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峯集卷五

译《送大宗伯李公归曲沃序》自从我再次奉召入京，私下看见大臣离开国家，多数称病不上朝理事，上疏请求退休，皇帝派使者到其家中宣示君主的恩宠，等到获得准许，即使恩典赏赐层层叠叠、诏书言辞加以慰藉，也只是到其家中宣示君主的宠命便离去了；这就是称病退休的旧例，也算合乎礼制。但我私下认为，这还没有完全妥善。正德丁丑年夏六月十五日，礼部尚书、掌通政司事曲沃李公再次上疏请求解除政务，圣天子两次挽留仍不能留住，于是赐给玺书，晋升太子少保，准其致仕，供给驿站送回乡里，仍命有关部门每月发给米二石，每年拨给人夫四名，以供使用。第二天，李公穿着公服、戴着高冠，束好公服大带，插笏登阶谢恩。又过了二十多天，安车已经备好，进入国门，登阶辞别。唉！我本来知道这种礼制还存在，大概一定要这样，圣天子遣送臣子才可以说合乎礼，大臣侍奉君主才可以说尽了礼吧？为什么呢？士人在家中修养，在学校中兴起，最终站立于天子的朝廷，本来就是要寻求侍奉君主的机会，哪里料到君主以这样的完备礼数来礼待我呢？做官以后，分掌职务，治理事务，每天接近天子的光明；每月有俸米，每年有供给，时常有犒赏，办成事情有赏赐；身穿朱芾光彩辉煌，拖着玉佩快步而行。在外任职时，按期巡行宣布政令、激励扬善，像风驰电掣一样，命令必定实行，禁令必定停止；驿车所到之处，官民提戈背弩，奔走得没有闲暇。这是多么尊崇而周全的待遇啊！等到年老将要离任，或者因故不愿再留，第一次辞职，便第一次慰留；第二次辞职，便第二次慰留；慰问劳勉的使者在道路上往来不绝，直到确信确实无法挽留。于是提升他的官阶，赐给驿传，优厚地给他养老的俸禄，这恩意又是多么周遍深厚啊！君主这样不忘以礼对待臣子，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却有时在家中称病，躺在席上假睡，使使者来到时在门前徘徊，恩命到来时却在庭中迟疑；只用一封信疏远地辞谢，便径自离去，这又怎么能称得上配合君主对我的礼遇呢？从年少到壮年，从壮年到强盛，再到老年，食用君主的俸禄已经很丰厚，承受君主的宠爱也已经极其深厚。志向不能实行而离去，是义；君主的恩典有所不能释怀，不能轻易离去，是礼。义和礼本来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违背；只顾义而忘记礼，君子尚且不这样做，更何况连义也一并失去呢？李公今天的进退，可以说得到了正确的道理。看他能如此善美地完成仕途终局，那么他从进士出身历任户部、工部主事，只能说有清廉声誉；从户部、工部主事升任兵部员外郎、郎中，可以说有能干的称誉；从郎中升任参议、通政、府尹，可以说有良好的政绩；从府尹升任通政使、兵部侍郎、礼部尚书，便可以说：“具有大臣的体统，历事三朝，出入九卿之列，又有君子的德行，这难道不是更加可信了吗！”孔子离开鲁国时说：“我的脚步迟迟不愿前行。”他的内心大概有所不忍。孟子离开齐国时说：“我每天都盼望着它。”他的内心大概有所不能忘怀。那些大圣大贤，在出仕、退处、离去、留止之间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学习孔子、孟子的人，也本来应当有这样的心情。他当初伟岸地登上朝廷，最后又轩昂地离开国都，仰头不愧于天，低头不愧于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呢？像李公今天这样的进退，可以说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了。我并不是能够践行义，只是有些义不敢忘；并不是能够守住礼，只是有些礼不敢抛弃。积累的过错和惭愧，行动起来也将像山泽一样深厚。将来如果脱离尘世，得到日月般的明察，蒙赐归葬故乡的地方，即使困顿疲惫，也一定匍匐前往，以完成进退始终的节操。对上我不辜负圣天子，对下也不敢辜负李公。” 李公出行时，公卿大夫和士人多有吟咏感叹他的事情。俞宗伯德彰来接替李公的职任，同李公的僚友汪君用之、柴君时中以及诸位君子，让我为此事作序。

译《送大司马泾川张公致政序》所谓大臣，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官位尊崇；他的道德，在上足以匡正君主，在下足以庇护百姓；对内足以洞察天下的大势，对外足以成就天下的大事。具有这样的德行，又能亲身承担天下的重任，面对利害、遭遇事变时，凛然不可夺志，所以才称为大臣。圣明的天子在上总揽乾坤大权，得到这样的臣子而任用他，进谏必定实行，言论必定听取，委任必定专一。我知道，凡有所命令，百姓没有不服从的；有所禁止，百姓没有不停下的；有所举措，百姓没有不信服的。他的声威所到之处，甚至足以折服大恶、消除朋党和奸邪；他对天下国家的利益，难道是小小的吗？兵部先书泾川先生清浔张公，依我看来，不只是今天所谓的大臣，本来就是古代所谓的大臣。张公以翰林学士、国子祭酒、礼部侍郎、经筵日讲官的身份，历任礼、户、吏、兵四部尚书，奉敕参与辅佐机务，经历三朝，出入枢要，接近四十年；从启沃君德、教养人才、任免官员这些大事，到编纂论撰、言议咏歌这些小事，无不以正道自任，天下人也以正道称许他，方正耿介的名声远近皆知。他任参赞时，尤其认为对于祖宗根本所在的重地，应当镇定安抚；凡遇到事情便提出建议，知道该做的没有不做的。凡有应当给予或剥夺的，中外都称快；事情交给有关官府办理，而守备的体制也更加受到尊重。至于有时忧虑便皱紧眉头，有时愤怒便显现在脸上，仿佛心中有万不得已的事情，而别人却无法测知，那么公难道只是徒然作为吗？到了今年正德乙亥春正月，他便上疏请求解除政务，诏书总是勉励挽留，来回三次，直到夏四月，终于得到允许。皇上念及他是春宫的旧臣，特赐玺书，加授太子少傅，让他乘驿传回乡，又命有关官府每月给米四石，每年拨给人夫四名。君臣之间所能做的，真可以说双方都尽到了应有的道义。他刚请求离职而尚未获准时，奏章已经上了十多次，皇上用温和诏旨加以慰藉，也一再谆谆劝留；可是公请求离去更加坚决，计算着一定要获准才肯罢休。中外人士本来都说公是大臣，即使以身殉国也是可以的，何必要这样呢？谁知道公之所以无人能及，正正在这里吗？大臣的出仕和退处，犹如天地有寒暑昼夜，行路的人有停下休息，饮食的人有吃饱满足。寒暑不推移，年岁便不能成就；昼夜不交替，光明便不能产生；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处，难道也是天地的常道吗？大臣之所以成为大臣，其根本和重大原则正在这里。他们所谓的才与德，本来就是依靠这一点建立的；离开这一点，也就不能称为才德。因此孔子说：“所谓大臣，是用道来侍奉君主，行不通就退去。”至于所谓四时的次序、功成之后离去、知道满足便不受辱、知道止步便不危险，这些道理也就更不用说了。时势不宜离去时，即使流言每天传来，也不防备周公所遭遇的谗毁，这就是这样的情形。时势适宜离去时，即使自己的道只得到小小施行，也一定迅速离去，这就是孔子所说接淅而行的情形。若除此之外还徘徊犹豫，即使忠诚如伯起、贤能如望之，君子也已经惋惜他们见机太晚了。到这时我才知道，大臣之所以成为大臣，其根本和重大原则，本来就在出仕、退处、进取、退让之间。而要处理出仕退处、进取退让，若不是以明智为先导，以仁德加以驾驭，又有大勇存于内心而发于外表，大概很少有不宽泛譬喻、自我宽解的。这样看来，公作为大臣，与古代的大臣相比，难道有什么不足吗？不过我听说，身处江湖之远却不为君主忧虑，仁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公连续侍奉数朝，亲近侍奉最久，受到的知遇最深厚，如今这样善始善终，礼遇也十分优厚。这样说来，公离开国都，难道能没有悲伤吗？难道能没有悲伤吗？诸位卿大夫援引汉代送疏广、疏受的故事，在都城外为他举行祖道送行，我替他们作这篇序。送大司防吴公致政序 正德庚午春二月，刑部尚书姑苏吴公辞官归乡，公卿以下在东门外为他举行祖道。又因为离合聚散本来没有常规，嘱托珤作序。此前珤曾拜访公，恰逢诏书下达，优待年老官员，珤上前向他表示慰问。公说：“人年轻时学习，壮年时出仕，年老时归去，这是道理，也是形势，哪里用得着慰问呢？”珤整肃衣襟接受这番话，回来后思考，难道确实如公所说吗？万物的产生，都有荣盛也有凋落；四时的次序，有往来也有复返。终始消长，即使天地这样广大、古今这样久远，也没有不如此的，难道唯独士君子的出仕退处不是这样吗？只是公的学习、仕行和归隐，有显著足以向世俗表明的地方，我不敢不替天下说明。公以乙未科进士起家，任刑部郎中，便凭明达的才干受到上下称赞。凡刑部有疑难案件，多由他咨询裁决。后来历任贵州、广东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太仆卿，工部侍郎，学问越来越广博，积累越来越丰富。各种疑难案件纷纷摆在面前，百般事务交相委积，他总是谈笑之间应对，充沛自如，丝毫没有为难的神色。因此车马行迹几乎遍及天下，所到之处都有贤能的声誉。蒙冤的人依靠他而得以昭雪，饥饿的人依靠他而得到饱食，纷乱的地方依靠他而得到整治，困苦的人依靠他而得到舒缓。虽然公经过三十多年才升为上卿，但海内对他的期望却已经很久了。如今他归去，又深深通达屈伸往来、盈虚消长的道理，从未稍有怨恨责怪，难道不确实远远胜过常人吗？我曾经把天下古今合起来评论过。湘潭被放逐的人，忠诚却失于怨愤；介山被焚的人，贤能却失于激烈；上东戴冠的人，虽然果断出走，却出于追求名声；丈人持竹的人，虽然清高，却终于流于忘却世事。寻求那种从容合乎中道、符合君子中正至正之道的人，世上也没有多少。因此孔子、孟子成为百世之师，而孔子离开鲁国时的行动、离开齐国时的停留，果然成为天下后世的模范。如今公的行动和珤所听到的公的话，难道不确实仍有孔氏家法吗？《易》说：“君子崇尚消长盈虚，这是天的运行。”又说：“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公大概有所见识，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吴郡有美好的山水，有池台鱼鸟的乐趣；公又有许多贤能的子弟，其中才俊而被选拔的，已经登上王庭。脱去簪缨官服的荣耀，获得泉石之间的安宁；离开文书簿牒的劳苦，接近燕居闲暇的雅趣。我恐怕那些隐迹吴门、托名赤松子的人，未必能像公这样安适。既然安宁舒适，就一定长寿，也一定会永久拥有美好的声名。公大概正是所谓学习而有所施用，行动而有所成就，归来而有所奉养的人吧！于是诸位公卿都点头赞同。我的话，让人记录在册，作为赠送给公的礼物。

译送廖君从盛还海南序 万物的产生，没有不是有开端的。水开始于源头，树木开始于根，人开始于祖先。君王看重人，也重视根本和开端，于是为此举行祠禴尝蒸等祭祀来追思祖先；建立氏族本支、昭穆的次序来统摄纲纪；划分一世、二世直到五世、十世、百世来联结宗族，礼乐也由此产生。礼不是虚设的制度，乐也不是徒然制作的声乐。乐，是为了使人快乐于自己的由来；礼，是为了返回到自己的根本。因此太公历数世仍不忘周，孔子多次说“我是殷人”，都无不深切关怀宗庙神主的承继和乡土故旧。从宗子制度不再讲求以后，忠厚的风气日渐淡薄，又因流离迁徙，谱牒散失，这条道路已经细如一线。严重的时候，竟有祖泽尚未断绝，彼此却把对方看作路人。如果没有君子喜爱礼乐、敦厚诗书，那么先王尊重人、重视根本和开端的心意，岂不是几乎要熄灭了吗？像我们考工廖氏的父子兄弟不忘自己的根本，可以说是真正能够执守礼制、维护先王之道的人了。廖氏一族在海南陵水兴盛起来；他们的祖先，名召兴的那位，从河间东光迁来，于是带着他的长兄瑄留下，弟弟广也在此居住。广生彭，字从盛；瑄生纪，就是今天的考工君延理。祖孙三代在这里已经七十多年了。每逢岁时祭祀、享献饮食，从没有不面向南方祭拜，并互相告诫家人世世代代不要忘记海南；而居住在海南的人，也时时迎接北方来人询问消息。到了弘治丙辰年，从盛年长而更加贤能，深深想到同胞本是一体，数代不能相见，听说世伯仍然健在，而且已经八十多岁，于是乘船借风到东光探望，又在官署与他的弟弟结为好友。一个多月后，起居谈笑和蔼亲切，骨肉之情使他们不知相隔万里、阻隔七十多年。若不是深刻通达水木本源的道理，能够这样吗？况且我听说君从海南来，曾经渡过大江，经过黄河，越过淮河，然后到达京师，大概亲眼见过水流分成千支万派，又流逝千万里。然而岷山、积石山之间，桐柏山一带，那些浩浩荡荡流出的水，本来同出一源而从未真正分离。树木也是这样。君子由此可以懂得根本和开端。从盛君难道也曾观察这些而有所领悟吗？否则，他浑厚奇特，唯独深切怀有百世之思，超过常人不是很远吗？不忘共同的根本，是仁；任重道远，独自前往而不疑虑，是勇；难怪他如此磊落。能够做行人所不能做的事，就是这样。君既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将要南归，把这件事告诉宗族的人。虽然如此，我一定还有话要告诉君。乐于追溯根本，本来就是礼乐的真情；安于乡土、敦厚行仁，也是圣贤深深赞许的。假如内心相同，谋划后代的安排又很好，世世代代守护它来使家业昌盛，那么考工即使不必亲自回去一次，君即使不能再去探望一次，对于巩固根本、深厚源流、重视始祖的意义来说，难道还不是完全尽到了吗？考工现在正凭文章事业受到圣天子的擢用，在天下扬名，成为天下的光彩，这当然不只是使近亲显贵而已，也将使声名上昭于五世、十世直到百世而无穷。斧屋相望，郁然增高；这就是报本追远中最重大的事情，从盛君的愿望也可以得到安慰了。珤既与考工交游，又感慨他们的离合合乎礼义，于是写下这篇大略，放入归舟，让廖氏世世代代有所考察。至于名讳本应避讳却没有避讳，是因为厌恶过分尊奉，同时也是为了记载真实。赠山东张太参序 士人有负有天下的期望，一出仕便建立功勋功业的，但也不全是这样。辗转困顿，长久不能施展，或者很久以后才得以施展的，也有这种情况。君子谁不急切地想要扬名呢？这不只是命运禀赋各不相同；如果不是上等智慧，平坦的仕途和顺利的道路，反而足以使人倾覆。因此无论快慢、难易，君子都把它们平等看待。困难时便思虑祸患深远，进展缓慢时便熟悉旧事，等到成功时，大概并没有不同。像今天山东左参政张公抑之，本来就是秦地士人的希望，早年便有志于经世用世。自考中进士后，历任秋官主事、员外郎，出任吉安、汉阳二郡长官，都以能干著称。不只是属吏畏惧他的威严而已，观察他行为的人称他正直，探究他学问的人称他博大，懂得他执法的人称他宽恕，不能说他没有施展才能、建立声名，也不能说他没有及时显达。他调任汉阳，任职九年，那正是他辗转迟滞、没有升进的时候。做官的人没有不希望迅速升迁的，一旦违背愿望，愤懑郁结、受到阻滞的人很多。唯独公安然处之，静静等待上天安排，这是多么高明的见识啊！九仞高的山坡，若一旦冲下去奔驰，当然容易；然而不使山体崩裂，才是幸运。哪里比得上周旋盘桓而不失自己的规矩步法，以正道驱行，使积累在内的力量不致败坏，等待时机而有所收获呢？到了弘治乙卯年，公果然凭借显著的政绩上报天子，升任东藩参政。君子到这时知道，公果然能够处身天下而善于保全美好的结局。我自从在关中任职以来，便听说秦陇之间有许多奇士，没有不慨然奋发、追念周汉旧风的。后来入仕，得以同那些英俊之士交游，才知道有一位张抑之。我虽不认识抑之，但侍御夏时雍、黄时济都是那里选拔出来的人，他们都屡次称道说：“我的老师张公，不只是秦陇的希望，本来就是天下的希望。”早先秦州没有进士，公独自奋发努力学习，成就了自己的声名，手执经书跟从他学习的人成群结队，后来往往相继考中高科，都是公启发他们的。唉，我又怎么知道抑之能够建立这样的功业呢？还是他把平日教导乡里的方法推行开来的吗？难怪他光明磊落，远远超过常人。从今以后，他再把治理郡县的方法移用到参辅牧伯、卿、相的职位上，只要遵循这条道路，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好。公起于乙卯年赴任，大概过了一年，二位乡中大夫士才得以共同举荐此事，大家都自认为太迟了。出仕或退处的长短迟速，尚且能够彼此以道相安而面色不变，何况言语文字之间，难道反而会厌弃来得晚吗？有人说公喜爱文章，又笃志于做官，所以应当十分急切。我又怎么知道他是否急切呢？可惜我自己的文章不足以充实他所喜爱的东西。

译送佥宪郝君序 弘治九年，大理寺右寺副郝君性之因公卿推荐，奉诏审查记录京畿各郡的刑狱案件；后来又裁决疑难案件，回到保定，把情况奏报朝廷，符合皇帝的旨意。第二年，便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主管屯田事务。唉！如今聪明而儒雅的士人，大多能够陈述才力、提出谋略；然而如果不是屡经考验后才受到重用，那么他们的成就未必卓然到无人可及。天下事务的道理，知道它不如亲自实践，亲眼见到不如历练熟悉。谈论江河、辨析险要山坡，即使让人听来惊叹，也未必比得上亲自驾船骑马奔走的人掌握其中要领。因此先王任用人才，必定用艰难的事情来考验他，必定用可以办理的事务来考验他，必定明确地以功绩来考察他。到了汉代，即使是可以任用为丞相的人，仍要先在三辅地区历练考察，确实是因为任用人才必须如此，之后才能充分了解。我国建立官制、任用人才，并不不同于古代；用来考验并任用他们的办法，也有两种：有时以官职考验，有时以事务考验。以官职考验，就是考察他所任官职治理得好不好，以考核政绩来决定降黜升迁。至于超出通常职务之外，把崎岖艰难的地方交给他，把繁重复杂的事务交给他，考验他面对权势利益是否不为所乱，然后才任用他。像性之所经历的，正是所谓以事务来考验他吧。性之自从考中进士任大理评事，历任寺副将近十年，凡是经过他批准或驳回的案件，人人都认为那是他平日积累的学问和操守的自然表现，本来就正大而深厚。至于审查京畿、保定案件的行动，迅疾如闪电雷动，不受豪强奸邪阻碍，不被疑惑诽谤动摇，百姓称说没有冤屈，这又是他远远胜过常人的显著表现。天下事务，恐怕没有比刑狱更难的了；在如此困难的事情上还能超过常人，那么其他迎刃而解的事务自然很多。然而按察使的职责，并不专门限于刑狱；不仅不专限于刑狱，也不专限于屯田。凡一方政治的通畅闭塞、百官属吏的清廉贪浊，无不要由我来调节张弛。君还应当更加保持风纪和操守，不要辜负自己早先所作的准备。圣明天子选拔贤能、任用有才，不遗漏任何人才，每天振作精神以谋求至治。君虽然已经被任用，怎么知道不是仍在接受考验呢？由佥宪升为副使，再升为正使，入朝而至卿尹之位，也还正等待着考察；考验会越来越难，任用会越来越重。愿你振奋鸿鹄渐进的羽翼，使天下安置在磐石泰山般的稳固之中，性之确实是这样的人吗？性之已经上路，与同僚一同在都城南门为他饯行，寺正朱德章实在征求我的话作为赠言。我本来是因性之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浩然想到要看见他将来的发展。送岳州刘太守序 起初我读汉代史传，没有不羡慕司马长卿、朱会稽、田相国的为人。他们乘逢时运和机遇，拿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展示给天下，想要迅速实现志向；从平民起身，不到十年便登上显达通融的地位，有的升为公卿，声名传遍海内，功业载入史册，这是多么称心如意啊！我每每感叹当今时代，很少有与他们相类的人；这不只是人物有所不同，时代也不同了。等到观察刘岳州的出仕和退处，发现他卓异俊爽，忽然变化，才知道古今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事情也有不能不相同的地方。世上只怕没有那样的才能；一旦有了这样的人，进用他何尝不慎重，用他何尝不迅速呢！尧章以精通经学、学问博洽享有盛名，四方豪俊争相同他交游，甚至拿着他的文章作为典范，流传到都城，众人争相鉴赏；他接连被擢升为进士高第，起初授任主事，便得到钱谷这一繁重部门的职务。他以书生驾驭老吏巨猾，没有人敢于冒犯；严厉却不苛刻，正直却不刚愎，自大司徒以下都认为他优异，两次主持国家税收尤其显著，清廉鲠直的声誉越来越盛，无法遏止，他的才干就是这样。于是再次升任员外郎，不到一年便乘坐高车出守大郡，地处西南文书法令往来的要冲。这虽然不必借题柱来炫耀，但负弩前驱的声望已经形成；也不必再从事负薪的劳苦，而是怀抱印绶回到乡里，使道路旁的人仰望而不可及。他与那几位君子相比，是遇到机遇还是没有遇到机遇呢？已经遇到机遇的人尚且如此，那么从此以后更加受到知遇，也就可以知道了。不过，这只是谈论朝廷急于任用人才，以及尧章的经历恰好与古人有相同之处罢了。如果充分实现他的志向，那么封禅的文稿或许不足以用来侍奉君主，牛车之衅或许不足以用来立身；我正要挥手把这些抛开。只有用一句话使君主醒悟的人，才大致可以与之并行而不相冲突；然而如果离开孔子所论侍奉君主、立身处世的道理，也就相差很远了。总而言之，按照孔孟所论，若不是有召公遗留下的爱民恩泽、傅说如霖雨般的辅佐，就不足以充实他的器量并完成他的事业。尧章凭俊才正当盛年，而太守之位使他受到百姓尊敬并亲近，能够专心任职且任期长久，又肩负着大力革新政教的责任，以仰承并副合国家的委托，我难道不想在岳州看到先王的教化吗？何况我家乡衣冠文物的发展，大约每一百多年才有一次大振兴；逢到这样的时代，气运又得到这样的人，难道我还不将要伸长脖颈、期望天下吗？

译送吉安任太守序 正德丁卯春正月，石阡太守任君象之因父母丧服期满入朝觐见，改任江西吉安知府。吉安士人相互庆贺说：“这本来就是过去在词苑中以文章才华著名、用经术修饰吏治来治理我们郡的人，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又说：“这本来就是执法守正、不畏惧强暴权势的人，连触犯皇帝逆鳞的事情都敢批评，哪里会忧虑那些微小的阻碍呢？”这两方面的议论不能说不了解君，只是他们所了解的还只是君的声望。声望固然不可缺少，实际才能难道可以少吗？象之自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我就常同他交游。他平日言谈笑语和悦，从不以文章自我夸耀。一天在东阁奉诏考试，众人正蘸笔等待，回头看象之，已经写了数千百言。文辞既华美，议论也一一合乎正道。等到任御史，也从不以气节自负。任职不到一年，便上疏抗言议论大事，并且说：“政治清明或昏乱的关键，在于正道和邪说。”正当隆盛清明的时代，如果让邪说得以流行，等到它逐渐浸润，即使有一百个孟轲、一千个韩愈竭力挽救，也无法挽回。奏议虽未被施行，从此流俗知道畏惧，士人也有了羞耻。由此看来，他的文章和谏诤，难道是象之有意刻意做出来的吗？他的声名和声望，又难道是象之修饰经营而得到的吗？何况世上因正直而获罪的人，大多自负豪迈显赫，反而常常被自己的名声束缚，竭力去迎合它。象之自御史出任中部县令，便勤勤恳恳爱护百姓，督促种桑、教导耕种，诱导子弟忠诚信实，竟不知自己的过去是内台御史。再次调任新安，像在中部一样；从新安迁任归德，像在新安一样；后来又任石阡，也没有不同于治理县邑。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不忍让他离去。这样以后，象之的器量岂不是更加无法测度了吗？象之敏锐而深藏锋芒，不愿凭长处压倒别人，所以不刻意求异于常人，却自然有远胜常人的地方。于是吉安士人刘禔、伍全等三十多人一同责问我说：“如果真如您所说，那么文学、学问和声誉果真不足以了解一个人吗？”我说：“怎么会不能了解呢？董仲舒凭对策高第出仕，而江都治理得好；汲黯凭当面折驳、在朝廷争论出仕，而淮阳得到治理；张纲凭直言敢谏出仕，而广陵安定。这些都是所谓有相应声望，而实际才能能够与之相称的人。何况今天正值太平相继、和洽隆盛的时代，任用贤能、责成政绩，并不比汉代差；吉安又是文献荟萃的大邦，不是昔日的淮阳、广陵，把石阡的治理办法搬来实行，难道真的容易治理吗？” 真的容易治理吗？我只是担心诸位君子只知道任君的声望，所以才共同乐于说明他的实际情况。送刘进士奉使序 弘治九年，珤承蒙参与分考天下士人在礼部的考试，录取了江西刘君持庆。君精通《春秋》学，深得胡氏传的旨趣，又旁通《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出入贯通，牵引其脉络以通达圣人之道。他写文章不拘泥于剪裁雕琢，文思奔放地吐出言辞，纵横自如，像汉廷诸臣一样。议论即使把别人所说的道理全都包括在内，文采也焕发显明；但该责罚的就责罚，该贬斥的就贬斥，自有纷繁而坚毅、复杂而不混乱之处，也可以说精妙了。他评论古今贤能与否、得失，以及策论当世事务，善于掌握事情的关键，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改变；此事应当赞许，彼事应当否定。即使未必完全合乎中道，但指挥取舍进退，就像使唤自己的手指一样，不是首尾畏缩、支离浮泛的言论。这大概是因为把自己精通的东西通达地运用到其他文章中，所以能做到这样。唉！作文的方法就应当如此，谁能想到竟在您身上看到了它？当时，今任宰相的木斋谢公、学士守溪王公主持考试选拔，殚精竭力进行甄选。凡与珤共同办事的人，手里翻阅试卷，口中吟诵，心里思考，眼睛审阅，精神专注于此，大多直到半夜甚至更深才离开席位睡觉。得到一个人才，便欢跃喜悦而不能自制，坐等第二天把他献给二位公。珤得到君，也是在掌灯的时候。寒星挂在天空，锦绮般的文章映入眼中，能不畅快吗？我赶紧叫来秋官伍朝信，和他一起击节赞叹。那时珤还不知道所谓刘子是谁。撤去试场帘幕后，入朝觐见，退朝休息。不久殿试也结束了，便有两位士人进来：他们袍笏整洁秀美，仪貌闲雅端庄，吐露文采而含蓄芳华。问他们是谁，原来是安成彭师舜和持庆。师舜的才华也与君相当，而笔意峭拔精莹华丽，和他的为人相似。大概两位君子平素彼此期许，本来就认为会有今天。谁知道我这个迂拙迟钝的人，幸而没有被五色迷惑，竟然在同一网中把他们都得到呢？安成的《春秋》学名闻天下；凡是那里的人写成章句、连缀史事的文章，往往心手相应，能够领先四方士人。然而因学问深厚而长期困滞的人，也时常有之。像二位君子，又是当地出类拔萃的人，而且确实是一再应试而取胜的人。珤与他们朝夕相处已久，更加了解他们的贤能。到了季夏，太仆卿钱公在江东去世，讣告传到皇帝面前，皇帝命令营建墓域。刘君于是按次序奉冬官的檄文前往办理此事，赶快告诉珤说：“祥就要告别了，幸好可以顺路回去，在堂上拜见二位老人。先生请不要吝惜赐教，否则我拿什么使双亲高兴呢？” 自从君的父母生下君，桑木弓和蓬木箭已经射向四方了。君幼年时，他们只怕君离开膝下；等到君懂得诗书、能够写文章，他们又只怕君不能在朝廷做官、在家乡享受俸禄。如今君凭芳华年岁和清俊才华考中高第，登上显要职位指日可待，又奉王命返回故乡。全县的大夫没有不在郊外迎接的；管粮的小吏和普通人也在前面呵喝、夹道疾行。光彩震动道路，将使君的宗族、姻亲、乡党之中谁不变色欣喜呢？那么君的父母顺心如意，也就可以知道了。天下的孝行，有比这更大的吗？至于君操守清廉，忠诚办事、公正勤勉，你的祖先忠愍公留下的典范都在，哪里还用我多说呢？不过，今天这件事，是圣明天子用来小试君才的，本来将要有更大的任用。由小处推想到大处，君也应该思考这一点。

译送程君德和知泉州序 天下的道理，根源在人的内心，分散于万事万物，开始于一家一室，通达到四海。只有君子能把广大事理归约起来，使不同之处相合而归于共同。因此不出门户也能知道天下，不下堂阶也能治理万民。等到看孔子论治民，又说：“奢侈的，给他看节俭；节俭的，给他看礼。”又说：“观察民情而施设教化。”如果还想根据时机行动、顺应时势补救，那么天下的道理虽然没有不同，天下的政事却不能没有弊病。守住属于自己的根本原则，是经常不变之道，百世不变也可以。至于人的情况，则有刚柔不同的性情，燥湿不同的适宜，强弱、忠伪不同的习惯。如果不加观察而施行教化，向他们显示通达变化并协调适中的方法，那么政事如何归于统一，治理又怎么达到成功呢？新安程君德和，精深于《春秋》学，本来就深知经常与权变的旨趣。弘治丙辰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直到郎中。任职于钱谷这一繁重部门，能够用简明驾驭繁杂，用整饬改变混乱，掌握了因时通变的方法。总理各仓库，规划已经完备；法令明确公允，属吏没有机会徇私，深受上下官员了解。到了正德己巳秋九月，又奉诏出任福建泉州知府。泉州是福建的大郡。太守统领众吏，控制千里之地，政治的宽严张弛都操持于掌指之间，也是可以施行大道的地方。德和把平日养成的才能、在省署中验证过的本领进一步扩充，那么凡有所命令使百姓趋向，有所禁止使百姓避开，有所施设指示使百姓受到感化而改变的事情，应当会有不少。我只是担心天下的习气沉溺于宴饮安逸，小民的利益困乏于征收索取；养蚕织布渐渐废弃，而纨绮日益繁多；田地不增加，而坐食的人越来越多；小吏攀缘牟利，阻塞水流、遮蔽众人，财物耗尽、民力困穷，盗窃抢劫接连发生。即使有直指的使者、善战的将领，完成一件功绩却聚集百般怨恨，人们只看见其危害，哪里足以称为有利呢？观察时机而行动，顺应时势而补救，应当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减省刑罚、减薄赋税的训诫，宽减一分的主张，把百姓视若受伤之人的心意，大概是如今做百姓父母官的人一日也不能不存于心中的，太守尤其应当切切记住。过去韩韶任嬴县长，愿意让沟壑中的人长久活下去；倪宽任内史，不惜因考核成绩低下而受罚；至于渤海的治理，则大体尤其顾念以力农为本。这样的政绩载在史册，永远成为美好的声誉。守住经常之道而实行权变的方法，不过如此。德和用来治理泉州，难道会落后于这几位君子吗？我预见他的政绩会日益成就，声誉会日益隆盛；台省的征召、朝廷的擢升，都将从这里开始。我在翰林任职时，曾冒昧参与礼部考试，与德和有道义上的交情，因此敢于举述古今治理百姓的大略来谈。地官郎中马君来请求我写文章赠送，于是把这番话说完，用来忠告治理百姓的人。送张节判还莒州序 士人如果能够有利于万物和百姓，便应当毅然去做，不顾及后果；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良臣、所谓的君子。如今却不是这样：狡猾机巧，善于躲避；遇到浅薄小事便咬住不放，遇到深重复杂的事情便吐弃；琐碎的事情便轻率决断，盘曲错综的事情便抛下离去；彼此推诿委托，以图自己便利，却也不失去贤能的名声。有人办事不躲避讥讽，思考问题不迎合世俗，世人不说他狂妄，就认为他愚戆。即使号称能够衡量一时人物的人，也未必真正知道这种人。像巧于应付者的轻易，即使知道，也未必像看似容易了解的人那样深刻。若有人不回避机变，不迎合上意，既为上级所知，又被上级深刻了解，如果不是长久坚持自己的道路、积累信任来施展志向，谁能做到这样呢？以我观察安定张公大猷，大概接近这种人。公由太学生擢升为莒州判官，刚到莒州时，青州所属地区连年歉收，而莒州尤其严重。公慨然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也把它当作忧患，甚至私下叹息说：“过去富郑公使青州数百万流民得以活命，光耀史册。我虽不敢希望追随先烈，但青州的百姓本来就是过去的百姓，难道可以坐视他们受苦吗？”于是便与知州、同知协力救济，而公的切切用心，别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于是东方藩司、臬司的各位重臣都听说此事，认为他贤能，公文命令每天传下；府中以及附近各县长期不能裁决的疑难案件，大多交给他审理。过了很久，疑案一有不同意见，诽谤便纷纷传起，但公不受动摇，不屈服，到了审案之处便催促召集当事人来对质，考察后判定某人可以流放、某人可以输财赎罪、某事应当处死，是非分明，每到十天便整理完毕。因此君子认为这很难，而那些习惯安逸、乐于圆滑逢迎的人，也渐渐觉得这很奇异。等到又过了一年，人们更加信服他，士人百姓在乡里歌颂，御史在朝廷推荐。又过一年到了今年，弘治十年，终于在考核官员的部门记录他的政绩最优。他的道路正直，操守坚定，信用深厚，对天下有益而终究不可诬蔑，竟到了如此地步。世上有人在朝廷实行道义、建立信任，却要求早晚立刻见效；没有收到效果便郁闷恼怒，随即抛弃所学、改弦更张奔驰而去，这也太迷惑了。不只是我说他们迷惑，天下人都说他们迷惑。如果天下人不认为他们迷惑，那么褒扬德行、教化百姓不必下诏四方，郑国田畴子弟的歌谣也不必等到三年以后才出现。我断定，今天人们对公的信任，时间越久只会越加深厚。公既已奉命，又回去治理莒州；关中的大夫士人在朝廷任职的，都欣然相约为他送行，阎侍御允德又征求我的话作为赠言。只是我哪里足以了解公呢？然而我听说公的先君地官公正统在中州任职时，是贤能的大夫，在郎省很有声誉；公的儿子尚质如今在选曹任职，十分敏捷而有文才，正受到圣天子重用。那么光耀祖考、教育家庭并施于国家天下，难道会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吗？因此我由此推测，莒州的政绩将会日益壮大。

译送南乐王大尹序 弘治乙卯年，天子已经施行春季政令，想到国内的郡县中或许有不能遍受恩泽的地方，于是命令冢宰选拔三十多名进士，补任治理百姓的官员。于是锡山王君汝昭得到大名府南乐县的任命。我的朋友邵国贤以地官身份经过这里，把事情告诉我；我赶快问他：“汝昭高兴吗？”他说：“不高兴。”那么有愠怒之色吗？他说：“没有。”汝昭正在搜求经书、考察史籍，考察地理，询问民风，磨砺精诚忠心，运用推己及人的准则，眼光仿佛经营四海，志向仿佛奔驰万里。他询问南乐郡的遗留风俗，那里礼义教化是否还像延寿当年的时候？当地人顺从善道、服从上级，是否还像乐韩魏公那样？他一定会筹划心意、预测将来，亲自着手实行，希望一进入南乐境内，便从上面掌握施放收束，全面施行，使上不辜负选拔任命，下不辜负自己的学问；他的志向就是如此。唉！汝昭真能有志于经世用世，而不拘拘于谋求自身吗？士人如果有志于经世用世，而不拘拘于谋求自身，那么把艰险阻难交给他，他不害怕；让他处理繁重复杂的事务，他不受扰乱；使他处在寂寞之中，他不悲伤；用事变激发他，他不发怒；这是因为他的志向本来已经坚定了，又有什么可因高兴或恼怒而改变呢？如今天下做官的人，羡慕在内任职的尊重，便说：‘我只做接近皇帝、沾受光荣的臣子就够了，哪里能去核对簿书、督促期限、同胥吏长久周旋呢？’ 出门迎候使者，早晨去而傍晚回来吗？”为这种说法辩解的人则说：“骑马跟随徒众，有人呵喝，有人应诺，这也是大丈夫得志时所做的事，又有什么可鄙视的呢？”反复争持，不过就是这两种说法，而救济百姓、推行义理的事情，姑且放在一边不谈。我恐怕有人把陇蜀之间的志趣交织在胸中，如果不能兼收并取，内心便不满意，仍然抬头昂首、板起脸色，向众人自称：“我是有志之士，我是有志之士！”哪里知道君子的志向在内心一定，天下的事情便在外部顺势趋向，又怎么能把其他议论置于其中呢？所以古人劳作时不坐车，并不认为劳苦；十之八九的时间在外，也不认为是在外，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天下所给予我的东西便无处使用，我用来经世的才能便无从尽展，所以即使困穷也不得不坚强，即使年老也不得不壮盛，即使位列三公也不得不耿介，即使有万人阻挡也不得不前往。像汝昭这样的人，确实有古人的心志吧？否则，为什么他临事能够敬慎，见到义理便有这样的勇气呢？汝昭既有伟才而文雅，又有高远志向；国贤君是他的同乡，且曾经治理许州，政绩充实而为人所知，他讲求增益学问的功夫又有平日积累，哪里需要我的话呢？不过，有些话不得不说，那就是我和国贤诸位君子对汝昭的期望，是深远而重大的。送顺德何司训序 我的朋友蔡稽勋介夫告诉我，他的姑母之夫何廷用君是贤能之人。他从年轻时便凭文章在科场闻名，八次应试却没有中第。年老以后，有司把他贡举给春官，朝廷召他入廷考试，最终凭借才艺获得司训的职位。广府顺德人说：“他的才华有余，只是命运没有跟上。”唉！世上有专心立志、喜爱学习、在一时之间卓然挺立，却始终不能施展，最终只取得小成就的人，难道只有您一人吗？我听说过：是否遇到机遇，是时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是道。时运通达而道得以施行，君子不一定以此为必要；因失去时运而毁坏道义，君子则不这样做。因此曾子不因穿破衣服而停止歌唱，原宪不因居室漏雨而改变操守，他们的道理确实如此。从今天看来，他与那些穿着中衣、外表朴素，轩车也容纳不下，巷中车马相连、拥有千乘之势的人相比，贤与不贤、高下如何呢？君子何必评论自身显达还是隐晦呢？只要努力实行而不倦怠，求得足以名传当世罢了。何君精深于《易》学，凭此居住在晋江。晋江的子弟听到他的言论，往往有所收获。那么他对于时势和义理的审察、反复守持道义，大概一定有其道理。即使终身住在破旧漏雨的屋子里，他也一定不会改变，何况出仕后阐明道理并推广给别人，难道反而会自行毁弃吗？不过，如今天下学校教育的废弛已经十分严重了。如果他的弟子是贤能的人，那是因为他私下仿效、学习众人而自我树立；如果是愚笨的人，那是由于禀赋偏颇以及懈怠于学业。至于追究他的老师，却完全没有关系。这难道只是求学者的罪过吗？那些做老师的人，遭受抑郁挫折，壮志就会受挫；历经穷困，锐气就会消磨。等到他们获得职位，如果不是沉毅刚正有节操的人，没有不懈怠于进德修业的。懈怠了，便不再锐意进取，只是因循苟且罢了。希望他们能够体察、包容并防范法度，善于晓谕、激励，使颓废的风气停止；排斥邪僻，使学校政教得以树立，道理得以彰明，风俗得到教化，真正的儒者得以出现，难道会有这种情形吗？《传》中说：“大凡求学的道理，以尊敬老师最难。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术才受到尊崇；道术受到尊崇，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又说：“选择老师不能不谨慎。”这也是担心末流会出现这种情况罢了。既然如此，主持这件事的人难道可以不加以用心吗？有人说：“如今天下确实有像您所说的这种人，但事情已经成为习惯，终究很难改变。”您的话难道不显得迂阔吗？唉！这正是寻常社会中的大弊病，也是我深为忧虑的事。假使世上有人慨然以弘道为己任，教诲别人而不知疲倦；如果他的师范尚且不能树立，善人又怎会很多，我实在不能深信。您一向体行道义，又清心修身、出于本性地喜好学习，晚年也没有衰退；经稽勋君称述，您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何况顺德在广郡中是贤才聚集之地，又大有兴治理之势。如果对此我还不说话，我恐怕就像遇到大匠却不和他谈论规矩，见到善于射箭的人却不和他谈论志在中的道理一样，天下终究再没有复兴古道的日子了。难道只是我失去了人才？这也不是介夫等诸位君子用来对待您的心意。

译送刘都事致仕序 天下有两条道路，就是出仕和退处。出仕，是为了辅佐君主、推行道义，至于钟鸣鼎食、身缠朱绶黄带，并不在其中；退处，是为了隐身守志，至于安闲度日、仰卧俯仰，不去知晓外界的呼号，也不在其中。然而人的性情，难以做到实际践行，却容易追求名声；不喜欢真正的出仕、退处，反而多喜欢那两者所不包含的东西。因此，居住山林的人就讥讽做官是圆通趋时，身居朝廷的人就嫌弃隐居是偏僻孤高。考察他们最终的归宿，大概很少有人能实行自己的道义而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能够实行道义、实现志向，那么出仕或退隐的久暂，进退和任用、舍弃，全都一样：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不欺骗君主，不违背父母，这难道不是圣贤所走的中道，也是士君子应该努力达到的吗？如今的君子，大概有差不多做到这样的人。蠡吾刘君德良，就是这样的人。刘君起初是县里的生员，到了壮年才贡入太学；他藏身修业、刻苦学习，头发已经斑白。刚刚入仕时，在未入仕之前，他也曾屡次在科场失利，历尽坎坷，却始终没有怨色，只是抚卷谆谆说道：“我是借此来求得我的志向。”入仕后即任都察院检校，再次升迁为都事。都察院，是国家纲纪法度汇聚之处。凡各藩司、按察司、郡县的激励扬抑、刑罚诛戮、废置官员等制度，没有不经过它议论陈列而决定的。刘君在其中三次调任，进则跟随都御史，办理、应对公事；退则同绣衣使者一起，咨询谋划各地的政令和风俗，奔波劳碌，片刻没有休息，也没有懒惰的念头，说：“我是要报答我的君主，并实行我所守持的道义。”七十岁时才上疏请求退休养老，说：“我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得以身处宪府，遇到了圣明的天子；他嘉奖我些微的劳绩，晋升我的品秩为郎，封修先人的坟墓，使我得以侍奉两朝君主。如今老了，却没有办法报答恩德，不离去还求什么？我的出仕和退处就是这样坦然明白、正大无私罢了。”唉！四时运行，功业完成就当退去，这是应侯保全自身的道理；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危险，这是二疏用来坚持志向的道理。像刘君这样壮年出仕，老年归来，难道不是真正的贤者吗？难道没有古人的心志吗？难道不是真能做到出仕退处而不愧于圣人的训诫吗？世上有些人，大肆夸言来向众人自我炫耀；等到一事无成而退处，又借着离去来抬高自己，说：“富贵不是我所喜欢的。”又说：“我的道还不能实行。”他们用心多么诡诈啊！孔子说：“按照礼义进仕，按照义理退处。”老子说：“知道什么是荣耀，却守住什么是屈辱。”刘君一定是有所知晓，并且能够实行它，所以绝不是苟且这样做来欺骗世人的人。蠡吾是京畿附近的县邑，民风淳厚。我知道每逢年节宾客聚饮时，黄眉白须的人戴着高冠、穿着獬豸服，扶杖前往，登阶时彼此谦让，足以成为后辈的榜样；下至乡间祭祀鸡豚的聚会，与故旧带着子弟一同前往，共饮浊酒，也足以舒畅心情、宣泄胸中之气。那些把功业将成而接近危险却不知道停止的人，与此相比又如何呢？况且我听说都宪刘公汝器也居住在这里，他本来就是一生刚正严厉、操守高洁的人，刘君归来后，更有值得乡人宗仰之处。刘君已经告别、收拾行李，地官侯士宾将和乡里的仕宦者一同前往送行。经过宣武门时，他来拜访我，请我写几句话；于是我叙述出仕退处的道理，作为赠给刘君的文章，也借此告诉乡里人，使那些继刘君之后出仕的人有所振作。送少宗伯王公奉使归省诗序 正德戊寅年秋七月，圣天子大规模册封宗室，于是选择庚子日，驾临正殿传达诏制，命文武大臣充任正使，捧着符节和册书出行。礼部左侍郎瓯滨王公思献承担了前往益府的使命。这样一来，王公已经离家数年了；想到母亲太恭人朱氏正在堂上，年已八十五岁，便设法取道回乡省亲。认识王公的缙绅们，既为太恭人年高而康宁、享有未衰的福气感到高兴，又暗自羡慕王公以天使的尊贵身份，把旌节停在乡里门前，入内行问寒问暖的礼节，带领众孙在母亲膝下祝寿；其中的欢乐实在说不尽。因此各自作歌诗来赞美、羡慕这件事。诗歌编成一册后，请我作序。我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忠更大的，也没有比孝更大的。忠心如果不是出自孝心，就没有立身尽忠的根本；孝心如果不能推及忠君，也没有考验竭尽力量的实际。因此《诗经》说要把善行推及同类，礼制也把临阵作战没有勇气、任官不能尽职视为不孝。由此说来，忠孝难道有两条道路吗？王公早年以进士及第，入直翰林词林，任国子祭酒，出入京城，成为海内学者的师范。等到他任秩宗，正值国家屡次讨论大礼，他斟酌损益，顺应时势而行，因此对君主尽忠，无所不用其极；同时显扬亲人、为家族争得声名，在天下大有声誉。孝道难道还在这些之外吗？或者说，王公今天的出行尤其有更重大的意义，只是我还不敢说出来。如今天下风俗败坏，廉耻日渐淡薄，贪污的官吏遍布各郡县，政事靠贿赂办成，教化被强力阻塞，轻慢侮辱的风气逐渐滋长，最终会变成犯上作乱。王公本来就曾慨然有意于澄清整治。大宗伯是百官教化的首要官员，如今奉命出使，又负有周密考察、广泛询问的责任；鼓舞振作、革新风俗的契机，正是在这里吧！我知道，表彰一个忠厚的人，就会使刻薄的政令受到遏制；提拔一个廉洁的人，就会使行贿之风丧失气焰。尊崇王道的议论一旦发出，朝廷就会受到尊崇；忧虑百姓的意见一旦表达，百官就会肃然。假使车驾所到之处都使人感到风声凛然，旌节一到，趋向立刻改变，那么它对上下的益处，难道是小小的吗？这样一来，就能使出使不是徒然出行，省亲也不是徒然入乡，使忠孝的功业更加高大而没有边际。至于游览江心的胜景、抚临芙蓉的旧迹，那是王公在修养心志的闲暇自有的余兴，并不是作者和我所希望王公承担的事情。谨书此作为诗序。

译贺江知州荣封序 从前先王用八种权柄驾驭群臣，法令由内史掌管，太宰统领：用爵位来驾驭他们的尊贵，用俸禄来驾驭他们的富足，用赏赐来驾驭他们的幸运。衡量才干而授予职位，估量能力而任用官员。那些能够胜任官位的人，就用宠信和诏命来赏赐他。因此，清白之士兴起，贪婪的人就会变得廉洁；持重之士兴起，轻薄的人就会变得敦厚；刚直之士得以通达，懦弱的人也会站立起来。赏赐一个人，天下人就都会受到劝勉。所谓砥砺世风、磨砺庸钝，使士大夫奔走效力，难道是徒然的吗？国家建立制度，一概取法古代。凡郡县官任满三年考核成绩最优的，便以散阶提升品秩，赠封其父母，用制诰褒奖他，用章服使他显异。这就是先王赏赐臣下的意思。草野中的士人，一旦立于朝廷，如果能够尽心尽力，便使他尊贵、使他富足，又推及他的根本，使他的双亲也得到显荣，难道不是荣耀和幸运吗？世上有些苟且欺罔、辜负君恩的人，不念君主赏赐我如此厚重宏大，往往收受贿赂，乐于懈怠傲慢，崇尚聚敛，增加刑罚，最终也很快被废黜、夺职。他们看待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又是怎样的呢？定州太守江君文英，是凤阳颍地人。自幼凭借积累的学问进入国子监，吏部召试后，因才艺优长授任同知，历任沁州、通州、涿州三州，都有能干的声誉。他接连多次获得部使考核为最优，冢宰三原王公认为他贤能，推荐他任定州知州。起初，王公把江君的年资劳绩报告给皇上，天子说：“你确实能够勤勉地担任你的职务。”过去我派人考察沁州，那里事务繁多，你使五谷丰登、善良者得到发展；考察通州，也像沁州一样；考察涿州，也同样如此。我嘉奖你的功勋，提升你的品秩为儒林郎，追赠你的父亲为定州知州，母亲为安人，妻子的封号也与此相同。命令下达后，天官郎官记录他的事迹，请求交付馆阁；馆阁将诏书交给舍人，舍人于是拿出织有锦纹的角端官服，以玉轴装饰、盖有玉玺印记，诏书用丝绸书写，选定日期授予他。认识江君的朝士们相互庆贺说：“盛大啊，盛大啊！正直而廉洁，勤劳而不烦扰，谨慎而不畏缩，理应有这样的荣典。”士人先在家中修养德业，然后在朝廷享受俸禄，才有今天这样的诏命。将来把这些事刻在墓道上，传给子孙，使活着的树木增添光彩，并惠及后代，难道会有穷尽吗？《诗经》说：“洁白的玉瓒，黄酒流在其中。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从此降临。”君子知道应当怎样承受福禄，然后才能做到这样。过去我曾因承颜道经过定州，也听说那里有江使君这样贤能的人。等回到京师，又听进士太原陈君谈起此事，更加验证了我所听闻的情况，于是叙述江君值得庆贺的事，作为向他的贺文。至于受恩而能够知恩，必定会思考报答；处境越困顿，志向越坚定；年纪越老，气节越壮，那就要看江君自己怎样作为了。将来我还希望能够向他咨询，把他的事迹交给宰属考察、史传记载，用来考验他晚年的操守。寿孙母封夫人七十序 嘉靖二年，吏部尚书致仕德兴孙公的妻子、受封为夫人的张氏，寿登七十。夏四月二十五日，正是她的生日。今少保大学士鹅湖费公的夫人，即封夫人的儿子。费公因此谋划为母亲祝寿；又因为我曾经跟随太宰公之后学习，而太宰公又是我先父所推荐的士人，便请我作序。我认为，道不在阴阳之外：乾属阳，它的德性在于创始、居先；坤属阴，它的德性在于终结、成就。阴以应合阳，坤以承接乾。阴阳合其德性，刚柔相互配合，所以能够变化生成万物。难道只有天地如此吗？臣下承奉君主，妻子承奉丈夫，也同样如此。自唐虞三代以来，像皋陶、禹，像稷、契，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都竭尽力量来完成君主的事业，所以天下称为贤臣。像鲁文伯、邹孟轲、晋叔向，以及孟博士李景让的母亲，也都竭尽力量来成就丈夫的事业，所以天下称为贤妇。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各自完成自己的能力，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易经》说：“地道没有自己的成就，而代替天道完成终结。”这是臣道，也是妻道，确实不是欺骗人的话。我观察太宰公的仕途，从御史、藩司、按察司一直做到都宪，从少司官到宗伯、司空、司寇，直到冢宰，大概无不是用古人侍奉君主的方式来侍奉君主。他以清苦自励，始终保持同一德行，在朝廷上下都很有声望，有些事我不敢轻易改动而加以称述。就拿夫人用来辅佐太宰公的事情来说，她说话一定恭敬，容貌一定庄重；祭祀、馈赠、宴饮，即使劳累也必亲自操持；教导诸子和儿媳，即使极其疼爱也必严格；衣服饮食和供奉，即使有余裕也必节俭；对待下人虽然仁慈，也必有所节制。凡是太宰公想要实行的，以及不想实行的，她没有不辅佐他成就、使之合乎义理的。她和古代那些美好德行的妇人相比，那些善于承奉丈夫、因而在后世获得声誉的人，又有什么不足呢？太宰公今年七十六岁，正收敛过去施展才干、开创事业的锋芒，享受恬淡自得的生活。夫人带领诸子侍奉他，有的在学校游学，有的在乡校歌咏，有的在家塾勤学，子弟们纷纷趋向成才，显示出美好的继承发扬。夫人的女儿又嫁给元老，屡次受封为一品夫人，夫妇如冰玉相映，给乡里增添光彩。我到这时才知道，天下的道理果然不可欺骗：大地承接上天，所以含弘广大，万物得以亨通；臣下承奉君主，所以君臣明良相逢，百事安康。妇人承奉丈夫，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夫人的长寿高龄应当没有边际，各种福气也应一同聚集。《家人》卦说：“女子在内正其位置，男子在外正其位置；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庭的道路就端正了，难道不正在这里吗？” 况且我听说，太宰公的祖父司马公从前任方岳，有很大的功勋劳绩，世代都有美好的德行；太宰公和夫人又更加厚实地培植他的根基、伸展他的枝叶。我由此知道孙氏一定会日益兴盛，谨恭敬地为此作序。

译德寿堂序 福气没有比长寿更大的。长寿而康宁的人，十人中能有五个；长寿而又喜好道德的人，十人中有一两个就已经是接连而来的幸事了。两者为什么难易不同呢？因为人的形体有大小之别。耳、眼、鼻、口，四肢，肝、腹、肾、肠，直到牙齿、毛发，都是使人康宁的条件，这是形体的小处。心是喜好道德的根本，是形体的大处。耳朵不聋，眼睛不盲，手脚不痿痹，牙齿毛发不脱落、不【疑：字形残缺】，肝腹肾肠没有疾病疼痛，像这样达到长寿高龄，已经不是仅凭日常积累就能得到的。何况真正能够喜好道德，直到期颐、耄耋之年仍不衰退呢？由此可知，长寿固然可贵；康宁而长寿，也不如喜好道德而长寿可贵。如果只有长寿而没有道德，就像老树的枯根，不能说没有经历长年累月，但君子难道会把它看作长寿吗？真定许母卢孺人，年纪已接近八十，身体的保养仍如当初壮年。宗族中为她祝寿的人，无不说许母；乡邻中称赞康宁的人，无不说许母。然而谁知道许母长寿而康宁，也是道德造成的呢？许、卢两家都是郡中的著姓；卢氏嫁到许家，成为贰尹良佐公的妻子，侍奉公婆至今已有若干年，也已经成为别人的祖母了。家中饮食等事务，如五饭、酒、酱、衣裳，以及佩带、手巾、纺织等，即使到了老年，她也从未不亲自操持，反复教诲，使各家的妇女和子女都有所效法。贰尹公在华亭时，常常告诫诸子说：“我年轻时很困苦，有时守墓，有时耕田读书，砍柴挑水的劳作全靠你们的母亲承担。如今如果不是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父亲相配，你们也会安逸于她的辛劳，你们难道还记得吗？”因此两个儿子磨炼奋发，终于有所成就；长子廷贵又从国学出任寿光县丞，足以继承父亲的志向。孝友的家风在前代基础上更加光耀，这不只是父亲在庭前的训诫，孺人的力量也不能抹杀。这样看来，她应当长寿到百岁，而子孙贤能、俸禄丰厚，奉养也会充足吧？起初，廷贵任寿光县丞时，就迎接孺人奉养她，修建堂屋让她居住，每天奉上甘美的饮食，母子之间和乐亲密。我本来就曾听说过这些。如今弘治丁巳年，廷贵因事来到都城，于是得以详细说起母亲的贤德，又说：“只有二月上弦之日，才是母亲的生日。”我没有什么可以显扬母亲，也没有什么可以为她祝寿，希望得到君子的一句话，带回去献给母亲。我的母亲大概可以安然顺遂了吧？唉，人的福气本来没有比道德和长寿更大的，而人伦也没有比孝与忠更大的。如果后代世世代代继承她的德行，享用君主的俸禄来使父母喜悦，而父母也因此喜悦；名声不坠，事业不荒废，那么天下谁不会称赞他们？何况我们还是同乡邻里，更应当把这座堂命名为“德寿”，来彰显母亲的德行和寿光君的志向。春日气候正暖，祭器安静地陈列着；我知道，手持鸠杖、白发如鹤的母亲登上这座堂，儿子在前面敬酒，孙子在后面叩拜，嘉宾坐满四周，围绕着她欢笑歌唱。这样的和顺之气，怎么会不熏蒸成为甘露、孕育为灵芝呢？虽说是灵芝和甘露，我也不敢断定。但许氏的子孙，一定会由此更加敦厚地承受诗书仁义的恩泽，使家族永远昌盛。只是我的文字还不足以称合君子的心意，姑且因李行人德元的请求，作序向她祝贺，也借此记载下来。荣哀录序 《荣哀录》，是安乡张公信甫的挽歌词。挽歌始于执绋送葬。古人送葬时共同出力以表达丧事，于是发出呻吟、哀悼和叹息，寄托悲痛恻怛的感情，以及对生死往返之道的感慨。悲哀郁积在内心，不知不觉从声音中发出来，就是这样。后来作者逐渐增多，也渐渐称述死者的德行，彰显他的功业，很接近诔文。然而事情因文辞而显明，感情因文章而彰显，君子本来也未尝不赞同这种做法。这就是《荣哀录》所以继而作成的原因吧？张公以英伟果断刚毅的姿态，侍奉三朝，都显出忠诚谨慎。敬皇尤其奇异于他的才干；他从侍卫逐渐承袭爵位后，不到两年，敬皇就下诏命他掌管三千营操练。不久，又命他掌管南直隶前军都督府事务，专门管理操江。随后又命他修葺朝阳门，并再次奉诏选练军队。张公每次接受命令，便早晚惊惧警惕，顾不上吃饭睡觉。他赏罚分明而不徇私，因此在军中十多年，士卒全都信服，江淮之间很少有盗贼窃发。张公刚到江南时，辞别皇帝，获赐蟒衣；朝阳门修成，获赐宝钞；今上即位，又赐防币白金。讣告传来，皇帝震惊哀悼，赐给丧家助葬的钱物，并派官员、车辆和船只办理吊祭。张公谋求报效国家的心，本来就十分急切；而国家对张公加以宠爱、赏赐和礼遇，又是多么隆重盛大啊！唉！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很难。因此，像毅那样奔走求用而终身不得志，像牧那样在边地建功却最终没有完成的例子，前后相接。幸运而遇到明主，则有充国那样的老练，也有伏波那样的老当益壮；可是他们将要老去。像张公这样既幸运地遇到明主，又幸而未老，却忽然如朝露般容易消逝，使长期积蓄的才干来不及在伟大功绩上施展，国家后来所给予的宠遇也来不及让他从容享受晚年，难道不值得悲伤、叹息并为之作歌吗？从大江以北直到国都门阙，二三千里之间，过去人们曾看见张公树立旌旗、拥持符节的盛大威仪，如今却只见他的灵车和丧幡如此，即使是善于用言辞劝解悲伤的雍门周、能够专一守神的南华，也已经不能承受这种惋惜惊愕，何况道路上的行人呢？这就是士大夫之所以了解张公、歌咏张公，其中的深意所在。张公名恂，是凤阳寿州人。他的世系和仕宦经历的详细情况，曾载于史传和碑版，这里不再记述。

译何淑人挽诗序 这是何淑人的挽歌词。淑人是少宗伯紫崖先生马公的妻子，是贵州参政汝砺、考功员外郎汝载的母亲。这些挽歌词，是当时卿大夫和士人哀悼她而作的诗。古人送葬一定执绋，于是有歌声相和；在歌唱吟咏、哽咽悲泣之间，寄托悲思叹悼之意。自《薤露》《蒿里》以来，作者越来越多，也往往叙述死者的德行，赞美他的功劳。无论王公、士人还是百姓，很少不用这种形式。虽然言辞未免有所文饰，但哀悼死者、送别亡灵的感情，本来就在其中。何淑人嫁给马公后，侍奉公婆，年纪还在笄年就亲自承担祭祀、采苹采藻、养蚕纺织等事务；她增添家业光彩，使丈夫登上词垣，直到位列卿宰。子孙如兰桂般繁盛，登上高科的接连不断。凡是海内谈论家学的人，一定称道西克父子，赞美他们的声誉不绝。恩封和俸禄奉养，在近代很少有能与之匹敌的。何淑人也先后三次受封，寿到七十，亲眼看见福禄像河流一样涌来，似乎可以没有遗憾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哀悼她呢？这是因为马公自己说：我年轻时非常贫困，汲水舂米的劳作，都是淑人亲自承担；家中下至四时种植、养蚕等事务，也大多借助她的力量。她早起晚睡，年年如此。因此我得以专心于学问，获得俸禄官秩。如今我的志愿幸而稍有实现，诸子也已经成才，可以在堂上稍稍歇肩；可是淑人却去世了。唉！耕种锄作的功劳还有余，而她却不能长久享用成果；庭院中的树木正茂盛，而培植它们的人却离去了。她五十年间尝尽辛苦，却不能在偕老的晚年坐享甘美的奉养，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何况三代以后，《樛木》《鹊巢》那样的诗已经不再出现。从享受俸禄的人家直到闾巷之中，能够把恩惠施及下人而没有嫉妒之心的，有几个人呢？像淑人这样做主母，爱护她的庶子，竟像爱护亲生子一样；她的慈惠恻隐不是勉强而成。使内室之中看见、听见这些事情的人，贤能者受到劝勉，不贤者有所觉悟而改过。那么即使把它写成诗反复咏唱，或作五噫、三叹，仍不足以穷尽其中涵泳的旨趣和深长的思念。这就是挽歌词不得不作的原因。马公名廷用，字良佐，以文章和道义成为一代伟人；他的言语、行政和办事，没有不卓然显著于世的。读这些诗的人，沿流追源，那么马公一生从自身到家庭、再到国家的情形，也可以由此知晓。珤是马公主持乡试时录取的士人，既已熟知他的美德，悲怆感动自然不同。因此诗写成后，马公命令我为它作序。铭 远心斋铭 我已经用“远心”二字为客人的书斋作铭，有人对我说：“人心危险难安，道心隐微难明，掌握它便存在，舍弃它便灭亡；这些道理还没有想通，哪里有什么远近之分呢？”唉！您的说法，正是所谓只知道近处而不知道远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更灵异的，人之中没有比心更灵明的。因此，人是天地的心；而心，又是人用来参赞天地三才、辅助万物变化的东西。凡是饮食起居的细微事务，鸟兽草木的繁多种类，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的常道，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无不由心总括并加以运用。假如没有高明、光大之境可以安置它，没有不息遨游、悠久长存的境界，没有幽深玄远之地可以居处，就不足以充实它的本体、通达它的作用，扩大它的器量、发挥尽它的才性。世上那些对待心的人，只看见心放失的危害，因此拘束琐碎，设置禁卫、筑起堤防。他们所谓出入、居处和游历，不过不超出四肢百骸之间罢了，自以为这样心就可以不亡。然而柔靡的事物牵引眼睛，钟鼓诱惑耳朵，椒兰熏染鼻子，香、腥、甘、滑、爽口的食物诱惑口舌，安逸享乐改变手脚，使人每天流连于污浊卑下、昏暗蒙昧的境地而不自觉，这难道不是所谓“远”的危害吗？他们安于小小的成就，习惯于眼前的利益，受拘束于气禀，受蒙蔽于物欲，只看见近处而看不见远处，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由此才知道，我所说的“远”，不是游历千里、放纵于无边无际之地的意思。心不离开万物之中，却常常超然于万物之上；充满天地之间，却不超出天地之外。因此，把它放在市场的车马之间，它也听不见喧闹；置身于丝竹帷帐之中，它也看不见其中的华丽；让它享受白台闾巷的女子，也不知道其中的美色；使它经历崎岖险阻，也不觉得艰难；让它被摈斥、处于寂寥之中，也不厌恶淡泊。它自由舒展、从容自在，仿佛与神明同游、居于上帝之所。不仅如此，把这种心志施用于天下百姓，那么鼎彝、旂常之类的功名不能夸耀他的志向，广大的厅堂和方丈的奉养不能扰乱他的思虑，汤镬斧钺的威势不能挫折他的节操。这难道是那些拘拘束束、琐琐碎碎、畏首畏尾、只见眼前而不见万里、只谋求早晚而不谋求长久的人所能仿佛的吗？由此便知道，心固然应当近，却不是世俗所说的近；心固然不能不远，却也不是世俗所说的远。这就是陶靖节把它咏成诗歌的原因，也是我给书斋命名的原因吧？我答复客人后，于是作铭说：“人以万物之灵而尊贵，心是上天所立的主宰。圣人与狂人，只由一个念头分开。那些昏暗无知的人，只满足于小小的近处。”有的人亲近、留恋安逸，有的人接近声色；君子的心志高远，不是游历千里，而是不被外物牵累，于是与理相合。官印、组绶、车马和朝服纷纷陈列在我面前，我却超然地遨游于天地之间，先居于高明之境而后处于广大之域；把万类作为居所，与八方同享春意。我的容貌不改，内心不动，从容涵泳，进入圣人的境界。墓志铭。封征仕郎户科给事中朱公墓志铭。

译正德戊寅年夏天，朱都谏应周将要前往册封，顺路回乡省亲。我此前曾为他的父亲豫庵公作寿文；到了秋七月，任命刚刚下达，豫庵公的讣告却到了。朱都谏于是又穿着丧服，拿着行状哭泣着请求我作墓志铭。我悲伤他能够尽孝却没有机会完成，哪里能推辞？根据行状，公名文兴，字世盛，排行第九，豫庵是他的别号。世代是闽地莆田人，祖先唐古田令玑，始自光州迁来，于是定居在那里。宋代有显达的人物，传了十六代，生下云隐公，名体隆。云隐公生二子，长子追赠户部主事允珍，次子允忠。允忠生大五公，名荣，是公的祖父。大五生榕坡公，名椿，是公的父亲。母亲姓唐。公生来天性高迈，侍奉父母极尽孝敬谨慎；饮食衣服一定丰足、洁净。居丧时悲哀毁损超过礼制，凡是殡葬、祭享、宾客等费用，全都出自自己的资财。弟弟有时请求帮助他，公说：“我的力量还可以承担。”他对兄弟友爱至极，终身没有分家。朋友故旧有患难，无论早晚他都一定赶去，援助时甚至拿出全部家产来救济他们的事情。乡人都认为无人能及。他疾恶如仇，有人犯错就当面呵斥，即使遇到有权有势的人，也不因此畏惧。有人怀疑他这样近于揭发别人的过失，他便说：“我的性情本来就是这样，不能违背本性去迎合世俗。”他尤其重视教育子女，曾说：“学习一定要从立志开始；志向不立，即使有所成就，也不值得称道。”正德辛未年，儿子考中进士、任给事中后，迎接父母二人到京城宅第奉养。甲戌年，公被封为征仕郎、户科给事中，获得诰命；公穿戴衣冠面向北方拜谢，对儿子说：“我的志向在于山林，今天却穿戴皇帝的恩命，只是我已经老了，不能报答。你要努力啊。”这年冬天南归；丁丑年夏天又来到京师，住了几个月后返回。戊寅年春三月二十日，公患病，在正寝去世；他生于景泰丙子年九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三岁。妻子叶氏，封为孺人。依照内则，有一个儿子鸣阳，即应周，任礼科都给事中，以操守见识在禁中有声誉。一个女儿，嫁给洋城郑居渐。孙子二人：士贵、士英。孙女二人：长孙女许配给户部廖郎中庆的儿子衍箕，次孙女许配给太仓黄知州廷宣的儿子某。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山的山麓。公早年就有经世用世的志向，考订古今，昼夜不息，尤其熟悉律令；人情真伪，他一见便能洞察。事情突然发生时，他总能迎上去妥善解决，晚年更加受到乡里信任和敬服。乡里有争执喧闹的，都请他来评断。议论从不牵涉官府，部使者以及郡县长官大多也很敬重他。后来他修葺家祠，封识上世坟墓，整顿祖居，费用相当多，却从未向族人征敛。族人感念他的恩德，闲暇时便和一两位年高有德的老人登八壶山、泛游兰陂，悠闲往来以为乐。每次给儿子写信，一定告诫他要以忠孝大节为重，端正自身去实行，使之推及家庭，并成为乡里的榜样。他不就是古人所说的逸民吗？因此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学习首先要立志，古人也有这样的话；终身实行它，是众人难以做到的。所谓正直方正，公似乎已经有所领会，并把它交给儿子，使其最终在国家昌盛。怎样昌盛呢？青蒲和皂囊之中，天子降下诰命，使父母得到光荣。父母的光荣，也就是父母的志向；潜藏的德行因此载着光辉，昭示后世百代。刘母姬氏墓志铭 我曾与翰林学士襄垣刘公舜卿一同居住在京师南面的南薰里。里中刘氏很多，而且门第显赫，子弟众多，都已成人，我当时很惊异。刘公说：“这些都是我的族人。”过了一年，刘公的族弟、锦衣千户钺穿着丧服来见我，说：“钺不幸，父亲已经去世，几位叔父也相继去世，只有祖母还在堂上，如今又去世了。祖母实在辅佐先祖创立家业，才有今天；我私下害怕她的美好典范泯灭而不能流传，无法向后人显示，这罪责实在在我钺身上，请您写一句话，为钺的祖母作铭。”我和刘学士同僚，又住在同一乡里，知道他们家族贤能的人很多；加上他再三请求，哪里能推辞？根据行状，母亲姓姬，是处士刘公、名刚者的妻子。世代是大名府魏县人，父亲名管成，母亲姓赵。母亲从小端庄稳重、简默少言，不随意说笑；嫁给处士后，侍奉公婆。婆婆杨氏家法严峻，母亲亲自承担舂米汲水，必定勤劳谨慎；缝纫、烹调、切割、酿酒等事，没有不精细洁净的，因此以孝养闻名。起初，处士的祖先本是上党襄垣人，永乐年间入籍京师。那时处士家资还很微薄，常对母亲说：“家中生计如此，怎么办呢？”母亲笑而不答；他逼问她，她才说：“大丈夫关键在于立志如何罢了。勤劳服事，努力工作，把成败等待上天安排；富贵难道是天生有种的吗？辛苦劳作我不敢吝惜，只希望您努力。”处士于是专心致力于谋求发展，不再顾虑家中；母亲也用勤俭从旁帮助，不遗余力，家业渐渐兴盛，不到十多年便达到殷实富足，修建宅第，开辟田圃，一时间乡里很少有能与他们家兴盛相比的，母亲实在有很大的力量。她天性慈惠，见到贫困而不能自立的人，便常常周济。三十多岁以后不再吃荤肉，每天只焚香诵佛而已。她一生表里如一，不会说虚妄的话；秤星、算盘、账目都不愿意过问，说：“我只知道守住我的内心。”人们也被她的诚实感动，不忍心欺骗她。她生了三个儿子，都贤能而好礼，与各位缙绅交游，于是成为晋中的著姓。母亲八十岁时，乡里的大夫、士人都绘图作诗为她祝寿，车马喧闹，见到的人无不称赞她有德。又过了两年多，她去世，时间是正德丁丑年八月二日。她生于宣德甲寅年十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三岁。三个儿子：长子文聪，娶郭氏，续娶章氏；次子文达，娶邓氏；次子文政，娶张氏。孙子四人：长孙就是钺，任锦衣卫副千户，娶侯氏；次孙鉴，娶封氏，续娶郭氏；钥，任锦衣卫冠带总旗，娶侯氏；

译锡，任锦衣卫校尉，娶郑氏，续娶姚氏。孙女四人：长孙女嫁给沈芳；次孙女嫁给锦衣卫指挥佥事韦章的儿子玉；次孙女嫁给乡贡进士魏澜的儿子；再次孙女嫁给前锦衣卫指挥佥事、镇抚司理刑牟斌的儿子舜臣的曾孙。男曾孙五人：永年、永贤、世臣、荩臣、某。女曾孙一人。将于这一年九月十一日合葬在宣武关南白纸坊枣园的坟茔。三个儿子都先于母亲去世，晚年由孙子钺奉养。钺在孙辈中最长，因此后事由钺主持。唉！处士凭勤俭兴旺家业，而母亲主持内务，起了辅佐配合的作用。等到三个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孙子们各自从事文武事业，于是壮大家室，门庭显赫；祖先因此增光，而母亲也得以高寿，亲眼看见家道有了最终的成就。她亲自享受了自己的德行所带来的福泽，而功劳归于丈夫，福庆又延及子孙。她对刘氏家族实在有很大的劳绩。因此应当为她作铭。铭文说：姬氏出自周的后裔，生于魏地，嫁到晋地，使刘氏世家壮大。犹如国家有功勋，使后代昌盛。像带子和砺石一样，皇帝掌握着信契；家族取得大成，各种福气如河流接连而来。既已长寿高龄，也完成了一生志愿；余庆绵延不绝。难道说没有根源吗？在幽暗的墓中铭刻德行，昭示后世百代。墓表。先祖赠监察御史府君墓表 唉！立身扬名，是孝子用来显扬亲人的方式；建立功业、树立德行，君子称为不朽。像我祖先留下诗书礼乐的恩泽，到家父时更加昌盛广大，可以说没有辜负这句话了。然而珤侍奉家父二十年，虽然他显达而有声望，却从未显露得意之色，我本来就知道他怀有无穷的思念。有一天，他对珤说：“你的祖父远大地培植德行，于是惠及后代；流传下来的风气在我这里，我不敢使它失坠。因为有今天的爵位，成为大夫，能够享用五鼎之食，却从未有过曾参那样一天的奉养，也没有季路那样背米百里来奉亲。”他含着悲哀、背负隐痛五十多年，私下担心深藏的德行不能光耀于世，传得久远。你要记住啊！珤因此惊惧警醒，谨慎铺陈家父称述先祖的话语，刻在这块墓表石上。先祖名麟，字文祥，世代是藁城人。祖父永，父亲友智，都以美好的德行在乡里著称。先祖从小警敏，学问天成，胸怀平正开阔、明朗爽直，不作容貌上的修饰，却暗中怀有远大志向。永乐癸卯年，尚未弱冠，便和年老的儒者一起进入考场，于是凭《春秋》考中乡试，授任平阳府临晋县学教谕。他循循善诱地教诲学生，用学说解除他们的束缚。过了几年，适逢县令空缺，官府把印章交给他，说：“只是因为你贤能，百般事务都由你署理。” 先祖生性宽厚，从不以严酷苛刻约束下属。有因犯法应当逮捕的人，他释放而不追问，最终因此获罪，被贬为韶州英德河泊使。当时北方人不习惯南行，许多人以路途危险来阻劝他。先祖却悠然自若，仿佛早已料定寿命不会改变，抱着依法听命的想法，于是携带家属赴任。一年后死在任所，年仅三十二岁。他死后三个月，家君才出生。自先祖任临晋时，时氏夫人已经不再主持家务；继室徐孺人，就是我的祖妣。祖妣出身广信上饶名族，父亲县令公聆知藁城沦陷，便在此安家。祖妣是他的长女，后来嫁给我的先祖。她性情温婉幽静而清洁，有刚烈的志节。二十六岁时遭逢先祖去世，竭力谋划将灵柩运回广东，那里距北方将近数千里，途中要冲犯瘴疠，出入鱼龙出没之地。寡妇和年幼的孩子，想来也有人颠沛流离而不能返回。祖妣却独自毅然扶柩北上，又带着时夫人的遗孤玺以及家君同行。她把性命交给舟楫，发誓守持节义，经过父母的故乡也不停留，最终返回藁城，使灵柩安葬于墓穴。乡人听说她回来，说：“贤德啊，徐孺人！”没有不赞叹而又为她悲伤的。于是她嘱咐先伯玺说：“你要料理家业。”又嘱咐家君玊说：“你要跟随外傅学习，不要辱没你的生身父亲。诗、书、礼、乐都在这里，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父亲的志向。”家君哭泣着接受教诲，奋发自立，勤学不倦。祖妣更加艰苦守节，脱下簪珥首饰来供给他们，毫不吝惜。天顺甲申年间，家君考中进士，她又喜又悲，哭着对亲友说：“从前我曾问道关岭海之间，跋涉澎湃的江河，攀登险峻的山岩，冒着艰险危难，九死一生，哪里知道今天还能再看到我的儿子成才呢？”县大夫听到详情，报告给郡守，郡守又把这件事上奏。天子说：“郡中有徐节妇，发誓不改嫁，有共姜那样的操守；她以义理教育儿子，有范母那样的慈爱，应当表彰她，以劝励风俗。”天子又说：“可以！应在她的门上旌表‘贞节’二字。”事情下达后，相关情况上报朝廷。祖妣凄然说道：“我不过是用这种方式酬答自己的志愿罢了；没想到反而得到恩宠诏命，使我有今天。如今回报地下的先祖，也应当没有遗憾了。”第二年，她在京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当时家君任御史、监察广东道，于是护送灵柩归葬，附葬于先祖墓旁。过了三年，家君又起复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皇帝下诏说：“国家宠任办事之臣，必有推恩的典礼；追赠御史玊之父麟，官职比照御史，母亲徐氏封为孺人。” 唉！做人子女的，能够在父母生前奉养他们，死后又使他们获得荣耀，那么即使饮水也感到欢喜，捧着任命文书也会激动，更何况享受鼎食和恩封呢？不幸奉养有所不及，那么终身的思念什么时候才会有尽头？这就是家君仰天捶心的原因。家君历任官职，做到山西按察使，以云南副使致仕；娶赵氏，是民望的孙女、赵府纪善凖的女儿。长子名玠，考中成化丁未进士，任监察御史。珤也和兄长一同中进士，现在任国史检讨。唉！祖先创立的事业给后人留下无穷的谋略；有这样的善政善教，正是家君能够继承德业、流传美名的原因。世上的君子，哪里知道荣华是在冰霜中萌发，温暖的时令会在幽深山谷中回转呢？我谨慎叙述事情的大概，准备把它刻写下来以求不朽，请家君决定。县尹穆侯济听说此事，感慨地跑来对我说：“表彰善行、惩戒恶行，树立风声，本来就是有关官署的职责。这件事如果不能出力传播，实在令人惭愧。”家君三次推辞，穆侯说：“我本来就是来请你答应的。”于是我们共同琢磨石碑，刻写文辞，用来昭示先人的遗德。《熊峰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