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集卷三

译《汉文帝论》。我曾经说过，治理天下，以亲身教化为根本。等到看到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用德行教化百姓，按理说应当能够振兴衰败的风俗。然而贾谊认为，残害百姓的行为公然盛行，没有人加以禁止；他的说法是，背弃根本而趋向末业，是天下最大的残害，淫逸奢侈的风俗，是天下最大的盗贼。这样看来，当时的风俗可以说已经衰败了。难道所谓亲身教化果真对治理没有益处吗？大概是因为汉文帝虽然有仁慈之心和仁德声誉，却没有修行先王的政道。先王有不忍伤害人的心，就有不忍伤害人的政事，而这种政事必然以理财为根本。理财的方法，在于安定百姓的大原则有四项，安排百姓职业有九项。用士、农、工、商辨明他们的名分，用九谷、草木、山泽、鸟兽、材木财货、丝麻、聚敛、转运等辨明他们的职责。又制定屋粟、里布、夫家之征，用来对待那些不勤劳的人。因此天下没有可以迁移的职业，也没有懒惰的百姓；对于生产财富来说，可以说生产者很多。至于爱养万物，必定按照合宜的方法，所以网、罗、罟、斧、斤、弓、箭都要按时使用；覆毁鸟巢、取食幼兽和鸟卵、杀害胎兽、砍伐幼树，都加以禁止。取得物产也有相应的时令。于是制定礼制来节制用度：天子以方圆千里的京畿为都，诸侯各自拥有方圆百里的国土；卿士、大夫直到庶人，没有谁没有田地，并且根据地位贵贱相称的收入厚薄来制定制度。又制定数量和制度，以供冠礼、婚礼、宾客、丧葬、祭祀的用度，使隆重或简约、多少各自合乎适宜。居上位的人谨慎地确定名分以示范天下，人人安守名分以内，不对名分之外有所觊觎，因此淫邪放纵奢侈的心思不产生，贫富大体均衡，四海充实，没有物资不足的忧患。然后向他们显示廉耻，以德义振作他们，所以百姓顺从就很容易。当时，游荡懒惰的人没有容身之处；即使有僭越奢侈的心，也哪里有地方施行呢？教化之所以成功，残害之所以熄灭，大概都出于此。自从秦朝毁灭先王的典籍，汉朝沿袭了这种做法，致力于制定一概而论的制度，从天子到庶人，再没有尺度和界限的限制，于是人人舍弃根本而趋向末业，争相僭越奢侈。高祖曾经禁止商人拖曳丝帛、乘坐车舆，但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实行。到文帝时，商贾富厚，势力超过官吏；从事末技、游食而危害农业的人增多。庶人房屋墙壁的装饰、奴仆婢妾的衣服，都比宗庙供奉和天子的服饰还要华美，那么风俗的不善就可知道了。可是文帝不知道修行先王的政道来挽救这种弊病；当他开辟籍田来劝导耕作，穿粗黑绢衣而摒弃刺绣，以此显示敦厚朴素、为天下作表率时，他的用意是美好的；然而法度制度不能实行，却想仅凭自己一人率领四海百姓，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政事。”这不是虚妄之言。即使如此，假如凭借汉文帝那样的德行，再实行先王的政道，大概就可以成为三代的贤主了。序。

译《王补之文集序》。王补之去世二十八年后，两个儿子絪、緼已经做官，才得以搜集他的遗文，交给他们的舅舅南丰曾肇，并且哭泣着请求说：“先人不幸早年去世，文章散失，如今保存下来的才有若干篇，分成若干卷，希望您能在篇首阐明先人的志向。”我无法推辞。宋朝兴起一百年后，文章才在天下兴盛起来；从庐陵欧阳文忠公、临川王文公、长乐王深甫公，到我的伯父中书公，同时出现，他们所陈说的，都以尊崇皇极、排斥异端、阐明先王道德为主旨，天下人都尊奉他们。于是学者能够自己努力追随几位先生之后，最终成就名声的人接连不断，王补之就是其中之一。补之起初出身贫困，没有人知道他；我的伯父一见到他就认为非同寻常，于是把妹妹嫁给他。后来他历次拜访几位先生，与王文公交游最久，甚至弃官多年也不离开，直到去世。如今在文集中看到的内容，他向几位先生质疑问难的文字很多，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学问。补之对于文章，并不是草率而已；他对书籍无所不读，对于圣人的微言奥义，精心思考、竭力探求，一定要达到最深处；对于诸子百家、历代史记中是非得失的道理，也一定详细考察而谨慎取舍。他的根本茂盛，华采繁盛；源头深厚，水流迅疾，所以他写文章贯通古今，反复辨析而广博，最终归于典雅简要，并不只是驰骋空洞辞藻罢了。按照补之的志向，他本来将要著书立说，辅助六经，可惜不幸去世了。只有他曾经注解《论语》十卷，流传于世。补之是南城人，姓王，名无咎，补之是他的字。他平生喜欢饮酒，遇到酒就醉；稍稍清醒时，即使已经是深夜、众人都熟睡，也一定自己起身点灯读书直到天明，终身常常如此，不因寒暑而中止。他大概正是这样勤苦奋发，所以成就如此。两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学问。补之下葬时，王文公为他撰写铭文。碑。《东岳庙碑》【奉诏撰写】。宋朝兴起一百三十八年后，天下又安定，祥瑞全部降临。哲宗皇帝推尊神明，报答天地，已经在南北郊修建斋宫，用来追述神考亲自祭祀天地的志向；于是认为山川之神中五岳最大，而泰山是五岳之宗，面命守臣前往察看庙宇形貌，拆除旧的而重新修建。诏令京东路转运司供给工程费用，由转运使或判官一人监督工程。此前，鲁地人相继出资建造正殿和重门，颇为壮丽；但其他殿宇、门、廊，规模低矮狭小，不足以相称。虽有园圃游憩之处，却没有亭台楼观供神灵车驾停留，于是因旧址增建新制。南面建台门，一座名太岳；建掖门两座，名锡符、锡羡；正对太岳门建重门两座，名镇安、灵贶；东西北三面各建一门，分别名青阳、素景、鲁瞻；中央建殿三座，名嘉宁、蕃祉、储佑；旁边建殿堂二十三所；建碑楼四座；后面建殿亭五座，以临近池苑。殿名神游、飞观，修长的廊庑排列耸立，四周总共建屋七百九十三间，围以高墙，外表设置双阙。累计用工五十四万有余，用钱六千八百万有余。绍圣四年六月开始改建，到今上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十月竣工。此前诏令翰林学士臣曾肇为它撰写记文。臣曾肇惶恐地奉诏，写完它的始末，于是拜手稽首说：“自古帝王承受天命、告知改朝换代，必定在泰山；功业完成、道德普及，祥瑞出现、刻石纪功、昭示帝号，考察祥瑞也必定在泰山；岁时巡守、会合诸侯、协调制度、祭祀群神，也一定从泰山开始。这些记载在《诗》《书》中，载于史官之书，杂见于传记，难道只是因为泰山高明奇异、瑰伟杰出、秀美异常，成为天下的奇观吗？大概它的位置在东方，它的德性属仁，它的气象主生长；一寸一分的云气，恩泽就能遍及万国，功利如此广大，本来不是其他山能够相比的。它的威灵显赫，能够使人的祸福受到震动，也不是众神所能比拟的。因此它虽然镇守一方，而万乘之君没有不尊敬礼遇它；四方士民即使荒僻粗野、悖逆傲慢，也全都知道敬畏它，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本朝自太祖、太宗相继诏令有关部门，扩大修建神宇。到了真宗朝，修饰礼乐，招致百祥，而泰山显现效验，符命出现，醴泉、神芝、仙禽前后达到数以万计。天子亲自奉持玉检，举行封禅，礼成后到岳祠临拜，仍认为不够，又给天齐王增加帝号，庙宇制度和祭祀器具也随之提升。” 此后三宗尊崇奉事，恭敬谨慎而不懈怠，对这座宫庙更加增饰；先皇帝经营其开端，今皇帝完成其工程，土木建筑和采色文饰极为壮丽，以加强神威、壮大东夏，可以说盛大了。然而，祖宗用来安抚万邦、和谐亿万百姓，国家用来安定富足、尊贵荣耀、繁衍兴盛的道理，难道只是专门侍奉神灵吗？大概对自身所作的一切都尽到适宜，对待他人又做到厚道，然后用于接待神灵的礼仪才能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声音色彩所趋向的，号令所施加的，上天尚且不会违背，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如今皇帝仁慈孝顺、聪明睿智，德行上达于天、下及于地，四海内外没有不心悦诚服的。现在又将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地交接神祇，以简陋宫室、菲薄饮食来崇奉庙祀。遵循这条道路永不停止，德行日新又新，那么岂只是草木虫鱼没有不各得其宜，雨旸寒暖各按次序到来？还将有贯胸、跂踵之类的首领，不必约定便全都来朝；象舆、丹甑、昭华、延喜之类的珍宝，不必求取便自然到来。然后增加封禅的规模，以光大先祖功烈；停驻车驾于新宫，以答谢神明的赐予。到那时，将有儒学宗师撰写歌诗，如吉甫歌颂周朝、史克歌颂鲁国，把它配入弦歌，刻在金石上，昭示万世，与《诗》《书》一同流传。只是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足以参与这种盛事？至于今天的事情，既然是臣的职责，也不敢以浅陋推辞，谨作铭文说：

译巍巍泰山，是群岳之长，哪里只属于齐鲁，也是四方共同仰望的山。往昔帝王把它作为宗主、作为仰仗，告知改朝换代、刻石记功，百灵都来享祭。图书所记，共有七十二家。增高增广、增厚增大，并不是为了夸耀。到了秦人，夸耀功劳而改变古制，驱车行到半途，就被风雨困窘。难道只是因为它高大，人们不敢冒犯吗？实在是有神灵掌管，只有德行高尚者才能得到辅助。阿阁、石阙，是神灵居住的地方；金箧、玉检，是神灵的符命。早晨聚起的云气，很快便遍降天下雨水。若不是神灵的力量，谁能做到呢？周、商以前，把它看作秩禄等同上公的神山；到了有唐，尊崇它为王爵。是谁把它尊为帝号？从我朝真宗开始。我朝真宗顺应时势，天下治理安定，收藏弓箭，京城安枕。雨水和旸光按时而来，百谷因此成熟。船只漂浮、道路相通，万国前来朝廷。一角仁兽、九茎灵芝，符合图谶、合于符命，其名目无法尽数。天子说：“唉，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拿什么来报答呢？”于是谋划封禅，升至中岳告成。幽明之神前来辅助，回到岳庙庭院，以答谢神灵的赐予。备办礼物和典册，前去尊崇神灵的名号谥号；栋宇和衣冠，没有不是帝王制度所定。文采灿烂，时间越久越加完备。建成这座新宫的，是今天的天子；这是百常之高的壮观、万雉之长的城墙。黼扆、龙章，巍然陈列在殿中。神灵既然安居于此，人们就能承受福祉。哪里只是惠及一方，实在还会安乐地惠及四海。今天的天子仁慈、孝顺、节俭、勤劳，继承光明，德行和才艺日日更新。荒远之地骁悍傲慢的人，也奔走前来称臣。上帝所护佑的，不只是您这位神灵；愿使天子长寿而善美，使国家昌盛而炽盛，使我的子孙本支百世延续，并推广到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使它们都得到神灵赐予的福佑，周而复始。神灵也万年长存，作为宋朝受望祭祀的神明。《南丰军山庙碑》。礼制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够产生云气、形成风雨、显现怪异事物的，都称为神；诸侯在其土地上，就祭祀它们。又说：山林川谷丘陵，是百姓取得木材和其他用物的地方；不属于这一类的，不列入祭祀典册。山谷低于川，丘陵低于山，只要对百姓有益，都应当酌情报答祭祀；如果山势高大、地域广阔，神异显现超过同类，又能够抵御灾害、兴办利益，成为一乡一邑所仰望的神明，那么接受天子命令、享有庙祀，难道不是相称的吗？军山是南丰所仰望的山。考察图志，它高十九里多二百步；山顶有四座山峰突起，远望苍翠；旁边有飞瀑一泻千尺；下面有龙穴，投入铁石，雨水就随即流注。山上出产竹箭、木材、文理美好的木料，利益惠及邻近地区。附近县虽有许多大山，但这座山杰出于群山之外，百里以外便可看见；形势雄伟，气象秀美，仿佛蹲伏的虎兕、飞翔的凤凰，难怪能兴云降雨、显现怪物、供给百姓木材和器用，成为本州所仰望的山。旧传汉代吴芮曾经攻打南粤，驻军于此山，他的将领梅鋗在这里祭祀；礼成后，好像有士卒骑兵、旌旗铠甲的形状遍布山上，于是称为军山，当地人祭祀它，大概从这时开始。唐开元年间又显现灵迹，于是大规模修建祠宇，承受祭祀更加兴盛。后来庙宇多次迁移，如今在旴江北岸、距离县城七里的地方，是南唐升元三年遗留下来的旧址。全境祈福禳灾，有所请求就必有回应，经历一千多年而封号恩典仍未增加，百姓以此为遗憾。部使者向朝廷请求，长久没有答复。元符三年六月上旬，如今的丞相曾公布时任知枢密院事，上奏说：“臣是南丰人，知道军山的情况，过去部使者所说并非虚妄，希望按照他的请求办理。”诏令封神为嘉惠侯，庙名为灵感军山庙。诏书下达后，当地百姓都面露喜色，一同赞美神灵的功劳，夸耀皇上的恩赐；于是集合财力，扩建并翻新庙宇。庙宇建成后，丞相嘱托他的弟弟曾肇为它撰写记文。大概南丰、南城过去都属于临川，南唐才分置二县，设置建武军，如今的建昌国是本朝初年改置的。军州在大江最南边，南丰又处在它的尽头，土地逼近两粤；然而这里风气和平，没有瘴气毒疠的忧患，水土肥沃，飞蝗不来，所以年年丰收，饥荒灾害很少。百姓欲望少而容易满足，因此掘墓、鼓铸、盗窃等奸恶行为，与邻近地方相比，有些事情并不去做。自唐末丧乱以来，中原五次改朝换姓，而这个地方安宁平静，兵火没有波及；到本朝承受天命，休养生息一百四十年，人口繁盛，家庭富足安乐。虽然也是八位圣人的德泽涵养、覆盖所致，但也是神灵在幽冥中辅助、降福使然。考察事实，确定名号，既然已经得到褒奖宠荣，就应当有文字流传下去。使它流传无穷，所以我写下事情的始末，并且附缀诗篇，使当地百姓在春秋祭祀时歌唱它。诗说：“土地肥力兴起啊，流泉迅急啊；牧童走向田野，和妻子儿女一同前往啊。既耕田又种植，既除草又培土啊；一年的收成，功夫在于勤劳开始啊。田野没有害虫，池塘里有水啊；若不是神灵的力量，还有谁能使这样呢？我们的禾束充盈啊，我们的果实成熟啊；挥动镰刀铚铚作响，风雨声也一同传来啊。粮仓外堆积的粮食像山一样高啊；遗下的谷粒和停留的麦穗，使贫穷孤独者也富足啊。饮食之间相互劝酒酬答，消除忿怒争斗啊。倘若不是神灵相助，年成就不会登熟啊。我们有家庭，是神灵所保佑啊；我们有老少，是神灵使之长寿啊。神灵给我的恩惠，一直都如此旧有啊；上天报答神灵，也可以说很厚重啊。滤酒宰牲，祭品酒食丰盛啊；吹箫击鼓，声音隆隆啊。我们百姓不断进献，没有终尽啊。千秋万岁，保佑这座宫庙啊。” 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岁在辛巳，春三月既望，翰林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殿前都指挥使、曲阜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同乡人曾肇撰写。记。

译《重修御史台记》。元祐三年，新建御史台完工，有诏令让我曾肇为它撰写记文。臣曾肇私下想到，幸而得以充任从官，以文字为职责；这是大手笔的文章，虽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然而道义上不能推辞，谨拜手稽首记述如下：御史一职见于周代，只掌管协助起草文书、接受法令而已；到战国时增加执掌法律的职能，也还是记载事务的职务。直到秦汉才设置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副职称中丞，督察部刺史，接受公卿奏事，检举弹劾、按验奏章；其属官有侍御史，出外讨伐奸猾、审理重大案件，于是专门承担纠察弹劾的职责。后来政事归于尚书，御史与尚书、谒者并列为三台；御史大夫改为三公之一，中丞成为御史台长官，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一同专席而坐，称为三独坐。隋唐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天下有冤屈而无处申诉的人，可以与中书、门下省共同审问，称为三司。从此御史更加显贵严峻；其属官有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和侍御史，合称三院。侍御史又掌管杂事，横放床榻而坐，称为南床，都专门负责弹劾，不负责陈述政事。本朝沿袭这一制度，到真宗皇帝时增加设置言事御史，此后御史都可以陈述政事。御史相继在朝廷争辩，小事也能使人自行申达，所以他们的职责比以前更加重要，不只是谨慎朝会、听理诉讼而已。历代圣主相继，都以宽仁对待他们，使他们能够竭尽所知，因此御史的风采所及，百官震动肃敬；朝廷倚重他们而更加尊崇，奸邪之人望见他们便知道畏惧。起初，本朝虽然沿袭唐制，但以御史大夫为兼任官，不处理御史台事务；以郎中、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作为中丞的副职；以太常博士以上担任三院御史，未达到这一品级的则任御史里行。按照监察旧例，内则监察尚书六曹，外则巡察郡县，后来也废止了。到神宗皇帝大力整顿官名，才恢复御史大夫的职掌，以侍御史处理杂事，废除御史里行，又恢复六察官分别掌管监察；制度确定后，才相应修建官府。御史台建在宣化坊，从开宝五年才有东西两狱；开宝七年雷德骧分判三院事务，请示皇帝扩大修建，屋舍还不到一百楹。天禧二年又诏令增修扩建，于是达到三百六十楹；到元丰时，历经将近七十年，渐渐毁坏。神宗皇帝命人绘制图样、计算工程，交给有关部门。旧制缺少御史大夫厅事，沿用邺都制度，门向北开，取阴气肃杀之义，但地势低下，不能显示威严。到这时，命令设置御史大夫厅事，开门向东，把低矮的提高，把低洼的垫高，规模宏大而深远。继承先志、完成前事，要交给后人；今上即位初年，首要事务是勤俭，土木工程都诏令不要兴办，只有御史台的营建，确实遵循先帝遗训。仍然因为御史大夫只是虚设的官员，姑且节省营建工程。门向北开，仍旧不改。工程的规划和增减，出自圣上的裁断。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开始施工，三年八月庚辰完工。使用人工十万五千，建屋三百五十一楹。与旧制相比略有缩小，但高敞明爽超过旧制。门庭深邃威严，厅堂宽广深大。长官、副长官及属官，办理政事、休息宴饮，各自恭敬有序，合乎适宜。吏舍和囚牢深邃幽静、严密坚固；案牍簿书排列收藏有序。这些足以向京城百姓展示，表明并端正宪法制度。考察各项典章制度，到这里才算相称。从前周人考察宫室建成之事，见于《诗经》雅诗；鲁国建造城门，记载于《春秋》。后世传诵，成为典籍中的首要篇章。恭敬地思量，神宗皇帝承受天命、继承秩序，十九年间建立常法，都符合古代义理；好恶没有私心，赏罚不越分寸，因此纲纪得以张立；不营造宫室，池苑仅求完备，而官府寺署却得到崇建。所以能够让风宪机构精明严肃，来开启后嗣继承的意旨。两位圣主已经开辟道路，使言路通达，聪明之处没有听不到的，明察之处没有照不到的；士人有因进言而获福的，没有听说因忠言而获祸的。御史作为耳目之地，所受宠遇无可相比。因此能够翻新这座屋宇，以成就前人的志向。应当把这件事写在文字中，刻在金石上，使它超过周、鲁，留下无穷的美好功业。只是臣愚昧，言语浅陋，哪里足以发扬圣德，稍稍称颂明诏的万分之一呢？即便如此，臣曾听说：责备别人并不难，责备自己才难。御史所责备的，是将相大臣任非其人，百官有司失掉职责，天下有败坏法令、扰乱纲纪、听信谗言、搜求奸邪的人；这些都可以由御史加以责备。那么御史难道独独没有应受责备的地方吗？身居其位却有不知道的地方，知道了却有不说的地方，说了却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实行之后却使君子忧虑、使小人庆幸，这就是御史的责任。御史即使不自我责备，天下也可以责备他。只有在责备自己这件事上不感到困难，施行到责备他人时才能胜任职责；这样以后，即使戴着高冠、穿着盛服，在高墙大厦之间游息，也可以无愧于心。假如不是这样，内心难道不会感到惭愧空虚吗？所以臣不自量力，借承奉诏命的机会，诵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告诉在位者，使他们能够仰体并符合历代圣主褒奖、尊崇、显扬御史之意。

译《滁州龙蟠山寿圣寺佛殿记》。自从先王的事业熄灭以后，佛教的教义才开始在中原流行。学者得到佛经而传授它，总共有数千万字。概括它的大旨，是向人显示弃恶趋善、舍邪归正的道理。四百多年后，有研究禅学的人来告诉我说：“那些佛经所记载的，都是名相和文字，只是佛教粗浅的表迹，并不是最高的道。佛道有超出名相文字、可以用一句话说尽的内容，叫作禅。它的学说认为，直接指示人的本心，见到本性就能成佛。学者以心传心，不必向外求取。它的修行方法非常简约，取得功效非常迅速，不像其他学问那样有次第阶级。”于是禅学开始兴盛，趋向它的人像水向下流一样，枝分脉引。到了本朝，它的流传渐渐兴盛。我曾经探求过它的学说，大概如果不是出自人心，就不能使如此众多的人趋向它，也不能流传得如此长久。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的心广大无比，天地万物无不具备于本性之中，而心是本性的所在。大的没有不周遍，小的没有不深入；增加它不显得多余，减少它也不会有所亏损；它默默地自行运转，寂静却善于感应；不疾行却能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方圆形体不能拘束它，度数不能穷尽它。这就是心之所以神妙的原因。道达到神妙的境界，也就达到极点，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佛之所以成为佛，难道在这之外吗？人人都有这样的心，但情感和妄想扰乱它，利益和欲望使它昏暗，所以忘掉自己而追逐外物，抛弃真实而取得虚伪，最终流荡不返，世人全都如此；能够卓然尽其心性才能的人，大概很少。能够尽其心性才能的人，没有别的，只是除去心的遮蔽，恢复本性的根本罢了。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难道不接近这个道理吗？拿它来询问我们儒家，孔子说人的本性不可得而听闻，孟子则说尽自己的心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杨雄也说“人心大概就是神妙的吧”。自《诗》《书》以来，讲修身以至于国家天下，没有一次不是以心为根本的；它们的意思也正是这样吗？正因为禅学的传授出自人心，所以自汉唐以来，虽然有人想排斥它，却不能使它屈服。道人昙广，是传授禅学的人，起初居住在龙蟠山寿圣寺。那里只有僧舍而没有佛殿，于是他与弟子归式、元祐、希受、绍安共同努力营建，八年才建成，土木装饰极为华美。又在前面建重门，后面建堂屋寝室，以谨慎出入开闭，准备宾客宴饮。栋梁屋宇高大，丹红青碧相互映发，总计费用为钱一千万有余。工程完成后，我来镇守此州，他请我为之作记。我对佛学还不能通晓它全部的文字、穷尽它全部的义理，姑且诵述我所听闻的大概，其中并不违背儒家之处，我把这些写下来送给他。墓志铭。《范忠宣墓志铭》。元符三年，今上皇帝已经亲自执政，虚心访求贤才，首先访问遗老。当时故丞相范公以武安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安置在永州，皇帝当天就派中贵人前往湖南，传达皇帝和皇太后的命令，慰劳赏赐非常优厚。所询问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大概将要把重任交给他。起初授任光禄卿、分司南京道，晋升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没有几个月，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的身份召见，派出的使者和赏赐接连不断。范公以疾病推辞，皇帝派国医前往诊视，范公坚决请求回到颍昌的乡里住宅。皇帝察知不能强行起用，答应了他。然而每次与辅臣相对，皇帝总以不能见到范公为遗憾。后来又亲手写诏书给范公说：“卿有忠言嘉谋，应当时常陈奏，以副朕眷待老成之德、求治的心意。”不久范公病情更加严重，请求告老，皇帝不许。建中靖国元年正月癸亥，范公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皇帝听闻后震动悲痛，正逢皇太后去世，便不临朝。间或召见辅臣，谈到范公总是动容。常加赠官职，另赐其家银三千两，追赠开封仪同三司，命颍昌、河南供给他的丧葬事务，赐“世济忠直”四字，说：“把这四字写在墓道碑首。”又诏令安葬时停止临朝，有关部门议定谥号为忠宣。四月庚子，范公安葬在河南尹樊乡万安山的山原上。范公名纯仁，字尧夫。曾祖唐国公名赞时，祖父周国公名墉，父亲楚国公曾参与仁宗朝政事，谥号文正，名仲淹，他们都多次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曾祖母陈氏，封唐国太夫人；祖母陈氏，封周国太夫人；谢氏，封秦国太夫人；母亲李氏，封楚国太夫人。范氏世代居住苏州，文正公安葬在河南，于是成为河南人。文正公的议论为国家谋划、建立纲纪，著述传布天下；有德行、有功劳，是宋朝的名臣，但他的才能积蓄未能完全施展，集中到他的儿子身上。楚国太夫人曾梦见一个孩子从月中坠落，便用衣襟接住他，醒来后生下范公。范公五岁便知道读书，八岁就能为同伴诵说书中的义理。十一岁时母亲去世，他哭泣悲哀如同成人。长大以后，努力求学，长于议论。因恩荫补任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考中进士，出仕后历任知常州武进县、许州长葛县，都没有赴任。文正公去世后，他才出仕，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县，治理政事有惠爱之心，督促百姓种桑，百姓获得利益，把那些桑树称为“著作林”。因被举荐，召入昭文馆编校书籍，但辞谢没有就任。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事，依靠这个职务得以施展治理才能。贾默任开封府知府时，推荐他任襄邑县知县；他大力兴办学校，士人争相归附。卫士仗恃牧地侵暴百姓田地，他依法拘取一人杖责。牧地起初不隶属于县，有诏书责问他，他说：“军队必须依靠农民来供养和防备军队，应当先防备农民。”朝廷认为他说得对，释放他而不再追问，并且听从意见把牧地隶属于县，这件事从他开始。治平元年，以某官职任山东转运判官，升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正讨论濮安懿王的典礼，大臣和从官意见不同。他说：“陛下亲爱仁宗，接受诏命成为仁宗的儿子，与前代确定身份、入继为君的君主不同，请依从从官的意见。”后来又和御史吕诲等人轮番入朝论奏，皇帝不听，于是都交纳告牒，闭门居家等待获罪。不久宫中传出皇太后亲笔书信，尊濮王为皇夫人，进而尊为皇后。他又说：“陛下以长君的身份临朝统治，怎么能让命令从内宫传出？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诏命的凭借，这不是君主使自己安稳的办法。”当时朝廷已经下诏停止追尊，催促他赴职。他仍因不肯像从官那样议论，请求离职更加坚决，皇帝不得已，任命他出任安州通判。他在御史台时，多次说出别人难以说的话；到了争论濮王之事时，援引义理、根据经书，言辞斥责大臣尤其尖锐，因此名声震动天下。

译调任蕲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被召回朝，授尚书兵部员外郎，兼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不久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判国子监。神宗刚即位，慨然产生追踪先王、内修政事、外拒夷狄的志向，得到王安石任用，于是大多改革制度。他自从回朝，便劝皇帝不要挑起边境嫌隙，又说改变法度会使人心不安。《尚书》说：“怨恨难道只在明显可见之处吗？应当预先考虑那些尚未显露的怨恨。” 希望陛下预先考虑那些尚未显露的怨恨。皇帝问：“什么叫尚未显露的怨恨？”他说：“古人所说天下人不敢说出来却敢于怨恨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命令他把古代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例分条上报。他撰写《尚书解》进呈。担任谏官以后，前后向皇帝进言，认为当务之急是停止战争、减少事务，节省费用、使百姓富足，提拔君子、斥退小人，爱惜人才，伸张公论；并以崇尚聚敛、苛刻待人、亲近谗佞、任凭偏听为戒。大事就在朝廷上论辩，小事就用奏疏陈达；皇帝不听，便接连上章、反复进奏，绝不苟且停止。他对于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尤其反复陈说、激切直言，毫不避讳。曾经议论富弼任宰相时，不应当屡次称病闭门，自己留下嫌疑的迹象；吕诲不应罢去御史中丞；李师中不能守卫边疆；薛向不能任命为发使。薛向在六路推行均输法，必将搜刮百姓，积聚怨恨，酿成祸患。他所陈述的事情，大多如此。皇帝正急于求得治理成效，他又说，治道长远，应当逐步推行；事情重大而难以迅速完成；培养人才不能急于求成；积累的弊病不能一下子革除。自古君主若想急于成就功业，必定会被奸佞之人乘机利用，不可不察。他平素与王安石友善，到这时却多次说王安石以五霸富国强兵的方术启发君主，因而失去天下人的期望。不久刘琦、钱顗、孙昌龄同时被罢免御史，他又说：刘琦等人只因说了一句话触犯了执政大臣，便突然获罪被贬斥。如今朝廷中阿谀附和的人很多，陛下为什么反而要用法令驱逐他们？他更加直接严厉地指责王安石，并涉及其他大臣，言辞气势十分峻厉。皇帝察知他的忠心，把奏章留下没有下发；但他请求离职不停，直到闭门不出，于是罢去谏院职务，只留任修起居注。他坚决辞谢，执政大臣有时派亲近的人劝他赶快起任，并且将要授他知制诰。他说：“这是用利益诱惑我。我的言论不被采用，万钟俸禄对我又有什么增加呢？”他把所上奏章抄录一份，送入中书门下。执政大臣看后大怒，出任河中府知府，调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因对属官宴饮游乐之事失于察觉，被降职为和州知州，又调任荆州，尚未到任，便加直龙图阁、知庆州，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入朝觐见时，皇帝问他兵法和边防事务，他都回答说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于是恳切请求辞去边职，皇帝不准。庆州自范仲淹任将以来，百姓都感念其恩，他到任时正逢边防年成艰难，及时发放赈济，救活了很多人。不久蓬草长满田野，结出的果实像粟米一样可以食用，公家和私人都得到帮助；他又用它为来年耕种筹备器具，每年都获得大丰收。有人说官仓借贷给百姓过多，朝廷派使者前往查视；百姓听说后争先向官府输纳，等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欠负的人了。防守属地的流人经过庆州时喊冤，按察后查得确有冤情。郡将和古反而控告他徇私改变狱案，诏令把案件移交邻郡审理，并派御史办理。等到逮捕他去对质时，部内数万人号哭拦道，儿童也相继诵诗跟随他，过了很久才离去。案件审结，和古因诬告获罪，他却仍因其他事情被夺职，任信阳军知军，又调任齐州。齐州盗贼和诉讼很多，前任太守一向崇尚威严，他独自用恩惠和信义治理，年终时犯法的人比以往减少了一半。因儿子去世请求罢职，获任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又任河中府知府，大力论述教练保甲妨害农业。屡次升任朝议大夫。元丰八年夏，又以直龙图阁任庆州知州。年中升为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任侍读，又授给事中。当时哲宗和宣仁太后共同执政，司马温公入朝为相，首先革除差役法。他听说后对人说：“这件事应当仔细讨论而缓慢推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而且宰相的职责在于选求人才，变法并不是首先要做的事。”回朝后竭力向司马温公说明这些话。司马温公有所建议请求时，他又说宰相应当虚心接受众人的意见，不必非要谋划都出自自己。谋划都出自自己，谄谀者就会乘隙迎合，而正直之士将收敛退避。当时刚刚改变熙宁年间按问自首的法令，他上奏说，所立条文过于严苛；又说四方奏议中涉及死刑的案件，有司一律按照元丰八年十一月诏书办理，因此被判死罪的人比旧数增加数倍，这不是先王宁可失误也不肯滥刑的意思。他虽然与司马温公志同道合，但遇到具体事情有所纠正，大多如此。因此人人都佩服他的公平正直，也知道他以前反对王安石并不是故意求异。第二年二月升任吏部尚书，没过几天又授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起初他从庆州回朝，两宫急忙派中使赐给他太官膳食，并传出手诏询问防备西戎的办法。他请求停止战争、放弃土地，并趁机让使者归还所掠夺的汉人。执政大臣坚持不决；等到他进入枢密府，又重申前议，并请求在给还土地之外，再归还一名汉人、赏给绢十两，这些事情都得到施行。不久夏人仍未归顺，他请求以陕西一郡为代价来报效，不获准许。后来边臣俘获番酋鬼章进献，两宫把功劳归于辅臣，给予极其优厚的褒奖和赏赐。他请求在边塞诛杀鬼章，以此向边民谢罪；但议论者想送来他的儿子，以收复河南旧地，所以赦免鬼章不杀。后来又想任命鬼章的儿子为官，他再次坚决争辩，但鬼章的儿子最终没有到来。元祐三年春，授大中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自任执政以来，致力于以博大胸襟启发皇帝的意旨，以忠诚笃厚改变士大夫风气。在枢密府时，言官攻击章惇、邓绾，他都竭力替他们解脱，并说：“我曾经被邓绾诬告而获罪罢职，今天所陈述的事情，恐怕记录人的过失过于严酷，实在关系国家体统。” 两宫受到感悟，当天就派中使传出手诏，嘉奖并采纳他的意见，因而下诏说，从前希图迎合、依附权势的人一概不再追问，进言者也不得再以此进言。不久朝廷中颇为分成朋党，议论大多出于私意，浸润式的谗言渐渐流行。学士苏轼起草诏书，有人说引用不当；韩维被罢去门下侍郎、出任外官。他上奏说苏轼无罪，韩维尽心于国家，不避嫌疑和毁谤，不可因谗言而贬斥。任宰相后，谏官王觌因议论朋党获罪被贬，他又替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区别申辩，并极力陈述前代朋党之祸，抄录欧阳文忠公的《朋党论》进呈。第二年任汉阳军知军，吴处厚把蔡丞相确在安州所作的诗传布开来，解释为诽谤讥刺，言官于是想把蔡确挤入死地，执政大臣支持这种说法，只有他和左丞王存认为不可。他上朝时就在帘前与同列争论，退朝后则不断上疏极力论说。蔡丞相被贬到新州，言官指责他们二人持有异论；他们二人也坚决请求罢职，于是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他修筑堤防以防水患，后来果然得到依靠。这项工程的益处持续了一年多，他升任大学士、知太原府，任河东经略安抚使，掩埋百姓遗骨中尚未安葬的三千多具。

译又把这种做法推广到一路。夏人侵犯边境，他作为主将，连续上章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于是降秩一等，调任河南府知府，又调任颍昌，召回后重新任右相，仍升为通议大夫。他先前任宰相时，有司请求把黄河改回旧道，二三位大臣支持这项主张，只有他争辩说，堵塞水流会使水位升高，必定难以成功，何况如今公私财力匮乏，应当缓办这项劳役。朝廷于是派近臣前往察看，回来报告的情况正如他所说。主张此事的人不高兴，秘密启奏，请求用手诏督促催办；他又坚决争辩，两宫醒悟，收回了手诏。他罢相以后，河工又重新兴起，调发民夫和物资到了颍昌，他再次上疏极力论说，两宫认为他说得对，但工程仍没有停止。等他第二次任相，又派从官、御史测量筹划，仍不能改变他先前的意见，但主张此事的人一定要完成工程。后来虽然一度改回旧道，不久又决口，耗费人力，造成极大损失，直到今天仍未恢复。他遇事从不苟且，同列都以此为忧。有人暗示他说，第二次任相时御史曾有议论，他便应当避位；他没有听从，坚决请求，皇帝也坚决挽留。当时皇帝刚亲自处理政务，在大臣中唯独特别信任他；有人秘密推荐人才，皇帝总是拿来向他询问。皇帝又曾询问先朝法度，他都尽心回答，毫不回避隐瞒，并趁机劝皇帝谨慎选择执政大臣、台谏官；又说仁宗朝把政事委托给执政大臣，而台谏官实际参与议论，可以作为法则，但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皇帝嘉奖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当初他被召回时，宣仁太后曾称赞范文正公在天圣、明道年间始终保持操守，以此勉励他。宣仁太后去世后，小人争相议论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他竭力陈述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佑扶持国家的苦心，请求依照明道年间的旧例下诏告诫妄加议论的人。明道年间的诏书其实是范文正公启发拟定的，到这时他又以此进言。群御史摘取苏轼所写制词，认为其中有讥刺；又因为先朝苏辙常常议论更改先朝法度，并引用汉武帝和昭帝父子的事来说明，皇帝发怒，认为所比不伦，亲自下令把苏辙由侍郎贬到汝州。御史来之邵认为惩罚太轻；来之邵又弹劾宣仁太后堂弟高士敦在蜀中的违法之事。他上奏说，御史在任已久，当苏轼、苏辙势力盛时不曾有所弹劾，高士敦任职蜀中时，来之邵身为监司也从未按察贬斥，突然这样做，其真实用意可见。皇帝对苏辙发怒，苏辙不敢自行辩明，只有他上前进奏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低他的言辞，何况苏辙所议论的是时政，并不是议论个人。皇帝的怒意稍稍缓解。苏轼、苏辙平日与他意见不同，到这时人们更加佩服他的公平正直。当时皇帝正准备重新任用大臣，他竭力请求罢职，于是又以观文殿大学士、右正议大夫知颍昌。于是元祐年间的公卿大夫相继被贬谪流放，他也因牵连被削去一官，调任河南府知府。辞行时，改任陈州知州。他在任时，皇帝曾问他：“被贬谪流放的人，大概将要永远废弃不用吗？”他当时赞道：“陛下能想到这一点，是尧舜般的用心。”于是请求依照法令按时叙复。等到他罢职辞行时，皇帝又从容告诉他说：“你虽然在外任职，有所见闻，应当全部上报，不必顾虑留下嫌疑。”这时皇帝正在祭祀明堂，大赦天下，把先前上疏弹劾吕丞相大防以下数十人的人终身不得迁调。他立即为他们申理，请求全部追还原职，言辞十分恳切，触犯了大臣的意旨，于是被削职任随州知州。母亲去世，他请求告老，朝廷大臣不准。第二年再次被贬到永州。在永州三年，他怡然自得；有人对他横加侵犯，别人都不能忍受，他却不为所动，后来也从未怀怒于人。他性情平易宽厚简朴，不用声色威势压人；但在义理所在之处，却挺然不屈。他以诚心待人，喜爱善人，不嫉妒争胜。曾说：“我一生喜好学习，所得到的不过是忠恕二字罢了。”因此他所到之处，人们都归附他的仁厚，又敬畏他的正直。他历仕四朝，自始至终没有非议。自从做平民直到任宰相，始终廉洁节俭、恭敬谦逊，没有丝毫改变。政府所赐的恩典和赏赐，他屡次斥卖，用来扩大义庄。晚年南归，家境非常贫困，得到赏赐就立即分给亲属。前后因任子所得到的恩典，多数先给疏远的族人。所以他去世那天，幼子和五个孙子还没有做官，依靠皇帝的赙赠才得以安葬。他的妻子王氏，是天章阁待制王质的女儿，有贤德，能够成就他的志向，封为魏国夫人，死于永州。如今将把她附葬。五个儿子：正民，单州团练推官；正平，忠武军节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国。五个女儿分别嫁给：将作监主簿崔保孙、朝请郎庄公岳、奏议郎司马宏、承议郎蔡谷、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马氏的两个女儿都先去世。孙子七人：直方，郊社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举；直儒。孙女一人，曾孙一人。范文正公有四个儿子，长子年少时就有大志，不幸因疾病而废弃。公与叔、季二人能够继承家业，而公忧虑国家、爱护君主，不因个人利害而改变。公把心思放在名节上，求进困难、退身容易；即使屡次被贬废，志气反而更加激烈，人们认为他有范文正公的风范。他在朝廷任职，致力于奖掖进用人才，所以天下善类都把他的任用和罢黜看作时势消长的标志。他有文章和论议三十卷，而论议文章实际上流传天下。主张公平宽恕，不做过分之事，世人说假如他的言论在熙宁、元丰年间能够施行，后来一定不会发生纷纷更改、反复申述的事情；在元祐年间，也一定不会有绍圣年间大臣复仇的祸患。如今皇帝虚心等待任用他，天下也庆幸他重新被起用，可是他因疾病不能入朝，最终没有起身。悲痛啊！病重以后，他口授给诸子一封数百字的遗奏，读到的人更加感叹他的忠心。当初他南归途中遇到故人唐义问，便把后事托付给他。等到去世时，唐义问恰好任颍昌知州，果然依靠他的力量办成了后事。他预先知道事情，竟又如此。我晚年曾游学于公门下，承蒙他厚爱，亲笔写信把铭文托付给我，按情义不能推辞。铭文说：

译历史久远啊，范氏远祖出自陶唐氏，世系历经夏、商、周，保有姓氏，承受封氏。在晋国，范宣子曾把这话告诉叔向：流传并非不长久，只是要说：“世代享有禄位，什么才算不朽？”后来果然有后代，像公和他的父亲一样，两代执掌国家政权，有德行、有言论，百世也不会泯灭。公从诸生起步，做到宰相，操守始终不变，即使年老仍然壮盛。做御史时抗言进谏，公只守礼法；在谏院陈述意见，公不谈私利。边疆规划方面，公说：“停止战争。”朝廷议论方面，公则持守公平。利害关系各不相同，公是中流砥柱；爱憎彼此冲突，公像空船一样不受牵系。世人夸耀争胜，公却躲避而不占有；众人所畏惧去做的事，公唯恐落在后面。仪表堂堂，品格崇高，真是古代所说的社稷之臣；以正直的面貌历仕四朝，屡次处于通达之时，也屡次遭遇困顿。白发之年南迁，放开心怀顺应命运，已经僵卧又重新起身。天子圣明，他的恩泽留在百姓之间，他的谋略施于国家；寿命并不是不长，只是人们认为上天对他太吝啬。正因为他卓异伟大，如高山般崇高，如太阳般光明。归去追随先君，安葬在嵩山、洛水一带。皇帝思念他的贤德，显现在诏书墨迹之中。后人前来询问，不必借助史册，请看这座丰碑。世代继承忠诚正直。赠苏司空墓志铭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苏公在润州去世。讣告传来，皇帝停止视朝三日，追赠司空，派中使赙赠抚恤他的家属，丧葬事务由官府供给。崇宁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于丹徒县义礼乡乐安亭五州山东北的高地。苏氏出自帝高阳氏之后，昆吾之子受封于苏，子孙于是以苏为氏。在周代，忿生曾任司寇；其后建武父子、纯章祖孙都在汉代显贵。章之后十三世，绰威又显贵；周、隋之间又传三世，瓌▯任唐朝宰相，声望功业更加盛大。到了本朝，公父子又因儒学显达。公从书生起步，做到宰相，历事五朝，是当时的元老重臣，告老退居家中，始终保持同一德行，可以说盛大啊。瓌世代居住在武功，元和年间，曾孙奕去世时任光州刺史，家族才开始定居固始。又过四世，孙益跟随王潮进入闽地，生下先诲；先诲在闽任漳州刺史，居住在泉州同安，于是成为同安人。开宝末年，他因平定盗贼有功，归朝后升任左屯卫将军，并让他的十个儿子都入仕。左卫平定盗贼时，他的儿子得到盗贼招募人员的名册一千多纸，把它们烧掉了。左卫听说后高兴地说：“这个孩子有阴德，他的后代一定会兴盛。”这就是公的曾祖，名讳某，追赠司空。司空的儿子考进士没有考中，改授武职，最终任左屯卫将军，名讳某，追赠太师、福国公。这一支生下公的父亲，名讳绅，以贤良方正科起家，受到仁宗礼遇，入翰林任学士；议论文章文采照耀一时，有传记载入国史，追赠大师、魏国公，葬于润州，所以公如今成为丹徒人。公的曾祖母张氏、祖母刘氏、翁氏、母亲陈氏，分别封为代国、随国、徐国、魏国夫人，都称太夫人。公名颂，字子容，性情警敏，刚会说话时，应答就不同于普通儿童。入学拜师后，学习用力少而收效多；未满二十岁参加进士考试，便取得上等名次。当时魏公正处于显贵地位，公更加刻苦自励，穿破衣步行，所交往的都是当世豪杰俊士。魏公按恩荫规定本来应当得到京官，公辞谢不就；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在别试中名列第一，于是考中该科。调任汉阳军判官，没有赴任，改任宿州观察推官，调任江宁县知县，以能干闻名。遭父亲丧服，服丧期满后，任南京留守推官。欧阳文忠公当时任留守，政事全都倚重公办理，府中事务因此得到治理。皇祐五年，近臣接连上章推荐公，召来考试后授馆阁校勘，升任大理寺丞，历任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编定集贤院书籍，在馆阁任职九年，廉洁安静，自守操行。宰相富郑公、韩魏公认为他贤能，问他有什么愿望；他恳切请求出任外官，二位公认为难得，于是任命他为颍州知州。仁宗安葬时调发民力，事情仓促，公估量当地土产有无，让商人延缓期限，由官府自行收购，百姓没有受到扰乱，而赋税考核又优于其他郡，颍州人感念他的恩德。回朝后任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他建议疏浚蔡河、白沟、圭刀四河，以排泄京畿内积水；增加西北各县的屯兵，以防备非常之事。第二年果然发生水灾，盗贼在长垣起事，甚至杀害官吏。正如他的预料，他入三司任度支判官，屡次升任尚书工部郎中，出任淮南转运使。神宗还在藩邸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即位后，公恰好担任接伴契丹使，住宿在恩州驿。夜间发生火灾，身边人请求他和敌使一同出去躲避，士兵敲门想进来救火，公不为所动，关门安卧如常，只是慢慢命令守卫士卒把火扑灭。当夜州人纷纷传言敌使有变，救火士兵也想趁机生事；直到听说京师使者回来，皇帝询问公处理此事的办法，认为很好。过了很久，皇帝更加知道公可以任用；等他出使淮南，入朝辞行慰劳时，皇帝对他十分宠信。几个月后召回修起居注，判尚书礼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宁元年升任知制诰，历任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提举官告院、判司农事。熙宁三年主持礼部贡举时，公正在审刑院，得知金州知州张仲宣收受财物、违法枉法而判死罪，法官援引先例，免死，杖脊、黥面，发配海岛。公上奏说，古代刑罚不施于大夫，仲宣是五品官，有罪还可以乘车；如今却要把他刑罚为徒隶，恐怕会污辱士大夫的身份。仲宣因此免于杖黥，只流放岭外；从此命官不再施行杖黥。皇帝正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急于求取人才。大臣推荐秀州军事判官李定，召见后升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认为李定突然由幕职升入朝廷担任执法官，不合旧例，于是与公、李大临相继封还词头，不起草制诏；诏书再次下达，仍然如此。公上奏说，太祖、太宗朝天下刚刚平定，所以有从偏远孤寒之地起用而登上显要职位的人；自真宗以来，即使有隐居之士行为卓异，也不至于超越资历品秩。如今李定没有长期积累的资历，也没有显著明确的功效，仅凭一句称许便授予御史；若这种风气逐渐延续，恐怕高官要职也可以通过旁门达到。

译奏疏呈入后，皇帝传出手诏召他回答。皇帝引用近来的诏书，说举荐台官不拘官职高低，并且说，如果违抗诏命久了将会获罪。公回答：“臣既然已经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如果因为这次召见劝谕便改变先前的言论，那就是掠取奸邪、固守职位，这更是陛下应当治罪的行为。”退朝后，他又议论说，举荐官员的诏书本意并不是为选人设置的。宋敏求因此先前被罢职。公与李大临再次上奏，诏书又下达，前后达到七八次；最后特意把诏书交给公，他坚持不执行，于是和李大临一同罢职归家。朝廷依照品秩颁定李定为御史的命令，也在中途停止。公因为守职不屈，虽然被贬，声望反而更加高，宾客满门；他每天奉诏入朝，即使风雨寒暑，也从未称病推辞。家中贫困，连一担米也不能充足供应，他却没有一点怨色。过了一年多，得到皇帝恩典，任婺州知州，又调任亳州，回朝后任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不久出任应天府知府，当时连续遇到三次大赦。李大临已经恢复从官身份，但掌权者压制公，只授秘书监。年中又召回任三班院知银台司。适逢吴越发生饥荒，皇帝选择太守时说：“苏某仁厚，一定能够安抚吴人。”于是任命他为杭州知州。他修补毁坏之处，救济灾荒，恩意十分周到。曾在宾客属吏中宴饮于有美堂，有人传言属将准备带兵发动窃变，州人惊恐。公秘密派人逮捕首恶十多人，交付狱官审理，最终在宴席上谈笑自若，座客没有人知道。过了一年召回修国史，提举中太一宫，任谏议大夫。元丰初年，代理开封府知府，听讼决狱精明敏捷，皇帝认为他能干。有人告发僧人犯法，牵连祥符县旧令孙纯；但所告之罪依法不应治罪，公杖责告发者后遣走。有人说公放纵孙纯；皇帝下诏推问审讯，案件审结后，公只因应杖刑而未杖责获罪。御史舒亶上奏说公与孙纯有姻亲关系，不能只以失出罪论处，于是降为秘书监、知濠州。当时公的女儿新近嫁给李徽的儿子孙纯；原来李氏只是李徽的疏远亲属，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公确实不知道这层关系。公在开封时，曾审理国子博士陈世儒的母亲被众婢女杀害一案，案情已经完备，却总被法官驳回。有人说公想宽免世儒夫妇，皇帝拿这件事责问公，并说：“这是人伦中的大恶，不要放纵有罪之人。”公回答：“事情在司法官手中，我固然不敢说要宽免，也不敢把罪责推给他们使刑罚加重。”不久公离开开封府，案件移交大理寺；大理寺上奏说世儒的妻子因为和大臣有关系，曾有人向公请托，于是又移交御史台审理，并从濠州逮捕公来回答。御史用言辞引导公，公说：“让我诬陷别人使其死罪，我不能做；如果是让我自我诬陷，即使因此受到重罪，我也不躲避。”他亲笔写了数百字，全都是自我诬陷的供词。皇帝阅览狱词后，怀疑其中不实，下诏重新弹劾查究事实。御史穷尽推问，才查出大理寺丞贾种民增删囚犯供词，制造成有人请托的证据，并在狱吏家中找到草稿。于是贾种民获罪，而公得以洗清。只是公曾因别人谈到世儒内帷之事，随口回答“是”，因此被认为泄露狱情，罢去知州职务，归班任闲职。公虽然因官吏议论而被贬，但皇帝对他的眷顾并未衰减。年中起用任河阳知州，舒亶又进言说不应立即把他任用于藩郡；公也辞谢赴任，改任沧州知州。入朝辞行时，皇帝说：“朕认识你很久了，每每想任用你，总被事情阻碍，难道不是命运吗？我知道你走正道，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公叩头致谢。到沧州几个月后，复任太中大夫，召回判尚书吏部。当时舒亶任知制诰，议论公恢复官职不合适法令。诏令让公以旧官身份判职；公曾经具体请求把诸司归入尚书省，以恢复唐代旧制。到这时命公详定官制，不久又恢复太中大夫。官制施行后，罢集贤院学士，升通议大夫、吏部侍郎；又因详定官制有功以及车驾临幸尚书省的恩典，再升光禄大夫。母亲生病，他告假侍奉；皇帝奇怪看不见公，派枢密都承旨张诚一前往慰问，催促他出来任事。母亲去世，皇帝再次派中人吊唁抚恤，除法定赙赠外，又赐白金千两。元祐初年，服丧期满，授刑部尚书，详定敕令。不久调任吏部，兼任侍读，改任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五年三月，授尚书左丞。过了一年，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前后主持四次选官，铨选安排有条理，士人没有滞留不得升迁的。有来为自己辩解的人，他都让对方把理由说尽；所以即使没有得到所希望的职位，也都心服离去。他修订敕令，必定依据大体原则。任侍读时，给皇帝很多启发。升任丞相、辅弼后，议论持守公平，务求遵循旧例，远离权贵宠臣，不结党营私；进退人才，不专断于己，按理有不合适之处，也不苟且听从。侍御史贾易因进言获罪出任外官，后来又遇监司改任和赦免，授苏州知州。公认为贾易论事不避权势，号称敢于进言；遇到赦免却授予州官，并不妥当。他在帘前议论此事，尚未决定，御史杨畏、来之邵便弹劾公拖延制书。公立即上章待罪，接连上奏都不获准，于是坚决以年老多病辞职。元祐八年三月，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九月，出任扬州知州。第二年，授河南府知府。公竭力辞谢赴任，于是仍任扬州知州。三次上书请求交还政权，授中太一宫使。绍圣四年，再次告假归居，才以太子少师致仕。今上即位，升任太子太保，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去世前一天，他还接见应对宾客，临终时神色不乱。公天性宽宏厚重，别人冒犯他也不计较。长期任杭州知州时，有人因事情托付他，他没有回答；后来那个人掌握言路，多次排斥压制公，公不为自己辩解，也从未向别人说起。凡是他所施行的事情，都以宽恕为主，所以天下人称他为伟大而宽厚的长者。他尤其以礼法自我约束，虽然地位尊贵，生活供养却像寒士一样。宅第筑在京口，仅仅能够遮蔽风雨。临近去世时，前来吊唁哭泣的人看到他的服饰器用俭朴，都叹息着离去。他博学多闻，书籍无所不读，从图纬、阴阳、五行、星历，下至山经、本草、训诂、文字，没有不通晓贯通的。尤其明白典故，喜欢向人讲述，娓娓不绝。学士大夫有偏僻书籍中的疑难之事，多来向公请教。朝廷有所撰制，公一定参与。每次从容召见，他常常询问访问，公必定依据经书、引用古事，参酌当时情势回答，皇帝没有不嘉奖赞叹的。至于因事进言建明、载于台阁的事情，如议论郭皇后应当附祭后庙、侍讲不是师臣不应当坐着讲说之类，他的言论很多，不能一两件举尽。修订官制时，议论者想把文武选官分别归入吏部和兵部，皇帝说三代、两汉起初都没有文武分别，公于是提出唐制：吏部有三铨；如今想把文武选官都归吏部，应该分设左右曹分别主管两种选官，又按照品秩分别治理，于是四选之法确定下来。

译他所订正的事情，大多如此。皇帝认为契丹与本朝通好一百年，典章文书往往散失，命公搜集整理、编次成书；两年完成，共二百五十卷，进奏后皇帝称善，赐名《华戎鲁卫信录》。前后两次出使敌国。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法比契丹早一天，公恰好在敌国境内，契丹人疑惑两国互相致贺究竟应按哪一方的日期。公说，历法家的计算小有不同，早晚就会不同，各自依照本朝历法即可。皇帝听说后认为很好，奉诏校订历法，因而制造浑仪，当时称赞其精巧。后来日官说它不对，诏令近臣复核察看，最终认为公的方法严密，不能改变。公又曾参与补注《本草》，详细审定天下印文，订正了许多地方。元丰年间，进士在集英殿唱名，有一名暨陶，主司用去声呼唤，连续三次都没有应答。公上前说：“应当用入声呼唤。”果然出来应答。皇帝问他怎么知道，公回答：“三国时吴国有暨艳，曾作《营府论》，恐怕他是暨陶的先人。”皇帝问暨陶的籍贯，原来是崇安人，皇帝高兴地说：“果然是吴人。”公写文章，典雅有法度，尤其受到宋元献公兄弟的称赞，有文集若干卷。屡次积勋至上柱国，爵封开国赵郡公，食邑四千七百户，实际享有一千三百户。元配夫人凌氏，吴国夫人，是屯田郎中景阳的女儿。继室辛氏，韩国夫人，是驾部员外郎有则的女儿。六个儿子：熹、嘉，任朝奉郎；驷，任朝散郎；诒，任承议郎；京，任奉议郎；携，任通直郎。三个女儿，排行第二和第三的先去世。左朝议大夫李孝鼎、朝散郎刘琯、襄州录事参军贾收，是他的女婿。孙子十九人：象先，任奉议郎；处厚，任承事郎；德与、行冲、季辅，都任承奉郎；其余某某尚未入仕。孙女十二人，已经出嫁的六人。曾孙男女十三人。当初公在南京任职时，杜正献公尚且健在，曾经向公谈论自己一生出处、施为的始末，并说：“你将来所到之处，也会像老夫一样。”后来公历任内外官职，直到获准致仕，爵位、名声、德行大体相似。这样看来，杜公可以说是善于知人了。铭文说：苏姓的兴盛，始于周代司寇，刑罚适中；其后代繁盛，历经汉代直到唐代，史书从未断绝记载。将相公卿之位，父子相继居有；遭逢乱世而南迁，等待时机才显达。翰林英才光彩焕发，施展未能及于远方，却生下仆射，成为宋代的重臣。以德行承继家学，靠学问发迹。他的学问是什么？如海般包容，如山般蓄积，有问无不回答。像钟被叩击就发声，像龟甲占卜便能决疑。他的德行是什么？玉一般的资质、金一般的品相，都显现在言语和行为中；规是圆的，矩是方的，不争竞，不急躁，这就是他的常性。遇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争辩，是君子的刚强。自身有进退屈伸，脸色却没有喜怒变化。我结党于谁、仇视谁？别人有谁可厌恶？晚年登上宰辅高位，任东宫师保，五朝元老，勇于退隐，终于善终，安乐…… 子固先生行状 公名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人。曾祖名仁旺，追赠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名致尧，任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追赠右谏议大夫。父亲名易占，任太常博士，追赠光禄卿。母亲吴氏，封文城郡太君；继母朱氏，封仁寿郡太君。公在嘉祐二年考中进士，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召入编校史馆书籍，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曾任英宗实录检讨官，不到一个月便罢职。出任越州通判，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知州。升任直龙图阁、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赐绯衣银鱼。召回判太常寺，尚未到任，改任明州知州。调任亳州，又调任沧州，没有赴任而留在朝中。判三班院，升任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元丰五年四月，升任试中书舍人，赐服金紫。九月，母亲去世服丧。第二年四月丙辰，在江宁府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自大理寺丞五次升迁至尚书度支员外郎，改授朝散郎，功勋累加轻车都尉。元配晁氏，是光禄少卿宗恪的女儿。继室李氏，是司农少卿禹卿的女儿。儿子三人：绾，太平州司理参军；总，太庙斋郎；纲，承务郎。两个女儿早逝。孙子六人：悊、怘、愈、▯、怤、憇。悊代理承务郎，其余尚未入仕。孙女五人。元丰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丰从周乡源头曾氏姒姓之地。曾氏先代是鲁人，到了后世为避地迁到豫章，子孙散居江南；如今定居南丰的这一支，从高祖名延铎开始。当初蒧及、参父子都侍奉孔子，箴守乐道而忘却仕进。孔子赞许他们，曾参以孝德成为世人称道的首位。曾参的孙子西耻，却把自己比作管仲。他家世德行的渊源由来已久。到了皇祖大夫，以正直的道理和正直的言论成为宋代名臣。父亲光禄，博学而文章美善，行为敦厚，孝顺友爱，明白古代义理，通达时势变化；官位不能匹配他的德行，著书留给后世，积蓄深厚而流传久远。上天把道德文章集中赋予公一身，用来光大前人的功业、启发后代，实在是应时而生的宏大人才，不必等待文王也能兴起的人吧？公生来机警聪敏，不像普通儿童，读书数百千言，读一遍就能背诵。十二岁时，参加六论考试，提笔便写成，文辞非常雄伟。未满二十岁，名声已经传遍四方。当时宋朝建立八十多年，天下太平，杰出人才不断出现。欧阳文忠公声名显赫地特然崛起，成为学者的宗师。公稍后出世，于是与文忠公齐名。从朝廷到民间，从海边到边塞，妇女儿童都在谈论公的姓名字。公所写的文章一落纸，便被人传抄带走；不到一个月就传遍天下，学士大夫亲手抄写、口中诵读，只怕得到得太晚。大概自扬雄以后，士人很少知道大道；至于把学问施行于政事，也都局限浅近、苟且简略，因此道术日渐衰微，先王的事业不再显现于世。公生于末世俗风、绝学之后，对于剖析精微言论、阐明疑难义理，卓然自得，足以发掘六经的深奥，纠正百家的谬误，破解数千年来的疑惑。他谈论古今政治的治乱、得失、是非、成败，论说人的贤与不肖，直到统理当代事务、斟酌损益，都必定以经书为根本，从不稍稍贬低原则以迎合世俗，这不是前代列入儒林的人以及靠功名显露自己的人所能相比的。至于他的文章，纵横驰骋，越写越新；读文章的人未必能够理解，理解的人未必能够说出其中道理，大概是天赋独特高超，并非人力所能学习达到，即使疲尽精力、苦苦思索，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译世人说，他的文辞在汉唐之间可以和司马迁、韩愈相提并论；但归根结底一定止于仁义，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即使《诗经》《书经》的作者也未能超过他。他为人敦厚宏大、正直方正，取舍必以礼义为尺度，不用矫饰虚伪、姑息迁就来迎合世俗；凡不合义的事，即使权势显赫的官员也不能使他屈服；不是他所喜爱的事，即使全天下都去做，他也不轻易同流合污。因此世俗多忌恨嫉妒他，但他并不因此改变。他的才能虽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但所治理的地方常常超过一般人；办理司法、评断罪责轻重时，能够充分体会法律本意，因此熟悉律令，世上自称法家的人也有赶不上他的。任通判时，虽然政事不全由他决定，州政却依靠他而得到治理。嘉祐年间，州里取酒场钱供给应募的牙前，钱不够，便让乡户交钱助役，约定七年为止。后来酒场钱有余，应募者以多收钱为利，期限已满，仍照旧责令乡户交钱。公查阅文书发现其中的奸弊，立即停止二百多户交钱，并请求下诏加以约束，不许擅自增加募人钱数。年成饥荒，他估计常平仓粮食不足以赈济，而住在田野乡间的人也不可能都到城中，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又有发生疫病的忧虑，于是事先告知所属各县的富人，让他们自行核实粮食数目，共计十五万石；按照比常平仓价格略高的价格卖给百姓，使百姓可以就便取粮，不必离开田里，而且粮食还有余。粮价平定后，又拿出钱和粮五万，借给百姓作种粮，随年赋一起交还官府，农业生产因此没有缺粮。他治理州务，以除去百姓的疾苦为要务，严惩奸强盗贼而宽待贫弱，说：“给人造成祸害的人不除掉，我们这些人就不得安宁。”齐地曲堤的周氏是世代做官的家族，凭财产在乡里称雄。周氏的儿子周高横行放纵、淫乱无度，甚至杀害平民、玷污妇女，服饰器物都仿照皇帝乘舆。周高势力足以撼动权贵，贵阳县县令的势力反而在他之下，所以前后官吏都不敢责问他。公到任后，首先把周高逮捕依法处置。历城、章丘一带，百姓结党数十人，在村落间横行，结社称霸，盗掘坟墓、抢劫财物、劫夺囚徒、纵火，没有人敢正眼看他们。公把他们全部擒获押来，特别发配迁徙的有三十一人，其余党徒全都溃散。当时州县还没有编制百姓为保伍，公独自在辖区实行，使人侦察居民和行旅的出入，凡住宿一夜都登记记录；有盗贼便击鼓相互援助，又设置办法，明确悬赏，迅速追捕，并允许百姓自行告发，所以盗案一发生就能捕获。有个叫葛友谅的人，多次抢劫百姓家，因被列名追捕而不能擒获；一天，他自己出来告发同党。公给他袍服、衣带、酒食，借给他骑从，装载着悬赏的金帛跟随他，在各郡巡行，盗贼听说后，许多人出来自首。葛友谅智力过人，公表面上让他显扬名声，实际上是想离间他的同党，使他们不能重新聚合。齐地风俗强悍，喜欢攻劫；到这时豪强大族都收敛不敢妄动，盗寇踪迹绝迹，州境肃清，没有击鼓报警之事，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闽、粤两地背靠山岭、濒临大海，有铜、盐之利，所以大盗屡屡兴起。公到辖区时，盗贼首领廖恩已经被赦免罪过，公诱导他投降；但余众仍观望不定，十人百人结成群体，溃散后又重新聚合，暗中相互推戴依附，后来甚至连及数州。其中最强悍的隶属于将乐县，县里曾召唤他们而他们不出来，反而更加疑惧，并起意防备、继续作乱，居民大为恐慌。公考虑到想要暂缓又怕势力滋长，急于进攻又会促使他们作乱，最终用计使他们前来，前后自行归顺或被擒获的将近二百人，又擒获海盗八人，自杀五人，老奸宿贼相继被捆送来的又有数十人，官吏士卒依次受到奖赏。公又请求在沿海增设巡检员，以壮大声势。从此方圆数千里没有人敢暗中发动盗乱，百姓在山中行走、海边住宿都像处在城郭之中。亳州也号称盗贼很多，公像治理齐地那样治理它，盗贼也因此逃散。公替人们除去大患既然如此，至于澄清风俗、整顿衰败、使争斗诉讼减少平息、使纲纪全部修明，凡所到之处都是这样。其余兴废先后，则看当时情势，顺着便利条件办理。在齐地时，正赶上朝廷推行变法，派使者四处巡视，公推行得法，百姓不受扰害；有的使者想迎合上意、满足私欲而有所作为，公也不听从。河北征发百姓疏浚河道，又调动其他路的民力，齐地应出夫二万人。县里起初按户籍每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查出隐瞒漏报，后来达到九丁才出一夫，节省费用数倍；又减少役夫以宽解民力，废除没有名目的渡钱，用来修桥。为便利往来，他迁移驿舍，从长清直到博州，再通达魏州，比旧制减少六处驿站，人人都认为有利。他还抽出余力依次整理案牍簿书，保存下来的文书以十五万计，其他州也照此办理。公离任后，州里的人拦住桥、关起城门，想挽留他；他趁夜间乘隙才得以离去。襄州随后发生大案，被逮捕拘系的人塞满监狱，有人被执意判为死罪。公到任后查阅囚犯文书，认为依法应当不追究，当天便释放，并一并释放一百多人。州人喧呼说：“我们州以前被判死罪的人很多，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冤屈呢？”在洪州遇到大疫时，从州城到县、镇、亭、驿，都储备药物发给病人；百姓和士兵中不能自行养活自己的，就让他们住在官舍，供给饮食、衣被等物，用库钱补助费用；责令医生轮流诊视，记录治愈和死亡人数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百姓因此得以活命。安南发生战事，大军取道江西，诏令为万人准备物资；州县突然加赋急征，刍草粮食价格飞涨，百姓不堪其苦。公独自不烦扰百姓，事先准备完毕，又替军队安排住所、井灶和器具，样样有条理，军队经过后，市镇百姓竟不知道。福州佛寺很多，做和尚的人贪图其富饶，争相想做主持，并靠行贿请托。公秉公办事，让僧徒自行推选，登记姓名，依次补任，授予朝廷文书，在朝廷公堂发放，拒绝私人酬谢，以断绝左右之人借机索求的弊病。百姓出家者每三年登记一次，几乎有万人；全府借机索贿，竟聚敛钱数千万。公到任后不加禁止，这种风气却自行停止。他废除两座寺院，都是僧徒用囊橐进行奸弊的地方，并禁止妇女进入寺院。

译明州奉诏修完城墙，已经核定工程费用并作了防备。公到任后，最初测量城墙周长二千五百余丈，计划修建十座门楼；旧砖中可用的收取十分之四。公重新计算后，城墙减少七十余丈；在高丽使者出入的城门修建两座楼，旧砖收取十分之六；又招募人挑选丢弃的砖，其中可用的按量给钱，于是又得到十分之二。总共节省了很多工程费用，而且劳力出自役兵和雇工，没有涉及百姓。城墙建成后，负责劳役的人都升了官，公却没有自己表功。公曾认为州县困于文书往来繁多，百姓苦于官吏追呼骚扰，所以每到一处便发布教令：凡应下达到县里的事务，责令属吏衡量缓急并规定期限；期限未到，不再发文催促；期限到了仍不报告，就按罪责查办；期限与事务不相称，允许县里自行申诉，另定期限。凡案情和期限涉及追捕逮问的，州里不派人到县，县里也不派人到下属乡里。县里起初不太听从，公小则处罚主管文书的吏员，大则连县官一起弹劾，于是没人敢怠慢，事情都在期限以前办完，百姓不知道受到扰动；所节省的文书往来多达原来的数十倍。州中事务，督察、审核、稽查都有明确程序和期限。任用僚属时，根据才能使用，公总揽纲要条目，只责成他们完成任务而已。大概公所管辖的州很多都号称难治，等到公去治理，命令得到执行、禁令得到遵守，没有人敢不尽力。政事无论大小都得到办理，公堂没有积压的事务，监狱常常空置。人们只看见公早晚处理政务几刻钟便停止，好像没有用心，却不知道他所掌握的是简约而重要的原则，加上聪明、威望和信用足以成事，所以不劳心力而能治理。官吏百姓起初有的畏惧他的严厉，后来都安于他的政令。他离任以后，时间越久，人们越思念他。他在朝廷任职时，曾改革官告院和三班，太常遇到事情也不苟且简略；革除官告院积弊尤其多。他所规划的一切，至今仍遵守而没有改变。公还在民间时，就已经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像在朝廷任职一样；天下人也认为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早晚将受大任，或许能够阐明正道、恩泽百姓，以追继先王已经衰坠的事业。然而他晚年才得到仕进，做官又不肯苟且合流，施政只限于一个州。州中又有规矩，防止做官吏的人舞弊，不敢有丝毫出入，所以他的施政只是因时制宜，本来不足以发挥他的全部抱负，更何况更大的事业呢？公从做小官直到在朝廷，始终挺立不依附，远离权贵，因此爱护他的人很少。他编校书籍，积累九年，自己请求出任外官，辗转任职六州，又经历十多年，人人都替公感到委屈，而公却处之泰然。这时公已经同掌权办事的人不合，小人又乘机想排挤他。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往往因讥刺之辞获罪；公在防备祸患、远离小人方面，比他们严厉得多。政事的宽严张弛、操持控制，虽然出自自己，却从不废弃法度、任意行事，因此没有人能够中伤他，公也不为此动摇。幸亏天子圣明，察知公的贤能，几次想任用他。公被调往沧州时，皇帝召见慰劳询问，恩宠非常优厚，还告诉他说：“凭你的才学，当然会被众人忌恨。”于是把公留在京师。公也感激奋发，想有所效力。多次在便殿应对，所说都是国家大体，务求开阔皇上的心意，皇上没有不从容点头采纳的，并准备给予他大任。一天，皇帝亲笔诏令中书、门下说：“曾巩以史学著称，士人中应当由他主持五朝史事。”于是任命他为修撰。随后又告诉公说：“这只是任用你的开始。近世修国史，必定广泛选取文学之士，由大臣总领，从未有像这样把五朝大典独自交给你一人办理的。”因此世人不把任用公看作困难，而把天子识人明断、能够恰当任用看作难得。公早晚讨论史事，尚未写成草稿，适逢改正官名，便升为中书舍人；不等他入宫谢恩，就传谕让他立即赴任。当时从三省到百官，选授和任用了一批新任官吏。每天有几十人，每个人都列举自己的职掌来撰成诏令；凡约束义理、论述完备的，人们认为有三代遗风，皇上也多次称赞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的笺奏，按旧例由翰林学士主持，到这时皇上特意交给公办理。任职一百多天，不幸因病，又遭逢家中丧事，终于病重不起。公开始被任用时，天下相互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人才，都说他将受到重用；等听说公去世，人人叹息相吊，认为公的志向终究没有在世间充分施展，这大概是命运吧。公性情严谨，但待人坦然，不存疑忌隔阂。对朋友喜欢把话说尽，即使招来怨怒也不后悔。看见别人有所长，便鼓励成全，唯恐来不及。与人交往一定尽礼；有心怀恶意来的人，他反而更加恭敬接待，直到使那人心悦而去。对待僚属尽其情意，从未无故查问贬斥。有人因过失触犯法律，他竭力为之申辩审理，直到事情无罪才停止。在任官期间有买卖，买入必取厚价，卖出必给薄价。门生旧吏拿财物来交结，一概不接受。福州没有职田，每年出售园中蔬菜，收取价钱归入自己，常有三四十万。公说：“太守能和百姓争利吗？”于是停止，后来到任的人也不再收取。他一生没有什么玩赏嗜好，只喜欢收藏书籍，达到二万卷。任职四方时总是随身携带，亲手校勘，到老也不厌倦。又汇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卷。公从未专门著书，他的论述都因事而发。去世以后，把他的稿子汇编成《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后世学者根据公曾经说过的话，对于公没有说过的，也可以推知。当初，光禄仕途不顺而归乡，没有田地供养自己，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公当时还年轻，奔走四方谋求稀粥之类的供养。光禄不幸早逝，太夫人在堂，合家等待哺食的有几十口。太夫人凭勤劳节俭料理家事，又教育抚养四个弟弟，使他们相继得到俸禄做官；嫁出九个妹妹，都及时而且嫁得合宜。这个家族从衰败孤弱中重新振作并壮大起来，实在依赖公的力量。平时他从未远离太夫人身边，出仕外地时多次以方便侍奉母亲为由请求调官。太夫人特别疼爱他。唉！上天夺走我的母亲还不到几个月，又夺走我的兄长，为什么降下的祸患如此残酷，竟达到这种极端？难道是他们子弟积累了恶行，惩罚没有降到自身，反而牵连母亲和兄长，使他们抱有终身的悲痛，成为世人所深深耻笑的人吗？

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的母亲贤德，我的兄长德行盛美，却相继去世；所谓天道常常帮助善人，究竟又是怎样呢？作为子弟，不能自行灭身赎罪，本来已经是大罪；又不能推究根源，把前人的德行、善行和功绩托付给当代文章，使它们永远显著，这又是更大的罪过。何况公对于我的先祖来说，兄弟之间仍如父亲和老师；对于他的生平始末，都是我不敢废弃记述的。公下葬时，墓道应当有铭；在国史中应当有碑；也应当有所记载。我不顾自己的浅陋错误，忍痛停止哭泣，谨慎地把公历任官职和事迹记述如下。至于他的议论文章，见于公集中的，日后自然会有人传述，这里不再记载；这里只记他的大节，不敢遗漏，也不敢虚诬，用来告诉撰写公墓铭或碑文的人，并且等待史官来访求。祭文 祭奠彭江州的文章 唉！器资，怎么忽然就看不见你的安处了呢？谁说上天生下这样的人，生命和事业就只能到此为止呢？世人固然忌恨你的独立不群，难道上天也责怪你不肯诡诈随俗吗？不然，为什么你的寿命不到六十，官位不过四品，最终默默无闻而没有施展呢？唉！器资，世间所看重的东西，如学问、文章、言语、政事，只要有一样具备，便足以在士人中成为高士；何况你身处当世却奉行古道，践行仁义，众人所趋赴的事你看作无物，天下所背弃的事你却亲身承担，危险陷阱在眼前也不躲避，这些得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本来就是圣贤自我担当的责任，哪里只是超越当时众人而已？至于孝友显著于闺门，信义施行于乡党，身处荣辱而不亏损，面对死生而不慌乱，可以说内外德行完备，始终如一，实在是积水长流中的砥柱，应该成为大厦的栋梁。无奈正道还没有在当世施行，福泽还没有惠及百姓，你却忽然漂泊到偏远小国，最终过早夭折，不能享尽长寿。离开这光明的人世，进入那幽暗的地下，有志向却未能实现，只能含恨埋身泉台。唯有你独立卓伟的品格，像日月星辰一样横贯万世；那些一时的苟且所得，比起长庚星来，就如微弱的萤光。唉！器资，末世风俗衰败，朋友之道熄灭，彼此许诺推重的情分、切磋相助的益处都已消失，众人都懒散自得，只有你独自勤勉不倦。我生性昏昧愚钝，与世俗的趣味不同，只有你喜欢我，我们推心置腹、心意相合。我在你之前或之后，你都做我的羽翼；我有过错，你就是我的药石。如今你离世了，我做得好的地方还有谁来责备我？难道没有别人，只是没有人像你这样正直吗？唉！器资，想起当初我们在太学相从之始，亲密缠绵，已经二十多年了。中间我们一同在省闼任职、共同掌管诏书，出入朝廷议论，只有我和你始终同在。你如同飞黄，难道愿意被束缚拘系吗？意见不被采用，便离去而不须片刻。我也遭遇祸患，自己请求出任州官，踪迹虽有阻隔，心意却没有不同。去年离开京城，你留在我北方中途，感情无法表达，只能相对默默无言。我走了还没有到边境，你也被调往南方。谁说我们离合久远，竟连一年也没有经过？书信还没有送达，已经隔着生死永别。回到寝门痛哭一场，眼泪如泉涌。唉！器资，你的讣告传来时，我正被治罪放逐；回想一生交谊，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我想匍匐前往，却被自身羁绊，只能在千里之外寄托言辞，代替亲临号哭。代范枢密祭奠温公的文章 唉！上天保佑国家，把大龟赐给它，厚重地降生了我公，使他成为天下人的父亲和老师。伯夷、叔齐的清廉，颜渊、闵子骞的德行，子产的仁惠，叔向的正直，世人各自拥有其中一种，便足以成名。公兼有众多美德，勤勉不安，终日不息。九流百家之学，金匮石室中的典籍，他钩求探索深奥隐微之处，裁定其得失，探究治乱根本，经营治理天下的常道。撰作文章，著述井然有序。佩玄圭、穿大裘，望见他便令人肃然起敬。冬日温暖、夏日洪水，众人争先恐后地赶来。仁宗、英宗两朝，公的声名铿锵显赫。国家有正直之人，便能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折服它们。柔弱的树木，要靠墨线才能求得笔直；我公竭力进谏，君心便安定。神宗皇帝英武显赫，礼遇有德之人。公的进言有可取之处，显得高大严肃。言论有未被采用的，也不肯接受爵禄。穿深衣、戴幅巾，回到洛阳休息。公虽然休息了，四方却仍仰望他。君子、平民，直到异国之人，听到他的声名都怀念归附。对于父亲和兄长，上天所施予的并不均等，人们有时怨恨寒暑。公独受了什么施与呢？却得到四海一致的赞誉。元丰末年，国家发生大事。文德深厚的太后宽宥我朝神宗的后嗣，于是任命公出任宰相，使他取悦神灵和人。我的公在朝廷中，分量重达万钧。士人在朝廷庆贺，百姓在道路歌唱，农人在田野庆祝，军队在边境休息。温暖你们的寒栗，养活你们的饥弱，不让肌肤受伤，不让田地停耕；培植根本，枝叶便会茂盛。难道说是我来撰作吗？不过是遵循旧有的典章罢了。伟大的神宗皇帝在上天左右，赐公安享于家中，实在是把他遗留给圣明的后代。像《卷耳》诗中思念贤才那样，早晚在周京勤勉不息；不迷惑、不怀疑，终于成就了太平。公的去留，是百姓的忧喜；百姓的忧喜，又是上天的顺从或违背。难道只是人事吗？实在是上天所决定的。纯仁无才，却深深承受了公的恩德。人与人相知，贵在彼此知心。只有公真正了解我，洞察我的表里，采纳我的长处，认为我或许可以任用，于是加深结交情谊，坚定如丘山。这并不是我自以为如此，实在是公选择了我。清清的洛水，独乐园中；春天鲜花盛开，夏日修竹带来清凉。清酒清幽，我招请同伴一同游赏；公的嘉言琅琅在耳，仿佛有铭文刻在身上。朝廷偶然缺少人手，我充任枢密机关的职位，入朝参与国事议论，有幸亲聆公的教诲。六七年间，受到的益处无法计量。我私下祈愿能活到白头，跟随公一同归去。公因忧劳伤身，既已患病，希望或许能够痊愈；最终辅佐王室，国家举行祭祀盟誓，公却已经因病去世。我心中悲痛，不能赶到府门，只能入室哭泣。公已经大殓，我怀有终身的悲情，却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人生总有一死，如同早晨和夜晚交替一样。曾子将死时，知道自己没有失德而感到欣慰。公自身修养完备，公的志向已经完成，既享长寿而善终，也没有留下过失。像公这样的人，古今万中难有一个。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今日终于停下车驾。希望公能够想到这些话，稍稍舒缓我的悲痛。倘若确有鬼神，实在请听我这番祭辞。代为祭奠刘贡父的文章

译唉！你的勤学、博闻和敏捷，超绝一世。从古代典籍，到孔子、墨子及诸子百家，太史所记录的史书，民间传闻和野外杂记，远及荒远境外之事，阴阳鬼神之理，细小和宏大、万般不同的事物，你都亲自一一承载。下至律令，即使老吏也感到疑惑的地方；旧事旧章，即使朝廷中无人知晓，有人向你询问，也会像找到老师一样回去。你的学问直贯旁通，如水冲决堤坝、箭飞离弓；当时书林中的众多俊彦一同奔驰，满堂贤豪看着你，像麈尾挥动、骏足飞驰，奇异的毛色不受缰绳束缚。你被排挤出任各郡，官吏百姓既敬畏又思念你；在宛朐治理盗贼，不专靠诛杀。那位严厉的人曾欺骗别人，你爱护百姓而不触犯他们；你被贬斥到南方时，人们为你忧虑，你却安然归去。后来你白发苍苍，回朝任职；诏书说你来归时已经疾病缠身，但凭你的精明才智，仍足以长久发挥作用。谁能想到像你这样的人，竟然止步于此呢？国家失去君子，善人都为之叹息。正当你盛年时，政局有弛而不能张；后来既已遭逢机会，却又有人败坏你的刚强，谁与你为仇？竟使你的名声败坏百世。即使这样，到了今天，究竟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只有我和你同年考中进士，又结为婚姻，兼有恩情与义理。平生谈笑，宴饮席间的安乐欢喜，难道还能再有吗？面对这些酒肉，谨以祭奠。诗 我的祖父太师密国公曾在江楼赋诗，世人称为名篇。堂侄曾子绩得到这首诗，我因此居处而追念祖德，又喜爱子绩能够继承祖志，于是也赋诗一首。当年太史、谪仙翁，挥笔落在江楼，气势吐出长虹。再也没有琴樽相对、与鸥鸟相伴的情景，只空留下松柏面对秋风。自古以来，兰玉般的后代生长在台下；如今又重见溪山映入座中。回头看我哪里能够继承祖先的功业？倚着栏杆归去，思念祖先，附和鸿雁的声影。次韵二兄子宣先生所作《高阳众乐园成》，奉命移镇金陵。河间的文物确实值得嘉许，江左的风流也足以夸耀。水南水北有千竿竹，山后山前正值二月花。长久惭愧自己这个迂腐儒生怀抱郡守的印绶，姑且请俊雅的老将驻守军府。两州的耆旧没有多少，奇怪的是鲁、卫两地自来就是一家。游览石仙岩，依次和二兄子宣公的诗韵。尘埃沾身，华发已生，容颜更换；十年后重新来到这座旧关。天上的楼台在寂静的春色中，洞里的鸡犬在白昼悠闲自在。苔藓深厚，还认得曾经题字的石头；树木老了，却难以寻找旧日嬉戏的痕迹。还没有妄心便想归去，来年飞鸟又怎知是否回来。族兄的山庄 仕途道路崎岖，我把此身寄托其中。羡慕你筑起房屋，远离喧嚣尘世。能够把孝顺谨慎传为家法，哪里需要用声名震动世人？桑落酒有百壶，怎会吝惜一醉；竹林有千亩，不必忧虑贫穷。还想买田依傍丘陵坟墓，愿意日后往来时与你做邻居。出门寄语家人 出门以后天天想着归期，恐怕过了归期却仍不能归来。画角几声从别浦传来，孤舟一点背对着斜阳。行走时遇到山树在秋天前凋落，坐下看见江上云朵在水面飞行。全都是南方人的美好风景，客居之心却因这些而惊动，反而依依不舍。寄给吕南公 主人是天下第一，河南太守的儿子；又如无双的江夏才子。才华刚刚显露，便有人吹嘘，使之直上云汉；怎能让这样的才子憔悴地隐没在蒿莱之间？以风骚寄托兴致，垂下金色的薤叶；以翰墨传承家学，富有如玉杯般的才华。相知胜过白头偕老；乘小舟临别之际，仍久久徘徊。淮南道中 四面山岭草木茂盛，晨间云气上升；傍晚下雨，雨丝细密，地上还没有泥泞。碧绿的塘水深达几寻，浸润着鹅黄的稻秧，一片稻苗整齐。幽静的花朵铺满地面，像小小的金钱；野藤缠绕树林，翠色帷幕低垂，满眼都是。淮南的风景真好，只是时时听到子规啼叫，令人难以承受。海陵春雨日 公务不多，使者也少。下雨时衙门退堂，吏人归去。一炷沉香烟雾缭绕，春日阴气浓重；画角吹响三声，晚照微弱。桑间的野鸡还没有驯服，惭愧不能报告政绩；海鸥靠近身边，确实忘却了机心。只把静坐收摄心念，懒得向人间询问是非。南郭隐居 南郭萧条，居士的家园断墙荒沟，蓬草麻株遮蔽其间；筼筜映在水中，千竿挺直；简陋的小桥正对门前，一条小路斜斜通入。年老了还有图书相伴，忘却尘世劳累；贫穷而没有酒杯，靠此度过一生。偶然来到的轩冕富贵，哪里值得看重？还不如穿牛衣，驾着鹿车。次韵陈师道后山寄来的诗 故人在南北两方，感叹彼此离散。忽然拿到清新的诗篇，慰藉了我的思念。松树即使遭受雪霜，颜色也不改变；鸡鸣无论风雨，时刻也不差。你著书已经通晓蝌蚪古文，我却还在追逐鸒鸟般的微食。这样我便想离去，做一个林下隐士的朋友，懒得跟随年轻人去追逐新知。京口甘露寺 曲折高耸的楼阁倚在半空，诗意无穷，景色无尽。江声随着潮水来往，有逆有顺；山色在烟雾中时隐时现，或淡或浓。风月充满楼阁，任人尽情观览；万里乾坤使双眼豁然开阔。一片远云追随着斜阳而去，不知落在淮山的第几重。元祐六年十月庚午，皇帝从景陵宫移驾，前往拜谒先圣孔子的祠堂。进入大门后，下车步行到小次，从东阶登上，献爵，拜了两拜；礼官宣布礼成，然后退下。皇帝临幸太学，诏令博士都登堂就坐，诸生坐在两庑之下，命国子祭酒丰稷讲解《书》中的《无逸》篇直到结束。又临幸武成王庙后回宫。左丞相吕大防、右丞相刘挚率领百官随从。于是丞相赋诗来形容皇帝的德行，在职官员都作诗唱和。曾肇以礼官身份忝列诸大夫之后，谨慎地和诗一章。在琳馆陪同祭祀，天还没有到中午；皇帝尊崇儒学，传诏停止车驾来到太学。桥门之内聚集了无数衣冠之士，阙里排列着三千弟子。皇帝下车横持经书，尊崇往圣；垂衣而论道，效法前代君王。宗室公卿归美于皇帝，清正之风传诵不绝；若有和诗酬答，便从庙堂中传出。武夷山天柱峰 燕地和越地相望，路途有八千里。忽然惊见天柱峰落在酒樽之前，何如赐给我一双飞凫鞋？让我飞上峰顶，拜访列位仙人。南昌绣谷山幽谷亭 走尽车马尘土，踏见环绕的水石。谁使这个有千户人家的县城如此美好？原来正处在清丽华美之中。滁州琅琊山茶仙亭 山僧独自喜欢做些雅事，为我结起茅屋。把“茶仙”题在亭中，很是推崇樊川的诗。灵寿同年兄又把杞树碎屑分送给我。我再次作成小诗，代替善意的戏谑。在场屋应试十年，长铃斋中一笑；欢喜听到老师的言语，水薤般的交情相互结交，托付如金兰之契。腹中饱含仙人杖，心中存有姹女丹；将来走上玉京之路，同列侍奉天帝的官员。题献给王荆公墓 天上的龙髯已经断了，人间却飞来了鵩鸟。淮水不应当因此枯竭，所可惜的是钟山已经倾颓。华美的屋宇今非昔比，幽美的墓城封闭而不可开启。白发的门下之士，惆怅遥望，余哀无尽。《曲阜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曲阜集》卷四 南丰曾俨编纂 附录 授任大理寺丞、集贤校理制 诏令：朕的祖先取得成功、具有盛大德行，恩泽覆盖天下，本来不是文字所能完全称述的。然而史书和册书是国家的典章，上可以记载先帝言语行动的事迹，下可以记载群臣善恶的事实，传给万世，应当有人加以论述编次。你大理寺丞曾肇，因为文学才华被选用，参与完成可信的史书。朕认为你值得嘉许，因此加以褒奖提升，希望你恭敬地接受职事，以符合朕对你的恩宠。特授为集贤校理。元丰五年四月日。集贤校理转任朝散郎制 诏令：士大夫中有固定品秩的，都可以按资序升进，直到近侍之列，并优厚地享有三年一迁的常典。这不是因为近侍官亲近而偏私他们，而是进用贤才本来就有常规。你集贤校理曾肇，学术精深广博，文辞十分精工，操守品行坚贞正直，遇到事情不苟且。近来掌管国史，笔削之文光彩焕发；升任掖垣官，议论确实正直。有司考核成绩，依法应当升迁，现略升崇高品阶，增加重要职务。勉力承受这深厚宠光，更加思考应当如何报答称职。特授朝散郎。元丰五年五月日。转任国史院编修、判登闻鼓院、吏部郎中制。诏令：你国史院编修、判登闻鼓院曾肇，尚书省作为政务根本，失去职分已经很久了。朕使官职名实相符，恢复各自正常职守，所以郎官的选任品格很高，铨选总核之司所掌职务尤其重要。你凭学问、品行、才能和谋略，列职史馆，应该提升文阶，前去恭敬承当你的职序。朕正考察幽明善恶，公正办理黜免升降，希望你努力勤勉，以敏捷成就功业。特授尚书吏部郎中。元丰五年八月日。转任集贤院修撰，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制。诏令：朝廷靠号令来鼓舞四方，言辞没有文采，施行便不能长久。过去河西诸将读到诏书，便知道天子圣明；河北叛臣听到赦令，也使武夫流泪。因此朕思求贤能之士，让他代朕发言，了解百姓万物的真实情状，认识国家的大体。选择这样的人已经很久，近来才得到。你集贤院修撰曾肇，年轻时便懂得写文章，历事日久，更加通达事务；家传父兄之学，言辞具有汉唐风格。你在史册中编年，下手接触金匮秘藏，执笔记事，亲近侍奉丹墀；在整理简牍之外，试作诏令文章，文思油然而出而不枯竭，光彩焕发，值得观赏。让你立即拜任西垣之职，将进一步观察你日后的功效。即使文名可比苏武、李陵，也还不足以称为贤能；但办事若能同高适、崔颢一样，或许可以适用。努力竭尽才能，以报答这格外的恩典。特授中书舍人兼翰林院学士。元符三年九月日。转任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知制诰制 诏令：左右侍从之官，都是朕用来咨询访问、进献意见的，职责就在于此。只有翰林任职亲近而机密，对于经营各种政务、进退大臣，没有不参与咨询的，不只是掌管翰墨、典章和诏令而已。所以特别给予他的恩宠，不同于其他学士，重要性就在这里。如果不是才智能力足以出类拔萃，哪里称得上公选之人？中书舍人曾肇，纯正明达，修养洁白，秉持正义而不改变，学问有根源，可以谋划治理；文章有师法，可以代朕发言。因此提升他到右垣，使他就任此职。如今天下安宁，朝廷清闲，朕正要彰明纲纪，考察制度，使之施行于当世、流传于将来。希望你能够协助我来辅佐朕的志向，议论思考政事，以彰显谋略；润色这些文辞，使其体现在号令中。等待你表现出称职的功效，以符合朕求贤任能的心意。前去努力吧，以承当你的职序。特授翰林学士兼侍读、知制诰。元符三年月日。行状 公名肇，字子开，是建昌军南丰县人。曾氏一族出自鄫国，鄫是少康之子曲列最初受封的地方。经历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微小的事迹已不见于经传。春秋时期被莒国灭亡，世子巫到鲁国做官，于是去掉邑旁而改为曾氏。巫生夭，夭生阜，阜生晳，晳生参，参生元；西父子二人都成为孔门高弟，曾氏于是闻名于世。从此又隐晦不显，过了一千多年。到宋朝兴起，公的皇祖密公才凭文学侍奉太宗、真宗，成为著名大臣。父亲名易，官至太常博士，兄弟都在当时显扬名声，接连登上显要仕途。公生来就不同寻常，治平四年进士及第，调任台州黄岩县主簿。邵安简公亢任郑州知州时，推荐他的贤能，请他担任州学教授；四方士人听闻风声，跋涉而来，登门受经，座席没有空缺。当时皇上正要任用儒臣，想用经术造就士人；近臣说公的经学品行应当居于首善之地，不宜久留一郡。皇帝曾在延和殿召见赐对，公所陈说都是皇上想听的，问答持续很久，几乎要更换侍从了。授崇文校书兼国子直讲，不久升为馆阁校勘，删定《九域志》，改任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礼院，暂代判太仆寺、殿中省。元丰元年，授集贤校理，转殿中丞。过了很久，皇上读到公所撰写的《曾鲁公行状》，称赞写得好。适逢修撰仁宗、英宗两朝正史，于是任公为国史院编修官。中书公曾巩入朝判理太常，因亲属关系需要避嫌而罢免礼官职务，改判登闻鼓院。自秦以来礼仪文书残缺，先儒各凭臆测，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公任职期间多有厘正；在北郊亲自祭祀皇地祇，就是由公首先提出。虽然众议不同，公独自援引经书辨析，言辞精密准确，所以不同意见不能推翻他的主张。明堂配享遍及五帝，起初虽不合议，后来也得到施行。官制实行后，授吏部郎中；每逢便殿召见选人，皇上常常目送他们走出殿门才停止。再次升为朝奉郎，参与修撰两朝《宝训》。国史修成后，按赐宴旧例，不是侍从官不能坐在殿上，皇上特意命公入座；这种厚重的眷遇，大概表示将要任用公。不久遭逢太夫人丧事，在丧中悲哀毁损，瘦弱得很厉害；年纪还不到四十，胡须头发全都变白。服丧期满后入朝任户部郎中，又回任吏部，升为右司郎中。朝廷普遍施恩，赐给绯衣银鱼。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温公、吕申公为宰相，士人多迎合时势以求自效，公却独自挺立，不被世俗变化所动，因此诸公更加认为他贤能，知道他有恒常不变的德操。

译因为公曾任先帝的史官，所以命他充任《神宗实录》检讨官，提升为起居舍人，兼代理中书舍人。几个月后，召试合格，正式任命，升为实录修撰，赐三品服。起初刚授官还没有接受诏命，适逢任命叶康直为直龙图阁、知秦州，公立即上疏论说：叶康直一向没有听说有可用的才能，先前在陕西随军，损失败亡很多，先帝曾命令把他械系起来处死；叶康直谄媚侍奉李宪，最终依赖李宪才得以免死，由此可知此人的为人。他正应当被黜退，以彰明先帝的判断，怎么反而还要加以奖擢呢？执政者惊讶他没有事先禀告，言官又迎合执政，合力攻击他。范公纯仁在枢府，对人说：“如果善人不能被容纳，那么纯仁这一类人也不能留在这里了。”诸公知道公的议论是正确的，都替他说话上章，请求让他出任外官；五次上章都没有得到听从，于是他出朝办理事务。门下侍郎韩公维当面奏告范百禄所作所为不正，以及有十多件不合道理的事。帘中皇太后大怒，认为辅臣弹劾臣僚，应当公开具备奏章，明确论说曲直；既然没有明文奏章，和诬毁有什么不同？于是贬韩维为邓州知州。公不肯替他起草制书，两次上章论说：“韩维作为执政，为朝廷辨别邪正是非，确实符合大臣的体统。即使没有具备案牍，只是出于口头奏报，怎么可以就说他欺骗君主呢？大臣参与国家议论，评定人物是非，不一定每一件都必须形成文字，只看所说是否恰当，实行之后人心是否服从罢了。如今陛下责备韩维只是口头奏报，便说他有欺君的意思，我恐怕诏命下达之日，人心疑惑，认为陛下因为近似的罪名驱逐大臣；恐怕这对陛下盛大的德行不能说没有损害。执政大臣从此以韩维为戒，没有人敢开口议论人物是非。君臣上下彼此更加顾忌形迹，恐怕这不是陛下推心置腹对待大臣的情谊，也不是大臣竭尽全力侍奉陛下的道理。”最终由其他舍人起草制书施行，虽然皇帝没有听从士人意见，士人仍称赞公的做法。谏官王觌因说执政忤逆帘中而被罢职、知润州，公封还词头，说：“王觌这个人自身出入内外，并不足以决定事情轻重；但陛下把心腹寄托给大臣，把耳目寄托给台谏，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今王觌一说到执政，便当天将他罢去，这和爱护心腹、堵塞耳目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很危险吗？”皇上醒悟，加授王觌直龙图阁。三省商议更改科举制度，公独自提出建议，认为三代、两汉人才兴盛、风俗美好的原因，后世不能赶上，是因为取士重在实行，不专靠言辞的缘故。如今虽然诏令内外官员荐举经学明达、品行修洁的士人，中选之日优厚地给予恩典，不仅凭言论取士，还考察他们的品行，希望接近古代的做法。然而，只让人荐举，却不经过乡里的选拔，又没有实际考察；与那些被荐举者一起随众人投牒应试于有司，糊名誊录，只比较一天考试的长处，不仅使士人失去自重的道义，而且在考试之时，也无法同众人区别开来，那么所谓考察品行，也只不过是徒有其名的文章罢了。我认为应当另立一科，略加仿效三代、两汉选取士人、任用官员的方法，根据当今的适宜情况斟酌增损，总之不可失去古意而已。至于投牒请求应试、糊名誊录之类不是古制的做法，应一概废除；所给予的待遇和恩数，全部置于词赋、经义等科之上，希望使求学者尊崇经术、敦厚行义，人人都专心于自我修养。这样一来，人才不兴盛、风俗不美善，是不可能的。太皇太后接受册封时，有司检取章献明肃太后的旧例，打算在文德殿临朝，曾公亮上奏说：“臣伏见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只在延和殿垂帘处理政事；接受契丹使者朝见时，也只是在崇政殿临御，从未出到外朝。大概外朝是天子的正殿，太皇太后崇尚并保持谦逊的德行，不愿亲临，以此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由这番话推论，若在外朝接受册封，大概并非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因为旧例如此罢了。臣私下详细考察旧例，天圣二年，两制官曾议定皇太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封，仁宗亲自作出决定，特诏有司改在文德殿举行；这大概只是君主一时的制度，并非典章法制。希望下达明确诏令，屈从天圣二年两制官的意见，在崇政殿接受册封，以此仰相称太皇太后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谦恭自抑的盛德。”皇帝批示，命学士院依照曾公亮的请求拟降诏书。这一年坤成节，礼官建议在崇政殿上寿；关于登殿赐酒以及文武百官拜表的班次，都采用天圣三年的旧例。三省、枢密院特意下达朝会文书，没有完全采用天圣三年的旧例和有司的意见，而是引用九年在庆殿上寿、如同乾元节仪式的旧例。曾公亮上奏说：“太皇太后日前下诏书，说不敢把自己同章献太后相比；如今这一举动似乎同前后始末不相称，大概不是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执政大臣出于没有思考罢了。”奏疏呈上后，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曾公亮的筹划，太后的听取意见，前代没有可以匹敌的；如果不是君主圣明、臣子正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太皇太后的亲属中有韦城县百姓侯偁，欠着官府的钱，宫中批示特意宽限缴纳钱款的期限。曾公亮说：这是县官办理的事情，已经到了防范的末端，恐怕不值得因此烦劳诏令，来开启侥幸求幸之门。他又说：近来很有一些千方百计请求宫中降旨、特意给予差遣的人。这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损害二圣大公至正的德行，但臣私下担心侥幸之人会转相援引，烦扰亵渎圣上的听闻。要防微杜渐，应从今日起仍把仁宗关于宫中降旨的八条戒敕抄录进呈，请求把它放在座位右边，稍微帮助陛下省察阅览。奉使契丹回来，路过雄州、瀛州二州，百姓各自诉说经过国信使副陈述役法不便的事情。曾公亮说：臣对役法本来就不详细了解，请求明诏有司进一步考察，不怕增加或改动，直到归于便利百姓为止。过去熙宁年间重新制定役法，臣兄曾布确实参与了这件事；臣如今谈论此事并非没有嫌疑，但臣忝居从官，奉命出使，亲眼看见二州百姓有所陈述，不敢顾虑躲避、沉默不言，只为保全自己打算。又说：臣奉使回到河北，听说朝廷命王孝先在孙村口开口回河东流，使河水恢复旧道；等见到转运使谢卿材，他说河流已经稍稍流入地下，没有可以改回去的道理，只应堵塞支流，使河水向北流，这正是顺其自然、不要妄加干预。谢卿材曾经提出八件事情上报朝廷，简明清楚，似乎有可采纳之处，请下令水官和河北监司共同讨论，并比较谢卿材所陈述的利弊究竟谁是谁非，详细上奏朝廷，由朝廷择取其中妥善的意见决定施行，希望使议论早日确定。

译后来听说朝廷召都水司使王孝先、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判官张景先赴三省询问考察利害，但三人的意见不同，朝廷不敢凭主观臆断决定，于是派官员实地察看。然而诏书只命他们审察孙村口是否还有未尽的利害；如果孙村口不能修治，就在不靠近界河的地方踏勘一处。这就是说，虽然名义上是派官员实地察看，但一定要使河水改道的意图，早已在朝廷上确定了。那么派两位近臣带着几十名官吏奉命出行，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令人不明白。等到两位近臣回来，奏报与谢卿材的说法相同，于是调王孝先出知曹州，调张景先到陕西路。曾公亮竭力上疏论说他们的罪过，执政大臣不得已替他们改了任命。到绍圣初年，当时的舆论更加主张河水向东流，而河道一改就决口，公私都受到祸害，最终正如曾公亮所说。秦王后代应当正式承袭秦王爵位，诏令有司讨论应当立谁。曾公亮说：诸侯拥有封国，子孙以嫡长子相承，这是礼制；何况这是承接先朝所立的亮，传国已经两代，难道还可以重新讨论而夺取、迁改吗？四年春天旱灾很严重，中丞李常请求停止春宴，执政大臣对此感到为难。曾公亮带领彭汝砺上疏说：“天灾正在发生，百姓的粮食还不充足，正是君臣戒惧自持、忧虑体恤百姓的时候，却彼此饮食宴乐，恐怕没有办法消除天灾、使和气到来。” 第二天便下诏，停止春宴。两位大臣在朝廷议论政事，多次同当时的意见相违背，到这时逐渐不能被容纳了。当时丞相范纯仁、左丞王存议论国家大事，同两人意见一致；持不同意见的人想把他们全部排斥出去。有人把蔡确在安州所作的诗上奏，谏官们交相上章，认为这是诽谤讥刺，于是把蔡确贬到新州。范纯仁、王存两人争辩，未能获准，同时被罢免。在此以前，曾公亮和彭汝砺约定，起草诏制的人一定要极力论说此事。诏令任命曾公亮为给事中，尚未接受任命，彭汝砺起草诏制，言辞十分有力。谏官中有许多是前些日子同曾公亮意见不同的人，便说彭汝砺其实是受曾公亮指使，诬陷他出卖朋友。曾公亮不为自己辩解，坚决推辞新的任命，请求外任；奏章上了四次，授予宝文阁待制、知颍州。第二年调任齐州，还没到任，又改任陈州。在颍州，他疏浚清河一百多里，使东南的货物能够运输，人们至今还依赖这项工程。转运使等部使者商议开挖八尺宽的沟渠，疏导陈州、蔡州的积水，颍州人一向把这件事视为祸患。曾公亮反对他们的主张，使者用话语诱使他改变意见，曾公亮又写信驳斥他。等到调任陈州，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更加坚定，人们于是知道他不是偏私于一州。又过了一年，调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宋朝处在东南，孔道上士大夫的舟车首尾相接、车辙相连地到来，平日里宴请慰劳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曾公亮说：“修饰厨传来博取往来者的赞誉，我不做这种事。”于是积聚公帑的余钱，大力兴办学校，亲自加以训导，培养成人才的很多。任职数月，授任中书舍人，但任命文书没有下达。元祐七年秋天回到朝廷，擢升为尚书礼部侍郎。这一年，哲宗第一次到南郊祭祀，有诏令合祭天地，仿照祖宗旧例。曾公亮坚持以前的意见进行论说，言辞十分严厉，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上章自劾，调任刑部，但没有接受任命，请求离职；请求不止，降为知徐州。在徐州几个月，调任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路兵马钤辖。绍圣初年，调任知瀛州，充任高阳关路安抚使。哲宗亲自执政以后，重新起用旧臣，全部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多次称赞曾公亮议论礼制有操守。等到曾公亮入宫应对，他口头上不提垂帘听政的事情，所陈述的都是国家的大体，认为君主虽然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一定要依靠前后左右都得到合适的人才，把这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之道，时常召虞世南等人聚集在禁中，号称十八学士。退朝以后有空闲，便从容接见，询问请教从不厌倦，有时直到半夜。因此后世谈论治理，只称道贞观。臣认为如今应当慎重选择忠信、端正、善良、博古多闻的人，安排在君主左右，让他们参与谋划议论，准备接受顾问。至于那些深居法宫之中、亲近宦官的人，两者的利弊相差极为悬殊。” 他违背了近臣权贵的意愿，所以不能留任。当时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都被流放到岭南，最后又贬谪前史官范祖禹等人，以他们在实录中讥刺诽谤为罪名。当初实录完成，曾公亮和陆佃、林希因为按照通常的属例，各自升一级官。曾公亮上奏说：“臣没有参与完成书籍，不能因为别人的功劳而冒领赏典。”多次推辞都没有获准。到这时，林希任中书舍人，交还了所升的官职；曾公亮感到羞耻，自己陈述此事，希望侥幸免除，于是和陆佃一起被夺去一级官，降为小郡长官。任命曾公亮知滁州。御史说林希不应当不同于曾公亮，陆佃也不应当同曾公亮一样，于是又削去陆佃的职务。授曾公亮集贤院修撰，仍任滁州知州。任期满后，授任知泰州。又过两年，调任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钦圣太后暂时共同听政。一天，两府大臣奏事，帘内传旨说：“先帝在宫中曾经称赞曾某可以任用，鲁公任枢密使时，确实听说过这件事。”先帝指神宗。召曾公亮回朝，授任中书舍人。他当天请求入对，说治理之道在于广开言路而已。祖宗以来，多次下诏让百官按次序入对。神宗在熙宁初年举而实行，把它作为振兴功业、留给后世的法则。希望陛下遵循神考的旧例，恢复轮流入对的制度，下达不避讳的诏令，明白诏告百官，下至百姓，都可以极力陈述时政，不要有所隐瞒，然后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施行。并且对他们加以优厚奖赏，大的加以爵位官秩，小的赏赐金帛。他们的言论如果不足采纳，或者狂妄、抵触、违背，也一概置之不问，不把它作为罪过，希望借此鼓动天下敢于进言的风气。适逢四月初一发生日食，按旧例应当下诏征求直言，特意命曾公亮起草诏书，于是把向皇帝进言的缘由一并写明，向内外发布告知。于是投匦进言的人每天以千数计，所以皇帝能够全部听到天下的事情。有大臣想要陷害曾公亮，但一时找不到借口，于是改动曾公亮所撰写的孔平仲复官制词，写明孔平仲讥刺诽谤先帝功业的罪过，激使孔平仲自行辩解，借机排挤曾公亮。曾公亮把前后两篇制词抄录呈给皇帝，说：“陛下既然赦免了他的罪过，就只应写明圣恩使他复职的意思，不必再载录他先前被贬谪的罪过。假如他可以任用，就任用他；如果不可以任用，那么臣就是不称职，就请求罢免臣中书舍人的职务，以符合公议。”皇帝察觉这并不是曾公亮的罪过，催促他到中书省任职。等到入对时，皇帝安慰告谕了他很久。元祐年间的士大夫又因赦令得到甄别叙用，有的恢复旧职、主管一方。曾公亮上奏说：“活着的人所蒙受的恩典已经很厚了，只有那些游魂枯骨还没有蒙受圣泽。死后如果有知觉，难道会没有希望吗？请依照寇准、曹利用的旧例，查检臣僚中已经去世而曾被追贬，或被贬后死亡、尚未得到叙复的人，归还他们被夺去的官职以及本家的恩泽。”

译又请求依照祖宗朝的旧例，每次大赦以后设置审查、详定编配罪人的机构，由一名主管官员统领，使那些被流放、废黜、禁锢的人都均等地受到恩施，全部得到收录任用。这样一来，皇上的恩德就广泛施及生者和死者了。曾公亮多次升迁为朝请大夫，擢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几个月后又兼任侍读。皇帝曾从容地对曾公亮说：“你的学术在朝廷中没有人能超过，不在翰林院不能安置你。”曾公亮叩头道谢，趁机说：“近世帝王中善于治理国家的，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善于谈论治道的，没有谁比得上唐代陆贽。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理，评论者认为差不多可以赶上成康盛世，史官选取其中的大事另编一书，名叫《贞观政要》。陆贽侍奉唐德宗，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归根到底一定以帝王之道为根本，一定以六经的文章为依据。这两部书虽是一代的文章，实际上是历代帝王的龟鉴。伏愿陛下退朝以后，在考察经史的空闲，取这两部书放在座位右边，留心省览，发表言论、施行政事时以此为准，希望对盛德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他又说：“臣伏见诏书，得知州军长官辞见，以及文臣兼任一路兵钤和监司职任的人，都必须上殿听取指挥，如今全都停止不行。臣愚昧，私下对此不能理解。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尊位，正应当励精图治，每天接见群臣以扩大聪明、沟通众人的意见，却突然有这样的变更，臣私下担心四方听说后，有人会认为陛下厌倦了咨询，有人会认为陛下轻慢士人；而那些担任监司和长吏的人，也将苟且因循，没有自我振作的志向，这不是崇尚美德、兴起治功的办法。”两名给事中相继封还驳正，三省把任命书进呈，命中书舍人书写宣读后施行。曾公亮说：“三省各有职守，彼此不能侵犯越过；门下省之所以驳正中书省的遗漏，是因为中书舍人不兼任给事中的职事。我恐怕因此破坏官制，损害治理的体统。”谏官陈瓘因为谈及东朝参与政事而被贬谪，曾公亮恰好在馆中陪伴契丹使者，事情完毕回到家中，立即上奏两宫说：“陈瓘昨天所论之事，臣虽然不知道详情，但从诏书来看，陈瓘的话虽然狂直，他的用意却是忠诚。为什么呢？陈瓘以一个疏远的小臣身份，妄自猜测宫闱之事，披露书写自己的内心，没有顾虑和避忌，这就是臣所说的狂直。皇太后有拥立明圣、世所罕有的巨大功劳，又有提前归政、胜过常人的盛德，万一有丝毫可以被人指责议论的地方，对于圣德也不能说没有牵累。陈瓘凭借爱戴君主的诚心，陈述预先防范的劝诫，想要启发圣心、保全盛美，忘却自身而为国家谋划，这是臣子难以做到的事，这就是臣所说的忠诚。过去东汉明德皇后常对章帝说：‘我只想含着糖逗弄孙子，不再听闻政事。’章帝也能不顾及生母，极尽尊奉的礼节，所以当时母子二人的贤德，被写在史册上，成为后世的法则。本朝慈圣光献皇后归政以后，寄情于尘世之外，经历英宗、神宗两朝，功劳盛大、德行完备，至今仍受到称美。曾公亮处置皇上与太后母子之间的关系，委婉周详，涉及许多人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不能一一记载。当初陈瓘获罪，左右近臣没有人敢说话，只有曾公亮把话全部说尽，请求恢复陈瓘的旧职；他这样冒犯龙颜、触犯权贵，大多都是这一类事情。在此以前，礼部议论哲宗升祔，认为应当在太庙殿增加一室。曾公亮提出意见说：‘《尚书》《礼记》都说七庙。本朝从僖祖以下，到仁宗时才具备七代，所以英宗祔庙时迁出顺祖，神宗祔庙时迁出翼祖，三昭三穆符合典礼。如今大行皇帝祔庙，应当同神宗成为昭穆关系，向上迁出宣祖，以符合礼文中七世、三昭三穆的义理。’当时任礼部官员的人正是执政大臣，所以曾公亮的意见被压制了。当时议论的人又说，皇上应当为哲宗服丧一年，采用兄弟之间的丧服。曾公亮在迩英殿讲读《史记》，读到尧去世、三年丧服完毕时，便说：“尧、舜同出于黄帝，舜却为尧服丧三年，是因为舜曾经作为臣子侍奉尧。”侍读温益进言说：“《史记》所载世系次序不足以相信；如果尧、舜同出一族，那么舜娶尧的女儿，就是娶了从祖姑。”曾公亮把《史记》的世系次序以及《礼记·祭法》《大传》的说法拿到皇帝面前质问，温益无言以对。当时有人陈述公正中正的意见，认为元祐、绍圣都各有过失。鲁公传达皇帝的命令，皇帝命曾公亮按照这一意旨起草诏书，明白告谕天下。曾公亮见皇帝时说：“陛下想建立皇极，以消除朋党，必须先分别君子和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他反复开导说明，言辞十分恳切。不久诏书从宫中发出，皇帝命鲁公任宰相；鲁公恰好在禁中起草诏书，于是列举几件事作为告诫，包括让百姓得到休养、总核各项政务、甄别叙用贤能、敦促奖赏正直、澄清风俗、振作整肃纲纪。曾公亮退朝后同鲁公谈论，没有不反复恳切地以这些事情相劝的。本朝学士中，弟弟起草哥哥的制书，只有韩氏和曾公亮没有其他人可以相比，士人舆论以此为荣。但曾公亮独自担心功名过盛，极力请求外任，奏章上了三次，又三次请求入对，援引祖宗朝学士许允辞避亲属嫌疑的旧例，一定要达到目的。皇帝当面告诉他说：“朕刚刚即位，首先召用你，怎么可以马上请求出外任职呢？”授任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务。曾公亮修撰哲宗实录，仍然照旧担任侍读。他恳切推辞了一个多月，不接受任命，又请求外任更加坚定；皇帝把他请求外任的奏章封还，他才出来谢恩，但仍然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皇帝坚决勉强他留下，所以他退下后奉诏任职。朝廷更改茶法，内侍阎守懃主持这件事，曾公亮认为不可以同百姓争利。当时阎守懃正得势，势力倾动内外；如果不是坚守道义不改变，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元符元年，太史再次上奏，四月初一太阳应当发生日食。曾公亮请求入对，说：“如今接连几年日食都发生在正月元旦的夜晚，红色的气象横贯天空，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一定有它发生的原因。”于是陈述天人精气消长的道理，至诚激切，言语间流下眼泪。退朝后竭力请求外任，获授知陈州，调任知太原府，充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曾公亮上奏说，西部边事向来不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臣兄曾布曾参与处置，议论此事时不免有妨碍和嫌疑，竭力推辞不赴任。改任知南京。曾公亮先前自己陈述说，调任宋州留下的遗爱还没有远去；这时无论老幼都到境上交相迎送，宋州人听说曾公亮再次到来，欢腾震动全城。调任知扬州兼淮南东路兵马钤辖。

译到任仅一天，就调任知定州路安抚使。诏令说元祐士大夫再次被降职贬黜，曾公亮认为道义上不能只保全自己，请求同他们一起被贬。进言者接着攻击他，于是削去龙图阁学士，贬为知和州。在赴任途中改授舒州灵仙观。此时鲁公已经罢政，言路官员大多是平素同曾公亮不合的人，只是不敢公开地诵言排斥曾公亮，于是说元符末年有外臣上书议论宫禁之事，便在弹劾大臣数人的奏疏中把曾公亮的名字列在其中，以此获罪，削去两级官，迁居岳州。第二年秋天，朝廷审理上封事、持有不同趋向的一千多人，于是追究曾公亮起草求言诏书的过失，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在汀州两年，他闭门不与人交往，每天只读几卷书。室内仅能容下一张床，他坐卧都在那里，像是准备在那里终老。别人难以承受这样的忧患，他却处之泰然。手诏规定左迁官员可以迁往内地，于是把曾公亮移到台州。鲁公也从衡州移到舒州，诏令在途中下达，还没来得及到达迁徙之处，又依照惯例恢复爵位官秩，授曾公亮朝散郎，同鲁公返回居住在润州的乡里宅第。兄弟二人头发已经斑白，彼此相从，这是人们所羡慕的。过了一年多，两人同时卧病，曾公亮立即吩咐几个儿子：“我活着时没有来得及奉养太师，太师去世后一定要把我葬回他的墓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从这以后十天之内，他谈话都没有涉及家事。鲁公去世，第二天曾公亮也起不来了，实为大观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岁。累计勋官至上护军，封曲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因八宝恩诏追复朝请郎，后来又因恩典恢复朝请大夫、集贤院修撰。曾公亮天性仁厚，但刚正宏大的气概自然显现在脸上；远望似乎不可侵犯，接近他却温和可亲，不用询问就知道他是成德君子。他同人交往，无论远近亲疏，从不说虚浮的话加以修饰；容貌始终以诚意待人，提携后进，唯恐来不及。一经品评，人人都能自我勉励。他从年轻时就努力学习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书，没有什么不研究，吸收精华、涵养实质，以此蓄积自己的德行；不像世俗儒生只拾取华美辞藻，雕琢组织成文章而已。他经世治国的才能，大概都是平素积累的。所以他在朝廷便把论议思考的责任当作自己的责任，出任外藩时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在瀛州实行救荒政策，救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到任期届满交接时，百姓挽留他，甚至堵塞道路、关闭门户，使他不能离去。他先后治理十一州，像这样的事无法一一列举。然而在曾公亮看来这些都不足称道，所以略去不载。他平日对物质没有嗜好，只有藏书一万多卷，亲手校勘，到老也不厌倦。他穷尽探究、广泛搜集，没有遗漏。即使是敌国境内山川道路的远近、平坦和险要，也没有不完全了解的。他同辽国使者交谈，把其中曲折详细地说出来，使他们都大为惊服。等到他从胊山回朝，某官某人送北方使者回去，使者对某官说：“昨天约定的诏日执掌某事的人，难道不是曾舍人吗？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他受到远方之人的钦敬，就是这样。家中一向贫穷，他从不把有无放在心上，却急于抚养孤儿、赈济贫困者。从平民直到身居显位，他的居处、衣服、饮食没有一点变化。他去世那天，家中没有新衣服，灵床上没有完整的被子，帷帐器用质朴破旧。全家上千口人没有可以归依的地方。听到他的德行的人，即使是平庸之人和卑贱之类，也都为之叹息流泪。几个孤儿占卜，按照遗命于二年十一月把曾公亮葬在南丰县世贤乡梅潭源头。曾祖父名仁旺，多次追赠太师、沂国公；曾祖母陈氏，楚国太夫人。祖父名致尧，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追赠太师、密国公；祖母黄氏，赵国太夫人。父亲名易占，太常博士，追赠太师、鲁国公；母亲周氏，周国太夫人；吴氏，吴国太夫人；朱氏，鲁国太夫人。娶强氏，多次封为和义郡君。强氏是尚书祠部郎中、三司户部判官强至的女儿，有贤良的品行和才能，善于治家。他们有八个儿子：长子绲，通直郎、知扬州天长县丞事；次子纵，承事郎、监太平州芜湖县酒税务；绚，宣义郎、监兖州东岳庙；统，将仕郎、监应天府拓城县税务；緎，将仕郎、监睦州酒税务；纬，承务郎、权知泗州招信县丞事；续，纁，举进士。四个女儿：长女嫁宣德郎王律；次女嫁宣义郎刘伫；另有两个嫁给孙氏。孙子二十五人：悰、恪、慥、悦、懐、悟、愔、悌、恂、愖、怡、恢、恒、恽、憓、忳、惔、懔、懙、憺、恮、懊、栗、懻、恊。孙女六人。曾公亮凭文学闻名，自此得到皇帝的知遇。朝廷每次修撰一部书，必定把曾公亮列为首选。从仁宗到哲宗四朝的大典，曾公亮都参与其中。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议》十二卷、《迩英进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书讲义》八卷、《曾氏谱图》一卷。曾公亮去世二十多年后，今天子即位，把元祐年间被贬死者的官职全部归还，恢复曾公亮龙图阁学士的官职。绍兴二年，赐谥号文昭。曾公亮长期担任论思之职，参与订正国家的议论，所作的贡献很多。兵火之后，朝廷的典籍几乎全部焚毁。曾公亮即使有至高的言论和显著的品行，已经写在天下流传的记载中，但岁月流逝，恐怕时间久了会渐渐失传，所以摘取他的主要节操详细记载下来，以备日后史官采录。神道碑　　　　　　　　　　杨时【龟山】曾公名肇，字子开，姓曾。他的先世是鲁人，后代迁居豫章。五世祖名洪，任南丰县令，于是就在这里安家。高祖名延铎，任散骑常侍。曾祖名仁旺，追赠尚书水部员外郎，封沂国公。祖父名致尧，任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追赠右谏议大夫，封密国公。父亲名易占，任太常博士，封鲁国公。母亲为京兆郡太君周氏、文城郡太君吴氏、仁寿郡太君朱氏。曾公生来聪颖敏捷，不同寻常；幼年时就能诵读几千字。跟随堂兄中书舍人曾巩学习，日夜不间断。写文章温润而有法度。治平四年考中进士，调任台州黄岩县主簿。邵安简公亢任郑州知州时，推荐他的贤能，请他担任州教授。四方士人听到风声前来，接踵到门受学，座位没有空缺。当时皇帝正崇尚儒学，王荆公安石说，曾公学问品行应当位居首善之地，有诏召他到延和殿应对，授崇文院校书，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删定《九域志》，改任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礼院。太常礼制自秦以来残缺，先儒各自凭臆测解释，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

译曾公任职期间订正了许多礼制，亲自祭祀皇地祇于北郊，大概就是由他首先提出的。代理判太仆寺、殿中省，授集贤校理，修撰仁宗、英宗两朝正史，转任国史院编修官，判登闻鼓院，授尚书吏部郎中。官制施行后，每当皇帝在便殿召见候选官员，常常目送他们走出殿门才停止。曾公参与修撰两朝《宝训》，制诰中有“学术精博，操履坚正”的称誉，实际是他的兄长曾巩起草的。元丰五年九月，母亲去世，他离职服丧。第二年四月，兄长曾巩去世，曾公同兄长鲁公的儿子子宣服丧，悲哀超过礼制。起复授曾公尚书吏部郎中，接伴契丹贺正使。元祐元年，任实录院检讨官，擢升起居舍人，转任中书舍人。谏官王觌说执政大臣违背诏旨，被削职知润州。曾公封还词头，说王觌一人出入内外，官职升降不足以影响大局；但陛下把心腹寄托给大臣，把耳目寄托给台谏，两者相互依靠，缺一不可。如今王觌一进言涉及执政大臣，便当天把他赶走，这是为什么珍惜心腹却堵塞耳目，难道不危险吗？皇帝醒悟，加王觌直龙图阁，任曾公给事中。曾公请求外任，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第二年调任邓州、齐州、陈州，又过一年调任知应天府。元祐七年入朝任吏部侍郎。哲宗亲自执政以后，重新起用旧臣，全部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多次称赞曾公议论礼制有操守。等到曾公入对，他不提垂帘听政的事情，所陈述的都是国家大体。他认为君主虽然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必须依靠前后左右都得到合适的人才，把这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如今应当慎重选择忠信端良、博古多闻的人，安排在君主左右，让他们参与规谏议论，准备接受咨询。至于那些深居法宫、亲近宦官的人，两者的利弊相差极远。违背权贵近臣的意愿，所以不能留任，授知徐州。几个月后，调任知江宁府，又任知瀛州。同兄长鲁公互换镇守之地，授集贤院修撰，出任知陈州、秦州、福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钦圣太后暂时共同听政。一天，两府大臣奏事，帘内传谕说：“神宗在宫中时，常称赞曾肇可以任用。”召回曾公，授中书舍人。他当天请求入对，说治理之道在于广开言路而已。适逢四月初一日食，按旧例应当下诏征求直言，便命曾公起草诏书。曾公又上疏说：“陛下简朴清静的教化，或许比以前衰退了；宫室、服饰、玩物的奢侈，声色、伎艺的爱好，或许已经萌发于心；刑狱日益显著的弊病，又重新产生。忠臣和奸邪还没有辨别，政令、赏罚还没有恰当。左右前后阿谀奉承、蒙蔽视听，暗中玩弄威权福柄的人还没有除去。四方万里含冤失职的百姓，还有不能申诉伸张的。”皇帝因此改变脸色，曾公便把向皇帝进言的缘由一并写明，向内外发布告知。于是投匦进言的人每天以千数计，所以皇帝能够全部听闻天下的事情。执政大臣因此厌恶曾公，想借事除掉他，皇帝没有听从。元祐年间被贬谪的臣僚，都因赦恩得到甄别叙用；曾公请求把死者也一并记录，作成诏词，内容哀厚恻怛，读的人都为之感伤。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制诰。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因进言获罪，没有人敢救他们，曾公极力论辩。曾公曾上奏说：“近世帝王中善于治理的，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善于谈论治道的，没有谁比得上唐陆贽。太宗贞观之治，评论者认为差不多可以赶上成康。史官选取其中的大事另编一书，名叫《贞观政要》。陆贽侍奉唐德宗，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归根到底，一定以帝王之道为根本，一定以六经文章为依据。这两部书虽是一代的文章，实际上是历代帝王的龟鉴。希望陛下取来这两部书，放在座位右边，留心省览，发表言论、施行政事时以此为准，希望对圣德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曾公在迩英殿讲读《史记》，读到尧去世、三年丧服完毕时，便说：“尧、舜同出于黄帝，舜却为尧服丧三年，是因为舜曾经作为臣子侍奉尧。”侍读温益进言说：“《史记》所载世系次序不足以相信；如果尧、舜同出一族，那么舜娶尧的女儿，就是娶了从祖姑。”曾公把《史记》的世系次序、《礼记·祭法》《大传》的说法拿到皇帝面前质问，温益无言以对。当时有人陈述公正中正的意见，认为元祐、绍圣都各有过失。鲁公传达皇帝的命令，命曾公按照这一意旨起草诏书告谕天下。曾公见皇帝说：“陛下想建立皇极，以消除朋党，必须先分辨君子和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他反复开导说明，言辞十分恳切。不久诏书从宫中发出，皇帝命鲁公任宰相；鲁公恰好在禁中起草诏书，于是列举几件事作为告诫，即让百姓休养、总核各项政务、甄别叙用贤能、敦促奖赏正直；他没有不对这些事反复恳切地嘱咐的。本朝学士中，弟弟起草哥哥的制书，只有韩公和曾公没有其他人可比。鲁公任宰相以后，曾公为避亲属嫌疑，请求引退，授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乙宫，修撰哲宗实录、神宗宝训、国朝会要，出知陈州，调任太原府、应天府、扬州，又调任知定州。元祐士大夫再次被降职贬黜，曾公认为道义上不能只保全自己，请求同他们一起被贬；进言者接着攻击他，于是削去学士职务，贬为知和州，途中改授主管舒州灵仙观，又改知岳州，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这是崇宁元年九月的事。崇宁五年春正月，发生星变，诏令征求直言，毁掉元祐党人碑，恢复被贬者的仕籍，曾公得以移居台州；还没到台州，又恢复朝散郎，寓居润州。曾公历事三朝，先后治理十五州，其中三次任陈州长官；所到之处都有威望和恩惠，离任后百姓都思念他。他在朝廷多有建言明断，朝廷倚重他。曾公天性仁厚，但刚正宏大的气概显现在脸上；远望似乎不可侵犯，接近他却温和可亲，真是成德君子。他的文章精美，能够承继家学，具有两汉文章的风格。他不以言语神色向人假借，却慎重持重，具备大臣的体统；当今可以差不多赶上前辈风流的，只有曾公一人。曾公在建中靖国元年封曲阜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大观丁亥八月三日卒于镇江。生于庆历丁亥九月二日，享年六十一岁。娶钱塘强氏，是尚书祠部郎中强至的女儿，封兖国夫人。

译强夫人生于庆历戊子十月十五日，卒于宣和四年壬寅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五岁。曾公有八个儿子：绲、纵、绚、统、緎、纬、续、纁。绲中宏博科，纵任通直郎，绚任提举湖北常平仓，统、纁考中进士，緎任常州通判，纬任承议郎，续为乡进士。孙子二十五人，都能够继承他的学问。其中有名悟的，凭进士身份任亳州士曹，遇到靖康之变，骂敌而死，特意表彰其忠节。悟的弟弟恬曾经跟随我交游，后来任宗正丞。曾公的子孙已经把曾公和夫人葬在南丰塘源耆皈信寺的左边。如今朝廷采纳太常的请求，追赠曾公少师，赐谥文昭。当时曾公的儿子侍御统前来请求我为他的墓志铭作铭，于是我看了他所作的行状而为之叙述。不能全部叙述的事情，国史中已有记载。曾公所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奏议》十二卷、《西掖集》十二卷、《内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流传于世。唉！读曾公的书，本来就可以看出曾公的为人。铭文说：啊，曾氏一族，世代都有美好的声誉，努力追求世代相传的德行。曾公和他的兄弟们，曾公的文章，温润而有法度。曾公身在朝廷，端庄地列于朝班；他的德行和言论，可以作为规范，可以作为老师。施及子孙，忠孝都合宜。石室和金縢，铭记着美好的名声。千秋万古，都可以把这里作为仪范和鉴戒。《宋史》本传 曾肇字子开，考中进士，调任黄岩县主簿，因推荐任郑州教授，擢升崇文院校书，任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礼制自秦以来残缺，先儒各自凭臆测解释，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曾肇在任职期间订正了许多礼制。亲自在北郊祭祀皇地祇，大概就是由曾肇提出的，其他不同意见不能改变他的主张。兄长曾布因论说市易法的事情获罪，也牵连曾肇，使他被夺职，滞留馆阁之下；又有许多希望窥伺过失的人，众人都替他担忧，曾肇却安然自若，没有怨怒。曾公亮去世，曾肇为他撰写行状，神宗看后嘉许，升任国史编修官，进为吏部郎中，又调任右司，任神宗实录检讨。元祐初年，擢升起居舍人，不久任中书舍人。他论说叶康直不应知秦州，执政大臣惊讶他没有预先禀告，御史于是攻击他，曾肇请求离职。范纯仁在朝廷说：“如果善人不能被容纳，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留在这里了。”竭力为他进言，于是曾肇获释。门下侍郎韩维上奏范百禄的事情，太皇太后认为这是诋毁，派范百禄出任邓州知州。曾肇说：“韩维是在替朝廷辨别邪正，不能因为疑似而驱逐是非不明的人，臣不应起草制书。”谏议大夫王觌因论说胡宗愈而出任润州知州，曾肇说：“陛下把心腹寄托给大臣，把耳目寄托给台谏，两者相互依靠，缺一不可。” 如今若因执政者的议论就立即罢免他，这就是爱护心腹却堵塞耳目了。”皇帝醒悟，加授曾肇为直龙图阁。太皇太后接受册封时，诏令遵照章献太后的旧例，在文德殿举行册礼。曾肇首先进言说：“天圣初年，两制官曾议定在崇政殿举行受册礼，仁宗特意加以改变，这大概只是当时的制度。如今皇帝追述仁宗的旧例，以充分表达崇奉孝敬之诚，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我私下认为，太皇太后应当在此时特地下诏，宣扬皇帝孝敬的诚意，同时坚守谦德，委屈自己遵从天圣年间两制官的议议，只在崇政殿举行，那么皇帝的孝心会更加显著，太皇太后的德行也会更加尊崇。”坤成节上寿礼的仪议确定后，命百官在崇政殿列班，曾肇又进言说：“天圣三年，近臣在殿廷列班，百官只请求到内东门拜表；到天圣九年，才在防庆殿举行朝礼。如今太皇太后的盛德不肯自行比同章献太后，应该按照天圣三年的制度办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元祐四年春天发生旱灾，主管官员仍在议论举行春宴，曾肇与彭汝砺一同上疏说：“上天的灾异正在发生，正是君臣侧身戒惧的时候，却相互饮食宴乐，恐怕无法消除并恢复天变。”第二天便有诏令停止春宴。蔡确被贬到新州，曾肇先前曾与彭汝砺相约，一同极力论奏此事。诏令任命曾肇为给事中，彭汝砺独自封还制书，言官便说曾肇出卖朋友；曾肇一点也不为自己辩解，以宝文阁待制出任

译颍州知州，后来调任邓州、齐州、陈州、应天府。元祐七年，入朝任吏部侍郎。曾肇在礼院任职时，曾提出在北郊举行亲祠之礼的议论。这一年应当举行郊祀，曾肇坚决坚持先前的主张。后来改为合祭天地，他便自我弹劾，改任刑部职务；又请求解除职务，始终没有停止，于是出任徐州知州，调任江宁府。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后，重新起用旧臣，多次称许曾肇关于礼制的议论，催促他入朝回答政事。曾肇说：“君主虽然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但必定要依靠前后左右任用得当的人，把这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现在应当选拔忠诚、诚信、端正、贤良之士，安置在近臣班列中，参与谋议，充任顾问，以及那些深居法宫、亲近供奉的人。这样做与不这样做，得失相差万万。”权贵近臣厌恶他的话，出任瀛州知州，并与兄长曾布互换任地。当时正办理实录和谤讪罪一案，他被降为滁州知州，后来稍稍恢复为集贤院修撰，历任泰州、海州知州。徽宗即位，又召回任中书舍人。四月初一发生日食，按例应当下诏征求意见，曾肇详细陈述皇帝的过失。诏书下达后，投匦进言的人络绎不绝。章惇厌恶此事，想借机罢免曾肇，皇帝没有听从。元祐年间被贬斥的臣僚，都因赦免之恩得到甄别叙用，曾肇请求把已经死去的人也一并记录下来，撰写训词，内容哀痛深厚、恻隐感人，读者都为之感伤。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因进言获罪，没有人敢于营救，曾肇极力论奏，请求为他们申辩解脱。当时舆论认为元祐、绍圣两个时期都有过失。曾布任相时，皇帝命曾肇起草诏书，向天下晓谕。曾肇面见皇帝说：“陛下想要建立皇极，以消除朋党，必须先分别君子和小人，赏善罚恶，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把道理阐述得十分详尽，后来诏书便从宫中直接发出。曾布拜相时，恰好由曾肇负责起草制书。本朝学士的弟弟为兄长起草拜相制书，只有韩维和曾肇被认为是士大夫中的荣耀。建中靖国元年，太史奏报四月又将发生日食，曾肇请求入对，说：“近年来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灾咎和异常已经明显显现。陛下简朴、节俭、清静的教化，或许不如从前；对声色、服饰、玩物的爱好，或许已经萌发于心；忠臣与奸邪、贤能与不肖，或许还没有辨别清楚；赏赐庆典与刑罚威权，或许还有不恰当之处；左右近臣阿谀奉承，蒙蔽视听；有人妄行举荐，百姓的冤屈和官员的失职，郁结而不能伸张。这些都应当反复修省，痛切地自我责备，以弥补天变。”说到这里，他流下眼泪，皇帝悚然惊惧，顺从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曾布在相位，援引旧例避开禁中职务，拜为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乙宫。不久出任陈州知州，历任太原、应天府、杨州、定州二州。崇宁初年，被削去职务，贬为和州知州，调往岳州，继而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崇宁四年回到润州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自熙宁以来四十年间，大臣们交替掌权，邪正相互倾轧，党争之论屡次兴起，曾肇身处其中，多次与人不合。曾布与韩忠彦一同任宰相，曾肇早晚都在设法倾覆他们。曾肇平日曾写信告诫曾布说：“兄长现在得到皇帝信任，应当荐举任用善人。”第二天又正面说明杜惇、卞复起的苗头；可是几个月以来，所谓正直之人、吉善之士，一个接一个离开朝廷，所荐举用来担任辅佐、侍从、台谏的，往往都是从前侍奉杜惇、卞的人。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今天一定首先引荐这些人，把这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计策，想到这里，真令人痛哭。等到君主的意向已经改变，小人的势力增长，他们进朝就一定在皇帝面前攻击元祐旧人，退朝则把元祐旧人全部排挤出重要职位。将来杜惇、卞即使还没有达到蔡京那样的地步，也足以兼有两人的祸害，不能不深思。”曾布不能听从。不久，蔡京掌握政权，曾布和曾肇都未能幸免。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庄严肃，从小努力学习，广泛阅览经书和传注；所作文章温润而有法度。他历任十一州，任职之处大多有良好的政绩。绍兴初年，赐谥号文昭；他的儿子曾统官至左谏议大夫。

译史臣评论 史臣评论说：“曾巩在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立言，舒缓从容而不烦琐，简约深奥而不晦涩，卓然自成一家，实在是很难做到的。曾肇以儒者的身份兼有能吏的才干，宋朝中叶，文学和法理都很精通；他的才能像曾氏家学，大概具有两汉的风格。” 西郊野叟评论 西郊野叟说：“公在元祐年间任西掖，元符年间再次入朝，所著另有一部名为《庚辰外制集》的书。公所作制诰温润典雅；他起草兄长拜相的制书，汪玉山称赞它，认为写出了任命次相制书的体制。” 宋濂溪学士的话 学士宋潜溪说：“曾氏出自郕国公一支，自都乡侯曾据南迁以来，世代都有显赫人物。到了文定公曾巩、文肃公曾布、文昭公曾肇，起于南丰，终于凭文章名闻天下，学者共同仰慕他们，不亚于景星与卿云。文肃公的儿子、司农少卿曾纡，谨守家法，也以辞章著称。君子说他如同鲁殿、秦碑，见到的人都珍爱。司农少卿的从孙曾季狸，又能在文章上大有发挥，文辞质朴而义理正大，乾道、淳熙年间的名公大多敬畏他。此后，作者们接连继承这条道路，实在不能一两个数清。唉！南丰曾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啊！” 画像赞 禀有仁厚的天性，发扬刚正浩大的正气；立于朝廷之上，容貌端庄严肃，从不借助他人的辞色和言语来周旋。这正是所谓前辈的风范，真正具有大臣的体统。唉！仰望看见您的仪容形貌，难道这就是所谓善于知言的君子，使人受到感发而奋起吗？宝祐四年二月上戊日，后学小生陈宗礼在世孙曾君有富家中得以拜见公的遗像，又读了杨龟山先生所作的神道碑，因而有所感触。于是摘取其中的要旨，作成这篇赞来赞颂公。” 《奏议遗集》后序 嘉靖壬戌年季秋刊刻曲阜先祖文昭公的奏议，到我曾成龙这里，心中私下感到欣喜。这部集子在永乐年间由高祖恭惠处士府君刊刻，年代久远，连一寸木版也没有保存下来。幸好还有遗留下来的编本，仍然可以供人玩味阅读。我很久以来就想重新刻印，但因贫穷没有资财，一直未能实现。如今我私下稍有义塾收入，便得以停发俸禄，召集工匠，同时刻印《曾氏世德遗书》；至于这部集子，则另编成一帙，仍依照旧本。唉！公的文章和德业，在当时已经显著，在可信的史书中也光耀流传，本来并不需要依靠这部书才得以传世。然而尊祖敬宗的心情，我曾成龙实在不能自已，所以恭敬地叙述我高祖的事迹，并私下为这部书刻成而欣喜，以此记载它的完成。高祖名住，字汝愚，别号耕钓翁，世代守护文献；他的善行都记载在郡志、邑志中，乡人私谥为恭惠处士。望日后第四日庚子，后裔曾翔龙谨在常州青云公署书写。万历四十年，男曾适重新刊刻。《奏议遗集》后序 公所著的书有十多种，每种数十卷；奏议三十卷，是其中的一种。公在治平年间考中进士，历任朝廷内外官职，很有声望。适逢修撰仁宗、英宗两朝正史，公进入史馆，随后升任起居舍人，慨然把发表正直言论作为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太后、执政大臣，还是郊祀大典、国家旧事、百姓的艰难，他都总是援引经义，坚持正理，使一切遵循正道而止。因此当时他的直声震动朝野，巍然成为三朝的典范。他的奏议也因此广泛流传于世。自宋代以来，天下经历了不知多少次重大变故，书籍半数毁坏，又因兵火灾难，令人非常忧惧；时间久了，书稿更加湮没。后来我从前代所收藏的丛书中找到公遗留下来的奏议若干篇，整理为上下两集，并把各种诏诰、制书、表文以及诗附在其中。抄写完毕后，交付刊刻，以示后人。唉！公难道只是凭文章流传后世吗？他历任数州，仁政恩泽广泛施行。史书称说公是儒者而具有能吏的才干，在宋朝中叶首屈一指；杨龟山又推许公具有前辈风范，谨慎持重而有大臣的体统。这难道就是所谓在国家中美化风俗、在朝廷上行为高危而正直的人吗？只是感慨公的著述非常繁多，不能全部流传到后世，使阅读这些遗编的人有所眷恋，却又不能胜任书籍散佚的感伤，这就是遗憾了。公的兄长舍人公曾元丰年间的稿本，世间多有流传。《隆平一书》是先人珍藏传袭的书，近来曾拿出来刊刻。公是孔氏第十九世祖，只是我没有能力广泛搜集全书，继承并彰明它。难道书籍的流传也自有定数吗？刊刻完成后，姑且记下大略，用来寄托对祖德的追思。二十四世裔孙思孔撰写。《曲阜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