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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孔子说：“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为什么没有人不由这条道呢？”人无论贵贱贤愚，古今都一样，万人如一人，出门一定要经过门。门就是出入所走的正路。人伦本来有正路，本来有门户。人如果不由道而出，就等于不经过门户；教化衰败、风俗恶劣，真是可悲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要在没有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听见的地方恐惧。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不过百步，如果不详加审察，见闻少而见识浅，日常应当实行的道理都不能显著、不能察觉，更何况耳目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呢？道的体和用，大可以包容天地，小可以进入微尘，无所不在，难道能不戒慎恐惧吗？即使在无形之处看见、在无声之处听见，贤者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这就应当知道道没有外界，必须扩大见闻而远观远听；慎独则应当知道道没有内界，一丝一毫的私心邪念都不能萌发于心。黑暗的房间和屋漏之下，称为隐；念头思虑刚刚萌动之初，称为微。孟子说：“祸患从心中产生，就会危害所做的事；祸患从所做的事产生，就会危害政事。”邵康节说：“思虑一旦产生，鬼神已经知道。”这就是子思慎独的原因。百姓能够长久坚持道德的很少。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皇天上帝把正性降给下民；即使对于五常和各种善行，反身求诚，人的气质也有偏颇。贤者、智者常常失之于过分，愚昧不肖者常常失之于不及；有时刚刚兴起便立即停止，只能偶尔做到，不能长久保持而不改变，这就是百姓少有长久坚持的原因。譬如饮食的美恶，人人都知道，却也各自偏爱某一种味道，不懂得酸、苦、甘、辛、咸、淡调和适中的正味，何况道的中庸呢？所以子思写《中庸》一书，只是使人知道道的体是中，道的用是庸。庸就是平常、恒久而不可改变，其中也包含和。中这个字意义广大，天地万物都在其中：一寒一暑在其中，一阴一阳在其中；太阳运行，月亮到来，月亮运行，太阳到来，也是中；五行相生相胜也是中；一昼一夜也是中。这就是所谓不偏不倚、不过分也不不及，是大本得以确立的原因。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今月今岁如此，直到万万年，长久不改变而仍然如此，这就是所谓庸，是达道得以实行的原因，也是所谓不可改变的定理。不是中就不能庸，不是庸中就不能确立，这就是说大道的体和用相互生成、相互辅助。在天下，京师是中，帝王是中；在一个人身上，心是中；在一株草木身上，树干是中。帝王以中道立于天下，安定四海百姓，建立中和的极则；心是人体的中心，建立万事，酬应万变；树干是一株草木的中心，下面扎根固本，上面通达枝叶。所以一个中道确立，万种差别由此产生；过分、不及、偏斜、倚靠，以及东西南北、上下、廉隅，都归向极则，也都汇聚于极则，因此能够无穷无尽而不改变。五常和各种善行，有的过分，有的不及，有的不能保持平常，这就是所谓不合乎中庸。然而孔子在世时，周道虽然衰落，一时的风俗民行中，人的常性和良德还没有完全毁坏，只是失在过、不及和不能恒常的差错上，还不像后世那样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不忠、不信，完全丧失良心。观察圣人的叹息之辞，就可以看见世道的变化。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有智慧，然而没有人知道躲避危险【至】。存养内心、涵养本性，接触事物、处理事务，有时过分，有时不及，有时不能恒久，已经违背、冲撞、错乱、乖戾于事物。内在的心，外在的万物，都不能各安其位、得到养育。小则引起争讼，大则触犯义理和刑法。既然这样，不能实行中庸，难道不是落入罗网、陷阱和坑阱吗？所以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到养育。’如果有所失误，或者不能完全做到，就会反过来，终于放纵邪僻、奢侈妄为，没有什么不做，只等着获罪而受刑法，不能宽赦。这是司徒的职掌，天所叙定的常典，所以不能不加以敦厚教导。世间教化已经衰落，百姓不再兴起践行，所以说：‘如果能够查得实情，就应当哀怜体恤，不要因此欣喜。’” 道并不远离人，因为身体之外没有另外的道，身体就是道的体，道就是身体的用。有耳目口鼻的形体，便有视、听、言、动的作用；视听言动各有其准则，也各有其道理。既然有这个身体，便有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君臣等人伦，便各有自然的道理、应当履行的职分和应当行走的道路。我身上具备的道理，别人也具备，万物也具备，本来没有远近之别。人之所以远离道，是被自身形气的私欲所害，不能忠恕，所以一天比一天远离道。自己所希望的，别人也希望；自己所厌恶的，别人也厌恶。知道人与自己相同，以忠尽己之心，以恕推及别人，就接近道了。下文说：“君子之道有四，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是完全做到道了。” 德性的自然状态，哪里会遥远呢？只是因为不顺循自然，存有刻意作为的心，所以越是刻意作为，反而越远离道。因此说：道是自然的道理，不能把它看成遥远。所谓以人治理人，是改正了就停止。“改”训为“移”，就是拿手中所执的斧柄作为准则，去校正所砍伐的斧柄，事情便完成了。既然不能像尧舜那样以自身本性为准则，就应当像汤武那样反求自身。人能够用人本来具有的善，来治理自身的不善，也不过是转移改正而已。所以说：“以人治理人，改正了就停止。” 圣人并不是以高远自负；看这番谦退的言辞，意思在于深深警戒求学者。舍弃切近的事而羡慕高远，越级凌节，便想登高到远，却不知道从低处、近处做起是不可越过的。没有忧患的，大概只有文王吧？舜因为不能顺从顽劣的父亲、悖逆的母亲，又不被傲慢的弟弟信任，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不足以解除忧患。文王处在贤父之下，位居贤嗣之上，所以没有忧患。思考修养自身【至】不可以不知道天。孟子说：“不能得到父母的亲爱，就不能做人；不能顺从父母，就不能做儿子。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父母那里接受形体，从上天那里接受性命。”

译劝勉贤者，劝勉亲近亲属，劝勉大臣，劝勉士人，劝勉百姓，劝勉百工，劝他们践行义，并不是反复絮叨、家家训诫、户户晓谕，而是使人感恩戴德，奋发激励，各自尽到自己的职分。冰和炭不能处在同一处。谄谀的小人和妖艳淫荡的美女，他们的心志在于淫纵放恣，所憎恶的是有德之士；他们寻找间隙、攻击破绽，窥探君主受困受伤的内心，成为正人的祸害。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斥退谄谀之人，疏远女色，不以奇珍异货为贵，而以德为贵，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喜悦，愿意到朝廷做官。所谓招来百工，就是每天察看他们的劳苦，每月考核他们的巧拙，使供给和俸廪丰厚温足，并与所做的事情相称，以感动凝结人心，使人人羡慕喜悦，倾尽心力，争相呈献自己的技能，这就叫作招来。近世以来，工匠疲惫困乏，官府却不知道省察；能工不得奖赏，拙工不受惩罚，使他们的妻子儿女受冻挨饿；他们若不逃亡远去，就叹息怨望，欺诈托病。由诚而明，叫作性；由明而诚，叫作教。诚就会明，明就会诚。圣人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能够真实地见到、真实地知道、真实地拥有自己的天德，所以是由诚而明。大贤以下的人不能与圣人完全相同，就必须推求扩充、委曲尽力，以完全实现自己的诚。委曲，包含矫正、揉治、勉强克服的意思。一念、一言、一行，凡有不诚之处，浅的就推求扩充，深的就委曲矫正；自己怨责自己、自己悔改，自己惩戒自己、创伤自己，时间久了也能达到诚。感悟深切，努力改变坚定不移，于是便有形迹显现、光明显著、感动变化的功效，圣人与贤人最终归于同一境界。上章所说天下至诚的人，就是圣人。不勉强就合于中道，不思索就能得到，自然而然地诚实。比圣人低一等的人，不能凭本性自然达到诚，必须扩充推求，矫正揉治，曲折努力。凡有不诚之处，都要竭力反归于诚，直到没有一个念头、一件事情是不诚的，使诚坚固执守、凝定不移。达到自然状态后，便能从外在表现出来，在行事上得到验证；诚实再也不能遮掩，显著而明白。普通人的禀赋不能浑然完整，就从本性中善的一端推求扩充，触类旁通，逐渐可以达到纯粹。颜子偏重仁，所以由仁而成就德性，造诣于道而达到圣人；曾子由孝进入，子路由勇进入，都是从一端委曲扩充而成。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道路。天地所赋予的本性中，人最为尊贵。仁，是上天所授予的尊贵爵位。人人都有尊贵于自身的东西，只是不肯思考罢了。做人却不知道自我尊重，反而自暴自弃、自我污辱、自我轻贱，违背德性、伤害仁德，成为无才无德的人，这是辜负天地对我的厚待。既然知道自己具有这样的德性，难道能不自我尊贵、自我重视，恭敬奉持，唯恐失坠吗？然而还应当探求怎样行善而使心有所获得，怎样做事而使自身有所获得，怎样才能保全心中的德性，不至于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行为有不得当之处，先反过来从内心寻求原因，然后再向父兄师友请教。不懂的，要恭敬地询问；不能做到的，要广泛学习。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只是喜好古道，勤勉地求取它。’想要尊崇德性，必须先从事问学。不问不学，就会既不知又不能。即使说是尊崇德性，也不过是妄自尊大、妄自尊贵，徒然成为一个骄傲的木偶人罢了。这两者是修养德性、凝聚道德的根本途径：使德性广大【存养内心】，穷尽精微【获得知识】。广大可以与天地相配，但一定要从精微细密处做起，日积月累，扩充它、推到极致，然后才能做到。所以说：“恳切地提问，联系眼前的实际思考。”又说：“守住简约的根本，而施行能够广博。” 极其高明【存养内心】，而行中庸之道【获得知识】。要使自己的光明与日月相合，就必须致力于不偏不倚、不过分也不不及，长久保持平常而不改变操守；言语要顾及行为，行为要顾及言语，这样才差不多能够达到极高明。敦厚【存养内心】以崇尚礼法【获得知识】。人的天性本来厚实，只因受到外物影响而改变；知道使自己厚实，便用力使它更加厚实。然而本质胜过文饰，就会显得朴野庸鄙。所以要广泛学习礼，把文饰用来增加、崇高自己的厚德；文质相济，然后才是君子。上天把善赋予我，我得到它而不丧失，所以称为“徳”。上天以善使我出生，我使生命绵延不断，不违背正理，所以称为“性”。徳性这两样，万物没有能够完全具备的，唯有人承受了它，这就叫作“良”。尊贵的爵位应当自己珍重自己，所以说要尊崇徳性。然而人不是圣人，不能生来就知道，必定要经过学习问辨然后才知道，所以应当致力于道理的探究。人同天地相配，如果三徳像天地那样广大，就能广博如天、深厚如渊。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纯粹而不停。大地的形势厚顺，君子因此以厚徳承载万物。效法天地，日复一日地推行，直到达到极致，所以叫作“致广大”。广大，是精微发展的极致，所以叫作“尽精微”。悬挂在天空的日月最为高明，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但它们的运行没有过度或不足。今年如此，千万年也如此，难道不能说是“中”、是“常”吗？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又来，所以应当温习旧知识来获得新知。体立而用行，质地完备而文采具足，所以应当敦厚徳性以崇尚礼。懂得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哪里还需要依靠什么呢？正如知县、知州、知府、知事这些官名中的“知”字，是把配合上天、辅助化育作为自己的责任；功用在自己，哪里还要有所倚赖？居于天下中央而立身，使四海百姓安定，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实践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诗、书和六艺所记载的，也不过就是这些道理。但首先要能够努力实行，只是实行时有时超过，有时又不足。亲身实践虽然笃实，却还有内心没有领悟的地方，然后学习文献，把它作为龟鉴和准绳，用来使自己的实践合乎中道罢了。不努力实践而先学习文献，最终只会夸夸其谈。百姓的徳性就会归于厚道。儿子对于父母，亲厚到了极点，这是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对于应该亲厚的人尚且刻薄，对其他一切也都会刻薄。那么后世的君主如果能日积月累地改变风俗，使教化施行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天下人看待君长还能有什么疑问呢？不学习，心和身体就会茫然，不知道立身的根本。从十五岁立志求学，念念不厌，又经过十五年之久，所学的已经成为自身所有，挺然独立而不改移。立心有恒，处身有道了。温习旧知识而知道新知识【反复涵泳已经知道的道理义理，便会每天知道自己尚不知道的东西】。既然已经得到它，就要时时温习；每月都不要忘记自己已经会的本领；尚未得到的也不可不求知，所以每天都要知道自己所欠缺的。寻绎旧日听闻，常常会有新的收获。不要以为已经会了就不再温习；只要有一件事不知道，内心就是没有尽到，知识就是没有达到，君子会以此为耻。所以新知不可不求。

译道，就是理，也是道路。一件事自有一件事的道理，一件事自有一件事应当走的道路。不合乎正理，不沿着应走的道路，就叫作背道。那么，怎样才能不走上背道之路呢？经历事情多而穷究其理，明确地抓住要领来持守，就自然合乎道。所以应当广泛学习文理而约束于礼，这两方面废弃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广博却不能守约，就没有纲领；守约却不广博，就像没有一文钱可以贯穿，凭什么认识道呢？想要知道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就应广泛考察古人的人伦事理、嘉言善行的文献，再用礼来衡量；合乎礼的，就应当遵循实行，这样才不至于背道。若从广泛施惠、救济众人来说，不只是尧、舜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即使天地也不能完全做到。旱灾水灾、疾病瘟疫、山崩水涸，都是这种情况。庸常之人把口腹身体看得重，把心性看得轻。蔬菜清水使口腹身体感到苦，富贵使口腹身体感到愉悦，所以以富贵为乐，以贫贱为悲。假如得到富贵，即使不合义也不顾惜。用不义取得的富贵，能够安稳而长久吗？心性难道能因此得到滋养吗？若能养成浩然大体，便是大人，何况圣人呢？孔子说：“吃粗饭，喝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不合义而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颜子只有一竹筒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说：“贤德啊，颜回！”孔子和颜回的快乐，大概由此可以看见。世人以富贵为乐、以贫贱为悲，所快乐的只是口腹身体的快乐。孟子说：“礼义使我的内心愉悦，就像牲畜肉食使我的口舌愉悦。”又说：“仰头不愧对上天，低头不愧对他人，这是两种快乐。”又说：“舜吃坏饭、嚼草根时，好像将终身如此；等到他做了天子，穿着绣衣，弹琴，娶了两个女子，却又好像这些本来就有。君子的本性，即使事业大为施行也不会增加，即使困穷闲居也不会减少，这是因为本分已经确定了。”子思子说：“平素处于贫贱，就在贫贱中行事，所以君子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口腹身体的快乐，不过是肥美食物和轻暖衣服这两样罢了。心思上的快乐，所快乐的难道有尽头吗？濂溪周敦颐常让门人寻求孔子、颜回所快乐的究竟是什么。依我看来，颜回的快乐，是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孔子的快乐，则是“上天把徳赋予了我”，无论到哪里都快乐，难道只是三件事而已吗？“游于艺”中的“游”与“由”通用；“艺”应作“义”，“艺”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因为“艺”“义”音相近。孟子说：“居处于仁，行由义，大人的事情就完备了。”孔子说：“我不被任用，所以学习技艺；君子所学很多吗？不多。”技艺不是圣人所看重的，也不能与道、徳、仁相配。孔子说：“立身之道叫作仁和义。”道、徳、仁、义四者不可分离，所以韩文公说：“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徳是空泛的名位。”心是一身的主宰，志又是心的主导作用。不立志于道，便有这个心却不知道心的道理；凭什么率循本性呢？心没有主宰，不知道心之所以成为心的道理，和木石有什么区别？只有先明白心之所以为心的道理，沿着自然应行的道路，率循本性去实行，并且在内心真正得到它，这才叫作徳。这样，道理成为我自身所有，脚踏实地，有所凭据可以持守，所以说：“志于道，据于徳。”然而仁义又是道徳的实际内容。居处于仁，行由义，就不会违背徳、背离道。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循理而得路，内心没有邪曲；据于徳，就是内心有所获得，立身有所凭借，安止于应止之处；依于仁，就是至公无私，无不成为天理的流行。游于艺，就是即使从技艺中也能明白道理，使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相互滋养。孔子在这一天哭泣，就不唱歌。亲戚朋友的死亡，防：哀痛有轻重厚薄，本来有所不同；但遭遇变故这件事却是相同的。我因为亲戚朋友去世而哭泣，在这一天之内应当怎样呢？《礼》说：“邻人有丧事，舂米时不唱歌助兴；同里有人停灵，就不在巷中唱歌。”正在哭泣却突然生出欢乐之心，难道是性情的正常状态吗？孔子爱颜子，是爱他受到教诲后不懈怠，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悦的。颜回爱戴敬仰圣人，是感佩圣人循循善诱，使人想停止学习也不能停止。换作其他人就不能这样；他们只认识小处而不认识大处，只看见浅显粗疏而看不见精微，有的喜爱圣人的博学，有的仰慕圣人的言辞文章。这就好比承受天地生成万物的恩德，却只知道天地覆盖承载；承受日月的照临，却只感激它们的光明。圣人怜悯他们拘泥于见闻所得，而不求达到充实、充满、光辉、自得和大成的境界，所以说：“我想不说话，以此感悟子贡。”对于颜回，则不必说这些。子贡果然没有领悟，便发问：“小子何述之对？”圣人恐怕后来的学习者把子贡的话当成正确，以为学习止于言语文辞，所以直截了当地指明告诉他说：“上天何曾说过话？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不是圣人不能这样教人。可惜子贡始终没有领悟。圣人的学问与上天相同，因此说：“风雨露雷，无不是教化。”圣人的行动、静止、言语、沉默，无不是最高的教诲，无不是可以效法的。学习的人若能观察、体认圣人的一举一动，哪里一定要靠口舌说明呢？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走向道；可以同他一起走向道，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坚定立身；可以同他一起坚定立身，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权衡变通。”所谓“适道”，是领悟、喜悦而自得；道就是理。即使能领悟并喜悦其中的道理，也不能保证他能挺然持守而不背道，所以说“未可与立”。即使能挺然卓立，也往往固执而不通达，不能随时处事而取得中道，所以说“未可与权”。人有志于学习，可以同他一起学习；但他的智慧、见识、才能达不到志向，也不能同他一起找到道路前进。执守徳性却不弘大，信奉道理却不笃实，走到半途便停止，或中途背离，这就是还不能同他一起卓然坚定而不改变。即使能够坚定不变，又往往固执不通，所以仍然不能同他一起权变。那么，学习道理难道容易做到吗？孔子对于穿齐衰、戴冕、穿冕服的人和失明的人，都以这样的礼貌相待；只有颜回能一见便存心于道，见微知著，看出圣人的心徳表现在威仪举止之间，不觉失声赞叹说：“恭敬地仰望它，它崇高宏大，包容天地而没有外界。”致力于研究它的根底，其小无有内界，坚实确切而不能破坏。穷究它的起始，它已经在我前面，看不见它的开头；追究它的结尾，它忽然又在我后面，不能完全看见它的末端。

译夫子的盛徳竟然如此吗？等到他施行教化时，便俯身顺应人的才质有小大、高下，先把前人的言论和往行传授给他们，以及礼乐、刑政、天文、地理和一事一物中显明的光彩，使我们由外在事物探求内在道理，由功用探求本体，由支流追寻源头，由末端寻找根本。又担心我们不能知道万殊同出于一本，所以用天理的自然来约束、概括我们，使我们知道事物不能不如此的道理，一定要达到融会贯通才停止。圣人对我们的恩徳恳切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勉励努力，追赶企及，还恨自己的力量微薄；刚想稍稍停下，却因义理滋味浓厚而不能舍弃，所以圣人不吝惜我们的心力，使我们竭尽而不留余力。等到我们的心意稍有萌发，进一步看见它卓然峻绝而不可攀登，这难道是颜子已经达到广大境界而求得变化了吗？道无处不在，无往不是道；它广大而又隐微，说大，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它；说小，天下没有什么能破坏它。“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说的是道在上下之间都明显可见。颜回见道达到如此程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叹。他又说夫子善于诱导：先以文献使我广博，使我就具体事物穷究道理，从而达到我的知识；后来又以礼约束我，使我收束功夫、守住要约，克制私欲，恢复完整的天理。学习道理达到这里，就能自得、居安、资深，想停止也自然不能停止，竭尽自己的力量。抬头看它，高大巍峨，没有边际，高峻直达上天，不能凭阶梯攀登，也没有途径可以到达。这是颜回在百尺竿头上再进一步的勇气。一定要达到广大而能化育万物，达到圣人而使人不可测知，然后才停止。今天的琴瑟，正相当于古代的郑、卫之音。这是因为音乐的声调同政治相通。“由之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孔丘的门下呢？这是说人的气质志意表现在外物上。所以古代君子闲居时培养徳性，借助善于发声的器物，来宣泄纯粹和平的气息。如今的君子随从世俗来钻研技艺，以妩媚、嘈杂淫靡的欲望使耳朵快意、口中称赞。唉！他们凭借音乐来成就徳性，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称为通达呢？”【至】在家中也必定通达，说话诚实，行为笃厚恭敬，合乎道理而不违逆外物，所到之处都能通行，没有阻滞，这就叫“达”。子张把虚浮的声誉传闻、通达远近，当作“达”。圣人知道他的真实心意，所以故意这样发问；他果然以声誉传闻来回答。孔子说：“言语忠实守信，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行得通；言语不忠信，行为不笃敬，即使在本州本里，难道行得通吗？”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种菜，圣人用喜好礼义来回答他。这番话的意义多么丰富啊！在上位者喜好礼，便会以礼使臣下、统率众人，以礼尊贵者下接卑贱者，大大得到民心。人不是禽兽，怎能不以敬爱来报答上位者？在上位者喜好义，举措合宜，大小事情都没有过失，所举用的人都符合众望，怎能不使人喜悦服从？在上位者喜好信，上下贵贱彼此诚信相交，信实如天地四时，臣下怎能不以真情实意侍奉上位者？四海百姓敬爱君主如父母，悦服君主如神明，彼此信任如天地，就会看见他们像野兽奔向旷野、蚂蚁羡慕腥膻、鱼儿聚集深渊、鸟儿归返树林一样争相归附。有了人，就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财货。粮仓、府库充实，天子居处尊贵，百姓和君上都懂得礼义，王道广大，做人的事情就完备了，何必局限地为百亩土地不能更换而忧虑呢？“仕而优则学”这句话应当放在“学而优则仕”之后。《尚书》说：“学习古代，进入官职，政事才不会迷乱。”又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由此看来，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怎样做官。因此孔子说，子路已经有了治理百姓、守护社稷的能力，何必一定读书以后才算学习呢？至于迎合世俗的人所说的好文章，不过是仿效前人的陈旧言辞，雕琢字句，铺陈排比，安排首尾和中心而成篇罢了。至于长于政事，也不过是广泛浏览前人的陈迹，仿效其表面而已。韩子说：“没有得到他们的内心，却只追逐他们的事迹，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兴盛。”真是知言啊！朱文公也说，后人学习《离骚》，就像没有病却呻吟，正是说的这种情形。商汤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任用他为臣，所以不费力便成就王业。古代的君王对大臣，有以师礼事奉的礼节。周文王对于吕尚，称他为太公，也是这个意思。下至齐桓公对管仲、汉明帝对桓荣，也都有师礼。把这两位君主的徳业同殷、周相比，本来不值得说；但同近世那些做人君的相比，他们想成为齐桓公、汉明帝那样的罪人，反而求之不可得。​​《中庸》的九经说：“敬重大臣，体恤群臣。”汉高帝轻慢侮辱别人，尚且说“我不如子房，我不如萧何，我不如韩信”，以诚心推许而叹服；称子房只称字而不直呼名，失去萧何就说如同失去左右手，筑坛拜韩信为将。假使汉高帝懂得学习，又哪里会仅仅做到这样呢？后来贾谊认为汉朝对功臣恩礼太少，正面加以挽救和辨明，认为这是很不适宜的。凭汉武帝的强盛雄武、威严严厉，尚且会整肃衣冠；汲黯难道不是知道君臣之礼不可失吗？像陶、虞那样的圣君，把君主看作元首，把臣下看作股肱耳目，孜孜不倦地求臣下辅佐，唯恐来不及，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到了后世，君主尊贵如天，把臣下看作地；君主自居为主上，称臣下为奴婢；做大臣的卑污忍辱而不知羞耻，把自己当作台下的仆役、犬马也不惭愧。唉！朝廷风俗的根本、礼乐教化的源头，如今竟到了上位者骄傲怠惰、自以为圣，下位者顽固愚钝、毫无羞耻的地步；想求各种事务安定、百官兴盛，君臣亲密如同一体，关系合义如同父子，岂不是很难吗？实在令人恐惧。我读《尚书·商书》，看到高宗对傅说，待他如同磨刀石、舟船和船桨、及时雨、曲蘖、盐梅，譬如百工对有利的器具，片刻也不能舍弃；亲近他如同股肱耳目，必定仰赖他来成就自身；尊敬他如同师保，唯恐他弃己而不肯进言。傅说对于高宗，只是回答赞扬君命，把效法上天、谨慎言语行为、明辨赏罚任用、事事完备、远离小人、节俭祭祀等道理一一告诉他，最后以谦逊其志、勤敏学习作结。于是道徳积累于身而自己未必察觉，君主更加圣明，臣下更加恭敬，最终高宗得以继承成汤而享祀不绝，傅说也继承伊尹而配享，这不是很恰当吗？又把这些事载入《尚书》，列在《尧典》《舜典》和“三谟”之后、《汤誓》《汤诰》之前，流芳万世，永久无穷，使后世君臣取法还来不及；仰慕圣君的士人，读上百遍也不能停止。那么圣人编定书籍的深意，难道是微小的吗？

译一切善都在自己身上，认识它并不难，扩充它却很难。能够暂时做到却不能长久坚持，能看见近处却不能看见远处，举出小处却遗漏大处，只明白显著的却昏昧于幽微的，都是因为不能扩充。伸展引申、推及旁通叫作“扩”，充盈饱满、充实无缺叫作“充”。所以孟子说，人若能扩充自己没有偷窃之心，义就有无穷的用处；人若能扩充自己不愿伤害人的心，仁就有无穷的用处。之所以不能扩充，是因为天理刚刚明白，就被人欲打断；山路被茅草堵塞的比喻，难道不是明白易懂吗？九层高台，是一筐土一筐土积成的；千里道路，是一步一步走成的；合抱大树，是由毫末、萌芽逐渐积成的。这样看来，大是小的积累，远是近的积累，幽暗是由明白反转而来，死亡是由生命复归而来，恶是善的反面；消长相对而相待，一就是二，二就是一。所以君子重视积累学问、积累徳性、积累行为，崇尚志向，尊重朋友。孟子说：“使人向往的叫作善；善存在于自身叫作信；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而使人不可测知叫作神。” 《孟子》七篇都在人的良心显现之处加以开导扶助，好像火刚刚燃起，就把它拨发得明亮；好像泉水刚刚通达，就把它决开使之流行。它希望人自己不断推扩、充满善心，直到成为尧、舜，深得孔子循循善诱的方法。假如学习者能够依次前进，把救助将要掉进井里的孩子时所产生的恻隐之心推及各事各物，仁就会有用不尽的地方。至于好色、好货、好勇，只要都出于合乎义礼的正当之心，而不流于人欲；再把血气之私转化为存养夜间清明之气、培植早晨听闻和白天访察的功夫，以不断积累的义来养成浩然之气，必定要达到充塞天地才停止。要知道舜与跖的区别，只在义与利之间。要知道人的本性根本是善的，不沾染人欲的邪恶；要知道尧、舜顺应本性的真实，与五霸假借仁义的虚伪。真实就是公，虚伪就是私。要知道伯夷的狭隘、柳下惠的不恭，并以孔子所处的时代标准加以折衷判断。要知道天爵才是真正的尊贵，居于宽广之居，站在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晋、楚的赵孟失去富贵，仍知道先端正自己再端正别人，困穷时独善其身，通达时兼善天下。凡是孟子的一句话，都同《论语》《诗》《书》《易》《春秋》相合，彼此发明。这样的话，哪里还会有学习却不能进步的人呢？朱震拘泥于象数，穷究《易》的变化，观察伏卦、互体、世应，甚至推到第二层、第三层，反复展转，因此有些变化终究无法贯通，也有彼此不相符合的地方。比如解释恒卦的大象，既说恒卦出自震卦，三次变化到九三而成立、不再变化；对于爻辞，初六又说初爻本是泰卦六四变成的，九爻出而六爻入，有阴阳相求的象。不知道恒卦究竟是从哪一卦来的。看朱震解释《易》，是根据文辞寻求卦象；卦辞、大象、彖辞、爻辞既然不一致，反复取象也就不一致。《易》说：“君子居住在家中，他说出的话善良，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他说出的话不善，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何况是距离很近的人呢？从道理看，用一气贯通它，哪里只是千里呢？它可以放之于四海，达到六合，穷尽天地而都相合。所以机诈之心一发动，海鸥就远离；至诚可以贯通金石，这些都不可欺骗。箫韶奏起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出现，难道还不明明白白吗？外物到来，是趋向同类之气；外来的宾客到来，是听从主人的命令。所以说：“和顺之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招致怪异，都是同类相应。” 天体周行一周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天运行刚健，太阳每天周行超过一度，所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把多出的六日同日月会合计算，每二十九日多半日相会，又余下六日，合计十二日作为闰日，所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以五年总计，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六日。气机周流，没有片刻停止，也没有片刻不变化，所以没有片刻完全相同。大致分别来说，就是春夏秋冬、温热凉寒、生长收藏；再概括说，就是阴阳二气；再总括说，就是一气的升降往来、进退开合。细分来说，就是昼夜十二时，百刻之间气息氤氲蒸腾化育，积累而成为一年。所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年。因此养生的人在调气、呼吸、起居、醒睡以及一动一静之间，都不敢偏向一端。呼多吸少，言语、呼叫、笑闹过多，就会使气耗散而衰损；吸多呼少，就会使气壅滞而不流行，动作、静止、视看、听闻也是如此。至于医书所说的五运六气，六味调和就能生长，人的淫邪就会致病，这些事也不可不知道。一阴一阳，是道理的自然状态，没有丝毫偏胜，是气的常态。气一旦反常，就成为过度的邪气；有胜有复，或以十年为一纪，甲子运行一周，从大数比较，最终仍会均衡停当，终究不会永远偏胜。所以说：“前进过于锐利的，退却就迅速；过分珍爱必定造成大的耗费，深深隐藏必定遭受厚重的损失。”气数本来不能不如此。一般百姓所见浅近，既不观察事物，又不明白道理，只看见得到而看不见失去，只求速成而不致力于长久，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所以说：“求快反而不能达到，看到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以悖逆之道取得的财货，也会以悖逆之道失去；以悖逆之言说出的话，也会以悖逆之言回到自己身上。又说：“推究开始，反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 《易》中为什么把阳称为君子，把阴称为小人？乾是阳类，乾道成就男子；坤是阴类，坤道成就女子。这是阴阳二气各自的良能：白昼属阳，黑夜属阴；春夏属阳，秋冬属阴；白昼明亮而黑夜昏暗，春夏发生长养，秋冬收敛峻刻。春夏属于仁、礼，秋冬属于义、刑。小人和女子禀受昏暗峻刻之气较多，得到阴气较多，不能不如此。所以二气分为五行。人禀受阴阳五行的精气，因此三命家根据年、月、日、时的干支推演五行所表现的性情：甲乙木多的人偏于仁，丙丁火多的人偏于礼，戊己土多的人偏于信，庚辛金多的人偏于义，壬癸水多的人偏于智。这也是《易》的意义。

译万物都是一个五行，五行都是一个阴阳，阴阳都是一个动静。所谓静，并不是说气机停止，像死灰枯木一样；动，是上升；静，是下降；动，是发生；静，是收敛。春夏属于阳，是动；秋冬属于阴，是静。正如人的呼气好比春夏，吸气好比秋冬：吸气时阳气在腹内，呼气时把它散发到体外；秋冬气收敛在地中，春夏气发生在地表。孔子只谈常理而不谈怪异，是因为认为怪异不值得奇怪。怪异就是常理的偏胜、违逆之气。人能知道常理，那么万般怪异变化出现在眼前也不会惊惶迷惑，因为都知道它们有根源。请根据《说卦》所说的贯通神明之徳、分类万物之情来观察。既然说生命不断生成、变化无穷，还有什么不会存在呢？仁义礼智信是五种常性。尽力实行常性，义理便无穷；违背常性，变异怪异也无穷。但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根源。乾、坤两卦的三爻分别纯阴、纯阳，二气不相混杂。外面的六子卦，不过是一阴二阳和一阳二阴这两端而已。天地奇偶之数为五十五。至于揲蓍，为什么只用五十呢？因为“参天两地”，五十是天地的正数；推衍所得的是余数。尊重正数而不敢直接使用，所以使用它的衍数。五十之中，又尊崇其中的一数为太极而不用，所以使用四十九。“用九”“用六”，只是解释为处在刚位和处在柔位。处刚，要告诫它不可自居为首；处柔，要告诫它保持长久正固。这也是抑制过度、增强不足。在乾、坤两卦中提出这个例子，应当在六十四卦的爻辞中加以观察，然后才能看见圣人运用九、六的道理。说太极产生两仪，也可以说太极分为两仪；这样也就可以说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也可以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从天地来看，是“生”；从卦画来看，是“分”。不过，只说生而不说分，就不明白；只说分而不说生，就不完备。一分为二【一奇一偶】，二分为四【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既然分为四，每一爻上面又各自生成一奇一偶；四分为八也是如此。一分一加成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不过是一分一加罢了。这是圣人画卦时得到天地生成的自然规律，所以说“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因此《易》六位而成章。《诗》《书》《语》《孟》的立意措辞，不能只归于一种体式，而是千变万化。阅读它们，应当依据文字去揣摩作者的意旨，何况《易》呢？有直陈事情、直说道理的，容易看见；有话说在这里而意思在别处的，或用比喻，或作类比，或叹咏，或奇特，或平常，或幽深，或平易，或使人警醒，或加以告诫。那么，难道圣人是有意在文辞上制造这些变化吗？不是。譬如雷霆雨露、江汉河海，所产生的滋润和声响有大小不同，只是因为它们遇到的地方、遇到的时机不同罢了。谈论卦象，却不联系义理的得失、不涉及实际应用的取舍，反而会造成错误。比如朱震说：“豫卦是谦卦的反卦，谦卦九三反转到四位成为豫卦，这同义理和实际应用有什么关系呢？从两卦来说，谦同豫有什么关系？豫同谦又有什么关系呢？”朱震之所以一定要从谦卦来解释，只是想就九三的互体而言：下卦为坤，中卦为坎；坤中有水，是师卦的象。师卦行动而前往，是出兵行军。三公所在的三位反转为四位，四位是诸侯之位，有建立诸侯的象。坤伏于乾，是天地；坎伏于离，是日月。这样取象，就同彖辞相合。圣人解释《易》，固然是观察卦象而系以文辞；但若一定这样牵强附会、细碎曲折地拼合，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也不是正大之义。大到尧、舜的禅让，汤、武的征伐，九年的水灾，七年的旱灾；小到一项政令、一件事情的得失，一草一木的生死，都是谁使它们如此的呢？是造物者。谁是造物者？是阴阳二气。《易》用来说明阴阳大小的道理，没有遗漏，变化无穷，因此可以由它知道未来。对内修养自身，对外治理天下，大则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体得天地之心，类通万物之情，君子难道不应当早晚洗涤心灵，直到死去才停止吗？六十四卦的卦辞每每都以“利贞”告诫人，为什么呢？孝悌忠信是吉善的徳，仁义礼智是恒常的本性。合乎道理就是正，不合乎道理就是邪。若有枉曲偏斜，就反而会成为吉徳、恒性的祸害，何况外物呢？所以圣人在每卦下面都必定用“贞”来告诫。贞，就是没有丝毫偏倚，四方都把它看作标准。到了子思，便把它称为“中”。所以说：“人的生存以正直为本，失去正直而能生存，只是侥幸免祸。”直，就是正。贞，就是端正而无偏倚，没有过度也没有不足，并且长久坚固，始终如此；因此没有什么不通达，没有什么不有利。先儒讨论卦变，也有过于繁琐细碎而不切合实际应用的；探究它的来源，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也没有义理依据。有人说某卦从某卦而来，某卦又从某卦而来，这很难成为确论。一阴五阳、一阳五阴、二阴五阳、二阳五阴，无论向哪里、怎样变化都可以；一定要说某卦从某卦而来，从义理上求不出确定意义，从实际应用上也没有用处。追溯圣人开始画卦时的本意，这种说法既繁碎而没有统纪，又不能说明由八卦的变化而成为六十四卦，有始有终、有纲有目，整齐完备而不乱不滞。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把《易》当作专门讲变化的书，偶然看到一点，便东移西换、拆南补北，于是自以为知道《易》的变化。圣人说“变通莫大乎四时”，正是怕人妄把纷乱错杂当作变化，所以揭示这句话来垂示后人。观察四时的变化，六十四卦的变化就像四时；还必须继之以通达变化。不能通达变化，就不是知道天地四时的变化。所以又说“易穷则变，不穷则不变”，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常态。所谓“穷”，没有别的，只是阳气到极点就转为阴，阴气到极点就转为阳，根本在于一气的聚散、生灭罢了。所以又说乾以平易使人知晓，坤以简约成就功用，哪里有细碎纷扰、早晨改变晚上又改变、喜好变化而没有常性呢？

译朱震认为晋卦由临卦变来，又说蹇卦六三的柔爻前进而同君位之爻具有相同徳性，所以说“顺布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朱震反复推演卦变，只想附会“柔进而上行”这一句话。假如说它从观卦中来，六四上升到五位，九五下降到四位，也说得通；说从临、蹇而来，同晋卦的义理没有关系；说从观卦而来，也没有矛盾。那么卦变之说究竟有什么用呢？蹇卦变化成为临卦，没有义理依据；临卦反转成为观卦，变化越多，意义越远，牵强太过，卦变之说大多如此。那么晋卦彖辞所说的“柔进而上行”是什么意思呢？天尊贵、地卑下，乾高、坤低，刚在上、柔在下，这是正理。坤阴之气向上交于乾而成为离，乾阳之气向下交于坤而成为坎；又因晋卦六五一爻处在尊位，所以说“柔进而上行”。各位儒者看见卦的变化，有的说这个卦从某卦而来，所说虽然不同，依我看，似乎都没有探求根源。譬如谈水，却不寻找水源，只看它分流越来越多，便说这条水从某处来，那条水又从某处来，这条水还从某处来，却不知道万条支流总归于一条主流，一条主流又出于一个源头。根据各爻和彖辞观察，六十四卦的变化似乎都出于乾、坤两卦。为什么这样说？彖辞所论的卦才、卦徳，不过是刚柔二者。比如说柔来而文饰刚，分刚上而文饰柔；又说刚在上而柔在下，刚居中正；又说内为阴而外为阳，内为阳而外为阴。刚柔既相交，就形成健、动、止、说、伏、丽、明等八物的性情，并成为万事的吉凶。六十四卦的名称固然出自圣人之口，但理借卦象显著，象借道理充实，数由道理确定，道理又由数显明。《易》根本在象数；圣人观察它，不需要语言文字，天地万物的消长、人事的进退存亡就会清楚排列，无一不完备。这就是邵子所说：“若论先天，一个字也没有，只有六十四卦罢了。”圣人担心后人不明白，不能推广到无穷的变化，所以给它系上文辞，作为《易》的注脚。因此说：“到后天才开始见到功夫。”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是说上天广大无边，覆盖养育众民，并且是下民的君主。如今人做恶，不仅不接受上天的怜恤，反而被上天憎恶，在上帝那里显出威怒，所以天命也多有邪僻而不正。天命本来值得信任，今天却好像不值得信任了。为什么呢？人承受天命而出生，凡事都有开始却没有结局，狂悖而不能恒久，简直不可救药。这也是《诗》不归罪于人，而归罪于天。下面七章，借用文王叹息纣王的话来讥刺厉王。第二章说任用人的道理，应当使贤者居位、能者任职，哪里有把强横暴虐、急于搜刮的人放在职位上任事的道理？难道不是上天降下这些傲慢之人来害民吗？还是你这做君主的用力量帮助了他们呢？第三章叹息殷纣说：“你把自己所看见、认为是善人的人当作善人，却不知道他们都是强暴之人，只会增加百姓的怨恨，使百姓流传言语，把他们当作抵抗寇攘之恶来对待；又使百姓起来诅咒，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穷尽。”第四章叹息纣王把严厉凶猛当作能干，把百姓的怨恨当作徳。纣王不能自己彰明其明徳，贤者退处困穷，所以说：“同谄媚奉承的人居处，虽然有左右前后侍御仆从，却好像没有人一样。” 第五章讥刺沉湎于酒而发狂，所亲近、所任用的人都不合义理；举止已经失当，不分昼夜地呼喊歌舞，白天结党淫乱而无所顾忌，把白昼当成黑夜。第六章说小人趁此放纵心志，众口争鸣，像蝉、螳一样喧叫，纷乱争辩，像沸水和羹汤一样。大臣小臣每天都趋向败坏，正人也相互崇尚，跟着这样做；这种风气在中国内部炽盛，又蔓延到鬼方。第七章说既不用善人，又不遵守先王的法宪，天命因此倾覆。第八章叹息灾祸还没有波及四方，宗国却已经颠覆。殷的鉴戒，难道还远吗？为什么不看看夏桀的事呢？威仪抑抑，是恭敬谨慎的样子，正如《尚书》所说的“能够自我抑制而畏惧，严肃恭敬而戒慎”。内心有这种徳性，就会表现于外。外表严肃，是用来涵养内心的；徳性在内心真实诚恳，威仪严整谨慎，就会显现在外。未有内心不庄重谨慎，而外在威仪却能令人敬畏、堪作法象的。内心真实诚恳，同时又对外谨慎，二者相互涵养，以此互相验证。所以说：“只有徳的边际；没有哪个自以为明哲的人不是愚昧的。”所谓“靡哲”，是说不敢自居为明哲。不敢自居为明哲，就会穷究道理、涵养本性，只嫌每天时间不够，因此能够不愚昧。平民的愚昧，是由于身份职责和禀赋本来就有这种缺陷。明哲之人却也愚昧，就是反常了。“肉食者鄙”也可以解释为“靡哲不愚”的意思。大概是在讥刺身居高位而自以为明达的人其实都愚昧，这样解释也通。没有谁能胜过人，所谓“胜”就是强大；并不是依仗自己的力量强大，而是专心致力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就是得到人心，得到众多贤人】。所以四方都取此作为准则。有觉悟的德行【“有觉德行”，是以先觉者使后觉者觉悟之意】。居于上位的人，德行虽已完备于自身，又能把善推广给别人，教养人民，使人都觉悟、改过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以德服人，使人从内心喜悦而服从，所以四方都顺从他。谋划宏大，决定命令。“訏”是叹息并讨论疑难，“谟”是谋划议论。一番叹议、一番谋划，没有不合乎道理的，于是定为命令，发布号令，告知四方，使人听入耳中、铭刻心中而不能忘记；即使相隔多年，仍如同今日刚刚告诫，仿佛言语还在耳边，铭记之情岂会忘于心中吗？譬如诰、训、誓、命一类的文书，即使到了万世之后，人们读到、听到它，尚且还能震动人心，何况当时的人呢？唐德宗在奉天发布的一道诏书，至今仍然能够感动人，那么君王言语的发布，难道可以不诚实、不谨慎吗？敬重谨慎自己的威仪，使它成为人民的准则。用自身来教化别人，从天子到平民，都把修身作为根本。这两点说的是：言语要成为后世天下人的法度，行为要成为后世天下人的准则。这两章只是概括论说，处于上位的人不可不这样自我省察、修养。

译第三章于是说到今日的过失：“兴起迷乱于政事。”所谓“兴”，是相互辅佐、相互帮助、彼此崇尚、互相助长的意思；“政”就是正。既然自身昏昧迷乱，不能使自己归于正，又使先王的政典迷乱，以至于败坏先王的德业而不加修整；沉溺于酒，放纵恣肆，酣饮不止。你们只顾沉迷享乐，不想到承继先业的重大责任，不能广泛寻求先王已经制定的法则，难道还能执守那些明白的法令吗？树木正在生长的，就培植它；已经倾斜的，就使它倾覆。人自己败坏德行，天也不能加以护佑而会厌弃他。所以说：“于是皇天不再崇尚你，使你像泉水一样向下流去而不能回返，岂不是要彼此沉沦而走向危亡吗？”从今以后，早起晚睡，应当在朝廷之上严肃、安静、恭敬，树立万民的表率；还要修治车马、备办器械，预先戒备军队的兴起和作战，远远考虑蛮夷边远荒僻之地的事情。第五、六章又以敬慎自身、谨慎言语为戒。第七章说敬慎的功夫更加周密专一，以慎独为戒。第八章说行为修养好了，别人就会以此为准则。第九章说听从教诲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的。第十章告诫人不要把自己当作痴呆愚蠢之人，而应当以老成持重自我警戒。第十一章说上天的明察令人畏惧；我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看见你的所作所为，昏昏然全不醒悟，因此我的内心忧愁惨痛。虽然我前后反复谆谆教诲你，你却轻视、忽略我的话，不把我的心意当作教诲，反而认为我是故意虐待你，说：“我年幼无知。”而现在你也已经老迈了。第十二章禁不住叹息而说：“告诫你、教导你，已经很久了。你如果听从我的话，把它用于谋划议事，也许就不会有大的悔恨。天时正要陷入艰难危险之中，将要使你的国家灭亡。我所取的譬喻，难道离你很远吗？上天的光明命令，也没有差错。你如果回避、邪曲自己的德行而不改，使百姓因你而陷于极大困急，那么百姓从今以后就要反过来对待你了。” 钦定《四库全书》。《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五，元代胡只遹撰，《语录》。圣人以谁为老师呢？回答说：以天为师。怎么知道呢？从他的言语和行为可以知道。崇高伟大啊，只有天最为广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上天的命令，深厚美好而永不停止。文王的德行纯粹完美，也永不停止。北辰安居不动，众星环绕拱卫。无为而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舜吧？仲尼向上遵循天时，向下承袭水土之性。子思著《中庸》，论说至诚没有止息，这就与天地并列为三。孔子为《易》所作的《大象》系辞，全都取法于天而施行。至于圣人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发布号令、施行刑罚和赏赐，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一举一动、一项政事，无论大小、隐显，没有不顺应天道来建立法度的。但庸常之人所见，认为这些出自圣人的个人意愿，哪里知道大道的根本，分散开来成为万事，没有一件不是出自上天呢？天能够使万物产生、成就，却不能训诫、教导它们；这正是天所以降生圣人的原因。因此说：“只有君王奉行天道。”又说：“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天能够明察；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地能够明察。”天地明察，神明就显著了。又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生长。” 圣人就像天地一样，分散开来成为万种变化：小的成就小，大的成就大；雷声迅疾，风势飞扬；云气蒸腾而大雨沛然；大的有江河之流、深渊大海的蓄水、山岳的耸立；小的有虫鸟的飞行奔走、草木的荣枯。文采秀美无穷，形体面貌各不相同，生生化化，没有穷尽。然而天地经历万古，仍自如常，丝毫没有损益。普通人学习圣人，却要经过千条岔路、万条路径，东奔西走，南来北往，遍历周览，然后才到达京师；最终发现它有尽头，回归时也发现它有尽头。人学习时，起初沿着支流去寻找源头，依据枝条去探求根本；中途则把各条支流汇成大流，舍弃繁多的小枝而会合于大枝；最终得到源头和根

译本，提起衣领便能穿衣，提起纲绳便能张网。根本只有一个而分化为万般差异，有统率而不紊乱了。圣人却不必如此，直接就能得到源头和根本，提挈万般差异、万种变化，所以随时变化而不困惑。他看到普通人不能生存，是因为不能有始有终。因此先用文章广博地教导他们，等功夫已经达到，然后再用礼来约束他们。所以小学是大学的支流和余脉；大学是本源和纲领，用来收摄小学所取得的成效。因此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因为由孝悌以后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想要成为尧舜却不从孝悌做起，就像要到楚国去却向北走。所谓本源和支流，十分容易辨别。天命是本源，阴阳二气、五行就是它。人接受天命而成为本性，遵循上天赋予的本性而行动，这叫作道。夫妻、父子、兄弟、长幼、朋友、君臣等人伦关系，无不各有自然的道理和应当行走的道路。所行的道路虽然不同，性与命却是同一个。顺着各自的职分，充分实现五常之性。从差别方面来看，这就叫支流。譬如大江，难道会有两个源头吗？千条支流、万条水道，各自不同，难道还能不称作江吗？人的心和身体是一个整体，却有五脏六腑、眼耳鼻舌、四肢百体、皮肤毛发，能说它们不属于心身吗？喜爱一个肢体而厌恶另一个肢体，即使虎狼也不会有这样的心。因此说：“如果没有一寸一尺的肌肤不爱护，就不会有一寸一尺的肌肤不养护。”这颗心是天下人的共同之心，这个道是天下人的共同之道，并不是我一个人私自独得的。人只是因为有“我”，所以产生彼此的分别，把自己一己之私看得重而昧失天下公道，因此不仁。不仁就没有礼、没有义、没有信。追究其所以得病的根源，是因为自己不知道。不学习就不能知道，所以《大学》把格物列为八条目之首。圣人生来就能知道，以自身作出表率，来启发盲聋、警醒昏昧之人。因此圣人是万世的老师，这就叫作教。人观察万物，不过是观察源流、干枝：根本只有一个而有万种差异，万种差异又同出于一个根本；走的是不同道路而归于同一终点，有百般思虑而归于一个道理；由广博寻求约要，由约要寻求广博；一条纲绳统摄万目，万目又归于一条纲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过如此。所以不能明白，是因为自身就在这里，天天用眼看见，却不加以思考罢了。只拿一棵树来观察：根和主干就是太极，是一；芽裂而分出枝条，就是两仪；两枝各自生出两条孙枝，就是四象；四条孙枝又各自生出两枝，就是八卦。再继续生长三倍，就是六十四卦。两两相加，直到百千万亿而无穷无尽的万象、万物、万事、万般思虑，难道不是从一个根本生出万种差异，又由万种差异统摄于一个根本吗？如果能这样观察，不只一棵树如此，万物都如此。人的身心尤其明显，所以说：“天下是一家，万民是一个人民，亿万颗心是一颗心。”人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推而广之充分实现人与万物的本性，也就可以把这一本性普遍施行了。因此说：“如果不知道脚的大小而制作鞋子，我知道他不会制作粗劣的草鞋。”这是因为天下人的脚，和自己的一只脚是同样的，心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所以说：“道理是一个，而分际各有不同。”后世求学的人不能这样观察万物、这样处理事情；主张兼爱，最后会发展到没有父亲；主张为我，最后会发展到没有君主；读书求学则只求广博而不知道要领，泛泛地向外寻求，向外驰求而不知道万物都具备于自身，不知道心就是太极，心就是君主，心就是万理的源头，心就是万间房屋的城郭和安宅。四海虽然广大，兆民虽然众多，往前数百千万世、往后数百千万世，无论相隔多远，都不超出我这一颗心。天地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我就是圣人。因此说，思考就能明睿，明睿就能成圣，成圣就与天相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懂得天；普通百姓不懂得天，是因为

译不能遵循本性，受气禀偏颇和一己之私的影响，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至于象数，一是十的开始，十是一的终点；十是由一积累而成，一是一的本始，是完整的总体。十、百、千、万，是一的推衍，也是 一的作用。万种形象其实是一个形象，所以说万物归于一个五行，五行归于一个阴阳，阴阳归于一个太极。刚有太极，万种形象已经具备其中；它分散而成为万物，而每一物各自具备一个太极，并统摄万种差异。无论大小、洪纤，万物都如此。什么叫刚有太极而万理已经具备？请拿鸡蛋来观察：最初只是一团气，气化为水，水凝聚后，皮肉毛骨、四肢百体全都具备了。从生成的次序看，似乎有先后次第；从道理看，难道不是在一理二气开始交感之时就已经具备了吗？万国，其实是一个国家；万家，是万个人的一家，也就是一个身体；亿万年，是一年；一年，是一天。因此万事归于一个道理；既然分化为万种，就不得不说是万种差异，其实只是“一”的分化和“一”的积累。

译圣人的言语简约，并不是内容简单，而是道理已经完备了。后人不能贯通理解，只好加以扩充阐发罢了。凡是读圣人经典，都应当反复推求扩展，千遍回旋咀嚼，其中的义理就会无穷无尽。圣人观察天地，便能知道万物，所以说：“看见礼制，就知道它的政治；听到音乐，就知道它的德行。”天地尚且不能违背这个道理，何况人呢？触及一个道理，万理就都显现；遇到一件事情，万般变化也没有什么能逃过。看见事物的道理和事情的情状，就知道它必然如此。没有学习、没有见识的人，即使说出没有道理的话，也能动摇、迷惑别人。伏羲画八卦，并不是简单的图画。文王、周公、孔子推演《易》，是忧虑后人而作注解。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这是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语，有言语的人却不一定有德。又说：“言论笃实，就可以认定他是君子吗？还是仅仅外表庄严呢？”又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孟子说：“我能辨识言语：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我知道它在哪里失去节制；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它偏离了什么；逃避的言辞，我知道它困窘在哪里。”《易》说：“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丧失操守的人言辞屈曲。” 孔子和孟子前后都根据言语来观察人，彼此相合之处是这样，不同之处也是这样。求学的人对此还有什么说法吗？孔子论心，把德看作根本，把言辞看作末端，是在权衡轻重而说；归根结底，影子跟随形体，回声依随声音，不可能欺骗人。阳虎说：“求仁就不能富裕，求富就不能仁。”这也只是偶然说中了而已。他一生的好话只有这两句；如果每句话都像这样，那就不是阳虎了。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个人的品行而废弃他说的话；有言语的人不一定有德。”宰我长于言语，间或有被血气胜过理智、不能兑现自己言语的时候，所以孔子深切警戒他说：“对于宰予，我要改变对他的看法了。”如果只凭一两句好话来取信于人，那是不对的。若观察一个人著书立说，如荀子、扬雄这类人，那么他的内心就无法掩盖。既然不能和前人同时代，不能通过言语来探求他的内心，那么还可以怎么办呢？想要看见圣人、贤人各自的气禀，应当对《论语》中圣贤的每一次问答逐一体会认识，各自从中看出其本来面目。圣人教化人，如天地生成万物，无论巨细；照见人，如日月照临，妍美丑陋都显露出来；知人，如鬼神、蓍草、龟甲预示吉凶祸福，没有不应验的。凡是门人来请问，圣人先看透这个人的气禀、长处和短处，针对他所问的事情以及所受的毛病，加以引导、启发、使其觉悟，像用针灸和药物治疗一样，因此病去而恢复平常。可以考察他回答问仁、问孝、问崇德、问徙义、问治国、问政、问担忧盗贼、问怎样使人民敬业忠诚并加以劝勉、问礼乐、问预知、问鬼神、问生死、问求学等一切无穷无尽、大小不一的问题。外人看起来，仿佛只是泛泛应答，广泛涉及而不专一；从圣人教化万物的功效来看，却是切合对象、切中要害，虽各不相同而道理本是一致的。并不像后人把记诵问答、耳听口传当作老师，像查本草、在药方册中寻找方剂来治病一样。只有圣人能够兼顾所养，既养性情，又养口体，本末兼备；不因小处损害大体，也不因大体而忽略细节。喜怒哀乐发出而合乎节度，用来养护性情；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用来养护德行；节制饮食，减少嗜好欲望，谨慎起居和出入，用来养护身体；读书学道，用来养护才能。一个人的身体之中，没有一件事物不得到养护；不动声色地观察、感受而受到教化，内可以惠及子孙，外可以惠及天下后世。这样看来，践行人的形体与本性的责任，难道容易吗？圣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正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人只是因为不自我省察，所以不知道自己错了，抬头不知道惭愧，低头不知道羞耻，放纵情欲、穷极欲望，丧失德行、伤害自身，直到死也不醒悟，真可悲啊！曾子每天三次自我反省，难道是虚话吗？至于普通人，应当在一件事情上反复三次省察，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反复三次省察，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知道自己错了，尚且未必能改正，何况自以为是而不知道自己错了的人呢？出外就侍奉公卿，回家就侍奉父兄；遇到丧事就不敢不尽力，不被酒所困扰。德行不能修养，学问不能讲习，听到义却不能迁善，发现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是我的忧虑。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道、勤奋求学才得到知识的人。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至于成为圣人和仁人，我哪里敢当？不过是做这件事不厌倦，教导别人不疲倦，发愤时忘记吃饭，快乐时忘记忧愁。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但没有益处，不如学习。我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岁立身，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听到各种言语都能通达，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我年轻时地位低微，所以会做许多粗俗的事情。圣人的每一句话、每一次沉默、每一个举止，每一次饮食、穿衣，无论闲居、处于乡党、在朝廷、在宗庙，还是与人相遇、接待事物，没有一样不是顺循本性、遵循道理、与上天同德的。《语》《孟》六经中所称述的圣人，都应当一一附在这一条下说明；现在还没有详细完备，只略举这几个方面来防止遗忘。穷究道理，就能充分实现本性；充分实现本性，就能知道天命。《易》是一本使人知道天命的书。天命不只涉及死生、寿夭、贵贱、贫富、吉凶、得失。在天那里叫作命，人接受它就叫作性，事物获得它就叫作理。人修养自身、处理事情而得到适宜，叫作义。知道义理的精微深奥而不失其适宜，叫作知命。既然如此，舍弃义理，只谈得失而谈天命，就不是知命。现在那些问卜的人就是这样。

译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命吗？只有圣人能够顺应天命而接受它。因此，圣人取用上天给予我的东西，而不取用上天没有给予我的东西。五福和万种善行，上天难道会吝惜吗？只是气数偶然会合而形成定局，有的深厚，有的浅薄，有的偏缺，有的完备。事物既然获得了它，天也不能任意改变它。人怎么能在其中任意好恶取舍呢？以孔子的圣德，即使是执鞭这样卑贱的职位，他也知道不可强求，却仍有“按照我的爱好去做”的愿望。假如稍有自负地说：“凭我的德行和才能，站在天下中央，安定四海百姓，我也能做到，也应当由我来承担。”像这样就不是圣人了。然而他奔走四方、惶惶不安，是为了求道能够施行，并不是为了求富贵。道能否施行、能否废弃，其中自有气数，圣人也已经知道。但不能因为知道它不能施行，便坐视天下焚烧、人民溺亡，冷漠无情地忘掉这一切。虽然如此，圣人难道曾经孜孜不倦、苦苦强求而一定要达到吗？圣人所急切的，是取得上天所给予的东西，修养德行、垂示教训、启迪群贤、治理后世；恩泽不只施于一时，而是以道济助无穷后世。这就是圣人的知命。所以君子不可不知道命；否则对于上天给予我的和没有给予我的，就会先自行昏昧，不知道取舍，丧失本来具有的东西，强求那些必定得不到的事物。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都不能成就，活着没有可以树立的事业，死后也没有可以流传的声名，真可悲啊。富贵，是人最大的欲望。明白富贵是什么东西，也明白得失的道理，就能安定泰然而不迷惑。假如作恶能够得到富贵，那么恶事就不应该做；假如行善却不能得到富贵，那是我所得不到，是因为行善还没有做到极致。善本来就是我应当做的，难道要因为富贵才去做善事吗？难道贫贱就不做吗？假如富和贵都不是由行善或作恶造成的，那么它们也不过是偶然侥幸来到，系于命运罢了。既然系于命运，人的才智和作为就没有关系。人凭才智胜过天命，却不能安于命运，也不过是妄人罢了。有人问：“父母年老而家里贫穷，那怎么办呢？”回答说：“与其得到不合义的富贵，给父母留下忧愁，哪里比得上喝蔬菜汤、饮清水而使父母尽享欢乐呢？” 人的贵贱、贫富、贤愚、寿夭，所依系的因素并不相同。贵贱既系于地位，也系于时运。世代相继而拥有天下的，如果是上天要废弃的，必定会像桀、纣那样；所以仲尼、伊尹、周公没有拥有天下，这是由地位所决定的。秦朝因为无道而失去天下，汉朝兴起，高祖起于平民，群臣也都是屠夫、商贩、供应皮裘者、能拉强弓之类的人，这是由时运所决定的。贤愚系于气禀的清浊，寿夭系于气禀的厚薄；这两项按照常理来说是如此，如果遇到变故，又取决于所遭遇的事情轻重。求学没有比穷究道理更重要的。道理明白、义理精纯，智慧就能用来认识它，仁德就能用来守护它，性情就会中正和平。发之于言语，就能形成优美的文章；落实到事业上，就能合乎节度，使事情得到治理，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恰当。穷究道理，就是明辨一切是非、成败、邪正的所以然；每一件事、每一种物，都各有其自然的道理，只是人自己不察觉罢了。选择前人的文字，也是穷究道理的一种方法。吕东莱的《文鉴》很不合朱文公的心意，是因为取舍不恰当。比如梅圣俞的《河豚诗》，欧阳公起初非常称赏，说：“只因为开头四句，河豚就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朱文公却认为这首诗像是对着上人门户骂人祖宗、骂人父亲，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大概是说其中缺少温柔中和之气，只看见一片怒骂之气。苏轼的《豆粥诗》，元遗山断定不是苏轼的诗，只是律赋、歌诀的括语，却也被选入《文鉴》。宋朝一代的文章，只因为开头一篇《五凤楼赋》就已经不值得称道。朱文公也说：“当时无法另行区别，只好让它压卷；本来想要光耀国家，恰好足以使国家受辱。”至于《文选》开头的《两都赋》、《文粹》开头的《含元殿赋》，又有什么足以取法的呢？沿袭轻佻、承袭鄙陋的风气，即使大儒也不能避免，何况一般人呢？汉、唐追继三代，君主的德行、宰相的功业、声名文物，难道只在城郭宫室、游猎和富庶罢了？孔子称道唐尧、虞舜，后世贤人称道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哪里需要像这样用夸张炫耀的浮辞，写得过分靡丽呢？《易》说：“知道事物开始的微兆，大概就接近神明了！微兆，是事物发动的端绪，是吉凶在事先显现的征象。”我认为“几”就是开始。一件事情必定有开始，开始必定有善有恶；善的开始，福就潜伏其中，恶的开始，祸就潜伏其中。祸福的应验，有的在顷刻之间、日月之内，有的在数年之后，有的在一世、数世之后；虽然迟速不同，但事情的微兆已经潜伏在它的开始之中了。所以说：“开始就是它的微兆。”安定中有危险的契机，治理中有混乱的契机，关键只在人的处置怎样。至于天变和气运的数理，暂且放下不论，先从人事上说明。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以来，急于功利，后来又以强横暴虐、杀戮相继，统一天下，却又用不仁来守护天下；殊不知天道有往必复，事物强盛到极点就会衰老。所谓人心败坏、风俗凋敝，群体相互响应，屠杀分裂、灭宗绝祀的契机，早已潜伏在秦自身，只是在三十六年以后才爆发出来。汉朝拥有天下后，大量分封同姓宗室，赐给土地千邑，粗略废弃古代制度；殊不知枝梢过大必然要振动，尾巴过重就无法摆动，七国谋反的祸端已经潜伏其中了。所以圣人详尽地明察事理、审度情势，每制定一项政令、施行一件事情，即使有利益也不贸然谋取，即使有功劳也不计较，不敢苟且从事，恐怕一旦形成固定的迹象，就像粟种落在地里一样，微兆到了时机便会发作。因此看见霜降，就有坚冰将至的警戒；观察《姤卦》初爻，就说：“瘦弱的公猪心存躁动，脚步跳动不安，却被系在金属制成的止车器上。”知道它的微兆不能让它萌发。先儒说得好：“明智的君主处在朝廷之上，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消除它。”《虞书》中圣贤相互告诫说：“一日二日之间，万般事务都在变化，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圣人精密研究事理和气机的学问，连老教师、老儒者尚且不能知道，何况其他人呢？做臣子的，只求一时痛快，行动像雷霆、风势一样迅疾，却完全不知道祸福的微兆会辗转激发，最终有无法控制的情形。做君主、做臣子，不可以不学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古人格物致知、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从无形之处观察、从无声之处聆听的学问，难道是虚话吗？学习如果不从穷究道理入手，穷究道理最难的是看见微兆，看见微兆最难的是勇于决断。读书却不穷理，穷理却看不见微兆，看见微兆却不能勇于决断，只凭直觉径直行事，就会触犯事机而招致祸患。

译学习本来能够增长智慧，反而使人愚蠢，难道是学习的罪过吗？只是没有善于学习罢了。世上读《易》的人，把预知未来作为首要任务，《易》本来就是讲预知未来的书。只是学习它的人究竟怎样学习呢？京房学习《易》，能够知人却不能知己，能说他真正懂得《易》吗？《易》说：“踩到初生的霜，坚冰就要到来；瘦弱的公猪心存躁动，脚步跳动不安，却被系在金属止车器上。”又说“到了八月有凶”，“在甲日前三日”“在甲日后三日”，“在庚日前三日”“在庚日后三日”，“灭亡了，灭亡了，系在丛生的桑树上”，“背负东西又乘车，会招致盗寇到来”。三百八十四爻，没有一爻不是讲预知未来。圣人怎么能够这样呢？不过是穷究道理、看见微兆罢了。穷理有方法吗？有。睫毛就在眼前，只是人自己不察觉罢了。万物万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阴阳的消长罢了。一消一长，吉凶已经显现。君子看见微小的端绪就知道显著的结果，立即振衣而起，不等到一天结束；审慎决定离开还是留下，只有二疏能够做到这一点。到了这种程度，二疏懂得《易》，京房却不懂《易》；如此说来，杀身成仁难道只是空话吗？不是这样。承担比干那样的责任，没有可以离去的道理，不敢计算自己的功劳，只求使内心完整而无愧，杀身也是可以的。比干难道不知道微兆吗？是因为义理所在，不可逃避。二疏和比干，如果处境互换，都会这样做。看书，是格物致知的重要途径。各种道理无穷无尽，其中最应当首先格察的，在于认识人。所谓学习，不过是效法古人所做的事罢了。不认识古人的长处，就不知道自己的短处；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认识人就是最困难的事情。没有比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君臣更亲近的关系了。试着问：“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做父亲的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夫妇、兄弟、君臣、师友，也都是如此。天天相亲相处，尚且不能互相认识。何况千年以后，人的气禀平庸，见闻受到习俗影响，日益衰薄浅陋，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明白，却废弃自我认识、律己、格物的学问，对切近的问题发问、对眼前的事情思考也几乎不用功，却说“我认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皋陶、后稷、契、文、武、成、康、伊、傅、周、召、孔、孟”，不是很困难吗？聪明敏捷的人，不过是诵读他们留下的言语，观察他们的行为和事业，用文字言语作为谈论的资材罢了。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认识他们？回答说：“不如寻求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短处，就能知道古人的长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能够这样，而我不能这样。” 听从别人的正确之处，舍弃自己的错误；凡是我所喜好、所快乐的，拿来和古人相比，是否与古人相同？回答说：不同。我所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拿来和古人相比，是否与古人相同？回答说：不同。既然不同，那么我所喜好、所快乐的，不用别人说明也知道是错误的；我所不能做到的，不用别人说明也知道是正确的。比如读《尧典》《舜典》：尧能够敬慎明察、文理清晰、思虑深远，安定而又安定，诚信恭敬而能谦让，光辉遍及四方，上达天地，能够彰明俊德，使天下大变而和谐；舜能够深沉明智、文德显著，温和恭敬而诚信充实，玄妙的德行声名远播，经历各种艰难而成就功绩。孔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使来者安定，使行动者和谐；这些我都做不到，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应当勤勉努力地学习它们，日渐进步、月月增长。譬如走路，期望一定到达所指的地方，只进不退，直到死也不停止，始终坚持这个志向前进。所谓勉强努力地去实行，即使不能马上到达，也会一天比一天接近。要获得知识，必定应当格物；格物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切近自身地思考。什么叫切近地思考？没有什么比自身更切近。天地、圣人、万物所具有的东西，我的身上都具备，所以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千万人共同的心和身体，就是一个人的心和身体；千家万户的人伦和家道，就是一个人的人伦和家道。万物的心性与人的心性没有不同，人的心性与万物的心性也没有不同，所以说：“充分实现自己的心，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的本性，就能知道天。”又说：“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实现别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别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实现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万物的本性，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说：“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都解决了。”这里的“一”就是我自身。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低及高，由根本及末端，这是道理必然的次序。因此说：“君子所知道的很多吗？并不多。”这是圣人告诫人们不要向外奔逐而忘记内在，不要舍弃自己去寻求人；因为不知道自身之外没有别的道，道性之外没有别的物。世上的人读书万卷，辩才如悬河，自称没有什么不知道、没有什么不明白，解经谈道、说古论今，没有不通晓的；但若逐一考察他的言语行为，能够合乎法度的十个中不到两三个，恰好说中的也都是偶然。这样看来，说他博学可以，说他已经自得却还不可以。圣人看见形象而明白道理，这就是所谓“目击而道存”。大概有某种形象，就有与之相应的道理，这是必然的规律。形象和道理是一体的，不是两件事。形象显现在外，道理藏在内。孔子说：“像仲由这样的人，恐怕不能得到善终。”孟子说：“盆成括要死了。”大概先有这样的道理，然后才有这样的形象；道理通过行为表现，行为以道理为依据。稍有才华，是气的表现；志向蕴藏在胸中，显现在四肢百体；显现在四肢百体的叫作形象，蕴藏在胸中的叫作道理。所以说：“中和积聚于内，英华发露于外；从来没有内在具有而不表现于外的。”这就是圣人观察形象来明白道理，在未来看见吉凶祸福，难道像妄自猜测奇偶、流于术数之学那样吗？所以说：“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这也都是穷究道理、充分实现本性、积累学问所达到的结果。天地的变化【消长、盈虚、盛衰、消长都包含在其中】也非常明显，用来显示给每一个人，只是人自己不观察罢了。日月的出没，南北的运行，雨露霜雪所带来的生长和肃杀，草木鸟兽的荣枯，四时孕育万物而呈现元亨利贞，飞走动植的性情、强弱、善恶，四夷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人民嗜好的不同，五方风土各自适宜之处的差异，六气不足或太过，圣贤与愚不肖的参差，君子与小人的相反，这些是谁使它们如此呢？这是阴阳二气的良能，是鬼神的功用。求学的人格察万物，能够由近及远，积小而至大，以此推知彼；日积月累，那么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明白，没有什么义理不能精通。从自身和一家推及天下，这是由近及远；从一昼一夜积累成为一年，即使是我以前的太古时代、我以后无穷的未来，也可以推知，这是由小而至大。人只是不了解切问近思的功夫，喜好高远、仰慕远大，凿空虚构、凭空驾说，学问虽然广博却没有成就，终身沿着这种道路走，却始终不懂得道。

译获得知识和努力实行，不是两件事。知道应当做什么，就实行已经知道的道理，像鸟的两翼一样，不可偏废。格察事物而获得我的知识，就应当随即努力实行。譬如读书，把古人作为儿子、作为臣子、作为弟子、作为朋友的道理和义理看得明白，知道得充分，就应当按照自己的职分实行孝、悌、忠、信。孝的具体条目包括：深切地爱父母，面色和悦，容貌委婉，顺承父母的心意，先顺着父母的意志，看到将要犯错时委婉劝谏并把父母引向正道；对父母保持严肃恭敬，不敢在表情和言辞上显露轻慢；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清凉；晚间安排父母安睡，早晨省问安否；侍奉饮食，问候起居；父母健康时使其尽享欢乐，父母生病时使自己充满忧虑，父母去世时使自己尽情哀痛，祭祀时极其严肃；一直到端正自身、树立德行。将要做善事时，想到给父母留下美名，就一定去做；将要做不善之事时，想到给父母留下恶名，就一定不去做。每说一句话、每抬一次脚，都不敢忘记父母。父母使子女完整地出生，子女就应当完整地归还父母。凡是虞舜、曾参等圣贤作为子女的道理，都应当一一努力达到；达不到就怨恨自己、惩戒自己、改正自己，直到终身仰慕父母而没有欠缺，这才可以。作为臣子、弟弟、朋友，也应当如此，这样才差不多可以称作求学。求学的关键在于认识体和用。体用分明，内外就不会错乱，功夫有次序而每天进步。五性、万善、天理、人伦、万类、众事，无论大小、洪纤，都各有体用。仁是体；侍奉父母、敬爱兄长、侍奉尊长、侍奉君主、爱护人民、爱惜万物，都是用。对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对听不见的地方恐惧，谨慎独处而自我省察，是求仁的功夫。达到中和，“达到”说的是功夫；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长，说的是功夫达到后所产生的功效。体现在事物中叫作理，处理事物时叫作义，这就是义理之学。上天赋予叫作命，人接受了叫作性，这就是性命之学。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这就是天人之学。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利益；彰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这就是经世济民之学。观察天文以察知时令变化，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这就是礼乐文章之学。古人求学，辨析事情，知道先后、本末；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易及难。就像筑墙、走路、登高，先打好低近的根基，然后才能达到高远之处。因此从学问开始，穷究事理，研究古今圣贤已经完成的事业和愚不肖之人导致失败的原因，以及一切事物的变化，把它们掌握在心中，推究尽自己心中的智慧，然后用正道守持它，用经常之道和权宜之变来实行；自身修养好，家庭整齐，没有迷惑和弊病，然后把它推广到乡党，再推及国家和天下，无论处理什么都精细恰当，这一切都来自真实的学问。如今的人，连自身都不能明白、不能治理，却把宰相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他，他不知道畏惧和惭愧，反而泰然自得地说：“这件事并不难，凭我的才能承担这种职任，绰绰有余。”接受任命以后，施政处置，样样都没有法度，只凭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一点见闻，放纵毫无顾忌的浅见私意；只举起网而不提纲，只提起衣服而不提衣领。对于万般政务、百官各司、各府衙，以及人才的大小长短，做宰相的智慧不能周遍天下，学问不能穷究四方万事的变化，才能不能权衡各种事情的成败、轻重，器量不能包容各种事情之外的广阔范围，德行不能为众人作师表，气势不能吞纳四方、随意指使。即使国家的谏诤都被采纳、言语都被听从，一切都交给你，你自己揣度一下，自己的智慧、学问、才干、器量、德行、气势究竟有没有，难道自己还不知道，何必等别人替你羞惭、寒心呢？按今天来看，不仅做宰相的是这样，百官执事几乎全都如此。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事情怎么会被办成，人民怎么会安宁呢？”譬如两个人同时出生、同时活到百岁：一个人早起晚睡，饮食起居、穿衣服饰样样合乎节度，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另一个人生活颠倒纷乱，旁观者都认为他不行，他却有朝一日居于高位，便自恃可以终身安稳；旁人认为他必然会有折断脚、倾覆鼎中食物的失败，他却自以为能够承担万钧重任。这样痴愚狂妄的人，本来不值得责备。然而任命宰相的人为什么不详细观察、秘密考察，先让他接受小事试验、历经考验，看见他有什么光明之处，便把这样重大的职任交给他呢？殊不知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亿兆黎民如此众多，若让他们一日二日蓬头垢面、穿破败的衣服、住破旧的房屋，也称作同样出生、同样生活的人，谁能说不是如此？但一生的美好与丑恶，本来就有差别。后人的学问，把古人放在后面的事情放在前面，把古人放在前面的事情放在后面，完全同古人相反，也只是时代造成的罢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先后呢？大概古人把明理、养性、养气、积德、努力实行放在前面，把言语、政事、技能、才术放在后面。今天的人却反过来。为什么说是时代造成的呢？古人修养自己的天爵，于是人爵也随之而来。汉、唐以来，选取士人的方法，使人蒙受富贵、得到恩宠，这果真和三代相同吗？既然没有豪杰的才干，能够不被风俗转移的人就很少了。省察自己的操守和存心，切实体认并付诸实践；天理与人欲、天性与人心、天理与人伦、吾道与源流、异端与邪术、王道与霸术，以及凡物所具有的本体和作用、本末、先后、始终、内外、厚薄、真伪、公私、有为和无为、首尾、纲领和条目；为学的工夫和功效，气质之性、人心、道心，健顺、五常、万善，理一与分殊，穷究、推致、扩充，成己、成物，命、性、道、教，中庸、中和，恢复并成就大本，通达大道，整体与大用，质与文，显著与幽隐，浅深、小大等道理，以及以上这些万善，虽然都出自《语》《孟》《六经》，但直到宋儒才搜集整理出来，说得明白。圣人的言语，近处可以推知远处，小处可以推知大处，简约却内容丰富。只是担心学者不能涵泳玩味，扩充而发扬它，因而不能把它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若只是解释字面，把话说过去，那有什么意味呢？所以为学在于切实体认，不在于徒然念诵。圣人先说出了我心中本来就共同认可的道理。《大学》《中庸》《语》《孟》《诗》《书》《易》《春秋》以及三礼，都是我本来就具有的东西，才读了一句，便认出是我家原有的故物，从此不再迷失；这样才不算白读书。

译每一件事无不有相对待的两面，彼此相胜相负，必定不能同时并立。内在的重了，外在的就轻了；天理胜过人欲，人欲就消退；正道胜过邪道，邪道就除去；刚强多了，柔弱就少了。心这个君主端正善良，七贼就屏息退藏。人做学问，先要把《语》《孟》《六经》中称述的圣贤良心、善性、卓异的行为和俊美的德行、嘉美的言语，逐字逐句地仔细体会。比如尧的恭敬、明察、文采和深思，安详从容、诚实恭敬、能够谦让，光辉遍及四方，上达于天、下及于地；从“克明俊德”一直到“黎民时雍”，以及舜、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德性言行，我都应当一一自我反省。圣人先说出了我心中共同认可的道理；圣人能够这样，我却不能这样，是什么原因呢？是志向不够坚强吗？是智慧不够明达吗？是才能不够丰茂吗？是功夫还没有达到吗？是气血的私欲遮蔽在眼前吗？是禀赋平凡低下，不能进步吗？圣人的每一种善行，我必定有一种恶行去妨害它；若不是这样，那我和圣人就是相同的了。我与圣人的地位相差如此悬殊，难道竟像天与地那样吗？圣人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不用勉强便合乎道理，不必思索便能获得。我应当通过困知勉行，百般勉励、千番思考，一定做到合乎道理以后才停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一句话一阵沉默，一举一动、起居行止，约束自身、待人接物，都要像圣人在上面提着耳朵谆谆教诲一样，接受教导而努力实行，丝毫也不宽贷自己，常常自怨自责、自我改过。这样日积月累，时间久了，养成习惯并勇往直前，自然会有所获得。天地万物无不有相对待的两面，只是人被物欲蒙蔽、诱惑，自己不能察觉罢了。因此只知道成功而不知道失败，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守，只知道存在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丧失，只知道福而不知道祸，只知道吉而不知道凶，只知道有自我而不知道还有他人，只知道兴盛而不知道衰败；以至于处置自己、观察他人、考察万物，也都是只得到其中一面而遗漏另一面，这是因为不明白相对待的道理。圣人创作《易》，看见天地万物屈伸、消长的机理，成败、吉凶的原因，道理明白，意义精微，用卦辞判断，能够预知未来，丝毫不差。后世不明白道理的人，以为这是圣人神妙的术数，深不可测，于是不致力于明理，专心钻研数术，牵强附会，越发不能符合。却不知道圣人的学问，是接触事物来观察道理，明白道理来掌握数理，考察过去来推知未来，所以说即使百世之后的事也可以知道。因为圣人能够见到隐微而知道显著，见到开始而知道终结，见到源头而知道末流，所以说要推究事物的开端并考察它的结果；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知道了人的道理，也就知道鬼的道理了。由已知推知未知，由形体推知影子，由人的性情推知行为，由平日的表现推知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喜欢施舍的人必定会被夺取，容易欢喜的人往往多有悲哀，轻易许诺的人很少守信，当面称誉别人的人背后必然非议，进取过于锐猛的人退步也快，收藏聚积很多的人往往损失惨重，喜欢争胜的人必定会遇到敌手，强横暴戾的人必然不得善终，这是理势必然如此。圣人的学问广博，观察事物而审慎地举取实例，以近处说明远处，以轻微的事物推知重要的事物，得到本体便知道作用，看见顺境便知道逆境；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来看待相对的一方就成为二，以二反推其根本便归于一，不过如此罢了。后世的学者，学问不广博，道理不明白，不知道自己的性情是刚是柔，不知道自己的语言是烦琐还是简约，不知道自己的出处进退是看重还是看轻，不知道自己的气血精神是强是弱，不知道自己的问学才藻是贤是愚、是多是少，醉生梦死，终身受血气驱使；有余的不知道克制，不足的不知道补养，平日昏昏沉沉，遇事便惶惑错乱，只倚仗剽窃来的记诵之学，却说“我知道人，我知道天，我能够建立天下的大本，经营天下的大经”，实在可悲啊。古人做学问，穷究道理并努力实行；今人做学问，不过是记诵辞章，沿袭陈旧的话，贪求多、务求博，却不知道整理选择。至于《语》《孟》《六经》，其中有精微深远之处，必须用心思考；也有平易明白之处，不必费力思考。一章的精微深意在于一句，一句的精微深意在于一个字。所以读书贵在抓住要领，所谓切要之处，最难被人认识。因此说：“吾道一以贯之。”又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古人做学问，本末都不遗漏，精细粗浅都一并着力；从洒扫应对开始，居家做子弟，处在乡党中与朋友交往，涵养培植德性，立身处世而懂得权变。一旦出仕，看天下如同在掌中，遇到万般变化也视为寻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日久，平素习惯，见识明白，信念笃定，正是子思所说的“说话之前先有定见，做事之前先有定计”。而且所学务求根本并切合实用，一言一事无不是实在的道理，一番议论、一种作为无不是最高的道理；小到六艺，大到天性、人心、物理、世变，无不深入研究。至于辞章，不经专门学习也能写成，不像末世专门从事支离破碎、不能成句成篇的空文。孔子说：“要多切实地提问，并就近处思考。”又说：“舜喜欢提问，也喜欢考察浅近的话。”孟子说：“道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到困难处去寻求。”如今做学问的人喜欢追求高远，仰慕深远，结果始终没有所得，也没有实际用途。君子的道，好比登高，必定从低处开始；好比走远路，必定从近处开始。君子说话，不离衣带以下的日常自身，而大道就在其中。每件事都不从自身和内心出发，不从眼前、脚下切实地体认思考，却一步也不肯一步步走下去，便想进入圣贤之室，便想获得一贯之道的奥妙，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既然不能从下学人事做起，怎么能够上达天理？不知道形而下的器物，又怎么会知道形而上的道呢？比如世人把相面、占阴阳的人称为“阴阳人”，于是便把阴阳之学看作低贱的技艺、小道术、浅近而不值得学习的东西；又只见戴黄冠的人被称作道士、道人，便把道看作空话而不值得用力。这大概是因为厌恶某些人，连同那件事也一并废弃，甚至连其中深邃无穷的大道妙理也不知道去询问。我所说的“阴阳人”，古代只有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个人罢了。他们知道一阴一阳的道理，穷尽一阴一阳的变化，探究一阴一阳的作用。近世的周濂溪、邵尧夫能够得到其中的精微。我所说的“道人”，就是韩文公《原道》篇中所说的历代相传的那些人。汉、唐、宋诸儒中得到此道的人并不少，不能轻率地加以断定。至于“秀才”这两个字，如今所谓的秀才，哪里值得一提呢？如果追求这两个字的本来含义，就应当使自己充实到足以配得上它。

译《伐柯》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你的准则就在近处。”拿着斧柄去砍斧柄，斜着眼看它，却还以为准则在远处，这是极其不明智的。因此后世学者舍弃近处去追求远处，越追求远处就越偏差。孟子所以说：“君子说话，不离衣带以下的自身，而道就在其中。君子的道，笃实恭敬，天下便会太平。不下于衣带以下，就是不离开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也不过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罢了。”这个“自身”是什么呢？就是代指读书做学问的人。所谓代指，就是通过修治而成就自己的斧柄。因此圣人教人，是把人本来具有的德性举示出来，使人觉悟，再回头修治自身；人能够改掉不善，恢复善性，也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说：“用人的本性来治理人，改正了就停止。”又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又说：“顺着本性去做，叫作道。”如今做学问的人，学问自是学问，身心自是身心，学习别人的言语，完全与自己无关；遇到事情、接触外物，临事时一点也用不上，是因为不知道学问是为了自己。至于古人游习各种技艺，技艺本身就是道。技艺进步，道也就进步，道进步便能成就自身。庄子固然说那是寓言，但斵轮、解牛、承蜩、斵垩等故事，确实阐明了最高深的道理。杜子美作诗咏物，实际上也是运用比兴。学问若与自己无关，那么礼乐、刑政、典章、制度全都成了外物，全都成了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的东西。若能切实关系到自身，这些就是我本来具有的，不能不知道，也不能不获得。人做学问，若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万物的本性，那么达到与天地并立、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境界，大概并不是难事。至于语言文字，也就能随口自然说出而获得了。人本来比万物灵秀，然而却非常不明智，没有什么比人更严重。人读书做士人，根本在于发挥聪明，成就自身、办理事务，希望成为圣贤，与天地并立。士人辛劳困苦一生，始终不能进入贤者的门墙，学问越博杂而内心越昏暗，才能越多而实际运用越笨拙，是什么原因呢？不致力于根本而追逐末节，不致力于内在修养而追求外在表现，想登高却不从低处开始，想走远却不从近处起步；源头上的偏差，大概就出在这里。如今做士人的，舍弃穷究道理、涵养本性、存养内心、修治自身，却专心制作言语、驰骋才智，不知道语言和才智从哪里产生。水这种东西，源头深，水流就长；树木这种东西，根本强，枝梢就茂盛；人这种东西，德性盛大，语言才智不必刻意求工，自然就工巧。没有道理尚未明白而智识却能增长、内心和身体不知道由什么作主，而语言仪态、举止作为却能合乎节度的道理；这正是懵然不知中和之道，不懂得内在积累而英华发于外表的道理。做父兄、老师、君主的，也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只专门把追逐外在末节作为训导。今天入学，明天就教他写字、对句、吟诗、作赋，把古人涵养德性、穷理致知说成伪学，把多记前人的言语行为用来供自己口头应答；笔下写得华丽，落纸动辄百千万言，却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真正体会所得，都是拾取别人的涕唾、剽窃别人的衣裳；狡猾的人东拼西凑、改头换面，以愚弄欺诈愚弄别人，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这难道不是愚蠢到了极点吗？即使能够用华丽的文章取悦世人、博取宠爱，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活着成为诡诈虚伪、不诚实的人，死后成为昏昧愚蠢、不明不灵的鬼；立言却没有一句话能够流传后世，建功立事却没有一件事值得效法，只和草木一样同生同腐，实在可悲啊！如今学者所谓通晓古今，与古人很不相同。古人通晓古今，是穷究道理、尽量发挥本性，以求实际应用；今人通晓古今，是广泛记忆见闻，拿来资助文辞。读《尧典》《舜典》，能够背诵，能够仿效它的文辞，也能够照着它的格式写作；但若让他实际做尧舜所做的事，或者有人问他：“尧舜的德性和亲身实践怎样？侍奉父母、管理妻子儿女、和睦兄弟、亲睦九族以及治理家庭的关键怎样？做臣子、做君主以及努力学习、选择朋友的道理怎样？”他便茫然失措，说：“我不知道。”以至于背诵《六经》，阅读两汉以下十七代的史书，也和读《尧典》《舜典》的方法没有不同。这就是如今所谓的通晓古今。古人的学问，简约而广博；今人的学问，繁杂而使人昏蔽。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源头流出，便简约而能够广博；只顺着流末而不追求源头，便繁杂而昏蔽。什么叫穷究道理、尽量发挥本性并实际应用呢？人能够时时自我反省，学问就没有不进步的。所谓自省，就是说话有条理，口中没有不加选择的话。我能够这样吗？回答说：不能。不能，就要选择其中杂乱污秽的地方，修饰那些不能成章的地方；每一句话，都先在心中谋划，衡量是否合乎义，详察是否合乎理，然后才说出来。威仪举止从容美好，不可挑剔。我能够这样吗？回答说：还不能。还不能，就要恭敬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威仪，使一举一动没有不合乎节度，然后才停止。所要求于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丈夫管理妻子、处在下位侍奉官长、臣子侍奉君主、朋友之间主动先施以交往，我都能做到吗？回答说：不能。不能，就要学习并实行。孔子说：“德性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合义之事不能迁移而从，自己有不善不能改正，这些是我的忧虑。”这四件事我能做到吗？回答说：不能。圣人尚且把这些作为忧虑，我为什么不忧虑呢？孟子说：“舜成为天下人的法则，可以传给后世；我却还未免只是个乡里普通人，这就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了该怎么办？做到像舜那样罢了。孟子又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孟子的志向就是这样；不能达到舜、孔子的境界，至死也不停。我能这样吗？回答说：不能。那么就自暴自弃而不去做吗？还是已经竭尽力量，却仍不停止吗？还是要自我划定界限，不再进步吗？《学记》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你在性情、义理、事业、文艺方面，果真可以满足了吗？回答说：不满足。不满足，就要追求达到满足，然后才停止。所谓任重道远，圣人难道会欺骗我吗？你向上不思考古人，身居下位却自以为高，自以为是，昂然自满，不知羞耻，窃取俸禄而占着职位；既然不能成就自己，又怎么能使天下得到恩泽？名声不能在一时显扬，又怎么能够流芳百世？圣人到六十岁才做到耳顺，你如今对每件事都像面对墙壁一样茫然；过去的时光不能追回，今后应当自己努力。即使资质迟钝、才能不足，也仍然胜过不知道自省的人。做人却不能自我反省，即使有严厉的父兄、严厉的老师朋友，也不过是改变外表罢了；如果这四者都没有，就更不知道顾忌畏惧，自以为是，终身不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说：人不幸在于没有听闻，过错太大更不幸在于没有羞耻心。只讲理性却不亲自体认，那么不足之处不会更加努力，有过错的人也不知道抑制自己。即使日夜苦学，也一点不切合自身；学问只是学问，我只是我自己，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学问若不能达到自己真正有所得，在性理方面没有功夫，即使天资高明、问学广博，或者修饰辞章，或者处理事务，即使偶尔能够做对，也都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拾取零散的记诵，学别人走路、仿效别人皱眉，琐碎支离，终究没有可以凭借的根基。文章像扬雄、相如，功业像五霸，看似浮华而虚伪，读过一次便没有余味，屡次盟誓反而使人更加怀疑。起初想欺骗别人，最终反而欺骗了自己，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志向想要宏大，就不要看重小利，不要习惯于小小的成就；见识想要明达，事情来到、外物出现时，就要追溯开端、推究终结。即使没有瑕疵之处也要寻找可能的瑕疵，在本来不应怀疑的地方也设想疑问。眼前是这样，长远以后也应当是这样；假使遇到某件事情，也应当这样处理。这样思考，见识自然会明达而深远。所以说：越是细密，就越是高明；越是真诚确实，就越是广大。考察的事物已经很多，经历的事情已经广泛，对成败已经熟悉，那么做到耳顺、从心所欲，也差不多可以达到。然而从来没有不靠真实积累、长期用力，就能声入于心、心领神会、不勉强便合乎道理的人。春秋两季教以礼乐，冬夏两季教以《诗》《书》，这是成周培养士人的方法。礼乐已经废失，不可考寻发挥了；《诗》《书》还在，应当沉潜研读。歌咏《国风》《雅》《颂》，就应当看出一个国家和天下的治乱，国君大臣的贤能与不肖，礼乐政刑的修明与废坏、得失，以及人情的向往与背离、喜爱与厌恶。读《二典》《三谟》，就应当看出尧、舜、禹之所以成为圣君，皋陶、夔、稷、契之所以成为贤臣。《商书》《周书》也是这样。至于读史，也不超出这个方法。孟子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吗？”世上读经的人，不过是记诵辞章、拈举事实罢了，这与求学道有什么关系呢？读书学道，却对自己的心身没有任何觉悟和所得。圣人的话仍是圣人的话，我仍是我自己。即使广泛记住句意解释，百家千家的学说也都与自己无关，淡然无味，把它看作外物，白白耗费精神气血。精神稍一衰退，也全都忘掉；即使不忘，也不过是记诵词章，施用于心性却没有乐趣，遇到事情完全不能使用。颜子对孔子的话没有不喜悦的，听到一便能知道十，正如谚语所说“知道开头便知道结尾”，所以能够牢记在心，努力实行，想停止也停止不了。他仰观孔子所说的道理，上达天的极高处，下深入地的最深处，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隔绝、阻碍；不但在眼前得到它，而且又能看透到终身以后的长远境界。正因为他的见解如此透彻明白，所以孔子称赞他“好学，差不多了”。言语用来充分表达志向，文章用来充分表达言语。孔子说：“文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孟子说：“语言浅近而意义深远，是好的言语。”韩文公也说：“内容丰富却不多说一个多余的字，简约却不遗漏一个应说的词。”后人安排文辞，不只是辞藻很多而道理很少，还贪恋文章的华饰而使言语的本意昏暗，夸大言辞而把志向隐藏起来。我从中年以后，颇能用心读前人的诗文，大概是因为通过文章寻求言语，通过言语寻求志向，舍弃浮华而穷究根本真实，遵循孟子读诗的方法，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作者的志向。后贤也说：“应当体味言语之外的意味，那就是言语已经说尽而意味却无穷。”观看前贤的字画也是这样，要通过字画看出他们高雅的情怀和深远的韵致。仔细读孟子，应当在那些能使人开悟人心的地方用心思考，把它扩充发扬，都可以成为尧舜。不忍心看幼儿将要掉进井里，不忍心偷窃，不接受别人以“你我”轻慢相称的言语，这种心不需要思考和勉强，人人都有。既然对于偷窃尚且不忍心，依类推扩，凡是拿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都是偷窃，只是轻重大小有所不同罢了。能够见到隐微而知道显著的人，自圣人以后，没有谁比列国的贤能大夫更出色。他们从人的言语、威仪、行为举止中观察，推知人的祸福、成败，没有一样不应验，这是因为学问广博而道理明白。学问广博，经历的事情就多；道理明白，议论事情就审慎。威仪和言语，是人的内心精神显现于外的表现。心，是一身的君主；身，是家庭、国家以及天下万方的君主。没有主宰就会混乱，这是道理必然如此。所谓敬慎，就是使这颗心成为君主。内心没有主宰，万事都会废坏，凭什么能够长久呢？如今做学问的人学习的是技艺，志向却不在道上。什么叫道？就是理、义、道路和根本源头。道与技艺不同吗？回答说：并不不同，是一回事。既然是一回事，为什么又称为技艺呢？这是因为技艺有所进步而道没有进步，没有探究它的源头，没有穷究其中的道理。礼、乐、射、御、书、数，是圣门的六艺。至于《洪范》的九畴、《中庸》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周官》的法度，从外在形迹看，也都是技艺。世上的学者难道不能做到这些吗？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圣人的糟粕；所不能做到的，才是圣人的精微深意。因此，学习礼的，只会威仪、进退、升降、揖让罢了；学习乐的，只会声容、节奏、蹈舞、铿锵罢了；学习射的，只会射中目标罢了；学习御的，只会用诡诈的方法驾车取胜罢了；学习书的，只会使点画整齐、字形妍丽罢了。一旦问到其中的道理，就不会了。况且圣人说过“有文事必定有武备”，又说“我出战就能获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圣人不是不学习军事；所谓武备、战胜，也一定有其中的道理。如今的学者只把孙、吴关于坐作进退、击刺攻守的做法当作懂得军事，所以争夺土地便杀人遍野，争夺城池便杀人满城。即使像孙、吴所说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上等的用兵是攻伐谋略”，他们也认为迂阔而不去学习；至于圣人用兵的道理，与他们相差如天壤之远，也就不足为怪了。学问越博，技艺越进步，离道反而越远；德行、器度、功勋、事业大都不能成立，都是因为不合乎道而不能坚持到底。读前人的言辞，欣赏前人的字画，就应当看出各人的心性、才藻、刚柔、邪正、宽广狭隘和高下。他能够这样，我不能这样；应当取其可以学习的，舍弃其不可学习的。用前人的高远来熔化我自己的卑俗平凡，用前人的工巧方圆来改变我的笨拙鲁钝，用前人的文思来修饰我的鄙陋粗俗，用前人的通达明澈来开拓我的固陋。打开书卷便得到益处，如同饥渴之人得到甘美的食物，如同尘垢遇到洗涤；原来没有打开书卷时做不到，一打开书卷便能够做到，像钝刀得到磨砺，昏暗的镜子得到擦磨。这才叫学习古人；否则只是耗费眼力、劳累心思，与不学习的人没有区别。学习却不知道是为了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儒者，也没有良善的治理。即使学问超过别人，也不过是技艺和功利罢了。

译学问走偏，已经很久了。孔子时就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又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孟子也说：“古人修养自己的天爵，于是人爵也随之而来；今人修养天爵，是为了求取人爵。既然得到人爵，就抛弃天爵，最终也必定一同丧失罢了。”由此看来，在还没有得到公卿大夫的职位时，还是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的人；一旦获得富贵，反而废弃过去所学，变成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也不乐于行善的人。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以正道选取人才，等到他们临事决策、处理政务时，却偏邪淫乱、偏颇不正，反复无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却没有人追究。千年以后推究当时失德的根源，大概是王道教化消亡，五霸用诡诈欺伪，假借仁义的名义，实际只是想成就自己的私欲。上面这样做，下面就跟着仿效，也不认为奇怪。六国用诡诈权谋倾轧争夺、劫取偷窃；取士的暴秦尤其严重。汉代凭文字语言和进退应对来选拔人才，实际上很少过问真实德行和实际行为。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国家所取用的语言文章，与董仲舒、贾谊、公孙弘、贾山、匡衡、司马迁、班固相比，哪里只是粪土瓦砾与黄金白璧的差别呢？假使让这样的才能去治理百姓、处理事务，谋划议论、裁决大政，那么天下不能治理，纲纪混乱，下民不能受到恩泽，君子小人混杂而不能分辨，是非邪正混淆而不明，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那么三代的学问可以恢复吗，不能恢复吗？回答说：“这并不难，忧虑只在于君主、父亲、老师实行还是不实行。”假使做儿子、做弟弟的人，在家居住、入学读书，未冠以前，每天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升降、揖让，侍奉父兄、侍奉师长，像《弟子职》《内则》《曲礼》等篇所说的那样；凡是子弟应当做、应当实行的，都责成他们笃实行持；再加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每天考察、每月测试他们的勤惰和精粗，据此升进或黜退。冠礼以后，就责成他们遵守成人的礼法；凡是穷究道理、议论事务、讲明道义、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以及管理妻子儿女、整治家庭政务的实际事迹，都一一务求做到极致。使天下后进之士，在父兄、师友那里成就德性，在庠序学校中成就才能技艺；像孔子称许门人那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具备，已经在身心中习熟；宗族乡党中有美好的声誉而没有坏名声，被称为“秀”“选”“进”“造”，都合乎考核标准，然后评定等级并任官；任官以后定爵位，爵位确定以后定俸禄。这样一来，玉和石就能分辨，靠侥幸冒充为不才不学之人的情况自然不会有。无论在朝廷内外，既然出仕以后，就明确列出功过，考察幽明，决定黜陟升降。十年以内，人才不能赶上古代，政治不能赶上古代，天下的治理安定不如古代，人民的境况和风俗不如古代，我不相信会这样。

译钦定《四库全书》。《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六，元代胡祗遹撰，《语录》。不用勉强便合乎道理，不用思考便能获得，从容自然地合乎中道，这是圣人。一定要勉强自己才能合乎道理，一定要思考才能有所获得，努力实行以达到中道，这是大贤。虽然勉强自己，却有时合乎道理、有时不合乎道理；虽然思考，却有时得到、有时得不到，勉强努力以求道，这是中等之人。不知道应当怎样勉励自己，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思考，像盲人在夜间行走，不顾坑洼沟堑、溪谷、荆棘、豺狼虎豹，脚踩进去、身体死亡却仍不明白，这是下愚。上天造就万物，圣人不容易出生，大贤不容易得到；中人占十三四成，下愚占十七八成。人一生有幸免于成为下愚，那么体认、省察、执守、涵养、践履、扩充的功夫，怎么可以不努力呢？所以应当坚强勉励自己，自我奋发；别人用一分，我用一百分；别人用十分，我用一千分。不这样做，最终也会归入下愚。先有这样的道理，然后才有这样的气、这样的物和这样的言语。所以说：“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又说：“忘掉言语而观察道的奥妙；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亲眼接触便能存见大道。”平庸的人只看见形象而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圣人建立言语来说明道理。即使从各个方面开导启发、明白告谕，仍然不知道：这颗心就是太极，万物都完备在我身上；天性和人心的善，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却把记诵当作才能，把学习别人的语言当作事业。心镜不加磨拭，尘垢一天比一天增多。著书堆满屋子，却没有一句能够实际应用，也不能算是有德之言。这样读书，终身眼睛昏花、头发变白，精神和见识日益耗损、日益昏昧，有什么快乐，有什么所得呢？还想与天地并立、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使君主得到辅佐、百姓受到恩泽，名垂当世、流传后世，岂不是相距太远了吗？推究他受病的根源，大概是把学问当作供人学习的外物，而我仍是我自己，不过是入耳即出罢了。终身谈论仁孝，却不仁不孝；终身谈论忠义，却不忠不义。心身既没有仁孝忠义，口中所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不是自己内心的声音。说他没有学问，也是可以的。所以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又说：“默默地记住它。” 即使有美味的菜肴，不亲自吃就不知道它的味道；即使有最高的道理，不学习就不知道它的精微。所以孟子也说：“君子以道深入钻研，是希望达到自己真正有所得。学习不能达到自得，就不能说真正拥有，也不能说真正没有。”人这一生应当做的事情，不做就罢了；既然做了，就一定要用尽全力，一定要思考周全，一定要达到通达的境界才可以。达到广大无边而又穷尽精微，也是可以的。我曾经观察善于养生的人，凡是可以养生的方面，没有不加以注意的：内在的心志血气，外在的起居衣服，细到一句话、一声咳嗽、一口唾沫，没有一样不是为了不妄自耗费精神、顺应四时、效法阴阳、调和术数；哪怕毫发之间、片刻之时，也从不放下心思，希望少生疾病、延长寿命，顺承并接受自身正常的寿命罢了。凡是会因思虑而损害生命的，就不做；会因言语而损害生命的，就不说；会因起居而损害生命的，就不做。凡是有丝毫损害生命的事情，都像躲避寇贼一样避开，像畏惧鬼神雷霆一样畏惧，像痛恨仇敌怨家一样憎恶；早晚思考，细微计算，精神是昏暗还是清明，必须预先知道；血气是强是弱，必须预先知道；用功是勤奋还是懈怠，必须预先知道。养生还没有达到最好，就更加努力；应当除去的伤生之害，就迅速除掉，一定要达到极致然后才停止。不懂养生的人却正好相反。他们放纵情欲、极尽欲望，白天与外物交接，梦中也追逐欲望；从幼年到老年，无论大小事务，没有一件不损害生命。饮食衣服用来养护口腹身体，谁不知道呢？但因饮食衣服而损害生命、导致疾病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衰老了还不觉悟，患病了还不觉悟，临死了还不觉悟；凡是听到养生的言语，就闭门不接受，皱着眉头厌恶这些话，反唇相讥加以嘲笑，拒绝而不相信，断绝而不实行，含着悲哀将要死去还说“这是命”，难道不是荒谬吗？这两种人的差距如此遥远，难道只有养生一事如此吗？人对待道，在内修德修身，在外治家治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相信它的人每天孜孜不倦，即使达不到圣贤境界还认为不足；不相信的人每天陷入小人向下沉沦的境地，却还认为自己有余。上智和下愚，说的就是这个。然而生来就知道一切的人是没有的。听到善言、看见善行，却不能羡慕并学习，实在可悲。由此看来，最妨害事情、使人归于下愚的原因，不过是拒绝而不相信罢了。心不在这里，吃东西尚且不知道味道，何况圣人大道的条目和功夫这样多，登堂入室又这样艰难；如果又先以不信为前提，岂止是天壤之别呢？想要得到其中的味道并知道它的精微，不也很难吗？学者最大的蒙蔽，是因为眼前衰败的风气和颓坏的习俗，便把一切资质低下、愚昧的人都当作标准，于是连古人的高超资质、特殊禀赋、神妙功夫和圣人德行也一概不肯相信，实在可悲。信奉道理不够笃定，尚且不能说真正拥有或没有拥有，何况拒绝而不相信、断绝而不实行，怎么能够通晓其中的道理、知道其中的味道、得到它的作用、达到它的极致呢？以至于放纵情欲、醉生梦死，也就不足为怪了。人的最大欲望，没有比酷爱饮食更严重的。问他酸、苦、甘、辛、咸、淡的区别，却都不能说出真正的味道。所以说：“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味道。”何况义理的精微、性情的邪正呢？如今做学问的人都说：“我能辨析言语，我懂得道。”恐怕他们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论语》一书，贵为王侯、贱为匹夫，都不能不读。大的方面，治理九有；小的方面，治理一家，都不能不懂，也不能不实行。人不能不学习。不学习就会任凭直情径行，像盲人在深山穷谷中夜行，前面有高崖深渊却看不见，旁边有虎、犀、兕、象却不知道；万一没有死，也只能算侥幸逃过罢了。土地没有真正贫瘠的，施肥以后就会变得肥沃；人没有真正愚笨的，努力学习就会成为贤能聪明的人。圣人的见识如同日月，一旦升起，六合万物没有一样不能照彻；普通人的见识如同灯烛，照得远不过几丈。若一定要使万理全都明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照察鉴别，日积月累地下功夫，才大概能够穷尽。诸葛孔明说：“不学习就没有办法扩大自己的才能。”伊川说：“学习进步，见识就进步；见识进步，器量就进步。”这样看来，见识、器量、才能三者，都是从学习中得到的。不学习就不能穷究道理，道理不明白，见识凭什么进步？人没有智慧见识而又不明白道理，每件事都随着血气的偏向行事，器量凭什么广大？只有能够认识“地势坤”，才会以深厚的德性承载万物。见识和器量既然都没有，胸中空空荡荡，没有义理，也没有古今之学，遇到事情便茫然无措，凭什么处理裁决？他没有才能，也就很自然了。

译人如果不学习，没有知识，没有文采秀美，也没有芳馨的德性，那就连草木禽兽都不如。春天温和、雨露滋润，草木便生长茂盛；秋天寒冷、霜雪降临，草木便枯萎憔悴，这就是草木的知觉。每一株草、每一朵花，都有根本、茎干、枝叶；开花时颜色香气可爱，纹理构成章法，不杂乱；结实时果壳坚固，整体完整，生机具备，内含的生命力绵延不绝。至于禽兽，更有值得观察的地方：虎狼有父子之亲，蜂蚁有君臣之分，鸿雁有夫妇之情，鹡鸰有兄弟之义，乌鹊有朋友之交，凤凰有仁德，雕鹗有刚劲，豺獭有报本之情；人难道可以反而不如禽兽草木吗？记诵而不求实际应用的学问，病根在哪里？既然如此，圣人教人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语行为，多听多见，广博学习并详细说明，这些究竟有什么用途呢？难道只是为了帮助谈锋、使听者悦耳、惊动愚人、震骇世俗、夸耀见闻多而争论博杂吗？善于学习，那么古人的一句话、一个言语、一个行为、每一件事情，都与日常生活切实相关；不善于学习，就只是空话，什么地方也施行不了。所以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还不能同他一起通达道；可以同他一起通达道，却还不能同他一起立身；可以同他一起立身，却还不能同他一起权衡变通。” 今人自称见识和才思比不上古人，因此放弃学习。这句话正像“不是不喜欢你的道，只是力量不够”一样。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走到半途就会停下。”如今你却自行划定界限。近来我深入地自我反省，圣人的话确实切中了后世学者中没有志向之人的病根。我回想平生读书，不仅从未澄清心思、沉潜玩味、反复体认，甚至连再次阅读、仔细阅读的功夫也从未下力气。这样荒唐鲁莽，却想要看见圣人的心地，难道不是荒谬吗？近来我重新拿出少年时读过的《四书》和《尚书》，稍微用心披读，已经自己体会到一些意味。假如像古人那样用心立志，难道会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吗？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如此。孟子难道会欺骗我吗？如今人不肯读书，只说没有时间和工夫。若果真肯做学问，即使流离急遽、颠沛仓卒，处在生死忧患之中，也能找到工夫；若不肯学习，即使饱食无事、师友就在面前，也会白白度过岁月。这颗心与学问全不相干。平民的志向也不可以被夺取；有志向，百事都可以成就。只怕没有志向；四十五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本来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但如果果真能够立志，即使只活到七十岁，也还有二十年的岁月，什么事情不能学习呢？《周易》最难读懂，一天读一卦，两个月读完一遍，一年之内可以读六遍。胡子今年五十有八岁，到临终之时，也一定不会输给别人。即使像孔子那样把竹简编绳读断多次，也是可以做到的。如今人们做学问，忧虑的是没有老师传授；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孟子说：“这正是我的愿望，那么我就学习孔子。”孟子距离孔子已经将近一百年，当然不能得到孔子当面提耳教诲、口传心授了。公明仪说：“文王就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这些人都不是生在同一时代；至于尊崇、继承尧舜之道，取法、遵循文王、武王的制度，难道也是因为能够亲自接受他们的熏陶吗？所依靠的，是那些至理名言、高尚品行、圣人的德行和神妙功业，都记载在典籍中，就像呈现在眼前一样，所以说：“诵读古人的诗，阅读古人的书，却不了解古人，行吗？”今天做学问，既然没有老师传授，就应当以《论语》《孟子》和六经为老师。比如想要了解古今做学问的方法，就把《论语》《孟子》和六经中，圣门师生、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每次谈到做学问的地方，分别汇集成一类，熟读细咏，仔细体察，深入反省；这样做，便和亲自见到圣人老师没有不同。把圣人教人做学问的地方、所学的究竟是什么，一一加以比较，考察从圣人之后直到今天，今人做学问与古人相同还是不同？舍弃今天的错误，遵从古人的正确，哪里还愁达不到古人的境界？如果不知道这样做，只知道把近世的习俗当作可以宗法的最高标准，想要脱离凡庸之人的境界，不也很难吗？韩文公处在文章衰微了八代之后、圣道丧失了一千年之后；当时儒学界所谓的宗师巨儒，难道没有傲然自负的人吗？假使韩文公所见有限，不能以古人为友，他也不过只能成为唐代的文人罢了。正因为他不拘泥于世俗习气，不安于卑下的境界，认为即使世上没有孔子，我也不应当列在孔子的弟子之中；他的志向和见识达到如此地步，所以能够远远超出唐、汉，直接达到三代的境界。古人的言语行为都完整地见于典籍，后人做学问完全有足够的老师。假如在父子之间，不幸父亲像瞽叟，母亲像嚚妪，弟弟像象，我能够像舜那样做儿子、做兄长，那么处置这种关系就不难了。依照这类事推而广之，做臣子、做弟弟、做父亲，和国人交朋友，都以圣人为准则。至于各种事情，没有不是这样。所以说：诵读尧的话，穿尧所穿的衣服，实行尧所实行的行为，也就成为尧了。如今人们所谓不善于学习，只是把圣人的经典当作口头闲谈，说过了嘴就算了，和自己的身体、内心完全没有关系。正如舌根麻木，整天饮食却不知道滋味，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说他没有学习，也可以。如今人们仰慕古人，只是剽窃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古人的心思；一味追求外在而忘记内在，终身勤苦，最终也不能实际应用。文章、书法、绘画，都是这样。所以韩文公说：“不能得到他的心而只追逐他的遗迹，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达到高明境界。”如果能够诵读古人的言语来探求古人的心，理解、领悟其中的道理，坚定地相信并努力实行，那么用力少而收获多，一天可以走千里。古人因诗而兴发志意，因礼而立身，因乐而成就。诵读《诗经》三百篇，内心却没有受到兴发；讲明三百条《曲礼》、三千种威仪，却没有因此立身；谈论古乐却没有因此成就，说他没有学习也可以。每读一部经，都要使其中前后的话彼此发明，大概才能得到它的要旨。大体说来，即使是至圣大贤，他们的气象、禀赋也有一定的体性，所以言语行为也不可能彼此完全掩盖。读书时，对于大纲和细目都应当潜心体会。

译前人所达到的境界高远，是因为他们立志不卑下。把结交天下的贤士还认为不够，又进一步评论古人；如今的人却把低下的境界当作高处，不知道自己的不足，稍微有一点超过别人的小技能，就已经自满自得。至于写字、作诗、作文，信手写来，随口说出，自以为是，完全不加反省。难道不应当说：这是字，这是诗，这是文章；拿它和古人相比，是对还是错？相差多少远近？古人能够这样，而我不能这样。探求自己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对症下药，这样或许就会有所进步。贪多求快，可以说是不明智。你没有见过种桃树的人吗？喜欢桃子结得多，想让它们早熟；结得太多，树的力量供应不过来，数量虽多却又小又瘦，三五个也抵不上一个一丈长的桃子。树力不足，反而会使桃子晚熟；不到一两年，树的力量耗尽就会死去。哪里比得上减少果实的数量，使果实又大又甜美？和小果相比，收益多出一倍甚至数倍，树的力量又不受损，还可以延长树的寿命。读书修身，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学习如果不能达到自己领会、自己有所得的程度，就不能建立自己的言论，也不能建立自己的事业。只是学习别人的言语和作为，终究不能实际应用。自己真正领会一分，就只能说出一分、实行一分。古人一旦睁开眼睛，甚至在梦寐之中，也没有别的事情，只和自己的身心计较，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片刻也不让自己无所事事，所以能够成为贤人、圣人。如今人们虽然说喜欢学习，却完全和自己的身心没有关系，只是致力于外在的技艺，所以不能自己领会，也不能成就事业。年轻时没有防备，读书时以为圣人千言万论、制定法则教导人，不能不这样。虽然这些话进入耳中、留在心里，最终却仍与自己没有关系，不能使内心喜悦。等到遇到事情，书还是书，我还是我，书终究成为外在之物。多年以来，我颇能自我反省，才逐渐醒悟：凡是圣人能够实行、能够说出的事情，我也都有这种能力，我也本来应当能够做到。我之所以不如圣人，是血气和物欲损害了我。如果能够除去这种损害，彻底揭开这种蒙蔽，那么距离圣人就不远了。所以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又说：“我年轻时地位卑贱，所以会做许多鄙俗的事情。君子所能掌握的技艺很多吗？并不多。”又说：“你以为我是因为学习很多而记住它们的人吗？我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的。”伊尹说：“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理使这些民众觉悟。”孟子说：“圣人只是先得到了我内心所共同认可的东西；只有圣人能够把人的本性完全践履出来。仁义礼智四端和五种典常，我本来就具有，并不是外物熔铸给我的。”又说：“万物的道理都具备在我身上了，反躬自省而达到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年轻时血气旺盛，把智谋功利当作最高的学问，把文采才华当作俊杰的标准，所以读《论语》《孟子》《诗经》《尚书》都不能领会其中的滋味。到了中年以后，浮躁之气衰退，义理逐渐明白，加上在世间经历已久、熟悉的事情很多，才开始觉察从前的错误，这才肯细读《论语》《孟子》。我从中年起，血气便衰弱得像七八十岁的人一样。但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血气既然衰弱，争逐利欲的心也随之减退。近来读书，渐渐觉得义理有滋味，认识和鉴别事物的能力也颇为增长、明晰。我才觉察到，圣人的经典、贤人的传记，嘉言善行，义与利、善与恶、是与非、邪与正、仁与不仁，这一切，都是我过去剽窃而没有根基、浮泛应付的学问，实在非常惭愧可耻。于是知道，中等才智的普通人，读书不多，涉世不深，浮气尚未除去，选择老师朋友又不精当，不能克制自己、做到无我，修养功夫从未用力，事事都觉得缺少滋味。贤如苏东坡老人，遭贬到海南之后，才开始喜爱陶渊明的诗，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小人的不足，在于趋利作恶；君子的不足，在于行义为善。孔子做学问，从十五岁到七十岁，每十年都有进步，各自都有验证，就像走路一样：今天走到某个地方，明天走到另一个地方，后天又走到另一个地方，六天便到达停留住宿的地方。后来的求学者，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事先没有确定方向，又不知道所走的正路，时进时退；不退步就偏离道路，盲目地彷徨前行，最终迷失错误，到老死也没有确定的归宿，这难道能叫学习吗？还不如不学更好。只遹，你如今六十岁了，能够做到‘耳顺’吗？不但不能做到耳顺，甚至连声音进入耳中、内心有所领会都做不到，遇到事情便随从别人，这就是自己没有立场。自己不能立身，又怎么能够做到不被迷惑、懂得天命呢？既然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就把《论语》《孟子》和六经中所说的做学问之道，一字一句、一段一段地详细写在墙上，每天研究，每天实行，希望在死以前能稍微有所明白，不辜负天地父母生养你。我三十八岁时进入京师，每天都被尘俗琐务淹没；这样过了三千六百天，家人们相隔千里，思念我，以为时间遥远而漫长，把一天当作一年。我身心都疲劳不堪，得到枕头便只怕天亮，早晨起身又不觉已经到了日暮；连续经历了十年的疾病和困苦，早晚回想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值得记录到史书中。今年我年满五十，拿镜子照自己，脸色苍老、头发斑白；如果连自己都笑得不够，又哪里值得让有见识的人一笑呢？孔子六十岁时，每过一年便有新的变化；蘧伯玉五十岁时，知道四十九年以前的错误。我自我反省，凡庸无能，距离圣贤如同天地相隔，昨天的错误、今天的正确，本来没有什么可多争辩的。近来读《庄子》，想到自己一旦承受了形体，就不再变化，直到生命终结，这是多么愚蠢啊！能够变化并知道过去的错误，本来就不是容易说到的事。至于尘世的罗网和世俗的滋味，应当稍微有所觉悟，希望身心能够安定，平和地顺应本性而自得；处理官政，使之有条理，置身于无事之境；一旦辞官归老，享受晚年健康、强健、清明、闲适而漫长的福分，不要陷入贪求而不知道止足，衰老了还不知道辞退，怀抱着声名利禄的囚笼而死。至元十三年冬十月五日，在河中的寓舍中，无人独坐；因为想到黄山谷静坐无事，便觉得一天像两天一样。这样活到七十岁，便等于一百四十岁，于是有所感触而写下这些话。

译舜把放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旧的鞋子，下降到市井之人，却为一丝一毫的得失而悲喜。圣人如孔子也不敢自居有德，说：“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合乎义的事却不能迁移去实行，不善的地方不能改正，这些是我的忧虑。”又说：“我还有什么呢？”又说：“我还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件。”再往下到鄙陋的儒生，只凭片言只技，便以为天下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偶然在一句话、一首诗中稍有所得，就沾沾自喜，骄矜夸耀显现在神色和言语中。禹有平治土地、使天下太平的功劳，却不夸耀、不自负，珍惜一寸光阴，并且恭敬接受正确的言论。再往下到庸人，投递书信、呈献奏状，到官府辩论诉讼，说：“我在某任上兴修水利，我在某任上建立学校，我在某任上劝导农桑，我在某任上增加户口。”丙吉抱养宣帝，保全他的性命，教他读书，使他最终登上九五之位、中兴汉室，却始终闭口不谈。如今的人对别人有一顿饭的恩惠，便露出施恩的脸色，出言责备，期待得到百千倍的报答。杨太尉畏惧四知，下降到白天也敢攫取金钱的人。曹韩王平定江南时说：“办理江南事务回来。”下降到武夫悍将，却争论一支箭、一个等级的功劳，直到死也不停止申诉。范文正一天不做一两件善事，便认为自己有所亏欠，整夜不能入睡。再往下到污浊的官吏，一天不做三五件坏事，就像疾病在身上一样，也整夜不能入睡。这样比较起来，圣贤与愚人、不肖之人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哪里只是天地之别呢！然而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便在内心自我反省，所以把这些话大书写在座位右边，希望早晚起居、坐卧、饮食，乃至片刻之间的醒睡、短暂之间，都姑且用来警戒自己。虽然还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或许也不至于堕入下等愚人的道路。记诵、博辩、缀辑写作、铺陈夸张的学问容易，沉潜体察、深入造诣、自己领会的学问困难。学习圣人文章的文采容易，得到圣人纯粹的精神却困难。如今有人下笔数千言，完全不是自己的意思，不过是剽窃、拾取而已，把红色解释成赤色，把白色注释成素色罢了。文章一经过目便破碎陈腐，已经令人厌恶，又怎么能够流传长久呢？其中有些人勉强引用坚实的证据，使文辞艰涩，以此冒充古雅；故意使字词艰难，以此冒充深奥；但要寻找他的义理和主旨，却什么也没有。以至于文章的脉络气血支离破碎，彼此不能贯通。这种弊病大概都来自记诵和缀辑；对于自身的性情完全不加察看，对于自己刚柔邪正的状况，也不反省自己才智的敏捷或笨拙、贤能或愚昧。下笔议论性理时喋喋不休，到了治家睦族、结交朋友、应对事物、居官临政，却不知道用什么法则来守持自己；而对于评论人物得失、议论天下大事，却任意开口，冒然置身其中，这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自己的底细全都暴露出来，不够有见识的人一笑，却还自以为贤能，真可悲啊！太史公认为儒家一流的人，学问广博却少有要领，劳苦很多却功效很少。我认为这句话，是太史公当时受到风俗影响、沿袭旧习，对鄙陋儒生的弊病却没有觉察才说的。所谓学问，不过是记诵章句、训诂、注疏。圣人的经典说一句，解释却有百句；解释越多、越博杂，反而越不知道要领。终身劳苦，内心却一无所得，哪里有什么功效呢？这种弊病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存在，亲自接受圣人教诲的门人中，也有人没有领悟。所以孔子对子贡说：“你以为我是因为学得很多、记住很多的人吗？”又说：“君子所掌握的东西很多吗？并不多。”又说：“我想不说话。”又说：“君子不因言语而举用人。”又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又说：“所以我厌恶那些巧言佞说的人。”只有颜回、曾参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孔子用“克己复礼”的话告诫颜回，用“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通一切”的话告诫曾子。孟子说：“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说明，是为了反过来归结到简约的道理。”前代儒者接着解释说：“这是要反复说明，达到最简约的境地。不广博就不能寻求简约；不能简约，就无法知道要领。不能用一个道理贯通万事，就不能广泛应对而处置恰当。各种名物纷纷来到面前时，如果这颗心被迷乱，就没有办法处置。” 前代儒者见识明敏，评论几千年来古人的是非，没有不切合恰当的。可是到了实际行动时，却违背礼、违背道，甚至牺牲生命而自己还没有觉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智慧已经达到，而仁德不能守持的过失。这种实践、履行和涵养的功夫，不可不努力。所以说：“不沿着圣人的足迹实践，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堂奥。”认识人的智慧，如果物欲没有交杂在眼前、没有切身诱惑，行动起来却违背道，是因为物欲诱惑在前，胸中所学便分裂成两部分，全都成了外在的东西，不能适用于实际。古人的学问，是学习怎样做人；后人的学问，是学习怎样能说话。义理方面的言语，是最高的言语；能够实际应用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史传文章以及汉、六朝、唐、宋诸贤的诗文，并不是不好，只是能实际应用的少，不能实际应用的多；义理醇厚精粹的少，浮泛淫靡虚诞的多。学习的人应当详细选择，请拿《文选》《文粹》逐一比较，自然知道我的话并非妄说。如今做学问比不上古人，最大的弊病有五种：不能体认，不能履践，不能熟习，不能扩充，不能坚定。什么叫不能体认？圣人所有的东西，我也有；圣人能够做到的，我也能够做到。虽然能够这样说，却不知道把它当作自己本来具有的，于是即使下笔万言，也不过是拾取别人的涕唾罢了。既然没有自己领会，仔细比较起来，便只是腐朽的话、陈旧的话，模仿学人的说法；即使说得清新，也不过是移动字词、改变文句罢了，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连体察领会尚且做不到，履行、熟习、扩充、坚定，就更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了。内心有德，言语自然美好。心是一身的主宰、万事的君主；君主树立起来，万物自然随之而行。内心精纯专一，文章自然就会好，怎么会没有进步呢？学习有余力便做官，做官有余力便学习。傅说告诫高宗说：“从始至终都要以学问为常法。”如今的人没有学习便做官，做官以后又不学习，不仅败坏自己，还败坏别人。前代儒者说：“世上缺少良材，乡里没有良好风俗。”又说：“学问不能流传，一千年也没有真正的儒者；道不能实行，一百代也没有良好的政治。”难道会欺骗我吗？

译想要学习古人的言语，首先应当学习古人的德性和心术。没有古人的这种内心，却学习古人的技艺，越是劳苦，越不像古人。那么怎样才能认识古人的内心呢？可以根据他们显露在外的言语、文章和行为，知道他们的内心必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语。言语，是内心的声音。东坡谈论画竹时说，首先应当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子形象；拿起笔仔细观看，等到看见自己要画的竹子，就急忙起身跟随它的形态，挥笔直下，一直画到和眼中所见相合，就像兔子跃起、鹘鸟下扑，稍一迟疑，形象便消失了。我由此类推，凡是学习前人的文章、书法、绘画、功业、德行，都应当把古人的整体形象先存于胸中，和古人融为一体而没有间隔，这样才或许能够相似。所以韩文公也说：不能得到他的内心而只追逐他的遗迹，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达到高明境界。建立言论、书写文字，全在于确定意旨、振作气势。意旨高远，气势正大刚直，那么文章和书法必定不同凡响。意旨和气势又从器量、见识中产生。器量宏大，见识高明；如果不读《论语》《孟子》和六经，不学习圣人，怎么能够充塞天地，使光明与日月相并呢？所以说：这种气，是和义与道相配合的；没有义与道，它就会萎缩。三代的学问，是学习写文章、讲辞藻吗？回答说：如果像今天的学生那样拿笔拿纸、接受题目、组织文辞，古人并不曾这样做。古人所做的，是诵诗读书，学习礼、通晓乐，以及学习射、御、书、数罢了。即便如此，像子夏门下的弟子，还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学习应对，就是练习言辞；学习进退，就是练习礼文。孔鲤经过庭院，孔子教导他学习《诗》，说：“不学习《诗》，就无法说话。”这不就是辞吗？学习礼，不就是文吗？孔子又说：“出使四方，如果不能独自应答，独自应答不就是辞吗？”又说：“言语方面，宰我、子贡最擅长；言语就是辞。”大概古人所说的文辞，是两件事：辞，就是言语应答；文，就是威仪进退，以及礼乐刑政、父子君臣、朋友宾主之间，显明可观、秩序井然的表现，这些都叫文，并不只是指文辞。后世把辞语指作文章，这是错误的。子游、子夏所学的文学，难道是今天所谓的文学吗？古人学习辞，开始于应答，中间学习《诗》，最后达到独自应对；这种先后次序，都是先培养德性，广泛了解古今，明白义理，以使言辞精当。如今的学习既不培养德性，也不广博了解古今，又不明白义理，今天入学，明天就给纸笔，让他组织辞句作文，难道合乎道理吗？所以即使是老教师、老儒生，动笔写下数千言，能够不违背义理、精粹而值得采纳的，又有几个人呢？这大概也是因为丧失了根本。在科举制度确立以前，还有讲解经书、阅读史书的学问。科举制度确立以后，文章只讲求节略、散括，不再讲解完整的经书，所以文辞越来越鄙陋。杜子美斟酌字词、锤炼句子的地方，后人无法达到，是因为他的义理精妙绝伦；除了这个字，再也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字。例如“身轻一鸟过”，除了“过”字，其余任何字都不能替代。仔细看杜诗，凡是关键处用字的地方，都是这样。至于“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那是涉及雕琢、镂饰的写法，不可以学习。文章固然需要字字安排得当，使元气不致破裂；如果只求字句工巧，便只会显出琐碎。碑志已经用散文叙述这个人的一生，一件事、一句话无不详尽，为什么又用铭诗来扰乱它呢？这正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先叙说事情，必定又引用诗来歌咏它。因为言语不足以完全表达，于是用嗟叹和歌咏来表达；人读它时，在吟咏之间，意味便更加显现。然而善于写铭诗的人，不重复散文叙述中的话，另出新意，文辞宏伟，音韵铿锵，褒美赞誉强烈恳切，这才叫铭诗。近世范文正公所作《狄梁公碑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否则便只是重复累赘，用押韵的语句歌咏概括一番罢了。文章辞笔，是儒者最末等的事情。如今的学者尚且不能把它做好，何况心性之学呢？一动笔就写下千万言，却不知道文章荒芜污秽、陈旧庸俗，是因为苦于没有一个字从自己的心肺中流出，真正只是道听途说。所以有人从旁观看，戏谑他们说：“问起来不知道，使出来却不错。”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既然不知道，怎么能不错呢？最重要的是作文的方法：说明义理，要叙述义理和事情。言语、威仪、文章、政事，都是心性在外部的显现。所以穷究义理、守持简约、涵养气质、竭尽本心，是做学问的根本。所以说：“和顺之气积聚在内，英华自然发露于外。”也有人不致力于实际学问，却矫饰虚伪、粉饰欺诈，能够在言语和威仪上表现得很好。所以逐一比较起来，终究不醇厚、不完整。道听途说的状态，必定无法掩饰。建立言论时使用故事作比喻和证明，是因为学问不足、才力短浅，义理不够精明。读《论语》《孟子》和六经，里面没有一句话使用故事。在唐尧、虞舜以前，没有可以引用的故事，也没有可以借用的前人言论；立言的人只是直接从各类事物的义理中发言。至于孟子引用《诗经》《尚书》，并不是他的意思不明白、自己的话说得不工整，而是像在说明人性本善之后，接着引用尧舜，再用有韵的古语来充实它，通过吟咏讽诵，帮助人产生喜爱善、憎恶恶的兴发寄托。况且立言就像传神写照、称述情状，应当忠实于事实并加以描绘。画张三的面孔，却要求画出李四的容貌；如果说这是画李四，尚且可以，那么说这是画张三，可以吗？凡是阅读别人的文章，不要妄自产生憎恶或喜爱。憎恶它，就会看不见它的优点；喜爱它，就会看不见它的缺点。不要因为对方是前辈便妄自产生敬畏，也不要因为对方是后辈便完全生出怠慢。敬畏时，就会把瑕疵当作精致，把浅近当作高远，把诡怪当作深奥；怠慢时，就会把用力写成斧凿痕迹，把分析义理说成卖弄聪明，把雄健豪迈说成荒唐。最初的念头一旦错误，鉴赏自然偏颇。大凡打开书卷，不要先看文章作者的姓字，应当平心静气，悬置成见，树立鉴别之镜。逐字阅读，逐段观察，直到读完全文，再照看开头和结尾，考察它的主旨，弄清它的大义和曲折，观察它的文采，了解它的实际用途，体会作者的气质禀赋和为人，然后再评定它的优劣高下。这样做，不仅能够培养忠厚和平的气象，也可以提高精明地善于写作和辨析的功夫，或许就符合季札观乐所体现的审美，也符合孟子诵诗读书、由文章了解作者的说法。那么，《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我曾看见如今的人诵读自己的文章，便清声吟咏、高声朗诵，妄自夸耀；读别人的文章，却吹毛求疵，故意作出声调语气。唉！这不仅因为轻薄而丧失德行，而且自欺自蔽，使自己的浅陋、鄙俗、狭隘更加隐藏起来，实在可惜。

译大丈夫生在世上，必须凭三件事立身：一是立德，二是立功，三是立言。践履人的本性、顺循天性，取法上天、建立天下准则，不说话而使人信服，不行动而使功业显明，成为万世天性、人心、天理、人伦的标准，这叫立德。明察天道，平治水土，正定万物的名称，创制制度、建立法令，礼乐刑政足以成为万世的准绳，这叫立功。至于平定一时的动乱，使一世处于安宁，忠于君主、庇护百姓、显扬父母、恩泽后代，也属于立功的次等形式。删定《诗经》，整理《尚书》，编定《周易》，作《春秋》，撰写七篇之书，这叫立言。古人能够完备这三件事的，君主有伏羲、尧、舜、禹、汤、文、武；臣子有稷、契、皋陶、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孔子、孟子、曾子、子思。三代以后直到今天，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有人得到其中一项而丢弃另外两项，有人在两项上较长而在一项上较短，不能像这些圣贤那样集大成。若从大小、厚薄来说，又哪里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巍巍荡荡、光辉灿烂，与天地日月争光呢？对于这三件事不立志，也不过是有人的形体罢了。他的内心则无所不至，没有什么是不忍做的，甚至还不如禽兽。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做禽兽也不会做的事情，那么人道就断绝了。世人的文章、政事、节操、行为和事业之所以不高明，是因为不能以古人为友，只把同时代的人当作榜样。孟子说：“天下的善士，便和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还认为不够，又进一步评论古人。”所以孔子以文王、周公为老师，孟子以孔子为老师。因此濂溪说：“圣人以天为希望。”这大概出自孔子所说的“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文王则是“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成汤则是“圣明恭敬的品德日益提高”；周公则是“思考着兼取三王之道”。如今的人既不能以天为目标，又不能以圣人为目标，也不能以贤人为目标，却把低下的境界当作高处，自以为是，真可叹啊。《学记》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不学习，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不足呢？圣人已经竭尽眼力观察事物，接着便用规矩准绳来规范；已经竭尽耳力听察，接着便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已经竭尽心思考察，接着便施行不忍让人受苦的政治。规矩准绳，是思虑周详、观察精密的结果，是方圆平直的最高标准；圣人自己制定它，又自己遵守它，遇到事情拿着器具测量，谨慎畏惧，还担心有所差错。唉！圣人的声音成为音律，圣人的身体成为尺度，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达到至方至圆的境界，实在太难了，怎么可以苟且呢？后世的人既没有圣人的心思，也没有圣人的律度，事情来到、事物出现，便泛泛应付、随意处置；还要在这上面卖弄聪明、炫耀技巧，想让人无法测度自己，脱离平直方圆的标准而另出新意。智慧越巧，方法越疏漏，事情也就越混乱。贾谊的政事之学，是平日积累的学问。各诸侯王的强弱，风俗的厚薄，夷夏之间的权衡，直到教育太子、驾驭群臣，以及汉朝政治的优劣，他都平时听在耳中、明察于眼前，熟思于心中。他采取措施、安排政事，像称量锱铢那样精细比较，知道这样做有利，这样做有害，如同四时昼夜的变化必然如此。所以一旦在轩陛之前应答皇帝，便能把这些事情熟练地逐项陈说，没有一点疏漏。古人的学问就是这样罢了。《礼经》也说：“说话事先准备好就不会困窘，做事事先准备好就不会困难。”韩信分析项王，后来对高祖所说的功业果然如他所料，难道是草率随意地应答吗？萧何进入关中时，其他人都只顾着搜取金银财宝，只有他收集秦朝的图籍，从而了解天下的险要、户口的多寡、仓廪的充实或空虚。这也是抓住大的方面而忘记小的方面。诸葛孔明隐居隆中时，刘备与他一席谈话，后来三分天下的形势始终没有改变，这些都是平日积累的学问。近世能够具有这种学问的，是三苏父子。如今的儒者，平日无事时，致力于笔墨和博学，广泛听闻并深入研究古代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可是到了当代的切要事务，却安然不问，闭塞得一无所闻；户口的多寡，政治的优劣，国家形势的根本和末节，竟然没有一样知道。一旦凭借虚名受到宠爱征召，在皇帝面前议论时，只会拾取旧书中的陈编，捡来腐烂的话语，枝蔓分离、浩大散漫，用到今天的事情上，没有一句可以实际采用。唉！儒生俗士，哪里懂得时务呢？这话说得真好啊！世道变化，已经衰落到很低的程度了。三代的时代，平民不议论政事，做士人的难道还能在其中存有私心吗？不过修养自己的天爵罢了。人活在世上，遇到乱世，不幸的事情也有很多。贫贱不在其中；看不见文明礼乐的明盛、衣冠人物的美好，是第一种不幸；不知道教育培养的方法，是第二种；每天和浇薄的风气、浅薄的习俗以及腐儒鄙吏同处，是第三种；时常被乡里小人侵凌，是第四种。耳中听到、眼中看到的违背天理、悖逆人伦的事情，纷纷杂杂，又多得无法记载。皮衣、葛衣和饮食，难道是没有用的东西吗？不渴却饮水，不饿却进食，夏天穿皮衣、冬天穿葛衣，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危害。因为皮衣、葛衣和饮食可能造成危害，就说它们本身有害，可以吗？不知道时机、不能善加使用，才是罪过。道德、仁义、礼乐，是人一生每天都要使用的东西，片刻也不能离开。儒生俗士向当时的君主进言，如果不能深刻了解君主的德性，不知道仁义礼乐的实际情状，又不能衡量体用与时局的治乱缓急，我不是仁义礼乐，就不在君王面前谈论，以至于彼此抵触、格格不入而不能被接受，这就是最不善于进谏。君主施政，无非是仁义。善于进谏的人，顺着君主的内心、形势和事情，开导、启发、诱导，使君主心意理解领会，就像及时雨滋润万物，油然生长，怡然欢悦顺遂，默默地与人的本心相合。像孟子回答齐宣王喜好女色、喜好货物，以及齐宣王问用羊换牛的事情，不就是善于进谏吗？后世的谏臣昏昧而不知道这些，不知道顺着事情从旁引导、从窗口纳入规谏，却冒犯君颜、直言逆耳，事情尚未发生便强行聒噪，像把水泼到石头上。君主听后心平气和，就认为这种话迂腐空泛；稍有违逆，就发怒斥骂、弃置斥退，把它看作老生常谈。使仁义礼乐遭受祸害的，都是这些人的过错。

译保全自身、通达天命，是常说的话。看起来似乎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遍观古人，在这句话上无愧的人，十人中也没有两三人。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学习对象，是学习方向正确；不是这样的朋友就不结交，不是这样的君主就不去做官，是出仕方式正确。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私利；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用尧舜之道来辅佐君主，用伊尹、周公来要求自己。实行方式正确，功业也就完成了。礼貌还没有衰减，言语能够被听取，计策能够被采纳；自己还没有老，便告老还乡、退休，这是终身结局正确。能够做到这四点而不失其正，所谓善始善终，才可以称为保全自身、通达天命。古人能够完全做到这四点的，从三代到汉，经过唐而直到宋，逐一比较，哪里容易找到呢？四种德行中，最难的是退处，因为要依据义理而得到正确的死亡结局。近来看胡致堂《读史管见》，对于杨震、李固、颜鲁公、陆宣公、李文饶之死，不能不稍有遗憾。将来应当把古文中四方面都正确完备的人汇集起来，另编一录；或者四项中得到两三项，开始虽不够完善而最终能够得到善终的人，编为一录，用来作为后人的鉴戒。世人见到权贵，没有不畏惧震慑的，他们的气势为什么会完全消失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权贵有所仰慕和希求。内心先这样想：“他能够使我显贵，使我富裕，使我卑贱，使我生存，使我死亡，使我得福；我怎么敢不怕他呢？”唉！想得多么糊涂啊！却不知道，他使我祸福贵贱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自己有才能，便得到富贵；自己有善行美德，便得到福分；没有才能、没有德行、没有善行，贫贱灾祸就随之而来。有才能有德行，就不必谄媚屈伏；没有才能没有德行，谄媚屈伏也没有益处。富贵贫贱取决于自己有无才能，谄媚屈伏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知道，一旦欲望之心开启，正气自然消失，刚正英伟的志向便淡漠得所剩无几。所以孔子说：“人一有欲望，哪里还能刚强？”即便如此，近世的权贵也特别把富贵施给谄媚、屈伏、无行的人，所以祸福的道理，说给人听也没有人相信；但君子仍然守持它而不改变，不因一时的得失而使内心受到牵累。创办草创之事容易，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却困难。给极度饥饿的人进食，他会把糠粃当作美味；给饱食的人进食，他会把八珍当作平常食物；把药方投给危重病人，容易被接受；把药献给尚未患病的人，反而会受到讥笑。这是事物的规律和人情的必然。所以事物有美有恶，人才却没有绝对的厚薄；珍贵产生于急切需要，卑贱产生于没有用途。因此士人的困穷与显达，取决于上位者是否求取下位者；被任用，是因为上位者有所求；被弃置，是因为卑下者去求取高贵者。然而古代进言、献策的人，也都得到荣宠和礼遇，例如主父偃这类人，汉武帝遗憾相见太晚；马周的言论早晨送入，晚上便被召见，使者接连不断。假如这些人闭口不言、隐居不出，不自己陈述并效力，谁能知道他们呢？也终究会老死而成为废弃之人。难道才能的言论可以由自己决定吗？只是要看进言才能究竟怎样罢了。如果果真贤能，到哪里都会被采用。唉，这只是看到了他们被采用的表面现象，却没有追究他们所以被采用的根源。假使汉武帝、唐太宗本来没有求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求治理国家的心，求取人才而没有唯恐得不到的志向，即使有成百上千个主父偃、马周在他们身边喋喋不休，又能做什么呢？汉武帝喜好神仙方士，所以这类人得到进用；汉武帝喜好开拓边疆，所以有智谋勇气的人得到进用；汉武帝悔悟过失，重视养民务农的方法，所以这类建议得到进用；汉武帝喜好辞章文采，所以擅长这方面的人得到进用。魏征是贤能的宰相，尤其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即使如此，高丽之征仍然是太宗心意所不能停止的。臣下向君主进献技艺，就像各种工匠带着技艺，因君主求取而进献，可以这样；从来没有君主不求取，臣下却污浊卑屈地登门乞求接纳，强行推销自己的。古人中领悟这个道理的，只有张子房能够做到。没有汉高祖询问或谋划，张子房却急切地预先向他进言的事情；偶尔有未被询问而先行进言的，也一定是估量到汉高祖心中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将要做这样的事情，知道劝谏必能被接受、谋略必能契合，然后才开口。进言的道理，哪里只是君臣之间如此？老师对于弟子，主要责任是教诲；尚且要等弟子不愤懑求通、不苦思求解，就不启发、不指明；对于不可以和他谈论的人，也不使自己陷入失言，这些原则难道可以改变吗？那么所谓“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触犯君主也不隐瞒”，是圣人教导大臣的正当道理。我所论说的，是告诫那些地位低下却言辞高亢、急于自我推销、在尚未取得信任时便进谏的人；即使贤如子房，也不免有揣摩君意的习气。扰乱政治的事情有一百种，追究它的根源，不过是任用小人。小人得志，便施展奸邪的手段；而小人得志又不出于迎合君主的欲望。君主内心甘愿被小人迷惑，以至于覆灭宗族、断绝祭祀还不悔悟，是因为敬畏之心消亡，怠惰放纵之心炽盛。这就是孟子为什么急切地要匡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尧、舜、禹、汤、文、武自我持守，皋陶、龙、稷、契匡正辅佐，无不以敬慎为根本。奸人毁坏天下，可以说是愚蠢至极了。推究他们存心逢迎、引导、迎合，不过是想得到君上的宠爱，借此取得富贵罢了。却不知道臣子拥有国家，就像鱼儿得到水一样；水干了，鱼儿还能活吗？国家既然毁坏了，自身还能得到富贵吗？李斯、赵高逢迎媚事秦二世，最终自身被杀，宗族被夷灭，家与国一同灭亡，不是极其愚蠢又是什么？有智慧的人难道肯这样做吗？正人端士的道路，他们的子弟遵从它，就会孝悌忠信；国君遵从它，就会安定、富足、尊贵、荣耀。然而能够遵从的人很少，却乐意与奸人走同一条路、接踵而行，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利益，以导致灭亡的事情为乐，这又是愚蠢中的愚蠢了。自古以来的小人，凭什么能够得志？因为迎合君上的欲望。君子凭什么失意？因为压抑、违逆君上的心意。亲狎的人容易亲近，严肃的人容易疏远。以汲黯整肃衣冠表示恭敬，最终却老死于淮南，正可以作为明白的验证。如果稍有一丝一毫的过失，就不能得到善终了。陆宣公的言论，裴延龄曲折地切中了其中的弊病，千年以后，使人读来无不咬牙切齿、扼腕叹息，想要纠正并治他的罪。唐德宗亲眼看见裴延龄的罪恶，却全然没有动心，为什么呢？凡是裴延龄所做的，都是唐德宗所想要的。裴延龄的罪恶越明显，唐德宗的心意就越受到压抑。

译既然如此，那么陆宣公的这篇奏疏，本来是出于忠肝义胆、痛恨邪恶、愤怒奸佞，而唐德宗读了它，不但不认为这是忠诚之言，他心里一定会说：“这难道不是揭露裴延龄的罪恶，同时彰显我的罪恶吗？”陆宣公被贬到忠州，难道能够避免吗？一个人的禀赋、见识，以及求学和做事的方式，便可以预知他一生的祸福。柳子厚非难《国语》，认为礼乐是空洞的器物，认为天下与自己没有关系，认为人的举止威仪不足以用来预知祸福。仅凭这三点，即使柳子厚不因贬谪而死，也一定不得善终。圣人观察人，没有比言语和威仪更优先的了。子路行为刚强，孔子便以他不得善终来警戒他。盆成括略有才气，却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孟子便以他必然死亡来警戒他。老子说，强横刚暴的人不得善终，难道是虚妄之言吗？难道是没有缘故而妄加给人祸患吗？人和天地并列为三才；假如上天之下没有人，豺狼虎豹遍布中原，灌木荒草堵塞四方天地，那么天地也不能各安其位了。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的陈列，上帝于是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这句话，孔子为什么把它确定下来写在《尚书》中？《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仪。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生长，这难道是空洞的器物吗？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移风易俗，后来又用它来教导胄子。圣人用礼乐来成就人的德性。柳子厚的见解竟然如此，难道不是错误的吗？人的资质禀赋，大多庸俗低下，反而把遵循义理当作不快乐，把仁义当作束缚，所以喜欢阿谀奸佞，亲近小人，终于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利益，以导致灭亡的事情为乐，直到最后也不悔改。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这就是疏广、疏受辞去汉元帝而远离祸患的原因。中等人的资质安于苟且，习惯于小有成就；凭汉文帝那样的贤明，也仅仅能够做到慈爱和节俭罢了，不能使当世达到三代的盛隆，反而养成了七国之乱的祸患，遗留给子孙。人的见识、志向和趣味，天赋分限既然确定，实在难以改变；狭小的不能使它变得广大，短近的不能使它变得深远。士大夫闲居时不喜欢读书，却喜欢把博弈、放猪、奴仆般的游戏当作乐事，这大概是因为把读书看作苦事，把博弈看作乐事。穿戴衣冠时是士大夫，观察其志趣时却只是放猪的奴仆罢了。做官的人不以施行政务、建立功业、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乐，却每天与优伶、女妓以酒色声乐为娱乐；他们的地位是卿相，志趣却如伶伦。唐庄宗身居九五之尊，甘愿混杂在群优之中，甚至被打耳光还觉得高兴，不以为耻，这就是天赋分限低下凡庸。善于观察人的人，观察其志向趋向和所作所为，就可以预知他的吉凶祸福。晋武帝的所作所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寻常事情，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所以羊叔子预先看出晋武帝容易满足、容易自满，便说：“平定吴国之后，才是劳烦圣上思虑的时候。”马援见到公孙述，出来后说：“区区只知修饰外表，就像木偶人的形状；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真是了解人啊！假使公孙述的见识、知识和才干气量在于统一天下，那么即使不吐哺而出、奔走迎接，也会解衣露冠、坐着迎接了。凡是沉溺于细小的娱乐而不谋求大的恩惠，只满足于私人的小聪明而不追求长远谋略的，都是天赋分限使他如此，而没有办法改变。把科举、诗赋当作文章，把儒学当作学问；把能够胜任一项官职、办理米盐等琐碎事务、处理文书并按期防察、折服并审理民间诉讼当作事业；把品行在一乡之中略有可比、略尽孝义、略守廉洁当作德行。这就是如今人的最高境界。近来连这三项也几乎不挂在嘴上了，父母不拿这些要求子弟，君长不拿这些要求臣下，师友也早已虚有其位了。万物之中能够成为人，是第一种幸运；亿万人之中能够成为男子，是第二种幸运；亿万男子之中能够遇到贤明的父兄，是第三种幸运；一生百年之中能够遇到太平盛世，是第四种幸运；父兄教他读书，是第五种幸运；耳聪目明，学习而能够明白，是第六种幸运；不被兵役、农征驱使逼迫，是第七种幸运；不受寒冷和饥饿之苦，是第八种幸运；有岁廪、月给，又使他处在编民之上，是第九种幸运。九种幸运都具备的人，四海之内有多少呢？享有这九种幸运，却不知道自己的福分，不努力学习，不居于仁、行于义，不把成就自己、恩泽百姓、忠于君主、效力国家作为心愿，只贪求高官厚禄，只致力于荒淫怠惰，违背德行的凶祸，恐怕就不会远了。金朝灭亡后，举子到殿廷，免除本人杂役；我朝则全免一家人的差发，并延及子孙，恩典没有比这更厚重的了。推究国家施加这种恩典的原因，可以说，国家的四民之中：工匠掌握技艺来供给劳役，农民出产粟麦、布帛来供给经费，商人调剂有无，以有余补不足，他们用来侍奉君上的，不过如此罢了。至于谋划君主之道体，参与国家政论，向上辅佐天子，奉行上天之恩、使百姓得到恩惠，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在下使万物各得其宜的，只有士人能够做到。没有君子，就无法治理百姓；如果不对士人加以优待抚恤，使他们和编民一样劳苦，不能竭尽力量求学，诵读研习先王的教诲，深入探究二帝三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那么他们也会从事农、工、商、贾。即使使万方臣服、占有四海，但对于政治纲纪，又由谁来建立和确立呢？维持礼乐教化，发布并执行赏罚命令，又由谁来宣布奉行呢？所以士人不可不加以培养。上面对士人的养育，恩典和礼遇隆盛；做士人的却不知道感恩戴德，不尽心尽力于明习经义、修养德行、扩充才干、完成学业，以等待上面的任用，不仅辜负了覆育之恩，反而甘愿自我放弃，不做君子而愿做无用的编民，连农、工、商、贾都不如。何况还要做人之师，成为后进取法的模范；不能成为范式和榜样，难道不应当在内心感到惭愧吗？凡是列于士人行列的，都应当穷究经书、阅读史书，白天讲习、夜晚温习，把古人的大学之道当作实学，熟练掌握《四书》，努力学习《诗》《书》《春秋》《易》《礼》《书》《乐》；出言就应当有益于政治，任职就应当能够办成事情、建立功业，这就是士人的职责。这是朝廷对士人的期望。懂得这一点，就懂得应当学习什么了。一定要等别人勉励，奉命才去学习，不是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