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苑集卷五

译册封蜀王妃的文书。维，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这样说：大力建立亲属关系，是为了敦厚宗族、巩固根本；明察慎重地选取婚配，是为了厚待区别、繁衍宗嗣。这实在是人伦的开端、王道教化的起点。朕遵循先王的谋训，确实寻求贤淑明哲之人。贤德之人必有相应的仪表，在美好的门第中凝聚祥庆；婚姻不失亲近，也能使亲戚乡里增添光彩。因此某官驸马都尉田择交第若干女，天生柔顺惠美，熟知礼法，容貌德行纯正完备，美名孝顺和睦，可以配成美好的婚姻，辅成乐善之德。所以派某官某持节，册命为蜀王妃。唉！要恭敬啊！备办礼仪以尊崇你们的美好结合，使你出身名门而居于王妃爵位。没有义理和诚信，关系就不能坚固；没有温和顺从，亲情就不能亲密。能够恭敬而不懈怠，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朕的话一定兑现，怎能不谨慎呢？册封杞王妃的文书。维，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派某官持节，册命某官窦兟第若干女为杞王妃。说：‘啊！以礼举行大婚，是为了尊崇继承人，是人伦教化的根本。诗经说淑女配君子，这是王道教化的纲要。大概率先使人形成风俗，要由内而外；难道能不选取美好的配偶来巩固磐石般的根本，不整治闺门来治理家庭和国家吗？详细寻求实在困难，历时选取已经很久；如今所选之人，出自旧日婚姻关系。她禀受天地和顺之气，礼乐成于家法，妇德明美，恭敬奉行保姆的教诲；能够发扬《鹊巢》所表现的婚姻规范，符合《麟趾》所赞美的美德。应当恭敬承受这美好的婚礼，谨慎遵循宫内教化，使内心淑善谨慎，永远不要有所改变。唉！怎能不谨慎呢？’ 向昊天上帝告谢的册文。维，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继承天命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昊天上帝。回顾朕浅陋昏昧，不能彰明治道，却承受上天厚重的眷命，使朕成为神明的主持者。朕常常害怕获罪于天地上下，以致把灾祸播及百姓，因此早晚兢兢业业，恭敬畏惧。居帝位五年，德行的馨香毫无听闻，皇天之灵也不降临享用。于是大为警醒，承受深重忧患，辗转播荡，经历超过三时。实在担心烈祖的光辉坠落而不能发扬，侧身自省过错，希望补救将来。上帝顾念眷怀，诱导朕内心悔过而停止灾祸，铲除凶恶暴虐，洗雪人神的愤恨羞耻。旧有的基业没有改变，神明的心意焕然一新。这实在是九庙留下的福泽，是万民所承受的福气。以朕的罪责，怎能解脱呢？近来正逢寇乱忧患，久久耽搁告谢礼仪。如今近郊刚刚平定，冬至正值其时，谨用玉帛、牺牲、黍稷等各种祭品，希望凭借燔燎之礼，恭敬献上至诚。太祖景皇帝配享神位，主持祭祀，尚请享用。向玄宗庙告谢的祭文。维，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孙、继承皇位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皇曾祖考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献皇后杨氏。臣冒昧承受圣明帝统，得以主持国家大器，害怕德行不能继承先祖，内心无所安宁；责任重大而道路悠远，终于造成倾覆，京城发生变故，使神明和百姓都无所依归。臣怀抱长远谋划，不敢自行放弃，忍受羞耻、含着愤恨，直到重新戴天覆地。幸而依赖烈祖遗留下来的恩泽，深深感动人心，人心有所归向，天意也确实顺应。于是朕这个小子凭借宗庙积累的福庆，再次收复镐京。对于臣的过错，哪里能说有所补救？岂敢自行遮掩，以加重罪责？近来因为寇贼还在郊外，祭祀礼物没有备办，久久耽搁告谢，内心一直战战兢兢。如今恭敬来到宗庙深宫，引述过失而请罪，谨用一元大牢、柔毛、刚鬛、明粢、香合、香萁、嘉蔬、醴齐等应时备办的祭品，恭敬举行庄严祭祀，尚请享用。向肃宗庙告谢的祭文。维，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孙、继承皇位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皇祖考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吴氏：臣继承先帝事业，却不能承担重任，百姓流离在下，政事失去中道，奸邪首领乘机在京城制造叛乱；播迁的罪责，实在是臣自己造成的，使宗庙震惊，长久缺少祭祀，外有忧患、内有惭愧，如同坠入深渊。朕激励自身，发誓立志，希望洗雪大耻，实在依赖圣祖中兴的事业，保全养育万民；恩泽深厚，福庆长远，流传福气给后代。所以天上悔改降下的灾祸，群凶都被诛杀。这不是臣浅陋昏昧的力量所能继承的。如今恭敬率领百官，来到宗庙庭院，谨用一元大武、柔毛、刚鬛、明粢、香萁、嘉荐、嘉蔬、醴齐等备办的祭品，洁净诚意，恭敬申述告谢，尚请享用。向代宗庙告谢的祭文。维，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继承皇位的皇帝臣谨敢明白告祭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先帝元大的德行广泛运行，光明重现而盛大事业得以延续，凭武力平定许多灾难，以仁德养育众生。先帝认为臣能够胜任，把大宝托付给臣；臣自己实在不肖，又两次遭遇播迁，使宗庙缺少享祭，亿万百姓没有依靠，对下辜负人心，对上辜负先帝的顾命。臣哪里敢爱惜自己败亡，即使苟全微薄的生命，也深怕社稷危急，增加九庙的惭愧。因此忍辱含耻，发誓立志，希望补救从前的羞辱。列位圣祖在天之灵，鉴察臣的精诚恳切，施加宏大的保佑，使臣得以继承大业。凶恶首领被消灭，京城如同往日。如今臣得以执持牺牲和圭币，再次来到宗庙庭院，感念仰慕而惭愧惶恐，仿佛无处安置。谨以【云云】陈述诚意，等待责罚，恭敬举行庄严祭祀，尚请享用。祭祀大禹庙的祭文。维，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派某官带着牢醴祭品，恭敬祭祀大禹之神灵。想大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智慧与造化相等，把万物从昏暗沉溺中拯救出来，在洪水中划分九州。治理开辟的功绩，至今仍依赖它。巍巍荡荡，没有什么名号足以完全称述。只是朕以微薄之身，屈辱地承受国家大宝；时代虽然不同于古今，道理难道会因幽明而有差别吗？即使依靠圣人遗留下来的福泽，实在不敢说能够继承，却在勤劳百姓、勉励自身方面，私下有所希望。到如今八年，治道仍然昏昧，灾气郁结，降下成为凶灾。国家没有隔夜储粮，田野有饿死的人。对上愧对明哲圣王，对下惭愧于百姓，早晚忧惧，如同踏在深泉幽谷之上。所依赖的是漕运，用来救济困穷。底柱之间，河流迅疾激荡，船只经过，极少能够保全。因此命令工匠凿山开路，避开险处而走平易之地，以安全的水道代替危险的道路。哀哀的百姓，正等待这项工程以求得救济。仰望祈求神灵在幽冥中相助，使宏大功业得以完成；以克尽诚意来奉享神灵，希望借此报答精诚之意。

译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皇帝这样说：听说上古最能达到治道的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理天下，不刻意治理而人民自行受到教化，不劳心劳力而事情自然成功。星辰运行有轨道，风雨按时顺遂，那种境界遥远得似乎无法继承，究竟施行了什么才能达到如此地步呢？夏、商、周三代以来，制度制作日益广泛，辨别文质变化，彰明利害所在；用刑罚威慑，用礼仪引导，使风俗厚重却越来越趋于浅薄，防范人民却使他们更加苟且。难道淳厚变得浇薄必定取决于时代吗？为什么圣贤间或出现，却没有人振救这种局面呢？朕恭敬承受历代圣王的事业，冒昧居于万民之上，兢兢业业、不断自励，仿佛唯恐失坠；忧虑治理各项事务，早晚警惕奋勉，永远思考前代君王的典章谋略，把它们作为法式、作为准则。朕以大禹为师而崇尚节俭，以高宗为法而求取贤才；兴行夏启讨伐的事业，施行周文王惩罚的办法；表彰孝悌，举荐敢于直言的人，赡养高年老人，敦促根本产业，平均徭役赋税，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振作精神，勤勉不懈，努力也已经很至极了。然而浮华奢靡仍未革除，治理教化仍未推行，暴乱仍未惩治，奸邪侵犯仍未停止；五教仍然郁滞，七种贤臣还没有达到；乡党废弃了尊尚年长者的礼仪，百姓没有安居乐业的志向；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而私人家庭更加贫困，廉察官日益增多而吏治却更加泛滥。难道是朕不明智吗？为什么古今的事情相同，而成败得失的效果却不同呢？我想革除从前的弊病，创立新的规章，使施行于事务时容易遵从，考察于文献时也有依据；现在把事情的始末详细陈述出来，准备举办实行，不要有人害怕烦琐而略去条目。近来阴阳失调，灾异频繁发生，接连多年干旱蝗灾，庄稼不能成熟。上天降下灾祸，必定有其中的缘故；屡次推究这些凶灾，过错究竟在哪里？《传》说：“时运不治，上天的惩罚常常是旱灾。” 又说：“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是气数中的常事。”这两种说法相互违背，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如今百姓没有储藏，国家没有粮食积蓄；我屡次召集卿士，询问谋略，甚至裁减领取冗余俸禄的人，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既然听到了好的意见，也已经依照施行。然而，停办废止之后，费用仍然很大；等到从江边运粮，路远来不及按期到达；想在关中搜求粮食，又会受到扰乱而没有收获。节省军粮，功臣会心怀怨恨；裁减吏员，许多士人又无所归依。我内心浩荡茫然，不知应当怎样渡过难关。诸位大夫蕴藏才识器略，通晓古今，符合我虚心求贤的意愿，森然列于朝班；请匡正我的寡陋昏昧，拯救时局的艰难灾患，尽情直言，不要有所隐瞒。策问“博通坟典、通达教化”科。皇帝这样说：“我承受祖宗的伟大功业，得以主宰国家，责任重大而地位尊重，害怕不能胜任。我想同贤士大夫共同使政治和道理得到治理，空出心胸等待贤才，侧身而坐以求人才。然而群臣议论纷纷，所见各不相同：有的拘泥于古义而不知变通，有的迎合时俗而不合经义。这样因循犹豫至今，已经七年了。国家制度多有缺失，我对此非常惭愧。”“如今诸位大夫博览熟习古代典籍，深明教化之道，才华出众而符合举荐，都来到朝廷。请极尽思考，精心研究，说明我尚未觉悟的道理。”“孔子整理礼乐，删定《诗》《书》，修订《春秋》，发扬《易》的道理。六经的教导，所崇尚的各不相同，难道学习者的修养实践也理应有所区别吗？还是圣人立意本来就有不同的宗旨和源流，施行于当时，哪一种应当在先、哪一种应当在后？考察它们所依据的道理，哪一种浅、哪一种深，差等次序如何，请指明其中的意义。”“知道根本，才可以通达变化；学习古代，是为了施行于今天。如今教导人，却不是这样。掌管礼乐的人陈列礼乐器物，却不知道其中的情意；学生诵读礼乐的文辞，却不把它用于实际事务。想使人不再迷惑，难道能够做到吗？”“将要革除从前的过失，当然有好的方法。尧、舜用义领导天下，家家都可以封爵；桀、纣用暴力领导天下，家家都可能被杀戮。” “既然如此，在上位者教化在下位者，就没有谁不服从；但三位仁者和四位凶人，却明显各自不同。‘有教无类’，难道是空话吗？”“制作音乐可以改变风俗，这是从古代典籍中听说的。最雅正的乐声必然淡泊，最完美的声音反而少有声响。魏文侯是诸侯国中的贤君，尚且说听乐时只怕睡着，何况那些流俗之人，难道能够被教化吗？”“将要使天地同享和谐，使灾异不再发生，使百姓大为改变，使奸邪不再萌发，应当施行什么、做些什么，才能达到这一境界？”“王者制定治理方法，必定根据时代，所以忠、敬、质、文相互更替，轮流补救弊病。夏、商、周三代，无不遵循这一点。自秦朝削除古法，汉朝杂用霸道，纷乱沉沦了千年，王道教化始终不能兴盛。”“国家承接周、隋遗留下来的局面，风俗还没有淳厚统一。居住都邑的人重利机巧而没有羞耻；耕种田亩的人质朴鄙野而近于愚钝。崇尚文饰，就会使浮薄风气更加增长；恢复质朴，又不能挽救他们的鄙陋风俗。建立教化的根本，究竟应当从哪里开始？”“自古以来的贤哲君王，只是交替采用三正；后来的术士，才说五运相生。既然以汉朝对应火行，那么周朝就是木德，礼制称说崇尚赤色，这些礼义的例证颇有违背。我长久思考这件事，却始终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九流学说的得失，历代兴亡的原因，王肃、郑玄认识道理的异同，《公羊传》《谷梁传》传经的优劣，都必须精心考察、深入研究，请用这些来充实我的空虚心怀。”

译策问“见识通晓韬略、能够担任将帅”科。皇帝这样说：“我远观古代典籍和诰命，详尽探求治理之道；夏、商、周三代之际，事迹灿然可考，未尝不是文治武功同时兴盛，农事与战争兼顾，所以平时能够粮食充足，行动时能够兵力充足。兵力充足就有威势，粮食充足就能稳固；有威势，暴乱便会止息；稳固，教化便能施行。治理国家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秦、汉以后，王者制度没有得到修治，选拔士人废弃了射箭、驾车的礼仪，教导人民没有了搜狩的礼制；从事战争的人不懂农事，致力于农业的人很少学习兵器和战事。于是文士和武士各异，农战之道分离；守备时缺乏粮食，出征时缺少士兵。经历了一千年，竟然没有能够恢复这种制度，难道是知道它的人太少，还是实行起来确实困难吗？”我对此思考得十分勤勉，想继承前人的事业；只是军旅之士长期服役戍守不得安宁，功勋已经很多，爵位官秩都很高，如果让他们从事农田，恐怕会引起怨言；如果仰赖官府供给，费用又不可胜计。由此户籍土地日益减少，田间年年荒废，稍有水旱灾害，粮仓军饷便全都枯竭。想使军人乐意回到农具之间，使儒者也通晓军事韬略，田野全部耕种，攻取必定胜利；诱导人这样做极其容易，那么应当采用什么办法？王者的军队，根本在于树立德行；兵家的方法，正致力于出奇制胜。德行凭诚信而成，奇谋凭欺诈而胜，道理彼此相反，应当听从哪一方面？” 宋襄公排列好阵势才交战而导致军队失败，这是鲁国史策所称许的；韩信解开囊袋来推测敌情，因此得到汉朝的尊重。既然如此，丧失国家、死亡自身，难道是霸王之道吗？冒着危险、乘人危困，也不是仁义之心所应当做的。请讨论这些事以确定褒贬：人数众少不能相敌，取得胜利必定要靠谋略；乐毅攻下齐国，孙武击破楚国，魏武帝的胜利，袁绍、宋高祖的灭亡，以及姚▯成败的原因，都请详尽陈述始末。古人说：‘诛伐之事不能在天下永远停止。’又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采用两个极端。’这其中难道有什么深远的防范意义吗？张良编排兵法，任宏评论、编纂军书，请指明其中的异同，详细记录书名、人名；希望听到你们的商榷，选择正确的意见施行。” 答宰臣请求停止大礼表。我因失德招致寇乱，两次经历播迁，郊庙缺少主祭之人，禋祀长期荒废，感愤积聚在内心，忧虑惭愧显露在外。日月流逝，只希望有所补救先前的修治；幸赖天地降下福佑，祖宗积储福庆，再次更新大命，恭敬地恢复皇都。从秋天进入冬天，已经更换了时令。由于内心感动而想举行祭享，却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孝思；公卿们上表进言，劝我准备都城内外所需的礼物，又借诵读讽谏来劝我不要劳民。礼仪将等待他年举行，卜问也不应先于近日。我长久怀抱感念仰慕之情，内心实在不能安宁。即使好的意见难以再次违背，但这份至诚之心也难以抑制；应当同群臣商议防范，再选择临近的日期，不要因循拖延而增加我的不德。” 答百官请求停止大礼表。我两次经历播迁，长期荒废禋祀，不只是感受到霜露之情，实在还留下了失坠祖业的忧虑。幸赖先祖恩泽仍在人间，上帝也在护佑我，终于平定大难，再次恢复旧京。我的失德，不是说能够轻易补救的；我很快就想向宗庙请罪，向郊丘表达敬意。由于群臣的情意，只好等到新年。如今已经洗涤祭牲、择定吉日，刚好到了近期；我斋戒内心，长久思念，天明后也不能入睡。忽然看到你们送来的表章，实在深感惊讶。虽然你们周全考虑的诚意值得嘉许，但确实违背了恭敬侍奉上天的本意。我的意志已经先行确定，一定要实行，因此拒绝你们的表章。” 答百官请求停止大礼第二表。国家的大事，首先在于祭祀典礼，应当严肃奉行，以表达最大的诚意。何况如今我心中所怀抱的，又不同于平日：不能继承守护祖宗基业，以致寇戎攻陷国都，京城震惊；幸赖园寝得到元祐庇佑，又继续获得宏大的福佑。我播迁三时，长期亏缺禋祀之礼；回归将近半年，还没有表达告谢的诚意，感伤惭愧积聚在内心，仿佛坠入深泉幽谷，只能坐着等待天明，盼望等到上春，希望天地神祇能够享用我的精诚。为什么股肱卿士还坚持疑虑和谋议？出征时来不及告辞，入京后又废止朝献，面对无边无际的思慕之情，我怎能安心自处？你们应当洁净自己的诚意，恭敬地完成所奉行的礼仪，以符合我的恳切心意，不要再频繁烦扰。” 答百官请求停止大礼第三表。三省送来的表章，我深深体察你们的诚意，明白其中所陈孝敬的大道理和关于安危的上策，只能恭敬地遵从这些美意。难道我心里没有感念吗？长久思考此事，确实也难以抑制。进退之间惭愧而戒惧，不知应当如何裁决。半夜起身穿衣，吃饭时忘记进食。况且修治祭祀之事，贵在专心精诚；如果没有至诚之心，就等于没有祭祀。如今日期刚刚临近，应当整饬清洁敬慎之心，但舆论纷纷，仍然坚持异同之论。礼仪既然不能严肃奉行，孝思又如何能够表达？我用义理制约自己的内心，勉强依从你们的请求。再次想到自己的不德，惭愧叹息实在深重。” 答百官祝贺利州连理木表。珍贵树木呈现祥瑞，确实符合神灵赐予的吉兆。但回顾自己德行不足，凭什么承受它呢？我听说人事不断修治，上天的福佑才会回应。如今凶恶的首领还在，战争正盛，残酷的旱灾妨害农业，飞蝗又伤害庄稼。既然罪咎的征兆还没有消除，哪里会有嘉祥再次降临？只希望公卿大夫共同匡正我的不足；看到这番称颂，更加感到惭愧。”},{ 答宰臣请求恢复御膳的表章 我曾阅读古代典谟，每每赞赏节俭的德行；爱惜百姓、节省费用，是我一向的心愿。何况经历大战之后，接着又遭荒年，军需和国计所需的资用全都空竭，凋敝的户口和疲惫的百姓，民脂民膏已经耗尽。使百姓陷入这种境地，过错实在在我；我内心忧虑惭愧，所以亲自减损膳食、贬抑自己的享受。如今凶恶的首领已经灭亡，粟麦也获得丰收，这都是祖宗降下的福佑，并不是我寡德薄能所致。何况京畿之内，饥饿而死的人尤其多；服役戍守的人，伤残还没有恢复。我勤勉地自我训诫，克制自己而增加修养，尚且害怕辱没守护祖宗宝图的责任，无法报答元祐之恩，哪里适宜贪图安逸来厚待自身呢？卿等诚心在于辅佐君主，顺成我的美意；但回顾自身德行空虚、才能不足，实在不应如此。答百官请求恢复御膳的表章 近来，大规模的劳役不断，教化还没有普遍施行，雨水也失去时令，虫蝗造成灾害。我认为消除灾祸、谢罪悔过，没有什么比修养诚意、节省费用更重要；爱护百姓，也一定要先从克制自己做起。顾念并惭愧自己的过失，亲自减少膳食，用来向下分担百姓的忧患，向上回应上天的警戒。至诚或许有所感应，吉祥的征兆终于到来，越冬麦将要成熟，元凶也已经消灭。庆幸之情深而自身德薄，警惕自励反而更加深切。忽然看到你们的表章，过分地称颂我；即使这是顺成我的美德，也应说这是由于诚心而且戒慎不忘。我想你们大概还没有明白我的志向和先前拒绝请求的心意，请深切体察这一点。

译《翰苑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七，唐陆贽撰写制诰【除授】任命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的制书 云雷交集而形成屯难，艰难时局的兴起，若不是山岳降下神灵，就不会产生良辅；若不是股肱之臣相互契合，也不能成就大功。所以高宗得到傅说，振兴了殷国；宣王任用吉甫，使周道重新光大。天宝末年，盗贼攻陷东都、西京，当时先臣子仪辅佐拥戴肃宗，平定祸乱，使华夏重新建立，直到今天仍依赖他的功劳。因此我这个小子得以继承伟大的基业，却不能承担重任，失守了祖宗的宗庙。上天保佑我唐，降生忠贞刚烈之臣，有一位社稷之臣，就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充神策军节度、鄜坊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华等州兵马副元帅、上柱国、合川郡王李晟。李晟沉着严肃而勇敢，坚贞明断而能决策；听闻国难便感愤，誓率军队出征，忠诚激发于内心，义烈显露在脸上。他从黄河以西跋涉万里来援，声势隆盛如雷霆奔腾，大盗惊惧。适逢皇室遭遇不幸，军队诱发奸乱，朝廷再次迁徙播荡，京郊震动；李晟却蓄养精锐、深挖营垒、巩固军队，谋求吞灭元凶，以义理团结诸军统帅，亲自穿戴铠甲，率先出发，把忠信布置为军队的声势，把义烈作为作战的武器，扫清灾气，重新安定皇都，宗庙于是安宁，天下因此太平，辅佐我振兴国运，这时才是功劳盛大。德行深厚的人应当承担崇高的职位，功业盛大的人应当得到厚重的报答。提升你为宰辅之首，位列上公，使众多政绩兴盛，并辅佐宣扬九歌；安抚百姓，恭敬地施行五教。用井田赋税来酬劳你，并把这些恩泽留给子孙，使你与国家同享休美，永远传播伟大的功烈。可任司徒兼中书令，仍赐实封一千户，其余一切照旧；等回到京城以后，由有关部门择日备办礼仪册命授官，向朝廷内外宣示，以彰显你的巨大功勋。任命萧复、刘从一、姜公辅为平章事的制书 宰辅的职责，以进献正确意见、纠正过失为要务；对内总理各种政绩，对外安抚四方夷狄，调和阴阳以成就一年的功业，辅佐化育万物以光大皇帝的事业。好比金器需要砥石磨砺，他们纠正我的过失；好比久旱需要甘霖，他们确实顺应民望。何况如今时局多难，更加迫切需要任用贤能。我无论早晚，未尝不反复思考，梦寐之间也怀念寻求贤才。道理所在之处，贤人难道会远吗？朝议大夫、守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帅统军长史、丰县开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复，禀性端正明达，见识精审敏锐，约束自己而弘大事物，操守方正而施用圆融。治理国家一定能表彰正理，才能所及之处很快就以直言进谏闻名；举动可以成为规范，立身不改变原则。守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帅判官、赐绯鱼袋刘从一，品行贞洁，文辞温厚恭敬，处事简约却适合实用；一定能通达事理、调和关系，遇事有所建树；持重而能决断，端谨诚实而有恒心，屡次接受委任，贡献很大。守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赐绯鱼袋姜公辅，心怀济世利物之志，观察事理一定能通达；掌管文书而进谏忠诚不退缩，谋划事情从开始便能预先定好；所行之道不屈不挠，智慧足以适应变化、通达变通。他们都可以参与辅佐国家的大政，光荣地承受众人的推举。兵乱尚未平定，希望你们筹划治理；都城和各地尚未安康，希望你们使其恢复安定。我一人有过错，你们就用来匡正我；万姓不得安宁，你们就用来治理他们。敬慎吧！谨慎守护你们的职位，不要使职守空缺。萧复可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封赐仍照旧。刘从一可守尚书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姜公辅可守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任命张延赏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的制书 两汉能够达到治理太平，是由于慎重考察官吏，常常从任地方牧守、县令成绩优异的人中选入台辅。黄霸从颖川太守逐步升为丞相，卓茂由密县县令越级拜为三公。这是因为治理国家以亲近百姓为根本，推举贤才先要看是否称职；表彰能干、劝勉善行，是风俗教化的大端。如今战车接连兴起，赋税繁重而百姓离散，匡正辅佐我这个昏昧之主，正要依靠才臣。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副大使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魏国公张延赏，文才品行高尚，精心致力于治理之道，历任朝廷内外职务，所到之处都有声望。他考虑事情必定周密，内心没有屈曲；以简约廉正整肃官吏，以慈爱惠泽爱护百姓；明察足以照见奸邪，和厚足以安定众人。离任时好像刚到任一样，时间久了人们反而更加思念他。坚持志向不改变，考核政绩常常名列最优。凭借你的循良教化，辅佐我安抚百姓；凭借你的经世才干，辅佐我使各项政绩兴盛。仍借助你的威望和重任，兼领藩镇，以此慰藉人们对召公甘棠的思念，并继承缁衣所称的美德。努力彰明国家典章，不要使家声衰替。可任中书侍郎、平章事，依旧兼任成都尹，其余照旧。任命浑瑊为侍中的制书 论说治道、治理国家，兴兵平乱，掌握这两项大权来辅佐我一人；得到这样全才之人，便能安定、救济大难。应当隆重授官、封赐土地，完备地举行常典。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充灵盐银夏等节度管内观察处置度支营田押蕃部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宁振武等道奉天永平军行营节度副元帅、柱国、楼烦郡王浑瑊，天生才智杰出，禀性忠厚，适逢国家兴盛之运，成为辅佐国家的大臣。从前盗贼在上京兴起，皇帝声称出行巡狩，群凶扰乱，再次侵犯京郊；当时浑瑊奋扬武威，统率整顿军法，深居筹划，使奸邪的谋略逐渐停止；面对敌人指挥作战，士卒士气倍增，危急的城池得以固守，我军的攻伐因而壮大。后来又有贼臣蔑视恩德，养寇助乱，再次遭遇艰难，流离播迁到巴、梁；当时浑瑊与我并驾奔驰，执持马缰随我前进，具有见到危难便舍命赴难的节操，怀有忧虑国事、灭除私心的诚意，正直的法度凛然如霜，坚定得像金石；纵横驰骋而有平定艰难的谋略，感激奋发而陈述恢复国家的计划。他分统偏师，直接出兵穿越重重险阻，秉持大节来号令诸军统帅，发布宽缓命令赦宥被胁迫者。军队驻扎在近郊，摧毁凶徒而无人能抵抗；军临近郊各县，属县百姓归附如归家一般。他把成功推让给别人而不自居，只希望消灭敌人来亲自效力；率领全军，扬旗向前追击，雄威迅疾奔驰，元凶被斩首，柔德使人归服，余党归心，扫除昏暗的灾气，安定并恢复祖宗陵寝。你的美好功绩如此盛大，足以感动上天；像范燮那样谦让，像耿弇那样消灭寇贼，这两种美德你都具备。足以把功勋铭刻在旌旗和常法上，使美名流传竹帛；应当位列台阶之首，并依旧酬赏井邑赋税。恭敬地接受时命，不要废弃你的功劳。可任侍中，仍赐实封八百户，其余照旧。

译任命卢翰、刘从一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平章事的制书。辅佐并彰明上天的事业，弘扬治理国家的根本，使我得以实行善政。此时辅臣护卫皇帝车驾奔驰，以劳苦安定国家，应当隆重授官、升列显位，以符合常典。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范阳县开国公卢翰，庄重严厉而不屈挠，守持正直；修养恬淡以安定风俗，处事简约而能救济众人；有话必思考后直言无隐，办事必有恒常。守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刘从一，质朴厚重而气度深沉，见识精细而器量远大，内心冲和而作用无穷；守持正道不改变，从容平和，出纳诏命都合于正当。自从皇帝车驾出行，暂时巡狩梁地以来，卢翰执持马缰随从，劳苦有功；刘从一则勉励自己而不顾自身。你们彼此修治不足，使各种政绩得以凝聚。让你们在门下、中书承受诏命，仍参与掌管枢密事务。如今百官制度刚刚开始，各部门职掌已经展开；议论辨析是非，不可不审慎；宣扬法令，不可不明白。你们应当恭敬承受，不要失坠我的美好命令。卢翰可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位、封赐仍照旧。刘从一可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余照旧。任命刘滋、崔造、齐映为平章事的制书 我继承帝位君临天下，精心寻求治理之道，大小事务无不放在心上，一天比一天谨慎，到现在已经八年；教化仍未普遍施行，百姓仍未安康，接着又有战争，随后又有灾异。这固然是因为我的鉴察有所不到、思虑有所不周，我深感惶恐，好像徒步涉过深水，思考如何匡正我以达到治理，帮助我任用官吏，施布恩泽使四方安宁，掌握要领使百官各得其序。真正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的，难道不是辅臣吗？我梦寐劳心，广泛寻求贤能，观察言语而考察行为，因事情来考验才能，在各部门官员之中，终于得到良辅。权知吏部侍郎刘滋，操守行为贞洁清正，坚定自守，居处能慎独，行动不违背仁义；剖析事理能穷究精微，勉励学习能探究奥妙。守给事中、赐绯鱼袋崔造，禀性合于道要，诚意通达教化根源，适应时势而有成就事务的才能，侍奉君上怀有不顾自身的节操；蕴藏才器和功业，身居官位便成为名臣。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齐映，修养自己以立身，由明达而达到诚实，体现贤人可大成的准则，施行君子随时适中的道理；虚心接受意见而能择取，清正通达而不随波逐流。刘滋的正直方正可以激励风俗，崔造的仪度法制可以振兴纲纪，齐映的精深见识可以穷尽事物之理。我有重大的典章，你们要参与其中；努力彰明这些谋略，不要使美名衰替。刘滋可充任散骑常侍、同平章事；崔造仍赐金鱼袋；他们的散官、封赐，都照旧。任命李纳为检校右仆射、平章事的制书 忠诚所贵重的是竭尽诚心，善行没有比改正过错更大的。何况你过去已有丰厚功勋，崇高德行日益更新；辅佐拥戴皇帝，勉励勤王的节操，筹划治理，申明消灭敌人的谋略。敦厚奖劝之道，正是国家的典章。平卢、淄青节度管内度支、营田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郓州诸军事、兼郓州刺史、陇西郡王李纳，禀性端正厚重，内心宽和简静，通达变化而适合实用，和顺之气积于内心，效劳王室，早已有成就。乘秋季整备边塞，充分显示威名；多年专守一城，屡次发扬治理政绩。近来内心怀有险阻之意，忠诚义气受到郁结，不久便能归附献款、上报朝廷，期望遵循德义自我效力。忠节纯粹坚定，时间越久越加彰明。于是整治精锐军队，用来遏制叛乱谋略，保障宋地，镇压浚郊。你像长城一样高峻，成为东方土地的屏障。我嘉许你率众归服的美德，赞美你竭力输诚的勤劳。提升你进入衮职之列，再次统领军政。元成继承台辅的功业，亚夫继承社稷之勋，使你兼得荣宠，不要废弃自己的职守。可任检校右仆射、平章事，其余照旧。任命韩滉为检校左仆射、平章事的制书 周公、召公由辅弼大臣兼任地方长官，大概是因为治理教化的根本在于亲近百姓，通达百姓的情意来辅佐天子，掌握国家的福庆来治理诸侯，所以能使内外都得到治理，上下没有阻塞。如今我有一道命令，所想的正是这件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镇海军、浙江东西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韩滉，文才品行忠诚守信，充分修养自身之道；勤劳节俭、贞正坚定，具有成办事务的才能。多次接受委任和知遇，屡次担任繁重职务，一心奉行职责，始终没有改变。对内进献谋略来匡正时政教化，对外持守宪法来统一百姓的心志；崇尚廉正公平，事务都得到整治，奸盗衰减停止，礼义兴盛施行。治理这一方土地，这就是你的德行；陈列军队来遏制寇仇，输纳粮饷来修治职贡，张扬我国威武，充实我国资储，命令必定按期完成，谋划从不失误。能够渡过许多艰难，这就是你的功劳。应当参与中枢政务，辅佐宣扬大化；仍兼管漕运，兼领藩镇，树立南方国土的风教，充实中都的粮仓。我对你寄予希望，你要努力啊！继承前人的事业，不要废弃自己的职守。可任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依旧任镇海军、浙江东西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充江淮转运使，其余照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任命李勉为太子太师的制书 建立国家的根本，系于太子；弘扬教化的方法，必定要依靠端正之士。若不是精通前代典籍、德行冠绝当时、恭敬温文的人，又将仿效谁呢？因此我停止使用台阶老臣，选择宗室中的贤者，来辅佐太子。现任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崇文馆大学士、上柱国、莒国公李勉，忠诚信实，孝顺友爱，正直方正、简约节俭，通达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知道礼乐教化的根本；虚静淡泊而保持和气，贞正明达而少有欲望。寻求旧臣，他的德行最为深厚；按亲属关系，他的地位最为尊贵。作为太子的师范，没有比他更合适的选择。可任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师，散官、封勋仍照旧。任命姜公辅为左庶子的制书 君主任用臣下，有优待贤能、赐予告假之义；臣下侍奉君主，有量力而行、知止知退的原则。所以能够依礼进退，始终经得起考验。这就是我对三事大夫、希望完成治理全局之意。守谏议大夫、同平章事、赐紫金鱼袋姜公辅，最初以高等成绩被选拔，升任谏官，于是凭借美好的才干参与掌管机密诏命。平居安处时，勉励修养自身操守；遇到危难，显现出随从我的勤劳。自从任职台司以来，多次上疏陈请退职，担心功名满盈而思考退处，保持盈满而守持谦逊。奏章留在宫中很久，我又重视他的请求而难以答应。为了彰明抑制盈满的道理，让他主管宫坊。可任太子左庶子，勋位、赏赐仍照旧。

译崔造任右庶子 宰相的职责，是确实整顿百官，各项事务正等待完成，不可以废缺。中散大夫、行给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崔造，近来居于门下省，参与掌管枢密事务，总领繁重职务，积劳成疾已很深。既然已经优待贤能，赐给他长期告假；年岁逐渐老去，病情加重而没有痊愈。他披露诚心自我陈述，章疏三次上奏。知止的原则，他守持得非常坚定。让他处于闲职，使他得以安心休养。可任太子右庶子，勋位、赏赐仍照旧。卢翰任太子宾客 寻求贤能、慎重考察官吏，是为了使各项政绩安定；让旧臣担任闲适而优厚的职位，是为了安置老臣。这大概是想要敦厚君臣始终相待的恩情，保全进退合礼的原则。金紫光禄大夫、行门下平章事、范阳郡公卢翰，近来因为多难，随从我出征。考虑到他年长而老成，任用时应当推重先进入朝廷的旧臣。本来将要寻求旧臣并提升他，置于台衡之位；转眼直到今天，已经很快度过多年。劳苦既已长久，衰老疾病又加重了。应当调任春闱之职，用来优待年老的贤臣。可任太子宾客，勋位、赏赐仍照旧。《翰苑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八，唐陆贽撰写制诰【除授】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的制书 黄河、洛水流域是旧日都城，皇帝巡行已经久未举行；任命你居守东都，使你保卫安抚那里。近来淮甸不安，汝水流域屡次告警，增设军府，使它们成为王畿的藩屏。职权既已分散，威望又不够重，所以希望有人总领统制，使典章法度归于一统。于是凭借忠信之臣，前往治理东部地区。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魏国公贾耽，胸襟豁达而操守正直，见识通达国家大体，明了九州山川的要害，熟悉五方风俗的宜适。常常顺应事物和民情施行教化，所治理的郡县，都有和美的声誉。人们喜爱李广的遗风，都能使自身便利；感怀羊祜的恩德，敌人不敢侵犯。由诚实而达到明达，任职越久越加显著。分担我的忧劳和寄托，实在只有你合适。统领军队，安抚聚集疲惫困苦的百姓；统御都城，提振并维持纲纪。努力彰明你的谋略，不要违背我的命令。可守本官，兼任御史大夫，充东都留守、东都畿汝州都防御观察等使，判东都尚书省事。散官、勋位、封爵仍照旧。任命崔纵为东都留守的制书 居守东都的责任重大，本来就难以选得合适的人。近年以来，事务更加繁多复杂；既要担任廉察之职，又专掌防御之权。地域广大、事务繁重，一切都要咨询禀报。不是有才干就无法通达办成事务，不是有纯厚德行就不能保卫安抚。经过广泛咨询，公论有所归属。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安平县公崔纵，家世清正的风范来自久远的世代，忠贞的福庆集中于自身。继承有才智贤哲的资质，气质淳厚茂盛，见识器度深广通达；蕴藏经世长远的深谋，能够施展适合时宜的才干。宽厚却不松弛，简约却能周全。凭借这种公正方正的品德，多次担任重要繁重职务，大小事务都能听到美好的声誉。暂时离开朝廷官员之列，用来治理东部地区；提升为礼部尚书，又兼任副宰相的重要职务。努力彰明你的功劳，希望恢复前人的事业。可任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充东都畿汝唐邓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使，散官、勋位、封爵仍照旧。任命普王为荆襄江西道兵马都元帅的制书。君主建立统治，所要做的是战胜残暴、秉持法度；成就军队，首先在于谋划选择统帅。申明号令，总持纲纪，弘扬九合诸侯的功业，决断百战百胜的谋略。若不慎重选择，就不能成就事情；若没有众人的推举，也不能统治众人。成就大功的人，必定要从宏大的纲要中选举；体行至公的人，不应回避在内部推举贤能。于是选择藩屏之臣，让你掌管元帅之任。开府仪同三司、舒王谟，禀性忠厚，受教而知礼乐，平日乐于行善，行动不违背仁义。观察他内心宽恕、外表温和，必定能够安定人民、调和众人；品行方正、见识敏捷，相信可以成就功业。希望你明白先王知人善任的明察，授予他正当统领军队的法则。可任扬州大都督，持节，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使及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其余照旧。仍赐名谊，改封普王。呜呼！小子谊，你恭敬地听取我的命令。我国家拥有天下，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祖宗留下教化，继承统一天下的功德，接续宏大的威势施加于特殊风俗之地，恩惠遍及天下。海角的百姓，世代受到养育，登上福寿之境，沐浴于仁和之中。根源广大、流传长久，福庆深厚、国祚久远，历数有继承者，传到了我的身上。我兢兢业业，害怕不能承担重任。恭敬畏惧地从事政务，岁星已经运行五周。遵循历代圣王的光明德业，考察上古的谋略训诫。只要有一个人失去应有的位置，我就因此忧心；天下各方有罪，我常常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制定法度都考察上天的准则，举行事情一定斟酌百姓和群臣的谋议，希望合乎至中之道，不遵循私欲。然而我涉入治理之道还很浅，照察事理还不明白；文治不足以成就教化，武功不足以平定祸乱，刑罚赏赐失于适中，授任官吏又不合适。深厚的恩泽尚未均施，重大信义尚未彰明，以致凶恶奸邪炽盛成灾，侵犯纲纪、扰乱常道，违背君亲，蔑弃天地；盗贼占据我的都城，残害我的士民。他们驱赶胁迫壮丁，使尸体暴露在原野；抢夺老弱，使他们辗转死于沟壑。忠良丧命，义烈含冤，被凶残势力逼迫，无法自行奋起，愤恨深入骨髓，怨气结于苍天。我因此半夜屡屡起身，连一顿饭的时间都要多次叹息，哀怜百姓无处申诉，怜悯百姓无罪。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能忘记惭愧和哀悼吗？幸赖三事大夫在内竭尽诚心，诸军统帅在外发挥力量。我修治不足，只能每天希望天下安宁。江汉上游，地势如建瓴之水可以制敌，纵横千里的土地，连接十万军队，保全重大平定之功，应当有统一的统帅。你确实符合这项选择，去吧，愿你和合成功！不要凭借尊贵骄待别人，不要因善行而自我夸耀，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要违背众人的谋议。要像水流一样听从劝谏，改正过错不要吝惜；降低身份、放下志意，以礼奉事宾客和师傅；割舍甘美食物、分少量给别人，以此抚慰军队。布施诚信来使人心归附，明辨赏罚来竭尽士卒的力量；查究奸邪、诛杀暴徒，努力彰明你的功勋。恭敬地办事，体恤百姓，不要违背我的命令。承担这项重任，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译任命马燧、浑瑊为副元帅、招讨河中的制书 天地各有不同的位置，君臣各有不同的制度。如果不遵循正道，这就叫作扰乱常理。退一步增加修养，于是有舞干羽以示威德的道理；用迁善来晓谕他，于是有发布文告劝告的言辞；如果仍然不悔改，才使用武力讨伐。兴兵动众，难道是可以任意做的吗？李怀光从军候起家，任用他掌管节度。多次建立功勋，屡屡增加宠荣；统率众军奔驰，从远方前来赴难，解救包围、驱逐寇贼，我对此非常感念。地位达到上台，寄托给他崇高的统帅职任；亲近他如同身体一部分，信任他而没有间隙。我对这个人，已经够厚待了。然而他的器量小而承担的任重，终于导致覆败；有功却自我放弃，无罪却自我疑惧；尊信谗邪，胁迫驱逐将帅；养寇助乱，蓄意作奸而幸灾乐祸。我一向推诚相待，仍认为这些事情不是真的；优容他、任用他、知遇他，坦然如初。凶恶行迹已经满盈，丑恶踪迹更加暴露；图谋危害社稷，私下联结首领，公开往来，再没有顾忌和畏惧；凶悖到了极点，实在不忍说出。朕流离播迁到巴、梁，远离祖宗陵寝，极其害怕失坠，成为历代圣王的羞耻。幸赖祖先遗泽仍在人间，百姓都知道感念；朔方将士忠节不变。李怀光既已受挫，奸谋败露后便用虚伪的说法表示归顺，多次上表陈述诚意，请求到朝廷来。我深念他过去的功勋，务必要全部宽免他，授予师保的职任，照旧酬给他井邑赋税。我用玺书慰问他，与他发誓始终相待。李怀光却杀害并侮辱使臣，聚集部众固守营垒，想把悖慢的罪名加在忠义之军身上；又借此胁迫随从者，希望他们与自己共同作恶。他以为众人可以欺骗，以为上天可以欺瞒。这是天地所不能容、人臣共同唾弃的行为。现在要讨伐消灭最大的恶徒，招抚收辑无罪之人。于是咨询辅臣，让他们统领讨伐军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保宁军节度使、北平郡王马燧，操守事业端正明达，器度宏大通达，秉持不可夺取的节操，具有不受拘束的才能；常常持守至公，深明国家大体；受到激励，三军便有勇气；筹划统理，百项政务便协调顺利。他的威名所到，郡县都恢复安定，镇守北方土地，稳固得像长城。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侍中、兼灵州大都督、灵盐丰夏等州节度使、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宁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军行营节度兵马副元帅、上柱国、楼烦郡王浑瑊，内心淳厚精粹，仁慈厚道成为本性；施行宽大来容纳众人，显著表现诚信来安抚百姓；办事必定深思详察，遇到危急反而更加能办成事情。他的节操正直坚定，在危难中更加显著；弘扬救济艰难的功业，努力彰明功勋门第；出纳我的诏命，光荣地承受众望。你们都是文武全才，是我在安危之际所寄托的人，承担我的忧劳和嘱托。当今正是你们二位大臣品德相当、谋略协同的时候，前往平定许多艰难。马燧准行：兼充奉诚军及晋隰磁等州节度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其余一概照旧。浑瑊准行：兼河中尹，充河中绛州观察处置等节度使，仍充河中绛州同陕虢等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功臣、散官、勋位、封爵仍照旧。呜呼！我不聪敏、不明察，在君主之道上有所失误，连续的祸乱还没有止息，劳苦的军队没有安居；我内心自责，郁结得像被火灼烧。又想到朔方的军队世代以忠诚功劳著称，却横遭污蔑胁迫，实在深为怜悯。你们要恭敬地传达我的命令，明白地说明我的心意，务必招抚安定，不要滥用威武。只要输诚归顺，没有不赦免的；只有执意叛逆、拒绝命令的，惩罚才止于元凶。宁可有所遗漏而不违背常法，也不要滥杀无罪之人。排列爵位、悬挂赏赐，等待有功贤能之人。把这些告示传布远近，使所有人都明白知悉。任命李晟为凤翔陇西节度使兼泾原副元帅的制书。周朝以元老重臣分治陕地，汉朝以丞相忧虑边疆而著称。所以，镇守一方能够安定，边疆战场不受震扰，使百姓安居、国家保有宏大基业，是实现治理的根本。如今之所以再次烦劳上台重臣，镇守西土，是因为奉天定难功臣、司徒兼中书令、充神策军节度使、鄜坊丹延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华州兵马副元帅、上柱国、合川郡王李晟，操守刚毅精勤，德性博大深厚，能够因时通变而不改变大节；虚心接受众议而广纳意见，同时又能独立决断、明辨是非。他以身作则奉行法令，把功劳推让给下属；众人没有违犯命令，人人都乐于听从，感念他的德行而畏惧他的威严，命令一经发布便能贯彻。曾在危疑之时与诸将统帅盟誓，在动荡之中率领孤军驻守，气势凌驾风云，诚意感动天地。一战便使凶徒败退，再次出兵便使都城清平，军队都像归家一样顺利，百姓竟不知道经历了战争。两次安定社稷，功劳上达皇天。同时他明辨事理、秉持常道，清正的风范能够激励风俗，平素崇尚恬淡旷达，谦退自守而光彩更加显著。朕认为▯陇是京畿近郊，扶风是西部要地，山川丘陵连绵不断，直到回中，边界连接各族，屏护王室；所辖之地确实责任重大，应该交付给元老重臣。兼统二将的兵马，统领十州的元帅，宣扬威势、彰显武功，使警备停止、兵戈平息，让朕得以仰赖你的成功，这就是盛大的功业。可兼任凤翔尹，充任凤翔陇右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仍充任凤翔陇右泾原节度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功臣名号和原有官职照旧。刘洽加授检校司空，充任诸道兵马都统制。论道理、治理国家，确实应归于有崇高声望的人；建立军府、统率众军，必定要借助雄才。朝廷内外都仰望你，国家安危也寄托于你。如今把两项重任交给元老重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持节宋州诸军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营田宋亳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权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统兵马事、怀德郡王刘洽。你志向端正光明，修身严谨而生活简朴；宽厚足以容纳众人，和易足以领导百姓。以纯孝使父母荣耀，以尽忠侍奉国家。替朕分担边镇重任，镇守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地。军队接连到达，军威再次振作；在宛丘消灭群凶，在梁地驱逐大恶。控制并疏通漕运，负责把物资输送到京师。朕嘉奖你的功勋，赞美你的贞节，因此赐给你重大命令，使你宣扬宏大的美德，辅佐三台，统摄诸军，承担这样的重任。你应当恭敬奉行！可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任宣武军节度使、度支营田宋亳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充宋亳颖等州管内诸军兵马都统，散官、勋爵、封号照旧。

译《翰苑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九，唐陆贽撰写制诰【授官】。授浑瑊为京畿金商节度使制。君王制定政令，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弘扬治道，就要使文臣武将一同发挥作用；施教于民，就要使农业和战争两方面都得到治理。所以即使在京城辖区内也不能撤去军队，更何况京城附近逼近敌患，干犯纲纪的凶恶势力滋生，城邑郊野骚乱而不得安宁。于是寻求忠信之臣，特意建立军职，以救助百姓、平定祸难，这正应当交给有功的贤臣。京畿渭北节度使、兵部尚书、行在左都虞候浑瑊，忠贞博厚，温和恭谨而简朴严肃，持重而不屈挠，善于谋划并能取得成功，守成事业能够持久。他所受赐的诗书，常在廊庑间陈列；能够推诚相待、安抚下属，不夸耀自己以拒绝他人，因此无论朝廷内外，所受委任之处都显著建立了声誉和功绩。无论平安还是险难，始终如一，稳重得足以镇守国家。朕越在郊野，逼近凶恶之徒，把军队法令交给你，使你成为军中的表率；侍卫因此更加严密，侦察也没有失误。你约束自身、整齐部众，与士卒共同承担劳苦；整顿阵势、训练军队，使行列的威容更加壮盛。以镇静来挫败敌人的谋略，以行动来取得胜利，面对危难激励节操，朕正要依赖你。在王畿以内，有千里肥沃土地；商山绵延不绝，成为南面的屏障。你要兼领此任，观察风俗、安定百姓，查禁奸邪、诛除暴徒，使人们确实受到恩德。可充任京畿渭北、渭南、金商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其余官职照旧。授杜亚为淮南节度使制。淮海是重要地区，是一方都会和防区，兼有水陆漕运的便利，又有湖泽捕鱼、山林采伐的丰富物产；风俗兼具五方特点，土地绵延千里。寻求一位贤能的牧守，哪里是容易找到合适人才的事？如今战车正在兴起，军赋屡次征调；如果实行宽大政策，事情就会缺办；如果只求办成、聚集物资，百姓又会受到残害。若不是刚柔适中、文武兼备的人，怎么能够符合朕的忧虑和托付？惠爱安抚南方的正议大夫、行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扶风县开国男杜亚，见识精深而掌握事物要领，学问探究学术根源，善于施用且有常法，通晓变化而又能持久。治理政事，以教化为根本；立言处事，合乎礼法的中正之道，行为不受污损，也不流于枝叶末节。历任尚书省职务，显示出综合谋划、进献意见的勤劳；历任地方州郡，获得清静廉能、奉行善政的声誉。他的威严足以镇服风俗，他的才术足以匡正时局；美好的声誉远播，光彩照耀朝廷。朕因东南思求安定，专心注意寻求贤才，于是调出名臣，使藩镇得到安宁。前去尽心履行职务，这应当是你所恭敬奉行的！可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授防王申光随蔡等州节度使制。自古以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选择有明德的人，任用宗室亲属，参与控制藩镇，辅佐王室。贤臣和亲戚一同建立功业，这实在是美好的事情。长淮以西，土地千里，百姓不得安宁，至今已经多年。朕对此长久怀念，忧伤得如同被火灼烧，想得到贤能的统帅，代替朕安定百姓，解除他们的危疑，彰显朕的诚信和恩惠。因此以亲属身份授予此任的是开府仪同三司防王谅。他本性温和恭谨，天生明白忠孝之道，恭敬接受教导，亲身实行而始终不变；说话都符合诚信，做事必求恰当；端正谨慎可以镇定风俗，宽厚仁慈可以领导百姓。使一方得到安定，大概足以符合朕的忧虑和托付。可任申光随蔡等州节度、副大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其余照旧。授唐朝臣为振武节度使、论惟明为鄜坊观察使制。分别任命使臣，统辖一方，政事有张有弛，大体也要因时制宜。京畿附近没有忧患，便只需整顿风俗；边疆需要抵御敌人，则还要授予旌节。名号和制度虽然不同，所托付的责任却同样重大。接受这种选任的人，没有不是有功的贤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平乐郡王唐朝臣，曾经统率偏师，遭逢许多艰难；他仗义率众，临危不退，保全关隘，抗拒并隔绝凶逆势力；防守能够坚固，出战便有功绩，每当国家危急便奋力攘除夷敌，曾经以少数兵力抵挡多数敌军，最终消灭大恶，成就丰厚功勋，贞正之心光明显著，坚定如金石。及至军队回归之后，他按察风俗、颁布条令，安抚军旅，流亡的百姓都欢悦归附。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上柱国、建康郡王论惟明，离开职位勤王，有赴难的节操；保卫城池、抵御敌寇，有挽救危局的功劳；奉侍君主而忘却自身，舍弃家庭而跟从国家。从郊野出发，数次越过巴、梁之地，经历险阻艰难，没有不随从护卫的；只要忠义所在，便把生死置之度外。长久掌管禁卫军务，功绩更加丰茂；器质敦厚朴实，见识气度宽宏敏捷，通晓政务，熟悉武略；以纯良为根本，以才术为辅助。让你居于藩屏重任，众人都说这是适合你的安排。朕认为北方控制单于地区，是国家的重镇；那里的戎族统帅长期患病，卧守边军，已经经历了寒暑，朕怜悯他劳苦至极，不忍再加重烦劳，于是询问忠信之臣，让你改任他的职务。唐朝臣可依前任检校兵部尚书兼单于大都防御使、御史大夫，充振武绥银鄜胜等州节度营田处置押兵蕃落等使；论惟明可依前任检校工部尚书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其余官职照旧。授韩滉加检校右仆射制。周朝制度，让辅佐君王的大臣出任地方长官；汉朝官制则以牧守中最优秀者升任公卿。对于匡正时局而言，朝廷内外本来就是一体。朕因为国家大劳尚未平息，勤勉地体恤百姓；祸难不断发生，专心关注藩镇岳牧，于是加授命服，以此宠幸有才能的贤臣。增加俸秩、晋升官阶，也是古代的制度。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使持节润州诸军使、兼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镇江军浙江东西节度观察等使韩滉，忠诚严肃、刚正不阿，清廉公正、简朴节俭；以最公正的态度考察下属，强横者必定绳之以法；秉持大节侍奉君主，处在艰险中也不改变。仁惠而能体恤众人，明察而足以照见奸邪；每年派遣勤王军队，每日增加供给国家的赋税，军队没有遭受挫败，百姓因此富足安康；镇守大州，政事平治，诉讼止息。朝廷有劝善褒功的制度，应当显著提升你的功劳；赐予封地以报答勤劳，提升官职以表彰德行，使江南地区得到治理，永远获得美好声誉。可任检校尚书右仆射，进封昌黎县开国公，其余照旧。

译授嘉王为横海军节度使制。划定土地、分置疆界，设置官员治理事务，随着时势制定制度，目的在于治理安定，必定要顺应事物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民众的愿望。户籍图册所载人口既已增多，就分设县邑来统摄州郡；有时制度不合适，便分设部域而建立长官。沿革变迁的道理，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沧海之滨，土地富饶、风俗富足，稳重地处于北方，实在是雄强的藩镇。镇守安抚此地，正应依靠贤美的宗室亲王。开府仪同三司嘉王运气，本性淳厚稳重，承受先辈训诫，忠诚严肃、孝顺友爱，宽厚仁慈、和善惠爱，勤于学习儒术，以行善为乐。施用于任职做事，一定有可观之处；任用亲近之人而不失其道，至公之心正在其中。你应恭敬履行职务，永远获得美好声誉。可任横海军节度使、沧景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勋爵封号照旧。授马燧、李皋实封制。排列爵位用来表彰德行，赐予封地用来报答功劳；国家有不变的典章，因此用来褒奖和劝勉。朕德行浅薄，时常遭逢许多忧患。蒲坂有叛乱之臣，淮沂有僭逆的统帅，万民遭受祸害，四方不得安宁。奉诚军节度兵马元帅、检校司徒兼侍中马燧，在祸难初起时听闻消息，忠诚奋发，亲自率领军队，讨伐这些不服从朝廷的人。攻取土地如同回家一样顺利，攻城必定获胜。晋、绛、磁、隰等地纷纷归顺，元凶势力穷尽，终于被斩首诛杀。清理京畿地区，这实在是丰厚的功勋。荆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户部尚书、嗣曹王李皋，亲自率领全军，抵抗强大的敌寇，日夜不停，直到三年之久。谋划成功必定完备，军队出动总能防备周全；收复蕲黄之地，攻下安陆之城；隐藏自己的威名，保全安定江汉地区，在国家中都显示节操，在百姓中留下功劳。功绩显明，众人一致认为应该加以褒奖。虽然官职已经按次序升迁，但食邑赋税尚未增加，论功行赏的制度恐怕有所缺漏。应当给予他们特别恩宠，以答报特殊功劳。马燧可赐实封五百户，连同以前共七百户；李皋可赐实封三百户。授韩滉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制。粮食和财货是国家所凭借的东西，是国家的根本；总领这项重任，必定要推举元老重臣。所以周朝以冢宰掌管国家用度，汉朝以丞相调度军粮；官府供给充足、百姓生活富足，这就叫作善于治理。如今户口凋残，财产耗损，边疆尚未安定，徭役和费用仍然很多。朕想使赋税征收均衡厚薄，使轻重有所调节，让国家不至于匮乏，百姓不至于怨恨叹息。筹划国事、辅佐时局，这就要依靠贤良的辅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镇海军浙江东西节度兼江淮转运等使、晋国公韩滉，过去侍奉先朝，常常掌管国家赋税；贞正之心独立不移，一心只为公事，官吏不敢欺诈，财物因此丰足有余。自从临莅江南地区，政事一经施行便如风行草偃，贡赋有所增加，转运粮饷接连不断，成功确实得以完成，艰难时期的粮食供应因此宽裕，足以保卫各方边隅。你的才术还没有充分施展，应当让你进一步宏济国事，以符合众望。可充任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其余照旧。授李叔明为右仆射制。进退行藏都能做到周全，必须依靠明智通达的人才能发挥其作用；以此匡正国家、敦行正道，又保全自身、始终保持美好声名，这正是贤者的最高境界，但要做到实在很难。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检校尚书右仆射、持节梓州诸军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观察处置等使、苏国公李叔明，禀受精粹之气而挺然出生，成为国家杰出人物；胸怀虚静，神情明朗旷达，见识通达而周全；早年凭器识才能，多次得到任用和知遇，在朝廷内外任职之处，都传布美好的声誉。曾任京师长官，奸邪豪强都屏息收敛；后来镇守一方，风俗清明，官吏服从严正，百姓感受恩德。忧虑国家、公正办事，砥砺节操、保持诚信，为王室效劳，已经达到三纪。由于这样尽心劳瘁，疾病长期缠身；他扶病入朝，披露诚意请求退休，坚决陈述自己衰病疲惫，深深戒惧盈满自得，情意都发自内心，说话时甚至流泪。看见他的激切诚挚，朕实在深为痛惜。多次敦促劝勉之后，他辞退请求更加坚决，接着又献上奏章，期望朕一定准许。朕省览之后怅然不乐，更加感慨叹息。虽然舍不得他的旧日德望，仍要让他前往遥远藩镇任职；但又怜悯他年事已高，实在难以违背他的恳切心愿。仍借重他的崇高声望，让他统领众官，免除镇守地方的劳苦，掌管中书省的重要事务，以此彰显崇尚德行，也表示优待贤能。可依前任守太子少傅兼尚书右仆射。授李澄赠司空制。既明智又有哲识，能够保全自身；寻求古代贤人，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到，这实在是因为开始谋划不容易，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尤其困难。有臣子立志奉公，以全力辅佐王室；在危难面前树立节操，将要死去时仍陈述忠诚；操守崇高而坚定明白，谋略深远；在颠沛流离中也没有忘记忧国，终身不离美好声名。像这样的臣子，应该加以表彰和劝勉。所以故义成军节度滑、郑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威郡王李澄，天生具有将帅之才，勇敢而多智，面对危难不恐惧，见到正义必定实行；历经崎岖险阻，功勋和节操都很显著；勤于扩展功业，未曾得到安闲；披甲临敌，连年在野外驻守，积劳成疾，霜露侵袭身体，疾病从内发作，痈疽又从外表显现。到了病势危急之时，忠诚仍不改变；忧虑国家而内心愧疚，眷恋宫阙而流泪；担心军队缺乏，将领和藩镇会因此忧虑，便上表陈述，恳切请求代替自己免除职任。辞情激切，考虑周密深远。朕读后感伤，临朝叹息。即使拿史鱼陈尸以进谏、吴汉抱病献谋来相比，也还不足以超过他的忠诚。上天为什么不能容许我失去这样贤良的统帅？朕悲痛叹惜，内心更加哀伤。始终保存义节，李澄确实做到了。褒美并厚重地办理身后之事，应该加等优待。可追赠司空，赐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骑常侍归崇敬充任使者前往吊祭，相关丧葬事宜，依照制度由官府供给；仍将李澄请求退职的表章交付史馆，以彰显他的忠节。授邓州归顺官员官职制。被凶恶势力的威势所逼，陷入敌寇境内，但在道义上不肯受污染，以忠诚奋发尽心；经历重大险难而不回头，处在猛烈风暴中反而更加坚强；忘却自身而殉行道义，献出诚意、投奔归顺。这足以激励他们勤于辅佐君王，改变污浊风俗，使他们去除逆行、效法顺从；本来就是古代典章所赞许的事情。应当厚赏以劝勉功劳，依照不变的典章而不加埋没，全部按照次序任用，使他们担任正常官职，可依照前件【云云】。

译授李纳检校司空制。郑武公父子相继担任周朝司徒，对内居于股肱重臣之位，对外成为藩篱屏障。《诗经》赞美缁衣之德，传记称颂辅佐王室的功勋。朕正思念这样的人，如今得到了一位贤能的辅弼。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平卢淄青节度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陇西郡王李纳，器量宏大博厚，性情沉着坚毅，体行仁德而能决断，见到善行必定改进。蕴藏非凡的才能，以纯一之心守持；秉持不可改变的节操，在艰危中彰显；美好的声誉日益显著，功勋业绩不断建立。正逢淮夷发动叛乱，东夏震动骚扰，他奋勇率军出征，坐镇筹划而取得胜利；解商丘之围，驱除凶残之徒，解除陈城的危难，俘获他们的首领。德行和功劳都很盛大，官职和赏赐应当提高。应当建立上台之职，也应当赐给实际食邑。考虑到你先前已经为王室勤劳，以镇守国家的功勋参与论道的职务，使你的功业继承先人而更加光耀。承受国家的宠命，继承家族的宏大事业，应当恭敬谨慎地守持德行，永远获得美好声誉。可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赐实封五百户，其余照旧。《翰苑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唐陆贽撰写制诰【铁券、慰问敕书】。赐给李纳、王武俊等人的铁券文。兴元元年，岁次甲子，正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皇帝告谕某官某：唉！君王用来抚恤百姓的方法，如果失误于所抚恤的人，百姓就会反叛；臣下用来奉事君上的方法，如果失误于所奉事的君上，就会受到刑罚。各自遵守自己的道理，德行和政教就不会受到扰乱；各自违背自己的本分，混乱就由此产生。朕德行浅薄、教化不足，不明白君主之道，只知道反省自己，却姑且一味责怪别人，所以出动军队征讨，连续多年没有停息。只是你因为忠诚的志向没有得到实现，内心反复不安，于是阻聚众人发动战争，结党抗拒命令。这难道不是君上在抚恤百姓方面有所失误、臣下在奉事君上方面也有所失误吗？《尚书》说：‘天下各方如果有罪，罪责在于我自身。’ 确实是朕没有德行，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却使他们丧失生业，离开家庭，陷入困穷，死在战场；老人和病人失去供养，孤儿无所依靠。百姓的怨恨聚集起来，伤害了天地间的和气。朕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能够不在内心惭愧吗？早晨起来便思考，晚上仍警惕而悲悼。自从继承帝位直到现在已经六年，上天将要悔除祸患，朕才有所觉悟。你也知道众人厌恶战乱，思考保全安定百姓的方法，这与朕的心意相合，仿佛符契相应。若不是天地同心同德、人神共同谋划，将要大力养育众生，又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朕因此上顺天意，下从人心，洗涤你的过失，恢复你的爵位，使一切坦然无阻，君臣关系如同当初。你的功劳将载于鼎彝，姓名将藏入王府；子孙世世代代都做国家的功臣，直到河山带砺，福祚永远不断。朕正要广布最大的信义，承受天命而治理人民；如果食言，凭什么享有国家？唉！你应当敬慎地遵从这道命令，以保全无穷的美好福泽。赐安西管内黄姓纛官铁券文。贞元二年，岁次丙寅，八月丁巳朔，初三日已未，皇帝这样说：告谕你四镇节度管内黄姓纛官、骠骑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太常卿顿啜防波支：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接受朝廷声教，为王室勤劳，功勋写在鼎彝之上，族属列入藩镇名册。你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又以忠贞使它更加显著，继承并守护职官，恭敬顺从朝廷教化，率领你的部落，保卫我国边疆。你以赤诚之心归向教化，即使相隔万里也如同近在身边。因此考察有关的法令典章，赐给你这份券书。它像金属一样坚固，永世不变；子孙继承袭用，做我国的藩臣。你应当恭敬承受，不要废弃这美好的命令。慰问四镇北庭将领、官吏的敕书。四镇、北庭的将士、官吏、僧道、老人和百姓：自从安禄山首先作乱，中原不得安宁，蕃戎乘机侵犯、破坏疆界，道路阻塞断绝，往来不通。朕哀怜我方的将士百姓，忽然像身处异域，申诉无门，想要归还也没有办法。朕没有一夜忘记此事，但形势使朕来不及救助你们，一想到这里便感到痛心，不觉泪流。你们都怀有忠诚，发誓至死不屈；有的人早年便随从征镇，白头仍在军中；有的人出生在军旅，长久生活在塞外；你们能够奉行正朔，坚定地保卫疆土。援助断绝、势力孤单，以少数抵抗多数，日夜劳苦，不能休息。年年按时抵御敌人，从不解下甲胄；百战功高，志义同心，孤城耸立，独自守持臣节，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已经三十多年。奉事国家的忠诚，时间越久反而越发奋励。寻遍古今，忠烈没有可以匹敌的；大义激励人伦，声名光耀史册。即使草木虫鱼般的蠢动之物也知道感动，何况朕心中更是如此。朕继承守护宏大基业，君临天下，思考安定百姓、断绝战争，于是与赞普约定和好，召集蕃汉军民，告知天地神祇，设置坛场举行盟誓，永远平息边患，使疆场停止警戒。到如今已经六年，近来又因为贼臣朱泚背弃恩德、惊扰侵犯宫阙，赞普又派遣军队帮助讨伐奸凶，两国交相欢悦，事情同为一体。北庭距离这里遥远，信使难以通达；对西蕃来说既不便利，对国家来说又断绝了往来。朕永远挂念那些将士百姓，他们隔绝在异地，归路无从找到，亲戚也将永远诀别。朕作为百姓的父母，实在为此感伤。朕已经与西蕃共同议定，并且订立誓约：凡是那里将士、官吏、僧道、老人和百姓等，都放回汉界；沿途还要设置驿站，供给粮食，安排遣送。等你们出发之后，再把土地归属西蕃。现在特意派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和中使韩朝彩等前往那里宣告谕旨，并顺便与西蕃办理交割。你们应当互相慰勉、同心协力、彼此扶持，赶快设法上路，重新回到故乡，重见宗族亲人。人的感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辛劳一次而永久安定，本来不应推辞。你们忠节昭著，勋业门第盛大显赫。到达这里之后，应当特别甄别提升官职，仍然赐给田园，以供养生计，一定使待遇优厚，用来报答你们的忠诚勤劳。如果有人已经在当地置办了产业，不愿意归来，也听任其便居住，各自得到安适。你们应当努力谋划美好的归宿，以符合朕勤切的思念。天气炎热，愿你们各自平安康健；写信所说不多，不能尽述。

译给回纥可汗的书。皇帝恭敬地问候可汗弟：两国和好，已经有多年，又用婚姻来申明，用兄弟关系来约定。诚信极其重要，情义极其深厚。近来因为贼臣背恩，构成嫌隙和争端，但上天不会长久容许恶事，不久便已将其诛灭，使我们兄弟之间的恩好恢复如初。周皓、踏本啜、黑达干等人到来，得到弟弟的来信，读了很久，实在感到欣慰。弟弟天资雄伟杰出，智慧见识通达明白，亲近仁德、友善邻国，敦厚守信、明白大义，消除战争的祸患，弘扬礼让的风气，保全和合的大治，使天下安宁。这样盛大的美德，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朕平素的心愿，和弟弟完全相合。做君主的道理，本来就在于爱护人民，如同日月照临一切，体察天地覆盖养育万物；至于恩泽广泛施加，彼此有什么不同？何况历代以来，接连敦睦婚姻亲戚关系；弟弟和朕共同承受先人的事业，更应当遵奉这一点。今后从此以后，希望我们的情谊更加坚定，流传百代，永远无穷。朕遥想弟弟至诚的心，也必定会有同样的想法。所附踏本啜的奏表，请求迎娶公主，婚姻不改变旧例，很合乎通常的交往礼制。等弟弟的表章到达，朕立即依照所请，宣示百官，选择日期遣送公主。由于各军收复京城、攻破贼军，屡次建立功勋，赏赐发放很多，府库已经空竭。作为马价的财物，暂且支付十二万匹，到了明年三月，再发给同样数量，其余陆续支付。弟弟应当全部知悉。安西、北庭的使者入朝奏事，朕已经把他们退回本道；到达那里后，应当派人护送他们通过，使他们迅速抵达。弟弟所寄来的马匹也已到达，朕深深惭愧于你的厚意。赐吐蕃将领的书。敕告尚结赞：铄论、莫陵、悉继等人到达，向朕陈述奏报的事情，朕都已经知道了。国家和大蕃亲善，就有舅甥之义；彼此成为邻国和援助，息兵养民、继续友好，本来就是常理。朕继承帝位、君临天下，想要安定百姓，常常以诚信谦让为务，不把争竞作为心意。地域虽然不同，天地覆盖养育万物难道有分别吗？赞普天生仁德，爱好生存、厌恶杀戮，和朕同心，重新修复旧日友好。朕和蕃汉将相向天地神祇告誓的言语，极其严肃重大；重大的信约一经订立，道义上就不能改变。你们所请求把奉天盟书刻在清水碑石上，朕审察事情的道理，觉得很是违背情理。往年贼臣发兵，盗据城阙，尚结赞志在嫉恶，义在救灾，多次上表，请求收复京城。朕因为宗庙社稷都在上都，只要能够平定寇戎，哪里会吝惜酬赏，于是答应把四镇之地赐给他，以答报收复京城的功劳。不久正值炎热暑气，又发生许多疾病和瘟疫，大蕃军队便自行撤回。既然还没有到达京城，已经与最初的愿望不符，奉天盟约哪里还适合再谈？朕如果姑且顺从你们的心意，立即命令刻碑，那就是不务实际，诚信不出于内心，欺骗上天、蒙蔽神明，没有比这更大的过错了。凡是说两国通好，贵在推诚相待；将要把名声流传百代，难道能顾及一时的利益吗？只是事情的取舍进退，必须辨定是非；如果不加辨明，便会变成姑息，亲善邻国的道义难道应该如此吗？所以朕派使臣与你详细商议。你是大蕃的辅佐大臣，必定智慧见识通达，事情道理都很明白，不应有什么疑惑。如果另有意见，应当详细上奏，仔细研究穷究，必须得到最恰当的结论。你所说先前答应每年给赞普绢一万匹段，本来是已经订立的约定，也是为了收复京城；然而从舅甥之间的情谊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事情。两国和好，就如同一家；这一方有所需要，那一方应当不吝惜；那一方有所要求，本来也应当供给。有余补给不足，本来就是常理。赞普如果需要缯帛，朕就按照所需数量随时分拨，难道拘泥于固定限额？即使超过一万匹，也应当满足他的请求。朕所看重的是诚信，所轻视的是财利；希望与天下共同达到大和，我想你深深体会朕的至公心意，保存大义、安定百姓、保卫疆土，使美名无穷流传。努力思考良策，以符合朕的心意。现在派仓部郎中兼侍御史赵聿与来使一同前往，书信中没有说尽的意思，也让赵聿当面宣告。尚结赞、论莽罗等曾经统率军队，远道前来赴难，功劳虽然没有完成，但道义值得嘉奖。他们所统领的将士，朕先前答应赐给财物一万匹段，已经安排妥当，准许你商量指定。这位使者返回后，便将财物发送过去；现在分别赐给你一些物品，应当领取。赐吐蕃宰相尚结赞的书。敕告尚结赞：你天资具有才干谋略，担任大蕃的辅佐，见识通晓古今，志向在于奉行忠信；你的义声已经显著，远近都有流传。近来听说你入朝掌管枢密，最近又知道你回来总领军务。两国所定的和好，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你参与商量；如今得知你返回，朕深感欣慰。前些时候边军奏报，说贵国军队越过疆界；朕以划定疆界来订立盟约，原本已有确定的分界。赞普平素敦厚仁义，你又特别禀受纯诚，背弃约定、侵犯掠夺，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但朕已命令边城自行防备，不要擅自发动战争。如果让对方效法这种做法，恐怕就会结成仇怨。起初朕怀疑只是边界首端巡游侦察，稍有不合适；没想到竟大举发兵，逐渐加重侵扰。兴兵动众，必定应该有正当名义。蕃军这次行动，朕还没有测知它的原因。朕自从继承帝位，便与赞普共同寻求和好，以舅甥关系敦厚相待，结为邻国和援助；惩戒战争的弊害，知晓礼让的风气，彼此共同追求大同，务在安定百姓。于是我们在边境上建立坛场，契约十分明确，誓词十分重大，并告知皇天后土、诸佛百神：如果违背这个盟约，灾祸将降临其国。朕恭敬奉行诚信约定，丝毫没有改变；信使往来欢悦，年年不断，碑文完整存在，可以作为明确证据。怎么会有一件事不实行、一句话不遵守呢？前些时候朕命赵聿专程前往边境附近，他从那里回来时还听说蕃使一同前来，但直到现在却独自在路上。你所上奏论述的事情，朕还不知道，等详细了解事情原委，才可以商议。既然说两国和好，按道理就不能彼此猜疑，不应轻率动用武力，便越过边界。盟誓中的话，忽然像被遗忘了；天地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你的智慧见识明达，朕十分了解。前些年你还曾举义师，救济这场灾患。如今如果不保存最大的诚信，反而丢弃美好声名，所以朕专门派遣使者去见你，想详细知道你们这次来的意图，等待你返回奏报，以符合朕的心意。赵聿和蕃使应当一同到达；等读到奏表中的意思后，朕再继续商议答复你。你远道而来，想必十分劳顿；现在赐给你某物，应当领取。秋天寒冷，近来你是否平安？也请问候将士们。

译赐尚结赞第二书。赵聿和论拱热等人到达，得到你的表奏，完全看出你的恳切诚意；读览你的言辞，确实都在说两国和好。可是看到实际行动，却只是在务求侵凌；矛盾竟到了这种地步，还怎样取得信任？仔细审察书中的意思，大概是在要求四镇、北庭。既然是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商议。既然说两国通好，按道理就不能彼此猜疑，不应轻率动兵，便越过边界。盟誓中的话忽然像被遗忘，天地神祇难道可以欺骗吗？又听说你们放纵军队，践踏禾苗，边境百姓受到大肆驱赶掳掠；在我方看来这还不算深重损害，在你们那方却实在不是长远之计。你的用心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利害，谋划必须长远。和好的道路既然受损，仁义的风气在哪里？你的智慧见识明悟，朕非常了解。前些年你还曾发义师，救济这场灾患；如今难道不保存最大的诚信，反而丢弃美名吗？所以派遣使者去见你，想详细知道你的来意。如果确实要遵守盟誓，务求共同和好，就应当立即收敛兵车，迅速返回本界；被掠走的百姓，一律放回，然后才可以表明你的真正心意。朕相信你的奏报，接着就派使者与论拱热一同前往，所有事情都可以商议，彼此欢好必定会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暗中怀有别的意图，将要另作谋划，那么即使你还没有说出实情，朕也对此略作准备。只是因为盟誓本来极其重大，朕不愿先行违背，所以反复认真询问；等待你的奏报，以符合朕的心意。赐尚结赞第三书。敕告尚结赞：蕃使论拱热等人与赵聿一同到达，你所陈述奏报的事情，朕都已经知道了。你的诚意勤恳，一心想要敦睦和好：对上可以成就舅甥之义，其次可以结成邻国援助的欢情，对外可以彰显礼让的风气，对内可以平息战争的祸患。兼有这几件事情，是古代贤人都难以做到的；若不是你的才能超越同辈、见识通晓古今，怎么能够辅佐大国，弘扬远大的谋略，在当时施行美好有利的事情，把盛名传给不朽之后？朕顾念你的明智谋略，赞叹欣赏之意实在很多。然而赞普来信以和睦为务，你所上奏也以通好为贵；最初读到这些言辞，确实嘉许你的德义，等看到实际行动，却很惊讶其中颇有违背。以你的贤明，是朕所信任看重的，按道理必不会舍弃道义、越过盟约；朕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因，为何会到了这种地步。前些年所订的和好言约，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四镇、北庭，本来没有割让给蕃国；后来朱泚背逆作乱、占据上都，你仗义兴兵，请求收复京城，朕于是答应把四镇、北庭之地赐给你们，以此报答功劳。成功之时正值炎热暑气，蕃军便撤退了；奉天盟约哪里还可以再谈？事情非常明白，确实没有疑惑。凡是说结交友好，贵在和睦同心，凡事全面商议，有什么不可以？大蕃如果一定想要四镇、北庭之地，就应当直接说明真实情意。你们只要显露诚心，朕自然也有相应的分寸和道义，何必曲意征引从前的事情，广泛制造新的端由，还要发兵来务求张扬威势？蕃使尚未到达这里，蕃军却早已越过疆界。有的说要亲自入朝，有的说要重新订定誓约。既然损害盟约，又失去礼仪，言语和行动相违背，凭什么取得信任？君主建立国家必定不是毫无缘故；汉与蕃都承受天命，胜负本来有一定的分际，强弱难道能够只靠争力决定吗？你想凭众多军队侵扰，凭威势胁迫，以为天地可以欺骗，以为盟誓可以改变，于是就任意行事，不必再谈和好。如果想遵守从前的约定，敦睦亲邻关系，那么进退取舍之间本来就应当合乎礼仪，派遣使者往来就足以商议。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调动军队？和好是礼义之事，兵戈是争夺的根由，这两端差别悬殊，按道理不能同时采用。如今想要用出兵的势势来决定和好的言辞，事情必定不能成功；即使成功，又有什么好处？你的见识通达敏捷，器宇沉着周详，这样的事情不用说也应当明白，只是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打算如何？况且从头到尾议论和好，都是你参与商议的。清水会盟那天，又是你亲自宣发誓辞，期望停止杀戮、爱护生灵，修正文治、停止武备，永远安定百姓，把法则传给子孙；天下人都赞叹，认为这是盛美之事。不到几年，突然发生改变，这不只是被四方讥笑，也将被千古取笑。朕这样思量，实在非常想要通好。对方虽然稍微有所侵凌，朕也没有立即与之交恶，所以派某官与你再次详细筹划商量。你如果确实务求共同和好，没有别的意图，就应当立即返回本界，派遣使者详细说明真实意图和所需要的事情。至于四镇、北庭，朕自当另行推议。如果只是借口说要继续友好，实际上志在另作图谋，仍然放纵军队、不立即回国，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你们究竟是想和好还是不和好，到这里便可以决定。书信中还有没有说尽的事情，另让某官某当面宣告。应当赶快回去，朕等待你的奏报。你所献的方物，深深表达了远方的诚意。现在赐给你某物，可以领取。秋天寒冷，近来平安康健。《翰苑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一，唐陆贽撰写奏草【一】。

译论述两河及淮西利害的奏状。内侍朱冀寜奉传圣旨说：由于两河的寇贼还没有平定消灭，又有淮西的凶党进攻逼近襄城，卿博古通今，应当有良策，应该详细陈述利害，密封进呈。臣资质平庸愚钝，见闻浅陋狭窄，幸因缺少使职而得以佩簪组入朝，屡次承受过分的恩宠，因文学才学入侍宫中，每每自我奋勉，想着报答奖赏和知遇，感激之情所到，也能忘却自身。只是越过职分干预议论，是典章制度所禁止的；没有得到信任便进言，圣人也不推崇。因此一直谨慎沉默，尸位享受荣禄。近来每天都因此感到惭愧，从春天到秋天，心中虽然忧虑，却不敢发言，这是臣的罪过，也是臣的本分。陛下天性英明，圣德卓绝，神授般的英谋照耀八方，思虑周遍万事，却仍担心有所缺漏，向下询问草野之人，这正是尧舜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喜好询问并乐于察纳浅近言语的用意。臣每每读前代史书，看到那些启发君主、接纳忠言的人，竟有泣血、撞碎额头、牵拉衣襟、折断马鞅的事情，都是因为进言被拒绝，恳切忠诚激发到极点，于是愤懑超过礼法而不能自我停止的缘故。何况如今形势危急，事情又有应当把握的时机，正逢圣明君主敞开心怀访求采纳意见之时，没有古人触犯君主逆鳞而颠沛流离的忧患，倘若还要揣摩圣意，担心所言不是君主喜欢听的，又暗中害怕权贵大臣将要阻挠议论，前后忧惧，瞻前顾后，这就是苟且迎合、勉强容身之徒的作为，并不是有扶危救乱的意图。这正是愚臣对于过去痛心切齿之处，所以不忍在当今再亲身实行这种做法。臣心中积蓄着忠诚和愤懑，本来愿意倾吐陈说；臣任职宫禁之内，应当充任顾问，承受询问而作答，是臣的职责；书写真诚而毫无隐瞒，是臣的忠心。谨把意见分条写在后面，只希望明主反复省察并加以考虑。难道这只是微臣一人承受容纳进言的恩典吗？实在是亿兆百姓的幸运、国家社稷的福分。臣本是书生，不熟悉军事，私下认为霍去病是汉代将领中的杰出人物；他每次谈到行军用兵之道，只看谋略如何，并不在于拘泥学习古代兵法。由此可知，兵法没有别的奥妙，只要看清敌情而通晓变化，就能辨明得失，知道成败。古人能够坐在酒樽俎豆之间筹划，却在千里之外制胜，所得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的才智比不上古人，但略微窥见其中的意义，所以敢于承受诏命而不沉默，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臣以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得合适，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应有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众多也不值得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军队不足以依靠，就等于没有军队；将领不能发挥作用，就等于没有将领。将领不能统率军队，国家不能驾驭将领，不只是耗费钱财、玩弄寇贼的弊病，也会有祸乱不能止息、反而自取焚毁的灾祸。自古以来祸乱兴起，何尝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两河、淮西成为叛乱的首领。叛乱的不过是四五个凶恶之人罢了，尚且担心其中或许有人是旁遭牵连而获罪，内心积蓄着危惧和疑虑，仓促之间失去谋划，形势不得不发展到这一步；也未必人人都是蓄意筹谋、果真想作奸犯逆、僭越称帝称王的人。何况其余的人，大概都是被胁迫而从众的，只要知道可以保全性命，哪里愿意作恶？如果依法招抚，以诚意使他们悔过改祸，使来归的人一定得到安定，已经安定的人一定长久如此；这种道理逐渐彰明，谁会不心怀归附？即使有野心、难以驯服的人，臣知道其中归顺教化的必定超过一半。舞干而使苗民归服，难道只是虚言吗？假使四五个凶恶首领全都具有如枭鸱般的性情，他们手下同恶相济、十人百人相互依从，也都不过是士卒中的庸常之流、卑下的品类；他们的志趣不过是声色财货的享乐，他们的才能不过是踢球跳跃的本领；他们结盟交往，便互相欺侮诈骗，把这当作智谋；他们统御众人、役使部下，便动辄扣押妻子儿女，把这当作权术。这些只是偷盗求安的一伙人，并没有奸雄那种特殊卓异的资质。凭陛下英明神武，志在平定统一；君臣的形势并不相同，逆顺的道理也不相等，双方形势大小不相称，军队人数多少更不能相比。然而战争仍然拖延多年，军队疲惫，钱财耗费，不仅舟车、征兵等负担增加，几乎连闽濮一带也被逼到穷困；百姓受笞打、肉体受伤，乡里呻吟，送父亲、别丈夫，哭喊于道路，织机上的储蓄已经耗空，征发已经竭尽。可是将帅们还说：“钱财不足，兵力不多。”这正是微臣千思万虑也不能明白其中道理的地方。不知陛下曾经追问过他们的说法，考察过其中的缘由吗？辅佐大臣们日日进献意见，是否又替陛下考察过这件事呢？臣愚昧无知，实在对此深感疑惑，于是过分地凭空推测，冒昧放言议论。我认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得合适，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应有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众多也不值得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如今凭陛下的明圣，诸位将帅畏惧天威，即使完全没有这种忧患，也不能不试着加以省察。陛下如果认为臣这番说法只是空泛的理论，不值得验证，臣请求再为陛下说明确凿的证据，以证实前面的说法。田恱刚开始倡乱时，气势盛、力量完整，恒、赵、青、齐互相依为唇齿；陛下特地下诏委任马燧，让他专主征讨，抱真、李芃以声势相互援助。当时士卒官吏畏惧法令，将帅感念恩德，都怀有战胜残敌、消灭敌人的诚心，没有争功邀利的嫌隙，所以能够屡次摧毁坚固的敌阵，深入逼近敌人的巢穴；元凶侥幸逃脱俘获，凶党几乎全被刀锋杀尽。臣所以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得合适，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应有的权柄。这就是明白的成效。田悦失败以后，力量屈服、形势穷困，而且人心已经离散，没有人再抱定坚守的意志；乘着我军胜利的气势，追击败亡敌军、乘其伤残余势，相比先前的战功，难易相差百倍。后来大军却停驻下来，残余的叛党又安定下来。此后粮饷运输日益增加，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年，竟然没有交战。衡量兵力，先前少而现在多；论军需资财，先前少而现在厚；论气势，先前刚刚聚集而现在乘胜；估量攻城器具，先前草创而现在修缮完备；计算凶党，先前强盛而现在残破；揣度敌情，先前锐利而现在受挫。然而形势因时而变，事情却同道理相违：本来应当容易的反而变难，本来应当进攻的中途却停止，根本和枝末走向不同，前后方针发生改变。按照常理，必定不应如此。臣所以说：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众多也不值得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这是自古以来必然出现的结果，只是不知如今的事实，莫非也接近这种情况吗？就在于陛下仔细考察并赶快挽救了。实在不在于增加兵力以滋生事端，增加赋税以残害百姓，既不能缓解眼前忧患，反而可能引起意外祸患。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人民的心力。

译兵力，是财物的蛀虫。人民的心力受到损伤，国家的根本就受到损伤；根本受伤，枝干就会倾覆枯萎，连根基也会被拔除。希望陛下重视并慎重对待此事，怜悯爱惜百姓。如今兴师已经三年，可以说很久了；税收涉及各种物品，可以说很繁重了；陛下为此早起晚睡，可以说忧虑勤劳了；天下百姓为此携带资财、居家输送，可以说劳苦困弊了。然而寇乱反而加重，消灭它遥遥无期；人心动摇而不得安宁，事变难以预料。因此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巧妙而迟缓。迅速就能乘机取胜，迟缓就会滋生变故。这是兵法中深切的告诫，也是往事昭然可见的验证。用胶投入水中来使浑浊改变，不如澄清源头，使浑浊自然改变得更好；扬汤止沸，不如断绝柴薪，使沸腾迅速停止。因此，费心使远方归服，不如先修治近处，这样远方自然会来归；用多种办法挽救过失，不如改变行为，这样过失自然会消除。如果不安定根本，却专门致力于补救末端，那么这种补救正是祸患发生的根源。修治近处的道路、改变行为的方法，像举起一根毛那样容易，只在于陛下是否认为可行罢了。倘若有些事情实在难以改变控制，姑且以维持危局为务，那么就应当比较祸患的轻重，辨明攻守的缓急。臣认为幽燕、恒魏的寇乱，形势缓而祸患轻。汝洛、荥汴的忧患，形势急而祸患重。形势缓的，应当用计谋筹划，如今失误在驻屯防守的兵力太多；形势急的，应当用严密措施防备，如今失误在守御力量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胡、羯起兵作乱，首先从蓟门兴起，中兴以来还来不及扫荡，便趁其降将归附而加以安抚。朝廷把河朔置于考虑范围之外，几乎三十年了，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急务。田恱屡经失败，气势沮丧、力量衰弱，只图苟全残生，再没有长远谋略。武俊出自蕃种，有勇无谋；朱滔徒有才干，多疑而少决断；他们都受到田恱诱骗陷害，于是猖狂出兵。事情起得没有名义，众人的心也不归附，进退都慌乱疑惑，内外都要防备忧虑。所以军队才到魏郊，便又立即退回巢穴，意图在于自保，形势上没有别的谋划。再加上洪河、太行挡住他们的正面，幷、汾、洺、潞压制着他们的腹地，即使想要放纵肆虐，又能做什么呢？况且这些州郡的凶徒互相劫持控制，形势紧急时便合力，退缩时便互相背弃憎恨。这些都是苟且偷生之徒，必定没有越界突出的祸患。这就是臣所说的幽燕、恒魏的寇乱形势缓而祸患轻。希烈却忍心伤害残杀，果断进行吞并，占据蔡、许富饶完整的土地，又增加邓、襄掠夺来的资财，欲望完全没有满足。如今军队还没有受挫，东面的寇乱就会使转运受阻，向北窥伺则都城或许会受到惊扰。这就是臣所说的汝洛、荥汴的忧患形势急而祸患重。代、朔、邠、灵的骑兵，自古就是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的步兵，是当今训练有素的士卒。把这些强劲的兵力全部交给山东方面，势必因将领太多而兵力分散，因军队太广而财力困乏。用于进攻，则多年不能前进；用于防守，则多出数倍，各自心怀顾虑，轮流想推诿倚靠。臣所说的形势缓者应当用计谋筹划，如今失误在驻屯防守的兵力太多。李勉凭文吏的才能，应当负责浚郊一带防备奔突；哥舒曜凭乌合之众，抵御襄野的豺狼群。陛下虽然接连调发禁军作为后续援军，又多次命令各镇务必协同。圣明的旨意忧虑深切，人人都想自我效力，但只恐怕这些人本来并不熟习此事，命令又不适合执行；如奔逃的巨鲸冲撞罗网，仓促之间难以控制，面对敌人犹疑不决，因循不前。臣所说的形势急者应当严密防备，如今失误在守御不足。陛下如果察明缓急，审定轻重，让懐光率军解救襄城之围，李芃回镇作为东都的援军，汝洛既然稳固，梁宋也就安定了。这就是用有余去救不足，停止关右地区征收赋税、征车登记马匹的扰害，减少山东飞运粮草、牵挽粟米的劳苦。没有扰害，祸乱就不会发生；停止劳役，物力就能够恢复。这不只是排除迫在眉睫的灾难，也将防患于未然。征发既然停止，守备暂且稳固，就足以从容观察形势，重新选择良策。这对于缓解混乱、化解纷争，也算是一个次等的计策。议论的人如果说：河朔的群盗还没有全部消灭，倘若又减少兵力，必定会再次生出祸患。这只是喜欢标新立异而不加思考的说法罢了。臣请允许我来驳诘它。前些年讨伐叛乱开始时，只有马燧、抱真、李芃三位将帅，进攻必定克敌，作战必定强劲，这就明确说明兵力并不不足。等到他们停留不进，才请求增加军队，于是选派神策军的精锐士卒接续前往，李晟去了；还说兵力不足，又请求增援，于是征调朔方全军赶赴那里，懐光去了；几乎派遣了超过原来一半的戍兵，最终却没有取得丝毫功劳，这又明确说明军队不在于人数众多。然而可以拿来为这种情况辩解的，必定会说：“王师虽然增加了，贼党也增加了。过去只有田悦、寳臣，如今又有朱滔、武俊。”臣请再加以驳诘，以堵住这种托词。过去的田悦、寳臣，都在积蓄锐气、培养谋略，是正日益强盛的剧贼。不久田悦战败，寳臣被消灭，即使又有朱滔、武俊增加在先前的敌人之中，也还有孝忠、日知在他们之后相继出现；这就说明贼势并没有比往日增长，王师却比过去充足，这又是明白的了。过去凭太原、泽潞、河阳三位将领的军队，抵挡田悦、朱滔、武俊三支寇军；如今朱滔逃回，武俊退缩，只有田悦在危城中苟延残喘。即使让我军全部撤回，他们也只能勉强自守，何况留下抱真、马燧，足以观察敌人的破绽而加以讨伐消灭。这就说明，减少东征的兵力，势必不会有祸患，又是明白的了。把他们留下，只会让敌人白白消耗粮食；把他们调走，则这边得到长城般的屏障，能够化危为安，停止耗费而节省开支，一举兼得多种利益，希望陛下加以筹划。谨此奏闻。

译论述关中事务应采取的措施 臣近来阅览史籍，每到治乱兴废的关头，总要反复参考，探究它的根源。与治相同的道路，没有不兴盛的；与乱走同一条路，没有不衰败的。这是常理。有时处置措施并没有不同，安危却有所差异，这是时势的变化。至于统治人民的君主拥有重大的权柄，建立国家有重要的权力，得到它就必定强盛，失去它就必定衰弱。这是历代不变、百王相同的道理。统治君主的权柄，在于彰明自己的德行和威势；建立国家的权力，在于审慎权衡轻重。德与威不可偏废，轻与重不可倒置。蓄积威势来彰明德行，不能偏废其一；处在重地来驾驭轻地，不能把权柄倒拿。倚仗威势，德行就会在自身丧失，这是招致失败的道路；失去重地，轻地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这是开启祸患的门户。陛下天赐勇智，志在削平祸乱，愤恨这些昏乱迷妄之徒，整顿军队奋力征讨，天下震动不安，没有人敢安居。这实在是英明君主拨乱救民、不得已而用兵。可是威势武力已经多次施加，并不是说还需要继续蓄积了。现在所应当小心保护、谨慎守住而不可丧失的，只有处在重地驾驭轻地的权力。陛下又急于成就事务，急于应对时机，竭尽国家力量供奉军队，倾尽中央财力资助外地，权柄倒置的形势如今又似乎出现了。臣因此忧心如狂，不觉妄自发言，竟超越了顾问的旨意，深深推测其中忧患危险的根源。这是臣的愚见，是臣自量才力而尽忠于侍奉君主本分的表现。古人所谓“愚夫也可以进言，而明主加以选择”，希望陛下幸而留下听取。臣听说，国家建立时根本应大、末端应小，因此能够稳固。又听说治理天下，就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小大相称而不违背。身体能够支使手臂，是因为身体比手臂大；手臂能够支使手指，是因为手臂比手指大。王畿是四方的根本，京城又是王畿的根本。按其形势，应当使京城如同身体，王畿如同手臂，四方如同手指，因此使用起来就不违背，安处起来也不危险。这就是居于重地驾驭轻地，是天子的重要权力。不只是用来统御中原诸夏，也有镇抚戎狄的方法。因此前代的制度是：把天下的租税转运交给京师；迁徙郡县中的豪杰，安置在陵邑；选拔四方强壮勇敢的人，充实边城。赋役方面，对近处轻些、对远处重些；施行恩惠教化方面，使近处悦服而远处前来归附。太宗文皇帝平定大业、天下完全安定以后，仍然致力于军事防备，不忘记忧患，设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卫。大体上各府有八百多处，而在关中的几乎有五百处。拿天下的兵力也不能与关中相抗衡来看，居于重地驾驭轻地的意义就很清楚了。承平日久，武备逐渐衰微，虽然府兵和禁卫都还存在，但士卒很少操练骑乘，所以安禄山暗中颠倒并窃取了这一权柄，凭借外部势力过重的条件，一举造成滔天大乱，两京不能守住。还好原有的经制大体保存着，强化根本的制度还在；又因为忘却边疆防备而边备尚存，再加上各州牧有马匹、每州有粮食，所以肃宗得以凭借这些资力，中途重新振兴国运。乾元以后，大恶之徒刚刚平定，接着又有外部忧患，军队全部向东征讨，边疆防备既然松弛，禁卫军队也空虚了。吐蕃乘虚深入侵扰，所以先皇帝没有力量抵御，只得避往东面巡游。这些都是失去居重驭轻的权力、忘记深固根本的忧患。内部有寇乱，崤山、函谷关的险阻便失去作用；外部有侵略，汧水、渭水一带便成为戎狄之地。当时朝廷和市场离散崩析，事变令人忧虑，必须从各方面加以防备。即使有四方的军队，哪里来得及救一朝的祸患？陛下追忆到这些，难道不会因此寒心吗？幸亏依靠宗庙社稷的威灵和先皇的仁德圣明，排斥击退丑类，使宫居重新安定，城邑完整，宫庙没有毁坏。这又是非同寻常的幸运，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的事情，足以看出上天对于皇家保佑之深。因此应当把它作为重大警戒，以弘扬长久的谋略。陛下实在应当上承先帝的本心，下察时势的变化，远考前代成败，近鉴本朝盛衰，垂下无穷的美善，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如今形势已经可以危急，忧虑又超过从前。臣恭敬地想到，圣明的谋划已经有了成熟的安排，只是愚臣还没有领会，冒昧献上自己的忧虑。先皇帝从陕郛返回后，鉴戒过去的事情，逐渐增加禁卫，慢慢修治边防。当时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三位将帅，用来抵御西戎；河东有太原全军，用来控制北方胡虏。这四支军队都声势雄盛，士卒和战马精强。又征调各道戍兵，每年乘秋季防备边塞，尚且不能保证边界防守牢固、阻挡敌人的奔突，京师戒严的情况屡屡发生。陛下继承皇位以后，威势震慑异族邻国，愚蠢的昆夷仍然肆意施毒，举国来犯，意图吞并防、梁。由于贪求侵掠已经很深，几乎遭到覆灭，于是请求通好，暂且停止交相侵扰。这大概是因为马匹损失、军队疲惫，想用计谋稍稍拖延，实在不是畏惧威势、感怀恩德，必定想守信结和。因此多年来优柔不决，始终没有坚定地订立盟约；停兵稍久，马匹逐渐繁殖。它们必定会借一件小事愤怒争执，趁机又大肆侵掠。张光晟又在振武诱杀群胡，从那以后便完全没有虏使来往。他们所怀的嫌隙怨恨，足以明显验证。即便吐蕃确实和好、回纥没有怨恨，戎狄贪婪欺诈也是一贯的本性；只要有便利可乘，哪里肯端坐自守？如今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山东，神策六军的兵力又接连出关。倘若有奸臣诱使寇贼，狡黠的胡虏窥伺边境，等待空隙、乘虚而入，稍稍侵犯亭障，这正是愚臣私下所忧虑的。不知陛下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臣私下听说，讨伐叛乱开始时，议论的人大多轻视此事，都说有征讨而不会交战，战事不会超过时日，估计兵力不会很多，衡量费用也不会太广，对事情没有扰害，对百姓也不会劳苦。哪里料到战争接连、祸患纠结，变故难以预测，日积月累，逐渐违背了最初的谋划。所以前代记载把兵器称为凶器，把战争称为危险之事，极其戒惧谨慎，不敢轻易使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本来应当取胜却反而失败，本来应当安定却反而转为危险，把灭亡改变成保存，把小事化成大患，不过就在翻掌之间罢了，怎么能不畏惧并慎重对待呢？近来的事情十分明显，足以作为鉴戒。过去成为天下祸患的，人们都说除掉他们便可以达到太平的，是李正已、李寳臣、梁崇义、田悦。过去为国家所信任，人们都说任用他们便可以消除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后来李正已死了，由李纳接替；李寳臣死了，由惟岳接替；梁崇义死了，希烈却叛乱；惟岳被杀，朱滔逃走。

译这样看来，过去所忧患的人已经除去了四个中的三个，但祸患竟然没有减弱；过去所信任的人，如今反而自行叛乱，又难以保全。由此可知，国家的安危在于形势，任用事情能否成功在于人才。形势如果安定，即使异族也能同心；形势如果危急，即使同舟之人也会成为敌国。陛下难道可以不追鉴往事，更新谋划，遵循不偏废的权柄来安定人民，恢复不倒持的权力来巩固国家吗？如今却孜孜不倦、急切忧劳，竭尽心神，顺从无休止的要求，期望难以必然取得的成效。对于替人消除祸患的心意，已经达到极点；但为宗庙社稷自我珍重的计策，恐怕还没有做到。近来将帅出征，长久不能消灭敌人，若以此作为借口，便请求增加援军。陛下于是替他们停止边军，削弱宫廷环卫，空出内厩的马匹，耗尽武库的兵器，占用将领家的子弟来增加军队，征取私人饲养的牲畜来扩充骑兵。即使这样还没有交战便说缺乏钱财，陛下又替他们计算房屋，向商贾借贷，倾尽司府的钱币，设置请▯的科目。关辅之间征发已经过度，宫苑之内防备也不完整。万一将帅中又出现朱滔、希烈那样的人，有的凭借边地堡垒固守，诱来豺狼；有的暗中在京郊发动，惊扰侵犯城阙，这也是愚臣私下所忧虑的。不知陛下又将用什么来防备？凭陛下的圣德，君临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令人惊惧的忧虑，难道是适合说的吗？然而身处安定而防备危险，是贤明君王所致力的；因为忌讳而不许进言，是中等君主才不做的事。如果防备已经严密，那么进言又有什么妨害？倘若忽视而没有防备，又怎么可以不说？臣因此把狂妄浅陋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无所忌讳回避，不敢因为中等君主不做的事，而使圣朝有所忧虑。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并且过分防备。况且如今的关中，就是古代所谓方圆千里的王畿，王业的根本就在这里。秦曾经凭借它倾覆诸侯，汉曾经依靠它平定四海。大概是因为凭借山河的险要形势，又处在田地肥沃的地方。弱时可以在内部保全一方，拥有天下的一半，用来养蓄力量、等待时机；强时可以在外部控制东方诸夏，占据天下最大的区域，用来蓄积威势、彰明德行。关中的豪杰勇士，和登记在营卫中的兵士没有不同；关中的车辆马匹，和列在厩牧中的没有不同；关中的财物，和储藏在府库中的没有不同。一旦有急事，一早就可以聚集起来。如今执掌政事的人先行拔除根本，舍弃重地而取得轻地，正是所谓倒拿太阿剑，把刀柄交给别人。议论制度设置，本应采用强干弱枝的方法，却反而违背了这个原则；施行安抚，本应采取悦近来远的道路，也与之相违。若寻求通行四方的办法，竟没有一处适用。只是臣性情庸弱怯懦，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过去的事情无法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臣不胜恳切忧国的至诚，冒昧献上狂妄鄙陋的意见，以备陛下采择其中一端。陛下倘若俯察臣防患的诚意，过分听取愚臣的计策，使李芃援救东洛，懐光救援襄城，希烈的凶徒势必退败。那么所派遣的神策军六军士卒战马，以及征召节度将领子弟向东行进、作为援军的人员，都可以追回。河北既然有马燧、抱真固守，也就没有再借调兵力的必要；李晟也命令他回军，恢复原有防务。明令禁军严密防守泾、陇、邠、寜，只让他们严守边界，仍然说明以后不再征发，使他们知道各自保全安居。又下发恩诏慰劳招徕京畿地区，详细说明京城之下各种劳役繁多，如今又要防备四方会同；各道官员朝夕奏报，体恤勤劳、怀柔远方，按理应当优厚宽容。京城及京畿各县所征的间架税、防酒税、抽贯钱、贷商钱、防召等税目，一概停止。这样希望已经缴纳的人消除怨恨，正在承受征敛的人获得安宁，人心不再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祸乱也无从发生。朝廷因此更加尊严，然后就可以根据时势施行教令，宽严进退由自己掌握，还有什么不能使人服从的呢？端正根本、整治纷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谨此奏闻。《翰苑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二，唐代陆贽撰写的奏草（二）

译论述迁都和出奔原因的奏状 臣前些日子承蒙恩典被召见，陛下叙说泾原叛卒惊扰侵犯宫阙以及当初出行避难的事情，因而亲自责备自己，言辞旨意过于深切。臣奏说道：“陛下把过错归于自身，实在是尧舜最高德行的表现。”臣私下有所见解，认为造成今日祸患的，是群臣的罪过。陛下又说：“卿按照君臣之礼，不忍把过错归到朕身上，所以才这样说。然而自古国家的兴衰，都有天命。如今遇到这种厄运，虽然是朕失德，也因为事情的发展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诏问，陛下便说到宗庙社稷，眼泪鼻涕交集；君主忧虑，臣下愤懑，这是人情的常态，感情从内心激发出来，不觉哽咽。随后恰逢游瓌请求入对，臣的话没有能够说完，如今冒昧上奏，以尽愚臣恳切的心意。臣所说造成今日祸患是群臣罪过，并不是敢于徒然装饰浮泛之说，姑且宽解圣上的心怀；事情都有原因，这些话大概可以重新说明。胡、羯起兵作乱，遗留下的祸患还没有消除，朝廷因循已久，容忍养成的事情多有僭越，礼制缺失，防备和朝仪也不完整。陛下以神武统御天下，志在统一四方，于是命将帅四方征讨不服之人；凶恶首领迟迟未被诛杀，叛逆将领接连作乱，战争连接、祸患纠结，已经进行到第三年，向四方征调军队，没有远近不到的地方；父子诀别，夫妻分离，一个人出征，十户人家供给资助；留下的人有馈送的苦劳，出行的人有刀锋下的忧患，去留之人都不得安宁，乡里也不得安定。聚集的军队一天比一天多，供给费用一天比一天大，常规赋税无法充足，于是下令催促限期缴纳；限期刚结束，又命令加征；加征已经耗尽，又让各地另行摊派；另行摊派仍然不足，于是设置专卖征算的科目，推行按户借贷的办法。禁令防范越来越繁密，条文项目细碎琐杂，官吏无法承受命令，百姓没有聊以生存的条件；农桑因征调而荒废，民脂民膏在鞭笞捶打中被榨干，市井愁苦，家庭怨恨叹息，百姓哀号，州郡也不得安宁。边疆的戍守用来保卫疆土，禁卫的军队用来防备巡察警戒；二者有一处缺失，便会滋生敌对之心，这是国家最大的防务，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陛下急于平定祸难，多次派兵东征，边防空虚，亲军削弱；不久又搜检查阅私人牧场来取得马匹，登记责令将领之家出兵。凡有私人牧场的，通常都是功臣贵戚之家；所谓将领之家，都是统帅和州牧的后代。这些人曾经蒙受亲自任用，有的还建立过忠劳，免除征役本来是固定的典制。如今忽然夺取他们的牲畜，役使他们的子孙，有的请求借贷来供给行装，有的倾家荡产来置办士卒和车马。道路上凄凉悲惨，部曲感到伤痛，贵位高勋之人，谁不因此离心？加上聚敛财物的法令，在京城尤其严厉；侯王的宅第都缴纳屋税，贩夫贩妇全都征算缗钱。身份尊贵却没有得到优待，身处京城附近却没有受到区别对待，他们的愤怒忧伤，又超过各地诛求日益繁重的情形。各类恐惧和征发似乎无休无止，众人的情绪动摇，朝廷内外喧嚣不安，京城和关畿也不得安宁。陛下又因为各种制度松弛废弛，立志要肃清整顿，持守义理来掩盖恩惠，任用法令来成就治理。圣断失之过快，圣明的察识却伤于过分精细。决断过快，就对人缺少宽恕，在似是而非之间也不容许分辩；察识过细，就对事物多有猜疑，在凭空推测之际又未必正确。缺少宽恕，重臣害怕祸患，反复不安的嫌隙容易产生；猜疑过多，群臣防备嫌疑，苟且敷衍的风气逐渐扩散。因此叛乱接连发生，怨言一同兴起，非同寻常的忧患，亿兆百姓都在担心。只是陛下安静深沉，独自没有听闻，竟使凶恶的士卒击鼓前进，在白天侵犯宫阙；重重宫门没有结草为防的守御，环卫之中也没有能够盘问“是谁”的人。自古以来祸变兴起，还没有像这样容易的，难道不是因为乘我朝的空隙，又因人心离散吗？陛下有辅佐大臣，有掌管耳目的官员，有负责谏诤的班列，有掌管防卫的机构；他们看到危险不能竭尽忠诚，面临危难不能献出生命。所谓造成今日祸患是群臣的罪过，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圣旨又认为家国兴衰都有天命，如今遇到这种厄运，应当是事情不由人所能控制。臣性情耿介鄙拙，学识平庸浅薄，凡是占卜算命的秘术，都没有涉猎其源流。至于兴衰的大道理，臣却曾从典籍中听闻过。

译《尚书》说：“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我们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我们百姓的所听。” 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可见吉凶是否合宜在于人，天降下灾祸和祥瑞在于德行。又说：“上天难以诚信揣度，天命没有恒常；保持自己的德行，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德行不能恒常，九州就会因此灭亡。”这就是说，上天的视听都依据于人，上天降下灾祥都考察人的德行，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种天命。因此祖伊责备纣王说：“我们活着，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天吗？”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过说：“我们有天命，不能容忍他侮辱我们。”这又是把人事抛开而推说天命，必定不可行的道理。《易经》说：“上天亲自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仲尼认为，“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道之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之人。履行信用，思考顺道，又尊崇贤能，所以说“上天亲自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又说：“处于危险的人，是因为曾经安于自己的位置；将要灭亡的人，是因为曾经保守其已有的生存；发生混乱的人，是因为曾经自以为有治理之道。”所以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生存时不忘灭亡，在治理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又说：“观察履行的行为，考察吉祥的征兆。”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象征。”《易经》这部书，穷尽变化而知晓转化，对于人的性命之理，可以说研究得十分精微。至于论述天人相互祐助的原因，辨析安危治乱的缘故，必定以人的行为和得失为根本，而把吉凶作为相应的报应征象；这样天命由人而定，其意义就很清楚了。《春秋左氏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由人自己招来。又说：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出生，这就叫作命。因此人的行动、威仪、礼义都有相应的规范，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能力的人保养它而得到福，不能做到的人败坏它而招来祸患。《礼记》引用诗句并解释说：《大雅》说：“殷朝还没有丧失民众时，能够与上帝相配。”“应当以殷为镜鉴，伟大的天命并不容易保持。”这是说得到民众就得到国家，失去民众就失去国家。又引用《尚书》并解释说：《康诰》说：“天命并不是恒常不变的。”意思是行善就得到它，行不善就失去它。这就是圣哲的心意，六经相互贯通，都认为祸福由人，不说盛衰另有固定的天命。大概人事在下显现，天命在上降临；因此事情有得失，天命有吉凶，天人与人事之间如影随形、相互应合。《诗经》《尚书》以后，史书和传记相承记载，治乱废兴的大略都可以考察。人事治理而天命降下混乱，从来没有这种事；人事混乱而天命降下安康，也从来没有这种事。六经的教诲既然如此，历代的明显验证又是这样，臣还担心其中有可疑之处，请再用近来的事情来证明。从近来征讨颇为频繁，刑法的罗网稍微严密，物力枯竭耗损，人心惊恐疑惧，仿佛处在汹涌不定的风涛之中。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早晚都在同族同党的聚集谋划中，人人担心必定会发生变故。不久泾原叛卒果然如众人所忧虑的那样发生了叛乱。京师之人动辄以亿计，固然不可能全都懂得算术、都读过占卜之书；由此可见，招致寇乱的原因，未必全都关乎天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鉴戒已经发生的深重过失，建立将来的美好谋划，拯救宗庙社稷于危急，洗雪亿兆百姓的愤恨和耻辱，这在于审察时势变化，广泛询问人的谋略。王道教化一旦修明，上天的保佑自然会到来，恐怕不应推说这是厄运时局所致、认为本来就如此，从而削弱追究过失的诚意，阻碍更新政治的希望。臣听说，治世有时会生出乱世，乱世有时也能成为治世的凭借；有的因为没有困难而失去守成，有的因为困难很多而使国家兴盛。治世生乱，是倚仗已有的治理而不再修治；乱世资助治理，是遭逢混乱而能够警惧。没有困难却失守，是忽视万机的重大而忘了忧惧；困难很多而兴邦，是经历众多事务的艰难而懂得警戒谨慎。如今导致生乱失守的事情，已经过去，无法再追回；至于借此修治而兴邦的事业，就在于陛下自我勉励、谨慎修明。处在极其危险、极其艰难的时刻，得到正确的道路就会兴盛，失去正确的道路就会衰败，其中不容许再有后悔的余地。希望陛下勤于思考，周密谋划，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违背个人欲望而遵循正道，远离奸邪谄媚而亲近忠诚正直，推行至诚而摒弃逆诈，堵塞进谗阻挠的道路，扩大进谏诤言的门户，扫除谋求私利的法令，务求使人民得到休息；记录一点善行、一点才能，以便充分任用群体人才；忘却小过小怨，使没有人被遗弃。这条道路很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在于把它约束落实在心中罢了。何况陛下天资睿智明哲，具备一定能够成功的条件，怎么能舍弃这些条件而不去实行呢？如果早晚都在心中发誓奉行这条道路，就可以感动神明、震动天地；如果早晨便把它施行于政事，就可以使众类服从、使万方归附。还忧虑什么乱臣？还害怕什么厄运？还担心什么天下不安？从前太王因为躲避狄人而兴盛，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而成就王业；这就是因危难而恢弘盛大的事业，由偏僻狭小之地而扩展伟大的谋略。何况陛下禀有英明的姿态，承继帝王的宝历，四海的利权都由自己掌握，列代圣君的德泽还留在人间。如果能够更加修治，没有什么不能成功。至于东北的群恶，拖延时日而逃避诛杀；泾原的乱兵，仓促之间侵犯禁令。这大概是上天保佑陛下，担心陛下凭神武果断而有轻视天下的心意，所以让陛下知道艰难，以使福禄永远延续罢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悔悟从前的祸患，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更新圣明的教化，以承受上天的美好恩赐。不要说时运正逢厄运而自我疑惧，不要说事情不由人而自我解脱；只要勤勉奋发、永不停息，就足以达到升平，难道仅仅是荡涤妖邪之气、很快恢复宫阙而已吗？愚臣不胜区区忧国奉君的至诚，有些话说得急切，不觉烦扰了陛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进言者的身份而废弃言论，不要因为言语不中听而废弃其中的直言；千虑之中或许有一得，也可能有可取之处。谨此奏闻。

译论述奉天当前最为紧要事务的奏状 臣昨日承奉圣旨：逆贼虽然退去，但城池还没有收复，命令臣审察思考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哪些最为紧要，详细列条上奏。臣以为，国家刚刚遭逢大变，天下震惊，无论顺逆、贤愚，必然都在翘首屏息地观察和倾听。陛下一句话说错，四方就会离心；一件事处理得当，万民就会归心。举动关系安危，不能不谨慎。臣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审察众人的心情。众人最希望的事，陛下就先去实行；众人最厌恶的事，陛下就先行革除。若能使自己的好恶同天下人的好恶一致，天下却不归附，自古至今从未有过这种情形。治理与混乱的根本，系于人心，何况正处于变故动荡、危险疑惧和人心向背之际：人心归附的地方就能稳固，人心离去的地方就会倾覆。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情，使自己的好恶同天下一致，让亿万百姓归向朝廷，从而安定国家呢？这确实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然而臣还担心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朝廷辗转播迁，王命还没有得到执行；如果只施行空洞的言辞，人们或许不会相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天下人所希望的，是停止战争、安定生业；天下人所厌恶的，是赋敛沉重、法令苛刻。陛下想停止战争，可是贼寇还存在，兵事本来就不能停止；想安定百姓的生业，可是征发和徭役还没有停止，生业本来就还不能安定；想减轻赋敛，可是郡县担心缺少军费，命令一定不会得到执行；想除去苛法，可是行在一向以严厉显示威势，所说的话又将没有效验。这些都是因为形势还有无法控制之处，意图还有无法推行之处。即使把这些写进德音，足以安慰百姓复苏的愿望，但拿事实来核验，却还不符合陛下悔过弭祸的诚意。况且用言语感动人，感动不会深；用行动感动人，回应一定迅速。因为言语可以因事而容易发出，行动却违背欲望，难以做到。容易发出，所以有些还不能使人信服；难以做到，所以一旦做到就没有人不服从。如今陛下将要平定祸乱、拯救危急、抚恤百姓、安定反叛者，既然还没有真正让百姓休息的措施，又缺少施行恩惠的资财，就应当违背自己的欲望，去做自己认为困难的事；公布真诚的心意，除去人们所忧患的弊病。这样才可以彰明追悔过失的心意，符合革新政治的言论。如果仍然不是这样，臣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行的办法。近来臣私下听说舆论大多在探究众情：四方忧虑朝廷内外意见不合，百官又忧虑君臣之间的道路阻隔；郡国的意愿不能传达到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于陛下；上面的恩泽不能向下施布，下面的实情堵塞，不能上达圣听；实际的事情未必被知道，知道的事情未必符合实际。上下在其中彼此隔绝，真伪在其间混杂，怨恨聚集，喧嚣不止，诽谤纷纷传播，想要没有疑虑和阻隔，怎么可能呢？舆论既然如此，人心也就可以看见了。人们大概认为，宽宏地听取和接纳意见，是圣明君主最难做到的事；郁结压抑、猜疑嫌忌，则是众人所忧患的弊病。伏惟陛下心神没有滞碍，观察鉴察必能穷尽事理，应当防止并治愈这种弊病，把难做的事变为容易，就像淬炼刀锋、溃破疣赘、决开堤防让水奔流一样。这样可以崇尚德行、成就美誉，也可以渡过艰难。陛下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实行，只是对此战战兢兢呢？臣认为应当趁文武群臣入朝参见的日子，陛下特别加以接待，亲自同他们叙谈，详细询问祸乱的缘由，明白表示悔过的心意，使每个人都充分陈说得失，并且命令他们一个个当面陈述。军务紧急时，到了就立即召见答对，不限时间，以表示陛下忧劳勤勉。周公忙得握发吐饭，天下因此归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应当给予他们优厚的礼遇，以温和的面色使他们喜悦；言语切实、道理恰当的必加赏赐，引导他们尽情陈说；见识少、辞令拙劣的，也应宽容原谅，嘉许他们的心意。有进谏而毫不隐瞒的人，愿陛下发扬成汤改过的美德，褒奖他的直率，不要吝惜承认自己的过失；有谋略可以采用的人，愿陛下效法大禹拜受进言的诚意，奖励他的才能，立即实行他的谋划。至于普通人的一点长处，也不要遗漏采录；平民传来的意见，也要听取而不厌倦。这就是汇集天下人的智慧来帮助自己的聪明，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来施行教令。这样君臣志同道合，还有什么不能推行的呢？远近的人都归心了，谁还会同朝廷作乱？就能把疑虑和梗阻化为团结，把怨恨和诽谤变成歌咏。十二天之内，就可以使局面发生巨大变化。陛下如果实行而不厌倦，运用得当，遵循正义就像转动圆环一样自然，进用善言就像赶不上似的急切，再推广这种办法，足以达到天下和平。至于彰明德行、堵塞邪违，恐怕还不只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或许其中有愚拙却接近正道的意见，事情有紧要之处却看似迂远，希望陛下垂察圣思，反复详细阅览；其中即使有不足观取采纳的，也请舍弃，不会因此耽误太久。谨此上奏。

译奉天论前次答复奏议未能施行的奏状 臣某言：贼泚还没有伏诛，仍然藏匿在宫禁之中。陛下思念宗庙，痛惜百姓，仁爱和孝心相互激发，以至于愤怒激切。陛下谦卑地把急务下询微臣。臣虽然鄙陋懦弱，却尊崇仰慕仁义；承蒙陛下知遇，感激陛下治理国家的诚意。内心愚拙的想法，承受询问便立即发出，不衡量浅深，也不因喜怒而触犯圣意。虽然缺少周密防范、承顺君意的规矩，但这也是臣效忠陛下，尽到一片忠心的表现。此前奉诏回答询问，随即详细上陈，请求陛下延见群臣，逐渐同他们亲近接触，扩大咨询访问的道路，开启进谏争辩的门户，疏通郁结堵塞的情意，弘扬采纳和拔擢人才的途径。自从献上答复奏章，到现在已经十多天，没有听说实行，也没有得到答复诘问。臣还不知道圣旨认为如何。臣昧于揣度，只是务求竭尽心意，恐怕是因为辞意拙劣，不能畅达地说明事情。臣怀抱恳切的血诚，冒昧希望披露心迹，屡次烦扰冒犯，难道能不惭愧惶恐吗？这大概是犬马感恩、思图报效的心情，依恋不舍而不能自我停止。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众人的拥护；得到众人拥护的关键，在于了解人情。因此仲尼说，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意思是治理之道由此产生。既然如此，时代的治乱，事情的得失，万物的变化所系，都必定要依据人情。人情有通达和阻塞，所以会产生治与乱；人情有厚薄，所以会产生得与失。通晓天下人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明智的；穷尽圣人心意的，没有比《易》的卦象更深刻的。《易》区分卦象，乾在下、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乾在上叫作“否”。取其象意，上面减损而补益下面叫作“益”，下面减损而补益上面叫作“损”。乾象征天、象征君，坤象征地、象征臣。天处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位置颠倒了，却反而称为“泰”，因为上下相交。君在上、臣在下，位置合乎道理，却反而称为“否”，因为上下不相交。阴阳之气不相交，万物就不能生长；君臣之情不相交，万国就不能和谐。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一年农功才能完成；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子的诚意向上通达，然后治理之道才能建立。“损”“益”的道理也是如此。上位者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宽裕，百姓必然喜悦而奉戴君上，难道不可以称为“益”吗？上位者轻视百姓而放纵自己，百姓必然怨恨而背叛君上，难道不可以称为“损”吗？因此，上下相交就能安泰，不相交就会否塞。自己减损，别人就会增益；自己增益，别人就会减损。人情的得失，难道容易处理吗？所以古人把君主比作船，把百姓比作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船就是君道，水就是人情。船顺着水的规律才能漂浮，违背水势就会沉没；君主得到民情才能稳固，失去民情就会危险。因此古代圣王处在百姓之上，必定使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心，而不敢让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所以总是兢兢业业。一天、两天，万种事务……“几”是事情的细微征兆。凭圣人的德行、天子的尊贵，尚且还要谨慎对待事情的细微处，甚至一天考虑万端，难道不是因为身居上位而接触臣下，害怕失去人情吗？《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微妙，所以对万事的思虑不得不精细；危险，所以覆舟的警戒不得不畏惧。考察事物用心意，表达心意用言语；言语有是非，最好不过考察实际痕迹；痕迹有成败，最好不过用已经实行的结果来验证。自古以来王业的盛衰、君道的得失，都记载在史册中，清楚得可以验证。同众人有共同欲望，没有不兴盛的；违背众人而独断专行，没有不衰败的；听从善言、采纳谏诤，没有不稳固的；疏远贤人、以过失为耻，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诗》《书》称赞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列举舜的功绩，说：“明察四方的眼目，通达四方的耳目。”意思是务求同众人有共同的意愿。叙述禹兴起的原因，说：“益向禹赞助进言，禹拜受昌明的言论。” 叙述商汤所以成就王业，说：“任用别人只求合乎己意，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意思是说他能够采纳谏诤。歌咏文王建立周朝，说：“人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赞美武王攻克殷，说：“辅佐的贤臣有十人，同心同德。”这些都是说他们听从善言。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主，是天下最盛大的君王，没有一个不是听从谏诤来辅助德行、询问众人来成就功业的。由此可见，德行越盛大，思虑越谨慎微细；功业越高，心意越谦下。等到后代衰败时，道理就反过来了。所以《尚书》说：“纣有亿万普通百姓，却离心离德。”意思是说他违背众人。《诗经》说：“你在中国逞强夸耀，聚敛怨恨却把它当作德行，不明白你的德行；当时没有辅弼、没有近臣，你的德行不明；因为没有陪臣和卿士。”又说：“即使没有年老成德的人，还有旧有的典章刑法；竟然没有人听从，国家的大命于是倾覆。”意思是说他疏远贤人。

译《尚书》说：“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必然灭亡。” 《诗经》说：“只有那不谨慎的人，自以为独自做得好；自有一套心肠，却使别人都变得狂乱。”意思是说他独断自用。前代史书列举桀、纣的罪恶，说：“力量强大足以拒绝谏诤，辩才足以掩饰错误。”意思是说他们以过失为耻。根据已经实行的痕迹考察得失，根据已经验证的征兆鉴戒盛衰，哪一个失去正道而不衰败？哪一个得到治理之理而不兴盛？报应同类相应，如影随形，丝毫不差，怎么能不以此为法、以此为鉴，敬畏它呢？从秦、汉直到周、隋，其间将近千年，兴起的朝代并不只有一个姓氏，继而覆亡的君主也不只有一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所做事情的迹象不同，但失去众人必然失败，得到众人必然成功。同尧、舜、禹、汤共同致力的事情，必然兴盛；同桀、纣、幽王、厉王走相同道路的，必然覆亡。完全失去众人就完全失败，完全得到众人就完全成功。同善的方面越多，功业越大；同恶的方面越深，祸患越重。善恶各随其类，像串珠一样分明；成败显现于行为，像看火一样清楚。这是历代最重要的鉴戒。还担心议论者会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臣请再为陛下大略举出近代尤其明显的事例来加以辨明。太宗文皇帝具有天纵的才华，承受帝王的重任，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威势施行如雷霆，明察照耀如日月，英明谋略施用于各种事务，圣明功业流传于九歌，本来不是普通人所能测量、常情所能窥探的。然而他仍然兢兢业业、畏惧谨慎，害怕失去人心，经常告诫臣下进献规谏，始终把危亡作为忧虑。早起听政，直到日暮也忘记劳倦；公卿轮流到朝廷陈奏各种事务，评议得失，同众人共同处理。下面没有滞塞的情意，上面没有私自决断。退朝闲暇，宴饮接见侍臣，咨询谋略，询问自己的过失；有时讨论古代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情。每当谈到昏君乱政，就反省恐惧，自我警戒；谈到贤君治理时代，就仰慕奋发，思考如何赶上；谈到耕种收获的艰难，就上下相互匡正，努力遵守勤劳节俭；谈到里巷百姓的疾苦，就君臣共同忧虑，商议停止征税和徭役。勉励德行、惩戒违失，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仍然担心有些话说错、有些举措失当，过去的事情难以挽回。每次召集宰相共同议政，必定让谏官一同入内；稍有偏差失误，就随即规劝。发现一项善行，必定立即下令选拔提升；听到一条谏言，必定明白地加以褒奖赐予。因此当时没有遗漏的事务，人们乐于输诚。又召引文学之士，轮流在内署值宿；有时讲求典章礼制，有时讽诵《诗》《书》，常常直到深夜，心情仍不感到厌倦。凭太宗这样的德行美誉、贞观年间这样的治理安定，尚且还致力于取得人心，勤勉到了这种地步。由此可见，治理之道难道可以一天不与人心相通吗？高宗即位初年，也亲自听取和采纳意见，所以当时众人一致称美，认为具有贞观遗风；又依靠前代遗泽尚在人间、先世典范留下的富裕，幸而没有改变旧制，民俗因此富足安康。几十年间，天下无事，太平的事业持续日久，厌倦勤政的意思逐渐明显，闲居更加深闭，同下属接触更加简少。前代贤哲的光辉渐渐远去，中宫的威权暗中转移，终于出现嗣圣临朝、天授革命的局面。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国家的道理缺少广泛咨询，不能谋划大政；贪图宴饮安乐的心情，沉溺于偏信亲近宠幸之人，逐渐导致祸变，几乎倾覆国家吗？虽然祸乱不是由别人造成的，但其过失是相同的。弊俗一旦形成，余风于是流传下去，直到神龙、景云年间，都是宠幸之人扰乱朝政，君主的聪明不能通达下情。元宗亲自平定大难，亲手振举宏大的纲纪，敞开心胸接纳忠言，克制自己听从谏诤，尊重任用旧臣老臣，采纳拔擢群才，大臣不敢堵塞下情，私人亲近之人不敢干预公议，朝廷清明、政道安泰，持续将近三十年。后来以为教化已经推行，以为安定可以长保，耳目享乐逐渐增多，忧劳勤政的志向稍稍衰退。奢侈的念头一萌发，邪道一齐进来。贪图权势、窃取权柄的人说：“德行已经像尧舜一样了，哪里还用得着劳神迎合民意？”谄媚的人说：“现在已经太平了，为什么不寻欢作乐？”有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迂腐荒诞、惊扰众人；有正直切实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邀名。至尊收敛视听而深居穆清之处，宰相在朝廷上保持威严。议论政事的官员把歌功颂德当作奉行职责，执掌法律的官员把揣摩圣意当作称职。主管府署的官员把重税厚敛当作公忠，权贵之家把收受贿赂多当作声望和地位。外朝宠臣掌握着窃取国权的势头，内廷宠臣专擅着足以回转天意的谣言。祸患的机关炽烈燃烧，火势越来越大。整个天下仿佛坐在堆积的柴薪上，人人害怕被焚烧，但朝廷互相蒙蔽，竟没有人觉察。每天只顾游宴，还正说着有无穷的福乐。大盗一旦兴起，祸患至今仍成为阻碍。难道不是因为忽视戒备，安居时放纵逸乐，害怕忠直之言触犯心意，却甘愿让奸诈迎合欲望，逐渐浸染而听不见自己的过失，终于发展到大错吗？肃宗惩戒导致寇乱的原因，蕴藏着拨乱反正的谋略，虚心接受广泛意见，这同太宗相符。他召请延纳臣下询问谋略，停止进食、废寝忘食，彻底敞开自己的诚心，推心置腹地对待别人，敞开胸襟，忘却自己而应对事务。因此赢得了百姓复苏的希望，符合配享上天的功业，迅速兴起。先皇帝继承并保持忧劳勤勉，又增加了和善宽惠。施惠就会使人感动，和善就会使人亲近。虽然当时接连遭逢艰难困顿，但众人没有离散；治理还较为宽大，办事多因循旧章，慎重地不轻易改变。然而在紫宸殿听朝时，常常限制三人奏事，又宣示德令，考核责问侍臣；有时奖赏他们尽力规谏，有时责备他们容忍沉默。性情本来仁慈宽恕，办事多宽宏包容。谏言即使没有采纳，也不深加违忤；情意即使有所阻塞，最终还能上达圣听。所以君臣彼此相安，百姓也稍稍得到休息。陛下英姿俊逸、辩才超群，远远超过常人；武略和雄图，包罗万物之外。陛下愤恨习俗妨碍治理，任意削平弊害的责任全在自己，以明威照临天下，以严厉法制截断流弊。日子久了，严厉持久得过了头，远方的人惊疑而阻拒命令，逃避死亡的叛乱由此发生；近处的人畏惧震慑，产生苟且容忍、逃避罪责的态度。君臣心意不合，上下情意隔绝。君主务求达到治理，臣下却防备被诛杀；臣子将要进献忠言，又担心君主认为是欺骗诞妄。因此陛下的诚心不能传布到万物，万物的实情也不能传达到陛下的聪明。臣往年曾任御史，得以奉行朝见，只不过半年时间。陛下严肃高居，从未降下旨意临视询问。群臣拘谨局促，趋进退下，也没有陈列事情上奏，殿前台阶之间尚且没有彼此沟通。天地这样广大，怎么能够自然相通？即使按惯例接见使臣，另外延请宰辅，也不同于君臣共同议政的方式，又不同于公开陈说。没有实行的事情，就告诫说不要谈论枢密；已经实行的事情，又说既成事实不可进谏，渐渐产生拘束和障碍，动不动就涉及猜疑嫌忌。因此人人隐藏实情，把进言当作忌讳。到了变乱将要发生时，亿万百姓共同忧虑，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以为太平可以实现。陛下把今天所看见的，同过去所听闻的相互验证，究竟哪是真，哪是假？

译这样哪些是得到、哪些是失去，事情的通达和阻塞，就全都详细明白了；人情的真伪，也全都可以知道。历代圣君兴盛衰落的效验，清清楚楚就是如此；当今治乱的原因，也明明白白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不因得到众人而兴盛、因失去人心而危险的；没有不因宽裕而获得众人和谐、因偏信而受到蒙蔽的。成就美德在于采纳谏诤，损害德行在于自以为贤。善始根本在于忧劳勤勉，不能保全往往萌发于安逸太平。如今陛下将要悔过弭祸、祈求福祥，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如果不遵循太宗创业的规矩，继承肃宗中兴的道理，鉴戒天宝年间导致祸乱的原因，惩戒如今迁幸播越的缘由，那么凭什么使圣心信服，彰显美好的声誉，使远近之人的听闻焕然一新，使反侧之心归附反正呢？臣先前承受圣明的诏旨，陛下询问及臣这样的庸陋之人，臣冒昧依据个人见解，立即把所闻献上。从那以后反复思考千百遍，虽然愚智有别，但这一信念实在不能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拳拳在心，所见仍未能上达，禁不住愚拙而恳切地再次陈述。臣某惶恐罪该万死，谨此陈言。《翰苑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三，唐代陆贽撰写奏草【三】奉天请准许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陈说政事的奏状 朝隐承奉圣旨：朕多次阅读你的表状，你劝朕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陈说政事，言辞和道理恳切，充分表现了竭尽忠心。朕本来很赞同这个心意，推诚相待也能够采纳谏诤；但因为上封事和当面奏对的人很少，有些忠良之臣大多只是议论别人的长短，或者窥探朕的意旨。朕虽然不接受谗言诬陷，可是他们一出外面就随意制造是非，把它作为施展威福的资本。朕想来想去，过去造成祸患没有别的原因，却是失在推诚信任。再说谏官陈说政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往往自夸自负，把过错归到朕身上，以此为自己求取名声。朕自即位以来，见到奏对陈事的人很多，大抵都是随声附和、道听途说；一经试问，便词穷理屈。如果有奇才异能，朕哪里会吝惜提拔任用？朕看从前以来事情总是如此，所以近来不常次第接见奏对之人，也不是厌倦了接纳意见。你应当深刻体会朕的意思。圣德广大如天，包容并俯视怜悯臣的狂妄愚拙，又赐下褒奖和告谕，称赞臣言辞恳切，认为臣竭尽忠心。臣虽然非常庸劣，实在怀有感激奋发之情。知道而没有不说，这叫作尽忠；以合乎义的方式侍奉君主，这叫作忠。臣平日的心愿早已自我发誓，要把这些作为奉事君上的道路，作为报答君主的凭借。幸而遇到清明盛世，能够施展诚心和愿望，既免除罪过，又蒙受褒奖，臣将尽力奉行周旋，不敢失坠。假如陛下把这种道路广泛推行，施及天下，统统奖赏正直而怜惜愚拙，各自录用长处而舍弃短处，那么人人想要向善，谁会不像臣这样呢？圣德自然更加彰明，众人的心意也能全部上达。臣愚拙而恳切的心意，实在就在这里。陛下特别深厚的眷顾，细致宣示秘密旨意，完全合乎事理，充分体察人情；至于谋虑长远、防范细微，本来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然而臣私下认为，天子的道理同天具有相同的法则：天不会因为大地上有坏树就废弃万物的生长，天子也不会因为当时有小人就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帝王的盛德没有比尧更盛的了，即使四凶在朝，众人的议论仍没有停止。所以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由此可知，人有邪正贤愚，只在于使他们各自处于适当的位置罢了，绝不能因为忠良的人少，就缺少询问谋略、听取进言的道路。从前有人因为吃饭噎住便废止吃饭，又有人因为害怕溺水便自己投水而死，这种矫正偏差、防范祸患的考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愿陛下从这里吸取鉴戒，不要因为小小的忧患而妨碍大道。臣听说，人所得到的帮助在于信用；信用的建立依靠真诚。内心守住真诚，然后才能使众人没有疑惑；自身保存信用，才可以教别人不欺骗。只有信用和真诚有益而没有过失；一旦不真诚，内心就没有人可以信任；一旦不守信，言语就没有人实行。所以圣人很重视它，认为食物可以舍弃，信用却不能丧失。又说：“真诚，是万物成始成终的根本；不真诚，便没有任何事物。”这里所谓“物”，就是事情。言语不真诚，事情就不可能成立。普通人不真诚，尚且不能成事，何况君王依靠众人的真诚来巩固自己，怎么可以不真诚地对待别人呢？陛下所说由于失去诚信而导致祸患，臣私下认为这话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和他说，是错过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偏要和他说，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人才，也不说错话。由此说来，陛下应当审察他们所说的话，却不可不谨慎；应当相信所任用的人，却不可不以诚相待。海鸟这样微小，尚且能辨识真情和伪情；具有灵性的生物，当然很难欺骗。前代记载所说的百姓，虽然至为愚昧，却又十分神明，大概是说普通人有的昏昧、有的鄙陋，这是像愚昧的一面。然而君上的得失，没有什么不能被辨别；君上的好恶，没有什么不能被知道；君上所秘密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被传布；君上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能被仿效。这是他们像神明的一面。因此，用智术驾驭他们，人民就会欺诈；向他们显露疑心，人民就会苟且偷安；接待他们不合礼，奉行义理的意愿就会减弱；安抚他们不施恩惠，效忠的感情就会淡薄。上面这样做，下面就跟随；上面这样施行，下面就这样回应，如同声音必有回声，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形体弯曲，影子就弯曲；声音淫邪，回声就邪僻。怀着鄙陋和欺诈，却要求自己的神色不显露；神色显露了，却要求观察者不能辨别；观察者辨别了，却要求百姓不疑惑；百姓疑惑了，却要求叛乱不发生。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办到过。所以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尽到自己的本性；能够尽到自己的本性，才能尽到别人的本性。如果自己不能尽到本性，却希望别人尽到本性，众人一定会受欺骗而不服从；先前不真诚，却说后来真诚，众人一定会怀疑而不相信。如今地方长官有不真诚于国家的，陛下就兴兵讨伐；臣民有对上不守信用的，陛下就发布命令诛罚。有关官员顺从命令进行诛伐而不敢宽纵，是因为陛下拿自己所有的东西去责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假如陛下先对事物不真诚、对人不守信，人们将会有话可说，凭什么再进行讨伐呢？由此可知，诚信之道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愿陛下谨慎守持并更加努力地实行它，恐怕这才不是悔过的正确做法。臣听《春秋左氏传》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易》说：“日日更新，叫作盛德。”《礼记》说：“德行一天比一天更新，每天更新，又每天更新。”《尚书·商书》中仲虺称述成汤的德行说：“任用别人只求合乎己意，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周诗》中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业说：“君王的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为他补正。”《礼》《易》《春秋》，是百代不能废弃的经典，都不把没有过错作为美德，而把改过看作最大的善；盛大的德行在于改正过错、日日更新。成汤是圣明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佐。圣明的辅臣赞美圣明的君主，不称赞他没有过错，却称赞他能改正过错。周宣王是中兴的贤君，吉甫是文武兼备的贤臣。贤臣歌颂贤君，不赞美他没有缺失，却赞美他能够补救缺失。这说明圣贤的心意清楚明白：只以能够改过为能事，不把无过错作为可贵。因为人的行为必然有过失，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愚昧的人都不能免除。聪明的人改正过错而趋向善，愚昧的人以过错为耻而坚持错误；趋向善，他的德行就日益更新，这就是君子。

译坚持错误，他的罪恶就越积越多，这叫作小人。所以听到义理就能迁改，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听从谏言而不违逆，是圣人所推崇的。至于赞扬君主的德行、歌颂君主的功业，有时以改过不吝惜为称许，有时以有缺失而能补救为美德。中古以后，淳厚的风气逐渐衰薄。臣下既然崇尚虚饰，君主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德而实行小道，于是形成了入朝便到君主面前贴近进言，出朝便说违心之辞的风气。奸邪由此滋长，善行由此受阻；帝王的心意由此受到迷惑，谗臣的罪恶由此产生。谄媚的道路一旦实行，祸害就极其严重。太宗文皇帝，才华卓绝于千古，清明德性存于自身；重新恢弘圣明的谋略，一变流弊，以虚心受纳作为治国根本，以直言进谏作为国家光彩。有当面折辱、在朝廷上争辩的人，必定收敛雷霆般的威怒，明白表示奖赏接纳；有上封事献计议的人，必定克制自己的心意和欲望，亲自下诏褒奖。因而有过错必定能知道，知道了必定改正，活着成就了雍熙之治，死后也获得与尧舜相齐的声名。假如太宗顺从中等君主的常情，拘泥于世俗的平庸见识，听到过错便以自己的短处为耻，采纳谏言又害怕别人知道，那么即使有求治之心，也一定不能取得治理时代的功效；即使有悔过之意，也一定没有听从谏言的声名。这样看来，听取和采纳的实际，同隐瞒和显露的情意并没有不同；在损益的关键处，已经有如此悬殊的差别。何况还不如中等才智的人，任凭自己的心意，独断专行，放纵地处在百姓之上，以坚持错误来拒绝谏诤，哪里有不危险的呢？况且太宗有治理天地的文德，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亲身实行仁义的德行，有实现太平治理的功业。他的美好功烈和光辉德业，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盛。然而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颂他，认为他的道德冠绝前古、恩泽流传无穷，首先就是因为他能听从谏诤、改正过错。由此可知，能够听从谏言，有过错能够改正，是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这更大的。陛下所说谏官陈说政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往往自夸自负，把过错归到朕身上。臣认为，不谨慎秘密、自夸自负，确实不是忠厚之道，但对圣德本身并没有损害。陛下如果采纳谏言而不违背，流传出去反而足以增加美誉；陛下如果违背谏言而不采纳，又怎么能禁止它不被传布呢？伏愿陛下以贞观年间的旧事作为楷模，使太宗的风烈在圣明时代重新光大，恐怕不能说这是臣把过错归于陛下，反而因此阻绝直言的道路。臣听说虞舜能察听浅近的言论，所以成就圣明教化；晋文公能听取民间歌谣，所以恢复霸业。大雅中有询问樵夫的话，《洪范》中有谋议涉及庶民的道理。由此可见，圣贤治理天下，务必询问众人的心意，不敢忽略细微之事，不敢轻侮鳏寡之人。夸大的言论没有实效，不必采用；质朴的言论合乎道理，不必违背。言辞谦逊、违背意志的，不一定就是错误；逆耳、违背心意的，不一定就是不对；不同于众人的，不一定正确；同于众人的，也不一定错误。辞令笨拙而效果迅速的，不一定愚蠢；言辞甘美而利益重大的，不一定聪明。这些都要用事实考察，用最终结果思量。采用它没有别的标准，只要善在其中，就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看见天下人的心意。人的常情，很少能没有疑惑，大多被自己所信任的东西蒙蔽，被自己所怀疑的东西阻碍，忽视自己轻视的东西，沉溺于自己想要的东西。信任一旦偏颇，就会听到言论而不考察事实，于是产生过分的言论；怀疑一旦太深，即使是事实也不听取，于是形成不符合实际的听取。轻视一个人，就会遗漏他所说的可贵事情；喜爱一件事情，就会保留本该舍弃的人。这些都是任意放纵私心，不考察皇极中正之道，因此损害天下的道理，也失去天下人的心意。所以常情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谋划长远的人，先从近处验证；务求大事的人，必定谨慎对待细微处。关键在于广泛采集而审慎采用其中正确的意见，并不在于仰慕高远而喜好奇异。陛下所说近来看到的奏对陈事，都是随声附和、道听途说，臣私下认为，意见众多正足以看见人情，其中必定有可以实行的，也有值得警惕的，恐怕不应一概轻视侮辱而完全不加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加以诘问，他们便理屈词穷。臣私下认为，陛下虽然使他们的辞言穷尽，却还没有穷尽他们的道理；能够使他们口头服输，却还没有使他们内心服从。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臣每次读史书，看到祸乱多而治理少，便心中感叹。曾试着思考，臣下没有谁不愿意尽忠，君上没有谁不希望治理好国家。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能治理，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能尽忠。既然如此，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两方面的情意不能相通。臣下的心情没有谁不希望上达，君上的心情没有谁不希望下知。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难以接近，君上总是苦于臣下难以了解。既然如此，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除去。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辩才，炫耀聪明；严厉显示威势，任性而刚愎。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病。谄媚阿谀、观望揣测、畏惧软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胜，必然喜欢听谄佞之辞；君上以过错为耻，必然忌恨直言进谏。这样，臣下谄媚阿谀的人便顺从圣旨，而忠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君上逞强辩说，必然用琐碎的言辞驳倒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然凭主观猜度，用欺诈猜疑别人。这样，臣下观望揣测的人就会自求便利，而切实规劝磨砺的言辞就不能完全说出。君上严厉显示威势，必然不能降低自己的情态来接近他人；君上任性刚愎，必然不能引咎自责来接受规谏。这样，臣下畏惧软弱的人就会逃避罪责，而合乎情理的言论就无法充分申述。何况疆域广大，生民众多，宫阙重深，贵贱之间又有隔限。从黎民和贤者以上，能够看见至尊容光的人，超过亿兆却没有一个；在能够看见的人中，能够同至尊接触、陈说言议的，又是千万中没有一个。即使幸运地得到接触，九种弊病还横亘其中，那么上下能够沟通的情意就很少了。上面的情意不能传达到下面，人民就会疑惑；下面的情意不能传达到上面，君主就会怀疑。怀疑就不会采纳臣下的诚意，疑惑就不会服从君上的命令。臣下忠诚却不被采纳，就会用悖逆回应；命令发布却不被服从，就会加以刑罚。臣下悖逆君上，刑罚又不能制止，祸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使祸乱多、治理少的原因，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考察最初的心意，未必是淫乱暴虐，也在于君臣两方面的情意彼此阻隔，逐渐造成过失，终于导致艰难。过去龙逢被杀，夏朝灭亡；比干被剖心，殷朝灭亡；宫之奇离去，虞国败亡；屈原被放逐，楚国衰落。臣认为，夏、殷、虞、楚的君主如果知道这四个人竭尽忠心，必定不会抛弃他们；如果知道这四个人的才能可以任用，必定不会拒绝他们。之所以最终忍心加害并绝弃他们，大概是认为他们的话不足实行、内心不足信任。

译四个人既然离去，四位君主也就危险了。由此可见，言论固然难以听进去，能够正确听取也并不容易。赵武说话迟钝，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周勃木讷，却成为汉朝的首辅。公孙弘上书议论政事，皇帝让人用十件事诘难公孙弘，公孙弘一件也答不上来；等到他做了宰相，最终却有了能干的名声。周昌向君主进谏，因口吃不能回答诏问，于是说：“臣的口虽然不能说话，心里知道这件事不可行。”由此可见，口才敏捷的人，办事未必可靠；言辞屈拙的人，道理未必已经穷尽。人的心思难以了解，即使尧舜也以此为忧，怎么可以凭一次应答、一次诘问，就说已经穷尽了他的才能呢？用这种方法考察天下人的情实，本来就多有失真；用这种方法轻视天下士人，必然会遗漏人才。臣因此私下担心，陛下虽然使他们的辞言穷尽，却没有穷尽他们的道理；能够使他们口头服输，却没有使他们内心服从，确实是有原因的。古代君王使四方的眼目都明察，使四方的耳目都通达，大概是想使幽隐压抑的情形一定能够上达，同时寻求听到自己的过错。古人把冕旒垂在眼前，把黈纩悬在耳旁，大概是厌恶视听过于明察，只怕彰显别人的过失。到了后代末世，却反过来，君主不致力于聪明通达事物的实情，视听只用来窥伺罪过和祸端；同众人的欲望相违背，同治理之道相背离，于是君臣竞相逞言辞、炫耀智术、互相用欺诈蒙蔽，君臣之间的义理就淡薄了。凭陛下本性含有仁德圣明，心意致力于雍熙太平，却使最高的治理之道还不能取信于天下，臣私下替陛下对前代圣哲感到惭愧。古人之所以以君主不能如尧舜为耻，难道不也是把这种心意作为自己的志向吗？想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得到人心，天下本来就不可能治理；致力于得到人心却不勤于接近臣下，民心本来就不可能得到；勤于接近臣下却不辨别君子和小人，臣下本来就不可能真正接近；想辨别君子和小人，却厌恶君子指出过失、喜欢小人顺从自己，那么君子和小人本来就不可能辨别。追求和谐、寻求谄媚，其中存在人们最大的利益；冒犯君颜、招致怨恨，其中存在人们最大的祸害。居于上位的人若能减轻臣下的祸害，以美好的利益来诱导他们，尚且担心忠告不能到来，何况彼此疏远而不接触，又加上猜疑而伤害他们呢？上天生育众民，使他们合成国家；人有嘴，就不能没有言语；人有心，就不能没有欲望。言语不能向上宣达，就会在下面形成怨恨；欲望不能归向善，就会聚集到邪恶方面。圣人知道众人不能用武力制伏，所以设置诽谤木，陈列谏鼓，安排谏臣的职位，设置采诗之官，来使他们的言论得以宣达；尊崇礼义，安定诚信，加重对贤能者的奖赏，扩大建立功利的道路，使他们的欲望归于正道，让上面不至于高亢孤立，下面不至于困穷，那么人心怎么会离散而造成祸乱呢？祸乱又从哪里发生呢？古代无为而治的君主，大概都是依靠这些办法吧？如果只有治理国家的意愿，却不知道治理的途径；即使知道途径，内心又不能专一坚守，那么得失就会各占一半，天下究竟治还是乱便无法预知。如果再违背正道而任凭自己的心意，以抛弃众人、任用自己为准则，认为欲望可以放纵，认为众人可以欺骗，认为独断专行没有损害，认为询问谋议没有用处，认为防范议论就是忠顺，认为献可替否就是妄言愚行，认为进献善言是结党营私，认为嫉恶如仇是猜疑忌恨，认为多疑是驾驭臣下的办法，认为过度察察是洞察事物的明智，那么治理之道就会完全背离，国家的倾危立刻就会到来。治理与混乱的戒鉴，前代圣哲已经充分说过；安危的效验，历代也已经亲自验证过。旧有典章全都存在，殷商灭亡的鉴戒足以证明；至于如何安排施行，就在于陛下明察识见后加以选择。伏愿陛下扩大接近臣下的道路，开启奖掖善言的门户，弘扬接纳谏诤的胸怀，勉励推诚信实的美德。接近臣下，要以礼相待，以和气温煦他们；虚心以听尽他们的言语，端正心意以详细考察他们的道理；不要用口才压制别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先知先觉自夸，不要把主观猜度当作智慧，不要显露好恶来招致谄媚，不要用过大的声色来显示威势，应当像悬挂的权衡一样公正。不预先规定轻重，因此轻重自然能够辨明，也就没有可乘之机来欺诈。这就像设置水镜一样，本来无意于分辨美丑，但美丑自然会显现出来，谁也不能因此怨恨它。对于有犯颜直谏、正直敢言的人，就奖赏并亲近他们；对于能言善辩、谗谀奸佞的人，就疏远并斥退他们。这样自然会使万物畅通无阻，使真情实话不再苟且进献，君子的道义逐渐增长，小人的习气日益消退。还担忧没有忠良吗？还会有人擅作威福吗？还会忧虑有人妄谈是非吗？这样一来，接近和对待臣下的要领就完备了。奖赏善人，要像唯恐来不及那样访求他们；任用他们，又唯恐不能周全。如同梓人分配木材，曲直必须分别；如同沧海容纳百川，洪水和堤防都必能包容。能办理小事，就授予小官；建立大功，就以厚重的利益报答。不忌恨怨仇，不回避亲近之人，不挑剔小过，不苛求十全十美；不因一个人的过失而废弃他的长处，不以自己的标准去限制别人。听说有才能，就一定让他以事试验；能够办好事情，才晋升他的品秩。这样自然不会有不能任用的人才，也不会有不切实的举荐。这样一来，奖赏善人的道理就掌握了。对于采纳谏言，要把弥补过失作为根本，把寻求过失作为急务，把能够改正过失作为善，把能够听到自己的过失作为明智。因此，进谏的人大多是在表明我的才能；喜好进谏的人，是直截了当地显示我的才能；贤明的进谏者即使狂妄诬陷，也是说明我有宽恕的才能；进谏者的泄漏，则彰显我有听从的才能。只要有其中一项，都足以成为盛大的德行。这就是君主和进谏者彼此增益的道理。进谏者有获得爵禄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治理安定的利益；进谏者获得能进言补救的声名，君主也获得采纳谏言的声名。然而即使进谏者有失于适中，君主也不应有任何不美之处，唯恐正直的言论不够切实，天下不能听到。这样一来，采纳谏言的德行就光明了。推行诚信，在于彰明信用，在于任用人才。彰明信用不在于把话说尽，贵在说出的话可以兑现；任用人才不能没有选择，贵在既已选择便不再疑虑。说话一定诚实，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听从命令；任用而不疑贰，然后才能责成别人建立功绩。诚信一旦亏损，百事没有不出差错的；疑贰一旦产生，群臣没有不忧虑的。所以，言语有时不合适，可以引过自责来改正自己的话，却不可苟且说出；任用有时不恰当，可以寻求贤能来代替其职任，却不可因此疑虑不定。这样一来，推诚相待的意义就能得到信实。微臣之所以屡次冒昧烦扰而不能自我抑制，是因为陛下有拯救乱世的志向，而许多艰难还没有平定；有致力于治理的诚心，而各种政绩还没有整治好；有尧、舜那样聪明的德行，而还没有光明地覆盖天下；有覆盖承载、含容弘大的气量，而还没有完全接受众人的心意。因此臣每当半夜静思，没有不暗自叹息、深深惋惜的。假如陛下只有君位而没有一定实行的志向，只有志向而没有达到目标的资具，那么臣本来已经顺从了。随俗浮沉，又何苦这样急切呢？只是希望陛下详细省察所欠缺的地方，赶快实行所应做的事情，使天下人心归附，成就中兴的大业。这是臣的愿望，是亿万百姓的福祉，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吉祥。谨此上奏。

译奉天论尊号加字状 右件，冀寜奉命宣达圣旨：往年百官请求给陛下上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如今经历了这场寇难，各项事情都应当有所改变。众人议论想在陛下原有尊号中再增加一两个字，卿应当商量此事是否稳妥便利。臣伏思，陛下的睿智德行和神明功业，参同天地，巍巍荡荡，无法用名称尽数表达。臣子的心愿，总是竭力崇饰美号，即使增加累积到一百多个字，仍恐怕称述不够周全。陛下既然超越常情，俯察最高的道理，臣愚昧的心意尚未明白，哪里敢不进言？臣私下认为，尊号的兴起，本来不是古代制度；在安泰之日实行，已经有损于谦逊自持；沿袭到丧乱之时，更加伤害事体。如今銮舆流离还没有恢复，宫闱和宗庙震惊，祭祀尚且有失，中原多有阻隔，最大的罪恶仍然存在。这正是人心归附或背离的关键时期，也是上天意旨决定去留的关头。陛下实在应当深刻自我惩戒、勉励自己，以收揽众人的心；痛切地自我贬损，以答谢上天的谴责。怎么可以近从末流的议论，再增加美名呢？既然损害了追究过失的诚意，必然会连累中兴的大业。以臣庸陋昧暗的见识，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适宜之处，请求陛下再详加思考，不要让凶恶的叛逆因此得逞；这是臣最大的愿望。谨此上奏。再次论尊号状 右件，冀寜奉命宣达圣旨：卿所商量增加尊号之事，虽然道理和体制上都很切要，但时运必须稍有改变，也不可拘执停滞而不相信。卿应替朕再仔细思量，应该也没有什么妨碍。臣听说，德行合于天的称为皇，德行合于地的称为帝，德行合于人的称为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养育人民、治理万物，各得其宜的，称为天子。这些都是至尊的不同称号，是极其美好的大名。即使想要更改，也没有超过这些的。因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自有人类以来，是君主德行最为神圣的人，天下尊崇他们、赞美他们，已经达到极点；但以此作为称号的，有的称皇，有的称帝，只取一个字，尚且不能兼用。禹、汤相继兴起，没有不是大圣人的，却还自我菲薄，降号称王。嬴秦的德行衰于殷、周，却窃取了伏羲、太皞的名号，兼用皇与帝才开始总称为皇帝。流传到后代昏昧乖僻的君主，竟有“圣刘”“天元”之类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轻重不在名称。崇高尊号，不能补益美好的政绩；损减名号，也不会损害德行的美好。然而损减名号有谦逊、光大德行、考察古制的好处，崇高名号却会招致自夸能耐、迎合谄媚的讥讽。二者得失并不相等，显然可以分辨。何况如今时运遭逢困厄，事情处于艰难之中，更应当畏惧反省，自我贬抑。既然要俯察术数，就必须有所变更。与其增加美称而失去人心，不如贬黜旧号以敬畏上天的警戒。天时与人事，按道理必然相互扶助。人既然喜好谦逊，上天也会帮助顺利。陛下如果确实能由自己作出圣明决断，发布明白的诏令，引咎自责，降低名号，深刻自我责罚，只守谦逊与顺应这两点，那么一举之间两种美德都会随之而来。对外可以收拢人情，对内可以应合天运，对上可以使德行高于远古，对下可以为无穷后世垂示法则。废除不合时宜的典制、纠正旧有过失，这是极大的明智；减少虚饰、取得实际的好处，这是极大的智慧。前代圣人之所以长久保有美好声名、常常成为后世称道的首要对象，只是因为通晓这个道理罢了。陛下为何吝惜而不改革，反而想增加多余的名号来承受实际的祸患呢？《元元道徳经》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是以卑贱为根本。”周襄王遭逢乱事，出居郑国，告诉诸侯说：“我没有德行，处境卑鄙，寄居在郑地。”《春秋》以礼相待，正是因为他能够降低自己的名号。汉光武帝下诏，命令上书的人不得称“圣”，史书称赞这件事，正是因为他能够损抑自己。臣只是凭借卑贱的身份，得以承受陛下的询问。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为耻，臣也以此为耻。因此，诚意从内心发出，便不再防备顾忌、不再避讳。希望明主宽赦臣的愚昧而明察其中的道理。谨此上奏。

译奉天论赦书事条状 右件，隠朝奉命宣达圣旨，并把中书所撰写的赦文给臣看，命臣审阅是否可行；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以及事情考虑不周的地方，逐条记录上奏。臣谨遵诏旨，详细反复省察多次，仍担心见识不周，又与各位学士共同参考得失，大家都认为纲目条文大体已经列举，文理也通顺，事情多沿用通常的措辞，没有失去旧日的用法，平时大概也可以实行，但施行于今天，恐怕未必相称。为什么呢？处在非常危急情势中的人，不能用平常的道理使其安定；解除非常纷乱的局面，也不能用平常的话语来晓谕。自从陛下继承大宝，志在统一中原，穷尽兵力，竭力征取财赋，百姓还没有明白只是暂时劳苦的旨意，怨恨叹息已经很深；上天没有给我们悔除灾祸的期限，患难接连发生；又加上刑罚贬谪太严酷，禁令防范过于苛细，上下不相亲近，情意和志向多被阻塞，以至于变乱发生在京城，盗贼占据宫禁，九庙全被坏人陷没，六军出驻郊外城邑，奔逃逼迫、忧患困厄，说起来令人痛心。自古以来祸乱集中发生，很少有像这次这样突然猛烈的。如今重重包围虽然解除，逃散的贼寇仍然存在；割据土地、假称王号的有四凶，冲天僭称帝号的有二竖；又有顾望迟疑、怀有二心的人，反叛、援助、结党、奸邪之徒，数量繁多，不能一一列举。皇帝的车驾尚未恢复，国家的权柄尚未归还，劳苦的人还没有得到休息，有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奖赏，困穷的人还无暇抚恤，受到压抑阻滞的人还未能伸展。现在想要舒缓众多灾难、收拢群臣百姓的心，只有依靠赦令中的诚实言语罢了。国家安危所系，难道可以忽视吗？用言语感动人，所能感受的已经很浅；言语又不切实，人们谁肯怀念归附呢？从前成汤遭遇灾祸，在桑林祈祷，亲自剃发、毁伤身体，把自己作为祭祀的牺牲。古人所说“割发应当割到接近皮肤，剪指甲应当剪到伤及身体”，实在是因为诚意不到，万物不会感动；损己不达到极点，益处就不会到来。如今这篇德音也类似于此：悔过的意思不能不深，引咎的言辞不能不尽，招揽延纳不能不广，恩泽不能不厚；宣泄通达郁结闭塞的情绪，不能不彻底敞开胸怀；洗刷过失污垢，不能不连同创痕一并荡除。要使天下听到之后豁然发生变化，就像穿过重重昏暗而看见明亮的阳光；人人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这样还有谁会不归顺呢？应当改革有关条文，臣谨另具状文一并进呈。除此之外，还有所忧虑。我私下认为，知道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却难；说善言并不难，实行善行却难。假如赦文极其精美，却只停留在知道过错、说善言的层面，仍希望圣明的思虑进一步想到真正困难的地方。《易》说：“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和平。” 所谓感动，是诚意从心中发出而表现在行动上；有时人们还不能明白，就用言语宣布出来，但言语必须顾及内心，内心必须符合行动，三者相互符合，不能彼此越逾，根本在于至诚，这样才可以求得感动。如果事情还不能做到，就不如不要说。一旦损害了诚信，最终没有人会相信。伏望陛下先在心中作出决断，然后施于言辞；估量事情可以实行才宣布，不可以实行的就搁置。言语不可苟且，以免加重自己的悔恨。言语能够诚实，人的心必然受到感动；人心既然感动，天下必然太平。事情怎么能不详细考虑？言语怎么能不切实务求？臣把愚昧而恳切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伏听圣上裁决。谨此上奏。《翰苑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四，唐陆贽撰，奏草【四】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 右件，冀寜奉命宣达敕旨：卿和诸位学士的名衔，应当一并抄录进呈。冀寜又对臣说：“圣意认为我们自从到奉天以来，书诏堆积，希望给我们改任升转，以奖赏勤劳。”臣承受此命，既敬畏又惭愧，回顾自己实在不配，进退徘徊，不知如何措置。臣错误地凭借儒学被选入翰林，虽然职务不同于谋划大政，却也参与近侍之恩。陛下用兵之际，臣没有决胜的谋略；随陛下避狄迁徙之时，臣没有出奇制胜的计策。看见危难却没有舍命奉职的节操，知道困难却没有伏死力争的举动。事奉君主的大道，臣全都荒废了；只是琐屑地供职，哪里值得一提？君主任用臣子，是用来成就治理的。治理不失正道，乱从哪里产生？乱势逐渐兴起，是由于治理违背了正道。君主遭逢灾难，实在是臣子的罪过。因此君主忧患，臣子便受辱；君主受辱，臣子便应当死。如今陛下亲自遭受逼迫胁持，露宿于京城郊外，园林宗庙震惊，这可以说是受辱了。敌寇逼近，也可以说是忧患了。臣私下认为，如今凡是在位而责任重大的，罪责就大；职务接近君主的，责任就深。臣所掌的职务也相当接近陛下，正应当承担责任，怎么可以反而增加荣宠？又听说刚到奉天时，已经颁下诏命，应当是随从的将领官吏一律加授两阶。如今如果翰林之中只有臣等独自蒙受改任升转，就是施行赏赐不合于类比。任命官员若只是因为私下记录的微小劳绩，那么臣等升迁品位就过于优厚；如果为了劝勉后来者，那么随从官员所加的品阶又太薄，先后失序，轻重不合。所有百官，谁不会因此离心？施行刑罚，先处罚尊贵亲近者而后处罚卑微疏远者，命令就没有人敢违犯；施行赏赐，先赏卑微疏远者而后赏尊贵亲近者，功劳就不会遗漏。至于舍弃家庭、追随君主，本来就是臣子的常分；追随车驾和警跸，又哪里足以特别表彰？陛下如果一定认为朝官中有人跟随、有人没有跟随，事情必须加以区别，以警戒不肯从行的人，那么希望先记录大功劳，其次遍及各类人员，然后再按照同一条例普遍施行。臣又哪里敢独自辞谢特殊恩宠？只是恩宠曲加于臣，实在会损伤大体，臣不胜惭愧畏惧。谨奉此状陈述，谨此上奏。

译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右件，臣听说，制定法度若从宽松开始，其弊端尚且会流于贪婪；若从贪婪开始制定法度，弊端将如何挽救？向人显示义理，其祸患尚且会流于偏私；向人显示偏私，祸患必然难以消除。因此圣人建立教化，便轻视财货而尊崇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询问财富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物多少，拥有百乘车的卿大夫之家也不蓄养搜刮聚敛的臣属。难道他们都能忘掉想要财货的心吗？实在是害怕贿赂滋生于人心、开启祸端，损害风俗教化、扰乱国家罢了。因此，致力于聚敛而充实府库积藏的，只是匹夫式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物而收拢亿万百姓人心的，才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作所为，应当与上天同一方向：生养万物、助长万物而不自恃其功；成就万物、收获万物而不私自占有。把万物交付给正道，浑然忘却私情，取用它不算贪婪，散发它不算浪费。就其根本说，是博大；就其方法说，是精微。又何必扰乱废弃公正的原则，崇尚聚积私货；降低至尊身份而代替有关官署掌管财物；辱没万乘之尊而仿效匹夫收藏财货，损害法令、失去人心，诱发奸邪、聚集怨恨呢？用这种方式处理事情，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这种制度。传闻老臣旧吏的说法，都说它们创设于开元年间。贵臣贪恋权势，粉饰巧言以求媚上，便说郡邑的税赋应交给有关官署以供经常开支，贡品则应归天子以满足私下需求。唐元宗听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新设这两个库，放纵了贪心和奢欲，祸根由此萌生。等到国家覆亡，最终还用它们来诱饵敌寇。《礼记》说：“财货以悖逆的方式进入，必然也以悖逆的方式流出。”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陛下刚即位时，致力于遵循治理的正道，认真实行节约俭朴，斥退远离贪婪饕餮之人。虽然内库旧藏还没有交还太府，但各地曲意进献的财物不再进入宫禁，清明的风气肃然形成，海内大为改变。议论者都说，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晋武帝焚烧狐裘的事情，在当今又出现了。近来因为寇逆扰乱常道，銮舆出行在外，既然处于忧危的时运，更应增加警惕自励的诚意。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经过行宫，忽然看见右廊下张榜列出二库的名称，惊惧得像受惊一样，不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天街尚且阻塞，军队正处于激烈战事之中，创伤疼痛和呻吟的声音还未停止；忠诚勤勉、战斗守卫的功劳，赏赐还没有施行，而各道进献的珍宝却突然私自另入别库。众目所视，谁能忍受并不放在心上？臣私下揣度军中情绪，或许会因此产生失望。试着询问驿馆的官吏，又采听道路上的议论，果然如臣所忧虑的那样，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有的愤怒表现在诽谤辱骂上，有的丑恶地放纵歌谣，其中颇含有思谋作乱的情绪，也有悔恨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百姓习俗昏昧鄙陋，认识不清尊卑高下，不能用至尊的威势压服他们，却可以用诚意和义理感动他们。近来六军刚刚归降时，百物都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恶的敌人，对内防备危难，城墙昼夜不停地修筑防守，将近五十天，寒冷和饥饿交相侵袭，死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尽性命、共同用力，终于平定了巨大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满足自己的私欲，断绝甘美食物而与士卒同甘共苦，停止进食而把食物分给有功劳的人。没有严厉的强制，百姓却不离心，这是感化的结果；没有丰厚的赏赐，百姓却不怨恨，这全是因为没有私自聚敛。如今攻围已经解除，衣食已经充足，可诽谤怨谤却开始兴起，军中的情绪稍有阻滞，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是贪爱财货、夸耀功劳吗？既然在患难中与他们共同忧虑，却在安乐时不与他们共享利益，假如待遇不同而沉默不言，难道能没有怨恨叹息吗？这是常理，本来不值得奇怪。《礼记》说：“财货散开，百姓就聚集；财货聚积，百姓就离散。”这难道不是足以引为殷鉴的教训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承受，积蓄的怨恨终究会泄露；其祸患难道只在于百姓离散吗？还将忧虑有人构陷奸邪、鼓动叛乱，触犯法纪而强行夺取财物。国家办事，以公共利益为根本，人们必然乐意跟从；以私自供奉为根本，人们必然违逆叛离。因此燕昭王筑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明；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传扬他的恶名。这大概是因为为别人和为自己不同。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当时人们还担心它太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当时人们却认为它太大。这是因为与众人共享利益和独占利益不同。作为居于众人之上的人，应当辨明审察这个道理，洗涤自己的内心，奉行三种无私，以统一众人的心。如果有人不遵循这一点，就施以刑罚。这样看来，宣示利益、禁止私欲，是天子凭借以治理天下的工具。舍弃这一点不去实行，反而阻塞利益、实行私利，却想让人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如今这两个库的珍宝钱币归入其中，不归度支掌管，这是实行私利；又不用于供给经常费用，不是向天下宣布利益。人心离散、怨恨，不也是应当的吗？有智慧的人能因危难而建立安定，明智的人能纠正过失而成就德行。凭陛下天生英明圣哲的资质，倘若再加上见到善行就一定改进，那么就能把积蓄的怨恨转化为感戴恩德，把错误过失反转为最恰当的举措，迅速消灭残余的叛逆，永远留下美好的声名；这就像转动圆规一样容易，举手投足之间即可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尚未可知的地方，只在于陛下实行还是不实行。实行就安定，不实行就危险；实行就成就德行，不实行就失去正道。这是必然确定的道理。希望陛下慎重对待、珍惜这个机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近自回想重重包围时的深切忧患，追念并戒除平日专擅享用的欲望，器用只求够用，不必过于丰盛；衣食所求安适，也一定要分给臣下。凡是二库中的财货，都命令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坦然公开地布施心意，与众人共同追求。此后各地进贡必归有关官署，每当获得珍奇华美之物，先用于军队赏赐；瑰异纤丽的物品，一件也不上供宫廷。把赤诚之心推入他们心中，把特殊恩惠降到他们意料之外。将士会仰慕陛下必定守信，受赏的人会想着建立功劳，百姓会悦服于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会不归附并感戴恩德呢？这样一来，乱事必定安定，贼寇必定平定，徐徐驾驭六……龙返回京城，城邑兴盛、政令施行，坠废的典章得到整顿恢复，纷乱的纲纪重新整理；天子的车驾有旧日仪制，郡国有固定赋税。天子的尊贵，哪里应当忧虑贫穷？这就是散去小的储藏而成就大的储藏，损失小的宝物而巩固大的宝物。办成一件事而众多美好结果都具备了，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吝惜小的损失而失去大的收获，廉价的商人也不这样做；沉溺眼前而迷失长远，是普通人都非难的。何况大圣人应合时机，本来就应当片刻也不等待。臣的见识只是管中窥豹，仍愿贡献自己的至诚，谨冒昧陈述以闻。谨此上奏。奉天论解除萧复职务状

译右件，冀寜奉命宣达圣旨：国家的赋税多出自江淮，既然京城还没有收复，恐怕远路传闻会说得过分，所以想派一位大臣到那里宣慰，以安定远近人心。起初想选择这位使者，先和宰相共同商量，大家都说萧复长期担任江外刺史，熟悉那里的事务；而且在宰相之中声望最重，让他到那里宣慰，人们一定会闻风悦服。当时萧复自己也听见了这番商议，并没有异议；朕仍不能自行决断，于是召见各位朝官，按次序一一亲自说明宣慰的意思，询问是否稳妥便利，大家都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没有不同意见。朕因此更加不疑，已经选定了出发日期。到了临行时，跟随朕的一等官员却上奏说想暂且留下萧复；又有多位朝官上密封奏事，也与从一等的意见相同。朕忽然看到这种反复，十分怅恨，几天思量也猜不出原因，认为一定是萧复谋划防范，派人替他上奏。萧复又有什么事情，苦苦想要留下？他的心意深不可测。卿近来熟悉此人的性情品行吗？也请与朕仔细思量，他如果不肯去，究竟是什么用意？萧复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当时寄居常州，前后两年，观察他的治理行为；后来到了京城，又常与他往来，年月久了，彼此情意相投。萧复的志向性情，臣十分熟悉。他本是贵族之家，又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能够痛自修养勉励自己，仰慕并努力成为清正坚贞的人；只是矫正偏弊过于深切，有时会做得过头。谈论经义，便以至死守道、坚持心志不改为根本；评论人物，便以魏元忠、宋璟为榜样。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想做到尽善尽美，因此受到好名声的牵累，也没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任用他处理事务，或许不够周全，但他的操行却可以信赖。至于说他反复无常、挟带奸谋，萧复的为人一定不会如此。哪有亲自参与商议，退下后却自己改变主意，私下诱使官僚，委曲地让他们游说的？这如同儿戏，不近人情。即使十分狂妄愚蠢，也应当不敢这样做；如果稍有恭敬谨慎，更不会这样做。何况他被名流称誉，得以进入清贵的仕途，担任辅弼重任，承受特殊恩泽，怎么会有这样的心、这样的脸面忍心做出这种事？假如萧复确实想要逗留，那么从一等这些人难道肯附和包庇他吗？臣自从来到行在，常居禁中，对于外面的事情耳目全无；忽然承受陛下询问，实在无法测知事情原委。陛下如果一定要查究此理，并不难察明。起初举荐萧复充任使者，本来就是从一等等人商量的；后来请求萧复不要出行，又是从一等等人的奏论。一矛一盾，其中必然有一个说法可以成立。究竟是派遣还是留下，他们的用意在哪里？只要陛下垂问圣明，谁敢当面欺骗？如果萧复有相托请托之事，那么从一等等人又是什么态度？即使可以容许他们隐瞒、顺从从一等等人，倘若是他们自己反复回护，萧复就不应受到怀疑。陛下为什么顾忌而不把事情辨明，竟只为此怅恨呢？事情明白就不会迷惑，辨析清楚就不会使人含冤。迷惑没有比明知对方有诈却不加以说明更严重的，冤屈没有比受到怀疑却不能得到辨明更痛苦的。这样就会使真情和虚伪混杂，忠臣和奸邪无法区分。这实在是居上位者驾驭臣下的关键要点，唯愿陛下留心明察。谨此上奏。奉天荐举袁高等人状 袁高、杨顼【以上二人都曾任御史中丞】；裴谞【曾任金吾将军】；孙咸【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丹延都团练观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以上都任郎官】；何士干、姚南仲、陆淳、沈既济【以上都曾任补阙、拾遗】。右件，臣近日因奏对谈及任用人才，陛下多次叹息人才匮乏，忧愁之色显现在脸上。臣退下后思考省察，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陛下急于求贤，这是明君用以实现治理的资具；惭愧的是，身为近侍却不能举荐贤士，这是微臣窃居其位的罪过。臣于是自行揣度选择，想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仍恐怕鉴别见识不明、品评不当，反复参校，未敢上闻。昨天承蒙宣示中书拟定的量移官员诏令，命臣审看是否可行；臣因而想到，被贬降的人中有许多很值得称道。臣凭借平素的了解，又听闻公议，这份状文之中只得到十人。状文所未涉及的，还有三四人，有的因为受到牵连而被贬斥，有的遭受谗言嫉妒而迁往外地。他们各自都有品行和才能，都留下著名的事迹，置于清贵的官列中，人们都说是良材。如果只依照常例量移，或者仍旧让他们出任地方官，固然不是陛下爱惜贤才的意思，也违背了海内期望治理清明的心愿。倘蒙陛下特加恩典，召他们赶赴行在，试着加以访问接见，一定有值得观察、记录和任用之处。弃除瑕疵既符合仁德的名号，振拔沉沦、访求旧臣，也能阐明宏大的治道。谨将荐举名单记录陈述，希望可以供陛下采择。其余关于资序差等、路途远近，另具状文陈奏。谨此上奏。奉天论李晟所统兵马状 右件，贼泚迟迟未被诛灭，聚守宫苑，势力穷困、援助断绝，只能拖延日子苟且偷生。怀光总领顺从朝廷的军队，乘着制胜的气势，击鼓进军，扫荡剪除敌人，本来容易得像摧折枯木；可是贼寇逃走却不追击，军队疲老而不使用。各位将帅每当想进攻夺取，怀光总是阻挠他们的谋划。根据这些事情，实在难以理解。陛下的意图在于保全后方，对他委曲听从，观察他的所作所为，他却也不知道感激。如果不另外谋划策略，逐渐形成相互牵制，只想用姑息求得安定，终究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变故。这实在是事情机势危急紧迫的时候，本来不能用平常轻易的办法处置。如今李晟上奏请求移军，正好遇到臣奉命前往宣慰，怀光偶然谈起此事，臣便询问他应该怎么办。怀光于是说：“李晟既然想另行行动，我也完全不需要他。”臣还担心事情会反复，便称赞他的军队强盛，怀光大大夸耀自己，转而流露出轻视李晟的意思。臣又从容问道：“昨天从行在出发时，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商议；如今从这里返回，恐怕圣旨会询问事情是否可行，究竟怎样决定呢？”怀光已经放纵说了轻视的话，不能中途改变，于是说：“恩命既然允许他去，事情也没有妨碍。”臣与他再三约定，已经十分详尽审慎；即使他想反悔，也实在难以改口。伏望立即把李晟的奏表交付中书，颁下敕令；依照奏表，另赐怀光手诏，说明移军的原因。手诏大意可以说：“昨天收到李晟奏请移军到城东、以分散贼军势力的奏表。朕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本想交给卿商量，恰好陆贽从那里宣慰回来上奏，说看见卿谈论军情时谈到了此事，并且说允许他前去也没有妨碍，于是命令本军答应他的请求。卿应当授予他谋略，分路夹击，务必使各军协同齐整地平定寇孽。”这样措辞婉转而正直，道理顺畅而明白，即使有人蓄意另有打算，又怎么会因此产生怨恨？臣当初奉命出使、传达圣旨，本来因为粮食赏赐分配不均，偶然遇到移军之事与此相合，又幸好怀光作了这样的回答，没有说阻止拒绝的话；时机和安排正好合并，似乎有冥冥中的帮助。一旦失去这个便利，后来又怎么悔恨追悔得及？伏望圣上明察，迅速裁断。谨此上奏。

译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位节度使所统兵马状。右件，怀光所统率的军队足以独自制服凶恶的敌寇，却拖延停留、不肯前进，恐怕另有原因。所担心的是他的力量太强，不需要旁边的援助。近来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军队，附属于他的营地，对成功没有益处，只足以滋生事端。为什么呢？四支军队营垒相接，各位将帅却心意不同。论势力，强弱高下悬殊；按职名，又互不统属。怀光轻视李晟等兵少位低，愤恨他们不服从自己的制约；李晟等则怀疑怀光蓄养贼寇、包藏奸谋，怨恨他办事多有凌辱自己之处。平日安处时，他们彼此防备流言；想要作战时，又彼此担心对方分取功劳，彼此龃龉不和，嫌隙于是形成。让他们同处一地，必然不能两全。强者会因恶行积累而灭亡，弱者会因形势危急而先覆灭。覆亡的灾祸，抬脚之间就可以预期。旧寇尚未平定，新患正在兴起，忧叹危险急迫，实在令人痛心。最高明的是在祸患尚未萌芽时消除，其次是在过失刚露端倪时挽救；何况如今事情已经显露，祸难即将造成，若任其发展而不谋划，凭什么平定乱局？李晟看出时机、考虑变故，先请求移军到东边。李建徽、杨惠元的形势转为孤弱，被怀光吞并，按道理是必然的。将来即使有良好计谋，恐怕也不能自行解脱。挽救他们的危急，只有趁现在这个时候。如今正因李晟愿意出行，便派遣三军合并一同前往，对外托称李晟兵力一向少，担心被贼泚截击，借此使两军交替形成犄角。仍应先传达旨意，秘密让他们催促准备行装。诏书到达军营，当天就出发上路。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也没有办法施展计谋。这就叫先发声势可以夺取人的心志，迅雷来不及掩耳。统制军队、驾驭将领，贵在看清情势的离合，快慢各有适宜：应当分离的却使他们合在一起，就会召来祸乱；应当合在一起的却使他们分离，就会减少功劳；应当迅速行动却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缓慢行事却急促，就会留下防备漏洞。掌握关键、符合时机，然后举措才没有失败的谋划，处置才没有危险的形势。如今屯兵却不肯使用，聚集将领却不能同心协力，如同自己养成鲸鲵般的祸患，变故就在早晚之间。把他们留在一起，不能形成相互制约，只会助长祸患的根源；把他们分开，他们各自争相显示才能，或许能够建立功绩，事情必然会有成效，绝没有可疑虑的。解除争斗不能不使他们分离，救火不能不迅速，道理已经尽在这里，唯愿陛下谋划。关于前面所说的事情，臣昨晚从军营回来，当面承受了陛下的进止命令。按照臣的商量，允许李晟移军到城东，显然稳妥便利。只是担心怀光不免怅望，因此产生言辞，反而难以调和安抚；那样还不如不让李晟离去，请臣再仔细思量后上奏。臣想到这件事关系到时机的得失、国家的安危，千思百虑，整夜不能入睡。实在是如果贪图因循、不能纠正过失，最终必有大患；处在危险不安之中却不想办法脱离险境，必然不会长久安定。臣把粗浅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唯愿陛下省察取舍。谨此上奏。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者拟授官职状。右件，钦溆奉命宣达圣旨：自从离开洋州以来，沿途多有百姓进献果子、胡瓜等物，虽然十分微薄，毕竟有这份心意，如今拟定各自授予散试官，卿应当商量是否可行。臣伏思，爵位是天下的公器，也是国家的大权。只有功勋、才能、德行相称的人才适宜居有爵位；不属于这两条途径的，不应列入赏典，平常应当谨慎珍惜，按道理不能轻易使用。否则就是毁坏天下的公器，丧失国家的大权。公器毁坏，人们将不再看重；大权丧失，国家便无所凭持。开端虽然微小，流弊必然重大。沿途献上的瓜果，不过是乡野百姓微薄的心意；有它不足以光大圣明的政绩，没有它也不足以损伤最高的教化。酌量赐给钱帛，足以彰显陛下巡幸的恩德。以馈献之物酬答官职，恐怕不是良好的制度。谨此上奏。

译又论进献瓜果者拟授官职状 右件，钦溆把中书拟定的进献瓜果者授官状文给臣看，并奉命宣达圣旨：“朕所到的地方，希望人们心里喜悦。散试官只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宰臣已经商量拟定，授予他们也没有妨碍。”臣愚昧地认为，赏赐必定兑现、刑罚必定施行，是霸王成就功业的凭借；轻易授予爵位、随意施加刑罚，是衰败动乱的开始。信实地赏赐，是因为有功，无人不得报赏；必定施罚，是因为有罪，无人不受惩处。没有功劳却获得爵位，爵位就会变得轻贱；没有罪过却滥施刑罚，刑罚就会变得轻微。爵位、赏赐、刑罚，是国家的大纲。纲绳一旦有一条紊乱，万目都会松弛。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法挽救。天宝末年，受宠幸的人倾覆国家，爵位凭感情授予，赏赐凭宠爱增加。天下荡然无序，纪纲开始紊乱；逆贼羯族乘着这个机会，于是扰乱中原。派遣戍守的年数不断增加，策勋的日子不断扩展。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于是兴起以职官作为赏赐；职官名额不足以容纳功劳，于是实行散试官的名号。青色、朱色的官服混杂于胥吏之中，金印紫绶普遍施加给车夫和奴仆。香草和臭草不能辨别，泾水和渭水不能分清。这种状况延续二十年，到如今没有人能够整治。当今所患，正是爵位太轻。设法使它尊贵，还恐怕人们不再看重；如果又自行抛弃它，将拿什么来劝勉人呢？圣旨认为散试官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臣恐怕陛下思虑还不成熟，偶然说出这句话；倘若把它当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就错了。建立国家的道理，只有义和权；诱导人的方法，只有名和利。名声接近虚无，但对于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际，但对于德行较轻。凡是裁断是非、建立法制，凭借的是义；至于参酌虚实、衡量轻重，使各种措施并行而不相伤，交替使用而不相悖，顺应众人的欲望，估量时势的适宜，随着盈亏消长而调节，使人们日用而不觉察，凭借的是权。只专注于实际利益而不用虚名辅助，就会耗尽匮乏，物力不能供给；只专注于虚名而没有实际利益相副，就会流于荒诞欺骗，人情也不会趋向。因此国家的制度中，赏赐典制、赐予财货、财赋俸禄，是用来彰明实际利益的；官阶品级、等级差别、服饰章制，是用来装饰虚名的。居于上位的人必须明白其中的义理，通达其中的变化，使二者相互依存、表里相应，让人们每天使用却不觉得，这样才掌握了治国的权术。谨按甲令所记载的官秩，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虽然按类别区分，它们的流类共有四种。然而掌管事务并领取俸禄的，只有职事这一官职；以它排列才能，以它安置贤德。这就是把实际利益施加给人而寄寓于虚名之中。勋官、散官、爵号这三种，大抵只关系到服色和资序罢了，是用来驾驭尊贵者、甄别功劳的。这就是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会轻慢；赏赐的轻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会废弛。如今的员外试官，大体类似于勋官、散官、爵号。虽然授予它不耗费财物，领取俸禄也不占用正式员额；然而冲锋陷阵、排除患难的人，就凭此赏赐；竭尽筋力、施展勤劳功效的人，也凭此酬报。它的作用，可以说很重大。如今有人捧一器瓜、提一篮果子，也授予试官来酬谢进献之物，那么那些冲锋陷阵、竭尽筋力的人，一定会相互说道：“我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官职，他因为进献瓜果就得到官职。这就是国家把我的性命看得和瓜果一样了。瓜果不过是草木，把人看得如同草木，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呢？”况且员外试官没有俸禄待遇，没有代管事务的权柄，没有受人敬重的尊贵，也没有免除差役的优待，只有借一个空名来笼络浮薄的风俗。浮薄之俗之所以似存似亡、还没有完全厌弃它，只是因为君上还珍惜它。如今陛下如果又轻易使用它，认为对事情没有损害，那么人们明白了这个意思后，还能再依靠什么呢？后世建立功劳，拿什么作为赏赐？陛下如果想用职事官来赏赐他们，那么官员名额有限，而功劳无穷，本来就承受不了如此使用。陛下如果想用财货来赏赐他们，那么民力已经耗尽，府库也都空乏，本来就不足以供给这项费用。既没有实际利益来敦促劝勉，又不重视虚名而滥加施用，人们无所凭借，凭什么治理国家？况且种瓜树果的，多是靠此为生的乡野贫民，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衣食；假借一个冗散官号给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想使他们欢欣，不如厚厚赏赐钱帛；人们不失去利益，国家不丧失权柄，各自得到适宜的东西，双方都保全了宝贵之物，又有什么不可？只是这会损伤宏大的治道，希望陛下留意圣明的思虑，再稍加详察斟酌。谨此上奏。《翰苑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五，唐陆防撰，奏草【五】兴元论解除姜公辅职务状 右件，钦溆奉传宣圣旨：因为唐安公主去世，不能把灵柩迁葬到这里，暂且命令建造一座塔安置，等收复京城后，再计划迁回，按照礼仪安葬。所建塔所需的劳役和费用也很少，完全不应当成为宰相所议论的事情。姜公辅忽然上表奏报，全无道理，只想指责朕的过失，打算借此为自己博取名声。朕原本提拔他，想让他成为心腹，如今他却这样，难道不是辜负朕太深了吗？卿应当商量怎样处理才稳妥。公辅近来在翰林院，曾与臣长期共事。臣如今据理为他辨明，便有结党徇私的嫌疑；迎合圣意而顺从，又违背了匡正辅弼的道义。涉及嫌疑，只会给自身带来祸患；违背道义，实在玷污君主的恩德。徇私保身而忘却君主，是臣下的耻辱；排除嫌疑而褒奖道义，是君主的明智。臣如今不敢冒犯而去做自己所感到耻辱的事，也仰赖陛下圣明鉴察。古语说：“顺从旨意的人得到宠爱，是由来已久的；违逆心意的人受到憎恶，也是有原因的。”所以臣下都争着顺从圣旨而躲避违逆心意。若不是忘却家庭、献身国家、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主的脸色，触犯禁忌，进献一句话，提出一种意见呢？因此，贤明的君主和兴盛的帝王知道人情如此，求取劝谏唯恐来不及，接纳善言就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对于正直敢言的人便嘉奖，对于揭发过失、犯颜直谏的人便称许其合乎义，对于愚昧浅陋的人便宽恕，对于狂妄荒诞的人也加以容纳。他们还担心骄傲放纵容易滋长，而忠诚真实的话却听不到。因此设置敢谏之鼓，树立进善之旌，悬挂警戒之鼗，设立掌管过失的官员。仍然担心这样还不够，又设置官职制度，把进言作为常规。于是有史官记录政事，乐官作诗讽谏，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庶人议论朝政；还担心人们懈怠，每年孟春，遒人拿着木铎沿路巡行，敲振警告。官员彼此规劝，乐工各执掌自己的技艺来进谏；如果有人不恭敬，国家自有常刑。然而，不是明智的人不能招来直言，不是圣德的人不能求取自己的过失。招来直言，智慧就更加广大；寻求过失，德行就更加光明。只有衰败动乱的朝代、昏暗迷惑的君主，才一定忌讳自己的过失，恼怒直言，把阿谀防范当作接纳忠言，把谏诤当作宣扬自己的恶行。怨恨诽谤充满天下，却不愿听见；腥秽的德行上达苍天，内心却不肯醒悟。直到覆亡，仍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情志昏迷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明智的君主广泛接纳意见来成就德行，昏暗的君主独断专行而败坏自身。成功和失败的道路，千古以来反复如此。与失败走同一条道路的，没有不覆亡的；与成功遵循同一轨道的，没有不昌盛的。凭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如江海般的气量，自当改正夏桀、殷辛拒绝劝谏、掩饰过失的弊病，合乎大禹、成汤接受进言、改正过错的诚意。何况如今时运正处于困厄，民情仍然郁结，正是陛下握发吐哺、宵衣旰食的时候。士人无论贤能还是愚钝，都应当记录任用；言语无论大小，都应当尽力招致。实在不可以再有忤逆与顺逆的嫌疑，也不可以再有甘言逆耳的忌讳。做君主的人，应当以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常常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尽情陈述，有一件事不能得到正确处理，勤勉地访求、接纳意见，只求合乎善道，难道只是听从劝谏而不违背罢了？甚至应当寻求诽谤之言，听取民间传诵；不因葑菲卑微而不俯身采集，所以英华没有遗漏；不因刍荛身份低贱而不向其询问，所以幽隐之情必能上达。如今公辅官居谏议，职位又在宰相之列，献可替否、辅弼君主、总理政务，正是他的职责；与刍荛、葑菲相比，难道不是更加优越而且重要吗？这是常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他的比喻不恰当，难道不仍胜过民间传诵吗？即使言辞过于激切，难道不仍胜过诽谤之言吗？晋文公听取民众的歌谣而霸业兴起，虞舜设置诽谤之木而帝王之德更加广大，这实在是圣贤的高尚行迹，陛下为什么要憎恶它呢？圣旨又说建塔劳费很少，不是宰相应当议论的事情。臣愚昧，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应当问事情的是非，哪里能只论事情的大小？如果建塔是对的，劳役即使很大，去做它又有什么妨碍；如果建塔是错的，费用即使很少，进言的人又有什么罪过？小事是大事逐渐形成的开端，细微之处是显著事物萌发的起点，所以君子慎重对待开始，圣人保存戒惧；懂得事物苗头的人，贵在及时制止，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要在动乱发生以前着手。设置辅臣并置于身边，早晚接受他的教诲，本意就在于防止细微过失并加以匡正，这正是他的职责。涓涓细流不加阻遏，最终会变成桑田；微小火焰不及时扑灭，终于会烧遍原野。等到水流蔓延、火势炽盛，祸患已经形成，即使想救治，也确实来不及了。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品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易经》说：“小人把小的善行看作没有益处而不去做，把小的恶行看作没有伤害而不去除，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既然如此，小事不可不慎重，陛下怎么能让人不去议论呢？《虞书》记载咎繇的话说：“战战兢兢，勤勤勉勉，一天之内要处理许多细微的政务。”兢兢，是谨慎；业业，是危险；几，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苗头。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各项功业都兴盛，天下诸侯已经协和，然而君臣上下仍彼此告诫，既谨慎又戒惧，考虑事物的细微变化，每天多达万数。既然如此，细微之处不可不重视，陛下又怎么可以忽略而不放在心上呢？舜做君主时，刚开始制作漆器，群臣就坚决劝谏，都说不合适。漆器的用途很坚固，所费大概也少；然而群臣仍相继讽谏，难道不是想杜绝弊端的渐渐滋长、慎重对待事情的开端吗？由此可知，君臣之间道义上同为一体，事情无论大小，都需要彼此配合才能成功。所以舜命令他的臣子说：“做我的股肱、耳目。”股肱辅佐君主，不会因为事情烦琐细小便妨碍运行；耳目帮助心灵，也不会因为事物微小便停止视听。因此臣子对君父，应当尽自己的敬意来敬奉，尽自己的爱心来爱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敬奉君主，是希望君主达到尊贵荣耀；爱护君主，是害怕君主陷入过失罪恶。天下各国的贤人，没有不这样，何况位列朝廷、承担辅弼职责的人呢？君主受辱，臣下也受辱；君主安定，臣下也安定。对此如果不进言，还有谁会进言？《礼记》说：“亲近君主却不劝谏，就是坐享其利。”像宰相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亲近君主了，事情如果有违误，难道能不劝谏吗？武丁是贤明的君主，傅说是贤能的宰相。武丁引用金属需要磨砺来告诫他的宰相，傅说用木材顺着墨绳加工来告诫他的君主。这说明辅弼的职责在于匡正挽救，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尽力规劝。陛下说劳役费用很少，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事；又说这是指责朕的过失，想要为自己博取名声。这实在与臣所听闻的道理不同，因此臣愿意剖露肺腑，不敢默然不言。如果把谏诤看作指责过失，那么剖心进谏的臣子不应受到贤明君王的责罚；如果把谏诤看作博取名声，那么不顾自身的臣子也不应在圣典中留下垂训。既然献可替否是宰相的职责，最终又要他做什么？身边已经有人进言，还要臣子做什么？臣私下认为，指出过失以显示自己的正直，固然不如改正过失以获得称誉；进谏以博取名声，固然不如接纳劝谏更为美好。即使有人确实想借指责过失、进谏来博取名声，只要君主能够听到善言就改过，见到劝谏而不逆拒，那么被指出的过失恰好足以彰显陛下最大的善行，进谏者所取得的名声也恰好足以增益陛下无穷的美誉；这样做反而有利，所获得的益处就很多了。如果陛下因为他指出过失而发怒，却不改正，那么陛下就会受到厌恶正直之人的讥讽；如果因为他博取名声而贬黜他、不容纳他，那么陛下就会背负拒绝劝谏的毁谤。这就是掩盖自己的过失，过失反而更加显著；损伤他的名声，他的名声反而更加彰明。果真这样做，失误就太大了。一得一失，能不慎重吗？伏愿陛下嘉奖违逆圣旨的忠诚，消除厌恶逆耳之言的吝惜，平息积累的愤怒，消弭猜疑欺诈之心。然后请把臣的愚见反复参验考察，希望达到至理，也使陛下明白臣微薄的诚意。谨奏。又答复论姜公辅的奏状 右件，钦溆奉传宣圣旨：看了卿所奏论公辅的事情，朕当然知道卿是竭尽忠心，但似乎还没有防察到朕的心意。朕认为公辅的才干和品行，与宰相的职位完全不相称。在奉天时，朕早就想罢免他，后来因为公辅自己请求退职，朕已经当面答应了。不久又遇到李怀光背叛，于是暂且因循容忍，让他到了山南。公辅知道朕一定准备调动改任他，所以坚决议论建塔之事，借此出卖正直、博取名声。按照这种用心，哪里是善良之人？朕之所以惆怅，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卿如今怀疑朕不能接受劝谏，实在违背朕的本意。臣因为愚昧固执，所坚持的是朴实忠诚；推究道理来说，心中有话就一定全部说出。圣上的心意深奥精微，不是平常人所能窥测的。像臣这样懵懂昧然的资质，又没有窥伺圣意、迎合求进的心志。奏报如果失合圣旨，本来就应当如此。只希望陛下记录臣微薄的诚意，怜悯臣至为愚昧，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古人说：“贤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使他改变。”又说：“君主圣明，臣下就能正直。”如今陛下禀有上天赋予的才智，具备明圣的资质。臣如果怀抱道理却不能伸张，坚守正直却不能坚定，上面有损于圣化，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臣再次依据正道申明前面的话，惟愿陛下留意明察。臣私下认为，统领万机，必须先使内心虚静；鉴察群情，必须先使意念诚实。因为内心不虚静，外物就可能受到阻隔；意念不诚实，人们就都会产生疑虑。被外物阻隔，外物也会反过来阻隔自己；怀疑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怀疑自己。万物显现阻塞的征兆，人心显现疑惧的趋势，却想感通人心、达到和平、穷尽事理而不出差错，这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岂不是更加疏远吗？孔子说：“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凭空猜测别人不可信。”难道不是害怕放纵情绪、逞发怨恨，以至于失去中正、违背正道吗？臣区区的志愿是想匡正辅弼君主，因此前一封奏疏希望陛下平息积愤之气，消弭猜疑欺诈之心，然后把臣的愚见反复参验考察，希望达到至理，也使陛下明白臣微薄的诚意。如今陛下因为一向想废黜公辅的心意，便说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善良之举，这就是迁怒，说明积累的愤怒还没有平息。陛下揣度公辅知道自己必将被调任的心意，便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想博取名声，这就是凭空猜疑，说明猜疑欺诈之心还没有消除。猜疑未消，积愤未平，所以公辅获罪、臣下因违逆圣意而受责，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说这完全恰当，或许并非如此。臣下进言，是为了帮助君主治理；君主求取劝谏，是为了辅正过失。进言如果确实能帮助治理，何必因为进言的人而废弃其言？劝谏如果确实能辅正过失，何必责究进言者的动机而拒绝劝谏？如果他说的话没有可取之处，即使动机是善意的，又有什么用？如果劝谏有可采纳之处，即使进谏者有过错，又怎能舍弃不听？古代圣王之所以采集葑菲，询问刍荛，传布诽谤之言，任用有怨之人，急于听取和接纳意见，就是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的心意没有别的，只在于合乎道义。愿陛下不要因为憎恶嫌疑而遗漏他哪怕一点善意，也不要一味追求精细审察而自以为这是大明察。忠言有利于施行，却违逆人的情感，只有经过极其周密的思考，才能不感到忤逆。幸望陛下曲加圣鉴，再仔细审察其中的宜当之处。谨奏。

译兴元论请求优厚奖赏曲环所统领将士的奏状。右件，曲环所统领的一军全都是朱泚的旧部，有的近来由凤翔所管辖，有的本来就是从河朔一同来的。后来因为汴宋用兵，暂时抽调他们前往那里援助，所以行营将士仍以幽州、陇右为名号。如今元凶朱泚正是他们过去的主帅，岐下有楚琳助乱，蓟门有朱滔结党作奸。唯独这支偏师漂泊在黄河之上，营帐寄居在他乡，家属却陷于坏人之手。又遇到汴路奸邪，浚城陷落，粮饷屡次断绝，军资装备长期耗尽。士卒的常情，本来就难以安居，因此应该溃散回到旧营，否则便会各自逃往安乐之地。然而曲环安抚他们，使他们全无离散叛变之心。孤军自守，也不苟且从贼。处在危急中却能使军队安定，听到艰难便立即奔赴，极其推重齐肃之道，多次建立功勋。近来的将帅之中，很少有能与曲环相比的。考察他的才干节操，实在远远超过常人，只因寄居异地已久，困穷匮乏日益严重。他接连上章奏报，言及艰辛。向朝廷告急，朝廷力量又不能救援；向郡府求哀怜，又没有人替他忧虑。读到他的言辞情状，实在令人流泪。如果接应稍有失误，他最终就会陷于危亡。这样一位良将和义士，实在值得深切怜惜。愿陛下不要把他当作普通人对待，也不要用普通事务来差遣他。如今形势可以互相资助，只有江左物资完备，恐怕必须秘密诏令韩滉，切实命令他供给、抚恤这支军队，使器械铠甲、衣服粮食全都充足。请同时赐给刘洽亲笔诏书，也委托他格外用心保护和维持这支军队。如果能够自行保存实力，必定会建立功绩。不是处在艰难环境中，就无法显示非凡的操守；不是英明圣主，就不能保全特殊的人才。有功而被知遇，人必定喜悦。这足以表达臣一心为国、奖善救危的诚意，谨此上奏。谨奏。兴元论解除萧复职务的奏状 右件，钦溆带来萧复的表章，说：“臣又奉传宣圣旨：朕近来因为李怀光凶暴狂妄，暂且到这里避难。山南既然接近京畿，指挥调度兵马，每天都盼望收复京城。如今萧复劝朕前往江陵，表章之中张扬惊惧得很。朕没有防备他的意图，昨天询问从一，从一也非常惊怪，不知道其中缘故。萧复的奏事官李充，朕刚才召来回答问题并与他交谈，也似乎不是纯良之人。这个人莫非是李承昭家的子弟吗？卿应当仔细查看萧复表章中的意趣，斟酌后奏报。”臣拜读他的表章，又揣度他的情意，大概是因为道路遥远、传闻失实，事情多有失真。大臣进言纳谏，务必要竭尽诚意；即使有过分、失于中正的担忧，也只应不予采用，不足以责怪他。为什么呢？驻跸奉天，困厄已经十分严重，何况又不能在那里驻留，艰难危险是可以想见的。萧复身居枢衡之位，又奉命出使宣抚，忽然听到变故，难道能免于惊忧吗？梁、岷之间，地势狭窄险要尤其严重，车辆运输难以通行，物资供奉实在困难。凡是怀有恋慕君主之诚的人，都各自怀有迎接君主的愿望，所以延赏在西蜀准备迎奉，韩滉在东吴盼望圣驾。这是臣子的常情，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萧复所请求的事情，也属于这一类。事情虽然不合适，动机却可以宽恕。李充近来任御史，臣曾与他同僚；他是前福建观察使李椅的儿子，与李承昭只是较远的同族，才智颇为通达敏捷，性情也温和恭谨，在宗族中足以称为优秀人才。伏愿陛下进一步广泛询问，便可验证臣所说并非虚妄。谨奏。

译又答复论萧复的奏状 右件，钦溆奉传宣圣旨：卿所奏论萧复的事情，朕已经全部知道了。假使他没有别的意图，终究也是不识大体。如今巡行各道，只怕会有很多事情失当。因为孟皞年老，如今想任命萧复为福建观察使，立即让他赴任离去。这样也应该算是各得其所，卿意下认为如何？臣以为，将相的职责，所托付的都是尊贵职位；在朝廷内外交替任职，也是常理。然而君臣之间的礼制，进退不可不周全；事情的道理和体统有适宜之处，始末也不可不相称。近来盗贼兴起，京城都邑，圣驾刚刚到达郊外；陛下悔恨征收赋税过于繁重，怜念百姓困苦憔悴，于是颁下慈悲诏旨，深切表示哀悯，特意派遣大臣，普遍询问百姓疾苦，原本期望带回奏报，将要商议从宽减免赋税。众人的心情都翘首以盼，每天等待上达天听。如今如果前面的使命尚未完成，便仓促授予他远方藩镇的职位，这就是恩泽将要施布却又收回，诏令已经发布却中途废止。事情既然使人失望，天下人将怎样看待？这就是进退之礼没有做到周全，事情始末不相称；说是各得其所，臣实在怀疑。倘若担心他处理事情失当，不想让他久留外地，就应当用诏旨明白告知他，催促他返回。远方州郡尚未巡历完毕，只命副使分别前往，等他们复命后，亲自访察民情，革除弊病、施加恩惠，以符合仁德的名号。等出使的事务完成，他的才干和能力更加彰明，再慢慢选择适宜的安排，以谋求进退，这样大概才能在事情体统上真正得到适中。谨奏。兴元论续从贼中来到行在的官员等人的奏状。右件，钦溆奉传宣圣旨：近来常常有低级官员从山北而来，都说是从京城偷偷取道奔赴行在，大多不是善良之人。有一个邢建议论贼中的形势，言辞最为夸张，察看他的情状，很像是在窥探侦察，如今暂且命令把他留在一处安置。像这样的还有几人，如果不追查根底，恐怕有奸计，卿应当商量怎样处理才稳妥。臣认为，统摄百官的人与守一职之人不同，富有天下的君主与统摄百官的大臣也不同。尊者掌握要领，卑者主持细节；尊者崇尚宏大，卑者致力于细密。因此，考核小事、纠察细微奸邪，是有司的职责；掌御万机、选拔任用百官、总揽纲领而使各项事务都得到办理，明察近处而使各方自然通达，这是大臣的职责。愚智兼收，大小不遗；像天一样覆盖，像地一样包容；垂下冕旒、塞住耳朵而抑制过分聪察，包容瑕疵、隐藏疾病而致力于涵容；不显示威严而人人畏惧他如雷霆，不专用明察而人人仰望他如日月，这才是天子的德行。以卑下的身份僭越使用尊上的方式，职分便在下位废弛；以尊上的身份降而代行卑下的职务，德行便在上位丧失。职分废弛，事情就不能办成；德行丧失，人们就不会归附。事情不能办成，弊病即使紧迫，祸患还算轻；人们不来归附，裂痕看似细微，祸患却很重。这一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圣王知道宇宙广大，不能凭耳目周遍了解，所以清静无为其心，观察万物自行运行；知道亿兆民众众多，不能凭一己的智力制服，所以专一自己的至诚之意，感化人们的不诚。与此相反，竟想凭一人的耳目穷尽宇宙的变化，凭一人的防范思虑胜过亿兆人的奸诈欺骗，越是用尽心智，距离正道就越远。所以宣尼称述陶唐盛治说：“只有天最为广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周诗》赞美周文王的德行说：“无知无识，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都是覆盖养育万物、浑然大同、没有偏好和厌恶、没有猜忌和争强好胜的意思。项籍接受秦朝投降的二十万士卒，担心他们怀有欺诈之心而再次叛乱，一举把他们全部坑杀；他在防备忧虑方面已经过度了。汉高祖豁达大度，天下士人到来都接纳任用而不怀疑，他在防备忧虑方面可以说很疏略。然而项氏因此灭亡，刘氏因此昌盛，蓄积疑虑与推诚相待，效果本来就不同。秦始皇严密戒备而且多疑，荆轲便施展暗中刺杀的计谋；光武帝宽容博厚，马援便献上真诚，难道不是因为以虚心对待别人，别人也愿意归附吗？任意运用权术来控制外物，外物最终不会亲近。人心有意归附，就会受到感动而喜悦，即使仇敌也能变成心腹；意念不亲近，人们就会恐惧而阻隔，即使骨肉至亲也会结成仇敌。因此臣说，这一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臣私下认为，陛下睿智圣明、文思卓越，光辉遍及四方；孝友勤俭，行为高出历代君王。然而教化还没有达到大同，风俗还没有达到至理，实在是因为陛下的智慧超出众人，便有轻视臣下的心思；周遍处理万机，便有独自控制防范的意图；谋划包罗众策，反而有过度谨慎的防备；明察群情，便有抢先察知一切的心思；严密约束百官，便有任凭刑罚来达到治理的规范；威势控制四方，便有想用力量胜过残暴的意志。由此，才干出众的人因不被任用而怨恨，忠诚的人因受到猜疑而忧虑，建立功业的人因害怕不被容纳而恐惧，心怀反复的人因被逼迫攻讨而反抗，逐渐导致离心叛乱，酿成祸灾；兵事在外相连，变乱在内发生。一年还没有过半，圣驾已经再次迁徙。国家的艰难困顿，古来未曾有过。凭陛下至圣的德行，却遭逢这样的深重忧患时期，上天或许是想大大开启陛下的睿智之心，使您警戒小的过失而崇成伟大的功业吧。臣认为陛下应当顺应天意，追究已经发生的过错；凡是导致贼寇出现的原因，都已经详细知道其缘故，应当革除过去的弊病，以消除众人的疑虑。如今承受圣上的恩德之音，却还沿袭流传的错误，如果尚未悔悟而招致祸患，又凭什么消除灾难？臣蒙受陛下过分的知遇，又承蒙陛下下问，如果只求顺从圣旨，就是欺骗上天，怎敢不直陈意见，希望能够补救缺漏。往年刚开始兴师动众、四处征讨不服从者时，义烈之士人人都想自我效力，舍弃叛逆而归顺的人接连来到宫阙之下，陈述谋略、劝谏过失的人争相到禁门进言。陛下若能在那时乘军威正盛之势，顺应人心的愿望，顾不得洗头、吐哺待士，虚心坦怀，像大海一样接纳、像风一样推行，不猜疑、不滞留；有功的报答他，有义的表彰他，正直的奖赏他，有才的任用他。即使有人有志向却不能对时局有所补益，敢于进言却不合道理，也一定宽恕他的妄作，记录他的善心，大都优厚容纳，按照礼仪任用或退处。这样，天下都会像风吹草偃一样归心，贤能和愚钝的人都怀抱忠诚，大事小事都竭尽力量，区区凶恶之徒哪里值得平定不了？臣本来知道局势早已安定，必定不会有奉天之行了。如今之所以酿成祸根、消磨义气，就在于陛下独自决断圣虑，专门任用自己的睿智。投降归附的人以为陛下在窥伺猜忌，输诚效忠的人被说成游说，议论官军挫败的人被猜疑为挟持奸谋、诋毁阻挠，陈说凶党强悍的人被怀疑是贼党，夸张陈说而献计的人被防备泄露言语，进谏的人害怕被当作宣扬诽谤。

译所有这类人，全都给圣上带来忧虑，于是都被拘留，称作安置。有的被诘问责罚，安置在客省；有的受到慰劳，留在紫庭。虽然呵斥和奖赏的言辞有所不同，但被圈禁却是一样的。既然杜绝出入，情势就如同牢狱；释放没有期限，死生无法预料；看守防范又很严密，家中私事也无法互通。一旦被拘系，动辄经历多年，想来其中的痛苦愤恨，哪里说得尽？因此归顺教化的人渐渐稀少，上封进言几乎断绝。遵循义理的心既然受到阻碍，被胁从的党徒便更加坚定。而贵近之臣、往来的使者，迎合风旨，用诡辞取悦，只揣摩圣上愿意听的话，不担心失实，都说圣谋深远、策略如神。小股贼寇孤立危急，很快就会灭亡。陛下急于诛除恶贼，便都认为这些话确实可信。于是穷兵黩武、耗尽财力，坐等天下平定；人心越来越溃散，贼乱更加滋长，终于兵戈在京城附近发生，宫闱也不能守卫。倘若陛下能在此时立即发布大号令，向天下谢罪，说明忠良受到猜忌的冤屈，并举荐其中最为刚正明亮的人，给以优厚官秩；追究阿谀防范、陈说不实的罪行，把其中最奸诈狂妄的人处以重刑。赏罚既然分明，忠邪完全辨别，以此面对臣下，谁敢不诚实？以此安抚人心，还有谁不服从？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动乱也会很快安定。臣本来知道不久就能收复京师，必定不会再有梁岷之行。陛下既然在开始时失于谨慎，又在中途失于谋划，如今在西方收拾残局，机会只在今天，怎么还可以让一件事情出错、一句话说错呢？如今朱泚的贼乱尚未平定，李怀光又接着叛乱；都邑宫阙之间，奸邪势力交替占据；关辅和京畿郊外，豺狼般的贼寇杂处。朝廷偏处远郡，道路沿着连绵群山。拄杖随君而来的臣民，能有多少？即使推诚相待、降意接纳，恐怕来的人仍不多；稍微失于礼遇，他们本来就不会来了。如果又对他们加以猜疑弹劾，甚至拘囚起来，使归顺的人找到借口，使将来要来的人心怀恐惧，那么天下有志之士，哪里还敢再谈忠义？不伤害鸟卵和胎兽，麟凤才会到来；鱼鳖都能安适，龟龙才会游来。这是使近处的人喜悦、成为招来远方人的资本，是怀柔小民、招致大贤的方法。臣私下推测，邢建等人一定不是帮助叛逆的党徒。即使他们有过分张扬、行迹涉及疑似之处，也希望陛下怜悯愚昧、顾惜体面，屈法宽待百姓，并衡量其器量才能，随着事情分别甄别宽免。武人把他们安置到军队中，文人交给宰司处理。上等的授予职务，次等的只在选任次序上给予优待。若确实必须离开行在，难以安置在亲军中，那么或者授予各道一个官职，或者交给各道使者记录任用，按照他们原有的身份，各自稍加恩惠。古人说：“安抚我，我就奉你为君；虐待我，我就把你当作仇敌。”恩惠泽及之处，人们就会歌唱归附。这样的消息传遍四方，谁不欣喜拥戴？从前赵国杀了鸣犊，圣人便停止了前行；燕国尊重郭隗，贤士便接连前往。何况天子所作所为，是天下人共同仰望效法的。一句话使万物受到阻碍，天下人无不疑惧自己；一件事体恤百姓，天下人无不共同喜悦。固然不能因为小的过失没有损害便不悔改，也不能因为小的善行没有益处便不施行。小事尚且要慎重，何况又不是小事。愿陛下无论事情大小，都把前车覆辙作为戒鉴，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谨奏。

译《翰苑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六，唐陆贽撰，奏草〔六〕 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抽调军队回归的奏状。右件，钦溆奉传宣圣旨：刚刚得到浑瑊的奏报，近来尚结赞屡次派人来商议防守，准备亲自率领兵马，约定日期共同收复京城。因为春天以来吐蕃军队多有疾病，最近得到探报，尚结赞等人全都抽兵退回，不知距离远近。朕原以为吐蕃兵马强盛，又出于和好的情义，主动请求率兵帮助国家讨贼，早晚盼望他们成功。如今忽然抽兵退回，十分出乎预料。浑瑊、李晟等各军兵马并不算太多，如果没有吐蕃军队援助，深恐被贼军冲击。卿试着估量一下形势如何。臣天性孱弱愚昧，不熟悉军事机宜，只是根据人情推测，偶尔也有所见。接到这道圣旨，实在非常欣喜庆贺。臣私下认为，吐蕃军队退回，正是社稷深远的福分。昨天已经托钦溆口头奏报过了，只恐怕没有把臣的愚诚说尽，反而还使圣上忧虑，所以谨再附陈，希望解除疑虑。那吐蕃人，同犬羊一类，心如狐狸老鼠，贪婪而多疑防备，狡猾而不知羞耻；威胁不能使他们屈服，安抚也不能使他们怀德。即使有时有强弱盛衰，大体上常常成为边患，其阴险诈伪难以抵御，尤其超过各少数族。陛下只要拿建中以来的近事作为准验，便可以明白戎人的心意难以测度。近来刚刚安定中原，无暇顾及外部忧患；因他们请求结盟，便答应与之交好，加恩降礼，有求必应。然而他们的邀约求取逐渐增多，反复无常没有定准，借口小事，纷纷发出烦琐的言辞。前后总共经历四年，盟约最终也没有坚定确定。刚立碑完毕，又请求改移碑文，猜疑矫饰、反复多端，由此就可以验证。等到贼寇惊扰都邑，圣驾到达郊畿，尚结赞总领边疆军队，便请求率兵赴难。陛下推诚相待而答应，厚加财物招徕；他们却逗留迟疑，最终没有及时进军，既没有帮助讨贼，反而牵制了将帅的心。李怀光突然猖狂，也颇有因此促成祸患、逼迫皇驾再次迁往汉中的因素。陛下仍然盼望吐蕃兵马平定内难，对他们的亲信依赖更加深厚，屈意迁就之事也更多。可是他们怀有豺狼般的野心，丝毫不知道感恩，反而接受朱泚的使者，意图观察局势变化，屡次同各军约定日期，到时却都不赴援，致使各路统帅进退忧虑。想要舍弃他们独自前进，又担心他们怀怨追击；想要等待他们合兵，又苦于他们失信拖延。既奸诈又骄横，怎能指望他们建立功绩？不仅变化难以预测，而且妨碍扰乱实在很深。吐蕃军队如果不退回，贼寇终究不能消灭。臣请再为陛下推究这一说法的根本，那么人情物理就会明白，全部可以察知。从前谋划诱请吐蕃兵，本来就是使臣防备失当。陛下急于平定动乱，嘉许他们效忠，唯恐错过时机，无暇详细商议，便仓促下达优厚诏令，催促他们进军。远近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感到危险惊骇的。将帅认为陛下不信任他们，又担心吐蕃夺取自己的功劳；士卒担心陛下不体恤旧日劳苦，又害怕吐蕃独占利益；贼党害怕吐蕃取胜，自己不是战死，便会全被吐蕃擒获；百姓害怕吐蕃到来，有财物也一定全部被他们掠夺。因此，顺从王化的人，内心不得不懈怠；陷入贼境的人，形势不得不更加坚定。使我们的军队懈怠，使贼寇的队伍坚定；而吐蕃人的心思又诡变难测，凭此增加兵力，只会招致损失；凭此安定国家，反而会资助动乱。况且昨日吐蕃尚未退回时，臣又私下有过分的忧虑：传闻尚结赞善于谋划，恐怕他暗中蓄积奸计，倘若在朝廷播迁之时、朱泚贼势困窘之际，轻易侵犯京城近郊，像进入空虚的城邑一样，耀武扬威、放牧战马，既不退却也不前进；表面侍奉国家，暗中勾通凶逆，两面都保持诱迫之势，同时接受双方赠送的财物，旁观战争，坐等双方衰败。这样，王师不能讨伐叛逆，百姓不能安居；贼寇必然耗损灭亡，我们也会困乏竭尽；京城地区所有财物，势必没有一点剩余，千里土地成为废墟，得到这样的天下又将有什么用？这就是吐蕃拥有万全的利益，而我们有不可预测的危险，也是臣白天惊惧、夜晚警惕、痛心伤神的原因，担心他们的意图会达到这种地步。幸赖上天夺去他们的魂魄，神明降下灾祸，使他们看见时机却如同闭眼，遭遇疫病便自行逃遁。这实在是上天悔过止祸的应验，也是历代圣王降下保佑的时期。妖氛即将廓清，庆福一定不会遥远。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朱泚的叛乱起于暴乱的军队，借着征发劳役繁重而兴起，乘禁卫防备空虚，诱导煽动群奸，最终谋划大逆；违背天道、僭越君位，亲自肆意攻逼。凡有血气的人都知道叹惋，何况忠良之士，谁不痛恨愤怒？只有一个恶人而没有同党，怎么能长久存在？加上陛下圣德日新，改过而不吝惜，颁布革除弊病的诏令，弘扬抚恤隐微百姓的仁心，天下百姓欣然改过向善，改变心意、改换看法，厌弃动乱而思念安定。和煦之风既已吹拂，昏暗的妖气自然收敛；这群蠢妄狂悖之徒，早就应当被消灭。近来只是因为李怀光昏乱迷惑，缓慢出兵而养成贼患，吐蕃又从中干扰、生事惑众，所以使义士无从施展，祸乱的根苗仍然阻塞未除。如今李怀光另外守住蒲、绛，吐蕃远远避开边疆，形势已经分开，腹背不再有忧患；浑瑊、李晟等诸帅，才力得以施展，而他们各自的兵马又不多，资粮将要耗尽。如果不投降贼寇，就必须建立功勋。这些人所受宠任已经很高，贵位也已达到极点；建立功勋，宠遇会增加而地位稳固；投降贼寇，名声受辱而自身危险。何况贼寇凶恶愚昧，灭亡是必然的；贼寇孤立弱劣，剪除扑灭并不困难。谁肯舍弃安稳而走向危险，违背宠遇而追随耻辱，放弃即将成功的事业，去做将要灭亡的俘虏呢？既然受到利害关系的牵引，按道理不会与恶人同流合污；又被粮食匮乏的紧急形势逼迫，也难以长久停留。情势和道理共同驱使他们，怎么能不交战？浑瑊统领戴休颜、韩游瓌从西北进攻，李晟率领骆元光、尚可孤从东南进攻。同样处在困境中的人彼此资助，自然应当合力。只愿陛下谨慎抚慰接纳，以激发忠勇之心；勤于磨砺鼓舞，以满足远近人们复兴的希望。中兴大业，旬月之间可以期待。不应当还对犬羊般的吐蕃群体念念不忘，以至于失去将士的心情。臣愚昧，实在承受不了这番诚恳忧切的心情，只是根据私下的思量推测，冒昧上奏。谨奏。

译兴元奏请准许浑瑊、李晟等各军兵马自行把握战机、便宜进取。奏状 右件，钦溆奉传宣圣旨：卿所奏吐蕃军队退回以及关中形势，所说的道理都很切实恰当，令朕十分欣慰。然而浑瑊、李晟等各军，必须经过商议筹划，命令他们进攻取胜。朕正准备派使者前去宣慰，卿应当仔细分条陈述，赶快奏报。臣听说，将领贵在专擅谋划，军队凭奇策取胜；军机若从远方加以控制，就会失去应变，将帅若只等待命令，就没有威严。因此古代贤明君主选定将领后便信任他，把军权分给边关，发誓不加干预；授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断。这样，军队失败就由将领承担死众之责，作战胜利就为他记功；不用刑罚而军纪自正，不劳君主忧虑而武功自成。对于委任的体制，难道不宏大吗？对于责成的好处，难道不精确吗？自古帝王能够平定大难、成就大业，都是由于这个道理。有的君主在委任上疑虑重重，想以自己掌握大权来控制决断；在责成上昏昧，把能够按照圣旨指挥行动当作良将。刀兵在原野交锋，决策却在深宫之中；军机在片刻间发生变化，计策却在千里之外决定。违背命令，就会失去顺从；听从命令，又会失去适宜。失去顺从，便挫伤君主的威严；失去适宜，便败坏君主的军队。任用和舍弃彼此妨碍，做与不做都凶险。上面受到牵制的讥讽，下面没有拼死作战的意志。对于分配筹划的道理，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受损吗？对于经略治理的方法，难道不是全都错误吗？自古帝王之所以使动乱长久、刑罚繁多、丧失军队、国土收缩，都是因为采取了这种做法。这一道理的得失，是兵家最重要的枢机，也是当今事务所关联的关键，尤其迫切。如今贼寇遍地，圣驾播迁，人心有观望局势的动摇，王室没有自我固守的重任。秦、梁回环缭绕，千里遥远；用威势临制他们，力量和形势不能控制；授予策略，又因阻隔遥远而不能精确。近来骤然下诏，教谕各路统帅，事情无论大小，全都替他们规划裁定。等到他们上表陈说诚意，使者回来复命，进退迟速往往都与圣谋不合。难道都是乐于违逆忤犯吗？也是因为传闻与实际指示不同，远距离的预先筹算与临事应变有差别，所以才这样。假使其中有人放纵心意、违犯命令，陛下此时能够治他违诏之罪吗？臣私下恐怕不能。陛下又能够夺去他的兵权、更换他的将帅吗？臣也恐怕不能。这样，违命的人既不能果断处罚，听命的人又未必合乎实际，只是白费空言、劳累圣虑，不但没有益处，实际损害很多。为什么呢？如今时局正艰难困顿，下位凌驾上位、上位失去作用；凡是拿着武器保卫社稷的人，都自认为功业出自自己，义烈发于内心，安于自行其是，苦于受到羁绊控制。陛下应当俯身顺应他们的这种心意，因势把事情委托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安心行事，防止他们所忧虑的受制弊病；以委任授予的道义来敦促他们，以亲信的恩惠来坚定他们；假以临机便宜行事的权力，给予超乎寻常的赏赐。其余细小事情，全都不要过问。所赐诏书，务求简明扼要。谨慎用言辞以取得分量，深切托付以显示诚意。言辞受到重视，君主之道就尊贵；托付出于诚意，人心就会感动。君道尊贵，即使不严厉众人也会服从；人心感动，即使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办成。这样就应当使有智慧的人施展谋略，勇敢的人奋力作战；无论大小，都尽到自己的职责，贤愚各自实现心愿。将领会主动效忠，士兵会自愿作战。与那些迫于驱使、不得已才服从的人相比，他们的志气何止强百倍！君主的权力之所以不同于臣下，只在于君主不亲自滥用权力，才能真正任用人才。其要点在于顺应人情，其关键在于通晓时势变化。如今的关键，大体已经具备于此。倘蒙陛下深入思考，或许有可取之处。谨奏。

译兴元请抚慰安抚李楚琳的奏状 上述这位官员近来由于品性行为不好，常常受到时论厌恶，屡次被封章弹劾，说他心怀两端，如果不加防范，恐怕会无端产生窥伺之心，应当斥退绝交，以杜绝奸邪。近来凤翔使者到来，完全没有蒙受恩召接见，滞留了好几批，也都没有放回去。臣恐怕陛下不忍因愤怒而处置，多少听从舆论，臣以为这样并不合适。李楚琳乘国家危难之际，在岐下扰乱，杀害戎帅，与凶恶首领勾结，对奉天之围也颇有助力。他参与叛乱，天下都已知道，议论者如今才纷纷说起，见识为何如此迟晚呢？只是因为天子车驾尚未复归，最大的敌人仍然存在，勤王军队全在京畿之内，急于发布诏令、迅速传告，连一刻时间也要争取。商岭道路迂回而遥远，雒谷又被盗贼扼守，只能勉强传达王命。只有襃斜一条路，如果这条路又受到阻塞艰难，南北就将彻底隔绝。各镇处在危疑不安的形势中，又处于两个叛逆者诱惑胁迫之间，人心汹汹，各怀向背。贼势得胜就投奔他们，我军得胜就归来，其中的事机，容不得一点差错。倘若楚琳发泄怨恨，公然猖狂，向南堵塞要冲，向东牵引巨奸，那么我们的咽喉就会被堵塞，心腹力量也会分裂，这种形势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况且楚琳本来只以作恶为务，如今能够在两方面观望，正是上天诱发他内心的欲望，所以应当打通归附的道路，以成就大业。陛下确实应当深切地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厚加抚慰安抚，抓住他的疑虑，就足以成就事情。倘若他能够改过向善，也可以帮助军队。如今如果听从偏狭的议论，显露猜疑阻拒的迹象，感到恐惧的将会很多，难道只有这一个人吗？自古以来能够建立奇功、拯救危难的人，未必都是操守清白、性情温良之士；驱使、驾驭和扰乱、驯服他们，只在于掌握驾驭的方法。早晨还称他们凶恶悖逆，晚上就说他们忠贞纯正；起初是寇仇，最后却成为卿相。汉高祖明知陈平品行不端却没有抛弃他，因韩信自立为王而愤怒，却最终仍封他为侯；蒯通因为折服于道理而得以保全，雍齿因为积有旧恨却得到优先封赏。这就是汉高祖所以能扩大帝业的原因。齐桓公留下射中衣带钩的贼臣而任用他的才干，晋文公放下斩断衣袖的怨恨而免除灾难，这就是桓公、文公所以宏扬霸业的原因。既然如此，处理事务的关键，即使有罪恶也不得不容纳；适应时势的办法，即使是仇敌也不得不用。陛下如果一定要精细追查他们平日的操守，追究旧日的过失，那么改过就不足以弥补过错，自新也不足以赎罪。如今所有将领官吏，哪里能全都没有瑕疵？人人都反省思虑，谁能免除疑惧？何况那些违抗命令的人、被胁迫跟从的人，自知辜负恩德，哪里敢归顺教化？这种裂痕并不小，应当赶快谋划解决。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却厌恶他太过分，就会造成祸乱。” 孔子又说：“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计。”《君陈》说：“不要对顽固的人发怒憎恨。”又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会成功。”臣希望陛下务必把英明君主的远大谋略和圣人的格言作为大法则，绝不能采纳浅陋儒生的小忠小节，从而损害、扰乱兴复大业。臣对忧虑国事的深谋远虑不能自胜，谨此上表陈奏。谨奏。兴元论中官及朝官赐名定难功臣状。右，钦溆承奉宣达圣旨：近来在奉天的将士，都赐名为“定难功臣”。如今宰臣等商议，扈从的中官劳苦至极，也应依照旧例一并赐给这个名号。朕认为南衙朝士中，有经历奉天重围的，又有像你们前些时候奔赴行在、经历危险而极其艰难的。如今不论中官、朝官，只要经历过重围又到达山南的，都拟赐名为“定难功臣”。你应当商议一下，难道不是稳妥的办法吗？陛下的恩惠沾被近侍，仁德遍及百官，念及随驾共患难者的危急，体恤随巡者的劳苦，商议增加宠荣，将要赐予美好的名号。事情虽然尚未施行，恩意却已经确定。凡是身居显贵亲近之位的人，本来都知道应当感戴圣旨的恩德；如今皇上反复详察询问，卑贱之臣更应精心谨慎，确实可以说是在防微杜渐、顾念省察。谁知恰逢圣上向臣下询问？臣如果只是贪求荣誉称号，又害怕旁人怨恨憎恶，因循顺从圣意而不充分陈述所见，内心明知辜负圣上，将如何面对上天的鉴察？因此不顾言辞浅深，不计自身利害，只倾吐狂直之言，唯听圣上裁断。臣听说，赏赐是用来勉励功劳的，名号是用来彰显行为的。赏赐与功劳不相称，忠实效力就会废弛；名号超过实际行为，轻慢冒犯的弊病就会兴起。一件足以扰乱国家权柄，一件足以败坏社会风俗。授予和接受名位之时，难道可以轻易决定吗？近来因为车驾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终于排除凶逆，实在依赖武人的力量，于是表彰定难功勋，特意赐予功臣名号。名号很符合实际事情，也足以防止当时受到恩泽的人产生不平。即使人数多，谁能说不应当呢？至于宫闱近侍和列班的文臣，虽然奔走效劳、恪守职分，各自履行职责，但驱逐、剪除敌人的事情，想来并不是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又逢皇帝车驾再次迁徙，天降的灾祸尚未消除，见到危难却没有补救，怎么能称为功臣？敌寇正深重，谁能说是平定了危难？即使遭受围困逼迫，跋涉崎岖道路，困难固然由他们承担了，但平定危难的功劳又在哪里？大凡有生命的人，没有不各自亲近同类、轻视他人而尊重自己的，这大概是常情。贬抑异类、奖赏同类，也是常性。臣忝居士大夫之列，又正属于可能受赐的范围，私下自我衡量，尚且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何况天下公议呢？何况披甲戴胄的将士呢？人们的议论，没有什么达不到的。一定会说陛下溺爱近臣，所以顺从他们苟且求得的心愿，泛泛地把名号授予各部门，以此分担偏爱亲昵的谤议。怨恨虽然未必形成大祸，却都会由细微之处积累起来，必将挫伤战士奋发激励的心，凝结功臣愤恨不平的情绪。得到欢悦的少，招致恼怒的多；给予的是虚名，失去的是实际功业；使臣下得到满足的是夸耀志气，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大政。利害关系十分明白，并不难辨别。况且名号是众人共同评议的东西，称作公器，也会成为争端。即使考核得极其精细，仍担心彼此倾轧；如果处置稍有不当，怎么能不越出界限？汉高祖制服豪杰，太宗削平四方，天下已经安定之后，才评定功勋。有萧何、曹参那样的特殊功劳，有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宏大谋略。他们在作战、守御和经略方面，明显远超常人，却还被称为丰沛旧人、刀笔文吏，诸将不服，纷纷互相揭发。甚至有人挽袖指天，拔剑击柱，私下议论谋反，喧哗申诉冤屈。何况如今国势仍然艰难，王化尚未普遍施行，正要依靠武力消灭仇敌，实在不是宠臣幸臣争相进用的时候，也不是文儒争逐名位的日子。对有功劳的人加以奖赏，尚且恐怕不能使人信服；对没有功劳的人再行奖赏，当然应当受到讥责。倘若有人节操功效特别显著，按理应当褒奖尊崇，赏赐的典制很多，何必一定要在这个名号上体现？其余没有另外功绩的，暂且依例奖赏其奔走效劳，等贼寇平定后再考核记录，也不算晚。谨奏。

译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右，德亮承奉旨意，并记录了先前失散宫人的姓名，命臣撰写诏书赐给浑瑊，派他到奉天寻访，以找到人为限，并酌量给予资财衣装，迅速送往行在。近来由于治道错乱，祸乱接连发生，陛下思考过失、畏惧灾祸，宽待百姓并自我责备，多次颁下大诏，发誓将要革新。天下人流泪相贺，惩戒愤怒、消除怨恨，沐浴仁德、拥戴圣明，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共同平定众多灾难，在悬崖边制止土崩之势，在横流中挽救板荡局面，消灭寇贼、清理都城而不失旧有基业，实在是由于陛下至诚感动天地，深切悔过感动神人，所以得到百灵降福，亿万百姓归附德化。假如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可曾有过抛弃宫阙、失守宗庙，随后又在赴难军队面前抵抗叛军，再次迁徙于蒙尘之日，却不到半年便复兴大业的吗？如今首恶刚刚平定，皇帝车驾将要返回，近处从郊野，远至四海，百般劳役而疲惫的百姓、重伤残废的士卒，都忍着死亡、扶病而行，侧耳耸肩，想听到圣德的声音，翘首盼望圣上的恩泽。陛下本应感念上天悔祸的眷顾，承受烈祖留下的福泽，想到将士遭受刀兵的灾祸，怜悯百姓陷于水火的惨酷，把导致寇乱作为警戒，把居于君位视为危险，把致力于治理当作忧虑，把恢复进谏当作急务，减损再减损，仍担心奢侈会容易滋长；艰难再艰难，仍担心戒慎之心难以长久保持。谋划开始时能够尽善尽美，能够善终的却很少；开始时不谋划如何善终，那么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所谓以宫人为名，不过是后宫末流之事。天子的尊贵，宫掖富足，像这一类人本来就有很多，只怕伤亡太多，哪里担心缺少使女呢？剪除首恶还不到十二天，奔走庆贺的人往来道路如织，何必自行损害君主的德行，首先去访求妇人？又命令准备资装迅速送到行在，众目观看，众口传说，恐怕不是用来回应天下庆幸依赖之心、符合革新期望的办法。事情有先后，义理有轻重，重要的应当先办，轻微的应当后置。所以周武王攻克殷商，有些事情是在还没有下车时就办理的，有些事情是在下车以后才办理的，大概是赞美他没有失去先后次序的适宜性。自从皇帝车驾流离播迁，万姓无所依归，宗庙震惊，三季都缺少祭祀，当今应办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实在应当赶快派遣大臣乘驿传先去迎回神主，修整郊坛，举行禋祀享祭的仪式，申明告谢之意；然后吊唁抚恤为义而死的人，慰劳犒赏有功之人，安抚辑和百姓，优厚慰问年老者，安定反复不定的人，宽赦被胁迫跟从的人，宣通舒展郁结壅塞，褒奖忠直之士，使失职的官员复职，使废弃事业的人恢复旧业。这些都应当先办，不可后置。至于崇尚装饰服饰器物，修缮宫殿楼台，满足耳目之娱，选取戴巾着帻的侍从，这些都应当后办，不可先办。应当后办的事却先办，君主之道就会丧失；应当先办的事却后办，治理国家的义理就会错乱。古代兴盛的君王，一定在这里谨慎。陛下将要致力于兴复，又怎么能不谨慎呢？况且失散的宫人已经数月，既然处于离乱之际，必然已被将士私自占有。那些稍有知识的，如果不想被搜求，本应自行陈说献出；那些非常无知的，搜求她们反而只会使她们忧惧。仅仅因为寇乱而死亡失散的事情，往往有比这严重得多的。一听到搜寻，心怀恐惧的必然很多；余孽仍然众多，人心尚未统一，顺势加以善意抚慰，尚且恐怕局势危疑；如果再使他们恐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古人之所以遮掩断绝的帽带而饮用盗马之水，难道一定是忘了情爱吗？大概是知道作为君主应当如此。因小事妨害大事，明智的人不会这样做；天下本来有很多美人，何必偏偏只在这些人身上？《易》说：“处在危险中的人，是因为能使自己的地位安定；陷入乱局的人，是因为能治理它。”所以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处于治理时不忘乱象，因此自身安定而国家可以保全。《春秋传》说：“有的国家因为多难而巩固，有的国家因为没有灾难而丧失。”实在是因为处在危难中，思求安定的心情就迫切；遭逢乱局时，求得治理的志向就深切。思求安定迫切，求得治理深切，国家的巩固不也正应如此吗？等到处于安定而骄傲自满，依仗治理而懈怠，骄傲就会放纵奢侈欲望，懈怠就会厌恶忠言；奢侈欲望日益实行，忠言日益受阻，国家因此丧亡，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从前卫献公出奔，过了很久又复归卫国，在边境迎接他的大夫，握着他的手同他交谈；在宫门迎接他的，只是点头而已。这是说他的骄傲懈怠容易产生。齐桓公将要谋求霸业，管仲用不要忘记在莒国的困厄来告诫他，是担心他的情志容易改变。如今臣也希望陛下急切地思考如何防范危难、巩固国家，像来不及那样；惩戒忘记乱局而导致国家丧亡，就像探手入沸汤一样；把“在莒”作为写在衣带上的准则，把卫国衰败作为覆车之鉴，那么您的德行就会成为帝王的典范，治理就会达到时世和谐。与贪恋安逸欲望而踏入祸患机关相比，两者的利害相差实在太远了。所命撰写赐给浑瑊的诏书，臣不敢奉承旨意，恭请圣上裁决。谨奏。

译銮驾将还宫阙论发日状。右，先前已经颁下敕旨，确定了出发日期，主管部门供给承办的事情，也听说大致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近来阴雨水涝正盛，道路阻塞艰难，众人的心情都同样忧虑，所以没有人敢上奏议论。如今出发日期渐渐逼近，阴云仍然密布，大小官员都哀号不安，忧愁恐惧更加严重。臣虽然昏昧迟钝，也私下揣度此事。难道不知道首恶刚刚平定，余下的凶气尚未消灭，正是逆顺将要分明之际，也是吉凶变化很多的时候，必须迅速镇定安抚，按理应当催促车驾吗？假使霖雨造成危害，还可以施加人力做好防备，因为这取决于人的智慧，所耗费的不过是劳烦和费用，所担心的还不涉及性命，忧患只在于人力方面。臣就应当使公私财物全部耗尽，上下竭尽力量，致力于安定国家大业，哪里会顾惜暂时劳苦？大家都应当协调奉行圣上的规画，哪里敢再违抗已经确定的命令？实在是因为襃斜山势高峻道路险阻，向来号称畏途；道路沿着山巅岩壁，危险栈道连接在绝壁之上，有时百里之内经历的险处就有近千处，有时一程之中要涉水数次。如果遇到连日积雨、道路水浸，群峰水流倾泻，巨石崩落奔涌，轰鸣声接连不断，深谷水势弥漫，往来道路不通，这些全都不是人力所能支撑、谋略所能阻止的。片刻之间、半步之内，仓促惊慌而遭遇灾祸，都是无法预测的。一个普通人单人单骑尚且难以通过，何况万乘天子出行，千官随从，怎么可以踏入无法生存的险境，冒犯无法防御的灾祸呢？如果石阶道路崩塌，阁道被水淹毁，环卫仪仗稍有缺失，属车的马稍受惊扰，即使有亿万徒众，又有什么用呢？陛下想要不受惊忧，难道能够做到吗？又或者阴雨积滞更加严重，溪涧全部泛滥，道路已经断绝，传送物资没有途径，群山万重，进退都不可能，一天缺少粮食，将要怎么办呢？陛下想要不感到忧虑，当然也很难做到。君主的一举一动，应当谋求万全，必须事先防备危险，不能到了危急时才求侥幸。侥幸而得以渡过，留下的惭愧已经很深；不幸遭遇灾祸，事后追悔又哪里来得及？孔子说：“想求快速，反而不能达到目的。”这话确实正确。臣如今并不是敢于阻止陛下求速的心意，只是很担心求速反而不能到达罢了。倘若收回圣旨，稍微等待天气放晴，那么出发日期虽然延后，道路就不会滞塞；不急迫却自然迅速，确实符合顺应天道，也可谓能察知先机而神明，这才是上天的鉴察。臣私下听到众人的议论，便将它们上陈，诚恳地希望陛下明察采纳。谨奏。请释赵贵先罪状。右，钦溆承奉宣达圣旨：前些时候朕同你商议，想宽赦赵贵先的罪过。朕今天早晨又询问诸将，他们都说贵先顺从朱泚，就是叛逆之人，应当依照通常刑法处置，不可以宽免。众人的意见既然如此，看来很难释放。你应当知道。臣愚昧地认为，贵先顺从叛逆的罪过，按法律确实不能容忍；但贵先陷入这种处境的缘由，从情理上却可以宽恕。陛下所议论的怜悯宽赦，是推究他的情由；诸将所请求诛杀，是依据法律。依据法律除掉君主的恶人，是臣下通常的心愿；推究情由而使众人的危疑得到安定，是君主掌握的大权。臣下与君主的道理既然不同，通达处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言论各有适当之处，身份所宜也各不相同，事情有时彼此相驳却并不妨害，这就叫作各得其当。过去襄城告急，诏令陇右发兵，齐映率军向东进发，贵先就是他的部将。当时军队到达昭应，恰好遇到皇帝车驾前往奉天，齐映驰返凤翔，贵先独自驻守营幕，前进没有总帅统领，后退又被乱兵阻隔，于是被叛贼朱泚招诱，朱泚用一同迎接銮驾的话欺骗他。朱泚当时叛逆的情状尚未暴露，贵先怎么能够不跟从？既然已经受到邀留，便遭到劫持控制，身陷伪职，军队也隶属于凶徒。虽然处在贼中，却也没有受到任用。这些前后事迹，天心都清楚。臣也亲自承受过圣上的恩德教诲，并不只是听传闻。就他的情状而言，颇有值得怜悯之处。他唯一可以受到责备的罪过，只在于不能守节而死罢了。贵先倘若能够守节，便是忠贞刚烈之士，本来就会得到褒奖表彰，哪里还需要靠宽赦来保全呢？凡是审议判罪，大概都因为案件有疑问；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这确实是法律的常典。被胁迫跟从的人不应加以追究，也记载在圣人的谋略中。况且李怀光尚未消灭，李希烈仍然强盛，遭受诱骗陷害的人，实际很多。如今京城刚刚平定，皇帝的谋略重新开始施行，正是污浊风俗接受教化的日子，也是圣王布施德化的时候，所采用的刑法尤其应当审慎。一轻一重，国家的治乱就由此产生。用恩德宽赦他们，想要自新的人都会思量归顺；用法律断罪他们，心怀恐惧的人只会姑且图求偷生。人心一旦苟且，贼势就更加巩固。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却留下多年忧患。如果只听从普通人的议论，把兴起亿万人的战争作为打算，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从前羯胡扰乱中原，污染士人官吏，唐肃宗兴复天下，多次颁下赦书，罪责只追究首恶，其余一概不问。河朔残余的叛贼既听说德泽广泛施行，又庆幸被胁迫受辱的人得到宽赦，人人都自我责怪，各自后悔归顺国家太晚。等到三司审查罪行，接着采用严厉科条，尚未被赦免的人又高兴自己得计。李庆绪的势力将要消灭却又重新聚结，史思明已经归附却又再次反叛，祸乱的根苗渐渐滋长，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任用执法官吏而损害权变之道，在小事上不能忍耐而扰乱大计吗？从前汉高帝平定天下以后，看到四方将领往往私下交谈谋反，就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张良说：“陛下最痛恨的人是谁？”高帝说：“雍齿，他同我有旧怨，又多次使我陷入困窘。”张良说：“现在赶快封雍齿为侯，那么人人都会安心自守。”高帝采用张良的计策，诸将果然安定下来，都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呢？”大概谋划霸王之业的人，不受通常制度拘束；安定心怀反侧的人，要防备他们记着旧日过失。如今陛下有汉高帝的英明，贵先又没有雍齿那样的罪嫌；杀戮他不足以威服凶暴叛逆，怜悯保全他却可以安定危疑。明白地施行宽恕、推行盛德，这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为什么还要劳烦您犹豫不决？臣担心自己的微小意见会被阻拦，之所以上言，大概是为将来的局面预先打下基础。凡不是首恶的人，都希望从宽处理，希望使背负牵累的人没有一个不听到风声便受到感化，消除奸凶诱惑他人的计谋，打开叛乱者归降依附的门户。这是当前的大关键，不可以错过。陛下先前的想法本来就是好的，恭请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改变。谨奏。

译论替换李楚琳状。右，钦溆承奉宣达圣旨：李楚琳不能长期留在凤翔，想等朕到达时，选取一人替代楚琳担任节度使，另授楚琳一个官职，随即跟随朕返回京城。如今既有迎驾的各路军队，声势非常盛大，趁此机会替换，也是权宜之计。你应当商议是否稳妥。臣听说君王有所作为，首先怀抱长远谋划；谋略一定可以流传，事情一定可以继承，不因眼前利益而苟且求得，不乘一时便利而侥幸成功，所以能够使上下相安，治理可以长久。那个李楚琳，本来就是乱臣，乘国家危难而放纵奸邪，杀害国君而篡居其位，按照典法，应当投入污水坑中处死。只是国家多灾多难，无暇讨伐他，于是授给他旄钺，又接连给予宠荣。等到南巡时，他很能保持表面上的顺从，使道路没有阻塞，也确实有所依赖。虽然朝廷屡次加授诏命，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王言一经发出，就不可更改，即使缺少君臣之恩，仍须按照礼法处理进退。如今如果凭借巡幸的威势，借助迎驾护卫的甲兵，调换职位而把他带回京城，这难道不是同用俘虏来威胁他一样吗？说是铲除乱臣，就不合武勇之道；说是致力于治理，就不合诚信之道。祸变频繁兴起，已经很久了。背负罪衅而居于官位的，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在这种时候巡行之后，将来又如何进入京城呢？这样抚慰驾驭臣下，谁会感念归心呢？从前汉高帝假装出游，擒获韩信，功臣接连叛乱，天下几乎危亡，征伐纷乱，直到终身仍未平息；这种侥幸行事的不可取，就是这样。陛下难道不应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吗？议论者称为权宜之计，臣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谓权，意义取自秤权；秤是用来称量的，权是秤锤，所以权悬挂在秤上，物体轻重便可得到准数；把权用于事情，义理轻重便不会失误。它趋向于治理，必须取重舍轻；它要远离祸患，必须选择轻处而避开重处。如果不是明智之人，很难穷尽其中精微，所以圣人重视权变，才说：“可以同他一道走向道，却不能同他一道确立；可以同他一道确立，却不能同他一道权变。”这是说知晓时机很难。如今大乱刚刚平定，将要恢复天下通达，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却首先实行胁迫夺取，换掉一个主帅而损害万乘君主的义理，得到一方之地却使四海产生疑虑，这正是把轻的看重，把重的看轻，称作权变，难道不是反了吗？把违背正道说成权变，把任意使用权术说成智慧，君主这样做必然失去众人，臣下这样做必然陷身；历代多次丧乱、奸邪长久存在，都是由这种错误造成的。以韩信的才略，当时无人可比，而且还背负嫌疑猜忌，已经遭到告发；放纵他足以扰乱天下，除掉他可以安定国家，即使侥幸将他擒获，仍被认为是失策；当时又遭受战争之害，后世百代还流传着诡诈的讥评。何况楚琳不过是军伍中的凡庸之才、厮役出身的卑贱人物，乘时局动荡而得以放纵猖狂，并没有攻陷坚城、消灭强敌的勇力，也没有出奇制胜的谋略，很像狐鼠之辈。他趁着夜色窥伺张望，晨光一升起，势力自然就收缩了。如今郊畿已经安定，武卫正严密部署，陇山以西有军镇压制，邠州、泾州在北面扼守控制。回头看岐下，就像在手掌之中；凭楚琳琐碎低劣的资质，处在掌握控制之地，即使让他来回奔走，又能做出什么祸害？愿陛下暂且致力于宽宏包容，普遍安定心怀反侧的人，催促车驾迅速停止前行，登记功劳、犒赏勤劳，施行大赦的恩典，颁布革新的诏令。然后征召韦臯、楚琳，使他们入朝分任文武职务；选择有大功和宿望的人，命令他们出任统辖岐陇军队的将领。这样他们承受诏命而欣喜荣耀，奔走奉行尚且来不及，哪里敢像蝎子一样含毒刺人？又何必劳烦诛除，事情安排得当，万无一失。为什么急忙采取过激行动，不为日后谋划呢？仰望陛下圣明，请再详细思考。谨奏。

译收河中后请罢兵状。昨天钦溆承奉宣达圣旨给臣，出示马燧、浑瑊等人奏报平定李怀光、收复河东的奏状，并命臣商议应当如何处置，令钦溆奏报。如今凶恶顽固者已经消灭，关畿已经廓清，实在是圣上谋略深远运筹有功，也是宗庙社稷永无穷尽的福祉。应当处理的大略已经附在钦溆口头陈说中，但辗转传达，恐怕不能充分表达意思，臣谨再次献上浅陋意见，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察看。臣听说，祸有时产生于福，福也有时产生于祸；丧失的事物可能从得到开始，得到的事物也可能是丧失的开端。所以晋国在鄢陵取胜，范燮反而祈求死亡；吴国战胜越国，夫差却由此招来灾祸。由此可知，福分不能长久侥幸求取，已经得到的也不能永远觊觎。处在福中却考虑祸患，福才可以保全；见到所得便忘记丧失，丧失必然到来。臣私下担心阿谀逢迎、迎合圣意的人和轻率躁进、制造事端的人，会因凶恶之徒覆亡的机会，揣测英明君主削平叛乱的心意，必然争相献上甜言蜜语，诱导开启贪利欲望，说王师所向无敌，说余孽转眼之间就能平定，请求收回蒲坂的兵戈，再发动淮沂的战争。这种议论一旦开启，必然成为祸乱的阶梯。因此微臣姑且以引发祸患为忧虑，还不敢以获得福祉来庆贺。为什么呢？建中年间的灾难，其事情可以作为证明：开始是积累怨恨而不能宽容，或者是急于取胜而轻视战争，所以讨伐文喜造成泾水上游的创伤尚未平复，征讨崇义使汉南的杀伐又接连加重。违抗命令的主帅并非没有诛杀，讨伐叛乱的军队并非没有取胜，坚决果断并非不坚定，赫然发怒并非没有发泄；然而由于百姓没有受到体恤，只听见诛戮，有罪无罪都不敢自保，因此怀有罪衅、心怀反侧的人害怕斧钺接连加身，心存危疑的人担心猜疑诬陷很快波及自己，于是像蝗虫一样聚集起来拒绝讨伐，像狼回头一样背弃恩德，遍及两河并横贯淮夷，荡平三辅而侵入京城，皇帝车驾因此两次出行，行宫甚至被围困。当时海内大为震动，人心几乎离散，天命连一刻也难以保全，皇威不能出一座城池。国家的危险艰难绵延相连，好像包桑之木将断、旒旌将坠，幸而没有彻底断绝的情况多次出现。形势的危急困窘，实在足以令人寒心。当时并没有从前那种熊罴般团结勇猛的军队、雷霆般奋发的威势，也没有武库中锋利的刀剑弓弩、府库中充足的财赋；用来发布命令、率领人民、取得威势、平定祸乱的条件，与建中初年相比，难道不是极其微薄、极其衰弱吗？然而陛下怀有深切悔过的诚心，颁下非常的诏令，知道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会长期造成祸乱，知道急于征发、加重赋税会耗尽财物，知道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会招来危险，知道违背众人而任意行事会积成恶习，知道百姓困苦到了极点会产生怨恨，知道上下郁结壅塞会失去真情；于是发布的德音像水流四散，与天下重新开始。德音传布到各地之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即使是凶暴强悍的坏人，也一定为之抽泣。诚心感动事物，竟能达到这种程度。使怀有枭鸟鸱鸟之心的人喜欢听到善言，使灾异不祥之气消散而化为和气。于是奸邪反复之徒改变了心意，贤良百姓归附于朝廷。冒充王号、叛乱求援的军队，削去伪号而请罪；观望形势、首鼠两端的将领，专一怀抱诚心而效力。流亡、受冻、饥饿的人希望保全家室，屯戍作战的人希望保全性命。将要枯竭的德泽再次大量降下，已经断绝的君臣关系重新连接。天下人心完全发生变化。从前越讨伐越叛乱，如今一释放他们便全部归来；从前凭百万军队而力量耗尽，如今凭咫尺诏书而教化融洽。这清楚表明圣王施行治道、使暴徒服从，是任用德而不是任用兵；也清楚表明各路将帅违背臣礼、抗拒天诛，是图谋活命而不是图谋死亡。臣还担心陛下因为臣的言辞简略而未能明白，请允许臣再追溯根本，加以详细说明。过去河朔、青齐同恶相互煽动，拥兵占地，历经数代不向朝廷称臣。陛下以王化尚未统一为耻，以奸恶没有平定为愤，于是调发六军神策、河阳、河东、泽潞、朔方的骑士向北出征；又命永平、汴宋、幽陇、江淮、闽岭的将卒向南奋勇讨伐。耗尽国家的粮仓府库来供养军队，拿出公私所有的马厩牧场来扩充武备。计算征收遍及万物，征发徭役覆盖八方。劳苦已经极其严重，威势也已经极其盛大。后来日子拖延、年岁绵长，军队疲惫、财物耗费，两河的寇乱不但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国家的根本已经开始倾覆。等到泾州士卒倡乱，朱泚的军队制造灾祸，豺狼盘踞宫禁，凶徒在驰道上择取血肉。河朔奉诏问罪的军队，遍布道路而归；宋州郊外奉行顺义的军队，连守住营垒都来不及。到了这样的乱局，海内沸腾，倘若有图谋夺取鼎位的豪杰，有计划制造滔天大祸的巨奸，乘着灾祸和间隙而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那些乐于接受赦免的人，全都自行收敛；内部没有非分的议论，外部也没有越境侵犯。等到听说天子的恩泽洗涤罪瑕、诏书恢复爵位，他们一点也不介意旧罪，听到风声便归降，争相驰送表章，只怕落在后面。考察他们平日的心志，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些人都是借兵力来解怨的同类，是眷恋君主、姑且求安的同类；贪生怕死，是蠢动生灵的共同情感；忧虑危险而寻求安定，是万物的常性。拥有天下、把百姓当作子女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心情为心情，当然应当满足他们的愿望，消除他们所畏惧的事情，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家家安宁，人人如愿。家家如果安宁，国家也就稳固了；人人如果如愿，君主也就安泰了。这就是爱惜生命并推及万物，才是使自身获得生存的方法；施予安定并推及万物，才是使自身获得安定的办法。把那些人逼入死地，却希望自己长久生存，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这种事；把那些人置于危险之地，却希望自己长久安定，从古到今也从来没有这种事。因此从前的圣王知道生存是人们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生存，所以同人民共同获得生存，上下都能得到快乐；圣王知道安定是人们所获利的，自己也以安定为利，所以同人民共同获得安定，公私双方都能得到利益。如果有人反过来违背常理，昏昧迷乱而不恭敬，就应当从外部考察他们倔强的缘由，从内部反省自己抚慰驾驭的过失，修治近处来招徕远方，检点自身而率先示范。所以《尚书》说：“只是用干戈来反省自身。”又说：“在两阶之间舞动干羽，七十天后有苗氏来归顺。”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养文德来招徕他们；既然使他们来了，就使他们安定。”这就是证据。如果昧于怀柔之道，只致力于攻取，不考察教化是否尚未达到，不反省诚意是否尚未使人感动，只用严厉威势压迫，只放纵愤怒之心，把人看作禽兽而暴露在荒野，把人看得如草芥而用锋利刀刃杀戮。

译叛乱者不归顺，就下令讨伐；讨伐不能取胜，就将要议定刑罚。这就使背负罪衅的人害怕必死的诛罚，使奉命出征的人担心无功而受责。编户百姓因织作劳苦而困窘，便想要改变现状；士卒因害怕死亡丧失，便思念归家。万种人情彼此冲突，乱局怎么会有定止？一个人不顺从，整个境域都遭受灾祸；一个境域不安宁，天下都会受到扰乱。兵事纠缠，祸患结聚，变化从多方面发生。所以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使他们来，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护，却谋划在国内动用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之内了。”这大概是必然的常理、最为恰当的格言，足以作为明鉴和大法则，贯通历代君王而不可改变。事情反复如此，难道能不害怕吗？道理如果有必然性，不同道路最终会归于同一轨道；言论如果极为恰当，不同时代也会像符契相合一样得到验证。近来东北的叛逆之徒废止贡赋，陛下愤怒他们违抗命令，大举动用兵甲。以至于朱泚这个叛逆者诱骗奸徒、乘机发动叛乱；所防备的寇敌还远隔河山，意料之外的军队已经在京城车辇附近暗中发动。宫墙之内的警戒，难道不确实吗？前代典籍留下的教训既然如此，近来的事实验证又是这样。所以德音叙述哀痛之情，悔恨征伐之事，把众多罪过归咎于自己，公布明确的诚信来昭示天下。过去的过失全部加以惩戒，最大的罪过全都宽赦，用减省赋税来约束天下，用停止兵戈来发誓。于是亿万蒙受污名的百姓、四三叛乱的将帅，感念陛下自我更新的诏旨，喜悦陛下盛德的言辞，改变面貌、改换言辞，完备地修行臣下之礼。他们对于深层的言语和秘密的议论，当然还没有完全坦然，必然会聚集同党谋划，侧耳倾听，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察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言语与行动相符，改过向善的心就会逐渐坚定；倘若行动与言语相背，忧惧祸患的姿态就会重新兴起。自从京城安定，车驾回返，恰逢李怀光接着作乱，天讨又开始施行，停止兵戈的话我们却没有重新实行。山东各路将帅之所以不敢提出异议，大概是因为河中之地紧密靠近王城，迫于朝夕之间的忧患，不得不把它剪除罢了。如今如果改变车驾方向、移动旌旗，再指向淮西，那么淮西首恶一定会欺骗胁迫与他同恶的人，对新近归附的将帅挑拨说：‘奉天停止兵戈的诏旨，只是因为当时困窘急迫才这样说。朝廷稍稍安定，就一定会再次发动诛伐。’这样一来，朱泚灭亡之后就杀李怀光，李怀光被杀之后就征讨李希烈；李希烈如果平定，祸患将接着波及他们。那些平素积累疑虑、心怀旧日罪负的人，能够不因此动心吗？心一旦动摇，就会充满害怕丧身灭族的忧虑；忧虑一旦充满，就会担心唇亡齿寒的祸患。患难相同的人，即使像胡、越那样遥远，也会互相怜悯；忧虑相同的人，不用邀约结交也会自然亲近。河朔、青齐本来就应当响应，建中年间的灾祸必然会再次兴起。国家在重新建立的初期，正当各路叛乱势力稍稍歇息之后，如果他们接连前来鸣叫挑衅，或者放纵奔突冲击，讨伐他们则我们的力量还来不及，放纵他们则寇患会更加严重。臣愚昧地认为，祸患并不小，只是不知道陛下打算用什么办法应对？如果已有办法，轻视他们也可以；如果还没有办法，愿陛下不要轻率行事。凡是想谋求善终，必定在于谨慎开始；祸乱的机关一旦发动，就很难再挽回。臣请求大略陈述当今驾驭天下所应采取的办法，希望圣明君主省察选择。君主的大权，关键在于恩惠与威严二者并行，废弃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有恩惠而没有威严，人民就不会畏惧；有威严而没有恩惠，人民就不会归心。如果知道恩惠可以使人归附，却废弃用来建立威信的手段，那么所施的恩惠恰好足以显示软弱，又有什么值得归附的呢？如果知道威严足以使人畏惧，却遗弃施行恩惠的德行，那么所施的威严恰好足以招来敌人，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施布恩惠来培养威势，积蓄威势来尊重恩惠。威势能够得到培育，就不会受挫；恩惠得到尊重，就会形成恩德。因此恩惠与威势相互积蓄，威势与恩惠相互施行。君主想要使远方的人柔顺、使强暴者服从，如果不明白这个方法的要领，就无法做到。如今皇运中兴，上天的灾祸将要悔改；凭借朱泚偷偷占据上国，凭借李怀光窃据中畿，年岁还没有满两轮，便相继被斩灭，正是众多奸恶之徒震惊心灵的日子，也是众生改变看法的时候。威势已经施行，恩惠却还没有普遍到达，实在应当上面符合上天的眷顾，下面收拢天下人心；施布体恤百姓的恩惠来助成威势，借助消灭贼寇的威势来施行恩惠。宽赦河中受到污染的同党，一概不再追问；对淮西僭越叛逆的罪过，全都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免除、宽贷疲惫的百姓，停止战士征战，符合往年停止兵戈的诏令，以彰显伟大君主包容污垢的诚信德行，以施布仁爱，使万姓都说：‘王言多么伟大！’又说：‘君心多么统一！’这样，威势不用施加，人们却像敬畏神明一样畏惧；恩惠无需耗费，人们却像依恋父母一样归心。凡是处在危疑、害怕遭受讨伐的人，一定会说：‘淮西僭越叛逆的罪过尚且可以赦免，我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呢？’凡是被胁迫而与叛党同恶的人，一定会说：‘河中受到污染的同党尚且可以宽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罪责可忧虑呢？’凡是疲倦困苦、思求安定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拥有战胜敌人的军队，却抑制而不让它驰骋，看来确实要停止征伐了。’ 凡是处在衰败残破之中而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有憎恶祸乱的愤恨，只是暂且忍耐而没有发泄，确实是在怜恤百姓啊。”天下人的心如果都是这样，而祸乱仍不停息、治道仍不能实行，那是不可能的。我不敢保证他们一定会归顺的，只有希烈一人例外。推究他的私心，并不是不愿归顺；揣度他的内心，也不是不追悔，只是因为猖狂而失策，已经窃取了大名，虽然承受陛下保全宽宥的恩德，却不能不在天地之间感到羞惭罢了。即使他不奉诏顺命，这样也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独夫：对内没有理由起兵，对外没有同类可以求援，他的计策不过是厚待部曲，苟且拖延岁月；心里虽然放纵横行，势必也不敢轻举妄动。陛下只须命令各镇守护疆界，他既然气势丧尽、计策穷竭，便是牢狱中的囚徒；如果不遭人祸，也必受鬼神诛戮。朝廷只管崇尚德政来等待他，我本来知道他一定逃不出所预料的结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战而使敌军屈服”吧？如今若不顾时机和利害，又兴起战争，亵渎威严而轻视恩惠，舍弃容易的办法而趋向困难的道路，就是放弃昭明的信义而任凭愤怒之心，给敌人提供借口并资助盗寇的援助；困窘的人来不及抚恤，劳苦的人不得安居，国家的安危也许就无法保证了。这正是成败、治乱所系，希望陛下对此难以轻忽，谨慎处理。臣区区担忧的事情就在这里。倘蒙陛下宽容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不怀疑臣所说的办法，臣谨当草拟招抚晓谕的文辞，详细陈述防备抵御的谋划，恭敬地等待陛下宣布许可，然后才敢上奏。谨此奏闻。《翰苑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七，唐陆贽撰，中书奏议【一】请准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 本月十七日，顾少连从延英殿应对回来，传达了陛下秘密的诫谕：“你先前上奏，请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吏。近来听说外间议论，诸司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关系，并且收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种办法很不妥当。今后任免卿时，应当一并由卿亲自选择，不可相信诸司。”臣由于昏昧低劣，错误地担任重任，果然招来官场的非议，又使圣上忧虑。陛下过分防范私恩，委曲地降下慈爱教诲，臣感激铭戴，反复自省，因而寝食不安。因为这是秘密诫谕特意传达的，臣不敢当众陈谢，只能领受诏命，凡是应当实行的必定实行。臣恭敬地思考圣上的法度，又觉得不应有所隐瞒。倘若有尚未通达之处，怎敢不说？虽然知道会烦扰圣听，实在不能停止。治道的急务，在于得到人才；但识别人才能够任用人才的困难，是圣哲都以为忧患的。只听一个人的言论，不能保证他的行为；考察他的行为，又可能遗漏他的才干。只比较功劳而考核，就会使巧伪之人纷纷进用，而正直方正的人很少得到升进；只追逐声誉才华，就会使奔竞之风更加增长，而沉静退让的人不能升迁。若不是平素与他交往亲近，详细了解他的始末，探究他的志向品行，考察他的才器能力，就不能知道那些守道而不自我炫耀的人，也不能使沽名钓誉、矫饰外貌的人隐藏伪态。所以孔子说：“看他所凭借的，观察他所经过的，考察他所安处的，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 要观察、考察一个人，本来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此前代有乡里举荐选拔的办法，有长吏征召任用的制度，用来使人得到充分历练，广泛访求人才，推重德行才能，停止奔走驰逐。从前周王任命伯冏为太仆，告诫他说：“谨慎选择你的属官，不要让巧言令色、阿谀偏邪的人混入其中，只有贤良之士才行。”这说明古代王朝只任命大官，而大官能够亲自选择属官，这是明白的证据。汉朝致力于广求人才，选拔人才不只是由公府征召，又有父任、兄任，都可以直接入选。入仕之初，杂居于三署，一旦台省有空缺便补任他们。这说明古代的郎官，都是凭借任举充任选官，这也是明白的证据。魏晋以后直到本朝，选用一般官员多由选部办理，只有高位重职，才由宰相考察一般官员中有成效的人，奏请皇帝任命。所以晋代山涛担任吏部尚书，中外各级官员有很多是由他启奏授予的。宋朝任蔡廓为吏部尚书郎，先派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全都委托给蔡廓。”蔡廓仍然愤怒，认为这是失职，于是没有赴任。这说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都由吏部选授，并不一定朝廷各级官员都要由台司长官亲自选择，这也是明白的证据。本朝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制书、诏敕任命，六品以下则由吏部授职。所谓命任，大概是宰相商议后奏请批准，再予以除拜；所谓防授，大概是吏部考量人才、安排职务，然后上奏，诏敕只答复“知道了”而加以遵行，并不能表示可否。开元年间，吏部注拟选人，奏请设置循资格限；从起居郎、遗补以及御史等官，仍然都列在选曹铨选综合考察的范围内，明载于格令，至今没有废除。没有听说常参官员全都委托宰臣选择，这又是近代事情的明证。后来旧有典制失去次序，幸臣专擅朝政，舍弃众人公议而看重自己的权势，废除公正举荐而施行私恩，于是朝廷各级官员，如果不是出自当权宰相的意旨，就没有人能够得到任用。任用众人的办法日益衰微，进用贤能的道路渐渐狭窄。近来每当需要任用官员，常常苦于缺乏人才，临事选求，动辄拖延十天一月，只求暂时应付使用，很难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这难道不是因为荐举制度逐渐衰败、人才日益减少吗？平时求取人才过于精细，遇到急务又不能充实官位，想使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确实很困难。臣实在驽钝无能，没有一样值得任用，却蒙受任用，担任宰相而待罪，只怀有窃居职位的恐惧，并且缺乏识人的明察。臣自量才能平庸空疏，终究难以报答陛下。唯有广开求才的道路，使贤者都能分类征召，打开至公之门，使各主管官员都能自行举荐人才。臣当谨守法度，考核百官，奉行并发扬圣上的明察，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希望人才不会被埋没，朝廷不会缺乏人才。以此作为报答恩德的凭借，以此作为实现治道的工具。臣刚接受任命，就把这些上陈，请求选求贤能、审慎任官，粗略建立纲领制度：凡各部门长官及副贰官员，还有两省供奉之职，以及因考察举荐、建立功劳而应当加以奖任的人，都由宰臣拟定次序、上奏皇帝。其余台省属官，请委托长官选择，指明他们的才干实绩，以状文上报。一经举荐表彰，终身由举荐者担保；在任命文书中详细标明举荐授官的缘由，以此向众人显示公正明白，彰明得失。得到贤才，就提前考核、增加品秩；举荐失实，就扣除俸禄、罚金赎罪。屡次得到人才，就褒奖升迁；屡次举荐失实，就贬黜免职。不仅可以搜求、表扬低位官员，也可以考察、试用大官。前代记载所说的“全面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自从蒙准实行后，南宫举荐的人才已有十多人，其中有的不是台省旧吏，而是使府的佐僚，经过多次荐举延请，经历过多种任职。考察他们的资历声望，并不愧对同列；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也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然而议论者突然放肆传播流言，使圣上烦劳，这样看来治道难行，也就可知了。陛下勤勉求取治道，致力于顺应众情，于是认为荐举不合适，又把选择人才的事情委托给宰臣。这样既是尊重任用辅弼大臣，又是广泛采纳舆论，可以说是圣德的盛美。然而在委任官员、责成其事的原则，以及听取言论、考察实绩的方法上，对于防止邪曲、保持诚实，恐怕仍有欠缺。所谓委任责成，就是将要建立一项事业，先选择合适的人；既得到其人，就谨慎谋划开端；既谋划开端，就详细考虑结局。这样从始至终，事情必定预先确定。有疑虑就不要果断任用，既已任用就不应再怀疑。等到谋划完成，再考察事情的结果。事情违背原先计划，就革除弊病并罢黜其人；事情符合最初计划，就奖赏其人并成全他的功业。使受赏者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使被黜者也不能找借口。这样，如果没有才能，谁敢承担职任？既然承担职任，就一定会竭尽才能。这就是古代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治的道理。所谓听言考实，就是虚心接受、广泛采纳，弘大接纳下情的规制，明察事物、通达听闻的办法，也是广泛救济人才的道路。想知道事情的得失，就不能不从言论中听取。

译想辨别言论的真实与虚假，就不能不从事实中考察。有人说事情办得好，不要立即认为正确，一定要追究他取得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人说事情办坏了，不要立即认为错误，一定要穷究它失败的道理。称赞某人的善行，一定要详细考察他行善的事迹；议论某人的恶行，一定要明确辨析他作恶的端由。凡是听取他的言论，都要考察事实；既查明事实，又要按照情理审察；既穷尽情理，还要向众人核验。众人的议论、事情的情理和事实，必须相互参证而确实吻合，然后才能相信他的说法，奖赏他的诚实；如果是虚假诬陷，也要置之于明确的刑罚。这样，进言的人不会被堵塞，听取言论也不会劳苦；不会有浮妄扰乱教化的言谈，不会有阴险邪曲伤害善人的说辞，不会有轻信而受欺骗的过失，不会有暗中陷害而无法辨明的冤屈。这就是古代圣王听言考实、不出门户便能了解天下的办法。陛下既采纳臣的意见并加以施行，随即听到横议便停止它。这样，对于臣的谋划不责成其结果，对于横议却不考察事实。这就是使谋划失败的人能够用言辞推脱罪责，使议论不公的人能够放肆诬陷。若照这样施行，类似的事情就会不断滋长。这样既没有确定的计策，也没有真实的话语；计策不确定，治道就难以成功；言论不真实，小人就会得志。国家的弊病，常常都由此产生。从前齐桓公将要开创霸业，问管仲什么事情会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人却不能任用，是损害霸业；任用贤人却不能坚定信任，是损害霸业；开头坚定而不能坚持到底，是损害霸业；同贤人谋划事情，却又同小人议论它，是损害霸业。”所谓小人，不一定全都怀有险恶邪僻之心，足以覆亡国家；大概是因为他们心性偏邪、志趣狭窄，以阻挠议论为能超出众人，以自命不同为不合群，只顾眼前小利而昏昧于长远谋略，拘守小信用而损害大道。所以《论语》说：“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一定要果决，这样只是拘谨浅陋的小人。”能够在言语上守信、在行为上果决，却只是拘守浅近的小节，不能弘大通达，宣尼尚且说这是小人。管仲尚且忧虑这种人会损害霸业，何况还有言行难以保证、任意放纵邪恶意图的人呢？这都是任用而不责成、听言而不考实的弊病。圣上诫谕说：“外间议论说，诸司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关系，并且收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请陛下应当让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详细陈述所指控的事实：“某人收受了贿赂，某人的举荐出于私情。”然后陛下再把事实质问臣，臣再把事实质问举荐者。如果立即认罪服法，就依据罪行判刑；如果有所辩解，就交付司法机关审查。责罚错误举荐者，必定实行其刑罚；诬陷善人的人，也应当反受其罪。这样自然能使法令典章充分明白，邪恶奸诈不再发生；惩罚一个人而使百人受到警戒，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常法，何必宽免其奸赃而不加以辨诘，偏袒所谓公议而不说出主名，使无辜者受到怀疑、有罪者得以逃脱，把冤屈和正直混同，人们还依靠什么呢？圣上诫谕又认为由官长举荐人才的办法不稳妥，命令臣也自行选择，不要信任诸司。臣以为，宰辅的常制不过数人，他们所了解的人本来就有一定限度，必定不能遍识众多士人、详尽考察群才。如果让他们全都任命群官，按道理就必须辗转询访，这便是把公正举荐变成私下推荐，把公开显扬改成暗中投托。倘若如议论者所说，所举之人多出于私情，那么向君上举荐尚且不能完全杜绝私情，私下向宰臣推荐，难道肯定不会有欺诈和误用人才的弊病吗？所以过去任命官员，很少有不涉及私人非议的；即使执掌政权的人不止一个，有时亲自行使私情，也往往由于私下访求亲近之人，转而成为被人利用的对象，这种弊病并不遥远。陛下明察，已经知道这些情况，如今却又将顺从浮言，专门任由宰臣任命官员。宰臣不能遍识人才，仍然会沿袭过去向别人访求的办法。如果向亲朋访求，就是重蹈覆辙、不改前失；如果向朝廷百官访求，就是寻求他们的私下推荐，必定不如公开举荐更好。这两方面的利害，希望陛下再详细斟酌选择。恐怕不如委任长官，谨慎选择属官。所选择的人少，所求取的就精；得到贤才，可以获得善于鉴识的名声；举荐失实，就应承担昏暗谬误的责任。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名声的，何况台省长官都是长期担任朝廷选任之职的人，谁肯徇私妄举，以损伤名声而招致责罚呢？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侍御史、大夫、中丞。陛下近来选择辅相，大多也不出这些人之外。现在的宰相，就是过去的台省长官；现在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臣。只不过职名暂时不同，本来不是品行事业突然不同了，难道做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处在宰臣之位时却可以选择成百上千的属官吗？世人的议论纷纷，这种迷惑实在太深。圣人处理事情，一定衡量事物是否合宜，不求一人包办一切。对于一个人不责求他所不能达到的事情，地位尊贵者掌握要领，地位卑下者承担具体事务。因此君主任用辅臣，辅臣选择各部门长官，各部门长官选择佐僚。所任职位越尊贵，所以所选择的人越少；所考验的职位越低，所以所举荐的事情越轻。进用不失伦理次序，选拔不失其类。按类别选择，就能详细了解实际表现；有次序，就能杜绝请托求进。要务在得到人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选拔应从低微偏远之处开始，升入朝廷的官员，都由各地长吏委托并举荐，这样下层就不会遗漏贤才。列置于朝廷各部门、已经任命其职事的人，再由宰臣按次序进用，这样朝廷就不会有空缺的职务。等到才德兼优、历经试用而始终不变的人，然后由君主任用，这样天下就不会遗漏士人。求取人才贵在广泛，考核功绩贵在精细。求取广泛，在于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这就是长吏举荐选择；考核精细，在于按姓名责求实绩，这就是宰臣按次序进用。求取不广，下位官员就很少升进；下位官员很少升进，平常任用就常常缺人；平常任用缺人，就担心各部门职位空缺；担心职位空缺，就只求勉强充数。因此考核功绩的办法便无暇精细。考核不精细，才能与无能就没有区别；才能与无能没有区别，磨炼进取之心就逐渐衰退；进取之心衰退，职事就不能办好；职事不能办好，品格就逐渐衰微。因此贤能之人的功绩不能显彰。这些都是失误在不广泛求取人才，却致力于精细选士；不考虑实行考核，却希望得到人才的好处。所以希望得到的越多，失误反而越多；务求精细，结果反而更加粗疏。堵塞源头却疏浚下游，未见有这样的道理。从前则天太后登上帝位临朝执政，想要收揽人心，尤其致力于提拔人才，弘扬委任的意旨，打开引进人才的门路。

译进用人才毫不疑虑，访求人才从不厌倦。不只是别人可以举荐士人，士人也可以自行举荐自己的才干。所举荐的一定实行，所自举的立即试用。在选拔人才的道理上，这难道不是显得过于轻易吗？然而考核责成很严格，升降也都很迅速，不肖者很快被贬黜，有才能者很快得到升迁。因此当时称赞她有识人的明察，历朝都依靠众多士人的任用。这正是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所产生的效果。陛下承受宝位，思求达到政治清平，爱惜贤才的心超过前代圣哲，但得到人才的盛况却还不及过去。这大概是因为鉴别赏识全凭圣上的明察，搜求选择反而难以实行公正举荐；只是迅速开通进身之路，很少施行考察核验的方法，于是使先前进用的人才逐渐凋残失误，后来的人才不能接续。发布一条命令，诽谤阻挠之声便相互而起；任用一个人，弊病立刻显现。这是选拔人才过于精细、制度不统一的弊病。则天的举用办法虽有失于轻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谨慎选择的规制过于精细，反而失去了士人。由此可知，即使举用人才较为轻易，只要不是苟且容纳，所轻易的地方正好足以扩大得到人才的资本，并不会造成危害；如果不精心制定法制，却专门精细挑选人才，那么所谓精细正好会阻塞进贤的道路，并没有好处。人的才干品行，自古很少有完全无缺的；如果有某项长处，必定也有某项短处。如果记录长处而补救短处，天下就没有不能任用的人；只责求短处而舍弃长处，天下就没有不被抛弃的士人。再加上感情有憎爱，志趣有异同，即使圣如伊尹、周公，贤如杨朱、墨子，拿世俗议论来考察，谁能免于讥讪嫌疑？从前子贡问孔子：“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断定。”又问：“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断定。”不如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乡里不善的人厌恶他。大概小人与君子的心意必定相反，小人厌恶君子，也正如君子厌恶小人一样。要考察真实情况，关键在于审慎听取。听从君子，小人的道路就废止；听从小人，君子的道路就消亡。如今陛下慎重选择宰臣，必定认为宰臣比一般官员重要；精心选择长吏，必定认为长吏胜过末流。等到宰臣进献谋略、长吏举荐人才时，陛下却只听信横议，不考察最初的谋划。这就是对所任用的重臣轻视其言论，对所看待较轻的官员却重视其事情；而且又不辨别诋毁之言的虚实，不比较议论内容的是非长短。众人的多言，什么话说不到呢？这样将使人手足无措，难道仅仅是选任人才失去根本而已吗？臣直切进言，本来不是为了顾惜自己，而是为了治理天下。感念陛下知遇之恩，便借此陈谢，把这些意见陈述上报。希望陛下明察。谨此奏闻。

译请派遣使臣宣抚各道遭受水灾州县状 臣等近来屡次收到盐铁转运使以及州县的申报，说连绵阴雨成为灾害，整月不停；有的河流湖泊泛滥上涨，有的溪谷奔流，淹没田苗，损坏房舍；又有被水漂走淹死而无人救援的，辗转迁徙却缺乏粮食的，死亡流离的人数也不少。臣等身居台辅，职责在于调和阴阳，一件事失宜，便有尸位旷职之责；五行失常，怎么逃得过贬黜责罚？陛下的德行超过禹、汤，宽恕臣下的过错；臣等每次奉承诏旨，越发惭愧恐惧，所以勉力办理公事，不敢频繁请求治罪。此前臣等当面陈述事情，认为必须派遣使臣抚恤安慰，陛下还说询问来人，所受损失很少，便商议优恤，恐怕会助长奸欺。十天以来，臣等进一步审慎借机访察，大多与往来行旅所说相符，都和申报相同；只是恐怕传到圣听的内容，仍没有把事实完全陈述清楚。世俗流弊，大多迎合谄媚、揣度所喜欢听的，就夸大其言；估量所不愿听的，就缩小事情，安排处置失当，常常就病在这里。最初听说各道水灾时，臣等多次询问朝廷官员，他们大多说对财物没有损害，认为不足以忧虑；退下后听他们私下说话，却大不相同，都说连绵大雨是不能隐瞒的事情。士大夫都是有见识的人，和臣等职位相近，尚且互相讨好，何况事情有时模糊不明，相关的人又卑微琐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迎合至尊的旨意，那么对于真实情况，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像这一类人，足以误导视听。臣等希望所有事情都加以复核验证，这样就可以希望言语没有欺诈，使圣明的光照临天下，这是天下的幸事。从前子夏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孔子回答：“四方有败坏的事情，一定先知道它，这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大概统治人民的道理，以像父母养育子女为心；虽然深居九重宫阙，却思虑周遍四方；虽然常处安乐，却忧虑及于困穷之人；近处以自身作比，如同身体与四肢的关系，对它们的疾病没有不怜恤的；远处以万物作比，如同日月照临万类，对它们没有不平等照察的。所以时常有凶灾祸害，而百姓没有流亡，是因为相信上天的听闻一定能够听到，也知道君上的恩泽一定会到达，因此具有母亲的慈爱、父亲的尊严。古代圣王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就是运用这个道理。如今水灾造成灾害，延及数十州，接连不断地向朝廷告急，如果哀怜他们的疾苦，本来应当降下诏旨优待抚恤；倘若怀疑他们欺诈，也应当派使臣巡视察看，怎么可以听从往来之人的浮泛传说，而忘记施惠抚恤的大道呢？失去百姓而得到财物，将把财物用在哪里？何况灾害已经很严重，申奏也很频繁，即使没有蒙受恩典，免除赋役本来也应当依照法令办理；只是白白失去处理事情的时机，又无助于国家储备，恐怕应当迅速降下恩诏，充分表示忧虑怜悯，分道派遣使臣，明白诏令吊问灾情，宽减赋税徭役，省察冤屈滥罚，救济各家。对于被淹死以及漂没房屋财产全部丧失、父子不能保全的人，各自酌量赐给粮食和丝帛；便委托使臣与州府，用当地官物发给受损的人。对于损坏房舍田苗的，也委托使臣与州府按照损失拟定分数等级，上报朝廷，酌量减免租税。这样，死亡者可以蒙受埋葬祭祀的恩惠，生存者可以沾受温暖抚育的恩泽；浩大的恩泽施行于下，谁不会欣喜拥戴？所耗费的是财物，所收获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人心，还忧虑什么财用不足？臣等已经约略计算过，所耗费的也不算很多。倘蒙圣恩准许，臣等立即具列具体条款续行进奏。臣又听说圣人制定法则，都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开端。庆赏是顺应阳气的功效，所以施行于春夏；刑罚是取法阴气，所以施用于秋冬。事情如果违背时令，人就一定遭受灾祸。因此《月令》记载：夏天实行秋天的政令，之后就会屡降苦雨，丘陵洼地发生水涝；夏天实行冬天的政令，后来就会发生大水，毁坏城郭。典籍留下的告诫，所说本来不会欺骗世人。天与人相互感应，按理一定会有回应。既然灾祸和祥瑞都关系于政治的宽严，那么政治就能够招致灾祥。近来从初夏开始，大臣获罪，亲党受牵连的很多，国家法令已经施行，皇宫的威严仍未解除，人们畏惧上天发怒，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如果按照《月令》推求，水灾或许就是这种政治失当的回应。即使上天降下灾异，不在京城郊畿，然而四海之内都是国家，不应论远近。恭敬地希望陛下以德洗涤瑕过，以和气消除灾异，使威严与恩惠相互配合而合宜，使阴阳运行恢复正常次序。臣等看到灾害而惭愧负罪到了极点，谨奉状陈述请求，以上奏闻。谨奏。

译论淮西管内受水灾之处请同各道派遣宣慰使状。臣等奉行圣旨，得知淮西管内的贡赋已经缺少，因为水灾受损，朝廷准备选择宣慰使；唯独这一道不必派遣。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若有人不能得到合宜的处所，就好像自己已经把他放入陷阱，所以夏禹为罪人哭泣，殷汤引自身承担罪责。大概因为天下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有人昏昧迷乱而不能恭敬顺从，是由于教化尚未到达；常常以善政加以救助，就不会抛弃任何人。自从希烈扰乱常道、污染淮甸以来，职贡废止缺失，责任应当有所归属；这难道是编户百姓能够承担的罪过吗？陛下停止用兵、含垢忍辱，宽宥了他们的渠魁；至于这些下层百姓，长久遭受胁迫控制，想来他们仰望圣化，实在也值得哀怜。倘若弘扬善于救助的仁心，就应当忧虑百姓陷入困境。如今派使臣宣示诏命，本来是为了防备祸患、慰问灾害；各道的灾患既然相同，朝廷的慰问抚恤却有差别，这会使仰慕声教的人绝望，使怀有反叛之心的人得到借口。抛弃百姓而坚定盗寇的仇敌，恐怕不是应有的计策。从前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请求买粮，大夫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国家轮流遭遇；救济灾害、抚恤邻国，是正道。”奉行正道会有福报，丕豹却请求趁机攻伐晋国。秦穆公采用百里奚的意见，拒绝丕豹的请求，并且说：“应当憎恶的是他的君主，那些百姓有什么罪过？” 于是秦国输送粮食救济晋国。后来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买粮，晋大夫虢射说：“这样做既不能减轻怨恨，反而会增强敌人，不如不给。”庆郑说：“对灾害幸灾乐祸是不仁，贪图利益而吝惜粮食是不祥，因邻国而发怒是不义，不如给它。”晋惠公相信虢射的谋略，违背庆郑的意见，于是封闭粮仓，不再卖粮给秦国。这一年晋国又发生饥荒，秦伯再次送粮给晋国，说：“我怨恨他们的君主，却怜悯他们的百姓。”最终秦穆公称霸强盛，晋惠公反被擒获受辱。由此可知，舍弃怨恨而施行恩惠，可以怀柔敌人；计算利益而忘记道义，没有不失去人心的。这只是列国诸侯，尚且致力于抚恤邻国、救济灾害，何况君临天下，怎么可以让德泽不能平等施及呢？议论者多说淮右接连饥荒，对国家有利；臣等愚见，认为不是这样。如果一定要兴兵征讨，追究不朝之罪，趁灾害而获得便利，已经违背德政；倘若又难以用兵，等待对方因困窘而自行毁败，利害的形势也未必能够预知。凶悍的野兽，困穷时就会抓挠搏斗；暴虐的人，紧急时就会更加猖狂。正在危急困厄之时，尤其需要抚慰驾驭。如果能够以礼招抚接纳，就可以使其归于安宁；防备处置不合宜，也足以产生祸患。我私下认为，帝王之道与敌国的做法颇为不同；怀柔万邦，只依靠德与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不可让我辜负别人，所以才能使亿万百姓归心，使远近之地都服从教化。即使仍有凶恶昏乱、执迷不改的人，也一定应当由人和鬼神共同诛戮；这是他们自取覆亡，尚且不值得含怒。如今因为贡赋有缺失，就命令施行恩惠；却不平等施恩，反而责罚主帅和百姓，恐怕还不合适。恭请圣上明察，再详细审慎裁量。所选择的各道使臣，臣等还没有敢于宣布施行，恭候陛下裁决。谢密旨并因而论述所宣示事情状。前日顾少连传达陛下密旨说：“每次在延英殿应对卿时，因为有许多人进言，不能把中间的事情全部说明。你所奏请的去年冬天荐举人才一事，实在是因为你当面同赵憬争论，所以才有言辞相拒，并不是要阻止你的意思。如果有重要而适宜的事情，只管依照先前的旨意，亲自写疏密封进呈。”卿又多次为苗粲请求升官，朕没有批准，恐怕卿不知道朕的意思。此人就是苗晋卿的儿子。晋卿往年摄政时，曾有不臣之言；又因为他的几个儿子都取了古代帝王的名字，意图很不善。因为这不是几个儿子的过错，不愿公开斥逐他们，但终究不适合让他们留在朝廷。卿应当秘密知道这个意思。苗粲兄弟都改授外地偏僻清闲的官职，并且不得让他们接近军队。”臣蒙受上天般的慈爱，陛下屡次降下深切的旨意，慰问眷顾层层加厚，教诲晓谕周详备至；这种骨肉般的恩情，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士人感念知遇，尚且应当捐躯报效，臣虽然孱弱卑微，难道能不受到激励？至于统筹各项政务，督察考核群官，始终不变，早晚勤勉不懈，这些都是臣的常职，哪里足以报答恩德？臣自量才质凡庸，又没有奇特卓异的功效，只应竭尽忠节，匡正补益圣上的谋略；众人难以说的话，臣一定不隐瞒；常情容易沉溺的地方，臣一定不回避。臣将以光明正直的心意坚持到底，用来报答陛下。这是愚夫一旦认定便始终不改的原则，只有明主能够怜悯体察而容纳保护他。近来因为去年冬天荐举人才的事情，臣多次在街道上申诉；这件事既然符合制度，允许集中考核、根据才能授官，臣反复拟议进呈，却没有得到允许。臣担心事情一再拖延，所以趁应对时上奏陈述；当时昏昧于思量和推理，便提到赵憬与臣一同任命、共同掌管枢密权衡、参与奉行谋略，按道理彼此不应有间隔，因而不知道避讳，轻率地冒犯了皇帝的威严。陛下特别宽宥臣的愚昧，委曲地加以奖掖引导，宠遇超过常等，私恩加倍；回顾思量，是什么人能够如此侥幸？偶然有所见闻，怎敢不尽数进言？这是表明臣没有隐瞒的诚心，以申明臣报答陛下的职责。臣听说，君王的道理坦荡明白，以三种无私之道辛劳天下，平正宽广，没有偏侧，没有偏私。所谓三无私，就是像上天一样无私地覆盖，像大地一样无私地承载，像日月一样无私地照耀。它们有时出现亏缺，就像日月发生蚀一样；过失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日月不以被遮蔽、亏缺而忿怒，君主也不应吝惜承认过失；有亏缺而能恢复，并不损害光明；有过错而能改正，并不连累德行。昨天臣所奏的事情，只有赵憬能够听到，陛下已经劳神，委曲地设置防范；这说明在心腹之中仍有拘束形迹，职位相同而事情不同，难以共同完成事务，恐怕有损于无私的德行，也伤害了不吝改过的明察。

译君主与辅臣，按道义说实在是同为一体。君主咨询、臣下进言，一日之中有万端事务；让臣下把话说出来，尚且未必能尽其心意，如果言路有所阻塞，道义又凭什么贯通？启发君主、辅弼君主既然困难，机要政务就会壅塞。臣虽承受陛下周密的顾念，实际上却更加增添了荒废职事的忧虑。仰望希望陛下明察，再赐裁决。苗粲年轻时凭借门荫入仕，早早列入朝班，历任拾遗、补阙、起居、员外郎中，前后已有二十多年，温和恭谨更胜从前，谨慎勤勉没有懈怠。他端正敏达，足以守职；有文学才能，足以修饰自身。详细考察他的器量才能，足以担任近侍。陛下因为苗粲的父亲过去有过错言论，取名之法又违背义理，不忍公开斥退，只令他改授外官。臣以为，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在于奖赏一个善人，使天下行善的人得到鼓励；惩罚一个恶人，使天下作恶的人受到警戒。因此授予爵位一定在朝廷举行，处刑一定在市场执行，只怕众人看不见、事情不能彰明。君上施行这些而问心无愧，百姓听闻而没有疑议；受赏者安然承受而没有惭色，受刑者处之而没有怨言。这就是圣王所以公布明确典章、与天下共同遵守的道理。奖赏却不说明他的善行，这叫曲意宽贷；惩罚却不写明他的罪恶，这叫暗中中伤。曲意宽贷，就会使授受不明，打开恩幸之门；暗中中伤，就会使冤屈和正直无法辨别，谗毁离间的道路得以畅行。这个权柄一旦亏损，造成的危害就会越来越大。凡是进谗诬告的人，多半不是可信真实的话，只图中伤别人，害怕公开辩明。有的说事情年代已经久远，不能追究查问；有的说事情关系重大、有所妨碍，必须暂且隐忍；有的说恶行尚未显露，应当借别的事情作为名目；有的说只要抛弃这个人，何必明白说出责备羞辱的话。这些言辞都好像近于情理，实质上却包藏着矫饰诬陷。伤害善人、放纵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请陛下明察之下，必定不会受渐进浸润的流言影响；然而对于称赞和诋毁的言论，不能不辨明；对于赏罚的典制，不能不明确。陛下如果认为苗晋卿的行迹确实奸邪，苗粲等人按法应当受到牵连，就应当公开按照典章议处，怎么能让他们暗中受到迁逐？陛下如果察知晋卿是被诬陷，又知道苗粲等人无罪，就应当随其才能加以奖用，不应当降下猜疑防范的意旨。如今忽然不说明缘由，只加以斥逐；说是选拔人才，就失去了次序；说是施行惩罚，又没有名目。这样只是使苗粲等人在圣朝受到禁锢，使晋卿在幽冥之中含恨。以臣昏昧闭塞的见识，未见这样做有什么合宜。听理诉讼、辨别谗言，贵在明察宽恕。所谓明察，在于用事迹加以验证；所谓宽恕，在于根据情理加以推求。事迹足以责罚而情理值得怜悯，圣王害怕因疑似而陷害无辜，所以不加责罚。情理上可以责备而事迹足以宽宥，圣王害怕因猜疑奸诈而滥罚无罪，所以也不加责罚。只有情由显现、事迹具备、言辞服罪而道理穷尽的人，然后才施加刑罚。这样，下无冤民，上无错误的听断，苛刻邪恶不再发生，教化由此兴盛。晋卿出身于文儒，官位达到台辅，能够以谦逊柔和自处，所以受到三朝推重。当皇帝居丧期间，他代理冢宰的职务，这是为了完备礼制，哪里足以说他擅权？怎么肯公开说出不臣之言，招致灭族的灾祸？即使是极其狂妄险恶的人，也应当不会这样做，何况他是老臣，难道忍心做这种事？即使有忍心作恶的意图，言语一旦说出，灾祸随即而来；按情理推求，既没有端由，按事迹验证，又没有征兆。应当蒙受明白的宽恕，这是毫无疑问的道理。又自从陛下登极以来，苗粲及其兄苗丕都历任清要近侍之职。如果要以旧事牵连他们，怎么会容纳他们直到今天？恐怕有不良之人，憎恨嫉妒丕、粲兄弟，编造流言，专意打击伤害他们。大抵职位越重、权势越大，就越容易产生嫌疑诽谤。以周公那样的圣德，也不能免于流言；霍光那样的忠诚，也遭到告发诬陷。如果不是周成王觉悟，汉昭帝为他保明，那么两位君主的德行美名便无法流传，两个臣子的冤屈诬陷也无法辨明。陛下追想往事，得失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后世的人看待今天，也一定会这样。凡是所作所为，怎么可以不详细审慎呢？恭请陛下稍稍留意圣明的思虑，特别加以省察，这实在是群臣希望免受罪责的事情，难道只是苗氏一族生死存亡的幸运吗？少连又向臣说：“圣旨察知我的孤高贞正，却还认为我清廉谨慎过分，完全拒绝各道馈赠。只是恐怕事情因此不能畅通；像马鞭、靴子之类的财物，接受也无妨。”臣以为，货物贿赂的利益、耳目的享受，是人间常情，谁不贪爱喜欢？何况臣性情实在凡庸鄙陋，难道能忘记顾惜私家？家中本来贫困，怎么能没有欲望？臣之所以深深自我刻责谨慎，勉力修养廉洁的操守，大概是因为背负着深厚恩德，尸位窃居重大职任。既不能宣扬教化，使风俗清正淳厚，又不能减轻赋税徭役，救济百姓的穷困；如果没有羞耻畏惧之心，再打开贿赂之门，就是忘记忧虑国事的诚心，还会招来焚身之祸。因此勉强实行特别的操守，断绝私人交往，诚然知道这对国家的大政没有补益，只希望免于留下深重的牵累。陛下责备臣过于清廉谨慎，这正说明圣明。陛下担心事情不能畅通、违背治道，或许是担心贪婪之徒务求满足无厌的欲望，巧妙陈述异端，迷惑扰乱圣听。考察事实，这种担心其实很不成立。即使是胥吏中最末流的人，送来微薄的苞苴礼物，臣如果接受而违背道义，尚且知道惭愧，何况在公卿大臣之间，或担任方岳、连帅的职任，难道要靠收受贿赂才能表达诚意吗？如果因财利而结交欢好，就是把姑息迁就当作办事原则；既然违背正道，就必然有人提出过分的要求。顺从它，法度就会逐渐毁坏；阻止它，失望怨望就会更加严重。危害到了这种程度，国家还依靠什么呢？高祖、太宗制定法律、垂示制度，规定监临官收受贿赂，满一尺就处刑。陛下每次发布恩德诏令，施恩宽宥天下，即使死刑一类的罪行也都蒙受涤除；唯独犯有贪赃罪的，往往不予赦免。难道不是因为贪婪暴食的弊病，残害蛀蚀最深吗？至于卑微的士人和小吏，尚且应当严格禁止，何况处在教化首位的人，反而可以使这种行为通行吗？凡是上面所做的，是用来引导下面；上面不做的，是用来约束下面。上面不做而下面有人做，然后才可以设置严密防范，制定明确刑法；如果上面做了而下面也做，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又怎么能够禁止呢？如今小吏有收受监临官贿赂的，就认为罪不可容；朝廷的制度，是监临四方的，而宰司却公开收受四方贿赂，难道这也是无耻而不可宽恕的吗？孔子说：“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是众人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对待，因为他代表众人行事。”

译表面平正，影子才不会弯曲；道路偏僻，行走才会邪曲。如果大臣、近臣可以接受财物，那么众多长官和属吏还有谁是不可以接受的呢？朝廷从方镇那里取，方镇又从州里取；州从县里取，县从乡里取，乡又将到哪里去取呢？这些东西全都出自疲惫百姓的肝脑筋髓罢了。自从大盗扰乱华夏、耗损百姓以来，天下常常屯驻百万军队，坐等供给衣食。农夫、蚕妇，受冻仍纺织，挨饿仍耕作，竭尽力量、忍死求生，来供给十倍的赋税，日日伸长脖子盼望看见太平的教化和抚恤的恩惠，已经四十九年了。接连发生许多变故，负担有增无减。掌握财利权力、享受优厚俸禄的人，本应忧虑惭愧，同情百姓而感到羞耻，却又互相勾结接受私下贿赂，煽起贪婪的风气。这就使已经困苦的百姓再次遭受过分的骚扰。陛下还认为这不过是鞭子、靴子之类的小物，接受也没有妨碍。假如天下所纳的贿赂只有二三位宰臣收受，四方的征求也只限于鞭靴之类的小物，实行它不足以伤害教化，禁止它也不足以使百姓获利，那么臣本来就已经稍稍压抑私心，准备顺从圣意了。假如国家要达到治理，必须依靠馈赠，疏通人情之辞足以失去天下人心，接受它又足以成就天下大事，那么臣也本来不避污秽的行为，来帮助圣上的功业了。臣之所以不敢奉行诏令，冒昧烦扰圣听，是因为审慎地知道这条道路不但没有益处，必定还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臣也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其中的道理，彻底澄清根源，弘扬清净无欲的风气，守住慈爱节俭而不贪的宝贵品德。这样就能感动人心，使天下归服，哪里还会有事情不能沟通的忧患呢？货物贿赂向上流行，赏罚的权柄就会丧失；贪婪索取向下蔓延，廉耻的道路就会衰败。为什么呢？善恶不能分辨，功过不能辨明，反而以货贿多少作为考核成绩高低的标准。恪守正道而不能供给的人，有时会招来怨恨和罪责；能够满足欲望的人，却可以因此免罪。以经营货利为荣耀、忍心实行刻剥的人，被说成公正忠诚；巧妙装饰玩赏之物的人，有时还被称作有才智。这就是赏罚权柄丧失。上面喜好财利，下面就想着聚敛；上面索求贿赂，下面就放肆侵夺。不怀惭愧之心，只顾逞纵私欲，彼此竞相仿效，渐渐形成风气。里巷百姓日益残破，法纪纲常日益败坏，不能用礼义劝导，也不能用刑法惩治。这就是廉耻之道衰败的结果。开始制定宽缓的法，弊端尚且会流于贪婪；开始制定贪婪的法，弊端就会发展为混乱。贪图小利，必定损害大事；开始时贪图容易，最终必定后悔。贿赂之道一旦打开，就会辗转滋长得更加严重。鞭靴之类的馈赠不停止，必定会发展到衣裘；衣裘不停止，必定会发展到币帛。币帛不停止，必定会发展到车舆；车舆不停止，必定会发展到金玉璧。每天都看见可以满足欲望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堵塞欲望呢？既然已经同人私下交往，本来就很难在中途断绝这种念头。因此，细小的水流不停，就会形成溪谷洪灾；毫厘之差一旦形成，就会聚成丘山般的祸患。自古以来国家败亡的很多了，什么时候有因为节俭约束而失败的吗？臣私下推想，郡府不愿向朝廷行贿，就像乡里不愿向郡府输送财物一样。只是因为实行它的人有利可得，不实行的人有祸患，所以为了保全自身和职位，不得不实行罢了，哪里是乐意这样做呢？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朝廷接受其中三份而退还一份，有的接受，有的拒绝，两种做法相反，那么遭到拒绝的人或许会产生疑虑，认为自己被拒绝而无法通达。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朝廷一概辞谢而不接受，那么大家就会知道不接受才是朝廷一贯的原则。这正好可以使他们心服并诱导他们向善，又有什么妨碍呢？陛下如果认为接受馈赠可以沟通各方情意，而以自己衡量他人的原则不足以敦促政治教化，那么自建中以来，股肱大臣和耳目近臣中，常常已有互相谋利、行私舞弊的人了。既然是他们自己的行为，陛下又何必责怪呢？陛下即位之初，亲自实行节俭，郡国没有前来进献，朝廷没有私下索取，出使往来的人员没有贪污货物的人，近臣也没有接受贿赂的事情。四方因此风从响应，几乎达到了清明太平。后来却由于刑罚严酷、赋税繁重，战争接连、灾祸相结，治理的功业中途受挫，最高的教化没有凝聚。等到大恶之徒被消灭，皇室运势复兴，征伐的战争比从前减少了许多，清廉简约的风气却也比往日衰败了。这虽然革除了一个弊病，却也丧失了一种美德。从前兴师动众，使百姓困于暴虐的赋税；如今停止征伐，却使百姓困于私下的索求。这就是在残破困顿之后，永远没有苏息希望的情形。假使天下万方的百姓处在陛下休明的时代，却不能达到富足长寿、普遍享有和乐太平，回想前代的贤德，实在令人心中焦急，可是议论者反而拿接受贿赂、沟通情意的道理来迷惑陛下，这不也是欺骗君上、实行私情到了极点吗？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器，王纲是国家的大权。掌握大权的人不能任用小巧权术，守护公器的人不能徇私情。任用小术而驾驭大权，忿怒暴戾的祸患就会兴起；徇私情而掌持公器，奸邪混乱的祸端就会产生。所以《春秋》传说：‘处在上位的人，要洗涤自己的心来等待事情，然后才可以治理人的言语。怀有私曲之心，是不能治理众人的。’又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爱贿赂显露。做君主的人，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僻，来照临百官；百官因此戒惧，不敢改变法纪。’ 这是说，不能用贿赂和财利来教化百官。又说：‘治理国家，并不是没有贿赂最难，而是没有好名声最难。诸侯的贿赂聚集到公室，诸侯就会怀有二心。’这是说，不能靠贪欲来使诸侯归心。古代使诸侯归附，原本有它的道理：只有不致力于贿赂，才能得到他们的归服。所以《礼记》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其中一条是治理乱局、扶持危局。朝见聘问要按时进行，对来者厚待、对往者薄赠，用来使诸侯归心。’由此可知，怀柔抚慰的方法，重在德行而轻在财物。对于来往者，送出时厚加赠送的资财；他们来朝时，则薄施进献的礼物。用尊重谦让来教导人，用不贪财利来给人示范。从朝廷开始，推行到郡国，廉洁守节的风气逐渐扩大，侵夺百姓的祸害不再萌发。乡里得到安定，郡国因此得到治理，朝廷更加尊崇。这就是所谓教化从上面流布，治理由下面得到助成。近处的人喜悦归服，远方的人也归心怀服，这些全都是不靠贿赂所达到的。等到王纲逐渐败坏，德化衰落，然后才毁灭公议而徇从私情，盛行索取而崇尚馈赠。所以《礼记》说：‘天子的威势衰微，诸侯僭越，于是彼此用财物相见，用利益相互贿赂，天下的礼制就混乱了。’由此可知，伤害风俗、败坏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暴虐万物、残害百姓，没有比贿赂更大的；有利于断绝私情、去除贿赂的，没有比君主更优先的；致力于爱护百姓、帮助治理的，没有比辅臣更急切的。既然如此，君主和辅臣之间，本来就不可以谈到私人贿赂，何况还亲自实行呢？臣因为受恩特别深厚，心里想无论大小都加以补益；如果心中有所疑虑，就不敢因循苟且。又幸而遇到圣明的君主，希望能够竭尽愚直，所以每件事情都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不把触犯忤逆当作忧惧。心意恳切而言辞繁多，伏在这里感到惭愧恐惧，谨此上奏。

译《翰苑集》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八，唐陆贽撰，中书奏议（二）。《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岭南节度经略使上奏说：近来舶船大多前往安南进行贸易和进奉，我实在担心供给不足。臣如今想派判官到安南收购货物，希望确定一名中使与臣的使司共同办理，以免发生隐瞒欺骗。希颜奉宣圣旨说：应当依照办理。远国商人做生意，只求利益；安抚他们就会来，扰害他们就会离去。广州地处交通要冲，习俗称为富庶繁盛，进行交易的人一向都聚集到这里。如今忽然舍弃近处而奔向远处，放弃中心而趋向偏僻，如果不是侵夺刻剥过于严重，就是招抚怀柔失去了方法，竟没有反省内部的意思，反而产生越权妄想。玉毁坏在匣子里，这将要责怪谁呢？珍珠飞到境外，又怎么能够追回呢？《书》说：‘不看重远方的珍奇物品，远方的人就会归服。’ 如今既然这样放纵欲望，难怪异域风俗的人不来归附，何况又将动摇皇上的心意，请求派遣中使向天下显示贪婪的风气，把贿赂之道延伸到朝廷，玷污清明的时代，损害圣上的教化，按法理应当责罚，这件事本来就难以依从。况且岭南、安南无不是王土，中使、外使全都是王臣；如果是军国所需，都有法令和固定制度，人们都想着履行职务，谁敢缺少供给？难道一定要相信岭南而断绝安南吗？抬高中使的地位而轻视外使，完全失去了推诚相待的体制，也损害了轻视财货的风气，希望押下此事，不要发出。《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右臣因为班宏去世，今天当面请示圣上裁决。如今任用这一职位，共有四人：杜佑、卢征、李衡、李巽，都曾经掌管判理财赋，各有可以称道的功绩，资历、声望和才干也都足以受到奖任。圣旨认为淮南不可调动，卢征又刚刚改任官职，命令臣在其中选择一人与前往江西追取李衡的人联系。臣认为，度支事务是当今最紧要的部门，常常需要制伏狡猾的官吏，不可以片刻缺少主事之人。等追取李衡，几个月后才能到达，恐怕纲纪条目松弛紊乱，钱物发生隐瞒欺诈。李巽近来已经追到京城，请授任给事中，暂且命他代理判理度支。如果处理事务称职，就立即授任户部侍郎；如果才干不相称，就等李衡到来后另行商议处置。这样既免得事务荒废，又可以考察试用他的能力，两人之中一定有可取的。陛下多次称说这样稳妥便利，允许依照奏议施行。臣退下后又详细思考，认为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希颜恰好传达圣旨：李巽主管度支，恐怕不相称，暂且只授给事中。朕再思量，司农少卿裴延龄很公正清廉而且有才，应当命他判理度支，立即把拟定的奏状送来。李衡也照旧追取。臣伏念，周代制度设置六官，实际是掌管治理的根本；冢宰治理国家，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司徒掌管国家赋税，施行教化、抚恤百姓。如今的度支兼有这两方面的权柄，调节各种货物的价格，均衡节制百官的用度，调剂有无、使丰歉互相补益；利害关系到百姓的性命，费用的多少关系到财物的盈虚。又要供给边军粮饷，供应禁军；过于刻薄吝啬就会发生祸患，过于宽纵又会容纳奸邪。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轻易授任。裴延龄性情偏僻乖戾而喜欢妄动，急躁妄为而且多言，明知错误仍不悔改，固执虚伪而不知羞耻。他岂止是有见识的人深深鄙弃，也被流俗之人所讥笑。近来列在朝班之中，已经玷污了清要官职；再让他处在重要职位上，必定败坏国家的大政，这将会使四方取笑，给百姓带来灾祸。尸位素餐的责任，本来应当由微臣承担；识人是否明察，也恐怕会损害圣上的鉴识。伏愿重新遵循前面的议议，俯察臣的愚诚，再在四人之中选择最优者，希望能够符合众人的意见，不扰乱朝廷的常法。裴延龄是狂妄荒诞的小人，任用他会使天下人的听闻都惊骇。臣虽然熟知此事不可行，仍担心自己的见解不够周全。赵憬的眼疾渐渐痊愈，过些日子就应当服满假期，等他入朝拜见后，请再加以参详。去除邪恶不要迟疑，天下幸甚。谨此上奏。《论齐暎、齐抗官状》。右，希颜奉宣圣旨说：你们所进用的人选中，齐暎替代李衡，是因为江南与湖南相邻；齐暎、齐抗同为本家而分别担任一方长官，事情不稳妥，应当另行商议。齐暎、齐抗虽同姓而属于不同房支，既然不是五服以内的亲属，就和众人没有区别。圣朝推诚致治，从来不预先对事情表示怀疑。过去李臯、李兼所任方镇相邻，如今韩潭、全义又紧挨军城，这类例子很多，不值得忧虑。只是中朝重要官职，常常苦于缺乏人才。至于齐暎、齐抗，都是优秀人才，应当列入台阁的精当选拔。臣等先前请求授齐暎为礼部官，圣旨命令暂且向外任方面商议。假如允许调任江西，也是逐渐增加恩宠奖赏。齐抗的文学才干足以任用，精明敏捷，少有人能比；让他担任掖垣驳议之职，或在南宫掌管赋税、承受统辖，都被认为与他的才干相称。如果召他赴阙廷，试着加以顾问，考察他的言辞、稽核他的行为，一定会有可观之处。应该还是不应该，伏候圣上裁决。

译《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右臣伏见陛下常常垂注圣心，经营边境，增筑城垒，增加戍守士兵。至于春秋两季的衣装、每年的宴饮犒赏，以及先后迟速，全都出自圣上的心意。陛下为此忧虑勤劳，可以说已经极其周到了；为此所费的资财，也已经很多了。大概是为了安定百姓、巩固国家，不怕烦劳，这确实是深思熟虑的表现。然而对于储蓄的大计，还没有降下圣意作出良好规划，只是任由有关部门按月供应。近年来蕃戎稍稍平息，年成屡次丰收，所支用的军粮仍然有匮乏，边地的文书报告缺粮，一个接一个送到朝廷。假如遇到水旱灾害，粮价飞涨，凶恶的敌人不可抵挡，贼寇长期骚扰，有时运粮的人力耗尽，有时粮饷道路断绝，那么戍兵即使很多，也不足以依靠；城垒即使坚固，也不能守住。这就会使多年修治聚集的劳苦，反而成为一旦溃败的耻辱。这是理势必然达到的结果，事情却没有侥幸成功的可能。臣私下替陛下惋惜。军书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没有粮食也不能守。’所以晁错议论安定边境的防务，把积聚粮食作为关键；充国提出攻破羌人的建议，把屯田作为首先要办的事情。历代驾驭四夷，常常把它作为国家大事；勇士竭尽力量，智者贡献谋略，攻守有不同的适宜，盛衰有不同的形势。能够使远方归服而不劳烦军队的事情，常常听说；屯驻军队却不致力于农业和粮食的，从来没有过。如今陛下广泛征集甲兵，分头驻守城镇，除各地营田的税亩足以自给之外，还要依赖度支供给的，尚有八九万人。粮食运输千里，跋涉艰险，运送一斛米到达边军，远的有时耗费五六千钱，近的也超过一半。承受霜雪、手足皲裂的痛苦，冒着豺狼和劫掠的忧患，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耗尽财用和物力，仍然苦于每日供给不足。至于积蓄粮食来防备非常之变，更是绝望而无暇顾及。屯兵守土，用来防备寇戎，到了却没有粮食，防守一定不牢固。遇到防守任务而不能守，就等于没有屯兵。平时有残害百姓、耗损国家的烦扰，临难时又有开启敌人入侵、招致侮辱的祸患。所供养的不能使用，所丧失的又不是所预料的，把这作为防备的制度，臣私下认为太疏漏了。近来吐蕃尚结赞率领他的部众越过边界，朔方、五原相继沦陷。虽然是由于将帅不勇，也因为物资匮乏而得以推卸责任，距离现在还不远，足以作为深刻的警戒。昧于事理而只喜欢防守的人，一定会说：‘在尚结赞入侵的时候，正赶上贼人泚作乱之后，戍卒不多，边地农民又少；如今甲兵大为充足，庄稼屡次丰收，比起从前，形势已经不同。’ 臣请求再陈述近来的事实，来验证那些浮泛的言辞。今年夏初，敌寇侵犯灵武，抵御则兵力不足，防守则粮食匮乏，告急求援，没有一天不如此，有关部门因此请求治罪。陛下为此忧虑，立即选择使臣，奔波督促运输，积聚财物来供应，提高价格来招募人员。幸赖蕃戎自行退去，粮道得以畅通，边境没有毁坏，这本来不是谋划成功的结果。既然这样，那么盐、夏失陷而灵武保全，只在幸运与不幸之间罢了。这些全都是没有充分防备的形势和令人害怕的危险。这样的规划和制度，可以说全都归于失败。议论者只肯定现在而否定过去，难道不是昧于事理而喜欢防守吗？如今戍卒比过去增加，臣当然知道；如今边地农民比往年增多，臣也知道。所谓同样归于失败，是因为安排处置不恰当，积蓄收敛不合宜；利益从哪里产生，祸害也就跟着到来。陛下愤恨蕃戎的暴掠，惩戒边镇的空虚，修治甲兵、增加军队，庇护百姓、保卫疆土，这确实是雄武的英明志向，也是覆育万民的仁爱之心；洗刷愤恨耻辱，张扬威势声名，海内都盼望有一定能够进攻的日子。后来统领军队没有法度，处理事务失去权柄，戍卒不隶属于守臣，守臣又不总领于元帅，甚至一座城的将领、一旅的士兵，各自都有中使前来监临，都接受另外的诏令委任，分散镇守绵延千里的土地，彼此不能率领服从。边境排列着十万军队，却不设置统一谋划的主帅；每当犬羊般的敌人侵犯边境，才急忙送信上奏请求裁决，往来一次动辄超过十天。等到得到征发军队的命令，救援时敌寇已经取胜，退兵时小则践踏麦禾，大则驱掠人畜。这样增加了甲兵、耗费了财用，究竟对敌人的侵扰有什么补益呢？将领贵在拥有专断之权，谋划军队重在气势；训练整齐依靠纪律，取得胜利在于掌握机变权宜。因此兵法有分给将领阃外之权的说法，有合拳协力的比喻，有进退一致的命令，有便宜行事的制度，所以行动能够协调应变，通行的防备制度可以长久垂行；出战时同心协力，平居时同心同德，遇到患难彼此交相救助，遇到紧急情况彼此奔赴。士兵奉将领之命，就像四肢保护头目；将领守卫边境，就像一家人保护房屋，然后才可以抵御敌仇，防护百姓和蕃民，保护牧畜、开辟田地。天子只要专心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吐蕃和中国相比，人数多少不能相敌，技巧高下也不相等；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由将领发出，而我们的节制权在朝廷；他们的军队能够合并，而我们的部队却彼此分离。部队彼此分离，纪律就不能统一，气势也不能完整；节制权在朝廷，谋议就会多头并出，机变权宜也多有丧失。臣所以说安排处置不恰当，就是指这种情形吗？陛下近来因为边兵众多、转运粮饷劳苦耗费，设置了就地在军中和籴的办法来减少运输，又以加倍的价格给人，来劝导农业。这项命令刚开始实行时，人人都欣喜仰慕，争着趋向厚利，不怕辛劳，耕种日益增加，粟麦每年都便宜。假使有关部门懂得权衡轻重的方法，具有宏大长远的谋划，长期坚持并有制度地施行，谨慎观察丰歉，善于计算收贮，豆麦都归入公仓，布帛全都进入农民手中；其中有劳力却没有资本、愿意定居却没有办法的人，就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借给他们耕牛，那么自然会使戍卒忘记回归，贫困之人乐于迁居；可以使粮食充足，可以使边境充实，不必有屯田考核督责的劳苦，而储蓄自然扩大；不必有征役更替的骚扰，而防守准备更加严密。果真能够这样实行，足以说是长远的谋划。后来有关部门狭隘吝啬，不能顺势推行，忘记国家防备的谋划，只实行市场交易的苟且做法。正当丰收而有人愿意买粮时，却专门压低价格，不及时收贮；遇到灾荒而粮食困难时，又不衡量粮食是否缺乏，反而强行收购，于是使豪强之家和贪吏反而掌握获利的权力，低价向百姓收取，等待公私都陷入困乏，再乘人急需之时，取得十倍利润。又有权势显要的近亲和寄居游历之人，有的依托边将，有的倚仗有关官署，把廉价粮食交到军城，却在京城取得高价，坐享厚利，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人。

译想要劝导农业，农民却不能得到宽裕；想要节省费用，费用反而更加严重。又因为处理事务没有法度，对人显示的又不诚实，每到和籴之时，常常拿粗葛布、纻布充当价钱，边远地区寒冷严酷，不能用来制作衣裘；荒凉的野地又没有可以出售的东西。还虚报提高估价，不致力于平准，价格高低随着喜怒之心，货物精粗掌握在胥吏手中。既然没有信用和义理，下面的人也都用虚伪来应付。度支所估物价越来越高，军府和郡县的谷价也越来越贵，层层进行欺骗隐瞒，不顾法令，彼此牵制，无法禁止。度支把勉强出售积压货物当作功利，却不察看边地粮食的盈亏；军司把所得货物加价当作剩余，却不体恤农人的辛苦。虽然设置巡院使互相监临，既然已经失去纲条，反而变成了装载私囊的工具。甚至有的只是空报簿账，假称仓囷中有粮，计算数目则有亿万之多，查验实际则不足百十。巡院巧妙地向防府诬报，防府承受欺诈后上报朝廷；幸而遇上丰年，又碰上无事，只好忍声吞气地补救旧账，拖延时日偷求安逸。若遇到年成歉收、战争兴起，必定立即陷入危急，灵武的事情足以作为明显的证明。臣所以说积蓄收敛不合宜，就是指这种情形。边境的大事在于粮食和军队。如今粮食没有储备，军队又缺少统帅，却说已经有了防备，怎么可能呢？近来边境各州连续多年大丰收，谷物丰足而价格低廉，与往时大不相同，这正是上天帮助国家、永远巩固边境的时候。然而如今每天仍然供给不足，完全没有长远规划；军府有粮食歉乏的文书，农民有后悔耕种的念头，这是上天给予机会而人却不接受。这样既损害农业，又不体恤农民的困穷；等到灾害流行，播种耕植荒废，即使再后悔，事情又怎么能够追回呢？臣因此屡次冒昧烦扰，所惋惜的就在这里。近来臣请求选择人才充任使者，把平抑粮价、劝导务农的事情交给他办理，陛下认为治理贵在顺其旧制，没有赐予允许。臣又请求趁丰收之时，在边城增加储备军粮，有关部门以经费没有剩余为由，此事又搁置了。臣错误地担任使者之职，等待接受枢衡部门的处分，虽然神武的谋略不需要依靠臣进献，但按职分而言，岂敢忘记忧患？臣早晚焦急忧心，防备忧患如同被火灼烧，便再次献上浅陋的意见，希望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不劳烦百姓，不改变法令，不增加赋税，不耗费官府钱财，不废弃耳目之娱，也不节省浮泛冗余的用度，只在漕运一事上稍稍权衡轻重。所应请求的是，为陛下筹集边军十万人一年的粮食，作为艰难紧急时的储备。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愚计，不让它受到阻挠损伤，那么百日之内就能全部收贮完成；转运通常事务既不违背旧规，太仓每年收入的储备也不会缺少原有的定额。这项谋划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密，再没有什么妨碍。谨此把大略一并上陈，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旧制度认为关中是帝王建都之地，四方人流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人口众多而土地狭小，不能自行满足资用。加上六军的干粮，百官的俸禄，京畿的税收供给不足，所以控制牵引东方，每年运输租米，冒着淮湖风浪的危险，逆流而上还要经历河、渭水流湍急的艰险，所费极多，所能解决的事情大概很少。那些习惯于听闻旧说而不了解时宜的人，就说：‘国家的大事，不能计算费用损失。’所以沿袭过去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虽然知道劳烦，也不可废弃。那些只习惯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的人，就说：‘每到秋收时，只命令京畿以内实行和籴，既容易办成，又足以劝农，何必转运，只是白白耗费财赋呢？’臣认为这两家的议论各有长短，各自申述偏执的看法，都不懂得变通的方法。对于其中的事理，可以粗略说明：聚集人民依靠财物，而人的性命依靠粮食；将要制定国家用度，必须权衡轻重。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就应当放松积聚财物，致力于充实仓廪；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应当暂缓积聚粮食，节省钱币的使用。如果国家安定，钱粮都富足，百姓繁衍增多，劳役没有施加，然后长期掌握剩余财物，扩大漕运，即使费用很厚，也正好能够帮助贫困的人。这三件事都不失去适合时势的时机，那么轻重就能权衡得当，国家用度也就有制度了。开元、天宝年间，太平日久，财力丰厚，俸禄粮食的颁发和供给也很广，所以不计较耗费，努力充实军储，以至于民间流传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可是散发有余的财物来防备所缺乏的东西，即使耗费又有什么妨害呢？这就是所谓掌握剩余财物来扩大漕运。贞元初年，大盗刚刚平定，太仓没有超过一月的储粮，关中和京畿又遭遇连年旱灾，而有关部门上奏停止水运，务求节省脚钱，以至于郊外京畿之间炊烟几乎断绝，都市之内饥民和饿死者相望，这就是所谓只看见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近来关中、京畿一带年谷屡次丰收，多次减免百姓的税钱，允许他们折纳粟麦，公家储粮堆积，足以供给数年，但种田的农户仍然困于谷价低廉。今年夏天江淮水灾，漂毁损害田中禾苗，比平时米价贵了一倍，百姓贫困，流离失所的人很多。关中、京畿因为谷贱伤害农民，应当提高价格收购谷物以劝导耕种；江淮因为谷贵百姓困苦，应当降低价格出售米粮以救济灾荒。如今应当收购的地方没有钱，应当出售的地方没有米，却又要把缺乏的运到有余的地方，这就是所谓习惯听闻旧事而不了解时宜。如今淮南各州米每斗值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到东渭桥，每斗船脚又大约要用钱二百文，计算下来，运一斗米总共要三百五十文。这些米既粗糙又陈旧，尤其被京城所轻视；如今根据市司每月的估价，每斗只能卖得三十七文罢了，耗去十分之九而只剩十分之一，使那里的人挨饿，又伤害这里的农民，这样处理事务，可以说是严重失误。近来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总共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到河阴，其中减少四十万石留贮在河阴仓，余下七十万石送到陕州，又减少三十万石留贮在太原仓，只剩四十万石送到渭桥交纳。臣详细询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往年虫灾、旱灾，关中屡遭饥荒；当崔造担任宰相之初，鉴戒元琇停止转运的过失，于是请求每年转运漕米一百万石来供给京师。等运到中途，力量耗尽、年度将终，所以逐级停止和减少，分别贮存在各仓。每到春水刚刚通航，江淮运来的粮食还没有到，就取这些米接着运输，免得船只停滞；江淮新米到仓，又重新留贮补足数额，轮流循环储存和运输，也很合宜，不必每年增加运输来增添不急需的费用。

译有关部门只遵循旧例，竟不详细追究其中的原委。近来七年，积存的数目越来越多；臣近来查勘河阴、太原等仓，看见米还有三百二十多万石，河阴一县所储尤其多。仓廪充盈，只好随处露天堆积；旧米尚未用尽，新米又不断增加，年深日久，损耗越来越严重。即使完全停止江淮转运，暂且把这些米运入关中，七八年间计算起来还用不完，何况江淮转运船只不停，只怕过多，不必担心缺少。今年关中地区百谷丰收，京尹及各县令屡次以此事进言，担心京城米谷太贱，请求扩大和籴来救助农民。臣如今计算应收购的数量，大家都说可以达到一百多万石。又如今量定收购的估价，综合计算各县的贵贱，并加上雇用船车运到太仓的费用，谷价大约四十多文，米价大约不到七十文。这样一年的和籴数量足以抵得转运两年，一斗转运的资费足以和籴五斗。比较当前的利害，转运事务暂且应当全部停止。臣私下担心，转运事务如果停止，船只就没有用处；船只没有用处，就会损坏腐烂而无人修理；假如遇到灾荒又需要转运，临时召集，按道理必定迟缓。制定法令、裁定制度，时间久了必然会产生弊端；经营谋划的心思，开始考虑时贵在周全，不因积久的习惯妨害时宜，不因眼前利益毁坏长久制度，不在当代看重功劳，不把祸患流给后世；考虑长远、防范细微，这才是均衡救济的办法。臣如今所献的办法，希望接近这一原则：减少所运输的数量来充实边境储备，保留转运事务来防备时势所需；这样经过详细审慎，必定可以免除遗留忧患。旧例从江淮各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到河阴，来年请求停止八十万石，只运三十万石。旧例从河阴运米七十万石到太原仓，来年请求停止五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旧例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到东渭桥，来年请求停止二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江淮所停止运输的八十万石米，请委托转运使在遭受水灾的州县按每斗八十文的价格出售；计算粗米、细米相互搭配的数量之外，每斗仍比时价减少五十文，以救济贫困，计算可得钱六十四万贯文。逐级减少的运脚钱，计算可得六十九万贯，总共可得钱一百三十三万贯。其中特请拨出二十万贯交给京兆府，命令它在京城内及东渭桥设场和籴米二十万石，每斗给钱一百文，计算起来比当时估价增加三十文以上，用利益帮助农民。这些米随即送到东渭桥及太原仓储存，补足每年转漕四十万石的数额，也完全够用；还剩钱一百一十三万贯文，供边镇和籴使用。臣已经命令度支巡院查问各军州米粟的时价，同时与所管辖的长官商议，命令根据现今已经开垦的田地，约定收购的数量，得到凤翔、泾陇、邠宁、庆、鄜、坊、丹、延、夏、绥、银、灵、盐、振武等道，以及良原、长武、平凉等城的报告。除度支临时收购以供应军队之外，另行筹划储备的，估计可以收购粟一百三十五万石。各个临边州县，都在当地时价之外再增加一倍；次一等的，每十分增加七分；再次一等的，每十分增加五分。总计一百三十五万石，需钱一百零二万六千贯文，还剩钱十万四千贯，留作来年的和籴费用。在江淮出售米粮以及节省下来的运脚钱，请一并委托转运使就地折价购买绫、绢、絁、绵四色，立即装船运送到上都。边地早寒，收取储藏将近完成，若等这些钱送到，恐怕收购会错过时机；请暂且借用户部别库的物资作为费用，原本物资随后到达，就命令折价补还所借户部别库之物，也购买绫、绢、絁、绵四色，都按照平价估价，务求使农民获利。仍请调取度支的官马和车辆，集中融通运输；请各自委托本道节度使、当地兵马使，与监军中使及度支和籴巡院官共同接收，随即计算防备和籴之事。分别按照各户所开垦田地的多少，先付给价钱，规定期限交纳粮食。不愿出售的，也不要强行征取。其中交纳米的人，每米六升折合粟一斗。所有收购所得的米粟，也委托这三位官员共同检查复核，分别在所管辖城堡内部，选择地势高燥、坚固牢实的仓窖等处收纳封闭，并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因为城池防守而断粮，或者奉受另外的诏令处分，不得擅自支用。等收购完毕，把收购的数量和储藏地点一并上奏，并报告中书门下。总计储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这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的粮食。来年秋天如果遇到顺利丰收，又可以再取得一百多万石。边境储蓄既然丰富，边境防备自然修整完备；用来进讨就有资粮，用来防守就可以长久；增加军队就不担心所到之处缺粮；收购粮食也不会被贪婪的将领从中邀取。拓展疆土、保卫边境的人可以实现谋略，使国家收缩、使军队逃散的人也无从推卸罪责。这是建立武力的根基、安定边境的本源；守护土地、庇护百姓，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事情。即使倾出公家储藏、发用私人积蓄，也应当竭尽力量办理，何况如今不扰害一个人，不废弃百件事务，只是在日常用度中收取被浪费的资财，平白充实边境一百万的余粮，其中又有劝农和赈济贫乏的利益。这大概是上天赐给陛下、用来排斥戎狄而安定国家的时机，不可以错过。陛下如果确实过听臣的愚计，先聚集军粮，慎重选择良好谋略，再整顿军队法纪，那么那些蠢笨的凶恶敌人自然会畏惧威势；即使迷失归顺入塞的心意，也一定没有扰乱华夏的忧虑。伏请陛下稍稍留心圣思，详细省察而明断此事。关于所停止、减少的运脚钱，臣已经同本司仔细计算，并把边镇分配、和籴数量以及米粟估价等数目分别列成文状，逐项分析，谨一并封进，听候圣上裁决。《翰苑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十九，唐陆贽撰，中书奏议（三）。

译《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右臣遍览前代史书，都说镇抚四夷是宰相的职责。臣不顾自己昏暗低劣，多次冒昧上言。实在因为整备边防、抵御戎狄，是国家的重要事务；治理军队、充足粮食，是防备御敌的大纲。军队治理不好，就没有可以使用的军队；粮食不足，就没有可以固守的土地。治理军队在于制度安排得当，充足粮食在于收敛引导有方。陛下幸而听从臣的愚见，先致力于积谷，不增加百姓赋税，官府也不耗费财物，坐而使边境储粮达到数百万。各镇收购粮食如今已经接近结束，分别储存在军城，用来防备艰难紧急的情况。即使有寇戎之患，也一定没有粮食断绝的忧虑。守住这一成规，把它作为永久制度，不断收取冗余费用，进一步供给边地农民，那么再经过两年，就可以积存十万人三年的粮食。充足粮食的根源大体已经建立；治理军队的方法还不精密。臣斗胆试作筹划衡量，希望备供采择。臣伏念，戎狄成为祸患，自古就有。关于控制驾驭的办法和得失的道理，史籍中都完备保存，可以加以论说。大体上，尊重礼义教化的人说：‘不靠德行，就无法教化远方荒僻地区。’却不知道威势不能树立，德行就不能使人驯服。喜好武力威势的人说：‘不靠军队，就无法使凶悍之人服从。’却不知道德行没有修明，军队也不能依靠。致力于和亲的人说：‘缔结盟约可以使邻国和睦友好。’却不知道我们缔结盟约之后，对方又会把它解除。赞美长城的人说：‘设置险要可以巩固国家、抵御敌人。’却不知道力量不足而百姓不能承受，险要就无法依靠，城池也无法保有。主张轻装薄伐的人说：‘驱逐阻遏可以禁止侵扰暴行，节省征发徭役。’却不知道军队不精锐、壁垒不完备，就不能胜任阻遏，也不能驱逐敌人。议论边防要略，大体全在这里。它们虽然互相讥评，却各有偏颇。听从一家之说，可以找到相应的道理；考察历代的实行情况，成败却产生不同结果。这是由于拘守常理来驾驭非常的形势，顺从自己的见解而不明白所遇时代。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安排处置有安危，所以没有必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长久必胜的方法。夏后氏依次整治戎狄而圣德教化兴盛，古公亶父因为避让狄人而王业兴起，周朝在北方修筑城墙而玁狁被驱逐，秦朝修筑临洮长城而宗庙社稷覆亡，汉武帝讨伐匈奴而留下悔恨，唐太宗征讨突厥而获得安定，文帝、景帝约定和亲却不能在当时消除祸患，宣帝、元帝广泛安抚接纳却足以使国家数代安宁。大概是因为中夏的盛衰形势不同，夷狄的强弱时势不同，事机的利害情形不同，安排处置的安危便利不同。知道事情的道理却不衡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当时的形势而不失其相应的名分，就能成功。形势变化各不相同，怎么可以专用一种办法呢？如果中国强盛、夷狄衰弱，而他们能够屈膝称臣，归心接受控制，那么拒绝他们，就会阻碍他们向往教化；消灭他们，就近似于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怎么能不保存他们并加以安抚，接近他们并加以安置呢？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弱，却仍然背弃信用、违背盟约，轻视恩德、肆意施毒；劝告他们而不改变，责罚他们而不惩治，怎么能不利用他们的混乱来推翻他们，使人民得到休息、边境得以稳固呢？如果遇到中国正遭丧乱，而正值夷狄强盛之时，谋取他们吧，他们的祸衅还没有萌发；抵御他们吧，我们的力量又不足，怎么能不降低言辞、放下礼节，约定友好、互通和睦，用利益诱导他们，以引来他们的欢心；用亲善关系结交他们，以缓解双方交战的祸患呢？即使不一定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至少也不会遭受大的侵扰。这虽然不是抵御戎狄的最好常法，大概也是由于时势有不得已而如此。如果夷夏双方的形势、强弱恰好相当，安抚他们不能使他们安宁，威慑他们不能使他们安定；力量足以自保，形势却不足以出兵进攻，怎么能不设置险要来巩固军队，训练军队来等待敌寇呢？敌人来，就稍加攻伐以遏止其深入；敌人退，就驱逐排斥，但戒备不要远追。这虽然不是安定边境的上策，大概也是由于力量和形势有不得已而如此。所以夏后氏使有扈氏归于礼序，周朝抵御并驱逐夷狄，太宗剪除叛乱，都是顺应时机而善于运用形势的做法。古公亶父躲避狄人，文帝、景帝实行和亲，神尧降低礼制，都是顺应时机而不失相应名分的做法。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穷兵远征，都是只知道处理事情，却不考虑时机。假如当时遇到孔炽那样强盛的形势，却采用使对方归附礼序的办法，就会受到侮辱而不能使对方服从；乘着可以攻取的条件，却抱着畏惧退避的心情，就会错失时机而养成敌患；有驱逐夷狄的力量，却采用和亲的谋略，就会显出软弱而徒劳耗费；正当应当屈服退让之时，却专门采用攻伐的谋略，就会招来祸患而陷入危殆。所以说：知道事情却不估量时机，就会失败；顺应时机而不失其相应名分，就会成功。这没有必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长久取胜的方法，得失的明显效验，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考察安危的大势，计算成败的大数，数百代都不会改变的原则，大概还是有的。其要点在于：失去人才而放纵欲望，必然失败；任用人才并顺从众意，必然保全。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也是事物规律的统一原则。国家自从禄山酿成叛乱，肃宗中兴以来，撤去边防来安定中原，借助外部威势来平息内部灾难。于是吐蕃乘着机会，吞并侵食而不知满足；回纥自恃有功，凌辱欺压也非常厉害。中国没有时间整顿军队，四十多年间，使受伤损耗的遗民竭尽力量从事蚕织，向西输送贿赂财物，向北偿付马匹费用，仍然不足以堵住他们的烦言、满足他们的骄横欲望。又远道征发士卒和马匹，分列戍守边疆，仍然不能遏止他们奔突，阻止他们侵扰。敌人小规模进入，就驱赶掠夺百姓；深入进犯，就震动惊扰京畿。当时议论安定边境策略的人，大多致力于困难的事情，却忽略容易的事情；勉强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却略过自己的长处。于是容易做、擅长做的事情虽然施行了，却没有抓住要领；困难的、不擅长的事情虽然谋划了，却始终不能成功。忧患没有平息，原因就在这里。制敌用兵，必须衡量事情和形势。形势有难有易，事情有先有后。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克困难之处，这叫夺取敌人的斗志，暂时劳苦而长久安逸；力量少而敌人坚强，就先做容易的事情，这叫巩固国家的根本，观察敌人的破绽然后行动。近来接连多事，人民劳苦还没有痊愈，却想大规模出兵，深入践踏敌境，收复被侵土地，攻打坚固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定的忧虑，后面有粮饷运输不能接续的祸患。假如受挫失败，正好会开启戎狄的野心，挫伤国家的威望。把这当作安定边境的谋略，可以说是不衡量事情和形势，而专门去做困难的事情。上天所给予的各有分限，事情没有可以全都成功的；土地所产生的各有物类，利益不应当全部兼得。因此五方的风俗，各有长处和短处；长处不能逾越，短处不能强求。

译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去与敌人的长处较量，必然危险；使用自己的长处去乘敌人的短处，必然安稳。强者以水草之地作为居处，以射猎供给饮食，多养马匹，尤其便于奔驰突击；轻视生命，也不以失败灭亡为耻，这是戎狄的长处。戎狄的长处，正是中国的短处。如今却想增加兵力、搜集马匹，较量力量、争相驰逐，在原野之间交锋，在寻常范围内决出生死；把这作为抵御敌寇的办法，可以说是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去与敌人的长处较量。专门做困难的事情，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劳费百倍，最终还是不能成功。即使果真成功，不使敌人受到挫败，胜果也会废弃。这难道不是因为超越了上天所赋予的条件，违背了土地所产的资源，损害时势而反常于事物的宜适吗？如果想要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停止耗费而趋于节省，只在于谨慎守住容易做到的事情，精心运用自己的长处罢了。至于选择将吏来安抚百姓，整顿纪律来训练整齐军队，彰显德行来辅助威势，以能善待近人来使远人柔服，禁止侵掠的暴行来彰明我们的信用，压制攻取的议论来安定戎狄之心；他们请求和好，就善意接待而不要同他们缔结盟约；他们成为寇盗，就严密戒备而不专门寻求报复，这些就是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轻视蛮力而重视智慧，厌恶杀戮而喜爱生存，轻视利益而重视人，忍受小的损失来保全大的利益，使他们安居然后行动，等待时机然后施行。因此修整边界，守住要害，挖掘沟壑和通道，修筑军营，谨慎设置禁令和防守，明确设置侦察哨，致力于农业以使粮食充足，训练士卒以积蓄威势。不是万无一失就不谋划，不是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就不交战。敌寇小规模到来，就张大声势来遏止其进入；敌寇大规模到来，就谋划其大的[三字有疑]以截击其归路，凭借险要来乘其弱点，采取多种办法来误导他们，使他们的勇力无从增加，人数也无从发挥；掠夺就没有收获，进攻就不能前进，进有腹背受敌的忧虑，退有首尾难以救援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乘敌人的弊病，不交战而使敌军屈服，是中国的长处。我们的长处，正是戎狄的短处；我们的容易之处，正是戎狄的困难之处。以长处制服短处，就用力少而成效多；以容易对付困难，就财力不匮乏而事情迅速成功。舍弃这些不去做，反而被敌人所乘，这叫做倒拿着戈矛，却把武器柄端交给敌寇。如今这些事情都在做了，但边防仍未巩固，敌寇仍未受到惩罚，问题在于谋略没有定规，用兵的人没有统一听从的对象。所任用的人未必有才能，有才能的人未必得到任用；所听到的未必真实，真实的未必能被听到；所信任的未必忠诚，忠诚的未必得到信任；所执行的未必恰当，恰当的却未必执行。因此使措施失当，考核责罚失度；财力因兵众而匮乏，力量因将领过多而分散，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战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臣请求为陛下大略陈述这六项过失，希望圣明的君主谨慎听取并仔细考察。臣听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先使器具锋利；武将想战胜敌人，必先训练军队。训练军队之中，所用的方法又各不相同。用于救急，就应权宜处置以缓解困难；用于暂时抵敌，就应舒缓行动以应对战机。因此事情有便利适宜之处而不拘泥于常规制度，谋略有奇特诡秘之处而不迎合众人心情；进退、生死，都听从将领的命令，这就是所谓攻伐讨敌的军队。用于屯田戍守，就必须使事情能够长久，形势不同就随时权宜处置；如果不合乎事物规律，就不能安宁；不符合人情，就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不能稳固。人情是有利就受到鼓励，习惯了就感到安适，保护亲戚就乐于求生，顾念家业就能忘掉死亡。因此可以用道理和方法驾驭，不能用法令制度驱使，这就是所谓镇守的军队。想要守备边疆、抵御戎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本来应当选择镇守的军队安置在那里。古代善于选择安置军队的人，必定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辨别当地的适宜条件，考察他们的技能，了解他们的欲望和厌恶；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其本性，使他们的风俗整齐而不改变其适宜之处，诱导他们的长处而不责求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禁止他们的错误而不把他们置于不愿意做的位置；又使他们的部伍相类，安顿他们的家室，然后才能使他们乐于居住在那里，安定志向，振奋气势，凝结恩情。用恩惠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感恩而不骄纵；用威严面对他们，他们就会肃敬而不怨恨。不必督促考核，人人自然愿意效力；放松禁令防守，众人自然也不离散。因此出征就兵力充足，居守就粮食充足，防守就坚固，作战就强大。这个方法没有别的，只是适合人情罢了。如今把士卒分散征发，分批戍守边疆，轮番往来作为防备，这就是不衡量人的性情习惯，不辨别当地适宜条件，要求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情，只求扩大人数而不考察实际作用，只想集中他们的力量而不察看他们的心情；这可以作为羽林卫队的仪仗，却对实际防御没有好处。为什么呢？穷边地区，千里荒凉，寒风刺裂肌肤，惊沙使人惨不忍睹，与豺狼为邻；士卒把战斗当作游戏，白天扛着戈耕作，夜晚倚着烽火台窥伺敌情。每天都有被劫掠杀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娱乐的时间。土地恶劣而人又勤苦，这里最为严重。若不是生在那片土地，习惯于那里的风俗，幼年就看见这些，长大后就安于这些，不曾见过乐土而不迁往别处，那么很少能够安居在那里并习惯于同敌人相处。关东的土地，万物丰盛富足，从军的人尤其受到优厚供养，习惯于温饱，习惯于欢乐安康。与边地相比，简直如同天地。听到绝塞荒僻角落的苦难，就会辛酸动容；听到强大藩国和剽悍敌人的名声，就会惊惧丧失气势。如今却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园宅，甘心承受他们原本觉得辛酸的生活，抵抗他们原本所畏惧的敌人，还希望他们能够效力，岂不是太疏忽了吗？何况又有轮换休息的期限，没有统帅驾驭他们，资财供给像对待骄子一样，姑息纵容如同对待受雇之人。出征时不以成功来要求他们，退守时也不以严刑法来约束他们。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自以为能获利的神色，留下时没有一个人有坚定之心。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供养；即使是侥幸留下的人，还担忧归期过于遥远，始终想着戎狄丑类充斥边境。王师受挫，他们就将乘乱离散之机，沿道路向东溃逃，心情和意志就是如此。得到这种军队又有什么用呢？平时耗尽财物储备，供养这些浮泛冗余的众人；遇到危难就抛弃城镇，动摇远近人心。它的弊病难道只是没有好处吗？本来也将造成扰乱。又有触犯刑禁、被贬谪迁徙到军城的人，意图增加户口、充实边境，同时让他们建立功效来自我赎罪。既然是没有良善品行的人，又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盼望作乱、幸灾乐祸，比戍卒还要严重。这样只足以增加防卫的烦劳，实在不能指望他们建立功劳。前代有时实行这种办法，本来就不是可以遵循的良策。又有手持旌节的统帅，自己不亲临边地，只分派偏师，让他们守卫疆场。大抵军中强壮精锐的士卒，元帅通常选来随从自己；把疲弱的士卒交给各镇节度使。

译既然处在内地，精锐士兵只用来维持纪律，于是守住要害、抵御冲击的，常常都是少数弱卒。敌寇每次到来，力量和形势都不能支撑；进入营垒的士卒仅仅足以关闭营门，在野外的士卒全都遭到劫掠和捉拿，任其砍伐蹂躏，把可以搜取的东西全部搜走。等到都府得知，敌人已经劫掠完毕，随即返回并且安然无恙。边防的根本最重要的是军队，治理军队像这样，可以说是措施失当了。赏赐是为了保存鼓励，刑罚是为了表示惩戒；鼓励是为了勉励有功，惩戒是为了威慑不谨慎的人。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像墨绳之于曲直、秤之于轻重、车辕和车轴之于车行、马嚼子和缰绳之于驾驭马匹。驾驭众人却不用赏罚，善恶就会混淆，有才无才就没有区别；使用赏罚却不能与功过相当，奸诈虚妄的人就会得到宠荣，忠诚实在的人反而受到排斥。像这样，即使有聪明才智可以施展，法令制度却没有章法，那么赏罚用与不用，其弊病都是一样的。近来权力下移，权柄不在朝廷；将领的号令已经很少能在军中实行，国家的典章制度又不能施加到将领身上，大家只求彼此包容迁就，苟且度过岁月。想奖赏一个有功的人，反而担心没有功劳的人会反侧不安；想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担心同恶的人忧惧不安。罪过因隐忍而不彰明，功劳因嫌疑而不奖赏，姑息的做法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使舍身效忠、奉行节义的人反而受到同辈讥诮，率领众人首先登城的人反而招来士卒怨恨；使败坏军队、压缩国势的人不怀惭愧畏惧，使延误救援、错过期限的人自以为聪明。褒贬既然缺失而不能实行，称赞和诋毁又纷纷混乱，人即使想做善事，谁会替他说出呢？何况公正忠诚的人只求端正自己而不向别人求取，反而遭受困厄；失败受挫的人行私自保、苟且献媚于众人，却一律得到优厚尊崇。这是义士痛心、勇士灰心丧气的原因。又有遇到敌人而守卫不坚固，陈述谋略而成效不能实现的，将帅以粮草不足为借口，有司又以供应没有缺失来辩解。双方既然互相执持证据，按理应当辨明是非，朝廷却每每含糊过去，从未彻底追究曲直。办理事务的人忍气吞声而不申诉，诬陷善良的人欺骗皇上而不惭愧。这样驾驭将领，可以说是考核责罚失度了。考核责罚失度，措施就会失当；将领不能竭尽才能，士卒不能尽其力量；屯集的军队虽然很多，作战时却没有人向前。敌人每次越过边境横行，好像进入无人之地；各自互相推诿依靠，没有人敢于过问。故意夸大敌军声势，上报时就说兵力少而不能抵敌，朝廷不加省察，只一味征发增加军队，对防御没有帮助，反而大大增加供给的弊害。乡里日益耗损，征求日益繁多，用编户百姓倾家荡产的财物，加上有司专卖盐、征收酒税的利益。把所有收入总计起来，一半用来处理边防事务。像这样支用财物，可以说是财力因兵众而匮乏了。如今四夷之中最强盛、给中国造成最大祸患的，没有比吐蕃更严重的。全国能够作战的士卒，才相当于中国十几个大郡而已。他们在防备内部忧患、抵御外部侵扰方面，也与中国没有不同；能够侵犯边境的部众大概很少，况且武器也不锋利，铠甲不坚固完整，不懂得韬略，技能也缺乏轻捷敏锐。然而行动时中国因害怕他们人数众多而不敢抵抗，安静时中国又忌惮他们强大而不敢侵犯。原因是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节制权限有很多门，而吐蕃的统帅权集中于一人。统帅权集中，人的心志就不分散；人心不分，号令就不会有两种；号令不二，进退就可以整齐；进退整齐，行动快慢就能如意；快慢如意，战机和防备就不会有差错；战机防备没有差错，气势自然强盛。这就是以少数当多数、以弱小变强大，变化收放都在反掌之间，就像手臂听从手指，内心控制形体；如果任用的人得当，还有什么敌人不能对付呢？节制权限有很多门，人的心志就不一致；人心不一，号令就不能实行；号令不能实行，进退就难以确定；进退难定，行动快慢就失宜；快慢失宜，战机防备就来不及；战机防备来不及，气势自然衰弱。这就会使勇敢变成衰弱，使众多变成软弱；迟疑退缩、离散分裂的征兆，在战阵之前就已经出现。这就像一个国家有三个公卿、十只羊有九个牧人，想让它们整齐肃敬，难道能够做到吗？开元、天宝年间，控制防御西北两蕃，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而已，尚且担心权力分散、形势离散，有时还让一人兼任统领。中兴以来，没有空暇对外征讨，把四镇寄居隶属于安定，把陇右的权力附属于扶风；对付西北两蕃，也不过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而已，关东的戍卒到达后就隶属于他们。虽然委任的人还没有完全合适，但措施尚且保留典制。近来逆贼朱泚诱使泾原军队叛乱，叛贼怀光污辱朔方军队；割裂、诛杀、铲除之后，所剩已经不多，又分割朔方的土地，建立节度使治所、拥有旌节的使者总共有三人；其余各镇军队多达将近四十处，全都承受特别诏令而各自受任，又各自接受宦官监临。人人都能够互相抗衡，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每次都要等到边境文书告急，才命令他们谋划防守、调动军队；既没有军法向下施行，只能以宾客礼节相待。这就像从容不迫地救援溺水者，互相作揖谦让去扑灭火灾，希望不陷入危亡，本来就很困难。军队是凭气势来发挥作用的，气势聚集就强盛，分散就消散；形势合一就有威力，分裂就变弱。如今边防形势弱、气势消，像这样建立军队，可以说是力量因将领过多而分散了。治理军队的要领，最重要的是均衡整齐，所以军法不分贵贱，军事实力不因多少而有区别，这是将领能够使全军志向一致、竭尽力量的原因。如果要诱导他们的志向、勉励他们的技能，就应当考察他们的资质，评定他们的勇敢，比较他们的劳逸，衡量他们所处的安危，明确申明考核办法和优劣等级，以此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制度，使有能力的人努力赶上，不够的人安下心来；虽然待遇有厚薄的差别，却没有不满怨望的嫌隙。这就是所谓每日省察、每月考验，粮食俸禄与所任职事相称，如同秤量器物不因对象而徇私，使万人都安于自己的分际而服从公平。如今穷边地区长期镇守的士卒，都是经历百战、身负创伤的余生，终年劳苦极其严重；考察他们的才能，是训练有素；衡量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孤立危险；考核他们服役，是劳苦；观察他们面对敌人，是勇敢。然而发给他们的衣粮，只够本人使用，通常还要被妻子儿女分去，常常呈现受冻挨饿的样子。关东戍卒则按年月轮换，不守危险城池，不熟习戎狄防备，怯于应敌，懈怠于服役；但所发衣粮却超过数等，又接连供给茶药，增加蔬菜酱料的资助。两者的丰厚和简薄相比，差别竟悬殊到这种程度。又有本来不是禁军、原本属于边军的人，将校用巧饰的媚词，因而请求遥隶于神策军，不离开旧处，只改变一个虚名；他们所得的俸禄赏赐丰厚，遂有三倍的利益。这就是同类士卒所以愤恨、忠良之士所以忧叹、疲敝百姓所以流亡、经费所以匮乏的原因。

译事业没有不同，供给养护却有差别，人情上不可能甘心。何况奸佞行为能够实行，俸禄赏赐却很优厚；功绩技能低劣，衣食待遇却很优越；如果还没有忘记羞耻，谁能不怨怒？他们不成为戎狄的首领就算好的了；却想让他们协力同心来抵御寇难，即使有韩、白、孙、呉那样的将领，臣也知道必定不能做到。这样养士，可以说是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了。凡是想选任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才能，然后指示他所授予的方略，告诉他所委托的事情，让他自己估量能否胜任，自己陈述计划：需要哪一类铠甲兵器，借用哪些人作参佐，需要多少士卒，需要多少资粮，在什么地方设置营垒，什么时候取得成效；从始至终的要领，都让他筹划安排。于是观察他的计谋，比较他的声名和实际。如果认为他的才干没有可取之处，所说的不能实行，就应当一开始便退却他，不应把忧虑留到以后；如果认为他的志气足以任用，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让他负责到底，不应在中间牵制他。这样，怀疑的人不予任用，被任用的人也不受怀疑；朝廷在选才上费心，委任之后就安然端坐。既然把事情交给他，既然满足了他的要求，然后才可以考核他的成败，辨别善恶而施行赏罚。受到赏赐的人不会认为赏赐过滥；应受惩罚的人也无法推辞。授予权柄既然专一，苟且敷衍的心思自然就会停止。因此古代派遣将帅时，君主亲自推车送行并命令说：“出了国门以外，将军自行裁决。”又赐给斧钺，表示命令他专断。所以军队的仪容不进入国政，国家的仪容不进入军队；将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主的某些命令。实在是因为战机不可以由远处决定，号令不可以有两个来源。从来没有委任不专一而希望他克敌成功的。近来边军的去留和裁断，大多出自皇帝的心意；选择安置戎臣，先求容易控制，多设置部队来分散他的力量，减轻他的职责来削弱他的心志。这样虽然有所惩治，也有所失误，于是使分阃负责、以功成事的道理废弃，使死守疆场、承担罪责的志向衰退。一件事听命，两件事也听命；即使违背军情也听命，即使不合时宜也听命。如果所安置的将帅必定只取顺从而不违抗的人，这样做也就罢了；如果有意于平定凶乱、安靖祸难，那就不可以。两国边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情和战机一到，间隙不能容纳片刻。预先蓄谋等待时机，尚且担心错失；临到事情发生才谋划，本来已经疏漏了。何况相距千里之远，隔着九重宫阙，陈述事情难以明白，听取和阅览又不一致，想让事情没有遗漏的防备，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假使谋虑能够周全，又怎能赶得上权宜变化呢？戎虏奔驰突击，迅疾如暴风；驿站文书上报朝廷，过了旬月才得到答复。守土之人因为兵力少，不敢抵抗敌人；分镇的将领因为没有诏书，不肯出兵。耽搁之间，敌寇已经奔袭逼近；他们托词救援没有到达，各自闭垒自保。牧马屯牛，全都被捶打劫掠；农夫、樵夫、妇女，全都成为俘虏。即使诏令各镇发兵，也只用虚张声势来表示援助，彼此观望，没有人敢于拦截邀击。敌人任意劫掠后退回，这时才陈述功劳、报告胜利；他们的失败损失就把一百减说成一个，他们的俘获掠物就把一百夸说成一千。将帅既然庆幸总制权在朝廷，不担心获罪；陛下又以为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追究实际情形。这样用兵，可以说是战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了。治理军队而措施失当，驾驭将领而赏罚失度，制用财物而财力匮乏，建立军队而力量分散，养育士卒而怨恨产生，用兵而战机丧失，这六项是边疆的蛀虫、军队的膏肓病。蛀虫没有除掉，却只用粪肥浇灌它；膏肓病没有治疗，却姑且给病人吃甜滑食物，正好足以养大祸害、加速灾难；想求得庄稼丰收、肌肤丰满，当然不可能。臣愚见应当停止诸道将士轮番替换、秋季防守的制度，大致依照原有数量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留在边城的青壮士卒迁徙安置；其中一份由本道只供给衣粮，交给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愿意编入边军的蕃汉子弟来供给安置；又一份也令本道只出衣粮，并增加供给应募之人，以资助新迁者建立产业。又令度支在各道分散购买和交易耕牛，雇用工匠，到各军城修缮制造器具；招募而来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等器具，全部使之齐备。初到的那一年，给他们和家属二人的粮食，并且赐给种子，劝勉他们播种耕植。等经过一年收成，使他们自行供给全家；如果有余粮，官府代为收购，分别给以两倍价格，努力奖励屯田；这样既停止轮番戍守和征发的烦扰，又没有幸灾乐祸、苟且逃避的弊病。敌寇到来，人们自然各自作战；农时到来，各家自然努力务农。这就使军队不能不强，粮食不能不充足，怎么能同那些忽来忽往的军队相提并论呢？臣又认为，应当选择一名文武兼备的能臣担任陇右元帅，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管内的兵马，都归属他统领。又选择一人担任朔方元帅，鄜、坊、邠、寜、灵、夏等节度管内的兵马，都归属他统领。又选择一人担任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管内的兵马，都归属他统领。三位元帅各自选择临近边境的要害州，作为治理驻所；现有节度使治所中不是要害的，就按便利和接近的原则合并。只有元帅可以设置统军，其余一律停止。三位元帅辖区内，太原、凤翔等府以及各郡中户口较多的地方，谨慎选拔良吏担任尹守；对外奉行军法，对内督课农桑，使其成为军粮，以加强戎府治理军队的适宜条件。既然取得选择元帅的方法，既然明确了原则，然后削减奸滥虚浮的费用，以使财力丰厚；确定衣粮等级制度，以调和众人；弘扬专一委任的道理，以发挥其作用；彰明赏罚的典章，以考核其成效。又谨慎守住中国的长处，认真实行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那么八项利益可以实现，六项过失可以消除。这样做而戎狄不能威胁、边疆不能安宁平静，是从来没有的事；诸侯遵循轨道，众类服从。这样做而教令不能施行、天下不能治理，也从来没有过。凭借陛下的英明圣德，人心都思求安定，四方略有休息，两方寇乱正趋于平静，加上连续多年丰收，各处积存粮食，这些都是上天帮助国家、可以建立制度、传垂统业的时机。时机不会长久停留，事情也不会总能兼备；时机已经过去再追悔，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圣明的君主不因言论而治罪，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臣把狂妄愚昧的意见全部陈述，惟愿陛下自行省察选择。谨此奏上。

译商议处置窦参事情的文状。右件文书，希颜奉皇帝宣示的诏旨进退裁决：今天早晨与卿等共同商议窦参的事情。卿等所奏虽然在大体上很好，然而此人交结朝廷内外，意图不可测；朕试着追根寻究，已经明确审知他的情状，所以才有这次商议。又听说窦参在那里也同各处交往不断。社稷之事重大，卿等只应当与朕共同忧虑，应立即写作文书进呈。此事不是小事，不可再拖延。臣当面承受圣上深切的旨意，又接受密宣，都是以社稷为言；又知道圣上已经追根寻究、审察清楚，岂敢不共同忧愤，内心断绝疑惑，哪里愿意迟疑徘徊而再给陛下增加思虑呢？只是窦参曾经担任重职，这就是大臣；在进退之间仍应当合乎礼法，在诛杀之时不可没有名义。刘晏长期掌管财货，当时也招来怨言；等到加以罪责时，事情没有分明，叛乱者既可以拿此作为借口，众人也因此怜悯他；用刑暧昧不明，损害影响实在不小，事例并不遥远，应该格外慎重。窦参近来掌管宰相政务，很是倚仗恩宠、徇行私情，贪婪财货，援引放纵亲党，这些是朝廷共同议论、天下共同传说的。至于暗中怀有异图、将要发动大恶，迹象既然尚未显露，人人都不知道。臣等亲自承受圣上威严的容颜，商议加以刑罚，却只是听到他有凶险的意图，还不明白构成罪行的缘由；何况一般众人，又凭什么能够完全察知呢？如果突然施行严厉刑罚，一定会被认为是冤枉诬陷，群情震惊，事情也不是小事。如果不交付外廷推问审讯，恐怕难以确定罪名，请陛下暂留圣聪，再稍加详细斟酌。窦参与臣素来有交情，陛下本来明明知道，臣有什么顾念，竟想营救他呢？实在因为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义理上应断绝私人嫌疑；所希望的是刑典在清明时代不被滥用，君主之道不因圣德而有所亏损。特别请求上天鉴察，俯察并谅解臣的愚诚。谨奏。奏议窦参等官员事情的文状。右件文书，希颜奉皇帝宣示的诏旨进退裁决：窦参结交朕身边的人，又有阴谋，这些都有凭据，事情并非暧昧不明；只是因为牵连的地方很多，不能推问查究，卿等应当再行商议。如果认为担心事情处理得不稳妥，那么暂且流放贬谪到极远的恶劣地方。窦申、窦荣、李则从头到尾都共同作恶，没有什么坏事不做，而且罪行又较为细小，不同于窦参，应立即商议处置。窦参等所有朋党亲信，都不能容留在身边，应立即逐条奏明，全部发遣到偏僻遥远、没有兵马的地方。先前虽然已经流放贬谪，但如果应当再迁往遥远恶劣之处，臣认为窦参的罪行确实合于诛杀；圣德宽宏，务求保全事情体面，特意宽免严刑，俯准保全他的余生。始终施恩，实在足以使众人感动；仁慈养育的恩惠不只是这个人一人有幸。所议定的贬官处置，谨另具文状。窦荣、窦申、李则等既然都共同作恶，本来也难以容留；然而他们是因得罪而相互牵连，法律有首犯和从犯之分，首犯应当处置较重，从犯应当稍微减轻。窦参既然蒙受恩典而得以保全，窦申等也应当减等降处。又在党羽之中，也有善恶不同，略加区别，足以彰明劝善惩恶。窦荣与窦参虽然是近亲，关系也很亲密，但在亲密交往中全无邪僻之事；又听说他曾因激愤多次直言，因此逐渐形成猜嫌，晚年颇受窦参疏远和忌惮。如果论及如今的阴谋之事，还没有彻底查究端绪；如果防备他近来所做的事情，必定不至于凶险，恐怕应当有所区别，以显示处理详明。臣等商议，窦荣再贬为远地官员，窦申、李则一并除名配流；谨另具文状进呈拟议，希望符合从轻处置的法典，以合乎好生之恩。趋附权势，是当时风俗的常态；如果没有高尚节操而出类拔萃，怎么能够特立独行、不与众同呢？窦参长期掌握宰相权柄，特别承受宠爱恩泽，既然是君主所任用的人，谁敢不顺从？有的在他的门庭游走，有的同他结交朝廷内外，有的偏受接引，有的突然得到荐举提拔，这样的人，十个中常有七八个。如果听从流言议论，便都说是朋党私交；如果不是与窦参交往特别亲密，怎么可以全部按贬谪连坐？况且窦参被罢黜，至今将近一年，应该是他的私党近亲，当时都已经连坐，人心已经长期安定，不可再次动摇。如今再次责罚窦参，特别因为另有结交构陷之事，是陛下亲自追查、审知实情；与他共同谋划的人，当然已经有确定的数量。如今如果普遍加以谴责斥退，恐怕反而类似牵连无辜，罪名没有明确指向，谁能不疑惧？朝廷内外汹汹不安，实在不是良好的谋略。臣等商议，除了共同谋划阴邪之事、情状明确的人以外，其余一概不再追问，这样将会稳妥便利，不知是否可行。

译请不要登记没收窦参庄园宅第的文状。右件文书，希颜奉皇帝宣示的诏旨进退裁决：凡是官吏贪污浑浊、收取钱物的，尚且都要追征赃物；窦参辜负朕恩最深，广泛收受贿赂财货，又进一步交结他人，谋划施行恶事。他的庄园、宅第、钱物、奴婢之类，难道不应当没收入官吗？窦参本人既然已经被贬往远地，也恐怕被人毁坏、隐匿。现在想派人办理查封收拾之事，卿等认为可以吗？臣谨按国家典法，没收入官的财产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奸赃，二是叛逆。都必须先审讯罪状，审得实情；宪司查察是否有冤，法寺论定罪名，会府覆奏，掖垣参详。像这样各方面都没有异议，然后才叫作狱案成立，再报告天子。罪行中有抵触深重刑罚的，诏令已经下达主管部门之后，还要三次五次覆奏，希望或许能够宽宥。圣王爱惜人民、怜恤刑罚，竟谨慎到如此程度。罪法既已确定，才适合追征没收。叛逆则全部没收其家产，奸赃则只追征犯罪所得，大概是为了表示惩戒，不是贪图财物。哪里有罪行尚未判定、法令尚未详明，却可以先收取其资产的道理呢？伏惟圣上的德行广大如天，在常法中包含惩治愤怒之意，在常情之外又顾念事情终局，已经保存宽贷之恩，不施加严刑。如今如果登记没收他的家产，臣私下恐怕会因为财物而损伤义理。冒昧地承受陛下的下问，实在承蒙皇上的光明；臣于是竭尽愚诚，所祈望的只是天鉴。谨奏。《翰苑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二十，唐陆贽撰，《中书奏议》第四。请退还田绪所送撰写碑文的马和绢的文状【马一匹，连同马鞍；绢二千匹】。右件文书，田绪派节度使的随军刘瞻送信给臣。信中意思是因为奉皇帝诏旨，命臣为他已故父亲田承嗣撰写遗爱碑文，所以送来前述马匹、绢帛等以表达情意和馈赠。臣先前奉受恩旨，命令撰写碑文，到现在已经半年，最终仍未能编缀完成。实在因为劝善惩恶的道理，以忠义为先；褒贬的言辞，是《春秋》所重视的。爵位有可能侥幸取得，声名却不是靠虚诈和强力可以求得的。将要使遵循正轨的人畏惧昭明的法宪而不敢改变，使倚仗奸邪妄行的人顾念清议而知道羞耻。仲尼修订《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难道一定要用武力临压他们、用刑罚胁迫他们吗？褒贬如果明确，也足以辅助治理。田承嗣拥兵抗命，没有什么恶事不做，最终却逃过天诛，完整地归入土中。这是先朝感到惭愧悔恨的事，也是义士惋惜叹息的事。如今田绪还冒犯皇帝的威严，请求臣歌颂其父的遗爱；臣器量狭小，心中实在愤怒。错误地承受皇恩，充任台辅，既不能清除奸邪、匡正增益国家大业，又要粉饰他的惭愧之辞来赞美凶恶的德行，接受他重重的贿赂来助长贪婪的风气。感情上实在不安，事情本来也难以勉强。因此臣多次拿起笔，却不能措写言辞，便投下所持之笔，叹息着停止。由于承受圣上的教诲，姑且致力于怀柔，昨天见到田绪派来的人，臣也委婉地作了答复，只告诉他说：所撰写的碑颂，都是奉行圣上的德音；既然不是出于私人情意，就难以接受丰厚的馈赠。等稍有空闲，随后应当继续撰写完成。既然没有拒绝的话，料想也不至于产生疑虑阻隔。他送来的信，谨封缄进呈；所送的马匹和绢帛等，已让刘瞻立即领回，不敢不奏报。谨奏。请依照京兆府所请折纳的文状。京兆府先前奏报：本府所管地区遭虫害，豌豆全部损失，完全没有收成，请求根据数额折纳大豆。奉诏应当依从。度支随后奏称：按照当时的估价，豌豆每斗价格在七十以上，大豆每斗价格在三十以下。京兆府请求用大豆代替豌豆，希望命令根据估价计算钱数折纳，以免损害官府。寻求民间疾苦、救济灾害，是国家的良法。寻求民间疾苦在于知道他们的患难，救济灾害在于体恤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如今螟蜮造成灾害，豌豆全部损失；如果勘查复核不是虚假荒谬，地税本来就应当免征。依正道而行，大体就在这里。府司折纳来充足数额，已经是压低数额、顺势权宜；度支按照估价计算钱数，便是利用灾害谋取利益，所得没有多少，造成的伤害却实在很大。损害风俗来获取钱财，不能称为治理之道。况且豌豆这种东西，用处很小，旧例所支用的，只是充作牲畜饲料；按数额改给大豆，各司谁会说不对？按照价格多征，义理究竟在哪里？道理上没有依据，事情不能依从。希望依照前次诏令处置，不知是否可行。议论汴州驱逐刘士宁事情的文状。右件文书，希颜奉皇帝宣示的圣旨：刚刚收到李万荣的奏报，刘士宁因为外出游猎，三军将士于是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城，并发遣他前往朝廷。李万荣安抚军队和州府，如今已经安宁平静。卿等应当知悉。臣伏思刘士宁昏昧荒唐、暴虐傲慢，罪恶长期积累；圣上爱惜人民，久已含忍；如今亲信离散、众人叛离，正是自取逃亡，不劳军队便平定方镇。臣承受宣谕，欣喜庆贺实在深切。然而梁、宋之间地处要害，镇压齐、鲁，控制牵引江、淮；得到合适的人，便安定而强盛；失去合适的人，便危险而衰弱。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众人共同的意愿，李万荣总领军队，却并非朝廷诏旨，这也是安危强弱的关键。陛下应当审慎考虑。有时恐怕奏事的人只是苟且徇私，所拥护的将领妄自陈说形势，借机求取；过去任授不合适，多被这类人误导。即使内心没有欺诈，又怎能避免见识不足、不能通晓经略？同他们筹划商量，很少有不受挫失败的。如今军队和州府既已安定，足以从容处置，希望暂且选择一名朝臣驰往那里宣示慰劳，再延缓十多天，慢慢察看事情，见到实情后再谋划，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差错。等到臣到当面奏事的日期，再继续当面陈述；谨先写此文状报告圣上。谨奏。

译请不要授予李万荣汴州节度使职位的文状。右件，希颜奉宣圣旨：万荣任安抚使有功，听说也很忠义，深得众心。若再拖延下去，只恐事情不能稳妥。如今商议任命一位亲王充任节度使，暂且让万荣任知留后，节度使的制书便由朝廷直接发出。万荣必须改授官职，你们立即商议后进呈。臣性情懦弱顽钝，才艺见识空疏，承蒙陛下误加奖任，身居宰司待罪；事情关系国家安危，不敢默然不言。虽然亲自服事军旅、较量武力，料想自己实在不能胜任，但对于讲求武备、谋划战事，或许还有所见。大凡安排任用能否安定，取决于形势；授予职位能否成功，取决于人才。形势好比器物，关键在于放置的位置；放在险地就会倾覆，置于平地就能安稳。人才好比负重的人，关键在于所承担的任务；任务超过能力就会跌倒，任务与能力相称就能前行。所以，负重的人不能靠微弱低劣的力量取胜，大器也不能轻率地安置。有巨大力量而加给沉重负担，尚且害怕意外跌倒；选择了安全的地方放置大器，还担心难以防备倾覆。任用非其所能任用的人，置于非其所能安处的地位，却希望他不颠覆、不危险，本来就很困难。刘士宁凶恶残暴到了极点，为众人所不容。李万荣顺应人心，闭城拒绝并驱逐他，为国家除去祸害，也有值得嘉奖之处。确实应当连夜上报，请选择合适的节度将领。如今这份陈奏很有些张皇，只流露出邀功求取的心情，完全没有退让的礼节。根据这种鄙陋急躁的情状，与纯厚善良大不相同。又听说他本是滑州人，偏爱厚待本州将士，与他们关系亲密，才有三千人，其他各营的士兵已经很怨恨他了。由此看来，他偏狭乖僻，也不是将帅之才。况且靠胁迫君主而强行取得职位，是不忠；驱逐主帅而图谋取代其权力，是不义。犯了这两条，又加上没有将帅才能，一旦得志便骄横自满，不违背上级就算罢了，一旦违背就会失败；所谓违背，是犯上，所谓失败，是使军队溃败。这两者都是祸乱的根由，没有一样看得出可取之处。如今即使仓促加以宠命，只为满足他的贪求，委曲地表示要保全他，希望借此消除祸患；然而他行事傲慢无礼，所得到的职位又没有名分，放纵他就会使他更加反复猜疑，夺去职位又会使他失望而肆意作恶。善始善终的人尚且很少，何况开始就不善，却希望他能凭义行保全自己吗？又因为他曾经亲自蓄意谋划危害主将，等到居于众人之上，常常害怕被人图谋，必然会在部下军校之间制造许多猜疑阻隔的嫌隙，使上下互相猜忌离心，怎么能够长久安定？即使尚未触犯法纪、扰乱常道，也必然会丧失军队、逼近边境。所以，承接前任方镇之职，选择建立功业、具有才德而又不辜负委任的人，是有的；不凭才德授予职位，最终却能安定国家、坚守节操的人，从来没有。这就如同想把器物放稳，却不选择可以安放它的地势；想让负重的人完成任务，却不衡量他是否有能够完成的才干。处在不合适的位置，不失败还等什么？陛下若认为臣的说法迂阔，与军机不同，譬喻也不恰当，臣请求指明陈述事实。汴州、宋州一带，近代成败的事迹，都是陛下亲身经历、亲眼见过的，愿陛下把它作为殷鉴加以阅察。从前田神功镇守河南，统领汴宋、徐、泗、兖、郓、曹、濮八州之地，兵力粮食都充足，职贡也完备。左面肃清青、齐，右面镇抚滑、魏，南面控制淮、浙，北面辅佐荥、瀍，强盛得如同长城，不震动、不畏惧。这是因为把镇守安排在可以安定的地方，把职位授给能够完成任务的人，其所带来的好处，真可说大了。后来田神功入朝觐见，遇到重病没有回来，先皇帝表示哀悼眷念，优厚尊崇他，却因循便利而轻率任用。明知李神玉的才能不能胜任，还是排除众议最终授给他。此后统御没有方法，经略失去节制，权力落入豪强将领手中，势力分散于各城。祸乱一发生，内有叛乱，外有破败，把三军交给暴虐的主帅，使五郡陷入奸邪之人手中。转运物资所经过的道路，也屡屡受阻。这是因为把镇守安排在必然危险的地方，把职位授给必然失败的人，造成的败坏损伤也太严重了。近来刘元佐驱逐平定大奸，收复大梁，像这样镇守此地，已经将近十年。虽然不能勤劳自身、节省费用来安抚疲敝百姓，竭尽力量和诚意来发扬伟大功业，但还能够使号令出自自己，部属畏服威势，整顿军队，振作声威，远近都在谈论注目。并且他保全了军队，控制东方，仍然有所依靠。等到刘元佐去世，朝廷命吴凑代替他。李士宁凶恶顽劣，竟敢动辄对人怒目相向，平素不得众心，而且十分无能。只要缓上十天半月，他必然自行离心沮丧。根据时机加以控制驾驭，片刻之间就可以平定。陛下深念百姓，姑且务求宽容抚养，反而使奸徒得到计策，庸劣之人肆意发狂，只管说些丑恶凶厉的话，难道是心怀受任用、受安置的恩惠吗？运输道路几乎断绝，百姓更加受到残害。原本盛大的垣翰军队，竟全都染上了污浊的风气。追究造成祸患的根本，难道不是失误在苟且因循吗？如今如果又授予万荣节度使之职，那与李士宁有什么不同？凭借武力夺取职位，谁能说不是这样？靠胁迫取得任命，谁能说合乎名分？如果接受胁迫，就是不顺；如果答应任命，就是不诚。君臣之间势必产生嫌隙阻隔。与其等祸患滋长后图谋，不如在萌芽时将它断绝。忘却长远而乐于因循，本来就不是英明君主统治天下、谋划长远的办法。况且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义理教导人；既要教人侍奉君主，首先就要使人顺从长者，这样才能消除争夺的祸患，断绝窥伺觊觎之心。圣人之所以兴起敬重谦让的风气、使暴强者服从，是因为礼制通达而名分确定。假使李士宁作为将领，怠慢上级、虐待百姓，万荣怀有奉献国家的诚心，秉持嫉恶如仇的性情，抛弃他而违抗他，这可以；讨伐他、驱逐他，也可以；但谋害他的主帅而篡夺他的职位，就不可以。为什么呢？方镇大臣往往拥有专制的权力，若要给他加罪，谁会没有借口？如果让倾夺职位的人随即取代原任，凡是利益所在，人人都会各怀心思；这个祸源暗中滋长，灾祸必定难以挽救。这不只是助长长期动乱的办法，也是开启谋逆端绪的做法。四方诸侯，谁不会离心？得到一个人却丧失群帅，这有什么好处呢？何况这个人还未必能够保全，只是扰乱风教、滋生人心罢了。昨日被驱逐的李士宁，大概是仓促间发动的，各郡守将本来并没有共同谋划，一座城中的军士也没有统一心志，况且对待他们又不一致，安抚他们也不均平，即使党同帮助万荣，又能有多少人？他们还各自估量成败的形势，在逆顺的名义之间徘徊，怎么肯舍弃生命与他一同作恶？如今之所以还没有立即发生变化，都是因为被万荣诱惑，许诺给他们赏赐、货财，并且暂时相互服从，等待朝廷采取防备措施。陛下只要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位和善、仁惠、宽厚而机敏，平素为军队所爱戴信任的人，任命为节度使；再下达优厚诏书慰劳那支军队，嘉奖万荣安抚平定之功，另加宠任；褒奖将士和睦相处的义举，厚重赏赐资财行装，使众人知道可以保全安定，人人都怀念恩惠，除了这样帮助乱事，还能再求什么呢？

译推究其中的大情形，道理必然是归于安宁。万荣即使想要跋扈，又能有什么作为？三军既然已经自行离心，各城又不肯援助他；因为他逼迫驱逐主将，各道必然又会憎恶嫌弃他，近处没有亲近的人，远方没有援助的人，不劳天子讨伐，他也必然自行灭亡。陛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却要接受他的胁迫请求呢？臣虽然懦弱怯惧，私下仍有不安。昨日因希颜奉宣防制而返回，已经与赵憬等一同附在口头奏报中反复陈说，只是考虑到其中可能多有遗漏，臣又通宵详细思考，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禁不住满怀愚诚恳切之意，谨再秘密上奏。倘蒙圣明察纳，臣便与赵憬等商议应当处置的事项，列成条目上奏。如果以后事情有差错，臣愿接受败事失策之罪。谨奏。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纳税草、买草之事状。度支上奏说，因为本年度征收的税草不够支用，各地买草所得又少，所以每到秋夏两季，常有欠缺，请令京兆府折纳今年秋税所应买的草一千万束，立即让百姓送入城中缴纳，每束另加车脚费和折钱二十五文。这样既有利于贫苦百姓，又能补济公用。希颜奉宣圣旨：应当依从。臣等私下认为，处理政事最看重常规，顺应民情尤其重视改制。改革如果尚且适当，仍恐怕不能取信于人；轻易变动更是不合适，怎么会没有扰乱呢？臣等每次承受圣上诏令，常常把百姓当作忧虑。明知事情不可实行，怎么敢沉默而不陈述？每年储蓄草料，主管部门素来有固定规制；计算税草不足，就立即开场买草。既给出优厚价格，又赶上农收时节，人人乐于输纳，事情并不劳扰。陛下回想往年，难道曾有因为草料不足而上达圣上忧虑的事情吗？延龄想要夸耀自己的才能，大为破坏旧制，只求收取经费来资助获取盈余的功绩，于是使储备空虚，支用计划减少，马厩牧场告急，屡次烦扰圣听。去年已经如此，今年夏天尤其严重，这正是不遵守旧制的过错。旧制有什么妨害，为什么要改变它？臣等谨慎查核京兆府应征的地税草数，每年不过三百万束；其中除留下供各县馆驿和镇军使用的以外，应当送入城中缴纳的只有二百三十万束。百姓搬运已经十分艰辛，常常逼近春耕时节，才勉强能够完成。如今如果再征收一千万束，还要一并送入城中，就是在一年之间征收三年的税草。计算所增加的车脚费用，又是平常的四倍；百姓物力有限，而索取没有限度，造成骚扰怨恨，是毫无疑问的。京畿腹地尚且如此，四方又怎能仰赖朝廷？假使正逢丰收，家家富足，有草可交，有车可载，但往返道路，按理也要拖延经历数月甚至一年；牛荒废耕犁，人妨碍播种，春耕既然耽误，秋收又怎能按期到来？何况百姓之间贫富不等，收获时丰歉也不相同。如今忽然一并征用车牛，雇车的佣钱必然飞涨；同时征收税草，买草的价格也必然加倍。这就使豪富之人乘着急迫的政令谋取利益，使贫困之人因暴虐征敛而毁掉家产，并不是所谓均平节制财物、准平赋税法度的办法。臣等又查考度支和京兆府近来雇车的估价及每车所载数量，大概每车装载一百二束，每一里给佣钱三十五文，每一百束另应缴纳二束作为损耗。如今京畿各县，近的距城七八十里，远的将近二百里；假设远近互相折中，统一按一百里计算，那么雇车装载一百束草，完全依照官府平常的估价，仍需用钱三千五百文。也就是说，一束草只计算搬运费用，已经相当于三十五文；买草的原价，还要另加一半。可是度支竟然不加计算，自己另立古制，径直凭胸中主观估量，把限额定为二十五文。若说是加征，便是废坏法度；若说是和市，便是名实相反。假如批准这份奏请，别人将怎样看待朝廷？难道不如由官府自行设置市场，随时收购更方便吗？如果想少买，就把估价定得公平，以节省费用；如果想多买，就提高价格，以招来卖草的人。买卖既然公平，贫富都便利；有余草的人会趋向增加收益、容易出售的利益，不足的人也免去辗转求购、承担高价租赁的费用。这与强行征收相比，本来就不是同一回事。幸好有旧制，完全可以遵行，何必舍弃容易的而去做困难的，抛弃有利的而从事有害的呢？臣实在昏昧迟钝，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适宜之处。伏望诫敕度支，令其依照旧例买草。过去既然有固定的供应制度，以后便不得缺供；稍微严明防范，使他们知道畏惧，妄自创制而不施行，每年的计算便一定能够避免过失。陛下若认为军队和马厩中的马畜逐渐增多，度支所经营的草料只够供应当年，或许担心水旱等意外，还须另行储积以备不时之需；如今正逢丰年，也正是储备的时候，但只须用适当办法收敛，不应摊派征配而造成扰乱。若度支与延龄一同买草，他必然又推辞困难，必须加以区分，使两方面都能得到补济。希望委托京兆尹办理，另行买草五百万束，以充作储备。所买的草，应当随着需要和便利，由官府自行设置市场，每个市场都储备钱财，随即支付价格；在时价之外，再稍微优厚一些。交易往来完全依照市场利益，不要让官吏在道路上催促驱赶、拦截邀取；只要不压制百姓，他们自然会趋利而来。买草的价格，应当从年度支用后留在府库的钱数中拨给；没有用尽的，作为储备。每买满十万束，便上报一次，然后使用府司的驿递车牛，再另行雇脚夫补充，转运到各个市场，搬送到苑中缴纳。倘蒙圣上察纳准许，臣便依此宣布施行。这样既免除扰民，又不增加费用，还能资助储蓄，足以防御灾害。度支谨守固定规制，也自然不会缺少日常供应。臣等共同商议，认为这样做合宜，谨记录上奏，恭听圣旨。论左降官依照赦令应当酌情移任之事状。右件，被贬谪的官员都在偏远地方；有的迫近衰老，回望故乡而思归，有的困于瘴疠之地，心中翘首盼望迁徙。既然有关恩泽，允许酌情移任，他们企盼跃跃的心情，远远想来也是可以明白的。如果按照主管部门的旧例，必须等待州府录名申报，逐一查问检寻，动辄超过一年。这向上违背抚恤宽宥的诏意，向下损害百姓庆幸蒙恩的心情。臣等商议，恐怕必须加以整顿改革。希望命令主管部门依据贞元六年恩赦，查验已经量移和尚未量移的官员，以及贞元六年恩赦以后被贬降的官员等；除去已经迁改或死亡的以外，详细列出姓名、官衔、贬责事由和年月，迅速报送中书门下。不必再等待州府申请。臣等根据主管部门报到的材料，便立即拟定进呈，争取不出一年，使他们全部沾受恩泽。未审是否可行，谨录奏闻，恭听圣旨。

译再次奏请酌情移任官员状。右件，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法令典章以德为先、以刑为后；刑法所居后，所以判决罪责不得通过驿站急速传下。恩德所居先，所以赦书规定每日以五百里为行程。实在是因为圣王的心意务求弘扬庆贺恩惠，施行刑罚要迟缓慎重，而施恩赦免则要迅速踊跃。不在典法之外增加刑罚，不在德令之内减损恩恩，那么受责罚的人不会产生怨恨，承受宽免的人都会想着自我更新。所谓施威便使人畏惧受惩，施恩宽宥便使人感动；惩罚是为了达到治理，感化是为了达到和谐；达到治理，便能树立尊严，达到和谐，便能使人爱戴。作为百姓的父母，必须兼而实行。陛下的德行与上天相配，恩泽流布下土。近来因郊祀，普遍降下洪大恩惠，凡是被贬责的人，都允许酌情移任到较近的地方。臣等有幸担任辅弼，职责在于宣布施行，随即详细上奏，请求立即拟定进呈。圣心专一，务求均平齐整，命令等待主管部门查寻有关事例，统一分类处理。被贬降官员中，有的罪行并非不可弃置，才干又值得甄别，也允许另行具状商议，不拘泥常例而加以奖用。臣等根据主管部门查验的结果，将被贬官员及流人送来的名册，共拟定酌情移任和另行起用的意见，分为三状。上月十二日封进，其中流人量移状已经蒙圣旨盖印发下，其余两状至今还没有奉到圣旨。臣私下想到，赦书宣布至今将近半年；如果再拖延，恐怕违背事情的体统。又有各州刺史和台省官员等接连发生变故，空缺很多。圣上的明察精于选求，至今仍常常不能充备。以过失掩盖德行，是古人所不取的；录用有过失的人而不计其瑕疵，确实合乎圣上的造化。愿陛下扩大包容弘大的美德，或许可以增加诱导扶助人才的途径。谨奉此状陈奏，恭听圣旨。第三次进呈请求酌情移任官员状。右件，希颜奉宣圣旨：按照旧例，被贬降官员每次依据恩赦酌情移任，不过三百里、五百里；这次拟议的移任似乎稍微超越旧例，而且多是靠近军队驻地和交通要道的州县，事情不够稳妥，应当再行商议。臣私下认为，刑罚应当从轻，赦免应当从重，这样才能彰明仁恕之道，扩大德泽之恩。地位尊贵的人施恩不能不厚重，言辞重大的人实际内容不能不丰厚。地位尊贵而恩惠轻薄，体制便不合宜；言辞重大而实际恩惠少，便会使人失望。陛下亲自实行盛大礼仪，发布恩德诏令，想到贬居荒远之地的人，哀怜被负累而沉沦弃置的人，使他们迁往较近的地方，这才与新恩相合。赦令刚刚施行时，家人亲属都互相庆贺，恩惠已经很深，言辞也已经很重大。臣私下料想，那些被驱逐到偏远困苦之地的人，欣喜听闻恩泽降临，必定会倾破家产来装饰行装，计算日期等待休命。如今时间拖延，又经过半年，假如所迁任的官职仍与原来的任所相邻，臣私下恐怕会违背陛下垂怜的心意，损害制书施行庆恩的恩德。口头上的恩惠很重而实际上的事实很轻，这不是用来发扬宏大的恩典、布施重大信用的办法。谨按以往的格令，被贬降的官员如果不是原有敕令规定长期任职的，每到考核期满就报请主管部门，衡量其原有资历，随即为他改定叙用。即使有的还没有升迁，也应当任其归还。到了开元末年，李林甫牢固掌握权力，专横放肆。凡是被他斥退贬黜的人，大多并非有罪；他担心这些人回来或重新申诉冤屈，于是上奏说，被贬官员考核期满而尚未另行改任的，暂且发给俸禄，不要立即停止。表面上是优待怜恤，实际上是想把他们羁留控制。从此以后，便成为固定规制，一经贬官就等同于永远流放，回望故乡，永远没有归期。即使遇到非常恩典，允许他们由远处移到近处，名义上虽说改任，也不能离开偏僻荒远之地；有的由西往东，有的由大州调到小州，当时俗语称为“横移”。这种做法逐渐助长猜忌刻薄的风气，积累而成为天宝之乱，辗转流弊直到今天，天下人都以此法为苦，认为它严苛却无法改变。遵循旧典的人，实在是因为猜疑嫌忌的考虑容易惑乱君主的心意，他们以为受责罚的人都怀有幸灾乐祸之心，既然已经贬黜，便想加以防范。所以表面上的高论是痛恨嫉妒李林甫的阴险邪恶，

译暗中却习惯实行李林甫的弊法。奸邪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被贬官员永远断绝归还之路，酌情移任也不能离开偏远之地，大概都是奸臣的诡计，绝不是国家的典章旧制。况且贬黜之中，情状各不相同，所犯有轻有重，所受责罚有浅有深，本来不能一概视为邪曲反叛，都必须分别考虑。王者的道理，是以诚信对待人；可以有责怒，却不应有猜嫌，可以有惩戒阻止，却不应有怨恨嫉妒。斥退远离，是为了警戒其不恭谨；甄别宽恕，是为了勉励其自我更新。不加警戒，过失就会逐渐发展到必须施用威刑；不加勉励，就会再次受到贬削。即使屡次进退，也不是因为爱憎而施行法令，而是暂且使其左迁，考虑其才干，逐渐加以进叙。人们知道将来还会被起用，谁不会更加修养自己？又何必担忧他扰乱常道，何必担心他积蓄怨恨？如果因为他被贬黜，就说奸邪凶恶之人应当永远处在防范禁制之中，长期遵循摈弃不用的惯例，那么悔过的人便没有办法自我补救，蕴藏才干的人最终也不能得到伸展。凡人的情感，困窘到极点就会想着改变；怀着凄苦而贪求动乱，有时正是由此产生。即使说他们未必能造成什么祸患，也足以感伤和气；这难道不是帝王开怀包容、含垢纳污的大体，圣贤诱导人改过向善的良策吗？臣等昨日进呈拟议时并非没有精细审慎，既审察事情的适宜与否，又考寻旧例，参照求取折中，同时务求齐平。大致所拟定的官员，都移往近处一条道的郡县，比旧任稍微优厚；官资次序按照原有本衔进升，并没有降级，也没有超越。那些多次经历迁改、已经到了关畿的，只增加大州的常秩。所希望的是人人都能受到恩赐，施行不失公平，上面符合宏大恩典，下面满足长期盼望；这样只是使人才各得其所，实在算不上过分优厚。如今如果把移任限制在三百里、五百里以内，就会出现改换职任而疆域仍未离开本道，迁居之后风土反而比旧州更差，徒然增加搬家劳苦，反而增添迁徙与充配的扰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五百里〕 况且如今各郡府多有军兵驻扎，所在边疆很少没有馆驿；符合量移条件的，大约有二百人左右。道路方面必须区分路程的远近，州县方面也要比较等级的高低。如果一定要选择不在交通要道、又不靠近军队的地方，恐怕会使类别次序失当，任用配置偏颇，向人显示疑虑，体制也不够弘大。恭请圣上再加裁定审察。所拟官员的奏状并未敢擅自改动，谨慎重封进呈，恭听圣旨。请边城储备米粟等事状。右件，军队驻扎之处，粮食最为紧急。如果没有储蓄，就是放弃边疆。自古以来败乱的原因，多是因为粮饷不足。臣身负国家职责，理应分担忧患而上奏，请求减少河运脚钱，用来充作军镇买粮的费用。幸蒙圣恩允许，又恰逢连续几年丰收，两年之内，防守边境的各军合计买得米粟一百八十余万石。依照元和诏敕，分别委托本道节度使及监军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共同办理查验收纳，仍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因为城守粮食缺绝，或奉有其他诏敕处分，否则不得擅自使用。如果能够坚守这一制度，有所使用便立即补足，那么边城就可以储备十五万人一年的粮食，作为紧急困难时的储备，永远不会悬缺断绝，足以巩固军心。去年修筑五原，大规模兴动军队，主管部门素来没有预先准备，临到事情发生，支用计划缺乏，于是运送军需全靠借用这些粮食，才使军队得以出发集结。事情过去之后，依照诏敕应当补还，直到如今已经两年，竟然还没有拨付补充。再加上各镇军粮，按例都常有缺供；等到告急上报，圣上听闻并下达诏令，下面紧迫请求，又要借用储备粮来充作将士的月粮。既然一味废坏制度，又没有惭愧畏惧之心，储备还能够不竭尽多少呢？栽种树木极其困难，毁坏拔除却很容易，古人曾以种杨树作比喻，难道不值得为此叹息惋惜吗？何况水旱灾害流行，本来就应当有所准备；戎狄成为祸患，怎么能不加以防备？想要安定边疆，首先应当积储粮食。如今正值丰年，却反而耗尽积蓄的资财，供给朝夕的支用，假如遇到灾难，

译又将怎么办？唯愿陛下详细思考日后的谋划，不要留下将来后悔的事情，这是臣的愿望，也是边疆的幸运。臣不胜区区忧患之意，谨冒昧上奏。谨奏。

译《翰苑集》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二十一，唐陆贽撰，《中书奏议》【五】。《论裴延龄奸蠹书》一首。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叩头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被任用或舍弃，国家的否泰，也总是由此决定。君子的道义增长，小人的道义消退，于是上下相交，万物通达，这就是所谓泰卦。小人的道义增长，君子的道义消退，于是上下不相交，万物不通达，这就是所谓否卦。小人对于遮蔽君主的明察、损害时世的道理，就像眼睛里有翳子，耳朵里有堵塞，嘉谷中有蟊虫，栋梁中有蛀虫。翳子进入离娄的眼睛，天地四方的位置就分辨不清了；堵塞进入师旷的耳朵，雷霆、苍蝇、蚊虫的声音就无法辨别了。即使有后稷那样的农事才能，禾苗容易长满田畴，但蟊虫伤害了根部，就会零落枯萎而不能生长；即使有公输般那样的巧技，楼台筑成九层，但蛀虫蛀空内部，就会坍塌折断而不能支撑。因此，古代圣贤立言垂训，必定恳切周详地把小人作为戒惧对象，难道是有意仇视并阻挠他们吗？实在是因为小人会遮蔽君主的明察，损害时世的道理，是祸患的根源，广泛伤害善人的嫌隙太深，所以有国家有家室的君主不得不除去他们。《周易》中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尚书》中说：“除去恶人务必从根本做起，去除邪恶不可迟疑。”《毛诗》中说：“不要放纵诡诈苟且之徒，要谨慎防范没有善德的人。竟然这样聚敛苛取，收集怨恨还把它当作美德。盗贼般的谗言非常甜美，动乱便由此滋长。防范他人反而走到极端，彼此扰乱四方国家。”《论语》中说：“憎恶那种以花言巧语覆亡国家的人。”《春秋》中说：“聚敛财物而积累财富，不知止境；毁弃信用，废除忠诚；大力粉饰恶言；安置谗毁、任用庸劣反复之人；接受谗言，搜求邪恶，天下人称之为四凶。”《礼记》中说：“小人行险而求侥幸；使国家成长壮大却专门致力于财用的人，一定是从小人开始的。让小人治理国家，灾害便一同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臣近来因读书，常常为这类人愤怒，没有料到在圣明时代，亲眼看见这样的人。户部侍郎裴延龄，性情邪僻，行为险恶，言语尖利，心怀猜忌，虚妄矫饰而毫无疑惧，败坏混乱而不知羞耻；把聚敛财物作为长久策略，把诡妄作为高明谋略，把苛刻聚敛、收取怨恨说成不顾自身，把安置谗毁、接受谗言说成竭尽忠节。他把典籍所厌恶的事情总括起来当作智术，把圣哲所告诫的事情冒犯实行而自认为才能，可以说是尧代的共工、鲁国的少卯。伏惟陛下具备放勋、文王、思王那样的德行，能够鉴察他所谓正在聚集、陈列功劳的做法；具备仲尼天纵的明察，能够辨别他顺从错误、坚守虚伪的行为。这样天子的讨伐便会取得成效，圣人的教化也必然得到信任，小的退去，大的到来，谁会不欣喜庆幸！考察他的奸邪祸害，日益增长、月月滋长；那些阴暗隐秘的事情本来还没有全部显露，已经败露的事情也难以一一列举，现在请求大略举出几件。列举几件，是为了说明欺罔圣上的大端，都是明显的事情，不是隐微难查的，都可以复核验证。陛下如果认为臣在诬陷他，那么确实应当赶紧为他辨明；陛下如果知道他确实不善，又怎么可以曲意加以包容掩饰？希望选择左右亲信，并与满朝公卿一起，根据臣所说的话查阅核实这些事情。假如延龄罪恶确实没有事实，那么臣的奏议就是诬告，应当依典刑治罪，以制止虚妄，使四海都以朝廷的法理为准则，使万民都仰戴陛下的明察。这里面的得失关系重大，不应再有疑虑；如果不早加辨明，最终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前一年秋天，首班宏去世，特地下诏命延龄接管国家赋税。几个月之内，他急于夸耀功效，上奏说查获隐匿欺骗的钱财二十万贯，请求储藏在别库，作为盈余财物，供皇帝使用，永远不会匮乏。陛下欣然相信并接受了，因此认为委任得到了合适的人。既然依赖盈余财物，便逐渐扩大心中所欲兴作的事情，工程越来越多，宣索也逐渐增加。延龄只想兑现先前的话，又迎合圣上的旨意，不敢报告缺乏，也不敢推辞困难。既然查获之说是虚假的，便没有东西可以奉命供应，一切供办都承受严厉约束。只要赶得上期限，便搜求市场上的货物，强行夺取进献；追捕工匠夫役，逼迫威胁他们来完成工程。以奉敕索取为名，却不给足价钱；以和雇为名，却不支付佣钱。京城之中，店铺因此白天都关门；兴役的地方，各种工匠几乎如同囚徒。聚集咒骂，结成群体，拦路申诉，路上到处都是。掌管纲纪的人不敢追问，巡察的人不敢发言。偶尔有人追问发言，反而被说成结党邪恶、羞辱正直。天子车驾所在的京城，喧闹之声沸腾；四方观察朝廷，将以什么为准则？上面动荡君心，下面收聚民怨，欺骗上天、陷害君主，远近都感到危惧。这是他的重大罪行之一。总掌国家费用的，是度支；收支货财，是太府的职掌。凡是太府收支，都依据度支的文书符验。太府凭符文执行，度支凭据案察验复核，彼此相互制约，以断绝奸欺。收支的数额，每十天申报一次；现有的数额，每月计算上奏一次。都经过度支勾稽复核，又有御史临场监督，十日接续一次，月月相承，明白得如同看手指，端正得如同贯串的珠子。财物数量多少，不可能容许隐瞒遗漏。延龄一心施行邪曲谄媚，公然进行诬陷欺骗，于是上奏说：“左藏库司有许多财物遗失，近来因检阅而设置簿籍，竟在粪土之中收得银十三万两，绢帛和杂货一百多万，都是文簿脱漏遗失、已经当作废弃物的东西；如今收获的便是盈余，全部应当移入杂库，以供其他诏令支用。”当时特意宣下圣旨，全部依照他的奏请施行。太府少卿韦少华抗表上陈，坚决不承认这种说法，明确说每月申报的数目都包括在现有财物之中，请求下令推究查寻，以足以验证其中的奸计。两司既然互相争辩坚持，按理必须辨别审问是非。臣等把情况全部上奏，请求命三司详细复核。如果左藏库确有遗漏而非虚妄隐匿，本来应当依法抵罪；如果度支举奏的是虚假诬陷欺骗，也应当治罪。陛下既不允许派三司审问，也不命令查验奏报、辨明是非。度支说太府隐匿遗漏极多，而韦少华所任官职依旧；太府说度支奸欺严重，而延龄所受信任不变。曲直两边都保留，法度完全松弛。把库中本来已有的财物说成收获之功，把常规赋税财物说成盈余费用，欺罔皇上而毫无畏惧，向众人显示无所惭愧。这是他的又一项重大罪行。

译国家的府库，是用来安置货财物品的；应当收入官府的便纳入其中，应当供给使用的便从其中支出。收入的没有不是合法之财，支出的没有不是正当之用，坦荡明白，有什么曲私可言？可是延龄险诈狡猾，推销奸邪诡计，在左藏库中求取媚悦，分立六库的名目，意图另行储藏盈余，以供君主的私欲。他竟不知道王者的体制，是以天下为家；国家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不足，才由国家资助。在国家是官物，在百姓是私财，所谓盈余，为什么还要另行储藏？这必然是用巧诈手段转移官物，用暴虐法令苛刻征敛私财；除了这两条路，他还能从哪里取得？陛下正致力于崇信他，不加以查验裁断，延龄既然倚仗宠信，便更加放肆，于是记录长期积欠的数目，妄称查获奸赃，总计钱八百余万缗。听他说，利益虽然很大；考察事实，虚妄却显然可见。有的是被水火漂毁焚烧，有的是因旱涝损坏，有的是因兵乱散失，有的是遭遇寇贼抢夺，有的是依法免征，有的是经过防御事务而应当放免，有的是人户逃亡、无处追寻，有的是掌管纲运的人被拘禁，不能缴纳，有的是没收的店铺住宅年久毁坏，有的是收获的舟船年深破坏，大体都属于这些情况，难以一一说尽。属于百姓的，都已经没有可以征收的依据；属于官府的，也都不适合再拿来出售，只是保留名额，空挂在簿籍上。大体说来，主管钱粮的部门都以财物减少为耻，所以相互沿袭累积，不肯清除。每当计算上奏时，常常把这些数目充作现存数目。延龄假称查获，便请求征收，扩大谋利的门路，诱使圣上听信，给方岳长官留下讥笑，也给百姓招来忧愁怨恨。这样经过多年，竟然一无所得；他的疏漏妄诞，也真是危险极了。陛下姑且想要保全他，竟然没有加以诘问，延龄以为自己能够蒙蔽惑乱圣听，便不再害怕思虑。奸邪的威势已经在四方受挫，他的奸佞姿态又在内府中施行；于是践踏官属，颠倒财物，东挪西移，便说成考核功绩，把这处的东西拿去适应那处，便称为盈余，愚弄朝廷，和儿戏没有两样。各州输送布帛，度支不致力于公平平准，压低市人的价格，以低于公估的价格折算；计算折价数目，又另外向下征收，使疲敝百姓更加困苦，辗转流亡。这既显出残忍伤害，又表明不讲信用。等到把布帛支送边州、用来买粮时，却在原价之外按例增加一倍有余。布帛本身并没有贵贱不同，却一方面剥削征收，另一方面又加价支出；在下征时以折估为名，强行摊配伤害百姓，在支出时又以高估为利，事情多相矛盾，使人心彼此惊骇。偏远边地的农夫，痛苦愤恨深入骨髓；下层土地上的编户百姓，冤屈呼号直达苍天。可是延龄把冒险取得、压低折价说成忠于公事，把侥幸获得、抬高价格说成多余利益。所谓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货，和割裂肢体来满足口腹有什么不同呢？他完全没有醒悟：肢体已经分裂，嘴还能怎样进食；人心已经离散，财物又怎么能够保全？这是他的又一项重大罪行。平原是远方重镇，扼制蕃戎；五原是交通要冲，控制灵州、夏州一带。铲除丛生的荒草，剪除驱逐豺狼，艰难修缮完备，功力才刚刚完成。土地仍然遥远隔绝，形势很是孤立危险。新近集结的军队，心志还没有稳固，尤其需要资助抚恤，使他们逐渐安居。朝廷屡次敕令度支储备军粮，常使平原有一年的积蓄，盐州有半年的储备，循环转运，不得缺少规定数额。近来两镇告急，都说粮食已经断绝。陛下召见延龄，命他到中书省，派希颜奉宣圣旨质问。延龄明确说馈饷没有断绝，储蓄非常多，从年初以来一定没有缺乏。希颜怕他互相推诿，要求他写成状文自行陈述，状文也这样说，完全没有疑惧。陛下看了他的奏状，反而认为军吏不诚，于是派中官骑马赶去查验复核。道路上没有转运物资的迹象，军城中没有十天的储粮，将士嗷嗷待哺，几乎不能守住。竟有这样的颠沛困苦，竟有这样的欺骗蒙蔽。查验既已明白，他所受的恩宠劳遇却没有改变；这种蛊惑媚上的行为，实在是历代少有听闻。这是他的又一项重大罪行。国家的宪法制度，由尚书省负责掌管。职位列在诸郎之中，犹如对应天上的星辰；任居六部事务，代行上天的职能。对内总领百官，对外施行教化于各郡。举措关系百姓的性命，得失关系治乱的根源，作为人的规范仪表，怎么可以轻率对待？从来没有高官放纵懈怠却能使群吏服从，也没有朝廷典章衰败却想禁止天下暴慢的。正因为如此，天宝将尽之时，杨国忠担任吏部尚书，急于在私宅召集选士进行铨选，果然给了叛逆之徒以借口。史书写下这件事，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而延龄放纵情欲、扰乱纲纪，又超过杨国忠。他懒于早起，多次缺失入朝的礼仪；顺从自己的鄙陋习惯，大大破坏尚书省官署的仪制；把郎官曹司迁到乡里，在私宅处理公事；吃尽宫廷厨房的美食，街道上到处都是拿着文书簿册的人。又有各部官员前来参见辞谢，四方上奏请求裁决处理，依靠他的判署决定去留，等待他的指示。延龄有时聚集宾客大肆夸耀，不让他们陈述事情；有时纵情饮酒、凭借愤怒行事，没人敢进言。甚至有人因事情急迫前来，超过十天还没有得到省察；已经缴纳之后，过了几个月仍不能归还。物资钱粮因长期积压而耗尽，筋骨力量也因早朝会集而困乏。早晨赶来，傍晚散去，成百上千的人聚在一起，乡里喧闹，常常就像集市一样。街巷排列着屠宰、沽酒的店铺，城邑住处变成了迎来送往的旅舍。离开任所而怠慢官事，残害百姓而败坏法令，考察古今，极少有能与之相比的。这又是罪行中的大罪。总管财赋，号称事务繁多，自然必须彻底了解变通之道，能够审度轻重；大事不失体统，小事能析察细微，以公平调剂，以勤勉严肃来治理。近处没有积压的事务，远方没有堵塞的情意，纲纪条文之下没有混乱的禁防，明察照临之内没有隐匿的事情，然后才能使百姓不困苦而公家用度充足，不必严厉施威而奸吏受到惩处。假如做不到这些，就不是称职。何况延龄本来就是性情偏僻乖戾的人，又加上狂躁自满，既昏昧又骄傲，事情怎么能够治理好？于是把国家的大计交给了胥吏中的末流之人。应当发给的物资，不送贿赂就不给；应当征收的赋税，收受贿赂便放纵免除。纪纲大为败坏，货赂公然流行。假如掌握这种牟利的权力，实际上就是窃取国家的权柄。近来度支的小吏，多次被府县捉拿惩办，审问他们的奸诈贪赃之事，没有不狼藉不堪的。他们串通勾结，动不动就牵连节度将领，私下交结也绝不止于馈送苞苴。威权恩福暗中转移，竟到了这种地步，职司失去秩序，自然也可以知道了。这又是罪行中的大罪。

译移风易俗的大事，以礼让为先；实行礼让，又以朝廷为首。朝廷是天下各方所尊奉仰望的地方，是群臣士人的楷模；人们看见而仿效它，必然会把其中的表现扩大。因此，朝廷崇尚礼仪，民俗就会崇尚敬恭；朝廷尊重谦让，世俗就会以贪婪争竞为可耻。朝廷如果有失去容态的轻慢，凌辱暴虐的弊病就会传播到民间；朝廷如果有变色争执，攻伐争斗的祸患就会流传到下层。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选拔任用贤德之人做公卿，使天下人都仰望他们，不必教谕就能受到感化。从前周朝正盛时，贤士充满朝廷，当时没有相互争斗，因此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所以《诗经》说：谨慎你的言语，敬重你的威仪，没有什么不是柔和美善的。又说：来到这里和乐融融，到达这里庄重肃敬；诸位公卿相互协助，天子安详肃穆。意思是群臣共同侍奉君上，既恭敬又和睦，言语行动没有不善的。周朝的德政衰败以后，小人居于职位，专门相互侵凌侮辱，以至走向危亡，所以《诗经》说：正当你们的恶行兴盛之时，看一看你们的长矛吧。又说：既然暗中欺凌你，你反过来对我恐吓。又说：冷酷地说不可以，背过身去又肆意辱骂。意思是小人得志，凭借恶意和愤怒，放纵他们的凶暴之心，互相辱骂攻击。陛下勤勉地修明礼仪制度，以安定四方；慎重地选用众官，以端正各种法度。在朝廷内部选用贤臣，使他们成为股肱和耳目；在外部选用贤臣，使他们成为屏障、栋梁和藩篱。众贤济济，人人敬仰最高的教化，希望能够彼此感化、相互率领，逐渐达到大和。然而度支倚仗宠幸作威作福，凭恃权力放纵暴虐，侵害削夺军镇，导致资粮匮乏。将帅每每让人申诉辩论，延龄总是加以毁谤，有时指责他们暗中偷盗，有时诽谤揭发他们的隐私，有时数说他们出身卑贱微末，有时猜测他们心志邪恶悖逆。言辞全都丑陋猥亵，事情也都加以诬陷。普通人受到凌辱，尚且有时会因此生出祸患，何况这些将帅一向受到委任礼遇，多有显著功勋。即使他们有超越本分的索取，也只应当依据事理裁处。只要处理得当，谁敢不服从？怎么可以当着偏将副将的面，任意侵凌羞辱，使他们在部下那里惭愧，在朝廷面前愤恨羞耻？祸从口出，实在不是小事。这是为国家聚集祸端，确实由此人造成的。他又残害各部门官员，希望他们出现过失败坏，蔑视那些常典制度，放纵凶暴的心意，气势压倒同列，把郎官吏员当作奴仆蓄养。有人行事合乎正道而不肯屈服，违背其意、坚守职守而不肯依从，遭到他的诋毁呵斥，事情便更加严重。有时侮辱牵连祖父，有时毁谤涉及家门，这些都是名教所不能忍听、记述所不能承受的。他构陷别人的手段，也再三变化，所以故意显示凶威，使人恐惧忌惮。人的狂妄险恶，竟到了这种地步。上面损害了大道，下面煽动了流俗；在礼义之府中发出咆哮，在清明的朝廷上进行蔑视污辱。这又是罪行中的大罪。度支旧日管理三千多头牛驴、八百多辆车，循环往来运输负载，供给边军。既然有轮番递送的制度，便永远不会有摊派征调的骚扰。延龄只图眼前功效，不谋长远规划，废弃修缮，削减饲草料，车辆破损、牲畜损耗，几乎没有剩余。每当需要运输军用物资，就命令府县出差雇用。有人突然接到另外的防务，必须赶赴紧急期限，于是就在街市之间掳夺公私各种牲畜，横行得很厉害，耗费损失尤其多。官吏因此滋生奸弊，百姓不堪其命。削减的部分就上奏说成节省，耗费的部分却隐瞒不报。毁坏实际而追求虚名，大多就是这一类情形。度支应当供应宫内以及各司使所需的饲草、藁草、薪柴、炭等物，除税收来的草料外，其余全都购买供应。因为常常需要大量储备，旧例每到秋收以后、冬季收贮时，便分散到各个场所，随地交易购买，不强行抬高价格，同时资助贫民，公私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延龄把旧制度全部毁弃，只是粉饰奸情，立即计算草料薪柴的价钱，把它说成节省；到了春夏之间，剩下的利益耗尽，藁秸已经用完，连绵雨水之中，砍柴拾薪也接不上。军队马厩停止供应铡碎草料，官府厨房等待着无柴可烧，缺乏的报告频频传到圣上耳中，征调催促的文书在各省署之间络绎不绝。这样艰难曲折地寻求购买，哪里还有时间核算数量？糜费损失官钱，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车辆困顿，处境狼狈，竟渐渐成为常态。这些情形，都是圣明所能照见的，也是深知物情的人所深为惊骇的；事情的乖谬，触及哪一方面都是如此。我愚昧地认为，像这一类事情，不过是每年耗费国家百万缗钱，以及处理方式不合适罢了。它们所造成的罪恶，还不足以倾覆国家。事情真正值得忧虑的地方不在这里，所以不再详细列举，以免烦劳圣上阅听。至于他矫饰欺诈的情状、诬陷防范的言辞，遇到事情就立即施行，话到嘴边就随即说出，没有一天不存在，没有一时不发生。如果不是情状特别明显、足以招致祸患的事情，又很难全部陈述。延龄有七项欺诈虚伪、扰乱国家的罪行，再加上损耗废弃、造成缺失，愚者智者都知道，士人百姓共同愤怒。凭陛下英明的鉴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脱真相，本来不是延龄所能蒙蔽损害的，却没有人加以辨明。也许圣上误以为，他极易招来疾病和怨恨，便认为他孤高贞正，可以托付腹心；因为他喜欢进献谗言谀词，便认为他竭尽忠诚，可以充当耳目；因为他放纵暴虐而无所畏惧，便认为他刚强正直，可以肃清奸诈欺骗；因为他大言不惭而毫不迟疑，便认为他有智慧才能，可以使财用丰足。圣上将要排除众人的议论而收纳他独自行事，给予特殊宠遇，希望他取得大成。假如陛下确有这个打算，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统治天下的君主，必须以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而不能偏私自己的心；以天下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而不能偏私自己的耳目。这样才能通晓天下人的意志，尽知天下人的实情。以天下人的心为心，那么我的好恶就是天下人的好恶。因此，厌恶的事情不会错乱，喜好的事情不会邪曲，哪里还需要私下托付腹心之臣来迎合取媚呢？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那么天下人的聪明就是我的聪明。因此，没有什么明处不能鉴察，没有什么声音不能听闻，哪里还需要偏私地托付耳目来招致蒙蔽迷惑呢？安排腹心之臣、任用耳目之臣这件事，舜和纣都做过。舜的意图是努力寻求自己的过错，与天下人有共同愿望而没有偏私，因此天下的臣民没有不归心于忠正直言的。既然他的元德远远超出常人，所以《虞书》说：臣下做我的股肱耳目；又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这是说他的见闻广大。纣的意图是专门寻找别人的过错，与天下人的愿望相违背而沉溺于偏私，因此天下的臣民没有不离心而变得险恶偏邪的。既然他的昏暗德行越来越盛，所以《商书》说：崇信奸邪乖僻之人；《大雅》说：用流言来应对寇盗侵扰，这是说他在内部传播邪僻之言。与天下人有共同愿望的，叫作圣帝；与天下人愿望相违背的，叫作独夫。

译他们安排腹心、任用耳目的用意并没有不同，然而在善恶成败上却相差如此遥远，难道不是因为寻求过错的心情不同、任用人的方法不同吗？太宗曾问侍臣：什么样的是明君，什么样的是昏暗的君主？魏征回答说：君主之所以明，是因为能够兼听；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信。又说：秦朝的胡亥偏信赵高，任由他的奸诈欺骗，最终导致覆亡。魏征这些话，道理十分明白，史册记载完备，足以作为鉴戒。赵高指鹿为马，愚弄他的君主，历代流传下来，没有人不感到痛恨愤懑。陛下每次阅读前代史书，详细考察兴亡，也一定对这种人咬牙切齿，对被他蒙蔽的君主感到痛心。臣认为，鹿和马在物类上还相同，哪里像延龄把有说成没有，把没有指成有？陛下如果不及时省察，难道不会使后代叹息讥笑，而且比赵高更加严重吗？这就是愚臣之所以焦虑忧愁、认为陛下有过失，实在是有原因的。治理天下，应当以义为根本，以利益为末端；以人民为根本，以财货为末端。根本兴盛，末端自然会振兴；末端过大，根本必然倾覆。从古至今，建立德义却使财利不丰、百姓安定却使财货不足，因而丧失国家和地位的，从来没有。所以说：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有德就一定有人，有人就一定有土地，有土地就一定有财货。百姓富足，君主和谁会不富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古至今，德义不能建立而财利却能充分发展，百姓不能安定而财货却能保全，因而使国家兴盛、地位稳固的，也从来没有过。所以说：财货散给众人，人就聚集；财货聚在君主手中，人就离散。与其有聚敛财货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不要让他侵削亿万百姓，使天子在下面招来怨恨。之所以对这样的人施刑而不赦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殷纣因贪婪冒进而失去人心并灭亡，周武王因散财给众人而获得人心并昌盛。这样看来，纣王收藏很多财货，恰恰只是给害他的人提供了资粮罢了，还依靠财货做什么呢？太宗也说：只顾蓄积而不体恤百姓，绝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隋氏无道，聚敛没有满足，充实洛口各仓的财物，最终反而成为李密获利的资本；这就是前代已经显现的明白效验，也是圣祖留给后世的格言。明知如此却不惩戒，凭什么治理国家？陛下刚刚承受帝位，立志剪除群凶，战争频繁兴起，征求搜刮极为广泛，商税和各种算计侵削百姓，使他们没有生活下去的办法。因此泾原叛军乘着百姓怨恨叹息之时，白天侵犯宫阙；都城百姓安然不惊，反而同贼众并肩一起进入城中。宫殿中的百姓即使有着蒙昧愚顽的本性，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然而这也因为德泽没有遍及百姓，又有暴虐的命令驱迫他们，才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内府的积蓄还像山丘一样多，最终却资助了凶恶的首领，用来诱使贪婪的士卒。这个情形陛下亲自看见过，这就是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货，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车驾到了奉天以后，叛军朱泚很快放肆地围攻逼迫，城垒之内聚集了万人，困窘得像干涸的水流，百物都已匮乏。曾经想派一名健壮的步卒出去察看贼军，那人诚恳地以严寒为理由辞谢，跪下奏请赐给一件短袄和裤子，陛下为他设法寻找，最终没有让他在怜悯沉默中被遣走。又有一次，宫中的服用物品有所缺少，圣旨考虑到军务紧急，不忍再重重烦扰百姓，便剥下亲王饰带上的金子，卖掉来供给所需。当时随从车驾出征赴难的将吏，军队仓促奔驰，都还没有冬衣。渐渐寒气凝结，又没有薪柴。饥饿和寒冷从内部侵袭，箭矢石块从外部逼迫。白天扛着兵器奋力作战，夜晚借着城墙垛口的微光呻吟；顶着狂风暴雨，冒着霜雪冰雹。过了十多天，众人仍然没有携手叛离，最终能够击退强贼，保全危城。陛下难道是用严刑重赏使他们这样做的吗？只是因为不厚待自身，不收藏资财，和百姓共同承担忧患，和士卒共同分享有无，才使他们能够舍弃性命抵抗仇敌。即使饥饿也不离去，即使寒冷也不怨恨；面对危险而不改变操守，看见死亡也不离开君主。这就是所谓圣人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效果。等到重重包围已经解除，各道渐渐通达，赋税逐步送到，贡品接连而来，便又在行宫外廊之下设置琼林、大盈等机构。功劳还没有赏赐，便急忙私自收受财物玩好，严重挫伤了革新政治的希望，大大损害了舍生取义的心志。于是舆论开始讥刺，军士也开始怨恨了。财货聚集而人心离散，不正是这样吗？不久盗贼在内部进攻，皇帝南行，奉天所积蓄的财货，全都再次毁灭于乱军之手。迁徙到岷、梁之间以后，每天都无暇供给日常事务，只凭借大顺之势，才又收复皇都。由此可知，天子应当以得到人心作为资助，以积蓄义德作为富有。人心如果归附，何必忧虑没有财物？义德如果修明崇厚，何必忧虑不能富足？难道一定要把财物储存在内府，才算自己拥有吗？所以储藏在天下百姓那里，是天子的财富；储藏在境内诸侯那里，是诸侯的财富；储藏在粮仓、箱笼、柜子里的，是农夫商贾的财富。为什么凭天子的尊贵、海内的富有，却卑屈地实行诸侯所应抛弃的德行，困守农夫商人的鄙陋事业呢？陛下如果认为多取财物可以扩大武功，那么建中年间的搜取已经没有取得成效了；如果认为积蓄得多就可以据为己有，那么建中年间的积蓄也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足以伤害政治教化，那么建中年间的过失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认为聚敛怨恨不足以导致危亡，那么建中年间的祸乱连危亡也已经达到。然而后来竟能平定滔天的大祸，成就中兴的功业，确实是因为陛下有自我警惕、修养励志的志向，有悔恨自己罪过、心怀畏惧的言辞，停止诛求，崇尚节俭，发布宏大的诏令，使人民得到更新。所以神灵嘉许陛下的诚心，臣民感动于陛下的心意，放下怨恨、改变思虑，把危险转化为安定。陛下也应当为宗庙社稷建立不可倾覆、不可拔除的长久规划，为子孙百姓留下可以长久扩展的美好事业；应当惩戒前事中放纵欲望的过失，恢复每日更新、盛大美好的德行，怎么可以再放纵奸邪之人，重新做出以后必定追悔的刻薄暴虐之事呢？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臣又私下担心陛下听信他的盗窃般的谗言，落入他的奸计，以为通过搏击吞噬、强取豪夺，使怨恨集中到有关官司，积聚财货使之丰盈，利益归于君上；这又是大错，应当慎重思考。君主的昏明取决于所任用的人，咎繇、夔、契之道兴盛，虞舜便享有深远明智的名声；皇甫、棸、楀等受宠之人得势，周厉王便遭到颠覆的灾祸。自古以来，哪里有任用小人掌权而灾祸不殃及国家的呢？

译这就好比拿兵器去杀人，天下不会把罪过归于兵器，而会把罪过归于操持兵器的主人；蓄养毒虫来祸害万物，天下不会责怪毒虫，而会把罪过归于蓄养它的家庭。道理必然如此，不可不察。臣私下担心，陛下认为任用延龄是出于自己的独断，延龄的话又多半顺合圣意；如今如果把他按罪置于刑法，就好像是受到众人排挤，所以想保全他，以显示自己意志坚定。如果这样，陛下与人相始终的用意固然是好的，但对于有过错就不吝改正、去除邪恶就不要疑虑的道理，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人的品行难以了解，这在淳古时代就已明显；必须试用考察以后才能决定，典籍中已有记载。陛下以为他贤能便任用他，知道他邪恶便抛弃他，这是常理，有什么不可以呢？假如陛下仍然不知道他的邪恶，只是怀疑他是被众人排挤，固然有外表恭敬而内怀奸诈的人，也有结党邪恶、伤害正直之士的人。所凭借的考核查验，可以使两方面的欺骗诬陷都断绝。陛下认为延龄有才能，愚臣认为延龄有罪；才能一定有事迹，罪过一定有端由。陛下为什么不指出他所取得的才能功效，以表彰忠臣贤者；查验他所被指控的罪行，以考察虚实；和众人一起辨明，向人表明并不偏私？如果才能的事迹值得称道而罪行没有依据，那就是结党邪恶、伤害正直的验证；陛下应当惩处他伤害善人的行为，以勉励臣下侍奉君主。如果罪行的端由有确实证据，而才能的事迹并不真实，那就是外表恭敬、内怀奸诈的验证；陛下应当纠正他包藏祸心的行为，以警戒扰乱国家的人。这样，上面对下可以解除彼此猜疑、构陷的疑虑，下面对上可以断绝偏信迷惑的议论。何必让忠臣和邪臣不能辨别，是非曲直不能分清，让香草和臭草一同收藏，最后反而让臭味胜过香味呢？这就是小人之道增长的征兆。现在正值时运的否泰、安危所系的关头，难道只是有损圣德、不利善人而已吗？陛下如果认为凡是必定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就是忠良，而自己所作所为不容改变，那么这样一来，上面想要什么，下面没有不谄媚的；上面有什么过失，下面没有不顺从的。水火彼此调和，不算错误；金属和砺石互相需要，也不算正确。以自己的过错为耻、对错误感到惭愧，不足以戒惧；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也不足以称道；只按自己的心意行事，那么匡正辅佐的言论就几乎要停止了。匡正辅佐停止，就不可能实现治理。仲尼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亡国，指的就是君主发出言语而没有人敢违背。事情关系到兴亡，实在不可忽视。迎合圣意而顺从沉默，已经渐渐成为风气。鼓励臣下进言，尚且担心他们不能全部说尽；如果再加以阻抑，谁还会进献诚实的话呢？臣恐怕这些话还没有使陛下明白，请允许我用一件事来作证明。比如延龄的诬妄言论流布天下，上至公卿近臣，下至舆夫台役等低贱之人，众口喧腾地议论，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说。能把这些话上奏的人有几个？陛下不妨命令亲信广泛采集民间舆论，再与近来听到的情况相互校验，足以鉴别人间的真伪。臣以卑微浅陋的身份担当台衡之任，既享有极高的地位，又承受深厚的恩泽，难道不知道察看时势、随势依附，足以保全旧日恩宠；随众人沉浮，也可以避免招来严厉责罚吗？称病请求罢免退职，可以获得知晓进退时机的名声；结党奸邪、苟且容忍，可以不遭受嫉恨。何必急于自我苦害，独自面对豺狼？对上违背圣上的欢心，对下又给谗言提供口实。实在是因为回头看自己庸愚无能，没有一点可以担当的地方。过去蒙受陛下的眷顾知遇，我所凭借的只有诚实正直。臣在帷帐宫闱之间为陛下效力，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圣上的慈爱既然因此而容纳我，愚臣也因此自负。臣跟随陛下经历多次迁徙转移的危难，亲眼看见陛下艰难地实现复兴。直到今天追想起来，仍然心惊胆战。所以害怕重蹈覆车而惊惧，担心房屋焚毁而悲鸣。大概是内心情感激切，即使想停止，也不能自己沉默。因此遇到事情就陈述坚持，虽然已经多次这样做，圣上的听闻仍然高远，没有垂下恩意加以谅察。于是再次陈述诚恳的话，以尽到愚臣的诚心。忧虑深重，所以言语繁多；情意恳切急迫，所以文辞直切。若说这是微臣为自己固位的计谋，那就是过错；若说是替陛下考虑祸患的计策，那就是忠心。粉身碎骨侍奉君主，并非我所敢躲避；沽名钓誉、假装正直，也不是我所忍心做的。愿陛下回转圣明的听察，为国家深思熟虑。社稷所依赖的，难道只是微臣不能胜任报答恩德的诚心吗？谨冒死奉上这封奏书，陈述给陛下知道。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

译论朝廷官员缺额以及刺史等官职改任迁转次序的奏状。臣听说经书上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又说：不要使众官的职位空缺，上天的事务由人来代行。这大概是说，贤士不可不多，官职不可不完备；要重视任用人的才能，阐明使万物各安其位、各尽其用的道理，这是治理之道得失的根源。圣人爱惜人才，不只是设席等待、苦思求贤而已，还要引荐他们以提高其学业，反复试用以发挥其才能，表彰善行以重视其言论，优厚俸禄以保全其操守。年月积累久了，声望和实际功绩都日益丰厚，把他们安排在朝廷，王室就尊贵；把他们分派到地方，藩镇就显重。所以《诗经》序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长久培养人才；《尚书》用梓人治理木材作比，说木材经过勤勉地砍削，才施加丹红和青黄的彩饰；《礼记》称述造就士人，《易经》推重养育贤才。大概因为人人都具有灵性，只看怎样诱导成就他。如同玉石藏在璞中，任意摔掷就像瓦石，精心琢磨便成为圭璋；如同水从源头流出，堵塞就成为污泥，疏通就成为河流湖沼。因此，书籍所记载的事情，历代都走同一条道路：国运兴盛，必然是当时俊杰贤能很多；时运到了衰败末世，朝廷就缺少英才。身处衰败末世时，都说没有人足以任用，等到有雄才出现、适逢美德应时而生，贤能之士相继而来，就会密集得像树林一样。这样看来，兴盛王朝的优秀辅佐，原来都是衰乱末世被抛弃的人才。他们在衰世显得愚昧，在兴盛之时却显得聪明，于是知道衰世不仅遗弃贤才而不用，在培养、奖励、劝勉人才的方法上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说：人人都具有灵性，只看怎样诱导成就。汉高祖具有宽宏的气度，所以当时有许多魁伟杰出、放纵不羁的人才；汉武帝喜爱英武的风气，所以当时富集奇异卓绝、以立名为务的士人；汉宣帝精通吏治才能，所以当时聚集了许多奉公守法、重视实效的能臣。到了哀帝、平帝、桓帝、灵帝时期，亲近小人，疏远君子，所以当时近臣和嬖幸掌握国柄，宠臣外戚专擅朝廷权力。由此可知，人的才性随时代而升降：喜爱他，人才就会到来；奖励他，才性就会发展；压制他，才性就会衰退；斥退他，人才就会断绝。这就是人才消长的原因。臣每到半夜，私下深思，朝廷缺乏人才，其祸患有七项：不澄清源头而只防范末流，这是第一；不考察实际而只求广泛访求，这是第二；要求精美过分，这是第三；嫉恶过于严厉，这是第四；考核试用的方法不合宜，这是第五；取舍违背道理，这是第六；沿袭旧事而不选择是否可行，这是第七。多少相互混乱，不是因为良好的量器没有校准；轻重相互欺骗，不是因为悬挂的秤没有定准。任用人才如果不得其道，实际是主持者有过失，而不能责怪权衡器具。所以，按照名分考核实际，是选拔官吏的权衡标准；宰相，是主持运用这种权衡标准的人。宰相主持官吏，犹如主管府库的人主持财货；主持官吏在于按次序进用贤能，主持财货在于公平发放俸禄。假如管理财物失去节度，主管的人可以改换，而俸禄不能不发放；如果主持官吏的方法不合适，宰相可以更换，而贤能之士不能不进用。这样做并不难，道理也很明白。近来任命官员却颇为不同，常常把任免官吏的多少作为衡量宰相权势轻重的标准。宰相承受宠幸偏私时，即使援引人才过于泛滥，也一定能够进用；宰相被疏远猜忌时，即使拟议恰当，也很少得到批准。这就使众多人才仕进的通达或困顿，只系于辅臣恩泽的厚薄。按照治理之道来求证，不能说合宜。任用或罢黜，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名位，是天下的公器。不能拿公器来顺从个人喜好，不能任凭权力发泄愤怒，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妨碍多数人，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废弃官职。或者有……阻挠执掌政事的人而使众多人才拥塞，这就是所谓不澄清源头而只防范末流的祸患。经书说：不要用小谋略扰乱大事业，不要因为宠幸之人而憎恨庄重正直的士人。大概是说，谋求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的牵累，只谋求小事的人不能通达大的道理；受宠者的行为有时不同于庄重之人，庄重之人的本性也必然不同于受宠之人。道理和形势彼此激荡，当然应当有所不同。进用贤才、援引能人，是君子的事情；遏制恶人、彰扬善人，不是小人所能做到的。君子把爱惜人才作为本心，小人却把伤害善人作为获利之道。喜爱人才而引荐他，容易被说成结党；伤害人才而阻止他，又好像公正。被说成结党，便不加辨别而立即怀疑；好像公正，便不加查核而轻易相信。因此，大道常常毁坏于横加议论，良才常常困顿于暗中中伤。失去士人、开启谗言，往往都是这个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考察实际而只求广泛访查的祸患。人的器量格局有方圆大小的不同，官职掌管的事务有难易闲忙的区别，官名有虚实的差异，考核功绩有升降的不同。要使官职不失去合适的人才、人才不失去应有的次序，关键在于制定法令来掌握准绳，选择人才来主持大政。制度制定得不合中道，可以更改制度，却不能扰乱准绳；选任不当，所任之人可以撤换，却不能夺去掌政的权柄。假如事务纷繁错杂，任用的人没有适从的标准，却只是一味耗费心智去求精细，劳神费力来挽救弊病，那么所挽救的反而更加失当，所追求的反而更加粗疏。所以《尚书》说：元首明智，股肱贤良，众事就安宁；元首琐碎烦乱，股肱就懈怠，众事就毁坏。近来辅臣很少能够胜任，过分容忍养护，只求勉强充任职员，以致劳烦圣上的思虑，大小事情都要亲自考虑。每当有官职空缺需要补任，或者因为将帅奉命出征而借调人才，宰司慎重选择后上奏，必定极力说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圣意如果不满意，就再命令另行寻求；执奏仍不被采纳，便又降等选择次一等的人。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下来，所选的人标准越来越高，实际得到的人却越来越差。有时由个人独断，排斥众人的意见；有时从旁支援、另行搜求，却不考察公议。权衡失去掌握，仕进门路增多，等级差别混乱，声望和实际相反。这就是所谓求精过度的祸患。臣听说，能照耀车乘的明珠不能没有瑕疵，价值连城的璧玉不能没有斑痕。何况是有情感、有欲望的人，怎么能够免除过失和缺点？仲尼是最圣明的人，尚且说五十岁开始学习《易》，又说自己没有大的过错。颜子几乎接近圣人，尚且称道迷途不远就能回来、不留下大的悔恨是美德。何况从贤人以下，谁能没有过失呢？珍珠美玉不因为有瑕疵斑痕就不珍贵，俊杰贤士也不因为有过失就不任用。所以元元教导说：如果总是善于救助人，就不会遗弃任何人。文宣王也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齐桓公不因管仲曾射中衣带钩而对他心存嫌隙，所以能够成就九次会盟的功业；秦穆公不因孟明视一次过失而遮蔽他的德行，所以能够挽回崤山失败的耻辱。前代史书叙述项籍失去天下的原因说：对于别人的功劳没有记取，对于别人的过错却没有遗漏。

译管仲谈到鲍叔牙不能把国政托付给他时说：听到别人的过错，终身都不能忘记。这样看来，能够舍弃瑕疵而录用人才，是霸王的治道；记住过错而遗弃人才，是衰乱的根源。进用人才以勉励功劳，罢退人才以惩戒过错，这两者交替使用，道理如同循环。进用后有过错，就显示惩罚；受到惩罚而改过自修，就再次进用。既不废弃法令，也不遗弃人才。即使细小过失也必定惩罚，却不使人才的任用匮乏，所以能使被罢退的人努力改过以求重新进用，使已经进用的人警醒戒惧而谨慎任职。上面没有积压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使人改变自己而达到时代和谐。陛下英明圣睿，统领天下，威严庄重；整肃万物、喜爱善人的心情既恳切，对待过错的计较也深。一旦受到谴责，就永远处在被嫌疑和忌恨的地位。天下士人全都追求仕宦名位，能够登上朝班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他们修养自身、勉励品行、积累学问、建立官位，不经过几十年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果因为一句话触犯上意、一次事情有过失，便立即被抛弃，终身不能再起，那么人才不能不缺乏，风俗不能不偷薄。这就是所谓嫉恶过于严厉的祸患。臣听说君子说话简约，小人先急于开口；君子的道理深沉而日益彰显，小人的道理显露而日益消亡。孔子说：起初我对待别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要考察他说的话，再观察他的行为。又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置于邪曲之人上面，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曲之人，把他置于正直之人上面，百姓就不会服从。这样看来，举用或罢置不能不慎重，言语和行为不能不查验。沉默少言的人未必愚笨，喋喋不休、口齿伶俐的人未必聪明；粗朴而违逆的人未必悖逆，顺从逢迎、令人满意的人未必忠诚。所以明君不能根据言辞判断一个人的全部，也不能只凭自己的意向选用士人。凡是制定爵禄，都要同众人共同决定；先讨论他的才能，然后授予相应职位。所举荐的人一定要用事情来试验，所说的话一定要用成效来考核。这样以后，虚妄之人就不能得行，忠贞真实的人就能居于职位。假如只喜爱善人，却不选择适合他的职位；喜悦好听的话，却不检验实际行动；进退取舍随着个人爱憎的情感，离合取舍系于彼此同异的意趣，这就像舍弃墨线而凭主观裁定曲直，抛弃权衡而用手估量轻重。即使非常精细，也不能没有错误。这就是所谓考核试用方法不合宜的祸患。上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发挥的作用很少能够兼备；性情有长处，必然也有短处；才能有适合的方面，也有不适合的方面。若能曲折成全，就没有一种物类会被遗弃；如果要求样样完备，就会把同类事物全都舍弃。因此，巧木匠顺应车轮车辕的用途，所以木材无论弯直都不废弃；良材驾驭车辆，适应险路平途的不同需要，所以劣马良马都不失去其用。事物既然如此，人才也应当这样。至于人的品行和才能，本来就不可能样样兼备。前代记载所说的一千年出一个圣人、五百年出一个贤人，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具备各种德行，所谓贤人，也还有不周全之处。何况不周全的才能，五百年才有一个，仓促之间要求样样完备，又怎么能够得到人才？至于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才能、偏于一面的性情，中等以上的人才则各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区别得当，授任合宜，各自适合自己的性情，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到合在一起成就功业，也与全才没有不同。关键只在于君主有明察宽大的气度，驾驭任用得法。帝王的盛德，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臣佐的盛况，没有超过稷、禹的。稷、禹一类人无不是大贤，然而仍然各自任用其所长，并不要求他们样样完备。所以《尚书》序述尧舜任命官员的美好，从稷、禹、咎繇、益以下，共有二十二人，所主管的事务没有超过一职的。因而能够平治九州土地，播种百谷，施行五教，排列五刑，兴起礼乐，使蛮夷和顺归服，直到鸟兽鱼鳖也没有不安宁的。这大概是因为举用得到了合适的人，任用放在合适的位置；考察选择、授予职位，在一开始就审慎决定，不要求他们承担才能范围之外的责任，也不在其职守范围之内横加阻挠。因此事情都达到合理状态，人人都发挥才能；君主在上面垂衣拱手，臣子在下面共同成就美业，功绩显赫于当代，名声流传无穷。等到这种做法失误，就会任凭个人情意升降官员，前后标准不同；用人不衡量他的器量，待人不依据他的真诚，只把一句话说得合意当作才能，却不核查虚实；只把一件事违背上意当作罪过，却不考察忠诚还是奸邪。他说话合意，就授予超过能力范围的任职，不考虑他所不能做到的事；他违背上意，就责望过分，不宽恕他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在官职事务之中没有成功，在君臣关系之间没有确定的分际。这就是所谓取舍违背道理的祸患。如今议论的人多说：内外各级官员要长期任职；又说：官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宁可空缺。这些都只是重复老生常谈，不推究时代变化；固守旧典的糟粕，不以实际情况为根本，只是炫耀聪明而扰乱治理。古代民风淳朴，官职名号还不多，只分别愚者和贤者，不讨论资历次序；不要求人在早晚之间就取得成效，不计较事情在尺寸之间的微小差异。不因小的善行就褒奖升迁，也不因一次过失就治罪斥退。所以《虞书》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三次考核后才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这样必定要等到九年，才有升降。然而被升进的人，有的从卑微之处而被纳入百官之首；即使长期任职，又有什么妨害呢？汉代制度，部刺史俸秩六百石，郡守俸秩二千石。刺史中政绩考核上等的立即升为郡守，郡守中政绩考核上等的立即入朝任九卿，由九卿再升为亚相、相国。这就是从六百石的官吏升到台辅之间，只经历三四次转任罢了。长期任职，也没有失当。近代设置官职逐渐增多，等级排列更加细密。如今县邑有七等的差别，州府有九等的区别。同样称为省郎，就有前行、中行、后行，以及郎中、员外郎五等的不同；都称为谏官，又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三等的区别。至于各台、各寺，大多也与此相似。所有官职都有固定资历，都必须依次守任。如果依照唐尧虞舜的旧事，全部以九年为期限，那么高位常常苦于缺少人才，下级官员每每要叹息到老。三代治理天下，损益不同，难道一定喜欢变更吗？只是时势有不得已之处。至于鲧堵塞洪水，功绩没有成效，尚且终究等到九年以后才加以诛放。后代如果有像鲧这样的人，难道还能等九年才施行惩罚吗？臣本来知道必定不能这样。施行惩罚希望迅速，升任官职却希望迟缓，把这当作考察古制的方法，就如同倒退着走却希望赶上前人一样。近来臣因奏事谈到内外官员的升迁次序，陛下于是说旧例中任官的年限都很长。朕的外祖父曾任秘书少监，一任经过十多年。董晋顺着圣意，于是上奏说：臣在大历年间曾任祠部、司勋二郎中，各自经历六次考核才升降。

译这个意见颇为合宜。然而以臣愚昧固执的看法，实在有不同意见。凡是引用旧例，必须辨别是非；正确的未必需要改变，错误的未必必须遵守。何况旧例之中，本来就有错杂不一的差异呢？先圣初年，权臣掌权，关于任命授官，大多顺从私情。有的一月内多次升迁，有的多年不转任。到了中期，君臣之间形成嫌隙，只求姑且优柔敷衍，各种事务都停滞不前，在选任授官方面尤其艰难。开始是因为偏僻乖张而失去公平，继而因猜疑阻隔而形成成败，终于使常道秩序缺少叙列，众多职位长久空置。这些都应当引以为戒，哪里足以作为法则呢？考察才能、选取官吏，有三种方法：第一是拔擢，用来表彰特别的才能；第二是黜罢，用来纠正失职；第三是按次序升进，用来谨守常规。这样，考核成绩特别高的人迅速升迁，没有功用的人立即退职；其余功绩没有出类拔萃、操守又没有败坏官事的，就按照通常资历逐步升进，限定固定期限。这样便能使特殊人才不被阻滞，使众多品级各有次序。参酌古今，这才是中道；可是议论的人不明白通达的道理，一概只说应当让官员长期任职，难道不是重复老生常谈而不推究时代变化吗？排列官位、区分官职，是为了整理兴盛帝王的事业，不只是应付事务，也兼有培养人才的作用；所以官职事务虽然有大小、闲忙、繁简的区别，却都不能空缺，因为要使各种职位适应时势而得到任用。所以《礼记》说：天子以驺虞为乐章节拍，说明乐官已经完备。只有治理国家、辅佐君王的职位，不是有盛大德行的人不能担任。所以《礼记》说：设置四辅和三公，不一定要人数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议论的人不明白这些明确的征验，一概只说官职没有合适的人就应当空缺，难道不是固守旧典的糟粕而不以实际情形为根本吗？如今内外各级官员，考核年限已满、符合迁转条件，陛下有时说他们已经有了次序，暂且借用留任；有时说他们还没有显著功劳，为什么要屡次更换？这样一来，谨慎沉默的人因为没有声闻而不能升进，有显著考绩的人又因为已经有成绩而被长期滞留；即使才能高下有所不同，沉滞的处境却没有差别。人们从事仕宦，逐步积累小成就而升到朝廷内列、外任郡守，经历升转往往已经多年；他们勤勉谨慎地修养自身，计算日子盼望进步，却又超过考核期限，急速更换年岁。回头想到一生的仕途，能不兴起叹息吗？这大大违背登用延揽人才的道理，也违背劝勉激励人才的方法。地方长官频繁迁转，固然不合治道；任官过久，也会产生弊病。为什么呢？世俗常情总是喜欢新事物而厌弃旧事，能够始终如一的，只有圣人；降到中等才智的人，很少能够没有变化。刚开始时，砥砺奋发的心一定很迫切；任职久了，因循敷衍的想法就会萌生。加上盈满没有不亏损的，张弛没有不变化的，天地神明的变化尚且难以始终完美无缺，人的作为怎么能全都恰当呢？所以，分厘分厘地测量直到一丈，必然会有误差；铢铢地称量直到一钧，必然会有谬误。任职既久，难道能没有过失吗？有时被奸吏所挟持，有时因苛细深文而被纠弹，偶然一旦跌倒，便完全毁掉此前的功劳，以至使治理不能完成，美好的声名中途受损，这难道不是君上失去了制度，推究其原因才导致这种结果吗？所以圣人爱惜人的才干，考虑事情的弊端，采纳其中的精华，使任用恰当；对于才能卓异、事业通达的人则予以奖进，不使其受到阻滞。对于已经建立功业的人，不把他推到必然失败的境地，因此锐气不受挫，力量不枯竭，官员有自己的事业，事情也有始有终。这是中正平和的道理，所以写下来作为法则。迁转太快，就会使人心浮薄，职事不能稳固；太慢，就会使人心懈怠，事务的守持逐渐衰败。这样看来，太快和太慢，弊端是一样的。陛下俯身听从浮泛的议论，说这符合经典谋议；对于任职已久、应当升进的人，却说暂且留着空缺；对于需要补授的职位，又说“官员不必齐备”，那么有才德的人凭什么得到进用？理政教化又怎能共同修明？这就是所谓沿袭旧例而不加选择，是任用取舍失当的祸患。伏愿陛下忧劳勤政，梦寐思求贤才，体察陶唐、有虞圣明的德性，推广并求取太宗、天后英明豪迈的风范，用来拔擢人才。然而，得到人才之盛况，尚且愧对前朝达到大治的功业，不能光耀当代。实在是因为七种祸患尚未除去，三种办法尚未施行。又因陛下明察过深，威严过峻，普通人的才器怎能符合天心？所以即使获得越级升迁，也会很快被罢黜废弃。人才凋残困顿，恐怕就是这个缘故。但议论者没有探究造成弊端的根源，只想着改革弊端的办法，反而把扩大进用说成徇私，把阻碍授官说成精审；把躲避诽谤当作奉公的诚意，把挑剔瑕疵当作选拔士人的关键。以至于毁誉纷杂混合，美丑善恶混在一起。凡有升迁，必定遭到挑剔指摘。圣人的德量虽广大，能够容纳众议，却不能及时彰明；小人多嘴多舌，反而更加敢于暗中欺诈。因此受到迷惑，眼中再也看不到完整的人才。进用人才的意图逐渐受到怀疑，荐举人才的道路逐渐狭窄。旧日的老臣已经凋败殆尽，低位官员有的长期滞留，很少得到升迁。因此官员次序失去伦次，人才不能成长，资历声望逐渐削弱，磨砺奋发之心日益衰微，高低等级渐趋衰败，几乎不能相继。臣窃居职位，恰逢主管考序人才，害怕荒废众官之职，屡次冒犯天子的座席。臣见识浅陋，不能周全处理事务，微薄的诚意也不足以感动上天。只是徒然勤怀进善之心，反而不断积累妨害贤才的罪过。惭愧惶恐，忧虑交集，内心如火灼烧。凡是授任官吏的人，不是诽谤讥刺的根源，就是怨恨责怪的聚集之处。宰相获罪，多半由此而起。我屡次上书触犯圣上，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只是因为我身居宰辅之职，职责上应当思虑这些忧患，又迫于感恩和防患之情，想要效忠的诚意使我不得不冒昧地说出这些话罢了。至于怎样裁量选择、任用或舍弃人才，唯愿陛下加以谋划。谨此奏闻。《翰苑集》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翰苑集》卷二十二，唐陆贽撰《中书奏议》六。《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论两税的弊端，必须加以整治改革】。本朝制定赋役法有三项：一是租，二是调，三是庸。古代一井之地，由九夫共同耕作，公田在中央，借给百姓耕种而不征税；私田耕作不好，不归罪于官吏，公田耕作不好，不归罪于百姓，事务很细密，难以防范稽查。到了春秋时期，已经不能实行，所以国家承袭它的要旨而去掉繁琐之处。成年男子每人授田百亩，只是每年缴纳租税二石而已。这里是说把公田借给人耕种，收取它的收入，所以称为租。古代根据土地所宜来确定赋税制度，国家沿用过去的制度，使它简明统一。每个成年男子都根据乡土所出，每年缴纳绢或绫或絁，共二丈，绵三两。没有养蚕桑的地方，就缴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因为是按照成年男子和户数征取，所以称为调。古代役使民力，每年不过三日；后代事务增多，把它增加了十倍。国家斟酌物产情况，制定中等的制度。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定役二旬，如果不服役，就收取庸钱，每日折合三尺。因为缴出绢帛来抵充役钱，所以称为庸。这三种制度，都以古代圣贤的规模为根本，参考历代的利弊。取法深远，立意深厚，征敛财物公平，约束人民牢固，制度裁定简明，考虑防备周密。有田就有租，有家就有调，有身就有庸，天下如同一家，法制均一。即使想迁徙，也没有容许奸诈的空隙，所以人心不动摇，事务有固定制度。用它来使百姓生活富厚，不用设置严密防禁，家业也可以长久；用它来成就事务，不用逐一核查，就可以知道人数多少；用它治理国家，法令不烦琐而教化能够实行；用它形成赋税，下民不困苦而上面的用度充足。三代创立制度，历代君王都以此为准绳，虽然调节损益的方法略有不同，但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天宝末年，羯胡扰乱中原，天下动荡，百姓纷乱，户籍地图因逃避战乱而毁坏，赋税制度因供应军队而败坏。建中初年，重新建立各种制度，执掌政事的人知道弊端应当改革，却在所作所为中同时失去了根本；知道简明的制度可以遵从，却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旧患虽然减轻，新的灾祸又滋生，救治跛脚反而形成痿病，辗转变得更加严重。凡想挽救积累的弊端，必须彻底探究造成弊端的原因。属于时势的弊端，就只治理时势；属于法制的弊端，就全面改革法制。而且还要比较新旧制度，考虑长远谋划和难处；由于规划谋略没有详尽，终究不能实行。利害相差不大，本来就不能轻率改变。所作所为必须恰当，悔恨才会消失。如果喜欢改革却不知道探究始终，这些都是用一种弊端替换另一种弊端。至于赋役旧法，原本是圣祖的典章，实行了一百年，百姓都认为便利。兴兵以后，供应没有定规，乘着紧急形势不断征求，逐渐毁坏了常法制度。这就是所谓时势造成的弊端，不是法制本身有弊端。时势有弊端而没有治理，法制本没有弊端却被废弃了。于是更改扫除庸调的旧规，创立两税的新制。立意已经失当，统筹安排又很疏漏，使编户百姓耗竭日益严重。制定法令，如果使百姓富裕，没有不使国家得到人民的；制定法令，如果只使财物充裕，没有不失去人民的。陛下刚登上宝位，思考使天下达到太平，广发德音，哀痛百姓流离困弊，念及征役频繁沉重，怜悯百姓困穷，本应分别派遣使臣，宣扬恩惠教化，确实应该减损上面的收入以补益下民，节省用度以节约财物，遏制奢侈欲望来荡涤贪婪风气，停止冗余费用来减轻过重的征敛。然而却搜查郡邑，核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目最多的，便作为两税的定额。这是采纳非法的权宜命令来作为常法制度，汇总没有名目的暴赋来确立永久规制。这是在专门求取财物，哪里能说是体恤隐忧？制定法令却不以使百姓富裕、救济疾苦为根本，岂不是立意已经失当吗？财物的产生，必定依靠人的劳力；勤劳而又有技能，便会富足；笨拙而又懒惰，便会贫困空乏。因此先王制定赋税收入，必定以成年男子为根本，不在民力所能承担的范围之外求取，也不在民力所能承担的范围之内宽免。所以不因努力耕作而增加税收，不因停止耕作而减少租税，于是播种就会增多；不因增殖产业而加重征税，不因流动寄居而免除调役，于是土地上的居民就能安定；不因整饬勉励而加重徭役，不因懒惰低劣而免除庸役，于是劳作就会勤奋。这样以后，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尽其力量，彼此观摩而受到教化，时时没有逃避之心。即使有懒惰游荡、不遵法令的人，也已经受到惩罚了。两税的设立却不同于此，只把资产作为根本，不以成年男子为根本。资产少的，税就少；资产多的，税就多。却完全没有想到资产之中情形并不相同：有的藏在衣襟囊箧中，物价虽高却无人能够窥见；有的积存在场圃囤仓里，价值虽低，众人却认为富有；有流通繁殖的货物，数量虽少，却每天都能获利；有房舍器用之资，价格虽高，却终年没有收益。像这样的情况，实际种类很多。把它们一概估价计算钱数，当然会失去公平而滋长虚伪。因此，务求节省费用、乐于迁徙的人常常逃脱徭税；专心本业、置办田宅产业的人却每每困于征求。这就是诱使人行奸，驱使人逃役，使生产劳力不得不松弛，风俗不得不变坏，乡里不得不残破，赋税收入不得不亏缺。又在创立制度之初，不致力于使它整齐公平，只命令本道、本道州县各自依照旧额征税。军队兴起已久，事例没有定规，供应有繁简之不同，牧守有能干与无能的差异，各地徭赋轻重悬殊。差异既已形成，新规本应惩治积弊，使各地不偏不重，分担轻重以求均平，却又急于聚敛，害怕有所减免，不衡量物力所能承受，只以旧额为准。旧额沉重的地方，逃亡者更加多；旧额较轻的地方，归附者更加多。有逃亡，就使原本沉重的地方摊派得更重；有归附，就使原本较轻的地方分摊后更加轻。高低相互倾轧，形势怎么能够停止？又在谋划创始之时不制定条文，分派使臣十多人，专行自己的意图，各自控制一方，于是使人各有不同见解，道路各不相同，法令轻重不一，缓急没有次序。等到回朝复命，竟然没有统一的防范和裁处办法，其中的错杂混乱，哪里说得尽？比较利害，事情尤其不便。制定法令却不考虑彻底研究防范、消除祸患，岂不是统筹安排又很疏漏吗？立意已经失当，统筹安排又很疏漏。所有这些疲惫的百姓，已经遭受了它的弊端，即使加以保护抚育，尚且害怕不能支撑，何况又急忙把纷乱的丝线缠得更紧，重重伤害旧有的创伤，这样造成的扰乱和疾苦，就更加严重了。

译请允许我为陛下列举其中最严重的六七项，这样百姓的困穷就可以清楚知道了。大历年间，纲纪废弛，百事权宜办理，至于税额多少，都由牧守裁定。国家赋税既没有固定限额，官府和私人都害怕供应不足，每到征收摊派开始时，按例必定广泛增加名目和数额，以备不时之命，也作为施惠的资本。实际应用有余，就可以减免，增减由郡邑酌量，容易适合物情，所以法令虽然长久磨损，百姓还没有十分困苦。等到把各种杂征和虚列的数额总括起来作为两税的常规，全部登记为国家收入，统统系属于经费，计算奏报一经确定，只有增加没有削减，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一件事。本来赋税征敛繁重，所以改变旧制而采用新制。新法实行后，已经比旧制沉重，不久又遇征讨，国家用度不足，便又以供应军队为名，每贯加征二百文。本道有时增加军队，又准许根据事情需要取用资财，诏令都说是权宜之计，全部命令事情结束后停止。战争停止已经很久，加税却仍如当初，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二件事。确定税额时，都计算钱数；到缴税时，却多配征绫绢。从前缴纳一匹绢，折合钱三千二三百文；如今缴纳一匹绢，只折合钱一千五六百文。从前缴纳一份，如今已经超过两份。虽然官府没有增加赋税，百姓实际上却缴纳了两倍，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三件事。各州税物送到上都，度支分发给各部门，按例都增加原价，又谬称为折价估算，强行压低价格征收，奸吏乘机侵夺。官府所得特别少，百姓受到的扰害特别多，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四件事。税法已经如此沉重，既然已经到了极点，在此之外又有进奉、宣索的繁多事项。地方长官大多受成例拘束，不敢缺供；朝廷制度又以常法约束他们，不许另行征税。绮丽的装饰、精美的丝织品，并不是土地自己生出的，也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如果不取自编户百姓的筋力膏髓，又到哪里去取得呢？于是便巧妙逃避法文，曲意迎合圣意，把征役改称召雇，把科配换成和市的名目；扩大所征之数，却缩小应付的工价；精确计算收入，却粗略计算物品价值。以召雇为名去捕取百姓，百姓不得不来；以和市为名加以逼迫，百姓不得不拿出物品。这种妨害压制，远比通常徭役严重。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五件事。大历年间，非法征敛、紧急准备军需、折价估算、宣索、进奉之类，已经一并收入两税之中。如今在两税之外，非法征取的事情又仍然并存。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六件事。建中确定税额之初，各道已经不均衡。后来有的官吏治理失当，有的兵赋偏重，有的疫病造成灾害，有的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田地荒芜，户口减少。牧守只顾逃避殿责，很少把实情全部上报；主管部门姑且只求征取，没有谁肯怜悯体恤。于是把逃亡死亡、税额缺乏的数目层层增加到现存疲弱百姓身上，一家已经空了，四邻也相继耗尽，逐渐扩大征取范围，百姓凭什么存活？这就是百姓更加困穷，第七件事。自至德年间直到大历二十多年，兵乱接连发生，天下疲惫困敝。幸而遇到陛下继承帝位，忧虑救济百姓，广布圣明谋略，痛切纠正前代弊端，重视爱护人民、节省用度的法令，宣扬减轻徭役、削薄赋税的名声。天下百姓感动流泪，相互庆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都认为太平可以期待。不久制度失去中正，征敛趋于沉重，大大违背了最初的期望，已经使众人的心灰冷。接着又因军备而烦扰暴虐地征取，随后又加上进献征求，安静简约的风气逐渐衰败。臣所知道的，只是大概情况，而使百姓更加困穷的事情已经有七项。臣所不知道的，哪里仅仅如此？陛下如果追想大历年间所听闻的人间疾苦，再加上这七件事比从前更加严重，那么百姓的无聊困苦，不必询问也完全可以知道了。从前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收取十分之二，我尚且不足，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孔子说：“拥有国家、封邑的人，不忧虑财富少，而忧虑分配不均；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能安定。大概分配均平就没有怨恨，节制用度就不会贫穷，和睦就不会感到寡少，安定就不会倾覆。”汉文帝体恤灾患、救济灾害，便命令郡国不要前来进献，这是把人民作为根本，把财物作为末节。人民安定，财物就充足；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如今百姓艰难困苦，不只是税额不足；各种事例不只是分配不均；征求繁多，不只是进献的问题，实在可悲可怜，也可忧可危。对此不加谋划，还有什么比它更急迫呢？圣上的心情慎重谨慎，每每戒止妄加作为。我知道陛下贵在想要因循旧制，不敢要求全部改革，姑且除去最严重的部分，也足以使百姓稍得休息。希望命令有关部门与宰相共同商量，根据每年支出的项目，把其中不急迫、无益处的停止，把超过制度、费用过大的减省节约，然后把停止和削减所得的资财转用于紧要的事项。百姓的税钱因军兴每贯加征二百文的，下诏停止。这样既可以恢复原有的话，使人民知道朝廷是可信的；下面的教化影响上面，不用命令也会实行。各道因权宜而加征的，也应当自行请求减免。这样一来，在困穷之中，十成可以缓解二三成了。供应御用之物，各有主管机构；根据土地所宜进贡，各有固定常贡。超过这些以后又有什么需要呢？即使想要增饰宫中居处，储备财物以供赏赐，天子的尊贵，难道还怕财物不足吗？只要命令有关部门，有什么需求会得不到供应，哪里一定要旁及百姓进献，另外寻求经营？减损恩德以显示私恩，会伤害风俗、败坏法度，因循放纵扰害百姓，危害最深。陛下即位之初，已经弘扬清静的教化，下面没有曲意进献，上面断绝私下求取。近年以来，逐渐违背了先前的旨意。如今只要洗除流传的错误，振兴圣明的谋略，淳厚的风俗就会再次兴起，贿赂之道也会中止。即使有贪婪的人，又凭什么重新肆意侵夺？州郡多余的财物又将流向哪里？如果不向王府上缴，按理就应当向下减轻疲困百姓的负担。这样一来，在困穷之中，十成又可以缓解四五成了。所规定税物的估价，应当依照当地每月的平价。百姓缴纳之时，经过州县多次查阅，事情有时涉及奸伪冒充，过错并不在户民，却层层剥取征收，实在没有道理。希望命令有关部门：各州府送来的税物到达京城，只要与规定的色样相符，就不得虚称折价估算。

译如果有滥恶特别严重、供应使用不足的，只治罪最初收纳的官司，也不要再向百姓征取。百姓的根本既然自行端正安静，枝叶就没有原因动摇。这样一来，在困穷之中，十成又可以缓解二三成了。然后根据每年实际供应赋税的地方，详细晓谕诏令，使各地都公平。每道各命两税判官一人赴京，与度支共同参照核定，统算户数，用以分配税钱；轻重之间，大致可以取得准则。又衡量土地的肥瘠，计算物产的多少，比较各州，定为两等。州等较低的，每户摊派的钱数少；州等较高的，每户摊派的钱数多。多少已经有差别，就都使之折中。仍委托观察使在本管辖区所摊配的钱数内均衡调节，务必做到适合实际情况。在一管之内，轻重不得偏颇；即使不能完全一致，也决不能相差太大，既可免于扰害百姓，又不改变法制，大体均衡劳逸，足以救济衰残。这样不但征收赋税容易供应，也希望逃亡的人逐渐停止，等稍微安定富足后，再选择适宜的办法。《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请两税以布帛为定额，不计算钱数】。国家制定赋税，必定先引导百姓从事使生活富足的产业，然后取其十分之一。征取时，要衡量人民的力量，依据土地所宜。不是民力能够生产的，不征收；不是土地能够出产的，不进贡，这叫作通行的法则，历代一向实行。大体说来，生长在天地之间的事物中，五材的用途最为紧要。五材就是金、木、水、火、土。水和火不依靠人的制作，金和木自然出产于山林沼泽，只有土需要播种耕植；没有人的劳力就不能成功，衣食的来源都出于此。因此，可以用来勉励人的劳作、确定赋税收入的，只有布、麻、缯、纩和各种谷物。先王害怕物价贵贱失去平衡，人民交易难以作为准则，又建立货币法，用来调节轻重贵贱。财物的收散、宽紧，都必须依靠它。这是治理财货的大权柄、国家的利益权力，掌握在官府手中，不能交给下民。这样看来，谷物和布帛是人民生产的，所以租税取自它们；钱币货物是官府所制作的，所以赋税征敛应当舍弃它们。这也是事理显明的道理。因此本朝制定法令，考察古制而制定标准，从人民那里取用，不超过他们所能承担的限度。租出谷物，庸出绢，调则杂出缯、纩、布、麻。不属于这一类的，不列入赋税制度。历代圣人的遗留典章，清楚可考，什么时候曾禁止人民铸钱，却又用钱来缴赋税呢？如今的两税独独不同于旧章，违背了根据土地所宜的通行原则，仿效了计算钱数的末流法制。不考察事理，不衡量民力，只按资产估定差等，便用钱谷确定税额，临时折征各种杂物。每年征收的物品名目颇不相同，只计算求得它们的利益，竟不讨论供应办理的难易。征收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生产的又不是所征收的，于是有人只好加价买入自己没有的物品，减价卖出自己拥有的物品。一增一减，损耗已经很多。况且百姓经营的，只在耕种和纺织；人的劳力有限，物价贵贱没有常态。然而却确定税额计算钱数，再折合钱数缴纳物品，这是要拿有限的产业，来供应没有常定的缴纳。缴纳的物品便宜，供应税收所需的物品就逐渐增多，增多了民力便不能供给；缴纳的物品昂贵，收取的税物就逐渐减少，减少了国家用度便不能充足。公家和私人两方面，常常不能同时得到利益。把这作为法令，以前从未听说过。过去刚确定两税时，百姓缴纳一匹绢，折合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约一万钱可买绢三匹，价格稍贵而数量不多。这等到发放军装时，只计算数量而不计算价格，这就是所谓税收所得少而国家用度不足。近来百姓缴纳一匹绢，只折合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约一万钱可以买绢六匹，价格已经转为低贱，征收数量却逐渐增加。从前养蚕织绢并没有不同，所缴纳的却想要超过一倍。这就是所谓供应税收太多而民力不能供给。如今想不大改法令而大致挽救灾害，关键在于遵循典制旧法，并根据时势增减调整。臣认为应命令有关部门考核各州府当初缴纳两税时确定的绢布估价，比较现在的物价，价格低的提高，价格高的降低，斟酌取其中间值；总计应缴税的钱数，折算为布帛的数量，仍依照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确定应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确定应出税绢若干匹。其中有絁、绵和其他杂货，也随当地所出确定名称，不要再计算钱数作为税额。这样土地有固定的制度，人民有固定的缴纳，众人都知道朝廷的命令不会改变，于是同心一意，专心经营自己的产业。应当出布麻的，就致力于纺织；供应绵绢的，就从事养蚕。日夜劳作，自然熟练便利，各自修习家传技能，都足以供应官府，不必求人代劳，不必低价卖出再高价买入，不会有暴征急办的弊端，也没有改变常规、另行制作的烦劳。物价极低而百姓的产出不增加，物价极高而官府的收入不减少，因此家家给足而国家充裕，事务均平而法令能够实行。这只是稍微遵循法令典章的旧规，本来不是创立新制那样可疑的事情。然而愚昧的民俗，很少究察事理，喜欢炫耀异说，妄自进行阻挠和非议。臣请假设问答，以备讨论。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怜悯百姓，想要救济他们，只要垂听察看，必定会有可以施行的建议。若有人说：每年经费所凭借的，大多都约定为钱数；如果命令以布帛作为定额，就是使支出计算没有依据。回答说：自开国初年制定法令以来，通常的赋税大多由布帛缴纳，缴纳二甲子，制度使用没有差错。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就难以计算支用呢？况且经费的大项，来源有三：一是军粮，二是军衣，三是内外官员的月俸以及各种资课。军衣本来就在布帛，军粮又取自地租，计算钱数的只有月俸和资课罢了。制定俸禄只是不计算钱数，所以三代根据供给官员粮食的多少来区别，汉代根据石数多少来确定秩次，这是因为钱是官府掌握的权货，俸禄是官属固定的资给。用固定的俸禄去追随权宜的钱价，家中丰俭的标准就不能恒定；把权宜的钱价作为固定标准，国家调节轻重的权柄就不能专一。所以先王用粮食制定俸禄，用钱平定货物价格，然后国家有权衡，百姓之家有节制。何况如今军饷供应广泛，仓储还不丰足，完全恢复古制，或许会担心不足。如果只是根据群官月俸的等级，随着各种差役资课的等差，各依钱数多少，折算为布帛的固定数目：某官每月给俸绢若干匹，某役每月给资布若干端，所给物品的名目和粗细，有关部门明确制定条例，便作为常制，不再计算钱物。物价极低而官府所给不增加，物价极高而私人所得不减少。官府和私人都有标准，还有什么利益比这更大呢？人民生活的大事，衣食最为紧要。有职田供给食物，有俸绢供给衣服。从事这些职务的人家，本来就足以自给。依此制度处理事务，谁说不对呢？既然这样，国家使用财物，大多是布帛，确定以此作为赋税，又有什么损害呢？议论者如果说：官吏俸禄、军队衣装，虽然分发布帛粮食，至于根据时令收购粮食、用来调节物价贵贱，这就必须用钱，从哪里取得呢？回答说：古代圣人之所以取用山林泽薮中的资源，铸造钱币这种宝货，使国家专享其利益而不与人民共有，正是为了这个。物价低，是由于钱少；钱少则钱贵，钱贵就应当铸钱并散发，使钱价减轻；物价高，是由于钱多；钱多则钱贱，钱贱就应当制定办法收敛钱币，使钱价加重。这就是物价的贵贱系于钱的多少，而钱的多少取决于官府钱财的盈缩。

译官府失去了掌管钱币的职责，反而向人民求取；人民不得铸钱，却被限制命令缴纳赋税，这是使贫穷者破产，只好向富有之家借资；使富有者囤积货物，暗中操纵物价轻重的权柄；下面使百姓困苦，上面使国家丧失利益权柄。如今的弊病，想来正在这里。实在应当广泛发展依靠山林矿藏生殖货物的功业，严格执行以铜铸器的禁令；如果控制掌握得当，钱币就不会缺乏。可以通过出售盐来收取钱价，通过专卖酒来取得资财；如果调节得合宜，钱币就可以收聚。钱可以收聚，本来就能把轻的钱价提高；钱不缺乏，本来就能把重的钱价降低。宽紧调节掌握在官府手中，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担心没有供给，是因为还不知道方法。议论者如果说：自从确定两税以来，总是计算钱数缴纳物品，物价逐渐低贱，缴纳的物品逐渐增多；发放物品时，又增加虚假的估价，广泛求取余利来充实库钱，每年计算、每月支用，仍然担心不足。如今如果确定缴纳布帛，出纳以平定军国用资，恐怕会有缺少吧？回答说：自天宝以后，军队屡次兴起，法度消亡；肃宗救济滔天的大灾，却急于功赏；先帝拥有包容污垢的德行，却疏于纠正约束，于是用度十分繁多，风俗也衰败，公赋已经沉重，另外的进献又接连兴起。另外进献实行以后，私下贿赂竞相增长，诛求剥削日益增加，积累到大历年间，正是所谓征取达到极点。如今既然把极其严重的数额一概收取，确定为两税，原来所定的另外进献之类，又仍然在两税数额之外。间或因为军用不足，已经加征过了；近来又改用折纳钱价，于是又多收取了。与大历年间极其严重的数额相比，几乎将近增加了一倍。又幸而年年丰收，兵车稍微停息而用度仍然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事情随着情欲而产生，费用随着事务扩大，物产有一定限度而使用没有节制，怎么能不缺乏呢？如果能够抑制私情，约束用度，不但可以用布帛作为税，甚至再减轻税额也可以；如果只图满足私情，奢侈用度，不但实行如今的重税仍然不够，即使再增加税收也还是不足。土地的力量所生长的物产有大致限度，人的力量所成就的物产有一定极限；征取有度，用度有节，就常常充足；征取无度，用度无节，就常常不足。物产的丰歉由上天决定，物品的使用多少由人决定。因此圣王建立制度，量入为出，即使遇到灾难，下民也不会困穷。治理教化衰败以后，却反过来量出为入，不顾惜没有的东西。所以鲁哀公问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桀使用天下的财富尚且不足，汤使用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却有余，这说明用度的盈亏，只在于节制与不节制。不节制，即使原本充盈也必定耗尽；能够节制，即使原本空虚也必定充盈。卫文公承受国家灭亡后的余局，建立新都、迁徙发展的事业，革车不过三十乘，难道不是十分危险吗？然而他能穿大布衣，戴大帛帽，约束自己而率领下民，疏通商业、勉励农业，最终以富强著称于史籍。汉文帝承接秦末项羽以来长期创伤残破的弊端，又处在继承高祖、吕后之后多事的时期，国家空虚残破，每天都无暇供应，却能亲自实行俭朴、节约用度，使事务安静、百姓休息；穿粗绨衣，穿皮鞋，退却骏马而不乘用，停止修建露台，多次赐免田租以厚待百姓，于是使户口繁衍，百物丰盛，甚至乡里宴饮游乐，乘母马的人也不得赴宴；子孙成长，有的几十年都不知道市场在哪里；御府的钱串朽坏而无法校数，太仓的粮食红腐而不能食用。国家在上面富足，人民在下面安定，生前享受长久福祉，死后留下美好名声，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仁德贤明，可以说是盛美了。太宗文皇帝收拾板荡之后的局面，重新建立天下，武德年间战车屡次出动，随后又遇灾荒，百姓多有流离。贞观初年，接连遭遇霜灾旱灾，从关辅一带延及三河地区，米价飞涨，一斗米要换一匹缣，路上饿死者相互枕藉。太宗大力实行俭约，抚养困穷，看到百姓受伤一般，慰劳招徕而不知疲倦；百姓有卖儿卖女的，便拿出御府金帛赎回送还其家；严禁贪婪残暴，谨慎节省徭赋，放弃不急迫的用度，裁减无事可做的官员，减少车舆仪仗，遣散宫女。太宗曾患气疾，百官因为大内低湿，请求建一座阁供他居住，他还害怕劳费，最终没有答应。因此上面的至诚感动上天，淳厚教化向下推行，四方大为和谐，百谷连年丰收。贞观八年以后，米价每升达到四五钱，民俗富足，教化流行，人民知道义理谦让，行旅走上万里，有时竟不携带粮食。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谈论帝王的盛德，就一定先说太宗的圣明功业；谈论治理之道的崇高，就一定仰慕贞观的旧事。这三位君主，当初开始治理时难道不艰难困窘吗？都是因为节省用度、爱护人民，最终获得丰厚福祉，这就是所谓能够节制，即使空虚也必定充盈的效果。秦始皇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借助雄厚富足的基业，专心发展农业和战争，广泛收罗材俊豪杰，所以能够扫灭强暴，统治天下。功业成就、志得意满，自认为有泰山般的安稳，贪欲炽盛，认为六合之内没有人能够违抗自己。于是征发闾左百姓服戍役，征收超过一半的赋税；进谏的人被说成宣扬诽谤，体恤百姓隐忧的人被说成收买恩德。因此征发还没有结束，宗庙社稷已经灭亡。汉武帝遇到时运清平的时期，继承文帝、景帝勤俭积累的财富，却在内大兴土木，在外扩张兵力，奢侈浪费没有止境，最终到了耗尽的地步。大规模搜括财货，连船只车辆也计算征税，远近骚动，几乎到了颠覆的境地。幸赖汉武帝英姿大度，任用有才干的人，采纳谏言毫不怀疑，改正过错毫不迟疑，下达哀痛百姓的诏书，停止征伐的劳费，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表示休养生息。国家根本动摇后又重新安定，皇帝的统治濒危后又重新安稳。隋氏凭借周室平定齐国的资财，府库充实，开皇年间，治理还崇尚清廉。当时公私都很丰饶，议论者把它比作汉代文帝、景帝时期。炀帝继位后，肆意实行骄奢，耗尽百姓，不知停止休息。天下怨恨反叛，以至于灭亡。这三位君主所凭借的根基难道不丰厚吗？却都因为放纵欲望、残害百姓，最终导致困顿败亡，这就是所谓不节制，即使充盈也必定耗尽的效果。秦始皇和隋炀帝没有醒悟而终于灭亡，汉武帝中途悔悟而得以保全。由此才知道，惩戒与不惩戒，觉悟与不觉悟，它们在得失上相差很远，又有存亡的区别，怎么能不思考，怎么能不畏惧呢？如今人民日益贫困，国家用度每年增加，如果不及时节制衡量，形势必然困窘；可是议论者只忧虑财利不足，不思考安危能否维持。如果这样，那么太宗、汉文帝的德行凭什么受到称颂，秦始皇、隋炀帝的败亡又有什么值得警戒的呢？只想放纵欲望，还能有什么规约呢？幸而现在正值清明盛世，将要期望达到治理，若急于聚敛而忽视勤勉体恤百姓，本来就不是圣明时代应当说出的话。

译《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条【论长吏以增加户口、增加税收、开垦田地作为考核功绩】。想要施行教化、建立制度，必定先要约束人民，使他们安居定着。古代君王设置井田制度来安定人民的产业，建立五宗制度来联结亲恩，还担心不够，又教导人民重视宗族坟墓、敬爱桑梓，将要以此坚定人民的意志、安定人民的居处，使人人都看重迁徙。这样还可以治理，后来又用禁止出乡游荡、懒惰的法令督促他们，用户籍图册和编排核验的方法纠察他们。即使教导逐渐衰微，检束制度仍然严密。历代沿袭，把它作为常法。治理这些事情，必定谨慎设置防范；发生混乱，必定慢慢破坏疆界。此道的盛衰，随着时势兴亡。君主失去它，就不能控制天下；天下郡邑的长官失去它，就不能整治地方。治理郡邑人民的要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近来由于战争兴起，典章制度松弛废弃，户籍册籍的纲纪没有整治，土断的条约不明确，任凭百姓流动迁徙，没有人能够禁止。放任他们，人口就会聚集；整顿他们，人口就会惊散。他们常怀侥幸之心，不能固守本业，因此赋税不一致，教令不能实行。地方长官又很少能够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体会至公无私、以国事为重的意旨，接连施行小恩小惠，争相诱骗奸诈的百姓，把倾夺邻境说成才智，把招集逃亡者说成治理教化。舍弃那里来到这里的人，既说是新近收容而获得宽宥；忽来忽去的人，又以恢复产业为名受到优待；唯独那些安土重居、始终不迁的人，却让他们日益加重征敛。这就是让安居定着的人长期替代懒惰逃避者服役，和驱使他们迁徙、教导他们变得浇薄奸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由于牧守县令不能弘大通达，各自偏私于本辖区的过错。等到廉使上奏考核，御史台考察功绩，却只遵守常规，不考察时势变化。他们用来考核长吏才能的，大致有四项：一是户口增加，二是田野开垦，三是税钱增加，四是征收供办提前。这四项确实是官吏职务所崇尚的，但制定法令来整齐管理人民，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法令所禁止的地方，人民就粉饰巧诈而苟且逃避法网；法令所鼓励的地方，人民就制造虚伪来曲意附会条文。治理的人如果不知道维持控制、调节损益的适宜办法，巧诈虚伪就会滋生，并且总是因禁止和鼓励而增长。考核官吏的法令之所以看重户口增加，难道不是因为安抚养育得当、人民更加繁衍吗？如今有的官吏用欺诈的情形诱发奸伪，浮泛苛细地执行法令来拆分亲族；只要增加户数，务求登上奖赏条文，那么被诱导的人将要讨论减轻征税，却立即惊散；被拆分的人承受不了沉重赋税，又逐渐逃亡。州县破败受伤，多从这里开始。长吏彼此仿效，把这当作政绩，怎么忍心不加惩处？人民互相煽动形成风气，规避越来越严重。不追究实际情况，却一味追求增加户口，便有这样的弊病。之所以看重田野得到开垦，难道不正是因为教导有方，人人都乐于从事生产吗？如今有的官吏强行驱使百姓，播种耕植荒废之地，以年限为约，免除他们的地租。假如农民并没有增加，而开垦的田地却想扩大，那么新开垦的田地虽已辟治，原有的熟田反而会荒芜。百姓以免租为利，也很有些听从命令；年限一到，又重新变成荒地。这只是增加烦劳，并没有增加收成；不估量力量而一味致力于开垦田野，便有这样的弊病。之所以看重税钱数额增长，难道不正是因为人口既已增多，便可以给富户增加赋税吗？如今有的官吏加重困苦疲弱之人的负担，竭力求取额外收入，捶打百姓，搜刮其骨髓，毁坏人家来获取财物，只求讨好主管聚敛的官司，把这当作求取仕进的门路。不体恤百姓而一味追求增加税额，便有这样的弊病。之所以看重征收办理提前，难道不正是因为物力充裕，人人都乐于缴纳吗？如今有的官吏肆意施毒、逞威作势，残害百姓以满足欲望；事情本有固定期限，却因此催逼，不顾时令是否相宜，只崇尚强行办成，丝织品还来不及织成，粮食还来不及舂捣，何况贫困空乏的人，怎么能不奔逃离散？不体恤物力而一味追求提前征收办理，便有这样的弊病。这样看来，引诱百姓逃亡、使百姓陷于艰难困窘，正是这四种弊病也起了助推作用。这是由于考核不切合实际情况，却泛泛沿袭旧规的过错。而且，户口增加、田野开垦、税钱数额增长、征收办理提前，如果不以实际事情来验证，就无法辨别真假。如果要用实际情况来验证，就必须增加租赋。但增加的租赋既然出自百姓，当然会有人因此受损。这个州若增加了客户，那个郡必定减少了常住人口。人口增加的地方可以邀功请赏，税额也随之增加；人口减少的地方害怕获罪，税额却不下降。假如国家所制定的考核办法，确实是要鼓励聚敛，那么这样做也就可以了。若是有意使百姓富裕而致力于治理，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当今的要务，在于使百姓富裕而减轻财利负担；损减上面的收入来增益下面，下面如果得利，上面必然安定。少有损失，正是为了招来大的收益；百姓既已富足，财物必然充裕；暂时减轻负担，正是为了成就长久的富足。臣愚见，应当再次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绩办法；过去以增加为贵，如今应当以减少为务。比如一州之中，原来所征税额已有定数，共管辖多少百姓，又分作几等差科，每等有多少户，每户缴纳多少税物，都应分别列举，合计数目每隔几年向转运使司申报一次；转运使司详细复核有凭据后，再记录上报户部。如果本辖区内人口日益富庶，原定税额有余，就任凭根据户数平均减免，并按照计算出的减免数额多少，作为考核等级的差别。本辖区税物总数相互比较，每户减去十分之三的列为上等考绩，减去十分之二的次之，减去十分之一的又次之。如果有人口大量流亡，按照现有户数比较并加税、降等处罚的办法，也依照这个原则办理。百姓缴纳的田租，则各以去年应缴的数额作为定额。每年只根据这个数额征收，不再另行勘验追责。检查巡视时发现增加开垦的，不要增加他的租额；废弃耕种的，也不要降低原定数额。这样足以诱导百姓开垦种植，又可以避免妨碍、侵夺农事。事情简便而体制宏大，百姓必然喜悦并受到勉励。每到核定户数的时候，只根据各种物产进行比较核量。田租既然自有固定数额，就不应再列入两税。这样一来，官吏不会苟且敷衍，风俗也会改变浮薄。即使不督促考课，百姓也会自愿耕作；即使不加以防范限制，众人也都会安居本土。这也是当今使百姓富足、巩固根本的重要办法，就在于陛下举而行之。平均调节赋税、体恤百姓第四条【论税收期限过于急迫】

译设置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百姓；向百姓征赋取财，是为了资助国家。明君不会加重资助国家的负担而损害养活百姓的事业，所以一定先办理政务而借用百姓的闲暇之力，先使家家生活富足而只征收他们多余的财物。满足百姓经营生产的需要，救济百姓的匮乏；借取一定要有节度，征敛一定要合时。有限度就能防止劳苦，得其时就容易供给。因此官府事务没有缺失，民力不会耗尽，公私都能保全，上下彼此相爱。古代能够得到民众拥护的君主，大概都是大体采用这个办法吧？法制有时亏缺，本末倒置，只顾取于百姓以资助国家，却不思考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百姓。不仅徭役赋税繁多，遥遥无期地不给减免和借贷救济，甚至征收期限也催逼紧迫，毫不体恤斟酌。养蚕之事刚刚兴起，已经缴纳绢税；农事还没有结束，突然就征收谷租。上司督责的防范已经很严，下级官吏的威逼暴虐更加急迫。有粮的人急忙出卖，损失将近一半；没有粮的人借贷求取，又要耗费加倍利息。偿还这些负担所涉及的，不过是期限迟速相差十天半月。税期放宽一年，年年相承，迟一些并无妨害，早一些也没有益处。为什么还要急切催逼，严重伤害疲惫的百姓？近来因为制定税额之初，期限约定得不够详尽明确；不久又遇到征役多有变故，便再次命令提前按限额征收。近来虽然宽限延后，仍然没有做到均衡妥善。希望委派转运使与各道观察使共同商议，再详细制定征税期限，分别根据各地风俗所便利的情况和时令所适宜的条件上报，务求使百姓得到宽缓，使他们能够办理完毕。所谓施惠于民而不增加费用，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平均调节赋税、体恤百姓第五条【请将茶税钱置办义仓，以备水旱灾害】臣听说，仁德的君主在上，天下就没有挨饿而死的人，难道一定要亲自耕种来供给他们，亲自烧火做饭来喂养他们吗？大概是因为谋虑能够合宜，制度能够得当，使百姓免于歉收匮乏，在灾害发生以前就设置防备，所以即使年成大坏，众人也不惊惧。水灾旱灾造成祸害，尧、汤也遭遇过；阴阳之气相互侵扰，圣人又能防御什么呢？尧、汤之所以可贵，正在于遭逢灾患时能够救济罢了。凡是贤明的后世君主，都谨慎地遵循这一点。所以《王制》记载虞、夏、殷、周四代的制度，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作紧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作国家不像国家了。’《周官·司徒》一职也说：‘掌管乡里储积的粮食，用来救济艰难困厄；掌管县鄙储积的粮食，用来防备荒年。’《王制》的制度衰败以后，杂糅了权变之术，魏国采用平籴法，汉代设置常平仓，公私两方面都获利，也颇为便利。隋氏建立制度，开始创设社仓，到开皇年间最终实行，百姓没有饥荒。贞观初年，戴胄提出积储粮食、备御灾害的建议，太宗很高兴，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条文制度，在各地储藏粮食，称为义仓；丰年就收取储藏，歉年就发放救济。经历高宗一朝五六十年，百姓依靠它的资助；后来国家处境艰难，这项制度也松弛了。开元年间，逐渐又恢复并加以发展。由此可知，储积粮食、预备灾害，是圣王的紧要事务。古语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一起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这就是说，君主养育百姓以成就国家，百姓拥戴君主以成就自身的生存；上下相互成就，事情如同一体。既然如此，古人所说的九年、六年储备，大概是为天下臣民共同筹划的，当然不是只充实国家仓库，却不顾平民百姓。《礼记》所说的‘即使有防备旱灾、水灾的措施，百姓也不会面带菜色’，确实正是这个道理。后代丧失了古制，废弃了预先防备的谋划，忘记了先王慈爱百姓如同子女的心意；所储存的粮食，只考虑充实仓库，任由权贵豢养的犬猪吃厌了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检察；任由沟壑中堆满百姓的尸骨，却不能加以救恤。祸乱从下层兴起，灾祸延及上层，即使有国家的粮食，难道还能吃得到吗？所以建立国家而不先养活百姓，国家本来就不能建立；养活百姓而不先使他们吃饱，百姓本来就无法得到养育；使百姓吃饱而不先预备灾害，粮食本来就不会充足。替官府储备，百姓必然不富足；替百姓储备，官府必然不会贫困。因此，论说德政的昏明，关键在于所致力的事情；本末之中致力于根本，末端自然会顺遂；致力于末端，则根本和末端都会丧失。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怎么能不以此为务？近来由于敌寇成为阻碍，军队频繁兴起，施惠救恤的办法多无暇顾及；每逢阴阳失调、时令失常，年成不能顺利成熟，官府所储存的粮食只够供给军粮，一旦支用计算稍有缺口，还必须再向百姓征取，百姓自己的防备荒年，哪里还有时间得到赈救？百姓稍有缺乏，就求借并支付利息；百姓极度困乏，就卖掉、典当田地房屋。幸而遇到丰年，才偿清拖欠的债务，收获刚刚结束，储存的粮食已经空了；他们拿着契约、挑着行囊，又要再去借贷，利息一重又一重，食物常常不够吃。倘若遇上连年饥荒，就会陷于颠沛流离，家室彼此抛弃，骨肉分离；即使请求卖身为奴仆，也没有人买，有的到乡里乞讨，有的在道路上吊死。天灾流行，四方轮流遭遇，大致计算受到灾害的地方，每年通常不少于一二十州。凭陛下把百姓视为子女父母般的仁心，如果能够垂念省察、为之忧虑，本来足以令人悲伤怜悯；幸而有可以救济的办法，难道可以舍弃而不加考虑吗？如今赋税徭役已经繁重，民力已经竭尽，终年忙忙碌碌，永远没有剩余；即使督促他们聚积粮食，最终也不能做到。要建立储蓄的根本，必定要借助官府来帮助完成。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替百姓预备灾害，采纳臣愚昧的计策，又不损害国家经费，便可以作为长久的计划。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约可得到五十万贯，原先的敕令是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防备饥荒。如今用来储备粮食，正好符合先前防备灾荒的宗旨，希望命令转运使总计各道户口多少，把每年得到的茶税钱均匀调配，分别命各道巡院主管。每到谷麦成熟时，就同观察使共同筹划防备之事，在管辖境内各州县实行和籴，便在当地设置仓库收纳。每州令录事参军专门掌管此事，仍然确定一名观察判官，与负责和籴的巡院官共同办理，也以义仓为名。除赈济百姓之外，一概不得借用或挪作方便支用。如果当年正逢大丰收，和籴之事已经损害农民，就应当优厚地给付价钱，扩大收购数量；谷价如果稍贵，和籴也立即停止。收购多少，要根据年成好坏调节谷价，始终使价格处于适中水平。每逢灾荒，就用来赈济发放；小规模歉收，就根据具体情况借贷；大饥荒，就记录奏报、分配颁发，允许临机从便办理，务必使救济周遍并循环进行，使收取和发放逐渐成为常规。这样，囤积财物、靠利息放债的人就不能耗损我们的百姓，囤积粮食、幸灾乐祸的人也无法牟取暴利；富人不至于奢侈，穷人不至于饥饿，农民不至于受损，粮价不至于昂贵，一项举措就能具备多种好处，难道不应该致力实行吗？等到百姓稍稍得到休息，再逐渐劝导私人积储、实行平籴之法；这就是社仓制度。如果兼而实行，不出十年，必定能够积满三年的储备。不断扩大并长期实行，太平盛世就可以期待，使一代百姓永远没有饥饿匮乏，这正是尧、汤之所以被千古称颂的原因。愿陛下遵循它、仰慕它、继承它，使自己与尧、汤齐等。只要能够保持诚心，没有什么不能达到。

译平均调节赋税、体恤百姓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下征敛重于公税】国家的纲纪，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自有专职。凡是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得同百姓争利。这是君王用来节制财力、砥砺廉耻方正之心的原则，是古今相同、不可改变的。太平之世，道理得以保存，制度不被触犯；乱世之时，制度被弃置而不能施行。道理得到保存，贵贱有章法，丰俭有尺度，车舆服饰、田地住宅，没有人敢僭越逾制；即使积聚财货，也无从施展，因此人人安守本分，很少追逐贪求。财富储藏没有偏多，物资就不会偏尽；用度没有偏厚，百姓就不会偏穷。圣王能够使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使财物用度平均充足，靠的就是这一道理。制度被弃置，法度无人遵守，教化无人听从，只尊崇财货，只逞强力。财货和势力如果具备，没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他们贩卖租税、兼并土地，使下层百姓的产业受到禁锢，供养丰厚华丽，上可以比拟王者的尊贵。家中蓄养众多百姓，役使他们如同奴仆；既然满足了嗜欲，又不顾宪章，放纵贪婪，哪里有尽头？天下的物资有限，富裕人家的积蓄却没有边际；供养一个人而耗费百人的资财，那么百人的食物就不得不缺乏；使一家富足而倾覆千家的产业，那么千家的生计就不得不空乏。由此类推，天下陷于空乏的百姓，也已经很多了。所以前代会出现风俗败坏、百姓困穷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弊病。如今的弊病，又比过去更加严重。各种物产中，没有什么比田地住宅更无法隐藏、更容易被察看。我请求暂且不议论住宅，只举占有田地一事来说明。古代先贤君王划分治理天下的疆界，百亩之地称为一夫，大概是说授给一人的田地不得超过百亩。这样是想使人不荒废产业，田地不空闲耕作，使人的劳力和田地相互适合，因此贫弱者不至于枯竭，富厚者也不至于奢侈淫逸。法令建立，事情均衡，这就叫制度。如今制度松弛紊乱，疆界治理毁坏，任凭人们互相吞并，再没有田界限制。富人兼并土地达数万亩，穷人连容身之处都没有，只能依附豪强，成为他们的私属；向豪强借种子和粮食，租种他们的田地房屋，终年服劳役，没有一天休息，全部交出所借之物，常常还担心不能偿清。有田地的人坐享租税，贫富悬殊竟到了这种地步。重重征敛、急切催收，都比公赋严重。如今京畿之内，每亩田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几乎有一亩达到一石，这是官税的二十倍。即使降到中等租额，也还有它的一半，是官税的十倍。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种是农夫所从事，兼并者却安然坐收其利；官府取一份，私家取十份，种田的人怎么能有足够粮食，公家仓廪怎么能广泛储备，风俗怎么能不贪婪，财货怎么能不壅滞？从前治理国家的人之所以彰明制度、谨慎划定田界，难道是徒然设置的吗？这种原则逐渐消亡，已经很久了；若想立即修整，实际实行起来确实困难。革除弊病、教化百姓，事情应当逐步进行。希望命令百官集中议论，参考斟酌古今合宜的办法。凡是兼并占有的田地，约定条文限制，裁减租价，务求使贫困百姓获利。法律贵在一定实行，不在于刻薄严酷；放宽制度以便利风俗，严明命令以惩罚违犯；稍微损减有余，逐渐优待不足。损减并不会使富人失去富足，优待却可以救济穷困。这正是古代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良好常法，不可舍弃。以上是臣于上月十一日在延英殿奏对时，因谈到赋税烦重、百姓困穷，恭敬地奉到【原文疑有讹误】诏令，要求逐条疏奏。如今姑且举出其中最严重的，谨按条列在前。臣听说《尚书》说：‘不要轻视民事，只有艰难；不要安于自己的职位，只有危险。’这正是治理之道兴起的原因。又说：‘那后继的君王，生来就安逸，不知道农事的艰难。’这正是祸乱开始的原因。凭陛下天赋的圣明，事情又更加忧患危急，早晚勤勉不懈，立志求得天下大治。往年谈到百姓，陛下必定凄然变色动容；常说：‘朕对于天下百姓，连自己的肢体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臣长期忝居近侍，屡次听到圣上的德音，私下以为一代百姓必定能够进入富裕长寿的境地。昨天奏报民间疾苦，十分中才说到二三分，圣心已经十分惊疑，都认为臣所说的超过了实际。那么百姓的愁苦怨恨又怎么能够上达天听？君主温煦养育百姓的措施又怎么能够向下推行？典籍所告诫的，确实有事实可以验证。一旦有损于圣明的谋划，实在令人深为惋惜。臣又听说《尚书》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臣私下认为，陛下之所以对臣下所说的这些话惊疑不信，只是因为听得还不够熟悉罢了。这本是臣下作为股肱、耳目所应承担的职责，却辜负了陛下，确实正所谓知道并不困难；不过目前还不足以深深损累圣上的德行。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希望陛下不要再把实行它看作困难，居安思危，这将是亿兆百姓的大幸。谨此奏报。《翰苑集》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