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集卷一　　　　　　宋　孙梦观　撰奏议

译臣只是一个书生，近来屡次承受圣上的恩泽，分任右庠教谕，得以侍奉天颜，曾经竭尽微薄的意见。如今又兼任丞宗寺职务，代理垦曹事务，按次当面答对，斗胆陈述一点愚见，希望陛下裁察。臣听说，国家赖以建立的，是百姓。百姓不能得到生存，国家之所以还存在，就只是侥幸了。盗贼公然横行，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不正是从前的人因此走向灭亡的原因吗？海滨偏远地区得不到圣明教化，或许还会有这种情况；但近在京畿，竟然白天抢劫财物，这是怎样的景象？绣衣使者屡次烦劳亲自派遣，然而百姓仍未改变带弓佩刀的习惯。假如再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那么又将怎样安置这些流离失所、一个接一个背负襁褓的百姓？如今他们已经成群地聚集在江南了。从前朝廷颇为此忧虑，有时派朝廷官员前往，有时告诫郡县，务必要查明并安排他们的居处才肯罢休。谋划国家的人，在处置安排上有所失误，平常的费用尚且没有公平节省，却在这件事上屯积施用，遗患延续到今天，是应当的。如今已经一年了，轻视观望、习以为常，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到度外。陪都的城市最近几乎发生激变，那么其他等待时机而爆发的地方，也不过只需等待时日罢了。他们退无归处，进无依靠，难道能饿着肚子听任自己灭亡吗？上天保佑国家，那么也只能庆幸他们暂时还只是小股盗贼罢了。并且臣听说，淮甸一带，军队不足以保卫百姓，哨骑突然来袭，不分寒暑。春夏交替之时，他们驱赶掠夺我们的马牛，捆绑带走我们的子弟，哭声震天，听见的人惨不忍闻。国家平时以高爵厚禄供养边将，以华美衣服、丰足食物供给边兵；一旦敌人到来，却纵容他们俘掠，这本来就不能不杀。然而臣所谓最值得忧虑的，又不只是这些。争夺城池土地，是敌国的常态；如今却让我国那些会纺织的女子替他们养蚕，让我国那些从事开垦的壮丁替他们耕种，让我国熟悉舟船、车辆、铠甲制造技艺的人替他们服工役；还用大量金帛重价交换，广置田地房屋使他们安居，聚集人口、进行教训，几乎要使我国百姓反过来残害我国。而我国百姓却困于盗贼，困于流离，居住时没有人保护，活着时没有办法供养，这几乎就像替深渊把鱼赶走一样。既然有百姓才有土地，百姓得不到抚恤，哪里还能保住什么土地？我方【缺字】而他们正在耕种养蚕；我方困守，他们却不断出兵；我国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他们的百姓一天比一天富足；我国每天都有刀兵之忧，他们每天都有驱掠之利。他们已经毁灭了我们的襄蜀，又侵扰我们的淮甸，又扬言要袭击我们的广右。我国一天比一天衰弱，他们一天比一天强盛；士大夫们却正在燕饮享乐，安于鸩毒般的娱乐，完全没有疆土日益缩小的忧虑，只是庆幸祖宗之所以得到天命、得到人心的遗泽还可以凭借，苟且偷安，希望自己能够活到看不见祸患的时日。他们不思考厄运已在边境显现，危机已经暴露；日食、星变、雷震、降雪等灾异，今年尤其反常，几乎像是同事变的征兆相互符合。大火已经逼近燃烧，为什么还不为此痛哭流涕呢？先民有话说：“敌国的恩德，百姓会怀念它。”天地人三才难道也会舍弃这个道理吗？陈亮曾以此告诫孝宗皇帝，认为这是当今儒者没有讲正的话。唉！百姓是我们祖宗的百姓，天下是我们祖宗的天下；聚散离合的关键，间不容发，实在可怕。我们的君主和宰相难道可以不废寝忘食吗？但是臣私下认为，盗贼的变乱，不过是安抚怀柔他们罢了；流民的变乱，不过是安置收容他们罢了。我们的祖宗奉天受命，百姓没有什么罪过，却要保护他们、诱导他们归附，如今他们竟陷在别的邦国异域之中；想来他们伸长脖子向南眺望的心情，是天地鬼神也会痛惜的。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难道忍心只把他们交付给“没有办法”吗？即使死亡也不改变、不背叛，并不是不合义；但屈服的人又能有几个呢？万一他们在那里接受蓄养，习惯了当地风土，拿起武器反过来侵入边境，将来就会有抚恤我国、虐害我国的区别。这关系到宗庙社稷，不容易轻率谈论，更不是祖宗在天之灵对陛下所期望的。陛下如果一想到这一点，那么上至君德、下至民间疾苦，内至朝廷纲纪、外至边防，难道还能以轻慢的心态处置吗？臣不敢泛泛列举以烦扰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这是迂腐愚昧而忽略它，那么祖宗幸甚，天下幸甚。贴黄【谨慎边报】臣听说，用兵是诡诈之道。敌人在那里，我方可以知道；我方在这里，敌人却无法测度，这样攻守才可以制胜。狡猾而强大的敌人扰乱我国边疆，既由于间谍不精，又由于他们忽来忽去，都不能预先防备。我们的谋划也已经疏漏了。更严重的是，帅府所申明的、朝廷士绅所奏请的用来固守边疆的计策，人人都知道。万一有泄露军机的人，敌人就能窥探我方的动静，了解我方的坚弱和瑕隙。《军志》所说的“先声后实”，反而足以让敌人窥伺我方的关键。机密之事不严密，恐怕不只是损害事情的成功而已。臣愚昧，想请求从今以后，凡是涉及军事的言论，都交给省府秘密筹划，特别免除上报传行；这样或许符合保守机密的道理。希望陛下裁察。第二札【疏通盐楮】臣听说，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没有什么比治理财赋更重要的了。增加财源的道路已经穷尽，只能依靠楮币和盐来办理。楮币的数目，近来正如版曹所奏报的，旧楮已经达到四十二千万，新楮已经达到二十三千万；将来伪造的，又不知会有多少？这样楮币就会因为多而贱、因为少而贵，这是情势必然如此。如今新楮的价格，比照下方的价格，也已经削减到过去的一半了。要实行秤提，几乎没有办法；如果不得已，难道不可以用盐来权衡补救吗？自从钞法屡次更改，百姓满腹疑虑；一旦把价格定得过高，商旅就不流通，盐碱地上的盐货便积满仓库。谋划国家的人本来曾提出减价求售的办法。有人却说，累计计算起来，损失不少。唉，损失确实不少；却不知道再这样下去，损失难道不会越来越多吗？盐的性质是润下而成咸，容易恢复原性；盐积藏日久，既然经过有司秤量，折耗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赔偿？亭丁拖欠逃亡了，盘查诘问的机构仍保存旧额而征收新额。这是第一种祸患。食盐的家庭只有这么多，煎盐产量也有固定数额，陈盐层层相因，没有地方销售。即使在这时减价出售，食盐的消费者也是有限的，除此以外又有什么需求？不但旧盐要亏价，新盐也会跟着一起亏价。

译这是第二种祸患。官卖盐价既然已经无法再提高，私自贩卖的人就更能夺取官盐的利益；仓库积存的数额既然已经折损，后来缴纳的人必定要求补足这项亏空。这是第三种祸患。朝廷正为用度不足而困窘，却把命运寄托在凭空制造的楮币上，哪里比得上降低盐价，使盐流通于积压滞销的剩余之中呢？这样商人愿意把盐拿到市场上出售，就可以使亭丁没有失业的忧虑，使官吏没有亏损定额的祸患，使奸民没有私自贩卖的机会，使将来新盐的价格不至于因循旧例而越来越低。钞法逐渐畅通，国用逐渐充裕；可以用它截住新楮的制造，也可以用它收换旧楮，一举兼得多种利益。办事的官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否则，私盐价格仍旧，善于盘算的商人必定不肯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从前苏轼进献策论，先朝认为，如果使天下没有盐、铁、酒、茶的税收，难道还能治理国家吗？臣也认为，假使今天没有积存的盐，难道还要等待价格上涨才出售吗？臣私下估量，到现在降低盐价，还来得及办到。一天拖过一天，价格一天比一天低，盐一天比一天消耗，二者将会一起丧失。希望陛下赶快谋求其中的利益。戊申轮对【论宽厚的弊病】臣听说，士大夫没有宽厚的实际德行，德行就不是国家的福分；士大夫习惯于宽厚的美名，也不是国家的福分。宽厚，是国家命脉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只是习惯于宽厚的名声，却不考察它所以然的实质，那么由此产生的流弊就不可胜说了。汉初群臣的议论，致力于宽厚，国运绵长久远，最终确实依赖于此；但有人却说，后世大多实行宽厚，这是不对的。本朝以仁义立国，历代圣主相承，谨慎地遵守家法，社稷长久的谋划在于此而不在于彼。近来大政已经改变，正直之士列于朝廷，一时敢于进谏的士人、执掌法令的臣子，稍微过于激切，便相继引退离去。于是朝廷的意向暗中转移，政治气象随之不同，上下相互因循，终于转变成以宽厚为归宿。这本来并不妨害政事，只是担心今天所谓的宽厚，并不是古代所谓的宽厚。司马光在仁宗朝上奏说，景祐以来，国家因长久安定而懈怠，乐于因循而致力于少事，执政大臣多实行姑息的政策。而当时朝廷清明安泰，群臣和睦，似乎不应稍有贬损；司马光所忧虑的却正是这一点。何况如今国势日益衰弱，民生日益困窘，变故日益繁多，疆土日益削减，人才日益减少，财用日益空虚，而士大夫却想要习惯宽厚的美名，难道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私下妄自认为，今天士大夫的习俗，往往谦退推让的意思多，而运筹掌握的意愿少；惩戒、悔改的意思多，而奋发激励的意愿少；因循苟且的意思重，而革新振作的意愿轻；含容隐忍的意思厚，而辨明是非、决定可否的意愿薄。他们未必有市恩的心，却不敢承担怨恨；未必有喜好名声的心，却不能避免害怕诽谤。主管监察风纪的部门，受限于调停，没听说有上十道奏疏而攻击一个竦者；负责封驳的部门，拘泥于宣谕，也没听说有三个舍人不肯起草诏制。奉行三尺法是他们的职分，有时竟到了循守弊例、对侥幸者施惠的地步，忘记了公义胜过私情；有时竟到了徇顺人情、以求圆融的地步。难怪在外的人习惯看到朝廷威势不断减轻，于是产生轻慢、玩弄朝廷的心；处于下位的人清楚看见上级宽容，于是进献动摇国是的议论。威势衰弱，别人不再畏惧，就说还没有达到太过分的地步；恩惠虽有，别人不认为是恩德，就说这是为了求取名誉。长此以往，习惯形成风气，法度必将衰败，纲纪必将沦丧，礼乐教化的工具也必将废弛；职分上应当做的事，将有人躲避而不肯做，这将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不说话的人，将会因为有人阻挠而不敢说话。耳闻目睹渐渐习惯，把它看作寻常之事，旁观的人袖手而视，谁也不肯追究。推究宽厚的最初本心，哪里知道流弊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是情势所趋，也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苏洵说：长久不治理，便会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乘机而来，逐渐浸染、逐渐消解，最终释然溃败，以至于不可救止。希望陛下振奋乾刚之气，实行夬决之断，明白诏令两三位大臣和群工百执事，使他们心志精诚纯一，以承受美好的德政。有包容洪大的度量者，用正直方正的志向来辅助他；有温和柔顺德行者，再加上缜密明察的功夫。一定要像富弼那样，以彻底革除众多弊病为心，不要把兴办事情当作戒惧；一定要像欧阳修那样，以坚持奏报、封还内批为心，不要害怕招致怨恨；一定要像张浚那样，以控制诸将为心，不要忧虑因此招来衅端。剖开并破除牵制的心理，洗涤弥缝掩饰的习气；不必一味任受怨恨，却不能没有不回避仇怨的力量；不必轻率地纷纷更改，却不能没有改变纲纪、治理事务的功效。只要转移变化之间，政治大观便会顿然恢复，宽厚的实际政务就可以实现。否则，汉朝用来酿成祸患的，正是这种东西，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畏惧吗？戊申轮对第一札【论消沉沮丧的弊病】某只是一个才疏庸陋的人，充任将作监的官员，兼领郎曹，三次进入朝班，却没有丝毫补益。如今因轮对，再次陈述我的愚忠。臣听说，事物的变化，有隐藏在极深处而不能不察觉的，那就是消长的关键。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不先看国势的轻重，而先看我们的正道是消长还是增长。正道一天天增长，国势即使暂时衰弱，最终也必定强盛；正道一天天消退，国势即使暂时强盛，最终也必定衰弱。群邪盛大，正直之士消退，刘向因此知道汉朝必定衰败；听信小人，君子之道消退，陆贽因此知道唐朝必定发生乱祸。消长的关键，实在可怕。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亲自总揽大纲，更新各种政务，起用旧日学者，重新授予宰相权力，召回各位贤能，全部安置在清要职位上，天下谁不改变看法、改变听闻呢？人们说：这是小人的道路消退、君子的道路增长了。然而臣私下考察近来的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虽然否运将倾，泰运却还没有开始；阴气虽然衰退，阳气却还没有强盛；小人的声势踪迹虽然沉寂，君子的功业却还没有彰显。难道不是小人的道路并未停止一天天进展增长，而君子的道路已经不能不一天天退入消沉沮丧的境地了吗？请举其中大的方面来说。论说道理、治理国家，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以自身奉献于国家，辅助处理万机，这是宰相职任的重大之处。

译陛下收回政权之后，似乎有独自运转天下的意图。制定命令不完全由中书省决定，密令有时从省府之间传递，那么说臣等只会顺从而来不及推辞，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个官吏应当授任，便动辄嫌疑有亲故关系，不肯把任命官员八百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一个弊病应当革除，便立即怀疑会招来怨恨，不肯以彻底革除众多弊病的志愿自期。于是朝廷的意向几乎消沉了。言论涉及皇帝车驾，天子便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宰相便等待获罪，谏官进谏的分量因而变重。陛下在斥逐谏官之后，似乎有轻视进言者的心态。按月考核的奏报有时被留中不发，关于风纪的奏章有时承受面授圣旨，那么说进十件事只被采纳五六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议论人物不能实行，就保持沉默罢了；没听说有上十九道奏疏而论劾一个章惇的。陈说政事得不到答复，就只做成文书罢了；没听说有人力争不获允许后请求解除言职。这样，谏官的风采几乎消失了。命令已经下达，却允许封还；任命已经颁布，却让人驳奏，给事中和舍人的权力因此很重。陛下有挽留贤能之心，却不能没有轻慢言论的弊病。怀疑他们会驳正命令，便先用宣谕压制；害怕他们固执坚持，便改换命令直接施行。银台司自认为失职，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封还驳正的答复，往往几个月也不见于邸报，又哪里会援引成例来论说漕臣不应升迁呢？有人缴纳上奏之后，皇帝有时再次下令，事情便又照办；文书上又哪里会有三个舍人不肯起草诏词呢？这样，给事中、舍人的气节几乎消失了。推究其中的原因，臣私下认为，陛下有任用贤能而不拘一格的公心，却没有完全做到；也有任意授官的私心；有总揽权力纲要的长处，却不能完全避免政令从宫中发出的过失。百司诸府不是不知道竭力陈述时弊是忠诚，却不能不把因直言而离职的人当作戒惧；不是不知道严厉惩治弊病和侥幸是应当的，却不能不对因执法而遭斥退的人有所疑虑。臣所忧虑的，确实就在这里。又有更值得担忧的。《易经》说否泰反复，可以用消长来占验；此方消退、彼方增长，二者不能并立。我们的正道一天天消退，必然达到下凌驾于上、上位衰替，外部势力强而内部势力弱，政治原则不明、法令守备更加混乱的地步。天下的权力将有所寄托，倒持权柄的祸患就会发生。何况如今法度不修，纲纪不严；对外，帅府万一轻视朝廷，那么谁来做陛下的张浚？对内，近臣万一擅自作威作福，那么谁来做陛下的杜衍？下至小人，万一动摇国家大政，那么谁来做陛下的王岩叟？这正是贾谊所说的“陛下虽然贤明，有谁和您共同承担这些事情呢”，难道可以不忧虑吗？汉代有宰相，反而被左右近臣的辩说压制，最终为后世近臣弄权的祸患奠定了基础。唐代自褚遂良被逐以后，朝廷内外把进言当作忌讳，几乎有二十年。那么公卿百官之间，难道可以让他们出现一丝消沉沮丧的气象吗？臣希望陛下明白诏令，让任职、言事的臣子各自发扬职分：做宰相的必定说“朝廷如果只按成例办事，还要我做什么”；做谏官的必定说“接受谏官职责而不陈说政事，是臣万万不敢的”；做给事中、舍人的必定说“不经过门下省，臣就是失职”。这样朝廷之上或许可以振作发扬风采，不再有犹豫依违、相互牵制的祸患。否则，刘向、陆贽深深忧虑的事情，都是今天应当借鉴的。希望陛下裁察。第二札 臣听说汉代王吉曾说：“公卿没有建立有利于万世的良策，只是致力于考核文书、断决狱讼、审理诉讼罢了。”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士大夫中，能够留意于考核文书、断狱听讼的，也不多见。那些骤然升迁、频繁更换的官员，去管理长久传给子孙的官署，已经不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了。再加上退朝后从公署回家，往往想抽空休息，奸吏便更加能够行使私心。于是公文的往来，有时空缺整月或整日；小官的文书拟稿，也不按照日期谨慎登记。于是胥吏乘机谋利，合乎他们心意的，便迅速办理施行；违背他们心意的，便故意藏匿。没有多久，任此官职的人又转任他处，他们有时毁掉簿籍，有时重新制作文书，有时颠倒先后次序，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才罢休。因此积压的词讼一天比一天增多，在旅舍等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贿赂公然流行，叹息声遍布道路。再往下说，监司、郡守的官府里，威令容易推行，期限尤其严厉。赴司接受审勘，不止一个处所；有的申报，有的展期，都有固定价格。所以县镇延误怠慢的情况纷纷出现。却不知道，在限定期限以后，办理文书的官吏本来就故意滞留不发，接着又以超过期限为由责罚他们；稍微加以诘问，他们不过把责任推给驿站。更严重的是，县镇中负责转送文书的徒吏，索取的贿赂没有满足，便把文书藏上几天然后才发出。任官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样。等到提取文书审问时，事情已经落入典吏相互勾结的安排中，真伪百端，很难再追究。如果让发文的一方明确注明发出的日期，接收的一方又明确写明收到的日期，那么超过期限的罪责必定有所归属，胥吏便不能借此行奸。文书往来从此也可以稍微简化。今后如果能在这件事上加以留意，那么上下必定不敢拿文书敷衍应付。担任长官的人既然有所考核，如果所属官员长久积压不办，小吏还有什么地方容身？做小吏的人如果久经申明，而胥吏又常常替他拖延，那么长官也可以知道他的罪过并加以惩罚。何况官职没有尊卑之分，领取俸禄却怠慢职事，谁愿意甘心背负这种名声呢？这也是勉励官员勤于政务的一种帮助。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下发外地施行。壬子轮对【改元】

译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奋发英断，改革政治，命令大臣开明公道，责成谏官振兴颓败的纲纪，任用正直之人以安定国势。近来将满一年了。臣私下观察今天的治理成效，不是完全不能稍微振奋人心，却还不足以使天下众人的听闻焕然一新；不是完全不比前一天好，却还不足以洗去多年积累的旧污。岁月悠悠，明白事理的人为之叹息，这是谏官所不能理解的，即使陛下自己也不能不有所疑惑。近来正式颁发御札，于是改换新年号，难道不是又想以此作为革新政治的契机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改革政治一定要改元，就不必等到一年以后；如果今天已经收到了改革的成效，那么即使不改元也可以。臣由此知道，今天改元，未必不是圣意认为前日的改革还不够。虽然如此，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进谏，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补；既然认为改革不够而又改元，圣意究竟要怎样做呢？办事先谋划开始，所以最终不会凶险；预先考虑祸患、提前防备，所以能够完成事情。这一点尤其不能不加以留意。求幸进用的门路还没有堵塞，贿赂仍然流行；佛寺高耸华丽，修缮仍不停，这就是改革以后仍然不能不成为圣明政治拖累的事情。如今将要改元了，难道不可以想到毫不吝惜地改正过错，以增进君德吗？宫中批示特别下发，稍稍侵夺了宰相的权力；节略奏贴却以宣谕代替，未能尽到言官的责任，这就是改革以后仍然不能不成为公道阻碍的事情。如今将要改元了，难道不可以想到整顿政纪、振兴朝纲吗？平原积水，造成泛滥各郡的大灾；淫雨连续十多天，几乎酿成损害庄稼的灾祸，这难道不是【缺字】所以祈求天命吗？免税虽有诏令，却不能使百姓从剜肉补疮的痛苦中苏醒；派遣使者救灾，也不能补救那些尸体漂流、尸骨暴露的人，这难道就是所谓诏书每次下达，百姓都像获得新生吗？自古固然有改元而达到太平的，现在难道不能思考怎样巩固人心吗？奸邪之人固然已经被斥退，但弹劾的奏章多到反复复核；廉吏固然曾经被举荐，但贪污的风气并没有稍稍减少，这就是同士大夫重新开始的意图还没有彰明。高宗皇帝改元时，必定斥退误国害民的大臣，如今难道不能辨别人物而澄清吏治吗？提举楮币的命令固然已经申明，但有司折纳时多至从中取利；主张财利的大臣固然已经离职，但牟利的孔道既已开启，还没有完全裁减停止，这就是议论改革钱币以供应国用的功效还没有完成。哲宗皇帝改元时，必定改变青苗、市易的法令，如今难道不能思考怎样宽减一分而节制国用吗？应当对每一件事加以谋划，对每一样事物加以思考，正如《易经》所说，在行动前三天预先谋划。期待达到元亨的治理，正如《尚书》所说“平治在于朔始更易”，同时预先思考“平治秩序的规划”；正如《礼记》所说“共同整饬国家法典，以等待来年的适宜时机”，预先为孟春发布恩德、施行和令做好准备。这样或许从前的改革不是虚文，今天的改元也不是故事。否则，王春开始，就是元年；日月不断前进，年岁不会等待我们。陛下改革政治已经三次了，陛下改换年号已经六次了。今天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够，所以改元；将来如果改革又不足以配合改元，那么即使再想改革，事情也已经过去了。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臣实在害怕这种情形。希望陛下裁察。癸丑轮对第一札【论事势没有可以依仗的】臣只是一个疏懒平庸的人，充数任职于司府，轮到接受陛下召对，斗胆倾吐愚忠，只望陛下裁察。臣听说，国家必须有所凭恃，然后才能立足；没有凭恃却仍能自行立足，那只是侥幸，不能把它当作安定的凭据。臣没有时间广泛引证，姑且拿近在眼前、容易看见的事来说：天意难以揣测，这说明天本来就不可凭恃。我朝承受上天的明命，来安抚四方华夏，这是今天所凭恃、用以建立万世基业的根本。京城郁攸之患刚刚平息，浙江水灾的冲击接着又传来，人心惶惶，没有人能找到安居之所，不能把这一切推托给仁爱的君主。民心没有常性，说明民本来就不可凭恃。我朝以仁取得天下，这是今天所凭恃、用来获得泰山般安稳的根本。近来都城每家都自行警夜，并不是因为征行的劳苦，也不是因为战争的危险，却怨声载道，甚至形成歌谣，最后还要因此压下罪责。假如有徭役比这更过分，那么人们必然会找借口推卸责任了。不能把这一切推托为百姓没有二心。大农寺每月拨入的钱粮还不够支出，户曹每年计算征取的数额只够临时使用，破旧纸币无法出售却还没有完全毁掉，焚毁钞币的法令屡次更改，却只见积压，因此国用无所凭恃。凤凰在朝阳鸣叫，贤者相继辞去；征召贤士的诏书发往陇地，来者却迟疑不前；内批任命官吏，多是外戚姻亲的私恩；外地军府需要人才，却轻视重弓强弩的储备，因此人才也无所凭恃。边防正当严整之时，却只听说清野的议论，只听说守城的议论；军籍的空虚无暇过问，兵器的废弛无暇察看，这不过是依仗外患不会到来罢了。国法纲纪尚未振作，却只说要加重宰相的权力，只说要整顿防务纲纪；更换官员有时顷刻之间就决定，施行起来却在缴纳文书之后十分困难，这不过是依仗福威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罢了。可凭恃的情形如此，不可凭恃的情形又那样；即使有所凭恃，也尚且不应自以为凭恃。环顾四周，竟没有一样可以凭恃来苟且求安，这样可以吗？古人说过：“屋里空得像悬挂着的磬，田野里连青草也没有，凭什么还不害怕？”今天无所凭恃，难道仅仅是这两件事吗？这就是臣为国事战栗不安的原因。陛下不要以为自己天资特别高明，洞察各种事变，临朝日久，熟悉世情，认为自己的聪明可以凭恃。然而不注意细小的品行，是道德的累赘。陛下也不要以为自己免除租税、赈济借贷，从不吝惜钱粮，革除贪官、除去暴政，屡次颁布诏令，认为自己的德泽可以凭恃。然而小恩小惠还没有遍及天下，百姓还没有归心。何况旧臣敢于凭恃陛下的简厚眷顾，宦官敢于凭恃陛下的差遣，士大夫中不肖之徒敢于凭恃陛下的知遇；平日闲暇时，没有令人动容变色的警报，固然可以安然无忧，但一旦突然发生意外祸患，猝然来到，臣又不知道陛下究竟将凭恃什么了。臣愚昧，不知道避讳，只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而垂听。第二札：论州县财计

译臣听说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先修筑保障，然后才征收赋税，所以尹铎能够减少户数，却可以在危疑之时坚定民心；由此才知道，郡国不可不替百姓谋划，朝廷尤其不可不替郡国谋划。臣近来出任宣州知州，曾考察五年的户籍账册，额定赋税为二十五万余石，除去灾伤检放、漕运司寄纳、各县截留，以及远年逃亡停欠人户拖欠的数额，实际收入多时十万余石，少时只有六七万石。若连同斛面一并计算，农寺总制所收的钱粮苦于不足；截留上供以充作府库用度的，只有一万余石，而官兵俸给、宗室子弟和孤遗归养、救济囚犯粮食及各种杂支，竟达六万余石，只能拆东补西，实在难以支撑。宣州作为藩府尚且如此，其他小军垒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真宗皇帝时，大臣对漕运臣僚说，东南专卖利益已经用尽；如今总制、经制、月桩等钱都不是国初的旧制，牙契钱又被上司拘取专卖，酒课又因歉收之年频繁而亏损，上下都受到煎熬，已经没有继续发展的生机。于是宗室请给迟迟不能发放，无法扩大陛下亲睦宗族的仁恩；军籍空虚，又害怕补充，无法辅助陛下建立武功的政业。这难道是天下的官吏全都没有一丝为民为国之心吗？只是上面形势有所逼迫，下面志向又无法伸展，所以这种弊病本来就会如此。于是朝廷因为催收的数目繁多，反而有租额失守的忧虑；州县利用上司急于索取的机会，反而盘算着充实自己的钱袋，公文往来纷繁，只是徒然满足强悍士卒的欲望；户籍账册混乱，只是徒然让奸猾吏员得以售卖欺诈。国家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竟要让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臣愚昧，希望陛下施以圣慈，重新命令大臣：凡是从前主管财计的大臣夺取州县利益、归入版曹的，应衡量轻重，稍稍退还一些；以及截留数额太少、不足以供给一郡使用的，也应衡量多少，再行拨给。这样或许郡国能得到一分宽裕，百姓也能受到一分恩赐；对于国家命脉，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癸丑年后省奏札：请求召还李伯玉 臣听说，憎恶奸恶的人一定要彰明善良，铲除凶邪的人一定要擢用贤俊。善良得不到彰明，就等同于不憎恶奸恶；贤俊得不到擢用，就等同于不铲除凶邪。近来防御臣萧泰来，才干微薄却足以作恶，强词善辩却足以掩饰过错。自从他担任言官以来，所上奏论列的，多是知名人士，虽然像何澹、胡弦之类，也未曾逃过他的攻击。善类为之扼腕，甚至把他比作萧艾之类的恶草。至于他拉拢关节、转手贩卖举荐文状，那不过是他罪恶中的一部分罢了。群议越来越纷乱，众怒难以违犯。李伯玉奋不顾身，首先揭发他的罪恶。陛下因为这关系到纪纲，姑且把李伯玉降了两级官职；这本来不是说泰来是君子、伯玉是小人。近来上天启发陛下的圣心，罢免泰来的言职，天下没有不称颂陛下明察的。近臣相继上奏，几乎把他的奸邪罪状说尽了。陛下不到一天就把泰来外放，天下又没有不称颂陛下果断的。臣当时认为大奸之徒幸而已经脱离羁绊，善类可以安心，于是不敢再以多余的话烦扰圣听。如今泰来的罪状既已明白，那么伯玉先前的奏章确实不是妄言。何况伯玉一心为国，勇于憎恶邪恶，让他立于朝廷，必定能够直言正色，使上能感动君心。臣认为应当早晨贬黜泰来，晚上就召纳伯玉。如今即使不能让他回到朝廷，难道也应当把他置于贬谪的名籍中吗？岁月悠悠，施行这样的处置，究竟怎样才能体现憎恶奸恶、铲除凶邪呢？陛下即位以来，崇尚奖励直言，其中固然有人因为诋毁权贵而获罪，有的受到轻微贬谪，随即又越级升迁。况且伯玉曾得罪于防御臣陈垓，也遭到斥逐。陈垓刚离开，陛下就召伯玉进入秘府，任职于都曹而与正人相处，可以说已经没有辜负他了。泰来被罢免将近数月，伯玉因之受贬也已满一年，而降秩的惩罚仍沿用原来的降旨，至今没有昭雪。臣恐怕这样会使行善的人害怕。臣愚昧，希望陛下施以圣慈，把伯玉已经降任的官资一并恢复，迅速赐予召还，以符合公论，杜绝群体受冤，这将是善类无比的幸运。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成牍。甲寅年后省奏札：论萧泰来 臣听说绍圣初年有个董必，行事刻薄，奉命出使岭外，想向元祐时期的诸贤泄愤，却没有得逞。后来因为授任给事中陈次升，陈次升封还词头，董必便控告陈次升曾任元祐的谏官；哲宗恼怒他擅自控告言官，下诏将他送交吏部。臣读国史到这里，恭敬地思念哲宗皇帝，是多么重视朝纲、爱惜善类啊！萧泰来从前担任言官，不能辨别邪正来报答陛下亲自擢用的恩德，竟倡导邪说，要把陛下更化以来召用的君子一网打尽，说：“这些人只是空谈议论，哪里是当世的吉士！”王安石想排斥熙宁时期的君子，就称他们为流俗；京、卞想排斥元祐时期的君子，就称他们为邪党；秦桧想排斥绍兴时期的君子，就称他们为异议之徒；何湛、刘德秀想排斥庆元时期的君子，就称他们为伪学之徒。泰来说出这种话，是在学习安石、京、卞、秦桧、何湛、刘德秀等人，而且比他们更加过分。况且更化以来所召用的君子，他们的论谏虽然不免过于尖切，但用意不过是忠于国家、爱护君主；人君对他们的褒贬虽然不免过于明显，但用意不过是扶植善类。在那个时候，泰来难道没有别人可以议论，却偏偏急切攻击当世敢于直言的人吗？莫非是身旁有珠玉，便觉得自己形貌丑陋，于是肆意说出诋毁正人的话吗？莫非是自己已经没有骨鲠，却嫉恨别人有骨鲠，暗中提出拒绝纳谏的计策吗？他掩盖义理，隐蔽奸贼，毁弃信义，废弃忠诚，所以凭借陛下喜爱贤者、乐于善行，有人竟说陛下不能没有“投杼”的疑虑，这些都是泰来以邪说误导陛下的罪过。周官有议论贤能的制度，《春秋》有为贤者避讳过失的做法，本朝赵抃也说君子有过失，应当扶持并使其安全。程颐见有人专门议论别人的短处，便说：“你们姑且取用他的长处。”即使诸君子的过失全都像泰来说的那样，按照圣经的格言和前代名臣的美好事迹，也已经不合于道理，何况事实并不像泰来说的那样呢？由此说来，泰来真是把白说成黑，把正人指为邪人。臣昨天已经具奏请求召还李伯玉，曾经提到泰来的奸邪；这是天下的公论，不是臣个人的私言。泰来长久作恶而不悔改，执迷到底，自以为是。他辞免防御使的奏状中说：“近臣没有公心，把是非颠倒，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小人怀有私心，结党相连，把邪指为正、把正指为邪。”

译他又曲意编造互相丑诋的话，竟想反过来改变已经昭然的诏命，却不想朝廷设置给事中、舍人的本意，正是为了防止制诰有不便之处，允许他们封还诏书，并不曾把收回成命看作忌讳。臣既然辱没官职，本来就应当被裁汰斥退；可是泰来竟仿效董必控告言官，难道言官可以没有董必那样的惩罚吗？臣如果不说，纪纲就扫地了！希望陛下施以圣慈，特意作出睿断，将泰来褫夺职务、罢免郡职，以彰明公论，振作朝纲。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成牍。丙辰直前奏札：更化 臣任职螭殿而毫无补益，离开京国已经一年多，奉命提举泉州，已经上路。承蒙上天赐予宠命，使臣恢复旧日班次；再次仰望陛下清光，实在全在陛下。宰相更换之后，臣斗胆以更化之说上奏，希望对时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请陛下姑且垂听。臣听说，追逐更化的名声而失掉更化的实际，固然不是有国之福；忌讳更化的名声而忘掉更化的实际，更不是有国之福。臣曾看先儒程颐解释《复卦》的意义，他讲“频复”说：“屡次返回却屡次失去，是危险之道。”讲“迷复”说：“处在复卦的终点，迷失而不返回，凶险是可以预知的。”屡次返回却屡次失去固然不可以，迷失而不返回，难道可以吗？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以罕见的资质，处在大有的时运中；绍定癸巳年更换宰相，于是更化；淳祐甲辰年更换宰相，于是更化；淳祐辛亥年更换宰相，于是又更化。近来陛下奋发作出英明决断，斥逐大臣。在这种时候，败坏的政事和积弊，不可一一列举。正如司马光所说：“改正它就像救火救溺水，只怕来不及，才可以。”然而朝廷之上，并没有把更化当作局面来对待；士大夫之间，也没有把更化当作国家政论。前后更换宰相是同一件事，但局面和国论却并不相同。所以臣才敢妄自议论今天忌讳更化之名的情况。之所以忌讳这个名称，难道不是因为习惯看到从前已经尝试过却没有成效，预先知道今天改变纲纪也不会成功，认定在环境变化、情势迁移之后转变无望，又在志向懈怠、道路遥远之时消磨锐气吗？所以从前反复讲说的，正是如今厌恶听到的。假如今天果真能够铲除旧弊、谋求成就功业，即使不以更化为名，也没有关系。但如今因为忌讳这个名称，竟连更化的实际也一并忘掉，只顾弥补眼前的漏洞，苟延岁月，最终也会相继沦陷而失败；而从前追逐更化之名，又将有迷失而不返的凶险。治理功业何时才能完成？世道的变化何时才能挽回？况且宰相离职而当国，没有杜衍封还内降诏命的操守，也没有王珪承受诏令、辅佐宰相的风范，于是宣谕、内批兼行宰相的职权，崇高的官阶和优美的职务间或授给私人，几乎出现君主与宰相争着任命官吏的过失。如今更换了宰相，应该政事必定交付中书省，即使亲笔批示不废，遵行朝廷命令也就可以了。然而姻亲受到优厚任用，明白显示私恩，因幸进而形成的门路，大多得以得志，与前日没有区别。宰相离职而当国，没有韩琦放逐守忠的勇气，却有丁谓私下庇护允恭的欺诈，于是凭借城社暗中作威作福，凌辱士大夫，竟敢与公论抗衡，几乎逐渐形成西头势力重于南衙的局面。如今更换了宰相，应该使宫府一体的体制得到彰明，实行清明平和的政治，抑制内侍的权力，安定扫除之职，这才可以。然而奸佞宠幸之家，所受宠赂更加显著，贪污货利的私欲仍未停止，与前日没有区别。宰相离职而当国，不能以吕夷简不念旧事为榜样，反而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竟想操持熙宁时期大臣偏重一方的旧船。于是鸿雁高飞，仍免不了遭受箭矰；白驹处在空谷，也不顾及田野中的禾苗。如今更换了宰相，应该让众多贤者进用，如同茅草丛生才可以。然而陛下思念贤者、促膝召对的心正切，本来不应把他们外放到长沙。如今知名之士应当留在朝廷，却反而给予外任，这是多么颠倒啊？蒲轮征召正急切进行，本来不应把他们安置在鲁王府。如今既已召用，贤者还没有赴阙，却在中途停止，这又是多么热衷于空文啊？这样仍然是前日不能任用君子。宰相离职而当国，不能以陈恕不增加三司钱谷数额为原则，却只顾应奉、奉献给皇上，竟想重走宣和时期大臣已经覆亡的旧路。于是紫闼深严，钱财之神可以进入；琼林府库充盈，却不知道百姓田陌上的赋税负担。如今更换了宰相，应该宽减一分，让百姓得到一分恩赐才是。然而诏书催促各地上报财赋，本来就不是汉代的良法。如今赋税数额又重新上报，还要烦劳御笔，末流的弊病会怎样呢？内藏库接受进奉，本来不是唐代的美事；如今并非泛泛征取，却仍然要依靠内廷常赋以外的收入，那么这些钱究竟从哪里来呢？这仍然是前日不能宽减民力。既然如此，更换宰相以前，弊政本来就不少；更换宰相以后，弊政也仍旧如此。改变局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令人舒快的制度却一两项也没有听到。说这不是忌讳更化之名而忘记更化之实，实在不可能。陛下之所以勇于罢免前任宰相，正是因为他在局势倾覆时不扶持，危急时不支撑，偏颇时不纠正，昏昧时不执行。如今看从前，两者相差多少呢？这就难怪不合时令的雷电、日食月食、陨石地震等灾异，比前日更加频繁；光化之城、旧利之戍、大理和思播的战事，以及敌国外患，也比前日更加紧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即使深切陈述过去的悔恨，下达哀痛诏书，也未尝不可。陛下的聪明资质卓然超过百王，庆赏、刑威的权力全在一人，帝王盛德大业，完全可以任意施行；但如今因循苟且的意思反而加重，震厉奋发的意思 却少得多【缺文】，明白通达的意志也少得多。做善事不勇敢，疑心功业未必能够成功。经历的变故已经很深，却认为上天的侥幸可以多次得到；不去预先考虑，反而只想着获得。常常坚持“不要变动就是最重要”的看法，把众多疑虑和困难视为寻常旧事，直言激论有时甚至受到阻隔。因此陛下即位已经三十三年，正应当是政治长久、教化完成的时候，却还在早起晚睡，感叹不知道能够成就什么；不只是天下人为陛下感到惋惜，陛下自己也不能不感到惋惜。前日追逐更化之名而失掉更化之实，所以虽有更化之名，却不足以成就天下功业；今天忌讳更化之名而忘掉更化之实，所以虽更换了宰相，却不足以挽救天下弊病。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忌讳更化之名？有人说，这是害怕承认过错，是立志卑下。天理还不纯全，所以行善不能尽其力量；人欲还没有除尽，所以除恶不能拔除根本。周敦颐说过：“如今人有了过错，就像患病却忌讳求医，其祸害不可胜说。”前日尚且保留更化的名义，结果已经如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今天把更化之名也完全去掉，那么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观察国家形势的人，正为此战栗不安。

译陛下看今天的天下，难道正是应当因循守旧、慎重改作的时候吗？还是政令不能施行，必定要变更、更化的时候吗？不振兴停滞的事务、补救败坏的弊端，即使周宣王也无法成就中兴的名声；不加以改变而最终完善善道，即使唐太宗也无法达到贞观之治。何况现在纲纪收缩而不能张大，威令被轻慢而不能严肃；正应当更化却不更化，这正是董仲舒所说的“即使有大贤，也不能善治”的情形。然而难道仅仅是不能善治而已吗？长此不止，将来恐怕还存在很大的忧患。臣希望陛下察看世运已经走到极点，考虑国事已经不对，回头省察缺失，果断断绝牵制；像《易经》所说见到善就迁改，像《尚书》所说改正过错不吝惜；内心警惕，只感到危险，想着免除自己的过失，增加反躬修行的功夫；承认过错、责备自己，把这些昭告境内，以建立修明政事、攘除变乱的根本，补缀裂缝、修复毁坏，支撑倾斜、扶正偏邪，作为救济时局、拯救世道的方法。明诏两三位大臣，舍弃旧习而谋求创新，不要忌讳更化的名义而陷入迷失不返的戒惧，天下还可以挽救。否则，世道的变化每天都像江河一样向下流，臣只感到害怕。希望陛下留意。丙辰后省奏札之一：论常挺 臣听说，典礼制度的职务，实在是朝廷中清正有声望的官职，必须像杨绾那样清廉俭约，像贺循那样清白洁净，然后才可以担任。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不在选择之列。臣恭敬地看到，新任太常少卿常挺，科举名次虽然高，见识却十分卑下；自从进入仕途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善行。他出任三衢知州时，折纳苗米的盈余便卷入私囊，积存的米粮便改作路费，当地人全都能说出这些事。他入朝分掌六察时，听任他的兄长常晞充当县尹，侵占税物，以致乡人喊冤；又纵容馆客楼以其姓氏为名的人通行关节，使平民溺死，全国没有不知道的。陛下英明决断如神，已经解除他的言职；这个无耻的贪夫却又进入修门。把清望之官授给这样的人，并不是用来尊重礼乐部门的办法。希望陛下施以圣慈，把常挺的新任命特意寝止免除，这将是公道的幸运。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成牍。二：论张济之 臣听说，君主所不应有的私下避讳，以及大夫所应有的公讳，都写在古代礼制中。彰明日月星辰的名讳，是为了扶持世间教化、约束人心，实在不是小事。因此可以因国家而废弃人名，因官职而废弃职名；名称可以废弃，职务可以废弃，但避讳不可废弃。《隋书》把韩擒虎写作韩擒，唐代文书把丙辰写作景辰。即使武三思这样不守道义的人，每当对人说话，仍称“世”为“代”；不是君主所在之处尚且如此，何况在君主冠冕和耳塞之下呢？臣恭敬地看到，新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张济之，在奏对文章中引用书语，其中有一个字由“酉”和“凶”组成，正好触犯哲宗皇帝的嫌名。臣一看见，不觉惊恐屏息，还担心是书吏笔误；但它已经载入省房关到的奏御正本。所犯的字形相同，执笔作文的士子尚且会因此在科场被黜退；身着朝服、手执笏板的士大夫，竟拿它在朝廷上公开说出。这是敢在君主面前无视公讳，对君主无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忽然看到除目，任他掌教东庠；论他的科举名次，固然不算辱没名第；又让他在王邸担任直讲，教育宗室英才。只是让一个不避祖宗讳字的人担任此职，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臣愚昧，希望陛下施以圣慈，特作睿断，将张济之罢黜，以端正国法，整肃官僚。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成牍。三：论张莱孙 据中书门下省送到的一道录黄：中训郎、前添差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扬州驻扎、仍厘务的张莱孙，差遣为袁州知州，带行环卫官。臣深切考虑，袁州作为一郡，实在是江左的名邦，按照法制由【缺文】来选择官员，实在不是轻易之事。如今忽然把它授给一个小使臣，实在使人惊骇；即使君主可以任意施恩作威、没有什么不可，任命授官的事情也应当依照旧典，参考公论。其他地方难道没有武人可以担任的郡吗？只要稍微符合近例，天下就没有人敢议论它不当。臣的职分所在，不能自己沉默。四：论周坦、萧泰来 臣听说《左传》有这样的话：“心中不守德义的常道，便是顽劣；口中不说忠信的话，便是口讷而奸。”作恶的表现虽不同，奸邪的本质却一样。假如任凭瘦弱的小猪踢踏徘徊，必然会形成蔓延而难以图谋的祸患。臣恭敬地看到，朝请郎周坦虽然忝列科举魁首，却完全没有学识；不考虑自己素来已经确定的荣进，只知道谋求温饱。当初宰相获罪待勘时，正是谏官的职责；周坦却借妻子家与宰相家通家的关系，使内廷言语传出，与宰相内外勾连，颠倒正邪，言官的职责被辱没得太严重了。内有谏官，外有监司，都是天子寄托耳目之处。周坦却沉溺于岳父的私情，推重部使的声势，公开肆意弹劾，不害怕嫌疑，败坏纪纲得太严重了。毁坏公义、培植私党，依附下属、欺瞒君上，这就是《左传》所谓“不守德义之常道”。朝议郎萧泰来，粗略擅长文章，却不明白什么是善良；由于气质偏颇驳杂，不知道议论有正有邪。他两次担任幕官时，已经显露贪婪暴虐；自从进入言路，更加致力于蒙蔽欺骗。他自己没有可以用来指责别人的瑕疵，却弯曲自己而不能使别人正直。泰来把司法机构当作欲望的窟穴，把听讼的权力当作谋利的源头，公然接受请托，颠倒是非，使清正的谏职受到严重污辱。臣子只有不说话罢了，一开口就会涉及这六件事；听取言论的办法，不可预先制定一种说法来禁止、苛责它。泰来却把敢于直言的人说成空谈议论，把喜好修身的人说成徒有虚名；邪说盛行，几乎把他们一网打尽，误导皇上听闻，实在太严重了。他厌恶正直、丑化正人，表面应答而实际上违背，这就是《左传》所谓“口中不说忠信之言”。臣考察国史，其中说：“在众官之外，另加职名，是为了激励奉行义理、擅长文学的人；得到这种职名是荣耀，选择尤其谨慎。”又说：“祠禄之官，是用来安逸年老者、优待贤者的。”祖宗时期，名额极少，选任都不轻易。周坦、泰来昨天因防御臣的论列，已经被褫夺职务、罢免祠禄；陛下的诏令一颁布，公论都认为恰当。如今若允许他们牵连复用，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宽纵奸邪；即使在光明普照之下最终不再任用，也应当像履霜而知坚冰将至一样，尤其要预先防范。臣愚昧，希望陛下特作睿断，将泰来仍按原职给予祠禄，新任命一并寝止，以端正国法，整肃官僚。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成牍。《雪窻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雪窻集》卷二　宋代孙梦观撰　故事 仁宗皇帝圣训：先充分听取大臣的考虑 皇祐二年，谏官韩绛曾因接受召对而说：“天子的权柄不可向下转移，应当间或亲自作出睿断。”皇上说：“朕当然不害怕，自有处分；所担心的是决定不合道理而有关部门奉行，那么祸害已经加到百姓身上，所以要先充分听取大臣的考虑，然后再施行。【出自《皇朝备要》】” 臣曾读《周礼》，读到冢宰用八种权柄向王说明如何驾驭群臣时，私下产生疑问。只有君主能够作福、作威，这权力似乎不容有所分割，为什么还要让大臣参与呢？臣曾拜手恭敬地读观我朝仁宗皇帝的《宝训》，然后才知道圣人的作为，其谋划考虑本来就深远。事情从宫中发出，一时看似足以快人心意，但日后流弊达到极点，就会有说不尽的祸害。君主一旦发言便自以为是，群臣谁敢纠正他的错误？偶尔有敢于触犯龙鳞、冒犯雷霆之怒的人，已经很难得；受到宣谕逼迫，因忧惧而畏缩，即使百炼的刚铁，也几乎没有不化为柔弱的。话虽如此，君主采用或舍弃意见，臣子本来不应有所轻重取舍；君主如果替社稷谋划，难道这样做对社稷有什么好处吗？韩绛只是看见仁宗时期威权没有确立，便请求皇帝间或亲自作出睿断，哪里知道仁宗正是想把事情完全交给公议呢？如今看圣训，是要先充分听取大臣的考虑然后施行；难道不是说：外戚姻亲干求请托，会蛀蚀我的法度；宦官从旁窥伺，等待我的漏洞吗？一旦撤去防范，趋附者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涌来，斜封墨敕反而成了祸患的阶梯。这难道比不上外廷的公正判断吗？不只如此，内降的指挥，诏令有关部门执奏；内侍传达的命令，允许有关部门审查复核，这本来并不是要等到杜衍封还诏书以后才知道谨慎。陛下淳厚的德性与仁宗相同，而上天赋予的神明决断、官职的置废和赏罚的取舍，没有不是出自陛下自己；又没有仁宗朝威权不立的忧患，那么天下的事情尤其应当完全交给公议。可是为什么近年以来，群臣的奏疏一再说：台谏的评论受到节帖限制，敕使的行动受到调停，又或者内批任命官员多是琐碎的姻亲关系。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上天授命有德之人，都不是君主可以私自决定的。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要让群臣的言论成为圣德的累赘，那天下就万幸了。范祖禹说，效法仁宗就可以懂得上天的德性，希望陛下留意。高宗皇帝诏令登记记录贪赃官吏的姓名 建炎二年，下诏：从今以后，凡犯枉法、私盗赃物的人，命中书省登记记录姓名；罪至徒刑的，永远不得叙用；按察官失于举劾的，一并取勘论罪。【出自《系年录》】臣曾说，天下的财用，从前并不是丰足、如今也不是吝啬；今天国用已经耗尽，民力已经困乏，那么财用究竟到哪里去了？不过是在士大夫之家罢了。自从贪婪之风酿成祸患，彼此互相夸耀，从一命以上的官员，往往都把自己当作侵夺财货、收受贿赂的工具。尊贵到公卿宰相的人，田地连接成片，子女玉帛充满家中，几乎上逼乘舆；下至一个郡县的官吏，解下官印声称退休回乡，没有不是囊中装金、柜中藏帛，夺取百姓田地房屋的。这些都是全国共同知道的事情。于是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国家一天比一天贫穷，上天神明降下惩罚，间或有鲸鲵大罪受到声讨。然而上面却下诏说不要追究，下面又常常用财货免罪，否则便以改过重新任用。唉！想凭这样求得天下太平，即使尧舜也办不到。祖宗盛时对待贪赃官吏，是多么严厉啊！有的真决，有的杖毙，有的发配沙门岛。祖宗并不认为这样是不仁。不仁于贪赃官吏，正是为了仁爱百姓。所以高宗皇帝在位时，谨慎遵守家法，凡贪赃官吏，必定命中书省登记姓名；罪至徒刑的，永远不得叙用；按察官失于举劾的，也必定惩罚而不赦免。大概是因为贪赃官吏对百姓的伤害，其猛烈程度超过盗贼。盗贼犯法，按例不得免罪；贪赃官吏犯法，却有的借口说未曾认罪，有的借口说已经遇到赦免，有的借口说已经超过期限的指挥，于是经营关节，大多得到叙复，这就是在鼓励他们成为盗贼。陛下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唯恐有人伤害他们的生命；而贪墨的官吏不但不能承担牧养百姓的责任，反而敢借陛下的名位来实行私欲。陛下对这些人有什么亏负，他们却忍心辜负陛下吗？如果对此不惩罚，百姓会更加困苦，国家会更加贫穷。如今的办法，应当下诏命中书省依照建炎年间的制度，把天下曾经受到弹劾的贪赃官吏编成一份名录，在其中编列罪行紧要严重的人；其中罪重的，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宽免。这样或许小人有所忌惮，中等资质的人也不至于陷入作恶；对国家没有损害，对百姓却有好处。臣不胜恳切。司马光说：“众人的议论纷纷，正是朝廷的好事。”王安石说：“公议不过是流俗。” 司马光登殿接受召对，皇上说：“朝廷每有任命授官，众人的议论总是纷纷而起，这不是朝廷的好事。”司马光说：“这正是朝廷的好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入朝谢恩，趁机对皇上说：“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改变天下流俗，如今奸臣想败坏先王之道，来阻挠陛下所作的事，这是陛下与流俗的权力正相争、较量轻重的时候；只要再加上极其微小的力量，所用的力虽然很少，天下的权力却已经归于流俗了。这就是众议纷纷的原因。【均出自《三朝名臣言行录》】” 臣听说，危急直切的言论固然是君主难以听从的，但守法的大臣和敢于直谏的贤士，正是国家所凭恃而得以保存的人。君主未必有拒绝劝谏的心，只是有人专门劝他接受劝谏的好处，这是君子的用心；君主未尝没有接受劝谏的资质，却有人暗中引导他采取拒绝劝谏的计策，这是小人的用心。不只是君子与小人的情状由此区分，国家安危、治乱的关键，也确实由此决定。君主的尊大如天，他的尊贵如神，他的威严如雷霆。君主虚心接受别人，尚且担心不能做到；冒犯君颜而敢于进谏，又有几个人呢？君主厌恶别人揭发过失，忠直之士就会疑惧；君主厌烦激切的言论，奋发进言的人就会懈怠。十件事中去掉五六件，这是形势必然造成的。君子怎么能不尽力争辩、深切说明，使人明白忠言确实有益于国家吗？小人憎恨别人有言论，就一定先立出一种说法，来误导君主的听闻；这样一来，天下所有进言的人，都可以用这种说法来治罪。它的开端非常微小，但后续流传的祸害却不可估量；这正是《周易》所说从左腹陷入危险的戒惧，用来警示万世，不能不严肃对待。神宗皇帝即位初年，仁宗所培养的君子正一天比一天进用、一天比一天兴盛。

译他们遇到事情就进言，发现细小过失也一定劝谏，几乎到了南衙群臣当面折驳、在朝廷争辩，以至于不能举手行礼的时候。所以即使神宗喜爱贤者、乐于善行，也不能没有“众议纷纷”的疑虑。幸亏司马光忠心爱护君主，认为朝廷的好事正在于此。神宗不因他违逆圣旨而获罪，反而告诉他，想要早晚与群臣讨论，以纠正自己的缺失。不幸王安石执掌政事，便以群议纷纷为忧患，引导他的君主同群臣争胜负。凡是说新法不便利的人，一概指为流俗。然而神宗朝的君子曾经暂时退却，最终还是采用了正论；曾经稍有郁结，最终还是得到伸张。即使王安石想重罪进言者，最终也没有被听从。神宗爱惜善类，为什么达到如此地步呢？陛下即位以来，谨慎遵守祖宗家法，崇尚奖励直言；士气经过长久涵养，免不了在冠冕之前大声疾呼。即使陛下圣度如天，曲意加以容纳，难道也能没有神宗当年对群议纷纷的疑虑吗？可惜奸邪小人不能推广司马光所谓朝廷好事的说法，来挽回圣听，反而仿效王安石所谓流俗的说法，来堵塞人们的言路。在叹息感慨之间稍有不悦，在用意暗示、脸色授意之际，谁不会产生疑虑呢？所以陛下未尝不喜爱忠言，群臣却自然不能不把逆耳之言视为忌讳；陛下未尝不引导人们进谏，群臣却自然不能不担心触犯龙鳞。恐怕人们只看见谏书稀少，便把原因托付给圣朝没有缺失的事情罢了。神宗以前，朝廷培养的君子尚且能够在群议交相攻击之后，竭力加以爱护和保全；陛下即位以来所培养的君子，或许反而会被说成多年任用、长期信任，一旦有朝就怀疑并斥退。长此不止，大家就会互相以缄默为师，欺骗诞妄成为风俗；与天子共同评判是非、争论曲直的风气，就再也看不到了。臣实在为此战栗不安。臣希望陛下扩大宽容的度量，以开通众多正人的道路；高悬光明的明镜，以堵塞群体受冤的门户。不要让先入为主的言论得以售卖欺骗，不要认为忠告之论近于过分激切；这样或许邪说不能成为正论的祸害，天下就万幸了。臣不胜恳切。仁宗皇帝罢免左藏库每月进奉以资助县官 庆历二年五月，罢免左藏库每月进奉的一千二百缗钱。皇上对辅臣说：“这就是《周官》所说供给君王享用的财物；朕在宫中没有什么花费，应该把它拨出去帮助县官。【出自《仁宗皇帝实录长编》】” 臣曾听说《春秋》记载“天王派家父来求车”，为什么要这样记载？是为了讥刺不合礼制。伯氏是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力量；求取一辆车，似乎还不算过分，但孔子还是把它写入史书，作为万世的警戒。

译传授经义的人还说：“天子不应私下求取财物。” 财物产生于天地之间，本来都是君上和国家的公物。九贡九赋，是周公的典制；除此之外，便只是私有之物罢了。况且内府所掌管的，不过是贡赋而已，却一定说“用来等待国家的大用”；大府用来充实府库的，不过是万民的贡赋而已，却一定说“国家的赋税用度都从这里取得”。由此可见，周代贤明的君王对于国家用度，不只是取之于公而用于公，也未尝不是公正的。唉！关市不征税，湖泽和鱼梁不设禁令，道路中有储存的粮食，馆舍中有积蓄，这就是周代所以能够成就王业的原因。后世把财富收藏在国库中，与古代把财富藏于民间的意思相比，已经相差万万了。何况还想把国家的财富供天子私人的奉养，这可以吗？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天下百姓本来已经家家富足、人人饱暖，歌舞升平；左藏库每月进奉的钱财数目很少，起初并不是剥削民众、祸及肌肤的举动。况且共王喜好采用这种说法，并没有背离经义，正要斥出这些财物来帮助县官，这就是仁宗能够施行《周礼》的原因。陛下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意志坚定而遵守法度，掖庭的费用如果可以向天下公开而不感到惭愧，那就好了。我私下考察近来的事情，不能没有隐忧。琼林库中有了这样的库藏，见到的人都怨恨不平；如今的用度果真能够全部出于公家吗？常赋之外，哪里来的羡余？如今进奉的财物果真能够拒绝吗？卖官的钱进入私人门庭，固然不是晋武帝所为，然而难道没有效法刘毅言论的人吗？把东库迁入西库，固然不是唐宪宗所为，然而难道没有进献李绛那样谏言的人吗？更严重的，便把权宜之取指作每年的定额；琐碎的利益，有时拨作内廷的课额，预先防备的情形几乎同有司主管进奉一样，也不怕被视为受贿。苏轼有句话说：“人们所说的事情未必全都属实，但相似可疑的情形也足以招致毁谤。”臣实在替朝廷感到痛惜。如今即使不能像仁祖那样废除固定的赋税，也应当想到，专卖之利如果征取过尽，足以使百姓困苦；即使不能像仁宗那样捐弃进奉来帮助县官，也应当想到，用度没有节制，足以使国家困敝。何况今日的形势，比仁祖全盛时期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吗？《诗经》说：“不犯过失，不忘旧章，一切遵循旧有的典章。”臣斗胆以此规劝。吕防正说：“都城外因饥寒而死的人很多，希望亲近京城的百姓，也顾及远方的百姓。”淳化五年春正月，太宗因为上元节登御楼赐宴群臣，皇上说：“五代时期，百姓凋敝死亡，当时的人都说再也不会有太平之日了。朕亲自阅览各种政务，万事大体得到治理，每当想到这是上天的恩赐，才使天下达到这样的繁盛。”吕防正离开座位说：“这是因为车驾在上面，士人和百姓奔走聚集，所以显得如此繁盛。臣曾见都城外不过数里，因饥寒而死的人很多。事情未必全都如此，但愿陛下亲近京城而推及远方，这才是苍生的福分。” 臣听说，天子的事务显现在可以看见的地方，即使平庸的君主也不敢忽视；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即使圣明的君主也有不能知道的。四方一有败坏，必定要先知道。古人所说的把百姓当作父母来治理的道理，曾经没有超出这一点，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四方传来的异常消息，以及战争、风雨等变故，如果没有魏相的奏疏，宣帝只会看见表面上无事；法令不能控制的有五十多个州。敌人已经逼近泾、陇，烽火屡屡使人惊惧，如果没有李绛的言论，宪宗只会看见表面上的太平。这两位君主难道是不明智、不敏锐的君主吗？只是他们所看见的在这里，而所看不见的在那里罢了。君门远隔万里，百姓憔悴困顿、颠沛失所的情状，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不可能马上传到皇帝垂旒和充耳之下。眼前的事情，如果有出乎意料的可喜之处，实际上往往也有可忧之处。因为可喜而忘记可忧，这本来是圣明君主所不做的，也是贤相不能不说的。太宗皇帝亲自阅览各种政务，以使国家安宁，天下长久安定，百姓和万物繁殖。上元宴会时，他看见繁盛景象而高兴，这与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是同一个意思。吕防正却认为，能看见的是繁盛的地方，不能看见的是饥寒的百姓；能看见的是御楼之下的景象，不能看见的是都城以外的事情。都城尚且如此，何况远方四面八方万里之地呢？如今看都城的气象，天灾已经平息，楼宇高耸，有西都洛阳尘土飞扬的景象；四方的财富，年成大体丰收，粮价没有上涨，没有长安斗米十千钱的忧患。君臣上下彼此庆贺，称为太平；以陛下仁厚爱民，听到这些，难道不会有太宗见到繁盛时的喜悦吗？然而西部遭受创伤，北方的祸患正盛，更应当想到百姓的性命没有保障；湖湘一带接连饥荒，新粮尚且距离收获很远，更应当想到民力极其艰难；江左发生瘟疫，死者相互枕藉，更应当想到民间疾苦十分深重。何况近畿地区，有的困于水灾，而赈济抚恤还没有准备；有的受到盗贼扰乱，而消除平息盗患还没有办法。难道只凭神京能够安稳睡觉，就仓促认为这是保持盈满、守成的时代吗？臣怀着微薄的愚忠，冒昧叙述吕防正关于亲近京城而推及远方的说法来禀告，惟愿陛下裁断并宽恕。孝宗皇帝抑制侥幸进取。乾道九年八月，皇上说：“侥幸取进的门路，大概多半是居上位的人自己打开的，所以人们才产生非分的企求。” 臣私下认为，三代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从来不是没有商汤的官刑，却不足以警戒在位官员；从来不是没有周代的八种权柄，却不足以驾驭群臣。这不是法律本身的罪过；只要不是君上先在上面败坏法律，那么今天的法律仍然和古代的法律一样。天下人对于道义的念头通常轻，对于功利的念头通常重；安静退让的习气通常少，急躁竞争的习气通常多【此处以下有脱误】；这样以后才足以任用我，本来没有这样的道理。若不遇到多欲的君主，自动鬻卖的书便不可能出现；君上若不遇到谋求财利的君主，鸿都门学卖钱取仕之事便不可能出现；朝廷若不处在侧门权臣当政的时代，斜封墨敕授官之事便不可能出现。处处替它设置防范，件件为它制定制度，责任大概在君上而不在臣下。孝宗皇帝所谓“侥幸的门路，是居上位的人自己打开的”，真是伟大的圣明谋略，确实是万世的龟鉴。况且亲王府邸门客请求为亲王办理选官资格期限，虽然赵雄认为不可，假如不是孝宗说“朕每每遵守法律，不敢放宽”，那么友爱兄弟、恩待诸王的情分，谁能够议论呢？禁庭官属未满一年便升迁的事情，虽然金安节认为不可，假如不是孝宗下诏令其改任，以表明侥幸之事不能多次发生，那么那些凭借权势的人，谁能够纠正呢？

译一代的治理光明俊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陛下的圣明谋略如神，独自运转陶铸天下的权柄，天下人都说“这就是今天的孝宗”。但有人仍然说，内批和圣旨稍稍侵夺了宰相的权力，曲径旁道之人竟敢干扰皇帝的听闻；停职废黜的人有时无故起复，出身寒微的官吏有时无故执掌文书。一处佳郡出现空缺，何尝不想选择贤能的长官，但议论者却说“雁门可以用钱买得”；一项军职授予，何尝不想得到贤能的将领，但议论者又说“节度使可以用贿赂取得”。贤能与不肖不免混杂，资格制度将要紊乱，比起孝宗时期究竟怎么样呢？臣愿陛下专心守正，不偏向任何方面，以义理压倒私情；谨慎对待天子的美好言辞，珍惜明主的一颦一笑；以君心为心、以君志为统帅，自己作主张，深深思念孝宗的圣训，以端正内朝的根本。百官端正了，远近之人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臣的诚恳忧思实在难以尽述。汉代贾山论君主的威势。汉文帝二年，贾山上书论述治乱之道说：“臣听说雷霆所击，没有不摧毁折断的；万钧之重所压，没有不粉碎消灭的。如今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而已；权势的重量，也不只是万钧而已。用威势震慑他，用权势压迫他，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被摧折的吗？这样一来，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家便危险了。” 臣听说，喜好善行而忘记自己的权势，是贤明君主的作为；毁灭德行、制造威势，是末世君主的作为。君主尊贵，心意一经暗示、脸色一经表示，六服之内便震动；言语一经传出、号令一经发布，万里之外便奔走。整个天下如此广大，本来都只是听从我、为我服役的。然而必须有树立准则的君主，然后才可以谈论威势；否则君主自以为雄强，谁敢不表现得雄强？这就不能免于州绰的讥讽。君主发言，自己以为正确，群臣没有谁敢纠正他的错误，这就不能免于子思的忧虑。用威势驱使、用权力逼迫，一时似乎足以使人快意，但日后的祸患，往往有从威势不能施加之处产生的。汉文帝天性仁厚，并没有秦人尊君抑臣的风气。贾山论君主的威势，竟说它连雷霆万钧都比不上。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后来成就后元之治，是应该的。陛下宽厚有容，谦恭自持，天下人都说是尧舜一样的君主，汉文帝的德行也不足以相比。臣侧耳听取民间议论，仍然有足以成为圣德之累的事情。秘密防范的诏令间或从省闼传出，制作诏命不经过中书，权衡法度便轻了；弹劾之事多被调停，封还奏章不交给外朝，谏官的职责便失去了骨鲠，不能永远废弃不理。即使以公论的明辨态度来对待他们，也像丢弃木梗一样；恩泽封侯不可以滥加。即使凭借言官公开弹劾而罢免他们，也像拔山一样艰难。郁攸之灾平息、警报解除之后，百姓的住宅难道经得起反复毁坏吗？有时拆掉民居改建成观宇和通衢；公私营建宅第的秋季，财赋难道经得起苛刻征取吗？有时又把它拨作内庭的课额。其他如砍伐树木来进行无益的营缮，斧头难道忍心砍到松树和坟墓旁的楸树吗？拨给田地来供养无用的僧道，迁移田界的钉记，难道就不顾及百姓的产业吗？士大夫忧虑疑惧，乡里百姓嗟叹怨恨，岂不是像贾山所说的用威势震慑、用权重压迫吗？唉！庆赏、刑罚、威势，固然说是君主所掌握的。然而没有功劳便封爵，有罪却不惩罚，可以吗？圣人富有四海，固然如此；然而耗尽土地的出产，榨干百姓家中的收入，可以吗？由此可知，威势是君主固有的东西，却不是君主可以依赖的东西。想让命令发出后只有执行，就应当在尚未发令之初谨慎；想让言语说出后无人违背，就应当在尚未发表言论之始反复推究。如果能使所制定的命令合乎义理，就不必担心群臣没有真诚奉命的心；如果能敬守自身的德行、以德行为先，就不必担心天下没有不愿违背陛下行为的心。陛下如果能够这样做，就会把威势收藏起来而不使用，天下人也自然会把陛下看作雷霆万钧一般可畏。臣的诚恳忧思实在难以尽述。真宗皇帝告诫举人不要通过其他途径求取进身。咸平年间，学究李德明上表献言水碾的利益。皇上说：“举人应当修习本业，等待科举。通过其他途径求取进身，尤其容易产生急躁争竞。”随即下诏命令把他赶出科举考场。臣听说，按照法令选取士人，并不是古代的制度；选取士人却越出法令之外，更不是古代的制度。汉人尚且能够征召举荐孝廉，到本朝便专门设置经术词章的科目。然而如果不这样做，浊泥一样的讥刺又会在今日出现。唐人尚且能够兼采声誉和名望，到本朝便有了糊名考校的制度。然而如果不这样做，李绛、段文昌那样的私人门客便可能在今天重新盛行。科举不足以完全得到人才，但士人又不能不通过科举进身；否则，显赫的名位难以维持，人心也不容易满足和服从。因此，我真宗皇帝因李德明进献表章，命令他专心修习本业，告诫他不要走捷径从其他途径求取进身，并不是压制他的进取，而是要涵养士人的心术。唉！用黄金、束帛上书求进，并非不应当奖赏，但奖赏不可作为可以希求的常法。用安车、玄纁征召隐士，并非不应当举荐，但举荐不可心存侥幸。假如确实像王素、种放那样高尚，便提升到谏省；像程颐、尹焞那样具有理学造诣，便置于经筵，这当然不妨碍他们属于法令之外的进用。今日的士人，有的因遗逸而被举荐，有的因讲说经义而进用，有的进献所学，有的条陈便利国事的建议；大的得到官职，次的获得免解。一种才艺必定会被任用，各种策略必定会被采纳，难道不是朝廷的美事吗？然而这虽然足以振拔久困未用的人，也足以打开争名逐利的门路；虽然足以得到真实的人才，也足以助长凭空虚构、驾言作伪的风气。流弊容易产生，美好的本意渐渐丧失。本来没有考察古代的功力，已经有了谋求车马的打算；本来没有苦口劝谏的言论，已经期待获得药石般的回报。注解《庄子》的人未必是郭象亲自执笔，条陈世务的人未必是常何那样的作者。朝廷既然难以详尽察考，不成材的人也能够得意。更严重的，早晨叩击天门，晚上便想攀附要路；扫除门庭求见而不觉得奇怪，习惯于开口乞求题字而不以为羞耻。他们这样做，志向是要阐明道理吗？还是要谋求利益？是要治理我们的国家吗？还是要谋求自身利益？况且草野之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们议论天下事时处在荣辱得失之外，所见明白，所说公正。假如尚未发言之前，心中已经怀有希求恩泽的谋划，那么议论政事的意图必然被迎合时俗的习惯夺去；这还没有收到得到士人的效果，朝廷问道求谏的心意却先被堵塞而不能通达。臣愚昧，希望圣慈把士人投进的奏书，一并交给侍从、台谏、给事中、舍人详细阅看；不足以采录的，就停止处理。其中有能够条陈政事的缺失、阐明经传旨意的，上报朝廷，按其表现推举奖赏，并且让他们经过考试以后再授官令，彻底革除陈请求进、冒滥求取的弊病；这样既不失圣朝爱好人才的本意，又能培养士人的廉洁风气，对于世道人心，实在是很大的补益。

译唐代杜正伦谨慎对待言语。唐代杜正伦掌管起居注，皇帝说：“朕在朝廷上，如果不敢说某句话，就一定是因为这句话对百姓有利，才把它说出口。”杜正伦说：“臣的职务在于侍奉左右，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说错，不只是损害百姓，而且还会被记录在史书中，使您的德行受到千百年的拖累。”皇帝听了很高兴。臣听说，君主的言语，是天下人欢喜或皱眉的判定，是万世荣辱的征兆。言语如果不善，容易导致丧失国家；记录下来如果不合规范，又凭什么给后人作示范？一句话的过失，起初只是天下百姓受到它的伤害；而国家史书一旦记下，即使君主也不能免于后世的议论。杂霸之言，连累了宣帝的治理；符防之言，损害了光武的德行；卖弄正直以求取名声的话，损害了玄宗的英明。枢机一经发出，本来不可不谨慎。唐太宗说，有利于我的百姓的话，才从口中说出。杜正伦极力论说其中的过失，并且说不只是百姓遭殃，还会遗留千百年的讥议。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过分的议论。以陛下的号令文章，编入《周诰》《商盘》也不会惭愧。听取民间舆论，难道没有足以成为白圭瑕疵的地方吗？琐屑的姻亲被提升到显贵官位，是弊政。如今有时却命令他参与拟定弹劾，不避权贵，这是好事；如今有时又晓谕他调停，钱财之神可以排开宫门。即使是琐碎的诉讼，剖断决定有时也要烦劳圣上裁决。贡物想用来充实琼林库，即使是常规赋税，有时也能看见皇帝直接下令征取。内廷谋求恩泽，如果妨碍法令，就通过特别诏令；近臣倚仗威势，如果触犯有司，就用皇帝的声音压制。正直之士应当任用却没有完全任用，就说他多少有些夸夸其谈；小人应当罢黜却没有完全罢黜，就说姑且保全事体。大臣本来是与天子讨论可否的人，如今天子却反过来与大臣争论可否；台谏本来是与天子争论是非的人，如今天子却反过来与台谏争论是非。凡是这些事情，果真是太宗所说的有利于百姓吗？荀悦的话说得好：“两位史官对于君主的举动，一定记录其得失；一朝的荣辱，千年之后果真如人们所说，难道只会损害当时的政事吗？千年以后，成为圣德的拖累，也不是小事。”臣愿陛下思考权衡法度的重要，念及制定谋略的艰难，内朝外朝一切都极其谨慎。根据细微变化必然显著的道理，就知道细小的事情必然发展成明显的后果；明白颐养之象，就知道已经说出的话不能重新收回。号令一定要使百姓喜悦，喜怒也一定要等到有功有过之后才表现。内廷降下的请托，应允许有关部门坚持意见、上奏争辩；一时快意而发的指挥，应考虑史册必定会记载。若把这些写入《帝纪》，使后世把它当作法则而不是当作警戒，那天下就大幸了。臣的职务在于记录言语，所以冒昧以杜正伦谨慎言语的说法献上，惟愿陛下留意。孔子回答季康子关于盗贼的问题。季康子忧虑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求财物，即使奖赏盗贼，他们也不会偷窃。” 臣听说天地之间，只有感应关系：我以这种事情感发，对方就以这种事情回应，确实不可改变。喜好善行还是喜好暴行，只在于居上位者怎样引导；德行像风、百姓像草，其作用神妙莫测。百姓是我的赤子，想求生而厌恶死亡，趋向安定而躲避危险，大家的心情也都是一样的。抛弃士农工商贾一向熟悉的职业，却甘心做像鸱鸟一样不义的事情；以父母妻儿所仰赖的身体，自己陷入怙恶不悛的刑法，难道没有原因吗？臧武仲说过：“上面的人怎样做，百姓也怎样做，这就是他们的本分，又何必禁止呢？”实在因为上行下效，称为风；熏陶浸染，称为化。有些事情不是重赏所能劝止、严刑所能禁止的，实在令人可怕。季康子担心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用“如果您不贪求，即使奖赏盗贼，他们也不会偷窃”来回答他。解释这句话的人说，百姓受到上位者的教化，不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更会顺从他的爱好；他们阐明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多么深刻明白啊！如今在京畿附近的地方，动不动就仿效盗贼在潢池中弄兵；起初隐藏在湖泽堤岸之间，后来便在市井中挽臂逞凶；起初杀害平民，后来便驱赶侮辱官吏，凭借专卖酒类、聚集党徒等手段；又逐渐袭取舟舰、争夺疆界。表面上表示恭敬顺从，实际上内心横行跋扈，以此拖延捕捉追剿的军队；暂时解散群体，不久又聚集呼啸，作为苟且延续的计策。大家完全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大多互相带领着逃生；小民不能自行摆脱困境，将要互相挺身而起，酿成变乱。事情的形势如此，全国都为之忧虑，但臣认为值得忧虑的本来不只在这里。为什么呢？像鱼游釜中一样苟且偷生的人，自己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绣衣使者奉命出发，未必没有果断打击的谋略。不要拘泥于文法，宽待他们使其安定，可以；设置格杀捕捉的制度，严厉治理，也可以。只是盗贼平定之后，还有应当劳烦圣上思虑的事情。凉州可以换取，官吏之道却有许多办法；南山可以移动，百姓的怨恨却没有人替他们洗雪；羡余的进奉，都是平时收入多时全数进来、估量支出时却被减削的。如今有时把泛泛征索指作固定数额，每年拘促催缴；田产的献纳，本来已经使百姓不能保有，却说成是兴利于民；如今有时把百姓的产业指作官府之物，一经登记便全部钉死。值得忧虑的，在于近臣。为了财货而不受刑罚，贪欲如溪谷深壑总不能满足；占有名田没有限度，田界彼此相连；府库的收藏，已经成为伤害百姓来供养自己的手段。如今竟把公帑看作私财，暗中转移变换；赋税的数额已经比尧舜之道所允许的更为沉重，如今竟把民财看作外府，千方百计搜刮。值得忧虑的，在于官吏。既然如此，想使百姓不做盗贼，难道可能吗？臣希望陛下深思孔子的训诫，端正风俗的关键，把百姓纳入法度轨范之中；使他们知道朝廷没有过错，便可以杜绝奸雄；使他们知道善人居于上位，便不会有侥幸苟安的人；使他们知道选用廉吏，便能使百姓自然不去做盗贼。这样看来，区区如疥癣的小病，便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否则，汉朝能够平定琅琊负固的党徒，却不能清除五侯贪污浑浊、扰乱政事的根源，最终山东地区全都成了盗贼的地盘；隋朝能够击破河北数万人的队伍，却不能除去郡县中刻剥百姓、媚事上级的官吏，最终洛口的粮食也被盗贼占有。病症虽然去除了，病根仍然存在，天下纷乱的原因，不知道将以什么结果告终。惟愿陛下赶快设法解决。富弼希望不要因为群臣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也不要因为喜怒而决定任用或罢免。富弼上疏说：“愿陛下对待群臣，不要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不要因喜怒而决定任用或罢免。” 臣听《传》说：“君主认为可以，臣下献上认为不可以的意见，这是臣子进言的法则。”

译《尚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理中去寻求它的根据，这是君主听取言论的法则。” 以君主的尊贵，处在公卿大夫士民之上，用威势震慑，用权重压迫，本来没有不被摧折的。然而顺从迎合的话，似乎足以使人快意；但傲慢自得的脸色很容易变成拒绝别人。汉武帝想听到最高明的议论，狄山也敢于进言，但到了武帝变脸发怒的时候，仍不能不退缩；光武帝梦见贤士，想得到贤才，郑兴直言进谏，但到了被诘问责难的时候，也不能不谦逊言辞。风雨昏暗之夜的鸡鸣，波涛冲击中的砥柱，这都是触犯天下最艰难的事情。君主开诚采纳并加以鼓励，尚且担心做得不够；排斥摈弃、责罚斥退之后，还能剩下多少敢说话的人呢？这就是富弼告诉神宗皇帝的话：“意见相同或不同，是招来喜怒的原因；喜怒，又是决定任用或罢免的原因。君主应当谨慎并重视这一点。”因此神宗对待群臣，大体遵循这种办法。像司马光那样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仍然在他离去之后追念他；像苏轼那样不依附新法的人，也在贬谪之后重新得到叙用。当时的贤臣如刘挚、范纯仁、吕公著等人，都能够反复覆按、保存保全，作为将来可以任用的臣子。即使是神宗爱惜善类，也有富弼这句话启发他的缘故。陛下容颜和润纯粹，常常平息威严；圣度宽宏，乐于听取忠诚正直的言论。何况自祖宗以来，从来没有因一句话而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得到升迁。陛下恭谨遵守家法，不敢失坠，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为什么一两年之间，却有谈论政事而被派往外地的人呢？有人说，因为上书叹息的奏疏，不能免去外任之行。有上疏抗辩而请求外出的人吗？有人说，因为归还笏板的谏言，不能没有请求归田。有人被授官却离开言官职位吗？有人说，因为他论及延龄的聚敛，于是被逐出国子司业之职。有人被贬秩而烦劳圣上裁断吗？有人说，因为他上疏揭露郑注的奸邪，于是被贬回东都。如此看来，富弼所说“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因喜怒而决定任用或罢免”，难道不近似于今天的情形吗？唉！韩休的坚贞正直不同于萧嵩的顺从迎合，而玄宗任用他；李绛的鲠直不同于吉甫的喜悦媚上，而宪宗嘉奖他。即使是下吏之辱，宣帝曾经因夏侯胜而发怒，却又让他参与朝廷的大议；“杀掉这个田舍翁”这句话，太宗曾经因魏征而发怒，却没有因此失去这个社稷的良臣。陛下喜爱贤才、乐于善行，远远超过前代，难道肯处在汉唐诸君之下吗？否则，正直高峻的人难以保全，那么即使有君子，也不会愿意用抗直来招致祸患；庸庸碌碌的人多得福，那么即使不是小人，也都将用迎合来欺世，销刚为柔，毁方为圆，最终不过归于晏婴所说的“济水之同”罢了。拥有国家的人，对于这种情形将采取什么办法才有利呢？臣希望陛下扩充容纳意见的度量，忘掉牵累自己的私情；对于曲学阿世的人，一定明显地赐予贬黜责罚，以杜绝小人的空隙；对于有过犯却没有隐瞒的人，应当曲加奖赏借助，以安定君子的心。这样，喜爱和厌恶便不会任意发动，合乎皇极的公正议论就会出现。臣如果能够亲眼见到这些，便是何等幸运。欧阳修说：“朝廷有害怕敌人的神色，却没有忧虑敌人的心。”庆历五年，欧阳修说：“有害怕敌人的神色，却没有忧虑敌人的心。忧虑和害怕，名称相近而实际不同。忧虑，是深入思考、极尽谋虑而片刻也不敢忘记；害怕，是临到事情时惊慌疑惑而不知道怎么办。如今边防事务的处置，多次错失时机，是害怕敌人的心意过分深重了。” 臣听说中原不能自我强盛，都是因为害怕敌人的心意有余，而忧虑敌人的心意不足。敌人存在便害怕，全国都是如此；事情尚未发生便忧虑，却是常情所忽略的。拥有国家的人，如果能够整治政治刑法，整顿军事实力，那么敌患突然到来，也可以在谈笑之间抵御，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否则，狼烟尚未发出警报时，安然无事与平日没有不同；羽书刚刚飞驰而来时，便凛然惊惧，连一天也不能安度。这可以叫作害怕，却不能叫作忧虑。忧虑，是还没有发生祸难便感到畏惧；害怕，只是害怕祸难很多罢了。忧虑，是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害怕，则是祸患发生之后才防备。忧虑，是在未乱之前治理，在未危之前保卫国家；害怕，则是等到将要危险、将要混乱时，忙于左右支撑、应付还来不及。旌旗已经遮蔽长江，昭明楼观的工程却还没有停止，这是晋朝所以能够平定吴国的原因。五牙战舰已经指向上游，临春、结绮楼中的享乐却还没有停止，这是隋朝所以能够攻克陈国的原因。忘记了本来应该忧虑的事情，固然就会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存在。欧阳修向仁宗进言，说忧虑和害怕的区别，像天空与大地一样截然不同，并不是勉强作这种区分。忧虑的人未必害怕，害怕的人未必忧虑，二者的道理和形势本来互相联系。敌人不顺服，接连蚕食上国，冲毁拆散我们的城邑，驱赶迁徙我们的人民，连年侵犯蜀地，几乎有顺流结筏进攻的谋划；如今秋季正要进入淮地，几乎已经在谋划派轻骑践踏庄稼。边吏有告急文书，朝廷便废寝忘食；大臣上奏琐碎的奏疏，皇帝便心中不快。过去海上的巢穴，叛将守卫它时说：“齐人将要修筑薛城了。”益昌是险要之地，北军在那里筑城时说：“晋人已经驻守虎牢了。”襄樊是旧日的土地，敌军主帅贪图它时说：“魏人将要重新夺取河南四镇了。”说朝廷不把外患当作忧虑，是不可以的。然而臣却认为从来没有真正忧虑过，为什么呢？假使今天果真把敌人当作心腹大患，就应当像汉光武帝平定群盗那样，不能忘记滹沱河麦饭的事情。为什么却有后宫排当的奢侈呢？就应当像卫文公遭遇外患那样，不能忘记漕邑野外居住的艰难。为什么却有内庭土木工程呢？就应当积聚金帛来图谋恢复，像我神宗那样具有作为的志向。为什么却把财富充藏内帑，用来供应一喜便耗费千金的资用呢？就应当不因亲笔诏令而废弃朝政，像我高宗中兴时的规划那样。为什么却发出内批，开启斜封墨敕的渐端呢？只听说战舰没有修缮，确实有被讥为纸船的事情；马政没有整顿，只取得劣马小驷的失败；楼橹不足以抵挡箭石，粮运不足以供给砍柴做饭；将帅缺乏人才，没有二矛重弓的装备；士卒骄纵懒惰，有脱去铠甲、手持冰块的风气；环顾四周，没有一样可以依靠。月份不断征伐，日子不断推进，却把这些视为平常，几乎像是把敌人置于意料之外、不加考虑。因此臣冒昧议论，认为今日并没有真正忧虑敌人。与欧阳修的说法相比，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仁祖时期，中原尊贵安定，有倚靠泰山、坐在平原上的形势；即使辽人强大也请求结盟，即使夏人强悍也接受归顺。欧阳修当时所说尚且如此，假如他重新活在今天，又会怎样痛哭流涕呢？惟愿陛下深思此事，赶快筹划解决，宗庙社稷幸甚，百姓苍生幸甚。赵简子派尹铎去保障晋阳。

译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晋阳当作抽取蚕丝的地方，还是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回答：“作为保障之地。” 臣听说，国家的根本在州县；州县不能治理，国家便没有可以庇护防守的地方。自从朝廷不考虑节省费用，却考虑如何生财；不考虑使百姓富裕，却考虑如何使国家富足，桑弘羊、孔仅一类人的办法日夜讲求，必定要把州县的利益全部笼括过来，完全不顾焚林竭泽的忧患。酒税、茶盐、坊场、河渡，凡是丝粟等微小财利还剩下的，全都夺取归于公家。不仅如此，隶属于总所的，便由总所夺取；隶属于制府的，便由制府夺取。甚至县镇日常经费，州郡又从中夺取。有时设置专门官员，有时派遣专门使者，从旁搜求巧取，不夺尽便不满足。那些乘坐朱轓、系着墨绶的人，绝没有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缓解国家困难的道理。他们环顾四周，空空如也，只能搓手无计，便只有夺取百姓生养教子的资财，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于是贤能的人也被同俗风化而随波逐流，不肖的人则借此保护自身，百姓的祸患就严重了。加上土地狭小、人口稠密，官员多而职位少，著名藩镇和内郡多被贵戚占据，下等县邑和偏远州郡也没有靠近的职位。不安于义理的人便说，人的寿命能有多久？于是有人把钱财送到权贵近臣的门下，把拜谒送到可以依凭的地方。等到违背常理地出去任职，必定想着用违背常理的方式获得收入来偿还；还没有交接符信，就已经谋划搜刮席卷。这与把饿虎放出圈栏，却责怪它不能用牙齿伤人，有什么不同呢？唉！怎么会使百姓到了这样的极端地步，反而亲手伤害自己的根本呢？近来浙右百姓相继挺身成为盗寇，以至于公开书写官吏的贪婪暴虐；他们难道不知道爱惜自身吗？牧守官员任用非人，与其束手待毙、填入沟壑，本来不如偷延朝夕的性命。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又应当谋划避免重蹈覆辙。过去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必定先制定保障的计策，唉！他是多么懂得治理之道啊！惟愿陛下裁察并予以体恤。欧阳修请求加重判处边将贪赃污秽。欧阳修上奏说：“臣伏见近来贪赃的官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谅相继被发现有贪赃污秽的事情。凡是做边将的人，所得的一钱一帛，都应当想到这些财物是从百姓的困苦中产生的，是取百姓的膏血；如今却盗取朝廷赏赐劳军、赏赐外蕃的财物。这样存心，哪里是爱君忧国、忘却自身来击破贼寇的人？有什么值得爱惜的！如果法律条文已经严厉，就请全部依照法律，不再减轻刑罚；如果旧法还轻，希望仍然特别加重判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臣听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纲纪存在罢了。纲纪不存在，而国家还能够自行保存，是侥幸。我国建立国家以仁厚为本，从来没有杀戮士大夫，却唯独不宽赦贪赃的官吏，大概是因为如果为财货而死却不受刑罚，即使圣王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教化天下，更何况那些误国害民的人呢？仁宗皇帝在位时，欧阳修论边将葛宗古等人的罪过，说他们不可曲法宽免，不过是私自侵吞、欺骗、克扣宴请犒劳外蕃军士的物资罢了。假如他们使百姓中毒而激起同归于尽的念头，剥削军队而使其产生拼死的心，盗贼借此取得资财，奸雄因此暗中发动，百姓死于水深火热，朝廷耗费精力处置，那么推究实情、判定罪行，即使在朝廷杖打脊背、在市井斩杀，也不能算残酷。臣曾私下看到近来的报告，国法几乎荡然无存。债帅的儿子亲自已经审问招认，追究时却有时因为拖延盗寇榜文的指称；说他贪婪刻薄，施行的刑罚却丝毫未伤；把公库交接的全部账目都掩盖起来，却还烦劳重新审定；屡次劳烦合台请求申明，却不敢严厉诛罚。君子便说“姑且宽容”，小人无知，竟至于形成疑谤。臣不知道朝廷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时期究竟顾忌什么，为什么不明确整饬纲纪、端正法统呢？” 惟愿陛下留意。汉代李寻说：“王道公正而修治明达，那么各条河流就会得到治理。” 李寻说：“水是用来衡量平正的；王道公正而修治明达，各条河流就会顺理而落，脉络畅通而不偏向党私；纲纪一旦失去，水就会泛滥而造成灾败。” 臣听说，水象征盛德，在时令上属于冬季。水，是北方收藏万物的事物。到了冬季却失去本性，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六龙南渡，驻跸钱塘。长江曲折蜿蜒，朝向帝王所在之处汇流，因此壮大京畿的形势，不是没有帮助。近年来水流屡屡偏离旧道，有时堵塞而改道，有时汇聚成深渊，严重的甚至侵蚀堤防，冲毁房屋。百姓相继沉溺死亡，却没有地方哀告。圣心悲悯，于是命有关部门负责，运送石料、估量木材，召集工匠、挑选士卒；对于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竭尽了全部力量。把百姓溺水看作自己的责任，我的百姓本来可以因此体谅我君主的心意。如今正值水干石出的时节，新堤刚刚筑成，不久便被冲荡一空。积累数月的辛劳，却不能抵挡一次潮汐的冲击，确实说明变化出于天灾，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李寻说，王道公正而修治明达，各条河流便会得到治理，难道没有防范的道理吗？陛下澄清心源，敬畏天戒，屏除私人的请托，防止滥施恩典，这本来已经合于王道了。然而美官好爵泛泛地给予近亲，这说明缝隙和穴孔仍未堵塞，果真能全部称为公正吗？停止内司的进奉，担心竭泽而渔，这本来已经合于王道了；然而羡余和供贡溢入秘密库藏，这说明小路仍未清除。果真能全部称为修治明达吗？潢池盗乱的忧患还没有解除，淮甸的盗寇正日益滋长。大人安居于山涧之中，宦官寺人却有泄露军机的渐端；阴气增长、阳气消退，几乎难以一一列举。像这些事情，都不是先王之道。这就是臣能够冒昧议论水为什么失去本性的原因。从今以后，真正能够对每件事设置防范、以万物作为准则，把这些铭记在心，必定要求没有一件事不合于王道，那么天变可以挽回，水性可以恢复。否则，偏私结党、纲纪失序，水流泛滥而造成灾败，臣尤其不能不为春水将要上涨而忧虑。惟愿陛下留意。董仲舒请求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武帝初年，董仲舒上奏说：“秦朝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汉朝兴起以后沿袭这一做法而没有改变。古代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但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所占的田地，以供养不足的人，堵塞兼并的道路，这样以后才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

译我听说，夏、商、周三代的百姓之所以没有特别富裕或特别贫困的，是因为实行了井田法。自秦朝改井田为阡陌，土地兼并的祸患就兴起了。土地兼并刚开始时，似乎还看不出它的危害；然而贫民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势必会聚集起来做盗贼，以延续朝夕之间的性命。这并不是说三代的百姓都喜欢行善，而秦朝的百姓都喜欢暴虐。井田制度既然难以实行，那么端正土地界限，也是一项好办法。无奈凡是对小民有利的事，强宗大族都觉得不方便，往往刚议论便废止，想要实行又立即停止；百姓不能蒙受三代的恩泽，难道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吗？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汉初限制田地占有的法令，难道还可以实行吗？近来倚仗富贵和势力的人，有的夺取别人的田地作为自己的财产；阡陌相连，绵延望去达千里，粮仓像星星一样罗列，哪里只是上万座呢？大的可以欺凌州县，小的可以在乡里横行，于是使无赖之徒像蚂蚁依附、苍蝇聚集，把这些地方倚为藏污纳垢的渊薮，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朝廷本来曾按照官品规定田地顷亩的限额，超过限额的，仍同普通编户一样充役；如今却从未超过限额而追问。唉！这就是富人日益富有、穷人日益贫困的原因。为今后的打算，不如申明本朝已经制定的法令：凡有官职人家所置办的田产，不许超过规定的限额。守法的人想要达到这个数额，本来就不可能超过；贪婪的人既然已经得到这个数额，又还求什么呢？实在不必另立超过限额便充役的说法，来放纵他们兼并土地的欲望。这样做，不仅能使贪婪的人知道止足，贫民也或许能够得到救治吧？只希望陛下裁夺施行。唐高锴中词科知贡举 高锴连续考中进士、宏词科，开成元年暂代主持贡举。皇帝说：“近些年文章衰弱低劣，如今呈上的文章稍胜于从前。”郑覃说：“陛下革除近来的旧制，以纠正颓败的风俗，而高锴能够替陛下选得人才。” 我听说，词学科的选拔，难度一向很大。并不是选拔本身果真那么难，而是因为读书人没有家传薰陶、世代学习的基础，能够凭借词学应试于有司的，大概绝无仅有。正因为绝无仅有，所以主持文衡的人也常常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近来南宫办完事务，有人请求在科举三场之外，允许愿意试词学的人应试，圣上的诏令答应了此事，这确实足以使天下士人耳目一新。到了大比之年，科举诏书将要颁布，作为搜罗人才的办法，尤其不能不对此加以留意。明月、夜光这样的珍宝，暗中投掷给人，人们反而会疑惑；高山流水的乐曲，知音却很少。因此必须有非同寻常的识见，才足以察识非同寻常的人才。非同寻常的人才本来不容易得到，而具有非同寻常识见的人，又哪里多见呢？我曾看见各路漕司派官考校，多半只从现任官员中选取。即使是靠请托而侥幸得第、徇私情而拘泥成法的人，也一概取用而不弃置，谬误的种子相互传递，没有穷尽。况且，连见识不足的人看彩虹都会迷惑，事情从眼前经过也终究辨不清。有识见的有司尚且不能免于此，何况那些见闻浅陋的人，却要责成他们寻求卓异超群之士，天下本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唐朝进士科得到人才最为兴盛，郑覃认为这是知贡举高锴的功劳；高锴正是考中词科的人。如今天下各郡国，固然没有多少个高锴这样的人；然而在革新事业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的人来任用，难道可以不预先作好安排吗？我愚见以为，不如告诫各路漕臣：现任官员中，文辞和议论不足以打动人的，暂且免去考校差遣，在寓居之中精心选拔，以补足人数。这样或许命题、考校文章都有根据和来由，那么丁度、程琳一类人将会弹冠相庆了。不要让高锴一人在唐朝专美。吴育说：“西北边境的战事刚刚平定，还不能依靠它来认为已经安定。” 庆历四年，当时西北边境的战事刚刚平定，吴育因此上书说：“如今夏人纳款，契丹讲和结盟，朝廷若以休息肩负为打算，是可以的；却不能依靠这个就认为已经安定了。” 我听说敌患极其紧急，即使平庸的君主也不能没有畏惧之心；边境没有警报，即使贤明的君主也不能没有放纵之心。唐代李翱说过：‘取得大功之后，安逸享乐容易产生，这是自古以来君主都不能免除的。’桑田之战的胜利，是灭亡虢国的征兆；鄢陵之战的胜利，是晋国发生祸乱的媒介；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是秦朝灭亡的阶梯。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呢？并不是不致力于战争，而是屡次取胜。然而治理外部固然困难，治理自身尤其困难；决定胜负固然困难，保住胜利尤其困难。侥幸的事情不能多次得到，祸福又相互依存转化。魏文侯问李克吴国灭亡的原因，李克只是以多次作战、多次取胜回答。多次作战而多次取胜，难道不是国家的福气吗？但胜利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放纵，放纵以后，它的祸患便不可胜说了。仁宗皇帝时，夏人纳款，西边安定了；契丹讲和，北边安定了。君臣上下，似乎可以歌舞庆贺太平了。吴育上书说：‘说还不能依靠它而认为安定，并不是忧虑过度。’帝王取得大功，正是用来兴治息乱；可喜的地方在这里，可忧的地方也在这里。敌人不顺服，接连蚕食上国；如今上天悔除祸乱，眷顾保佑中华。过去有顺流结筏的忧患，如今则波涛不惊；过去有从偏僻道路深入腹地的忧患，如今则唇齿相依而无恙。说西边已经安定，是可以的。过去有轻骑践踏庄稼的祸患，如今田野清静；过去有闭城危坐的压迫，如今将士争相奋勇。说北边已经安定，也是可以的。披甲的战车和百乘军车，献上战胜楚国的俘虏；奉命三次的先路车，实行征伐齐国的赏赐。洗去多年退缩怯懦的习气，成就不世出的奇伟功勋，谁不为我国家庆贺呢？然而淮西既已剪除，虽然不是没有削平僭乱的功效，却兴起了聚敛之事；如今难道不能像仁祖那样拿出内帑来补助国用吗？吴防既已平定，虽然不是没有统一海内的功绩，却发生了后宫宠幸彰显的事情；如今难道不能像仁祖那样告诫嫔御不要互通馈遗吗？吐蕃屡次败于边功，虽然不是不能记载，却又发生了监门骠骑之祸；那么对于内臣选用的法令，难道不能像仁祖那样整顿朝纲吗？漠南远远逃遁，国耻虽然不是不能洗雪，却兴起了柏梁、建章宫殿的营造；那么难道不能像仁祖那样节省宫掖浮华奢侈的费用吗？何况西征虽然取胜，彭亡中夜的悲痛正在深重；江右虽然安定，春燕巢木的忧患仍值得顾念；姚襄虽小败，他的强盛依旧；

译魏人收缩戍守，日后还会再来，这又不能同仁祖时期相比。如今还没有真正安定，却突然依靠它而认为安定，可以吗？把火放在柴薪下面，难以安睡。等到严寒才寻找皮衣，事后才后悔，便来不及了。因此应趁有空闲时明确政令刑法，整顿警戒军队装备；对于胜利不要以为已经可以保全，大臣把“不因敌人暂不来而放松”作为施政方针，将帅把“平常就如同敌寇到来”作为准则，这样或许今天值得喜悦的事，不至于成为将来极大的忧患，也是社稷的利益、百姓的幸运。不这样做，敌人存在时就恐惧，敌人离去时就欢舞，我不知道最终会怎样。陛下请留意。《雪窻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雪窻集》附录 墓志铭 观文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防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兼管内劝农使、金陵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吴潜撰写。通奉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同提举编修敕令、宁国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四百户、食实封二百户饶虎臣书写。中奉大夫、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官、兼资善堂翊善、醴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皮龙荣篆写墓盖。嘉熙丁酉年，我以工部侍郎兼领吴地牧守，恰逢常平使者空缺，奉命代理其职。起初与鄞人孙守叔成为同僚，交往久了，见他性情温厚纯正、庄肃清洁，心中十分惊异。不久，守叔果然拾级而上，飞黄腾达了。他在朝廷，具有恭谨共事的风度和正直的气节，人人尊敬仰望；他在郡国，享有廉洁公平的声誉，具有和乐平易的风气，百姓歌颂他。然而年纪还不到六十岁，便突然离开了清明的时代，这是他的命运吧，这是多么可悲啊！君讳梦观，守叔是他的字，雪窻是他的号。曾祖父俊，原任登仕郎、泗州招信县主簿；曾祖母严氏，继祖母张氏。祖父才冠，原任承信郎、监临安府于潜县税；祖母刘氏。父亲参，追赠奉直大夫；母亲陆氏，追赠令人。君考中丙戌进士，与兄囦一同占据南宫名次，龟列授迪功郎，调任桂阳军教授，任淛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差遣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授武学谕，添差严州、台州通判，崇道观，复授武学博士、太常寺簿、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知嘉兴府仍旧班，兼右曹郎官、将作监、国子司业，知泉州兼提举市舶事，改知宁国府，授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太府卿充御试编排官、宗正少卿兼给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龙图阁，予祠慈溪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任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督铸钱公事，复授起居郎兼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权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累计官阶至宣奉大夫。君家世代居住在本郡慈溪。奉直公质朴正直而且好义，在乡里以善人著称。慈湖先生、杨文元公曾经为他写墓志；由于积累深厚、报应丰厚，于是生下了君，使他成为闻名之人。起初他与二兄因、囦互相为师友；考中进士以后，更加留意古学，担任郡学博士时，专门用考亭的著作来教化学生。州境有蛮寇，帅臣廉君认为他适合与士人交往并熟悉当地风俗，越级命他代理政事，盗寇立即平定。浙右盐务防务最为繁重，担任幕官的人，各盐场按时按例都有馈赠，君全都拒绝。家中清贫得如水一样，王侍郎后来以侍从身份主持一州政务，把他的学问、品行和才能推荐给朝廷。他刚刚登上畿县转运之职，准备当面奏对，首先论说人主听取言论不能有所畏惧，更不能有所轻慢：畏惧，就是有人进言而不能容纳；轻慢，就是虽然容纳其言却不能采用，切中千古以来的弊病。当时乡衮执掌国柄，人人都说美官可以凭券取得。君竭力请求任员外治中而离开，随即以病为由回归。过了一年再次被召，入朱邸讲学。皇弟太傅嗣正赞赏他在三方面的帮助，对他的爱敬更加深厚。又一次当面奏对，他援引《周书》‘抚后虐讐’以及文中子‘敌国之德，黎民怀之’的说法，恳切地向皇上陈述。不久以少监身份轮流奏对，极力说风宪之地从未听说有十人上疏攻击一名竦，封驳的官署也从未听说有三名舍人不肯起草诏制。他又说，治道和法度不明，法令的守行便更加混乱；天下的权力将有所寄托，而反过来把权力拿在手中的祸患就会发生。当权者渐渐不高兴，便出任泉州知州。不久改任宣蠲，减免拖欠赋税，不计算缗、石，凡是额外收入都登记归公。他吃蔬菜、穿布衣，像苦行僧的僧衣。当时供应和费用虽然非常繁多，郡中却没有告急匮乏。版曹专官催督赋税，急如星火，全郡惊惶，不知道怎么办。君说：‘我宁可弃官离去，也不要损害百姓而留任。’竭力请求奉祠，并将用郡印文书发给专官。专官听到此事，连夜逃走。宣州人至今说起这件事还流泪。董丞相槐以枢密身份召他回朝，皇上询问江东廉吏，董槐首先以君回答。皇上很高兴，授他司农少卿。恰逢资善堂讲官有空缺，皇上选拔端正贤良的人，立即命君兼任赞读。轮到他当面奏对时，他上奏说：‘国家必须有所凭恃才能立足，如今内外臣僚都凭恃陛下来各自满足私欲，唯独陛下没有任何可以凭恃的东西，这令人寒心。’接着论说郡国应当为百姓打算，朝廷应当为郡国打算，请求命大臣把先前主计之臣夺取州县利益、归入版曹的部分，重新归还所属郡县；这样或许郡国的防备能够宽减一分，百姓也能得到一分恩赐。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像蓍草和龟甲占卜一样准确，皇上首先点头赞同，并亲口说：‘你在资善堂任职，更要烦劳你尽心竭力。’在此以前，有人因为越过职权议论政事而被削减官秩，过了一年，削秩处分仍留在文书中。君说：‘这不是合法的做法。’当天就涂改归还，并请求叙用那个人。当时有被公论指责的人，朝廷却授官给郡。君上奏说：‘王安石想排斥熙宁年间的君子，就称他们为流俗；京镗、韩侂胄想排斥元祐年间的君子，就称他们为邪党；秦桧想排斥绍兴年间的君子，就称他们为异议；李沐、陈贾想排斥庆元年间的君子，就称他们为伪学。如今某人又倡导虚妄的议论，要把更化以来所收召的君子全部排除，这不是为世道打算的做法。’四月，因为在资善堂任职满一年，迁授制词说：‘虽然含蓄自持而任事，却有訚訚侃侃、似乎不能言说的风度。’等到批下敕书、涂黄时，竟然正直谏诤，显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这大概正合皇上的心意，却为当权者所憎恶。当月免去兼任琐闼的职务，晋升右螭，八次上章请求退职。乙卯年正月，晋升左螭，免牍三次；第四次被奸邪小人吴燧排挤攻击。授直龙图阁，奉祠。十月，升秘阁修撰，提举泉州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