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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论啖助、赵匡、陆淳不守家法，并非没有扶持衰微之学的功劳，宋代儒者研究《春秋》的，都是这一派。

《春秋》三传的专门学问，本来互不相通，而何休在《解诂序》中说，援引其他经典，会失去句读，孔颖达《疏》说，三传的道理，不同之处很多，群经的意义，随着各自经典而自相契合，而颜氏门徒，既然解释《公羊传》，却取用其他经典作为义理，犹如贼党闯入家门，主人惊慌错乱，所以说，失去句读，据此可知，汉代研究《公羊传》的人，并非不兼采三传。杜预在《集解序》中说，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肤浅地引用《公羊传》《谷梁传》，足以自相混乱，孔《疏》说，《公羊传》《谷梁传》口耳相传，因事发问，意思与《左氏传》不同，所以引用它们来解释《左氏传》，足以自相错乱，《疏序》又说，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人各自作诂训，然而杂取《公羊传》《谷梁传》来解释《左氏传》，据此可知，汉代研究《左氏传》的人，并非不兼采三传。范宁在《谷梁集解序》中，兼及《左氏传》《公羊传》，尤为显著，只是这些人兼采三传，仍是专主一家，偶尔取用另外两家的说法，来补益其义理。晋代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作《左氏传解》，名叫《全综》，作《公羊传》《谷梁传》解诂，都纳入经传之中，用朱笔书写以区别，似乎已将三传合为一书，但他的书没有流传下来。当今世上所流传的，将三传合为一书的，从唐代陆淳的《春秋纂例》开始。陆淳本于啖助、赵匡的说法，杂采三传，凭己意取舍，合为一书，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这是《春秋》经学的一大变革，宋代儒者研究《春秋》的，都是这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都是其中的著名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刘敞《春秋传》，本于啖助、赵匡、陆淳的方法，删改三传合为一传，陈澧纠正他删改不当，如“郑伯克段于鄢”，录用《左传》而改之曰：“大叔出奔，公追而杀诸鄢”，既然相信《公羊传》“段”的说法，却录用《左传》而删改它，这就是孔冲远所说的方凿圆枘。胡安国《春秋传》杂采三传，参以己意，朱熹已批评他“王不称天”，以“宰咺”为“冢宰”，桓公不书秋冬，贬滕称子之类，他的说法有的本于《公羊传》，有的是胡氏自创的说法，出于《公羊传》之外。大概宋代人谈论《春秋》，本于啖助、赵匡、陆淳一派，却不如啖助、赵匡、陆淳的平允。邵雍说，《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程颐称赞他们超越诸家，有排斥异端、开辟正途的功劳，朱熹说，赵匡、啖助、陆淳都说得好，吴澄说，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人，始能信从经文、摒弃传文，以圣人书法编纂为例，得其义理十分之七八，自汉代以来，未曾听说有人先于他们。按吴氏极力推崇三人得圣人义理，胜于汉儒的不合不公，大概自唐宋以后，《春秋》不再有专门之学，所以不知道专门之学的优点，反而认为不对。后世儒者多归咎于韩愈“三传束阁”的话，见韩愈赠玉川子卢仝诗。诋毁啖助、赵匡、陆淳不守家法，而据啖助说，如今《公羊传》《谷梁传》几乎断绝，习《左氏传》的都遗经存传，那么当时《春秋》之学不讲可知。唐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公羊传》《谷梁传》几乎断绝，十六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如今明经习《左氏传》的，十无二三，《公羊传》《谷梁传》几乎将要绝废，啖助正当其时，在经学废坠之余，做举世不做之事，使《公羊传》《谷梁传》二传复明于世，虽不守家法，不能说他没有扶持衰微之学的功劳。

论《公羊传》传义，《左氏传》传事，其事也有不可据信的，不能因为亲见国史就完全相信。

自啖助斟酌三传，各取其长，说《左氏传》叙事尤其完备，能使百代之后，颇见本末，由此推求义理，经文可知，《公羊传》《谷梁传》传经，密于《左氏传》，《谷梁传》意深，《公羊传》辞辨，宋人推衍其说，胡安国说，事没有比《左氏传》更完备的，例没有比《公羊传》更明白的，义没有比《谷梁传》更精微的，叶梦得说，《左氏传》传事不传义，所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谷梁传》传义不传事，所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熹说，《左氏传》是史学，《公羊传》《谷梁传》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情详细，在道理上便差，经学者在义理上有功，然而记事多误，又说，《左氏传》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会讲学，《公羊传》《谷梁传》考事甚疏，然而义理精微，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会见国史，吕大圭说，《左氏传》熟于事，《公羊传》《谷梁传》深于理，大概《左氏传》曾见国史，而《公羊传》《谷梁传》乃是经生。吴澄说，载事则《左氏传》详于《公羊传》《谷梁传》，释经则《公羊传》《谷梁传》精于《左氏传》，崔述按诸说皆有所见，朱熹之说尤其清晰，只是兼采三传，也必有啖助、赵匡等人的学识，方能别择，初学不守家法，必至茫无把握，而陷于《春秋》的失乱，《公羊传》《谷梁传》精于义，《左氏传》详于事，诚如诸儒所说，《春秋》重义不重事，治《春秋》者应当先求《公羊传》《谷梁传》之义，而以《左氏传》之事证之，乃可互相发明。

译不至于妄生疑难，即使像啖助所说，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之说，如果只考证《左传》中的史事，而不明白《春秋》的大义，将会连同《左传》中不可信的内容也一并相信，必定会像杜预、孔颖达等人那样依从《左传》来解释《春秋》，这是违背圣人法则的，正如同齐国人只知道有孟尝君，却不知道有君王；秦国人只知道有穰侯，却不知道有君王一样。引用《左传》中的史事，来证明《春秋》的大义是可以的，但依据《左传》的大义，作为《春秋》的大义则是不可以的。《左传》并不传述《春秋》，本来就没有义例，刘歆研究《左传》，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才开始有了章句义理，杜预排斥《公羊》《谷梁》二传，才开始专门阐发《左传》的大义。刘歆、杜预的大义显明，而孔子《春秋》的大义却隐没了。《左传》中的凡例、书法以及“君子曰”，前人已经多有怀疑，陆淳已经驳斥了关于弑君、灭国、薨赴以名之的义例了。朱熹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最没有意思，因此举出“芟夷蕴崇之”这一段，这与上文有什么关系呢？《左传》是一个审察利害之机巧、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中贬低那些死节的人，如孔父、荀息等人，《左传》也没有贬低这些人的明文，只有评论荀息时有“君子曰”，其中议论有极不妥当之处，如周郑交质之类，这是什么议论呢？这是实事，史官据事直书，并无妨碍。他说“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道有利害，不知道有义理，这段不如《公羊传》说“君子大居正”，这才是儒者的议论。按朱熹的说法是对的。况且殇公立位而被弑，所谓“其子飨之”在哪里呢？不仅不明义理，而且不符合事实。《左传》在叙事中搀入书法，有时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伯克段于鄢》的传文，“太叔出奔共”下面，接着写“曰郑伯克段于鄢”，到“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却说“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面没有承接，文理突兀。如果删去“书曰”十句，只说“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了。其他“书曰”、“君子曰”，也多类似这样，是后人搀入无疑。诸儒多说《左传》亲见国史，事必不误，这也未必完全正确，姑且举出一二来证明。如昭公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杜预解释说，“暨”是“与”的意思，燕与齐平，前年冬天齐伐燕，中间没有异事，所以不重复说燕，从可知。孔颖达疏说，这里只说“暨齐平”，不知道谁与齐平。《梁传》说，以外及内曰“暨”，认为这是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也认为是鲁与齐平，许惠卿认为是燕与齐平，服虔说，襄公二十四年仲孙羯侵齐，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从此以来，齐鲁不相侵伐，况且齐是大国，没有理由求与鲁平，这六年冬天齐侯伐北燕，将纳简公，齐侯贪贿而与之平，所以传文说齐求之也，齐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许君的说法接近。按经文义例，如果是燕与齐平，应当书燕，鲁与诸侯平，都说“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孙如齐莅盟，公不在国，所以齐无来者，据经文而言，贾君的说法得当，杜预则从许说。按疏举经文义例甚明，应当从公羊，而《左传》本年传，明云齐燕平之月，则《左传》实在认为是燕与齐平，贾逵解释《左传》却从公羊，孔颖达疏说，贾逵杂采公羊，这是其一证，许、服、杜则以左解左，然而《左传》实在与书法不合，亲见圣人、亲见国史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左传》传卫宣公与夷姜，生急子，为之妻于齐而美，公妻之，生寿及朔，夫宣公与庶母，必在即位之后，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寿及朔，朔能谮兄，寿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卫人立晋在隐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总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如果说与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应容其弟浊乱宫闱，石碏昔未必立此秽德彰间之公子，《史记》说，爱夫人夷姜，不说淫，则《左传》未可信，洪迈谓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晋献公与齐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帅师，事亦可疑，是《左传》之事，亦不尽可信也。朱熹说，《左传》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尽信《左传》，《公羊传》惟季姬使郐子请己、单伯淫子、叔姬，叔术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于此数事皆无说，或以不关大义，或亦疑而不信，学者于此等处阙疑可也，解诂是章句，不得不解传，繁露说大义，故于此数条皆无说，学者亦不必强说。

译论述刘知几诋毁《春秋》并牵连孔子，是由于误信杜预、孔颖达，而不从《公羊》《谷梁》来探求圣人之经。

解说《春秋》的人，唐代刘知几最为谬误。他撰写《史通》，其中有《惑经》《申左》两篇，诋毁《春秋》，并诋毁孔子，说：“善恶必定记录，这才是真实的记录。看孔子修订《春秋》，大多为贤者避讳。狄人实际上灭掉了卫国，因为桓公感到羞耻而不记载；河阳召见周天子，因为成就文公的美名而称其为‘巡狩’。这就意味着情感夹杂偏向，心中存有彼此之分。哀公八年和十三年，鲁公两次与吴国结盟却都不记载；桓公二年鲁公与戎族结盟却记载了。戎族实际上是豺狼，不是我们的族类。那些不该避讳的却避讳了，说应当感到羞耻的却不感到羞耻，寻求折中的道理，看不出有什么适宜之处。比如鲁国的隐公、桓公被杀害，昭公、哀公被放逐，姜氏淫乱私奔，子般夭折惨死，这些是国家极大的丑事，避讳是可以的。比如鲁公送葬晋国，鲁公与吴国结盟，被齐国阻止，被邾国打败，结盟却没去，会盟却迟到，都避讳而不记载，难道不是琐碎到了极点吗？”

皮锡瑞按：刘知几只懂史法，不通经义，专门依据《左传》，不读《公羊》《谷梁》，所以不知道《春秋》为尊亲避讳，其记载与不记载，都有义例，不能用史法中“善恶必书”的标准来衡量。《左传》说：“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君主，名字记载在诸侯的史册上，说‘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君主’。孔子认为臣子驱逐君主，不可以作为训诫，所以改为‘卫侯自己出逃到齐国’，以君主自己出逃为文辞。‘天王巡狩于河阳’，其义理也是如此。”《左传》引用孔子的话说：“以臣子的身份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训诫。”这是避讳的义理，《左传》也知道。但《左传》接着说：“齐国陈恒拘禁他的君主，杀于舒州。”这就与《春秋》不记载“孙宁驱逐君主”的义理相违背。可见《左传》对于《春秋》避讳的宗旨，是一知半解，刘知几则完全不知道。吴国是霸主，所以感到羞耻而不记载；鲁公与戎族结盟，本来无需避讳。况且“与戎族结盟”，在隐公、桓公二年共出现两次，刘知几只举出桓公而遗漏了隐公，可知他读《春秋》不熟练。

刘知几又说：“齐国、郑国和楚国都有弑君之事，各国都以病死为由报告，于是都记载为‘卒’，反而不去讨伐弑君者，药不亲自品尝，于是都被加上恶名，流传到后世。”

皮锡瑞按：刘知几这种说法，也是由于不理解避讳的义理。郑伯髡原赴会，死在操地，《公羊传》明确说是避讳，认为是被弑，认为是为中国避讳。楚子卷、齐侯阳生去世，《公羊传》没有解说，《左传》也只对郑伯之死说“以疟疾为由报告给诸侯”。楚郏敖、齐悼公，《左传》认为是被弑，却没说以病死为由报告。刘知几说各国都以病死为由报告，不知依据什么。至于“不去讨伐弑君者”，本是晋国史书的旧文；“药不亲自品尝”，是由于君子听从了停止进药的建议。这两位君主的被弑，起初并非孔子所添加，孔子只是依据旧文记载，以彰显忠臣孝子的义理。至于齐、郑、楚三位君主，他们的国家没有董狐那样的直笔，国史本来就不记载“弑”，孔子怎么能轻信传闻的说法，就给人加上弑逆的罪名呢？至于郑伯的避讳，又是另一层义理，刘知几不明白其义，却混为一谈，这是糊涂了。鲁桓公杀害隐公，只记载“公薨”，刘知几认为董狐、南史都怀有直笔，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这恐怕是虚无缥缈的言论。他不知道南史、董狐不是崔杼、赵盾的臣子，所以可以直书；孔子是鲁国的臣子，对于先君的篡弑，不可以直书。刘知几在唐代，曾担任史官，试问他对于唐代的事情，能直书无隐吗？却以此来迷惑圣人之经，并怀疑孟子的话是虚无缥缈的，固然由于他读书粗疏，持论狂妄，也是由于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羊》《谷梁》来探求圣人之经。

论述刘知几依据《竹书纪年》来诋毁圣人之经，他的迷惑始于杜预，唐代的陆淳、刘贶已经纠正了他的错误。

况且刘知几受迷惑的地方不止于此。他说：“考察汲冢《竹书》、《晋春秋》以及《纪年》记载事情，比如重耳出奔，惠公被俘，记载本国之事都没有隐瞒。只有《鲁春秋》记载本国之事，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国家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涉及嫌疑，动不动就称羞耻避讳。又考察晋国自鲁闵公以前，未与中原大国交往，到僖公二年灭下阳之后，逐渐出现在《春秋》中，大概是开始任命行人，与鲁国互通消息。而《琐语》《春秋》记载鲁国闵公时事，说得非常详细，这是听说看见必定记载，不需要互相通报。大概当时的国史，其他都仿效这种写法。至于孔子所修订的，却不是这样。凡是记载异国之事，都采取来告，如果有报告，即使小事也必定记载；如果没有报告，即使大事也必定缺漏。推寻这种体例的制作，大概是依据《周礼》旧法，鲁国史策已成定文，孔子既然撰写不可更改的书，作为后世君王的准则，怎么可以仍然保留其过失而不合乎规矩呢？又考察古代国家有史官，详细记录时事，看汲冢出土的记载，都与鲁国史书相符。至于周朝东迁之后，其说法稍显完备，隐公、桓公以上，难以推辞。这种烦琐与简略，都与《春秋》没有区别。又抓获君主说‘止’，诛杀臣子说‘刺’，杀其大夫说‘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类句子，多是古史全文，就知道孔子所修订的，只是依据已成之事，加以修饰，沿袭旧文而已，有什么功力呢？”

皮锡瑞按：刘知几依据《左传》而怀疑经文，认为经文完全沿袭旧史，已经是大惑；又依据《竹书》而怀疑经文，认为经文为什么不修改旧史，更加滋长了他的迷惑。而他的迷惑实际上始于杜预。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论述汲冢书说：“其著书文意，很像《春秋》经，推此足以看见古代策书的常规。”文称

译鲁隐公与邾庄公在姑蔑结盟，这就是《春秋》所记载的“邾仪父”，因为他没有接受周王的册封，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只称他为仪父，这是对他表示尊重。又如晋献公联合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掉下阳，这就是《春秋》所记载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先记载虞国是因为虞国贿赂的缘故。又如周襄王在河阳会见诸侯，这就是《春秋》所记载的“天王狩于河阳”，因为臣子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这样记载。像这类例子很多，略举几条，来说明各国的史官都是根据所接受的告捷文书，据实记录当时的事件，而孔子修订《春秋》，是根据大义来制定不同的文辞。

胡渭说：《竹书纪年》的文意简练质朴，虽然很像《春秋》经文，然而这本书是战国时期魏哀王时的人所作，往往称谥号来记载当时的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显是春秋之后的人依据《左传》的文字，模仿《春秋》的体例而写成的，与身为国史、根据告捷文书据实记录的人不同。杜预在《左传后序》中说，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国史策书的常规，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我认为胡氏的这个说法足以解除杜预的疑惑，也足以解除刘知几的疑惑。《春秋》传授给子夏，子夏晚年退居西河，成为魏文侯的老师，魏国人一定有跟随他学习《春秋》的。《纪年》作于魏哀王时，距离孔子作《春秋》已经一百年了，其书法明显是模仿《春秋》。杜预却怀疑古代史书的书法本来如此，孔子作《春秋》，是依据模仿这类书而写的，从而更加坚信《春秋》承袭旧史、旧史承袭告捷文书的说法，不考虑著书年代的先后，都有明显的证据，只有后人袭用前人，没有前人袭用后人的。孔子作《春秋》，在一百年前；魏人作《纪年》，在一百年后。这就好比《史记》在《汉书》之前，《三国志》在《后汉书》之前，如果有人说是司马迁袭用班固的书，陈寿袭用范晔的书，没有人不哑然失笑的。杜预的疑惑，与这有什么不同呢？陆淳在《春秋纂例》中曾经论述过这一点。

有人问：如果左丘明不是从孔子那里接受《春秋》经文，那么他的书为什么多与汲冢《纪年》相符呢？回答说：彭城人刘惠卿，名贶，著书说：《纪年》在叙述诸侯会盟时，都举出他们的谥号，知道这是后人追修的，不是当世的正史。至于“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都是孔夫子褒贬的意思，而《竹书》的文字也是这样。它记载“郑杀其君某”，于是解释说，这是子亹；记载“楚囊瓦奔郑”，于是说，这是子常，大多属于这类情况。另外有一卷《春秋》，完全抄录《左传》中的卜筮之事，没有一个字不同，所以知道这本书是按照《春秋》经传而写成的。刘贶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况且《春秋》记载“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传》经文改为“纪子帛”，传文解释说，这是鲁国的习惯，认为这是纪国大夫裂繻的字，因为与鲁国结好，所以褒扬而书其字，同于鲁国内大夫，排在莒子之上，这是鲁国褒贬的意思，而《竹书》既然是晋国的史书，也依据这篇文章而写，为什么呢？这是明显的证据。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像这样几件事，又与《公羊传》相同。它所称的今王，是魏惠成王。这说明是魏惠成王时，史官约略诸家书籍，追修这部《纪年》，道理非常明白。看它所记载的，多诡异浅薄，完全没有条例，不足以凭据来判定邪正。

我认为刘贶、陆淳都是唐代人，曾见过《纪年》全书，他们的说法可以信赖。陆淳的辈分晚于刘知几，他的说法正好可以纠正刘知几。陆淳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孔夫子褒贬的特笔，远远胜过刘知几认为出自《琐语》、《晋春秋》的说法。陆淳通晓经学，刘知几不通经学，所以优劣分明。

译论《春秋》家与《左传》家应当分为两家，正如刘知几所说。

刘知几说：《春秋》虽然有误，但还知道《春秋》与《左传》的区别。他共同论述史书的六种体例，一是《尚书》家，二是《春秋》家，三是《左传》家，四是《国语》家，五是《史记》家，六是《汉书》家。前两家属于经，后两家属于史，中间两家《左传》和《国语》，则处于经与史之间。这说明刘知几还知道《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应当分为两家，不应当合为一家。古代的经和传都是分别流传的，根据《汉书·艺文志》和《左传序》孔颖达的疏证，都有明确的证据。熹平石经中的《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代专门推崇《公羊》，所以直接把《公羊》当作《春秋》；后世单独流传《左传》，又直接把《左传》当作《春秋》。《公羊》逐字逐句解释经文，经与传相互依附，把《公羊》当作《春秋》是可以的；《左氏》本来不解释经文，经与传不相依附，有时有经无传，有时有传无经，把《左氏》当作《春秋》是不可以的。唐代人编写《五经正义》，《春秋》主要采用《左氏传》，《公羊》《谷梁》虽然列在中经、小经之中，但学习这两部经的人几乎绝迹。唐代像啖助、赵匡、陆质那样兼通三传的人很少，像陈商那样能区分《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的人，更没有其他人了。宋代人刊刻《十三经注疏》，《公羊》《谷梁》称为《公羊》《谷梁》，《左氏》称为《春秋左传》，明确地把《春秋》专属给《左氏》，而把《公羊》《谷梁》排除在《春秋》之外。像《公羊》那样逐字逐句解释经文的，不把《春秋》归属给它；《左氏》本来不解释经文的，却独独把《春秋》归属给它，难怪学者只知道有《左氏传》，不知道有《春秋经》。圣人作经作为万世的法则，却被置于若存若亡的地位。洪迈《容斋续笔》中有一条“绍圣废《春秋》”，说：五声本源于五行，而徵音被废弃；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断绝；《周官》六官用来布施政令，而司空的书失传了，这固然是出于无可奈何，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至于六经承载大道，而王安石想要废除《春秋》，绍圣年间章惇担任宰相，蔡卞执政，于是明确下诏罢黜这部经，确实是万世的罪人。按照洪氏的说法，那些悍然废除《春秋》的人，罪过确实很大，然而难道不是唐宋以来不尊崇《春秋》，从而招致灾祸吗？宋代人把《春秋》专属给《左传》，是因为唐代作《正义》只选取《左传》；汉代人把礼经专属给《仪礼》，而唐代作《正义》只选取《礼记》，所以后世用《礼记》取士，评论的人讥讽他们舍弃经而使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然有解释《仪礼》几篇含义的内容，但不是完全解释《仪礼》，不能完全称之为传；至于《左氏》明确是《春秋》的传，传又不与经相合，而后世《左氏》单独流传，舍弃经而使用传，比起舍弃《仪礼》而使用《礼记》来，更加严重。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出《春秋》，接着列出《左传》《公羊》《谷梁》，区分得尚且清晰，学者应当知道这样区分，那么经和传的部居就不会混乱，不能把《春秋》专属给《左氏》，而竟然用《左氏》冒充《春秋》。后来研究《左氏》的人，如果能阐释选择经义，解说凡例，可以附属于《春秋》家；如果专门考订长历、地名、人名、事实，或者参以议论的，只能归入《左氏》家，因为这与圣经大义无关，只能称之为史学，不能称之为经学。

论孔子作《春秋》增删改易的痕迹可以寻得，并非仅仅沿袭旧史。

陈寿祺说：我私下观察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作”这个字，虽然依据旧史的文字，必定有增删改易的痕迹。不修《春秋》说：“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的史策说：“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写曰：“卫侯出奔齐”。晋文公召周王而朝见，孔子说：“以臣召君，不可以为训”，所以书写曰：“天王狩于河阳”。鲁《春秋》去掉夫人的姓说“吴”，其卒说“孟子卒”，孔子书写“孟子卒”，而不书写“夫人吴”，这就是增删改易的证据，见于经典之中。华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字在诸侯的史策中，晋国董狐书写曰：“赵盾弑其君”，齐国太史书写曰：“崔杼弑其君”，鲁《春秋》记载晋国丧事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在《春秋》中都没有不同的言辞，这就是沿袭旧史而不改的证据。太子只记载子同出生，而不涉及子赤、子野、襄公，就知道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以引起不能防范文姜过失的警示；妾母只记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去敬嬴、定姒、齐归，就知道这也是《春秋》特有的笔法，以彰显公妾立庙、称夫人的开始。有年、大有年，只见于桓公三年及宣公十六年，大概是在连年灾荒之后，书写以示警戒；王臣书写氏，只见于隐公三年及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大概是预兆世卿扰乱王室，书写以示讥讽，那么其他的删削就很多了。外大夫奔逃书写字，只见于文公十四年宋子哀，大概是为了褒奖他不失职守；外大夫被杀书写字，只见于桓公二年孔父，大概是为了赞美他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牙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是为了嘉奖他们的贤能；齐豹称为盗，三个叛徒称名，是为了斥责他们的罪恶；公薨以不写地点表示被弑，夫人以尸体归来表示被杀，军队以战败表示失败，公、夫人奔逃称为“孙”，内杀大夫称为“刺”，天王不说“出”，凡伯不说“执”，与王人盟誓不说“公”，都是《春秋》特有的笔法。由此可知圣人修改的痕迹，数不胜数，褒善贬恶，道义超过《大禹谟》中的“哀矜庶戮”，然后

译是非由此而明，功罪由此而定，劝善惩恶由此而产生，治乱由此而匡正，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如果只是沿袭旧史，不确立褒贬，那么诸侯的史策在当时未必已经失传，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况且如果《春秋》只是照抄鲁史的原文，那么孟子为何称其为“作”？“知我罪我”的感慨又从何体现？乱臣贼子又畏惧什么？陈氏引用《春秋书法》，兼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寻求其中增删改易的痕迹，可谓深刻显明。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左氏家认为《春秋》承袭旧史、旧史承袭赴告的说法，看似接近真理，实则不然。孔子作《春秋》并非凭空编造，承袭旧史本是应有之事；鲁史也并非凭空捏造，承袭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的说法本来并非全然无理，只是后人看待它过于拘泥，坚持得太固执，认为《春秋》仅仅是抄录旧文，还不如《汉书》本于《史记》、《后汉书》袭用《三国志》、《新五代史》和《唐书》因袭《旧五代史》和《唐书》，尚且有增删改易的功劳。那么《春秋》一书，对于鲁史而言就是重复累赘，对于《左传》而言就是多余无用，宋人废弃它，确实不过分了。然而《春秋》经文难道是这样的吗？

译论述宋五子对《春秋》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与孟子、《公羊传》相合，足以纠正杜预以后诸儒的浅陋见解和错误解释。

宋五子没有专门论述《春秋》的著作，但他们对《春秋》的解说都有独到的见解。周敦颐说：“《春秋》是为了端正王道，彰明大法，孔子是为后世君王而编纂的。在《春秋》之前诛杀乱臣贼子，是为了让后世活着的人感到畏惧。”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劳与过错互不掩盖，圣人先褒扬其功劳而后贬斥其罪过，所以有罪的人如果有功劳，也必定要记录。”程颐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这个道理，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就是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就不知道了。《春秋》的大义，像日星一样光明，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微言大义、因时制宜的部分，才难以理解。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或进用或退斥，或隐微或显明，而能符合义理的安顿、文质的中道、宽猛的适宜、是非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标准、衡量大道的模范。”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仲尼自己制定的，只有孟子能够理解它。”朱熹说：“孔子作《春秋》，当时也一定和门人讲解，所以《公羊传》、《左传》得以有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误错乱，当初如果没有传授，怎么能凭空编造呢？”又说：“三家都不是亲眼见过孔子，《左传》的作者不必一定是左丘明。”又说：“杜预每到解释不通的地方，不说传文有误，却说经文有误，真是奇怪，这是什么见识？”崔述按语说：《春秋》的错误始于杜预，而极谬误于刘知几，应当用宋五子的说法来纠正它。他们的说法与孟子、《公羊传》的宗旨相合。周敦颐说：“《春秋》端正王道，彰明大法”，这不就是素王改制的宗旨吗？说：“孔子为后世君王而编纂”，这不就是为汉朝确定大道的宗旨吗？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这不就是贬抑天子、退斥诸侯、讨伐大夫，以通达王事的宗旨吗？说：“功劳与过错互不掩盖”，这不就是善善从长的宗旨吗？程颐说：“作《春秋》是为了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这不就是作《春秋》留下空言以断礼义，当作一代君王大法的宗旨吗？引用“行夏之时”四句话作为证据，这不就是损益四代，改变周代的文饰，遵循殷代的质朴的宗旨吗？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怎么能像杜预所说周公已经有《春秋》凡例呢？说：“是仲尼自己制定的”，怎么能像杜预所说孔子大多抄袭鲁史旧文呢？朱熹说：“孔子作《春秋》，与门人讲解”，这就是七十子之徒口耳相传的宗旨的意思。而《史记》把鲁君子左丘明列在七十子口耳相传之外，那么左丘明就不能口耳相传，不应当像刘歆那样轻视口说而重视传记。说：“三家都不是亲眼见过孔子”，《公羊传》、《谷梁传》都是子夏的弟子，未必亲眼见过孔子，而作传的左丘明，与《论语》中的左丘明，是一人还是两人，古代没有明文记载，不必像刘歆所说左丘明亲眼见过圣人，荀崧所说左丘明在膝下亲自受教。程颐说：“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就不知道了”，这尤其道尽了杜预以后诸儒的浅陋见解和错误解释。《春秋》经世，庄子曾经说过，其义理在孟子所说的“天子之事”，《公羊传》所说的“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预以后，不明白这个道理，其高明者认为只是惩恶劝善，仅仅等同于良史直书；其低劣者认为只是记录旧事、增加新事，不过是抄写校对而已。他们的错误在于专门依据《左传》，不研究《公羊传》、《谷梁传》，对于孔子为后世君王立法，以逐渐达到太平的目的，完全没有梦见，孟子所称“天下一治，功可继群圣”的，也不加以思考。宋五子不是《春秋》专家，未必深入探究《公羊传》、《谷梁传》二传，却唯独能知道微言大义，不被杜预等人的浅陋见解所迷惑，这是由于他们学识超卓，也是由于此心此理与古人相同，不谋而合。程颐说：“大义像日星一样光明”，朱熹已经引用“宋乱”、“宋灾”等例子来证明。至于微言奥义，因时制宜，程朱认为难以理解的，学者如果能研究《公羊传》、《谷梁传》二传，应当能知道了。

论述“断烂朝报”的说法不必专门归罪于王安石，朱熹怀疑《胡氏春秋传》，燕肃怀疑《公羊传》，所以对《春秋》不能在心里自信。

《因学纪闻》引用王安石回答韩求仁问《春秋》的话说：“这部经比其他经更难，因为三传不足以相信。”尹焞说：“王安石不理解《春秋》，是因为它难，废除《春秋》不是他的本意。”又林希逸说：“尹焞说王安石未曾废除《春秋》，说《春秋》是断烂朝报，都是后来肆无忌惮的人，附会王安石的话。”崔述按语说：这些说法可以为王安石平反。然而《春秋》的义理，具备在三传中，王安石过高地议论，认为三传不足以相信，那么《春秋》不废除也等于废除了。认为《春秋》经文难以理解，为什么不深入探究三传？至于“断烂朝报”，则不只是宋人有这种说法，自从《左传》单独流行，杜预错误解释，人们看待《春秋》，没有不是这样的。专门相信《左传》家经承旧史的说法，一年之中，寥寥几件事，随手抄录，并没有义例，这就是朝报而已。不相信《公羊传》、《谷梁传》家一字褒贬的义理，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备的，都认为是阙文，一万六千多字，而阙文有百数十条，这就是朝

译那些穿得破烂的衣服罢了，像杜预、孔颖达解说《春秋》，实在是断烂的朝廷公报，并不算是诬蔑，如果不以为然，那就应当怪罪杜预、孔颖达，而不应当怪罪宋人了。《困学纪闻》又引用朱文公的话也说，《春秋》的义例，当时也窥见了一二大的方面，但最终不能在心里自信，所以不曾敢下笔写一个字。王应麟引用王介甫、尹和靖两条，接着引用朱文公的说法，大概是说朱子也认为《春秋》难以知晓，与王介甫的意思相同。查考朱子所说的《春秋》义例，窥见的一二大者，比如“成宋乱”“宋灾”的缘故，既引用这些来证明程子所说的大义，又说知道像记载会盟、侵伐，不过是看见诸侯擅自兴兵、放纵自己罢了；记载郊祀，不过是看见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了；像不郊祀却仍然三望，这是不必望却仍然望了；像记载仲遂去世却仍然绎祭，这是不必绎却仍然绎了。像这样的义理，自然分明，这就是朱子所说的窥见的一二方面。朱子学问最笃实，所以对于《春秋》的义理，只说那些分明可以依据的，如果义理稍微隐晦，或者不见于经文而只见于传文，就都不敢相信依据。当时盛行胡安国的《春秋传》，朱子《语录》说，胡文定公的《春秋》不是不好，只是不合，这件事圣人的心意是如何下字的，那件事圣人的心意又是如何下字的，要知道圣人只是直笔，根据眼前的事实来记载，哪里有许多悲悯之情。查考胡传议论苛细琐碎，多出于《公羊》之外。朱子鉴于胡传苛细琐碎，于是并不相信《公羊》一字褒贬的义理，认为一定要在一字一辞之间，寻求褒贬所在，私下恐怕不是这样。圣人只是直笔根据眼前的事实来记载，那么仍然迷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的说法不合了。朱子说《春秋》自然难以理会，足以看出朱子谨慎慎重，远远胜过强不知以为知的人，但也有谨慎慎重过度的地方。胡传不可完全相信，而《公羊》接近古代则可信，能够深入考求《公羊》的微言大义，参以《梁》的义例，又参以《左氏》所载的事实，也不至于只能得到十之七八。朱子说必须自己的心，确实与圣人的心，神交心契，才可以断定他所记载的宗旨，那么圣人已经去世了，哪里还能再有圣人，以朱子的贤能，尚且不敢自信，哪里还能再有自信与圣人神交心契的人，《春秋》这一部经，将要沉埋终古了。《公羊疏》引用闵因叙说，从前孔子制定《春秋》的义理，让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朝史官的记载，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书，庄公七年传文说，不修订《春秋》说，雨星不到地面一尺就返回，君子修订后说，星陨如雨。朱子担忧这两本书没有流传，不能深入探求圣人笔削的意图，这两本书不能见到，学者无可奈何，三传还幸存，是学者所应当相信的，又何必谨慎慎重过度，而不写一个字呢。

译论据朱子之说，足以证明《春秋》是经而非史，学习《春秋》的人应当重视义理而不重视史事。

朱子说：“前辈们阐释《春秋》义理，言辞虽然粗疏率直，但能把圣人的大意表达出来。比如在二程先生出现之前，就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等人，他们解说经典，虽然有很多疏略的地方，但看他们推明治道，真是令人敬畏。《春秋》本是严谨的文字，圣人作此书，是为了遏制泛滥的人欲，于是将二百十二年的行事，寄托其中的褒贬，一个字也不敢胡乱下笔。”又有人问先生：“论《春秋》这一部经，本是端正道义、阐明大道的书，是权衡万世法度的典籍。像朝聘、会盟、侵伐等事，都是根据人心的敬畏或放肆，来决定记载的详略；有的只记字，有的记名，都是就着具体事情来阐发义理，最是斟酌得当，毫厘不差。后来学习《春秋》的人，大多只是比较齐、鲁两国的短长，从此以后，像宋襄公、晋悼公等事，都是在谈论霸业，不知当时这部书是为王道而作呢，还是为霸者而作？如果是为霸者而作，那么这本书怎么足以成为阐明义理的书呢？”朱子回答说：“大抵这本是为王道而作，以端正其纲纪。看以前的《春秋》文字虽然粗疏，还知道有圣人明道正义的道理，尚且可以阅读；近来只说得霸业权谋诡诈的意思，让人再也睁不开眼了。这个道理不可不知。”

陈寿祺按语：根据朱子的说法，可知学者应当把《春秋》当作经，不应当当作史；应当重视《春秋》的义理，不应当重视《春秋》的史事。说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寄托褒贬，就是借事明义；说一个字不敢胡乱下笔，就是一字褒贬；说记字记名，都是就着事情来阐发义理，也是一字褒贬的宗旨。端正道义、阐明大道，权衡万世法度，唯独在于《春秋》这一部经。如果舍弃经而寻求传，舍弃义理而议论史事，那么不过是比较齐鲁的短长，议论宋襄公、晋悼公的霸业罢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春秋》用来继承王者的踪迹，所以孟子断定它是“天子之事”。至于鲁国的旧史，只有其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却没有其义，所以孔子用义理来裁断它，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窃取来的。”《春秋》是经而不是史，重义不重事，孔子、孟子的话，足以证明这一点。《左传》叙事详尽而释义简略，仍然像鲁国旧史那样只记其事及其文辞的旧貌，不仅大肆铺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春秋》虽然褒扬桓、文，实际上是“与桓而不与文”，孟子深通《春秋》，说“仲尼的门徒，不谈论桓、文之事”，大概是因为用义理来裁断，不应当大肆铺陈其事，连带晋悼公的霸业，也大肆铺陈，何劭公不认可晋悼公的霸业，郑玄认为这是乡曲之学，深可愤恨痛疾，不知桓、文之事，尚且不值得称道，何况晋悼公呢？以郑玄的学问而见解如此，难怪后来的学者遗经存传，谈论其事迹，用啖助的话，甚至乐于称道阴谋诡计，如魏禧作《左传经世》，又编纂《左氏兵谋兵法》，以张扬其说，与《春秋》无义战的主旨，全然相反，正是朱子所说的“只说得霸业权谋诡诈，让人再也睁不开眼”的情形。试想《春秋》是为王道而作，难道专门议论霸业吗？朱子说：“以前的文字虽然粗疏”，就是指胡安定、孙泰山等人，胡安定的书不传，孙氏的《尊王发微论》虽然近乎苛刻，尚能比附《春秋》之义，因为他们重义不重事，是经而不是史，所以文字虽然粗疏，而与圣人的旨意尚且相近。后来只说霸业权谋诡诈，虽然由于这些人见识卑陋，也由于专门推崇《左氏》，不知道有《春秋》经，而其流弊竟至于此。因为他们重事不重义，是史而不是经，所以议论猥杂繁多，而与圣人的旨意越来越远。学习《春秋》的人，观看朱子的议论，可以审慎地取舍了。

论杜预专门推崇《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助、赵匡、陆淳、胡瑗等人解说《春秋》尚有见解。

凡是书必定有关系、有用处，然后人人尊信诵读；若无关系、无用处，虽然偶尔保存在一两个好古之士手中，但尊信诵读的人就很少了。汉人尊崇《春秋》，在《易》、《诗》、《书》之上，一是认为其他各经，只是孔子赞修，不如《春秋》是孔子亲手所作；二是孔子赞修其他各经的宗旨，不太显著明白，不如孔子所作的《春秋》，微言大义，显然可见；三是其他各经虽然为后世立法，也不如《春秋》素王改制的显著，所以为汉代定道，大多专属之《春秋》，而且多引用《春秋》来决断时事，这是汉人认为《春秋》有关系、有用处，人人尊信诵读，是由于专门推崇《公羊传》的缘故。等到《左传》出现而变化，左氏自成一家之书，也未尝与《公羊传》抵触，而偏袒古文经学的人，务必夸大其说，以区别于今文经学，自从刘歆、韩歆想把《左氏》立为学官，被今文博士排斥，仇隙愈深，反对愈甚，贾逵已经将臆造的说法，作为《左氏》的说法，来斥责《公羊传》，而解说《左氏》，尚且采录《公羊传》，等到杜预出现，才完全抛弃《公羊》、《穀梁》二传，专门执持“韩宣子说周礼在鲁”这一句话，把《左氏传》五十条凡例，全部归给周公，孔子只是抄录成文，并非褒贬笔削，又怎么会有微言大义，与立法改制的旨意呢？所以像杜预所说，《春秋》这一部经，全无关系，也无用处，由于极力反对先儒的说法，不信汉儒的议论，不顾孟子的文章，以致圣人

译所撰写的经书，被沉埋废弃搁置一旁，实在令人浩叹。啖助在唐代时，已经说研习《左传》的人，都是只重视经文而忽略传文，谈论其中的事迹，玩味其中的文采，如同阅览史籍一般，不再知道《春秋》的微妙旨意。大概《左氏传》本来就是史籍，其中并没有《春秋》的微妙旨意，只有事实和文采可供玩味。自从汉代以后，六朝以及唐代都崇尚文辞，不重视经学，所以《左氏传》专门流行于世，《春秋》经义却荒废于荆棘之中。啖助、赵匡、陆质开始兼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不专门以《左氏传》为主，推究阐明孔子褒贬的体例，不把凡例归因于周公。虽然未能上窥微言大义，但比起杜预、孔颖达将《春秋》视为记录成文而毫无关联的看法，他们的见解确实已经卓越了。宋代儒者通晓学问，沿袭啖助、赵匡的遗风，直到程子出现，才对于孔子作《春秋》为后世君王立法的用意，有所窥见。他的《春秋传》自序说：“孔子处于周朝末年，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道、应和时势的治理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后世君王知晓《春秋》的大义，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仍然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从秦朝以下，这种学问没有流传，我哀叹圣人的后继者中，很少人知晓这个意义。可惜这部传作于晚年，只是略举大义，襄公、昭公以后尤其简略，全书只有两卷。”胡安国师从程子，他作传的大纲本于《孟子》，而微妙旨意多以程子的说法为依据，本于晁说之、陈祥道的说法。他的序言说：“孟子阐发宗旨，将其目为天子之事，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皇纲解体，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在当世，人欲放肆而天理灭绝了。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不把复兴天理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还能是谁呢？五典不被记载，是自己应当叙述的；五礼不被施行，是自己应当排定的；五服不被彰明，是自己应当命令的；五刑不被使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理，通过行事才能显现其用。因此借助鲁国史书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皮锡瑞按：胡氏以记载五典、施行五礼、命令五服、讨伐五罪，作为天子之事，又说孔子将其作为自己的责任，足以阐发《春秋》素王的义理。“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尤其足以证明《春秋》借事明义的旨趣。“假鲁史以寓王法”，就是“王鲁”的意思；“拨乱世反之正”，也是《公羊传》的文字。胡氏尊崇《孟子》，所以能相信《公羊传》，可惜他的传不能笃守《公羊传》，所以虽然窥见了微言大义，却未尽原本的古义，偶尔涉及穿凿附会，不能使人信服，但比起前代儒者将《春秋》视为空泛言论而没有用处的看法，他的见解更为卓越了。近代汉学家不取通学，对啖助、赵匡、陆质、胡安国都感到不满。我私下认为，这些各家虽然并非专门之学，但还知道《春秋》有关联、有用处，所以他们所著的书，体例虽然杂乱，但对于《春秋》还是有关联、有用处的。如果专门以《左氏传》为主，专执杜预、孔颖达的说法，并不知道《春秋》有关联、有用处，那么他们所著的书，考证虽然详细，但对于《春秋》却毫无关联、毫无用处。

译论《春秋》中一字褒贬的说法，不能将其指认为阙文。

郑樵说：各位儒者对于《春秋》的解说，有的认为一字之中含有褒贬，有的认为只有贬而无褒，有的认为褒贬都没有。认为《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人，其意图在于推崇圣人，这种说法出自司马迁，他说：“孔子修订《春秋》，子游、子夏等弟子，不能增添一字。”所以学者因此得出了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的人，其意图在于针对列国的君臣，这种说法出自孟子，他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罢了。”所以学者因此得出了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没有褒贬的人，其意图在于纠正汉代儒者，这种说法出自《竹书纪年》所记载，考察这即是刘知几的说法，前面已经辨析过了，记载如“郑国放弃其军队”、“齐人在遂地被歼灭”之类，都是孔子修订之前的内容，所以学者因此得出了这种说法。虽然他们的意图各有侧重，但也不能拘泥。拘泥于“一字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带着剑戟风霜，圣人的心意，不会如此劳顿。拘泥于“有贬无褒”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像司空城旦那样的酷吏之书，圣人不会如此惨刻。拘泥于“无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琐碎的野史小说，圣人又不会无缘无故地创作经典。顾栋高说：郑氏的话非常正确。圣人的心意，正大平易，何尝没有褒贬，只是不能在每一个字上去寻求褒贬罢了。考察这正与朱熹的说法相同。孟子明确说：“其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其文则是史官，孔子说：‘其义则是我窃取来的。’”如果认为没有褒贬，那就是有文事而没有义理，这样那么只有鲁国的《春秋》就足够了，孔子又何必作《春秋》呢？近日有人厌恶支离破碎的说法，竟然将《春秋》的褒贬抹去，这是矫枉过正，也不是圣人的本意。有人认为《春秋》只有笔削中的“笔”（记录）而没有“削”（删改），这就是无褒贬的说法。那未经修订的《春秋》，已经无法得见，而《左传》的记载尚存，对于襄公亲自送葬楚子、昭公在吴国娶妻，难道有不去派遣卿大夫前往参加吴、楚葬礼的道理吗？而整个《春秋》期间吴、楚的葬礼都不记载，这是通过删削来显示义理。襄公送葬楚子不记载，而在二十九年春王正月记载“公在楚”来显示；昭公在吴国娶妻不记载，而在哀公十二年记载“孟子卒”来显示，这是通过删削来显示避讳。又如十二公纳币迎娶夫人，鲁国史官都记载，而《春秋》对于僖公、襄公不记载，这就是所谓合乎礼制的不记载；世子出生都记载，而《春秋》只记载“子同生”，这就是所谓常事不记载。这些都是显然可见的。如果认为有笔无削，那么《春秋》简直就是一部抄写员的记录，哪里足以成为经世的大典呢？

皮锡瑞按语：认为《春秋》是一字褒贬，是公羊学的古义；认为有贬无褒，是孙复的新说；认为褒贬俱无，是后世习《左传》者的诡辩。郑樵对三传都不相信，所以对这三种说法都不采纳。他不采纳后两种说法是对的，不采纳第一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以及晋代范宁都明确说过。《左传》单独流行，学者不相信公羊学，于是《春秋》中有时记日有时不记日，四季有时具备有时不具备，或称州或称国或称氏或称人或称名或称字或称子之类，人们都无法理解。圣人难道故意制造这种参差来给后世留下疑惑吗？《春秋》文字成数万，其旨意有数千，如果不是字字都有褒贬之义，怎么能有数千种旨意呢？如果像杜预、孔颖达所说，那些不具备的，一概认为是阙文，那么“断烂朝报”的讥讽，确实不可避免了。顾氏在《春秋》上用功很深，《大事表》一书，确实超出宋代章冲、程公说之上。只是他的《春秋》之学，专主《左传》，惑于杜预、孔颖达的说法，所以认为郑氏是对的。他的《春秋阙文表》对于一字褒贬之处，都认为是偶然缺失，并且说这都是公羊学倡导的，而后来诸儒，如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也已经辨析过了，而在宋代中期再次大行其道的，大概也有原因。自从诸儒攻击三传，王安石于是视《春秋》为断烂朝报，不设立学官，胡安国反过来，矫枉过正，于是将圣经中断缺不全的地方，都认为是精义所在，恢复公羊学的旧说，而吕祖谦、叶梦得、张九成等诸儒，都跟随他。由此，《春秋》在唐代以后稍为明晓的，又在南宋南渡后变得晦暗不明，难道不是形势相互激荡造成的吗？蔑弃圣人的经典，与过分推崇圣人的经典，其用心不同，而没有得到圣人垂世立教的心意，则是一样的。考察顾氏的说法是不对的。“断烂朝报”的说法兴起而《春秋》被废弃，正是由于解说《春秋》的人认为阙文太多的缘故。南宋诸儒极力反驳这种说法，如胡文定那样，其穿凿附会或许超出公羊学之外，确实未免求之过深，然而文定的深文不可信，而公羊学的旧说则可信。文定反驳“断烂朝报”的说法，顾氏认为是矫枉过正；顾氏反驳文定的一字褒贬之说，以圣经为断缺不全，那么仍然是“断烂朝报”的说法了，难道不是矫枉过正吗？《春秋》经文中只有“夏五”、“伯于阳”，确实是阙文，其余后世认为是阙文的，都有说法可以解释，并非断缺不全。像文定的说法，还不失为过分推崇圣经；像顾氏的说法，已经不免于蔑弃圣经了。

黄泽说：屈曲经义以申说传文的人，是杜预等人。屈

译传授《春秋》经义的人，像胡文定公等人就是这样。

译论述经与史的分别非常明确，读经的人不能用写史的法则来衡量《春秋》，修史的人也不应当把《春秋》的书法当作写史的法则。

刘敞说，《左传》说：“国君出奔又回来，不记载，是为了避讳。”又说：“避讳国家的丑恶，是符合礼制的。”杜预说：“掩盖丑恶、宣扬善行，是为了维护君主和亲长的尊严，这都是当时臣子随意而为的隐讳，所以没有深浅的标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左传》所说的，似乎是说孔子作《春秋》，修改旧史，有意不记载某些事情，而不是说当时的史官把避讳当作礼制。怎么知道的呢？考察御孙对庄公说：“国君的行为必定要记载，记载下来如果不合乎法度，后代子孙看什么呢？”这是曹刿的话，却误认为是御孙说的。用御孙的说法来讨论，国君不合乎法度的行为，没有不记载的。既然没有不记载的，那么避讳国家丑恶的，就不是史官的职责，而是《春秋》的宗旨。作为臣子，随意为君父避讳，是不对的。臣子的想法没有不想尊崇君主的，儿子的想法没有不想美化亲长的，如果这样，国史就没有真实的事情，都是虚假的赞美，这能叫史书吗？所以《春秋》是统一的，鲁国人记录它，它就是史书；孔子修订它，它就是经典。经典出自史书，而史书不是经典；史书可以成为经典，而经典不是史书。譬如开采石头获取玉石，玉石一定产自石头，但石头不能称为玉石；淘洗沙子获取黄金，黄金一定取自沙子，但沙子不能称为黄金。鲁国的史书，是贤人的记录，就像沙子和石头；《春秋》的法度，是孔子的笔削，就像黄金和玉石。石头和金子一定要经过挑选琢磨才能显现，《春秋》也要经过笔削修改才能完成。说《春秋》的文字都是旧史所记载，不需要孔子，这就等于说石头和金子不需要挑选琢磨就能得到，这不是《春秋》的道理了。

皮锡瑞按：刘氏区分经与史，义理极其精确，就用《左传》的义理，驳斥杜预“经典出自旧史”的错误，尤其足以堵住他的嘴。《春秋》是为万世作经典，为后人立法，圣人等待笔削，是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书，前代未曾见过。本张横渠的说法，就不能说前有所继承；后莫能继，就不能说后人可以续写。然而后来读经的人，既然不知道圣人所作的是经典，却错误地用史法来衡量它，于是经义混乱，如刘知几惑乱经典、申张《左传》之类。后来修史的人，又不知道非圣人不能作经典，却错误地用史书来比拟它，于是史法也混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的《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而他们的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仿效《易经》作《太玄》，仿效《论语》作《法言》，却不敢比拟《春秋》。王通开始比拟《春秋》作《元经》，论者认为是宋人阮逸伪作。大概隋以前还知道古义，唐宋以后，议论才开始繁多。唐沈既济《书仪》中说中宗：“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他的说法，以《春秋》中“公在乾侯”来比拟。程迥驳斥他说：“《春秋》记载王在王畿内，说‘居于狄泉’；出王畿，说‘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说‘公居于郓’；出境，说‘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应当说‘帝居房陵’，不应当说‘在’。考察程氏的驳斥是对的，但未尽善。敬王与王子朝，虽然有东王、西王的称呼，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那么当时都推戴敬王；襄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这是《春秋》记载天王据实直书。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没有另立君主，平子每年买马，备齐随从的衣鞋，归还给乾侯，士鞅认为季孙侍奉君主如同在国内，齐、晋各国也都以君礼对待他，景公说：“哪有君主没有称呼的？”这是《春秋》记载公，也是据实直书。如果唐中宗已经被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现在记载庐陵王说‘帝’，那么唐就有两个皇帝了；如果夺取则天的‘帝’号给庐陵王，那么就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的事实，即使是圣人也不敢这样做。乾侯是晋地，所以记载‘在’，与‘公在楚’同义；房陵是唐地，不应当引以为比。《唐鉴》记载‘帝在东宫’，尤其不通，不止刘知几‘貌同心异’的讥讽，钱大昕已经辨明。欧阳修《五代史》、朱子《纲目》，也有这个过失。《纲目》记载“莽大夫扬雄死”，钱大昕也已经辨明。王鸣盛论《五代史》说：“欧公手笔确实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自圣人手笔，义例精深，后人离圣人久远，不能窥测，岂可妄效。”引薛应旂《宋元通鉴义例》说：“《春秋》诸侯有时记载其名，大夫有时记载其字，有时活着记载其爵位，有时死了去掉其官职，论者认为孔子的褒贬，就在这里。”《春秋》大义，明亮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有不是浅近所能推测的。后人修史，就跟着比拟，不是失之迂腐狂妄，就是失之鄙陋。又论孙甫《唐史论断》说：“看他的自序想要效法《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显示劝戒，幸好他的书亡佚了，如果存在，徒然扰乱学者的耳目。”大概作史的人适宜直叙其事，不必玩弄文法，寄托予夺；读史的人适宜详考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表议论。宋人略通文义，就想著作传世，一涉及史事，就想效法圣人笔削，这是一时的习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的弊病，都是因为不知道《春秋》。

译《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经书是不可以僭越比拟的。黄泽说，写史书只有直书才合乎体例，孔子作《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向天下展示根本的大经大法，所以不能用写史书的法则来看待它。

译论《春秋》权衡：左氏及杜预的解说大多精确，而公羊、谷梁则未能得其宗旨。

刘敞说：前汉的儒生，不肯做左氏学的学者，因为左氏的是非判断违背了圣人之道，所以说左氏不传《春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做左氏学的人都以此为耻，于是共同辩护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这不过是想要自我辩解罢了，其实并非如此。凭什么这么说呢？孔子在世时，鲁国的贤者没有不跟随他学习的，唯独左丘明不在弟子名册中。如果左丘明真是受经作传的人，怎么会在弟子名册中没有呢？哪有受经传道却不是弟子的呢？由此看来，孔子未曾授经给左丘明，左丘明也未曾从孔子那里受经。然而左丘明之所以作传，乃是好像凭自己的意思解说经文，用旧有的章法凡例，贯通于史策之中，可以让人看到成败罢了。其中的褒贬之意，并非左丘明所能完全阐发的，因为他没有受经。学者能不深思吗？

杜预的序言说：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策书成文，考订其真伪，并记载其典礼，上以遵循周公的遗制，下以明示将来的法度。那些教化所存、文辞所害的地方，就删削并纠正它，以示劝戒；其余的都沿用旧史。史书有文辞的质朴与华美，言辞有详有略，不必更改。这话说得不全面。如果仅仅是文辞所害的地方，就删削并纠正它，其余的都沿袭而不改，那么圣人的《春秋》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而传中又说“非圣人莫能修之”，又怎么解释呢？大凡左氏本来就不能完全领会圣人《春秋》的意思，所以《春秋》中所有义理相同而文辞不同的地方，都隐没而不解说。杜预担忧左氏有“不传《春秋》”的名声，于是作解说称：“这是圣人直接沿用旧史罢了。”看左丘明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样。考察隐公初年，刚开始编入《春秋》，左丘明解说经文，颇为殷勤。所以《克段于鄢》的传文说：“不言出奔，是认为这很难。”“不书城郎，是因为不是公命。”“不书”的体例，一年之中凡有七次，明显是孔子作经，大有删改之处，哪里是专用旧史呢？

又说：大抵左氏解说经文的弊病有三：一是依据赴告，二是沿用旧史，三是经文阙文。考察史书虽然等待赴告才记录，然而其文辞并非赴告的原话。《春秋》虽然依据旧史而作，然而其义理并非旧史的文辞。简牍虽然有阙失，那些史书并非圣人遗漏的。如果说史书的记载只是依据赴告罢了，那么乱臣贼子凭什么畏惧？如果说《春秋》只是沿用旧史罢了，那么圣人的笔削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况且《春秋》记载良霄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栾盈进入晋国，晋国人杀了栾盈，其文辞相同。到了哀公十四年，就不是孔子所修的了，其记载陈宗竖进入陈国，陈国人杀了他，明显史书的记载与孔子所修的不同。又孔子所修的，没有记载内邑叛乱的，哀公十五年唯独记载成地叛乱，这也是史文与孔子的不同。孔子不专用史文，由此验证。如果说经文的阙文，都是圣人遗漏的，如果传有所解说而与经不同，尽可以归咎于经，何必依赖传来解说经呢？所以《春秋》是出于旧史的，而《春秋》并非旧史的文辞；旧史是出于赴告的，而旧史并非赴告的言辞；传是出于经的，而传并非经的根本。现在传与经相距甚远，是本末倒置了。

皮锡瑞按语：刘氏的《春秋权衡》，被世人所称道。以我看来，只有对左氏传及杜预集解的批评，解说大多精确。大概左氏传事不传义，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义例，杜氏的穿凿附会，大多不可信据，所以刘氏的批评大多切中要害。公羊、谷梁二传，各有义例，如果不融会贯通全经的宗旨，必定会多有窒碍。如果能融会贯通，那么人们所见为窒碍的地方，都有说法可以处理。枚乘说：“一铢一铢地积累，到一石必定有误差；一寸一寸地度量，到一丈必定有过失。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失误。”专求字句，则多见窒碍，这就是所谓的一铢一铢地积累，一寸一寸地度量。融会贯通全文，则少所窒碍，这就是所谓的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失误。《春秋》是孔子所作的一部全书，其中又有非常异议，如果不大通义例，粗略探究微言，那么只能看到浅显而不能看到深刻。凡所谓三科九旨、一字褒贬、时月日例之类，都认为是横生枝节，妄立异端，不知道游夏不能赞一辞的地方，义理正在于此。不通达于此，那么虽然知道经承旧史的谬误，却不知道圣人作经以教化万世，其与旧史的不同，究竟在哪里？经与史的差异，难道仅仅在一字一句之间吗？刘氏博学精识，而《春秋》并非其专门之学，所以虽然知道左氏、杜预的不是，却不明白公羊、谷梁二传的是。他的批评大多在字句琐细之处，不关大义；其大义明著的地方，又往往诋毁而不信。所以《权衡》一书，批评左氏及杜预的多可取，驳斥二传的极少可取。他将三传合并为刘氏传，尤其近乎童牛角马。郑伯克段一事，陈澧已驳斥其非。

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

吕大圭说：《公羊传》论隐公的贵贱，而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子以母贵是可以的，说母以子贵可以吗？推究这种说法，所以助长后世妾母陵僭的祸患，都是这种说法造成的根源。《谷梁传》论世子蒯聩的事则说：“信……”

译如果儿子推辞父亲的命令，那就是不尊重父亲；如果不接受父亲的命令以表示对祖父的尊重，那么尊重祖父是可以的，但不接受父亲的命令可以吗？推究这种说法，它开启后世父子争夺灾祸的原因，未必不是借这种说法作为借口。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赵鞅又回到晋国，《公羊传》都说，为什么称他“归”呢？是因为用土地来匡正国家。后来的臣子，有占据封邑发动叛乱，却以清除君主身边的小人为借口的。公子结护送媵妾并趁机结盟，《公羊传》说，大夫接受命令但不接受辞令，一旦出境，如果有能够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可以专断行事。后来的人臣，有在异域办事，却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来自我辩解的。祭仲被胁迫而让郑国与齐国结盟，罪责在祭仲身上，但《公羊传》却认为这符合“反经合权”的原则。后世大概有把废立君主当作下棋一样随意的人。圣人作经，本意是为了阐明道理。自从传注者学习而不通晓大道，胡乱加以解说，于是是非颠倒，义利不分，其极端后果导致下级僭越上级，卑贱欺凌尊贵，父子互相残杀，兄弟成为仇敌，身为大臣却举兵指向朝廷，出使境外却假托诏令行事，国家改朝换代，而那些大臣反而以盛德自居而毫无愧色。君主如汉武帝，臣子如隽不疑，都依据《春秋》来判定国家大论，却不知道那是错误的。这种危害极大的情况，难道不是由于叙事失实的过错吗？所以我曾经认为“三传”都要失实，而失实最多的，莫过于《公羊传》。何休、范宁、杜预三家，各自立说，而说法谬误的，没有比何休更严重的了。《公羊传》的失实，我已经略举了两条，而何休的谬误尤其严重。《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何休说，这是新王在鲁国接受天命；滕侯去世不记载日期，不过是因为滕国是微小的国家，称侯不嫌忌，而何休却说，《春秋》以鲁为王，以隐公为开始，贬黜周室而尊崇鲁国。《公羊传》没有明确的文字，而何休却倡导这种说法，他诬蔑圣人太严重了。《公羊传》说，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这话本身就有失误，而何休顺着它解说，说《春秋》改变周朝的礼文，遵从商朝的质朴，质朴的家风重视亲情，表明应当亲近厚待同母兄弟。假使后世有人亲近厚待同母弟弟，而轻视父亲的其他子孙，未必不是由这种说法引发的。《公羊传》说，立继承人以年长不以贤能，立儿子以尊贵不以年长，这话本来有依据，而何休却解说，嫡子有孙子却死了，质朴的家风重视亲情，先立弟弟，礼文的家风尊重尊贵，先立孙子。假使后世有人因质朴与礼文的差异而困惑，导致嫡庶互相争夺，未必不是这种话语造成的祸患。他解释“会戎”的文字时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录戎人来朝不拒绝，离去不追赶。《春秋》的创作，本意是为了端正夷夏的分别，却说王者不治理夷狄，可以吗？他解释天王派人来归还郜鼎的意义时说，王者占据土地与诸侯分职，都面南而治，有不纯粹臣属的意义。《春秋》的创作，本意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分别，却说有不纯粹臣属的意义，可以吗？锡瑞按：宋代儒者不信古义而喜欢驳难，是一时的风气，不足为怪。其中最不可训诫的，则是错误地沿袭当时猜忌防范的习惯，反而把古训当作助乱的阶梯，不仅上诬古人，而且恐怕下惑后世。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南宋初年阐发尊王攘夷的意义，切合时势，而解释“帅师”之类，以权臣掌握兵权为大戒。王夫之评论说，王的尊贵，不是唯唯诺诺、趋附伏拜所能尊重的；夷的攘除，不是靠一人的两只手臂所能攘除的。岳飞之死，这种说法先迎合了平庸君主的心意。王氏驳斥胡传确实不是苛责。宋代惩创黄袍加身的事件，首先剥夺将帅的权力，子孙相传作为家法，贤能的人受限于习俗。南宋初年，想要洗雪国耻，依靠军队的武力，于是诸将渐渐振作，秦桧夺取他们的兵权并杀害或废黜他们。胡氏与秦桧气味不同，却错误地加以推荐，大概是由于议论偶然相合，而实际上是因为经义不明。岳飞之死，虽然不能归咎于胡氏，但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吕氏这种议论，多把后世的动乱归咎于汉代人，不知道汉代人只是解释经义，怎能预先防范后世的动乱？奸人引用古籍作为借口，无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难道能说舜禹禅让是错误的吗？王莽自比周公，难道能说周公居摄是失误吗？废黜君主的人自比伊尹，难道能怀疑伊尹是篡位吗？反叛上级的人自比商汤周武，难道能怀疑商汤周武是弑君吗？如果因为僭越上级、欺凌尊贵、互相残杀、成为仇敌，就归咎于《公羊传》，孔子作《春秋》时，已经有弑君父的人，也是《公羊传》造成的吗？贬黜周室而尊崇鲁国，改变礼文而遵从质朴，同母弟弟称“弟”，母亲因儿子而尊贵，重视亲情而立弟弟，尊重尊贵而立孙子，《公羊传》虽然不都有明确的文字，但董仲舒在《公羊传》刚著于竹帛的时候，他的书中已经有明确的文字。吕氏只责备何休，而不知道其本源在于董仲舒，这是董仲舒的书并没有见过，怎么足以谈论《春秋》大义呢？“来者勿拒，去者勿追”，并没有语病，吕氏认为不对，难道要把来者拒绝、去者追赶吗？王者与诸侯分封土地，有不纯粹臣属的意义，封建时代本来就是这样，难道可以用一统时代的世道一并而论吗？《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把《左传》的大义灭亲与《公羊传》的母以子贵并论，与吕氏所见相同。

译论黄泽、赵汸解说《春秋》有可取之处，但因误信杜预，导致观点明昧参半。

黄泽说：“《春秋》以前，礼法尚未废弛，史官所记载的，不过是君主即位、君主去世与安葬、迎娶夫人、夫人去世与安葬、大夫去世（无论是否记载年份）、天象变异、郊庙祭祀之礼、诸侯去世与安葬、诸侯间的交往聘问与会盟朝见，大致不过如此罢了，没有讨伐国家、围困城池、进入某国某邑之类的事情。后来礼法败坏，史官的法则才开始淆乱。例如隐公元年，除去记载与邾国、宋国结盟，以及公子益师去世之外，其余都是失礼之事。如不记载即位，是先君失礼，成为鲁国动乱的根源；郑庄公击败共叔段，是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天王归还仲子的陪嫁财物，则失礼显而易见；祭伯来朝却不称‘使’，举一年的情况如此，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既然如此，孔子作《春秋》怎能不呢？”

刘宝楠按：黄氏的说法很正确。据此可见，《春秋》的凡例，必定不出自周公。周公时代，天子当政，诸侯服从命令，必定不容许有讨伐灭亡、围困进入之类的事情，所以柳宗元、陆淳都有此疑问。黄氏的见解，与柳氏、陆氏相同，而论述更加详细。那么，韩宣子的片面之辞，杜预的错误解释，不应当用来扰乱《春秋》的义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黄氏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又说：“《春秋》的凡例，本是周公遗留的法度，所以韩宣子访问鲁国，看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的典籍在鲁国啊，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公之所以称王的原因。’此时尚未经过孔子笔削，而韩宣子却如此称赞，可见鲁国的史书，与其他各国截然不同。”

按：黄氏前后的说法，大相矛盾。如果说凡例本是周公遗留的法度，那么讨伐灭亡、围困进入，在周公时代就已经有了吗？如果说鲁国史书与其他各国截然不同，那么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檮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又作何解释呢？这些错误都是因为被杜预的说法所迷惑，先入为主，所以虽然对《春秋》有所窥见，但其学说半明半昧。凡是经学之所以不明，是因为被前人的说法所压制，不知道前人之间以及前人的说法各不相同，有对有错，应当审慎选择。其审慎选择对错的方法，应当看前人的年代先后，以及其人的贤与不贤。如杜预解释《春秋》，与孟子完全相反。从年代论，孟子在杜预一百多年之前，杜预在孟子一百多年之后；从贤否论，孟子是当世亚圣，杜预是党附逆乱的臣子，他们所说的是非，自然不待分辨即可决断。然而自从杜预的解释单独流行之后，学习《春秋》的人错误地固守其说，完全违背孟子的说法而顺从杜预。黄氏对《春秋》，自认为功力极深，也不能避免这个过失，所以一知半解，偶尔有所窥见，但大义微言，终究不能领悟。他的弟子赵汸解说《春秋》，也是得失互见，大体上秉承其师的说法。黄氏说孔子不是史官，从哪里能看到各国史书呢？大概是鲁国的史官，因为孔子是圣人，于是禀承君命让他刊正史书。又说公羊氏五世传授《春秋》，左氏增加年份传述经文，也是由其子孙所续，所以通称为《左氏传》。这两种说法都有思考，但缺乏依据。

论赵汸解说《春秋》关于策书笔削的观点接近正确，孔广森深深推崇他的书，但也难免有误。

赵汸《春秋集传序》说：“策书的体例有十五条，而笔削的意义有八条。策书的体例十五条：一曰，君主的行为必定记载，不是君主的命令不记载；二曰，国君即位，如果不举行即位礼就不记载；三曰，纳币迎娶夫人，夫人到达，夫人归宁，都予以记载；四曰，国君、夫人去世，如果不完成丧礼就不记载，安葬不用夫人之礼就记载为‘卒’，国君被弑就避讳而记载为‘薨’；五曰，世子出生就记载，公子、大夫在位去世就记载；六曰，国君的女儿嫁给诸侯为夫人，纳币、来迎、女儿归宁、娣妇、来媵、致女、去世安葬、归宁，都予以记载；如果是大夫的妻子，只记载来迎；七曰，按时行礼、按时田猎，如果过时越礼就记载，军赋改作超过制度，也记载在策书上，这是史官对内事的记录；八曰，诸侯之事有命令告知就记载，死亡不赴告就不记载，祸福不告知也不记载，即使涉及灭国，灭亡不告知失败，战胜不告知攻克，就不记载在策书上；九曰，即使是霸主的征召，如果不及鲁国，也不记载；十曰，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其他诸侯，即使告知也不记载；十一曰，诸侯的大夫出逃，如果有玉帛的使者就告知，告知就记载，这是史官对外事的记录；十二曰，凡是天子的命令无不记载，王臣有事为诸侯服务，就用内辞记载；十三曰，大夫已受命就记载名和氏，未受命只记载名，地位卑微者不记载名和氏，只记载其事，外国的地位卑微者则记载；十四曰，将领尊贵而士兵少称‘将’，将领卑贱而士兵多称‘师’，将领尊贵而士兵多称‘某帅师’，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说‘帅师’；十五曰，凡是天灾物异无不记载，外国的灾害告知就记载，这是史官对内外的通录。笔削的意义有八条：一曰，保存策书的大体，凡是策书的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迎娶夫人，夫人到达，世子出生，曰国君、夫人外出，曰去世安葬，曰孙，曰夫人归宁，曰内女去世安葬，曰归宁，曰大夫、公子去世，曰国君、大夫出使边境，曰盟会，曰出兵，曰国家遭受兵祸，曰祭祀田猎，越礼军赋，改作逾制。”

译《春秋》的制度，对于国外诸侯去世下葬，称为两国君主之间的友好，称为携带玉帛的使者，凡是这一类的事情，那些记载在简策上的，都不删削。第二点叫做借助原有的简策来行使权变，《春秋》拨乱反正、治理世事，而国史有固定的体例，没有言辞可以寄托文意，于是有记载的和不记载的，通过相互对照来彰显其意义，记载的用笔写下来，不记载的则削去。其笔削的大致原则有五种：有的省略相同之处以保留差异，比如公出行不记载“致”这类情况；有的省略平常之事以阐明变化，比如释位不朝见、正内女归宁这类情况；有的省略彼方以显示此方，比如以“来归”为义，就不记载“归”，以“出奔”为义，就不记载“杀”这类情况；有的省略是处以著明非处，比如诸侯有罪以及劝王复辟不记载这类情况；有的省略轻微处以阐明重大处，比如不关乎天下大故的不全部记载就是这样。第三点叫做改变文辞以示其义，《春秋》虽然有笔有削，但所记载的都遵循鲁国史官的言辞，然而有事同而文辞不同的，有文辞相同而事不同的，如果给予和剥夺没有章法，那么是非就不明显，于是就有了改变文辞的方法，将使学者根据文辞的是非详略去探求，就可以辨别嫌疑，明辨是非了。第四点叫做辨别名与实的界限，这也属于改变文辞，正统必定记载“王”，诸侯称爵位，大夫称名和氏，四方夷狄中强大的称“子”，这是《春秋》的名分；诸侯中有称王的，而霸主兴起，中原没有霸主而夷狄横行，大夫专权用兵而诸侯分散，这是《春秋》的实际状况，《春秋》的名实如此，能不辨别吗？于是有去掉名分以保全实际的，比如征伐在诸侯，那么大夫领兵就不称名氏，中原有霸主，那么楚国国君侵伐就不称君；又有去掉名分以责备实际的，比如诸侯中没有王，那么正统就不记载“王”，中原没有霸主，那么诸侯就不排列国君，大夫领兵略微有固定称呼的就称“人”。第五点叫做严谨地辨别华夏与夷狄，这也属于改变文辞，楚国到东周时强于四方夷狄，僭越称王扰乱华夏，所以霸主的兴起，以抵御楚国为功业，然而自从晋国霸业中衰，楚国更加侵凌中原，不久就进入陈国、围攻郑国、平定宋国，在蜀地结盟，在宋地结盟，在申地会盟，甚至讨伐吴国、灭掉陈国和蔡国，假借讨伐贼寇的名义，号令天下，天下只知道有楚国罢了，所以《春秋》记载楚国的事，无不一致地严厉，而记载吴、越与徐国，也必定与中原国家用不同的文辞，这是为了向天下昭示大义。第六点叫做用特殊的笔法来正名，笔削不足以穷尽意义，而后有改变文辞，然而祸乱已经至极，大的名分不明，事情有非常规的，情势有特殊的，即使改变文辞还不足以穷尽意义，而后圣人用特殊的笔法来纠正它，这是为了正其名分。改变文辞虽然有增减，还说是史官的固定文辞，如果是特殊笔法，那么辞旨卓异，不再是史官的固定文辞了。第七点叫做依据日月来明辨类别，上下内外的没有区别，天道人事的反常，前六点尚不能完全显现，那么就借助日月的法则来区分和辨别，大致以记日为详，那么以不记日为略，以记月为详，那么以不记月为略，那些以记日为恒常的，那么以不记日为变，以不记日为恒常的，那么以记日为变，甚而以不记月为异；那些以记月为恒常的，那么以记月为变，以不记月为恒常的，那么以记月为变，甚而以记日为异，将使学者通过连缀文辞、比较事迹去探求，那么笔削、变文、特笔，都已经各自按类别明白，而日月又相互作为经纬，没有细微之处不显现的。第八点叫做文辞遵循主人，主人指的是鲁君，《春秋》本是鲁国史书成书，孔子作经，只通过笔削来显示意义，如果不是有所纠正，都遵循史官的旧文，而所纠正的也不多见，所以说文辞遵循主人。这八点实际上是制作《春秋》的权衡标准。崔适按语：赵氏分别策书与笔削，言语大多接近正确，《春秋》连缀文辞，本据此立说，孔广森深深推崇他的书，只是他的学问并非专门，仍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比如隐公不记载即位以成全公意，桓公记载即位以顺从其意，公薨不记载地点以显示被弑，公夫人出奔称为“孙”，凡此等等都是《春秋》的特殊笔法，未必鲁国史书有此书法，赵氏认为这是保存策书的大体，这是还迷惑于杜预的说法，又相信他的老师黄泽凭空撰写的孔子奉君命修国史的文章，不知道圣人亲口传授微言，实在是私人修撰而非官书，不相信古义，而凭空制造不合常理的说法，所以他所著的《集传属辞》，仍然不免有错误。

译关于“王正月”是周正的问题，胡安国“夏时冠周月”的说法，朱子已经纠正了。

《春秋》中的“王正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这三传的注疏，都说这是周历建子之月。《左传》多加了一个“周”字，说“元年春王周正月”。孔颖达的疏解说：“王正月”的意思是，王者革除前代统治天下，必定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改变人们的视听。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殷历以建丑之月为正，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制度不同，正朔各异，正朔是当时天子所确立的，所以在“正月”前冠以“王”字，表示这是当时天子的正月。《左传》增加的一个字，可谓一字千金。孔疏解释详尽明白，自宋代以前，都没有不同的意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才开始有“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说用夏历的时令来冠于月份，垂示法度给后世；用周历来记载史事，表示没有那个地位，不敢独自专断。朱子说：“我亲眼见过胡文定（胡安国）家中的说法，胡文定说《春秋》中孔子用夏历的时令冠于周历的月份，用周历来记载史事，比如‘公即位’，原本还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如果这样的话，二百四十二年间，孔子只证明了‘行夏之时’这四个字。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义’，那么周朝实际上是把元月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从，想要改从建寅之月。比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黄泽说：近世的士大夫，大多驳斥《春秋》使用周历的说法，认为时令不可更改，甚至认为月份也不可更改。比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用周历来解释，晦〇也跟随赵岐，而近世的解说者认为赵岐错了，那就是连晦〇都否定了。这是本来没有见解，却妄生事端，来疑惑经典，危害不小。前代的士大夫做学问，〇没有见过像这样的。

刘宝楠按：《春秋》本是鲁史的旧文，鲁史奉行周王的正朔，“王正月”是周历，这是无可怀疑的。孔子作《春秋》叙述时事，必定不会擅自更改周历，导致事实不明。《春秋》中记载无冰都在春季，这是周历；如果是夏历，春天无冰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又记载冬季十月陨霜杀菽，这是周历；如果是夏历，十月陨霜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十月也未必有菽。僖公三年，从去冬十月不雨到春季，记载“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直到六月才下雨。如果是夏历，六月是建未之月，历经三个季节不下雨，到六月就无法耕种了。只有六月是周历建巳之月，下了雨还可以耕种，所以《春秋》这一年不记载旱灾，也不记载饥荒，《传》说：不构成灾害。这是明显有据可查的。然而胡氏等人，喜欢逞弄异说，这就是宋人解说经书大多不可遵从的原因。朱子不认为胡传正确，这就是朱子在宋儒之中最为笃实的原因。然而他的弟子蔡沈解释《尚书》，认为商周不更改月份，不遵守老师的学说，实在不可理解。《春秋》是为后王立法，汉儒认为是素王改制，确实有据可查，而后人必定不信；《春秋》虽然为后王立法，不能擅自更改当时天子的正朔，宋儒认为是夏时冠周月，确实没有依据，而后人反而相信，这是轻视老师而违背古人，岂不是颠倒得太过分了。

关于三传都是专门之学，学者应当专治一家，并且各自有所从入的问题。

汉代十四位博士的今文经学，现在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施、孟、梁邱、京的《易》，欧阳、夏侯的《尚书》，齐、鲁、韩的《诗》，都已经亡佚，只有《公羊春秋》还保存着，〇《梁》也保存了全书，这是上天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啊。然而自从《左传》单独流行，另外两传虽然存在却如同亡佚。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已经说两传近代没有人讲解，恐怕它们的学说将要断绝，所以为它们注音以昭示将来。幸好唐人虽然把《左传》列为五经，而《公羊》为中经，〇《梁》为小经，但也用来选拔士人，所以士子学习的虽然少，见李元璀、杨〇所上的奏章，但书还没有到亡佚的地步。啖助、赵匡、陆质兼采众说来作《春秋纂例》，宋人沿袭啖、赵、陆的派别说《春秋》，大多兼采《公羊》〇，所以没有像韩诗那样在北宋亡佚。只是宋代崇尚通学，不主张专门之学，把三传合为一家，这是把五种金属放在一个炉子里冶炼，把三牲和鲁腊放在一个鼎里烹煮啊。《春秋》是一部完整的书，它的义理由孔子一手确定，与《诗》《书》《易》《礼》不同。学习《春秋》必须融会贯通整部经书，不可以枝枝节节地去做。如果一条从《左传》，一条从《公羊》，一条从〇《梁》，一条从唐宋诸儒，虽然古义大致流传，必定不免于《春秋》义理混乱的弊端。所以《春秋》这一部经，尤其重视专门之学。本朝稽古，汉学中兴，孔广森作《公羊通义》，阮元称为孤家专学。然而他的书不遵守何休的义例，多采后儒的说法，又不相信黜周王鲁的宗旨，把新周比作新郑，虽然有筚路蓝缕之功，不无买椟还珠之憾。只有何休的解诂与徐彦的疏，简奥难读，陈立的书又太繁琐，治《公羊》的人可以从《通义》先入门，再观看注疏。常州学派多主张《公羊》，庄存与作《春秋正辞》，传给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等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从陈立作《公羊义疏》，治《公羊》的人，应当观看凌曙所注的《繁露》，以求董仲舒的大义，乃刘逢禄

译我撰写《释例》，以探求何休的条例，又借鉴陈立的《义疏》，以求完备，这样才不愧为专门的学问。许桂林作《梁释例》，柳兴恩作《梁大义述》，钟文烝作《梁补注》，也都自成一家之言。《梁》不传三科九旨，本来不能与《公羊传》相比，只是其时、月、日的条例，与《公羊传》大同小异，详略互见，可以补充《公羊传》所未能涉及的。研究《梁》的人，先要观看范宁的注解、杨士勋的疏证，以及许桂林解释时月日例的书，许书简明而有法度。例如《公羊传》说“公子益师卒”，解释为“大夫称日卒，是正礼；不称日卒，是贬义”，何休因废疾，已引用公子牙、季孙意如的例子来质疑为何书卒，郑玄所解释的，也不通顺。许桂林依据《左传》“公不与小敛”，认为“不与小敛”即是厌恶，这才得其解。柳兴恩、钟文烝都依据《梁》“谨始”的说法，认为隐公的让位，是不能正始。柳兴恩甚至以乱臣贼子来斥责隐公。以让国的贤君，而被斥为乱贼，那么篡弑的桓公，又将如何处置呢？《春秋》褒善从长，必定不会如此深刻苛刻。《梁》厌恶桓公而褒扬隐公，其义理也不至于如此苛刻。《梁》的义例，多比附《公羊传》，所以研究《梁》不如研究《公羊传》，研究《公羊传》才可以兼采《梁》。例如《梁》桓二年传“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这是比附《公羊传》“故宋”而失去其旨意的证据；成九年传“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是比附《公羊传》“为亲者讳”而失去其旨意的证据；《春秋》为亲者讳只有鲁国，昭二十一年传“东者东国也，曰东，恶之而贬之也”，这是比附《公羊传》讥讽二名而失去其旨意的证据。如果《左传》不传《春秋》，也有讥讽二名的说法，说先名武庚，后名禄父，那就更是无知而强解了。研究《左传》的人，先观看杜预的注解、孔颖达的疏证，再参考李贻德、贾逵、服虔的辑述，以参考古义，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综览事实，然而这也只是《左传》一家的学问，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没有什么发明。

译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

近来解说《春秋》的人，俞正燮最为荒谬。他在《公羊传》及其注疏中论述说：“《公羊传》是汉人用来推行其政治主张的工具，所谓‘汉家自有法度’，怎么能谈论王道呢？《公羊传》汇集了酷吏和佞臣的言论，称之为经义，汉人觉得便利，称之为通经致用。”陈锡瑞按语说：“‘汉家自有制度’是汉宣帝说的话，宣帝喜好霸术，并非尊崇《公羊传》的人。通经致用是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简明实用，如《禹贡》治理黄河、《洪范》观察灾变之类，不仅仅局限于《春秋》这一部经。”俞正燮说《公羊传》汇集了酷吏佞臣的言论，酷吏似乎是指张汤，佞臣似乎是指公孙弘。《史记·酷吏列传》说：“当时皇上正向往文学，张汤决断案件，想要传授古义，于是请求博士弟子学习《尚书》《春秋》，补任廷尉史，协助决断疑难案件。”又说：“依附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的美德。”又《平准书》说：“自从公孙弘用《春秋》之义来约束臣下，被任命为汉相，张汤用严酷的法律决断案件担任廷尉，于是‘见知法’产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就施行了。”根据《史记》，公孙弘、张汤迎合时势掌权，看到《公羊传》中有贬斥绝交、无将之诛的义理，便附会这些义理来施行惨酷的法律，这并非《公羊传》所能预料的。俞氏将罪责归咎于《公羊传》，那么庄子说“儒生利用《诗》《礼》来发掘坟墓”，难道可以把发掘坟墓的罪责归咎于《诗》《礼》吗？王莽动不动就引用《周官》，难道可以把王莽的罪责归咎于《周官》吗？《公羊传》由胡毋生著录于竹帛，公孙弘向胡毋生学习，那么《公羊传》成书，必定不在公孙弘、张汤掌权之后。根据俞氏的说法，似乎写《公羊传》的人是收集公孙弘、张汤的言论来编写的，年代不符，非常不通。如果酷吏佞臣不是指公孙弘、张汤，那么在胡毋生之前，酷吏佞臣是谁，更没有依据。《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果有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法度。”《后汉书·应劭传》说：“所以胶西人董仲舒年老多病退休，朝廷每当有政事议论，多次派遣廷尉张汤亲自到陋巷询问得失，于是作了《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动不动都以经义作为依据。”据此，张汤用法曾经询问董仲舒，《汉·艺文志》记载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早已失传，《通典》、《六帖》、《御览》共记载六件事，引用《春秋》义理来断决当时的案件，大多认为某人罪不当坐，大概因为汉法严酷，持议多归于仁恕，与公孙弘、张汤的惨刻旨趣不同。《春秋繁露·郊祀》中董仲舒回答张汤关于凫鹜之类的问题，也不全属于刑法，那么就不能把张汤的法律归咎于董仲舒，更不能归咎于《公羊传》了。三科九旨，《春秋繁露》明确说了。俞正燮说，董仲舒不敢明说但心里喜好，所以陷入吕步舒的案件。以俞氏的博学，似乎并没有见过《春秋繁露》，实在不可理解。何休《解诂》说：“从王者来说，委屈远世子在三公之下，引用《礼·丧服》作为证据。”何氏解释《礼》即使不当，也与《春秋》大义无关。俞氏以此作为何休的罪案，说因为自己得到公府掾的缘故。评论古人应当平心静气，不应当罗织罪名使人入罪。如果一定要深文周纳、罗织罪名，说何休因为自己是公府掾，所以崇重三公，又怎么知道俞氏不是因为自己被当时的宰相所压制，所以卑抑三公呢？俞正燮被董诰压制，不得进士。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又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公羊》家的说法与孟子相合。如果《左氏》家解说经义继承旧史，没有素王的法度，那么天子的事业在哪里？说：“凡是弑君称君，是因为君无道；称臣，是臣的罪过。”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君无道，而弑君的臣就没有罪过。《左传》对于殉君的礼父荀息，并没有褒扬的辞语，而弑君的赵盾、栾书，反而加以称许，而且有君臣无常位的话。《左氏》根据事实直书，最初没有成见，杜预夸大其说，与《春秋》义理相反，这样《春秋》完成而乱臣贼子高兴了。如俞氏所说，不也可以说《左氏》汇集了乱臣贼子的言论，称之为经义吗？俞正燮说：“《左氏》，是万世之书；《公羊传》，是汉廷儒臣通经致用求取禄位的书；何休所说的，是汉末公府掾致用求取禄位的书。”请更正为：“《公羊传》，是经学，一字褒贬，孔子作《春秋》的义理，本来就是这样；《左氏传》，是史学，根据事实直书，不立褒贬，虽然不传《春秋》，但书不可废弃。”俞氏所说的，乃是不通经义，不合史事，迷惑后学的妄言。

论春秋明王道绌诈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曾经读《春秋》而有感慨。《春秋》依据乱世而作，而作乱没有比战争更严重的了。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好一点罢了。”现在根据《公羊传》的解说，推究孟子的义理，就知道孟子善于解说《春秋》了。《春秋》始于隐公，隐公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氏？痛恨开始灭国。”那么后来灭人国家的人，都是《春秋》所痛恨的。四年莒人进入杞国，夺取牟娄，《公羊传》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痛恨开始夺取城邑。”那么后来夺取人城邑的人，都是《春秋》所痛恨的。桓公七年焚烧咸邱，《公羊传》说：“用火攻。”为什么说用火攻？痛恨开始用火攻。那么

译后世那些用火攻的人，都是《春秋》所痛恨的。在《春秋》的战例中，堂堂之阵称为“偏战”，以日纪事；欺诈之战称为“诈战”，以月纪事。《左传》的凡例说：凡是军队在敌人尚未列阵时击败对方，称为“败某师”，这属于诈战；双方都已列阵才交战，称为“战”，这属于偏战。桓公十年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在郎地交战；僖公元年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犁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获莒国国君；僖公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僖公二十二年冬季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文公七年夏季四月戊子日，晋人与秦人在令狐交战；文公十二年冬季十二月戊午日，晋人与秦人在河曲交战。《左传》都将这些视为偏战。这是因为偏战虽然彼善于此，但终究比诈战要好一些。关于宋楚泓水之战，《左传》说：“偏战是以日纪事的，这里为什么提到‘朔’（初一）呢？”这是《春秋》辞藻繁复而不简略的表现。君子推崇宋襄公不攻击未列阵的敌人，面临大事而不忘记大礼，有君主而无臣属，认为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因此，宋襄公在泓水之战，是善中之善，所以孔子特意用笔褒扬他。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记·宋世家》赞语、《淮南子·泰族训》、《白虎通·号篇》、何休《公羊解诂》中关于梁废疾的论述，都褒扬宋襄公。锡瑞按：《司马法》说：“追逐逃敌不超过百步，跟随撤退不超过三舍，这是表明其合乎礼；不穷困不能抵抗的人而哀怜伤病者，这是表明其仁爱；敌人列阵后才击鼓进军，这是表明其守信；争正义而不争利益，这是表明其义理。”据此可知，不攻击未列阵的敌人、不重复伤害伤员、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本是古代军礼的遗存。古代礼制不再施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的说法，谈论兵法的人说“兵不厌诈”，宋襄公独自奉行古礼，理所当然被世人视为迂腐。何休《公羊解诂》认为《左传》不认为宋襄公是对的，这是拘泥于后世诈力之见。《左传》记载此事，其善处在于阐明典礼、详述事实，而浅薄的人和武夫，只认为它善于谈论兵法，所以隗禧把《左传》称为“相斫书”（互相砍杀的书）。《左传》叙述子鱼的话，被诋毁宋襄公的人当作口实，却不知道《宋世家》也记载了子鱼“兵以胜为功”的话，而司马迁作赞语，必定褒扬宋襄公的礼让，因为《春秋》拨乱反正的宗旨，全在这里。当时战祸频繁，唯独宋襄公能阐明王道，贬斥诈力，所以《春秋》特意褒扬他，借此阐明以仁义行军的道理，作为后来用兵者的借鉴，如果能像宋襄公那样，那么战祸或许能稍减，百姓生命可以得到保全。春秋时期，宋国的华元、向戌都主张停止战争，后来墨翟、宋钘以禁止攻伐、停止战争为要务，似乎是听闻宋襄公仁义之风而兴起的。《左传》记载子罕的话来斥责向戌，似乎接近正道，但不能因此认为停止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虽然不能最终停止，但停止一天，就能缓解一天的祸患。何劭公关于火攻的言论多么令人痛心啊，他说：“征伐的道理，不过是用兵，服从就可以退兵，不服从就不能进军。火势猛烈，水势汹涌，即使想要服罪，也无法再禁止，所以痛恨其残暴而不仁。”现在的战事，专门崇尚火攻，其残暴而不仁，又比东周时代百倍严重。西方人近来讲究公法，召开停止战争会议，似乎符合墨子兼爱非攻的宗旨，如果能进而用《春秋》之义，阐明王道，贬斥诈力，战祸或许能稍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