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考卷二
冬十一月为周正月矣。而又曰：「前乎周者，书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则是前乎周者未尝改月，至周始改其岁首之月为正月也。夫殷不改月，而周始改月，考之经传，未有明文。胡氏之意，亦殆不谓然也。其意若以谓建子为嵗首耳，然明引左氏「王周正月」之文矣，而又断以为冬。十有一月者，不知胡氏之意，进退何所据乎？又曰：“后乎周者，时不易。”胡氏之意，非遂谓汉不易时，而周独易时也。其意不过谓周不易时，取汉以为证耳。故下文曰：“建子非春”，亦明矣。是胡氏不主改时之説也。其又曰：“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云者，是胡氏亦知周果改十一月为正月矣。特未便以为春，是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仍为夏正之冬也。孔子作《春秋》，取“春”之一字，加于周正月之上耳，是胡氏之意也。故下文又曰：“圣人语顔囘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騐。于是而胡氏之误，更有不可胜言者矣。夫周之月，建子之月也。建子非春，胡氏自言之矣。使周果不改时，而孔子作《春秋》，以建子非春之月，强取“春”之一字，加于其上，此乃天时所不受，牧儿芸叟所闻而怪笑者也。曽谓孔子而为之乎？“行夏之时”，子有是言矣。假使周而果不改时也，则建子之月，俨然冬也。冬则正夏之时也。夏之时曰冬，孔子书之曰春，是周本行夏之时，而孔子乃变夏之时矣。“行夏之时”者，果尝若是乎？假使孔子之于《春秋》，果寓行夏时之意，而周果不改时也，则建子之月，必将直书之曰冬，使后之人犹得有所考而正焉：“曰周之不改时如此也，以子月为正月如此也，其不若夏寅月之为正月如此也。”后之人由此考正而行夏之时焉，岂不甚明白矣乎？而顾冬而书春，“曰吾欲行夏之时”，宁有是理乎？又其论曰：“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假使孔子果以夏时冠月，则亦何难以夏正纪事？时可自专，月独不可自专乎？夫春夏秋冬之时，自正至十二之月，以为可改，则皆可改；以为不可改，则皆不可改也。今改夏之冬为春，曰将以垂法后世；不改周之子月为十一月，曰吾无其位，不敢自专。无其位而改冬为春，冬必不可为春也，不可为春者，而悍然命之为春，无其位者，又敢自专如此乎？且使后之人何所取法乎？而谓以此垂法后世者，其果何法之垂也？书云：「王省惟嵗，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言以岁月日之大小，别王及卿士师尹之尊卑也。今谓夫子改时，不改月，是敢于其大而不敢于其小也。圣人岂有是乎？至其谓夫子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夫正者，正月；朔者，月朔也。如胡氏説，则正月亦夫子所改矣。吾不知胡氏所谓正朔者，果何所指也？圣人之言语文章，皆具光明正大之心。其语顔子，则正告以为邦之事；其作《春秋》，则直书以鲁史之文，亦何至如后儒支离剥割之见，巧为新意于其间哉？「汤氏斌曰：如胡氏之说周改月不改时，是虽以子月为岁首，而四时之序犹夫夏也。以冬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时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为孟春，岂可谓行夏之时乎？不夏不周之间，孔子何以自处焉？春秋，天子之事，谓赏功讨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诸侯。非必变易四时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后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为垂法后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为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安在其为见诸行事之騐乎？」
译冬天十一月已经是周历的正月了。然而又说：“在周朝之前，记载为‘元祀十二月’，由此可知月份并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在周朝之前未曾更改月份，直到周朝才开始将岁首之月改为正月。殷商没有更改月份，而周朝开始更改月份，考察经传，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胡安国的意思，大概也不认为是这样吧。他的意思似乎是认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罢了，然而明明引用了《左传》中“王周正月”的文字，却又断定这是冬季的十一月，不知道胡安国的意思，进退之间依据的是什么？又说：“在周朝之后，时节没有改变。”胡安国的意思，并不是说汉朝没有改变时节，而唯独周朝改变了时节。他的意思不过是说周朝没有改变时节，拿汉朝作为证据罢了。所以下文说：“建子之月不是春天”，这也十分明白了。这说明胡安国并不主张更改时节的说法。他又说：“那么用夏朝的时节来冠于周朝的月份之上，是为什么呢？”这句话，说明胡安国也知道周朝确实将十一月改为了正月。只是不便于把它当作春天，认为周朝的正月，实际上是夏朝的十一月，仍然是夏正历法中的冬季。孔子作《春秋》，取“春”这个字，加在周朝正月之上罢了，这是胡安国的意思。所以下文又说：“圣人告诉颜回关于治理国家的事，就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作《春秋》来经纶世事，就说‘春王正月’。”这体现在实际行事中的验证。于是胡安国的错误，更有说不完的了。周朝的月份，是建子之月。建子之月不是春天，胡安国自己已经说了。假如周朝确实没有更改时节，而孔子作《春秋》，把建子这个不是春天的月份，强行取“春”这个字加在上面，这是天时不能接受的，牧童芸叟听到都会奇怪地发笑。难道孔子会这样做吗？“实行夏朝的历法”，孔子确实说过这话。假如周朝确实没有更改时节，那么建子之月，明明是冬季。冬季就是正确的夏朝历法。夏朝历法叫冬季，孔子却写成春季，这是周朝本来实行夏朝历法，而孔子却改变了夏朝历法。“实行夏朝历法”，果真曾经是这样吗？假如孔子在《春秋》中，确实寄托了实行夏朝历法的意思，而周朝确实没有更改时节，那么建子之月，必定会直接写成冬季，让后人还能有所考证并纠正说：“周朝不更改时节是这样的，以子月为正月的情况是这样的，它不如夏朝寅月为正月的情况是这样的。”后人由此考证纠正而实行夏朝历法，难道不是很明白吗？反而把冬季写成春季，说“我想实行夏朝历法”，哪有这种道理呢？又他的论断说：“用夏朝时节冠于月份之上，垂示法则给后世；用周朝正朔记载事件，表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独自专断。”假如孔子确实用夏朝时节冠于月份之上，那么又何必难以用夏朝正朔记载事件呢？时节可以独自专断，月份却不可以独自专断吗？春夏秋冬的时节，从正月到十二月的月份，认为可以更改，那么都可以更改；认为不可以更改，那么都不可以更改。现在把夏朝的冬季改为春季，说将要垂示法则给后世；不改变周朝的子月为十一月，说我没有那个位置，不敢独自专断。没有那个位置却把冬季改为春季，冬季绝对不能成为春季，不能成为春季的，却悍然命令它为春季，没有那个位置的人，又敢如此独自专断吗？而且让后人取法什么呢？说以此垂示法则给后世，究竟垂示的是什么法则呢？《尚书》说：“王考察的是年，卿士考察的是月，师尹考察的是日。”意思是根据年、月、日的大小，来区别王以及卿士、师尹的尊卑。现在说孔子更改时节，不更改月份，这是敢于在大处专断而不敢在小处专断。圣人哪有这种事呢？至于他说孔子有圣德，没有那个位置却改正朔，正，是正月；朔，是月朔。按照胡安国的说法，那么正月也是孔子所更改的。我不知道胡安国所说的正朔，究竟指什么。圣人的言语文章，都具备光明正大的心。他告诉颜回，就正告以治理国家的事；他作《春秋》，就直书鲁史的原文，又怎么会像后世儒者那样支离破碎、割裂经典，在其中巧立新意呢？汤斌说：“如果按照胡安国的说法，周朝更改月份不更改时节，这是虽然以子月为岁首，而四时的顺序仍然同夏朝一样。以冬季为春季，是从孔子开始的。用夏朝时节冠于周朝月份之上，并不是用来尊崇周朝。把仲冬当作孟春，怎么能说是实行夏朝历法呢？不夏不周之间，孔子如何自处？《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说的是赏功讨罪，以昭明天子的法度，使诸侯不敢违背天子，大夫不敢违背诸侯。并不是必须改变四时的顺序，更改本朝的正朔，然后才算是天子的事情。胡安国认为这是垂示法则给后世，我恐怕法则还未能垂示，却先犯了以下犯上的戒律了。况且这也是空话罢了，哪里体现在实际行事中的验证呢？”
鼐按：胡氏之説，同程子亦以周正本改月，不改时，冬正月，鲁史之旧文，春字乃夫子之特笔也。赵氏、陈氏之说曲尽其情，以子矛刺子盾，不必旁引博证以驳之也。
朱子曰：「如胡传之说，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差两月。圣人制作，不如是之纷更烦扰错乱无章也。」文定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汤氏玉翎曰：「胡氏谓春王正月，本周之十一月，而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夫周十一月而曰正月，是作史者之正月，乌在其为王正月也？曰王正月，而所纪者周十一月之事，乌在其为周正纪事也？所纪周十一月之事，而冠以春正月，是以夏时、夏月冠周事，乌在其为夏时冠周月也？」
鼐按：此驳胡氏之以周正为不改月、不改时，鲁史本书“冬十一月”，而夫子改为“春正月”也。或问：“驳胡传者，或驳其改月不改时，或驳其时月皆不改，不识胡氏之宗主何如也？”曰：“吾尝考诸他传矣。”桓八年春正月己夘烝，胡传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周改正，巡狩烝享，犹自夏焉。”然则司马中冬教大阅献禽以享烝，所谓自夏而鲁之烝祭在春正月，见《春秋》用周正纪鲁事也。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尝，胡传曰：“《春秋》纪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尝则不时也。”据此二传，则正月之烝为夏十一月，八月之尝为夏六月，是胡氏之明以周正为改月也。“春王正月”传谓左氏“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嵗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言周正月建子，即夏正之冬十有一月也，与此二传正相发明。然胡氏旣以周正为改月矣，又引“元祀十二月”而曰“月不易”，又谓“春秋天子之事故，孔子改周之正朔”，则乂似乎周正本不改月，而夫子改之也。故以鲁史本书“冬十一月”而夫子改为“春正月”之说，亦归胡氏。其实胡氏之宗防则不尔也。陈氏廷敬言之详矣。
九峯之误
书蔡注曰：「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葢朝觐防同，颁厯授时，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之数，则皆以寅为首也。惟十有三年春，汉孔氏以为建子之月，四时改易，犹为无艺。冬不可为春，寒不可为暖，不待辨而明也。」
鼐按：此主不改时月之说，辨已见前。
永嘉之误
陈氏傅良曰：「以夏时冠周月，鲁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毎正月书王，以存周正。葢尊周而罪鲁也。」李氏防曰：「以东迁之后，天子不协时月，侯国不奉正朔，故鲁改厯，即十一月为春。夫子因而书之，以罪鲁之俶扰天纪，其说无据。」汪氏克寛曰：「谓周虽改月数而不改夏时，《春秋》四时之序，皆鲁厯所更。然夫子之时，犹存告朔之饩羊，则鲁实承周之正朔，未尝改厯。后世所称鲁厯，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耳。」
鼐按：陈永嘉之说，谓周正建子，本改月不改时。鲁史亦建子，而时月皆改也。春秋则因旧史而不革，此葢惑于冬不可为春之说，而归其咎于鲁也。夏时冠周月之说，至此愈出愈竒矣。夫子行夏时之说，不识鲁史何以预知之？
四明之误
程氏端学曰：古者君丧嗣子，逾年始即位，改元必在所建之岁首。周王与诸侯即位，亦当在十有一月。何独《春秋》在建寅即位乎？及考《唐志》，《春秋》时晋、鲁、宋各自有厯法。当献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由是知《春秋》时鲁公不奉周王正朔，不于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故孔子因旧史而不革，直书之以见当时之僭乱。鼐按：程四明之说，谓周正建子，本时月皆不改。鲁史则建寅，而时月悉与周正异也。《春秋》则因旧史而不革，葢惑于胡氏。前乎周，后乎周，俱不改时月，而以孔子为改时王之正朔，又为诸家所排击，故迁就其辞而为此说也。四明辨周正，几至数千万言，而其宗防不过如此，亦见其陋矣。
泾野之误
吕氏柟曰：「
译鼐按：胡氏的说法，与程子相同，都认为周朝只改正月份，不改正四季；“冬正月”是鲁国史书的原文，“春”字则是孔子的特意笔法。赵氏、陈氏的说法详尽地阐明了其中的情理，用胡氏自己的矛去刺他自己的盾，不必旁征博引来驳斥他。
朱子说：“如果按照胡氏传注的说法，周朝也未曾改正月份，而孔子特意以夏历建寅之月为岁首，那么月份下面所记载的事情，却是周历建子月的事情。从此以后，月份与事情常常相差两个月。圣人制定礼法，不会像这样纷乱变更、烦扰错乱、没有章法。”文定公认为以夏历的四季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以周历来记载事情，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汤氏玉翎说：“胡氏认为‘春王正月’本是周朝的十一月，而孔子以夏历的四季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以周历来记载事情。周朝十一月却称为正月，这是作史者的正月，哪里体现它是‘王’的正月呢？称为‘王正月’，而所记载的是周朝十一月的事情，哪里体现它是用周历记载事情呢？所记载的是周朝十一月的事情，却冠以‘春正月’，这是用夏历的四季、夏历的月份冠于周朝的事情之上，哪里体现它是夏历的四季冠于周历的月份呢？”
鼐按：这是驳斥胡氏认为周历不改月份、不改四季，鲁国史书原本写“冬十一月”，而孔子改为“春正月”的说法。有人问：“驳斥胡氏传注的人，有的驳斥他改月份不改四季，有的驳斥他月份和四季都不改，不知道胡氏的主张究竟是怎样的？”回答说：“我曾经考证过其他的传注。”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夘举行烝祭，胡氏传注说：“夏历符合天道，历代帝王所共同遵循，商朝、周朝改正历法，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那么司马在仲冬教导大阅兵，献禽以举行烝祭，所谓沿用夏历，而鲁国的烝祭在春正月，可见《春秋》是用周历来记载鲁国事情的。十四年秋八月乙亥举行尝祭，胡氏传注说：“《春秋》记载事情使用周历，而以八月举行尝祭就不合时宜了。”根据这两条传注，那么正月的烝祭是夏历十一月，八月的尝祭是夏历六月，这是胡氏明确以周历为改正了月份的。“春王正月”的传注说左氏认为“王周正月”，周人把建子之月作为岁首，那就是冬十一月。说周历正月建子，就是夏历的冬十一月，这与上述两条传注正好相互印证。然而胡氏既然以周历为改正了月份，又引用“元祀十二月”而说“月份没有改变”，又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改正了周朝的正朔”，那么又似乎周历原本不改正月份，而是孔子改正了它。所以把鲁国史书原本写“冬十一月”而孔子改为“春正月”的说法，也归咎于胡氏。其实胡氏的主张并非如此。陈氏廷敬说得详细了。
九峯的错误
蔡氏注说：“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都以寅月起算。大概朝觐会同，颁布历法授定时令，则以正朔行事。至于记载月份的次序，都以寅为首。只有十三年春，汉代的孔氏认为是建子之月，四季改易，仍然没有法度。冬天不能成为春天，寒冷不能成为温暖，不待辩驳就明白了。”
鼐按：这是主张不改四季和月份的说法，辨析已见前文。
永嘉的错误
陈氏傅良说：“以夏历的四季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是鲁国史书的体例。孔子修订《春秋》，每个孟月书写四季，以显示鲁国史书；每个正月书写王，以保存周历。大概是尊崇周朝而谴责鲁国。”李氏防说：“认为东迁之后，天子不协调时令月份，诸侯国不奉行正朔，所以鲁国改历，把十一月当作春天。孔子因而记载下来，以谴责鲁国扰乱天纪，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汪氏克宽说：“认为周朝虽然改正月份但不改夏历的四季，《春秋》四季的次序，都是鲁历所更改的。然而孔子的时代，还保留着告朔的饩羊，那么鲁国实际上承袭了周朝的正朔，未曾改历。后世所称的鲁历，只是根据《春秋》逆推出来的罢了。”
鼐按：陈永嘉的说法，认为周历建子，原本改月份不改四季。鲁国史书也建子，而四季和月份都改了。《春秋》则沿袭旧史而不改革，这大概是迷惑于冬天不能成为春天的说法，而把罪责归于鲁国。以夏历四季冠于周历月份之上的说法，到这里越来越奇怪了。孔子实行夏历的说法，不知道鲁国史书怎么预先知道的？
四明的错误
程氏端学说：古代君主去世，嗣子过一年才即位，改元一定在所建之年的岁首。周王与诸侯即位，也应当在十一月。为什么唯独《春秋》在建寅之月即位呢？等到考证《唐志》，《春秋》时晋、鲁、宋各自有历法。在献公、惠公的时代，大概都使用夏历。由此知道《春秋》时鲁公不奉行周王的正朔，不在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所以孔子沿袭旧史而不改革，直接记载下来以显示当时的僭越混乱。鼐按：程四明的说法，认为周历建子，原本四季和月份都不改。鲁国史书则建寅，而四季和月份都与周历不同。《春秋》则沿袭旧史而不改革，大概是迷惑于胡氏。在周朝之前，在周朝之后，都不改四季和月份，而把孔子看作改正了当朝君王的正朔，又被各家所排斥攻击，所以迁就其言辞而提出这种说法。四明辨析周历，几乎到了数千万言，而他的主张不过如此，也可见其浅陋了。
泾野的错误
吕氏柟说：
春王正月者，即夏之春正月耳。周虽以冬十一月为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则断自春正月纪之，故曰行夏时也。旣以夏正纪事，则即位可书于此，以开后事也。」
译“春王正月”，就是夏历的春正月。周朝虽然以冬十一月作为正朔，但孔子修订《春秋》，却从春正月开始记载，所以说这是奉行夏历。既然已经用夏历来记事，那么即位之事就可以记载在这里，以便开启后续的事件。
鼐按：此以鲁史本从周正，冬十一月为嵗首，而孔子于每年截去子丑月，移在前一年，而以周之春正月为始也。周之春正月，即夏正建寅之月，周本以此为第三月，而夫子截去两月，以从夏正，故曰“行夏时”也。此葢惑于胡氏“前乎此，后乎此皆不改时月之说，而又不欲以一“春”字虚加于子月之上，故小变其法而为此说也。抑不思周旣以冬十一月为嵗首，则公即位亦当书于十一月，今乃以子月之即位者移于寅月，而又以本年之子月丑月移于前一年月，则愈移而愈前，事则愈移而愈后，殆所谓无稽之言也欤？“夏时冠周月”之说，至永嘉而怪斯极矣；“行夏时”之说，至泾野而怪斯极矣。
三正考卷二
译鼐按：这是认为鲁国史书原本遵循周历，以冬十一月为岁首，而孔子在每年截去子、丑两个月，移到前一年，而以周历的春正月作为岁首。周历的春正月，就是夏历建寅之月，周历原本把它作为第三个月，而孔子截去两个月，以遵循夏历，所以说“行夏时”。这大概是受胡氏“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不改时月”说法的迷惑，又不愿把一个“春”字虚加在子月之上，所以稍微改变其方法而提出这种说法。却不考虑周历既然以冬十一月为岁首，那么公即位也应当记载在十一月，现在却把在子月即位的记载移到寅月，而又把本年子月、丑月的记载移到前一年，那么越移越往前，事情却越移越往后，这恐怕就是所说的没有根据的话吧？“夏时冠周月”的说法，到永嘉学派时怪异到了极点；“行夏时”的说法，到泾野学派时怪异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