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考卷一

译人作为纪事的标准，所以孔子曾说：我得到了夏代的历法。而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夏小正》一类的书，大概是取它历法的正确，以及政令的完善。

译鼐按：所谓“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周朝历法，以子月（十一月）作为春季的开始；这与夏朝历法不同，夏朝以寅月（正月）作为春季的开始。既然提到了“时”，那么月份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商朝历法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

《汉书·律厯志》记载：“商朝十二月乙丑日，朔旦冬至。”张氏以宁说：“冬至在十二月，如果把它当作夏正（夏朝历法）的十二月，是不可以的。这大概是商朝历法的十二月。”

鼐按：根据《前汉书》的记载，商朝自行将丑月改为正月。文中不说“日南至”而说“冬至”，这是后世的用语。

《后汉书·陈宠传》记载：“丑月阳气上通，大地以此为正月，殷商以此为春季。”

鼐按：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商朝自行将丑月改为孟春。

《伊训》记载：“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侯、甸等诸侯都在场，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的指挥。”《尚书序》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孔安国传注说：这是成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安顿灵柩并告祭祖先。孔颖达疏说：殷商崇尚质朴，超过一个月就改元，以表明世代不同，不一定要等到正月才作为岁首。朱氏鹤龄说：成汤去世而太甲即位，改元，这是古注的说法。蔡傅引用苏氏的说法，认为在君主去世当年就改元是乱世的做法，然而商人崇尚质朴，怎么见得一定没有这种情况呢？欧阳修说：君主即位称元年，是常事，古人并不认为这很重要。凡是记事，无论先后远近，没有不用年月一二来计数的，把“一”称为“元”，也没有特别的用意。吴渊颖也说：君王开始得到天下，听说要改正朔，没听说要改元。《伊训》称“元祀”，《春秋》书“元年”，只是史官记述的常规体例罢了，用来记载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君王把这当作重要的事情。根据这些说法，那么苏轼所说的话，就不必引用了。十二月，孔氏认为是商王历法的建丑月，这是正确的。

鼐按：根据注疏，从未把《伊训》中的十二月当作岁首。

《太甲中》记载：“三年十二月朔，伊尹穿着冕服奉持嗣王回到亳都。”孔安国传注：“成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到这里已经二十六个月，三年丧期结束。”张氏敷言说：“后世嗣王穿冕服，考察《顾命》，本来就有常规礼仪，何必等到正月才放归？放逐太甲到桐宫这件事又是臣子的大变，早上自我怨恨，晚上就应当复辟，尤其不需要等到正月。”蔡氏德晋说：“当时成汤去世到这里已经二十五月，应当举行祥祭，商人崇尚质朴，这个月丧事完毕，应当除服，所以就用冕服迎接他回来。况且明年四年正月朔，应当有朝见群臣等重大事务。桐宫在亳都之外，如果一定要等到正月朔才迎接回来，必定来不及，所以在年终的月初迎接回来，也是情理之中，并不是商朝以十二月为岁首。”

鼐按：根据注疏，从未把《太甲中》的十二月当作岁首。又按：胡氏传既错误地引用两个十二月，来证明他不改月的说法；赵东山又错误地驳斥《古文尚书》，来申明他改月的说法，两人都错了。按：《日知录》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是太甲的元年；十二月，是建子之月。大概成汤的去世，必定是在前年的十二月。殷商练祭后祔庙，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是将成汤祔入宗庙。先君祔庙，然后嗣子即位，所以成为君王，而伊尹才明确陈述烈祖的成德，来训诫君王。至于从桐宫回到亳都，以三年十二月为时间，只是恰逢其时，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取意。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孟子说伊尹放逐太甲到桐宫三年，如果按照顾氏的说法，那就已经是四年了。如果终丧而未除服，那么《太甲中》就不应该省略这段文字。大概是迷惑于苏氏的驳斥，而迁就他的说法来附和他罢了，并不是有什么依据。

周朝历法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

《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说：元年春，周历的正月。杜预注说：说“周”是为了区别夏、殷。《公羊传》何休注说：二月、三月都有王者，二月是殷历的正月，三月是夏历的正月。王氏守仁说：周朝如果不改月与时，《春秋》必定不会写“春王正月”。《春秋》写了“春王正月”，那么它改月与时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顾氏炎武说：《左传》“春王周正月”，这是古人解经的妙处，后人辨析了成百上千言而没有弄明白的，传注用一个字就讲清楚了。

鼐按：关于三代改时改月的说法，晋、唐以前的儒者没有异议。自从伊川先生发起端绪，胡氏依据它来解释《春秋》，蔡氏依据它来解释《尚书》。后来附和的人，家氏、〇翁、程氏、端学，尤其违背事理。《左传》解经，固然有出入，然而用周人的记载来记周历，有什么可疑误的？而家氏、程氏苦苦攻击，也可见他们的迷惑了。

三代改时的证据

《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发生日食。太史说：“现在的六月，相当于夏历的四月，这叫孟夏。”

鼐按：这是说周历的季夏，是夏历的孟夏。这是改时的明证。

三代改月的证据

《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说：“大火星出现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僖公五年》正月辛丑朔，日南至。《家语·辨物篇》季康子问孔子说：“现在的周历十二月，是夏历的十月。”

鼐按：这是改月的明证。

译冬天不能当作春天来辨析。

《后汉书·陈宠奏》说：“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开始萌动，所以十一月有兰草、射干、芸草、荔草等植物生长的应验。《时令》说：‘各种生物开始萌动，安定形体，上天把它作为正月，周朝把它作为春天。’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大地把它作为正月，殷朝把它作为春天。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生长出来，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类把它作为正月，夏朝把它作为春天。三种微小的阳气汇聚成显著的现象，用来贯通夏、商、周三代的正统。”

张氏以宁说：“从子、丑一直到戌、亥，月亮运行所遵循的规律，它在天上有着恒定的度数；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向，它在地下对应天象有着确定的分位。这是万古不变的。至于说始于春天而终于冬天，始于正月而终于十二月，在天上本来并没有预先存在这样的名称和数目，这也在于承受天命、变革事物的人顺从而命名、计数罢了。况且从‘春’的意义来说，春就是蠢，是说阳气蠢动而发动。子、丑、寅是三个月阳气增长的月份，所以夏、商、周三代轮流使用它们作为春天。不像建亥那样纯阴的月份，不可以作为春天。”

王氏守仁说：“阳气生于子，而极盛于己、午；阴气生于午，而极盛于亥。子，阳气产生而春天开始；到寅结束，而仍然是夏历的春天。阴气产生而秋天开始；到申结束，而仍然是夏历的秋天。从一阳复生，到极盛于六阳的乾卦，形成春夏；从一阴初生，到极盛于六阴的坤卦，形成秋冬。这是文王所推演，而周公所系辞阐述的。”

译鼐按：文王为乾卦所作的卦辞说：“元亨利贞。”元，在时令上是春季，在月份上是子月、丑月、寅月，在音律上是黄钟、大吕、大簇，在卦气上是复卦、临卦、泰卦。亨，在时令上是夏季，在月份上是卯月、辰月、巳月，在音律上是夹钟、姑洗、中吕，在卦气上是大壮卦、夬卦、乾卦。利，在时令上是秋季，在月份上是午月、未月、申月，在音律上是蕤宾、林钟、夷则，在卦气上是姤卦、遁卦、否卦。贞，在时令上是冬季，在月份上是酉月、戌月、亥月，在音律上是南吕、无射、应钟，在卦气上是观卦、剥卦、坤卦。这是文王所推演的，而周武王以此为基础来制定礼制。

商周的分至不系于时令

《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昼夜平分；仲夏之月，白昼最长；仲秋之月，昼夜平分；仲冬之月，白昼最短。”蔡德晋说：“子月一阳初生，周朝将其作为春季；午月一阴初生，周朝将其作为秋季，这在道理上没有不合之处。只是二分、二至以及夏历的正月，都将其与四季相联系，而商朝和周朝都不将其系于时令。《左传》在冬至时称‘日南至’，在春秋分时称‘日中’；《礼记》在夏至时称‘日长至’，在冬至时称‘日短至’，在二分之时称‘日夜分’。大概二至是因为太阳运行长短达到极点而得名，二分是因为昼夜适中而得名，原本与春夏或秋冬无关。”

鼐按：《月令》原本依据夏历，这里说二分二至，夏历都将其与四季相联系，这也是后世的说法。查家则堂说：“以子、丑、寅为春季，午、未、申为秋季，四季错乱，中气都紊乱了。如果建子月立春，那么建丑月能作为春分吗？如果建午月立秋，那么建未月能作为秋分吗？春秋分，原本是指昼夜相等，寒暑适中。现在将深冬盛夏作为春秋分，昼夜能均衡吗？寒暑能适中吗？”我回答说：“正因为不能作为春秋分，所以称为‘日夜分’。”

三正通于民俗

《夏书》中记载“怠弃三正”。马融说：建子、建丑、建寅，是三正。蔡注说：三正，是子、丑、寅的三正。怠慢废弃不用，是夏朝的正朔。由此可见三正交替建立，由来已久了。子、丑之正，在唐尧虞舜之前，应当已经存在。陈廷敬说：有扈氏不敬畏上天，不体恤百姓，所以虽然颁布了寅正，却兼言三正，是为了深深责备他。吕祖谦说：《豳诗》陈述先公的风化，并记载其言说：“唉，我的妻儿，说是要改换岁序，进入这屋室居住。”那么三正通用于民俗，由来尚早了。商、周只是特意举出并交替使用罢了。蔡德晋说：三正见于六经的，参差错杂不一。只有《春秋》纯粹使用周正，因为史官记事，应当使用王朝的正朔。《周礼》纯粹使用夏正，因为夏历符合天道，历代帝王所共同遵循，所以周朝敬授民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周礼》是正授时祭享的书籍，其正岁即正月，而凌人掌管冰政的政令，不应改为正。《论语》使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就是例证。《孟子》使用周正，“七八月旱则苗槁”，以及“徒杠舆梁成于十一月、十二月”就是例证。《周易》临卦彖辞“八月有凶”，使用的是周正。《说卦传》“兑正秋也”，则使用的是夏正。《尚书》中唐、虞、夏都使用夏正，商使用商正，周使用周正，而《甘誓》说“怠弃三正”，是夏朝同时使用三正。《盘庚》说“乃亦有秋”，是商朝兼用夏正。《金縢》说“秋大熟”，《君牙》说“夏暑雨，冬祁寒”，是周朝也兼用夏正。《诗经》都使用夏正，而《豳风》言民俗在夏商之交，却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月改岁”的话，这也是兼用周正。《左传》叙事使用周正，而僖公五年晋国卜偃以童谣推论虢国的灭亡，说在九月、十月之交，这也是使用夏正。《礼记》《月令》使用夏正，而季秋为来年受朔日，也使用周正。大概是因为制度近者在十二月颁朔，远者在十一月颁朔。《杂记》引用孟献子的话：“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也是使用周正。像这样参差错杂不一，为什么呢？九峯在《甘誓》的传中说：“三正交替建立，由来已久了。子、丑的建立，在唐尧虞舜之前，应当已经存在。”东莱在《豳风》的纪中说：“三正通用于民俗，由来尚早了。”这两种说法固然正确，但还有另一种说法。先王建立一代之法，对于前代的典章兼存不废，其焦蓟英六祝，陈杞宋的封国，都是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各自修习前代的礼物。至于朝野所奉行的，则是祭祀备齐六代的舞，养老具备三代的礼，士丧兼用三代的祝，鲁国使用四代的服。大概圣人以德化民，只希望将百姓纳入至善的境界，起初不必废弃禁绝前代的典章来伸张自己。所以三代时，自伏羲甲历以至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

译尧、舜的历法，完整保存且可以考证。观察秦朝政令中的坑儒焚书，曹操、司马懿战乱中的兵火，而杜预所见的十种历法，从黄帝、颛顼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尚且存在，那么此前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黄帝调历以建子为正月，伏羲、颛顼的历法以建寅为正月，至于神农、少昊等历法，如今虽然无法考证，应当也有以建丑为正月的。郑康成说尧的正月是建丑，舜的正月是建子，即使未必可信，然而唐虞之前已有三种正月的确立是无疑的。三种正月既然被历代交替使用，又被本朝同时保留，所以告诫臣民时一并提及而不认为杂乱，执笔的史官，临文撰写的学士，随意书写也不认为违背常理。这大概是六经中关于三种正月的说法参差错落、不统一的原因吧？顾炎武说：三种正月的名称见于《甘誓》，苏氏认为在舜以前必定有以建子、建丑为正月的，其渊源尚且久远。《微子之命》说：继承先王的统绪，修明其礼制，由此可知杞国使用夏正，宋国使用殷正，如果朝见天子或会同诸侯则使用周的正朔，而在本国则使用其先王的正朔。只有晋国作为姬姓之国却使用夏正，则无法解释。三种正月之所以不同，怀疑古代分封的各国各自有所承袭，所以公刘处于夏后氏时代，一之日、二之日已经使用建子来纪月，晋国使用建寅，大概也是承袭唐人的旧制吧？杜预《春秋后序》说：晋太康年间，汲县人发掘其境内的旧墓，得到古书，都是简编科斗文字，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是文侯、昭侯，直到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即鲁隐公元年正月，都使用夏正建寅之月作为岁首。如今考证《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文记在春季，而传文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文记在正月，而传文在上一年的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阳处父，经文记在春季，而传文在上一年的冬季；十五年，晋侯与秦伯战于韩，俘获晋侯，经文记在十一月壬戌，而传文则是九月壬戌，经文与传文的记载有的遵循夏正，有的遵循周正，所以交错互异如此。这与《史记》记载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乃是秋七月的错误正相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逃奔京师，而卜偃回答献公说是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用长历推算，是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这又是晋人使用夏正见于传文中的例子。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去世，杜氏注：“文公即位后才报告，不报告文公入国，而报告惠公去世，把上一年的事当作今年的事，新君入国之日反而成为旧君去世之年，不符合人情。”怀疑此经文是错简，应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文说：“九月晋惠公去世，晋国的九月，是周历的冬季。”隐公六年冬，宋人夺取长葛，传文作秋季。刘原父说：“《左氏》日月与经文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的文字，其使用三种正月参差不一，往往令人迷惑，所以经文所说的冬，传文称为秋。”考证宋国使用殷正，那么建酉之月，周历认为是冬，宋历认为是秋了。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见，传文作春季。刘原父说：“传文所依据的，是以夏正纪时的。”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文在九月，传文作七月。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季又夺取成周的禾苗。如果认为是周正，那么麦子和禾苗都尚未成熟。四年秋，诸侯的军队击败郑国的步兵，夺取其禾苗而返回，也在九月之前，这是夏正六月禾苗也尚未成熟。注云：“夺取者大概是芟除践踏的终结”，这是可疑的。按传文中杂取三种正月，多有错误，《左氏》虽然在隐公元年确立其例说：“春王周正月”，但间有失于改定的地方，文多事繁，固然是著书的君子所不能避免的。

译鼐按：这几条论述，足以破除纷繁复杂的疑惑。

秦朝以亥月为正月

顾炎武说：胡安国引用秦人以亥月为正月，却不改变时节和月份名称作为证据，这是不对的。《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颜师古说：“凡是这些月份的称呼，都是太初历法改正之后，记录历史的人追改的，并非当时的本来称呼。”把十月作为岁首，就称十月为正月，现在的真正正月，在当时称为四月罢了。其他情况都类似。《叔孙通传》记载诸侯群臣在十月朝见，颜师古说：“汉朝当时仍以十月为正月，所以举行岁首的朝见。”史官追记为十月。汉元年冬十月，五星汇聚在东井宿，这应当是建申之月。刘攽说：“查考历法，太白星、辰星离开太阳通常不过一两次，现在十月却跟随岁星在东井宿，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五星是在秦朝的十月汇聚于东井宿。秦朝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七月，太阳应当位于鹑尾宿，所以太白星、辰星才能跟随岁星。查考这些足以证明记录历史的文字，都是后来追改的，只有这一件事疏漏于追改，于是就把秦朝的十月当作汉朝的十月了。把七月误作十月，正足以作为秦人更改月份的证据，胡安国失察了。

鼐按：先前儒者主张改时节、改月份的说法，动不动就说这是秦朝独自为一代的制度，这完全不足以驳倒胡传的错误。商朝、周朝更改时节、月份，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了。从夏朝到秦朝，历经一千多年间，没有恢复夏朝时节的事情，而秦朝忽然远取夏朝的冬十月作为岁首吗？这无法解释。得到顾炎武的说法，才豁然明白秦朝建亥，并非没有更改时节和月份。真足以破除千年未决的疑惑了。

三正考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三正考卷二

工部主事吴鼐撰

邵公的错误

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捕获了麒麟。《公羊传》何休注说：“河阳冬天说狩猎，捕获麒麟春天说狩猎，大概是依据鲁国改变周朝的春天作为冬天，废除周朝的正朔而实行夏朝的时节。”赵汸说：“用实行夏朝时节来解释《春秋》，大概起始于此。然而何休固然以建子月为周朝的春天，只是怀疑春天不应当说狩猎，而胡乱编造说辞。”

鼐按：狩猎，是仲冬围守猎取物品的名称。周朝的孟春，就是夏朝的仲冬。说春天不应当说狩猎，为什么呢？经文说春天不说冬天，怎么能说是改变周朝的春天作为冬天呢？我不明白所改变的是什么春天？所废除的是什么正朔？所实行的是什么时节呢？

河南的错误

伊川经说曰：“周朝的正月不是春天，只是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朱熹说：“这是把‘春’字当作夫子所加的，但鲁国史书本来称为春秋，那么又似乎原本就有‘春’字。”赵汸说：“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这是胡安国夏时冠周月说法的来源。”

鼐按：程子的说法，认为周朝是改月份、不改时节。鲁国史书原本写“冬正月”、“冬二月”、“春三月”，而夫子改为“春正月”、“春二月”、“春三月”。如果这样，那么周朝本来以寅、卯、辰为春天，与夏朝时节相同；夫子反而以子、丑、寅为春天，与夏朝时节不同。一误于周朝不改时节，再误于孔子更改周朝时节，而后儒的纷繁复杂，从此开始了。

武夷的错误

胡传说：查考《左传》，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月为岁首，那么冬十一月就是。在周朝之前的，以丑月为正，其书开始即位说惟元祀十二月，就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的，以亥月为正，其书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就知道时节没有改变。建子月不是春天，也很明白了。那么用夏朝时节冠于周朝月份之上，为什么呢？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朝的时节；作《春秋》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见于行事验证的。有人说：不是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没有那个地位，而改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种说法。不说是“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吗”？用夏朝时节冠于月份，垂范后世；用周朝正朔纪事，表示没有那个地位，不敢擅自专断。这防微杜渐了。杨龟山回答胡康侯的信说：正朔必定出自天子，改正朔，恐怕圣人不为吧。如果说用夏朝时节冠于月份，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用夏朝时节来说，那么十月陨霜是正当其时，不足以成为灾异。周朝十月是夏朝的八月，如果用夏朝时节冠于月份，应当说秋十月【鼐按：说鲁国史书原文应当是秋十月】正朔如建子丑这样，使用夏朝时节的月份，不可以说是改正朔。赵汸说：根据胡安国所引商秦不改月份作为证据，是周朝也未尝改月份。根据夏时冠周月，是孔子开始改时节。又说仲尼没有那个地位而改正朔，那么正月也都是孔子所改，其错误最严重。大概是因为所见不明，而想要含糊两端，所以虽然主张周正，却又怀疑时节不可改；既然主张夏时，却也怀疑建子月不是春天，因此徒费心思，而进退无据。其错误在于兼取用夏从周，是想两可，而不知道道理实在不通。陈廷敬说：胡安国引用《左传》“王周正月”的说法来论述说：“周人以建子月为岁首，那么冬十一月就是。”这是明确以周朝正月的说法为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