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蠡测汇钞》自序 《台湾番社纪略》《水沙连纪程》《番俗近古说》《海外寓贤考》《明鲁王渡台辨》《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平傀儡山贼党记后叙》《书三生琐谈后》《书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劝捐置五妃墓守祠义田疏引》《游水里社记》《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重修螺青书院碑记》《重修海东书院碑记》《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新建淡水厅城碑记》《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澄台观海记》自序 我在海外任官将近十年，仿效拙朴之人的为政方式，常常担心把这些年计算起来都没有多少成效，怎么敢不努力呢！起初任北路理番同知时，披星戴月地出行，曾向东到彰化县界外的水沙连各社，向北到淡水的艋舺、八里坌，远望鸡笼山近在眼前。后来治理郡务由代理逐渐转为正式，又曾向南到凤山的埤头；纵横延绵千里，凡是所到之处，都考察了当地的山川形势，考核了民情风俗。偶有所得，便随即写入书中。公务之余，亲手翻阅卷轴，一方面根据所见所闻，参考地方志、史乘、文集和杂记，考察它们的异同得失；另一方面又想到圣朝的声教远播，即使偏远角落的士子也都知道勉力求学，便想引导他们了解从先河到后海的源流，使他们不局限于所听闻的见解，不迷失于所要走的道路，这也是齐同万物的一端。文章只求足以表达这些意思，希望对掌故有所补益，至于处理公文和应酬的作品则不收入其中。从箱笼中搜得若干篇，汇成一编；不敢说凭借蠡测便可以了解大海，也只是想让后来者知道这点微小的源头，并非毫无根基的学问罢了。道光庚寅年初伏日，浮梁邓传安、字鹿耕，写于台湾府署的鸿指园。《台湾番社纪略》台湾四面都是海，而大山横贯南北。山的西面汉民与番人杂居，山的东面只有番人而没有汉民。番人聚居的地方叫作“社”，东西之间分别划定疆界。界内的番人有的住在平地，有的住在近山地区，都是熟番；界外的番人有的已经归化，有的尚未归化，都是生番。幸而承受皇帝的教化已经有些年头，土地日益开辟，百姓日益聚集，番人也日益驯服。仍担心番人中有人无法输纳赋饷，于是设置南、北路理番两名同知来安抚管理他们。北路熟番中可以记载的，嘉义共有十三社，彰化共有三十三社，淡水共有三十六社；每社都有通事、土目约束管理众人，任免废置都由同知决定。此外，已经归化的生番，嘉义有内优六社和阿里山八社，崇爻八社也附属阿里山输纳赋饷；彰化有水沙连二十四社。淡水的蛤仔难原来在界外，如今已纳入版图，改称噶玛兰，设置官吏如同淡水厅，通判兼管番务，不再隶属于北路同知。内优的通事仍由官府任命，其余则如土司一样世袭。阿里山的副通事、水沙连的社丁首，都负责管理贌社和输饷的事务。听说南路的卑南觅也有官府设置的社丁首。所谓贌社，就是汉民与番人互相贸易。所谓归化，其实只是输纳赋饷罢了；他们不剃发、不穿汉人的衣冠，依然野蛮粗陋，偶尔还会袭击杀害熟番，而官府不能治理，真叫人叹息！什么时候才能像噶玛兰那样，把土司改为流官呢？南路理台、凤两县番务，府志记载的，台湾只有三社，都是平地番；凤山熟番也只有六社，其余全是已经归化的生番。按照我所听到的，只有山猪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确实与凤山直接相连。琅峤十八社，陆路必须经过生番界，水路则从下淡水行进，小船可以通行，沙马矶头是它的尽头，所以从凤山前往的人都取道水路的捷径。至于卑南觅七十二社，西南面正对凤山，北面连接崇爻，又在嘉义山后；府志只记载了大概情况，所以把它附列在凤山名下。如今山猪毛已经在界内，汉民与番人错杂居住，并有都司驻守。琅峤和沙马矶头都见于蓝鹿洲的《东征集》。琅峤当时已经称为乐郊，不忍把它弃置在界外；如今更加繁盛，汉民杂有闽、粤人，番人刚刚归化，官府都能向他们传达文告，不像傀儡山那样只有番人而没有汉民。蓝鹿洲曾作为元帅向卑南觅大土官发布檄文，命令他搜山擒贼，赏赐帽、靴、补服、衣袍等物；可见生番中并非没有衣冠文物。如今他们的女土官宝珠穿戴华丽，像中原富贵人家的女子，处理事务也有法度，有时接到长官的文书，便恭敬谨慎地遵照执行。听说他们的祖先本来是逃难的汉人，占据当地做了首领，能够用汉人的法度改变番俗；子孙也都严守祖训，不杀人，不抗拒官府。这样看来，虽然身处界外，又和内地有什么不同呢？从卑南觅到崇爻，它的北面是秀孤鸾，再往北是琦崃，再往北是苏澳，已经到了海岛的尽头；向西延伸才到噶玛兰。自从噶玛兰开发以后，人迹罕至的地方才开始知道这些名称，所以此前没有人涉及那里也就不奇怪了。唯独奇怪的是巴荖远、狮头、狮尾直到现在还没有归化，府志却把它们附列在彰化番社的末尾。猴猴、歪仔歪、巴荖郁、新仔罗罕、奇立丹、抵美简、抵美抵美、踏踏、新仔罕、又毛搭吝（即南搭吝）、珍汝女简（即珍珠美简）、女老（即里荖）、奇武律（即奇武荖）、勿罕勿罕（即武罕）、毛老甫渊（即猫里府烟）、奇立援（即奇立板）、抵羡福（即抵美福）、哆朥美仔远（即哆啰美远）、屏仔猫力（即珍仔满力）、摆里（即摆厘）、奇班宇难（即奇兰武兰）、打那轩（即打那岸）这二十二社，如今都在噶玛兰界内，当时并没有归化，为什么府志却把它们记在淡水番社中？彰化的万斗六、阿里史二社都设置了通事、土目，府志却没有记载。恐怕像这样把生番、熟番混杂记载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不是亲自走过，便无法核实。我国车书一统，声教没有不及之处，不应当在一座岛上区分华人与夷人。追溯台湾刚刚平定时，只有台、凤、诸三县；后来又在半线设置彰化县，在竹堑设置淡水厅，如今又在艋舺、三貂的东南面增设噶玛兰厅；确实如蓝鹿洲所说，气运将要开通，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划定界限、禁止开垦，是前人一时的权宜之计；究竟旧日的疆界无不被越过，应当改变旧制而使之通达，以番人治理番人，作为使其柔顺、讨伐叛逆以及内外合一的根本。

译郁沧浪《稗海纪游》说：“有个叫赖科的人，想与山东土番取得联系，和七个人结伴，白天躲藏、夜间行走，从野番中间翻越万重大山，终于到达东面。东番带领他们游历各社，只见庄稼茂盛，家家富足。他们说，苦于野番从中阻隔，不能同山西相通，想约西番从两面夹击野番。”又说：“请转告长官，如果能够用军队帮助我们，那么山东万人就会凿山开路，使东西成为一家，共同输纳贡赋，成为天朝的百姓。”考察赖科这个名字，也见于《东征集》，他是大鸡笼的通事，曾招抚崇爻八社归化。所谓野番，似乎指淡水山后的番人；但不知道所说的土番，是崇爻，还是仍在崇爻以北？姑且保存这个问题，以备作为一种说法。《水沙连纪程》水沙连归化的生番共有二十四社，在彰化县界外；不是负责与生番互市的社丁，不能到那里去，而越过界限私自开垦，更是严禁之事。嘉庆二十年，当时的淡水司马吴朴庵性诚代理知县，奉檄前往驱逐占据、开垦埔里社的汉民，并作诗记载这件事。过了七年，我来任北路理番同知，读到朴庵的诗，很是赞叹。恰好又有熟番偷偷进入，当权者忧虑这种事情会不断发生，接连下令重申禁令。我想到如果不亲自前往，就不能查明实情，何况佳山美水，听人传说怎么比得上亲眼看见，难道会因为路险地远便不去走一趟吗？只是深入异域，不能没有护卫，于是先到广盛庄驻扎，命各社社丁带领徒众一百人，又增加屯丁四十人；田头社的生番也率众前来迎接，愿意充当向导。于是我们佩弓、背箭、拿戈、举盾出发了。经过油车坑口时，道路陡峭狭窄，乘兜上下，好像有人拉着、有人用绳子吊着。又沿溪走了几里，登上鸡胸岭。从岭上望见社仔旧社，这是二十四社中距离最近的一个；自从被汉民占据开垦后，生番无力抵御，全都迁到山里去了。水里社土目率领众番人在岭上迎接。经过土地公案五里，满眼都是密林；再经过牛朥泽五里，都是高大的竹子遮天蔽日，连太阳也看不见。但树林中的湿气侵入人体，不如竹林那样清幽可爱。这是进入山中最深处的地方，是海外从未见过的景象。经过满丹岭到达田头社，由幽深处忽然进入开阔地带，心胸和眼界顿时开朗。两个社的番人男女跪在路旁迎接，服饰装束各不相同，无法一概而论；他们见到官长都欣喜不已，于是我留下住宿。当时正值秋末，山中傍晚景色很美；社丁指点着说，两座山相对而立，形状像龟和蛇，我久久站在那里观看。第二天早晨，经过水里社，望见日月潭中的珠仔山；蓝鹿洲《东征集》所记载的水沙连就是这里。因为番人还没有把船停泊好等待我们，我便回车畅游。经过猫兰和审辘，这两个地方过去是生番的两个社，自从被占据开垦后，番人迁走，社址空了；汉民被驱逐后，又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从审辘向东，穿过树林下坡，在山沟中行走，只见两座山高耸对峙，中间夹着巨石，溪流湍急；浅处可以涉水而过，深处则无法渡过。只好登山砍伐树木，把木头推下来，片刻之间便搭成桥梁，就像《左氏传》所说的清除道路、架设梁桥一样，只是人多便容易出力；有些地方无法架桥，仍然要乘兜渡水。道路横斜，河湾曲折，比油车坑更加险峻。走完险路便进入平坦处，穿过幽深处又来到开阔地，远远看见埔里社，一眼望去全是平原，这是界外最开阔的地方。埔里社的番人和招来的各社熟番都跪在路旁迎接，随即把我们请到覆鼎金山下的番寮住宿。山高不到三丈，登上去远眺，四面看去都是一样开阔；这才知道方圆二十里都是平坦地带，中间只有埔里一个社，其余各社都依山而居。如果把荒草地开辟出来，可以得到良田千顷。生番不能深耕，种植少、收获也少，却已经有余粮；即使是招来的熟番，也不能像汉人那样充分发挥土地的产能。如今聚居在山下的熟番有二十多家，还依靠当年汉民占地修筑的土围作为遮蔽物，砍掉茅草盖屋，器具粗略齐备；官长和随从人多，都不至于露宿。生番既供给柴米，又杀牛宰猪犒劳众人。听到宰牛杀猪的声音，简直就像《诗经》所说京城中人步履庄重、众多会聚的盛况一样。第二天，我让熟番做向导，实地勘察田地原野。新开垦的土地不到三十甲，还没有形成田地；旧日开垦的田地有它的十倍，却早已荒废。这里向东通往秀孤鸾，向南连接阿里山，向北连接尚未归化的沙里兴，是全台居中的地方；平坦开阔、土地肥沃，大致像内地莆田一县，真是天地自然形成的富饶资源，只可惜越过了界外。汉民人口日益繁多，番民人口却日益减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经过的地方已经看到三个社变成废墟，猜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经过埔里社，看见番人的居处十分稀疏，不到十户；询问后知道，自从受到汉民侵扰伤害，社势更加衰弱，人口也更加减少。附近的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都很强悍，常与嗜杀的沙里兴往来，意图难以测知；住在它们附近的人实在惴惴不安。番人的本性重视货物而轻视土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爱惜空旷土地而不招来熟番保护自己呢？我既已明白用番招番的缘由，仍然召来四社土目，询问他们空地能不能开垦。双方需要经过多重翻译才能沟通，而社丁和会说生番话的熟番各自怀有私见，彼此互相指责；等到找到会说汉语的生番做通事，才弄清了全部实情。原来眉里各社不愿意开垦，是借口说社仔社因为招人开垦而灭亡；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埔里社孤立而自身难保，不仅急切地希望招人开垦，即使剃发成为熟番也是他们的心愿，其处境实在值得同情。而且这次越界进入的熟番，确实是因为生番招他们前来，与当年汉民强行占据土地的情况不同。只是开垦对壮丁不利，所以他们难免夸大言辞，把情况报告给上级。当权者担心奸民混入其中，逐渐藏污纳垢，因此不得不查明实情，重申禁令。我所看到的已经不同于所听到的，也预料熟番的开垦将来一定不会成功，不必像往年那样用武力驱逐；只命令他们写具文状，等农事结束后各自回到原社，这样既可以安抚番众，也可以向上官复命，还需要多求什么呢？于是第二天回车，去游览水里社。这一年是道光三年。《番俗近古说》生番人口稀少，土地空旷，土地没有此疆彼界之分。只在居住处附近，随意种植，不深耕，也不灌溉，种得少、收得少，剩余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积存的粮食既不出售，也不购买；他们拿来同社丁互市的，只是打猎得到的皮革、骨角、毛羽，以及从山中采集而取之不尽的各种药物。既然没有贫穷值得忧虑，又有什么富裕值得羡慕呢？这不就是所谓贫富互不炫耀吗！

译古代进行贸易，只是用自己所有的东西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九府圜法中关于货币轻重的规定，大概始于征收商税以后；最初本来没有泉布、泉刀。如今制钱是国家的宝物，却不在界外流通；番钱来自海外，受到商人重视，却不在生番中流通。社丁带着番人所需要的东西进山贌社，无非是日常饮食用品；不抬高奇异物品的价格，也不轻视日常用品，这正是生番容易满足的原因。能够输纳赋饷的社，就是归化社；不输纳赋饷的社，就是野番。生番怎么能够输纳赋饷呢？只是由贌社的社丁把社中获得的物品折算后向官府纳税罢了。那些冒险逐利、同野番交易的番割，官府不过问罪责而已。这样看来，熟番的赋饷，就相当于汉代的算赋、唐代的庸调；生番的赋饷，则像《周礼》所说的征收商税，什么时候曾向界外番人要求贡纳呢？界外不通语言，怎么会懂得文字？互市有时允许赊货，双方都用结绳代替凭证，到了约定期限偿还后便把绳结解掉。这里的风俗像上古，大概就是如此。然而百姓分为番人和汉人，汉人常常欺骗番人；番人又分界内和界外，界内番人却能够同界外番人和睦相处。比如水沙连的社仔社，从前都是生番聚居，不知怎样被汉人诱骗，终于被夺去土地，社也变成废墟。埔里社的肥沃土地，本来就是汉人一直觊觎的地方；熟番用货物馈赠，竟然得到土地并进行开垦，彼此杂居而没有猜疑。《春秋》中魏绛谈论“和戎”，所说“看重货物而交换土地，土地可以用来交易”，确实不是骗人的话！贾谊说：“秦地人家贫而儿子已经壮大，就把他送去做赘婿。”《史记·滑稽列传》说：“淳于髡，是齐国的赘婿。”可见古人把赘婿看作卑贱之人。番俗中入赘的男子，就像出嫁的女子一样，顺从听命，不敢自行其是，还有什么比这更卑贱的吗？古代休妻，礼制中有明确规定，如今已经不实行了；只有番俗中娶妻叫“牵手”，休妻叫“放手”，夫妻不合便分开，这也还像古代的做法吗？披散头发、穿兽皮，本来就是戎人的风俗；但上古百姓也穿羽毛和兽皮，生活在草木丛生、粗野杂乱的环境中。沙连生番中，女子有的结辫，男子的头发则全都披散下垂。遮蔽身体的短衣都是皮革制成，女子还要另加抹胸，有的用皮革，有的用布。中古的戎人，其实就是上古的百姓。至于土目见汉官时，一定要增加装饰。他们的短衣都用红色哔叽制成，又有束住大腿和小腿的裤子。女子穿白衣，短衣和裤子有的红色，有的绿色。考察古制，短衣和裤子本来并不相连；裤裆则是汉代以后才有的。只是古人的短衣藏在里面，番人的短衣穿在外面罢了。番人女子崇尚白色，似乎像古代一命之士所穿的展衣；男子上下都穿红色，又似乎像《春秋左氏传》所说的袀韦、跗注。看到他们穿着韎色衣服而精神振作，不禁感慨地想起记载、继承武功遗迹的往事。剪发不同于剃发。《春秋左氏传》说，艾陵之战时，齐国公孙挥因为吴人的头发短，命令他的部下把绳子接长，用来捆住吴人的断耳。如今岸里社的番妇剪掉前面的头发，用短发覆盖额头。罩兰界外的野番，男子也剪发后让头发下垂。由此可知，短发本来就是这样的。但番人只剪掉一半头发，仍用另一半盘成发髻，不像吴人那样全部剪掉。《诗经》说“这仓那箱”，注释说“箱是车箱”。我看水里社的番人搭建寮屋作为仓库，又用方箱储藏粮食，把几只箱子叠在一起成为一座仓库；也许古代有比仓小的箱，并不是指车上的车箱，这一点还不能确定。《曲礼》说：“一起吃饭时不要把手搓得油滑。”注释说：“泽，是搓擦的意思。”《礼记》说：“用手吃饭。”《礼记》又说：“鞋不能穿上堂。凡是在室内举行祭祀，堂上不能赤脚；宴饮时则可以赤脚。”所以卫国褚师声子因为穿着袜子登席，触怒了出公。可见古人登堂入席，赤脚才是恭敬。怎么能说番人没有一个不赤脚，又说生番用手抓取食物、不用匙箸是粗野呢？唉！自古以来质朴与文饰交替变化，随着事务发展而不断增新，文饰日益胜过质朴，距离本真也越来越远。又怎么能够返本修古，在书籍残缺的间隙中寻找千百条古礼中的一两条呢？想不到从海外寻求、在荒僻地区验证，反而因当地最为简陋的风俗，发现了最初的礼制。于是对于经传中有时被忽略、有时保存根本，有时分离、有时合并的内容，附会贯通来申述自己的说法，私下把自己比作“不贤者也能记识小事”的人，这些见解也可以供考古者采择吧！《海外寓贤考》台湾还没有被郑氏私自占据以前，最先来到这里的是沈太仆光文，他借居于荷兰人经营的一间店铺，算得上是在海外所得的一颗硕果。太仆是鄞县人。全谢山太史对乡里的先辈念念不忘，所以在《鲒埼亭集》中既为太仆作传，又为他的《斯庵诗集》作序。至于同一时期逃避战乱、依附郑氏的诸位君子，他也都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原委。若依照他的说法来订正郡志，就应当把华亭徐都御史孚远记在沈太仆之前，把鲁王记在宁靖王之前；这样一来，寓居海外的贤人也就更加光彩了。我邓传安考察台湾海外史，认为鲁王实际上死于金门，葬在后浦，时间在郑成功渡台以前；另有辨证文字，这里不再详述。谢山的说法只能暂且存疑。都御史徐孚远本来就是名重几社的人物，也是郑成功在南雍求学时跟随学习诗歌的人；他最早依附郑氏，还曾从厦门奉命到粤西拜见桂王。《明史》本传说他逃入海中，死在海岛。鲒埼亭记述徐公自己感叹说：“司马相如进入夜郎，教导盛览，这是太平时代的事；而我作为亡国大夫来承担这件事，悲痛又怎能形容！”这难道不是他栖身荒岛的明证吗？可是《外史》记载，康熙三年甲辰，伪郑带着家属渡海到台湾，明朝诸王、宗室以及绅耆王忠孝等人都跟随而去，只有徐公乘一叶扁舟回到华亭；这似乎同谢山的说法不合。考察徐公起初在定海柴楼结寨，那里距离舟山最近。后来他辗转跟随明朝遗民逃亡，与张苍水尚书煌言身在异地而心志相同，都是江、浙之间所指名的人物。他没有立即渡海东去，大概是听说张苍水隐居在象山南田，想前去相从。等到听说张苍水已经去世，茫然无所归依，才渡海来到台湾，忧郁而死。这件事应当依据《鲒埼亭集》来同史传相合，不能拘泥于《外史》。何况编定《明史稿》的横云山馆也是华亭人，难道会有都御史得到正当的坟丘安葬，而乡里却不知道的道理吗？

译《鲒埼亭集·苍水传》说：“郑成功兵败之后，想夺取台湾来安顿将士，徐公写信劝阻，他没有听从。当海滨百姓不愿迁界时，徐公又招呼郑成功乘机夺取闽南，并分别写信给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远、监军曹从龙，劝他们竭力挽阻郑成功，但最终没有成功。郑成功死后，闽南遗老谋划拥立鲁王监国，徐公又写信约请故尚书卢若腾以下诸人。”唉！郑成功攻取台湾，已经像弓弦上的箭一样势在必发，哪里是一封千里之外的书信所能阻止的！郑成功死时，闽南遗老还在厦门，谋划拥立鲁王监国。鲁王应当是世子极皇，而不是江东称制的那个以海。虽然这件事真伪参半，但张苍水鞠躬尽瘁，几乎不愧为文信国！依附郑氏的诸位公卿仍然同张苍水互通消息，又哪里愿意像逃入占城的陈宜中那样呢！” 考察《鲒埼亭集》中的陈光禄士京传，郑成功以宾客礼节对待郑氏所招致的遗臣，其中最为敬重的，除了卢、王、沈、徐诸公之外，只有都御史辜朝荐、郭贞一和光禄陈士京。考察可知，陈光禄从未渡台，其余诸人都是后来跟随郑经前往，而不是先前跟随郑成功；《外史》和《海滨纪略》都有可以考核的年月，在这方面比《鲒埼亭集》更为确实。郭都御史和卢尚书都是同安人。卢尚书家在浯州（即金门），在甬上有遗爱，所以谢山为他作祠堂碑文，称他深入东宁；台湾志却说他隐居在澎湖社门。考察《外史》，卢尚书到了澎湖后生病，不到两天便去世，遗命在墓碑上题写“自许先生”。大概志书因为他没有到过台湾，所以怀疑他隐居的地点；谢山因为澎湖隶属于台湾，所以笼统地说他深入东宁；得到《外史》的记载，事情就清楚了。王侍郎祖籍惠安，沈都御史祖籍南安，同为闽南遗老，台湾志都为他们立传，却不知道为什么唯独遗漏徐、郭两公。台湾志中有传的揭阳人辜朝荐，《鲒埼亭集》中却错误地把“辜”写成“章”。至于曹监军，不知道是何处人；考察《海滨纪略》，他实际上参与拥护郑袭据台、拒绝郑经，最后身败名裂，比起各位寓居海外的贤人，实在有所愧疚。台湾志又只称卢公为宁绍兵备道，称王公以户部主事身份榷关；泉州府志虽然说卢公巡抚凤阳，所指也是甲申以前的官职；《鲒埼亭集》则称卢公为兵部尚书、督师，称王公为侍郎，他们所受的官职不是在闽中，就是在江东。如果一定要甲申以前的官职才可以记载，那么斯庵沈公被称为太仆、复斋沈公被称为都御史，难道不都是甲申以后吗？所以我把上述意见逐条论列出来，作为后来修志考证的参考。《明鲁王渡台辨》鄞县谢山全氏的《鲒埼亭集》根据沈斯庵太仆的诗，说鲁王曾经同郑氏一起进入台阳，死在郑成功去世之后；也就是说，是康熙元年壬寅，而不是顺治十七年庚子。太仆是海外文献中的人物，他的话似乎可信。我在台湾访求沈斯庵的诗集很久也没有得到，只见到《江东旭日升海滨纪略》和鹭岛遗衲梦庵的《海上见闻录》两部书。后来又得到一部不知道作者姓名的《台海外史》，按年编排、以事为纲，记载尤其详细。作者曾在靖海侯平定郑氏以后来到台湾，亲自听闻见到的事情很真切，并不比沈斯庵少，所以不能怀疑它没有根据。伪郑凭借险固据守而不肯服从，希望延续残明的一线血脉，却不幸受到“沈王于海”的诬陷。谢山对此非常愤怒，不惜竭力为他洗雪。如果按照《阮夕阳集》的说法，鲁王死在内地金门，时间在庚子年，仍然有行迹可疑；如果一定要改动他的年月，迁移他的死亡和安葬地点，那么各种疑问都可以解除。幸好有海外异闻可以加以证实。考察《外史》，鲁王确实在庚子年十一月死于金门，郑成功命兵部侍郎王忠孝以礼安葬于后埔。《海上见闻录》号称定本，必定曾经考订，却也同《外史》一致；难道不是都与沈太仆相矛盾，而同《阮夕阳集》相符合吗？谢山申述沈太仆的说法而驳斥阮氏，言辞确凿，我起初也赞同他的说法。现在从情理和形势来衡量：郑成功攻取台湾，实际上听从了何斌的秘密谋划，乘荷兰人没有防备而袭击，虽然是有机会可乘，但冒着重大危险在异域决胜，心中实在惴惴不安。当时同行的只有二十多名将领，并没有残明遗老，更何况宗室呢？不论鲁王是否已经去世，即使只有世子极皇和诸王，以及唐显悦、王忠孝等遗老在东郊为他饯行，假如鲁王当时还在厦门，郑成功正要探入虎穴，又何必带着一个像赘余旗帜一样的监国同行？鲁王又凭借什么慷慨请求出征、在江中击楫呢？这件事不用等智者也能明白。郑成功得到台湾不到两年便去世，郑经从厦门奔丧，平定内乱后袭位；又过一年，岁在甲辰，郑氏以宾礼对待的遗臣，从王忠孝以下，以及宗室从宁靖王以下，才相继渡海东来依附郑经，在此以前没有一个人来到台湾。不知沈斯庵从哪里得到鲁王，竟能同他唱和？台湾大湖的鲁王墓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可疑之事。我私下认为，鲁王去世以后，尊奉宗室的人或许就把世子称作鲁王，因此太仆才能同他往来联吟。鲁王去世的消息虽然传到了海岛，太仆的挽诗大概是郑成功攻取台湾以后补作的吧？鲁王的子孙既然在台湾安家，无法渡海回到内地，或许遥望故乡筑坛，按时祭祀，而附近的大湖因此有了王墓；就像金人把宋钦宗葬在巩洛原，南宋仍在东越聚集空棺，称作钦宗陵，难道不是前后相似的事情吗？唉！鲁阳挥戈，不过是愚忠，实在令人怜悯！幸逢圣朝没有避讳，能够阐发幽隐的光辉，也不必嫌疑铺张扬厉。像《鲒埼亭集》表彰张苍水尚书那样，未免褒贬失当；如今不能援引尚书祭王文中“十九年节旄”一句，作为鲁王死于壬寅年的确证。郑氏优礼对待逃亡荒外的诸贤，一定不会加害于他们从前所侍奉的故主。鲁王如果不是得正而死，他的子孙同郑氏不共戴天，绝没有始终相互依附的道理。仅凭这一点，“沈王于海”的诬陷已经不值得深入辨析，又何必改变鲁王死亡、安葬的时间和地点，迁就附会，给诬陷者留下口实呢？谢山实在没有想到这一层啊！《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书院一定要祭祀朱子，这是八闽共同的做法。鹿仔港新建书院，我邓传安因为仰慕寓居海外的鄞县人沈太仆光文，便借用他谥号中的“敬”字来命名；书院建成后，毫无疑问一定要把太仆配享于徽国公朱子。考察太仆的一生，他以忠孝为根基，又在文章方面奋发有为。他的乡人全谢山在《鲒埼亭集》中既为他作传，又为他的诗集作序，说：“咸淳年间的人物，是上天将要留下来，用来开启偏远地区文明的人。”如今的文人学士，难道可以不由此追溯根源吗！

译当年跟随郑氏渡台，与太仆一起设教而人们争相来求学的，有名重几社的华亭徐都御史孚远；忠孝同太仆一样，甘心忍受穷困饥饿、历经百折也不改变志节的，有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同安郭都御史贞一；文章成就超过太仆，并且在台湾建有功绩的，有漳浦蓝知府鼎元；按礼制都应当一同祭祀。我已经在祭牲碑上揭开了这个议题的端绪，现在再加以引申阐发。海外的掌故，本来可以从史乘中考察核实；但像徐都御史辗转跟随明朝遗民逃亡，《鲒埼亭集》大力加以表彰，《明史》也称他逃入海中、死在海岛，而府志却没有记载，应当赶紧补入。虽然鲁王实际上没有渡台，《鲒埼亭集》不免误信了异闻，我曾经委婉地为此辨证，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便怀疑其他事情也都没有根据。当沿海百姓不愿迁界时，张苍水尚书煌言写信招呼伪郑乘机夺取闽南，并分别写信给徐、王、沈、曹诸公，竭力劝阻郑成功。郑成功去世后，遗老谋划拥立鲁王监国，张苍水又写信约请卢尚书以下诸人，这些都见于《鲒埼亭集》的《苍水神道碑》中；至于伪郑对辜都御史的敬重同对卢、王、沈、徐诸公一样，也见于陈光禄传，只是把“辜”错误地写成了“章”。这几位贤人不仅是鲁王的忠臣，也是伪郑的诤友，不能因为一个字的错误就怀疑辜公，更不能因为府志没有记载就忽略郭公。府志所记载的龙溪人李茂春，是明末乡荐，来到台湾居住在永康里；《台海外史》也把他的名字列在跟随郑经渡台的绅士末尾。但志书说他每天诵读佛经，人们称他为“李菩萨”；看来只能把他列入流寓传，不适合配享徽国公朱子。前朝遗臣，无论是在南都、江东以及闽、粤地区所授的官职，都可以连同官衔和文章一起记载，这是体例所应如此，也符合圣朝表彰忠臣、任用贤良的深意。比如府志把太仆写作鄞县沈公，把副都御史写作南安沈公，就是这样。至于卢公只称宁绍兵备道，王公只称主事榷关，终究是考核不够精确，并不是有意破坏体例。如今对于府志缺少的部分，依据《鲒埼亭集》加以补充；即使府志和文集都有记载，也以《鲒埼亭集》为依据。蓝鹿洲本来从废籍中起用，署理广州府知府；世庙任用贤能没有固定范围，更应当把这个官衔记载出来，以显示格外的知遇，大概也是为了慎重。全谢山曾经就翁洲成仁祠的祭祀典礼，写议论给定海县令；又曾经就大涤山房祭祀黄石斋先生，写议论给杭州知府；可见酌定典礼，必须慎重开端。如今把诸公的栗主奉入，配享于徽国公，这是一个地方的祭祀；倘若其他地方也仿照办理，怎么知道不会借此阐明幽隐，使祭祀的香气通达海岛呢？因此写下这些话，给在书院举行祭祀的人看。附：《黄南村广文纪》后 我的老师邓尗邍先生，自从任县令时起，所到之处都把振兴学校作为要务。道光二年，他从闽县调任台湾鹿仔港同知，因为海外的学业还不兴盛，督课尤其勤勉；无论远近的士子，都携带粮食前来求学。过了两年，先生才谋划培育士子的方法，于是创建了文开书院。所谓文开，是明末寓居海外的贤人沈太仆光文的表字；先生认为台湾人的求学始于太仆，便借用他的字为书院命名。到了第三年，书院建成，举行释奠礼，奉朱子为先师，并以沈太仆以及华亭徐都御史孚远、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同安郭都御史贞一配享，而本朝漳浦蓝知府鼎元列在最后。先生既为书院作记，又作从祀议来示知众人。这几位贤人，有的心系故国而逃避到炎热荒远之地，有的携笔从军而在边远地区建立功业。然而从沈太仆以下直到现在一百多年，人们竟然连他们的姓名都不能举出。他们的事迹偶尔见于私家传记，但学者不能全部看到。像蓝鹿洲这样杰出的人，因为事迹遥远、故乡隔绝，也几乎到了数典忘祖的地步。幸亏先生搜集整理并加以表彰，才使他们的事迹像揭开日月一样流传开来。诸生进入祠堂拜见栗主时，先生便指着它们相互说道：“这是前朝留下的遗老，是对君主和父亲怀着深厚感情、历经百折也不改志节的人。这是没有辜负所学、对我们台湾有巨大造福的人。”出祠后，便考察他们流寓的地方、吟咏行走的区域以及题字作文之处，彼此叹息、感慨、仰慕，想象他们的为人，希望自己的行为也能出自这种精神，这种感发和兴起哪里会有尽头呢！晋国史墨曾说：“官职守护着它的事业，那种事物就会到来；如果把它泯灭抛弃，那种事物就会沉伏，郁积而不能生长。”士人生于时代，正如龙生于水；如果不曾培育和教导他们，却反过来说时代没有士人，这同水官抛弃了龙，却责怪水中没有龙有什么不同呢？先生今年春天奉简命升任台湾知府，又在郡城的崇文书院五子祠中增加奉祀八位贤人的栗主，率领诸生依照礼仪入祀。我知道全郡的士子遵循先生的教导，就像鹿仔港的士子一样。文章以学问根基为本，忠孝作为基础，由诸位寓居海外的贤人向上追溯到建阳以及濂洛诸儒，彼此观摩而有所成就，一月比一月不同，一年比一年进步。我在先生门下游学已久，又任职掌管教育，怎敢不推阐说明先生的教诲和用心，写下几句话放在文末，私下给所统领的士子看呢。道光戊子年中秋后的第二天，署理嘉义县教谕事务、福宁府训导、受业弟子黄铨谨慎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平傀儡山贼党记后叙》台湾南路的傀儡山生番，府志有记载，共二十七社；名义上说是归化，实际上桀骜不驯，很大程度上成了逃亡罪犯的藏身之处。乾隆三十五年，大穆降的奸民黄教谋反，台湾县志记载了大略情况；只是说黄教逃入番社，有的又说他死在军中，并依法处置了俘获的贼党郑纯、黄芳寘等人。至于陈宗宝、石桑这两个贼人，志书没有说是否捕获。后来读到南丰谢醒葊鸣盛为前凤山县令谭桂峤先生所作的《平傀儡山贼党记》，才知道陈宗宝是谭先生亲自捕获的；在追捕陈宗宝、迫使他走投无路而死的，是生番加砅社女土目冷冷。这些都可以补充县志的缺漏。

译生番嗜好杀戮，居民把他们看作异类。只有汉奸用货物诱引，才能同他们往来；有的还娶番女为妻，生下的孩子称为“土生仔”。他们往往挑起百姓与生番的争端，又依仗生番来害百姓，百姓对此十分痛苦。记载说宗宝生长在番地，娶番妇生了四个儿子；他大概本来就是生番出身，又做了番人的赘婿，实在是土生仔中最狡猾的一个。先生任凤山县知县时，洁身自持，体恤隐情，恩惠和信用遍及民番。宗宝当时正凭险聚集匪徒，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冷冷实际上是二十七社的首领，因与宗宝有姻亲关系而包庇他。先生忽然侦知宗宝的所在，乘夜奔驰前往包围捕捉，宗宝逃脱了，捕获他的党羽三十多人。宗宝害怕了，请冷冷代为拜见先生，表示悔罪。先生答应他自首，免除死罪。宗宝果然率领妻子儿女捆绑自己投案。幸而得到从轻发落，被发配到仙游的枫亭驿服徒刑。等到先生任期届满，交代事务后渡海回内地，宗宝却逃回去，党羽黄教又起兵作乱，他辜负恩德实在太过分了！黄教逃走时，监察官已经把这件事列入弹劾奏章，郡守、县令没有不惴惴不安的。黄教已经深入生番地区不再出来，宗宝还在各处出没，行踪无常；附近山中的闽、粤匪徒又相互勾结，继续为害。大府担心他们重新壮大，便发檄文命水师李游击长明、绿营戴副将廷栋到台湾剿捕。巡抚知道先生一向深得民心，立即命他渡海东来，随机行事。此前先生任满凤山县，百姓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几乎拥塞道路，不能前进；听说他重新到来，全都高兴地说：“贼人不足以平定了！您的恩德已经遍及我们的百姓，如今又为体恤百姓、除掉祸害而来到台湾，我们相距千里，难道能不筹集粮食来供给您早晚的需要吗？”于是柴薪、米、鱼肉、蔬菜水果等馈赠接连送到庭院。凡是有所差遣，大家争着尽力办理。宗宝听说后哭道：“我活不成了！先生若不是没有早早离开，我的罪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现在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先生向有关官员请示，招募生番来使用。冷冷听到招募令，立即率领邻近各社的土目、番丁前来拜见。先生用酒食犒劳他们，宣示朝廷怀柔远方的恩德和用意，说即使在界外，也应归心朝廷。冷冷叩头听命，当天便发令捕贼，先把宗宝的外甥柯求捆来献上。宗宝则逃进毛丝丝社。冷冷大怒，督率番丁四面急迫围讨。戴、李两位将领，一个堵住外面，一个进攻里面。先生率领佳左庄的乡兵随后赶到。宗宝困窘不堪，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谭公！”于是自刎而死。事情上报后，大府以平定贼乱为由撤兵入奏，台郡得以没有后患。黄教虽然是首领，实际上只是劫掠牛只的贼人；有狡猾的宗宝辅佐，就如同老虎长了翅膀。宗宝一死，黄教和石桑虽然逃脱法网，料想也没有能力再作乱；不妨把他们斗争中战死军中的说法存疑，以便息事。假如不是先生东来，哪里能够在片刻之间摧枯拉朽般平定他们？由此更加知道，善政深得民心，而廉洁官吏果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于先生的事迹，有人绘制图册来表彰他的功劳，当时同僚们争相在后面题写跋文诗文。传安早年随先父在京城任职，得以见到先生，承蒙先生拿出图册给他看；那时年纪还小，没有来得及抄录其中的诗文。后来在福建任官，得以结交先生的次子、福鼎县令抡，又没有来得及询问事情的全部原委，心中惆怅，仿佛有所亏欠。如今读到谢君这篇记，才释然了。记中把二十七社误作一十八社，又没有弄清傀儡山在生番地区之中。宗宝当日如果据守这座山，先生没有向导，怎么能够在夜间前往界外包围捕捉他？如果不稍加辨别，就无法把真实情况传给后人，所以作此疏证如下。先生名垣，是江西龙南人，乾隆戊辰进士，官职最终做到彰德通守。当时人称颂他为通明之圣，直到今天还在思念他而不忘。写在《三生琐谈》之后。自古以来，守城比作战容易，大多是因为有险要可以凭借、有城池可以依靠，这样就不担心人没有坚守的意志。像台湾过去的诸罗县，所谓城池，只是栽种竹子作为藩篱遮蔽，连可以登临的城墙都没有；抵御寇盗必须出城，因此不能作战就一定不能防守，不能出奇制胜、以少击多，就更不能长久坚持。所以我读卦峰陈君《良翼三生琐谈》中叙述守卫诸罗始末的文章，从春天到冬天，大大小小打了六十多仗，不禁感叹他所建立的功业卓异突出，与寻常守城方略不同！陈君知道诸罗县得到民心，已经被选拔升任云南嵩明州，接任者尚未到任，正赶上林爽文作乱，攻破县城、杀害官员，陈君几乎被害，最终受到义民拥戴。恰逢柴镇军大纪收复诸罗并驻守，于是陈君再次主持县政。大纪果然有韬略，如果能够在彰化挫败贼军锋芒，孙太守景燧就不至于死去；他后来突然振作志气、保全危城，主要得益于陈君的筹划。林逆听从狡贼陈梅的计策，认为一定要夺取诸罗，才能占有全台湾，所以不惜集中全部精锐进攻。陈君想到县城一旦失守，府城就无法防守，因此竭尽全力出战来遮护郡城。当战事正紧急时，急需炮械，陈君想起盐水港曾经涌出大炮二十尊，便把其中最重的、从三千斤到一千斤的炮运到县城，点火发射攻打贼军，贼军立即被打得粉碎。等到贼军日益增多而兵勇日益减少，他又在各营盘外挖深沟、筑高垒，奋力作战击退贼军。这确实符合兵家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再等待战胜敌人的策略。可惜在追贼烧庄取胜之后，陈君知道大里■〈示戈〉的贼巢空虚，秘密禀告驻郡常制府青，并请大纪约同驻守鹿仔港的任提军承恩、普镇军吉保，南北合兵，攻击敌人的要害和空虚之处，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响应，实在是错失了一次机会！后来又想到贼党屯集在大埔林，请求驻守彰化的军队分两路截断其后方，而由诸罗的兵勇从正面进攻，一定能够擒获首领、驱散党羽；可是普吉保虽然奉制府的檄令，仍然拖延不来，实在是第二次错失机会！等到林逆听到风声逃走，普吉保才到涂库与大纪会合。附近庄民希望他们合力剿贼，争着拿牛和酒犒劳军队；没想到两镇将领一见面就争执，愤怒变色，各自撤兵回去，百姓痛哭逃散，各庄都被贼军毁坏，城中的义民无不离心。大纪因此撤调笨港的士卒到县城，导致府、县之间音信隔绝，粮食吃尽，只剩下食■〈米凡〉（福建人把去油后留下的花生称为■〈米凡〉）。如果陈君的话都被听从，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唉！各人自有肺腑之心，却使百姓终于陷入疯狂；看到这种情形而不长叹痛恨的，就不是人之常情了！诸罗承蒙圣上的慈爱，赐名为嘉义，许多义民因此得到显贵的仕途。推究这场动乱的原因，大纪的功劳不能掩盖他的罪过；又因为他自负夸耀而受到忌恨，虽然承受皇帝的褒奖，最终也没有免去一死。只是可恨的是，有些罪过超过大纪的人，仍然保全首领而死去罢了！

译陈君三次濒临死亡而获得生还。守城时的危急，是其中最显著的一次。此前他曾被贼军捆走，将要被杀，幸亏百姓呼喊“救救好官”，才得以获免。最后，他因释放无辜而虚报，将应处死刑的罪名加以隐瞒，按罪本应判死，蒙受皇恩宽免，因此感激地写成《三生琐谈》。陈君始终受到大纪的牵累，罢官后进京祈福，得到恢复原有官阶的机会，最终老死在窗下；与大纪没有死在贼军手中却死于法律相比，谁得到的更多？何况今天读他的文章，仍然能够感到勃勃的生气呢！陈君是湖北蕲州人，乾隆癸未进士，与我先后同出大兴翁覃溪先生门下。我来到台湾比陈君晚三十多年，隔世相互感应，于是把当时办理贼乱的得失写在卷末。写在《彰化县忠烈祠碑记》之后。祠堂在彰化城内，由前任知县、现升任淡水厅同知的吴君性诚捐资修建，用来祭祀乾隆五十一年以后死难的人，包括文武官员、幕客、兵勇以及妇女、仆役。过去金川木果木发生变乱时，成都的当权者建立祠堂，祭祀死于国事的文臣二十六人，名为“慰忠”，青浦王侍郎昶为此作记；如今吴君搜罗得如此广泛，贵贱男女一个也没有遗漏，确实是把忠与烈兼备地加以表彰了。考察林爽文在彰化起事，祸乱波及全台湾，过了一年多才平定，官民死者以彰化最多。陈周全叛乱时，只有彰化一县受害。至于蔡牵从台湾登岸，尚未到北路，彰化死者只有士兵而没有官员。吴君亲自撰写的碑记说：死于林逆之难的是某些人，死于陈、蔡两逆之难的是某些人。核对栗主上的姓名，只有曾游戎、汤千总死于海盗；所谓海盗不知道是什么人，不能贸然指为蔡逆。吴君又在每个人的栗主下面分别附上四言赞语，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含蓄而富有文采；只是按爵位排列，无法确切知道他们的年代和事迹，不如“慰忠祠”碑阴所载各人的籍贯、履历，清楚得像列在眼前一样。唉！台湾只是海外的孤岛，做这里的官员，不把任职看作身临险境，反而把它看作身处安稳之地，懒散放纵地骑在百姓头上；等到变乱突然发生，便认为一死就可以塞责。然而抚恤的典礼没有涉及他们，招魂忠祭也没有举行，即使刘郡丞亨基的女儿以及朱大令澜的儿媳和女儿殉节极其壮烈，也不能遮盖他们父辈的过错，难道不是白白让鲜血浇灌原野草木吗？吴君对此感到悲悯，于是独力经营建成这座祠堂，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置和祭祀，确实符合从政者应有所作为的道理。只是合祀的范围仅涉及一县，只有知府事孙君景燧因为在彰化殉命而列入其中；此外没有遇到吴君发掘表彰而湮没无闻的人还不知有多少，难道不更加可悲吗？当时任彰化县知县的俞君峻，任职不久，除患过于严厉，因而激变促成反叛；假如反叛发生得更迟，祸害就会更加惨烈。当日已经为他请求抚恤，直到今天父老还感叹他有功而无罪。听说在没有得到请求抚恤的人中，还有像俞君一样勤于职事而死、受到众人称道的人。这样看来，有关官员即使区别功过上报，终究不能没有遗漏善人的地方。希望后来的修志者广泛访求，详细记载这些事，使考察古事的人有所惩戒和劝勉，也大大安慰忠魂于九泉之下。劝捐置五妃墓守祠义田疏引。明代肄宁靖王朱术桂逃避战乱到海外，正逢王师平定台湾，他从容赴死。他的五位妃子，如志书所记，袁氏、王氏以及秀姑、梅姐、荷姐，都把随王赴死看得如同归家；拿她们与古代烈士相比，和齐国二子跟随田横、秦国三良跟随穆公有什么不同呢？妃子们的墓在城南魁斗山；官府和士人没有不赞叹她们的节烈。乾隆十一年，范、六两位使者为她们树立丰碑。墓旁有祠堂，并且设置一人守护祠墓，这个做法由来已久。只是经费没有来源，每年春秋祭祀所需的供品、守墓人的粮食，仍然取给于施主捐献，并不是使它长久维持的办法。多次商议置办义田，却一直没有成功。节烈之人无论男女，都有浩然长存的正气，所以看见祭祀留下的烟气和荒凉凄怆的景象，自然而然产生哀伤和敬意，这是人们共同的感情。幸而义举已经有了开端，难道不能把后续事情办好吗？计算守祠墓斋粮，一人一年的食物用不了多少；但墓地需要培土修补以及清明节的麦饭，祠堂需要粉刷以及祭祀用的俎豆和香火，如果过分节省也不合适，大约非有田四五十亩不可。只希望好义之人把迎神、报赛、供佛、饭僧等事中有余的钱拿出来帮助这项义举，那么很快就能办成了。考察宁靖王葬在凤山竹沪庄，距离魁斗山以南还有三十里；那里虽然禁止砍柴采集，却没有设置守墓人的惯例。表彰跟随宁靖王殉死的妃子，也就是表彰宁靖王。过去任台湾防司马、号琢堂、现任崇文书院讲席的周君，抚今追昔，慨然捐出番镪十圆作为倡导。我感到惭愧，便加倍捐助，并把这篇疏引告诉郡城中仰慕义举的人。道光九年己丑七月初一日，台湾府知府浮梁邓传安谨白。《游水里社记》。游览的适意之处没有超过山水，而水中有山尤其美妙。小洲小渚、一丘一壑，确实不如孤山孤屿，像金山、焦山那样高耸在江湖之中，能够形成壮观的景象；但涛声惊人、巨浪翻涌，冒险涉水游览，游人便不能畅快，往往会感叹羡慕清澄的潭水和幽深的山谷才是胜境。《东征集》所说的水沙连，就是山在水中的地方。那里的水不知道从哪里来，积聚成潭，长几十里，宽约为长的三分之一。水分为丹、碧两种颜色，所以名为日月潭。珠山孤立在潭中，高一里多，周长为高度的五倍。蓝鹿洲很高兴能够游览一次，把它比作武陵人误入桃花源。我仰慕这里十多年了；幸亏因为改任官职渡海东来，又有事情可以借机前往，真是同这山水有缘啊！于是从埔里社返回，停下轿子住宿，划船游览。船名叫蟒甲（有人说叫甲舵），船身长而狭窄，大概是剖开独木制成的，有桨没有篙，缓缓荡漾前行。水分为两种颜色的地方，仿佛有界限；水清而深，可以看见沙子，游鱼往来，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当时已经是初冬，四面山色仍然青葱，像夏天一样。整个潭里都是菱角和芡实，浮在水面的白莲花，像内地六月盛开的菊花。从北向南，把船停泊在山后。提起衣服拨开草登山，走不到几十步，便看见一亩美人蕉，又看见一亩万年菊，红黄相互映衬，都是蔓生植物。树上的果实也是天然长成的，石榴已经残败，林檎还可以食用。清风吹拂，云色淡远，鸟语花香，令人怡然惊喜而忘记疲劳；可惜荒芜之中没有地方可以排列坐下休息。

译鹿洲所说的番黎绕着岛屿建屋居住、架设竹木在水面上，铺草垫土作为浮田耕种，府志也有记载，如今全都看不见了；只看见在水中架设木架，靠着岛屿搭小屋作仓库，用方箱储存稻谷罢了。其实番黎不懂得开垦旱地和水田，既然把肥沃的土地看成贫瘠之地，又哪里会使用这种浮田呢？从山脚望潭水，看不出它的源头和末端；望远山，也看不出山脉的脉络。想登上山顶获得开阔的景观，但草深树密，没有道路可寻，只好惆怅地返回；仍然让人划船绕岛缓慢行驶，以满足幽静的情趣。从船中望向岛旁的小屋，只见悬挂着累累的头骨；据说是从北港的野番那里割取来的首级。考察乾隆五十二年，水里社番毛天福因为协助讨伐林爽文而受到奖赏；府志记载，雍正四年，水沙连社番骨宗作乱残害百姓，巡道吴昌祚讨伐并擒获他，搜出头颅八十多颗；可见前后顺逆各不相同。那些累累悬挂的头骨，是番人的，还是百姓的？游览者如果果真没有戒心，哪里还需要带着弓箭护卫呢？唉！台湾不过是海中的一座岛，岛中有这样一个潭，潭中又有这样一座岛，十里景色如画，四时都像春天。置身其中，究竟是幻境，是仙境，是真的，还是凡间？距离鹿洲前来游览，至今将近一百年了。假如从前凭借险阻的地方逐渐被削平消磨，使游人络绎而来，欢欣眷恋而舍不得离去；再因造物主布置的巧妙而增加人工营造，无论山的高耸、水的绵长，都修建崇台、延阁、层梯、曲榭，并用佳木、异石、芙蕖、菡萏加以点缀，那么江左、浙西的各处湖山难道还能独自占有美景吗？山水有灵，一定不会永远被遗弃在界外。我姑且把它记下来，等待后来的游览者。《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善举是用来养育人的。人如果喜好行善，那么仰慕善行的人即使相隔千里也会前来，不是重重险阻所能阻挡的。台湾虽然处在海外，实际上隶属于福建行省。归入皇帝教化之初，依靠一两位贤能的官员引导百姓行善，所以土地一天天开辟，百姓一天天聚集，终于繁盛众多，发展到今天。府城的同善堂，是供海内游客寄宿的地方，也是长期住在这里的寓贤筹划建造、为旅客提供行李存放之处。起初因为旅客死后无人收葬，便在郊外设置义冢安葬他们；募集费用有余，于是推广救济困苦者的仁心，成就怀柔远方的义举，建立了一所会馆。从前堂、后室到东、西两厢，只求宽敞而能容纳人，朴素而可以长久，使初来的人有地方休息，滞留的人免于仓皇无所依归。又把天后神主安置在堂上，作为人们凭依祈求之所，于是把这座堂命名为“同善堂”。道光四年，岁次甲申，我以鹿仔港同知暂时代理府事，刚听说这座堂开始兴建；过了两年，我又以代理府事的身份来到府城时，它落成已经满一年了。倡议者是阳湖汪味羹、徐雪蕉、山阴程秋帆，协助办理的是嘉善朱润川、海盐高东岩、钱塘吴桐以及阳湖庄蕚堂；其中味羹、秋帆两位君子自始至终办理此事，尤其不辞劳苦。计算费用，白银二千多两。工程完毕后，又商议制定长久施行的章程，凡是养生、送死、救济穷困、体恤贫乏所需，有的取自租金利息，有的按年捐输，安排得井井有条。除闽、粤两籍之外，凡是四海九州，整顿衣冠、携带书册，兴致洋洋而来的人，无不在联络范围之内；确实是大同之道，而不受私人关系限制啊！《同人》的彖传已经说“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大象又说“君子因此分类族类、辨别事物”，解释者说，这是为了审察差异而使志向相同。假如对于共同之处不辨别善与不善，就会违背君子之道，不能守正。就像台湾郡城熙熙攘攘、往来的人，各种类别多得数不清。入籍的百姓，闽人、粤人各自聚为一类，闽人中又分漳州、泉州，粤人中又分潮州、嘉应；只把乡里作为异同的标准，却把善恶混杂在一起，于是海外便纷纷多事了。如果确实能够听到同善堂的善行风气而奋然兴起，哪里难以使偏私朋党逐渐改变，使人迁就善行、远离罪恶而自己还不知道呢？即使从测水占风以来，大家的愿望相同，也无不羡慕安乐的郊野和乐土，把险地走得如同平地；这种善良之气充满四方，哪里会有穷尽呢！又听说唐代元和年间，孔尚书任岭南节度使时，对那些贫穷士人南下而不能回去的人，以及被流放迁徙的一百多个族姓，任用其中有才能品行的人，供给那些无所依靠的人，正如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说。那么同善堂的义举，有关官员本应独自承担这项事业，却反而推给寓居当地的贤人，似乎是不应忘记宾客旅人的情谊。我希望人们经过这座堂，看到它的名称便想到它的意义，努力帮助救济人的善政，不要随便附和世俗而把这样的行为当作天下的善事；这样或许可以不对不起百姓、不愧对神明，也使后来的来访者都能因这座堂触目而警醒内心。汪君名和鼎，徐君名晋谐，程君名裕，朱君名浩，高君名融，吴君名同，庄君名廷梅，都应该详细写明。《重修螺青书院碑记》。彰化县以南五十里，东螺、西螺两保共同建造螺青书院，用来祭祀文昌帝君。书院始建于嘉庆八年癸亥。庙宇面貌焕然一新，文教人才也蓬勃兴起。后来毁于兵乱，又因水灾坍塌。到嘉庆二十二年丁丑，众绅士才捐集一千多两银子加以修复。过了五年，我来到这里任鹿港同知，杨茂才赞元请求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我说，如果不是士子读书学习的地方却称为书院，难道不是因为文昌列入祭祀典礼，专门掌管禄籍，是读书人获得发达起点的神吗？如今州县的学宫，就是古代的乡学；城乡有的各自建立书院，也是古代术、序、党、庠遗留下来的意思。《周礼》说，党正有春秋祭禜的仪式；《祭法》说，幽禜就是祭祀星辰。文昌在天上是司中、司命等六颗星。自古以来关于德行、道艺的书籍，必定把孝悌放在首位；后世对于文昌之神，有的又寻找具体人物来充实其形象，并且追溯到《雅诗》中所说的孝友之臣张仲。这样看来，书院崇奉文昌是合宜的。如今天下人出仕，把读书取得科举功名看作正途。乡试、会试糊去姓名、改换试卷，衡量文章的人从暗中摸索，以表示最公正；即使能够从文章看出道理，也只能考察他的道艺，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德行。这就是名声与实际不能相称，大家争着向冥冥中的神灵祈求的原因。如果想到头顶上光明显赫的神明，所凭依的是德行，确实如此并且有验证，那么一年四时供献的馨香，哪里比得上早晚勤勉励志；学校中敬重学业，哪里比得上在家中修养品行。上面以实际来求取，下面以实际来回应；人们所仰慕佩服的，也就是神明默默保佑的，士人的风气自然不会懈怠，并且能够追上古人。谁说螺青地方的人物在山川秀美之地奋发自强，只是为了博取春夏弦歌诵读三年、获得宾兴之名呢？

译主持这项事业的，有举人杨启元、他的弟弟廪膳生杨调元、附学生杨赞元、候选训导胡克修、罗桂芳、附学生周大观等人，都应该一并写明。《重修海东书院碑记》。教育的兴起固然依靠官员和教师，乡里仰慕义理的士人也出过力。海东书院在台湾府学的西面。始建于康熙五十九年，随即改作考棚。到乾隆五年，巡台御史兼督学、太原杨公二酉重新建为书院，当时贡生施士安捐田一千亩作为膏火费用；此后多次增修。凡是巡视海外而能尽到职责的人，无不把教育士人当作急务。我在道光四年奉命来到台湾，每次到书院，都一定告诫在这里读书的生员说：“福建自唐代以后，才开始有闻名的人物；然而理学的兴盛，没有超过福建的。台湾郡城接受声教已经一百多年，文教人才并不逊于内地；诸位拿着四书、五经，专心于科举学业，自以为能够学习圣人之学了，难道不想一想，学习圣人之学的人必须立志追随圣人的志向，哪里只是依靠文章辞采呢？追溯福建理学上承濂、洛诸儒，都是先立诚心、戒除欺伪，以求内心满足。如果只希望依靠科举来增加身价，乡试、会试中式并达到录取名额，便认为没有失掉美名，恐怕首先会有愧于乡里的先儒，离圣人之道也会一天比一天远，这不是使者对诸位的期望！”于是士人都知道奋发。过了三年，书院又需要修葺。职监黄捷芳和弟弟文学廷材捐出一千多两银子，慨然承担此事，过了两个月便落成；讲堂、斋舍焕然一新，比旧有面积扩展了三分之一。黄氏兄弟能够在后世继续发扬施明经的美德，不也是自我期许深厚、所思考的长远吗？考察清朝初年，太仓王仲至著有《苏学景贤录》，陆桴亭先生为它作序。陆先生本来就是儒学宗师，他所称许的事情一定真实可信并有证据。王仲至曾为江夏刘广文修葺学宫，又因为姑苏郡学志书修成，另外编纂《景贤录》；我没有看到过这部书，只能根据陆序了解它的大概。陆先生说，学习成为圣人，是弟子员的责任；我私下高兴，认为这同我勉励士人的话相合。《景贤录》所记载的，都是苏郡受教化影响而成为贤人的人；希望成为贤人，就是希望成为圣人。海外督学中对书院有功的，除杨侍御之外，还有觉罗公四明、奇公宠格、张公志绪、糜公奇瑜。书院建立以前，给士林以嘉惠的有陈清端公以及夏醴谷、林荔山、蒋集公诸位先生，事迹都载在郡志、县志中，清楚可考。至于以寓居当地的贤人设教、为海外开启风气，郡志只记载沈公光文，却没有记载徐公孚远；此外遗漏的还很多，应当像《景贤录》那样详细编纂，作为众多士人的效法对象。台湾郡城百事都已兴办，只有郡志将近六十年没有修订，增修不应再拖延。书院过去曾作考棚，书院恢复后，考棚改建在道署厅事的右侧，府试、县试考士，各自在本署举行；绅士多次商议另建考棚，却没有成功。黄君急切地仰慕义举，已经继承施君的美德，又愿意继承王仲至的美德，倡导率领众绅士完成这两项善举，希望海外风气更加日益兴盛向上。我正翘首以待。当时是道光七年，干支为丁亥，正值仲春；负责督学台澎事务的观察使者阙里孔昭虔记下了这段文字。黄氏兄弟修建书院落成，请我写几句话作记；当时境内不安，我奔走南北，没有时间执笔。鹿港司马邓君菽原是古文家；当时代理郡守，早晚与我交往，于是援引韩安国《赋几》的故事，请他代为撰写刻石文字。我一向不敢夺取他人的善名，又希望各自保存真实情况，于是在后面附写几句话。昭虔又记。《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道光四年，传安任鹿仔港同知已经两年了；他勤于考课士子，士人都想着奋发。因为文昌宫左侧有一大片空地，便请求在上面建造书院；传安写疏文并作引导劝说。由于台湾海外的文教最初起于寓居当地的鄞县沈斯庵太仆光文，便借用他的字“文开”来确定书院名称，以记明凡事开创都必有先行者。工程费用很大，募集筹办不能按时完成。第二年又发生风声鹤唳的变故，军书纷至沓来，传安奉檄代理郡守；满一年才到了任期届满的时候，士民高兴他重新到来，更加急切地办理这项工程。不久书院告成，建筑轮奂美好，讲堂、斋舍宽敞有容；规制完整坚固，确实可以长久保存。传安巡视看察，非常高兴，将要选择日期举行开学仪式，便先写文章记述此事。考察《戴记》，凡是开始建立学校，必定要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凡举行释奠必定要有会合，遇到国家有重大变故就不举行。解释者说，先圣是创作者，先师是继述者。郑玄注说，国家没有先圣、先师，那么释奠应当同邻国会合举行；像周代有周公、鲁国有孔子，就不必会合。如今学宫奉孔子为先圣，配祀的都属于先师。书院大多祭祀先师，而不敢祭祀先圣。福建本地的大儒以朱子最为突出，所以书院无不尊崇奉祀朱子，海外也一样。按照郑玄的注释，只有建阳祭祀朱子，可以称为国家的重大典故，其余都属于所谓会合祭祀。台湾直到本朝康熙二十二年才纳入版图，在此以前仍是荒远之地；难道有国家的重大典故，不得不尊崇寓居当地的贤人吗？传安先前以沈太仆表彰德行的名号为书院命名，已经是把朱子作为配祀对象的开端；何况太仆生、死、安葬都在台湾，子孙又世代居住台湾。如今虽然没有看到斯庵的诗集，但读府志所载的诗文，仍然慨然仰慕他，这本来就是明确的国家典故。

译在沈太仆之前依附郑氏、在沈太仆之后渡海东来并在台湾设教的，是华亭徐都御史孚远。郑成功曾跟随徐公学习，渡台以后给予他的礼遇超过对沈太仆。徐公自己感叹，像司马长卿进入夜郎时受到盛览的教化一样，想来当日在海外跟随他学习的人中，一定有像盛览那样杰出的人；可惜府志没有记载，只能在全谢山《鲒埼亭集》中见到。如今祭祀沈太仆，不可以不祭祀徐都御史。府志所载那些避地逃亡海外的人，依恋旧日君主和故国，历尽险阻艰难，百折不回、像这两位先生一样的，只有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这几人也都在《鲒埼亭集》中被极力称赞；至于郭都御史贞一，府志虽有缺漏，但可以考察《鲒埼亭集》和《海滨纪略》来了解他的忠贞，也应当类同祭祀。至于漳浦蓝鹿洲鼎元，曾经协助族兄元戎廷珍平定朱一贵之乱，他所著《平台纪略》和《东征集》，仁义之言充满其中，不仅可以用来备查掌故，而且以劳苦安定国家，列入祭典是适宜的。从前朱子恳切地以实行仁义、保存忠孝勉励世人，如今奉上诸公的栗主来配享朱子，想来也是神明深为赞许的。诸位先生都是为人师表的人，而不仅是传授经书的教师；后来的生员和诸生仰望前代贤哲，更应当思考如何立身于大德之中。如果不只是把科举功名看作人的价值，那么长者借书院建成之机，搜集散佚的贤人事迹，补充海外的祭祀典礼，也未尝没有一点补益。这项工程经过四年才完工。共花费白银若干，又把官府闲田作为膏火费用，计有若干亩；将把名册上报大府，报告皇帝，确定会得到皇帝言语的褒奖，如同行省凤池书院蒙受特别赐匾，又如江南宿迁锺吾书院获得旌表奖励急公好义的绅士一样。当时传安升任补授台守，将要离开，善后事务交给后来者；并且因为书院落成需要作记，又把乐于捐输的人的姓名写在碑阴。附在周琢堂大令书信之后。我玺与浮梁邓盱原先生同出大兴朱文正公门下，嘉庆十三年戊辰又曾共同主持秋闱。先生以善于教化、得到民心作为治理方法，所到之处文教没有不振兴的。他任鹿仔港五年，创建文开书院。丙戌年，我代理彰化县事务，书院还没有完工。那年冬天，先生代理郡守，我卸任交接后赋闲，约定担任郡城崇文书院山长；第二年春天来到学塾，看见先生考课士子，善于诱导学习者，像启发蒙昧那样明白，更加知道鹿港士子服从教化之深。这年秋天，先生卸下郡守职务，又回到鹿港；士民踊跃协助书院工程，到年终便告成。第二年春天，先生已经奉命担任郡伯，仍然先在书院举行释奠，然后才动身。当时我兼任彰化白沙书院讲席，任职伊始曾到鹿港；先生引导我参观书院，我高兴它壮丽宽敞，胜过崇文书院。等读到先生所作的修建碑记，才知道书院取海外寓贤沈太仆表彰德行的名号来命名，又搜集同时跟随郑氏渡台、坚守节操而退隐的徐、卢诸君子，以及作《东征》记事的蓝鹿洲，共八人来配享徽国朱文公。于是大家共同仰望为人师表者，见闻更加广博了。考察郑氏凭险固守，似乎如同周初的多方；那些砥砺品行的贤人，像殷末的伯夷、叔齐，在当时被认为不知天命。如今圣朝恩德深厚、和乐累积，彰显忠贞、任用贤良，漳海黄忠端公已经奉旨配享朝廷的庙祀，那么逃避战乱海外的诸贤都在应当褒奖的行列中。这项举动表彰被埋没的人，以补充祭祀典礼，难道不是对名教大有功劳吗？先生到郡任职两个月后，我再次应召前往崇文讲塾。学塾东面原有五子祠，先生召集工匠，连同书院一起修葺。我说：“寓居海外的贤人配祀，是根据义理而兴起的礼制，为什么不把文开书院的做法推广到崇文书院呢？”先生说：“对。”于是到了秋季仲丁祭祀时，奉上八位贤人的栗主，让他们配享五子。我没有文才，不敢作记，只谨慎地把事情始末写在前一篇记文之后。《新建淡水厅城碑记》。淡水厅治所距离郡城三百里之远。起初四周栽种刺竹作为防卫，所以把城称为竹堑。后来又在四座城门的楼上增设炮台。百姓聚居日久，四周全是居民，四座城门仍和过去一样，竹堑已经只是有名无实。百姓依靠城池保护，没有城池凭什么坚固防守？台湾郡城从南到北，台、凤、嘉、彰各地，有的先建、有的后建，都高高筑起城墙，唯独淡水缺少城墙。道光六年发生闽、粤分类之乱，淡水最后受到祸害，但形势十分危急，幸亏制府孙公东来，取得显著功绩；等到叛乱完全平息，便请求修建城墙，捐出养廉银一千两来劝导捐输，得到皇帝旨意嘉许。当时信斋李君慎彝以台湾县令的身份代理同知事务，实际承担了这项工程。淡水百姓本来就喜好行义，感激信斋真心保障百姓，更加奔赴工程，唯恐来不及。工程于这年冬十一月开始，到道光九年八月完工。传安前后治理郡务，详细参与并听闻此工程，既然已经亲自看到它建成，难道可以没有文章来回应信斋的请求吗？

译考察《春秋传》，楚国蒍艾猎修筑沂城、晋国士弥牟营建成周，功业都是预先确立，和原先的计划没有差错。古今的形势不同，如今南方建城多用砖石，不像古代选择地点、取土，竖立木桩、束起木板来筑城，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整平木板、称量畚土、测量土方、商议远近等步骤。淡水修城这项工程既困难又谨慎，要想求得坚固，首先要预先准备充足的材料。材料之中，没有比砖、石更好的了；信斋考虑到海外的砖都松脆，难以长久，于是内外两面都改用石头代替砖。石条从内山采来，石柱从内地运来，难以计算路程和期限，想像《左传》所说那样在三十天内完成，怎么可能呢？淡水城周长四里，计算为八百四十丈，这就是所说的计算丈数、大致确定地基。地基挖深几尺，用石头填实；然后逐层累筑，下面既厚，房屋也更加稳固。计算城墙高一丈八尺，地基宽一丈六尺，墙顶宽一丈二尺，这就是所说的估量高低、测度厚薄。四里长的城墙，大约分为十二段，每段各派绅士督工。城墙自下而上分为三层，石条与细石间隔使用；砌到五尺高时，便用一条长石作眉梁，内外完全相同，中间用三合土、碎石层层坚固筑成；到了第三层才交错使用砖石。城面铺砖，用石灰黏合，不留下缝隙。城垛共九百七十四座，炮台的修建同前。城墙纵横曲直的布局，都是集中众人意见形成的。工程费用来自捐输，都由富裕人家主管收支，不假手于官府，这就是《左传》所谓分派劳役、核定工程丈数，以及所谓衡量有司、考虑财用。信斋规划得当，但不能经常亲自驻守。早晚巡视、协调绅士长老、奖励工匠，并且计算工程进度和积累事项，禀报信斋的人，是竹堑巡检易君金杓。信斋的职务属于司马，易君是他的属吏，大概就是《左传》所说把文书交给主帅，并亲自监督以完成命令的人吧！有城墙不能没有护城河；城墙完工后，才开挖壕沟，并在上面架桥，还修筑水涵来排走积水。过去的竹子如今成了城墙，过去的竹堑如今又成了壕沟。又利用剩余力量，修整城内外道路，使它们都平坦。城墙工程到此没有遗憾了。信斋并不是擅长聚米画沙的军事谋略，只是考虑事情一定周全，遇到事情一定果断；长期积累的诚意感动了人，人们自然没有二心、没有忧虑，乐于为他效命。所以虽然三年才报告完工，人们不认为迟；虽然耗费白银达到十万多两，人们不认为浪费；虽然聚集绅士，披蓑衣修筑城墙，严寒酷暑都没有一点闲暇，人们不认为劳苦；总计的费用中，官府捐出的只占十分之二，其余都取自士民捐助，即使按田亩缴纳粮食、按船只计算出资，人们也不认为苛刻。大概正因为公正，所以能够广泛取法古人而不拘泥于古法，哪里只是没有辜负上官的委任，也足以符合皇帝勤勉求治的期望了。回溯台湾北部最初开发时，北路最为荒凉。当年种植刺竹筑城、治理百姓的是徐君，他任淡水厅第三同知时，仍寄居在彰化；到了王锡缙，才从彰化迁到竹堑治理；继任他之后增设炮台的，是杨愚。大致从南往北看，无不如同走在老虎尾巴上，战战兢兢，深感危险。谁知六十年后，竟能有这样像桑树根盘结般牢固、磐石般安稳的局面。王君先创建衙署，信斋后来创建城垣，二人都隶属四川威远县，这也是一件奇事。信斋已经升任通判，又因捕获盗贼而列入荐举名单；大工程完工后，还应当优加叙录。将来进京朝见皇帝，必定会得到显著升迁，以酬答他的功劳。百姓感念他的旧日德政，城墙上的雉堞也就成了百姓爱戴的甘棠了。这项工程自始至终主持办理的，有署理淡水同知事务、现升任噶玛兰通判、前台湾县知县李慎彝，四川威远县人，嘉庆戊辰进士；以及署理竹堑巡检兼管司狱事务的易金杓，江苏仪征县人。总理其成的，是原籍在籍、曾署理广西柳州府事务、候补同知林平侯，以及候选知县、进士郑用锡等人。协助办理的，是副贡生刘献廷等人；在海外任职的，有前署理台湾镇事务、金门镇总兵官陈化成，福建同安县人；现任台湾镇总兵官刘廷斌，四川温江县人；前任台澎兵备道、现升任陕西按察使的孔昭虔，山东曲阜县人，嘉庆辛酉进士；现任台澎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并兼提督学政的刘重麟，陕西朝邑县人，廪贡生；前任台湾府知府、现升任四川成绵龙茂道的徐镛，安徽桐城县人，嘉庆己巳进士；现任台湾府知府、按例候引见而卸任事务的邓传安，江西浮梁县人，嘉庆乙丑进士；署理台湾府事务、台防同知王衍庆，山东聊城县人，乾隆壬子举人。按例应当一并记载。那些乐于捐输者的姓名，另行刻在一块碑上。道光九年，岁次己丑，秋九月壬辰朔，二十七日戊午建立。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 狮头社是尚未归化的生番部落。《台湾府志》把它和狮尾、巴荖远两社附在彰化县番社的末尾，我曾经辨明这是错误的。狮头也称狮仔头，在水沙连大山的西南面、南北投社以南、斗六门以北。社南有哮猫山，粗坑水从山中流出，向北汇聚成潭，不知道方圆有几十亩；因为在界外，除了番割之外无人能够到达。道光七年八月十五日，潭中忽然涌起四座小山，接连相连，正如《尔雅》所解释的“属者，峄”那样；当地人称它们为头浮、二浮、三浮、四浮。头浮山高四丈多，宽度超过高度的一半，长度超过宽度的四分之一；二浮山高五丈多，宽度比高度多三丈，长度是宽度的两倍还多两丈。三浮山高三丈多，宽度是高度的两倍而略有不足，长度是高度的两倍而有余。四浮山高二丈多，宽度是高度的四倍而有余，长度是宽度的两倍而不足。山体全都是石头。刚涌出时水还没有退尽，鱼虾仍在山顶跳跃，当地番人采来食用，足以供应鲜食。山麓淤积的泥沙，全被溪水涨发冲刷掉，最终山体嶙峋不平，皱缩、通透，显得瘦削而又有大小变化，像壶中九华山一样。

译天地并不吝惜道的宝藏，常常在山川中显现神异。醴泉从地下涌出、器车从山中出现，礼经不过假托这些说法来征验天下大顺；谁能想到这次奇异的祥瑞竟像山峰飞来一样，真实而非幻觉，难道可以不记载下来留给后人吗？台湾承受圣朝礼义信顺的教化，已经一百四十多年，百姓和番人都安定地生活劳作。这几座山在匪徒分类、制府孙少保东来将其削平之后涌现。过了五个月，就听说回疆已经平定，朝廷奏凯献俘，恩诏远远施及；虽然盛世不以夸张地谈论符瑞为尚，但这件异事恰好发生在那个时候，说它不是祥瑞的征兆，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游览胜景，人们最喜欢水中有山，例如水沙连水里社的珠山屹立在日月潭中就是这样。然而那里深入险远，即使喜爱山水的人也以不能前往为遗憾；哪里像这些山，距离南投不过四十里，距离县城也近至八十里。将来三社归化后，人人都可以到达，我知道喜爱游览的人不必舍近求远了。正逢我将要承担修撰府志的工作，于是记下这件事，等待后来执笔编纂的人采用。澄台观海记 台澎兵备道分巡的公署后面，有一座四面都高的台，名叫澄台；台高一丈五尺，上面覆盖屋顶，周围设有栏杆。登上台阶，四面远景尽收眼底；向西眺望沧海，万顷海面一片苍茫，尤其足以开阔人的胸襟，所以凭台远眺的人都把它看作胜景。我任台阳郡守时，曾赴观察的约请，偶然登台游览，并没有多次来过。南丰谢怡亭宗维当时在我的幕府中，拿他父亲醒葊先生的文集给我看，因此我得以抄录《澄台观海图记》，作为海外掌故的资料。醒葊从未到过台湾，他的堂兄退葊与观察奇宠格公宾主情谊深厚，回到内地后仍对这座台恋恋不忘，于是命工匠绘图，并请醒葊作记。记中只是叙述奇公远望而知险，抚今追昔，深切忧虑全台安危系于尊贵长官，并不是夸耀赏心乐事。在海外任官的人，大多不把那里看作履险之地，反而把它当作安逸富足之处；这就像从缝隙里观看斗争，怎么能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险易以及应当趋近还是躲避呢？如果真能像奇公那样，平时不预先懈怠，自然不会在事情发生时惊慌失措；这样精神从容，思虑周密，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把它消除，难道会少吗？我听说过奇公的名声，却没有机会见到他，幸好我曾与奇公的孙子、仓场侍郎和桂同年考中进士，也同出于现任福建巡抚韩芸舫老师门下。等到我来台湾任官，听父老们感慨赞叹地讲奇公的善政，对他的仰慕就更加深切了。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正是奇公第二次任台湾分巡之年；隔了一个甲子，我任台守，接替任期届满而尚未离任，奉檄暂时代理道台事务。我登上澄台追怀贤人，又以谢君这篇记中所记奇公的相貌言谈作为印证，肃然之间仿佛见到了所尊敬的人。虽然我代理其职只有三个月，远不如奇公任职三年给百姓带来的恩泽深厚；但当时将要闭门考试取士，忽然听说北路百姓听到谣言而迁徙，庄元戎整军出发，有人提出暂停考试的建议，我置之不闻；只是从容批阅试卷，十多天便结束了，北路也安然无事。这样或许能与奇公思虑周密、精神从容相合，而不至于因从缝隙中窥视事物而受到士民讥笑吧！自从海外设置官职以来，只有陈清端公和奇公两位观察最为百姓怀念。台地以“澄”命名，正应当因为奇公而连同怀念清端公。至于创建这座高台的高拱干，府志没有为他立传，只说他是陕西人，大概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政绩；至于艺文中所载的《澄台记》，竟把它比作凌虚台、超然台，未免夸张了。退葊名本量，醒葊名鸣盛，这些也应附带记下。道光十年庚寅，夏五月既望，浮梁邓传安记。附录 《沈太仆传》（见《鲒埼亭集》卷二十七） 《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见《鲒埼亭集》卷三十一） 《徐都御史传》（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 《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见《埼鲒亭集外编》卷十四） 《陈光禄传》（见《鲒埼亭集》卷二十七） 本书《海外寓贤考》说：“全谢山太史眷恋乡里的先辈，所以《鲒埼亭集》中既为太仆作传，又叙述他的斯庵诗集；对于同时代逊荒、依附郑氏的各位君子，也都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原委。”所谓“同时逊荒依郑诸君子”，就是《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所指的徐都御史孚远、卢尚书若腾、王侍郎忠孝、沈都御史佺期、辜都御史朝荐以及郭都御史贞一。考察《鲒埼亭集》，除载有《沈太仆传》和《斯庵诗集序》外，还有《徐都御史传》和《卢公祠堂碑文》，其余各位则见于《陈光禄传》。现一并附录于后，以便参考。（编者） 《沈太仆传》《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徐都御史传》《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陈光录传》○《沈太仆传》沈太仆名光文，字文开，又字斯庵，是鄞县人。有人认为他是文恭公的后代，不对。有人说他是布政司沈九畴的后代。他以明经科贡生身份进入太学。乙酉年，参与画江的军事行动，被授任太常博士。丙戌年，渡海到长垣，再次参与琅江一带的军事行动，晋升为工部郎。戊子年，福建军队溃败向北，他没能跟随护驾。听说粤中正在起事，于是奔赴肇庆，多次升迁至太仆寺卿。辛卯年，从潮阳渡海到金门。当时闽督李率泰正招抚前朝遗臣，秘密派使者带着书信和财物来招请他。沈公烧掉书信，退还财物。当时粤中的局势已经无法支撑，沈公于是留在福建，打算在泉州海口择地居住。他带着全家乘船，经过围头洋口时，飓风大作，船夫失去缆绳，漂泊到了台湾。当时郑成功还没有到台湾，而台湾被荷兰人占据，沈公便跟随荷兰人；接受了一处住所居住，备尝旅人的困苦，却毫不顾惜。此后便与中原隔绝音信，海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辛丑年，郑成功攻克台湾，知道沈公在那里，非常高兴，以宾客礼节接见他。当时海上许多前朝遗老也依附郑成功进入台湾，同样以能够见到沈公为喜，握手慰劳他的辛苦。郑成功命部下送给他粮食，又拿田地和住宅供养他，沈公的生活才稍稍振作起来。不久郑成功去世，儿子郑经继位，很是改变父亲对待臣下的方式和父亲的政令，军势也日益削弱。沈公作赋有所讽谏，于是被爱他和恨他的人诬告，几乎遭遇不测。沈公改换服装做了和尚，逃到台湾北部边远地区，在罗汉门山中结茅居住。有人用好话向郑经替他解释，才得以免祸。山旁有一个叫目（原文作“曰”）加溜湾的地方，是番社。沈公在那里教授学生，生活不足时就用行医来接济。于是叹息说：“我在孤岛上漂泊了二十年，抛弃祖坟而不顾，不过是想保全头发，以便死后在地下见先皇帝；最终却不能实现，这大概是命吧！”不久郑经去世，郑氏诸人又像从前一样礼敬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