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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三 《曲阜集》　别集类第二【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曲阜集》四卷，是宋代曾肇所撰。曾肇字子开，南丰人，是曾巩、曾布的弟弟。治平四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龙图阁学士。因属元祐党籍，历经贬谪，任濮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汀州。崇宁年间恢复朝散郎，回到润州后去世。绍兴初年谥号文昭，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考察曾肇的行状，其中记载他所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议》十二卷、《迩英进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书讲义》八卷、《曾氏谱图》一卷，以及杨时所作的神道碑；《曲阜集奏议》的目录也与行状相同。但《西掖集》十二卷、《内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则与行状略有不同。《宋史·艺文志》和马氏《经籍考》也都把他的文集著录其中。明永乐十年，他的后裔刊行《奏议》，曾棨为之作序。序中有“如今特从《曲阜集》中得到一卷，还应当是刻印的全文”之语，可见明初原集还存在；不知后来为什么逐渐散佚，传本于是绝迹。本朝康熙年间，他的后裔曾俨等取出保存下来的《奏议》，又增入诏制、碑表等散佚篇章，搜集整理，编成此集。前三卷都是诗文，后一卷则是附录。曾肇入朝为官时很有操守，适逢党争反复，他常常在其中辗转，因而与人多有抵牾不合。他又曾极力劝谏哥哥曾布，应当任用善类，但曾布没有听从。他所上奏议，如《乞复转对》《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寿》《救韩维》《缴王觌外任》等篇，都是史书所称述的，如今全收在集中，可以考察其大概。他所撰制诰也典雅有法度，符合训词的体制；虽然深厚不如他的哥哥曾巩，但渊博美善、温厚纯正，仍然没有失去家学传统。可惜他的全书已经亡佚，例如《进元丰九域志表》是曾肇所撰，见于王应麟《玉海》，而集中也没有收录，那么散失的佳作当然还不少。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曲阜集》卷一 宋　曾肇　撰 诏 元符年间发生日食，诏令臣民进言 朕以微薄之身，开始承受上天所授的帝位，责任重大，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治理好。永远想到四海如此辽远、政务如此繁多，哪里是我一人所能全部察知的？必定要依靠百官卿士，下至平民百姓，广泛进言，来辅助我的不足。何况太史先前已经报告，上天将要显示威怒，正月将发生日食，这种异常实在重大，恐怕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朕日夜思考，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想要借此整顿初掌政权的政务，消除天灾。若没有像药石一样的规谏，谁能启发我的听闻？况且如今朝廷之内，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即使樵夫之中，也有可以采纳的言论。凡是朕自身的过失，左右近臣的忠诚或奸邪，政令的好坏，风俗的美恶，朝廷的恩德有未能普遍下达之处，民间百姓的疾苦有未能上达之处，都听取直言，不要有所忌讳。朕正要开辟正直进谏的道路，消除闭塞蒙蔽的风气；对于刚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只怕听不到，听到了又只怕来不及实行。意见可以采用的，朕就给予奖赏；进言即使不合适，朕也不加罪。朕所说的话一定诚信，并不是徒托空文，希望你们都尽心尽意，不要重蹈后患。凡中外臣僚直到百姓，都可以用实封的方式进言；在京师的，可投送到相应的官署，在外地的，允许在所在之处封章附递上奏。把这道诏令公布到远近各地，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赐给新任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范纯仁，命他赴阙供职。诏令。卿是历经三朝的元老，四海都仰望您；您的出仕或退处，关系到国家的轻重，朝廷对您的任用或舍弃，关系到仁德贤能之士的盛衰。您久居闲散之地，应当回到朝廷。经历殿阁中的升降任用，仍总领琳宫事务。这样岂只是为了尊崇德行、敬重年长，显示恩宠荣耀？也是希望每天都能听到刚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得到忠诚的告诫。从前周公年老了还留在京师，留侯受封以后也没有离开汉室。想到您这位旧日辅弼，虽然时代不同，心志却相同。听到诏命后应当迅速赶来，以符合朕的期望。制 授向宗良检校司空，充任醴泉观使、昭信军节度使的制书。从前周朝盛世，有申伯这样的贤良辅弼；汉朝的尊贵亲属中，有少君这样的长者。想到我的仲舅早已著称贤能，应当晋升宠贵名位，特此广布诏令。醴泉观使、秦国军节度使、明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明州诸军事、明州刺史、上防军、河内郡开国公向宗良，承受深厚的福庆，操守德行纯粹温厚，身居富贵却没有自满之心，恭敬孝顺且天性早成。因此朕继承宗庙帝位之初，首先赐予您授节钺的荣耀。如今正值东朝太后，应当赶快还政于朝廷；朕念及崇德报功的情谊，将赐给您特殊恩典，遵守尊贤亲戚的旧规，不改变慈亲的防范，把您的节镇改换到临江之地，增加华美虚名，增益户租，以此一并申明朕的心意。唉！我的太母对皇家有功劳，正当国家艰难忧患之时，曾出来承担社稷的重任；到了天下安定之时，便回到宫闱享受安宁。她的一动一静都合乎时宜，进退从没有失去正道。即使如此，也仍然鉴察前代事例，深深抑制外戚。你要想到长乐宫的美意，谦逊地思念文简公留下的福泽，更加坚定平日的操守，永远保全美好的名声。授皇弟似守太保，依旧开府仪同三司，充任蔡王、保平军和镇安军等军节度使的制书。朕考虑本朝的制度，厚待公族的恩情，让他们在京师建第，不忍心使他们离开京城；同时使他们兼有将相的荣耀，却从不责成他们治理百姓，这岂只是为了表达敦睦亲族的仁厚，也是在加强辅弼皇室的势力。何况我所宠爱的弟弟，实际是亲王；想到他正值年少，将要到外第居住，虽说离宫禁很近，能不使朕心中惭愧吗？因此举行盛大的授官典礼，以取信于众人。皇弟、武昌武成等军节度使、鄂州滑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鄂州滑州诸军事、鄂州滑州刺史、上柱国、蔡王似，出自神明尊贵的后裔，承受禖祝所降的祥瑞；天性温良，生来就懂得谦逊友爱兄长；平日喜爱读书，早早坚定忠孝之诚。桐叶分封，已经很隆重地寄托了宗室的责任；棠棣相亲，更常常敦厚兄弟和乐的私情。近来他遵循朝廷的趋谒制度，却仍居住在宫城深处，多次上奏请求避开宫禁森严之地。虽然他的志向没有改变，朕的感情实在不忍。想到亲族之间的情谊，哪里会忘记《原隰》诗中所说的亲亲之义？考虑到开府必须合乎时宜，又不能废弃国家典制，于是选择吉日，提高官仪等级，增授两镇节度使，端正三师的位次，并兼食井邑赋税，使宗藩更加壮盛。唉！周代告诫孟侯时说：“不要安于享乐、喜好逸乐。”汉代诏告诸侯王，也说：“不要亲近小人。”身居高位而不期望骄傲，是人情的常态；受到的恩宠越多越加警戒，是前代贤哲所推崇的。你应当接受这美好的任命，永远保全美好的名声。授太仆少卿李周为秘书少监的制书 东观以掌管图书为职，长官和副长官的人选尤其尊贵，不是年高德厚之人很难担任。然而这个官职品秩清贵、事务简少，处在不与人争的地位，只有淡泊于荣誉晋升的人才能安居；喜好利禄、夸耀奢侈的人一天也不能在那里任职。具官李周，资质性情纯厚，遇事有操守，历经烦难的职务考验，是当时的老成之人；如今位列九卿，众人都认为您任职已久，应该晋升品秩。离开外任回朝以后，可以在秘书省从容任职，难道不是很美好吗？授通议大夫贾昌衡为正议大夫致仕的制书。士大夫从束发成年开始做官，到年老辞去职位，始终没有后悔，这是人们难以做到的，难道不应加以褒奖吗？慰劳您归老乡里。具官贾昌衡，是名卿的后裔，凭借吏治才能进身，历经内外职务考验，官位达到通显，政绩优异，号称廉洁公平。您上书援引年老请求退休，愿意交还印绶；朕嘉许您知止知足的情操，也怜悯您任官职的劳苦，按照次序晋升文阶，以此作为您的荣耀。退居乡里后，希望您更加长寿康健。授左武卫上将军郭逵为雄武军节度使的制书。国家有典章，要追念功臣而抚恤死者。何况您是朕劳苦旧臣，曾处在谋议大事的职位，忽然寿终，理应给予最高的哀荣。具官郭逵，年轻时就通晓经书，长大后精通军事，早早建立了多次战功，深深通晓以静制胜的谋略。就像伏波将军马援尚未衰老，仍有令人追念的威名；营平侯赵充国虽然年老，国家仍要向他咨询筹划防务。谁能想到正受到朝廷重视的时候，忽然遭逢去世的悲痛？听到战鼓声更加增添感慨，赐给节钺来装饰您的身后荣典。希望您的神灵有知，承受这特殊的礼数。授陕西运副吕大忠为陕府知府的制书 朕任用人才，不让他们耗尽力量，也不夺去他们的志向，使劳逸均衡，是希望臣下心情舒畅并且知道努力。您凭借才能，长久在外任劳苦；陕州以西地区，军队和粮食都依赖您，但您屡次以疾病上告，自己请求到方州甘棠之地任职。姑且满足您的愿望，安坐长啸、从容治理，安定当地风土，也希望您稍稍休息，却不要忘记以忠诚报国。授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复观文殿学士，差遣依旧的制书。

译法令从尊贵者开始实行，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公正；恩典厚待旧臣，是为了给天下人以劝勉。想到您是朕的近臣，曾经被微小的文法牵连，虽然符守的任期已经更换，但宠贵名位仍有缺失，吏民将仰望谁？朝廷的清誉也还没有得到尊崇。具官蔡确，才干谋略通达，谋划敏捷，参与机密政务。自元丰年间起，升任宰执之首；到永裕陵复土时，调任辅郡以均劳。后来在殿庐被夺职，推究实情并无别的罪由，按法本应恢复原职，却还拖延时日，以堵塞众人的议论。朕没有忘记怜悯体恤之心，也不能废弃公平的法典。让您在帷幄中备任顾问，逐渐回到近臣行列；在翰林院宣行条教，更应当想着竭尽劳瘁。授龙图阁直学士、朝议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读李常为中大夫，依旧任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兼侍读的制书。有官位却没有具体职守，有俸禄却没有事务责任，这就是散阶没有固定员额的原因。然而也必须积日累年，不遭罪过悔吝，主管部门一分一厘地考核，符合资格后才能升迁一级，这已经很艰难了。具官李常，胸襟宏大宽厚而沉静，深沉温和恭敬而诚信正直，秉持义理，早晚陪伴朕，恭谨勤勉。直任延阁、长领宪台、侍奉经席，都是儒学之士中的显要职位、仕进的重要位置。一个人能任其中一职，就以为是宠荣；您如今兼任三职，责任更加重大。现在又因任职年满，晋升品秩两等；去接受朕的命令，要想着自己的职务和忧患。授蒋之奇为宝文阁待制的制书 三位圣人的图书都汇聚在延阁，儒学之士任职其中，负责讽诵、议论和讨论。当时这是精心选择的职位，即使本人身在江海之上，名声也接近日月的光辉；世人把它看作荣耀的职位，也因此更加看重。具官蒋之奇，辞章才能丰富，广泛通晓古今，历任台阁，号称任职资历深久。朕顾念南方之地，把一列城池交给您；适逢愚民动用兵器，岭表骚动，武夫贪图赏赐，杀害善良百姓，而您应对处置、经营治理，多能切中机宜。该治罪的受到诛戮，无辜者得到申雪；朕充分嘉奖您的才能，应当用显著的升迁来褒扬您，使您进入侍从之列，同时不改变统率军队的旧职，让远方人看重朝廷声威，更加提高二千石官的尊严，作为您的光荣，难道还不够优厚吗？授知洪州熊本为知越州的制书 会稽西面阻隔着浙江，东面逐渐接近大海，有陂湖灌溉的便利，所以每年大多丰收；又有丝、麻、鱼、盐的富饶，所以民俗重视犯法，诉讼少而简略，地方风气和平。设置守牧之臣，这里是快乐安居的地方。具官熊本，以辞章学问起家，以果断才能从政，在南宫和西掖任职，受到考验任用而有声誉。您治理番禺、豫章，巡行治理都有可记载的成绩，因此凭借您的才能和功效，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您。周围千里土地，辖有七州，兵籍、赋税、车舆等事务，无不兼管。名义上位列侍从，身处牛斗星宿之间，这正是宠荣；更应努力报答称职。授御史中丞胡宗愈为中大夫、尚书右丞的制书。先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从三省开始。尚书省，是万事发出的地方；尚书丞实际总领纲纪，纠正官员的邪曲，维系国家典制。若不是通达治道、刚毅有操守的人，哪里能够胜任呢？具官胡宗愈，明察公允而忠厚诚信，敏于适应世务，具备君子的器识以待时用；立于朝廷，有诤臣的风范，秉笔直书、执法公正，不受任何回挠；开阔朕的心意，表现出不欺瞒的忠诚；辅助政体，提出许多可以实行的议论。朕亲自决断，提拔您为中台副职，越级晋升文阶，提高堂陛的等级。唐太宗曾说，尚书丞总领百官纲维，一件事处理失当，天下就有人受到它的弊害。当时魏征、郑公、戴胄、刘洎等人相继担任此职，都被称为用人得当。如今朕虚心依靠辅弼来成就政事，就依赖您纠正浮华虚伪、振作整肃怠惰，使官府修治、政事兴举，具有贞观年间的风气；这样岂只是您称职，也正好符合先帝树立法则、垂示宪章的心意，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授朝奉郎石赓为京东路提刑的制书 朕处理刑罚，宁可错失惩罚有罪之人，但每年上报死刑案件却有增无减；是因为法网还不够严密，使百姓难以逃避、容易触犯吗？还是因为官吏不够良善，仍有歪曲实情来迁就法律的情况？所以临遣使臣时，尤其希望您知道朕的心意。您资质厚重、见识明达，应当能够引导百姓远离罪过，以哀怜之心审理案件。何况齐鲁的风俗容易教化向善，去吧，只遵循朕的训诫，务必尽到您的心力。授契丹伪公主锡令结牟为夫人的制书。先帝的威势和德泽覆盖四方，远方之人应当举族归附，朕怎么可以忘记并不给予优厚的赏赐和诏命？某人生在大国，嫁到西方土地，能够仰慕中原声教，叩关请求入朝，引见于朝廷之中；朕更加嘉许她的恭敬顺服，赐给她成国的封号，依照古代小君的礼制，赐象揥和翟衣作为你的宠荣。去吧，率领你的部落，使他们全都成为王朝的百姓。授范纯礼复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的制书。枢密院是选用士人、传达和接受机密诏命的地方，这是从神宗皇帝开始的。因此朕继承帝位，收用正直贤良的人，安置在左右，正是遵循先帝的遗志。具官范纯礼，平易而有操守，忠厚朴实而不浮华，恭敬自持，言行相顾。您失去职任已经很久，内心操守始终不变。起用您分掌州郡，不能满足舆论的期望；应当恢复您在延阁担任侍从的职位，来参与右府机密谋议的细微事务，满足朕的咨询求助，增益您的忠诚。授东头供奉官李志、张大中一并转升两官的制书。朕论定疆场上的功劳，常常把不战而胜看作上等，把斩获敌人看作下等。至于你们在西部边陲建立功效，确实是在前些日子；只是按功劳行赏，自有旧章。你们今后应当体会朕的心意。原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国公文彦博，追复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潞国公的制书。朕继位三个月，三次下达恩书；刑具徽纆、桁杨都停止使用，流放迁徙之人接连生还。朕还想到那些旧日老臣，他们曾经位居宰辅，有的死后被夺爵，有的在贬谪中丧命；施行广大的恩泽，哪里能只限于活人而不及死者？如果不追复名位，谁来安慰幽冥中的魂魄？具官文彦博，辅佐四朝，功勋和德行都很盛大。自神宗皇帝起，任命您为师臣；到先皇时，又以重大事务咨询您。您离开京城不久，便有纷纷的责难之言，被降职为春官，仅保留公爵称号，怀抱遗志死在贬所。经过多年，朕亲自裁断，全部恢复您原有的名位和待遇。恢复垣省的印绶，位列百官之首，恢复全晋节度使的节旄，礼仪比照三公；把诰命送入泉壤，使恩泽流及子孙。您死而有知，也可以没有遗憾了。授曾布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的制书【元符三年十月八日下】

译左右两边设置宰相，用来总领朕发号施令的职责；东西两府分设机构，用来掌握朕权衡政事的重任。处在中央，如同鼎足对峙；承接君上，如同台星相联。彼此相须而成，缺少一方都不可以。于是登用您为次辅，向朝廷宣布。左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上柱国、鲁郡开国公曾布，见识敏锐而能深入微妙之理，文章美善而贯通大道，才能足以应付大小事务，智慧适合古今的需要。蒙受神宗皇帝特别而深切的知遇，很快升入禁中侍从之列；承受先朝倚重托付的厚望，长久主持枢密事务，能够尽心于国家，早晚竭力，忠诚地引导君上，不逃避艰难，忧劳处理各种事务，始终如一。朕刚开始继承帝位，尤其嘉奖您辅佐拥戴的劳绩；考察众人的言论，任用有旧德的人。让您位列文昌、端揆，进入紫微、陪侍的班列；合并这些宠贵名位，成为朕的近臣辅弼。仍然晋升官阶品秩，增加封户。唉！朕有使百姓得到休息的心愿，您就应当彰显文治而抑制武力；朕有总核百官功过的志向，您就应当务实而去除浮华。至于甄别次序、任用贤能，厚待奖勉正直之士，澄清风俗，振作整肃纲纪，使万物各得其所，使没有一个人有所失所，这都是您的职责。希望您前去恭敬办理。表 南京谢恩上表 我以懦弱的儒生身份辞去统领军队的职任，因为亲属关系的嫌疑而避开边地要职，颇知侍奉君主的道义，却冒犯了留任诏令所规定的惩罚。仰赖圣明，俯察我的诚恳请求，既逃脱了罪责，又获得了便利安定的处所。伏念臣没有什么值得称取的才能，只是粗略知道向往道义；即使险阻艰难，也已经备尝其苦，但在仓促颠沛之际，仍必定以此为归依。因为平生少有同道朋友，又缺乏门徒，所以遇事容易处于危险而且多有畏惧。昨天请求外任，只是姑且躲避烦琐的议论，还没有来得及在任所安顿，便突然改授并门之帅。况且统领一方军队，是儒者的荣耀；率先行于军伍，正是臣子的本分。本应立即上路，哪里敢怀有私心？只是所任并非我的长处，力量也有所不及。何况兄弟二人孤立无援，却一时专掌将相之权，内心害怕盈满招损，外面又担忧谗言离间。再次倾诉向上天请求的诚恳，心中仍防备异地调任所带来的优待。陈州、宋州是中原腹地，居于东南各地的首要区域；我往来周游两地，俯仰之间已经十年。哪里想到衰老之年，还能重新踏上旧日的道路？望见千门宫阙，认出三位先帝的衣冠。合抱粗的大树可凌云而上，也许当年不过是两手可握的小树；如今峨冠束带的官员，很多还是从前佩戴觿的年轻人。所惭愧的是自己才能浅薄，未曾施行多少惠政，向下辜负百姓的期望，向上误负国家的恩典。这都是因为仰遇皇帝陛下具有舜的智慧而兼容并包，具有尧的仁德而普遍覆盖；您本来不曾存心于任用或贬黜，只是根据人的长处和短处处理，因此使我这个孤苦之人也得到普遍的恩施。我不敢轻视民间事务，正要在今天竭尽力量；如果有利于国家公家，发誓将来即使捐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史书修成，受赐朝奉郎，谢恩上表 裁定编成两位皇帝的史书，仰赖圣上的训诫；褒奖记录诸位儒臣的功效，也俯及众生。我错误地获得了升官的荣耀，并且承受了恩赐。反省自己实在不相称，冒昧接受而感到惭愧。我私下认为，简册的传承本来以帝王之书最为重要；文章的功用不止一种，而记述撰作的体例最难。从前有官职、有时代可考的史事，上溯周代以前，都详载于百篇之言；从汉代以来，各自写成一代的史书。《尚书》的典、谟之辞简略而雅正，《春秋》的书法谨慎而严密。司马迁虽然在是非判断上有失误，却因著述受到称许；记事详实的程度，孟坚颇受推重，但有人又嫌文章繁多。到了后代，这一任命更加艰难。有的记事支离而失实，有的措辞委曲而不工整，有的疏略和抵牾彼此显现，有的取舍抑扬不够恰当。历览前代史书，这实在说明史才难得。何况两朝功德崇高，五代声名丰厚，直到俊杰瑰奇之士、梼杌嵬琐之奸，都要载入可信的史书，传给后代；这就应当有贯通驰骋的学问、温厚纯正深沉润泽的文辞，追继二典的光华，垂示百王的法则。像臣这样鄙陋的人，揣度自己的才分实在不能胜任；幼年从父兄那里听闻道理，粗略知道爱好古学；长大后向师友讨论文章，私下仰慕著书立说。然而本性昏昧浅陋，所受才质疏薄，有见识浅、听闻少的弊病，没有连缀文辞、比类事实的长处。幸逢天下盛明的时代，得以脱离冗散的职位；天禄阁、石渠阁这些深奥的馆阁，我很早就参与校勘；金匮、玉板中的文献，也得以参与辨论编次。这是儒林中的优选，实在是仕途上的特殊荣耀。皇帝特别识拔收用，无不出于帝王之力；我的周旋培养，也全都来自皇上的恩典。以我自己看来平庸空疏，本来很难报答相称。虽然早晚勤劳，只是徒然在岁月中延宕；阐发大道，哪里敢希望成为著述之人；整理旧事，或许可以继承前人的工作。刚刚完成史册编纂，恰好又遇到背柴劳作般的疾病。上奏书到天子宫阙，却不能亲自面见圣光；入宫拜受恩赐，也无法亲耳听到褒奖的诏令。哪里料到推恩奖赏竟然也及于无功之人？我本来藏拙守愚，早已逃过通常的法度；如今却因借助他人成事，再次玷污了特殊的恩典。推辞躲避又不被允许，惊惶失措。这都是因为仰遇皇帝陛下致力于尊崇先祖功业，只承继长久的宏图。认为祖先的功业，不是靠一般文辞所能完全形容；而子孙的孝道，就在于能够润色发扬。于是深切诏令有关部门，共同完成大典。这是兼取众人的智慧，并不要求一人具备全部才能。每每怜惜执笔记事的辛劳，从不计较像吹竽滥竽充数那样的过失，因此使我这种微末之人也同样受到宏大的恩宠。蝼蚁虽然微小，我平素也积存着爱戴君主的心志；即使只有涓埃尘露般的微小补益，也怎敢忘记报效国家的忠诚？

译陈州谢恩上表 起初因为细小的缘故便请求调换州任，后来又表露出危惧而诚恳的心情，再次请求调换地图所示的任所；所报答的还不到圣恩万分之一，冒昧烦扰朝廷却已经再三。若不是圣朝明察宽恕，我本应处在谴责呵斥之中。圣恩深厚，没有违背我的私愿；看到任太守的文书，微弱愚钝的我知道这是幸运；望见长安的太阳，感动流泪，难以承受。伏念臣托身的势力极其孤弱，承受的荣耀却过于厚重；谋求自身安处缺少方法，容易为人所害；既然不是窃取俸禄而无功，又难逃鬼神的窥视。才微命乖，福薄灾深，正要前往历下，忽然遇到漳滨之疾；想到筋骨一向疲弱，又被药石交相攻治，气息如同游丝，神识几乎离开躯体，已经料定此身将归于长夜。没有料到上天借给我余生，恍惚如同从梦中刚刚醒来，又像醉病未解；精神凋耗，形体支离。想到官守之地还很遥远，王命规定的期限又有限；内省自己瘦弱的身体，哪里经得起奔波劳顿？这不是我敢于爱惜自己的疲病，实在害怕仰面惭愧于不能胜任使命。幸而修门已经在望，仗恃着延阁曾经收用我，便叫喊守门人自陈，伏身等候治罪。这是因为疾病痛苦加身时，会呼喊父母来诉说；精诚达到极点，即使感动金石也并非难事。果然上达皇帝深切的内心，使我得以曲从私人的便利。这里是藩镇辅郡，靠近京师，事务简少、百姓淳朴，最先受到朝廷教化；乡里安宁、百姓安逸，很少听到击鼓诉讼的声音。回头想臣是什么人，竟得到这样的好地方，可以希望享受康宁的福分，全是由于圣上覆盖保护的恩德。何况常守正在这个州任职，有可以相互照应的二哥，流传的风教还未远去，旧日的事例可以向他询问。又想到臣前日任汝阴知州，也属于京畿以右的地区；起初只是因为一点小嫌疑而请求避开，是出于考虑祸患不周全，最后明白大体而重新回来，实在是因为上面有至公之心。我铭记于心，哪里敢忘；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这都是因为仰遇皇帝陛下聪明照察细微之处，而宽厚恩德普遍施及下民；威势德泽施加于九州，而内心的宽恕也推及他人；深厚地体现拾取遗簪坠履的仁德，推行包容疾病、接纳污秽的情谊。太皇太后陛下处在深宫之中，却周知天下万事；据有崇高的地位，却洞察群情；常怀厚德好生之心，不忍使一个普通人失去安身之所。怜悯臣忝列侍从的末席，察知臣确实还在沉重疾病的余患之中，借给我宠爱威灵，使我这个孤弱衰朽之人得以安全。臣怎敢不体察上面的慈爱，并且对下民加以怜悯？想到自己的疾病，就安抚养育这里的百姓，希望取得尘露般的微小功效，稍稍报答天地般的恩施。南京谢恩上表 得到一郡之地，正好满足私愿；还没有等到一年政绩显现，就因他人之故改换任所，重新分掌京城的权力。早晨才离开旧日居处，晚上便已经来到新的辖区。伏念臣的才能不堪当大任，品行又有愧于古人；早年蒙受侍从的荣耀，渐渐又冒受藩镇的宠任。还不到两年，已经改任两个州。既不能在百姓中兴起教化，使他们迁善远罪；又不能在外地表现聪明才智，借此欺骗世人、获取名声。只是竭尽早晚的勤劳，希望符合皇帝焦心劳神的期望。何况淮阳一带，旧日是楚国郊外的属地，多年水灾之后，又接连遭遇家家凶荒饥馑。正要疏浚沟渠、排除积水，打开粮仓赈济流民，正在竭力经营治理时，忽然蒙受恩命而迁徙。国家另建都邑，在内部壮大皇居；这里是王业发祥的地方，比其他州国更加重要。掌管离宫的钥匙，奉守原庙的衣冠，却把这样的职责交给微臣，更加惭愧于没有资格。这都是因为仰遇皇帝陛下怜惜旧臣，优厚地借给我近臣的职位，还容许我在王畿之内往来，从而让我周知地方风俗。奉承皇上的清问，哪里敢希望像贾谊一样被召回宣室？依附皇上的余光，也不觉得长安遥远。我发誓一定竭尽劳瘁，希望稍稍替您分忧。至于用鞭扑刑罚来树立威势，装饰厨传车马来求取声誉，既不是清明时代所崇尚的，也不是我个人义理所愿意做的。徐州谢恩上表 带着章奏离开京城，已经不止三年；接受符节入朝，还不到一百天；又迟滞于百姓社稷之间，突然远离宫阙朝廷。这是义理上当然的事，哪里是人情所愿？私下想到臣性情固陋，所受学问迂疏，怀有尊崇古道的至愚见解，抱守着独自认为的官守之义。岂只是难以适应世俗任用，本来就不善于为自身谋划。日前从留都被召回，安排在宗伯之职，适逢郊丘祭祀刚刚开始，讨论祭祀天地的常礼。臣所执守的礼法虽然明白，顺应时势却有所违逆。已经实行的诏令，哪里是孤立的意见能够改变的？既然不合适而获罪，怎敢苟且偷安、侥幸免除？不久便上章请求治罪，朝廷却改换任所来表示恩典；继而我又表露微小的心愿，皇上再次颁下温和的诏书。最终仰赖天地般的恩德，曲成犬马般的私愿，赐给我使节符印，安置在美好的地方。巡行乡里，本来就有很多鱼米的富饶；遍览山川，也颇有江湖的趣味。我是多么孤独困厄，竟能得到这样的便利安宁？这都是因为仰遇皇帝陛下宽裕而有容纳之量，包容覆盖天下，将要用此招致像樵夫那样的民间议论。因此特意宽免斧钺般的威刑。伏惟这样的恩慈，哪里容易报答相称？臣身虽在外地，义理上不敢忘记君主；何况仰赖皇上的光明，怎忍使自己违背平素的操守？深深想到治理百姓的寄托，知道有事无不应当去做，更加坚定报效国家的诚心，至死方休。祝贺元祐四年明堂礼成并大赦天下表 以祭祀礼辅助皇帝享用先祖的祭品，既奏出金声玉振般完美的乐章；赦免过失、宽宥罪人，于是恩泽如雷震动、如风迅行，欢呼声传遍四方，和谐之气充满上下。我私下认为，亲自举行事奉上天的礼仪，没有比明堂更合适的；极尽尊奉严父的心意，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孝。如今讲习这项重大典礼，正逢盛明之朝；在路寝亲自祭祀，起源于仁祖；废去五精同时配祭的制度，由神宗决定；光大彰明前代旧闻，启发后世子孙。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上天的大命，恭谨遵循先祖的事业，使各种政事平治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覆盖养育众生却不把德泽据为己功。认为时和年丰的成效，是上天高明地顾念照察所致；认为刑罚清明、武备偃息的祥瑞，是七庙祖先威灵所致。何况正值继承宗庙帝位之初，永远怀念承受先祖恩泽的恩德，充分表达报答本源的诚心，同时展现事奉在世先人的道理。因为祭祀太频繁会亵渎神灵，所以遵循三年一祭的期限；因为郊祀距离遥远而显得疏略，所以安排九筵的位次。季秋的吉月，上辛日，备办法驾的仪仗，配合雅乐的演奏；牲畜肥大，笾豆洁静美好；元龟、大辂的仪仗，陈列着篆毂、错衡，车辐辏集，枝干相连、根柢共同。按照图籍充满庭院，穿着丧服、束发露首、佩带贯胸，整理衣冠就列；前后引导、左右辅翼，仪仗盛大。献上珪玉和币帛以告神灵，舞动羽旄来象征圣德；神灵之心与人相应，精诚之意彼此感通。朕嘉许得到四海的欢悦，也更加承受万年的福祐。还想到主管官署所审理的众多案件，难道没有一个人未能获得公正处理吗？于是朕登临端门，赶快发布大赦诏令，洗涤瑕疵、荡除污秽，已经追究的鳏夫之罪也予以宽免；清空监狱，释放囚犯；打开府库，赏赐军士；布施庆典，施行德政，彰明上天的恩泽，使泉下幽魂也得到润泽。那种怜悯罪人、放松法网的仁德，以及推食解衣般的恩惠，与此相比，难道不显得狭小吗？臣有幸列在侍从班次之中，恰好分掌州郡，不能参与执璋行礼的行列，只能徒然怀有向着北极、拱卫君主的心意。

译祝贺皇帝得到传国宝玺表 承受天命的符瑞，随着时代而出现；来自上天的保佑，只有圣人能够承受。正要在大廷拜受恩赐，忽然又把恩泽普施于天下。百官都变了脸色而欢庆，四海之内一片美好祥和。我听说，国玺的出现和消失，犹如周鼎的轻重转移；这表明喜欢治理而厌恶混乱，舍弃昏暗而趋向光明。自从唐朝衰败以来，接连经历五代末期，它潜藏而没有显现，几乎已经一百年。忽然自行归来，将要流传万世。这是为了表明祖宗积累的祥庆，告知社稷长久的吉祥；对于圣明仁德的君主来说，正应当昌盛长寿。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沉潜而通达明哲，刚健而爱护生命，效法天地成就功业，垂范子孙作为准则。果然有神奇之物来赐予皇家，皇家必将以它配合甘露来记载年号，哪里只是仿拟芝房而作歌呢？臣的职责专在守土，仰慕君主的心志迫切；筹办祝寿礼仪，却不能陪列在朝班之下。谨奏升中之颂，恭敬等待将来入朝献上。祝贺册立皇后表 中宫开始建立，盛大的礼仪全部举行；人神共同谋合，夷夏一同庆贺。我私下认为，国家是天下的根本，后妃实在是王化的基础；要达到治世，所寻求的端绪并不遥远。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上天的盛大命运，为后世垂下长久的谋划；承奉七庙清洁的祭祀，奉养三宫太后，却使长秋宫虚置、六职缺少官员。于是访求贤淑之人，使她来辅佐宗庙之事；向上遵循太母的训诫，向下采纳有关部门的意见。钟鼓陈列庭中，典册和礼物齐备；皇后的德性像大地一样广大厚重，已经用尊贵的名号加以确定；妇德柔顺而彰明，可以作为天下妇女的榜样。臣身虽在外地，义理上不敢忘记君主；诵读《造舟》之诗，遥想册立礼仪的光辉盛大；重申女史以彤管记录的戒诫，希望能够稍稍补报忠诚。宣州谢恩上表 取得君主信任以后才进谏，我惭愧没有晏平仲那样的言论；罪过本来不容诛杀，却侥幸逃脱成汤张网三面的宽仁。朝廷屈尊减轻严刑，给我一个好地方安身，圣上的恩泽深厚宽大，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愚臣内心感激，想要报答却从哪里做起？伏念臣是蒙昧固陋之人，处事迂阔；把坚持直道当作敬奉上天的实际行动，把用诡诈取容看作惊骇世俗的错误。杀身而对君主有益，实行起来也无怨无悔；见到利益而不顾道义，即使死了也不敢做。知道江河历经万折终必向东，所以即使三次被罢免也没有怨恨。汲黯的耿直固然难免世俗嫌弃，子文的忠诚大概出于天性。臣深切感戴两宫的知遇，只是稍稍希望像八彦那样激昂进言；所以横逆之事到来时，竟没有左右近臣的帮助。想使言论清正却反而更加混浊，外有正道却无法推行；徒然悲伤忠诚恭敬难以被明察，却很快与欺骗诬陷之罪一同受到重罚。既免于投置荒远之地，又选择了临近京师的藩镇。风俗的休戚，正在于逐渐教化磨砺；早晚都能享受甘美安宁，得到顺遂适意的生活。道义本来因善于宽贷而隆盛，恩德尤其显著于委曲成全。这都是因为仰遇皇帝陛下听德而聪明，使臣下依礼而行；兼具大地覆盖而无私的运行，以及太阳普遍照耀的神明。认为喜欢谈论民生利病的人，是有一点忧国之心；认为不事奉权贵的人，不是急切谋求自身富贵之辈。正当免去官职而随从众人之时，最终只是从轻责罚来劝勉忠臣。臣怎敢不恭敬体察皇上的恩惠慈爱，退居以后更加修养反省？凡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都必须明辨是非并且笃实行之。即使金石可以磨损，也只谨慎守持子臧通达大节的操守；即使面对死生也不改变，希望能够具有徐邈始终如一的常性。竭尽早晚治理百姓的劳苦，保全始终如一报答君上的心意。《曲阜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曲阜集》卷二 宋　曾肇　撰 奏议 上奏哲宗皇帝，请求恢复转对制度 臣恭敬地看到法令规定，臣下可以进言当时政事的缺失以及公私事务的利弊。臣听说帝王即位之初，一定要有办法顺应天下人的心意，回应中外臣民的期望。做这件事有一定次序，只在于知道其中的关键罢了。伏惟皇帝陛下仰承先帝遗命，登上天下至尊的地位；太皇太后陛下俯就权宜，参与议论军国大事。这正是华夏和蛮貊洗心革面、洗耳注目，满怀期待地观察听闻的时候。端正根本、谨慎开始，实在就在今天。臣愚昧，冒昧地不自量力，敢于陈布内心。伏惟留心听察，臣不胜幸甚。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继位以来，忧劳勤政、恭敬节俭，一天比一天谨慎。神圣的功业和德行充满天地，本来不是臣的言语所能仿佛描述的。陛下继承先帝的事业，责任重大。然而四海如此广大，万事如此繁杂，亿万百姓如此众多，不可能逐家逐人地亲自接触。要想通达天下人的情意、成就天下的事务，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就在于广开言路。言路广泛，人人都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人都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上面没有听不到的事情，下面没有不能上达的意愿。政令的得失、百姓的安危、群臣的忠诚奸邪和贤能不肖，即使在四方万里之外，陛下不出门户、不离座席，也可以周遍知晓、完全看见。这样以后，考察政令中正确有效的，就努力实行；还没有周全完备的，就加以损益调整。百姓所愿望的，就给予他们；百姓所疾苦的，就为他们除去。彰明忠臣而斥退奸邪，任用贤能而罢退不肖。这样，上面的恩泽就能下达，下面的实情就能上闻。百官各部门奉行法令、遵守职务，尊贵的人不会因为地位崇高而敢于放纵，卑贱的人不会因为关系疏远而敢于欺骗。陛下深居法宫，端坐而无为，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凭借个人的聪明，观察越详细，蒙蔽也越严重；依靠众人的聪明，所看见的就更远，所听到的就更周遍。所以先王设置进善之旌，树立敢谏之鼓，陈列诽谤之木；又让盲人进献书言，乐师作箴言，瞍人诵诗，乐工进谏，近臣尽其规劝，亲戚加以补察。他们难道是自己的聪明不足吗？是知道任用自己不如任用众人。舜继承尧的帝位，所守持的是同一道理。然而舜刚接受命命，就开辟四门，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聪，以为继承太平之世的君主，耳目尤其不可不广。夏商周三代以来，咨询访求、采纳意见，本来就不止一条途径。但近世应当实行的、祖宗已经试行过的制度，就是命百官轮流转对，这实在是今天的要务。从前唐太宗刚即位时，召见群臣，有的谈论古代成败，有的考察民间利弊。每当谈到耕种的艰难，上下便相互规劝，务必遵行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的疾苦，君臣便感慨叹息，商议停止征税和徭役，所以能够开创基业、传承统绪，成就贞观之治。下至唐代宗，每次在紫宸殿听政，常常限定三人奏事。敢于进言的人，奖赏他能够尽到规谏之责；不进言的人，责备他隐默不言。因此陆贽说：“劝谏即使没有被采纳，至少不会受到深重的忤逆之罪；如果情势确实有所阻碍，最终也能使意见上达。”周世宗即位之初，也延请群臣，让他们陈述当世的政务，所以能够对外断绝兵威，对内修治政事，而显德年间的政治独高于五代。先帝熙宁初年，也曾下诏令百官依次入对。按照旧例施行并不久远，也没有什么困难。这就是臣愚昧而又恳切地对陛下抱有希望的原因。如今学士大夫遍布朝廷，人们心中有所想，都愿意亲自进献，只是担心询问求取意见还不够广泛、听取采纳还没有做到罢了。陛下如果畅然发布仁德之言，下达恻隐哀痛的诏书，使他们尽情直言而没有忌讳，那么谁不会踊跃奋发、各自竭尽所知，来稍稍补益陛下的聪明呢？陛下应当察看其中言论正确的，采纳并施行，再用赏赐来勉励他们；对于言论不完全正确，或者过于攻击直率的，也应宽厚包容，不加罪责。不要只是举行空泛的仪式、遵循旧例而已。这样，四海之内都会知道陛下有喜好询问的美德，也确实能够听取意见，忠诚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天天上达，而阿谀奉承、壅塞蒙蔽的私心便不能施行了。天下人的真实情状，哪里还会有郁结堵塞而不能伸展的？天下的事务，哪里还会有懈怠废弃而不能振兴的呢？所以臣愚昧而过分地考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容易施行的了。至于广泛收用刚正敢言的人，充任耳目之职；命令左右侍从之官，以论议政事、思考谋划、进献采纳为责任，这些都是朝廷一向讲求的事情，不必等臣说明，陛下也全都知道。臣恭敬地认为，圣明的思虑深远，没有什么不周全的。像臣这样卑微的人，不懂得大体，只是因为世代承受国恩，兄弟都受到先帝破格收用，不能胜任犬马般的私心，贪图自我效力，愚者千虑，也希望其中偶有一得，冒昧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触犯典法。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用心，宽赦臣僭越妄言之罪，那就非常幸运了。以上文字作于元丰八年四月上奏之时，臣当时任户部郎中。上奏哲宗皇帝，论述经明行修科应当废止投牒请求考试以及糊名誊录的制度。臣奉诏详细议论三省所制定的科举条制，其中经义、诗赋等科，已经同礼部尚书孙永等联名详细审定，另行奏闻；至于经明行修举人这一项，臣私下有些愚见，必须先陈述以前的议论。臣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关系到人才的盛衰和风俗的美恶。如今设置经义、诗赋等科，在一时施行尚且可以，但都是依据言辞取人，而不考察他的品行，和古代相比，臣私下认为还不够。至于诏令内外官员举荐经明行修之士，在考中之日稍微优待礼遇，这样便不只是依据言辞取人，也考察他的品行，其用意或许接近古代。然而只是让人举荐，却不经过乡里的选拔，又没有实际考察；参加这一科的人仍然跟随众人投牒，到主管官署应试，糊名誊录，只比较一天考试的长处，那么不但士人失去了自重的道义，而且在考试时也无法同众人区别开来，于是所谓考察品行，也只不过成为空文罢了，恐怕不符合命令官员荐举、优厚给予恩典的本意。臣私下观察三代、两汉人才兴盛、风俗美好的情形，后世不能赶上的原因，是取士依据品行，而不专门依据言辞。如今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所以经义、词赋等科还不能全部废除；但要逐渐达到先王的治理，也应当有个过程。因此经明行修科应当另立一科，稍微仿照三代、两汉取士任官的方法，依据当今的适宜情况斟酌增减，总之不要失去古代的本意而已。

译至于投牒请求考试、糊名誊录这一类不属于古制的做法，应一概废除；待遇和恩数全部置于经义、诗赋等科之上，使求学的人知道尊崇经术、笃行义理，人人都勉励自己修养。从一乡推举，直到一县；一县推举，直到一州；一州推举，直到一路；一路推举，直到天下，那么四方的士人没有不知道尊崇经术、笃行义理，以等待朝廷求取、响应朝廷任用的。这样做而人才不能兴盛、风俗不能美好，是从来没有的事。人才既然兴盛，风俗既然美好，那么所谓经义、诗赋等科中不是凭借品行进用的人，人们将以参加它为羞耻，不必等到明令废除，它也会自行废止。这样，经明行修科就有了真正取得人才的实效，而不会只是空文。有人说，凭品行取人，就会有浮伪矫诈的弊病；完全取消防范检查，就会有私下交通请托的行为。臣认为，这大概是议论者个人的忧虑和过度考虑。那些以邪道惑乱众人、表面上取得仁名而实际行为违背仁德的人，固然是圣人深深厌恶的；但一定可以通过考察来识别，在利害得失的处境中试验他，就能看出来。凡人的性情，谁不喜欢善行？朝廷如果确实能够端正内心、诚意待人，进用正直之人，明确利义的分别和荣辱的界限来示范天下，那么即使愚昧的百姓，也没有不用真实行动来响应上意的，何况士人呢？这样看来，所谓浮伪矫诈的弊病，并不是需要忧虑的。明确考察的方法，公正进退的制度，把任用人的得失作为举荐者的赏罚依据，诚信地施行，长久地坚持，风俗一天天归于淳厚，那么交通请托的私弊也不再是需要忧虑的了。三代两汉的治理距今已经很远了，但臣仍然恳切地把这件事作为进言，是因为有幸遇到朝廷想要得到经明行修之士，所以臣想由此充实这一制度，直到恢复先王的制度，以成就朝廷的美意。臣的意见虽然迂远，成效虽然遥远，但有志于古制的人，恐怕不能因为那个办法困难遥远就改易这个主张。恭请圣明的慈意特别加以详察。如果臣的话有万分之一可取，关于设置科举、选取士人的制度，希望诏令有关官署，取三代两汉制度中能够施行于今日的部分，防备时势变化，裁定其中适宜的办法。以上文字作于元祐元年上奏之时，臣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宣仁皇后，论述在文德殿接受册命的事情。臣听说已经下达诏命，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命，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臣恭敬地考察旧例，皇帝在大安殿发布册书，皇太后在文德殿接受册命。如今诏令准备遵用旧典，臣子之义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臣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自从听政以来，只在延和殿垂帘处理政事；接受契丹使者朝见时，也只是驾临崇政殿，从未走出到外朝。难道不是因为听决万机出于权宜，垂帘听政大概是不得已吗？外朝，是天子的正殿。太皇太后崇尚并坚持谦德，不愿亲临外朝，是想给天下后世树立法则吗？由此推论，太皇太后在外朝接受册命，大概并非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按照旧例本来就应当如此罢了。臣详细考察旧例，天圣二年，两制官员议定皇太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命，仁宗出于圣意，特意诏令有关官署改在文德殿；这大概是人主一时的制度，不是臣下所能议论的。如今皇帝遵述仁宗旧例，以极其崇敬的礼节表达孝敬之诚，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如果在此时特地下明诏，发扬皇帝孝敬的诚意，同时坚守谦德，屈从天圣二年两制官员的议议，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命，那么皇帝的孝心会更加显著，太皇太后的德行会更加尊崇，天地神灵谁有不欢喜的呢？华夏和蛮夷之人谁有不推崇仰慕呢？两方面的道义都得到成全，难道不是美事吗？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聪明睿智而圣明，慈爱仁厚、恭敬节俭，功德遍及天下，尧、舜、禹、汤也不能远远超过她；不只是秦汉以来的太后无法相比，即使每天亲临外朝，也不能算过分。然而臣却在一次接受册命的事情上仍然这样进言，实在是因为看到太皇太后内心谦逊冲和，至公至正，举止周旋必定务求合乎礼法，不像汉唐的太后偏私自身，必定不会把在外朝接受册命当作自己的欲望。臣愚昧，所以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太皇太后的盛德，使天下明白知道圣心所在，流传万世作为法则；这样后来议论礼制的人一定会说：太后不亲临外朝，是从太皇太后开始的，难道不是超出世俗的高尚行为吗？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时候太皇太后心怀爱护百姓的意愿，毅然独自决断，立即在英宗神御殿之后建造神宗神御殿，诏令深切，听到的人感动得流泪；这件事自古明智的君主未必能够做到，而太皇太后施行起来没有丝毫吝惜，由此可知，今天退到便殿接受册命并不是难事。这就是臣敢于进言而不疑虑的原因。一天走出到外朝，事情本身很小，但臣独自有私下的忧虑。臣因为忧虑而过度考虑，不得不把话说到极点。章献太后不只是曾在文德殿接受册命，到了元日还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南郊礼成后，又驾临大庆殿接受祝贺。她生日时，在大庆殿接受百官上寿。后来又进入太庙，举行恭谢之礼。这些都是天圣、明道年间的旧例。臣私下担心，有关官署如果依次照办，未必足以仰承太皇太后为宗庙社稷权宜听政的心意，以及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谦恭自抑的盛德。臣私下过度的忧虑，实在就在这里。太皇太后博览古今诗书，对于历代太后得失大概没有不知道的，那么对于这件事一定能够自行选择，哪里需要等臣进言后才思考呢？然而臣身为侍从官，职责在于参与论议谋划，如果有所见解，不敢默然不言。以上文字作于元祐二年二月上奏之时，臣当时任中书舍人。三月一日，内批交付三省说：“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命，应当检用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应当驾临文德殿。”又说：“顾念我德行浅薄，哪里敢同章献明肃皇后相比？将来接受册命，只在崇政殿举行。应当命令三省体会太皇太后的这个意思，下诏施行。”苏轼撰写诏书说：“祥禫礼已经结束，云云。”将来接受册命，可以只在崇政殿举行。七日后诏令下达并施行。上奏宣仁皇后，论述坤成节百官上寿的事情。

译臣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陛下前些时候深深自我抑制，特意发布德音，不愿亲临外朝，退到崇政殿。接受册命的诏书一下，中外都感叹，忠义之士甚至感动流泪。何况臣身为侍从官，曾经献上浅陋之言，没想到偶然符合圣意，特别得到采纳。不仅仰见陛下克己复礼的圣德，也由此知道陛下虚心纳谏的明智。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不能竭尽忠诚和智慧，稍稍补益万一，有所见解却藏在心中不说，那就是窃居职位、欺骗上天，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责罚呢？这就是臣不避冒犯亵渎之罪，倾尽肝胆，把意见置于陛下面前的原因。如果一句话有所补益，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臣私下听说，近日有关官署建议在坤成节于崇政殿接受上寿；升殿赐酒以及文武百官拜表的班次，都比照天圣三年旧例施行。臣恭敬地考察天圣三年的旧例，宰臣、枢密、三司使、学士、知制诰、待制、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契丹使在殿廷排列，依礼上寿，赐酒三行，百官到内东门拜表称贺。到天圣九年，才开始到大庆殿，百官按照乾元节的仪式上寿。大概从天圣三年至八年以前，共六年，完全按照天圣三年的制度，也足以看出当时君臣守礼畏义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如今三省、枢密院却没有完全采用天圣三年的旧例，及至今日有关官署的议论，又特地下达朝旨，命令文武百官、各军将校随班行上寿礼。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太皇太后前些时候下诏说，不敢把自己同章献太后出临外朝相比，所以在崇政殿接受册命。臣详细体察圣意，是务求自我抑制。如今却令百官将校都到崇政殿殿廷，随班上寿，这是天圣八年以前从未有过的。礼制反而比旧例增加，在陛下谦恭自抑的意愿上，前后始末似乎不相称。臣愚昧地认为，这大概不是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执政大臣失于思考罢了。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亲自具备前代太后不能相比的盛德，又有使百姓休养、养育万物的大功，接受四海九州爱戴供养的厚意。她的尊荣，也已经到了极点。难道还要等百官将校列队站在庭院中，才能显得尊贵吗？臣愚昧，所以希望特地下诏命有关官署，完全按照天圣三年长宁节的旧例比照施行，使天下人知道陛下谦恭自抑的意愿前后一致、始末相称，把它写入史册，留作万世法则，难道不是美事吗？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堆土筑山已经九仞高，功业却因差最后一筐土而亏缺。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贴黄：臣私下看到，崇政殿殿廷不够宽广，遇到下雨，时间一长就必须经过延和殿前的廊檐前往就座。臣听说议论者认为，如果百官不前往，那么夏国使者也不能参加上寿和赐酒。臣愚昧地认为，天圣年间并不是没有夏国使者，自然可以遵照旧例。若因为他们是从遥远的外夷前来进贡，特许入内参加上寿和赐酒，出于恩典诏令，也应该可以更改，听凭圣意裁量。礼部符文称，准许太皇太后已经下达的诏令，按照长宁节旧例，文武百官、各军将校随班行上寿礼。由于这是天圣九年章献明肃皇后驾临大庆殿的典故，如今哪里敢比照采用？所以将来坤成节在崇政殿上寿，可以只依照天圣八年以前章献明肃皇后驾临崇政殿举行上寿礼的旧例施行。七月十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这次所得诏令施行。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皇帝，论述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臣前几天擅自违背诏命，妄自陈述见解，退下后反省自己的僭越冒犯，恭敬地等待刑罚诛责。没想到陛下赦免臣的狂妄愚昧，特意赐下诏札，委婉曲折地教诲告谕臣，如同父亲训诫儿子。臣难道不知道服从命令、顺从诏旨就是合乎道理，违抗命令、触犯诏旨就是有罪吗？然而臣家一门世代承受国恩，陛下又提拔臣充任近侍，保全养育臣，恩德深厚。臣如果贪图奉承命令，心怀没有尽说的意见，导致天下议论说，陛下听决万机将近三年，辨别忠邪、赏罚功罪，没有不恰当的地方，却唯独在这件事上留下错误举动的过失，那么臣辜负国家，罪责哪里能够逃脱？臣报答君主的道义又在哪里？这就是臣不避万死之责，倾吐肺腑，期望稍有补益的原因。臣前次上奏请求让韩维陈述范百禄所作所为不正，并不是想让韩维同范百禄争论谁是谁非，只是想考察韩维究竟欺骗君主还是没有欺骗君主。如果韩维所陈述的都切中范百禄的弊病，那么韩维作为执政，敢于为朝廷辨明邪正是非，才真正有大臣的体统。即使没有完整案牍，只是出于口头奏报，难道就可以说是欺骗吗？如果韩维所陈述的都不符合事实，那么他欺骗君上、蒙蔽皇帝，事理明显，就应当明正典刑，人心自然会服。执政大臣参与决定国家议论，对于议论人物的好坏，不必一一形成文字，只要看所说是否恰当，并推行下去，看人心是否服从罢了。难道因为没有一份文字，就说他是欺骗吗？只是百官和有关官署有所陈述，必须具备札子、奏状来表达自己；执政大臣早晚都能进见君主，所以不能不如此。古代坐而论道的人称为三公，难道是把具备案牍作为职责吗？如今陛下责备韩维只是口头奏报，便认为他有欺骗君主的意图，臣恐怕命令下达之日，人心会疑惑不安，以为陛下凭借似是而非的罪名驱逐大臣，这对陛下的盛德恐怕不能说没有损害。执政大臣从此把韩维当作戒鉴，不敢开口议论人物的是非，君臣上下彼此更加注重形式和避嫌，恐怕既不是陛下推心置腹对待大臣的道义，也不是大臣舒展身心侍奉陛下的道理。执政大臣，是天子以礼相待、共同承担国家安危治乱的人。古人说，君主的尊严如同堂，群臣如同台阶，台阶离地越高，堂就越高。又说二千石的官员尊贵重要、难以冒犯，才能使下面的人服从二千石；二千石不过是一郡太守，尚且不可轻易罢免，何况陛下身边掌握政务、具有堂阶之势的执政大臣呢？臣蒙受陛下深厚的恩德，享用朝廷优厚的俸禄，难道会偏袒一个韩维而辜负陛下吗？然而臣恳切得不能自已，是替朝廷珍惜进退大臣的体统罢了。希望陛下察知臣的心意，澄净精神，仔细思考；如果能够采纳，恳请依照臣前次奏议施行。所有诰辞，臣不敢撰写。以上文字作于元祐二年十月上奏之时，臣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皇帝，缴还王觌外任的词头。臣本月十八日从吏房收到词头，五月十五日奉到内降诏令，说王觌论事不当，应当给予一个外任职差，并且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他为润州知州。臣充任近侍，职责在于撰写训诫诰词，按道理对此有未妥之处，应当具文奏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扩大圣明的听闻，大力开通言路，即使是违背心意、刺耳难听、诋毁攻击、狂妄荒谬、常人感情所不能容忍的言论，也无不虚心克己、温和辞色来接受。天下人歌咏赞叹，认为古代圣帝明王也不过如此。近二三年来，不只是朝廷政事和人情，直到四方万里幽深隐伏的利弊疾苦，也没有不完全上达的，正是因为言路没有壅塞。因此在朝廷的大臣人人都勇于自我效力，甚至不把越位进言当作可疑，反而以不能尽情进言为耻，使天下敢于进言的风气从今天开始振兴。所以像王觌这样的人，身负言官职责，听到看到事情，就不得不为陛下把话全部说出而不隐瞒。陛下即使认为他的话不正确，也应当宽大包容，不宜立即抛弃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凭借言论赏人，尚且会有人观望畏缩而不敢进言；如果凭借言论罪人，人们将闭口结舌，远远地离去了。他们哪里肯让自己陷入祸患，而只希望得到万分之一被听察的机会呢？所以王觌个人在内外任职之间进退，本不足以成为轻重；但陛下言路的通畅或闭塞、人情的伸展或屈抑，都取决于这一次举动，臣不能不替陛下考虑。陛下把心腹寄托给大臣，把耳目寄托给台谏，这两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今王觌一谈到执政大臣，便把他驱逐，这同爱护心腹而堵塞耳目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危险吗？况且执政大臣早晚都在君主身边，凭借权势掌握国柄，是人们难以开口谈论的人。引导他们进言，尚且有时听不到他们的过错；如今一开口提及他们，便到了驱逐的地步。臣恐怕在朝廷的大臣会把王觌当作戒鉴，犹豫观望，没有人肯发表正直议论。执政大臣即使有罪恶，陛下也将无法听闻，这是令人寒心的事。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为什么唯独到了王觌一句话进呈，便突然不能容忍，向天下显示不够宽广呢？王觌以小官身份，不到二三年就被提拔到这个职位，如今因言获罪，仍然只是补任便郡，对王觌有什么损失？臣所可惜的，是这件事对圣明政治不能说没有牵累。希望陛下深切思念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爱惜朝廷台谏的体统，不要把容纳狂直当作难事，而应当把堵塞言路看作可惜。

译把王觌所论之事拿来接受公议，如果他的话可取，本来就应当施行；如果没有什么可采纳的，也希望陛下超出常规地容纳他，使天下人知道朝廷始终如一、不因人言而治罪，同时使执政大臣有所畏惧，增益陛下虚心纳谏的明德，这样一举而数种美事都会随之而来，哪里可以忽视呢？臣充任侍从，前后已经三年，常常遗憾不能稍稍报答万一；如今只是因职责所在，冒昧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希望陛下留神察看，那就非常幸运了。所有制辞，臣不敢撰写。贴黄：臣恭敬地看到，丰稷昨天任谏官时所论说的，是陛下骨肉亲属之间的事情，陛下尚且包容宽赦，还让他得到美好的升迁。听到此事的人都佩服陛下仁慈宽厚，具有天地般的度量，难道偏偏不能容忍王觌吗？希望圣明慈爱更加省察。以上文字作于元祐三年五月上奏之时，臣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皇帝，进呈仁宗朝有关告诫禁止内降诏书的事迹，请求禁止私下请托。臣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亲临政务以来，端正自身来率领臣下，杜绝私下请托，裁抑受宠幸者。凡是从宫内发出的命令，无不是有益于德政的，从未以私情扰乱公义、以个人扰乱法令。亲戚和近习收敛衣襟，安守本分，退回到法度之内。朝廷清明，纲纪肃然。议论者认为，自秦汉以来，太后参与执政的情形，没有比这样更美善的。若不是二圣一心秉持义理、克制自己，怎么能达到这样？应当始终守住这一点，留给万世作为法则。然而近来颇有请求内降、特别给予差遣的事情，虽然事情很小，不足以仰累二圣大公至正的盛德，但臣私下担心，侥幸之人会乘机窥伺空隙，彼此攀引，烦扰亵渎圣听。即使二圣具有天地般的宽大胸襟、坦荡无私，也只担心左右近臣请求迫切，不免曲意顺从他们。防微杜渐，应当就在今天。这是臣愚昧，私下怀抱恳切爱君之心，倾尽肺腑，希望稍有补益。臣私下考察前史，恭敬地看到仁宗在位四十多年，曾下诏约束臣下请求内降，凡涉及中书、枢密院的事务，若内降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都必须逐条执持奏报；查究请求者，明确正其罪，交付御史台、閤门张榜晓谕，并且著为法令，语意恳切周详，出于真诚之心。当时群臣也常常以禁止内降为言，往往得到采纳听取，所以一时朝廷号称肃清。即使间或有人请求，也不能损害圣明政治，是臣下共同维护的力量。大体说来，人情如果只图私利，喜欢侥幸，这道门一旦打开，便会逐渐蔓延而不停，从一两次到三四次，再到五六次，渐渐没有止境，那么朝廷的名器就会因此被轻视，朝廷的各种制度就会因此败坏。源头虽然很小，流弊却会很大，这是臣最为恐惧的事，不得不为陛下极力陈说。况且朝廷的爵禄有限，人的私欲无穷，如果不以公正来主持，因缘请托，将会多到无法应付，陛下也会厌烦。希望圣明不要认为臣的话狂妄，试着加以省察。如果有可以任用的人才，或者是联姻近亲，出于圣意想要给予恩泽，自然可以明白告诉辅臣，衡量其适宜之处，公开施行任命。其余一概禁止，不得私下请托。仍应告谕辅臣，如有内降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都要执持奏报；查究请求者，明确正其罪，交给閤门、御史台经常加以察看，并向朝官张榜晓谕，使人明白知道上意如此，那么圣德会日益更新，朝廷没有弊政，邪曲枉滥的门路被堵塞，公正的道路被打开，远远继承祖宗的清明实绩，成为社稷无疆的福祉。臣充任侍从，以论议谋划为职责，私下有所怀抱，不敢隐默，谨一并抄录上呈。仁宗朝因内降而发布告诫诏书的事迹共八条，另编为一册，恭敬地请求置于座右，稍稍帮助陛下省览。以上文字作于元祐三年八月上奏。在此之前，内降左班殿直钱珏，特意差遣主管牛羊司；内殿崇班刘言，特意差遣主管翰林司。臣上奏此文时任中书舍人。诏书八条，详列如下。天圣九年十月，诏书说：“朕遵循历代圣人的谋略，承受慈亲的教诲，到现在已经八年。虽然达到小康，但士大夫之间并不勉励名节。以致台官上奏，说官吏的议论不能容忍。夸耀劳绩的人掠取他人美名以接近名誉，希求升进的人冒险行事以求取宠幸。诋毁诬陷执政，干扰妨碍有关官署。分任屏翰的官员有时请求不满足，主持按察的官员有时把宽纵当作得体。贪婪而不知羞耻，只图经营私利；年老而不贤能，却一点也不知道退职。由于廉耻尚未整饬，导致风俗不能纯正。朕临朝思考这些，对朕还有什么希望？因此考察常法训诫，重申告诫群臣。若稍微冒犯官箴，就会自行陷入公法。把这些布告远近，体会朕的心意。”侍御史知杂事刘随说：“近年以来，内外众多官员，大多经营求取内降，公开进行请托。甚至有人流泪到御前，只为希求恩泽，请列举这些事情来申明告诫。”所以降下这道诏书。明道二年四月，诏令说：近来臣僚、宗室、外戚、命妇，常常以进纳为名，请求恩泽；从今以后，除非有明文规定，一律停止。凡是表章奏疏，不得借亲戚关系投进。宫中有事情传宣，命令有关官署实封复奏。内批改官以及给予差遣，不得立即施行，交给中书、枢密院审查后作出处置。天下不得创修寺观。进献给乾元节的香盒以及山仪，一并停止。只有功德表疏，允许附在驿递中上报。按例应当赏赐的，由内东门司取诏令办理。康定元年十月，诏令说：“如果有内降指挥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都应由中书、枢密院逐条执持奏报。” 庆历四年十二月，谏官余靖说：“太常博士王翼从西京办理案件回来，登殿请求改换章服。请从今以后，臣僚入朝应对时，如果有人擅自请求恩泽，应当由有关官署弹劾他的罪行。”朝廷听从了。庆历六年四月，权御史中丞张方平说：中书、枢密院近年以来，任命授官多半预先接受圣旨批示，等半年或一年以后再给他转官，或者改换职务。况且升迁授官的体制，大都有常规。如果因为功劳奖赏而破格提拔，谁会说不对？但事情出于侥幸，即使拖延年月，怎么能使众议满足？这好比商人在市场上做交易，制作契券，立刻等待提高价格。这不只是滋长滥施恩典，实际上也损害治理的体制。请从今以后，文武官员如果仍然按照以前的先例希求升迁改职，一律明令责罚降职。朝廷听从了。

译皇祐二年九月，赐给中书门下的诏书说：“朕亲自掌握各种政务的关键，主持大公之柄。然而近来有奸邪幸进之人，放肆地产生妄想，有的违背道理希求恩典，有的背负罪责希求宽赦，大多请求从宫内发出，间或也被奉行，败坏政务、损伤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屡次颁布诏令约束，却始终没有断绝私下请求。又担心臣民之家、贵要之列彼此交通请托，巧诈经营，暗中送来财物，秘密输送珍玩，攀附结交，侵扰权纲。何况宗庙祭祀刚刚完成，适逢祥瑞福祉普遍降临，正应当嘉惠内外，却把这种事情看作适宜吗？应当努力自我更新，以达到治理。从今以后，内降指挥，交付中书、枢密院以及承受此事的官司执持奏报，不得施行。敢于用财物贿赂、结托贵近之人的，命令谏官、御史弹劾奏报。”在此以前，皇帝对辅臣说：“近来有贵戚近习攀缘请托，以图谋内降，虽然颇加抑制断绝，但仍不免时常侵扰，可以在赦文中禁止它，以便澄清积久的弊病，向天下表示信用。”辅臣等回答说：“陛下亲自举行大祭，以此更新各种政务，开辟至公的道路，堵塞私下请谒的门径，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但把它载入赦条，恐怕还不能完全表达圣意。” 皇帝于是另行撰写手诏，同赦书一起下达。嘉祐二年八月，知谏院陈升之说：“近来有通过内降谋求恩赏的人，虽然准许执持奏报，但有关官署有时仍然奉行。从今以后，请命令中书、枢密院查究弹劾，以正请求者的罪。”朝廷听从了。嘉祐二年十月，镇海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璋罚铜三十斤。当初，李璋请求内降转官，知谏院陈升之依据近来的诏令加以弹劾奏报。上奏哲宗，论述亢旱，请求停止春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各路灾荒歉收，京西、陕西的人甚至到了互相食人的地步。冬天多次得到瑞雪，粟麦长得很茂盛，饥民嗷嗷等待这些粮食来救济，但雨水没有按时降临，旱气已经形成，麦苗枯萎发黄，势将干枯死亡。即使有收成的地方，所得本来已经不多。如果饥荒接连而来，公家和私人都将受害，有些后果实在难以言说。这正是君臣侧身戒惧、忧虑体恤百姓的时候，可是却安然不以为意，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海内人所共知，难道忍心让百姓辗转死于沟壑吗？恐怕是上下被蒙蔽，只想宽解圣心，便说雨泽只是稍有失常，还没有达到危害事情的程度。宫禁深远，陛下又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呢？臣等充任侍从官，不敢随声附和、隐默不言，敢于贡献一点小小的补益，希望仰助万分之一。臣看到，已经确定本月十七日举行春宴；臣愚昧而深切地认为，天灾正在发生，百姓的粮食尚未充足，却在这时君臣相互饮食宴乐，恐怕不能消除潜伏的天灾、引来和气。希望特赐德音，停止春宴，使百姓都知道陛下忧虑体恤民间困穷，那么上天的意志也会顺遂，一定会有丰沛的雨泽随声而至，尚且足以使枯槁的禾苗复苏，以回应百姓的希望。停止一天的享乐，却能成就一整年的功业，这在陛下是十分明白的取舍。希望陛下留神，不要忽视，天下幸甚。以上文字作于元祐四年上奏之时，臣当时任中书舍人。此文是臣与彭汝砺共同上奏的，十六日批示下达，停止宴会，并议论分祭郊社。谨按《周礼》：天子亲自祭祀上帝共九次，周朝三年举行一次郊祭，本来已经很疏阔，难道可以因循错误而不加考订吗？古代祭求神灵要取其同类：天属阳类，地属阴类；年、月、日、时，方位、牲畜、礼器、乐舞，也都各从其类。如今议论者对于圣人制定的成法，竟抛弃而不实行，反而采用王莽荒诞不经的说法，甚至引用夫妇同牢、私下防范之类的话，亵渎扰乱天地。又引用《昊天有成命》这首诗作为证据。臣等仔细考察，这首诗从头到尾从未有合祭天地的文字，《诗序》只是后儒的谬说，也就是说成周时代，圜丘、方泽各自歌唱这首诗，把它作为乐章罢了。比如《潜》的《序》说：“冬末进献鱼，春天进献鲔鱼。”《丰年》的《序》说：“丰收之年在秋冬报祭。”《噫嘻》这首诗说：“春夏向上帝祈求丰年。”像这一类，难道知道它们究竟是一次祭祀，还是两次祭祀吗？至于郊祀时的赐予，是五代姑息的弊病；考虑到圣朝宽仁，不愿立即废止。如果分开举行，又有什么不可以？议论者却想借此制造险恶言辞，以打动皇帝的听闻，又引用祸福灾咎之说来胁迫朝廷，必定要使朝廷听从自己，实在毫无意义。大体说来，臣等所坚持的，是先王的正礼；苏轼的主张，都是后世为便利而采取的权宜之法。权宜与正礼，决不能混在一起。希望圣明慈爱详加审察，对上能够体察神宗皇帝的志意，对下能够纠正千年以来的疑惑，臣将非常幸运。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分开祭祀天地。臣近来奉诏召集官员议论南郊合祭天地的事情，已经写成议状奏报。可是臣的职责在于掌管礼仪，再三思考，这种祭祀天地的大祭，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何况又是在陛下第一次举行郊祀之时，更应当敬重。举措稍有不妥，就会给万世留下议论。臣还担心前一篇奏状陈述得不够详尽，所以冒昧再次上奏。臣认为，合祭天地并不是先王的礼制，这是学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不必等臣说了才相信。然而假使合祭在侍奉神灵方面没有不顺的道理，即使不是先王的礼制，又为什么不能施行呢？这是因为圣人祭祀神灵，是在渺茫不可知之中求取神灵，所以一定要依据方位，顺应时令，采用同类的方式来招致神灵。因此依据高处来侍奉天，依据低处来侍奉地；在四郊祭祀五帝，在东方朝日，在西方夕月，在南方祭祀司中、司命，在北方祭祀风师、雨师；祭祀山川、丘陵、坟衍，也各自依据相应方位；春夏秋冬则分别顺应阴阳的性质。祭祀时，有的燔烧，有的埋瘗，有的深埋，有的沉入水中；直到圭璧、币帛、牲畜、祭坑、祭坛、乐舞，也都各自取其同类。先王并不是随意这样做，而是认为这样竭尽求神的方式，才或许能够使神灵来享用祭品。如果反过来做，那么使神灵降临就困难了。

译如今议论者认为，如果废除合祭，那么天子就没有亲自见到地祇的时候；夏至亲自到北郊祭祀，又以五月举行礼仪为困难，于是想趁南郊祭祀一并举行地祭。若从人事上说是为了求得便利，这样做尚可；若把它当作亲自见到地祇的实际行为，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事情不在相应的方位，招致神灵不采用相应的类别，又违背相应的时令；施用于群小祭祀尚且不可以，何况地祇这样尊贵的神灵呢？用这种方式祭祀土地，地祇未必会来享用祭品，却随即说这就是亲自见到地祇的实际行为，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况且屈己以顺从神灵，和屈神以顺从自己，这两者哪一种更安妥？如今因为五月行礼困难，便引地祇来迁就自己，如果只顺从人事上的便利，恐怕会失去陛下恭敬侍奉地祇的本意，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圣人侍奉神灵，内心洞洞然忠诚，属属然恭敬；舍弃忠诚和恭敬，通常的礼制尚且不肯这样做，难道陛下会觉得这样做可以安心吗？臣愚昧，所以认为合祭不能恢复，亲自祭祀不能废除；只是应当斟酌时宜，省去繁琐的文饰和末节，这样亲祀之礼没有什么不能实行的，臣已经在前一篇奏状中论述过了。希望陛下留神省察，深远地思念先帝复兴古制的心意，坚持至诚不倦的意志，不要听从苟且简便、自求便利的说法，以成就亲自侍奉地祇的实际行为；这样上下神灵谁不顾念而来享受祭祀，天下后世谁不称颂呢？臣按职责和道义，应当竭尽所能，恭请圣明慈爱详细斟酌采纳，臣将非常幸运。以上是元祐七年五月上奏的，当时任礼部侍郎。起初诏令集议，顾临、苏轼、范祖禹等八人主张合祭，范纯礼、曾肇、刘安世等二十二人主张分祭。曾肇又单独上了这道奏疏。到九月，宰臣吕大防进呈意见，最终采用了顾临等人的主张。于是下诏说：“自祖宗以来，郊庙的常祀，都是按时派官员代理行事；只有每三年举行一次亲郊之礼，借祫享宗庙之时，在圜丘一并祭祀天地。近来因详定郊庙礼文所建议，实行合祭，这不合古义。先帝曾下诏制定亲祭北郊的仪式，命令已经下达却尚未举行。今年圜丘停止设置皇地祇之位，而宗庙祭享仍沿用权宜制度。现在朕即位之初祭祀上帝，因而能够亲自祭享太庙，但地祇的大祀独自缺失而没有举行，恐怕对于王者察事奉地的义理来说不可拖延。今年圜丘，应依照熙宁十年的旧例，设置皇地祇之位，以表达初次亲见地祇的礼意。等到亲祀北郊时，依照元丰六年五月八日的指挥，应令有司择日派官员奏告施行。仍等礼仪结束之日，依照先前的指挥，召集官员详细议定今后亲祀北郊应办的事项以及郊祀之年所举行的典礼，奏报朝廷。” 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分祭。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冬至在南郊祭祀时，应设置皇地祇之位，以严肃地举行天地并祀的报祭。这大概是皇帝陛下急于亲自祭祀地祇，不等考订正确的典礼，便仓促下达了这道诏书。然而臣仔细考察诏书的防文，也说合祭不合古义。如今在南郊设置皇地祇，正是重新实行合祭之礼。既然认为合祭不对，却又亲自行之，一道诏书之中，前后相互违背。诏书又说，日后亲自举行方泽之祭，就修订采用元丰六年五月的制度。这样一来，日后北郊礼举行合祭，又重新废止天地大祀；国家的重大典礼，却轻率地变更，很像儿戏。废置神位，几乎如同下棋。臣听到诏书后之所以惊愕不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私下思量陛下的意思，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认为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尊天亲地应当并行。即位以来，亲自祭见上帝，却还没有祭地祇，恐怕有违明察事理的义旨。又被议论者迷惑，认为五月祭地必定不能举行，于是将长期缺少事奉地祇的礼仪。所以借南郊之祭一并举行地祭，只是想以此向地祇表达诚敬罢了。依臣所见，想表达诚意，反而近于怠慢；想表达敬意，反而近于亵渎。为什么呢？南郊不是祭地的地方，冬至也不是祭见地祇的时节。乐舞以圆钟为宫音，变调用六声，这不是祭祀地祇的乐声。焚烧柴薪升腾烟气，也不是祭祀地祇的礼仪。不问神灵是否享用，只姑且图方便于人事，难道不近于怠慢吗？如今世人的家庭中，尊长所居住的地方与子弟不同，子弟前去致敬也一定到尊长所居之处，尚且不敢委屈尊长来到同一厅堂，何况天子事奉地祇，难道可以不如普通家庭的礼数吗？前些日子认为合祭不对而废止，今日又重新举行，日后再废止，认为神灵没有形体，神位废置可以任意而为，难道不近于亵渎吗？陛下的志向在于诚敬，但所实行的反而近于怠慢和亵渎。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替陛下谋划的人认为古制迂腐，任意改作，只图苟且，务求一时方便罢了。臣愚昧，不能通达时势变化，私下为陛下深感痛惜。陛下即位八年，两次举行明堂大享之礼；如今在南郊举行祭祀，凡是与天神一同举行的祭祀，都按从祀的次序进行，那么将来郊祀之年亲自祭祀北郊，并祭及各神，本来还不算晚。何必急忙举行这次活动，以至于陷入违背礼制的议论呢？何况五月祭地，是前代常行的礼仪，本朝开宝年间也曾在四月举行雩祀之礼。古人尚且在六月出兵，谁说夏至不能举行礼仪呢？臣愚昧，恭请陛下赶快降下德音，收回前一诏令；今年冬天南郊礼仪结束后，就命有司详细制定亲祀北郊的仪物，并且斟酌时宜，删省繁文末节，以求简便，等到郊祀之年，决定一定举行。这样对于承事神祇来说，便不会失去诚敬。先帝已经订正礼文，也不至于无缘无故改作，使万世之后的人认为重新举行先王祭地之礼，是从陛下开始的，岂不是很好吗？臣承蒙恩遇升迁，充任从官，职责在于掌管礼仪；朝廷举措的得失，臣也负有责任。所以自从听到诏书以来，徘徊不安了多日，说出来就会被认为违逆诏旨，不说又是失职。反复熟虑再三，宁可因为违逆诏旨获罪，也不敢失职而辜负陛下的任用。因而竭尽我狂妄愚昧的意见，触犯忌讳，希望万分之一能够对圣明有所补益。这样即使臣受到重罚，也不敢逃避。唯愿陛下留心省察，臣就感到非常幸运了。以上是元祐七年十月上奏。上奏哲宗皇帝，议论明堂祭祀上帝及五帝之礼。

译臣谨按《周礼》：有时称昊天上帝，有时称上帝，称五帝的文字各不相同。昊天上帝只是一个帝，五帝则是五方之帝，道理本来明白，不必辨析也能知道。只有“上帝”这个称呼，世人有时专指昊天上帝，有时专指五帝。然而考察《周礼》，《肆师》一职说“类造上帝”，并列于天神。按《周礼》的通例，凡称天神，都指天而言。若把上帝当作天，就不应又说“并列于天神”。《典瑞》又说：“四圭有邸，用来祭天，旅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地，旅祭四望。”先儒认为四望不是地祇，那么上帝不是天，便可以明确知道了。《孝经》也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正与“祀天旅上帝”的文字相合。郊祀和明堂是不同的祭祀，后稷和文王是不同的配享，那么天和上帝也应当不同。由此推论，把上帝专指昊天上帝，是不对的。《掌次》又说，王举行大旅祭祀上帝，就张设毡帐；祭祀五帝，则张设大次、小次。上帝和五帝所张设的帐幕不同，那么把上帝专指五帝，也是不对的。那么，上帝究竟指什么呢？考察《尚书》所说“类于上帝”，孔安国认为是昊天上帝和五帝。孔颖达又解释说：“昊天、五帝、上帝，这个称呼可以兼指它们。”由此推论，所谓上帝，大概是兼指昊天上帝和五帝。西汉已有这种说法，所以孔安国用它来解释经文。到了郑康成，才引用谶纬之书附会解释，说有六天，又说昊天上帝是北辰之星，五帝是太微宫中的五帝座星。这是郑康成解释经书的错误，并不是先儒本来的说法。那么，为什么不说昊天、五帝，而说上帝呢？因为说昊天上帝，就包括不了五帝；说五帝，昊天上帝又不在其中；举称上帝，则昊天上帝和五帝都包括在内。这是因为昊天上帝和五帝都有“帝”的称号。按《周礼》，王祭祀昊天上帝时，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时也是这样。大概先王尊奉五帝，与尊奉昊天上帝穿同样的服饰。冢宰掌管祭祀五帝的礼仪，与掌管祭祀大神祇的礼仪相同，那么明堂同时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帝，也不算过分。秦朝祭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帝，扬雄认为这是僭越祭天之礼。汉武帝在明堂祭祀泰一、五帝，又把汉高皇帝的神位合置在旁边配享。大概天神中尊贵的称为泰一，辅佐它的是五帝。虽然这种说法出自方士之言，但所谓泰一就是昊天上帝。因此汉武帝把它们都祭祀于明堂，并以高帝配享，由此可以看出明堂在这里同时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帝。历代明堂，有的同时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帝，有的只祭祀五帝。撤去五帝座而专门祭祀昊天上帝的，只有晋太始年间、唐显庆年间。我国皇祐年间举行明堂大享，参照采用南郊蜡祭的礼仪。嘉祐七年，礼官才议定改正，设置昊天上帝神位，以真宗配享；其次设置五方帝神位，又设置五人帝神位，以五官从祀。从此遵行，遂成为定例。到了元丰年间，才诏令在明堂祭祀英宗，只让英宗配享上帝，而五帝不参与。议论者认为这样不妥，皇帝下诏让臣等集体议论。臣等考察经典，既然如此；考察旧例，又是这样。恭请从今以后在明堂宗祀神考，以配享昊天上帝，并同时祭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以符合尊奉严父的孝道，完成大享之礼的意义。以上是元祐七年上奏的，当时任礼部侍郎。上奏哲宗皇帝，论述选用忠良、博古之士安置在身边。臣听说玉虽然美好，经过雕琢才能成为珪璋；金虽然坚硬，经过磨砺才能成为锋利的器物。君主虽然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一定要依靠身边前后的臣僚，通过他们耳濡目染所听到的、所见到的正言和所实行的正道，使德性从内充实，道化向外推行。凭此来识别人，就没有不明察的；凭此来处理事情，就没有不恰当的。所以周公告诫成王，从常伯、常任到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都必须任用得人，把这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穆王命令伯冏，也说：“命令你整治群仆侍御之臣，努力增进你君主的德行，彼此修补不足；谨慎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巧言令色、善于逢迎偏狭谄媚的人，而应当任用贤良之士。”下至西汉，仍然诏令郡国每年贡举吏民中的贤者，供给宿卫，这就是虎贲的职责。出入起居、执掌器物、准备顾问，都任用士人；如孔安国掌管唾壶，严助、朱买臣专门负责应对，这就是左右携仆的职责。即使用人比不上古代，也算是一时的盛事了。后来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天下，便把虞世南等人召到禁中，号称十八学士。退朝闲暇时，从容接见他们，有时讨论古今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务。每当谈到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努力遵行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免赋税徭役。以至于讽诵《诗》《书》、讲求典礼、咨询政事而不知疲倦，有时直到半夜。至于军国机密和事务的得失，就交给辅相负责，完全不相干涉，界限分明而不混乱。他们相处到这种程度，所以后世谈论治理，唯独称道贞观年间。可惜当时的士人没有用尧舜三代的道理启发他们的君主，所以成就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以贞观之治这样的盛况，尚且需要招集贤能之士，朝夕亲近，然后才能成功，何况有志于更大事业的君主呢？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仁慈，有统治人民的德行；沉静深默，有治理天下的器度，如今正亲自听断政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志向很大。臣认为应当在这个时候谨慎选拔忠信端正善良、博通古今而见闻广博的人，安置在陛下身边前后，用来防备讽谏议论，准备随时顾问。陛下听政之余，可以召他们到便殿，讲论经术，询问最高的道理，不必限定日期时刻，也不必拘泥烦琐礼节；用诚意接待他们，给予温和的容色，希望他们能够把内心和道理全部说出，使没有什么不能被洞察的，从而增进圣学，补益聪明；通过长期熏陶磨砺，日积月累，习惯既久，道化便与内心融为一体，自然能够不勉强而合于道理，不思索而处理得当，邪僻的习惯、异端的言论也就没有机会进入了。这样用来任用人，就能使奸邪谄佞者远离，忠诚正直者得到伸展；用来处理政事，说出的话就能成为天下的准则，采取的行动就能成为天下的法式。对于成就盛大德业来说，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这与深居宫禁、亲近宦官之徒相比，得失相差万万。唯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以上是元祐七年上奏的。当时因为皇帝宠信亲近之人而厌恶公正之士，言语切直，被调出任瀛州知州；这是推荐徐积任太学官的奏状。

译臣任从官，职责在于推荐士人，凡有所闻见，不敢因为在朝或在外而有所区别。臣恭敬地看到楚州学教授徐积，身处当今时代，却实行古人的道义，安于贫困，谨守节操，将近四十年。他闻名于天下，并不只因为一项长处；而在侍奉父母方面尤其笃厚周至。除努力实践之外，他还读书作文，虽然居于民间，却有志于世务；考察他的存心，大概不是那些隐居山林、沉溺于枯槁生活的人的作为。不幸患有耳疾，不能出仕朝廷，近来因举荐而安排为学官。一州之人，都依赖他作为榜样。然而臣私下认为，像徐积这样的贤人，不仅可以教化一州，应当安置到太学，使太学诸生朝夕亲近他、受他熏陶并以他为法，自然四方都会形成风气，远近之人都会知道劝勉。对于补助教化、成就人才来说，得到徐积一人，所能补益的就很多了。恭请圣慈，因臣所言，询问近臣；如果臣所说不虚，请求优厚增加他的官秩，授予太学职事。但恐怕徐积安于乡里，不容易轻易招来，请敕令本路监司和守令敦促送他上路，酌量给付装行钱，并备办人夫船只把他送到朝廷。这样朝廷待人的礼数已经周全，徐积自然没有理由推辞。过去唐朝任用阳城为国子司业，诸生回乡奉养父母的，一天就有二十多人。得到一个何蕃作为太学生，六馆的士人便没有跟随作乱。大概贤人所在之处，必定有宏大的益处。何况如今风俗衰败，士人的气节没有得到激励，像这样的人尤其应当尊崇奖励。这就是臣为朝廷恳切诚挚地说这些话，忘记自己身份疏远的缘故。臣和徐积都是治平四年进士，虽然知道这个人，起初却没有见过面。近来经过楚州，进入境内后，称赞徐积贤能的人，众口一词。见到他的相貌，听到他的言谈，又与众人所称道的相同。可惜他还滞留在一州属官的位置上。太学是教化之地，最适合他任职，却一直没有人把他推荐给朝廷；臣冒昧进言，仰烦圣听。臣惶恐战栗、冒犯失仪到了极点，恭候敕旨。以上是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上奏的，当时任江宁州知州。推荐章处厚、吕南公、秦观的奏状。臣私下看到朝请大夫、新任永州知州章处厚，才能足以办事，而以宽厚持身；智慧足以绳治奸邪，却不作苛刻察访。他熟悉吏事，风采操守很优良，按资序正处于第二任知州。臣现在保举他，认为可以充任监司科。建昌军南城县布衣吕南公，读书作文，不从事世俗之学，安于贫困，守持道义，志向仰慕古人。多次参加进士考试而未中，退居田野，亲自耕作、著书，不求世人知晓，自得于山林之间。江南一向以人才众多著称，像吕南公这样言行卓异的人，很少有可以相比的。臣现在保举他，认为可以充任师表科。蔡州学秦观，文辞瑰丽奇伟，本来就是他的长处；同时他守正不屈，又通晓世务。臣从熙宁年间就认识他，知道他的为人，确实有可以任用之处，并不只是采听别人的话来敷衍明诏。臣现在保举他，认为可以充任著述科。如果朝廷提拔任用后，不符合臣所举，或者犯有正入己的贪赃罪，臣甘愿依国法受罚，绝不推辞。谨录奏闻，恭候敕旨。以上是元祐八年十月上奏。上奏哲宗皇帝，请求诏令天下都可以直言，并实行百官次对。臣听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想要收揽权柄、修明政事，使天下的见闻焕然一新，就一定会公开听取、全面观察，大开言路，使朝廷政事的得失、百姓生活的利弊、百官的忠奸贤不肖，都能被皇帝听到；然后虚心审察，以古代义理衡量，以时势变化参验，凡出于天下公论、既不违背前代又可施行于后世的，就决断实行；凡出于一己私意、对前代没有根据、对后世有弊害的，就排斥不用。用这种方法统筹天下事务，应对万物变化，所以所做的必定成功，所希望的必定实现。古代兴起的君王能够功业施于当时、恩泽及于后世，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亲自具备至高的德行，开启广大的明智，正在早起晚睡，总揽权纲，以革除时弊为志向。既然如此，就应当降下德音，发布明诏，使人人都能直言时政，没有什么需要避讳，以扩大圣听，疏通壅塞；正是在这个时候，可是朝廷内外却寂然无声，没有听说有所咨询访察，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议论者有人说：如今天下无事，朝廷清明，陛下遵循旧章，已经足以称为太平，还需要向人询问什么呢？臣私下思量，这话错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为什么呢？舜继承尧，治理之道并没有不同。尧年老而舜摄行政事时，已经开辟四门，明察四方，听达四方；等到任命九官时，天地人神、草木鸟兽等各方面的政事，没有一项不被举措治理；最后又命令龙担任纳言。大概即使处在尧舜这样德行盛大的时代、天下极其太平的时期，为了通达天下的实情，仍然不敢不把听取言论作为急务，何况德行还没有达到尧舜的盛况，时代也不如唐虞的太平呢？只是臣下掌握政事时，有的人被一己私心蒙蔽，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于是多方设置关卡，堵塞言路，把正直的言论指为偏激，把沉默顺从以求容身说成忠厚。这只是掌权办事者的便利，并不是为朝廷考虑的忠诚办法。过去汉宣帝即位初年，上书的人都要写成两封，领尚书事的人先拆开副封；如果所说不当，就搁置不奏。到魏相执政时，禀奏皇帝取消副封，于是天下的实情没有不上达的。宣帝因此知道百姓疾苦，成就中兴功业；魏相因此总领百官，被称为贤相，正是因为能够去除壅塞蒙蔽。陛下如果没有有所作为的志向，那就罢了；如果确实有志于此，却不广开咨询和访纳的道路，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臣愚昧，愿陛下明诏天下，使人人都可以直言；又诏令百官，按次序入对，把诚心求助的意思告诉他们，要求他们尽忠而不隐瞒。所说有益，就不只采纳，还应加以奖赏。

译所说没有益处，就一概包容，搁置而不追问。这样一来，远近的人都知道陛下确实求取言论，也有明察言论的能力，谁不会感激奋发，响应陛下的要求呢？虽然如此，四海广大，士民众多，不一定人人都懂得义理。陛下虚心下问的时候，难道没有人乘隙钻空，用奸邪言论和私下说法迷惑圣听吗？这只要在陛下听取接纳时能够辨别它们就可以了。孔子说：“将要叛乱的人，言辞中有惭色；内心疑虑的人，言辞支离。吉善之人的言辞简少，浮躁之人的言辞繁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孟子说：“偏颇的言辞，要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要知道它陷入什么；邪僻的言辞，要知道它背离什么；逃避的言辞，要知道它困窘在哪里。”孔子、孟子辨识言论，不过使用这些方法罢了。大概别人用言论来接触我，不能让他们都说得一致，却能使我不被他们迷惑，是因为辨别言论有方法。辨别有方法，即使奸言私说纷纷陈列在面前，怎么能改变我的意志呢？如果因为害怕受到迷惑扰乱，便废止咨询，这和因为担心噎住就不吃饭有什么不同？臣愚昧，任从官之职，辗转任职于五郡，一路听到的传闻，都说陛下圣明的资质很高，且有果断的能力，志在对天下有所作为，人们日夜侧耳等待听到德音，可是时间久了仍没有听到什么。臣正好因蒙赐对答的机会，首先冒昧把这些意见献上，恭请陛下留心选择采纳。以上是绍圣元年闰四月上奏的，当时被授任杭州知州，经过京城宫阙。上奏徽宗皇帝，请求修订转对制度，诏令百官和民众极力陈说时政。臣恭敬地读《诗》《书》，看到周成王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时，叹息着寻求辅佐，反复达到两三次；群臣进言劝戒，也都极其诚恳悲切，没有什么避讳。可是考察当时，仍在服丧期满、举行朝庙礼仪之后。到了康王继承王位，从乙丑到癸酉，才九天，君臣之间就互相训诫告勉，好像唯恐来不及。那些记载在《诗》《书》中的话，本来不是空言；康王还连续穿着丧服，而上下之间互相告诫竟如此急迫，难道不是因为天子的地位极其重要、守住它极其艰难，只有敬畏恐惧还不够，尤其应当从即位之初就如此吗？所以即使在居丧期间，虚心接纳善言，也不敢停止。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聪明、恭谨、节俭，天生资质早已成熟；孝顺友爱、慈爱仁厚，都表现在言语举止之中。自从出居王府以来，虽然还没有能够施展作为，天下却已经称颂，认为是贤明的君主。等到登上帝位数日，政事的宽严、事情的废置，出于独断的，没有不曲尽事物实情、大大满足民众愿望的；于是天下又欢呼，认为是英明的君主。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夷夏百姓的庆幸。然而臣认为，四海之远，不是一个人的视听所能周遍；万端政务，不是一个人的思虑所能处理。必须汇合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汇合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取，汇合天下人的心来思考。这样，陛下即使不亲自看也能明察，不亲自听也能聪敏，不必亲自思考、不必亲自作为，天下也能得到治理。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开通言路。言路开通，上面就没有听不到的事情，下面就没有传达不到的实情。用它来振兴整顿弊坏，免除百姓疾苦，考核才能高下，辨别忠奸正邪，只要是陛下想做的事，就没有不能施行的。过去舜继承尧，所守持的道理只有一条，却仍然明察四方、听达四方；禹继承舜，也拜受昌言。汉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时，就诏令臣民上书，并取消副封，以防止壅塞蒙蔽。唐太宗刚即位，孙伏伽因小事进谏，太宗厚加赏赐并勉励他，以此诱导进言者。至于本朝，可以说已经太平；但自祖宗以来，多次诏令百官按次序入对。神宗在熙宁初年将此举实行起来，以兴起功业，成为后世的法则。臣愿陛下向远处观察舜、禹、成王、康王的做法，向近处考察神宗的旧例，修订转对制度，发布不必避讳的命令，明诏百官，下至平民百姓，使他们能够极力陈说时政，没有任何隐瞒。然后陛下选择其中好的实行，并且用赏赐答报他们；大的加授爵秩，小的给予金帛。他们的言论不足采纳，或者狂妄抵牾的，一概搁置，不以此治罪。这样或许可以鼓动天下敢于进言的气势，使郁结壅塞的情绪得到抒发。当今最先应办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愿陛下赶快实行。以上是元符三年二月十九日上奏的，当时任中书舍人；这是上奏徽宗皇帝论述减免监司、守臣上殿的奏疏。臣听说朝廷政事以百姓为根本，与百姓关系最亲近的，没有比各路监司和州中长吏更重要的了。祖宗以来一向重视对他们的选任，所以监司辞见时都能上殿；州中长吏人数很多，不可能人人召见，就选择那些任职于州中重要、繁重、事务复杂之地以及沿边守御之地的长吏，允许他们上殿。全天下大约有三百多个州，而能够面对皇帝清明的容光、亲自接受诫谕的长吏，不到一百人，并不算多。近来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规定知州军辞见时应上殿的，减去一半；在这一半中，又减去朝辞上殿的二十二州；能够辞见上殿的，才二十三州而已。绍圣四年，文臣一路兵钤以及监司职任都允许上殿，这一指挥后来又废止不行，臣愚昧，私下不能理解。祖宗一定让监司、知州军上殿，难道是随意为之吗？观察他们的相貌，疲弱、衰老、疾病等情况都无法掩饰；听他们的言辞，就能知道才能高下、邪正曲直，没有人能够欺骗朝廷。由此考察执政用人，精粗得失没有看不见的。担任监司、长吏的人奉命出行，亲自听到皇帝的德音，人人便明白朝廷的意旨，有所遵循；政事办成后回来亲自面对天颜，人人又各自陈述所知，口头说明规划，于是上下之间的实情没有不通达的。

译不仅如此，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收揽权柄，是君主的重要权柄；召见臣下、不断咨询，是君主盛大的德行。祖宗以来之所以不怕日已西斜的劳苦、不厌烦接待应对的繁忙，大概就是有这个道理。如今陛下刚登上帝位，正是应当振作精神治理天下、每天接见群臣以扩大聪明、沟通众人意志的时候，却突然有这样的变更。臣愚昧，私下担心四方听到这件事，有人会认为陛下厌倦咨询，有人会认为陛下怠慢士人；而担任监司、长吏的人，也将苟且因循，不再有自我激励的志向，这不是尊崇德行、振兴治功的办法。自古以来有志于治理的帝王，没有不广泛延请群臣、广泛询问兼听的；对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更加重视。汉宣帝每次任命刺史、郡守、国相，总要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任职的缘由；退下后再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如果名实不相称，必定知道其中原因。他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与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吧？”所以西汉二百多年，只有宣帝时期循吏最为兴盛。汉代的刺史，就是今天监司的职务；汉代的郡守、国相，就是今天知州军的职务。宣帝能够考核名实、成为汉代贤君，根本就在这里。凭陛下的明圣，正要兴建德业，比肩三王；像宣帝所做的那样实行起来非常容易。臣愚昧，愿陛下近处遵守本朝成法，远处考察汉宣帝的旧例，出自圣意，再次命令辅臣：从今以后监司、知州军辞见上殿，一律依照旧制；内监司以及一路兵钤，仍依绍圣四年的指挥；其余事项则依照今年六月十六日的诏书施行。这样所重视的是上承祖宗的典章，下为子孙留下法则。对于政体来说，益处实在不小。唯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天下将非常幸运。以上是元符三年七月上奏的，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皇帝，论述中书舍人不应书写门下录黄。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大力整顿官名，制度始于三省。诏令所出，由中书负责；审核、复查和驳正，由门下负责；接受诏令并执行，在尚书省。三省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中书由舍人主管施行，门下由给事中主管读诏，尚书省则由左右司郎官负责承受付行。彼此补正，彼此判定可否，然后发布号令。这样就没有不善之处，立政任官，所办事情也没有过失。这是祖宗设置官职、划分职责的本意。大概三省各有职责范围，不能互相侵越。门下这一职务，近取于人体便是咽喉，远取于事物便是门户；它负责驳正中书的违失，所以历来舍人不兼任给事中的职务。臣近来看到给事中封还驳正中书的录黄，三省进呈后，却命令舍人书写、读宣并执行下达。臣愚昧，私下恐怕这样会毁坏官制，损害治国体制，逐渐发展而不停止，最终形成大弊病。这是臣日夜熟虑后不得不向陛下进言的。恭请圣明告诫约束执政大臣，谨慎遵守神宗所制定的官制，不要使三省属官彼此逾越职权；中书的诏令必须经过门下，才能施行下达，以明确职责，端正纲纪，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唯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以上是元符三年八月。中批任命邓洵武为史官，给事中叶涛、龚原封还驳正，于是命令中书舍人徐勣书写门下录黄，向外施行。这道奏疏上奏时，作者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皇帝，论述罢免龚原给事中的职务。臣听说给事中龚原因为妄议政事而被罢职降官，调任南康军知军。臣起初听到这件事，心想龚原大概资质山野，不善于措辞，冒犯天威，是自己招致贬逐。陛下宽仁大度，能够优容直言，他起初虽然震怒，最终一定会怜悯赦免。臣连续听了几天，却没有听到另有指挥。臣愚昧，心中有所想，不敢沉默苟且止言，唯愿陛下留心听察。臣想到陛下即位之初，深切惩治前日群臣阿谀、造成壅塞的弊病，收录被废黜禁锢的人，召回朝廷；又命近臣选拔台谏官以补充空缺，并下诏允许人们直言时政的缺失。朝廷内外欢呼，认为尧舜之治指日可待。所以四方士人听到风声后踊跃行动，争相进献所知，以补益圣政。何况朝廷之内有担任官职、负有言责的臣子，谁不激励自己奋发，想要仰承陛下虚心纳善的诚意呢？因此不到一年，近处的人献上自己的明见，远处的人也通达了圣听；那些担任官职、负有言责的臣子，遇到事情就立即发言，没有什么顾忌回避。与前些日子议论政事的人相比，多出的何止百倍？这不是他们从前喜欢沉默、后来喜欢争辩，而是诱导他们发言的情势造成的。古人所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难道不是真的吗？何况龚原一向以学问品行闻名，很懂得事奉君主的道理。近来承蒙陛下从疏远之中选拔他，突然把他置于侍从之列；他心里认为，如果不能倾尽忠诚，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就不足以符合陛下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的本意。因此自从进入东省以来，多次上奏议论政事；虽然未必都符合圣意，但与前些日子偷安苟容、只求保住俸禄职位的人相比，确实大不相同。凭陛下的明圣，难道看不出他的用心吗？凭陛下的宽仁，难道不能容忍他冒犯直言吗？如今突然贬逐，实在使众人震惊。何况正当陛下开始独断政事的时候，近臣却因进言获罪，臣恐怕在位之人从此把进言视为戒惧，直言敢谏的风气逐渐衰微，阿谀奉承的习俗日益增长，小人观望形势，又萌发侥幸之心；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可忽视。臣承受陛下深厚的恩德，以论思政事为职责，只要有所见解，就立即上达，每每得到宽容，从未受到诛责斥退。如今所论不只是为了龚原一人，实在是关系到国家体制。恭请陛下稍稍平息雷霆之威，俯身采纳臣草野般浅陋的意见；如果万一有可取之处，请求从宫中批示，宽赦龚原的罪过，或者让他降官供职，以观察他日后的效用；或者另行调任京中差遣，使他自己谋求进退。这样或许可以避免朝廷留下因为近臣议论政事便立即贬逐的名声，臣将感到非常幸运。以上是元符三年上奏的，当时任中书舍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上奏徽宗皇帝，论述宫中直接降下的指挥不可径直交给有司。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变更政事，解除百姓疾苦，扩大言路，收拔久被滞留的人。每一道命令发布，朝廷内外无不欢呼庆贺。以至于天未亮就起床穿衣，天色稍明便临朝，亲自听断政事，早晚都不懈怠。若把今天想要治理天下的心意继续实行下去，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然而臣私下有所见，不敢缄默不言。臣只是任职于中书省，恭敬地看到宫中时常批下指挥，除交付三省、枢密院外，也有直接交给有司办理的。陛下虽然睿智明察，必定不会有过分举动，但从政事体制考虑，终究有不妥之处。大概帝王的号令不可轻易发出，必须经过中书省议定，门下省审核驳正，才交付尚书省施行。不经过三省而施行的，从前称为斜封墨勅，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神宗皇帝端正三省官名，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臣愚昧，恭请陛下凡有指挥，都必须交给三省、枢密院施行，不要再直接交给有司，以端正国家体制。三省、枢密院如果奉到宫中批下的指挥，也必须参照前后诏令，审慎衡量可否，然后再下达施行，不可只求迅速奉行，便认为尽到了职守。因为三省、枢密院都是执政大臣，是陛下委托他们共同裁定朝政的人，职责并不轻，不同于只把奉行文书当作事务的胥吏。而且帝王的号令务必要简明重大。至于制定法律的轻重、曲折详细的关防规定，都是有司的职责，不是君主应亲自办理的事务。《尚书》说：“文王没有把众多言论、众多刑狱、众多谨慎之事都兼管，只交给有司的长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内外臣僚请求宫中直接降旨给予恩泽、侵扰扰乱纲纪、助长侥幸心理的事情，凭陛下的圣明，必定不会允许，臣也不再重复进言。更愿陛下对此加以戒备，严格执行禁绝，不要让小人乘隙得以进入，天下将非常幸运。以上是元符三年上奏的，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皇帝，请求效法仁宗，下诏禁绝请求宫中直接降旨。臣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下诏约束臣下请求宫中直接降旨。命令中书、枢密院如果接到宫中直接降旨，涉及臣僚升官和差遣的，都要逐条列明，坚持上奏报告；审讯弹劾请求内降的人，明确依正法治罪；下令御史台、阁门张榜晓谕，并且将其固定为法令。皇祐二年，因祭祀明堂而大赦天下，仁宗曾告诫辅臣说：“近来有贵戚和近臣借助关系请求托付，图谋得到宫中直接降旨；虽然已经多加抑制杜绝，却仍不免时常侵扰，可以在赦文中加以禁止，希望借此澄清旧有弊病，向天下显示诚信。”当时辅臣回答说，把这件事载入赦条，恐怕不能完全表达圣意，于是另写手诏，与赦书一同下发。大概仁宗的仁慈如同上天，对于人的愿望有时不能违背；然而如果一概徇情，就会侵扰紊乱纲纪，损害刑法政令，所以命令执政大臣逐条列明上奏，君主施加恩惠，臣下守持义理，上下共同维持，彼此相互警戒。又命令审讯弹劾请求内降的人，明确依法治罪，那么人们自然不敢再借助关系请托，所以一时之间朝廷号令严肃清明。偶尔有请求内降的人，总会受到谏官、御史的弹劾。仁宗虽然有不忍伤害人的仁心，却最终没有达到优柔寡断、受人牵制的地步，他所采用的方法大概就在这里。恭敬地思量，陛下天性宽厚仁慈，以身作则率领臣下，议论者说您已经具有仁宗的德行了。宽厚，就没有什么不能容纳；仁慈，就有些事情不忍心做。臣愚昧，私下担心内外之人因此必然有所干求请托。陛下虽然在上面端正自身，却迫于请托祈求，无法拒绝；执政大臣又有时不能逐一上奏。日积月累，就会侵扰紊乱纲纪，损害刑法政令，其造成的祸患将不可胜言。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考察仁宗用来防制左右、杜绝恩幸的用意，特地下诏书告诫内外之人，不得干求内降敕令和指挥；凡不合宪章的事项，令执政大臣逐条上奏，推究弹劾干请之人，明白正当地治罪；仍责成谏官、御史经常加以察访，在朝堂张榜晓谕，把它写入法令，使内外明白知道圣意如此。那么圣明的治理日益更新，朝廷没有弊政，小人安分地待在私室，请托也不能在公家实行。这样既可以成就陛下宽仁的德行，也可以符合陛下端正自身、率领臣下的心意，流传万世，留给子孙作为训诫，岂只是天下的幸运，实在是社稷无穷的福分。希望陛下裁决取舍。以上奏疏于元符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向徽宗上疏论述日食出现赤气的异象。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停止后苑工巧技艺，释放免除京城从事末业的数百家人，使他们能够靠本业养活自己；又停止皇城司刺探报告公事，以减少刑狱案件增多、声势扩大的弊病；又停止从远方收买珍珠翠羽之类，宫室、服饰、玩物过分奢侈的，也屏弃而不使用。几个月之间，内外欢呼震动；京城又振拔长期滞留的人，申理无告之人的冤屈，被流放、逃窜、驱逐的人都得以生还。增加负责耳目的官员以扩大视听，下达不避讳的诏书以开通言路。仁慈之心和仁德声誉洋溢于四方，远方之人听到风声，全都知道敬仰爱慕。按理应当上合天心，和气充满天地，灾害消除，祥瑞日益降临；可是连年发生日食，而且都在正阳之内，今年正旦又有赤气横贯天空。变异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必定有所由来。或许陛下简朴节俭、清静无为的教化，比以前有所衰退，而宫室服玩之奢侈、声色技艺之爱好，已经在心中萌发；或者刑狱案件增多、声势扩大的弊病又重新出现，乡里百姓有不得安宁的吗？若不是这样，那么朝廷上下忠奸贤不肖尚未辨明，政令赏罚有不恰当的吗？或者左右近侍中有阿谀奉承、蒙蔽视听、暗中玩弄威权恩宠的人，而四方万里含冤失职的百姓有不能申诉的吗？

译这些都应当由陛下反复巡察，每天多次自我反省；万一有丝毫过失，本来就应当痛切地责备自己，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即使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也还应当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到的地方恐惧。广泛延请忠良之士，使他们互相警戒，或许可以用来回应和弥补天变，转灾祸为祥瑞。至于准备边疆的忧患、防止奸邪盗贼的发生，在今天都不可延缓。然而宫墙之内的事情应当先办；从来没有内心和谐而四肢有病、朝廷端正而四方不能治理的道理。从前太戊因为桑树合抱、武丁因为鼎中出现雉鸟，使商朝中兴；宣王因为旱灾，使周室中兴。天与人相互感应之际，比影随形、回声相应还要迅速；灾异的到来，未必不能成为福。董仲舒所说的天心仁爱，是说人君想要制止自己的乱政，于是上天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仍不知道改变，就会受到伤害而败亡。推究这番话，今天的变故，难道不是天意想借此使陛下觉悟，增益圣德，成为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吗？这正是陛下端正内心、诚实守意、恐惧修省的时候。至于避居正殿、减少膳食、宽赦囚犯，这只是历代相承的旧例，并不是应对天意的实质。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言论狂妄，能够深思并加以省察，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以上奏疏于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曲阜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曲阜集》卷三。宋代曾肇撰。启。《谢校勘启》。蒙受荣耀却不配居此位，按照本分行事反而感到羞愧。私下认为，道有升降，得到人才就能兴盛；士人的贵贱，取决于上位者如何任用。国家考察古制、尊重贤才，根据才能任职，尊崇朝廷以等待非同寻常的豪杰，空置馆阁以收罗尚未试用的英才。凡是参与详细荐举的人，最终都归于精选，哪里容得我凭借积累便轻率地冒进而获得甄别升擢？像我曾肇，天资多有艰难，禀性不敏，多亏父母教诲，长大后又听闻师友的余绪。私下玩习文辞，居处却有专门防备之累〔疑有讹字〕；想要追随时俗，所以又没有丰厚给养的资质。知道应当以正直之道事奉人，耻于用邪曲的学问迎合世俗。于是借助因缘求取禄位，勉强进入仕途。只是我有如山林中独往独来的姿态，缺少左右近臣替我引荐的帮助。甘心流落，已经断绝显达的希望。哪里想到竟能得到日月余光的照耀，不隔绝尘埃中的末路之人？我的姓名滥列于册府，在上庠尸位而掌管文教；在新学面前诵读陈旧的言论，处在无用之地而参与有为之事。每每被讥笑为迂阔，反而更加相信进退出处的原则。到了今年考核期满，也都依次升进。这大概是因为恭逢史馆相公您，秉性和乐仁厚，成为世人的典范；乐于培育人才，奖掖成就士人。只是我资质柔弱，长期玷辱于下列。徒然窥见孔子的文章，哪里懂得周公的制作？早早承蒙收纳引进，曲意受到您兼容并包的恩德。您没有遗弃像菰米、菲菜这样微薄的人才，实在是因为您一向陶铸培育人才。我怎敢不反复研习旧学，尊重相信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不嫉妒，不贪求，哪里肯改变终身的操守？不偏爱，也不厌弃，希望差可做到只遵从义理。这不只是成全我自爱的私心，也用来报答您的大公之施。《谢中书舍人启》。我蒙恩居于近侍官署，参与掌管赞书。自顾没有胜任的才能，将凭什么来相称？遍观虞、夏、商、周盛盛之时，有《典》《谟》《训》《诰》的流传，以及挥笔直陈其言的文章，这些成为历代的珍宝。难道只是当时的士人，竟没有一个不是圣贤之徒吗？大概四海之内共同享用饮食、辨别声乐的各类人，都知道贯通一理的道德文章之意。等到王者的功业已经熄灭，流传的风气仅存，射父所作的文章、训辞以及安于之赞，名号和命令还能够称述前代，在诸侯间流行。到了两汉兴起，文章兴盛，而三王的册命，简牍还都保存着。从此以后，距离古代越来越远。然而诵读《美阳诰》，文士便为之改变文风；读《奉天书》，武夫也至于流泪。这是因为用人得失，系于此道的盛衰，哪里是我这种狂妄庸劣之人所能承担的使命？像我曾肇，学习虽有志向，才能却不及他人，听闻诗礼的余绪，只传得糟粕；议论帝王的制作，还没有达到门墙之内。早年凭借雕篆之科进入仕途，于是跻身缙绅末列。后来从州县调入校理图书，邓高密的本心只希望从事文学；面对汝南之事而自感惭愧，却骤然玷辱了承明之职。岁月屡次迁移，恩宠渐渐深厚，记载三朝的功德，书写二圣的遗言，只是白白在太官领取俸食，每每在文陛之前感到羞惭。本来应该投身于闲散之职，哪里承受得起厕身于严肃清峻的官署？冒昧居于四禁的行列，分掌六司的事务；孤苦而资质柔弱，跟随皇帝车驾的清尘；浅陋而见闻少，参与外廷的末议。虽然说是荣耀，却更加积累了惊惧忧患。再想到我曾肇出身寒微乡里，幸逢圣明时代，只是我们一家之内，实在蒙受六位皇帝的恩泽和举用，沐浴造化的仁恩，也依赖陶铸培育的恩赐。这大概是因为大人先生您，辅成世间教化，协助赞成人文。栋梁中的短小木材虽然细小，也不废弃；野猪苓、鸡壅等草药虽微小而有用，也必定收取。于是使我一个人的愚陋，得以出列于群贤之后。我怎敢不努力进修微薄的才能，竭力实行自己所知的道理？润色乾坤的文辞，虽有所不及；输送海岳般广大的志业，则尚有余力。希望在细微之处取得成效，或许可以报答恩德于万一。《回冯如晦学士启》。私下听说您从南宫擢升，进入东观，增加了镇守藩垣的寄托，实在成为簪绂之士的光荣。谨致庆贺和慰问。学士天性中和，才华宏大开阔，质朴正直而喜好义理，长期为士林所推重。平易近民，何况在吏治方面又廉洁明察。兰花虽然幽僻仍自有芳香，美玉越久越加温润。骑尉即使潜居而缺少怀铅之职，直黄门长期居次而稍微有负弩之荣；如今兼有这些宠光，可以称得上仕途通达。我还没有来得及到门下庆贺，忽然遭逢您凭几而逝的讣告。您的情谊高尚，我铭记在心，怎敢懈怠。状。《贺提刑上官正言状》。听说您奉诏改任，前往治理淮甸。正直之人所到之处，善良之士都共同欣喜。私下认为，提刑先生学问有渊源，操行没有污点；文笔宏大、辞藻华美，兼有大夫的九种才能；坚持正道，直陈正言，超过士师三次被贬黜的事迹。暂缓追锋召见，又担任揽辔出巡的使者。我向来反省自身有所不足，平时常常仰望您的德行。哪里想到我偷安的行迹，竟能依托您宽厚施予的仁德？未能立即前往拜谒，越发深深仰慕您的德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