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生斋文续集卷一

译〇《春秋左传诂》序 我年轻时跟从老师学习《春秋左氏传》，就觉得杜元凯在训诂、地理方面的学问很疏略。长大以后，广泛阅读汉代儒生解释经书的各种著作，更加觉得杜元凯的注释常常望文生义，不能达到古训的本义，其中十有五六都是如此。我未尝不感叹，汉代专门家的学问到了孙炎、薛夏、韦昭、唐固以后，方法已经完全失传。从魏受禅到晋平吴，不到一百年，战争匆忙，著书的人逐渐减少。辅嗣既开启了空疏的习气，子雍又打开了粉饰虚伪的门径，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一线相承、延续不绝的传统，到了这里才开始断绝，不能继续了。然而我又私下奇怪，杜元凯虽然没有师承，但当时精通舆地之学的人，如裴秀、京相璠、司马彪之辈，还遍布朝廷内外。即使只谈训诂，《左氏》这部经书，还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服虔、彭、汪、许淑、颖容等人的说法存在；如果用心搜集，斟酌取舍而达到适中，怎么会像这样任凭主观而自以为是呢？难道是平吴以后，他的地位声望已经显达，心思行迹变得粗疏；又或者当时诸儒学问浅薄、地位卑下，不能再反驳诘难他吗？自从这部书盛行以来，经过一千六百年，即使有刘炫等纠正过失的著作，也不能与它抗衡。何况今天距离刘炫等人，又过去了一千年，谁敢睁大眼睛、公开站出来同它争辩呢？然而用后人来证明前人的错误，人们或许不相信；用前人来纠正前人的错误，那么大概还可以清楚地恢复原貌。于是我静心搜集记录，以其他经书证明这部经书，以别传校核这部传记，寒暑不间断地做了又十年，将经文分为四卷，传文分为十六卷，遵循汉代《艺文志》的体例。训诂方面，以贾、许、郑、服四家为主；贾、郑、服三家本是专门之学，许慎则亲自向贾逵求学。还采录《通俗文》的内容，是因为服子慎所作的注释以及李虔的续作，都可以由徐坚《初学记》等书所引用的材料加以证明。地理方面，以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等人为主，作为辅助的，还有晋代以前可信的舆地图经，也酌情采纳。旧经中有许多古字古音，一半被杜氏删失；俗字中无法钩校的，又有一半出现在这部书里。因此我逐一依据原经和二传，以及汉、唐石经、陆氏《释文》和前代儒者的说法，把可信可征的内容逐件校正，有疑问的便缺而不论。全书大旨，是用上古之人来纠正中古的说法；即使旁征曲引，也只求阐明古人的旨意，不夹杂自己的意见。书完成后，合为二十卷，收藏在家塾中，用来教导子弟。题名为《春秋左传诂》，是因为“诂”与“故”、与古字相通，想借此保存《春秋》的古学。时在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立夏这一天。

译〇与胡孝廉世琦书 您的来信说，《文苑传》中应当补入顾蒙、蒯鳌二人，这个看法非常正确。至于任臣《十国春秋》的蒯鳌传之外，又附注一条，却只是沿袭方志的错误，不能加以考察而归于一处，这是任臣的疏漏。因此我考校《新唐书·地理志》，又得到几条材料，一并附上以作订正。南陵县条下说：‘宁国县令范某因废弃的陂塘，设置石堰三百步。’如今用旧府志《名宦传》校对，才知道范名传真，是邓州顺扬人，可以补《地理志》缺漏之一。又说：‘观察使卢坦曾经命人代理南陵事务，修复大农陂等等。’我曾经怀疑大农陂在南陵，可是为什么修治水利的人又属于宁国县？如今核对《名宦传》，才知道范传真曾代理南陵县政，所以能够修复废陂、筑堰到这种程度，这可以补《地理志》缺漏之二。卢坦传说：‘李锜被诛杀，有司准备毁掉他的祖坟，卢坦上疏劝止。’下文又说：‘宰相裴均发怒，罢免卢坦为左庶子，数月后拜为宣歙观察使。’按李锜被诛在元和二年十一月，那么卢坦拜观察使应当在元和三年，这与《地理志》以及旧志所记卢坦任职、范传真代理南陵修筑堰塘的时间也相合。这又可以补《名宦传》缺漏之三。《新唐书》范传正传说：‘邓州顺扬人。’如今《职官表》《名宦传》中的范传真，也写作邓州顺阳人，那么范传真和范传正应当是同一个人。宋代为了避嫌名，所以又把‘真’改成‘正’。《文艺·李白传》说：‘元和末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扫他的墓，禁止砍柴放牧。’元和年号总共只有十五年，这里说‘元和末’，说明范传正担任观察使又在元和十一、二年以后，这可以补范传正本传缺漏之四。又《刘太真传》说：‘宣州人，擅长写文章，师从兰陵萧颖士，考中高第进士，淮南陈少游上表推荐他任掌书记。’如今考察陈少游传，陈少游镇守淮南始于大历五年，直到去世都在淮南；而刘太真在兴元初年已经任河东宣慰赈给使、佐幕，不久便已持节出使。传文又说：‘多次升任刑部侍郎，并且都在贞元四年以前。’距离兴元初年也不过三四年，升迁可以说极快，实在是由于陈少游的力量所致。这样看来，刘太真本来就不是端正之士，他把少游比作齐桓公、晋文公，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至于少游担任宣歙观察使，本传也没有记载是哪一年；考察《地理志》，宣城条下有德政陂，说：‘大历二年，观察使陈少游修筑。’ 这样看来，少游任观察使又应当在大历二年以前、直到大历五年迁往浙东之前；少游在宣城，大概已经任职五年了。至于张乔，本来应当列入南陵人；如今《一统志》《通志》《池州府志》，有的说是池州秋浦人，有的说是贵池人，大概一个沿袭前代的隶属关系，一个又把后来改名后的名称当作旧称，都没有深入考察。南陵隶属池州，实际上只在唐武德四年至贞观元年，共计五年。至于把秋浦改名为贵池，又是在五代杨吴顺义六年；张乔是唐咸通年间人，不能说是池州人，也不能说是贵池人。至于《通典》等书没有说南陵曾隶属池州，只是文字有所省略罢了。唐代李洞《送乔下第归宣州》诗说‘无成来往过，折尽谢亭松’，谢亭在宣州城北二里，就是谢朓送范云赴零陵的地方，这更可以证明张乔是宣州人。至于把刘太冲、刘太真分作两传，也符合方志的体例。国史贵在简略，所以有时合并；方志贵在详尽，不妨各自立传。何况新、旧《唐书》又各有自己的依据呢？这也像《新唐书》没有为韦应物立传，而《甘泽谣》替他补作传记一样，正是一个例子。又根据本传和旧志统合考核，范传正任宁国县令，应当在考中进士、宏词高第之后；或者是从县令中升任集贤校书郎，否则就是由校书郎出任县令，这一点都无法确定。后来他又历任三州刺史，才开始担任观察使。在十年之内，从县令升到观察使，也都是循序渐进的，这又可以补《新唐书》和旧志《职官表》的缺漏之五。

译〇敕授文林郎、晋封奉直大夫、四川彭水县知县徐先生墓表 乾隆中叶以前，我们乡里担任府、州、县长官的人很多，其中宁可违逆上官也不愿得罪百姓，宁可使自己生活俭陋也不亏空仓库钱粮的，十个人中还有两三人。彭水县知县徐先生士勋，就是其中之一。先生字纪常，一字毅夫，世代是武进的望族。曾祖父元珙，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父永宣，康熙庚辰进士，候补主事，以诗歌闻名于当时，世人所称的茶坪先生就是他；父亲植，国子监生，赠奉直大夫；母亲陶氏，封宜人。先生是赠君的次子。先生天性开朗敏悟，九岁便遍读五经；刚到弱冠，学业已经大成。乾隆丙子年参加京兆试，多次在春官考试中落第；壬辰年大挑列一等，奉旨派往四川，以知县任用。后来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后仍前往四川。庚子年春天，题补彭水县知县，还未到任，便接到公文代理会理州事务。会理与云南接壤，苗、僮杂居，最被称为难以治理。先生起初想让他们休养生息，于是多次撰写条文告示张贴在通衢大道，向他们说明；言辞明白恳切，父老中有人读到流泪。又修葺义学，招集诸生，亲自为他们讲解贯通。州里原先设有铜厂，按惯例由有司收取利息，到这时才拨作诸生的膏火费，因此士人的精神也振作起来。当时川南、川北的嘓匪骚扰危害百姓，甚至白天在道路上抢人，却没有人敢过问。那些强悍的差吏偶然抓到一两个嘓匪，必定砍断手腕、挖去眼睛，打死了事，也不上报大府。先生说：‘这不是惩罚一个、警戒百人的办法。’于是详细请求上官设法侦查捕捉，务必做到一定抓获，并把他们一个个公开依法惩处，以整治轻薄风俗、杜绝后患。上奏十多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不到二十年，嘓匪果然和邪教合流，蹂躏蜀中几乎遍地。今天子震怒，调动大军剿灭，耗费国库数千万，经过六七年，才把根株彻底清除，人们这才佩服先生的先见之明。州北山岭有个大恶人叫蒋鸱，他的横暴和嘓匪一样。先生查明实情，先设法遣散他的党羽，随后骑轻骑前往捕捉。乡里的少年们不约而同聚集起来，达到一千多人，都拿着棍棒跟随前往。到了那里，蒋鸱已经自己捆住双手跪在道路旁；先生便给他戴上刑具，押入州署，系在听事前的石墩上，彻底审问他所犯的罪行。蒋鸱大声呼喊：‘我是大头目，嘓匪都害怕我；过去官府不能捕获我，即使抓到我的死党，他们也一定会在半路把人劫走。为什么今天我的魂魄竟被夺去，事情也完全变了呢？’ 蒋鸱当即撞石而死，全州人都感到痛快。州土司沙金龙和同母弟弟争夺家产，打了几十年官司也没有裁决。先生刚到任时，案件已经送到成都，无法辨明谁曲谁直。又奉特别诏令，派刑部侍郎杜玉林亲自前往审理裁定，此事与先生无关。侍郎刚回朝，土司却拿着已经定案的文书再次申诉。适逢当时的宰相与侍郎不和，便下令把全案送往京师，并让先生护送。到了京师，形势难以预料，审讯裁断到几个月后才定下来，最终仍和最初的判决一样。但先生却因为毫无察觉，被降职了。他一生忧虑怜悯百姓的心意，尚未完全通过施政表现出来，舆论为此惋惜。罢官后贫困得无处可归，主持山东讲席达数年。此前，长子书受以副贡生身份，在《永乐大典》馆任校录，按照议叙例派往河南，以原班铨补；当时已经升任兰阳县，于是把先生迎养在官署中，并为先生举杯祝贺七十寿辰。当时先生兄弟还在世的有三人，连同各位子侄都聚集在官署，为先生祝寿，先生深以为乐。过了两年，先生才因病死于官署，享年七十二岁。儿子三人：杨宜人所生书受、瞻任，都是庶出任。又有一女过继给先生的弟弟丕烈；另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同乡黄斗照，一个幼年夭折。孙子四人：葆孙、夔孙、兰孙、艺孙。先生天性孝顺友爱，遭逢父母丧事，都悲伤过度，超过礼制。他一生尤其笃厚于伦理，抚养弟弟的儿女，如同亲生，一一替他们办完婚嫁。先生尤其不喜欢胡乱交往，来往的不是品行敦厚的君子，就是能够以学术相互切磋的人。他平素酷爱学习，即使出外做官、任职，也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著有《六书鼎》八卷、《瞥见编》十卷、《难字解》二卷、《服食撮要》一卷、《蜀游记》一卷、《雅令》三十二卷，以及诗文等，收藏在家中。敕授文林郎，书受替先生请求加级请封，获晋升为奉直大夫。先生的妻子杨宜人先先生二十年去世，性情尤其仁慈孝顺，侍奉公婆委婉周到，完全合乎礼法。她平素不信佛，却一生不曾伤害任何生物的性命。家里贫困，她操持家务十分劳苦，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经半白。她抚养书受，虽然十分疼爱，却教导得极其严格。书受于某年某月，将先生和杨宜人合葬在某乡某原，前来请求撰写墓表。亮吉和先生有姻亲关系，又与书受同年出生，详细了解先生，因此不敢推辞。于是摘录大概情况如上，其余详见书受所作行状，这里不再赘述。

译〇汪上舍墓表 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三月某日，国子监生汪君因病去世于旌德县板桥镇的乡间住宅。过了两年某月某日，他的儿子瑸将选择某乡某原安葬父亲，提前请求我撰写墓表。谨按其行状：君名承泽，字润舆，世代是安徽旌德人。父亲又云，生有八个儿子，君是长子。君年少时开朗聪敏，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十三岁时，母亲谭孺人患病，所居村舍偏僻简陋，没有医生，也没有可以买药的地方。君常常冒着夜色跋涉几十里，请医生、买药，持续了好几个月，母亲最终还是没有获救，君悲伤得几乎毁灭生命。父亲本来是贫穷的诸生之家，家中屡屡空乏。一天，君从私塾回来，跪下请求说：‘家计如此，如果让我只守着一部经书读书，靠什么来奉养父母？请允许我离开去经商，可以吗？’父亲笑着点头答应。当时君刚十六岁，于是跋涉千里，冒险渡江，在淮海之间经商。在扬州所属的泰州、东台停留最久，认为那里是适合贸易迁徙的地方，于是寄居在那里。长大后娶孙氏为妻；这时君的继母吕孺人也去世了，后来再娶的继母是谭孺人，君和妻子侍奉她，都得到她的欢心。每隔一年一定回家省视父母，每逢岁末腊日一定准备酒食召集亲戚朋友，依次起身为父母祝寿，尽情欢乐后才停止。各位弟弟中年幼的，您都一一帮助他们成家立业，还为他们建造住宅，环绕在父母居所周围，让他们居住。父亲最终享高寿而终。后来瑸兄弟偶然查检旧箱箧，得到父亲写给您的信，信上说：“七八个男孩子能够得到您的扶持教诲，替我这个老人分担了半辈子的忧虑。我的儿子虽然多，哪里容易找到像您这样的呢？”由此可知，您的孝顺友爱，不必等父母兄弟亲口称说。等到谭孺人去世，您竭尽全力办理丧葬，她的墓地在徽州、歙县一带，山丘高峻、坡坂险峭，距离居所一百多里，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但您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拖累弟弟。您一生厚重地对待友谊，和歙县黄某交好。黄某一向放荡不羁，不经营家庭产业，您多次周济他的急难。有一天黄某听说父亲将要前来吊唁致辞，您知道他没有钱，就送给他重金，让他作为最终安葬父亲的费用。您为人坦率真诚，遇事直言，有人想登门请您评断是非，往往到了门口又返回。乙丑年，洪湖泛滥，泰州尤其受灾，您虽然寄居外地，仍率先带领州人捐出若干银两和粮食，靠这些救活了许多人。您生于乾隆口年口月，卒于嘉庆某年口月，享年六十六岁。儿子二人：璨，是国子监生，以文章闻名，死在您去世数月之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瑸，是旌德县学生员。孙子四人：时谦、时豫、时升、时泰。〇答张征君炯书 洪亮吉叩头恭敬地写信给季和先生、征君阁下：我仰慕您的名声已经很久了，又曾读过您编纂的各种书，佩服其中体例严谨，搜集考核广博；散佚的篇章、零碎的简册，借此得以流传，晋代传抄的错字和鲁鱼之误，也因而得到订正。我未尝不想着能够倾心交谈、握手相见，考察古代、验证今日，订正从前学究的讹误，窥见往昔通儒的旨意。又听说您曾绕道来访，恰好我因事外出，没能洒扫先人的破屋，迎接有道之士到来，至今仍以此为憾。亮吉这些年教授学生、编写方志，都在琴川、箬岭之间；又正逢您远客都门，无法相见，只能和次仲同年以及您的儿子谈到您，以记下这种怅惘。今年贵郡又有修志的事务，亮吉学问荒疏，正感到惭愧，哪里料到您从远方赐来亲笔信，奖誉我的平庸浅陋，实在承受不起，惭愧之至。不过，我本来想同您谈的，也有一两件事：本州是东南的名郡，但元、明以前流传下来的图经、方志极少。比如陵阳山，自秦汉以来都属于泾县；如今却分别隶属青阳、石埭，已经不是府境内的山了。至于府城里面的陵阳山，只不过偶然与它同名，并不是陵阳子明旧日的陵阳山，而且这个名称也是唐中叶以后才兴起的。杜牧《赠宣州元处士诗》说“陵阳北郭隐身世，两忘者”，指的就是真正府城中的陵阳山。《汉书·地理志》中班固所称的清水，《说文解字》中许慎所称的泠水，都是今天的清弋江；清、泠、泾的读音也相同。把它称为清弋水，最早见于《晋书·锺雅传》，元和、元丰等地志都沿用了这个名称，李吉甫、王存等人的志书可以证明。考察可知，唐中叶以后才开始有清弋江这个名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元和四年，宁国县令范某因废陂而设置石堰三百步，水所能灌溉的地方有六十里；永丰陂就在清弋江中。杜牧诗中也有“清弋江头”的句子。但宋初的各种地志仍称它为清弋水，到南宋渡江以后，清弋水这个名称才逐渐隐去，合称为清弋江，王象之《舆地纪胜》可以证明。旧志有的把它们合为一处，有的分成三四处，都不符合事实。其他如鲁港是《汉书·地理志》中庐江水的讹误，南湖实际上是《禹贡》所说南江的下游，这类考辨有十多条，很足以补充地志的遗漏、订正前人的错误。您看到这些材料后，就应当判定其中的是非了。又承蒙您告知准备收录金石材料，这正和我的意见相同。我过去编写方志，都另设“金石”一门，《新修泾县志》就是采用这个体例。近来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才有抄本流传，其中采录宣州所属的金石，自南齐至北宋已经有三十五通；如今大半已经失传，更应赶快保存，以保存一地的掌故。（这一门虽然由府署中施上舍分纂，但已经一一抄给他看了，或许不至于散失。）您又告知唐代刘长卿应当列作宣州人，以姚合《极玄集》为依据，这一考订也很精审。至于亮吉考察《刘文房集》，又有《行至宣州》一诗，详细体会诗意，他也应当是宣城人。就像《唐书·白居易传》说他的祖先从太原迁到下邽，但白居易考中进士，实际上是由宣州解送；那么刘长卿列为宣州人，也不妨依照这个例子。况且唐代贤士最看重宗族郡望，原籍一处、后来占籍另一处的人很多。武功离文房不远，应当可以得到事实，不必因为史书说他是河间人而怀疑。这么说来，唐代中叶的两位大诗人，也都是宣州人了。这里的太守极为贤能，但局中共同办事的诸位先生很多，也许各自保留意见，将来的体例恐怕还不能完全统一。我昨天修撰《泾县志》，又设有“辨证”一门，其中有和同县诸位先生商榷的内容，问答全都录入，以备后来采择。如今您的这部书，也应当收入府志的“辨证”一门了。另有我最近所作的两篇文章，恰好有稿草，而且都与修志有关，谨此附上呈给您，希望您有所指教。另有一篇寄托怀念的文章，也一并寄去，以表示敬仰。亮吉再次叩头。

译〇诰授建威将军、浙江提督总兵官、总统闽浙水师、军功加二级、纪录二次、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李公墓志铭。我朝多有将帅才干的人，与公同时代所见的有三人，都是提督，都死于国事，也都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才能：一位是马忠壮公全，一位是宫保花连布，另一位就是忠毅公。宫保和我同官最久，忠壮公我也还来得及见过一面，只有忠毅公相隔数千里，二十年来仕途奔波于南北之间，只听过他的名声，始终没有见到本人。只是我多次读邸报，看见他勇猛任事，看见他忠诚勤勉地为国效力，看见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又唯独能够凭借精诚使皇上深为知遇。我认为东南闽地的水师有这样的人，小小的贼寇不足以消灭不了。等到听说黑水洋发生变故，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没有不面向东方放声痛哭的，都替圣天子惋惜这位鞠躬尽瘁的臣子。唉！如果十年来边疆大臣人人都能和公同心协力，那么贼寇早就平定了。可是又令人遗憾的是，公以孤忠独自支撑，今上亲政后还没来得及进京朝见，却反而获得了世所罕见的知遇；皇上压下浮言，排除众议，一心任用公，命他担任总统，功业眼看就要成就了，却意外发生变故，使边远的小贼暂时逃过天诛，使东海的忠臣突然沉沦黄泉，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忠壮公剿灭金川酋长，宫保剿灭铜仁红苗，都是在战事正盛时死去；唯独公死在功业即将完成之时，这尤其令人惋惜。唉！公孙述被光武帝消灭后，光武帝感念岑彭；吴国孙皓灭亡于晋武帝时，晋武帝也流泪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我知道不久海内就会全部平定，圣天子也一定会深切怀念劳苦功高的臣子，认为如果没有李长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公虽死也仿佛没有死。根据墓志状文，公名长庚，字超人，自号西岩，世代都是同安的著姓。曾祖父思拔，祖父宗德，父亲希岸，是彰化县学生员，三代都追赠与公相同的官职。母亲都追赠为一品夫人。追赠给公的父亲有五个儿子，公排行第三，自幼就不同寻常。刚进私塾读书时，拿起笔便写唐代李白的句子：“天生我材必有用。”父亲大为惊异，于是给他取了现在的名字。他性情笃厚孝顺，十七岁时，母亲余太夫人生病，他几个月衣不解带地侍奉。服丧期满后学习骑射，慷慨激昂地怀抱着建功立业于当世的志向。考取补为武生，乾隆庚寅恩科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授蓝翎侍卫，随从皇帝在京畿辅佐三年。二十六岁出任浙江衢州都司，在任六年，升任提标左营游击；又过六年，由太平参将升任乐清副将。林爽文叛乱时，他进入福建，护卫海坛镇总兵所辖的日南滨州。那里原是盗贼聚集之地，公到任后才开始在那里巡哨，捕获并清除了盗贼。正逢邻境有遭抢劫的人，误将此事指为海坛辖界之内，公因此被罢职留任缉捕。他完全不申辩，立即倾家荡产招募乡勇，出海擒获盗首林权，又擒获盗贼陈营等人。大岞的盗贼善于使用火器，交战时多次击退官军。公用长竿和镰刀割断他们的船只跳板，登上敌船。贼人的火烧着了公的胡须，双方短兵相接，公取得大胜，这才返回。当时总督是郡王福康安，他访求水师将才，唯独以礼相待并特别器重公。公慷慨地说：“长庚为国破家，船是自己造的，军粮、器械没有一样取用官府的，只有火药不是私人能够制造的，希望有所请求。”于是督府发檄文给沿海各地，凡是李某所在之处，都可以调用军火，不限多少供给他。此前福建盗贼陈礼等人闯入，杀死浙江参将，官吏无人能够捕获，交给公办理，不到三个月就抓住了他们，朝廷上奏恢复他游击职务。不久代理福建铜山参将。铜山的战舰徒有虚名，公另选精锐，装扮成商人出海，不张挂旗帜，见到的人不知道是官军，所以贼人一来就能被捕获。过了一年，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后来仍返回代理任所，又救援被抢劫的象屿商船。贼人前来进攻，我军人数少，形势不利，公伏兵不动，等到贼炮发尽，突然出击，创伤超过敌船，一炮将敌人击毙。天将黄昏时，隐约又看见几艘船，公急忙收船停泊，那几艘船也停泊下来。等到天亮双方相持，公命令我方船只排成一字，形成长山蛇的形状，后船用粗大的缆绳插接、系在前船上。贼船从东面来，我军从东面第一艘船开始迎战，直到第八艘；贼船从西面来，也同样应战，往返循环了一整天，贼人无计可施。这一战，枪炮声震动数百里，杀伤人数超过平常。不久补任海坛右营游击。今上元年，授公为铜山参将。第二年升任澎湖副将，保举入京还未到达，便授任定海总兵。纯皇帝召见他，对他大加奖谕，命令他迅速赴任。公把办理缉捕的事宜逐条开列，呈给总督，因此协办大学士书麟公多采纳他的意见。前总督魁伦奏请改造同安梭船，这件事也是公创议的。第二年，土盗凤尾帮诱骗安南夷艇进入，公将其击破。在三盘岙救出被其他将领包围的官兵。当时各类有名号、无名号的大盗蔡牵、林阿全等，大小有数百人，船只交错于海上，而主管官员唯独急于追捕艇匪，日夜限期督促公追击：在浙江海面追，在福建海面又追，追过闽越交界的甲子洋才返回。第二年四月，在白犬洋攻击蔡牵，功劳最大，获赐花翎。五月，夷匪大举侵入，浙江巡抚阮公元上奏任命公为统帅，得到批准。六月，公与黄岩镇在松门会师，飓风暴发，几乎把贼船全部掀翻，俘获伪爵伦贵利，俘虏、斩杀数千人，海上的艇匪祸患从此缓解。统计蔡牵、朱濆以外，公所捕获的有名号海盗：在深水洋擒获李出等二十二人，在潭头擒获丁郭等十九人，在六横擒获林俊新等十五人，在徐公洋擒获杨乌等十九人，在竿塘擒获李车黑等十人，在旗头擒获陈帖等二十二人，在东霍山擒获李广等二十一人，斩首十级。乘胜追到尽山，擒获陈火烧等二十二人，斩首十一级。在三盘擒获高英等七人，在山东黑水洋生擒林权等五十多人，斩首二十级。缴获船只、器械无法计算。此外，浮鹰之战生擒五十多人；南圯之战，一昼夜擒获八十多人；黄拢之战，击沉贼船两艘，击毙七八十人，斩首五级。前后俘获的海盗超过五十二人，都是多年逃亡的盗贼，遇到公无不魂飞魄散，像鱼奔逃、猪窜逃一样，胸腹被刺穿、首级被割下，一个接着一个。这就是公剿灭贼寇而不遗余力的大概情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又统计公所经历的海面，有白水洋、深水洋、潭头洋、六横洋、徐公洋、竿塘洋、尽山洋、日东沪洋、三沙洋、南麂洋、浮鹰洋、淡水洋、甲子洋、斗米洋、调班洋、三盘洋、沱澝洋、佛堂洋、白犬洋、黑水洋。从嘉庆元年到丁卯年，历经十二年，无论寒暑昼夜、风霰雪雹，没有一天离开海洋，也没有一天不搜捕海盗。他的鬓发因此变白，面容因此晒黑，而公也发誓至死消灭贼寇，不再有回头退缩的念头。记载说：“以死勤勉办事，以劳苦安定国家，这些确实在公一人身上体现了。”公亲自创制的船只、营阵有火功船、同安梭船，有常山蛇水阵。他担任总统后，又申明军令条文：阵法确定后，帮兵船居中，用黄旗总领，使用五色方旗；黄温二帮兵船居左，用红旗总领，使用五色尖旗；闽帮兵船居右，用白旗总领，使用五色尖旗。军船航行时，白天插五色旗，夜晚悬挂三盏灯。一遇到贼兵，不论属于哪一帮，先看见贼人的船就高高举起本帮本色旗，以便后面的船只眺望，协力攻击。还要看中军的旗号，旗指向东就向东，指向西就向西。入夜后，中军船发出三支火号，各统领发出两支，各船发出一支。所携带的火药、弹药一定要等盗船靠近以后才发射，所以枪炮从没有白白发射过。公行军严整，就是这样。那年冬天，公升任浙江提督，驻台湾。随后调任福建水师提督，不久又调任浙江总统。自皇上亲政以来，就专门把蔡牵的事务交给公办理，闽浙水师都归他统辖。公感念皇上的知遇，更加想着奋发自效。他剿灭蔡牵，在青龙港击败他，在斗米洋击沉他的船，又在鹿耳门大大挫败他。后来蔡牵的船从北汕漏出，有旨夺去公的翎顶。接着公又在三盘击败蔡牵，在调班洋挫败他，又在渔山与他大战。公浴血奋战而受伤，事情上报后恢复了他的顶戴。又在东涌大败蔡牵，用炮击中蔡牵的侄子蔡添来，使他落海。第二年又在奥洋、大星屿截击蔡牵，砍断蔡牵船上的大桅，毁坏篷索。当时公率领的是客兵，以广东兵为主；如果广东援军一到，客兵、主兵两面夹攻，蔡牵一定会被擒获。可是广东方面故意拖延期限，好像唯恐公立功，蔡牵又得到机会逃走。皇上听说后虽然严厉责备广东将帅，却下令有关部门记叙公的功劳，但战机已经白白错失了。公又和广东将帅会师剿灭岙门盗贼，事先上奏请求，事情办完后暂时返回浙江处理军政，皇上没有准许，于是当天又出发。冬天，公会合金门、福宁二镇共同攻击蔡牵，在浮鹰洋擒获七十五人，斩首十五级。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黑水洋，追上了蔡牵；蔡牵只剩三艘船。公奋勇想登上敌船，几乎已经登上去，忽然风浪骤起，仓促之间，贼人的炮火击伤了他的咽喉和额角，他立即因此在当天日落时分丧命。唉！贼人多次濒临死亡，却在桅杆折断时没有死，在被逼入绝境时也没有死，难道是上天故意暂缓对他的诛罚，等待罪恶成熟后才把全族一举歼灭，使他不留下一个后代吗？还是上天想彰显公的节操，所以故意使意外发生，而贼人也随即被消灭呢？这些都无法知道。督臣的奏疏送入朝廷，皇上震惊悲痛，为此流泪。派巡抚大臣迎接公的灵柩，祭奠并赐帑金一千两，后来又赐帑金四百两。在公的本县追封三等壮烈伯，建立专祠，又下令有关部门议定抚恤，赐予全祭和葬仪，赐谥号忠毅。又多次下旨告诫水师将帅为公报仇，命令督臣把擒获的蔡牵义子蔡二剖割以祭公，并砍下他的首级悬挂。公丧事之后，圣朝褒奖忠臣的典礼，可以说没有比这更隆重的了。如果不是公为国破家、舍身消灭贼寇，心中丝毫不存生死利害的念头，怎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公平生除了读书，还喜欢静坐；天性懂得军事，尤其擅长水师，大小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斩杀、俘获的敌人不下千人，缴获的军装器械不下万件。别人得到其中任何一项，便会惊叹为奇功，在公看来还不值得一提。公所到之处都修建学校，设置义冢，见到合乎正义的事一定去做，甚至还有士大夫做不到的事情。公生于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八岁。配偶吴夫人，没有亲生儿子，有两个养子：一个叫廷驹，是乙卯科武举，早年去世；一个叫廷钰，正在为公承继后嗣、料理丧事。吴夫人生有两个女儿：一个许配给叶寅，尚未出嫁就夭折；一个嫁给同县候补同知陈大琮。陈大琮如今奏请留在浙江，想跟随大军剿贼，为公报仇。公将于某年某月葬在某乡某原，家人跋涉千里派使者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平生仰慕公，却遗憾没有能够见到他。于是再次为他作铭说：岷山的源头，谁是江水之神？离堆、灌口，是公的宗源。闽江以南，谁是海神？高浦、浯洲，公的神灵就在这里。公如果不能消灭贼寇，贼寇反而害死公，愤怒之气向上升腾，化作三道长虹；雷电击打贼寇，直到东边的沧海。公的英灵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旦讣告传来，十州都流泪；除夕之前就受到感应，千家万户为公祭奠。公能够报效国家，死也甘心。留下这股正气，护持东南。我为公铭刻墓碑啊，石头成为匣函；经历千万万年啊，这篇铭文也无愧于心。

译〇《南陵工山神祠及孝感祠壁记》南陵的工山，是县境内镇守一方的山。周围七十里，高达数千仞。《鲁语》说：“社稷山川的神灵，凡是对百姓有功绩的，都应祭祀。”工山虽然只是偏处一隅的山，却确实能够聚云降雨，灌溉百里土地；那么山有神、神有祠，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前代相传，这位神是晋代孝子何琦。活着时有美好的德行，死后成为显赫的神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必引用太远的例子，汉代秣棱尉蒋子文因追逐盗贼而死，成为锺山之神，后来甚至把锺山改名为蒋山。晋代宣城内史桓彝因抵御寇盗而死，直到今天仍是泾县湖山之神。甚至三国吴时，梅根冶一个小女子因救父而死，也能成为神。因此说何孝子成为神，并不是穿凿附会。然而如今祭祀蒋山神，神主牌位只写“蒋山之神”；祭祀湖山神，神主牌位只写“湖山之神”，并不把蒋侯、桓内史附会进去。明代洪武三年诏书规定，祭祀五岳四渎，东岳就称“泰山之神”，东海就称“东海之神”；凡前代封号以及一切附会的说法，都删去。社稷、城隍的祭祀也一样，称作“社稷之神”“城隍之神”，也不把句龙、后稷的传说附会进去。如今何氏子孙一定要证明工山神就是他们的祖先，而本地懂礼的人又有人出来争论，这些都不是持守中正的说法。如果一定要提出百世不变的论断，那么祭祀工山时，神主牌位应当称为“工山之神”，这是遵守历代祭祀典章。祭祀孝感祠时，神主牌位应当称为“晋孝子何琦”。这样，何氏子孙和当地人把工山神看作何孝子，也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不过我还想替何孝子辨明诬说：朗陵是西晋何曾的封邑，《晋书》列传说何曾是陈国阳夏人，和《孝友传》中说的庐江灊山人何琦，彼此相距极远，毫无关系。考察何琦本传，他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公府征召他都不肯就任，可见他的高尚品行；何必借用别族何曾朗陵的封号来光耀身后呢？方志竟称他为“朗公”，这又是把他和支公、远公以及一批僧侣相提并论了。明代沈尧中碑记又称他为“何孝廉”。考察何琦传，他虽然曾经被察举为孝廉，但后来做过郎中，又做过泾县令，就不能再称为“孝廉”了。何氏子孙不争辩这些问题，却津津有味地争论工山祠、孝感祠是分立还是合并，结果使祖宗蒙受百世的诬说，反而不加以辨正，难道不会留下被人讥笑为借谈论古事而忘记根本的责难吗？其他神奇附会的说法，是儒者不应谈论的，也不值得谈。又奇怪明代曹学佺所作《名胜志》、顾祖禹等所作舆地书，都自负知识广博，却在工山、朗陵山下都沿袭民间的错误而不能订正，这是因为没有考察典籍传记的缘故。如今明经章兆祥等人已经写信给我，何氏子孙又以工山祠、孝感祠的碑记相请，所以我把这些一一详细列出来。至于证明何孝子可以成为工山神，也在于说明神与人的道理是一致的：士大夫能够在家孝顺、在国尽忠，死后也能不朽；不朽的事业便成为显赫的神明，或许也可以用来感化、勉励末世的风俗。至于汪贡士越的文章，又认为何孝子琦应当配享工山，如同后土配社、弃配稷的例子，这个说法很不周密。工山不过是一县之山，怎么能再有配祀呢？如果按照贡士的说法，那么古今帝王的祭祀都应当让有功德的大臣配享，就像风后、力牧配享黄帝一样。风后、力牧并没有再配食别的神明，这说明大的神祀有配享，小的神祀没有配享。〇《学津讨原序》宋代左禹锡有一部《百川学海》，分作十集，共一百多种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清楚。和唐宋诸贤欧阳询、虞世南、徐坚以及宋初三大部，直到《玉海》《事文类聚》等按事类、按诗文编纂的书相比，可以说是最好的。国朝汲古阁毛氏沿袭它，编有《津逮秘书》，比《学海》选取更精，丛书的体例搜罗极为丰富，又没有割裂原书的弊端，既收录全书，又收入秘籍，因此胜过类书。近来鲍上舍廷博又编纂《知不足斋丛书》，甚至得到皇帝阅览，又采入四部之中，可以说是儒者极大的荣遇，也是文林中的盛事。然而毛氏多采录书画题跋以及诗评、诗话，对于有助于经史的内容反而简略。鲍氏则专意于未刊的版本、未经见过的书，不能按经史子集分类，因此稗官野史和说部也进入其中，和经传相参杂，这是千虑中的一次失误。至于李兵备调元的《函海》，虽然从汉代到今天，收录多达一百多种，但专门以全蜀为主，不涉及其他州。赵明经绍祖的《泾川丛书》，也能搜罗散失的书籍，但又专门限于一地，甚至不涉及本郡；这只是一个地方的书，不能用来统括古今文献的盛大，包罗天下的全部。张君若云生长在海边，却嗜好古籍如同口渴求水，家中收藏多达数百万卷，而且校勘精细审慎，收录谨严；伪书便排除，无关紧要的便删去，共有一百几十种，刊刻后传播各地，名为《学津讨原》。它虽然以毛氏的书为基础而有所增删，但义例更加严密，又加以考证，可以说是好中之好。后来又得到宋本《太平御览》，不久将刊刻完成，公开给同好，今后我将阅读它并为之作序。我知道天下人珍爱这两部书，一定会超过毛氏汲古阁和鲍氏《知不足》，我和天下士大夫也都乐于看到它们完成。

译〇何孝子祠书壁 我已经撰写了《工山神祠及孝感祠壁记》。后来何氏子孙又向上级官员申诉，请求把工山神祠、何孝子祠合并为一。上级官员依据明代《舆地书》给局中发文，说名称虽然有三个，神号实际上是一个。何氏子孙又拿着官府文书来，请求我撰写祠堂壁记。既然他们已经向上级申诉并获得了支持，这件事就等于编入法令，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没有办法，只好援引一个旧例：我的家乡以及三吴地区，都祭祀春秋时期吴国延州来季子为土谷之神，香火十分兴盛。康熙年间，吴氏远支中居住在城头的人忽然向上级申诉，认为这是吴氏始祖的庙宇，不是其他姓氏的男女可以混杂出入祈祷、按时祭献的地方。上级官员于是准许了请求，张榜禁止，于是土谷神祠的祭祀俨然变成了吴氏祖庙。活着时在这里享受采邑，死后就在这里享受祭祀，这才是延陵季子成为神明的明确事实。如今工山一带，是何孝子生平隐居的地方，死后就在这里接受祭祀，所谓生有美德，死后成为显赫神明，这正是何孝子在这里成为神明的明确事实。我希望何氏子孙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能明确地按照神明之理来对待这件事；既可以平息争论，又可以教导孝道，这是最好的结果。至于南陵何氏的郡望是庐江灊山，而不是陈国阳夏，史书传记记载得很清楚，前一篇记文已经详细说过，不再赘述。〇《新修余杭县儒学碑记》夏、商、周三代以后，封建制变成郡县制；郡县的学校，是诸侯国泮宫遗留下来的制度。郡县学校中最古老的，郡一级是蜀地文翁的礼堂，县一级则以汉代溧阳长所立的校官碑最为著名。至于郡县的设置，起源于秦汉；郡县名称古老的，也到秦汉为止。唯独余杭这个名称，还存在于秦汉以前一千多年。《郡国志》不是说过吗：“夏禹向东行去，舍弃舟船登陆，于是以此命名。”可见余杭之名还在秦汉以前一千多年。乐史《寰宇记》引用旧图经，所说也一样。然而我又感到疑惑：县城距离临安只有咫尺，学校的创建却迟到宋景德三年，反而不如洞霄宫起于汉武帝，径山寺始于唐代宗，难道是佛道教兴盛而儒学反而不振吗？这也是余杭学者的耻辱。我的朋友张君吉安刚开始主持政务，就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任务，首先拆除大成殿而重新修建，重建两庑，把旧有七间改为九间，又把殿前的唐涂换成石路，整修棂星门，开辟玉带街，把明伦堂改为崇圣祠，又把祠堂作为明伦堂，直到戟门、泮池，全部整修一新，前后共六年才完工。我又奇怪钱唐、临安自唐宋以来都是都会之地，声名文物冠绝东南；即使只论金石，王象之《舆地碑目》所收唐宋金石就有五六十通，但大多是尊胜陀罗尼咒、华严元觉碑、道院摩崖、法华刻石；佛教方面有嵩岳大师、鸟窠禅师、径川禅师、悟空禅师等人的石碣，道教方面有龙神祠、赤松遗迹、皋亭神宇记、洞霄提举碑等，数也数不完，却对学校的创建、书院的兴废毫无记载。难道是施舍积福的思想日益盛行，而崇尚儒学、尊重正道的举措反而一概不予讨论了吗？振兴文化教育，是贤能守令的职责；修明经学，是一方士大夫的责任。我希望后来的任职官员，能够经常增修并倡导带领大家去做，以辅助圣天子的文明教化。这样将会看到，学校的崇高兴盛远远超过佛宫道观，这也是我最大的期望。〇《重刻吕子呻吟语序》明代儒者吕叔简先生有《呻吟语》二卷。乾隆丙辰之初，桂林相国陈文恭公评论删节后刊刻此书。过了五十年，到丙午年，渭南漕督蒋时峰先生重新刊刻流传于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如今霁峰先生来到我们郡任职，距离上次重刊又过去二十年了。先生以和乐平易的政事，治理事务繁重的地区，偶然遇到偏灾，竭尽心力赈济抚恤，于是感召上天和顺，雨水旱情都适时适度。空闲时又取出《呻吟语》一书，认为它可以医治世人在身心性命方面所患的疾病，想校订刊刻以扩大流传，把作序的事交给亮吉。呻吟，是疾病疼痛时发出的声音。一定是疾病积存在内，声音才发到外面。不能彻底消除疾病，就不能使呻吟停止。因此想到，处在君主、宰相地位的人，能够救治一世的疾病，才能消除一世的呻吟。再往下说，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能够救治万众的疾病，才能消除万众的呻吟。呻吟的声音停止了，欢欣鼓舞的心情也就会产生。现在先生校刊这部书，难道不是想消除呻吟的声音，把整个时代提升到欢欣鼓舞的境地吗？古语说：“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加以防备。”又说：“在尚未生病之前就服药。” 我希望世上患病较轻以及尚未患病的人，把这部书反复读三遍，亲身领会并努力实行它。这样将会看到，整个时代都摆脱沉重的疾病，百姓共同登上仁德长寿的境地。这就没有辜负先生救济世人的苦心。〇吴守斋先生小传 先生名佩，字敬之，一字守斋，世代都是钱唐人。年轻时聪明敏捷，勤奋求学，跟随倪明经国琏、汪大令惟宪两位先生游学最久。两位先生本来都是有名的才士，凡是跟随他们学习的人没有不很快取得功名的。然而先生年少时就补为博士弟子员，在科举场中沉浮了三十年，最终没有实现志愿，人们都为他惋惜。先生在家庭中的品行十分真挚，侍奉父母、敬重长辈之外，抚养孤侄以及替姨母的女儿办理婚嫁，也都及时尽心。又利用空闲教导侄子毅，使他考中乙丑进士。柷在甲戌年考中中书，有六个成年儿子，孙子十一人。骕已经考中壬子乡试，这些都是先生行善得到的报应。六十九岁去世。旧史官说：“《礼记》有这样的说法：不了解一个人的为人，就看他的朋友。《左传》也有这样的记载：韩起和田苏交游，因此称赞韩起喜好仁德。”考察先生所交往和来往的人，都是杰出正直、卓然不群的人，那么先生的学问和品行就可以知道了。我和先生的儿子炎交往，最了解先生，所以敢于把这些编次写出。直到今天，经过南屏岭，泛舟明圣湖，我没有一次不感叹先生一家人才兴盛、旧德深厚；这些都是先生积累的功德，真是兴盛啊！

译〇《读雪山房唐诗选序》我的朋友韫山侍御，是深懂诗歌的人，但世人没有完全了解他，这是因为他制举文写得精美，掩盖了他的诗才。侍御又深深懂得诗歌评论，但世人也没有完全了解，这是因为他论文章写得精确，掩盖了他的诗论。侍御的文章，风骨气力止于天宝、国初；至于侍御的诗，却明显具有开元、天宝时期的体格，也具有大历、元和时期的严整。传记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些品质，所以才会相似。” 看侍御所选的诗，不就可以知道侍御诗歌的来源了吗？我还曾这样评论：王文简、沈文悫以著名工臣、显贵大臣的身份主持选诗，文简专门推崇神韵，但对作品实际内容有时顾及不到；文悫专门注重体裁格局，却反而不谈作品的性情。他们的弊病在于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又强迫别人来符合自己。如今看侍御所选的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面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情，彼此都不相同，才各自达到最高的工巧。选取一个时代的诗，却足以成为前古后今的准则。这可以说是好中之好。还记得己亥、庚子年间，我在京师，有一天和侍御、他的叔父松厓漕督一起读《雪山房》，并和侍御谈论诗歌，一直谈到半夜。古体诗方面，在高、岑、王、李、杜、韩、白、钱、刘、韦、柳之外，尤其为元结倾倒；近体诗方面，在初唐五家、天宝几位诗人、大历十子之外，以李商隐作为中兴之作，以致光作为后劲。我们三人的意见没有一处不合，于是相视大笑，直到酒冻后重新温热，蜡烛接连更换，才散去。转眼之间，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两位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两位先生诗集的刊定，也已经十年了。既然如此，我为这部诗集作序，就不只是为侍御所选的诗作序，也是在为侍御自己的诗作序；说是兼为漕督的诗作序，也没有什么不可。〇《苏先生家传》我们乡里有一位德行淳厚的君子，正如唐代的元紫芝、宋代的徐仲车，那就是苏先生了。先生活到七十岁，一直困居诸生之列，家中又十分贫困，靠授徒维持生活。然而当时认识或不认识先生的人，只要听到先生的名声，便说：“这是位长者，这是位大君子。”先生凭什么能得到人们这样的评价呢？先生名灏，字景程，又字谨人，是宋代苏文忠公轼的第二十二世孙。高祖良知，起初从无锡兰仪岸迁居府城，于是世代成为武进人。祖父廷弼、父亲维仁，都有不为人知的德行。先生年少时就聪颖敏捷，六岁入学，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家中收藏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幼年便喜欢阅读，其中古今成败得失，全都铭记在心。其间他发表过一篇议论，父兄都无法驳倒。十九岁补为博士弟子员，在学校中就已经声名远播。先生天性孝顺友爱，家庭中的事情，都以至诚对待；亲戚乡党之间，也没有人说过一句非议。家里十分贫困，他年少时便授徒来供养双亲，馆中的饭食即使非常丰盛，也总是不肯下筷。别人对此感到奇怪，他便说：“我的母亲在家里，常常只吃蔬菜。”亮吉比先生小将近二十岁，曾同在讲院学习五年。乡里举行文课，也没有一次不是同先生一起参加的。众人都看重先生的文章和学问，而亮吉尤其敬重先生的为人，认为朋友之中一生没有犯过失当之举的，只有先生一人。先生生性淡泊名利，即使家中贫困得没有一担粮食，多次参加科举都未考中，也能安然处之，从未稍稍显露愁苦之色。他一生教成的幼童和后学有几十人，在讲授文章之余，便对人家的儿子讲孝道，对人家的弟弟讲悌道；即使是桀骜不驯、品行不纯的人，听了先生的话也都会受到感动而醒悟。父母去世后，他无意于仕进，只留心实学，每天诵读《内则》篇中“想给父母留下美好名声”等语句，用来警戒自己。每逢年成歉收，他一定命令减少膳食，说：“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不绝，我们这些人能吃饱菜羹，也就足够了。”学校倾圮，先生率领同学倡议修缮；人们感动于先生的诚意，捐资相助的尤其多。先生娶冯氏为妻，没有儿子，便以哥哥的儿子敏善为嗣，亲眼看着他读书成才；如今敏善已经乡试中举，任儒学教谕，按次等待任用，将来应当可以得到县令之职了。先生七十九岁，于嘉庆十三年十月六日去世，遗命要迅速安葬，不要使用乐工、僧人和道士，敏善全都遵照办理。又因为亮吉同先生交往最久，便在闲暇时登门，请他为先生撰写传记。亮吉过去本来就是史官，又一向看重先生的为人，所以将他的事迹缀辑成文，使后来编写记载年高德劭、传述纯厚坚贞人物的著作时有所考察。至于行状中所列举的事情，大多只是凡是束修自好的人都能做到的，不足以彰显先生，因此不再录入。〇汪氏佩珍遗诗序 我曾读唐代李翱写给陆傪的信，信中说：“李观的文章达到如此境界，官职却只做到太子校书，寿命也只到二十九岁。虽然在世俗间有名声，但真正深知其成就的人又有谁呢？天地鬼神对于善人不加护佑、对于罪人不加惩罚，确实如此，太过分了！行善的人将归宿何处呢？”我读到这里，不禁为之悲伤，认为才华卓绝而遭遇不幸的人，没有像李观这样严重的。没想到汪生的寿命、年龄和才学，恰好也与李观相同；他年少时就具有非凡禀赋，刚到成童之年便擅长吟诗。随父亲客居海陵，住房只有几间，曾经关门不出，把诵读作为日常功课。海滨一带没有老师，当时汪生的弟弟瑸跟随我游学，汪生便托弟弟介绍自己，常常拿诗来请我评阅。我读后很赞赏，认为宣州、歙州一带的诗人，没有谁能超过您。比如《出门》诗说：“此时并非没有眼泪，只怕伤了父母的心”，由此可知他善于侍奉双亲；《寄弟》诗说：“盼望你早日寄来书信，怜惜我在分别后的思念”，由此可知他友爱兄弟；《舟次偶成》说：“不知何处秋日捣衣声急，错把它认作山妻捣药的声音”；《春闺》说：“田间小路上的桃花红得没有尽头，不知能不能一直开到女婿归来的时候”，可见夫妻之情又是多么缠绵哀婉。其他如《莫愁湖》说：“燕子也已经飞走了，高城上乱鸦啼叫不休”，可以说善于开篇；《遣贫》说：“春天到来有多少美好的春光，春风吹到哪里，哪里的春花就飘香；我正携着酒樽醉卧花下，厨娘却来吵嚷，说蒸饭的甑里没有米”，可以说善于收束。又如《春晓》和《杂咏》等诗，也都不愧为齐梁时期人物的诗句。然而他的功名只止于上舍生，年寿也只到二十九岁，为什么竟与唐代李观如此不约而同地相合？我虽不敢因此怨恨天地鬼神，却未尝不怜悯他家族门第的衰微、诗人的命运困穷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临终时嘱咐弟弟请我为诗集作序，所以我悲悯他而答应了，并把他的诗收入《北江诗话》中。

译〇陶侃论 清谈造成的祸害太严重了！它兴起于魏正始年间，西晋、东晋又相继承袭。其间能够卓然不被它迷惑的，只有陶侃、卞壸等少数几人。陶侃尤其具有远见。比如他的属官僚佐，有的因为清谈宴饮而荒废政事，陶侃便命人把酒器和蒲博用具全都投入江中；对小吏和将领则加以鞭打，说：“樗蒲不过是牧猪奴才的游戏罢了。老子、庄子的浮华之说，不是先王的正言，不能实行。君子应当整理衣冠，收敛威仪，怎么能披头散发、故意养成名望，便自称旷达呢？”他又曾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一寸光阴；至于中等资质的人，更应当珍惜一分光阴。”这几句话，难道是汉、魏以后那些贤人所能说出的吗？王导、谢安、温峤、庾亮，可以说都是江左著名的将相。然而王濛的麈尾、庾亮的清兴、谢安的丝竹，都仍是正始时期名士风流的习气。甚至庾翼那样的显赫功业，听说是渡江以来第一流人物，声势已经达到极点，却又马上失去光彩。如果不是积久形成的习气尚未消尽，怎么会这样呢？大体说来，游侠的习气兴起于战国，延续到楚、汉之际，到西汉全盛时期才开始衰落；清谈的习气兴起于黄初、正始之间，泛滥于晋代以及六朝。到了唐朝一统天下时，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人心；用这种风气败坏风俗，用这种风气败坏国家、造成祸乱，也因此反复循环。它的祸害之猛烈，哪里说得尽呢？游侠的危害起于乡里的小人，士大夫中随风沉溺其中的，还不过十人中有三人罢了。至于清谈的祸害，则是由君主和宰相首先开启的，因此祸害也立即降临到君主和宰相自身。从朝廷内部直到四海之内外，千百年来，使五帝三王的教化扫地无余，难道不是正始时期那些人实际造成的祸根吗？所以范宁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超过桀、纣，并不是过分的议论。桀、纣的祸害只在一时，王弼、何晏的祸害却影响千古。唉！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是因为他能够辟除异端；王弼、何晏的罪过超过桀、纣，是因为他们危害世道人心。所以我借评论陶侃，也一并谈到这些人。〇于定国论 《汉书·于定国传》说：于定国任廷尉时，裁决疑案、平正法律，务求怜悯鳏寡；罪行有疑时从轻处理，并加以审慎之心，朝廷都称赞他。有人说：“张释之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于定国任廷尉，百姓自己都认为没有受冤。汉代任廷尉而最为公平的，张释之、于定国二人是最突出的。”我却认为并非如此。张释之议论犯跸者的罪，认为当时皇帝如果要杀他，也就算了。魏王肃已经明显讥刺过这种说法，认为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被迷惑、谬误吗？这就是对自己严苛、对君主宽纵，是极不忠诚的表现。不过张释之当时只是言语上有过失，犯跸者最终并没有被判死罪。于定国却不是这样。计算于定国任廷尉的时间，从宣帝地节元年到甘露元年，长达十八年。现在考察可知，京兆尹赵广汉死于地节四年；左冯翊韩延寿死于神爵四年；光禄勋杨恽死于五凤四年；司隶校尉盖宽饶死于神爵二年；这些都发生在于定国任廷尉期间。而且杨恽被免官时，廷尉于定国上奏说杨恽怨望，发表妖恶之言，大逆不道。杨恽被处死时，廷尉把他定为大逆无道，判处腰斩。盖宽饶、韩延寿也都因“不道”获罪被杀。假如这些事情全都出自宣帝的意思，那么于定国迎合皇帝旨意，偏重偏轻，怎么能算执掌法律呢？假如是于定国自行决定的，那么罪名不符合律法，怎么能说法律公平呢？我认为，于定国对于这四人的罪行，应当依法据理力争；如果不能获准，就应当辞去官职；如果不能辞官，也应当像他的父亲于公那样，抱着装有罪案的器具，痛哭力争，希望君主能够醒悟一次。如今他不这样做，一次把人定为“无道”，一次把人定为“不道”，甚至对同一个人先后以“无道”“不道”两罪拟判，仿佛死了还罪有余辜。廷尉所谓的公平果真如此吗？这只是使中兴的英明君主因为诽谤而杀人，凭语言文字制造狱案，难道不是于定国加重了他的暴戾吗？可是他还偷偷占有“执法”的名声，还传播“没有冤屈”的美誉，这是什么道理呢？

译〇《弟子职》笺释序 古代教育弟子，细微琐碎之处无不周到。《小戴礼》中有《内则》，教弟子如何侍奉父兄；《管子》杂篇中有《弟子职》，教弟子如何侍奉老师和长辈。二者缺一不可。三代以前，国家风俗的淳厚、士大夫家法的修明，无不由此而来。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爱众而亲近仁人；这样做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化。”孔子的这段话，就是《内则》《弟子职》的纲要。子夏最得孔子的传授，所以他教育门人，首先注重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事情。后来风俗逐渐衰败，到战国时教化完全消失。然而孟子的话仍说：“替长者折取树枝。”赵岐注释说：“折枝，就是按摩、弯折手足关节，解除疲劳。”西汉以来，万石君的家法、江都相的师范，直到赵恭的步行侍奉、刘般的诵诗、荀爽的驾车、李膺和殷陶侍奉孟博，都还保有三代的风气。唉！风俗的败坏，大概开始于魏黄初、正始年间吧？上层人物崇尚玄虚，摹拟庄子、列子，于是做子弟的也相率以放荡不羁为高尚，以通脱旷达为务。阮籍居丧期间竟吃蒸熟的小猪，胡母辅之竟直呼父亲的字“彦国”。弟子应有的约束和规矩全都丧失了，天下的风俗也随之败坏。于是刘渊、石勒进入中原，怀帝、愍帝都被迫退下堂来。百年之中，四海沸腾动乱，人们没有沦为禽兽，仅仅只差一步罢了。不谨慎履行弟子之职的危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弟子是成人的基础，成人又是一乡一国所取法的对象。先端正弟子，才可以端正成人；成人端正了，才可以端正一乡、一国乃至天下。俗话说：“小时候形成的，像天性一样；习惯了的，就成为自然。”圣人难道喜欢故意制定这样曲折烦琐的规矩来苦待弟子吗？看看三代的风俗和魏晋的风俗，也就可以警醒地领悟了。考察今天流传的《弟子职》，也不是《管子》所作，而是古代塾师相传用来教育弟子的文字。《管子》写作《内政》时，采用它来训导士人，后人便把它收入《管子》罢了。总之，《弟子职》收入《管子》，就如同《内则》收入《小戴礼》一样。班固《汉书·艺文志》本于刘向旧录，把《弟子职》附在《孝经》之后，最为符合圣人的旨意。从《隋书·经籍志》以后，都把它杂糅收入《管子》，不再分列出来，这就是魏征、欧阳修等人读书而没有见识的地方。我年少时就学习这部书，凡是子弟入塾，都以此书作为开始；又认为唐代尹知章的注释简陋，刘绩的补注也不够完备，于是仿照汉儒注经的方法，逐条作笺释，使这部书能够单独流行。唉！后世教育弟子的人，务必要慎重对待它啊！〇《两汉同姓名录》序 《汉同姓名录》两卷，所采录的书籍从《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外，直到金、元，共著录二十多种。《隋书·经籍志》载《梁元帝同姓名录》一卷，《宋史·文艺志》作二卷，又记载子野《同姓名录》六卷。元帝的书如今已经失传，子野的著作也没有见到。考察姓氏之学，自王符、应劭以后，著录的人不下数百家，而专门记录同姓名的书却只见这一部。然而汉代风俗简朴，几代之后，同为刘姓而名字相同的人尤其多，甚至河间孝王刘开传到玄孙济南王刘康，儿子又取名为刘开，这便是后代子孙与最初受封该国的祖先同名。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称有《荀氏家传》：荀恽字长倩，而任太子中庶子的也名恽、字景文，这是从孙与从祖同名。这类情况还很多，如果不把它们列举出来，恐怕像眼前有睫毛却看不见的人会很多。宋代王伯厚所著《困学纪闻》，在考核宋代诸儒方面较为审慎；然而他考证史事的一条说：“严延年弹劾霍光擅自废立，没有人臣之礼，属于不道；奏章虽然被搁置，朝廷却因此肃然。”下面又说沙随程氏的话：“严延年的女儿罗紨是昌邑王贺的妻子，生下子女持辔；可见汉人的风俗淳厚，并不以此为嫌。” 这些话把两个严延年合成了一个人，却不知道《酷吏传》中的严延年字次卿，《昌邑哀王传》中的严延年字长孙，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他又说战国时“有两个公孙宏，加上汉代的平津侯，便有三人”，却不知道即使只谈汉代，公孙宏也有三人：除平津侯外，一人是幽州从事，见《后汉书·列传》卷二十三；一人是楚王英的党羽，见《续汉书·志》第十一。王伯厚的史学已经如此精纯，尚且有这样的错误，又怎么能责怪那些草率立论的人，说“汉代作《圣主得贤臣颂》的王褒，就是郑通里的男子汉”，又有人把官至武昌太守的朱买臣说成元帝时的人呢？这些说法更是不值得辩论了。我又考察到刘歆字细君，见于《东观汉记》；公孙宏字季，又字次卿，见于司马迁的书以及邹长倩写给公孙宏的遗书，而班固都没有记载。现在我把这些一一著录在编中，未尝不是读史者的一项帮助。古人对于琐细事物尚且用心，有《著古今小名录》和《古今姓名杂录》这样的书，还能列入谱牒、小说两类；何况本书所记，确实承袭萧氏的旧例，又补充了简册散佚的内容，完备了史家的杂录，比天随、孔至所著的书，难道不是更胜过它们吗？

译〇《传经表》序 六经以孔子为发端，传授六经的老师也以孔子为发端。《易》经由孔子传十五代到刘轶；《尚书》经家学传二十一代到孔昱；《诗》经传十五代到许晏（鲁诗），传十六代到贾逵（毛诗）；《春秋》传十九代到马严（左氏），传十三代到孙宝（公羊），传十一代到侯霸（谷梁）。其他如今文《尚书》，由伏胜传十七代到王肃；齐诗由辕固传七代到伏恭；韩诗由韩婴传六代到张就；《礼》由高堂生传六代到庆咸。从《春秋》上溯到三国的六百年间，父亲传给儿子，老师传授弟子。那些名门硕学、开门收徒的人，名册所载没有少于一万人的，多的著录达到一万六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真是盛大。到了典午，即晋代以后，便没有什么可闻的了，难道不是孔氏之学这种专门传授的传统，到孙炎、王肃以后就散失断绝了吗？我闲暇时从群书中采摘材料，排比它们的源流次序，校正讹误遗漏，编成《传经表》一卷。师承无从考察的，又编《通经表》一卷附在后面；凡是通晓两经以上直到十几经的人，也都附录其中。与明代朱睦{木挈}的《授经图》、本朝朱彝尊的《经义考》相比，本书对师承一项的考述详细确实加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周、秦、汉、魏经学传授的源流，到这里才算完备。这就是序。〇唐丰溪处士吕从庆诗序 丰溪处士名叫从庆，原本是大梁人，后来随任官的父亲来到金陵。唐广明年间，为躲避战乱迁徙到歙县，又从歙县迁到旌德的丰溪，于是便在那里安家。他一生喜欢作诗，九十七岁才去世。他亲自题写墓碑说：“唐代诗人丰溪渔叟之墓，子孙守护此墓不离开，到如今已经九百年了。他的后裔繁衍到几千户，寒食节上坟的礼仪，年年都没有废止。唐代诗人中有后代福泽的，没有谁能像处士这样。”我曾说，聚族而居有三种好处：祖宗的坟墓历经世代可以不至于迷失毁坏，这是第一；昭穆辈次秩序历经数百年仍井然不乱，这是第二；先世遗留下来的物品可以守护而不失，这是第三。我家也是从唐朝中叶以后就居住在歙县洪源。我的祖先虽然已经迁居常州，但三十年前，我记得曾随学使到歙县校阅文章，事情办完得以回去时，在族中长老那里瞻仰祠墓，得以恭敬地观看到唐代画像一幅、宋代画像三幅。唐代画像是始迁祖宣歙观察公的绢本画像，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怀疑也是后人临摹的本子。三幅宋代画像的墨色还很鲜明：一幅是先忠宣公，一幅是文惠公，一幅是文敏公。忠宣公像后的题跋作者有张南轩栻等七人，末尾都称自己为通家子侄，可见宋代尊敬父辈朋友的礼法就是如此。他们把这些画像传给子孙中贤能而有文采的人，让其收藏；年老后又选择全族中贤能的人交付给他，所以经过长久岁月也没有遗失。如今丰溪处士的诗，也都是他的历代贤能而有文采的后人搜集汇编起来的。这不正是聚族而居才能做到的吗？今年春天，我来主持洋山书院，吕氏前来跟随我学习的有几个人，在整理名帖的空闲时间，也都喜欢作诗。闲暇时，玺培兄弟辑录丰溪处士的诗，共得到四十五篇，打算重新付梓刊刻。我仔细读了这些诗，对处士的为人更加敬重。处士生活在唐末，只是没有沾染一丝俸禄罢了；但他眷恋唐朝，感念故君，偶然写作，便再三表达这样的心意。由此看来，他的诗能够流传久远，难道不是因为处士的志向和气节造成的吗？唐末诗人中能够以忠义著称的，不过司空表圣、罗昭谏等几个人。我过去进入王官谷，曾寻访司空表圣的墓；后来游历浙东，在鼋江左侧也有罗昭谏的故居。可惜他们的子孙都没有振作起来，要寻求像处士后裔这样能够彰显先代的人，实在太少。难道上天对于处士，是有意在他生前困厄他，使他得以在死后大显吗？所以我说：诗人中后代有福的，没有像处士这样的；这也依赖于聚族而居的缘故。他们能够珍藏、保护、爱惜这些诗，时间越久，处士的声名便越显著。这样一来，将来修撰方志的人，如果能依照许棠、蒋、华的先例，在丰溪记载处士的墓，在纠峰、栅山详细记载处士游历的地方，那么处士就更加不朽了。玺培兄弟都勤奋好学而有文才，他们表彰先世，不遗余力，也值得嘉许。〇杨大令伦《九柏山房诗集》序 我年轻时在外祖父家读书，离开私塾后就喜欢作诗，言语虽然不够雅正驯顺，却颇有不可一世的气势，对外祖家兄弟的作品很是轻视。我唯一由衷折服的有两个人：对于记诵之学，我敬重蒋上舍松如；对于五言、七言诗的格律，我敬重您。松如是我的外表兄之子，您又是我的外姨姊之子。我们三人志趣相同、一起求学，出入行动也没有不同。大概我的意气最盛，松如次之，而您无论议论还是处事都独持平允。我和松如都当面批评您，但最终还是认为您的处理是恰当的。后来您与我一同在邗上任馆，又一同客居京城，还和我一起参加京兆试。您先考中进士，十年以后，您参加铨选时，我已经在京城做官，您又客居在我的宅第。等到您被选授广西官职，我为您送行，这次又要独自远行。然而不到十年，您突然以荔浦县令的身份死在任上。又过了一年，您的妻子扶着灵柩归来，我到孙氏家中吊唁。您的妻子流着泪对我说，您在广西做官时无时无刻不想念我，临死前还反复嘱咐，想把诗集序文托付给我。不久您的妻子也去世了，您没有儿子。您的弟弟将要刊刻您的遗集，那么我为您作序的事怎么可以再拖延呢？您的诗尤其讲究格律，一生以唐代诗人左拾遗杜甫为宗法对象；我常想把范围扩大一些，您却认为不可以。您唯独推重我的诗，认为不是近世诗人所能赶上的。我还记得甲午年冬季中旬，我和您、松如在宜兴丰义乡吊唁塾师的丧事，谈诗直到半夜，忽然起身拜谢畲，并强令您的弟子、如今任甘肃知县的歙县人金宜跟在您身后拜谢。金宜不肯，您大怒斥责他，这件事还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却不知您去世已经五年了。去年腊月，松如从江西授徒归来，面容憔悴、神色黯淡；他只比我小四五岁，胡须鬓发却比我更白。我请松如饮酒，后来又面对着一起哭念您，这才知道我们三人是从童年结交的朋友，不是后来才相识的人所能比拟的。您的诗集之外，还有《杜诗笺释》，正可见您一生师法所在。您去世后，城北放生池和九柏山房的游宴也就断绝了。也许等到将来松如再归来，我应当在双池列柏之间设一席酒宴，诵读您一生最为惬意的作品来助酒兴；只是不知我的年岁能否等到那一天？您知道这件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能否等到。

译〇庄达甫征君《春觉轩诗》序 究竟是诗因人而流传，还是人因诗而流传？我一定要说：诗不足以使人流传，只有人才能使诗流传。为什么呢？如今铺纸执笔作诗的人，不下千百，为什么真正值得流传的却很少，这一点大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其原因不在语言文字本身。品行不端正，就无法树立诗的根柢；气势不充盛，就无法振起文辞；性情不真挚，就无法抒发奇情；心思不深沉，就无法扶持诗的深奥；学问不广博，就无法穷尽古今上下、屈伸变化的道理。这五点具备，才足以谈诗，才足以谈诗的流传。这样看来，诗哪里是容易谈论的呢？至于征君的性情、品行和学问，本来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他的语言都有实质，不肯苟且创作；即使写流连光景的语句，又加上深沉高雅的气息和深邃的构思，于是诗道所应具备的东西也就无不具备了。有人还认为征君的诗较少有山水景物恢宏奇丽的情致，但这不足以成为征君的缺点。晋代陶征士陶潜，是诗家第一流人物；然而他家居柴桑，做官在彭泽，足迹所到不过数百里。唐代裴迪，是王右丞王维所敬畏的朋友；然而除《辋川》诸名作以外，他所吟咏的作品并不多见，由此可知他的游历也不远，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凭诗使自己流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征君曾劝诫我喜欢游览远近名山，到老也不知疲倦；但我自问性情、品行、学问都比不上征君，希望借助山水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也正如古人学习绘画，不能达到境界后便改用塑造的方法，其中含有同样的遗意。征君认为这样说对吗？《更生斋文续集》卷二 〇复胡吉士承珙问《小尔雅》书 收到您的来信以及您校订《小尔雅》的若干条目，精细审慎到了极点，知道同馆之中又有继张皋闻、王伯申之后兴起的人了。我谨将信中涉及的内容逐一仔细核对：比如“广诂”中的“艾大”，您说各书都没有把“艾”解释为“大”的。考察“艾”与“乂”字相同，《书·皋陶谟》写“俊乂在官”，《汉书·谷永传》作“俊艾在官”；“俊”可以解释为“大”，“艾”也可以解释为“大”。《夏小正》说正月时有“俊风”，传文说：“俊，就是大。”这就足以证明了。又如“屑，省过也”，您说近刻本《小尔雅》怀疑“屑”字是衍文。考察《方言》说：“迹迹、屑屑，是不安的样子；秦、晋有的地方称为省省。”注释说：“迹迹、屑屑都是往来不安的样子。”《广雅》说：“屑屑、迹迹、塞塞、省省，都是不安的样子”，又说：“屑屑还有急切而动作的意思。”《汉书集注》说“屑屑动作之儿”，动作、往来都含有过失的意思，那么“屑”就不是衍字。又如“嗟，发语声”，您说《文选注》引用《小尔雅》作“羌，发语声”，怀疑这里的“嗟”字原本应作“羌”。现在考察《尔雅·释诂》的旧注也说：“嗟，是楚人的发语声。”《释名》也说：“言语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所以发出这个声音来辅助自己。”《毛诗传》说：“嗟，是口语中的叹息声。”那么“嗟”是发语声，明白得很。至于《楚辞》王逸章句说“羌，是楚人的辞语”，李贤《后汉书》注也相同，这说明“嗟”“羌”二字都可以共同解释为发语声；而且李善《西都赋》注引用《小尔雅》也说“嗟，发语声”，因此更能说明《小尔雅》的“嗟”字并没有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至于“话，治也”，“话”应当作“诘”；杜预《左传》注说“诘，就是治”，正是采用《小尔雅》的文字。“慗，强也”，“慗”应当作“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