孝廉，条目中又有孝悌，那么最初所谓孝廉就已经没有取用的内容了，其余三科也都不能再称为孝廉。前面所说的家法、笺奏，都是为了选取人才使其从政；如今又另外设立从政一目，那么前两项似乎都没有施用之处了。这样看来，汉代的孝廉由两项合为一项，又由一项分为两项，再由两项分为四项；起初凭借德行和义理举荐，后来改变成考察技艺学业；起初只为任用人才，后来流变为考试。所谓孝廉科，不过是悬挂一个空名而没有实际内容了。但仍然幸运的是，它最初设置时受到重视，中间察举和黜退又很严格，所以所得人才的盛况，最终仍然超过贤良、文学科。建康元年。皇帝驾崩，太子刘炳即位。顺帝出身于艰难险阻，重新恢复了正统的帝位。在位十八年间，虽然没有奋发建功、激励世人的人才，也没有断绝天理、阻遏众人的恶行。看他最初复朝时尊奉太后，尊重任用许敬，提拔贤俊，征召聘用贤良，听取采纳直言，兴办太学，开设科目、制定考试，减少膳食、归还珍珠；他从未因为暴怒而轻易杀死一个人，从未因为游乐放逸而忽然废弃各项政务。处在衰败动乱时代的君主，能做到这样也可以说很难得了。可惜的是，他起初因为事情的开端而封赏宦官，后来又因共同做事而封赏宋娥，最终又因椒房亲属关系而受到梁商父子的牵制。根本原因是他宽容有余、刚决不足，不能调和友柔的影响，又施用于强横梗直的时代，才造成了这种结果。假使顺帝在孙程等人被免职遣送、梁商归还封国、阿母回到住所、各常侍叩头谢罪之时，能够奋然同他们决裂，放逐他们而不再回护，那么天灾或许会及时消除，百姓也会逐渐安宁。顺帝作为皇帝，或许就不会愧对章和年间了。只是他的敬慎胜不过懈怠，爱护不能战胜威断，宽纵安逸、因循苟且的私心不足以制止奸恶凶暴日渐滋长。到了晚年，诏令和政治的名义虽然出自内朝，但诛杀、赏赐、废黜、任置的实际权柄都转移到梁冀手中，以至于国统多有忧患，废立皇帝全由梁冀决定。两汉的政治从此因而再也不能振兴。史书评论说，顺帝朝效法邪僻之事很多，大概也应当追溯根源到安帝。冲帝。永嘉元年。历阳盗贼华孟自称皇帝，滕抚进兵攻击，张婴和华孟都被击败斩杀，东南地区全部平定。滕抚性情方正耿直，不与权贵交往，为宦官所憎恶。按功劳应当封为太尉，胡广承接宦官的意旨上奏将他罢黜，于是滕抚死在家中。安帝时，虞诩先任朝歌长，平定县境内相继出现的群盗；后来任武都太守，击破羌夷。然而他性情刚正，多次因为坚持正义、奉行直道而得罪外戚和宦官。他的遭遇恰同滕抚相似，但虞诩九次受到谴责审问，三次遭受刑罚，最终仍得以获救免罪；后来他在朝廷所立的功劳很多。滕抚刚刚得到任用、将要受到重用时，竭力为王室效命，只因一次被权宦憎恶，就被排斥弃置而不再起用，老死于民间，这是谁的过错呢？祸乱没有比僭越君命更大的，功劳没有比平定祸乱更重，才能没有比方正耿直更难得。华孟、马勉两个盗贼都自称皇帝、叛逆作乱，滕抚凭九江郡一名都尉的力量，不到一年就全部平定；同虞诩相比，他大概还有过之处。假使能够长期任用他，那么他所成就的功业，虞诩将不能独自享有美名。胡广却因为权宦的缘故，忘记他的功劳而不予报答，舍弃他的才能而不可惜，昏昧地承接宦官意旨，上奏罢黜他，最终使他死在家中。胡广虽然名义上是三公，大概还不如一个孙程。至于蠡吾侯的事情，哪里还指望他能同李固同心，而不对梁冀感到畏惧呢？史书评论胡广庸碌平庸、表面恭敬，遇到正道有时屈服，这确实符合桓帝时的情形。建和元年。把李固、杜乔交付狱官审理并杀死。

译李固、杜乔可以说是忠臣，只可惜他们在离开或留下、生存或死亡的关键时刻，仍然没有明白恰当的选择。大臣对于君主，道义相合就留下，不相合就离去，这大概就是所谓‘不等到第二天’的意思。因此，进言必定被听从，劝谏必定被采纳；上面有弘济艰难的托付，下面有同心协力辅佐的人，即使国家危亡，也不能因道义而离开。二人自从安汉以后，朝政日益紊乱，世事多有忧患；对内受到太后和梁冀的横暴放肆所逼迫，对外又败坏在胡广、赵戒的柔弱谄佞之下。号令不能出自皇帝，诛杀赏赐不能依据法令，废立等重大事情无法参与谋划，弑逆等大变故也无法坚持讨伐。二人仅仅占据名位，不过是充数任官，本来就可以说有他们也行、没有他们也行，只是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逼迫驱逐的地步而已。可是他们还不离去，以至于陷入无边的灾祸，宗族被灭，难道不是没有看清事情而失误于去留吗？如果他们能够把这次死亡用在孝质帝被弑的那一天，借皇帝吃饼时的话，揭发梁冀想让皇帝吐出饼的言语，请求太后召集百官，檄告天下，推举参与御膳的常侍等人，决意一定查出罪人，以尽《春秋》讨伐贼臣的义理，那么即使事情不能成功、不幸死去，也足以使真相在天下后世昭白。可是他们只知道伏尸痛哭，默默无所作为；梁冀因此更加无所顾忌地看待自己积累的罪恶，越发敢于作恶。二人既没有为君主而死，也没有为国家而死，没有死在讨伐贼臣、平定祸乱的事情上，却枉死在贼臣梁冀手中；临到危急还没有醒悟，仍想用口舌争辩，又从狱中写信责备胡广、赵戒，难道不是他们选择死亡的方式不恰当吗？若论做人的刚正方直，直到死也不改变，他们的忠诚已经达到极点。先儒因为责备樊英，所以说樊英没有什么过失，而李固又有什么所得呢？大概是担心人们以成败来评论人物。元嘉元年。尚书张陵弹劾大将军梁冀的罪行，诏令允许他用一年的俸禄赎罪。群臣上朝庆贺时，梁冀佩剑进入尚书省，张陵呵斥他出去。于是命令羽林军、虎贲军夺下他的剑，梁冀跪下谢罪；张陵立即上奏弹劾，请求交付廷尉论罪。诏令仍允许梁冀用一年的俸禄赎罪，百官肃然。自从梁冀专擅权力、谋弑作逆，威势遍行朝廷内外，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以及司□百官，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弹劾、明白指斥他的罪恶。张陵呵斥梁冀、夺下他的佩剑，使梁冀跪下谢罪，也可以说是凤凰在朝阳鸣叫了。假使当时的臣子都能早些辨明这一点，那么梁冀也将受到震慑而不敢大肆悖乱。何况在元嘉年间，他以弑逆的凶邪身份佩剑进入尚书省，其真实意图大概也不可测，不能说只是极小的罪过而不加察究。当时梁冀的弟弟梁不疑因为举荐之事责让张陵，张陵于是据理回答；事情同周举回答左雄大致相似。然而左雄听到周举的话，立即高兴地道歉，梁不疑却只有惭愧的脸色。大概周举、张陵属于同一类人，而左雄、梁不疑的心情不同。下诏给予大将军梁冀特殊礼遇，增加封地四县，赐给他甲等宅第。梁冀的罪恶已经罪贯满盈、泛滥无边；凡是说他的功劳大，正是说他的罪行深。何况弑逆一事，人人都可以诛杀他；如今不没收他的田地房产，反而增加封地四县；不把他的宫宅污毁为废墟，反而赐给他甲等宅第；不把他的妻子儿女一起诛戮、置于大恶重罪的刑罚之下，反而给予他特殊礼遇。功罪不明，赏罚颠倒，都是因为梁冀凶暴的威势和虐烈的气焰熏灼压迫，不仅能够钳制人的言语，蒙蔽人的耳目，还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消磨人的判断，甚至把人的礼义廉耻也一并转移夺取、涣散瓦解，积累成大患。因此有人称颂他的功勋德行，把他比作周公；不得已又把他降低来比作萧何、邓禹、霍光。这就像要援引狗猪来同骏马并列，差别何其大啊！三公尚且如此，何况三公以下的人呢？幸而太后已经去世，梁冀一族逐渐放纵，又有李膺、陈蕃、张陵等君子交错任职，足以消磨阻止他的奸邪；不然，假使梁冀稍微具有一些邪恶机巧的才能，隐藏实情、招徕声誉，再有胡广、韩演等人的谄媚追随来扶助他，那么哀帝、平帝时期的事情将在这个时代重演，哪里只是跋扈而已呢？《方洲集》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