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田集卷二十八

译《太傅王文恪公传》公名鏊，字济之，世称守溪先生，是吴地洞庭山人。他的先祖中有名百八的人，自汴京护送宋朝南渡，于是居住在山中。到这一代，族人繁衍兴盛，便把当地称为王巷。起初家族中没有做官的人。正统年间，有关官府选取生徒、隶属于学官时，乡里子弟都奔走躲藏，唯独公的父亲朝用请求入学，成为弟子员，后来出仕任光化知县。公在父亲尚未出仕时就已经有了名声。十八岁时，随光化到太学，声誉更加显著。当时叶文庄在礼部，召见他与之相见。公身材纤弱，但内心蕴含精明，举止安静庄重，文庄大为惊异，试探他的学问，越发认为不是近来经生所能达到的。当时王忠肃公翱刚刚去世，文庄因为公的姓名与王忠肃相近，开玩笑说：“失去一个王某，又来了一个王某，怎么知道不会是后来的忠肃呢？”第二天，亲自备办仪仗和束帛，派他跟随陈音先生学习。当时陈音任翰林，声望很高，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唯独称许公善于学习，没有不尽力让他领会学问的要领。成化戊子年，公将回乡参加应天乡试，文庄想把他留下来完成学业，没有成功，心中十分惋惜，说：“科举名位不足以玷污你的才华。”公回乡后补为郡学生，一两次考试都不顺利，但文名日益兴起。甲午年，于是以第一名被荐举。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又考取第一名。廷试中以第一甲第三名及第。当时策论以教养为题，公引用《周书·无逸》和《易经》中“自强不息”的话作答，大意说，保持天下太平在于勤勉，勤勉在于教养；教养完备，王道就能成就了。全文反复数千言，说的都是当时的利害问题，是人们难以说出口的。当时太平日久，朝廷对政务颇为懈怠，所以公以此进言，言辞激切直率，当权者厌恶他，借口文章冗长难读，想把他压在次甲。尹恭简任冢宰，不同意，说：“朝廷策试士人，取的是他们能言善辩；既然文章说得好却要压低名次，难道是临轩策士的本意吗？”于是极力争辩，终于使他获赐及第，入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文庄已经去世，陈先生正任编修，于是公与他同列，一时被认为是盛事。弘治九年，升任侍讲。当时春天，皇上到后苑游玩，公讲到“文王盘于游田”，言辞严正而意思畅达，皇上惊惧地听着，从此完全不再出游。修成《宪宗实录》后，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不久升为侍讲学士，充任经筵日讲官。武宗出阁读书时，晋升兼任左春坊左谕德；又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甲子年，升任吏部左侍郎。起初，李广得到皇帝宠幸，朝廷士大夫有的依附他以求宠。李广败后，赃贿狼藉，许多大臣受到牵连玷污，只有公没有留下任何污点。寿宁侯贫贱时曾与公有姻亲关系，显贵后便凭借权势掌事，势力倾动朝廷内外，公却绝不与他交往，逢年过节送来的礼物也总是挥手拒绝。有人认为公做得过分，公说：“从前万循吉攀附昭德，我私下以此为耻，难道如今自己反而要重蹈覆辙吗？”公入朝到这时已经三十年，磨砺节操，履行正道，一点也不屈曲，一时士人舆论都归向他。孝宗末年励精图治，于是任用公为吏部官，并且渐有援引他辅立太子的意图。恰逢公因父母丧忧离职，而皇帝也随即驾崩了。武宗即位，又起用公为吏部侍郎，修撰《孝宗实录》，充任副总裁。当时皇上年幼，颇好纵情游乐，宦官马永成等八人实际上从中引诱。给事中陶谐、刘𤩽首先上疏弹劾论列此事，不久各位谏官相继论奏，朝廷内外人心汹汹，而大臣们却没有发言。公对户部尚书韩文说：“这是国家大事，关系到治乱；大臣和百官作为表率，难道竟没有一个人发言挽救纠正吗？”于是六部相继上疏请求，凡是合疏，必推举一位官职较高的人起草。当时焦芳在吏部，说：“我只听说大臣应当纠正君心的错误，没听说要议论君主用人行政的过失。”他的意思大概是不愿居于首位。公把这话告诉韩文，韩文于是夺过笔来写成奏疏说：“皇上刚登基，不应亲近小人，游宴没有节制，因此请将这八人斥逐。”奏疏呈入后，皇上大怒，召各位大臣到左顺门，宦官宣读皇帝诘责的话，并说到八人的事情，皇上久久不忍心立即驱逐他们。此时圣怒难测，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公上前说：“今天的举动，正是为了这八个人。这八人实际上蛊惑圣心，不除掉他们，天下将要大乱。”韩公也随之这样说。皇上知道众人的意见不会改变，准备处分他们，八人围绕皇帝哭泣着上前，抱住皇帝的脚乞求活命，事情于是中途发生变化。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开朝廷，韩文也因罪离职。八人于是分布在权要职位上，刘瑾居中掌权，天下的权柄全都归于他了。公当时奉命与焦芳入阁办事。起初刘瑾掌权时，焦芳首先依附他。刘健、谢迁离去后，焦芳想得到他们的位置，但公的声望超过自己，而当时舆论又都归向公，于是公与焦芳一同受命。然而公只是以本官兼任翰林学士，仍按尚书的班次排列。后来皇上回头见到公，询问其中缘故，于是晋升他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不久加少傅，进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当时刘瑾日益骄横，把文臣视同仇敌，尤其憎恨大学士谢迁、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韩文。韩文离职后，刘瑾一定要杀他，多方侦察寻找罪证，却始终没有所得，心里仍然怨恨，公就在公众场合大声说：“韩文清廉忠贞、德行纯粹，朝廷内外人所共知；万一他无罪而死，天下后世将会怎样议论？”后来韩文终于被释放而不再追究，这虽然是刘瑾自己畏惧公论，也是因为公公开说这些话震慑了他。刘大夏在广西，曾经改置土官岑氏，到这时退休居家。刘瑾从华容把他逮捕来，判定他煽动变乱，应当处死。公说：“所谓煽动变乱，是煽动它使之变叛，或者因此导致地方失守。

译如今地方没有忧患，岑氏仍像往常一样守职，怎么能叫作煽动变乱呢？”刘大夏因此得以减免死罪。此前，有关部门奉诏荐举经学明达、品行修洁的人，到了荐举时，恰好全都是余姚人。此事发生在谢迁执政时，刘瑾说谢迁偏袒同乡，罗织罪名加以追究，也因公的进言而获释。郎中张玮等人都因小罪被戴上重一百斤的刑枷，在烈日下几乎死去，仍不予宽免。公急忙向朝廷进言说：“士人可以杀，不可以羞辱；如今既羞辱他们，又要杀他们，已经到了极点。我还有什么脸面再站在这里？”于是与大学士李东阳一同上疏，极力陈说，终于使他们免死而戍边。其他如免除逃亡戍卒连坐的法律、纠正废后吴氏和景皇妃汪氏的丧葬礼制，虽然也与李东阳共同商议，但公从史实和义理上裁定的地方更多。当时内阁旧臣只有李东阳一人，而且多卧病不出。焦芳既与刘瑾同心迎合依附，又暗中残害并乐于中伤善类，只有公时时以正直言论折挫他的奸谋，一时朝廷内外都倚赖公。然而因此不断触犯刘瑾的心意，刘瑾虽无意斥退公，公却不能再留任了。公上疏所说的意见不被采纳，于是坚决上疏请求离去，三次上疏才获准。诏令有关部门终身供给余禄，又赐玺书，让他乘驿车迅速回乡。回乡两年后刘瑾败亡，当时公年纪还很壮，天下人都希望他重新出仕，而公却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正以文学自得，不再有意于当世。朝廷内外的臣僚多次上疏论荐，也都得到不予批准的答复。这样公闲居了十六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因病在家中去世。讣告传到朝廷，皇上为他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太傅，赐谥号文恪，赐给若干石米、若干匹布，诏令工部派官员营办葬事。从去世到下葬，共九次赐谕祭。公历任官职，从编修升迁十二次，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官阶从文林郎升至光禄大夫、勋柱国。追赠他的曾祖伯英、祖父惟道、父亲朝用，官衔都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母、祖母、母亲都为一品夫人。妻吴氏、继妻张氏，都累次追赠为一品夫人。儿子四人：延喆，任大理寺寺副；延素，任南京中军都督府经历；延陵，任中书舍人；延昭，为郡学生。女儿五人：分别嫁给吏部侍郎徐缙、贵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兴县学生邵銮、中书舍人靳懋、仁郡学生严濡。公为人敦厚诚实，安静平和，在世时少与人交往，却能以道义自我克制。起初性情怯弱，一天读到程子“明理可以治惧”的话，恍然有所领悟，说：“在我自身的是道理，在上天的是命运，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从此以后，他刚强果断而自信，遇到事情便直面而上，没有一点牵挂和退缩。即使权势利益在眼前，也不屈曲；立志高明，鄙视流俗，没有什么能迎合他的心意。与人相处不刻意表现亲热，但在沉默之间，内心已经格外厚重。平生从未凭私事求托别人，也不敢凭自己的私意干预别人。在朝廷任职四十年，从未在权门利路上错走一步。官职资历的高低从未说出口，每次升官总是谦让躲避，不敢承当。晚年更加收敛，把超越本分视为戒律。当今皇上即位掌握大统，首先赐下玺书，派行人前往存问。同时被赐玺书的大臣，都派子弟入朝谢恩，子弟随即授为中书舍人。公不肯，说：“我在内阁任职时间很短，已经过多地承受恩宠，哪里还能再这样侥幸冒领呢？”于是亲自从驿递中上疏，请求另外授给自己的一个儿子中书舍人的官职，极力推辞，皇上不准。公去世后，皇上才终于授予此职。他好学而专精，不被事务夺去志趣，年轻时擅长科举文章。接连考试取得魁首后，文章名声一日之间传遍天下，程式文章流传各处，士人争相抄录，以为范式。公叹息说：“这足以成为我的学问吗？”等到任翰林官后，便尽力研究群经，下至诸子、史书和百家之言，没有不融会贯通的。他曾说：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共成两篇，称为正经。孔子加上上下彖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共成十篇，称为十翼。后来商瞿、梁丘贺把上下二翼分别置于各卦之下，郑康成又把《文言》移到乾、坤二卦之后，王弼又把《彖传》移到各卦之后。经过这三次变动，经文与十翼的辞句已经不是《易经》原来的样子了。《诗经》的小序，是说明诗篇作者创作本意的。朱子把小序全部删去，只讽诵诗篇而为之作说，固然是卓越的见解。但古人作诗必定有自己的题旨，假使题旨亡失了，国史采录诗篇时，也一定会记载它的出处；否则相隔千百年之后，哪里知道它的本意所在？毛氏、郑氏拘泥于小序，曲折附会，多取诗句之外的意思，不能说没有过失。但朱子不拘泥于序说，独自体味诗的本意，恐怕也未必就是正确的。他又说，朱子因为“郑声淫”一句话，便对郑、卫之诗产生怀疑，多把它们指为淫奔之诗。然而季子观看周乐，歌咏卫风时说：“美啊，深远啊！”歌咏郑风时说：“美啊，只是细弱得太过分了。”郑、卫如果都是淫诗，为什么季子都说“美啊”？他对于郑风虽然讥讽其声调细弱，却也从未说到它淫荡。他又说，各部经书之中，只有《礼经》最为繁杂混乱。朱子曾想把《仪礼》作为经，把《礼记》作为传，使经传相互配合，或许可以编成一部完整的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后来吴草庐便按照类别把它们分别附合起来，例如把《冠义》附在《士冠礼》之后，把《昏义》附在《士婚礼》之后，这样做是对的。然而其中有些不能附合的部分，也确实没有办法。朱子晚年撰写《仪礼经传》，先讲《家礼》，其次讲乡礼，再次讲学校礼，然后讲邦国礼，最后讲王朝礼，条理井然，能够提出来实行。但其中杂引《大戴礼记》《春秋内传》《春秋外传》以及《新序》《孔丛子》一类的书，杂糅合并而成，已经是自己另作一书，并不是用来解释经文的。至于《周礼》，虽然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典章，其中也有可疑之处。冢宰掌管国家政务，统领百官，这是他的职掌。为什么宫禁中妇女、宦官之类，以及兽人、渔人之类的官职都列在其中，而天府和大小内外史却又归属春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却分掌郊里、征收财赋、掌管纲纪和钥匙，怎么能称为教化？职方氏、形方氏、山师之类，难道能归属司马吗？大小行人的职掌，难道能归属秋官吗？又比如夷隶掌管鸟语，貉隶掌管兽语，庶氏用嘉草攻治毒蛊，硩蔟氏掌管覆盖幼鸟的巢等，这些事务为什么琐碎到如此地步？

译这些事务难道又一定都可以实行吗？他论说《春秋》中“王正月”和“获麟”等问题，尤其精细详尽。关于其他书的论说也很多，他常说六经深奥精微，不可妄加议论。汉代儒者的传注虽然没有完全穷尽圣经的微旨，但各个专门名家都有师承传授。自从宋儒性理之学盛行，汉儒的学说便全被废弃了。然而其中必定有不可废弃的内容。公潜心考察义理，必定深入究明始末，务求把握要旨，不肯苟同流俗。像这样作文，内容深广宏博，文辞丰富充实，而立意必定出于己见。当时翰林中以文章著名的，有吴文定公宽、李文正公东阳，都是超绝一世的杰出人物。公稍后出仕，实际与他们不相上下。评论者说，公在经学方面造诣深厚，所以文章纯正无杂。晚年更加精深，锤炼辞句、铺陈文采，必以先秦两汉为法，在唐代也只取二三位名家而已。宋代以下的文章，他仿佛不屑一顾；所以见于论著的文字，无不典雅端正、纯熟雅正，文质兼美。至于他得意之作，不知道与古人相比究竟如何。只是公的学问本来就想落实在行事上，恰好又以撰写记载为职。三十年间周旋于文章翰墨之中，从未承担过军务、民政、钱粮等事务。有时因事情偶然显露才华，但他的高才卓识，也自然有无法掩盖的地方。弘治末年，火筛侵犯边境，他提出守备边境的八条意见。正德初年，论说时政四件事，上疏请求离开朝廷而没有成功。如今皇上即位后，又进献《讲学》《亲政》两篇文章。其他著作，如《国猷》《食货》《拟罪言》《教太子》，都是卓越的经世远大谋略，可惜没有来得及实际施用。晚年虽然偶然有机会奋发一番，却恰逢时局艰难，正直进言，危险行事，几乎以身殉国。大概当时正忙于挽救过失还来不及，又哪里能够有所作为呢？等到如今圣明天子谋求治理，正急切求贤而唯恐不及，公却已经老迈去世了。唉！难道是上天不愿让这种道义推行吗？还是人为造成的过错呢？正德初年，旧臣们相继离开朝廷，天下事务没有可以托付的人，而公又因为正直而离去，这样就算得到了什么。但对天下又能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忍辱负重以成就功名，君子也会赞许他们。然而从今天看来，究竟谁的功劳更多、谁的过失更少呢？唉！做臣子的道义，归根到底应当出于正道。

译周康僖公传 周公名伦，字伯明，是苏州昆山人。考中进士后，任保定新安县知县。新安是偏僻的小县，科派征税烦重，加上前任政务废弛，胥吏又乘机作奸。公全面核查、钩稽校验，使赋役均平，百姓按常规应出的数额大都减少了十五分之一。当地百姓一向苦于牧马，按照旧例接受牧地时，土地虽然有更换，养马的赋额却没有区别。公详细审察，筹划调停，使双方能够互相资助而各得其利。常规牧地之外，又有寄牧地，年成不好、百姓减少时，马匹无处安置，他上疏朝廷，终于废除了寄牧。任县期间多次遇到旱灾水灾，他修复古代常平仓的政令：百姓饥荒、粮价上涨时，就降低粮价分批出售；年成丰收有余粮时，就按平价收购。自此粮仓常常充实，饥荒之年百姓便有了依靠。县中长沟等堤坝已经毁坏，成为小民的祸患，他以赈济饥民为名令百姓运土，按运土多少发给粮食，刚刚完成，堤坝也就修好了。于是巡视水塘沟渠，凡是淤塞荒废的，都疏浚使之通畅；又引导百姓灌溉，教他们种植。县里原来只有粟而没有稻，到这时稻田连绵遍布田间，百姓懂得食用稻米，土地没有不被开垦的。于是兴修学校，召集学生在那里学习，亲自为他们讲授，文教很快兴盛起来，县中因此大为治理。部使者上报他的治理情况，征召他入朝任监察御史。当时孝宗驾崩，内廷每天设置斋醮，僧徒杂然聚集，朝廷上下纷扰。公上疏说，新政开始之际不应崇尚异教，宫廷禁地也不应让异类任意进入。又因为北方敌人充斥，边关警报频繁，奏请免除各地守臣进香。于是分条陈述备边六件事，大意说，事务繁多之后国库空虚，不能不彻底研究边储；当前最急迫的，是不能不加强居庸、紫荆等关，以及白羊、潮河等靠近京城的边口，不可不预作防备。至于人才的任用和废弃、漕运的虚实，也都是当前急务，不可不谨慎。太监李兴提督山陵，有人上疏论说他侵吞刻薄、悖逆欺慢，朝廷下令交公审问。公依法彻查到底，查出他侵吞财物、败坏事务以及其他违法行为，便按罪弹劾，使他抵罪。当时武宗初理政务，欣赏公不畏权势，特赐宝钞、羊和酒，以表彰他的正直。不久奉命巡阅，充实边关，听说父亲患疮病，便以病为由请假回去探视。到家后父亲去世，于是解除官职服丧。当时逆臣刘瑾掌权，京官请假在外不得超过一年，超过期限便停止叙用。公已经请假，不能说明是在守制，最终因逾期而被勒令致仕五年。刘瑾被诛后，又起用为监察御史。恰逢朝廷政治更新，他上疏提出新政五件事，首先说大学士谢迁、尚书刘大夏以及当时被放逐废弃的各位大臣，都是国家旧臣，离职并不是因为罪过，应当录用。南京江防是国家的险要关塞，如果守臣不得其人，许多事情就会废弛。应当整顿松弛的事务；南北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屡经盗贼破坏，百姓创伤困苦，应当赈济抚恤；田野荒废，应当加以经营；各地刑狱中赃物和牵连案件堆积，应当裁减省察；江南郡县的赋税大多被主守官吏侵吞，应当命令巡按官轮番督察。所说的都深切合乎实际，大多得到施行。第二年出任山西巡按，适逢北方敌人入侵，越过十八处隘口，直接渡过滹沱河。公弹劾总兵官都督神周，责备他平时没有防备，缉捕又不及时；都指挥周凤职位低而责任重，不能胜任，谋略浅薄、见识少，不能有所作为，因此使强敌横行溃入，造成许多损失，请另派有声望的重臣，授予他处理事务的权力，或许可以负责控制扼守。当时各镇兵官大多拥兵自保，彼此不相救援，敌人到来时不能独自抵御，所以屡屡误事。公说：“宣府、大同、延绥、雁门等地虽然各有分辖区域，但形势实际上彼此联络。如今各地兵官各自拥重兵，闭门观望，白白错过战机，请调遣各处游骑官军，分别驻扎在边境附近，互相牵制配合，或许危急时可以互相依靠，不至于溃败。”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在山西一年多，扶助衰微，振兴废坏，随事贯通条理，揭发隐伏、揭露蔽塞，不容许留下罪恶。因为当地每年都有敌患，他尤其重视边防，兴修代州城以及各关的墩台、口门和月城，修复省城南关，修筑宁武关土堡，疏捕剧贼绒玉等四十九人，并抚散他们的部众，境内因此安定。公一向重视名教，所到之处兴办学校，表彰先贤，荐举宣扬孝子节妇，凡是礼仪文教方面能够做的，没有不举行的。他曾巡视县境到高平，梦见两座山相对耸立，山麓有一片丛祠，询问后有人说：“这是帝王庙。”后来他巡按泽州道，拜谒成汤祠，看到它颓毁荒落，正如梦中所见，于是命有关部门兴修，并恢复被侵占的祠地。又在平阳修复尧祠，祠堂左右祭祀玉皇、霸王，淫祀而不合礼制，于是命令撤去，改为祭祀舜、禹。公留心人才，他所荐举而后来显达的，如布政使孟凤、知府刘文庄、通判韩邦奇等人，后来都在当时有声望。这一年境内黄河水色清澈，公于是具疏奏报说：“本境水旱频繁，百姓屡受饥饿；去年冬天雨雪虽然应时，却还没有见到收成；盗贼没有平定，百姓也没有完全安抚；北方敌人虽然退去，却没有忘记南下侵扰。如今黄河澄清，这是地道通泰安宁的征象，大概是两宫安康、中宫和顺所造成的。宫廷内的深严情况，臣下无法测知。陛下可以用事情来验证它，如果确实是祥瑞征兆相互应验，自然应当派人祭祀。还请鉴察上天深厚的眷顾，体察大地显示灵验的真实，更加修养省察，以报答神明的恩赐。”他又说：“《春秋》不记载祥瑞，记载有年成，是为了记录异常。”这并不是认为祥瑞不值得记载，而是担心人因祥瑞而自我懈怠。这是孔子教导万世的道理。当时武宗在位已久，对政务颇为懈怠，所以公借此讽谏他。九年后回朝，奉诏拣选阅视京营官兵，搜寻积久的弊病，发现其中因循习惯造成的弊端，分条上奏八件事，都是营伍中应当建立或革除的重要事务。诏令兵部议定施行。武宗长期不上朝，政务多有懈怠，公上疏说：“如今四方夷人朝贡，每年没有一个月空缺；在辞谢朝贡的日子里，却不能一睹皇上的圣颜。侍卫值班的官军与参加朝会的官员进退参差，有时甚至冲撞失仪。品官服色各有等级界限，如今却任意穿着服饰，完全没有等级威仪，请加以约束整顿，以肃清朝廷礼仪。”又说：“本朝慎重刑狱，每五年便命廷臣审录刑案。内外杀囚，近来因为朝廷事务繁多，海内四方盗乱，长期搁置而不能举行。经过逆臣刘瑾乱政之后，尤其多有冤枉滥杀；连年灾异，或许也是由此造成的，请恢复旧制，派官审录，以招致和气。”

译太监刘允奉诏携带供物前往乌思藏，公说：“番教主张虚无寂灭，本来没有补益；世人之所以尊崇它，是因为认为它能够消除灾祸、带来福气，对国家有益。如今冬天温暖、河流不冻，天时失序，命令在京的番僧来禳解，难道真能调和阴阳二气而使节令正常吗？四方凋敝，国库空虚，难道真能神运鬼输来充实国家吗？敌人不来归顺，警报每天传来，难道真能靠说法诅咒来安定边疆吗？况且乌思藏距离京师数万里，一去一回动辄经过数年，使者往来少不了供给接待的骚扰；使臣远行必将借道西部夷地，一旦调度失当，必然开启边境争端。这对国事没有益处，对百姓反而有损，请收回成命，以安定人心，安定中国。”奏疏呈上后，皇上没有采纳。十一年，升任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任大理寺右少卿，升左少卿。嘉靖元年，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管理院务。母亲年老，他请求致仕，不准，特命他乘驿车送母亲回乡；尚未出发，母亲去世，于是上疏回乡服丧。四年服丧期满，立即授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敕提督江防，兼理院务。五年，升本院右副都御史，兼职照旧。在南京任职两年，亲自巡视安庆、九江等地，全面察看江面水道的要害、地势险要以及控制扼守的事宜，分条上奏。六年，世庙建成，奉表入朝庆贺，恰逢发生灾异，便自陈请求罢职，不准。这年正月，他会同南京吏部考察官僚，又两次上疏请求罢职，仍不准。不久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召任兵部右侍郎，协理都察院事务。七年，升左侍郎，提督武学。这年冬天，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八年，召任刑部尚书。过了一个月，又改任南京刑部尚书。当时大学士桂萼因进言而离开朝廷，他所结交偏私的人也被上疏弹劾，下狱彻底审查。大学士张孚敬请求缓刑，公依据法律回答，颇为违逆张孚敬的心意。张孚敬、桂萼正得皇帝宠信而掌权，于是擅自传旨把公逐出。说公分析法律详明，熟悉时政，前后任官时对法律条文多有规划，屡次审理大案，平反的很多。当时法律长期败坏，官吏得以舞文弄法谋取私利，公于是推阐明白律例，分条提出七件事，都是宏大的章法和深远的谋略，切合实际。诏令下到司法部门议定施行，并著为法令。十年，发生灾变，公自陈不称职，请求罢职；又上疏两次，都不准。十一年，年满七十，便因任职期满上奏，请求引年退休，入朝辞免，仍不准。十二年，又上疏，于是已经四次请求，才获准致仕。二十一年，八十岁，去世。这年七月一日。讣告传来，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康僖，又赐祭两次，命有关部门按制度营办葬事。公为人端正安静、修身谨慎，不故意树立险怪异行；遇到事情从容舒缓，说话平实。平生从不以脸色对待别人，又能与人为善。别人所做的事，只要合乎他的心意，他就总是竭尽全力帮助。任官时把握大体，不做苛刻之事；然而恭敬谨慎而不苟且，凡有施行设置，必定合乎道理。外表宽厚和顺，内心却确实正直明辨。起初被逆臣刘瑾逼迫，有人请他行贿求免，他不肯。等到被罢职回家，刘瑾又追查罗织旧事，罚米三百石；公家贫困，不知从哪里拿出这些米，将要变卖家产来缴纳。同年友人中有任御史的，在两淮专理盐务，力量足以救济他。有人又劝他求助，公说：“事情有义理和命运，毁弃自己的原则来求救，怎么对得起义理？我终究不因困顿贫乏而丧失自己一生的操守。”他正直而有操守，就是这样。他的文章典雅明洁，必定以义理为根本。诗尤其清新秀丽。著作有《贞翁净稿》二十卷、《奏议》二十卷、《西台纪闻》二卷、《医略》四卷。儿子三人：凤鸣，正德九年进士，现在任大理寺丞；凤起、凤来，都为国子监学生。文征明说：“已故大司寇莆田林公俊曾经对我说：人可贵在有操守，但还必须诚实厚重、宽和含蓄；在当时寻求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周伯明吧？我在周先生还是举子时便认识他，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他和厚质朴，从未见过他触犯别人。林公是一代伟人，平生刻厉廉正、严肃直率，自身尤其谨慎取舍许可，竟然对周公有所称许，必定有深深契合他心意的地方。看他在逆臣刘瑾当权时不被刘瑾容纳，在张孚敬、桂萼之间又不曾有所依附，这难道是一个圆滑委琐、只是一味和厚的人吗？”崔元曾说过，贞一之士，不歪曲正道来取悦时俗，不用诡异行为来求取名声。周公，是那种贞一之士吧？《甫田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甫田集》卷二十九 明代文征明撰 墓志铭九首 沈维时墓志铭 沈君维时，名云鸿，字维时，世代居住在长洲相城里。曾祖孟渊，祖父恒吉，父亲是石田先生沈启南。石田先生年老以后，四方前来拜访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先生每天从事笔墨，只寄情于谈笑，一概不问家事；然而家中事务得到治理，招集宾客从不缺少欢乐，先生也怡然自得，因为有君作为他的儿子。君侍奉先生，对答进退都恭谨听从，诚实而有容度；间或跟随先生谋划事务，能从细微处推及全局，事情刚开始便考虑长远，从不苟且；至于评论议论、品评人物，往往都能切中要害。他对先生的帮助，难道只是能够顺合先生的心意而已吗？可是他没能服侍先生直到终老而死，这难道只是君一人的不幸吗？君病重将死时，还勉强进食饮水，努力起身行动，以安慰亲人，直到气绝为止；他的深情实在令人悲痛。唉！君处理事务安宁整饬，对待族人能够用正道规劝而不失亲情；经营家业三十年，产业日益扩展，人们却不怨恨他积聚财富，大概是因为他赈济荒年、救助急难，实在是一乡所依赖而成就的人。因此他去世那天，亲近的人为他哭泣，疏远的人也为他惋惜，远近赶来吊唁的几乎有一千人。唉！君已经去世，难道只是一个人、一家的不幸吗？君性情醇厚质朴而宽和含蓄，言辞旨趣隽永，与人诚恳交往而富有情致，天性喜欢痛饮，却不因饮酒而失态。中年以后，他更加收敛心志，专心求学问道。接管家业后，离开城中到别业居住，计算省察事务，很少有闲暇，却从未离开过图书史籍。他长于考订，哪怕有人提出一件事情，也必定深入究明始末，反复辨析而不厌倦。作诗擅长运用典故，却不苟且于立意；尤其喜爱古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书法和绘画，遇到名品便抚摩仔细观赏，喜形于色，常常倾尽钱囊购买。田地收成足以满足日常需要，但他只把钱用来购置这些东西，于是青缥色书囊、浅黄色书帙灿然充满屋室，而收藏保护得十分谨慎。面对客人时亲自展开陈列，却不愿轻易给不是知己的人看。他曾说：“米南宫希望自己成为蠹书的鱼，游在金蹄玉轴之间而不受伤害，我的癖好大概就是这一类吧？”至于考察年代、鉴别品第，更是件件清楚，都有依据。江南一带谈论鉴赏家，大概没有不推重他的。他又喜欢积藏书籍、校勘异同，勤劳得近乎辛苦，说：“后人看待这些东西不是货财，一定不会轻易散失；万一有人能够阅读，那么我留给他们的东西就很丰厚了。”想到世代家业丰盛，而继承延续艰难，于是给自己的居室取名“保堂”，并且教导儿子和弟弟，情意诚恳而周到，心里希望能够振兴家业。哪里料到他竟不能等到那一天呢？唉，悲哉！君生于景泰庚午八月一日，五十三岁时，于弘治壬戌八月十七日去世；第二年癸亥十一月甲申，葬在益字乡新墓地。娶徐氏，没有生育；妾生子履，已经聘定蒋家女儿。钱钜比我年长二十岁，与我修习世代交谊，彼此特别厚重相知，情谊很深。因此他下葬时，我不能不为他作铭；而石田先生又亲自嘱托我这样做。君曾经参加一次吏员考试，任昆山县阴阳训术。如今铭文只书写“维时”，而不以官职称示，是因为那不是他的志向。铭文说：学问若有奇才，谁说做官有高低贵贱？并非寿命不长，而是志向和修养未能相合。唉，维时啊。亡友阎起山墓志铭 阎君起山去世时，曾写信托付他的朋友文某为他作墓志铭。病重得不能握笔，便口授给父亲，仍然不能说得详细。后来他父亲按照他的意思写成信，并把他的事迹行为写成行状，托付我说：“这是亡儿的遗志。”唉，我忍心辜负地下的亡友吗？我起初是在尤宗阳先生门下认识君的，尤先生说他聪敏慧悟，及时勤学；他年纪很小，我还以为他只是普通读经的学生。随即询问他，才知道他的言论极高，志向极锐，而他的学问已经卓越得令人敬畏了。不久君到刘氏家授馆，住处离我很近，几乎每天到我的庐舍来，一到便拿出所学请我评订；有时考论古人，有时商议近事，过了一年也不厌倦，反而更加勤奋。后来换馆离去，仍然几天或一个月来见我一次；每次见面，他的学问总有进步，浩大深厚，似乎从未见到尽头。他喜欢积藏书籍，见到书必竭力购买求取；家里只有一个童仆，他每天跑到朋友家借阅自己未读的书，亲手抄写，口中吟诵，日夜不停；所得学俸全都花作买书的钱。家里十分贫困，有时甚至不能做饭，只得典当衣服来吃饭；但他爱玩赏自己的书，不忍舍弃，终于因积劳成疾而患上羸弱之病，家用更加困窘。我因为他贫穷而且有病，多次劝他停止这样做；他虽然有时点头接受我的话，最终却不能改变。君的学问十分深邃，喜爱读《左氏传》、司马迁和班固的书；至于议论之时，即使是古人也有所取舍，只是受到科举考场的牵制，不能充分发挥，所以见于著述的文字很少，他心中大概另有等待。可是他在盛年夭亡，实在可惜！君性情高朗，与人交往不卑不亢；见到贤者便欣羡仰慕而不懈怠，却总把庸常众人看作普通人。因此了解他的人没有不爱惜他，但最终仍不能胜过嫉恨他的人之多。然而他去世时，无论相知与否，又没有不叹息惋惜的，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才学积蓄而未能施展，又因贫困夭折，本不应遭遇这样的命运吗？唉，可惜啊！君只有一个弟弟，几个月前先去世了；父亲年老且有病，贫困得不能自存；妻子怀孕而尚未生育。君本来是不可以死的，却终于死了，是天意吗，还是人为呢？为什么这样残酷啊？我有幸与君相知，亲眼看见他的遭遇，不能不悲伤，却又没有办法振救他，对不起君的地方太多了；我又怎么忍心不为君作铭，以慰藉你于地下呢？阎氏的祖先是临江人，国初因事迁隶苏州卫，于是成为苏州人。祖父实宗，父亲鉷，母亲马氏。君生于洞庭山中，因此取名起山，字秀卿。去世时二十四岁，是正德丁卯年正月乙亥日。过了两个月，到第三个月辛酉日，葬在吴县张古村祖先墓地。铭文说：“才学不能售用于世，积蓄又有什么用？年寿不长，又怎能得到成就？叹息啊，是谁造成了这一切？命运为何如此残酷！” 祁府君墓志铭

译府君姓祁，是长洲人，名春，字元吉，是先母的兄长。先父一生特别贤明而敬爱他，平日不是府君，便没有人可以同他商议事务；大概四十年间与先父同忧同乐、互通有无。府君年长几岁，曾约定先父说：“我死后，你一定要为我作铭。”等到先父去世，他便嘱托我说：“你要完成你父亲的遗志。”后来有一天修治寿藏，他又命令我说：“我老了，还希望能够等到亲眼看见它。”大概是很久仍未能完成，也是仗恃府君身体康健，还可以等待。哪里料到竟然要为他的死亡作铭呢？唉！先母去世时，先父正在永嘉任官，我和兄弟们才几岁，家里已经极其贫困，又没有强近的亲戚。府君住在几里之外，几乎每天到我家来，拿出衣服接济我们，供给食物，哺育抚养，无微不至，整整三年没有衰减。当时如果没有府君，我和兄弟们几乎就要死去，所以我看待府君如同母亲。府君慈爱眷顾我们虽然深切，却没有忘记训诫约束。自从先父去世以后，我所敬畏侍奉的就只有府君，他又兼有父亲的道义。然而如今他也去了，唉，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我小时候往来母亲家，曾见到外祖父怡闲翁，他高朗而喜欢宾客，客人来了便饮酒吟咏一整天。老人家境并不富裕，但供客的食物精美丰盛，往往不用吩咐便已准备好，大概是因为有府君作为他的儿子啊。后来，翁患了晚年的疾病，大母徐氏也双目失明、身体衰废，府君调养侍奉他们更加谨慎，连厕所、便器等防护之事也都亲自办理，最终两位双亲都享高寿而去世。翁曾说：“我有孝子，所以能够没有早死。”说的就是府君。府君年轻时曾跟随他的外舅施宗道在岭南任官，成年后离开那里游历闽越，渡过淮水、泗水，从事贸易迁徙的事业。自从双亲年老以后，便不再出门。晚年更加简静谨慎，不是吊唁问候之事从不轻易出门，出门也必选良日；他的行踪可以数得出来，预先等候也不难。他性情诚实厚道，又穿戴古朴雅正，人人见了无不仰望并以礼相待。虽然居住在防井，却不肯苟且求取一点利益，因此家道日渐衰落；然而他从未因贫困向人求取什么，尤其不喜欢同人争竞。年近八十，从未到过一次讼庭。曾有一个仆人侍奉府君很恭谨，一天告辞离去，府君立即召集他过去常交游的人，置酒为他送行。几年后，忽然有人敲门投递书信，自称南岳某位尊师传来问候，原来那名被遣去的仆人已经做了道士。府君推辞不见，送来的东西也不接受，对人说：“久已没有音信，怎么知道他不是真道士呢？万一事情出乎意料，又凭什么拒绝他呢？”他周详审慎、持重谨慎，就是这样。府君虽然从未专门求学，但对先儒的格言终身诵读，所以他平日所实行的，有些连儒生和法士也未必能够做到。唉！老成之人相继凋零，哪里还能再有这样的人呢？我对此发出感慨，难道仅仅是因为对渭阳亲人的思念吗？府君死于正德戊辰五月二日，享年七十八岁。第二年己巳九月十三日，葬在陈公乡先祖的墓地。配偶施氏，继室朱氏，又继室罗氏。儿子二人：仁，娶卞氏，继娶朱氏；义，娶吴氏。女儿二人，女婿为周镛、王泰。孙子一人，名山；孙女二人。铭文说：守持道义，安然自守；实行起来，从容自得。年岁越过了一年又一年，终于保全了自身。善言没有失掉，凡是诚信之言都践行。于是谨慎地实行这些，谁能说这不是孝呢？孝道自有准则，这是孝子的力量。既能凿取粮食，也能采集鲜食。难道是缺少鲜食和粮食吗？只是因为贫穷而能够自守。谁不是儒者？言语也积聚得长久，确实美好啊！府君在学问上并不自居有所得，但内心从未违背它。唉，悲哉！从前称为孝廉，又有力田之人；世道已非古时，乡野中却有被遗漏的贤者。可叹这样的人啊，他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朱性甫先生墓志铭 我们苏州有两位博雅之士，一位叫朱性甫，名存理；一位叫朱尧民，名凯。两人都不以做官求仕为业，也不随俗去做防井小人的勾当，每天只是夹着书本吟诵，以爱好和探求古人的义理、遗闻来增长见识。他们面对宾客举例谈论时，像牵引绳索贯串珍珠一样，滔滔不绝，不能停下。他们家中一向都很富裕，却把全部钱财耗费在满足这种爱好上，毫不顾惜。成化、弘治年间，他们的名声在郡城东部一带很盛，因为居所相邻，志业又十分相似，人们美称他们为“两朱先生”。正德壬申年，尧民去世；第二年，性甫也去世。自从两人去世，吴中旧日的掌故往往无从查考，想寻找他们遗留下来的书籍也一无所得，真可惜啊！起初，信甫曾经约我为他们作传，却没有实现。到了这时安葬性甫，他的儿子拿着行状来请我写铭文；但行状当然不如我了解得详细。性甫是长洲人，宋代乐圃先生的后裔。曾祖父元英，祖父明，父亲灏，母亲周氏。性甫生来聪颖非凡，年少时从乡里的老师学习，发现所学并非出自古人，于是辞去，跟随杜琼先生游学。当时东南名士，如吴兴的张渊、嘉禾的周鼎；仕途显达的人，如徐武功有贞、祝参政灏、刘参政昌、刘佥宪珏，都屈尊同他交往，并且推许他为后起之秀。后来各位老先生相继凋零，吴文定公、石田先生继而兴起，性甫又在他们之间往来。最后，他结交了杨仪制君谦、都主客元敬。我看性甫是长辈；性甫并不因为我年轻而轻视我，反而把我当作朋友，对待诸位公卿则像亲人一样。大概他从小到老没有一天忘记学习，所以也没有一天忘记结交朋友来帮助自己。他平常没有别的交游，只要听说有人有奇书，便立即去求借，以一定要得到为志向；有时亲手抄录，动辄装满筐箧。群经诸史，下至稗官小说、山川经籍和地理志书，没有不收藏的，也没有不浏览的，并且全都用来作诗。他的诗精致工整、雅正洁净，务求写出新意，得意之处可以追踪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谦确实为它作了序。他尤其精通楷书，亲手抄录前辈的诗文，积累了百余家。他另外编纂的书，有《经子钩玄》《吴郡献征录》《名物寓言》《铁网珊瑚》《野航漫录》《鹤岑随笔》，总计数百卷。年老以后仍不厌倦，但精力不能增加，又因为贫穷无法供养自己，他的书籍不久也散失了。每当抚摸这些书便叹息不已，他的心意实在没有停止。哪里料到他竟会突然去世呢？性甫性情闲散缓慢，待人没有隔阂和防备；晚年嗜酒，醉态婆娑，更加以闲适旷达自处。

译有时他乘醉触犯别人，别人也不把这看作怪事。他尤其受到郡县长官的礼敬。前任知府洛阳史公新、林公，先后编修郡志，都让性甫参与其事。每逢岁时乡饮，必定请他作为上宾，当时人都以此为荣。性甫去世时是正德癸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岁。这年十一月甲子，葬在陈公乡爱字圩的先祖墓地。娶监察御史张惟善的女儿，生四个孩子：儿子延，娶汤氏；建，娶尹氏；女儿嫁给金爟、范汝舟。孙子七人：男孙曾、庚干；女孙嫁给彭暐、王普、张源、倪宥。曾孙女二人。铭文说：朱氏的声名，承自乐圃先生；道德言行非常伟大，是当时的善人。五百年之后，在他的耳孙中，才有一位秉持贤德的人，那就是性甫。什么是能够做到、真正做到？就是发扬文章，彰显善行。德行美好而光明，可叹性甫啊！年轻时勤奋，以经籍书卷为枕，终身穷究，剖析探求、精雕细琢。既然名声得以发扬，也遭受挫折，难道没有有利的仕途吗？他不改变自己的乐趣。头发已经苍苍，视力也已模糊；回到家中看他的书，满床都是，旁边置有酒樽，仍然婆娑自得。百年之内只求适意，那些荣华又有什么高低，究竟谁得谁失？陈公乡中，有一座玄者堂；如今已经安葬并得其安宁，后世将永远有光彩。故严府君妻祁氏墓志铭 府君去世三十七年后，他的配偶硕人也去世并将要安葬在这里，她的儿子悦哭着告诉我说：“先府君去世时，我才刚满五岁，府君的美好德行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今相隔越来越远，更无法追述。只是硕人安葬，不能没有铭文，您就设法写一篇吧。”唉！硕人是我的姨母。先夫人去世时，先君正在永嘉任官，我和兄弟年幼，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外祖母徐氏收留我们居住；徐氏年老，不能料理事务，实际是硕人抚养了我们。当时硕人刚刚守寡，家中又极其贫困，没有什么可以供给衣食；她从旧箱子里找出破旧衣服，洗涤缝补，随着寒暑变化给我们穿用，对我们的照料无微不至。所以我们兄弟虽然孤苦贫穷，却不知道饥饿寒冷的苦楚，她对于我们实在有母亲般的恩德。唉！先夫人去世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每逢岁时登堂拜见硕人，仍像见到先夫人一样，何况她还对我有恩；如今她也去世了，我的心情怎么能够承受呢？在她下葬之时，难道忍心不写铭文来彰明她吗？硕人姓祁，名守清，是我外祖父祁公的第二个女儿，年若干岁，嫁给府君做第二继室。府君去世时她还年轻，每天抚养悦而哭泣；悦稍稍长大后，她教他谋生，让他跟从表姊的儿子学习经营谋利之事，并且对他告诫训诫得十分周到。悦有时拿着钱货回家，她一定询问钱货从哪里得来；如果不是靠他自己的劳动得来，她脸上就不会显出喜色。大约不到几年，悦便有所成就，家业日益充实扩大，硕人亲眼看见家道兴盛，众人都称赞她，说这大概可以使府君不至于完全没有后人了。府君名珵，字廷美，苏州吴县人，曾祖仁，祖父信，父亲祯，母亲郑氏。府君先娶秦氏，继娶王氏，生一女，嫁给陈士荣。硕人生子就是悦，娶郭氏之女；女儿嫁给徐暄。孙子三人，均在学校；孙女三人。府君去世是在成化十四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岁。硕人去世是在正德三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一岁。于九年十一月三日安葬，墓在吴县至德乡。铭文说：有辅佐之力却没有善始善终的人，只有以谨慎守节而终其一生；没有失掉自身，也没有失掉自身，于是成就了自己的儿子，使家业因此安定，以福祉安抚硕人的福德。在至德乡，有高耸的山冈；四十年前往事已逝，她随丈夫葬于此处而获得长久安息，并永远有光彩。赵硕人墓志铭 硕人姓文，名素，是我曾祖父存心府君的长女，是先祖父涞水府君的妹妹，也是先父在温州任官时的姑母。她嫁入赵氏，成为已故修职佐郎良玉的妻子。良玉名琼，曾经在学官中游学，后来在镇江卫任职，任满考核后由吏部铨选注授，正将出仕便去世了，当时是弘治四年辛亥。二十二年后，硕人七十六岁时去世，即正德八年癸酉正月二十五日。第二年乙亥正月三日，葬在吴县天平山，附葬于修职君墓兆旁。起初，修职君曾向先大父学习，所以硕人才嫁给他。她出嫁时赵氏正盛，堂兄弟们都同富贵人家联姻，绣衣华服、容貌美丽，光彩夺目；硕人却以儒者的朴素处身其中，不嫉妒，也不艳羡，最终凭借贤淑的品行，受到各位妯娌亲近。有一位妯娌早年守寡，准备带着她的两个女儿改嫁离去，硕人不同意，说：“这是赵家的女儿，她们离开这里将要跟从谁呢？”于是亲自收养她们，给她们哺乳、衣被和教导，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女儿；两个女孩也把她看作母亲。硕人读书而懂得大义，尤其归依并信奉佛教；果然晚年双目失明，但每天仍默诵佛教经典，从不停歇。不久遇到奇人医治，恢复如初，人们认为这是善行所得到的祥瑞征兆。然而从此她日益衰老，处理事务、说话行事却没有一点差错；外家妇女把她当作行为规范，每逢岁时吉凶之事，必定迎请她来，请她决定应当怎样办理，并以此作为常规。先大父起初生活贫困，硕人与他共同承受患难；到了后来，大父的兄弟中只剩硕人还在，她常常讲起我们家从前贫穷时的事情，使我们不要忘记前人。唉！硕人已经去世了，我们文氏的老人到此也将要所剩无几，像硕人这样的人还能再得到吗？硕人生有儿子铨、锦，女儿嫁给乌程训导吴鸣凤、吴县学生周芝。孙辈男女共十二人。铭文说：唉！天平山，是修职君安葬的地方；硕人前往与他相伴，后世将永远有光彩。故通江县知县黄公墓志铭 公名佑，字时济，姓黄。他的先祖是金陵人，世代居住在句容的黄寨。宋建炎年间南渡，为躲避战乱迁到崇明的黄鱼垜，于是定居在那里。有一位黄八府君，生了五个儿子；他的第四个儿子叫四耆府君，就是公的先祖。四耆府君传了八代到文虎，文虎有个儿子叫义，洪武初年考中科举，任平阳尹。高皇帝召见他问对，称赞其才能，亲自授任左军都督府断事官。不久他被尚书郭桓构陷而死；他的兄长仁认为义死得无罪，便告诫后人不得进入仕籍。因此他的儿子公素、孙子明善，都专心治学而不做官。明善尤其博学雅正、知名于世，事迹详见县志。公是明善的第二个儿子，七岁时才开始谈及入小学，聪明敏慧异于常人，未及成年便通晓经书，能够写文章。后来有一天，他因里役到县衙办事，县官考试诸生，公在旁边代为作答。县官惊讶于他的俊秀敏捷，追问后知道是公，便召公来试验所学，当场送他做学官弟子员。他父亲还遵守先人的训诫，不准许他入学，公受到强迫才前往。成化年间贡入太学，出仕授任四川通江县知县。县小而贫穷，百姓又强悍容易骚动，他用恩惠和信义安抚，用教化的根本道理引导。刚满三年，政治清平，诉讼得到处理，年成也接连丰收，粮仓储积有余，通江百姓都歌颂他。

译不久，邻县盗贼起事，官军前来剿捕，停留犒劳的费用非常多。公想到百姓疲敝，不忍心征发他们，便毁弃自己的家产来供给百姓，不让他们受到扰害，盗贼最终也被平定。平定后修筑城墙、疏浚护城河，使百姓有凭借来守卫。凡是有利于通江百姓的事情，他都尽心办理。最终因为不能曲意侍奉上官而被罢职归乡。回乡后，因为崇明有海患，便留居郡城。家中贫困，靠教授学生自给，前后二十六年。八十四岁时去世，正是正德二年丁卯五月二十七日。公仪表丰润，言辞明朗俊逸，性情宽厚，从不触犯别人，对各位弟弟尤其友爱周到。有人侵占掠夺他的财物，他一听到便不追问。势利之事，他一生从未放在心上。临终时安然无扰地去世，好像有道之人。公娶沈氏，贤德有行。儿子栗，娶龚氏之女；女儿嫁给施豳郁，都能彰显家门。孙子奭，娶袁氏孙女；孙女嫁给张璿。曾孙韶頀。曾孙女嫁给郡学生陈廉、医士陈约，另有一人尚且年幼。公去世后，儿子栗也相继去世，家中又遭遇许多困难。过了八年，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日壬寅，才得以将公安葬在长洲县凤凰墩的高地上，沈夫人附葬。于是公的曾孙韶想到公隐藏的德行没有流传，便把从家人那里听来的事告诉我，请我为他作序并撰写铭文。铭文说：凤凰乡草木葱茏，墓堂封土高大，这就是通江之宫。既然坚固又完备，愿后世之人前来凭吊。陈以可墓志铭 以可名钥，是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长洲陈公璚的次子。陈公以进士起家，在朝中任官，历任台寺各职，所交游的都是当世伟人。以可作为佳子弟在他们之间周旋，像珠玉一样明润，进退举止周详雅正，深受诸位公卿贵人的喜爱。等到长大回到吴中，他更加意气激昂、任事担当，开拓家门，广泛经营生计，田园、宅第、店铺遍布郡中。不久因推举选择而任阴阳正术，既然接受官府差使，便更加修建大宅，蓄养童仆，建置旌旗、车马，每天跟随宾客少年出入游乐场所，酒浆如水、肉食如雨，歌呼酣畅淋漓，意气盛大而骄傲自得，以贵族子弟自居，把庸俗之人看得如同无人。别人如果违背他的心意，即使富贵而有势力，他也一定设法压服对方，丝毫不感到畏惧。他喜欢接待贤士大夫，琴书摆在面前，从容闲谈，谦逊舒缓，像儒生和隐逸之士。不久解官，在姚城江边修筑房屋，说：“这里是我先祖的居所，我将要在此终老。”于是勉励农事、振兴产业，划定田界，整治水塘，养鱼种花，以文章和饮酒自得其乐，不再同城市往来。听说晚年患了严重的疾病，才渐渐到城中求医；病情危急时便抬着他前往，他说：“我生在这里，本来就应当在这里终老。” 最终于正德十一年九月癸酉在姚城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以可是吴县洞庭人，国初迁居姚城。曾祖父某、祖父某，都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母某、祖母某，都追赠淑人；母亲严氏，封为淑人。娶林氏，生子淳，如今是郡学生。庶出子冲，女儿嫁给国子生顾▯。孙子四人，孙女一人。以可天性明朗豁达，不喜欢琐碎小事。年轻时曾学习科举文章，因为不能接受程式格调而辞去。作诗写字也有构思和情致，但被事务牵累，未能深入钻研。他唯独能够审察世务，提出规画创制，往往出人意表。种植、播种、畜牧都必定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至于计算钱财、经营谋利，更是他的长处。然而他也能在别人有急难时前往相助，数次送出千金，又都随手散去；收放挥霍，几乎不能用缰绳和车辕来约束，也算是一时的奇伟俊杰吧。以可去世第二年二月辛未，葬在吴县塘湾伏龙山的新墓道。他的朋友文某为他撰写铭文。铭文说：气势昌盛，志向更加坚强；既然光耀显赫，便不会损毁自己的美善。不用规矩拘束而随波逐流，却奋力奔驰。最终收敛安定，反而越发显得光明辉耀。谁能与他相提并论？总归其本，明白可见。要点归结起来，仍然清楚明白。故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张公墓志铭。正德初年，逆臣瑾刚开始窃取权柄，张扬狡诈，想用践踏士大夫的办法使天下恐惧，搜罗琐碎小事，横行肆意地罗织罪名。都水郎中、我们苏州的张公正是最先遭受这场祸患的人。当时公负责漕河事务，向朝廷奏报政绩，不久便有流言报告变故，他被捕入诏狱；审讯查考没有得到任何罪证，于是只以他奉使时乘坐肩舆不合制度为由，削去官职，发往辽阳戍守。庚午年政局变革，所有流放之人都被召回。公以原官身份回来，在家等待任用。吏部奏请任浙江参政，没有得到答复。过了很久，又奏请任广东参议、严州府知府，也都没有得到答复。几年后，丁丑十二月癸卯，公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公名玮，字嘉玉，别号历斋。祖先是真州、扬州一带人，洪武初年因赤籍身份迁隶苏州卫。曾祖父声远，祖父宗德，曾任南京国子监助教。父亲静源，累次追赠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员外郎。母亲陈氏，累次封为太宜人。公年少时深受助教公疼爱，四岁便坐在膝上，口授他经书。刚到成童之年，已经贯通总览群书，于是更加选择名士交游。当时吴文定在太学，公便跟随他受业。回乡后补为郡学生，成化癸卯年中应天乡试，丁未年中礼部试，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按例回乡省亲，恰逢虞衡公去世而服丧。弘治庚戌年服丧期满，授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奉命出使江西，督造宁靖王坟墓。辛亥年回部办理事务，癸丑年分司杭州，管理商人的竹木。甲寅年回到部中，不久升任虞衡司员外郎；己未年晋升都水司郎中，负责漕河事务，分司徐州。庚申年因病获准休假，壬戌年回朝，重新授任都水郎中，仍像以前一样负责漕河。公做官严谨谨慎，所到之处都恪守职分。杭州税场过去多有奸利之事，商旅往往困顿，国家税收有时也不能足额征收。公查出弊端，整顿法规，力求使物价公平，税收超过定额而有盈余，却不把余数奏报上去。任职徐州后更加树立声望，整治革新、修缮治理，必定尽力谋求百姓利益，同时使法令条理端正，不被权势动摇。权贵宦官经过管辖区域，常常相互收敛，告诫彼此避让张郎中。当时张郎中的名声在江淮之间传播，显赫得如同神明一般。然而最终也正因这些事情招来了祸患。他尤其坚持清廉，历任官职二十年，田宅、衣服和日用器物反而比从前减少；晚年更加贫困，家中徒有四壁，早晚的炊事有时也不能按时进行。死后，家中没有一文钱，郡县官府赠送丧资和衣物，才得以办理葬事；乡里人士共同凑集钱财安葬他。唉！像公这样的人，不确实是清廉之吏吗？公侍奉母夫人极为孝顺，七岁时，母夫人眼病，不久失去公的踪迹；过了一会儿，公从外面拿着药物回来，全家都惊异不已。

译公自非有特殊事情，从不轻易离开母亲身边。赴辽阳戍守时，母亲已经八十岁，他想到此后恐怕没有再见面的可能，日夜悲泣。等到他回来，母亲竟然恢复健康。此前至此，母亲与公相继去世，人们尤其感到奇异。公身材纤瘦，多有疾病，平时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起。获罪时，他身上戴着绳索和刑具，背负百斤重物，校卒日夜看守。市中的人斜眼偷看，暗自叹息，却不敢靠近。几天后公瘦弱疲惫，气息仅仅相连，再过两天几乎就要死去，幸而没有断气。他被发配的地方又处在边塞北方，寒冷困苦，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大概都是要把他置于必死之地，却竟然没有死，人们认为这是他一生苦守节操所得的报应，也许后来的福泽还没有穷尽。这难道就是显达宏大的根基吗？上天的意旨或许就在这里，而同时获罪的人都已洗雪罪名并重新任用。唯独公最终困顿而死，唉！这是天意吗？还是人为呢？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过错？公先夫人王氏，生子希范，如今是郡学生。后夫人梅氏，生子希宋；孙子一人，名孝承；孙女二人。于公去世第二年正月乙酉安葬，墓在吴县奇禾山。两位夫人附葬。铭文说：端肃的张公，怀抱坚定的志向而辅翼德行；行为卓异，诚信而合于法度，不曾倾覆。只有能够修治好自己的职事，淮河浩荡，奉使的车马威仪堂堂；两次任职于此，所任之事也极为显扬。显扬在哪里呢？赞誉与诽谤一同而来。我修治我的官职，即使死也不越过本分。谁使他得以生存？是天皇圣明，日月重光，遇到了这样的美好吉祥。污秽的恩泽广泛流布，洗涤瑕疵、荡除污垢，群臣百官汇聚任用，几乎没有不被宽宥的。可叹张公，一经斥退便不再复用，难道上天与他为仇吗？这是命运的残酷，是命运的不仁；有所作为却因此败坏，败坏在他自身，却没有损毁他的声名。奇禾山上，是公归葬之处；后世千万年，他将永远有光彩。《甫田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甫田集》卷三十 明代文征明撰 墓志铭七首 李宗渊先生墓志铭 宜兴有一位朴实好学、品行笃厚的士人，名叫李宗渊。先生形貌神情枯槁，却学识广博、善于作文。他自负所学颇多，孤高自守，不肯降低心意去顺从别人，因此人们本来并不喜欢他。但当世的达官大人反而多喜欢他，往往屈尊同他交往，而他最终也不肯对他们低头。先生年轻时在学官中游学，很有声名，一旦意见不合便立即离去。向北游历京师时，徐文靖主持国政，稍微想把他收罗到门下，他不肯，拂袖最终归去。在家居住时教授学生，供给和养成求学者；经过他的指点，往往有人取得高科。而先生两次应试、两次落第，于是屏弃科举，不再从事举业，以古文彰显自己。后来年纪越来越大，贫穷越来越严重，亲友中有人稍稍扶助他使家业振作，然而刚刚兴起便又倾颓，最终困顿而死。虽然这是他命运所遭遇的结果，但总的说来，他的志气始终有不可用利益和权势来高下衡量之处。唉，实在值得敬重啊！先生名瀛，字宗渊，他的先祖是晋陵人。国初有一位吉甫，入赘宜兴于氏，生子文远，于是定居宜兴。文远有才艺而能作文，是先生的曾祖父。祖父某，父亲某，母亲邵氏。先生出生六年后父亲去世，他能够追念父亲而尽孝，又委曲心意侍奉继母。祖父母一辈有四个儿子，只有贤爱先生；即使是亲生子，也没有比得上他的。等到各位弟弟长大并成婚，先生便把自己的住处让给他们，另建一间屋子奉养两位老人居住。后来弟弟又有人荒废学业，他再次让出房屋离去。他所到之处即使低矮狭窄，也一定收拾得广阔洁净。图书排列整齐，花竹秀美清幽。宾客到来，便焚香煮茶，欢笑宴饮以自娱。势利和浮华之事，一点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只喜欢读书，探求古人旨趣，研究到最后一定要追究到根本，不像其他人只是粗略涉猎而已。作文简洁严谨，不随便用来投赠。诗尤其精工，往往过了几年仍不断修改。他敏捷勤奋、精进不懈，直到白头也没有衰退。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其中最亲厚的有少

译司空沈公晖、吴文肃公俨、今少司徒二泉先生邵公宝、我们吴地的杨仪部君谦、都太仆元敬处士沈周先生。乙卯年，我参加应天乡试，通过元敬认识了先生，一句话便结为朋友。第二年，他乘小船经过我所在的吴门，把自己所著的书给我看，很为自己的坎坷失意而悲叹。我为他写了《衍毁》一篇。从此以后，他每年必来一次，有时来两次；即使相隔数百里，也从未有超过几个月不见面的。正德戊寅年，他跟随儿子采来我这里住了几天，点灯夜谈，神情凄然地说：“我老了，恐怕不能多次来了，只希望你们这些孩子不要彼此忘记罢了。” 大概回去不久便病了，患病数月后终于去世。唉，从前说过的话，哪里料到竟成了永诀呢？先生生于景泰六年乙亥六月四日，卒于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五岁。所著《健斋集》《似游录》《宜兴新志》，大多还没有脱稿。娶萧氏，生四个孩子：长子就是采，如今是县学生；次子柔，次子筑；女儿嫁给邵椿年。于去世后的第二年辛巳二月某日安葬，墓在县城南面的篠岭。于是采奉父亲临终遗命前来请求铭文。铭文说：荆溪水流浩荡，国山高峻巍峨；秀美灵气由此汇聚，若不是他，还有谁能遇合这灵秀之地？有一位隐逸先生，山峰般高峻，处境孤峭；形体虽枯槁而心志长存，安闲自得、胸怀寥廓。轻举白羽，在长波中游泳；靠近他尚且不能得到他，何况那些高大的罗网呢？崇尚道义坚定不移，操守孤高自守；不以油脂软化自己、随俗迎合，宁可像剑一样折断。篠岭南面有山冈蜿蜒；生于此处，葬于此处，这就叫归于完全。为明代已故嘉议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吴公撰写的墓志铭。公姓吴，名愈，字惟谦，晚年号遯翁，世代居住在苏州昆山。曾祖父子才，祖父公式，皇帝追赠承德郎、刑部主事。父亲凯，字相虞，官至礼部主客司主事，是一位修身正直、刚强执事的人。母亲笃孝，四十岁时辞官回家奉养父母，最终因高寿自然去世，乡人私谥为贞孝。先生的母亲是安人陈氏。公生于正统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年，以县学生身份参加应天乡试。乙未年考中礼部会试，殿试赐进士出身。戊戌年授任南京刑部广东司主事。己亥年因母丧丁忧。甲辰年重新授任本司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弘治庚戌年升任四川叙州府知府。癸亥年升任河南右参政，第二年甲子年退休。嘉靖元年壬午，因登极恩典晋升阶品为嘉议大夫。五年丙戌五月十九日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公从小开朗，读书过目不忘。曾到外舅夏公仲昭那里，看到墙间文章总计数百字，看完便拿笔写下来，一个字也没有遗漏。他天资聪颖非凡，又学习敏捷、理解力强，不遗余力。连续考中并取得优异成绩后，更加精进不懈。起初任官掌管法律条例，便想着明习法律以通达政务。每次退朝离开公署，他总是拿出狱词翻阅，探究各种事情的始末，然后从章程、传文到判决回复，全都研究通晓。事情一到便能迎刃而解，不必烦劳查考文书。他所管辖的地区还兼理京畿事务，尤其繁难。公审察裁决敏捷利落，公堂没有积压的案件，分析律文详细明白，判决都一定合乎情理。只要查明事实，即使权贵有势力也不回避。当时留守的宦官骄横，不奉行法律，遇到有事应当审查，公便严持原则。宦官派人来传话求情，公内心也担心因此招祸，但答对时安闲整肃，言语正直而谦逊，最终审结了案件，一点也不弯曲迁就；不过也没有故意深文周纳。内库失火，事情牵连中司，按罪应判死刑的有数人。公拟定了完整的判决，援引法律条文，请尚书说明事实和罪情已经查明，为何还要援引比附条款？公说：“法律就是这样，不能逾越。”尚书坚持不听。案件上报后，何文肃公主持审理，阅览案牍后称赞说：“这是吴郎中的手笔，只是所判罪名不合正律，应当按比附条文处理。”最终改用比附律条，奏报尚书后，尚书才后悔没有听从公的意见，因此更加信任公。每当公应当

译升迁时，尚书总是奏请留任；前后一再升官，都没有离开原来的衙署。后来朝廷诏令大臣举荐属吏，尚书郑时、侍郎徐怀联名荐举公，说他足以担当藩、臬长官；奏章上报时，叙州的任命已经下达。

译叙州距离京师万里，风俗强悍，喜欢互相告讦，官吏多借机作奸。公刚到任时，每天要判的文书有数百件，官吏故意伪造罗列几件事情来试探他。公一边判阅，一边慢慢挑出其中伪造的几件，审问官吏，官吏立即叩头全部认罪。公既精明敏捷，善于发现隐情，又用严肃持重来辅助；有犯法的就按法律惩处，官吏畏惧，百姓感怀，诉讼因此逐渐减少。公尤其慎重刑狱，每次巡行各县审录囚犯，必定有平反之举。庆符县盗贼在白天抢劫县城，县令诬陷逮捕二十七人，全都判处死刑。公审问查验左证，只有两人是真盗，于是全部释放其余二十五人，后来果然捕获了其他盗贼。贵州都匀用兵，叙州负责转运军粮，而道路险远；公调度遣派适当，百姓没有劳苦而事情办成。成绩超过各郡，皇帝下诏赏赐纸、缯帛等文币以表彰他。所属长宁、筠珙等地夷獠杂居，剽悍易于骚动，公用恩惠信义安抚他们，向他们显示礼法；久而久之都心悦诚服，但没有无故轻易调集他们。后来抚臣移文，征发他们的首领到省城阅习，公坚持不遣送，说：“犬羊一样的性情不容易扰动后使其服从，万一他们奔散逃离，就无法安定收拾了。”抚臣不以为然，一定要把他们召来。不久他们果然椎杀抢掠，旋即无法控制。公亲手写一张纸劝谕他们，他们立即又安定顺服；这是因为公推诚待人，向来就这样得到夷獠的信任和拥戴。土官安鳌以马湖为据点叛乱，朝廷有诏令捕捉围剿；叙州实际与马湖接壤，藩司、臬司的重臣都聚集在叙州。公说：“安鳌轻浮剽悍，没有长远谋略，但武器铠甲精良锋利，士兵也强悍敏捷，不容易攻取。不如重重包围困住他；那里没有水，不到一个月就会坐困投降。”计议尚未决定，安鳌却弃城逃走，准备纠集各部夷人作乱，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公慢慢说：“安鳌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问他原因，公说：“他如果凭郡守身份率兵交战，胜负还不可知；如今既已离开巢穴，不过是个困穷的俘虏罢了。他所辖的各位酋长都与他有深仇，他将无处容身，又能做什么呢？”于是派人袭击并擒获了他，竟未伤一人，元凶便被处置。后来改设流官，那些同党不服，又在边境上聚众呼啸，抢夺郡印作乱，众人更加恐慌。公亲自到他们的营垒前，好言劝谕说：“你们如果有情由想说，就把它说给朝廷，朝廷自然会有处置，为什么要抢郡印呢？印是朝廷发的，丢失一枚再制一枚，对我没有损失。你们拿走的不过是一块破铜罢了，我怜悯你们因为无用之物自陷罪刑，所以特意为你们说明。你们不要把印看得那么重要。”众人立即丢下郡印，解散后自首。事情直到安定平息，公都亲自参与其中，谋划大多出自公手。等到奏报上去，赏赐却没有轮到公，众人都替他不平。公说：“叙州与敌虏相接，军队有时未必能取胜，叙州其实是首先遭受祸患的地方，这是守臣的责任。如今能够平安无事，已经是幸运了，哪里敢求取赏赐呢？”他在郡中任职九年，勉励农事，振兴产业，兴办学校，教化百姓；百姓安宁，教化普遍，年成也接连丰收，于是地方太平。通过更定赋役、查考边储，查出侵害百姓的赋税四十余万；输送、转运和调发的物资也有数十万。粮仓既已充实，便按时赈济流亡者，归附的户口日益增多，郡中因此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时，当时许多田地被藩王府侵占，或被权势之家搜刮，有的还借宦官庇护，压制诋毁，没人能够追究。公查核账目、钩稽校验，纠正了许多弊端。在省任职一年，正要施展才能、整顿事务而有所作为，台评却发表了。又有蜀地士人不喜欢公，从中煽动酝酿，而公也已经厌倦奔波，于是退休离去。公见识和思虑精审，举止周详迟缓；每次谋划事情，一定要把结局考虑完备，斟酌分寸，毫无疏漏。一时看来似乎迂缓遥远，但日久考验成效，往往绰绰有余。他沿着公文往来各地，非公务从不乘坐官船，即使路途遥远也不领取通行凭证。官府中的馈赠一概不接受，也不把官物送给别人。他曾说，自己在任官期间，所有超过一钱的经费都登记入册，使人人都可以复核。他的所作所为一定以法律所在为准，因此历任内外官职，从未被吏部议论弹劾一次。他对待属吏特别严厉，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人，也不稍稍假以好听的言辞；对不喜欢的人也从不任意施加挫辱。他不设立苛细条目，不收取声誉，却以质朴的品行和方正的操守行事，往往胜过名声在他之上的人。所以他所到之处政绩卓著，但人们很少再称述。尤其不愿意依附权贵。起初考中进士后在兵部观政，部中有一位同当权者交好的人，向来喜欢公，便有意引荐抬举他，想把他援引到重要职位。公推辞说：“我忝列进士而入仕，自有自己的本末因缘来求取进用，这不是我的志向。”那人惭愧道歉。后来当权者败落，他所引荐的人都获罪罢职，而公没有参与其中，时人都认为这很好。公有卓越的见识，此后更加自我砥砺而不改变。长期在平常的调任中沉浮将近三十年，晚年才偶然得到机会奋发，却最终因谗言被罢免。唉！这足以看出公所树立的操守了。居家时尤其注重检点自持，出入起居都有固定的规范。接待别人和善而有分寸，所以即使宴饮欢笑、气氛融洽，人们也没有谁敢怠慢轻视。他人有过错，不当面责骂，只是不对他说话罢了。他对待子弟也是这样；然而人们常常因此察看公的脸色，所受的压力反而超过直接责备。所以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各自孤高自持，一点也不放纵懈怠。内宅庭院和睦，听不到诋毁之声。县邑中称说诗礼之家，必定首先提到他家。他很喜欢宾客，宴饮安排精致周到，礼仪文饰详备雅正，在酒樽俎豆之间周旋，整天也不知疲倦。晚年聪明才智不衰，声音洪亮流畅，古人的义理言论和遗闻旧事记得清清楚楚。每次面对宾客谈论这些，一定深入追究始末；风流雅尚，光彩照人。他凭借高寿和美德成为乡邑的众望，已经二十二年了。唉，如今他已经去世，像公这样的人还能再得到吗？公娶夏氏，是太常卿仲昭的女儿，封为安人，有贤德品行。她比公早去世三十年，没有儿子。侧室姚氏生四个儿子：长子东，任浦江县丞；次子南，是国子生，作为仲兄静庵的后嗣；次子西，次子守，都是国子生，东、西二人都先于公去世。夏安人生三个女儿：长女嫁给王银，因儿子显贵而追赠翰林院编修；次女嫁给陆伸，陆伸是戊辰进士，在逆臣瑾当权时去世，追赠大理寺评事；三女即文征明，任翰林院待诏。侧室赵氏生两个女儿，嫁给陆澯、朱希韩。还有一人尚且年幼。孙子四人：诗、访、许、咏。诗是国子生，访是县学生，许早夭。孙女六人。曾孙子二人，曾孙女三人。

译下葬在去世之后，第二年戊子十二月十七日又作了这篇铭文。墓在本县东面的积善乡兴仁里。夏安人附葬。铭文说：显达诚信的吴公，既正直又硕大；有言行如庚▯，也顺从其德。性情和乐而守正尽孝，做当时的贤令之臣；没有大力施展他的才能，却由后代发扬。法度显明，事业盛大而谨慎；哪里只是世代相承，实在光照于前人的功烈。这样的功烈如何呢？公在官府恭敬严肃。入朝则掌管郎官诸曹，出任地方则筹办民事功役。以这种次序任职，獠夷也改变了凶悍的习性；凡有安抚，便永不忘怀。用温柔之德长久怀抚，难道百姓不因此怀念吗？也使自己的操行归于正道。庄重而肃穆，纳身于仁义之轨；道德日益隆盛，功成之后却不自我夸耀。天子有诏，前往安定中原，那里有王臣要任。既正直又能任艰难，时势不能违背我的使命。身体已经疲倦，菟裘之居已经营建，便赶快归来。公归来是为了什么？乡人有了依靠。显达诚信的吴公，是百姓的准则。出仕则建立治国方略，居家则规范乡里国家。国家于是困顿，这样的人却已经亡故。后世千万年，也将因他而有光辉。人们又说：只有德行才能长久。我作这篇铭词，愿以此告诫后人。俞母文硕人墓志铭 硕人文氏，名玉清，是先公温州府君的妹妹，也是征明的姑母。我的先祖少卿府君生有四个儿子，先公最长，下一位就是硕人，都是先祖母陈夫人所生。硕人才四岁，陈夫人就去世了，由继母顾夫人抚养。后来顾夫人又去世，当时祖父正在校官家游学，家中已经极为贫困，又接连遭遇许多灾难，几乎不能自存。硕人年幼便遭受父母早亡之痛，长大后更加历经磨炼。成年后，嫁给俞氏，成为县学生俞君济伯的妻子。俞氏原是吴中的名门，世代以儒业为生却很贫困。硕人辛苦操持家务，最终积劳成疾，百般尝尽粗粝之苦；但侍奉公婆合乎礼法，对丈夫顺从而有原则。俞君屡次应试不利，家境更加困窘，而两位老人日渐衰老，硕人侍奉他们更加谨慎。两位老人去世时，俞君正在金陵应试，家中徒有四壁，又没有强近的亲戚。硕人把所有的玉环、玉佩和衣囊都拿出来供办丧事，防备、丧服、祭奠等细节全都周备，礼节和情感都做到完备，不让俞君稍有遗憾。唉，这真可以说是艰难了！硕人年少时在家庭中受过教育，通晓《孝经》《语》《孟》以及小学诸书，都能背诵。与人谈话一定引用古训，行为一定实践古训，即使仓促之间遇到纷乱，也丝毫不被扰乱。教育子女一定以道义为准，不作妍媚、嫌忌、婉转娇柔的姿态。虽然贫穷，衣服被褥却完整洁净；器物即使破旧，也从不轻易丢弃。她和俞君相伴到白头，彼此更加恭敬；有时饭食炊事接不上，也从不显露怨怒的神色。先公和仲父中丞相继通过科举，位列朝廷内外，家声日益显赫。硕人从未稍有求取，因此先公尤其贤爱她。先公去世后，仲父中丞和如今的季父侍奉她更加恭谨；每逢岁时节日回来，众位女眷以及子侄都争着迎接侍奉，唯恐落后；吉事凶事也一定请示她之后才施行。她晚年更加谨慎庄重，但心意独自欢畅，每每谈起文氏先前贫困时的事情，用来作规劝教诲。我从京师回来，在硕人床前拜见，她抚慰我极其周到。当时内外的至亲几乎都凋零殆尽，硕人却巍然尚存，我还希望能够时时见到她，仿佛还能见到我的先公。哪里料到哭祭仲父没有多久，又要哭祭我的硕人。唉，悲痛啊！我们文氏自衡山迁到苏州，世代以武职相承。我的先祖讳洪，开始凭借文才显达，官做到涞水教谕。由于先公和仲父显贵，屡次追赠为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先祖母陈氏赠为安人，继母顾氏和吕氏都屡次赠为恭人。硕人生于正统己巳十月十六日，卒于嘉靖戊子十月二日，享年八十岁。有三个儿子：长子有庆，先已去世；次子有孚；三子有恒。有四个女儿：长女嫁县学生顾春，早年守寡，刺目明志，自誓守节，有司上奏朝廷，在她家门表彰贞烈；次女嫁沈濓，三女嫁吴冈，四女嫁贺巽。有三个孙子，三个孙女。有孚在母亲去世后第二年十一月二日，将硕人葬在梅湾祖坟，与俞君的墓地合葬，请我作铭。我按义理不能推辞，于是叙述并作铭。俞氏的先世，详见我所作《俞君墓志》，这里不再叙述。铭文说：聪慧而明达，也柔顺而有征验。命运奇特，百般艰苦灾难，她都履行正道而不违背，终于保全自身而归于安息。唉，悲叹啊！梅湾苍苍，坟土高如堂，这就是俞君的葬处。硕人前往与他相伴，后世永远有光。彭寅甫墓志铭 彭君寅甫以进士身份出任湖广公安知县，顺路经过家乡，告诫家人说：“我正在任官理政，按义理不能顾及家庭，千万不要因家事牵累我。”于是独自乘车到县任职。公安隶属荆南，江湖相连，百姓贫困，风俗鄙陋。彭君剖析并发掘治道中的利弊，尽心安抚百姓，稍稍用经术加以教化整治。颁布明白的政令，推行教化，一年便治理有成。然而他依照自己的准则办事，不再以文法束缚自己，因此一时的文法之吏都憎恨他，但彭君不予理会。枝江盗贼突然发动，某夜攻破关门而入；县中原本没有军队，仓促间不能抵御，盗贼于是捉住彭君，用刀威吓他，他不屈服。盗贼搜查他的行囊，里面空无一钱，便放开他离去，说：“这是个清廉的官。”但官府库藏中的财物已经几乎全被烧掠。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督促捕盗并定罪。盗贼被捕后，官府库藏仍没有追回，按法律彭君可以不被追究，但一向憎恨他的官吏乘机构陷他，以不能平定盗贼论罪，降一级官职，责令降任广东德庆州判官。过了很久，有人说他并非有罪，于是稍稍升迁为广东新防知县。新防就是古代的冈州，背山临海，夷獠杂居；溪峒中的夷獠乘机时时偷袭发动。彭君到任时，邻近境地已经被贼人占据，节镇大臣正设法招抚；但夷人性情险诈，不能扰乱驯服，稍稍逼急，投降者便再次反叛，贼势无法彻底平息。

译起初商议用兵，但贼人都矫捷善战，凭借险要地势，乘高处出没不定；官军辗转交战而不能前进，损失了许多人马。实在没有办法，便抓取被诬陷的平民，拷掠后立即定成狱案，交给县里施杖刑，每天多达百人。彭君既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义理，又常常不能按时接受命令；加上供应军需十分浩繁，他不忍剥削百姓来迎合军用，因此不断触犯上官，上官便想寻找罪名罢免他。搜罗查找也没有得到什么，便以懒惰软弱、不能胜任为由弹劾彭君，而彭君也已经厌倦了仕途。回乡以后，他闭门谢客，不与流俗之人争相往来。每天取出所收藏的书阅读涵泳，间或写些论著，也常常作诗自我哀悼，但都不拿给别人看。有时引酒畅饮，便又吟咏起来，神情凄然，仿佛不能排遣自己。过了很久，终于因病不起。唉，悲哉！彭君天性融和明朗，气度又豪迈不凡；年轻时勤苦自持，能够以志向统帅意气。他通晓诸经，又贯通综合群书，探究精微、穷尽奥旨，取得其中精华，发为文章，驰骋奔放，片刻便能写下数千言；文辞精深纯粹，仿佛刚从磨砺中出来，激昂奋发，以古人为期许，轻视同辈，没有谁能合乎他的心意。然而屡次应试不遇，四十岁才中乡荐，接着考中进士，于是人们才开始对他寄予希望，认为或许能够实现他的志向。可是他接连治理两个县，都遇到动乱，正要以平息灾难、抵御冲突为职事，而他刚正直率，终于与世俗相抵触，接连受挫，困顿不平地死去。他所具有的卓越才能、精深学问以及名垂当世、谋划长远的抱负，竟没有得到一次施展，直到最后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唉，难道不是格外可悲吗！彭氏世代以高额资产在乡里居首，彭君做官显达以后，祖先留下的田地房屋反而更加减少；他的清白操守有不可诬蔑之处，但世人却只根据官场簿册上仕途不通达来议论他。唉，彭君有什么罪呢！彭君名昉，字寅甫，祖先是清江人。高祖学一，明朝初年因军籍迁徙隶属苏州卫，于是居住在苏州长洲。曾祖仲英，祖父斌，父亲至朴，母亲某氏。彭君生于成化▯寅正月某日，卒于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九岁。娶胡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年，次子科；有一个女儿，嫁国子生刘遗。第二年庚寅，葬于吴县隆池山。后来墓地被水侵蚀，二十年辛丑某月某日，改葬于某山某原，距彭君去世已经十三年。铭文说：气度奇异，文辞也昌盛，却不利于施展才干。刚刚引弓奔驰，端正地握住缰绳中部，却突然跌倒而偏离。唉，彭君啊，这是命运使他遭遇祸患吗？还是他与当时的时势有所乖违吗？明朝故鸿胪寺寺丞致仕钱君墓志铭。嘉靖甲申年，钱君元抑以鸿胪寺丞身份退休，回到长洲；过了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于【缺】乡新墓道。他曾经自己撰写墓志，到这时他的儿子寄文、寄道又请我作铭。唉，我和钱君出生在同一个乡里，年轻时一同在学官游学，晚年又同朝做官，后来相继回家养老，前后往来追随四十年。钱君向来喜欢交游，所结交的都是当世伟人；论相交时间之久、相知之深，本来没有谁比得上我。我不为钱君作铭，还要托付给谁呢？钱君名贵，字元抑，姓钱，是吴越武肃王的后裔。宋代有位宝文阁学士，名端问，死于平江任上，于是家居长洲漕湖之上。钱君曾祖珖，祖父迪，父亲腴，世代都有隐居的德行，而腴尤其以治儒学闻名，因钱君显贵而追赠为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亲陆氏，赠为安人。钱君天资颖异，几岁时听父亲读史，便从旁专心听着，仿佛已经领会；父亲一问，他就能按自己的理解回答，父亲大为惊异，便把家学传授给他。十六岁时，被选入学官，开始跟从老师学习科举学业；不到几个月，便完全通晓其中义理。御史考察考试时，他总能列入高等。弘治戊午年，他考中应天府乡试，更加磨炼精进，期望考取甲科。后来参加礼部会试，多次没有考中，但他的声名却日益显著，跟随他学习的人也日益增多。钱君讲解义理，必定穷尽其底蕴，又为门生游扬、引荐、推重，使他们都能获得声誉，一时的学者全都亲近依附他。正德辛巳年，他以太学生身份参加吏部考试合格，被授予太常寺典簿。当时正任用羽流之士担任太常卿，钱君上言：“秩宗的职责，是掌管礼乐、调和神人与人，职任重大、地位尊贵，不应让异端之人参与其中。”又说：“太监萧敬贪婪邪曲、心怀欺诈，多次遭到论劾，不应在皇上身边。”他又搜集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的事迹，撰成《三患传》。上奏此事时，皇帝刚刚即位，中官有逐渐掌权的趋势，钱君的话隐约有所指斥陈述，众人都认为他说得正确。后来兴献帝园陵有事，钱君奉诏作为大臣副手前往办理礼仪，礼成后复命，获赐白金五十两。等到议论追尊兴献帝兴起，钱君借讨论笾豆数量的机会，乘机有所论列；有人认为这不是他应当说的话，钱君说：“我的职掌就是祭祀之事，既然知道，就不敢不把它上报，祸福并不是我所考虑的。”他在太常任职三年，办事合乎节度，纠正、建言很多；操守清廉，行事谨慎，没有人能超过他。考核列为最优，按理应当升迁，但钱君一向有归乡的志向，于是上疏请求退休。朝廷以他年纪尚未达到规定为由不许；他再次上疏，朝廷才晋升他为现在的官职，以此荣宠他的归乡。回乡后，他立即在居所附近修治坟墓，准备终老。人们看见他在外面治理木材、准备后事，以为他年纪刚到艾服之年，不应这样做，正共同惊讶，哪里料到他竟会骤然止步于此呢？钱君笃厚于伦理亲情，侍奉双亲孝顺，父母去世时悲痛而合乎礼制；对待宗族尤其有恩义。居家行善，族中晚辈和乡党有疑难，他一定以义理引导，以法度守则告诫，使他们都顺从正道。有人遇到缓急来求助，他一定竭力救助。至于家中人口的生计，他从未挂在嘴上。所居房屋有时不能遮蔽风雨，早晚饭食有时也不能接续，他都淡然处之。天性敦厚诚恳而富有情致，内心虽有操守和辨别力，待人接物却圆融，从不以欺诈猜疑别人。别人有过错，他一定委婉地替其遮掩，务求不让人知道；称赞别人的长处，常常好像还不够。有时推荐别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其实也很困窘；有人遇急，他总是先掩饰自家的贫乏而去救助。钱君学问广博、见识精深，辨析不倦，能够启发人的心意；文章辞藻华美，论著典雅有法度，一时的文学之士都承认他的才干。任职朝廷期间，他与翰林应元忠、邹谦之交游；太常博士马子【缺】、陈惟濬又同官而相互友好。

译这些人都是以道学著名的名流，钱君朝夕与他们往来，讨论他们的学说，开始致力于治心养性，把一切支离破碎的文字之学都弃置一旁。年老退居林下后，他更加召集诸生共同讲明这些学说，显然自以为有所心得；常常讽刺我沉溺文艺而丧失志向，并以道义勉励我。我笑着说：“人各有能有不能，各自遵从自己的志向就可以了。”一时之间我们也有意见不同，但我与钱君确实相交亲密、没有隔阂。唉，这些话还在耳边，钱君却已经不能再生了，哪里忍心说下去，哪里忍心说下去！钱君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遗读史例》《余吴越纪》《余檀天解畧骚经标注》《有问録》《杜律便览》《芹游记》《太常都编》，共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娶邹氏，封为孺人。有两个儿子，寄文、寄道，都是文学弟子员。铭文说：有卓越的道，若不是有人便不能建立，若不是有文章便不能宣扬。凭借言语能够实现它，杰出的钱君，禀赋才能非常优良，精神内涵充实，应该使它彰明并发扬光大。既然技艺繁多，没有什么言语不能剖析，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所说的归宿正在于此，恭敬地掌管礼法，难道不能有所施展吗？职位卑微而言论高远，这是时势的罪过；于是收卷藏于胸中，完成了当初的志向。那些人将会感到不足，而我常常有所富余。凭什么能有这种富余呢？因为自身拥有道，却没有彻底施展它，于是把它发扬在教化之中。教化有所成就，道便因此显明，志向便因此得以实行，于是虽处困境也能安宁。杰出的钱君，确实践行了真实的德行，为什么修养了自身，寿命却不能延长？他不会消亡的，是那些纷繁的遗书；谁说其中没有至高的道，道就在这里。漕湖之北，有幽深者的宅墓；我为钱君作铭，后世在墓中收藏之后，当有人考察他的德行。杜允胜墓志铭 嘉靖辛卯年，杜君允胜以郡学生身份参加应天府乡试，因病不能应试，回家后去世。家贫，不能办理丧事，所以故交和门生共同出资助葬。陈君道通实际主持了此事，因为我与杜君交情最深，请我为他作铭。唉，允胜竟至于此吗？允胜相貌并不显扬，但风度高雅温和；外表仿佛昏昧迟钝，内心却精明蕴蓄，黑白分明。虽然眼睛有疾，但四方之事没有什么不能采听。面对宾客谈论事物，连续不断，条理分明，没有遗漏；即使聪明的人也比不上他。至于别人有过失，他也不替他们隐讳；但对于别人的善行，他又乐于称道。因此故交中虽有人厌恶他，最终却不能敌过怜爱他的人数众多。我和杜君同乡而居，又志向学业相投，每有疑难义理，必定向他请教辩难。几天不见，必定会听到新的见解。他给我的资助和益处非常多，而今却已经不在了。唉，像他这样的人，还能再遇到吗？杜君年轻时身体羸弱、多病，所以求学最晚，但他的志向最为坚定。杜氏世代以医术显名，杜君虽然学习医术，却一向不愿以医术成名，于是跟从经学老师学习《易》，钻研磨炼，日夜不休。凡有声望超过自己的人，他便跟从其讲习，分析义理、辨明疑难，诚恳专一而深切。有所得便亲手作笺记，字迹精细谨慎，朱墨鲜明。通晓经学的人都承认他的才能，但杜君并不因此自满。王文恪公从内阁回乡后，杜君便前往拜访，因而得到作文的要领；又更加致力于广泛综合经、子、史诸书，没有不讲习的。下至稗官小说，以及唐宋诸名贤的文集，也都细细品读，采撷其中精华。听说有人有奇异的书，他就立即奔走求取，一定要得到；得到后便亲手抄写，严寒酷暑也不离开书册。因此他的学问纯粹而深厚，文章光洁而贯通义理，并不像一时的举子只擅长写程式化的应试文章而已。从正德丙子到嘉靖戊子，共参加五次考试，每次都被斥退。每次被斥退后，他的学问便更加进步，到这时已经达到极致，却终究没有考中便去世。唉，难道不是命运吗？杜君名璠，字允胜，别号澹岩。祖先世代是淞江青龙镇人。曾祖父宗敏，入赘长洲林子恒家，因此如今成为长洲人。祖父明善，父亲恒庵先生祥仕，任崇明医学训科。起初，恒庵娶吴氏，生有璧、琮二子，都长大而英俊美好；杜君是小妾所生。后来他的生母颜氏又去世，嫡母怜悯他而抚养他。到此时，两个兄长相继去世，恒庵夫妇也都年高，侍奉双亲生前、办理死后安葬之事，杜君都能尽力。杜君两次娶的都是刘氏之女，有四个儿子：錞、銶、镛、钫；有三个女儿；有一个孙子。杜君于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五十岁。去世后某月某日，葬在魏珠山祖坟旁，与刘氏附葬。铭文说：学问充实，技艺也精工。难道不能有所作为，却终于困顿而终老吗？唉，他所遭遇的命运啊！亡兄双湖府君墓志铭 府君名奎，字征静，后来以字行世，另字静伯。他在阳城、沙湖之间有田，因此号双湖居士。我们文氏自庐陵迁到衡山，又迁到苏州，占籍于长洲。高祖以上世代承袭武职，到了曾祖父存心。府君的祖父讳惠，才开始从事儒业，在乡里教授。我的先祖讳洪，开始考中科举，任涞水教谕。后来因先君升任朝廷官职，追赠为太仆寺丞；又因叔父中丞显贵，加赠为少卿。先君名林，以进士起家，官至温州知府。先夫人姓祁。府君生于成化己丑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嘉靖丙申五月二十日。这年闰月十日，葬于吴县梅湾，依从先君的墓地。妻子姓姚。有三个儿子：长子伯仁，娶朱氏；次子仲义，娶王氏，二人都是县学生；三子叔礼，入赘淞江赵氏。有一个女儿，嫁刘穉孙。有四个孙子、五个孙女。府君读书而且善于书写，聪明而理解力强，通达事理。一生凭气节和义理自立，不因权贵势力而屈服。即使是平素亲近的人，只要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他就当面斥责诋毁，直到对方不能忍受也不停止。但他不藏怒蓄怨，有时冒犯别人，别人正把他当作怨恨自己的人时，府君却已经忘记了。

译人们知道他平易正直，也乐于亲近依附他。然而最终仍不能胜过那些不了解他的多数人。平日他做事严谨，每天早晨必定穿戴整齐，拜谒祖祠；除非有特殊原因或疾病，从未有一天废止。岁时祭祀一定精心谨慎，遇到时令物品必定先供奉；有时尚未供奉，即使仓促设宴，也不轻易入口。对待乡党、姻亲和族人，他有情有义；有人遇到缓急来求助，必定尽力相助；即使从前有嫌隙，也全都置之不问。我年轻时与府君同业，长大后又一同在学官游学，彼此依恋和谐，到老年更加亲密。癸未年，我随计吏北上，府君追送我到吕城，握手抽泣，心情极其悲伤阻塞。等我回来相见，十分欢喜；从此数年之间，没有一天不见面。府君病势将危时，回头对我说：“我一生没有什么善行，你死后千万不要替我作铭文称誉，以免取人讥笑，毫无益处。”他的明达就是如此。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为他记述。铭文说：刚强而正直，不因权势而屈服；不因有仇而嫉恨，只以义理能够胜任。难道不庄严吗？先祖宗庙秩序井然，恭敬地奉行祖训，以敬德自持。活着不矫饰虚情，临死也不欺骗。于是坦然平夷，终于保全自己而归于安息。低湿的墓田，在梅湾；葬礼依从先君之例，永远安息。《甫田集》第三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甫田集》第三十一卷 明代文征明撰 墓志铭五首 王履吉墓志铭 唉，悲哉！王君已经去世，不能再生了！王君在文学和技艺方面都很有才能，卓然成为名家；即使拿出余力来写明经试策，也宏大博雅、奇特绮丽，独自把握了关键。御史按试时，他总被赞为第一，一时声名很盛，暗中成为三吴的希望。三吴之士中了解王君的人，都把考取高科寄望于他。真正了解他的人说，他能够尽情施展词章技艺，不只是一个经生；但这些也都不是王君的最高成就。王君的志向，是直欲超越古人而胜过他们；如果不能通晓古今、周知一世，就不足以充实他所承受的才性。这难道可以用一时一地来评论吗？王君天资聪颖奇异，勤奋诚笃地读书，无所不窥，尤其详究群经。亲手抄写经书，每部都抄过一两遍。作文若非司马迁、班固之文便不学习，作诗必以盛唐为宗；见于他的论著，都有法度。我年长王君二十岁，王君从幼年起就与我交游，没有一天不见面；每次见面，他都有新的著述，天天不同、月月有异，大概浩瀚无边，还没有见到尽头。哪里料到他竟然突然患病而死呢？唉，可惜啊！王君在正德初年，和兄长履约一起凭才俊出众而入学，选入学官，声望相当、行迹并美，卓然竞相发扬光彩。后来履约考中应天府乡试，随后考中进士，而王君每次考试都因年资等原因被斥退；后贡入礼部，完成太学学业，再次应试又被斥退。从正德庚午到嘉靖辛卯，共参加八次考试，每次都被斥退，但名声日益显著，跟随他游学的人日益增多；得到他指点的人，往往因此考取高科，出仕做显要官职，而王君最终没有考中便去世。唉，难道不是命运吗？王君高朗明洁，磨炼节操，履行正道；一切当时追逐声名利禄的事情，他都不屑参与；卑俗的话从未出口。风采仪表如玉树挺立，举止轩昂高举；但内心常常谦抑自下，即使声名振动一时，也含蓄自持；面对别人从未谈论自己的学问，大概是不愿以自己的才能凌驾他人，所以别人也乐于亲近依附他。他生性厌恶喧嚣，不喜欢居住在市井之中。年轻时向蔡羽先生学习，在洞庭居住三年；后来在石湖之上读书二十年。除岁时省亲外，很少频繁进城；遇到美好的山水，便欣然忘记离去；有时仰卧在长林丰草之间，带着醉意作诗，倚席而歌，遥远地生出千载之思。考察他所做的一切，难道是碌碌无为的寻常人吗？可见他心中所存的志向，必定有超出言语文字之上的内容，只是从未能在世间稍稍显露，最终仅仅凭文章流传；而所流传的文章，又是在科场困顿失意之余写成的，实在不是他的最高成就。唉，难道不是更加可惜吗？王君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都是出于天性；平时在家能使父母愉悦，并顺从正道侍奉他们。和兄长履约年少时一同读书，饮食起居从未稍有分离；各自娶妻以后，仍连席共食，相处的时间常常比各自居室时加倍。王君去世时，履约正在京师做官；到这时履约以都御史身份出镇郧阳，顺路经过家乡，把王君葬在某山某原，请我作铭。王君名宠，字履仁，后来改字履吉，别号雅宜山人。父亲贞因履约显贵，封为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母亲朱氏，继母顾氏，追赠封号都为恭人。王君生于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于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岁。娶徐氏，有一个儿子子阳，是太学生；子阳娶唐氏，唐氏是解元伯虎的女儿。有一个孙子。铭文说：聪慧而明达，技艺也精美而坚贞；为什么不能在盛年施展才华，却终于困顿于衡石般的命运？唉，他的名声啊！东川军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铭 我的朋友王君涣文，任嘉兴府通判第三年，改任东川军民府。东川隶属贵州省，在乌撒以西，原是乌蛮閟畔部，距离京师万里，夷獠杂居；虽然名义上列为郡，其实只是遥远边方的一个聚落。王君出身儒绅，性情豪放疏落而平易，在官任上不修饰章程，不能委曲奉承上官，对繁琐苛刻的文法礼节很不屑，因此不断触犯当权者。考虑到他任期不长，也从未被吏部议罪，于是以怠慢迟缓、轻易处置为名，实际上剥夺他的职权，把他投置到荒远边地之外。王君叹息说：“我确实没有什么才能，却从未违背天理和人情，为什么会得到这种远徙的处置，难道是我的命运吗？”然而，我的行程将尽，孱弱的身体，哪里还承受得了这样的远行和劳役？于是卧床不起，没过多久竟因病去世。唉，悲伤啊！王君正德己卯年以尚书领衔考取应天乡荐，多次参加礼部会试而未中，最终完成太学学业。嘉靖庚寅年，以太学生身份出仕，任嘉兴官，授职督办赋税；曾一两次代理县令及转运官，运送官府物资，都能胜任。卒年五十三岁，卒于嘉靖乙未七月二十五日。王君名涣，字涣文，别号墨池子，世代是苏州长洲人。曾祖父存心，祖父以仁，父亲名铭，母亲姓陈。王君天生精悍聪敏，年轻时便励志研习经学；入选学官后，更加精进，剖析经书义理，不遗余力；又广泛综合群籍，全都加以阐释而贯通。铸炼文辞、发挥藻采，必定都是前人未曾说过的话；言语中含咀英华，经史交错呈现，文采如锦绣般灿烂。别人读他的文章，觉得刻深艰涩，好像刚从磨炼锻造中出来；而王君片刻能写数百言，拿起笔立即完成，曾不以为意，但思路意趣无穷，这难道不是一时的奇才俊彦吗？他尤其擅长古赋，得到汉魏遗意；诗歌宗法白居易，晚年喜欢陆放翁、范石湖，但都能自出机杼，不拘泥于体裁，奇特的构思层出不穷。起初在学校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声；后来学政使者得到他的文章，认为奇异，一时暗中震动吴地。当时人人都看重他这个人，认为小小的科举文章不足以取用他；王君也自负才华，不肯庸庸碌碌。然而不久便受困于时运和命运，只得到一个郡府属官之职，颠沛困顿，最终穷困而死。唉，难道是造物主有所吝惜吗？还是有关司失误呢？王君高朗阔达而深远，举止疏放散漫，不讲究矜持；说话毫无顾忌，遇到人不论贵贱，都一概以平等亲狎的态度对待。他后来遭受中伤，大概也正因为如此。

译然而他的内心实在没有什么险恶乖异之处，推诚相待、以心相交，简朴而有情义。对内是宗族，对外是乡党和朋友，没有不与他相亲的。我与王君交往三十年，最了解他。到这时下葬，他的儿子于是请吴县学生陈君晓所写的行状来求铭。王君娶郁氏，郁氏先去世。有四个儿子：庚、壬、己、戊；有四个女儿，分别嫁沈大谟、顾防范、善征、罗元素；有一个孙女。于王君去世后两年，即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葬。墓在武丘乡，郁氏附葬。铭文说：才质非常优良，德行和技艺都彰显。既然高飞而得到发扬，却不利于施展才行。道路平坦通达，不曾失去奔驰；于是艰难地遭逢祸患，受到挫折而违离，又跌倒而偏斜。唉，这是他的时运啊，这是他的命数奇特啊！叔妣恭人谈氏墓志 恭人谈氏，是吴人谈世英甫的女儿，母亲姓徐，生于成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恭人十五岁时嫁入我们文氏，成为我仲父都御史府君的妻子。起初，恭人的父亲谈公入赘徐氏，所以恭人小时候由徐家抚养。徐翁名士隆，读书而重义，和我的先祖少卿公友善。府君年轻时才俊明朗，受到徐翁的贤爱；徐翁又认为自己的外甥女贤德，认为除了府君没有人足以匹配她，于是便下聘礼。谈、徐两家都没有儿子，所以府君在谈氏宗庙中迎娶恭人，又让她正式成为自己的妻室。谈家当时家势兴盛，而府君正过着贫困生活；但他操守清介、气度高朗，不把家业放在心上。恭人侍奉他极其谨慎，左右侍奉、进退行动，都听从府君的命令。府君夜间苦读，恭人必定替他准备好用具；有时整夜不睡，也一定陪伴他。府君进士起家，后来任庆云县令，入朝任监察御史，出任太仆寺副职，所到之处都让恭人随行。恭人安静恭敬、厚重沉默，平素不与人交际；显贵之后更加谨慎有分寸，同僚的女眷全都谢绝往来，岁时的问候馈赠也断绝了。因此府君历任朝廷内外官职，都以清白著称。后来任御史，因为上言论事而被下诏狱，事情将要发展到不可预测的地步，别人都替她旁边担忧害怕，恭人却没有任何后悔和怨恨。府君曾亲自说，当时起草奏疏，恭人确实手持蜡烛在旁侍候，明知一定会招来祸患，却没有阻止他；假如当时有人进言，我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她的明达就是这样。她尤其甘于淡泊寂静，虽然出生于富裕人家，却不追求奢侈。府君天性高洁简朴，不置办产业留给后人；家中人口有数百人，俸禄收入往往不够，吃粗饭、食粗菜，有些人不能忍受，而恭人却安然处之。子女共有十一人，只有长子和毛氏之女是她亲生，其余都由小妾所生；恭人看待他们全都如同自己的儿女，抚养一视同仁，教导也一视同仁，所以各个子女都亲近她，也不知道自己并非她亲生。恭人贞静端正而贤淑，德行充盈于容貌；如鸣鸠之化、葛覃之风，传播于内外，没有人说她的坏话。由于府君升任朝廷官员，她被封为孺人；等到府君任太仆，便晋封为现在的封号。文氏的先祖与宋丞相文天祥同出庐陵，后来迁到衡山，又迁到如今的长洲。我的五世祖俊卿，元朝末年任镇远大将军、湖广管军都元帅。高伯祖定开，明朝任荆州左护卫千户。高祖定聪，任散骑舍人。曾祖惠祖，也就是少卿公，名洪，任涞水县儒学教谕，屡次追赠为中宪大夫、南京太仆寺少卿；他就是我的先公温州知府林的父亲。下一位就是府君，名森，字宗严，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镇守南赣，后来退休，死在家中。这是嘉靖四年乙酉。过了十四年，即嘉靖十七年戊戌八月三十日，恭人去世，享年七十岁。有三个儿子：长子斗，是国子生，娶沈氏；次子征贤，娶张氏；三子征忠，娶陈氏。有八个女儿：长女嫁乡贡进士毛锡朋；次女早夭；三女嫁阴阳训术钱班；四女嫁太学生张哲；五女许配陆某，尚未出嫁陆某便去世，于是守节在家；六女嫁钱某；七女嫁周某；八女嫁顾某。有五个孙子，孙女若干。府君先葬在吴县穹窿山墓地，后来被水侵蚀。到这时，儿子们把墓改葬在长洲花园泾先茔的右侧，距离少卿公墓不到百步，将近相连，并把恭人附葬在那里。这是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三日庚申。我为她记录此事，以表明过去柳子所说的随从夫家的道理：内以夫家为重，外以父母家为次。因此对于伯祖妣李氏的葬礼，他详细叙述柳氏一族；我这里也如此。至于府君的事迹，先前的墓志已经记载得很详细，这里不再书写。这是为明代已故资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官员盛公撰写的墓志铭。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长洲人盛公因病死于家中。盛公在弘治、正德年间做官，以刚毅清廉、奉行正道著称。自二十岁左右开始在郎曹任职，便能抗拒捍卫，不向权贵屈服，因此获罪被贬斥；一次又一次下入诏狱，都濒临死亡。幸赖朝廷仁慈明察，才没有被彻底弃置。两次受挫又两次奋起，最终做到大官。凡是他所任职的地方，总能建立显著功绩，树立良好声誉；而他的高尚风操和抗节精神更加严厉坚定，丝毫不减。因此仕途崎岖辗转，多次触犯权势，而丰功盛烈往往在将要成功时失败，最后竟因获罪罢废而死。一时舆论认为盛公有未能实现的遗憾。唉，可惜啊！盛公名应期，字斯征，别号值庵。其先世出自宋代文肃公文度，由余杭迁到汴，又迁到苏州吴江，如今居住在郡城。元代直到本朝，家中不乏仕宦之人。高祖启东，以儒医身份受到文皇帝知遇，任太医院御医，恩宠极为隆盛，无人能比。曾祖佖没有做官。祖父昕、父亲瓘，都因盛公显贵而追赠为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朱氏，母亲胡氏，继母苏氏，都追赠为淑人。盛公以癸丑进士身份出仕，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命出使，管理济宁各闸，制定规章，约束事务，开闸闭闸都有固定时间。公私船只都按次序通行；官船有时夹带私货，便全部没收入官。道路上的人惊恐相戒，没有人敢违犯。但宦官们对此感到不便，当时大宦官李广等正受宠掌权，便相互传播流言中伤盛公。既然找不到他的过失，便以阻拦、拒绝进献新物为大不敬，逮捕盛公定罪，降两级，贬为安宁驿丞。安宁隶属云南，荒远得不是人所居住的地方。过了很久，他稍稍得到起用，任防丰知县。防丰就是古代的防琫，是乌僰蛮居住的地方，又杂居猺獠，性情剽悍，不服教化。前任官吏往往把那里当作盗贼之地对待。盛公不鄙视当地百姓，颁布明白政令、施行教化，把他们纳入仁义轨道，百姓因此归附聚集，盗贼也得到平息。声威所及，邻近地区也都受到教化。后来升任四川顺庆府通判，接受任命督办赋税转运等事，都有法度和程序。他又查核旧有弊病，使百姓不能蒙骗官府。最使他忧虑的是，百姓每年向松潘转运物资，往往破产仍不足以补足额外费用。盛公审慎筹划有利办法，轮番休息并适当节制转运事务，事情得以集中办理而百姓不受困扰。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回乡；途中升任武昌同知。服丧期满后改任长沙，专门管理赤籍，秉公执法，不从事牵强搜罗，弊端因此得以清除。郡中王府官校和卫所的粮饷供应，多被奸吏侵吞，官军常常因此困窘，发出怨言，将要发生动乱。

译防公代理郡政后，立即考核督促吏员，核查各项收入和支出，参照合并各项分配，查明利弊所在，随即推行，上下都得到供给充足。郡中因此没有扰乱。当时都御史陈镐公、布政使【阙】钺公屡次称赞他的贤能，将要慰问举荐他。不久升任云南按察司佥事，历任金、沧、洱、海诸道按察，揭发隐伏，省察细微。他所辖地区职务分明；其中景东等郡都是世袭土官，像枭獍一样凶悍傲慢，王法有时不能管治，防公都以正道面对他们，没有不伏服归化的。知府陶某父子相互仇杀，实际上是奸人在中间挑拨，防公与兵备副使【阙】驰入其境，捉住奸人依法处置，又晓谕陶氏父子以义理，使他们父子和好如初。武定知府凤美死后，他的妻子代理郡政，所作所为多不合法，而她的儿子朝鸣尤其阴险狡猾、污秽凶恶，推剽掠夺，百姓深受其苦。朝廷下令有关部门查究，众人都因畏惧而不敢执行。防公正入京祝贺万寿，当道官员商议留下此事交给他办理，防公得到公文后立即奔驰赴任。他出其不意地来到凤氏辖境，母子二人震惊恐惧，伏地拜见并交代实情。防公于是只责罚他们的党羽，追究到底并依法定罪，把所夺财物全部归还百姓。当时凤氏正盛，防公料定其后必成祸患，便向当道官员进言，请求降低凤氏官秩，设置流官加以控制。奏疏呈上后，朝廷不愿轻易改变旧制，事情被搁置未能实行。后来凤氏果然叛乱，正如防公所说。当时镇守太监梁裕骄横放纵奢侈，一次酿酒就耗费米八百石，任意横加浪费，搜刮财物没有满足。防公随事裁抑，不让他肆意妄为。他又请求封禁省内各银矿。此前银矿每年有定额课税，梁裕擅自据为己有，剥削苛急，百姓不堪其苦，有人因此被迫盗杀，酿成祸端。所以防公建议封闭银矿，以断绝祸患根源，实际是压制梁裕并夺走他的利益。因此梁裕怀恨在心。当时御史张璞公、副使晁必登公与防公共同制约梁裕，梁裕便把三人一并上奏，诬陷他们另有罪事，全部逮捕下诏狱，审讯极其惨毒，张公终于被拷打死在狱中，而防公更加不屈。众大臣和言官纷纷上章论救，恰逢乾清宫发生火灾，三人终于得到赦免前案。防公已经升任本司副使，复职不久，又升为河南按察使，整顿懒惰、警戒顽劣，声望风采更加振作。太监孙清想要总揽事权，擅自审理民间诉讼，有些百姓便借机登记为奸利，防公当面数说他的过错，言辞正直、气势刚烈，没有丝毫回避婉转。孙清不能忍受，想要借事弹劾防公，但因防公声望很高而作罢。丙子年升任山东右布政使。按照旧例，右辖官大多因循沉默、远避权势，只是徒具职位而已；防公却积极任事，处理各种事务，从不退缩谦让。当时的长官持重谨慎，务求维护大体，因此有些事情可能拖延；防公却分析决断敏捷利落，案卷没有积压。他所兴办或革除的事情，都是关系利弊、紧急切要，而且关系到自身声名、不可不办的事，所以即使有侵犯职权之嫌，也毫不顾忌。戊寅年升任陕西左布政使。当时武宗向西巡幸关中，造成极大扰乱；镇守太监廖銮阴险凶狠、强横专断，仗恃有内廷援助，在省中横行，他的弟弟、侄子也都豪横奸猾，依仗宠势助长奸恶，贪赃受贿，狼藉满目，动辄以供应皇上为借口，有关官员畏缩屏息，没有人敢过问。防公到任后，首先逮捕廖銮身边最为不良的人，依法铲除；一切横征暴敛都加以阻止，又不随众人向廖銮额外行礼。廖銮更加不高兴，想寻找机会中伤他。此前有防督造织罽，费用极其巨大，廖銮便发公文命防公追取钱财。公文措辞严厉，实际上是想试探防公，企图借此激怒他，再把这件事作为他的罪状。防公接到公文，立即闭门查阅账籍，核查出已经支出的费用超过数万。第二天去见廖銮，廖銮正盛气凌人地等着他，防公慢慢拿出数字给他看，问道：‘费用已经这样多了，按所造数量计算应该还有剩余，如今都在哪里？希望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廖銮没有料到，内心惊惧，不能回答，只能惶恐跪地谢罪，这件事于是停止。等到皇帝车驾驻扎榆林，士卒战马聚集，践踏防地，事务纷杂，人心汹汹；防公处理起来却从容裕如，供应停顿和各种所需都在顷刻间备办，百姓没有增加赋税，境内也不知道受到骚扰，事情没有一件不办妥。当时随从的各位宦官以及受宠幸者，气焰熏天，从镇守、巡抚以下的人都重叠着脚、屏住呼吸，没有人敢与他们抗衡。防公的声望先已使他们畏惧，加上临事时整齐从容，足以安定众人的情绪。奸邪小人一望见他便知道应当敬畏，一切非分的礼仪和无节制的索求几乎都消失了，最终周全弥补，没有一点疏漏脱失。同事诸公无不感叹，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事。皇上也知道此事，适逢四川缺少巡抚，便任命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蜀地距离朝廷万里，夷獠杂居，凭险地而居，容易发动骚乱。防公训练军队、整饬铠甲，随时搜捕，一点也不懈怠放纵。六番招讨杨文林多次出兵攻围城邑，防害刘姓官吏和百姓；流民谢文义也纠集僰夷作乱，均被逐一平定。捷报传到朝廷，皇帝下玺书嘉奖，赏赐银帛。当时朝廷有许多弊政，权贵宠臣横行，诛求逼迫尤其严重，四川更为厉害。防公检举整顿，厘清事务，首先制定限制条例，并用法律绳治；法律之外的额外征敛一概废止，西南数千里因此肃然。己卯年，他遭逢继母丧，辛巳年服丧期满。恰逢今上即位，他因病请求退休，未获允许，随后奉命起复，巡抚江西。正值逆濠倡乱之后，创伤尚未恢复，又加上饥荒空虚，各地盗寇充斥；鄱阳湖是吴、楚交界的水域，盗贼在其中出没，凭险抢劫，而渔船成为他们的向导。防公调遣官军，围堵盗贼、扼守险要，又把众多渔民登记编入队伍，使他们彼此监视，盗贼无法藏身，很快便四散逃窜。当时科派征发正盛，催缴军饷十分急迫，百姓不堪其苦。防公公平办理赋役，按照缓急征发，能够减免的便予以减免。各种杂派钱财总数达数十万，而请求留下来救济百姓的也不下数万。他发文命省臣分区赈济防护，自己亲自督率，尽力安抚百姓，百姓因此得以苏息，这一年收成也接连丰登。适逢淮甸遭受饥荒，他首先输送米四十七万石、银二十万两以救济；奉诏积谷备荒，也达到一百多万石。朝廷两次下诏嘉奖。随后奉玺书升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当时岭南屡经【阙】政，治理败坏，军队疲敝、财力匮乏，号令废弛，土酋轻慢玩忽，不知敬畏，夷獠悖逆傲慢，时常暗中发动骚乱。防公到任后，陈列军队举行大阅，考察筛选、钩稽搜求，一时逃散的士卒逐一恢复编制。于是整饬粮饷储备，谨慎设置烽火，修缮弓弩盾牌，部署各位将领，使他们分别守卫要害。纪律严明，军容焕发。于是各部夷人渐渐知道畏惧，边境有了依靠。归善大盗季文积占据桃子园作乱，防公发文命守巡官发兵捕杀，生擒文积及其党羽李万金等，斩首一千一百三十级，俘获男女四百人。

译土官刘召诱捕并拘禁兵官，占据思恩府叛乱。防公立即调遣民兵，分别隶属各位将官，授予作战方略，自己亲自率领守巡诸臣随后进攻岜梅等寨，冲锋突击，大败各部酋长，斩首一千九十七级，俘获男女五百多人。刘召受伤后投火而死，其余党羽全部平定。田州土官知府岑狞心怀诡诈、凶狠残忍，仗恃险远之地，想要长期不安分，积蓄力量已经多年。到这时，他多次出兵焚烧劫掠州县。事情上报后，朝廷下令防公审察处理。防公与巡按御史谢汝仪会同三司和守臣复核筹划，都认为这是积年逃避诛讨的罪犯，如果不追究，势必更加猖獗，而一方百姓也不能不加以救助。于是上疏详细陈述方略，大致主张诛杀首恶、宽贷胁从。兵部复议同意了这一意见，但事情下达时防公已经奉命改任官职。此前防公核查军籍，发现总兵太监两府脱逃的士卒很多，便全部勒令归队，并严厉压制他们的属官，不让其横行。他又发文下达两省及湖广各路，凡是调遣军队的事务，都必须由他的幕府审核决定。于是两府被禁止肆意妄为，便大肆制造谗言，企图用罪名排挤防公。当道官员为此调停，于是授任他为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厂，实际上剥夺了他的权力，把他安置在闲散之地。适逢言官又有人上奏论列，防公于是引咎请求归乡，奉旨退休。这是嘉靖四年乙酉。丁亥年徐、沛发生黄河决口，漕运河道淤塞，役使民夫疏浚治理，长久不能立即完工。皇帝下诏召集廷臣商议推举能够治理水患的人，众人一致把防公的名字报上去，于是皇帝赐玺书起用他。防公在家中即被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河道。当时尚书李承勋、胡世宁建议在昭阳湖东另开漕渠，少卿黄绾公、詹事霍韬公也分别陈述便利方案，意见一并交给防公详细勘察。防公与郎中柯维熊、员外郎王大化、参议刘淑亲自前往测量，访问当地父老，众人都认为地势平坦开阔，可以就地施工，于是上疏说：‘黄河水患古今都是如此，而中原地势平坦，没有洞庭、鄱阳湖那样的汇水之处，所以河道迁徙不定，造成的祸患特别严重。黄河水性避高趋下，如果不多设置泄水归流之处来削弱水势，就不能靠人力制服。’弘治以前，黄河流到潼关以下，便分为三大支流；其中两支都从汴城以南流出，向东经过泗水、淮水入海；一支从汴城以北流出，向东到达兖州，又分成两条小支流，一条从沛县飞云桥流出，一条从徐州小浮桥流出，都流入运河，经过下邳州，与淮水汇合后入海。正德以来，汴河南面的两条支流淤塞，合并流入汴河北面的一支，沿吴全河向东流下，到达徐州、沛县，都流入运河。从此汴河不再有水患，而徐州以及丰、沛正好处于冲击之处。近年黄河逐渐向北迁移，小浮桥也已经淤塞，曹县、单县、城武等县以及杨家梁、靖等决口四处溃流，直奔沛县；漕河横流，流出昭阳湖以东，泥沙壅塞，水势缓慢便停滞，遇到低洼处便淤积，导致运道堵塞。如今要治理，大致有四项：一是疏通上游，二是疏浚旧河道，三是修筑长堤，四是改从别处开河。上游水势不削弱，决口就不能堵塞，长堤就不能修筑，河防就不能完成；河防不能完成，淤积就不能疏浚，旧河道也不能恢复。这就是如今漕河不得不改道的原因。廷议认为正确，诏令在春暖时开始施工。防公先命郎中等官员分别治理旧河，使漕运船只通行，并坚固修筑堤岸，以阻挡黄河的冲击；又另行疏浚赵皮、县家渡等处，以削弱上游水势。于是选拔属吏中贤能的人，负责新河工程，亲自巡视工地，丈量土地分派工程，分段规定期限、布置劳役，按时供给饮食和安排施工，并公正实施奖惩，使各处相互联系支援，统筹管理井然有序。才经过四个月，工程已经完成十分之九，早晚就要告成，谗言却突然兴起，有诏令停止工程，而防公也离开了朝廷。防公上疏自我弹劾，并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恰好有嫉恨他的人从中酝酿构陷，于是奉诏闲住。当时许多老臣争相说他冤枉，户部尚书邹文盛、刑部尚书胡世宁尤其竭力为他辩护。胡世宁说：‘改河的建议实际上是我提出的。自古国家追究误事之罪，必定追责最初倡议的人。邹文盛廉洁勤勉、果断刚毅，任职数月，既疏通旧河，又疏浚黄河上游，功效如此，本来应当加以慰劳。只是因为我的建议开凿新河，反而获罪离职，我还有什么脸面独自留在这里？’邹文盛说：‘市中有虎，三个人说了便成为事实；投杼的疑心，也是因为多次听闻。应当顾念漕河关系重大，体谅大臣办事的艰难。即使满朝都在发言，究竟由谁承担罪责？’等等。大概这次工程停止，是由一两个同事因小事彼此责望而起，结果白白错失时机，所以当时的舆论如此。防公在家居住七年，遇赦恢复官职后又退休。此后大臣、言官相继论奏推荐，海内士大夫正希望他重新被任用，他却突然因病不起。唉，真是可惜！防公为人端正刚强，遇事勇往直前，不因利害而回避屈折，奉公忧国的心情，梦寐之间也不曾忘记。他的仪表庄重严肃，进退举止都有常规，居家时也整齐严肃，仿佛身在官府。但宾客来访交谈时，却和蔼自然、很有情致。他对各位弟弟、妹妹、外甥、侄子都有恩惠，对族中的孤儿寡妇都有供给；遇到婚嫁和患难之事，也都给予帮助，与亲属的情谊十分深厚。他生于成化甲午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二岁。娶沈氏，继娶顾氏，都追赠为淑人。有两个儿子：长子之材，是郡学生；次子之荣，娶妻都姓王。有一个女儿，嫁给前工科给事中陆灿。有六个孙子：茂勋，是郡学生；茂熙、茂防、茂焘、茂然，都【阙】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县某乡某原。某人晚年有幸与公交游，深知公的为人。到这次下葬时，两个儿子根据公生前遗命请求我撰写墓铭，不能推辞。铭文说：‘威武盛大的盛宗，以国为氏，谁能考证他的后代？有成伯，有显赫之人；在汉代有吉、良，在汉代有苞、孝章，世代昌盛。分支另立户籍于杭州，于是有文肃公，使宗族声名光耀，不辱先祖，正有显赫的中丞公，德行言论相承，千年之后仍有延续而不衰。怎样才能延续？道义要有光彩，行为要有方正，政绩事业要显著，履行正道而严谨，直言敢谏，历经险阻而如履平地，坚持正道而能成功；我所遵循的是善良，我的武勇得以发扬，难道没有功劳吗？’ ‘谗言实在令人痛苦，那些谗言也确实伤人；我的行为刚烈，所行之道有险有平，却不改变道路。确实有奔走驰骋，于是端正了他的安危。即使有时失去辅助，名声也没有亏损。显赫的中丞公，是吴地的贤良，难道不说他已经亡故了吗？只是公的功德谁也无法补偿！乡贡进士、赠承德郎、尚宝司司丞顾君与安人梁氏合葬铭【有叙】。’

译乡贡进士顾君去世时，他的儿子谦亨正在尚宝司任职，向朝廷请求，获准追赠顾君为承德郎、尚宝司司丞。尚未下葬，他的妻子梁安人又去世，于嘉靖辛亥年冬十二月八日，在本县令字圩的新墓道合葬。于是谦亨带着顾君侄子、江西布政使梦圭所写的行状，以及梁安人自己叙述的事迹，到我这里请求撰写墓铭。根据行状，顾君名履方，字仲立，别号恒斋，是故大学士文康公的儿子。母亲是朱夫人。顾君生性明朗温润，如美玉般质朴而有条理。幼年在家中接受教育，钻研经书、缀辑文章，能够自行刻苦奋勉。当时顾氏文章科第人才辈出，顾君在同辈中年龄最小，却谨慎整饬、诚实恭谨，从未在言语上抢先于长辈，但内心却独有见解。父兄都认为他贤能而喜爱他。十四岁时被选为县学生，更加精进不懈。等到侍奉文康公居住京师时，在学士吴仁甫门下完成学业，进一步显露出学业的头绪。不久进入国学，受到故祭酒陆文裕公的知遇，每月课试大多名列高等。戊子年参加顺天乡试，礼部会试未中。后来文康公身居机密要职，因为嫌疑的缘故，顾君多次参加考试都被斥退，众人都替他惋惜，但顾君并不因此怨恨。文康公在任上去世，顾君扶柩南归，从此不再有出仕进取的念头。朱夫人勉励他继续参加考试，他又总是被斥退，居家两年后得病去世。唉，真是可惜！顾君安静庄重、厚道沉默，以谦逊节俭自持。文康公晚年越来越显贵，家门显赫，顾君却更加谨慎。刺史、县令都与他分庭抗礼，唯恐承事稍晚，而顾君闭门拒绝，什么也不向他们求请。出入街巷时，随从简约，衣服朴素雅正，别人不知道他是宰相的儿子。与乡人相处时，谦卑恭谨，一点也不骄傲张扬；有人放肆侵侮他，他便立即起身离去，不与之争较。文康公性情豁达，乐于施舍，不置办财产留给后人，俸禄赏赐所收入的都随手用尽；顾君却收敛节俭，平常不随便花一文钱，因此家业没有衰落。直到遇到丧事困窘、赈济匮乏时，他才毫不吝惜。顾君孝性纯厚至诚，侍奉文康公十分谨慎，而且能以道义顺从父亲。文康公病重时，顾君兼程赶去，等到到达，病势已经危急；他尝药、照料便器，扶持服侍，忧虑悬心，数月不能解衣宽带。等到文康公去世，他哀伤毁损超过常礼，办理丧事时悲痛胜过一般人，因此尤其受到称赞。梁安人是原泉州府同知尚素的孙女、德安府推官九成的女儿。文康公与九成同学且友善，知道他有贤德的女儿，便送礼订婚。梁、顾两家都是儒学世家大族，女婿和媳妇都得到合适的婚配。梁安人聪慧而有见识，能够解决疑难、审慎处理事务，深受父母钟爱；出嫁后尤其受到文康公的贤许。文康公入朝，把家中事务托付给儿子仲立。当时仲立正在学官就学，努力学习、谋求进取，家中生产经营细密周全，全靠梁安人维持，哪怕极细微的事情也都安排妥当。想到公婆远在异地，她每月都寄送书信和礼物慰问，从不间断。后来文康公日益年老，夫人又多病，于是梁安人与仲立一同到京邸侍奉，洁备祭器，缝补衣履，寒暑起居都按时周全安排。文康公与夫人对此十分安适，常常以她勉励各位媳妇和孙媳妇，说：‘新妇能做到这样，还有什么遗憾呢？’文康公晚年所生的孩子，由王氏在襁褓中抚养，婚嫁之事也都由梁安人照看办成。仲立与归氏姐姐以及朱氏寡姐共同居住二十年，梁安人始终把她们当作亲姐姐看待，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隔阂之言。像这样在德行和义理上相称，并且如此适合丈夫家族，可以说真是贤德了。顾君生于弘治丁巳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丙午年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岁。梁安人生于弘治乙卯年四月一日，卒于嘉靖庚戌年十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岁。梁安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谦亨，任尚宝司司丞，娶陆氏，陆氏封安人；次子谦益，是翰林院秀才，早逝，娶周氏。继妻查氏，生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王世业、周允怀，二人都是国子生。庶出儿子一人，名谦福，出继给叔父元。孙子七人：敬、咸和、咸平都是县学生，咸康、咸宁、余【阙】。孙女五人。铭文说：‘光显的文康公，正当声名德望盛时，功勋崇高显赫，彰明而使贵族宗门世代昌盛；世代功业光耀，威武而不借外力便显华美，只是承继它很艰难。有显赫的符丞公，纯正明达而美善，难道说他的事业不会溃败吗？实际上却使他的世代繁衍。他既孝顺又有文才，也奋发而显扬。为什么禀赋如此宏大，命运却不能昌盛？不能在朝廷昌盛，便整肃家政，削落绮罗纨绔，使家族共同安定。谁能成为家中的仪范？有妇人梁安人相协。为什么不能长久延续？于是夫妻相继而亡。令字圩的墓地，石穴深邃，二人一同埋藏，以永远无穷。’ 《甫田集》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甫田集》卷三十二。明代文征明撰。墓志铭四首。

译翰林蔡先生墓志。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吴郡蔡先生去世。我们吴地文章的盛况，自古以来就被东南地区推为第一。成化、弘治年间，吴文定、王文恪相继考中高科，传掌皇帝诏令文章，于是掌握天下文柄。同时代如杨礼部君谦、都太仆元敬、祝京兆希哲，仕途并不十分显达，但文章光彩焕发、声望卓著在人们心中，也不能只从一时一地来评价。蔡先生虽然稍晚出世，但造诣实在深厚，自己眼界很高，平日品评文章，即使唐宋名家也还要有所取舍。他暗中自负，几乎不肯平庸地落在后人之后，却困顿于科场，始终不能昂首阔步，与诸位名公并列，最终困于小官而死。唉，难道不是命运吗！先生名羽，字九逵。他的先世以陈留为望族，宋室南渡时，秘书郎源从大梁迁到杭州，又从杭州迁到吴地，居住在太湖包山。先生是他的第十四世孙。高祖敬，曾祖贞，祖父升，因长子显贵，受封奉政大夫。父亲讳【缺】，母亲吴氏。先生高雅明朗、疏放俊逸，聪敏机警超过常人。幼年丧父，吴夫人亲自教他读书，他总能领会理解。十二岁时便拿笔作文，已经显露出奇异的气势。稍稍长大后，他把家中收藏的书全部取出，从诸经、诸子、史书以下，全都阅读并融会贯通。但他不专事记诵，也不拘泥于训诂考据，而是融会贯通，自得其师。作文一定以先秦两汉为法，且自信非常坚定，文章气势发扬、奋厉昂扬，意旨必定出于己见；见于论著，深奥典雅而宏大纵恣，润泽却不浮华。诗尤其隽永。早年稍稍崇尚纤细繁丽，后来洗涤浮艳曼靡，完全归于雅正驯厚；晚年更加沉着，时时显出奇丽之处。见过他诗作的人说，即使李长吉也不过如此。先生大为悔恨说：‘我辛苦作诗，是想超过魏晋诗人，怎么如今竟成了李贺？我惭愧得要死了。’他这样自我标举极高，不肯屈抑自己。然而他的作品纵横跌宕、顿挫迅疾，确实高远得无人能及。得意时，甚至不知道古人究竟怎样。当时先生本来擅长《易》，便取其余力写科举应试文章，以应付有司考试；他的文辞义理、文采才气都很出色，每写一篇，人们便争相传抄，作为范式。但先生参加考试总不能考中，屡受挫折反而更加锐进，最终却没有取得功名。从弘治壬子到嘉靖辛卯，总共参加十四次考试，历时四十年，而先生已经老了。甲午年，他以太学生身份参加选官，负责选任官员的天官卿素来知道他的名声，说：‘这不是我年轻时就听说过的蔡某吗？如今还滞留在选调之中吗？’ 然而由于资格和出身所限，也不能给他更好的升迁，只因程试列第二，奏请授予南京翰林院孔目。任职三年后退休归乡，死在家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袁飞卿墓志铭。飞卿名翼，字飞卿，是苏州吴县人。世代居住在郭西金昌里。曾大父某、祖父某，都隐居不仕。父亲某因为族人入京任兵官，便隶属京卫成为武学生，不幸早逝。飞卿三岁丧父，由母亲王氏抚养。幼年奇异聪敏，远超常人，母亲教他读书，他总能领会。十岁便能执笔作文，稍长后更加磨炼精进。不久补为郡中诸生，更加致力于广泛搜集奇文秘记，阅读探究很多；听说有尚未见过的书，便奔走寻求，往往拿出重金悬赏购买，一定要得到才罢休。他读得痛快时便张口吟诵，穷尽日夜也不厌倦。虽然隶属于学官、以科举进取为业，却不专门学习世俗应试之学。然而从读书余力中写出科举文章，便洗去蔓延的浮靡，删削陈旧腐烂的内容，典雅华丽、明白发扬，光彩秀美地显露出来。每篇文章一写出，人们便争相传抄，不到一天就传遍县邑。人们仰慕他的文章到了这种程度。但参加有司考试总不顺利。从弘治甲子到正德丙子，共考了四次才在乡试中中举。这一年因为母亲生病而逗留，没能赴省参加会试。从此又考了七次，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最终没有取得一科功名，而飞卿已经老了。大概是因为他性情放纵，意气又疏荡，起初就没有把功名放在心上。有人劝他，他便说：‘我的性情不能耐烦做事务，懒惰已经成为习惯。如今仕途用礼法束缚人，看看我这样狂放的人，果真能为世所用吗？’他一生重视名节道义，自信从不曾谈论求利。与人相处不故意筑起隔阂，但性情倔强高亢、任意而行，不能随外界俯仰。一旦受到触犯，便狂叫怒骂，是非曲直一定要说到自己满意才罢休。晚年更加孤高不合群，深居不出，以种树种花自娱。他生性喜爱菊花，开辟小园种菊数百株，亲自栽种嫁接，并不以此为劳苦。曾说：‘我一生的万般事情都可以丢弃，只有积存书籍、种植菊花不能忘情。’有时饮食供给不能接续，回头看看自己所有的东西，便欣然自乐，不再意识到自己的贫穷。从前陶靖节在东篱采菊，悠然间有所领会；又说：‘奇文共同欣赏。’以陶渊明那样高尚的尘外情怀看待世人，尚且还说这些话，正是想寄托自己的志趣罢了。我的癖好，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唉！飞卿难道也是一时奇异诡谲的人吗？飞卿生于成化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辛丑年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一岁。最初娶徐氏，没有儿子；继娶瞿氏，生有一个儿子麟士。麟士在飞卿去世第二年壬寅八月二十九日，将他葬在黄山祖坟旁边。下葬前，麟士带着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并且说：‘我的先君每次读您的文章，总是高兴地说：“死后如果能得到文征君为我作墓铭，便可以死而无憾了。”先君去世时虽然没有留下遗命，但这句话不能忘记，冒昧请求您。’唉！我的文章果真足以使飞卿永垂不朽吗？即使如此，也不能推辞。因此作铭。铭文说：‘才艺精工，又奋发而有功用。为什么仕途如此坎坷，最终困苦穷困？有丛丛茂盛的植物，红色书帙纵横相陈。回头看看自己的家，快乐而没有忧愁。确实合于自己的中正，只跟随自己的志向。唉，飞卿啊，就这样永远结束一生。’ 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吴公墓志铭。

译嘉靖六年丁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长洲吴公从内廷掌制诰的职位出任礼部事务，不久加授太子少保，出任南京吏部尚书。按照旧例，没有从内廷掌制诰转出管理礼部事务的；如果分司南京，也必定是因为有缘故而外调。公一再调任官职，虽然名义上是按资历升迁，实际上都是被降调。大概是当权者中有人对公怀恨，暗中排挤他，士人舆论都替他不平，但公神色安然地上路，脸上言辞间没有显露丝毫不满。过了很久，终于办完职务而归。归乡十四年，八十三岁时去世，即嘉靖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公归乡时，朝廷看重他的离去，特意供给车舆、皂隶、廪禄，以余禄供养。到讣告传来，追赠太子太保，赐谥文端，派官员办理葬事。从去世到下葬，皇帝下诏祭奠四次，都是特别的礼遇。公在弘治癸丑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乙卯年授翰林编修，参与修撰《大明会典》。遭父丧，服丧期满后重新进入翰林任编修，修撰《通鉴节要》，兼修玉牒。正德丁卯年升任翰林侍讲，兼经筵官，修撰《孝宗实录》，充任编纂官。实录修成后，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此前逆瑾掌权，朝廷官员往往屈节求容，公与同僚却唯独坚持礼节，不肯低头。刘瑾因此怀恨，适逢进呈书籍、延赏官员，便假传诏令，以更练为名，把各位编纂官全部调出任各曹郎官。公在刑部任职一年多，升任南京礼部郎中。刘瑾被诛后，召回京城，重新进入翰林任侍讲，像以前一样兼任经筵官。不久升任侍讲学士。癸酉年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乙亥年升任南京太常卿。嘉靖改元壬午年，召回任礼部右侍郎，升左侍郎，奉诏出使安陆，恭敬题写献皇帝神主，迎送神主回京，赐白金、文绮。又升任兼翰林院学士，掌管詹事府事务，负责起草诏令，修撰《武宗实录》，充任副总裁。实录修成，赐白金、文绮，升任礼部尚书，兼任原职。这一年请假回乡省墓。丙戌年回朝，不久有调任南京的命令，从此公便离开朝廷。公生性秀美聪颖而沉稳庄重，幼年便懂得求学，稍长后回到郡学成为诸生，研读经书、缀辑文章，不专门从事举子之学，但所作科举文章辞藻华美、意趣俊发，在当时很有名声。进入翰林以后，更加努力学习，贯通博综群书，深入体味圣贤道理，铺陈文辞、发挥文采，务求删削奇诡之语而见于论著，文章温润典雅，足以自成一家。同时为人醇厚谨慎、端正自持，尤其以操守品行著称。起初任掌司法比勘的官职，有人担心他不能胜任，但公审察案件极其周密，不故意深文周纳；传递案情、论定罪责，都符合法令，有些地方连老吏也比不上。从此历任两京官职，多次升入显要职位。他到任后积极任事，所到之处职务都办理得当；主持南雍事务时，深沉安静、端方正直，行事轨迹平易，士人都佩服他的真诚；后来入朝主持国家礼仪。适逢继承帝位之初，追尊先帝的礼制尚未确定，群臣百官纷纷提出建议。公遵循正道、厘清条理，不肯苟同，在拟议之间多有违背众议之处。幸赖皇上仁厚明察，没有把这当作罪过，但一两个掌权者却因此忌恨他。获罪离开朝廷，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在朝四十年，虽然以文章职务为主，但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忧乐，从来没有不放在心上。凡有所见所闻，总是上陈朝廷。他所谈淮扬大旱、百姓流离、道路阻塞以及漕河通塞等事，审慎筹划而有条理，斟酌权衡都很适宜，后来都可以看到施行的效果。他曾说：‘范文正公从年轻时起，就慨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我是他的乡人，比起范公实在惭愧多了。’对于乡里的前辈，他唯独喜欢吴文定公的事迹，总是以吴公为师。晚年居家，修复陆宣公墓，又修建先贤祠，祭祀范公以及胡安定、尹和靖，都是为了显扬先贤、给后人树立榜样。他好古乐善的心情，唯恐每天时间不够，所以表现在行事上，都有法度准则。至于世道中的荣辱升沉之事，他全都不动心。他曾四次主持乡试等文衡，又一次主持国子监，名卿、大臣多出自他的门下，而他安静自持，从不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恩德。他闲适明朗、温雅博学，喜怒不形于色，毁誉也不出口，所以故旧没有人能窥见他的内在涵养。然而，他端居自守的操守，以及仁厚隐忍、不伤害人的心意，传播到朝廷各省、施及乡里，最终也没有人能够遮蔽。公名一鹏，字南夫，别号白楼居士，世代是苏州长洲人。高祖泰老、曾祖敬，都没有出仕。祖父琮因公显贵，追赠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母周氏追赠淑人。父亲名行初，封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后来累次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母亲司氏，继母赵氏，都累次追赠夫人。公共娶三妻，原配宣氏，继室姚氏，再继室薛氏；宣氏、薛氏都累次追赠夫人。有两个儿子：子忠早逝；子孝，己丑年进士、庶吉士，现任南京吏部主事，因父母年老请求恩准在家侍养。孙子五人：尚朴、尚俭、尚默、尚逊、尚洁；尚朴因公丧服期满后入国子监为学生。女儿四人，孙女四人。公去世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葬在吴县阳山新墓道。我是乡里的后辈，承蒙公降低身份与我交游，深知公的为人；于是子孝请我撰写墓铭。我自顾才疏鄙陋，不足以承担这个请求，但情谊上又不能推辞。铭文说：‘吴地是深厚美好的区域，秀美聪颖之才便由此聚集。谁能主持这种事业？吴公正是这样的人。吴公才华英俊，极其宏大而不急躁，徐缓却持守正道；正因为守正而不随俗，所以有时困顿回旋。一般官僚没有使他的声誉坠落，道路没有永远闭塞，于是困穷之后终能通达；于是言辞有辅助，因而彰显明亮，入朝掌管皇帝诏制，出朝教导国家，以德、以文，没有什么不能充分施展。吴公质朴而有条理，于是德行光华显现；不只言语有才艺，难道没有长远谋略吗？也有忧虑思考，只是时运不任用我，便舍弃官场归来；退居仍有荣耀，顺从而正直，八十岁终于寿终正寝。显赫的吴公，善德永恒；年轻时师法古人，年老更加坚贞。谁人不出仕？谁能像公这样保全自身？谁人不说匹敌？公一生的哀荣终始光明灿烂。皇帝有诏，昭示于墓田，留待后世考察。’ 《已故顾公墓志铭》：顾公生前担任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

译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闰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因病在金陵里第去世。此前，公考核政绩后从京师回来，途中听说长子顾屿去世，惊痛忧伤而得病；回到家中病势加重，过了很久终于不起。唉，真是可惜！公名璘，字华玉，别号东桥居士，世代是苏州吴县人。国朝洪武年间，高祖顾通因工匠劳作被征召，隶属工部，于是登记户籍成为上元县人。曾祖海没有出仕。祖父诚因公显贵，追赠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父亲顾纹，号愚逸，起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后来加赠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祖母陆氏、母亲杨氏，都赠为夫人。公以应天府学生身份考中弘治乙卯乡试，第二年丙辰年考中进士，己未年授任广平县知县。壬戌年征召入朝，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升稽勋郎中。正德己酉年升任河南开封府知府。癸酉年贬为广西全州知州。丙子年起复任浙江台州府知府，升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嘉靖改元后，中宫册立礼成，奉表入朝祝贺，途中升任山西按察使。因父母年老辞职，未获允许，不久又因病免职。戊子年起复任江西按察使，尚未出发便升任浙江右布政使，转为左布政使。庚寅年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上疏请求回家终养父母，违背诏令，降为都御史，以布政使身份退休。丁酉年再次起复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兼赞理军务。己亥年升任刑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侍郎。适逢显陵开工，改任工部左侍郎，主持山陵事务，升任工部尚书。工程完毕回朝，改任南京刑部尚书。公历仕三朝，任职五十年，共历十九任官职，官阶从文林郎起，历经十一等资序，最终成为资善大夫、正治上卿。公性情融和明朗、胸襟阔达，精通吏治，能够振奋精神承担事务。初任广平知县时，年纪刚到弱冠，有人轻视他；公却处理事务敏捷利落，揭发隐伏如同神明，安抚百姓、施行便利，安静而不烦扰，又以文学修饰政事，有古代循良之吏的风范。后来任开封知府，更加老练坚定。燕蓟盗贼兴起，流寇劫掠中原，攻围城邑，所到之处纷乱骚动。兵部尚书彭泽公奉诏疏捕，率兵逼近边境，皇上选用公辅佐；公也尽心尽力地整顿政务，训练军队、整饬铠甲，转运粮饷、传送饮食，都能在顷刻之间办妥，而在克敌制胜、谋划筹策方面贡献尤其多。在郡中任职一年，随事治理，整顿了许多事务，而且坚持己见，毫不屈挠。镇守中官廖堂倚仗逆瑾的党援，侵夺财物，恣意妄为；公便加以压制，抵御其蒙蔽，每每在祸患萌芽时便予以折挫，不让他任意施展。刘瑾被诛后，廖堂罢职离去，而钱宁掌权，宦官势力正盛。王宏尤其悖逆、傲慢、轻薄而急躁，接替廖堂出镇，凭借权势、依仗宠幸，气焰逼人。一时有些主管官吏屈节求容，公却故意不向他行礼；他有所征求索取，公一概不答；按时节前去拜谒，也只是长揖而已。因此逐渐与王宏结怨。王宏正倚仗钱宁为援，便假传诏令，逮捕公押往锦衣卫狱。狱吏审问案情，公依据礼法，坚持义理，直言逐条对答，一点也不承认罪状。钱宁仍不罢休，派巡逻卒暗中探查郡中，却毫无所得，于是罗织其他罪名和牵连关系，来结案。案件定成后，公被削去三阶官秩，迁往全州。全州就是古代的零陵郡，远在岭峤之间，偏僻、遥远而荒陋。公不鄙视当地百姓，而是用文化教育辅助他们，改变风俗，诚心抚慰安定。时间一久，百姓因此安宁，士人也兴起求学之风。任职三年，便接到出任台州的命令。台州是东南重要而事务繁剧的郡，武卫交错驻扎，民俗强悍而喜欢告讦，胥吏又从中取利，纵横贪婪奸邪；更换了几任政务长官，仍没有治理好。公到任后，清理疏通，剔除弊端，查找出弊害的根源和利益所在，依次兴办该兴办的，革除该革除的。按照旧例，武卫所属各城由郡里负责修筑，费用极其庞大，往往被主守官侵吞，每年修筑一次，却每次都毁坏。公查考出被侵吞盘剥的钱财，全部没收作为修城费用，并发文命义士负责经营，按期限督促。于是其他城池容易毁坏，台州所属三城却特别坚固。郡境濒临海边，有盐业之利；贫民以煮盐为业来养活自己，却苦于防禁烦苛，常常要绕道转运，而巡逻卒又借此谋取奸利，以至彼此残杀也无法制止。公于是放宽禁令，使他们可以挑担贩运到郡城下面，同时减轻盐税，百姓因此便利，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增加了。过去军饷不能按时发放，运送军饷的军士常常借贷来应付需要，掮客便乘机放肆侵吞牟利。公规定发放军饷的日期，严格核查，军士都得到充足供给，奸民也没有地方谋利了。郡城南面临江，地势低洼，多有水患；当地的中津桥将要毁坏，公又加以修缮，因而修筑石堤，并在堤上建楼，共有几十楹。起初人们都不明白修楼防水的用意，后来夏季暴雨，洪水突然到来，居民得以依靠楼房躲避，救活的人以千计，这才佩服公有先见之明。公在台州任职久了，熟悉了浙江的各项事务，后来出任藩司参议，便把这些措施逐一推行；虽然任职不久，但宏大的规划、周密的筹划和治理功绩很多。等到以左辖身份再次来到浙江，公更加熟悉练达，见识宏通，心思也更加周密，广泛施展才能，处理各种事务，只按自己的志向行事，整顿改革长期积累的弊病。例如赋税征发、科举事务和调补吏胥，都是利益和弊害盘根错节、前任政务官不敢过问的事情，公便排除根株，斩断蔓延，一点也不宽纵；又制定统一办法来把握要领，使各项章程全都端正，核查吏员，不能让他们借机作奸；事务纷杂、文书交叠，便随事纠正裁决，各司没有积压的政务。巡按浙江的御史，往往收敛手脚，无事可做。然而积累的怨愤不能平息，公借调任离开时，他们便追查搜寻过失。一时之间公虽横遭流言诋毁，但平日操守清白，坚实的声望存在于人们心中，最终也不能对他有所诬蔑。公出任湖南巡抚后，更加致力于振兴事业。湖湘地区辽阔，辖境数千里。巡抚大臣身份尊贵，往往只是坐在衙中接受报告、处理政务而已；公却不沿袭旧法，乘坐轻车巡行考察，遍历各州郡。即使是偏远边疆和低下鄙陋之地，也没有不亲自到达的；他冒着霜露，跋涉危险之处，一点也不厌恶退缩。按旧例，巡抚出巡必定带着藩司、臬司和守臣同行，公却全都辞退遣散。车马简便，随从精简，供应和住宿也只求够自身使用。百姓安居，不知道他这样做很劳苦。公考虑到荆湖土地肥沃广大，但流民懒散松弛，地利尚未完全开发；赋税征收烦扰，期限催迫，百姓日益贫困，公私双方都困苦。因此他每到一地便劝农兴业，减免徭役，恢复税制，同时查访隐伏、节省细微费用，使规章途径都变得平易简便。

译百姓因此安定聚集，年成也接连丰收。在镇守湖南一年多，公提出了许多建议。首先说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兵粮不足，而藩府赋税俸禄没有限额，后续供给将会困难。又说湖湘控制边境，地方广大而事务繁多，巡按御史每年更换一人，势必不能周遍巡视。希望请求增派御史，分别巡行湖南、湖北，以扩大询问谋划的范围。又说外属臣民中有许多才华宏大、声望卓著的人，足以任用；近年却以藩府亲属不得调入内地为限制，这并不是祖宗旧制，请求越例推选，以收罗杰出人才。他所说的共有几十件，都是切中当时治理利弊的深切意见，虽然没有全部施行，但议论者无不认为他的言论正确。显陵的工程，是大事而且事务繁多，所需经费不可估量。公既然长于筹划和裁减，又督促节省，毫不懈怠，调发劳力物资都有制度。与其他陵墓相比，大体节省费用十五，而实际功效却增加一倍。规制宏伟，屋脊高飞，光彩显赫，而百姓没有诉说困苦。主管官吏不认为烦劳，他经营布置的诸多方面，都很值得称道。不过这只是公才干所余的一点表现，并不是公用来显示才华的地方。到这时，公虽然掌管司法刑名，但留守京城所主管的事务简少，也不足以发挥他的才能。况且乡里父老、姻亲亲戚所在之处，不可能不对公有所期待，而公意志坚定，不肯委曲求全、苟且徇私；即使是亲友犯了罪，也一定依法惩处。豪强、植党者和强横之人都不能任意施展，于是怨恨和诽谤兴起。进言者便借此作为辞端，肆意辱骂攻击，平素所忌恨嫉妒公的人也跟着酝酿罗织。公虽然内心反省而无愧，却禁不起流言浸润般的羞辱，最终郁郁而死。唉！公论不明，是非失去真实，使奇伟卓越的人才不能在圣明盛世得到考察，必定有人要承担这个罪责。君子本来就有待于百世之后的公论。然而公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公一向是厚道长者，不料会被人诋毁欺骗；他正直诚信而自信，不肯用阿谀柔顺来求取声誉，在朝廷内外任职将近五十年。当时新进官员大多不是与他同辈，公以老资格自处，在议论之间纵横凌厉、奋发迅疾，侃侃而谈，自我持守；每每轻视众人，许多人不能忍受，往往斜眼怒视、咬牙切齿，而公却不知道。他后来遭受祸患，大概也因此而起。平日侍奉双亲很孝顺。愚逸公患疽病时，公已经五十多岁，仍与他同卧同起，亲自吮吸、清洗、搀扶，凡事亲自照料；脓血淋漓，十指都溃烂了，也不肯让自己休息，把劳苦交给别人。起初公因为侍奉双亲，曾一两次辞去官职；后来出仕入仕没有定期，而双亲去世时，公恰好都在家守制，都得以奉侍他们终老，似乎并非偶然。与同族兄弟相处，尤其极为友爱。从弟玉英后来也考中进士，官至按察副使，退休回乡后生活贫困，但他操守清白，自我持守。公一向了解他的志向，虽然每天与他亲近，却从不随便馈赠财物；然而两人内心相互信任，感情不亚于同胞兄弟。公年轻时曾向李璞先生学习。李璞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不能立业，妻子某氏也免不了饥寒。公在任官时常常分出余资供给他们，后来又替他的儿子置办产业；产业随置随败，他的儿子最终困苦而死，于是公把某氏接到家中，死后替她收殓安葬，并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供养她的孙子，终身没有减少。友人胡钦去世时，他的妻子正贫困地奉养婆母，公让乡里把此事上报，请求朝廷表彰；凡是申请旌表、核查、探究以及文书往来的事情，都由公一手办理，一切额外费用也都由公自己承担。至于乡里邻党、宗族亲属的婚丧缓急，也有许多仰赖公来成办，可见他对于伦理情谊极为深厚。公作文不追求险僻刻峭，但铸炼文辞、铺陈文采，必以古人为师；他的论著雄厚深沉而典雅，足以自成一家。诗尤其意味深长，虽然以唐人为法度，却能删削陈腐，时时出现奇峭之语；乐府歌词也不失汉魏风格。公学问深广博大，既有资质根基，又才思敏捷、气力充沛，足以发挥出来。他年轻时就有名扬天下的志向，考中进士后，立即自行辞官归里，大力钻研学问。当时陈侍讲鲁南、王太仆钦佩都没有出仕，居家生活；二人都以能写文章闻名，与公相互砥砺，声望很盛，当时称为“金陵三俊”。后来公任南曹官，曹署事务很简少，便更加磨炼奋进；居住六年，学问声誉更加显著。从此出入朝廷内外，平日交游的如李崆峒献吉、何大复仲黙、朱升之、徐昌谷，都是天下名流。一时之间，公的诗名震动天下，不亚于李白、杜甫再世；公与他们并驾齐驱，也分不清谁高谁低。然而诸公都仕途不显，而且都在壮年去世；公任官最久，官位也最显赫，所到之处如沅湘、天台、雁宕、衡岳，都是山水胜地。虽然公务文书繁多，也没有忘记写作。每到一处便带领宾客游览，感怀时事，凭吊古迹，登临观赏而赋诗；风流文雅，映照山林沟壑，进退从容而姿态舒展，有古代高贤卓异不群的风采。到这时将要解除留守事务，往来吴门，寻访乡里旧游，约我尽游各山，以完成平生愿望。可是事情违背心意，最终成为遗憾。唉！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哪里还忍心说起呢！公所著的书有《国宝新编》《近言》《顾氏七记》，诗集有《浮湘稿》《山中集》《息园集》《凭几集》《登衡小纪》，总共若干卷。公生于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岁。娶沈氏，封为夫人。儿子三人：顾屿，是岁贡生，娶罗氏；顾峙，娶陈氏；最小的是顾峻。女儿二人，分别嫁给俞琏、赵念孙。孙子八人：顾履祥、顾防是国子生，以下为顾次宾、顾祥元、顾祥耆、顾祥应、顾祥楚、顾祥余。孙女二人。曾孙三人。顾履祥等人在公去世第二年的某月某日，把公安葬在上元彭城山的山冈上。前面的事状是侍奉公门下的太常少卿许谷所撰写的，他们来请求我作铭。铭文说：伟大的孝皇帝啊，建立国家而任用贤明之人；谁说辅佐他？确实是国家的栋梁。显赫的顾公啊，是当时的俊杰；从外任到内任都得到任用和显扬，凭借功业建立家业。治理百姓不被夺权，不违背本心，进言和施政都和谐得当。既然离去，百姓仍思念他；难道只是因为德行周全，也因为他的志向坚定。志向树立而不动摇，于是进言多有成效，扶助衰微、振兴败坏，树立良好声誉；有时跌倒，有时奋起，最终一同上升。既安靖又和谐，于是刚强而不可折；很快召他回来，使他高升于显要行列。出任将帅，奉行使命；入朝掌管刑法，以辅佐、以贞正，使万事无不维持。于是又用文章来修饰，写作丰富；这是古人的训诫：做官有余力便学习。他的学问怎样？确实以言论光耀国家，铺陈彰明皇帝的谋略，歌咏明德。在孝皇帝时期，群臣献策英俊卓异，抒发文采和言辞，以文章彰显、采用光明之道，前后翱翔于仕途。公确实是曹耦一流的人物，德行声名远扬；经学成就卓著。显赫的顾公，既奇伟又非凡，学问足以成为文章宗师，政治足以成为官吏导师。学问和政绩二者兼备的人很少，正因为名声太高，所以毁谤也积聚起来。显赫的顾公，仕途困顿正在于此，难道不是显达荣耀吗？只是直到最后，他的才能仍未能充分施展。彭城山的山冈，就是公的墓地；后世若有人考察，看这篇刻石上的铭文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