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四传质卷上

译然而，建子之月，是春气初萌之时；建寅之月，是春气显著之时。夏历记载其显著者，周历追溯其微萌者，那么周人自然以建子之月作为春季岁首，即四季之首。建子之月为何一定不是春季呢？春，意为萌动。一阳之气在地中发动，植物则生机滋养其根，动物则暖气熏蒸其蛰伏之物，这种萌动是蠢蠢然的样子。历经二阳、三阳，阳气舒展，所以到卯月之中，春气完全通达，从而授予夏。夏，意为盛大。卯月之后，没有蛰虫不苏醒，没有草木不繁荣，盛大而充实。到午月之中，逐渐趋向结实，从而授予秋。秋，意为收获。午月之后，没有单独生长而有继续成长，物质逐渐形成，到酉月之中，逐渐成熟登升，从而授予冬。冬，意为终结。酉月之后，阴气凝聚于上，万物无不衰老，而新生的气息尚未萌发，到子月之中，终结于是开始，从而授予春。只是在子、卯、午、酉四个月的中气，为二分二至的节气，气虽然相应但尚未旺盛，所以称为微。周历通达其微以观察天道的变化，夏历记载其显著以利于民用，各有其道，不容许依据夏历就断定建子之月不是春季。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时说：“实行夏历，以所恭敬授予百姓的是民用之时。”顺从人的显著者而不顺从天道的微萌者，大概是指有王者兴起，革命改制，而折衷三王之道以求公允。他自称说：“我遵从周礼。”那是尚未得到君位而遵循一王之道，未曾得到君位就贸然改制。用夏历之时，冠以周历之月，名实驳杂，而不安于为臣不违背君主的道义。圣人会这样做吗？查考《泰誓》记载春季在孟津举行大防，而说“星在天鼋”，用历法向上推算，是建子之月二十八日戊午，而书中说“春”，那么周人以建子为春正月，有明确的证据。所以朱熹说：“周有正月，有正岁。正月是建子，正岁是建寅。”胡氏以义理谈论经书，而在历法上未加考究，所以《日食传》采纳《谷梁传》“既朔晦日及晁日有亏伤之象”的说法，而不知道那是错误的。由此可以看出解释经书的不易。况且即使从义理来说，生于那个时代，反其道而行，用其实质，改其名称，那么将周朝的玉辂称为殷朝的木辂，将周朝的大武称为虞朝的箫韶，可以吗？春秋时期天子之事，也是奉行文武之法，来治理当时的诸侯大夫罢了，岂能更改名实来扰乱昭明时代的大法呢？

译春天，周历正月。

在“正”字前加上“王”字，《公羊传》说这是为了推崇大一统，即推崇周朝统御天下，推崇鲁国遵奉周王而统属于周。又说：“王者是指谁？是指文王。”说文王在殷朝末年受命称王，已经改正历法，行使天子的职权，这种说法违背常理，言辞迂腐。鲁国所奉行的正朔，是当时周王颁布的，在文王时代，还没有鲁国，鲁国凭什么奉行呢？文王当时还是殷朝的西伯，奉行殷朝的丑正历法。所以武王讨伐纣王，在建亥之月出兵，而历法家仍然称其为殷朝的十一月，即商朝祭祀未断绝的那一天。武王尚且不更改历法，何况文王？这里必定称“王”，是为了阐明大一统的大义。在东周时期，各国僭越作乱，有的不奉行周王的正朔，而且杞、宋两国修习先代的礼制，坚持使用自己的丑寅历法，所以对于鲁国奉行正朔这件事大加宣扬，以阐明大一统的意义。韩宣子所说的“周礼在鲁”，也是这个道理。

春天，周历正月。

对于父母所做的记载，如果不以正道去匡正他们，是为了成全父母；顺从他们，是为了保全自己。作为儿子，不应有私心，但有时急于保全自己而来不及匡正父母，害怕父母因此忘记自己，从而被怀疑为利己。那么，嫡庶、长幼、废立之事，就是庶子不敢侵犯嫡子，幼子不可越过长子的道理。然而，宗庙重臣可以坚守道义行事，朝廷大臣可以援引道义匡正，作为嫡长子的君主不能参与这些议论，对于君父行为的正邪，不敢妄加揣测。所以伯夷、泰伯决然离去而不犹豫，隐公顺从命令摄政即位，等待让位给桓公，还算是接近正道。而《谷梁传》认为这是成全父亲的恶行，那么难道希望隐公凭借年长占据君位就可以吗？说匡正父母的过失就能成全孝道吗？好啊，隐公还算是接近正道，但在道义上还不够完善。年长之后返回国家，怎么知道一定会返回呢？不能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果断行事，公子翚的请求留下了缝隙，被利用了。有人说，隐公也不过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怎么能期望他立刻做出伯夷、泰伯那样的高尚行为？孔子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罢了。”出于仁，就进入不仁，处于危险可疑的境地，犹豫不决，形势不能使他俯就臣下的位置，那么只有离去罢了。不能离去而又没有余地保全自己，舍弃伯夷、泰伯而选择像申生那样死去，尚且不能算作孝，何况在位十一年而没有疑虑呢？

嗣子年初即位，记载“即位”，大概是因为有告祭宗庙、临视百姓的礼仪。礼仪举行而史官不记载“即位”，那就是来不及修习这些常规礼仪罢了。隐公不记载“即位”，《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说法相同，认为是摄政。摄政的话，告祭宗庙，是告祭其摄政；诏令臣民，是诏令其摄政。因此告知王室，告知友邦，都说的是摄政。摄政就没有即位之事，不能兴起即位的文辞。如果说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那么子野死在襄公去世之后，昭公不能早早有所继承。昭公死在干侯，而季孙迎接宋国人来立君，更加无所受命，这难道只是隐公吗？又说向上不禀命于天子，那么平王时代，纲纪尚未完全败坏，而文公以后，周朝更加衰弱，诸侯更加专断，又向谁禀命呢？大概隐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庄公不记载，是因为不忍心于弑父逆母，心中不安，不敢修习常事。闵公不记载，是因为国家动乱而君主年幼，礼仪未备。僖公不记载，是因为从国外回来，仓促间拥立而来不及。定公戊辰即位的记载，季孙夸耀其废立之权，夸大其事，不合时宜地礼仪完备，都是根据事实记载其事，而顺逆得失就显现出来了。胡氏列举十二公不禀命不继承，专门责备四位君主，那么其余的又怎么解释呢？

郑伯在鄢地战胜共叔段。

“克”这个字，在经文中不再出现。《左传》说“驱逐他”，《公羊传》《谷梁传》说“杀死他”。共叔段不再出现而逃往卫国，只是共叔段的儿子滑，卫国人夺取了廪延，让共叔段逃往卫国。那么卫国将让他居住在廪延，不只是滑了。由此可知两传所说的“杀”是对的。“克”是力量战胜的言辞，而有艰难之意。《谷梁传》说“缓追逸贼，是亲亲之道，如果真的缓追”。共叔段尚且固守鄢地而不投降，他会轻易逃脱吗？即使逃脱了，共叔段已死，而滑仍然挟持卫国来内犯。共叔段得以逃脱，郑国能一天安宁吗？范中行氏践踏晋国，几十年不停息。何况共叔段有国君的母亲的援助呢？大概到了这时，寤生对待共叔段的方法，没有一个是可行的。周公不缓追管叔、蔡叔，而王室安宁；唐太宗不缓追建成、元吉，而顺利继位。判定周公不缓追，是因为他们是年幼无知，所以不损害他的仁德；唐太宗不缓追，是因为他自己得天下，而天理败坏。总之，没有缓追而能保全恩义以远离祸害的，缓追而祸患延及自己，不缓追而恩义断绝于一朝。所以说：“寤生对待共叔段，到了这时没有一个是可行的。”假如寤生想对共叔段保全恩义而不危害国家，从而保全仁德，很难。然而并不难。王猛对待晁错，鲁隐公对待轨，晋申生对待奚齐，逃避离去，而恩义保全，父亲的意志也得以实现。国家，是父亲的国家。共叔段以年少凌驾年长而将要继位，是母亲的意志。国家不是母亲所能控制的。那么孤竹、勾吴的事，寤生不能学习。而共叔段因为倚仗宠爱、多才而受到逼迫离去，不是以义争辩，不是仁德。所以

译说这是困难的。唐太宗与他的兄弟们，权势不相上下，而唐高祖还在世，太宗无法自行其是，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办法，于是被迫采取了诱杀兄弟的计策。郑庄公（寤生）已经确立了君位。姜氏虽然对立共叔段为君仍存私情，也不过像窦太后对待梁王那样罢了。妇人的情感，当她们没有受到惩戒时就会妄为，无法制止；一旦稍加惩戒，她们反而会以侥幸免于祸害而感到高兴。所以狱讼的文书一经烧毁，窦太后便安心进食。姜氏虽然强悍，但走出隧道后与庄公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这就显示出她的情感是容易满足的。郑庄公已经确立了君位，而国家的执政大臣祭仲、子封都是他的同僚重臣，秉持公正的意见来申明对共叔段的惩罚。郑庄公顺从母亲的心意来宽恕共叔段的罪行，共叔段免于被杀，而姜氏的心也就安定了。这与唐高祖尚在、权力不掌握在太宗手中的情况不同。所以说这是容易的。对于郑庄公，难道要责备他离开国家来让位给共叔段吗？况且又何必这样做呢？郑庄公怨恨姜氏对自己的恶意太深，她的毒害旨在残害自己的弟弟以遂其心愿。对于母亲，郑庄公那种违背天伦亲情的说法，确实是恰当的。郑庄公无法掩饰自己的过错。在追捕逃亡的贼人时放缓步伐，如果在事情已经败坏之后才去补救过错，确实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译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夫人子氏去世。尹氏去世。研读《春秋》真是艰难啊！凭借什么才能知晓数千年前的事呢？如果没有传注，就没有渡河的桥梁。然而传注本身也不确定，不仅仅是细微的言辞分析相差毫厘，重大的义理区分如同秦越两地般遥远。地点必定有确定的所在，人物必定有确定的名字，时间必定有确定的期限，尤其确定而不能混乱的，莫过于人物。然而三传关于仲子的说法，有的说是惠公的母亲，有的说是惠公的妾室。关于夫人子氏，有的说是隐公的母亲，有的说是隐公的妻子。关于尹氏，有的说是君氏，即隐公的母亲声子；有的说是周朝的世卿。相信《左传》以证明仲子是惠公的妾室，那么它把君氏当作隐公的妻子，就不可信了。相信《公羊传》以证明仲子是桓公的母亲，那么《公羊传》把子氏当作声子，就不可信了。相信《谷梁传》以证明子氏是隐公的妻子，那么它把仲子当作惠公的母亲，就不可信了。人物不同，礼仪就不同，他们生前行事和死后安宁的道理，不可能相同。虽然如此，从最终的结果来观察开始的情况，那么仲子是惠公的妾室、桓公的母亲，这是可信的。通过考察仲子的宫室可以知道这一点；子氏是隐公的妻子，这也是可信的。通过国君在世而不记载葬礼可以知道这一点；尹氏是周朝的世卿，这也是可信的。通过“君氏”不成文义可以知道这一点。有人问：尹氏，是合其家族的祖孙而称呼，去世的只有一个人，为什么称氏？回答说：尹氏不只一次被称呼，而这次去世的人统称氏，就像宿国不只有一位国君，而去世的人统称男爵。有人问：是因为没有以名字通报死讯吗？《春秋》用词不同，三传的作者因为所传承的不同而不能增减。尹氏、宿男不称名字，可能是旧史遗漏了，也未可知。

宋公和去世。

这是遵循殷代传弟的制度。宋国修习先代的制度，守持旧法。宣公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穆公，这也是采用殷代的制度。然而殷代传弟，是按次序相继，最终确立嫡长初嗣的儿子。太甲继承外丙、仲壬，是成汤确定的法度。到了后世，则有传给弟弟而弟弟传给儿子的，不再回归嫡长初嗣的儿子的情况。武丁之所以丰厚地祭祀父亲，而成汤的法度就混乱了。既然两端都可以，只凭心意和便利而为之，那么贪婪愤怒交织而生，争夺混乱就兴起了。那么殷道不如周道是明确的。何况与夷猜忌，冯嫉妒，两位国君不能使他们的儿子像朱、均那样安然处于在位，而想要一时的仁让之名，他们能得到吗？所以《公羊传》说：“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这不是过分责备他。侯爵在周服却不遵当时天王的制度，德行不是尧舜所授予的，不是舜禹却想希求互相让贤的美名。大臣不是伊尹，换世且相互奉承冯，而把大位置于可推移的状态。宣公岂不是祸患的根本吗？祸患必定在这里萌生。《左传》说：“宣公可以说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以义享用天命。”唉！冯正怒目而视，郑正挟持人质以逞志，督与群臣正怀刃等待时机，却说“他的儿子享用天命吗”？宣公尚且不是为了安定与夷而立和，未害为仁的愚昧。像《左传》那样，逆计他的儿子享用天命而认为义，那么兄弟之间挟市井之心以求售，以祖宗的宗社行其欲取姑与之术，以徼名实之两获。小人喻利而徒劳终蹈于害，尚何义之云？怎么知道宣公不是为了与夷最终享用而立和呢？回答说：宣公想要授予与夷，那么授予他就罢了，何用此迂曲的小智呢？如果宋祖授予光义，冀以传光美而及德昭，那么杜后妇人的鄙私，胁迫太祖以盟之，不是太祖乐意做的。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事情有不相蒙的，罪过有不相及的。事情本无关于重轻，则因彼而蒙此；罪过本未及于大恶，则与于人之罪而分及之。事情本诸己，而罪不容于赦，乃舍之而旁及焉，则本罪蔽矣。州吁请求宋国伐郑，是乘着郑人纳冯的衅隙，以引诱宋国。州吁弑君而欲固其位，罪不可赦，则不得以罪冯之恶分罪于宋。宋殇公忘记穆公的恩德，忌冯而逞志于郑，逆天安忍，罪亦不容赦，则抑不得以党贼之恶分罪于卫。这一役，宋殇公的惨，州吁的诡，直书而并著，无所畸重，无所畸轻。以宋主兵者，当日之首先戎行；以向卫者，固以纳冯争国为名，问郑罪而加之兵，非宋主之，其可以卫主之乎？州吁定位之志，隐宋殇忌冯之事，张蔑先君之恩，以戕天伦，罪重而不可以党恶蒙者也。故诛周兴、来俊臣之惨杀无辜，不更责以事女主；论朱清、张瑄之驱人填海，不更责其谄元君。两罪俱，则从其重，舍其轻。胡氏之说，殆释本而徇末矣。

隐公在棠地观鱼。

隐公摄位十一年，无宫室台榭之役，无盘游淫猎之娱。其观鱼也，察水衡之获，而与民争利也。故三传有同辞，而胡氏曰：“轻弃国政，远事逸游，兖南之壤，涓涓之泉，易涸之渊，岂其千云、张巨鳞雪曝之观哉？”而公亦何乐乎此也？北方

译拥有鱼，仅仅是罢了；稍微有一些，人们就珍视它，因此这种利益就存在了。然而这种利益很微薄。所以臧孙说：“不足以用来商议大事，准备器物。”《公羊传》说：“价值百金的鱼，是鲁公张网捕来的。”《谷梁传》说：“鱼是地位低下的人所做的事，是有司所监察的。”鲁公作为国君，所关注的细节太细微了。有谗言却看不见，有贼人却不知道，却勤勉地察究秋毫那样的微小利益。唉！这是连竹篮豆器里的脸色变化都能看到的鄙陋之人。虽然贪图孝顺友爱的名声，能够舍弃自己的位置让给弟弟，慷慨决绝地符合胡广的志向。精力全部耗费在喂猪上，皮衣还没有置办，蒍氏的刀斧已经逼近，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安逸游乐而忘记国家政事，那么还可以期望他像脱掉鞋子一样抛弃千乘之国的地位来避免祸患。

译起初，献舞只用六佾。

公与侯的礼乐制度不同，其他经典中没有记载，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诸侯中的公用六佾，侯用四佾，鲁国作为侯爵却用六佾，是讥讽其僭越礼乐。这还不能辨别其是非，且旁征博引的礼制也有可疑之处。同为五等诸侯，都是侯爵，而《周礼》规定公的礼服是衮冕，侯的礼服是鷩冕，那么侯比公低一等，《公羊》《谷梁》的说法似乎是对的。然而《公羊传》说：“先王的后裔称为公，那么宋国修习天子的事，坚守纯粹，使用天子的礼乐，用于郊祭和禘祭。”所以知道防地见到舞旌而惊骇，因为那是天子的音乐，那么三恪的舞蹈应当用八佾，不仅仅是六佾了。《左传》采纳众仲的说法，而胡安国认为别宫降等用六佾，大概是这样吧？身处千载之后，议论千载之前的史事，很难；议论千载之前的典礼，尤其难。《谷梁传》早就自己怀疑，并存留了尸子的说法，认为天子和诸侯都用八佾，不能自安，兼采异说而不能折衷，后人将依据什么呢？不得已，那么“降等以两”的说法还不失准确吗？《谷梁传》的作者，尤其只是搜集见闻而未下定论。如果把仲子当作惠公的母亲，就使得隐公摄政、桓公弑君的实情，漫无证据，这也是他不审慎的缘故。搜集见闻来解说经典，有所通达，必有所遮蔽，不曲折畅达、旁通以求，怎能不诬妄呢？

无骇去世，挟去世。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世事屡变，文辞也屡易，四家传注各自成说，而以义理判断，则胡安国的说法精当，而《公羊》《谷梁》尤其正统。以事实质证，则《左传》有所征引，是可信的。无骇和挟以名相称，胡安国说：“没有赐给族氏。”春秋初期，尚接近古制，也接近事实。而《左传》记载羽父请求赐族，公命令以字为展氏，那么也不是没有赐族。赐族与赐氏，是有区别的。像季孙、叔孙、仲孙、仲婴齐、叔弓都是赐氏，赐给氏，让他们世代为卿。隐公时代，公子彄称臧氏，到臧孙纥之后才剥夺他的卿位，那么有族而不能为氏了。无骇的后代是展氏，凭借柳下惠的贤能，最终只任小官，不是三家臧、仲、叔氏那样的世卿。大概春秋之初，赐氏的仅有少数，所以公子益师、公子彄都能以公子相称，而无骇、挟、柔、溺都不能以氏世代为官。《公羊》《谷梁》都说：“隐公不封爵大夫，未成为真正的君主。”那么桓公有柔，庄公有溺，难道也是桓公不封爵大夫吗？鲁国有世卿，从臧氏开始，而无骇、挟、柔、溺尚且身为卿而不能世袭，所以说胡安国的说法接近事实。僖公以后，没有不赐氏的，不是不赐族。公子的儿子称公，而三家与公并立，即使亲近即使贤能，也不能赐氏，而世道的变迁也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辛未日，攻取郜国；辛巳日，攻取防地。鲁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郑庄公的狡猾，战胜共叔段则养成其恶名，讨伐宋国则假借王命，攻取戴国则乘敌之弊，射中周王则慰问其左右。当时不能攻击他的瑕疵，后世或许还能体谅他的情由，算计无遗而邪恶滋长更甚了。他尤其狡猾而不易窥测的，是同鲁国讨伐宋国而将郜、防二邑归还给鲁国。攻入郜国的是郑国，却归还给鲁国；攻入防地的是郑国，也归还给鲁国。这使得鲁国不认为他轻率逐利而善于谦让，不能做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的阴谋，郑庄公一并使用了，确实如此。郜、防是小邑，户口土地，对于一国的都城来说不过百分之一二。郑庄公处心积虑、垂涎欲滴想要的，是许国。预料独自力量不能必胜，担心连兵作战或许会分功，于是勤勉攻取以拔除城邑，拱手而授予鲁国。鲁国感到惭愧，感激而心折了。况且鲁隐公，地位未安而恐怕人不认为他是君主，斤斤计较于一鱼而只怀惠政。不论他是否知道日后郑国会兼并许国，即使知道而情意已融洽，志向已满足，且怀挟以居实利，又哪有空闲考虑其他计策呢。郑庄公于是左提右挈，逼迫许国而灭亡它。鲁国虽然想不低头顺从郑国，但这岂是人情所能做到的呢？叔詹、臣获，守护他们的土地，安抚他们的人，视二邑的区区利益相差百倍，而鲁国终究没有完全醒悟郜、防是诱饵。唉，郑庄公的狡猾，竟至于此！曹操让还三县，师法此智。智而狡猾，没有不被天夺去的。郑国最终没有得到许国，而只是让鲁国接受郜、防的归还，天不可欺。曹操不到三世而司马氏夺取其权，难道有差错吗？《左传》对于是非，以迹相取人，而其失误在于奖赏虚伪的奸诈。说：“不贪图其土地，以劳王爵，是正体的表现。”又说：“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可谓知礼了。”那么曹操的让还也是正而有礼吗？狡猾者欺骗后世而或许受其欺，郑庄公的狡猾加于曹操之上了。

桓公

元年

文章制度的兴起，都是积渐而成的。创作者称为圣，圣的称呼有二：一是行为造其极，二是通明。如果通于天下后世，而使民明白，也可以称为一端的圣。能创作而通于事，明于理，就可以称为圣，不必是道隆德盛的圣人而后创作。孔子无所创作，而确为圣。如果能创作，不必造圣之极，而可许之以创作，那么汉武帝的

译用年号来纪年，就是这样。天下如此广大，各种事务如此繁杂，人情真伪日益滋生，文书契约日益深奥复杂，如果不设年号来纪年，那么就会把新的指认为旧的，把过去的假托为现在的，上自诏令，下至百姓，就连一尺布、一斗米的借据，也会互相混乱，让奸人得以施展奸计，这难道不可能吗？如果以先帝的谥号、当今天子的尊称来区分，那么市籍、狱簿等俗务就要用至尊的称谓来冠名，这种不合规矩、不合礼制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如果从禹、汤、文、武之后开始，必定要效法汉武帝的做法作为法则，而胡安国说：“必定要以《春秋》的编年法作为法则”，这是什么法则呢？美好的名号是有穷尽的，胡安国已经担忧这一点。用数字依次相承，难道就没有穷尽吗？汉朝的冲帝、质帝，唐朝的顺宗，明朝洪熙年间，国运不幸而短暂，称“元年”的，将依据什么来正名呢？况且《春秋》的编年法，是诸侯国的纪年法。周朝的诸侯有千八百国，他们不可能各自建立年号来纪年，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的辞命是根据事件来纪年，比如传文中说“防在沙随的那一年”，也是因为年份不可确指，不得已而征引事件。诸侯国分裂而年份混乱，又怎么足以作为天下一统的法则呢？古代质朴而民伪不深，圣人考虑不到这一点，留待后人。所以说：“百世之后等待圣人”，必定有等待的时候。圣人不出世，如果有创制的人，圣人也不会违背他，这也是创制者的圣人。汉武帝骄奢，不能掩盖他这一件事的通达明智，而胡安国为什么要讥讽他呢？

译庄公即位。

邪恶没有比意图更严重的了，意图是指那些不可顺从的。所以《春秋》的法则，有通过诛责意图来区别于文字记载的情况。从来没有因为顺从意图而撰写文字来歪曲法度的。意图在细微处萌动，滔天的罪恶便随之产生。圣人严格运用笔削来挫败其意图，以此来堵塞动乱的根源，遏制人心中横流的邪念。后来写史的人，奉《春秋》作为准则，所以王莽篡位而不让他以新朝取代汉朝，武曌僭越而不让她以周朝隔断唐朝，乃至蜀汉已经分裂而不纠正曹丕在繁阳的帝号，刘石、索头、慕容登上帝位而不给予正统的文字记载，认为这是《春秋》的遗意。然而桓公篡位而立，《春秋》却记载了即位的文字。胡安国说：“如果顺从他的意图，那是乱臣贼子的意图，难道可以顺从吗？”隐公去世而不记载地点，三年之后，春季不书写王字，与桓公结盟的坏人必定被贬斥，这些都不是桓公的意图。如果顺从他的意图，是想让他羞愧吗？汉文帝用金钱让张武羞愧，张武的恶行小，而且本来就知道羞愧。君子尚且认为这有失君主的体统，《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却巧妙地撰写顺从意图的文字，像揭短又像戏弄，在内心和行迹上与乱贼相互比照吗？记载即位，是因为桓公举行了告祭宗庙、临见群臣的礼仪，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来记录，篡位与否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辞令，而在其他事情上着意使用即位的文字，哪里容得下私心呢？胡安国的说法是巧辩且诬蔑的。

以及大夫孔父。

孔父，谷梁传认为是字，胡安国依据程颐的说法认为是名。孔父名嘉，在传文中记载得很清楚。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所以他的族人逃奔到鲁国的称为孔氏。而“父”是字的通称。嘉有孔的意思，就像郑国的公孙嘉字子孔一样。谷梁传说：“有人说这是为祖先避讳”，这种说法更为合理。刘敞说：“在前面称其君的名，不能在后面称其臣的字。”这是孔夫子的言辞，不是宋国的史书。孔氏离开宋国三代以后，爵位俸禄不再由宋国朝廷任命，那么君臣的道义就断绝了。《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而由孔子修订，那么为祖先避讳的道义就可以伸张了。有人说：“临文不讳，不是指这个。”臧孙纥不因为父亲的讳而更改，这才叫临文。这里只是直接记载孔父的事情，怎么忍心直呼其名，把他等同于仇氏的牧、荀氏的息呢？孝子仁人的行事，在此处取法，是可以的。

滕子来朝。

公正合理的法则，必定有所止境；惩罚不波及后代。这是《舜典》中明确的训诫，非常显著。父子兄弟，不要相互连累。何况上及祖先，下及累世的子孙，为什么要无穷无尽地蔓延？越国僭越称王，从勾践开始。贬斥勾践罢了。上不及允常，所以伐吴的战役中，越国称人而不以王号相称。弑父与弑君，是亲身犯下的大恶。赵盾弑君而不连累赵武，蔡般弑君而不连累蔡有。亲身犯下大恶的人都这样，何况同恶者呢？整个春秋时期，降等称子，已经是极重的刑罚了。圣人不这样做，是必然的。谷梁氏说：“这是贬斥之道。所谓贬斥之道，是用对待子的礼节接待诸侯，简化牺牲、玉帛、兵赋的数量，来侍奉大国，而自我废弃祖先的侯爵封号。”唉！由此可以观察时势的变化了。名号，是人们非常看重的；尊贵，是人们想要得到的；世代守护的荣耀，是子孙不忍心忘记的。铲除这三者，不是人们所能安心的。人必定有这种情感。滕国介于齐、宋、鲁、卫之间，君主不能自强，臣子不体谅国家，百姓不堪重负，疲于往来的交际，而自我废弃等同于小国。所以在隐公末年，薛国以庶姓而敢于争长，鲁国以侯国而敢于旅见，他们早就认为滕国不足以称为侯了。诸侯不认为他是侯，滕国也隐忍而自处于非侯的地位。从叔绣以来，世代守护的荣名，一旦剥夺，而俯首甘受。滕国难道是不得已吗？以前不振作而日益贫弱，到了这一步就无可奈何了。滕国的苟且偷安，不是一天两天了。姬姓兄弟之国，没有相互怜悯，坐视其疲敝而流于卑贱。列国的不仁，没有谁能相互挂念。后来，宗周降等称君，向强秦奉职贡，而三代封建的典章于是破裂，难道与此不同吗？《春秋》顺着他称子而称他为子，欺凌别人和被别人欺凌者的失道，都显现出来了。薛、杞降等称伯，也是这个道理。弱者日益走向衰弱，趋向灭亡，而强者称王了。所以说：可以观察世变。

庄公与戎在唐结盟。冬天，庄公从唐回来。

圣人诛罚奖赏的大法，也是人的同情心，事情公正合理罢了。刘渊篡位，而消灭姚泓、消灭慕容超，天下后世不能埋没他的功劳。拓跋佛狸兴兵南侵，以讨伐萧鸾的篡弑为名，而天下后世不认为这是南齐的幸运。天下的形势，祸福的深浅，人心的好恶，即使是圣人也没有违背的。而被激愤所驱使而出手的人。乱臣贼子没有立即受刑，早晚伸长脖子希望侥幸得当，圣人本来也有这种心情。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外有四邻的诸侯，内有举国的臣子，本来希望他们能伸张大义。然而最终没有人能伸张，于是圣人用笔削行使天子的事，把问罪的责任引到自己身上，而知罪不推辞。哪有指望戎人来希望他放下干戈于玉帛之间，从而蔑视我们的宗邦呢？戎人成为鲁国的祸患，很久了。幸好他们没有名分而不足以逞强。

译罢了。假如假借讨伐贼寇的名义，俘虏他们的国君并杀掉他，凭借这种手段进入鲁国，那么周公伯禽的祭祀，几乎就要断绝了。楚庄王将这种做法施加于夏征舒，而《春秋》不忍心说它灭亡了楚国；围将这种做法施加于蔡般，而《春秋》判定他诱杀的罪恶，确实是害怕一旦放纵就再也无法收回了。向戎人作揖并依据大义推进，寄托希望并侥幸期待。不顾宗国的倾覆危险，这与因一时的愤怒而不考虑困难的人，相差能有多少呢？以君父的仇敌为名义，而重大的法度却从自己这里毁坏，像这样灾祸必定会降临自身。胡氏的说法错了。那么为什么记载“至”字呢？因为危险。隐公在唐地结盟不危险，而这里危险，是因为戎人的情势不可依赖。一会儿可以顺从，一会儿可以违逆。当它违逆而危险时，就记载“至”，义理只到此为止罢了。

译宰渠伯纠

胡氏说：“宰是冡宰，渠是氏，伯是爵。这里的宰作为冡宰，并非指宰夫、内宰。纠与咺、周公都称为宰，没有区别，那么他是冡宰无疑。《公羊传》说是下大夫是不对的，伯作为爵位是对的。把渠系在伯之上，那么渠是纠的封邑，所谓‘寰内诸侯’而称渠氏，是不对的。把渠系在伯之下，与周朝的公、刘、单之子同为国邑，不与武、尹、仍之称氏而无爵位的人相同，那么渠是伯国无疑。”《左传》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何休说：“伯是王敬老的辞令，都不书名的缘故，而为之解说罢了。”那么胡氏关于诸侯妾礼的赗赠，弑君贼人的贬斥，而在义理上称名是恰当的，而众疑可以释然了。同一个纠，而《左传》认为是人之子弟，何休认为是国之老臣。认为是老臣则老了，认为是子弟则又年轻了，这是猜谜者的游词。奉命出使诸侯，不是人子侍奉双亲的时候，哪里还有父亲面前称名的礼节？不是天子上庠的教养、乞言执酳的事情，又哪里容许在出疆的使者身上施加敬意呢？穿凿附会以求实，必然拘泥而不能通达。

甲戌己丑

《左传》说：“这时陈国发生动乱，国人分散，所以两次报丧。”《公羊传》说：“是防止（意外），甲戌那天丢失，己丑那天找到。”《谷梁传》也说：“甲戌出，己丑得。”说法不同，但又有可以通达之处。国人虽然两次报丧，报丧到达鲁国的日子不同罢了，并非一定所报丧的日子不同。那么一定是他死的日子不确定，而报丧的人各自以所知道的不同。陈侯虽然防止（意外），但以国君的尊贵，因狂疾而出走，必有跟随他而追踪他所去的人，而且在国中，不是在野外。市朝廛肆之间，何至于君主死在那里而不知道？大概只有陈侯有防止（意外）的狂疾，所以陈佗趁机作乱。国家已经动乱，国君惊悸狂走，跟随他的人死亡分散，而找不到他的死所。《左传》也说：“国君生病而乱作，那么他的出走是因为乱，而乱的发生是因为疾。”因为分散而找不到他的死日，找不到他的死日而报丧的人说法不同。贯通三传而条理就明白了。蔡人杀陈佗，与楚杀夏徵舒的辞令相同，那么佗作为乱贼可知。《公羊》《谷梁》知道陈侯出走而死，而不知道是因为佗的乱才出走。有人说“外淫”，有人说“争禽”，那么是不对的。陈桓公去世，厉公跃立，第二年而佗被蔡人杀。大概佗不被国家容纳而出奔蔡国，蔡人杀了他。或者已经出奔到蔡国，因为他的淫乱与打猎而杀他，未可知也。

实来

隐公、桓公的记载，其为阙文也多了。实来，大概是阙文。来者作为州公，可疑。他的来，是来朝见，是路过我国，则未可知。以外相如不书，例之则可。说来者是州公，而《公羊传》说：“是人来也，于文为不顺。”胡氏说：“实者州公名，则没其爵，而独举其名，亦春秋所未有。”都是所谓求为之说而凿者也。谷、邓来朝，名之，而《公羊》《谷梁》说：“失国。”邾子来朝，不名，而亦说：“失国。”那么经无阙譌，而传强为记，愈凿矣。信传不如信经也。

焚咸丘

杜氏预以咸丘为鲁地，焚者焚林而田，胡氏从之。《左传》无传，而杜氏决言之。与三传谓为邾邑而火攻之者异。大概杜之解经，考历以定日，考地以定事，为密而〇以钜野之有咸亭，而在鲁封内，故知二传之非是嵗也。与狩郎之嵗皆阙秋冬，阙文耳。故三传皆阙而不论，胡氏独谓以逺人朝桓，党贼逸讨，与天王之聘桓为大乱而削之。党恶者人之罪也，于天道奚累哉？春秋天子之事，则治天下之诸侯一也，非独以治鲁也。且于鲁有宗国之道焉，则容有寛解之微辞焉。桓、宣与闻乎弑而没，不书弑，不使与赵盾、公子归生同其不可掩之罪，臣子辞也。胡氏终桓之世，极致其诛讨之词，累乎诸侯，累乎天子，而且上累乎天。夫翚弑而桓立，亦与督弑而冯立，剽弑而衎归，均尔，未至如齐无知、楚商臣、蔡般之恶，自己作而夺之也。然三凶之逆，且不以上累乎天，而况桓乎？去天之秋冬，以极致其讨桓之辞，所谓已甚也。仲尼不为也。

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春秋就事立法，未有舍此事之曲直而追既往以咎之者。故曰：圣人之心如鉴空衡平，而无适莫也。鲁以周班，后郑直也。郑怒而兴师，入其近郊而战，曲也。曲直当前，而持其平，书“来战”而不言“伐”，若曰：是何词之可奉？特怙其愤怒，以求快志于一逞耳。东迁而后，垂及于桓王之世，天下不知有宗周矣。鲁守一王之制，而郑蔑之，无王之罪，罪莫大焉。前乎此之不讨贼，非仅三国之罪也。舍其无王之显恶，而追咎

译他在十年前放纵贼人，胡氏的说法不是太迂腐了吗？《春秋》成书，乱臣贼子感到畏惧。简约则使人畏惧，轻慢则使人玩忽。直到桓公十八年，天下的大事，诸侯的功过，没有一件事不是以讨伐桓公为法则的，这难道不是太玩忽了吗？左氏说：“我有正当的理由。”这在道义上是恰当的。

译鲁桓公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会盟，以防备宋公。鲁桓公在夫钟防备宋公。鲁桓公在阚地防备宋公。鲁桓公在虚地防备宋公。冬十一月，鲁桓公在〇地防备宋公。

鲁国急切不安、不得安宁，与宋国交涉，是为了替郑国的公子突请求支持。宋国废黜公子忽而立公子突，并且勒索贿赂没有止境。鲁国请求得越急，宋国胁迫得越厉害。鲁国自辱已经太过，而宋国的恶行也就更加显著了。嫡庶的区别，不是别人可以扰乱的呢。废立君主的权力，不是友好邻邦可以擅自决定的。诸侯擅自决定邻国的废立，道义上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有因为甥舅亲戚关系而私下偏袒的，有因出奔在他国久居而加以援助的，有接受前君托付而拥立继承人的，却没有趁着人家兄弟间的嫌隙，起来控制他们以索取重赂，把友好邻邦的国家当作自己买卖获利的资本，达不到目的就愤怒发泄的。宋国在此时人性泯灭了。勤勤恳恳地在道路上奔走鲁侯，就像牙郎居间争辩物价一样。《春秋》详细地记载这些，说得越长就越显得丑恶。况且宋冯也想想自己凭什么做宋国国君呢？被殇公忌恨而不能自保，郑庄公屡次遭受兵祸来压制防备他，直到长葛之围，经过一年最终防备他的城邑，也不体恤他。郑庄公死后不久，就胁迫他的大臣，废黜他的嫡长子，拿着凭证向公子突索取贿赂而不满足。他没有人性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人心。既然这样，那么一次会盟四次防备，都记录在史册上，恶行无以复加。左氏仅仅用无信用来讥讽他，胡氏甚至引用天下为公的大德，来责备那些禽兽行径、禽兽志向的不义之人，不是太迂腐了吗？一次防备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五六次，而防备会盟的约定最终没有确定。鲁国受辱，而宋国的贪婪狠毒没有收敛。

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以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把持重作为万全之道的人，在国家正兴盛而外寇暗中发动时，等待他们自己疲惫而使其疲惫，是善于取胜的。所以赵充国在西〇取得胜利，而吴明彻在淮北失败。至于那些狡猾地开拓疆土的强敌，造成难以解决的困难，孤立弱小自我防守，日渐防备灭亡，那么就要拿出万死一生的决心去争夺存亡的命运，内心顾念祖宗世代守护的基业，不忍心自己坐着把土地送给别人，寸心未死，怎么能隐忍而不计较呢？如果胜利，或许还可以激发臣民的气概一起效死。即使不能这样，也足以向地下的先王先公报告了。保存一天的宗庙，尽一天的本分，束手待毙，哪里还有活人的气概呢？纪国的战争，胡氏采纳《谷梁传》的说法，认为纪国与齐国作战是对的，说它侥幸胜利从而招致灭亡，就错了。纪国与齐国比邻，而齐国包围了它的外围，齐襄公想要扩张土地以获取威名，开始从东国入手，而纪国处于他的股掌之间，肥肉垂挂已久，不吞并纪国就睡不安稳，难道真的有九世的仇恨吗？欺负它弱小而兼并它，很容易。既然这样，纪国想要委曲求全以图生存，必定不能得到。想要引咎自责，那么九世的恩怨无可挽回；想要颁布谕令，那么没有防备的曲直不能用道理感化，只能向上告诉天子，请求命令罢了。与王室联姻，而齐国无所顾忌；向下申诉方伯，而东夏征伐五侯九伯的，正是齐国。至于鲁国，已经告知却无可奈何。效死守卫，那么守卫与作战是相互依托的。不能作战，就不足以守卫。作战本来是守卫的好方法。竟然把作战当作纪国的罪过，而说胜利必定灭亡，难道只有肉袒牵羊捧着先祖的封疆归还齐国版图吗？六国时期，疲弊于秦国而不灭亡，不就是这样吗？谋划像这样，与秦桧、汤思退的谋国，又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鲁桓公被弑、郑突篡位，不足以作为援助，而依靠他们作战，这种说法似乎有理。然而在这个时候，秦、晋僻处西陲，宋、卫正与齐国和睦，而共同图谋灭亡纪国。东方的小国，像谭、遂、莱阳之类，而且土地纳入齐国而自保都不够，本来没有力量援助别人。纪国除了鲁、郑，又将托付给谁呢？等死罢了，等灭亡罢了。臣下有同死的心，百姓有同亡的气，捐躯舍命不忍宗社倾覆，转移不犹愈乎？后来在黄地会盟，而齐国有悔改之心，这场战争促成的。《春秋》以纪国为主，赞扬它的作战，欢喜它的胜利。胡氏的说法，大概是高宗、秦桧挫折岳飞、韩世忠的开端吧？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世子，是国家储君副手，应当继承其位的称呼。这时忽出逃四年了，而不废除他的世子称号，是为了端正世适的尊贵，端正孽子突的篡位，使宋人的恶行更加显著，而深刻揭露祭仲的叛逆。胡氏说：“失去他的君位，很明显。庄公死后不久，忽被驱逐，不到一年就即位，不能称为君。这是忽不曾拥有他的君位，而说什么失去呢？不曾拥有他的君位，不能称爵，而称世子，他应当拥有郑国，很明显。”称复，谷梁说：“反正也。”是对的，认为已经断绝而又回归，谁断绝了他呢？《春秋》不因为大义断绝他，不是郑国人所能断绝的。

安葬桓公

君父的仇敌，不共戴天，没有内外区别，那么仇敌没有报复而不记载安葬。没有内外区别，所以不记载安葬，为什么呢？报复仇敌不以安葬为期限，而安葬是死者的终事，那么也是臣子侍奉其君亲的终事。到了安葬而死的人安息了，活着的人也可以姑且尽他们的道而停止哀伤了。

译所以祭祀时称为“虞”，“虞”的意思就是“安”。虞祭之后举行卒哭之礼，“卒”的意思就是“止”。国君或父亲死于他人的刀兵之下，而仇敌没有得到报复，死者未能安息，生者的哀怨也不能停止。因此推究其情，史书就不记载“葬”。《公羊传》说：“君子措辞的原则，是君子的道理，不因为遗忘亲人而对待臣子，哀伤死者未能安息，痛悼生者的哀怨不能停止。即使已经封土、植树、虞祭、祔庙，仍然不算安葬，只是日日盼望罢了。”而鲁国情况相同，君子并不以此自矜，因为他的情势不期望能复仇，所以不加上“未葬”的措辞，这是诛责他的心志。国君或父亲亲手被人杀害，与之连兵作战，与之结好，主持其婚娶，他的女儿在射侯时趋跄行礼，在观社之下从容行走，这就等于把车中当作正寝，把彭生拉胁当作卜人，让左射人处在右边。善终而死就死了，安葬就安葬了，心中没有仇敌，为什么还不记载“葬”呢？贼人在外与在内，凭什么区别？在内部的，如果不是篡位的国君，就是专权的执政，国人尚且受到他们的胁迫，而庶子孤臣被排挤放逐流亡，志向不能实现，还可以怜悯。在外部的，擅自闯入而杀害国君、父亲或嗣子，还有国家的臣民，还可以鼓励，却甘心屈服而不与之争生死，罪过更大了。如果说不能责备越过国境去讨伐，那么怀愍帝青衣之憾，就可以安心于建业；徽钦二帝北狩之辱，就可以向北称臣。这就是《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不同于圣人之处，而胡氏沿袭这种说法，尤其不是南宋臣子所忍心说的。

译庄公

春季，周历正月。

《公羊传》说：“不赞成庄公思念母亲，这是对的。母亲杀害了父亲，如果不加以讨伐，本来就不应该思念她。”《谷梁传》说：“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先君不是善终，儿子不忍心即位。这不对！如果对父亲不忍心，那么为什么还要思念这个母亲呢？”从庄公即位以后的事情来看，不到一年就脱去丧服，穿着吉服去为仇人主持嘉礼，庄公确实忘记了父亲是怎么死的，也忘记了母亲是怎么出走的，只是亲近母亲，亲近仇人。那么在他逾年之初，举行告庙、临民的礼仪，又有什么忌讳呢？他安然即位而无所顾忌，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春秋》删去“即位”二字，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为人子者报仇的常理，而在人道几乎灭绝的残余中保存人道。参与弑君并篡位，像桓公、宣公那样即位而记载的，虽然仇未报，但与他们相比还有区别。然而对于他们记载“即位”而不删去，是因为参与弑君并篡位的人不值得去保存人道；不参与弑君却忘记亲人，还值得去保存人道。庄公自己忍心，君子代他说不忍心的话，以警示万世，使为人子者不幸遇到这种情况时，内心更加悲痛。这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子游、子夏也不能赞美的。两传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如果胡氏一概认为因为内部没有继承依据，上不禀承命令而夺取君位，那么文公以后谁又是禀承命令的呢？而襄公继承子野来继承定公，是被季氏所立的，又有什么继承依据呢？这就更加错误了。

齐人迁移纪国的郱、鄑、郚

《公羊传》《谷梁传》产生于世道久远、言论湮没之后，持论而不自信的地方很多。像这条经文，《谷梁传》既然说纪国，郱、鄑、郚也是国家，又说有人说迁移纪国到郱、鄑、郚。大概没有证据，根据文句猜测，已经不自信了，怎么足以昭示后人呢？说郱、鄑、郚是国家，而鄑、郚，后来都归属鲁国，在鄑打败宋军，于是修筑郚城，经文中记载了。说迁移纪国到郱、鄑、郚，那么纪国已经被齐国迁移了。迁移，是君民俯首顺从，迁移宗庙社稷和朝市而居住在新城，纪国就不再是它的国家了。后来记载“大去其国”，又什么地方是它的国家呢？纪侯虽然不能不灭亡，但在“大去”那天，百姓跟随他，还有四年，君民相依，必定不会一天就稽首服于仇人的朝廷，志气节义如此，肯相率听从他们的驱遣安置吗？这如果不审慎，那么纪国的志气节义就不彰显，是非就失去真实了。《左传》《公羊传》认为郱、鄑、郚是纪国的城邑，既有证据，而且考察经文后面的事情也符合。结合前后事情来证明不确定的文字，是解释经文的通义，而传文的迂腐谬误可以纠正了。

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公羊传》说：“不连属邾娄国。为什么连属邾娄国？因为邾娄国的君主还在啊。在咸丘说‘君主在’；在于余丘又说‘君主在’。寻求它的说法而得不到，只是勉强找借口罢了。诸侯拥有国家，土地不多，邾娄又是微小的，难道像汉、唐那样有两个都城，只凭所宠幸的地方就建立宫阙吗？不连属邾娄，大概有说法。邾娄、鲁国接壤，疆界的一彼一此没有定准。于余丘大概本来是鲁国的城邑，而邾娄夺取了它，邾娄人守卫它。于余丘的人民，而且顺从邾娄，所以攻打它而想恢复原来的居处，本来是鲁国的城邑，不可以连属邾娄。就像棘不连属齐国，郓不连属莒国，这是《春秋》用来纠正疆域的。如果胡氏说：‘城邑而说攻打’，记录庆父得到兵权，想表明鲁臣的僭越，而夺取邾娄的属邑来作为文章，不也太迂腐了吗？”

安葬桓王

桓王去世七年之后才安葬。《左传》说：“迟缓。”虽然迟缓，难道迟缓到七年吗？而《公羊传》《谷梁传》说：“改葬是对的。”洛阳是谷水、雒水的要冲，东迁的兆域刚确定而不审慎，或许有侵蚀的变故。然而不对。鲁国等待诸侯会葬才开始记载安葬，它开始安葬时？不等待而等待，它是改葬吗？《谷梁传》又说：“暴露尸体以求诸侯。”大概几乎得到它了。暴露，是不安葬的意思。大概等待诸侯会葬，而诸侯不到，因此不安葬来胁迫他们。于是开始有到来的，鲁国就派地位低微的人去了。诸侯的不臣服，天子的不君主，大臣谋国的不振作，都在这里看到了。桓王将要去世，派家父请求车辆，为了会葬之地。请求，请求，长久拖延以要挟他们而到来的还很少，不得已而安葬。王室的卑微，竟到这种地步吗？大概桓王，失信无刑，耗尽宗国的德威，以开启天下的叛乱很久了。宋国不尊王而依靠郑国来攻打他，郑国不服从而交换人质以要挟他，又不得率领陈、蔡来亲征他。曲沃赋《无衣》的傲慢言辞，而蔑视文侯的嫡嗣来命令他。天下已经背离了。活着时请求车辆，死后用暴露尸体胁迫诸侯而哀恳，他的嗣子大臣不能纠正，那么七年不葬，而只有懿亲的鲁国派地位低微的人前往。天下难道能蔑视周朝吗？桓王自己蔑视它罢了。记载他去世安葬的年份，如此遥远。圣人的心，悲痛啊。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说的是桓王的时候。所以平王将要去世的三年而《春秋》托始。

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

国家设立君主，君主拥有臣子，都是为了社稷。君主为社稷而死，就为他死；为社稷而亡，就为他亡。何况他在贵戚之卿，活着

译是愿意与君主同生共死的人吗？国家的宗庙社稷即将面临危险。国君正奋不顾身，与敌人抗争，在这生死存亡的一刻，作为臣子，道义上不能苟活，情感上也不能离去。如果贪图生存、怀藏私利，把国君的国土当作自己献纳的资本，向仇敌归顺投降，却毫无羞耻之心，只是忌惮必定被诛杀而不被赦免。明明没有疑问，却还要为之曲解辩解，胡安国在这里，尚且无法推脱奖赏叛乱者的罪过，更何况其他人呢。纪季是纪侯的弟弟。他是先王的血脉，与国家宗庙社稷共存亡。不记载为“弟”，就不能算是纪侯的弟弟；不记载为“公子”，就不能算是先君的儿子；不记载“奔降”，是因为他背叛国家而安然离去，这并非出逃。所谓“入”，是违背常理的言辞，齐国谋划得到纪国已久，庆幸纪季到来。招揽安抚尚且来不及，却说这是难以推辞的言辞，难道真的难以推辞吗？“以”字表示不应当这样做，却用它来挟持并带走，其强横无理到了极点。《春秋》对纪季的谴责已经非常严厉了。如果说这是为了请求保留五座宗庙，但土地已经并入齐国，自身已经臣服于齐，从来没有亡国的大夫可以在他国建立先君宗庙的先例。假使齐人暂时允许他建立，以此引诱他，纪国的先君在幽暗中怨恨悲痛，难道能忍心享受叛臣的血食祭祀吗？微子离开殷商，并没有早早归附周朝。箕子说：“我早就说过，纣王刻薄寡恩，以少夺长，猜忌不能容人，离开而前往荒野，是为了保全君臣之恩罢了。”所谓抱着祭器归周的说法，是好事者编造的言辞。如果微子早早归附周朝以奉祀商朝宗庙，那么纣王灭亡时，武王为什么要立武庚来奉祀殷商宗庙呢？所以不能用微子的例子来为纪季开脱，却为他找借口说：“是不得已。”叛臣降将，谁不是声称不得已呢？刘嘉投靠王莽以避免被诛杀，赵孟頫依附蒙古以献艺，都是不得已。推而广之，那么宋高宗向北朝称臣，以保全赵氏宗祀于江南，也是不得已而情理上可以原谅。胡安国的说法，难道不是秦桧的开端吗？纪季的罪行，关乎臣子的道义，难道是小事吗？

译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拥有国家才称为君，在戚地设防的是卫侯剽；在鄟陵结盟的是莒郊公。郊公的驾御之礼既已完备，首止的援助已成定局。郑国人尊奉他为君，齐国和陈国以友邦的身份接待他。拥有郑国土地而被称为郑伯的，不是子仪又是谁呢？胡氏认为子仪不敢轻易离开他的国家，然而身处危境却拥有国家的人，难道要日日夜夜居住在路寝之上，紧紧握住权柄而后才能安心吗？子仪虽然弱小，但有强大的齐国与他相会。突虽然在栎地，难道不害怕子仪挟持齐国和陈国来反攻他吗？回答说：实际上厉公并非子仪所臆测的那样，没有足够的证据。突以庶孽的身份篡位，出逃到国外，追授给他爵位，想让他与鲁昭公那样正统继位为君的人相比，怎么可以呢？

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

灭亡，是指攻占并摧毁其都城从而灭掉它。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到达纪国，纪侯就离开了。齐国决心要灭掉纪国，而纪侯不接受被灭的命运。在齐军未到之前就先离开，所以不称“灭”。宗庙社稷、百姓人民、宫室车马器物，全部舍弃而离开，所以说“大”。这是《春秋》特有的措辞，既怜悯又责备他，并感叹这件事的不同寻常。在这个时候，鲁国、郑国不能为他提供援助，天子不能为他提供庇护。郱、鄑、郚已经迁走了，百姓也离开了。季氏凭借酅地叛乱，兄弟也背离了他。不等齐军加害就离开了，所以《谷梁传》说：“不让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这或许是君子不争的一种途径。而《公羊传》认为齐侯贤能，能够报九世之仇，这是多么迂腐荒谬而会招致动乱啊！孟子说：“称霸必须依靠大国，说的就是齐国和晋国。”齐桓公、晋文公凭借让流亡的公子回国即位而成就霸业，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强大，而后才成就霸业。齐国的强大，始于吞并纪国；而桓公降服鄣国、迁徙阳国、灭掉谭国和遂国，是紧随其后的。晋国则是耿、魏、虞、虢都被献公灭掉，而文公承袭了这些成果。齐国的霸业发端于襄公，晋国的霸业成就于献公。狡猾地开拓疆土，国家强大军队众多，于是凭借足以制服天下的余威。然而当齐襄公刚开始时，先王分封的制度尚未破裂，各国结盟友好的关系还不能在一天之内轻易抛弃。如果不假借名义，就不敢轻易灭掉别人的社稷；而襄公开创了这种先例，还对天下的清议存有戒心。所以给他找个名义叫“报九世之仇”。虽然如此，考察其实质，推究其情理，最终观察其既成事实，又能欺骗谁呢？九世可以报仇，那么百世也可以报仇。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周王颁布九伐之法，命令方伯率领诸侯灭掉无道的国家很多。诛杀其君主而不灭亡其社稷的也很多，都是寻求赞襄执行法度的人去报仇，那么天下就没有不是仇敌的了。齐哀侯得罪周天子，其是非曲直无从考证，天子的命令降临。况且齐国的宗庙未改，还是五侯九伯的领袖，却用夷灭其社稷来回报？那么曹操为报父仇而屠杀徐州数十万生灵，不更加贤明吗？所以说《公羊传》的说法迂腐荒谬，只会招致动乱。

郕国向齐军投降。

庄公率领军队出征，等待陈国和蔡国而他们没有来，围攻郕国而郕国不服从役使，很久才回国。胡氏讥讽他滥用武力，这是责备他轻率地动用民众，而不知道他有民众却不能使用。刚柔的过度，都足以招致祸患。而刚强招致祸患，祸患迅速而轻微；柔弱招致祸患，祸患迟缓而重大。把平庸无能当作福气的人，弱小却不知恐惧，受辱却不知羞耻，于是奸邪之徒暗中窥探，忠良之士缄口不言，外侮逐渐加深，灭亡有渐进的过程。这就像元气已经衰弱，痿痹先表现在肢体上，而脏腑日渐败坏而死亡。祸患已经发生，却说没有大过错而遭遇不幸，并且都归咎于不遵守祖宗忠厚的家法，以培养和平的福气，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鲁国在五霸尚未兴起的时代，凭借周公的辅佐隐忍，虽然弱小，桓公虽然叛逆，仍然与强大的国家并驾齐驱而不居于其下，被齐国役使而不能自我振奋，从庄公开始，等到后来被晋国役使，被楚国役使，被吴越役使，一旦受人役使就最终被人役使，再也无法振作了。庄公父亲去世不报仇，却甘愿居于齐国之下，或许是他力量不及，而臣民没有自我竞争的心呢？并非如此。围攻郕国的战役，鲁国是主导，齐国是跟随，郕国却轻视鲁国认为不足以使其屈服，殷切地向齐军投降，这有生气的人，怎么能俯首听命呢？于是鲁国人愤怒了，庆父请求出战，乘着众怒去攻打齐国，愤懑之气，与贪婪骄横的敌人决一死战，齐人的气势受挫，而鲁国可以称霸姬姓诸侯，以捍卫宗国，就在这场战役中了。庄公却说：“我实在没有德行，何不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本来想说：“这是周公禽父忠厚立国的遗训。”作为儿子却忘记父亲，顺从淫乱放纵的大逆之母，而亲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样叫做修养德行？修养的是什么德行呢？自知没有德行，不如不围攻，围攻而不投降，才说修养德行，那么德行，是那些苟且庸碌、怯懦卑鄙的人可以凭借的吗？连年出兵接受齐国的朔日朝见，而齐国独占俘虏，母亲请求，就像分得齐国的余惠，对于齐国来说，就像兽尾一样，洋洋得意地摇动以为喜悦罢了。于是齐国的势力形成了。襄公虽然被杀，国家虽然混乱，最终仍然称霸天下，成为开创霸业的开始，齐国的强大而称霸，是鲁国造成的。于是庆父的窥伺更加深入了。庄公虽然侥幸保全了性命，而继位的儿子相继遭受庆父的杀害，说：“只顺从母亲而忘记父亲，不足以

译身为桓公之子，怎么能让后世拥有国家呢？”桓公死后，庆父的祸乱爆发，这是庄公召来的，所以桓公的继承人没有按次序即位，也没有被围困。郕国使者到来，只是说：“军队撤回。”《谷梁传》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不能完成使命却贸然前往，又贸然返回。用修德的空名来酿成养痈遗患的实际祸害，古今情况相同，而由后代承受。万历中年以后，宽大柔和的弊端，在改朝换代时爆发，也与此类似。可悲啊。

译齐国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说鲁国杀了他。经文既然明确说是齐国捉住并杀了他，那么传文为何说法不同呢？或许是为了给鲁国避讳吧？避讳不过是隐瞒罢了，没有已经杀了人却把事实嫁祸给他人，用诬陷来作为避讳的。鲁国如果听从齐国的命令杀了子纠，既然已经屈服于齐国，为何还会有长勺之战？鲁国既然听从齐国命令杀了子纠，齐国的愤怒应当消解，为何还会有长勺之战呢？齐国杀了他，那么齐国不仁的名声就确立了，但《春秋》的本意并非如此。不仁的是桓公，厌恶他的不仁，就应当像郑庄公打败共叔段那样，直接说“郑伯”，因为“人”是众辞，这样桓公的罪过就减轻了。说“齐人捉住子纠杀了他”，彰显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胁迫使其离去并杀害，以此来哀怜鲁国的弱小并厌恶这种行为。接纳子纠不称“子”，胡氏说：“子纠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这是对的。”“子”是国君在位未满一年的称呼，子纠没有进入齐国即位，齐国不把他当君主，为何称他为“子”？鲁国则把子纠当作齐国的君主而尊奉他，这是顺从鲁国的说法。把他当作齐国的君主，却又任由齐国捉住并杀害，鲁国的衰弱从此就再也无法振兴了。从道义上说，齐国和鲁国是世仇，但所仇视的是诸儿和子纠，他们都是僖公的庶子，并非真正的仇敌，接纳他是可以的。既然接纳了他，就应当坚持到底，齐国当时正强盛，想要役使诸侯以成就霸业，如果让子纠入国即位并受命于鲁国，那么也可以制约齐国，而鲁国不失为周王室的辅佐，鲁国没能做到，于是鲁国的希望断绝了。胁迫子纠离去，起初愤愤不平地发动长勺之战，有什么益处呢？捉走所奉为君主、治理国家的公子并杀害他，是多么轻易啊！鲁国不能自强，是周王室的终结，也是霸道的开始。

楚国在莘地打败了蔡国的军队。

有的说“荆”，有的说“楚”，为什么呢？先王分封土地建立国家，根据地名来命名。有与州名相同而没有嫌隙的，梁、徐、荆就是如此。荆被称为荆，由来已久。所以《诗经》说：“蠢动的蛮荆”，又说：“荆舒”，这都是以国名而言。荆是一种丛生的树木名，一种叫荆，一种叫楚。《诗经》说：“割取那楚木”，楚也就是荆。荆山的南面，多产这种树木，所以州以它命名，国家也以它命名。先王分封土地，鬻熊受封，国家都叫荆。到了后来，自己改称为楚，就像吴国去掉“勾”，越国去掉“于”一样。而《左传》《公羊传》说“是州名”，州不如国名恰当，胡氏因此有“举州”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尚书》说：“荆山和衡山之南属于荆州”，荆山之南，衡山之北，地域辽阔，不是一个国家。楚国从未完全拥有那片土地，《春秋》怎能把州名赐给它呢？那么吴国可以称为扬州，赤狄和白狄可以称为冀州吗？一字褒贬，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贬低它却用一个州名来称呼它的。

齐国发生大灾。

宋国发生大水，《公羊传》说：“波及我国。”齐国发生大灾，《公羊传》也说：“波及我国。”先王有救济患难、体恤灾荒的诸侯法度，圣人有天下为公的极致仁爱，邻国的百姓就像我们的百姓一样。如果他们来报告，难道一定要波及我国才记录吗？灾害既然波及我国，难道舍弃我国的灾害不说，而去说其他国家的吗？宋国发生灾害，杜氏说：“是大灾。”《公羊传》说：“是大饥荒。”大饥荒是什么？是痢疾。根据襄公末年记载“宋灾”而伯姬去世的例子来类推，显然不是痢疾。痢疾的传染，相隔数百里必定不会波及，同时都得痢疾，也是疫气乘天时而起，不知从何而来，何必是齐国的痢疾蔓延波及鲁国呢？况且以“宋大水”来说，定王以前，大禹治理的黄河没有决口，宋国在南河，河水沿着卫国流入齐国的北境，水向南溢出到宋国，不会向北泛滥到鲁国。又如陈国发生灾害，记载在鲁国史书中，陈国距离鲁国更远，怎能千里之外相互波及？《公羊传》的说法不对，确凿无疑。

曹羁出逃到陈国，曹赤回到曹国。郭公。曹国杀了大夫。

《左传》的记载有证据但缺乏判断，《公羊传》《谷梁传》多有判断但缺乏证据，这就是《春秋》难以理解的原因。有证据了，即使判断不符合其义，但根据事实来探求圣人的心意，也不会相差太远，那么《左传》就更好了。乐于判断，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强行比拟以确立义理，做不到就割裂支离，只凭自己的意思曲折穿凿，这是两传的妄说。至于强行把郭公和曹赤合在一起，则文不成章，事情更加错乱。曹羁作为曹国大夫，没有证据；曹赤不能说是郭公，经文有证据而《公羊传》扰乱了它。曹国杀大夫不称名字，与宋国相同，与曹羁有什么关系，不能因为曹羁出逃就认为是杀大夫的证据，只有郭公是阙文，而义理不可理解罢了。曹羁的出逃，曹赤的回归，曹赤回归并立为国君即僖公，在曹赤即位三年后杀大夫，都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怎能混乱呢？两传的诬妄，在这里最为严重。于是胡氏的传注，堪称定论。对于郭公说：“义理不可理解”，群疑就解除了。保留郭公亡国的异说，借以阐发任用贤人、远离奸佞的道理，作为宋高宗怀疑李纲、赵鼎而任用汪伯彦、黄潜善的言论。虽然未必如此，也不可废弃。郭公的亡国，是谁灭的？《管子》一书，是后人的伪作，终究不足以相信。

公子友到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公子友到陈国，距离庄公去世已有九年。庄公年纪正壮，政令由自己发出。牙和庆父弑杀般，专擅国政的情形尚未显著。如果他们早就怀有不轨之心，而公子友考虑到这一点

译身为公子，位居卿相，弥补过失并匡正挽救，是他的职责。祸乱的苗头刚刚出现，就立刻远远引退以躲避灾祸，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呢？《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这是为了避难而出奔，却借口说是为了防备安葬之事，并且说《春秋》为此避讳。为了保全自身而抛弃宗庙社稷的庸碌之臣，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呢？《谷梁传》说：“不记载‘卒’和‘葬’，是因为他并没有死却说他死了，并没有安葬却说他安葬了，这想欺骗谁呢？”两传在此处的曲解和诬蔑太过分了。叔牙被诛杀时，原仲还在执政，他出奔到陈国，是在子般被弑杀之后。《左传》的记载，从情理和形势上看是无可怀疑的。《春秋》记载他出奔到陈国，自然是因为私交而出奔，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原仲没有记载“卒”，是因为外国大夫的死亡，史官有所省略。而记载“葬原仲”，是直书其事，原仲的罪过也就自然显现了。胡安国认为归咎于周天子的大臣，是倡导私行的开端，而诸侯各国没有贬斥，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端正根本、责难上位者，下面的人就可以不受讥讽，那么整部《春秋》的文字，只责难周天子就够了，其他的还要求什么呢？

译齐国讨伐山戎。

《易经》说：“君王打猎只设三面围网，放走前面的禽兽，都城的人不为此警戒。”因此，那些居住在荒远郊外的边远戎狄，偶尔有不收敛行为，就驱赶他们远离，不想耗费兵力来疲敝中原各国。至于那些迫近五服边缘，与我们这些像兄弟甥舅一样奉行礼制、祭祀春秋的诸侯交错居住的戎狄，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居住其中，饮食其中，优秀的人才在学堂受教育，质朴的人从事耕种和蚕桑，生活借此安定风俗，美化社会。五帝三王劳心费力为百姓确立准则，所争夺的就是这重要的界限。而与我为敌的人，翻山越沟，践踏毁灭我们的土地，那么我们就像救火一样奔赴，像除草一样铲除他们。不能爱惜终年的辛劳，去养成长达数百年的祸患，哪里还能保留余力，让祸患遗留在这块土地上呢？燕地，是冀州的北境，并州的东国，是大禹治理的地方。周武王凭借召公的明德和显赫功绩，在这里建立国家，作为王畿的北方屏障。它对于齐国来说，放眼望去都是平原，一出发就能迅速到达，尤其不能把它看作像越人那样贫瘠、与我们无关的地方。齐桓公开始称霸，以匡正中原，想要向南问罪楚国，而山戎危害燕国，牵制了他向北的顾虑。如果不惩罚山戎，正当他向南进军时，忧虑却从北方发生，而且会让楚国人反唇相讥说：“山戎吞食姬姓诸侯，竟然没有人过问，为什么只向祝融、鬻熊的后裔多所求取呢？”束马悬车，向北越过卑耳山，以安定卢龙要塞，确实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而《公羊传》说：“如果主动出击，自己就会陷入困境；如果不主动出击而放纵敌人，不陷入困境却安逸自在，他们就会反过来攻击我们并使我们陷入困境，那该怎么办呢？”胡安国说：“舍弃近处的政事而致力于远方的谋略，那么如果拘泥于眼前的利益，画地为牢以自保，割弃友邦的安危，等到祸害压境才开始后悔，唇亡齿寒不是好计策，不也太晚了吗？”《尚书》在前面记载“讨伐山戎”，在后面记载“进献戎狄的皮甲”，是称赞他的功绩。《诗经》说：“显赫的南仲，平定了玁狁。”这是用来威慑蛮荆的。汉武帝说：“南越王的头已经悬挂在宫阙之下，这是用来震慑匈奴的。”陉亭之战，楚国服罪并通贡于周王，讨伐山戎的威慑力早已存在。对远方谋略的讥讽，出自宰孔，这是周朝之所以不兴盛的原因。难道这可以作为定论吗？

修筑小谷城

孙氏说：曲阜西北有小谷城，沙随程氏说：齐地另外有个谷在济北，有管仲的封邑，不是小谷。鲁公和齐侯在谷地结盟，大概是鲁国在济水西边的地方，左氏说是为管仲修筑城池是不对的。如果是管氏的封邑，那么应该记载为齐国的小谷，就像郑国的虎牢、宋国的彭城那样。庄公、僖公时期，虽然上级凌驾下级衰微，但诸侯还以被大夫役使为耻。后来执政的大夫更加嚣张，然后唐、邓的国君才向囊瓦进献贿赂。管仲虽然功绩显赫，但泗水上的诸侯没有奔走于他门下的。庄公虽然不自振作，也不应该劳民伤财，远行营建城池。况且管仲是让位不忘君主的贤大夫，他的子孙没有听说占据采邑而位列世卿，那么他不敢劳烦鲁国为自己修筑城池是必然的。向戌知道推辞偪阳的封地，何况管仲不是向戌可比的呢？

闵公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去世。

谷梁氏的解释，曲折而深刻。如果曲折以求深刻，那么大义就会被隐藏，贤者的志向就不能明白。在肘腋之地讨伐贼人，看自己的力量能否战胜，然后法律才能伸张。所以董狐责备赵盾说：“出逃没有越过国境，返回没有讨伐贼人。”这并不是说越过国境就可以废弃君臣之义。力量不足以讨伐，法律不能伸张，姑且隐忍避居国外以观察时机。外有大国的援助，内有国人的期望，然后贼人可以必定被讨伐，宗庙社稷可以安定。这就是庆父两次弑君而季子姑且出逃以避开他，等他返回后天下的讨伐得以施行，没有人能阻挡。贤者的用心，严密而大义本来昭然若揭，始终只是一颗讨伐贼人的心罢了。叔牙可以毒死庄公时，庄公还在，季子可以借机执行法律。庆父弑杀鲁般而季子出逃，季子返回，庆父再次弑君而不能在鲁国安定，出逃到莒国而被追讨。因为庆父长期掌握兵权，才能足以助长他的恶行，所以不能用讨伐叔牙的方式迅速讨伐庆父。越过国境以徐徐图之，逼迫他、驱赶他然后杀了他，顺应必然的趋势而法律得以伸张，国家得以安定，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社稷之臣的原因。谷梁氏一定要曲折地解释说：“公子牙现在将要作乱，而季子不让他免罪，必定要讨伐他，以遏制恶行。”庆父已经弑君而无法遏制，就把罪责归于邓扈乐，不探究实情就诛杀庆父。等到再次弑君，又说：“迟缓追击逃走的贼人，是亲亲之道。”他的话多么曲折啊？把这当作义的精微，而义更加混乱了。庆父、叔牙、季子，他们的亲属关系相同，那么亲亲之道也相同。迟缓追击逃走的贼人作为道义，叔牙现在将要作乱难道不能迟缓追击而让他逃走吗？已经完成了弑君却说“不探究实情”，“现在将要作乱”而探究实情，一个是深文周纳，一个是故意放纵，这是什么道理？“现在将要作乱”而早点杀了他，说：“以遏制恶行。”那么诛杀庆父在弑杀鲁般的那天，虽然救不了鲁般，但再次弑杀闵公的恶行就被遏制了，为什么不遏制而让卜齮的刀刃无忌惮地发动呢？至于罪责有所归属而首恶得以逃脱，这更是包庇贼人的邪说，君子早就厌恶了。司马昭杀成济，朱全忠杀氏叔琮，难道可以掩盖他们的罪过吗？弥天的罪恶加于君父，却姑且让愚昧狠毒听从唆使的小丑承担

译难道要把那些积恶深重的元凶排除在评议之外吗！谷梁氏真是过分了，他曲曲折折地探求深意，自夸于分析义理的精微，却不知道这不过是徒然地构成了偏颇邪僻的言辞罢了。

译齐国的仲孙前来，季子回国，齐国的高子前来结盟。

《春秋》用一字来褒贬，有的地方施用，有的地方不施用，一概用条例来衡量，那么义理本来就有不能贯通的地方了。孔子作《春秋》，笔削的义理，始终是一致的。至于因为沿用史官的旧文，而不能随意更改，那就随着时代而屡次变化，历经二百四十二年，史官不是一个人的笔，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书。无骇、挟、柔、溺不称氏，到了庄公以后就没有不称氏的了，这是史官用词不同。闵公时期，大夫不称名，仲孙、季子、高子都不称名，在此之前和之后没有不称名的，这是闵公一代的史官用词如此。圣人按照史官的文字来记录，时事就可以知道了。当时，鲁国大乱，闵公年幼不能胜任国君，邻国的国君没有亲自到鲁国的，国人只知道有大夫而已，政令没有章法，国家没有纲纪，名分不正，这是圣人深深痛惜的。而胡氏认为季友、高徯不称名是贤德，《春秋》所认为贤德的大夫是有的，但没听说过贤德却不称名以扰乱君臣大纪的。认为贤德而称子吗？那怎么与邾、莒的国君不同？认为贤德而称孙吗？那怎么与萧叔的“叔”、单伯的“伯”不同？那么胡氏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仲孙说：“您务必安定鲁国的祸难并亲近它”，他想要和睦鲁国并安定它，比高子更加恳切；而在仲孙那里却说省略君臣以示讥讽，在高子那里却说权柄在高子以赞美他，这也是议论不公平的。如果《公羊传》认为仲孙是为庆父避讳而依附于齐，立论尤其迂腐，难怪胡氏坚决采纳《左传》。

齐国人救援邢国，高子前来结盟，在楚丘筑城。

《左传》说：“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以统属诸侯。”大概桓公过分自夸，把功劳归于自己，天下诸侯畏惧他的威势，不敢不归功给他。《左传》以及子鱼，是耳食之谈而没有考察罢了。桓公对于邢国，邢国遭受狄人的攻打，在闵公元年，过了两年才开始有夷仪的迁徙。他起初救援时，军队低微且少，不足以抵御狄人。狄人的势力正强盛，邢国被围困已经一年了，为什么这么晚呢？他对于卫国，狄人攻入卫国，在闵公二年，过了两年才开始有楚丘的筑城。懿公死了，戴公弱小，只派遣无亏用三百甲士戍守，没能在他渡河之后拯救他，为什么这么晚呢？他对于鲁国，子般被杀，国家已经大乱，立闵公而不稳固他的地位。仲孙湫请求等待鲁国自己崩溃而暂且观望，致使闵公再次被杀而国家几乎灭亡，为什么这么晚呢？大概修习方伯的职责而体恤邻国患难的，以邻国为心，在他们未生病时就急切地拯救，邻国不十分困苦，自己也不十分劳累，而大难早已平定了。以图谋霸业为事而保存灭亡国家的，以霸业为心，情况不急不足以施恩，形势不危不足以居功。控告越迫切，持之越缓慢，假借节制兵力的名义，频繁往来，使市祭服、乘马的恩惠，姑且用来羁縻而不决裂。等到形势穷尽，力量困迫，贼人更加猖狂而将要毙命时，才慢慢纠集盟国在聂北，在楚丘筑新造城，把祸患推给小小的莒国以包庇奸邪，于是使邢、卫凋残的父老，鲁国朝廷离散君臣，倾倒铭心，戴其再造之恩，而泗上诸侯且惊叹方伯的功能能使白骨生肉，不敢不颂扬德政。从君子看来，就像看见肺肝而不能隐藏一样。况且邢国和卫国还可以托辞来推卸责任，狄人正强盛而不容易与之争，等待他们的恶行已盈满而扑击他们，容易或许是一条道路。鲁国则只是一个蛊惑淫乱狂逆的公子，在内乱其室家，抓起来交给士师，就像把猪绑在圈里一样，又有季友作为内主，这难道是骄悍的敌人横行无忌的样子吗？那么他舒缓怠慢，实在是怀着夺取鲁国之心，不能得到而后才安定保存它。这是将要灭亡它而保存它，而不是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怎么能说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呢？义士称之为薄德，确实是薄德。三传不察于此，都认为给予桓公救援患难，子鱼的话先中肯了。

僖公

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拏。

僖公承继大乱之后，刚即位，地位未定。季友诛杀叔牙，驱逐庆父，而执掌鲁国政权未定。鲁国在这个时候，岌岌可危，小小的莒国，不能为鲁国讨贼，任其逃逸而到齐国，鲁国人自己讨伐。凭借什么来求取？贿赂不得而兴师来伐，深入鲁地，在这里放纵他们。四方观望，且知道鲁国终究不足以自立，鲁国能最终自立吗？季友起精锐军队迎击，斩获其将领，国家因此安宁，威势因此建立，四邻诸侯，爱我的人勉励，伺机的人臣服，忌恨我的人恐惧。鲁国于是才有生气，所以他的败绩和俘获，详细记载并序述季友的功绩。《左传》说：“嘉奖他。”《公羊传》说：“推崇他。”确实，值得嘉奖和推崇。而胡氏责备他抑制锋芒停止锐气，用辞令晓喻，使知道理亏而退去。这只有在三代盛世，执掌九伐之权，以驾驭诸侯，而少有忿争，可以理遣，才能不用兵而敌人自己退却。如果莒国乘约肆淫，无名之贪愤，而可以彬彬有礼地用笔舌折服吗？王者之师，不妄兴以构怨，确实无事居功于斩首。然而汤对于葛，文王对于崇，密词穷而必继以芟夷。鲁国不修怨以伐莒，而只击败其来侵之师

译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莒国索取贿赂，鲁国人没有给予，这没有给予，难道就把它放在一边不再提及了吗？还是必定有辞令交涉，只是无奈莒国不听罢了。锋芒不可抑制，锐气不可阻止，束手以待其凌辱践踏，我们百姓动摇，我们社稷只能驱使请和，以希望延缓灾祸。宋朝对金人，正是这种策略。那么汪、黄、秦、汤，他们做的是王者之事吗？胡氏这番话，莫非是称赞高宗以隐忍称臣构陷吗？如果说靠诈谋取胜，那么依据《谷梁传》手搏的说法，几乎如同儿戏，大概是里巷间的闲话罢了。君子又怎么会取法呢？

译夫人氏从防地来到鲁国。

“夫人氏”这种称呼，是史书缺漏了文字。《公羊传》认为这是贬斥，是不对的。哀姜的罪恶，并不比文姜更严重，文姜没有去掉姓氏，为什么唯独对哀姜去掉姓氏呢？况且不在她孙子邾国国君被废黜时贬斥，却在防地到来时贬斥，不符合法度。史书记载她死在夷地，记载她带着财物回国，记载她从防地到来，那么哀姜不被宗国讨伐，足以彰显她的恶行了。想要加上讨伐罪名的言辞，削去她夫人的称号就可以了，何必去掉她的姓氏呢？《谷梁传》说：“这是为齐国隐瞒杀害同姓的事。”管叔、蔡叔叛乱，周公执行诛杀，有什么可隐瞒的呢？胡安国说：“不称姓氏，是因为在齐国被杀；不除去氏，是因为在鲁国受封，这也是探求其中的说法而曲折地为之辩解。”

修筑楚丘城墙。

文辞用来表明事实，事实的美与恶，没有文辞就无法彰显。事实用来成就文辞，文辞的褒扬或贬斥，没有事实就没有依据。《春秋》的文辞多达数万，善行必定受到奖赏，恶行必定受到刑罚，都通过文辞传达出来。就像太阳照耀，没有隐蔽；就像雷霆击打，无处躲避。如果形势有险阻而情理可以原谅，事迹有曲折而志向可以体谅，尤其必须大书特书，以传达其隐微之处。比如纪侯失去国家而记载“大去”，晋文公召见周王而记载“王狩”，让天下后世读到这些文辞而众人明白其中的事实。圣人没有不白白的揭示事实，也没有虚设的文辞。迂腐的士人隐藏实情而不愿公开直言，心里有私欲而道理不明，诚意不立而言辞多蹇涩。如果有像周顗那样为了救王导反而招致自身灾祸的情况，圣人难道会这样吗？五霸功罪之首，《春秋》赏罚最重的，就是他们。厌恶他们的专断就纠正他们的罪过，嘉奖他们的辛劳就叙述他们的功劳。孤竹的军队，陉亭的驻扎，一次记载又一次记载，详细而不厌倦。那么修筑楚丘城墙以封给卫国，本来是齐桓公自夸保存了灭亡的国家，而天下震惊并引以为傲的，事实肯定他，文辞必定肯定他，有什么吝惜的呢？省略而不叙述，是不认可啊。《公羊传》说：“事实上肯定而文辞上不认可”，圣人难道会有隐藏实情而不能与天下共同明白的时候吗？况且文辞上不认可，公羊氏未曾登堂入室拜见孔子，私下传授又从哪里知道圣人肯定他呢？胡安国说：“不认可专断封国，是端正王法。”接近正确了。虽然如此，难道仅仅为了罪责齐桓公吗？不记载“城”字，是谁去修筑的呢？如果是天下共同修筑，如果是周王室修筑，鲁国也参与了，如果是鲁国修筑。不把功劳归于齐国，而封建的大义就显明了。

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结盟。

《左传》说：“是为了使江、黄臣服罢了，《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远方的国家到来，那么诸侯没有不到的。大国提到齐、宋，远方国家提到江、黄。在大的盟会末尾提到他们，怎么能知道诸侯群集到来，而简略地记载，只是猜测如此罢了。”桓公会合诸侯多次，鲁、宋、卫、郑、许、陈、曹、滑、滕，有的参与有的不参与，各自因为事情不同。在大的盟会末尾提到他们，那么怎么知道谁参与谁不参与呢？况且齐国不致力于召集诸侯，而唯独与宋国一起。不是江、黄这样的弱国，听到风声就前来中原结盟，得到宋公一同行事，就足够了，何必控制大国扶持小国聚集在一起呢？在路上疲惫奔波吗？《春秋》的褒贬，体现在详略上。缘陵的修筑，扈地的盟会，都以简略表示贬斥。如果像晋悼公三次出兵，功劳值得推崇的，那么同样的友好国家，一年之中两次叙述而不厌倦，真的像胡氏所说的那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谋划，就应当详细记载以彰显其盛大，为什么简略呢？齐桓公使江、黄臣服，是江、黄自己臣服的，管仲甚至想拒绝他们。如果以结交江、黄为谋划，那么这谋划不也太浅陋了吗？讨伐楚国不担心没有借口，战胜楚国不担心没有盟友，这样的小国，起初不足以依赖来改变轻重局势。低声下气，向背叛楚国的弱邻求助，力量不足而在楚国面前显示怯懦，楚国甚至会嘲笑他无能。刘裕讨伐姚泓时，抵抗拓跋氏而姚泓灭亡，气势被夺走了。蜀汉依赖吴国打败曹休，而陈仓的出击没有功效；吴国人依赖诸葛诞抵抗司马昭，而淮上的军队几乎覆没；梁武帝接纳侯景以攻打魏国，而几乎灭亡；窦建德联合王世充以战胜唐朝，而迅速败亡；宋朝利用金国攻打辽国，利用元朝攻打金国，都是这种旧计谋。齐国依赖江、黄以谋划楚国，八国的军队难道会被歼灭吗？桓公使江、黄臣服，是为了和睦之道，远方的人来了，不能不安抚他们。难道是因为估量德行不能胜任，衡量力量不如人，而向区区小国求助吗？桓公未曾急切于这种谋划，又怎么能说它好呢？

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孟子说：“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君子不做。”大概是批评那些以片面的见识来论断人生死之际、安危之机的做法。国君去世必定在正寝，难道只是为了自尊而图求安逸吗？端正死者的位置，是为了重视社稷而传授给嗣君。有时亲自来到军队行列，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把祖宗托付的身体死在境外而不顾惜，这是因为成败决于呼吸之间，身体轻而社稷重。汉高帝扶着病体去攻打陈豨，皇帝不出兵，陈豨就不能被攻破。幸运的话得以返回，不幸的话死在路上也可以。如果前进不是独自承担勤王匡正天下的责任，后退没有面临国家危亡军队覆没的祸患，却轻易地以身殉于原野，外面有乘约的恐惧，里面有窥伺的防备，不能凭靠几案顾命以消除嫌隙，赵高乱秦，都是由此引起的，能不让人寒心吗？恭恭敬敬地跟随在诸侯之后。

译忘记死亡而听从他人的驱策，即使没有其他忧患，也不能说他是懂得生与死的道理。陉亭的战役，八个国家都参与了，江国和黄国在外策应，像许国这样微小的国家，对胜负大局有什么影响呢？于是新臣的士兵，胡氏不让他们回国，即使他们在家中去世，却以不知天命来责备他们，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礼制规定“出使边境要携带薄棺”，臣子为君主和父亲考虑，是担忧危险和疾病在朝夕间发生，害怕临终时不得善终，并不是说一旦出使，即使死了也不可以回国。士大夫做官，年老病重时以请求骸骨归葬为礼，不是这样的就是贪婪不知满足了。这个义理如果不明确，那么就会有忘记自身而追逐利禄的人，如果不是君子善于权衡，就是小人蒙昧于道义，这能不辨明吗？如果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桓公的军队在国内？”哪有因为讨伐楚国是善行，就把普天之下都当作他的疆域呢？

译在召陵结盟

召陵的功绩是伟大的。传述《春秋》的人，通达圣人的防微杜渐之意，因而高度重视齐桓公的许诺，对此没有不同的说法。然而谷梁氏说：“齐桓公在楚国得逞，已经算是勉强了。难道不是因为胶舟的罪责未能伸张，包茅的贡品未能及时进献，方城、汉水的应对不够谦逊吗？”扬雄说：“齐桓公的时代，《春秋》赞美召陵之盟。通晓时势大义的人，可以与他讨论古今的功过并责备他人，但不至于没完没了。齐桓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周平王、周桓王以后，周天子不能做天下共主已经很久了。楚国怀有先王的怨恨，并且僭越称王以相互欺凌掠夺。楚惠王宠幸他的庶孽，并且对郑国说：‘我安抚你以顺从楚国。’齐桓公所尊奉的君主，就是这样的。宋国作为宾客却不再尊奉周王了。与周王室关系最亲近的郑国，竟然射中周王的肩膀了。受命获得晋国的晋文公，却说：‘我难道没有七套礼服吗？’鲁国是周的同宗之国，却向周王室求取丧葬财物、求取车辆，不求取则不予回应。齐桓公所共同做事的友邦，又是这样的。楚国地域广阔兵力强大，凭借冥阨的险塞，来对抗中原各国。在殷高宗征伐楚国时，三年之后才称其疲惫，于是拒绝了屈完的请求。齐桓公率领八百个像瓦片一样临时拼凑的诸侯，上面没有天子的宠信与灵助，以未曾经历血战的经验，在方城、汉水之间踉跄前行，能保证自己不遭受崤之战那样的断股、邲之战那样的掬指之辱吗？直接斥责其僭越称王的罪行以威慑他，难道还担心没有名义吗？而楚国已经空虚地在其臣民面前自我夸大，刚一加兵，就削去其王号，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汉文帝下诏给尉佗，也不问其南粤；汉武帝的狂妄，光武帝对公孙述的晓谕，还假借‘公孙皇帝’的称号。凭借极盛之时，有必胜之势，尚且不急于在一朝一夕间迫责于人，何况齐桓公时势不可为呢？晋文公在城濮大胜，而楚国随即承受了卫侯的逃亡；晋悼公在萧鱼制胜，而楚国随即修好了吴、宋的怨恨。屈完接受盟约，楚国军队不敢窥视申、息之地，直到齐桓公去世。齐桓公死后，人们还说‘不要忘记齐桓公的恩德’。齐桓公得志如此，也就足够了。然而还说‘勉强’，为什么呢？三苗来归顺，尉佗称臣，齐桓公的德行固然不足以达到这种程度，也是时势不可为啊。《易经》夬卦九三爻，遇雨而不能迅速决断，心中恼怒但不归咎于人，这不是心胸狭隘的人所能理解的。

晋人逮捕虞公

褒贬，是王道的权衡标准。两种美德相互彰显而都予以奖赏，两种恶行各自显露而都予以诛讨，不任意而偏颇地处理，这就叫做大公无私。虞公贪图贿赂而灭绝亲情，他作为晋国前驱的日子，罪恶已经盈满，即使不灭亡也本来就不该赦免。《春秋》将晋师列在首位，定为首恶，而虞国的罪责已经彰明了。等到他抱着玉璧牵着马被俘于晋国，身为臣仆，宗庙社稷化为废墟，自叹悔之晚矣？然而招致祸患在于过去，到了这一步才可哀啊。于是这一字的诛讨，在于晋国而不在于虞国。首先策划灭虢之谋而图利其国的是晋国。下阳之战，因为诛讨虞国的缘故晋国几乎逃脱，惩罚并非为了放过晋国。有逮捕虞公的刑书在后，那么略去晋国而专门归罪于虞国是可以的。晋国灭虢，穷兵黩武以逼迫它，强大吞并的习性，未曾有深重的奸恶。等到举兵灭虞时奸恶才深重，罪恶才巨大，将要为天地所不容。为什么呢？没有人比言语笑谈更残忍，违背心意而转眼改变初衷。当借道之时，言辞委婉了，容貌恭敬了。接连出兵，疾病相互体恤而功劳相互推让了。此时顺从而对待虞国，内心与容貌不可自我问心无愧啊。虢国已经灭亡，军队已经返回，虞国的愚蠢正凭借成功的功劳以巩固兄弟之好。一旦突然兴起而捆绑其君主，轻易转移其国家，现在与过去不可自我问心无愧啊。同是一个人，而早晚不能自保；同是一个身体，而心口不能自知。楚国对蔡国，般秦对楚国，怀王都是这样。变诈兴起，廉耻防范，那么懦弱的人不能抵挡奸诈人的智慧，弱国不能战胜敌国的狡猾。金国与元朝，庆幸宋国愚昧而与之联合，出兵灭辽。金国随即反戈相向，圣人于是非常愤怒，非常恐惧，特别记载说‘晋人逮捕虞公’，这是轻贱的称呼。公是尊贵的称呼。以至贱加于至贵，假借虞国的愚昧以君子之称，而穷究晋国的奸诈以匹夫之辞，大义昭然了。怜悯虞国而后诛讨晋国，这是特别的笔法。三传都舍弃晋国而归罪于虞国，愚者一再被贬斥，国亡身辱而还不能掩盖其罪责；奸者略无所惩，灭人两国而最终逃脱惩罚。这大概是任意而偏颇地处理，不是赏罚大公的权衡标准。

郑伯请求结盟

《公羊传》说：“处在自己的地方而请求结盟，大概是斟酌之意。”《谷梁传》将“酌”写作“汋”，意义相同，谓斟酌所歃之血，使受于国中也。其义迂腐了。乞，是郑国请求，不是对方请求而斟酌以强迫他，齐国请求了。郑伯此前逃归，已经得罪于诸侯，现在敢空虚自大，安处自己的地方而致诸侯之汋？为什么郑国强大而齐国弱小呢？两传对此有疑问，是因为不将郑国列于盟约而系于后。系于后，是盟事完毕而郑国才到，哀求复盟，而齐国本来就不与他复盟其后。怀有二心，不像袁侨偶然不及事，而晋国听从大夫的复与盟。

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派遣鄫子来朝见。

《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季姬派遣鄫子请求自己，胡氏沿袭此说。《左传》则说：中途断绝了。以情理

译推究起来，左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女子尚未许配人家，越境去见男子，却让人去请求婚事，只有那毁坏的墙垣所象征的淫乱风俗中才有这种事，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然而这也是愚昧的百姓，是男子前来谋求亲近，并非女子前往依附男子。鲁国距离鄫国，有数百里之遥，季姬怎么知道鄫子并想嫁给他？如果她真的知道鄫子，那么又不会等到见面之后才让人去寻求好媒人。鄫国这样小国的君主，能够与大国联姻，难道不会早晚恳切请求，而一定要由季姬主动去促成吗？鲁国奉行周礼，难道僖公因为宠爱季姬，就如此残酷地蔑视人伦大道吗？所以可知，婚约中途被中断，是季姬不愿意，于是让鄫子来鲁国请求恢复婚约，这是情理上必然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僖公的无道：因为女儿嫁人而指责对方无礼，因为愤怒对方无礼而阻止婚事，这是禽兽的行为。由此也可以看出鄫子的不自强：不用礼仪侍奉大国而招致责备，听从妇人的命令而屡次请求，这是导致灭亡的道理。因此详细地记载在史册上，用来同时讥讽他们。

译震夷伯之庙

《公羊传》说：“夷伯是季氏的陪臣。”当时季友刚开始执政，还没有专断政令，他的陪臣中担任孚职的，只是尚未受命的下士罢了。哪里能有庙宇，又用谥号来称呼他呢？所以《左传》认为这是展氏的祖先，这才是对的。然而《左传》又说：“这是为了谴责他。”如果当时展氏有隐藏的罪恶，那就不对了。展氏的祖先是无骇。无骇的罪恶，难道比公子翚更严重吗？上天却唯独谴责他。《春秋》记载他的去世，却没有贬斥的言辞，为什么要等到庙宇被震毁才加罪于他呢？如果认为子孙有罪恶，上天就震毁其祖庙，《春秋》就借此灾异来定罪，那么僖公时期，柳下惠正推崇和介之德，上天为何不保佑他的祖先呢？阳气蕴积于地下，必然通达于地上，它奋力冲出，就形成雷霆。雷霆冲出没有选择地点，正当它爆发时，房屋人物受到它的打击，就像这次震毁庙宇一样。雷电既从地下发出，触动空中少阳之气，相互附着而形成火，宫室林木就被烧毁了。传文中所说的“人为之火叫火，天降之火叫灾”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震还是灾，上天没有意志也没有选择，并不是挑选有罪恶的人来震毁、降灾，而是由人的行为所招致，乖戾之气导致灾害，不吉祥的人就会遭受；由自然规律决定，上天所降下的灾祸，不祥之事将要聚集，所以君子恐惧并修省，反思过错以消除祸患。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圣人所赞许的；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圣人所警戒的。哪里是遇到灾祸就加罪于人呢？那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谨慎对待天灾，作为鲁国的警戒，作为夷伯子孙的警戒。《左传》的说法大概是流俗之论吧？

葬齐桓公

观察齐桓公去世时，诸侯竞相在齐国寻找战利品，而对他的殡葬毫不关心，就知道高子所说的“保存鲁国”的说法是不对的。从大义来说，拥立孝公是恩惠，救援无亏是报德；从桓公的遗志来说，讨伐无亏是怀念恩惠，想要安抚他的孤儿，拒绝孝公是趁乱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卫国跟随宋国讨伐齐国，木铎的志向感动，不是虚妄的；鲁国联合狄人救援齐国，鹿门的歌声思念，不是真实的。子般被杀时，僖公已经长大了。齐国与鲁国两代都有婚姻，齐国作为方伯在中国号令诸侯，舍弃僖公而立闵公，是利用他年幼而想图谋他的国家。仲子、高子在道路上奔波，窥伺并想趁机行事。僖公即位后，虽然屈服于形势不得不跟随征伐，但难道曾经日夜忘记旧怨吗？桓公死后，五个儿子争位，现在终于有机会报复了。支持他们不想拥立的人，来拒绝他们想拥立的人，使齐国分裂纷争，殡宫无人主持，六十七天后才收敛，十个月后才安葬。鲁人的心愿满足了，这都是桓公过去扶持鲁国使其争胜的旧计谋。唉！用权术控制别人的人，授人以权术而控制自己。司马懿相国九锡的阴谋，是曹操自己的痕迹；苏东坡乌台诗案的祸患，是章惇的覆辙。而胡氏说：“功利在人间，浅薄了。”桓公对鲁国有什么功劳，而鲁国蒙受他的利益呢？不过是互相助乱罢了。

卫人伐邢

《左传》的诬妄，不止一处。那些不足以破坏世教、扰乱治理的，暂且可以不辨。卫国干旱而讨伐邢国的军队兴起，偶然得到雨水，《左传》就采纳庄子的话，信以为真，并记载在篇中。逆天则害教，害民则乱治，不辨明，是不可以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求之于理而不差，征之于事而屡验。滥用武力以招致灾害，是必然的。没听说用兵能带来吉祥的。天道广大，不是人力所能参与的。遇到灾害而恐惧，就有缓刑舍禁、弛力薄征的事情，以拯救百姓的饥馑流亡而复苏他们。然而因此得到雨水，也未必一定。军队兴起就尽其死力，多征刍粟，加重节制之禁，严厉戮社之罚，助天为虐，上天不保佑，却说可以致雨，将欺骗谁？欺骗上天吗？卫国想要兼并邢国，处心积虑，不是一天了。如果因干旱而悔祸，还有补救的可能。而佞臣不恤百姓疾苦，逞邪说以快其志，不驳斥其非，反而传之后世，且信以为己事之验，其害岂浅鲜哉？周颂武王说：“绥万邦，屡丰年。”说“屡”者，伐商之前年数登而民数足，故兴师而不劳也。庄子的话说：“周饥伐殷而屡丰。”诬经以益其妄，殆汉人谶纬之滥觞欤？

西宫灾

《谷梁传》以西宫为闵公之庙，不言新宫者，不继祢；不言闵公，非疏之展转而为之辨，其实非也。宗庙在公宫之东，太祖东向，昭北而面南，穆南而面北，西则庙门在焉。闵公安得居西？若据公宫而言，则右为社稷，非宗庙之所，是以知谷梁之说非也。《公羊传》以为小寝近是矣，然宫者，环群室之墙也。小寝在路寝之后，与路寝合为一宫，亦不得称西宫。西宫其别宫欤？古之侯国，虽不若后世天子宫室之盛，如西内、南内之制，然亦自可有别宫为燕游之所。传《公羊》者，又谓楚女不得为嫡，怨思而致灾，则诬甚矣。僖公娶于楚，无明文，齐为楚媵，先至而夺嫡，说尤不经。一女子争宠之微，亦闺阃之亵事，

译哪里能招致阴阳的变异呢？记载西宫发生火灾，只是记录灾异罢了，知道那是离宫，知道那是灾异就足够了。像这类废弃的传注是可以的。

译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

胡氏说：凡是《春秋》记载“救”字的，没有不认为这是善行的。起初遭受兵祸而国家还没有危亡的形势，只要能够救援就认为这是善行，那么当国家已经灭亡、国君已经逃跑时，声讨灭国者的罪过，收复其土地人民并授予他们，使他们能够保全宗庙祭祀，这种善行不是更加伟大吗？须句被夺取，《左传》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并非过分赞美。胡氏却以没有请示周王命令为由加以贬斥，难道其他救援邻国的行为都要请示命令才去执行吗？如果都是没有请示，那么应根据功劳的大小来衡量善行的深浅，为什么唯独对救援已亡之国苛责呢？须句是成风的母家，因此指责说：“为母亲报仇，是私心。”体恤邻国的道义，不能因为母亲而伸张，难道因为母亲反而不能伸张吗？即使从母亲的角度来说，渭阳之情，也是君子所允许的。天伦亲情有三类，并非路人。宗庙社稷化为废墟，国君流亡在外，而在危亡之际拯救他们，并没有擅自分封的事情，这难道不可以吗？却一定要冷漠地抛弃他们，还不如看到小孩掉进井里时产生的惊惧同情之心，这又怎么可以呢？不请示命令就兴师动众，是通晓《春秋》时代公认的公罪。根据事情来判断善恶，不是用一种固定的法则专门施加于一件事，精微的道理用来辨别得失，难道固执一端就可以吗？如果说宋公在蛮荆受辱，舍大取小，不算懂得事务轻重，这还可以理解。但胡氏没有提到这一点。虽然如此，须句的祸患紧急，不能等待中原无事才去顾及它。

周天子出居在郑国。

多么鄙陋啊！《左传》用礼来赞许人。周天子在郑国，郑国的君臣省视并备办官具，然后才听任天子处理私政，这只是礼的末节。从前寤生的叛逆，射中王肩后转身，让王劳累，这是郑国的故技。郑国起初违背王命进入滑国，导致狄人的灾难，狄人祸害郑国，郑国应当悔过自新，急忙兴起勤王的军队，或许可以免罪。如果说国家小力量微弱，那么奔告大国并身为前驱，难道会坐视狄人在汜水之上摇尾乞怜，仅仅修备刍粮器物等虚文，就说礼只到此为止吗？襄王怒郑而任用狄人，狄人逼迫他，他又逃往郑国，耻辱已经很多了。郑国备办官具，所以目视天子微笑并姑且安抚他，这是傲慢的表现。自从周天子出居而《春秋》记载“出”，胡氏认为这是贬斥天子不能家天下，其义理是一致的。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郑国不勤王而将自己排除在周室之外，那么说“出”，郑国就不是中国的郑国，这也显现出来了。后来秦、晋兴起河上的军队，郑国没有一只车轮跟随，郑国的心意路人皆知。扭着兄长的手臂却用作揖来谢罪，把这当作礼，难怪老庄一流的人认为礼是忠信之薄。但礼难道是这样的吗！

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威福是天下公义。不是掌权者装饰喜怒的工具，也不是任事者避恩避怨的途径。道义上不可废弃的，赐福以安抚，即使庇护亲昵之人也不以为讳。晋文公急于救宋，虽然是赠马的主人，君子不认为这是偏私于所好。道义上必须伸张的，施威以惩罚，即使怨恨在睚眦之间也固然不可容忍。晋文公向曹、卫问罪，虽然有观胁与土块的旧怨，君子不认为这是偏私于所恶。而胡氏以此讥讽晋侯，错了。宋国图谋霸业而失败，楚国乘虚而入威加于上国，戴冠束带的君主纷纷听命，唯独对曹、卫有诛伐？这是怀疑晋侯出于报怨私心的由来。但考察其情感分离的原因，以及审察形势必然争夺之处，那么执守大义的人固然不容回避小嫌，而姑且延缓对两国的讨伐。从情感来说，鲁国有齐国的灾难，不得已向陈、蔡、郑、许乞师，那么道路与楚国相邻而力量不足以对抗，顺从它姑且延缓祸患罢了。曹在山东，卫在河北，隔着大河，东连齐，西连晋，南有宋作为屏障，国家又没有警报，闻风遥附，甘居下位，并与楚国讲和通婚，这种去顺从逆的情状，是王者所不赦免的。从形势来说，楚国虽然得到陈、蔡、郑、许，与南国交连，不足以波及大河以北，那么凭借河山的险要，下临荆、豫，本来就有忌惮。曹、卫引导其中贯于北方，横贯南北以压制衰弱的周，三川归于其怀抱了。除了曹、卫，与楚国交往的只有鲁国，而鲁国是周的宗邦，图谋霸业的人投鼠忌器而不允许先致难。况且鲁国用来交结楚国的，曹、卫作为中间人，所以曹、卫受兵而公子买的头颅早已作为谢罪的资本，所以讨伐曹、卫，是击蛇而击其颈项的道理。那么晋国对这两国，有恩而不能顾恤，有难而不能回避，务求顺从长者之名，以宽纵党恶之罚，这是私心，不是公义。矜持虚名而堕落实义。晋文公能忍于寺人披、里鳬须，难道会是急躁修怨的人吗？原田之歌，舍弃旧怨而不以为愧，知道成就大事的人不屑于在酒肉之间计较。曹被围而还在城上陈列晋国的门人，卫已破而还南投于荆蛮，两国决意从楚如此坚定，难道可以显露文饰隐藏武力来招致他们吗？再次书写晋侯，是夸大他的功劳，记录楚人的救援，以显示卫国确实与楚国勾结，而楚国急于争夺卫国。即使从经文来看，道义自然显现。

公子买戍卫，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死。

《春秋》杀大夫，没有记载其被杀

译这是公子牙的过错。在鲁国，公子牙曾犯下罪行，如今公子偃又谋划篡位，其罪行本可以记载却略去了。由此可知，“不卒戍”这一记载，并非鲁国人将其作为公子买的罪案，而是《春秋》经文顺势记录下来的。说“不卒戍”，只是记述戍守卫国这件事罢了。鲁国的君臣因为畏惧晋国而没有完成戍守任务，于是借刺杀公子买来掩盖鲁国的行迹。这如果是悔过自新，那实在是谋划国事的浅陋。一会儿去戍守，一会儿又撤军。既然派遣了戍守的军队，却又进而杀害主将，这样的人还足以拥有国家、统治百姓吗？而鲁国始终把这当作趋利避害的良策。宗国如此，是圣人感到痛心的。齐桓公死后，霸权衰落，鲁国急于背离齐国。齐孝公的地位一旦确定，鲁国遭受三次侵伐，便急于投靠楚国以对抗齐国。楚国昏庸地对待卫国，晋国军队刚刚出动，胜负未卜，鲁国便急于援助卫国以讨好楚国。申叔离去，申子玉的孤军有覆灭的危险，鲁国便急于背叛卫国以求好于晋国。出兵与撤军没有定准，将领的祸福难以预料，朝廷中的谋臣四处观望而没有坚定的立场。整个春秋时期，起初依附齐国，中间依附楚国，接着依附晋国，忽然又依附楚国，不久又依附吴国，最终投靠越国，被人驱使的，始终只是一个人罢了。早上被一个人驱使，晚上又被另一个人驱使，这是仆役都感到羞耻的，而鲁国因没有恒心、不自强而达到这种地步，也太过分了吧？燕太子丹不过是血气之勇罢了，尚且不忍心背离樊於期而为之流泪。宋国献出韩侂胄的首级向金人谢罪，最终却因软弱而灭亡。鲁国改弦更张投靠晋国，虽然比投靠楚国更为正当吗？但其羞耻之心已经荡然无存了。记载“戍卫”，是决意去戍守；记载“不卒戍”，是决意不完成戍守。刚说戍卫，随即说不卒戍，是为了彰显其反复无常之快。记载“刺之”，是为了彰显其残忍。楚国不追究鲁国不卒戍的罪责，是因为战败而力量不及。晋国不追究鲁国戍卫的罪责，是因为忌讳讨伐鲁国的名声而暂时容忍。这都是侥幸得以逃脱罢了。如果说杀一名大夫就能用两种说法欺骗两个国家，楚国的狡猾、晋文公的智慧，难道是能被这样欺骗的吗？

译晋侯、宋国军队、齐国军队、秦国军队以及楚国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实际上是晋国率领三国与楚国作战，楚国的得臣违背命令，狂妄逞强而导致失败。《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实录。楚军驻扎在宋、卫两国交界之处，晋国未曾攻打楚国而去问罪。胡氏说：“应当有美好的词句来称扬晋国的功绩，将用什么美好的词句呢？”晋侯的意图在于打败楚国以抑制其骄横，明显而无所隐藏，于是说“诛斥他的意图”。用中原国家抵御蛮夷荆楚，这个意图并非不好，又何必诛斥呢？夏商周三代的文献，大致见于《诗经》《尚书》的，有征伐有扈氏、流放南巢、讨伐崇密、孟津会师等事，未曾知道他们用兵的具体情况如何，但关键在于不掩饰失败、不废弃谋略。宋襄公只是自取灭亡罢了。孔子说：“面临战事心存畏惧，喜好谋划而能成功。”那么王者的军队，难道是没有谋略而只是击鼓前进吗？原田的诵读，伏盬的梦境，晋文公未曾没有畏惧之心。畏惧就必然谋划，联合他的党羽，激怒他的敌人，退避三舍以骄纵他们，拖着柴草以引诱他们，这些都是谋略。自征伐以来，无不以此为尚，何况中原国家对于蛮夷荆楚，高宗战胜他们却已疲惫，宣王征伐他们却不臣服，难道可以恭顺地让宋襄公的后人再出现一个宋襄公吗？如果说“为什么不效仿齐桓公在陉亭驻扎的做法”，那还是对时势认识不清的议论。齐桓公经营天下二十多年后才对楚国用兵，北伐山戎以保全燕国，西击狄人以保存邢、卫，威震天下而后叩击楚国的大门以问其罪，所倚仗的是不可战胜的实力。晋文公返国不久，内乱刚平定，年纪已老，不容许等待，鲁、卫的争端未平，齐、秦的交好未固，从容整肃地面对楚人，人心懈怠而大事就失去了。在齐桓公的时代，楚成王新立，势力未张，越过黾隘以窥视中原的，刚到郑国而未能得志，跟随他的只有蔡国。等到宋襄公时，两次羞辱齐国，缗地被围，曹、卫两国渡河归顺，鲁国远服而代守，仅存的未降服的，只有宋国罢了。得臣骄横，乘着屡胜的威势，辞令强硬而坚决不服，坐守而增强其势力，与之按礼法周旋，而狡猾的人且挟诈以制服自己，想要效仿陉亭的旧智，是万万不可能的。宋襄公无谋而导致失败，《左传》讥讽他了。晋文公又因有谋而被贬低，无谋不可，有谋也不可，只有割地请和，称臣纳款才可以吗？谢玄在淝水之战，引诱苻融以退兵，是欺诈。刘锜在顺昌防御，对抗乌珠穆而请战，是激怒。晋、宋之所以仅存，靠的就是这些。胡氏处于汪、黄误国之后，还以志在作战为晋国的罪过，难道不是为秦桧做先导吗？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导致天子狩猎，而以诸侯相见；避难而出，而间以里防，接纳从子的妻子，而巩固秦国的友好。他在君臣、父子、兄弟的伦理上，都是市侩之心，并非城濮之战的好谋而成。”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

诛杀得臣，士伯说：“这是晋国再次战胜而楚国再次失败，大概庆幸他灭亡的人向来就有。在此之前，楚国虽然横暴，但其毒害只到郑、蔡为止。得臣执政，于是深入而有灭亡宋国的志向。宋国灭亡，那么中裂天下而向东发展，诸侯都是他所吞并的。城濮战败，得臣被杀而毁家纾难的宰相，反而思考巩固其边防，中原国家得以喘息，没有荆尸之祸二十多年，都是得臣授首的效果。”《春秋》特意记载他无罪而在城濮之后被诛杀，记录上天的悔祸，而庆幸中原国家蒙受安宁。两敌相持，有道者胜。所以姜维急战，是魏国的利益；羊祜静守，是吴国的忧虑。而所担忧的悍敌与此不同。拓拔两次临江而无能为力，宋、齐难以保全，颜氏在符离打败张浚，而不能为南宋造成伤害。那些不虑胜而狂骋无忌的，正是无可如何的。疯狗咬人则死，而驯服的狗不然。子文虽然贤能，晋国可以自贺说：“没有人能毒害我了。”王猛不死，苻坚无入寇之师。得臣的强忿无谋，所以生忧晋侯，而他的死是幸事，这是疯狗的毙命。《春秋》是圣人的典籍，晋国人庆幸它，而能不为之庆幸吗？胡氏还惋惜他的死，而责备楚国轻率杀戮，不符合大义。何况违背命令防师，本为法律所不赦免呢。

天王在河阳狩猎

《黍离》降为国风，而《春秋》作，所以维系宗周昭示一王的统绪。所以凡是僭越称王擅命者，都贬斥他们，以彰显其罪。至于倒逆已极，破坏万古纲常之大，有目所不忍见，耳所不忍闻，口所不忍言，笔所不忍书者，那么宁愿隐去其罪，而以全名义于已亡之余。那么天王狩猎于河阳，是已习闻习见的恶，狎昵而不知其非，不明着其罪恶悖逆者，以为固然也。罕见罕闻的逆，日言之而开后世乱臣贼子以效尤之端。直录其事无忌惮者，且说“古之人尝有之矣，而何不可踵之以兴也”。略去其罪而若为之矜全，难道是以矜全权臣而谅其志吗？所争者万世之纲常，非一事之顺逆也。所以仲尼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圣人之情，非褊衷以行诛赏

译这是史官所推测的。晋文公不肯去朝见周王，反而召周王前来，是为了挟持周王以号令诸侯，他的用心有两方面：一是倔强自尊，不屑于乘坐卿大夫的车驾，撤去副车，肉袒在黼扆之前等待治罪，这是桓温到达建业却不入朝拜见的骄横；二是借淫威来接受诸侯的职贡，从而专制天下，使周天子失去统治天下的尊严。又害怕那些唱《黍离》、悲《下泉》的忠臣志士，有人起来追究他的罪责，因此不敢入朝，这是曹操汗流浃背不再入朝的隐恶。然而没有天子就无法号令诸侯，辗转思考两全之策，周王果然欣然驾车下临就见他，而不敢违背他的诡诈。这正是后世所谓的奸臣，开创了自君臣关系建立以来未曾有之事，开启了万世逆天胁迫君主的祸源。圣人对此深加谴责，是为周天子避讳，哪里是为晋文公开脱呢？《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好像效法夏禹在涂山会盟、成王在岐山狩猎的样子。周王是自行狩猎，诸侯是自行朝见，而晋文公不参与，以此将权奸的权柄归还给天子。不是圣人不能修撰《春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左氏说是“明德”，啖氏说是“忠”，胡氏说是“顺从”，这三种说法难道不是在为逆臣的奸狡开脱吗？

译如同“三望”之事

创立一家学说的人，其论述的始末必然相互契合，然后才能让读者知道该遵从什么，何况是传述圣人治理天下的经典呢？胡氏传述《春秋》，参差不一致的地方有，但没有什么比“三望”之说自相矛盾更严重的了。说天子有“四望”，鲁国减杀其礼制而为“三望”，这是公羊家的说法。“望”是遥望其方位而祭祀，东西南北四方，减杀哪一方都可以吗？既然已经僭越了，减为“三”并不能减轻其僭越的罪过。这种错误，非常明显。说泰山在鲁国的封地内，鲁国得以祭祀，其余三方是僭越，所以去掉泰山而称“三望”，这是朱长文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然而假如鲁国原本有“四望”，而《春秋》因为其中一方不是僭越而称之为“三望”，那么季氏使用八佾、四佾，是他所能使用的，难道可以说他舞四佾吗？大概“望”是遥望而祭祀，周公制定祭祀典制，以洛邑为中心，四方遥望祭祀之处都在王畿之外，所以天子遥望而亲自祭祀。泰山在鲁国封地内，鲁国就在山上祭祀，所以不再列入遥望祭祀的行列，事实确实如此，并非《春秋》因为鲁国得以祭祀而略去不提。折中于朱长文的说法而不探究事实，被公羊家的言论迷惑而不知道其荒谬，始末说法不一，读者将依据什么来折中判断呢？创立学说真是不容易啊。

文公

秦人伐晋

《左传》说：“于是称霸西戎，是因为用了孟明。用人周到，用人专一。”秦穆公听从子桑的建议而最终任用孟明，在战事不利时还继续用兵，这能称得上贤明吗？秦国窃取西周故地，占据山河险要，土地肥沃，民众强悍，凭借洞穴固守，东方诸侯不能使其陷入困境，难以对付的只有晋国罢了。至于它向西扼制各戎族而成为霸主，起初并非与晋国竞争，然后才能收服戎族。西方不图谋而向东窥视郑国，以与晋国争夺，如果不是戎族乘虚而入袭击，那是侥幸罢了。孟明在殽山战败后，又在彭衙战败，四国军队叩关问罪。愤怒而不悔改，又做出渡河焚舟的举动，这是亡国的道路。把称霸西戎作为这次战役的成绩，难道合乎情理吗？再次战败的军队，白骨遮蔽原野，使人的儿子成为孤儿，使人的妻子成为寡妇，向东望而悲号的人，连渭水和南山都为之震动。又率领幸存的子弟，做必死的打算，欲望未能满足，仅用一抔土掩埋久已冰冷的尸骨。戎族如果有知，早就目露嘲笑而内心非议了。这难道足以称霸吗？君子认为秦穆公作为君主，吝惜悔过，用人偏颇。孟明作为臣子，逞欲而不知畏惧。子桑不忠，培植私人，只助长祸乱。《诗经》说：“不任用贤良，反而使我悖乱。”这是说秦穆公。“不怜悯上天，不该空耗我的军队。”这是说孟明。“不要教猴子爬树，如同在泥上涂泥。”这是说子桑。闭关自守而仅成为戎族的渠帅，中原诸侯耻于与他结盟。秦国的称霸，哪里值得与齐桓公、晋文公相提并论呢？秦穆公是戎主，楚庄王是蛮主，宋襄公是俘虏，将他们列入五霸，是传述者的错误。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与齐桓公、晋文公合为五霸，赵氏的说法是正确的。难怪胡氏认为这是出于愤怒欲望的军队而备加责备。等到晋国伐秦时却突然赞许其王事，如果举出嬴政的暴行，窃取天位而将功劳归于穆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尚书》存有《文侯之命》，显示天子的庆赏，没有实质而仅有文辞。存有《秦誓》，显示诸侯修明政治任用贤才，有其言论而非其真心。如同《诗经》中的变风，以哀伤王道断绝于天下，而胡氏说：“圣贤的诰命，不超过这些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雨螽于宋

宋国降下蝗虫，是异象，而鲁国记载它。公羊家说：“因为宋是王者之后，所以记录异象。周朝尊崇三恪的封爵，其爵位、命书、礼乐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庆吊的邦交，则与诸侯并列而不特殊。”王者之后，社稷已经屋覆了。有异象而不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异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呢？公羊家这样说，是因为《春秋》对外国的灾异，只有宋国记载得详细，水灾、陨石、六只鹢鸟退飞，都完备地记载了。除此之外，齐国的灾异被记载，是因为四国的灾异同日发生且非常异常，所以一并记载；陈国的灾异则是因为叔弓前往会见而记载。所以公羊家有疑问，说：“因为宋是王者之后，所以记录它，如果不是这样呢？”大概灾异是因为告礼，而诸侯忌讳而不告知的很多。宋国修习天子之事，坚守并使用殷礼，殷道崇尚鬼神，而对灾异谨慎。汤时的旱灾，大戊时的拱桑，高宗时的雉鸟鸣叫，先王的余泽，延及后世，所以灾异必定告知，而鲁国史官因此得以完备记载。说蝗虫“雨”，是死蝗虫。蝗虫成灾而死，则是祥瑞。宋国大概以为这是祥瑞而告知了。由此可知祥瑞在于德行，不在于物象。宋国在这个时候，屡次被楚国挫败，死伤尚未恢复，继位的君主无道，庶孽怀有奸心，弑逆的祸患潜伏且即将爆发，有什么德行来承受上天的休美呢？那么蝗虫死而如雨，或许偶然有之，小人献媚，昏君自矜，洋洋得意地告知邻国，有见识的人嘲笑其妄言，已经很久了。后世奸臣怀死蝗入告，且请求上表祝贺，不久飞蝗蔽天，大概这类情况吧？《春秋》保留而不删削，作为后世诬天罔人、自取灭亡者的警戒，不仅仅是记录异象而已。

逆妇姜于齐

迎接妇姜，四家传注的说法各异，而谷梁家的说法最为允当。《左传》说：“卿不

译这是不合礼制的。作为国君的贵戚之卿，在纳币时地位卑微者前往迎接，为何先前恭敬而后倨傲？这是事情中不该有的现象。”《公羊传》说：“娶大夫之女可以省略礼仪。娶大夫之女却行纳币之礼，为何还需要卿去迎接？况且诸侯以下的人娶妻，礼制并不禁止。宋国曾经娶了季孙氏的女儿，《春秋》并未讥讽。下娶与下嫁是一样的。”宋国荡氏、齐国高氏娶国君之女，未曾省略礼仪，为何唯独这里省略？胡氏说：“丧期未满，就思念娶妻之事，在迎亲时就已经成为妇人。推究其本意而加以谴责，这对名教的学说是有补益的。”然而，在谋划婚事时，纳币就已经被讥讽了。迎亲在三年丧期之外，难道是念及旧恶而加重贬斥吗？况且称“妇”，是责备姜氏的言辞。不孝在于国君，而非姜氏不顺从，又何必谴责呢？由此可知，《谷梁传》“礼在齐国完成”的说法是正确的。不记载国君的讳名，是因为认为这是大恶，所以避讳。齐鲁两国通婚之事，混乱已久。一次混乱在庄公时，再次混乱在文公时。鲁国不认为这是恶，齐国不认为这是耻，所以哀姜、出姜最终不被鲁国所容。所以晏子说：“只有礼制可以止息混乱。”如果这个义理得以施行，而后世风俗败坏，士大夫将女婿纳入家中，扰乱婚姻的大义，以追求苟且简略，家庭怎么能昌盛呢？

译周王派遣荣叔前来吊唁，并赠送助丧的财物。

周天子不能端正嫡妻与妾室的地位，却派遣使者前来赠送助丧的财物，将成风确立为夫人，这违背天道，本是必然的，然而还不止于此。诸侯国之间设有边防，天子的使者前来视察，是合乎礼制的，但十二位鲁公在位期间，天子使者到来的记录却缺失。至于夫人，更不曾有天子使者前来，唯独对于成风，荣叔急忙前往，召伯随后又到，这是为什么呢？诸侯国不知尊奉周王已经很久了，边防或许不向周王报告，报告时或许也只用微末之人，而周王也简略地应对。大概诸侯看待周王的命令，认为不值得重视，任由周王对待他们的厚薄，而无所期望。只有成风以妾室身份扰乱嫡妻的地位，而她的母家势力衰微，没有大国的援助来增加她的宠幸，虽然将她确立为夫人，但友好国家看待她如同无物。于是借周王室的命令来显示荣耀，并且庆幸周王借自己来加重分量。周王也趁其急切而给予超过期望的恩惠来取悦她，洋洋得意地说：“诸侯的夫人等待我来确立，我本来就是天下的共主。”周王疲惫衰微到如此地步，还足以承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吗？自仲子之后，空了一百年才出现一次，从此以后，即使是敬嬴的悖逆，也不再借周王的威灵来扰乱嫡妻。鲁国且玩弄周王，认为最终不值得重视，而周王更加像赘疣一样立于众人之上了。削减天子的名号，是圣人所深深痛惜的。左氏尚且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这是什么礼呢？《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兼用两位使者是不合礼制的，亵渎已经太过分了。难道还想要周王派一个使者来赠送含玉，又派一个使者来赠送助丧财物吗？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

《节》卦初九爻辞说“不出家门，没有灾祸”，而孔子展示了谨慎保密的道理。《节》卦的本质，坎为险，泽用来承载水而不泄漏。涉足险境，就不能不谨慎保密，以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加以防范。所以寺人貂在多鱼泄露军情，就知道齐国的霸业衰落了。如果用人行政，在朝廷上议论并实行，先王设立外朝来询问众人。君主广泛地向臣子咨询，臣子公开陈述，不可以屏退旁人私下密谋而匆忙行事。唐尧虞舜时的咨询，禹和皋陶难道忌讳共工和驩兜吗？阳处父担任晋国太傅，推举赵盾而压制狐射姑。公开陈述，众人听取，君主决断，这难道不可以吗？即使晋襄公向阳处父咨询，而阳处父以正道告知，又有什么畏惧忌讳而不能公开于众人说：“这是阳处父用来告诫我的。”狐射姑的骄横狠毒、依仗权势作乱，从后来的事情来看，民众不赞同阳处父的话，是确实的。这不能让他担任上卿而承担军将的重任。阳处父即使不幸祸及自身，也是臣子捐躯报国的本分。晋襄公去世，太子年幼，襄夫人保护孤儿来不及，狐射姑逞其杀害之心，刀锋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出，也像李师道刺杀武元衡，唐宪宗不承担罪责。如果一定要让臣子附耳低语，暗中谋划而表面上好像不参与，那么就会开启后世臣子留身陈乞的私心，中间产生斜封官的弊端，而臣子沾沾自喜畏惧祸患，保全自身和妻儿的心情，使得举荐贤才、斥退不肖之人的心志萎缩，以此作为免祸的图谋，况且还有周顗“杀贼取印”的话，最终导致自己丧命。君臣之间，哪里能容许这种在房闼之间效忠的婢妾之忠呢？《春秋》记载“晋杀”，而不将刑罚归于狐射姑，狐射姑趁着君主去世、国家危难的时机，因私怨杀害大臣，是国家的贼人。纵容国家贼人，晋国就没有刑罚了。赵盾执政，感激阳处父而不能明确颁布国法，并且听从臾骈送其家属而让他逃脱，这不是赵盾恩仇不明，而是刚得到政权而暂且以此收买人心。等到后来地位稳固，权力掌握，先克一案，五位大夫并头被杀。赵盾施福行威，只凭自己的心意而蔑视刑法典章，始末昭然若揭。称国者，是君臣共同承担责任的说法。《谷梁传》说：“见到君主就说话，用诡辩的话出来，是小人的权术，不是君子侍奉君主的方法。”胡氏袒护这种说法，并引用《易经》来责备他不谨慎保密，这怎么能为后世留下训诫呢？

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谷梁传》喜欢标新立异，有身体横跨九亩、眉毛露在车轼之上的说法，骇人听闻太过分了。天地之间，有什么没有的？然而偶尔有，就是怪异。不是同类共生的。怪异或许出于荒远人迹不至的地方，而说兄弟三人，一个在齐国，一个在晋国，一个在鲁国。怎么知道他们是兄弟而居住在邻近的三个国家？住在哪里？吃什么？又怎么能一下子容在人间呢？古代的亩，宽十步，长十步，九亩为地，九十步，五百九十文。车轼的高度只有四尺，身体长五百多丈，而头只有四尺吗？富父终甥的戈，又有多长才能刺中他的喉咙呢？胡氏根据刘原父的说法而认为不是长狄，然而即使名叫长狄，也是偶然那个国家的人，比人稍微高一点罢了。就像赤狄、白狄不是红如朱砂、白如玉石一样。打败的是与长狄交战而打败它，如果像《谷梁传》的说法，得臣又能以七尺之躯，轻易与它对抗吗？

秦伯派遣术来聘问。

秦术前来，省略了他的姓氏，说法有二：诸侯的大夫，活着时赐给姓氏，使世代为卿。春秋中期，齐、晋、鲁、卫的乱政，如果其开始，无骇、挟溺、柔都像秦术一样没有姓氏。或许秦国没有赐姓的世卿，而传言西乞术不是他的赐姓，未可知也。或许术前来聘问，将要联合鲁国讨伐晋国，鲁文公侍奉晋国正谨慎，亲自执玉的三大夫，执币的五人，而晋国没有一个使者回报。秦国趁晋国不亲近鲁国而来，于是鲁国最终畏惧晋国，推辞玉而不回答他的使者，因此轻视术而省略他，史官不记录他的姓氏。

译秦的姓氏，原本是不可考的。于是《左传》说：秦国地处戎狄之间，其礼仪尚未与中国相同，便以吴、楚为例而削去其使者的姓氏，这不过是过分厌恶秦国的言辞罢了。秦国哪里是夹杂在戎狄之间的国家呢？它的土地本是周朝西京的故地，它的百姓本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教化施行、风俗美好的遗民。声名与礼乐制度，难道完全湮灭了吗？况且秦国远慕礼教，在鲁国修习礼仪，跨越一千多里去亲近鲁国，并向周公祈求福佑。鲁国国君难道有像吴、楚那样自称为王、傲慢无礼并索取友好关系的吗？鲁国因为畏惧晋国而不与秦国亲近，过错在鲁国，而《左传》为何如此过分地厌恶秦国呢？人们所厌恶的秦国，是废除井田制、急于耕战、窥探山川形势、志向在于兼并天下的秦孝公。尤其被厌恶的秦国，是铲灭宗周、蚕食六国、废除诸侯设置郡守、焚书坑儒、役使百姓修筑骊山和阿房宫致使百姓死去的吕政（秦始皇）。如果是秦穆公、秦康公的时代，安守西陲，没有狡诈的野心，周襄王出奔时，还尽力勤勉地辅佐王室。秦国与晋国为难，则是三次拥立晋君又三次背弃他们，过错在晋国而不在秦国。鲁国自己结党晋国以抗拒秦国，而《春秋》为何要厌恶秦国呢？后世将数百年后无道的吕氏（指秦朝）的恶行，归咎于嬴氏的先君而断绝其联系。圣人虽然号称有先见之明，难道会凭藉遥远不可知的兴亡，预先斥责断绝其先人吗？这是《左传》作者过分了。滕国朝见桓公而连累后世，整个春秋时期都称其为“子”。越王勾践僭越称王而连累先代，在他尚未称王时便先称其为“王”，都是这类情况。

译晋国人护送防菑到邾国，没能成功护送进去。

治理外部事务，应当先从内部做起。内部不能胜任，却想让政令在外部通行，即使是出于正义也不能成功，至于不正义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春秋》记载大国命令小国而小国不遵从的情况有两处，都用特殊的笔法记录下来。晋国护送防菑，记载为“没能成功护送”；鲁国平定郯国、莒国，记载为“鲁国人不愿意”，这都是正义理亏、势力穷尽的表现。联合八个国家来谋划，率领八百辆兵车去威慑，难道不知道防菑人少吗？等到邾国人推辞，才知道原因。所以《谷梁传》说：“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晚呢？”晋国难道只是因为正义理亏就停止行动吗？邾国人说：“齐国驱逐了貜，而且貜年长。”又说：“年长，是秉持正义作为名义；说齐国驱逐，是挟持齐国的势力。”晋国的霸业已经传了三代，为什么害怕齐国？兴师动众却疲惫地返回，如此不能自我振作，是为什么呢？灵公即位，并不是赵盾的本意。襄夫人以正义逼迫，赵盾只好暂时屈服。国君不是他想立的，却最终占据君位。灵公如芒刺在背，赵盾心中如受毒虫叮咬。在国内谋划已尽，在境外意志动摇。防菑有请求，姑且以此来酬答，而身在邾国郊外，心却经营着故都绛城，又怎敢得罪齐国，从而加重自己的祸患呢？所以范山说：“晋君年轻，不在诸侯之列；国君年轻而卿大夫有异心，这次行动大概不在诸侯之列是明显的证据。”赵鞅因为担忧荀氏、范氏而向吴国屈服，刘裕因为忌惮王镇恶而放弃秦国于夏天，秦桧因为忌惮岳飞、韩世忠而向金国称臣，都是这种心态。记载“没能成功护送”，其精神疑惑、气势沮丧、心乱力竭的情形就显现出来了。胡安国用“登墙没能成功”的含义来称赞它，赵盾是背离，不是同心。载着一车鬼，而不是登墙，是寻求相同。君子难道会因为言辞看似顺从而被欺骗吗？

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臣子对于尊长亲人，宣扬其美德，不宣扬其恶行，这是礼制所不敢做的，也是真心所不忍做的。华督弑杀殇公，子孙想要消除他的恶名却无路可走。华耦是他的裔孙，如果真能对他祖先的大逆行为感到惭愧，那么辞去职位隐居以消除痕迹是可以的。褚渊的儿子褚贲，之所以辞去爵位不在齐国做官，就是这样的道理；振奋立志节以掩盖过错也是可以的。沈充的儿子沈劲，之所以求死在敌手来报答晋国，也是这样的道理。至于名字列在诸侯的史册上，掩盖不了，就有耳朵不忍听、眼睛不忍看、嘴巴不忍说的，却毫不羞愧地说出来，作为借口，以此标榜自己的谦逊顺从。华耦在这时完全没有做人的道理，而且心防已久。鲁国人认为他敏捷，鲁国难道还有其他人吗？经书记载“华孙”，是为了表明他是华督的孙子，以此羞辱他。而《左传》说：“尊重他，为什么要尊重篡弑的苗裔，使祖先的子姓受辱呢？”

鲁文公四次没有去祖庙参加朔日祭祀。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生病，胡安国根据经文判断传文，辩解说他没有生病。没有生病确实是事实，没有生病却说生病，传文也必定有所传闻。大概文公托辞生病，于是有人就认为是生病，文公为什么要称病呢？只是参加一次朔日祭祀罢了，并不是不能承受的劳累。穿戴礼服拿着玉圭，每月只到祖庙一次，天亮就结束事务。文公虽然怠慢，何至于冒着不祥的名声在吉利的月份而不顾臣民的嘲笑呢？这大概是有原因的。鲁国自从隐公以来，获得君位安稳的没有像文公这样的。乘着僖公、戴伯的余荫，依托齐国、晋国的庇护，国家二十多年没有战争。文公在邾国试了一下，事情也很快结束。悠闲地度过岁月，自认为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等到晚年，商人怀着嫉妒互相陷害，一再出兵愤怒还未平息。文公在这个时候，国内没有兵力和粮食可以依赖，国外赵盾的志向不在诸侯而没有什么可以援助，没有足以与齐国抗衡的人。于是派展喜去乞求结盟，并不是不想亲自参加盟会来消除齐国的愤怒，而是兵卫寡弱，担心齐国穿着铠甲来胁迫，将有去而不归的忧虑。商人说：“请等您空闲”，那么文公畏惧惭愧的心情，齐国已经彻底知道了。不得已而在国内下令说：“我生病了，朔日祭祀都不能参加，更不能出国境了。”辗转逃避，自以为这是避祸的计谋。唉，疲惫到这种地步，还足以立国而避免四邻的侮辱吗？等到仲遂的贿赂已经送入，郪丘的盟约已经确定，过了两个月文公才起身。不知道之前托辞生病以求免于齐国，还有什么面目谢罪天下？齐国人更加挟持他进行欺凌，军队期限的警戒，幸好没有到秋天，不然就危险了。宗国的耻辱，圣人是深切怜悯的。经书记载“四次没有参加朔日祭祀”，不仅仅是讥讽他怠慢。

拆毁泉台。

世室的房屋倒塌，是房屋自己倒塌；拆毁泉台，是人拆毁的。泉台不是一天就能拆毁的。文公怠慢抛弃国政，损坏了不修理而破败，破败了还要役使人去拆毁先君的台吗？所以《左传》说蛇从宫中出来，数目像先君一样多。声姜去世而泉台被拆毁，这个说法是对的。灾祸祥瑞的到来，是人招致的，不是天意。生死的定数，是理的自然，不是灾祸。邪妄的说法兴起，流俗的人由此沉迷，国家有这样的情况，其不祥更加严重。文公作为国君，臧辰作为相国，不征询于人而征询于鬼祀，喜爱虚妄的器物，没有不是虚妄的。夏父弗忌，甚至在白天看见鬼了。以至于举出鲁公以来世代尊亲，而蛇和声姜已经年老死去，也是常事，却归咎于先君的毒害。如此愚蠢，如此疯狂，如此诬蔑亲人不孝。妖妄兴起，流俗的人竞相传播错误，又有谁知道他们获得的

译难道是对天公犯罪吗？没过多久就死在台下吗！教化衰微，百姓邪僻，上下都陷入疯狂，于是出现了诅咒和厌胜的法术，于是产生了相宅和相墓的说法。死亡本是偶然之事，谣言纷纷兴起，竟使得活着的人没有安居之所，死去的人没有安息之骨。这是君子必定要讨伐而不赦免的。胡氏说：公开宣扬其内室的丑事，有轻视先祖之心，那么最终从事骊山工程、修建华清池游乐的人，可以算是孝吗？《春秋》所讥讽的，在于这里而不在于那里，这就很明白了。

译春秋四传质卷上

<经部,春秋类,春秋四传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四传质卷下

明 王介之 撰

宣公

晋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地

赵穿所侵犯的地方，有人认为是崇，有人认为是柳，有人认为是秦国的盟国，有人认为是天子的城邑，没有确凿依据可以定为定论。于是根据情理来论述：向别人求取和解却攻打他的盟国，不用智者就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所以胡安国曲意解释说：“赵穿想要夺取权力而赵盾庇护他，当时赵盾救援陈国、攻打郑国，不凭借道义行事，假借赵穿去进行无益的军事行动，功名不能建立，这不是用来庇护宗族子弟作为羽翼的方法。”晋国接受南阳的土地，与周王室的田地交错混杂，愤怒争执是必然发生的。承受天子的赏赐，从而拥有这座新邑，却敢放纵其愤恨嫉妒，擅自对天子的城邑用兵，而赵穿有无所顾忌的胆量，凭借赵盾的威势，随心所欲地行事，触犯天下的公义而不顾惜，这就是赵盾使用赵穿的原因，赵穿效忠于赵盾的原因，大抵都是如此。刚刚摆脱怀抱中啼哭的幼主，便贸然每天挟持弹弓来游荡，却不知道祸患将降临到自己身上，不也很可悲吗？所以知道赵穿侵犯的是周天子的城邑。那说是柳地的，或许是一个地方有两个名称。至于西土的崇国，周文王已经灭掉了它，哪里还能再有它的国家？如果是秦国的盟国呢？

晋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

法律，是先王用来阐明刑罚以辅助教化，本源于天理人情，并加以运用的。罪行不可宽容，则法律不可赦免；情有可原，则法律也保留疑点。《春秋》，是天子的事业，用天子的法律奉行天道来维持天下的公平，也不过如此罢了。弑君的人，是天地不容的罪恶，是宫官不赦的刑罚。将其加在一人身上，必定是他应当遭受公开杀戮，无可怜悯宽恕的，然后才对他施以斧钺之刑、污蔑之罪、沉水之罚，而不伤害君子的仁爱宽恕。哪有被称为良大夫、外表清白的人，却让他承受酷刑的呢。赵盾弑君，赵穿持刀而赵盾指使他，罪责在赵盾而无可推辞，非常明显。《左传》却引用孔子的话说：“董狐，是晋国的良史，书写史实不隐瞒；赵盾，是晋国的良大夫，为了法律而承受恶名。”赵盾若是良大夫，那么董狐就是陷人以罪，而不能称为良史了。圣人难道暂且沿用董狐的记载，将其作为疑案而诬陷良大夫吗？由此可知“良大夫”的话，显然不是孔子的话。赵盾出逃而赵穿弑君，大概是有赵盾不出逃，赵穿就不能弑君的情况。赵穿弑君而赵盾归来，赵盾的归来，是弑君之事完成后才归来的。赵盾想要转移国家权柄，通过弑君立君、在国家中树立威福，不是一天两天了。起初贪图灵公年幼，违背先蔑而立他为君；接着忌惮灵公的威势，借赵穿来除掉他。登上高台观看，躲避弹丸焚烧熊皮而杀死宰夫；处于下位而归，认为恶行不必如此严重。忌惮他年少，敢于逞强，用私恩结交刺客的反戈，逃亡不越过国境以等待弑君。反而不讨伐贼人，是因为不能背叛赵穿。董狐诘问，他的情状穷尽了，难道还能隐瞒恶行而不承认吗？刘裕、萧道成、萧衍、朱温，又何曾亲手持白刃加于君主，而难道可以说他们是良臣、不是贼人吗？假如不是这样，董狐立法已经苛刻，而圣人不这样做，如果让孔子处于天子的位置，将会听从罗织罪名、严密法网来杀害良大夫吗？《谷梁传》说：“在赵盾身上看到忠臣的极致，在许止身上看到孝子的极致。忠孝达不到极致，就防范以不赦的刑罚，那么宋督、楚頵也将说：‘我也与忠孝达不到极致的人相同，只是不能成为大舜、比干罢了。’”《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胡安国说：“罪恶没有比意图更惨烈的，不仅仅是意图，而且是主导这个谋划。”又说：“逃亡而越过国境，然后君臣之义断绝，那么庆父曾经在齐国。回来讨伐贼人，然后臣子的事情才终结，那么司马昭曾经讨伐成济，朱温曾经讨伐氏叔琮。越过国境来挟制邻国，杀人来掩饰自己的恶行，这是参与不仁到了极点的行为。这不是圣人直书赵盾弑君的法律。”

螽 大旱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言说。用一成不变的说法，执着于象数来谈论天道，那么天道隐晦，人道也停滞。这就是刘向父子的《五行传》之所以远离正道而拘泥的原因。传文说螽灾是暴虐，取自于民的效果；旱灾是怨恨叹息，感伤的反应。都祖述《五行传》的说法。说天没有心，就不是人的怨恨所能感应的；说天有心，那么君主既然用暴虐夺取，天又想要用虫灾夺取；君主既然用死伤困顿，天又用饥荒困顿。惩罚不及于下，君主自身又帮助君主的暴虐来残害百姓，这是什么心呢？天的仁爱下民，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有子女在这里，被人抢劫攻击，已经受伤，父母不给他药石饮食，反而剥去他的衣服，夺走他的食物吗？那说大军之后必有荒年的，是因为进攻的人舍弃农事而从事战争；受地的人逃避而废弃产业，池塘不修，荒地不垦，种植不合时宜，稍微遇到干旱，那么禾苗就枯萎了。不是天因为怨恨叹息而更加增添怨恨叹息。说这种话的人，是谏臣借天灾来警示君主，使停止战争养育百姓罢了。于是大君遇到灾祸而恐惧，逢此大凶，自然应当怜悯地想到百姓的疾苦，以弥补天的不足，而免除百姓于死亡。正不需要推测气数的形似，徒然追究过去的过错。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