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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荆川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荆川集》十二卷，是明代唐顺之所撰。唐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经著录。唐顺之学问有渊源，留心经世济民之学，从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直到勾股、壬奇之术，没有不精心研究的。他非常希望以功名显扬于世；虽然后来年老时再次出仕，担任抗击倭寇的职务，却不能建立很大的功业。最终还是凭文章流传于世。然而他的考索既深，议论都有根基，终究不是空谈井田、封建的文人。至于他的文章法度，充分见于《文编》一书所收的文章：上自秦汉以来，大体从唐宋文章的门径沿流溯源而来。所以对秦汉文章，不像李梦阳那样割裂剖析字句、刻意描摹外貌；对于唐宋文章，也不像茅坤那样比拟文章结构、卖弄机锋。在明代中叶，他卓然成为一大宗师。到了晚年，他转而讲学，文章风格稍有改变。集中如《与王慎中书》说：“近来把四十年前的种种技艺一一放下，把四十年前的种种见解一概抹杀，才开始看见一些影子，等等。”于是受语录之风熏染，文章也随之变化。把这些分别来看，就可以了。本集由无锡安如石编纂，王慎中为它作序。大概两人早年议论文时意见不合，到了老年，客套之气渐渐消尽，于是相互倾慕推重。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荆川集》原序 吴国有文学传统，已经很久了。诸樊治理国家时，断发的旧俗还没有改变。当时吴国还很鄙陋，而公子季札已经能够完全通晓《易》《诗》《书》《礼》《乐》六艺的文章，拿这些去观察中原。因此，名卿硕士反而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惭愧。他们喜爱季札学说的博大雅正，仰慕他，唯恐赶不上。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施教，四方来求学的人很多，言偃渡过长江、淮水前往游学，最终凭文学列入大贤之科。南方的精华因此被充分发扬，孔子的道也借助他的有文采的言论流传到远方，直到今天仍然盛行。这种盛况大概就是如此。吴国以长江、大湖为界而成一国，土地方圆一千多里，山林、川泽的美景几乎数不胜数；天地间光明英秀、冲和纯粹的气象，在其中浸润汇聚，只有季札和言偃二人而已。即使这样盛大，又哪里不是很难得的呢？我对于这两个人，读他们的书，观察他们的言论，推重他们并以他们为友，希望能够了解他们。如今我所见到、所接触的人中，能够同他们成为朋友的，又多了一个人，就是毗陵的唐应德。您对于学问，可以说是得到了其中的精华；您的言论，可以说是有文采而且必能流传于远方。您的文章都在这里，学者如果读它并加以思考，思考而有所领会，那么就会知道，您的心与季札相通，谁深谁浅；您的言论所成就的，与子游相比谁先谁后，其中有些地方是无法辨别的。您出仕担任翰林编修，后来又任太子司谏，都是因为坚持道义、守正自持的志向而辞去，简直毫不留恋。有吴国公子轻视千乘之国的气节；您的文章凭礼乐而获得言偃的传承，廉正的操守又必定谨慎到连一介之物的取舍都不苟且；刚强果断，能够自己作决定，不会被威武、利禄诱惑屈服。尤其足以驳斥那些怯懦怕事、没有廉耻而贪恋饮食之人的讥讽。在上下两千多年之间，我说吴国有文学之士三人，并不过分。季札出生时，吴国虽然还很鄙陋，但先君端冕衣冠的遗教还在；子游又能够以仲尼为归依，他成就这样的人并不困难。唐君却在千年之后独自兴起，追随并与这两人并列，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您年纪四十岁，学问将日益进步而不停，文章也将一天比一天丰富而精美。我所见到的就是这些，已经足以流传了。无锡安如石字子介，仰慕您的学问，得到您所作的诗文，汇集刻印，拿来与同好共同阅读。安君的志趣爱好如此，哪里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呢？晋江遵岩居士王慎中道思甫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荆川集》卷一 明　唐顺之　撰 策 廷试策一道 臣回答说：臣听说，保护百姓是用来感应上天的，端正百官是用来保护百姓的，振举纲纪是用来端正百官的。为什么呢？君主，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百官，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把它施行于百姓中，共同辅佐上天完成政务的人。百官不端正，下面就有倒悬般的危急，却没有人救济；上面虽有爱民如子的仁德，却没有人把它施行下去；这样还想使百姓安定，是不可能的。纲纪不振举，奸邪之人有的凭借矫饰来取悦上司，循良之人有的却因朴拙而被贬斥；被任用的未必贤能，贤能的未必得到任用；这样还想使百官端正，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君主得到贤臣，万事万化就能运行。”这是说安定百姓在于善于任用官员。又说：“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这是说任用官员在于振举纲纪。建立法制来任用人才，任用人才来安定百姓，那么人心和顺，天地的和气也会相应。由此可见上下相互修治的责任，也可见天人合一的道理。大概自古帝王敬畏上天、勤劳为民而达到天下大治，关键就在这里，不可改变。我皇帝陛下，上敬畏天变，下探察百姓的隐情，临轩颁布诏令，对知人善任和安定百姓两件事都深切关注。臣知道陛下这番心意，就是殷汤在桑林祈雨时自责的心意，也是高皇帝在仲夏不下雨时席藁而坐、露宿而坐的心意。臣虽然极其愚昧，对于官吏贤能与否以及民生利弊的根本道理，身处草野之中，内心也早已感触很久了。何况如今陛下勤恳询问，臣岂敢不尽心回答？臣谨慎考察《洪范》，征引《春秋》，大体说来，政事善良百姓安定，就会产生嘉祥；政事荒废百姓困苦，就会发生灾异。上天降下灾祥取决于德行，吉凶在人而并不僭越。陛下专一敬畏上天以彰明奉事之心，以中和建立天下的准则，本来应该祥瑞来到、六种灾异消除。然而有些事情却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推测。大概即使天心仁爱，想借此帮助陛下为日夜忧劳而隆盛嘉靖之治，也许百姓的危苦无聊，足以感伤和气的情况，同样可能存在吧？陛下免除租税来增加百姓财产，赈济借贷来救济百姓急难，减轻刑罚来使百姓得以生存，这是天下最仁厚的行为；陛下为安定百姓所作的谋划已经极其周全了。亲近贤能、罢黜奸邪来区别取舍，实行久任之法来谋求治理成效，这是天下最明智的行为；陛下为任用官员所作的谋划也已经极其周全了。然而百姓未必都已安定，官员未必都得到了合适的人选；也许贤能与否颠倒，授任不恰当，劝善惩恶没有彰明，正如圣策所忧虑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吧？那么振举纲纪、端正百官、安定万民，确实不能再迟缓了。臣观察关于知人安民的谋划，起始于虞舜的朝廷，皋陶向舜进言说：“在于知人。” 禹说，知人就称得上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安定百姓就称得上仁惠，百姓都会感怀他；把三种德行分别说明，三种德行都是为了扩大知人的范围；详细说明敦厚典章、奉行礼制，都是为了扩大安民的范围。总的说来，官员得到合适的人，善政就能实行，天下便共享它的福泽；官员不是合适的人，暴政就会施行，天下便共同承受它的祸害。简要说来，这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所谓明智，就是成就仁惠；不明智，就不能知人，而要达到能够任用官员，又非振举纲纪不可。纲纪，是用来辅助明智的。即使像尧舜那样明智，也还要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内有九官、十六相作为岳牧的倡导，外有四岳、十二牧承担总领的责任。规划精密，明智才有所寄托，而这种明智才广大；明智广大而仁惠也就广大。以仁德为急务就要亲近贤人，以明智为急务就要先办重要事务，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功勋上达下应，天下达到太平，都由此而来。因此陛下想消除灾异，没有比安定百姓更好的；想安定百姓，没有比端正百官更好的；想端正百官，没有比振举纲纪更好的。纲纪所以能够振举，臣虽然不能全部列举，还是请大略说一说。第一，是精心考察监司，以监察地方长官。臣考察永乐年间，太宗皇帝曾告谕蹇义、陈瑛等说：治理国家、牧养百姓，没有比守令更切要的；吏部选授官员都出于仓促，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品行，必须考察他们实际所作所为，才能看出贤能与否。应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县官到任半年以上的，都考察他们的才干和能力以及是否确有贪污，报告上来。臣希望陛下光大彰明这一训示，精心选择监司：或者从群臣公正推举中选取，或者由陛下独自明鉴；一定要选择平素声望显著、秉持节操刚烈的人任用。任职以后，果真能够激浊扬清、不畏强暴的，就酌量加以表彰奖赏；徇私容奸、埋没贤能而不举荐的，就酌量加以贬黜责罚。不只是借此考察官吏的贤否，也以此作为考核监司优劣的依据。监司畏惧宪典严明，谁敢不竭力于宣布政令、安抚百姓？官吏倚仗监司公正，谁敢不尽心于抚养百姓？监司贤能，守令也就贤能了。第二，是澄清铨选制度，以彰明黜陟。臣考察成化年间，大学士邱濬议论说：朝廷制度规定，天下官吏三年一次带着考核册籍来朝，六部、都察院查核他们任内的政绩；有未完成或应报告的，就弹劾奏报，以实行黜陟。后来因为选调积压，设法疏通，便只凭巡按的考语，不再核查实际事迹；记录罪状时，立名为贪暴、不谨等而加以黜退，这与祖宗最初的本意很不相合，何况贪者未必暴…… 贪污的人未必暴虐，暴虐的人未必贪污；所谓平素行为不谨慎，又不知道具体指什么，这样的名目怎么能使人心服呢？臣希望陛下修复旧典，告诫铨选官司，核实功过，不要因毁誉而徇私；根据才能来责求名实相符。说某人贪暴，就一定要指出他怎样贪暴；说某人不谨，就一定要指出他怎样不谨。这样，人不能粉饰名目来求取功劳，也不能巧妙作文来逃避罪责。第三，是确实执行赏罚，以激励人心。臣听说，有官职而没有赏罚，就等于没有官职；有赏罚而不足以使天下人奔走效力，就等于没有赏罚。如今按照资历升擢，积累劳绩而晋升，人们会说：“我的资历、我的劳绩，本来就应当如此。”富贵爵禄都好像是凭自身取得的，报效之心就淡薄了。奸吏搜刮财物，极力残害百姓，却总是侥幸希望不被败露；即使不幸败露，也不过只是罢免，又侥幸希望不至于受杀戮侮辱，于是侥幸之心更加增长，没有人知道受到惩戒。臣希望陛下的明察遍及各处，刚健果断、独自裁决；政绩显著的，即使破格授予职位，也不必顾虑越级；贪污证据确凿的，即使施以五刑，也不必顾虑损伤恩德。有时颁发诏书劝勉激励，像汉代的旧例，以收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