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四传质卷下

译说天象变异不值得畏惧，这本来就是邪说。援引《五行传》来压制这种观点，怎么足以让人心服呢？

译卫侯派孙良夫前来结盟。《春秋》记载亲自主持盟誓的有四次，前来结盟的有两次，都是想要结盟却不想亲自前往，坐着等待别人来歃血为盟。其中有倨傲不屑前往而坐着等待别人来的，齐国对鲁国就是如此。有有所畏惧忌惮不敢前往而邀请对方前来的，公孙敖到莒国主持盟誓，是因为莒国畏惧狄人；叔还到郑国主持盟誓，是因为郑国畏惧晋国，不敢越过别国而派人趁其空虚时行动。至于郑国，孙良夫前来时，并没有四邻窥伺的担忧，却坐着等待邀请对方前来的，另有缘故。卫桓公、卫宣公都是弑君篡位的逆贼。卫桓公即位，郑定公胁迫他以求取许田，他不得不顺从。周天子的班列刚一退后，就遭遇了他的愤怒。郑突在宋、鲁之间狡诈激烈，虽然曾在武父结过盟，但本来就不值得信任。正在结盟却又请求再次结盟，卫桓公不能没有疑虑，所以不敢前往而等待郑国使者前来。卫宣公篡位，所依仗的只有齐国，请求通婚、执持玉帛、进献贿赂并将大夫的女儿嫁给齐国，齐国的疑虑消除了，于是与齐国交往愈深，那么对晋国愤怒的畏惧也就愈甚。卫国作为介绍人，却始终不敢相信晋国会宽恕自己，并且担心出疆会见卫国时晋国突然到来在盟坛上拘捕自己，所以邀请孙良夫来到歃血，然后才敢赴黑壤之约。唉！心中怀有邪恶的人，愧对天地，如同白天行走防备被人看见，见到影子就退缩，不必别人追捕他。郑突以庶子身份即位，地位尚未安定；赵盾以贼臣身份执掌国政，威势并不振作，这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却像噩梦一样自我警戒，等待别人俯身安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不容许被蒙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卫国自认为没有罪过，最终却被齐国的盟会拒绝，不是晋国能够讨伐他，而是自我怀疑、自我畏惧从而招致别人的讨伐罢了。《春秋》就事论事而记载，以责备卫国屈从于乱贼，而穷究卫宣公内心怯懦无能的实情。胡安国因为卫宣公死后遭受侮辱，验证《春秋》不重视盟誓的意思，这不是对卫宣公的评论。

犹绎祭。孟子说：“供养而不爱护，那是对待猪狗的态度；爱护而不尊敬，那是对待牲畜的态度。厚着脸皮甘心接受这种待遇而死去的，大概只有那些与逆贼定公、防叔同流合污的私党吧？”仲遂杀嫡立庶，以此作为对卫宣公的恩德。卫宣公不能容忍，不报答，却在仲遂生前赐给他氏，让他世代继承官职，卫宣公与仲遂，好像要保全他们同逆的始终一样。等到仲遂死讯到来的日子，没有听说哀悼抚恤，绎祭没有废止，让万舞的乐工与尸主一起享乐，是多么漠不相关啊！大概生前用爵位赏赐来酬答他的私恩，是供养他、爱护他；死后不举行绎祭，则是以大臣的礼节对待他，尊敬他。卫宣公本来认为仲遂是：“我的鹰犬，供养他就足够了。”爱护他的情意尚且淡薄，哪里值得与他谈论礼节和尊敬呢？由此推想，他在生前，鄙视他、忌惮他，表面合而内心离，是可以知道的。梁武帝对待沈约，隋炀帝对待杨素，宋太宗对待赵普，忌惮他们活着，快意于他们死去，都是这种心态。仲遂能够保全头颅终老，而不灭绝他的世系，还算幸运吗？里克死于晋惠公，傅亮死于宋文帝，尸体陈列在市集，还敢期望帷盖的恩惠吗？《春秋》说：“犹绎万舞，以昭示万世，臣子侍奉君主而有异志者的明显警戒。”胡安国以失宠却遭遇大臣礼节的理由，责备卫宣公存有邪心而不能纠正，不知道这还具备是非之心，是蒙蔽未尽的残余，哪里值得责备呢？

陈国杀了他的大夫泄冶。臣子尽忠劝谏，以至于死，也可以没有愧疚了。死后他的话应验了，更可以没有愧疚了。泄冶的死，《左传》非议他。胡安国引申阐述，他的说法是什么道理呢？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殷代有三个仁人。”泄冶的仁德不能一定像比干，泄冶劝谏而死，也是实行比干的道义。高哀认为宋公不义而离开，宋公没有杀他罢了，不是高哀一定想求生。不死就离开了。鲁宣公的弑君已成而不可改变，不劝谏，是因为不忍心对待他的母弟，从自己打算，不食君禄，洁身自好罢了。泄冶是陈国大夫，是国君的副贰，道义上不能看着国君淫乱昏庸而不言语。而陈灵公淫乱昏庸，没有必诛不赦的罪行，早上后悔晚上改正，自身得以保全国家得以安定，为什么不劝谏呢？国君本来说：“我能改正。”无奈泄冶退下后，寒心的人到了。昏乱的朝廷不可以出仕。泄冶出仕，不是等到《株林》诗作后才出仕的。既然立于朝廷，国君失德就淡然离去，恻隐之心就丧失了。占据职位食取俸禄，认为不可劝谏就闭口保身，羞恶之心就丧失了。劝谏争辩的道理，起初是因为国君失德而责备臣子。休明之世，国君都顺从臣子，又哪里容得下廷争呢？《左传》说：“百姓多有邪僻，没有自立邪僻的。如果百姓没有邪僻，邪僻又何必等待确立呢？”唉，死生的关头，也是重大的。处在安逸无事的日子，引绳批根去责备古人，容易。至于君主昏庸在上，国家混乱在下，刀锯鼎镬且加于身，平日的谋虑不知去向，内顾妻儿，外谋宠利，不得已而与奸邪相比附的，不可胜数。怎么又重重压抑死谏的臣子，以留下孔光、张禹的口实呢？死后书写名字，是大夫的正道。前面书写杀泄冶，后面书写徵舒弑君，《春秋》比较事件以组织文辞，给予泄冶以忠明的评价明显了。哪里是因为书写名字而贬低他呢？

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辰陵之盟，郑子良说：“晋楚没有信用，我哪里能得

译“信？”这是什么话呢？然而实情却从这里显露出来了。楚国征召陈、郑两国，只是要求这两国服从，本来就没有说过“我将与你们一同讨伐叛贼”。陈、郑两国接受盟约，只是看到被胁迫而顺从，本来也没有说过“我将跟随楚国去讨伐叛贼”。不久楚国进入陈国，申叔所说的话就被搁置不用了。不久楚国围攻郑国，因为郑国国君能够谦卑待人，所以虽得到国家也不赦免。这盟约就如同没有结盟一样。楚国果然没有信用，而陈、郑两国也不是出于道义跟随楚国，这就很明白了。楚国在中原地区主持盟会，是从这次盟约开始的。《春秋》详细地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惩戒楚国的蛮横邪恶，以及陈、郑两国从高大的乔木落入幽深山谷的屈辱处境。楚国最初进入陈国时，有宽恕的言辞，是因为急于讨伐叛贼。宽恕难道只限于事情发生之前吗？在入陈之前结下这个盟约，在入陈之后又围攻郑国，这与在栗门诛杀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却一概予以宽恕呢？

译楚庄王包围郑国。

奖赏必定与功劳相当，刑罚必定与罪行相称。所以说：刑罚与奖赏是忠厚到了极点，没有过度的喜悦，没有过度的愤怒，不把事情做得太过分，这就是所谓的“不为已甚”。因为一点小过失，就牵连到终身；因为一点小善行，就掩盖了他一生的过错。圣人难道会做得太过分吗？楚庄王借着少西的义理，询问肆启疆的雄心，在当时的情境下，君子尚且不完全赞许他。为什么因为过度的喜悦而发动皇门之战，解除他凭陵的罪责呢？《春秋》记载“围”而不记载“入”，自然有它的道理。“入”是急促的词，迅速而直接到达国都，无法抵御；“围”是缓和的词，经过长时间包围攻打而没有攻克，还可以救援。晋国在黄河边上悠闲自得，坐失良机，不急于拯救郑国的危难以解除包围，致使郑国君臣在宗庙哭泣祭奠，不得已投降楚国。等到子良作为人质与潘尫结盟，晋国才调转车头向南，却仍然犹豫退缩，致使孤军愤慨作战而失败。所以记载“围”，是显示晋国不足以成为盟主，并不是为了宽恕楚国的罪状而掩盖它的恶行。胡氏说：“近在王都，尚且从轻发落。”那么杀死一个徵舒而攻下三川，迁移九鼎，断绝周朝的大命，也可以以义为由而从轻发落吗？讨伐贼人是重大的道义。而孟子说：“只有天吏才可以讨伐。”现在如果有杀人者，官府不能审问，而老虎吃掉了他，难道就要把老虎迎进厅堂而奉为官吏吗？所以蔡般、陈招在州舒犯下恶行，而《春秋》不为楚国开脱。明确讨伐贼人的道义，必须同类相举才可以。愚蠢的荆蛮，只贪图玉帛子女，图谋土地人民，而在内部成为害虫。像孔宁、仪行父这样的人，借给他们义理，引导他们逞强。国家幸存就在陈国立功，即使灭亡，又可以在楚国立功。所以陈国即将被设为县，夏州已经被俘，而这两个奸臣仍然保有富贵，这是君子痛心疾首、抱憾千秋的原因。难道还要奖赏楚国以掩盖孔宁、仪行父的大奸吗？唉！刘琨忠诚，却假借段氏的权力，功业未成而身死，君子惋惜他不懂大义。萧宝夤依附拓跋氏反叛，攻打梁朝；王琳依附高齐攻打陈朝。故国未能复兴，而自身却北面称臣。最终，萧宝夤在关中授首，王琳在淮右灭族。上天降下的惩罚，没有差错。圣人奉行天道来执行法度，难道会因为杀了一个忿戾愚昧的贼子，就抑制不住喜悦，尽取其恶而宽恕他吗？胡氏的议论，不是太过分了吗？

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宋楚讲和，《左传》说：“华元登上子反的床并叫醒他。”这与曹刿持剑胁迫结盟是同样的迫不得已而以死相胁的计谋。古人受到胁迫而不能违背重大的承诺，畏惧鬼神，大抵如此。《公羊传》认为是登上城墙说话，互相告知实情，而互相勉励以君子之道。楚庄王作为君主，侧作为相国，窥视中原，想要剪灭它，以询问周鼎，哪里顾得上疲惫，哪里羡慕君子？华元怎敢轻易告知实情，而楚国怎肯因为虚名而放弃即将成功的实利呢？《公羊传》的话，是儿戏的说法。胡氏依据它作为论断，是错误的。中国有可以伸张的大义，而以贵大夫行曹刿、荆轲之事，胡氏认为这是贬斥，似乎有理，但也只是论及当时的情况罢了。宋国遭受重困，内部断粮，外部断援，想战而饥疲的士兵不可用，想和而肉袒的羞辱不可忍，迫不得已而以身体试探不测的危险，胁迫主帅而与之同死，侧不得不从。庄王也畏惧他必死的心，而不得不听从退兵三十里以结盟，从而免除城下之辱。蔺相如想要以颈血溅秦王于渑池，张良让樊哙持盾胁迫项王，都是这个道理。如果像胡氏所说，庄王果真贤明，侧果真忠诚，那就侥幸成功了。不然，对着虎狼而告诫人不可吃，岂不是被天下人嘲笑吗？至于说子反不等待君命，那就更加不对了。受到别人的胁迫，而等待君主的命令，刀刃已经刺入他的胸膛了。这是华元有功，而侧本来无罪。在这个时候，宋国的命运，岌岌可危。所以《春秋》不是奖赏刺客的书，而在这里有所取义。圣人的难处啊。记载说：“宋人及楚人平。”“人”是众人的词，是国家所依靠的。“平”是平和的词。宋国没有屈服。以宋国“及”楚国的，平不平，权在宋国。

鲁僖公与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凡是记载“同”的，必定有它的不同之处。谨慎地相同于所当同，而不同于所当不同，这是《春秋》的用辞。所以首止、葵丘、翟泉、践土都不记载“同”。记载有年，可以知道其他年份的歉收；记载六羽，可以知道其他宗庙的八佾。这是《春秋》的含蓄用辞。在幽地，在蒲地，在平丘，鲁国不同；在新城，蔡国不同；在清丘，卫国不同；在虫牢，宋国不同；在马陵，在柯陵，在鸡泽，郑国不同。那么断道之盟，齐国的不同就可以知道了。它不同的是什么？齐国争夺霸权。使者征召会盟，房帷笑客，齐国窥视晋国而想取而代之，明显了。所以不参与会盟，而使者且停留在中途。由此侵卫、伐鲁，力争诸侯，直到鞍之战失败后才停止，都是争夺霸权的实际表现。在齐桓公之前，中国没有霸主；齐桓公开创而晋国继承。齐国认为我难道是做晋国的先驱吗？

译怨恨嫉妒之心产生，想要恢复旧有的局面，争斗因此不能停止。在顷公、孝公争斗之前，顷公、灵公争斗，庄公争斗，景公接着争斗，直到悼公、简公衰微时，争斗仍然没有停止。中间也曾暂时屈服于晋国，但嫉妒怨恨始终没有忘记。然而争斗最终不能得逞，为什么呢？齐国认为霸业是我们世代的基业。晋国可以世代相传，我们也可以世代相传。但要知道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诸侯的服从或背离，而在于国内的不安定吗？桓公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个儿子相继争夺，群臣的意志不坚定，百姓的心情不安定。司马氏拥有天下，传了两代就发生大乱，何况列国相互争雄，却想让人服从自己，这能实现吗？如果齐国有不忘先人基业的心意，难道不是应该安抚兄弟，抚慰剩余的臣民，等待晋国衰微，然后在天下施布恩德信义，不致力于这些，却只争武力？晋国正世代继承其基业，每天与诸侯周旋，抵御楚国，怀着怨恨嫉妒之心去争斗，其危险和屈辱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景公趁着晋国的疲敝，修好鄟陵之盟，急切地维持沙、咸、牵、洮的友好关系，这算是好多了。然而有晏子却不能任用，况且晏子这个人，又节俭得不符合礼制，形成了狭隘的格局。既不足以让诸侯产生敬重和忌惮，而且君主将权力移交给权臣，父亲偏私于宠爱的儿子，只是激起天下的嫉妒。艾陵战败，国家被勾吴削弱，齐国于是最终失去了霸权，而天下也因为齐国的争斗而解除防备。吴越内部争斗，三晋分裂，周王室没有依靠得以存续，从而形成了战国争雄的危害，也真是猛烈啊！《春秋》厌恶齐国，在断道之役中尤为明显，记载说：“同”字用来显示齐国的不同，也就是以异端作为动乱的开端。如果说诸侯同心谋划要讨伐齐国，那么郤克怀着愤恨，也多次请求却没有被允许。内部不能使国人同心，何况诸侯呢？

译成公

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驻防防地，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与齐侯在鞍地交战，齐军大败。

史家的说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是凭借传闻，那么世俗的言论就会扰乱真相。如果不以事理加以裁断，必然流于虚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传述经义并记载史事，因此都属于史书，所以都有虚妄之处。《左传》的虚妄多在于鬼神灾祥的怪异，而《公羊传》《谷梁传》的虚妄则在于人事曲折的情状。虚妄在于鬼神的，其说法虚幻恍惚而不可测度，但或许可以借此来设立教化。虚妄在于人事的，恰好只够供读者嘲笑，而不能作为鉴戒。《公羊传》《谷梁传》关于鞍之战的说法，尤其如此。齐国得罪晋国，是因为争夺霸权；齐国与鲁国、卫国结怨，是因为侵伐不止，致使鲁卫失去土地而必须设防，所以鲁卫晋三国合谋竭尽力量以致死相搏，必定要挫败齐国。即使有妇人嘲笑宾客的事情，也只是齐国凌蔑晋国霸权而侮辱其使者，以显示无所畏惧罢了。而《公羊传》《谷梁传》增饰其说，认为有人跛脚、有人独眼、有人秃头、有人驼背，让长得像他们的人去驾车，作为笑料。这恰好只够供读者取乐罢了，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人有残疾，并不是常见的。怎么会有四国的大夫同时聚集在一处，而各自呈现一种丑恶的相貌？即使真是这样，齐国的朝廷上，又怎么能恰好有这四个人，长得与他们相像而去驾车呢？况且各国相互聘问，各有等级差别，送迎车马的远近、傧相介士的多少、飨食燕飨的厚薄、币帛庭实的轻重，都不相同。主君延见宾客，不可能一天之内全部接见。所以荀庚、孙良夫到达鲁国时，君臣商议见面的先后次序，聘问与盟会的日期各不相同。晋国是霸主，曹国是小国，没有一同进门的情况。纵然齐顷公想要侮辱晋国而将其等同于曹国，郤克的傲慢，难道肯听从命令而与众人一同趋步吗？况且齐顷公虽然不量力而争胜，但看他战败之后，吊唁死者、慰问伤者，七年不饮酒、不近女色，那么他也不是怀着童心来供妇人取乐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鞍之战，是齐晋兴衰、鲁卫安危的关键时刻。详尽记载四位卿大夫与列国的大夫，是为了展现当时公愤同力的情状。怎么能用戏笑的俗传来扰乱它呢？

取汶阳田

春秋时期，是三代恩泽即将断绝、封建制度即将灭亡的时代。如果想要确立一王的制度，来划定诸侯的封域，那么必须有英明的天子兴起，坐在明堂，朝见诸侯，议定礼制法度，才能纠正强者的兼并。按照山川形势各自划定封疆，才能统制天下，使诸侯敬畏其威灵而不敢争竞，这必须先以诛杀暴乱的天罚为前提。那么当时必然有功勋贤能的辅佐，接受茅土之封，而从诸侯侵夺的土地中获取满足，并非可以随意按照先王的版图来固守。古代的万国，到周初只剩下五分之一，到春秋时期见于经传的有一百二十四个。那些地处偏僻、弱小而不曾见于经传的，一定不多了。那么列国的疆域已经无法查考了。比如晋国归还鲁国被侵夺的土地，并借此夺取汶阳的田地。这块田地，鲁国用它来封给季友，是在几十年以内的事。在此之前，它是齐国的土地呢？还是鲁国的土地呢？或者既非齐国也非鲁国，而是已经灭亡的国家的土地呢？齐国把它归还给鲁国，鲁国必然要向天王请示，那么如果它既非齐国也非鲁国，而是亡国的土地，其子孙是否存在无法查考，即使幸存下来，也已降为平民，不能再做国君，又将如何处理呢？周王室已经衰微，不是鲁国一旦以虚名请示就能恢复共主权力的。鲁国即使请示，晋国固然不会听从。晋国即使听从，恐怕周王室也不敢承担。周王室即使承担，也只是以虚名敷衍应付，而实际上并不能决定土地的归属。楚国、吴国僭越称王而不能革除，陆浑之戎近在王畿而不能驱逐，南阳的田地，晋国凭借兵力夺取而不能禁止。灭掉的国家有几十个而不能恢复，那么对于一块田地的得失，明明是齐国侵夺而鲁国收复，却责备他们不按照旧档案来辞让接受吗？治理天下靠的是道，不仅仅是法。齐威王朝见周天子而被天下人嘲笑，是因为他实际做不到却务求虚名。所以假使孔子治理东周，一定有统制天下的大用，即使对当时的天下进行厘正，也不仅仅是顺从名迹来尊崇王室。顺从名迹的人，没有能够尊崇王室的。夹谷之会，齐人归还田地以谢罪，孔子接受而没有听说请示周王室。那么难道只责备成公和季孙行父而不责备自己吗？懂得这一点，就知道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权，不在于区区请示命令之间。

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

《左传》讥讽季文子放纵忿恨狭隘之心，而不能克制忿怒、抑制欲望以致取辱。季孙实际上并非没有罪过，但不能因此责备他。用秃头去对秃头而引发忿怒，是传述者的讹误。鲁国背离齐国而结交晋国，齐国打算出动楚国军队来讨伐鲁国，已经很久了。在赤棘结盟，臧孙急忙加强守备，不久齐军压境，夺取了龙邑，侵及巢丘。鲁国想要不忿怒都不可能，这是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应对，并不是不能克制忿怒。至于鲁国因不道而招致耻辱，则道理在《易经》恒卦九三爻辞中。不能恒久保持其德行，有时会承受羞辱。说的是顺极而处于震动之下，惶恐四顾，不能自持，从而形成风雷倏忽的变化。德行不能恒久，所谓“或”，是疑惑的意思。疑惑于羞辱而辗转思虑以求避免，然而羞辱终究降临，无法避免。急躁的人没有

译恒，就是意气不被压抑；懦弱的人没有恒心，是因为意志不坚定。他们足以承受羞辱，这一点是一样的。仲孙行父是鲁国所倚仗的社稷之臣。楚国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来，从未有一支箭射向鲁国，为什么要惊恐不安地给国君和父亲留下进贡纳质这种羞辱呢？仲孙行父做事三思而后行，这正是他三思所带来的祸害，并不是愤怒没有受到惩戒。鲁国依靠霸主并尊崇霸主是旧有的传统，所以楚国的灾祸波及不到，国家因此得以小康。然而自从仲孙行父执掌国政以来，为宣公谋划，确定其篡位，舍弃晋国而急于侍奉齐国。不久顷公未能得逞，郤克发怒，知道齐国不能长久依靠，又背离齐国而投靠晋国。时而联合时而背离，观察风向和气候来决定顺从或违抗，自认为考虑得周密而能及早察觉细微的征兆。于是齐国的怨恨已经很深，楚国也知道他随风倒伏可以多次得逞，怎么能不拿威势胁迫他，而放纵他无休止的要求呢？蔡昭公背离楚国欺骗吴国，最终导致州来之哭；司马欣背叛楚国背离汉王，最终导致在汜水被杀。魏豹死在孤城，吕布被杀在急缚之中。他们左顾右盼，没有坚定的立场，难道是因为急躁而不顾祸患吗？深思而得到游移不定的方法，以为这是苟且保全的智慧，都是因为忧虑猜疑太深，进退失去依据，人不信任，上天不保佑，而死成为天下的罪人。《春秋》对侵犯蜀地的军队避而不书，非常为鲁国感到羞耻。羞耻他思虑多变而没有恒心，从而招致侮辱，难道是因为愤怒没有受到惩戒吗？

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胡氏认为，鲁国刚刚实行税亩制度，设立丘甲军制，棘地不愿服从，所以鲁国百姓因此劳师动众去包围它，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齐国自桓公以来，就改变了周朝的旧制，抛弃了太公的法度，顷公用兵已经急躁，征发徭役频繁众多，难道还能体恤百姓，使百姓依归他而不忘旧恩吗？齐国和鲁国一样，棘地的人为什么爱齐国而背离原来的君主呢？由此感叹乱世中的百姓，局促不安无处施展，顺从或违抗都不出于本心，既危及自身家室，又妨碍尽忠尽孝，实在令人愤恨又深深怜悯。弱者失去土地，强者掠夺土地，强者掠夺之后，弱者又去争夺，争夺不到，就借他人的力量来图谋，图谋成功后，又不能自强成为众人的依靠，岌岌可危即将再次失去，那么百姓凭借什么来生存，依靠什么来相亲相爱？他们在哭笑不得、进退两难时的犹豫，也足以让人痛哭流涕了。勾践卧薪尝胆，吴国最终沦为沼泽；燕昭王卑躬屈膝礼贤下士，最终收复全部失地。百姓也有心意，谁不愿意得到原来的君主来尊奉他呢？只是无奈君主不能长久保有国家。棘地本是鲁国的土地，齐国凭借强力夺取，如果鲁国的君臣能够愤然奋起有所作为，挫败齐国并使其屈服，让棘地回归鲁国，百姓跟随鲁国就像流水一样，这本来就是人情。然而鲁国自身不振，遭受兵祸却恐惧畏缩，借助晋国的威势获得了意外的福气，楚国军队一旦来到蜀地，鲁国就惶恐不安，连进贡纳质都来不及，鲁国不能长久拥有棘地，这是显而易见的。齐侯不饮酒，内心决意雪耻，棘地的人听说后惶恐不安，一旦舍弃强大的齐国而向鲁国缴纳赋税，日后的隐患，百姓虽然愚昧，考虑也一定很深。父老们皱着眉头互相交谈，子弟们仰头向东眺望，于是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进言说：“等到被包围后再投降，日后可以推脱对齐国的责任。”被包围后投降，也可以推脱对鲁国的责任。唉！土地是我们的土地，百姓是我们的百姓，为什么让他们持两端观望，把我们看作陷阱？弱国的君臣，众疑亲叛，漠然没有对祖先陵墓的深情，也是让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啊！史书记载“围棘”，棘地的人忘记忠孝、亲仇、束缚其良心的情形，就可见了。鲁国的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不能镇抚先世遗留的百姓，也可见了。如果不是有志之士，谁能忘记祸福而依归君亲呢？所以说既令人愤恨又令人怜悯。

梁山崩塌。

《左传》记载绛人的话：“降等服丧，乘坐素车，撤去音乐，离开正殿，祝官和史官致辞，以礼应对。”又补充说：“做到这样也就罢了，即使伯宗又能怎样呢？”这话是对的。通过这些来尽修省的文饰，从而产生引咎责躬的心。君主敬天以消除灾祸，像这样也就够了。《谷梁传》说堵塞河水三天不流，推车的人说：“君主亲自穿素服，率领群臣哭祭，然后祭祀，河水就流了。”多么荒诞！山的崩塌，认为是朽土的自然现象吗？那么没有人为原因而堵塞的，本来就不会因为人为原因而流动。认为是君主失德导致灾祸吗？那么敬畏上天要实在，不是穿素服祭祀哭泣的虚文所能感应的。三天后水流，是因为新溃的土不坚固，水势涨到极点激流浸灌，必定再次决口。于是哭祭，抛弃人事崇尚鬼巫之术，想让名山大川听命于我，这必定不是必然的道理。这种说法盛行而淫祀兴起，风俗败坏，诚敬松弛，政教废弛，幽明失理，不是小事。《公羊传》《谷梁传》的虚妄比《左传》更甚，在这里可以确信了。

建立武宫。

《左传》说因为鞍之战的缘故建立武宫，又说“听任他人来救难，不可以建立武宫”，似乎说武宫不是用来祭祀武公，而是另建宫室来夸耀战功。然而用废宫、桓宫、僖宫的例子来推求，并用有事于武宫的记载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以胡氏断定是武公的庙，并表明即使疏远也有终祭的意义，以此来讥讽，是对的。但还没有说尽。周朝制度，天子有七座宗庙，有文王、武王的世室。鲁国最初以周公为祖，而在世室祭祀伯禽，世室只有一座，虽然僭越但还不敢与天子等同。到这里竟然更加尊崇武公，把他等同于武王，把鲁公等同于文王，那么世室就有两座，完全等同于天子了。世室是不迁祧的，所以到昭公时还有祭祀。所以《明堂位》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宫，是武世室。”鲁国的郊祀禘祭不合礼制已经很久了，到这里全都与周天子匹敌，这是没有取代德运却有两个王，其僭越已经到了极点。所以史书说“立”，“立”是不应该建立的。炀宫因为季氏的私祷而建，所以说“作”，以显示其妄作。这里因为本来不该建立而建立，所以说“立”，以显示其虚妄和僭越。“立”这一个字的贬斥，圣人的意旨存在于其中，不仅仅是说世远宜祧的意思。

夺取鄟地。

夺取鄟地，夺取邿地，夺取鄫地，有人认为它们是国，有人认为它们是邾国、莒国的邑。根据经文考察，确实它们是邑而不是国。说是灭国，是废除其君主，毁坏其宗庙社稷，不再有这个国家的意思。说“取”是为了避讳国家的恶行，那么那些被灭的国家，断绝先祖的祭祀，蔑视先王的封赐，其值得怜悯哀伤的地方不显现，不符合春秋经世的义理。“取”的意思是，在对方尚未灭亡时我就拥有了它。没有社稷的守护，那么即使更换主人，邑还是那个邑。国就不能说“取”。况且如果鄟、邿是国，鲁国灭掉它们据为己有，必定是土地相邻。然而自成公以上进入春秋纪年的有一百多年，觐见问候、盟会、侵伐一概不

译在经传中见到这样的记载，便可知天下原本就没有这个国家。只有鄫是东海边的小国，莒国灭掉它作为自己的城邑，夺取它的人是夺取莒国的城邑，而不是灭亡鄫子这个国家。国家的存亡、封建制度的兴废，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为国家隐讳恶行，委婉地记载下来，是可以的。怎么能够把先王分封土地、赐予侯服的诸侯，看作是可以随意让人夺取和给予的下级城邑呢？

译叔孙侨如抵御晋国的士燮，以及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郯国。

晋国正与吴国交好，而吴国随即攻打晋国的盟友，这是为什么呢？吴国如同大猪长蛇，背弃信义且贪得无厌，正想通过结交晋国来对抗楚国，但一旦与晋国交好，便立即窥伺东方的诸侯国并逐步吞并它们，这种非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晋国正与吴国交好，却随即与吴国争夺郯国，这是为什么呢？吴国进犯，晋国便与吴国争夺诸侯，自不能不与之争斗；既然已经激起它的怒火，却又害怕它焚烧森林而试图扑灭；既然已经决开堤防，却又害怕它洪水滔天而试图堵塞，愚昧者的心理，本来就是这样摇摆不定。争夺诸侯却只联合齐、鲁、邾三国的兵力，这是为什么呢？郯国是这三个国家的外围屏障，郯国灭亡，吴国的军队就会压向这三个国家，晋国就不能成就霸业了，所以急忙请求晋国与之争夺，并一同行动。晋国为鲁国谋划，而鲁国却请求延缓出兵，这是为什么呢？鲁国服从霸权，并非内心信服，只是畏惧其强大罢了；吴国强盛，又畏惧吴国；吴国的军队尚未压境，就担心激怒吴国而挑起争端。他们出兵争夺，是为了替别人谋划巩固疆界，而人心不稳固，是因为晋国结交吴国，自招祸患，等到这时才后悔，已经晚了。唐朝召回回纥军队来讨伐安史之乱，结果两京遭受其摧残；宋朝约请金人来消灭契丹，结果两位皇帝被其俘虏。晋国早不虑患，而鲁国后来怀有异心，侥幸获得一时制衡楚国的利益，苟且免除眼前的吴国之忧患，日后召见国君、征调百牢、在黄池争夺长幼次序，都是由此引发的。胡氏仅仅讥讽晋国没有体恤小国的道义，顺从大国的命令，不足以完全揭示其罪过。

三国来送陪嫁女子

鲁国、宋国是诸侯国。嫁女时由三国陪送，娶妇时备齐十二名女子。《左传》说“详细记载是因为想要败坏礼制而超越规格”，大义尽在于此了。却采纳《公羊传》记录伯姬的说法，认为“通过贬斥来显示褒扬”，如果贤德值得褒扬，那么超越礼制就像子路让门人做家臣，以彰显孔子的德行，又怎么能指责这是欺骗上天呢？贤与不贤是没有定论的。所以不贤的人有时做对一件事，不在他做对时讥讽他；贤德的人有一件不对的事，不在他不对时奖赏他。宋国、鲁国对待伯姬的方式，伯姬自处的态度，是扰乱人伦之道。这哪里能看出伯姬的贤德呢？宋国这样做，是有说法的。认为我们是先代的后裔，可以郊祭可以禘祭，为什么不能等同于天子纳后呢？然而周朝先王用天子的礼乐来修治其职守，是为了保存成汤配天之德，并不是让他们的子孙俨然与天子对等行礼。华元执政以来，欺侮周室衰微而僭越无度，使用蜃炭、翰桧等物，被君子讥讽很久了。借由史书记载来怜悯周室地位的下降，以及宋国君臣的不臣行为，有什么值得褒扬的？齐国的僭越从管仲开始，封侯建国；鲁国的僭越从臧辰开启，建立五门、排列三颂；宋国的僭越从华元引导，盛大婚礼、完备葬仪。强大的大夫想要自己僭越以视同诸侯，而获取实际利益，于是迷惑其君主僭越天子而窃取虚名。虚名得到而实利丧失，诸侯的愚蠢，是《春秋》深深厌恶而痛惜的。

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国君在世而立世子，是后世的乱法，《春秋》时代还没有这种情况。晋景公去世在六月，经文偶尔省略了月份罢了。攻打郑国在五月，那一定是景公在世。而《左传》说齐侯有病，立太子州蒲为国君，来攻打郑国。难道州蒲就穿戴礼服战冠亲临戎阵，而以侯礼对待诸侯吗？那把景公置于何地呢？州蒲既然为国君，却称晋侯了。獳去世又书晋侯，名实混乱而无法分辨。孔子修撰经文，为什么不纠正这个呢？或许是景公带病出征，让太子跟随，以代行军礼。所谓留守叫监国，跟随叫抚军，而传闻的错误，就把州蒲当作国君了。肃宗在灵武即位，成为千古不孝的口实。赵汝愚立嘉王，以贵戚易位之道，废除不孝的宋宗，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且肃宗即位后，宋宗称太上皇而不再称帝。宋朝三世内禅，他们去世都称太上，天无二日，不容有两个国君。赵武灵王也称主父，不称王了。这个义理如果不明，那么魏主焘、周主赟就会放纵其妄自尊大的私心，而苗傅、刘正彦的叛逆，也借此逞凶。传经而失实，很少不为名教所累。

晋人抓住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这是行父、侨如时而屈从时而伸展的情况。晋国没有国君，鲁国没有国君，只是他们的大夫各自结为朋党罢了。国家有朋党就会混乱，哪里会有安定呢？从他们互相忌恨而各自结党来说：郤氏忌恨蔑视行父，想要削弱他以控制鲁国；栾氏、范氏厌恶侨如，想要安定鲁国以侍奉晋国。得失分明，行父被拘捕、侨如得势，全靠郤氏；行父被释放、侨如顺利，全靠栾氏、范氏。晋君不能决断，所以说晋国没有国君。侨如依托三郤来逞君威，并且为他侮辱卿大夫，并且为他拘捕人。有外援的帮助，而不知道有国君。行父依托栾氏、范氏以免除公子之祸，只因为刺探国母，只因为禁止。有外援的帮助，而内部不借助国君的命令，所以说鲁国没有国君。侨如用来打动郤犨的话说：“鲁国有季氏、孟氏，就像晋国有栾氏、范氏。”郤犨嫉妒栾氏、范氏，因而嫉妒季氏、孟氏。拘禁行父，就像牵制栾氏、范氏，而侨如与郤犨内外的朋党就形成了。不久释放行父的，果然是栾氏、范氏。侨如的话最终应验，而栾氏、范氏必定释放行父的原因，也是听

译侨如的话让人听了心生悲悯，说道：“鲁国有季孙、孟孙，就像我们晋国的栾氏、范氏一样。怎么能容许听任他们被废黜，而让长于侨如的人上位呢？难道是要让三郤得势吗？”此时，栾氏、范氏与季孙、孟孙的党羽关系又非常牢固。三郤与栾氏、范氏在内部争夺权力，而鲁国的三卿与废立之事在外部相互牵制，国内分成了不同的党派，内外结成朋党，互相嫉妒并互相残害，都想夺取君权归为己有。这种嫉妒，是国家分裂的原因。郤氏因为季孙、孟孙如同栾氏、范氏，所以想要驱逐他们；栾氏、范氏因为季孙、孟孙如同自己，所以一定要释放他们。已经形成了两不相让的局面，那么日后三郤被杀，栾氏、范氏一定会感到痛快。然而栾书与荀偃最终因此怨恨厉公，一定要弑杀厉公，以报三郤被陈尸的怨恨。栾氏、范氏难道是偏私三郤吗？他们心里想的是：“今天对待三郤的方式，就是日后对待栾氏、范氏的方式。如果不杀厉公，大夫的生死终究要受制于君主之手。”侨如的恶行太严重了！君主不仅让他侮辱卿大夫，还让他被拘捕。对于季孙、孟孙，已经形成了两不并存之势，那么栾氏、范氏作为外援，成公前往防备季孙、孟孙的势力，一旦得逞，侨如就陷入困境了。那么剥夺叔孙氏的世袭地位，使其永远在鲁国被废黜，季孙、孟孙应当会不遗余力。然而国母可以被幽禁，公子可以被刺杀，而侨如却能安然驾车出逃，并且让他的庶子相继担任卿职。季孙、孟孙难道是爱护侨如吗？他们心里想的是：“今天不能废黜叔孙氏，就是日后绝对不能废黜季孙、孟孙。如果诛杀侨如并剥夺他的世袭官位，那么大夫的废置终究要受制于君主之手。”虽然互相怨恨，但一定要互相庇护，互为援助和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种庇护，是君主孤立无援的原因。像这样，晋国和鲁国哪里还有君主呢？荀氏、范氏、智氏被灭，三卿被废，靖公沦为平民。昭公讨伐季氏，叔孙氏、孟孙氏联合起来攻打昭公。要么互相嫉妒，要么互相庇护，朋党牢固结集而不可解散。鲁国、晋国的覆灭，这种祸患延续到汉、唐、宋而没有停止。朋党的可怕真是猛烈啊！

译齐国的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左氏引用孔子的话说：“鲍叔牙的智慧不如葵花，葵花尚且能保护自己的根茎。”这大概不是孔子的话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像“速贫速朽”那样的说法吗？孔子因其他缘故讥讽鲍叔牙，而左氏传闻不确，把持禄保身当作圣人的正统训诫。孔子说：“国家无道，行为要正直，言语要谦逊。”这是说在外部处境中保持清议，并非爱身存道的智慧。鲍氏自叔牙以来，就是齐国的世袭重臣，与国家休戚与共，肃清宫禁，使同僚安定国家，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道义，即使不被容纳，也不能推卸责任。爱在宫中作乱，乘坐车辇进入宫门，侨如因此让国君在晋国受辱，宋国的鲍氏因此弑君自立，这难道可以沉默不言，坐视国家倾覆吗？如果仅仅以保护自身为智慧，那么那些保全性命、庇护妻儿的臣子，依附嫪毐以讨好吕不韦，攀附莲花以谄媚张昌宗的人，都是圣人所说的有智慧的人了。葵花有保护根茎的智慧，也有向阳的忠诚，忠诚与智慧相辅相成以成就德行。所以说：“这不是孔子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必定另有深意，而不是把持禄保身当作智慧。

晋国弑杀其君州蒲。

称国名以记载弑君，泰山孙氏明复说：全国的人都可以被杀，这是对的。所谓众人，是指当权的大臣和继位的嗣君，而不是泛指编户齐民。而传述者对三晋占据天下半数却施行淫刑感到疑惑，是不理解孙氏的界限。薛国弑君，类似的事没有记载。莒仆的叛逆，罪恶滔天而国人顺从。吴国的嫌隙已经很深，而国人共同拥戴莒吴的人，哪里能逃脱罪责？罪在官员的人，杀无赦，何况是合谋逞志呢？厉公被弑，中行偃实际上是贼首，用一辆车葬在翼东门之外，死后还不能解除他的愤怒，本来就不能把罪恶分摊给众人。于是栾书与他同谋劫持，同辞，同在朝廷上稽首，让程滑作为主谋，而中行偃与他一起。栾书作为戎首，也不能推辞。郑国公子宋弑君，与归生谋划，持两端而有蓄养老臣，畏惧杀人之言。春秋记载大逆，而把刑罚归于归生，因为怀有逆心而暂时躲避的人，其心残忍。中行偃、栾书召士匄，而士匄推辞；召韩厥，而韩厥推辞。杀牛莫尸的说法，就像归生一样。不讨伐贼人，不越过国境，不直言以制止其恶，而嫁祸于人，君子所必诛，不赦免的，就是士匄、韩厥，归生、赵盾的避祸也不能逃脱。厉公被弑，周子被立，韩厥、士匄、中行偃、栾书相继担任中军将而不相让，那么他们先同谋操刀，后轮流主持晋国政事，无首无从，只是一个罢了。难道只是栾书、中行偃、士匄、韩厥吗？自知防以下，六官之长，庆幸厉公之死以接受新命的，也不只是官员不赦免的条例。周子庆幸先君被弑，立在其位而行赏功之典，惩罚不及于他，也与鲁桓公、鲁宣公同类。所以说：全国的人都可以被杀，孙氏的话难道过分吗？胡氏说：深求其界限，知道圣人诛乱讨贼的大要，也是这个意思吧？谷梁传舍弃恶行不治理，只怪罪君主的恶行严重。君主被杀，必定有瑕疵；臣子弑君，必定有借口。那么一定要像武丁、成王那样的天子，像丁公、卫武公那样的诸侯，而后弑君的人才服受污潴之刑吗？如果真的像武丁、成王、丁公、卫武公那样，又有谁敢弑杀他们呢？

襄公

于是建成虎牢，戍守郑国的虎牢。

善于制敌的人，不追求大胜，而追求不可败；善于立功的人，不追求速成，而追求不可毁；善于谋国的人，不追求急安，而追求不可危；善于交邻的人，不追求暂时合好，而追求不可离。晋悼公懂得这些。他刚入国嗣位，正值君臣交恶，上下弑杀之余，而外有齐、秦、吴、楚交相敌对。于是用几句清源的话，以无心嗣服的坦荡之心，确立主纲以折服群党。接着任命官员收誉、修德、恤民，内部安定后才勤修外略。派遣士匄出使，齐国就顺从；嘉父的谋划，戎服权通吴以制楚。既使楚国屈服而辞别吴国，舍弃新军以革除僭越，勤于聘问以睦邻，都从容不迫，持之定而谋之不爽。《易经》说：“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握之固也。《诗经》说：“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制之缓也。悼公具备这些，而他筑城虎牢并戍守，尤其足以见其审虑之密而规模之宏远。自齐桓公以来称霸中国的人，争夺郑国很久了。有的顿兵城下以胁迫，有的蹀血中原以争夺。于是陉亭已服楚，而郑为首止之逃；城濮已败楚，而郑犹取汜水之讨。近者鄢陵之挫，晋威张矣。郑终怀集矢之恩，而依楚不舍。无他，晋远阻并汾，隔以大河，限以太行，南下而有事于郑也难。所以郑欺其不易出，而恐其难终恃也。虎牢者，大河之南，太行之东，迫郑而抚其背者也。城之戍之，则郑背我以合楚而攻之也；易，郑亲我而楚攻之，我起而救之也，亦易。不亟与楚争一旦之雌雄，不迫以求郑乍时之屈服，则郑虽有晨变盟而夕寒言之狡计，亦无所容其反覆。则是役也，

译不必拥有召陵、城濮那样显赫的战功，而将收复郑国视为指掌间可决断的计策。郑国若怀有二心，便成为我军屯兵牧马之地；郑国若归顺臣服，便成为郑国臂膀般的援助。最终竟成就了二十七年郑人归顺称臣的功绩，使得楚国不敢向北进犯以争夺中原。这作为治理天下的宏大谋略，大概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未曾有过的卓越策略。赵充国说：“帝王的军队，出动必求万全。”晋悼公确实符合这一标准。《春秋》对于悼公遏制楚国、降服郑国的事迹，记载得郑重，用词繁复而不删减，对悼公的赞许达到了极点。郑国未归服时，虎牢是南北交通的关键枢纽，修筑城池却不将其归属郑国，这是为了彰显悼公的功绩，为天下修筑城池的功绩，不仅仅在于郑国。郑国已归服后，虎牢成为郑国的凭借，驻军戍守并将其归属郑国，这是为了表明晋国未曾私自占有虎牢，而是为郑国做了深远的考虑。一字的一增一减，悼公的宏大谋略得以显现，而他未曾侵夺郑国的心意，也昭然若揭。胡安国认为扼守险要逼迫郑国而贬低悼公，难道要放弃险要听任郑国向南依附，任由楚国北犯，然后才算得当吗？如果谷梁氏以讨伐防地来责备晋国，难道不念及郑伯“睔将死”的言论，这是郑国叛服不定的重大契机，不可错失吗？圣人所赞许的，传注者所贬抑的，我就不知道了。

译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前来参加盟会。

礼，是国家的体制。没有礼就无法确立体制，丧失了体制，礼也就废弛了。招徕安抚远方的人，以礼为重，这是确定的。体制，就像肢体强健而筋脉柔和，以便发挥作用并使之端正一样。过于刚强就会折断，过于柔弱就会萎靡，符合适宜的标准而居于正道，以此来端正他人，不也很难吗？陈国自从辰陵之役依附楚国以来，与中原各国断绝交往已经三十年了。在鸡泽的盟会上，陈国内心倾慕晋悼公的贤德，希望恢复中原霸业，因而想表示归顺，但他们的国君仍然犹豫不决，没有亲自参加盟会，而是委托一个使者传达命令，他们的诚意尚未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厌恶他们反应迟钝而拒绝他们，拒绝是可以的，但断绝关系太过分，不符合怀柔聚集人心的气度。怜悯他们愚昧而接纳他们，接纳是可以的，但接纳得超过限度，不符合至高德行的威严。所以，拒绝他们不合适，于是委屈各国诸侯，与一个大夫在盘敦之间定交，自己丧失了体制，而陈国更加骄傲，骄傲得越厉害，就越不能保证他们不背叛。于是派遣大夫与他们结盟，不拒绝他们，也不轻易接纳他们，只是顺着他们的来意而等待罢了。如果把他们放在可来可不来的位置，而没有惊喜匆忙的神色，这就叫有体制，这就叫有礼，这就叫居于正道来端正他人，而谷梁传认为这是失正，这是什么道理呢？

莒国人灭掉了鄫国。

摧毁宗庙社稷叫做灭。灭了，从此就没有这个国家了。立异姓的人作为继承人，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原来的后代，神灵不享用非本族的祭祀，本姓的祭祀已经转移了。然而宗庙还是鄫国祖先的，社稷还是鄫国的土地，鄫氏的支子还是公族，职贡仍然通达于上级，国防盟会征伐仍然列在五等诸侯之中，臣民仍然有所拥戴而不认为他们是俘虏。匆忙地给它定名为灭，名实混乱，史官这样记载，尚且不足以成为可信的史书。圣人作《春秋》，制定大法，会用一个字的深文来苛责吗？吕氏不是嬴姓但仍属于秦国，牛氏不是马姓但仍属于晋国，柴氏不是郭姓但仍属于周朝，可以说嬴氏、司马氏、郭氏灭亡了，但不能说秦、晋、周灭亡了。如果说可以称为灭，那么汉高祖入关而子婴投降，刘裕篡位而宋德文帝被杀，陈桥兵变拥立而柴氏被废，又用什么言辞来加罪于他们呢？那么莒国人灭鄫，果然是兴兵攻破其国而灭掉它，左氏认为鄫国倚仗贿赂的说法是正确的。鄫国靠近莒国，莒国图谋鄫国，不是一天两天了。鄫国不能支撑而依附于鲁国，鲁国不能庇护而归于晋国。鲁国弱小而不能安抚，晋国遥远而不能救援，莒国于是吞并了它，作为自己的下属邑。鲁国不平愤而再次夺取它，在这里记载为灭，在后面记载为取，已经非常清楚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巧妙而虚妄，值得相信吗？上面已经记载了鄫国世子巫，怎么又有异姓的人来干预呢？巫就是异姓的儿子吗？那么这里记载灭来加重他的罪责，而前面为什么给予世子之名？如果不是巫而另有异姓的儿子呢？这个世子巫没有被杀，没有被废，到哪里去了呢？灭鄫之后，鄫国不再见于经书，两传不考察始末，而强行解释，也太过分了。

郑伯髡顽前往盟会，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

髡顽的死是被杀还是自然死亡，无法审察清楚。左氏说子驷派刺客夜里杀了他，而以疟疾为由向诸侯报丧。旧史不能明确说是被杀，圣人不轻易根据传闻判定人不可赦免的罪行，这种说法也通。而公羊传说是为中国讳，谷梁传说不让夷狄的人加害中国的君主，那么就是旧史本来记载是被杀，而圣人故意避讳，记载为卒，确实如此。那么乱臣贼子只有杀害无道的君主，才应受宫官之刑，君主如果是贤德的，可以吗？只因为是杀害而姑且宽贷，难道合乎情理吗？说子驷想跟随楚国，僖公不想，因此被杀，是不对的。成公将要去世时，子驷请求在晋国休息，跟随晋国的是子驷的志向，为什么到这里忌恨僖公前往盟会呢？而且僖公被杀了，各位大夫可以实行他们的志向了，为什么又侵犯蔡国以激怒楚国，而最终在晋国受盟呢？大概子驷自认为因为不礼貌的缘故，对君主怀恨在心，不敢正式告知同朝的人，只与罕丰的党羽密谋操刀。他以疟疾报丧，一定是在丙戌日之前已经被杀了，又假称生病，并且有求医祈祷的事情，来掩饰它。到了丙戌日才说不能起床了，于是跟随前往。士卒是鄵地的百姓，或许有听到而私下告诉别人的，于是稗官野史有所记载，而三传沿袭了它。如果圣人根据鲁史作《春秋》，存疑而谨慎说话，固然不盲从道听途说，轻易给人加上天地不容的罪名。然而特别写出未见诸侯的文字，则隐约含有死因不可知，只凭其报丧的意思。宋太祖的去世，也有戳雪的疑点，在宋朝时流传了。然而让修史的人直接相信并记载说赵义杀了他的君主，难道可以吗？宁可失于不经，也不要杀无辜的人。圣人的谨慎，圣人的忠恕。

设置三军。

设置三军，是为了季氏夺取国家权力，这是一种说法，但并不完全如此。鲁国原来有两军，而三分之一的军，一个卿，那么叔孙、孟孙两氏与季氏鼎足而立，而季氏的权力受损。宿何利为此，而叔孙豹何不想呢？《春秋》军赋的制度，盟会征伐所出的车乘卒徒币帛饔饩，都以此作为轻重。所以子产争小国的赋税，从早到晚，而一定要自己减少。悼公的时代，征伐正繁忙，奔命都来不及了。季孙宿

译仍然傲慢自大，凌驾于列侯之上，从而虚耗国力、疲敝百姓。所以叔孙豹说：“你将无法承受，厌恶宿地损害国家。”三家专权，从鲁文公、鲁宣公时期就已经开始，并非等到今天才这样。至于季孙意如执政时，更加侵夺权力以增强自身势力，而“舍”（指免除兵役或赋税）这一举措，则清楚地表明了季孙专权与否的情况。《鲁颂》中的诗句说：“公室的战车有一千辆，其中的甲士和步兵应当有七万两千人。”使用一半，让另一半休息，所以说“公室的徒卒有三万人”。虽然徒卒的数量超过了两个军的编制，但并不全部征用来遵循三军的制度，这是为了休养生息、富裕国家。三军制度的建立，国家已经劳累，百姓已经困顿，记载这一举措是谋划国家不善的表现。如果季孙全部征发，那就是借公事行私利，建立三军季孙没有增加利益，免除征发季孙也没有损失，这并非僭越擅权，而是传述者没有考证清楚。

译在亳城北结盟。

屡次结盟却多次背弃，背弃是令人厌恶的；但借由背弃来达成归顺，就未必令人厌恶了。抛弃信义、频繁用兵以残害百姓，不是好的谋略；但借由劳顿来求得安逸，这谋略也未必不好。晋国与郑国的合纵连横，是晋郑两国自己谋划、自己知晓的，而其表象却显得颠倒无序、毫无章法，欺诈虚伪到了极点。将四军分为三部分以困住楚国并收服郑国，这是晋君成熟的算计。舍之（郑国大夫）早已对此有了准确的预测。晋国说：“这对我们没有伤害，可以放过。”又说：“晋国能够屡次前来。”晋国说：“楚国不能了。”舍之说：“楚国将不能了。”这不仅仅是像鼓声与应和那样相应，像符节那样相合。楚国已经疲惫了，郑国跟随楚国可以用来作为楚国的抵押而毫无愧疚。至于萧鱼的盟会，拘禁使者、接纳斥候，都符合他们的预期。而之前忽而亲近晋国忽而亲近楚国，忽而降服忽而叛变的行为，晋国也深深体谅，知道郑国并非狡诈。如果不是这样，晋国的危难不会如此深重，楚国的劳顿也不会停止，纵然苟且求得旦夕的安宁，而想要二十四年安然无恙地面向北方，楚国连一支箭都无法赠送，这怎么可能呢？运用欲擒故纵的策略，践行背离楚国、亲近华夏的志向，最大的信义掌握在我们手中，何必顾虑别人的言论？七姓十二国的祖先，自然鉴察我们委曲求全以契合晋国深意的苦心，即使有千重誓言也不顾惜。劳苦百姓争战，不得安宁，却不顾惜，这不是背叛，也不是劳顿，而是为了巩固交情并谋求长远的安逸。《春秋》在记载郑国侵犯宋国时，称其爵位，称其大夫，称其率领军队，而没有贬义的措辞，知道它不以背叛盟约的罪名来责备郑国。亳北的誓言，坚守到萧鱼，有什么损害呢？

叔孙豹会同晋国的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讨伐秦国。

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隐去其名氏，而以“人”来称呼。《左传》说：“这是怠惰。”怠惰，是其表象，而有导致怠惰的心理。《春秋》诛讨其心理，而重重贬斥，不仅仅在于仪容进退之间。晋国丧失霸主地位已经三代了，那些抗衡并想要蔑视霸主的，不仅仅是楚国。齐国挟持其霸业的余威，收服鲁国以在东方称雄。秦国倚仗西戎的霸主地位，每日在黄河以外修怨。晋国面临三方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宋国惩创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灾祸，拥戴晋国却没有坚定的意志，这又是晋国内部的祸患。悼公兴起并张扬国威，抑制楚国、收服郑国并抵御吴国，东方安定下来了。于是向西问罪秦国，并责问士雃，乐祸不止的罪过。中原的祸患在于秦国，不容不讨伐。晋国渡过泾河深入敌境，安危的关键在于此。崔杼、华阅在黄河边上犹豫不前，以挫伤军心，这难道仅仅是害怕劳顿而已吗？他们认为东方各国，只有我们两国最大罢了。前进则各位大夫会承顺我们而兴起，后退则晋国人会借由我们来挫败。如果他们像北宫括、公孙虿那样决意，跟随荀偃的马首，栾鍼、士鞅的锐气，得以辅助而昌盛。栾黡的猜忌离间，不足以得逞。秦国怎么敢不收敛双手来乞求盟约呢？而这两个人先就挫败了，这是什么心理呢？齐环的嫉妒，不利于晋国志向的实现。向戌的苟且，隐然有不敢得罪秦国、楚国的心理，横亘在中间。因此悼公刚去世，高厚就早早唱起不伦不类的诗，向戌急切地提出弭兵的盟约。两国的实情蓄积已久，只是畏惧悼公的威势而不敢发作罢了。幸好晋国的国势犹盛，而秦国没有楚国的援助，不足以得逞。借使不是这样，乘着解散的人马，掩击归师的军队并逼迫他们，难道仅仅是晋国承受其毒害吗？出函谷关窥视三川，溃败的防线无法再收拾，而天下的倾覆危亡就在旦暮之间了。这两个卿的皮肉，足够吃吗？彭城的军队覆没，而陈遂的盟会失败。淮南九节度的军队溃败，而唐朝最终失去河北。危险啊！所以崔杼、华阅的罪过不可胜诛，不仅仅是怠慢的过失而已。

大夫结盟

创业者的作为，不是后人所能效仿的。善于守成的人，因为我的不可学，前人的可随时间变化而改变，所以祸乱不产生。至于那些效仿的人，笨拙却成就了祸乱，于是归咎于制定法则者的轻率过错了。湨梁的盟会，荀偃恼怒大夫在盟会上结盟，诸侯不能执政。传述者将其根源归结于悼公将三次盟会委托给大夫，这也是设身处地为悼公思考吗？八年之内，九次会合诸侯，急于制服楚国、救援郑国，而使列国的君主在道路上奔波劳顿。诸侯即使不害怕劳顿，而悼公的心本来也不安宁。楚国退却、郑国服顺，各位君主产生倦怠之心是必然的，还让他们整年奔走，亲自听从命令于道路上。君主疲惫、百姓劳苦，国家将要无法承受了。不想再劳烦友邦的君主，让他们的臣下听从命令，而国君独自亲自参与，则又自我轻贱而失去主盟的体统。于是当时六官的首领，都是享有民望的人。国君驾驭他们得其道，而各位大夫不敢凭借拥立之功来相互抗衡。赐予六辔在手，唯其所使，以抵御吴国而讨伐秦国。由国君来做，本来自有张弛操纵的权力。委托给大夫，有什么损害呢？平公继位，刚开始在中国办事，未曾烦劳诸侯的奔走。而才能又不足以驾驭先世的旧臣，没有先君每日驾驭戎车以驰骋的业绩，而只是效仿其休息以安定天下的成局。平公的笨拙，不是悼公的过错。有人说：明主的制定法则，不仅是我所可以实行的，必定预先谋划子孙不如自己，而早为之制定。悼公不虑及后嗣不如自己，而早为之安置，能推辞其过错吗？这固然如此。

译罢了。这是大有作为的人安抚内外、使天下安宁的做法，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晋国失去霸主地位已经三代了，当时的急务在于外部，所以抵御楚国是当务之急。况且功名尚未建立，诸侯不归顺，却想在国内早早施行威令，必然导致威望轻贱，而诸侯不服。晋悼公也迟疑观望，深思熟虑，等到楚国、郑国、吴国、秦国的祸患都平定之后，然后再慢慢确立国内的分权秩序并加以整顿，也不算晚。悼公即位时年仅十四岁，三次亲征之后仍处于壮年。如果上天能延长他的寿命，他必定能逐渐扩大君权，消除权臣专权、倒持太阿的祸患，而不必担心他过早夭折。晋明帝早逝，导致苏峻叛乱；周世宗早亡，导致赵宋夺取政权。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君子正为悼公深深惋惜，又怎忍心因为后代不振作，就过分责备悼公呢？

译鲁僖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共同包围齐国。

谷梁传说：“这是诸侯共同谴责齐国的罪行。因为是用‘围’字，却记载诸侯一同起兵，这是特别的笔法，并非明显地谴责齐国。”胡安国指责齐侯环违背盟约、抛弃友好关系，应当受到共同的谴责；然而违背盟约的诸侯太多了。《春秋》经传本来就说：“《春秋》不看重盟誓。”齐国的罪过，难道仅仅在于违背盟约吗？齐国对诸侯用兵，经文中没有记载，多次记载的，只是齐国攻打鲁国罢了。齐国的罪过在于攻打鲁国，《春秋》憎恶它，也是因为攻打鲁国，不仅仅是为宗主国担忧。鲁国不能称霸，但霸权依赖它来衡量轻重；鲁国不能为周王室效力，但周王室的存亡与它息息相关。在明德之后，秉持周礼而以文教重于天下，这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灵魂所依托，也是五帝三王道统所维系的地方。所以想要得到天下诸侯的拥戴，必须先得到鲁国。鲁国的离去或归附，不敢用武力争夺，而只用德行来安抚。所以晋文公兴起时，不追究戍卫卫国、夺取谷地的罪过；晋悼公兴起时，先致力于士匄、士鲂的外交；齐侯想要与晋国竞争，就顾念周公、太公辅佐周室的誓约，急切地亲近鲁国以打动天下，还担心鲁国不听从。当时，有不臣服的楚国，有不道德的吴国，有自专的卫国，有背离华夏的陈国、蔡国，有冒犯大国的邾国、莒国，都把它们放在一边，只寻求鲁国。蔑视并撕裂秉持文治的国家，以夸耀诈术的雄强。诸侯群起而展示武力，难道鲁国能在天下得到这种结果吗？作为礼乐诗书的望国，人心不死，没有谁忍心看着它沉沦。苻坚不听王猛的劝谏，风声鹤唳就夺走了他的魂魄；拓跋焘逞其饮马长江的志向，而狒狸死于邜年。盛衰是时势，存亡是气数，声威仪容、礼乐文化，是文武道统所维系，而不可凌辱的是道理。一个人倡导，众志就一致兴起，即使强悍且防备严密，也会在清晨陨落。同心者不假借外力而信服，难道会有差错吗？

鲁国从漷水夺取邾国的田地。

谷梁传说：“轧，是语气词。它的文意隐晦，几乎无法理解。”范寗说：“轧，是委曲沿着漷水，说夺取田地很多。漷水流入东海，流入泗水，经过数百里，怎么能全部夺取呢？”公羊传说：“漷，是迁移。北方的水迁徙决口没有定准。鲁国和邾国旧以漷水为界，到这时漷水迁移而进入邾国疆域，鲁国就随着它的迁移，指为已境，而夺取邾国田地，所以记载‘自漷水’以彰显其罪。然而所夺取的，只是鲁国和邾国疆域的一角罢了，所以应当以公羊传为正确。”

卫宁喜杀害了他的国君剽。

君臣以义结合，事先审慎选择，而不能在事后改变。结合之后，在天地之间就没有逃避的地方了。生在逆乱的时代，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侍奉，就不能一天站在他的朝廷上。所以张良以匹夫之身攻击天子，而不被称为贼。既然已经做了君主，就不能日后改变志向。所以王彦章侍奉篡立的朱温，为他效死，而可以被称为忠。吃别人的俸禄，掌握别人的政权，却说君主不是我的君主，他的心先丧失了。宁殖厌恶死后的恶名，而嘱托他的儿子宁喜，宁喜秉承父亲的乱命，而敢于弑君。他的心里说：“这不是我的君主，而衎才是我的君主？”欺骗谁呢？皮冠之见是小过，而宁殖敢行大逆。宁喜想要掩盖前人的过错，只有避位出奔，不尊剽为君，而听任国人迎接旧主罢了。然而宁殖死了七年了，怀着奸诈侍奉剽，尸位素餐以专权，知道衎始终不忘入主之心，而内有母弟，外有贤臣，作为他的援助，于是身犯大逆，对拥立的君主加刃。他的恶不可怜悯，他的死不能逃脱。《春秋》举出弑君的刑罚加之于他，他的罪定了。又记载“杀其大夫宁喜”，因为衎阴杀而阳任，失掉了人君之道。难道能用子大叔置君不定的小过失，来减轻对宁喜的责罚吗？罪过没有比弑君、废立更大的，其次就是它了。

叔孙豹与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在宋国会盟。

宋国的会盟，滕、邾的国君也参加了。杜预认为他们是私属，所以略去不写。小国畏惧征赋的繁重艰难，而请求隶属于大国，是不得已的情况，应当怜悯体恤而保存他们，怎么忍心立刻抹去他们呢？在这里可以看到《春秋》正名的深意，有所略去以保存君臣的大分。这与晋文公召见周王而略去不写相同，扶持人道以确立大纲，所谓非圣人不能修《春秋》。会盟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国君不亲自参加，而委托给大夫，让他们执牛耳，诸侯不能自强，值得怜悯。既然已经让大夫主持，邾、莒虽然小，自可以视同曹、许，而让他们的臣子听命，却甘愿屈居在大夫之下，跟随受盟，更加值得怜悯。《春秋》想要伸张邾、滕的国君在晋、楚之上，那么南北弭兵的大事件，是大得大失所系，不能让邾、滕承担其功罪。想要把他们列在孔奂、良霄之下，那么就是倒冠于履下，而君臣的大分混乱而不可整理，所以不得已而略去两国，以保存天下的纲纪。大夫侮辱诸侯，是诸侯自辱。天尊地卑的大义，先王建侯的大法，不可侮辱。这是圣人的深意。

卫侯的弟弟鱄出奔晋国。

能控制国家的叫做

译所谓臣，是能尊崇君主的人；所谓信，是能判定是非、审慎利害、推究始末、坚守正道而不违背道义的人。迎合君主的错误，引导他人的叛逆，却把坚决阻止不合道义的话当作守信，这种信就是祸害了。卫国国君卫献公衎要挟宁喜说：“政令由宁氏决定，祭祀则由我主持，失去了政令又怎么会有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君不像君。鱄接受命令并与宁喜相互期许，这就是所谓的臣不像臣。宁喜伏法受罪，却怨恨卫献公违背了约定的话语，愤愤不平地离去，这种不义的守信，就是所谓的失信。用政事交给别人来要挟君主，君主不听从，鱄却说：“君主不守信。”父亲驱逐君主而儿子想独揽国政，杀他并非不当罪，而鱄却说：“君主没有刑罚。”那么，如果仅仅保全鱄那固执己见的言论，让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历经十余代，全国的生死大权、朝廷的升降任免、邦交的离合、财赋的收支、兵戎的动静，全都只听宁喜的，而卫献公只能缩手听命。只有等到鱄的话得以实现，才能不丧失君臣兄弟的伦理，从而立于朝廷而不离去吗？宁喜专权，衎本来就不平。衎不平，而喜怒又转移到衎身上，杀害剽的刀刃将要加于衎，鱄又怎么能在他的君主那里保持信用呢？如果鱄真的不惜以亡国公子的心态来平定自己的内心，那么在祝宗宣告国家灭亡的那天，为什么不离开而等待，直到杀了宁喜之后呢？谷梁子说：“这也是弑君的人，因为把鱄看作是宁喜的同党。”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又说：“鱄的离去，符合《春秋》吗？《春秋》难道是奖赏动乱的书，把参与弑君的人看作合乎礼义吗？”改变文字书写顺序，使鱄与秦鍼、宋辰等人并列，大概是厌恶他坚守私下的约定而忘记亲情、背离君主以逃避责任。

译孟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就省略他的氏。这是修辞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孟豹不称氏，二是认为他违抗命令而贬斥他。他所违抗的命令是什么呢？季孙想要让他争夺小国的赋税，视同邾国一样。鲁国凭借周公的恩德，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力，作为周王室的大宗，拥有先王的显赫任命，这是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现在却想视同邾国而成为别人的私属，沉溺于利益而抛弃礼制，使自身的廉耻之道丧失，从而招致四邻的欺侮和削弱，辜负了宗国的期望，蔑视先王先公世代坚守的道义。如果这命令出自鲁君，尚且可以用道义来裁断，何况这是季孙为了削弱国家以壮大自己的私意呢？邾国本是鲁国的附庸，国君以字相称，大夫地位相当于卑微者，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邾国原本拥有侯爵的地位，自己废弃而从子男之爵的赋税，那么天下的诸侯都把他当作子爵，《春秋》也就顺从而把他当作子爵，这是鄙陋吝啬而自毁其美好传统的覆辙。有血气的人难道能忍耐这种状况吗？孟豹不遵从道义，为什么要贬斥他呢？讲究修辞的人必然有体例，虽然读者不嫌其繁琐，但圣人又与人有什么不同呢？选取这些来巧言解说，作为褒贬的案例，大概是没有深思熟虑吧。如果像《公羊传》所说卫国的石恶是恶人的同类在此，因而使石恶处于危险境地，这怎么足以侮辱各国呢？何况鲁国不是主盟国，尤其不承担罪责，话说得越凿凿有据，道义就越显得理屈了。

吴国国君派季札来聘问。

有一种个人的行为，有一种国家的政事。《春秋》是记载国家政事的书，不列举一国的大政，而是用来评论个人的。一个人的生平有邪正，一件事的实行或停止有得失。《春秋》是记载事件的书籍，不选取一个人的生平，而是在一件事上评论他。所以管仲、蘧伯玉、子产、史鱼、卫国的公子荆，都是圣人所赞许的，但不搜罗他们的遗事，以附见于经文中。子西的卑贱，卫豹的奸贼，都是圣人所厌恶的，但不写明他们的名氏，以显扬其恶。责备臧孙窃取职位而告籴，不加以贬斥。嘉许宁愈的愚不可及，而来聘问，不特别予以褒扬。吴札来聘问，是吴国国君邦交的事，跟随而来，就嘉许他慕义的惯例罢了。季札只是一个使臣，即使德行像舜禹，也仅就其事而记载罢了。而传述经义的人，有的认为他贤德，有的认为有责备。委屈一国的政事来顺从一个人，舍弃事情的得失，而评论人的善恶，那么《春秋》就不是天子的事，而成为私好私恶的书，与范晔、陈寿的史书相同了。所以认为季札贤德的人，都是错误的。而说“责备季札辞让国家而导致动乱”，那就更不同于圣人的言论了。孔子说：“圣人，我见不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他所厚望于天下的是君子。不是不愿意当世有圣人，而是超越君子而自任为圣人，就会成为无所顾忌的小人。这是圣人所深深恐惧的。现在想要以非常之事，责备季札不立即占有吴国，而以失节为达节吗？季札轻视千辆兵车的封地，坚守世袭的道义，差不多是想仁而得仁的人，所以孔子称赞他说“延陵季子对于礼，真是符合啊”。并在他的墓上题写“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大概也是以能见到君子为安慰，为什么要贬斥他呢？僚的妄立而不像君主，光的争国而行弑，这与季子有什么关系呢？君子只求诸己罢了。僚、光的不肖，季历、叔齐的贤德，不是自己所能谋划的。况且，僚的顽固，光的狡诈，伍员、要离、专诸作为乱人，是不能用礼义来教化的。如果季札继位，能保证他们敬畏寿梦的遗命，顺从而侍奉我吗？顺从安抚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刘濞、萧鸾那样的人；想要遏制他们的恶，那么就会成为宋太宗对待赵光美、赵德昭那样的人。所以说：“超越君子而自任为圣人，就会成为无所顾忌的小人。”世俗的儒者喜欢发表广远权宜的言论，而最终成为名教的祸害，谯周、冯道一流的人，都说：“我达节以止乱。”这与圣人的言论不同，而贼害道义甚深。

昭公

楚子麋去世

楚子麋记载为卒，经文有明文，认为他是被弑杀的是《左氏传》吗？难道没有证据而给人加上大恶吗？这有理由知道他的说法了。公子围的心意，路人皆知。设置服离卫，邻国相互叹息。派遣郑国中返，国人本来惊讶他必有作为。于是进入而问疾，而麋随即死了。怀疑之深，认定之决。于是凡是楚国的臣民，私下互相告诉说：“是弑杀。”渐渐传到四邻，渐渐传到简册，都说：“是弑杀。”没有不信其固然如此而《左氏传》根据传闻以决断言之，不然其赴告时说：“病而卒。”谁敢以疑似触犯防人之忌而证明其果然？不是病而是弑杀吗？圣人传信而不传疑，存忠恕以消除逆亿，下轻以大逆加人，从赴告而书卒，记录其实而已。幕及平夏，并首受刃，相食的惨状，虽不弑，犹弑也，终不以莫须有的爰书名之为弑。立法审慎而后乱贼惧，不然实弑者且援引以反唇讥《春秋》之过于刻核，何惧哉？胡氏谓因申之防曲为中国讳，夫合十二国冠带之君，群戴僭王之匪人，以为盟主，斯古今之大变，人道之深忧，岂必有弑逆之恶

译起初，足以触动圣人的悲悯之情吗？话说得太深，反而显得浅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译叔弓出使晋国。

常衮推辞高官的膳食，评论的人说：“自己考虑到不能胜任，可以辞去尊贵的职位，不可以推辞正常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知理的话。叔弓奉命去修好两国君主的关系，晋国虽然是盟主，按照周朝的爵位等级来说，也是元侯；按照同宗亲属的关系来说，鲁国是姬姓诸侯的宗国。郊外慰劳有固定的典制，安排馆舍有确定的礼仪，接受这些并不是有过分的荣耀。叔弓自揣不足以承担使命，就不如不去。既然已经奉命出使，馆舍围墙的低矮狭小，子产尚且坚持言辞来指责它。俨然作为大国的使臣，拘谨畏缩好像不能承受使命，不也是败坏君主的命令而辱没了周公、禽父的英灵吗？叔弓那种疲惫畏缩的样子，是有原因的。在疆界渎盟，叔弓确实率领军队而叔豹被杀。小人无礼，局势缓和时就谋取私利来侵犯霸主的政令，局势紧急时就侮辱国家以求苟且容身。恭敬但不近于礼，自取其耻自取其辱，而叔向却认为他知礼，左丘明极力称赞他。他们哪里懂得礼的真意呢！

郑国杀了大夫公孙黑。

公孙黑的被杀是众人抛弃他的结果，史传却把畏惧强暴、侥幸得病作为主要原因，这哪里足以成为郑国国君和执政者的累赘呢？子产善于驾驭奸邪之人，是为了安定国家。从事岐黄医术的人说：趁着病势衰弱时施针，事情长久以后就痊愈了。石碏讨伐州吁，不在他弑君自立的时候，而是用觐见天子的请求来引诱他；季友诛杀庆父，不在他再次弑君的初期，而是趁他逃奔莒国的时候。时机有所必须等待，事机有所必须凭借。罪恶不积累，不足以导致自身灭亡，防备奸邪之人，终究自有期限。观察裂痕而发动，顺应时机而确立，列举他的罪状，拒绝他的请求，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陈尸，言辞严厉道义正当，而国家不致动摇。谋划国家的好方法，不是心胸狭隘的人所能推测的。如果一定要在那人恶势正盛的时候，愤然想要逞快，那不像晋厉公诛杀三郤、鲁昭公对付季孙氏、陈蕃和窦武以及李训和郑注对付宦官那样的人，是很少的。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大夫呢？没有弑君叛国的大恶，上面又没有王命来讨伐他，不削去他的官职，是法律的公正。凡是讨伐有罪的人而记载大夫，大概都是这个意思。

叔弓在蚡泉打败莒国军队。

《公羊传》的说法迂腐而不恰当的地方很多，而何休又引导它进入诡诞的境地。蚡泉的文字，三传所记载的不同：《左传》称为蚡泉，《谷梁传》称为贲泉【贲音扶粉反，与蚡相近】文字虽然不同，但它是鲁地这一点是一样的。《公羊传》称为濆泉，而说濆泉就是直泉，直泉就是涌泉。既然讲不通，何休就说战争时涌出泉水是异象。国君在晋国，臣下专断接受莒国叛臣而兴兵，百姓愤怒叹息，气逆所致。查考经文说在蚡泉打败莒国，与在郦地打败莒国，在偃地打败邾国，有什么不同呢？况且交战的时候，胜利者欢喜而撤军，失败者溃散而迅速逃跑，即使有泉水涌出，如果不是江河决堤足以淹没军队，与战争有什么关系？况且鲁国已经胜利了，泉水涌出是灾祸，应当在莒国，而鲁国为什么要承担罪责？牵强附会天变来树立异说。何休的学问，大概是谶纬之流的残余，而《公羊传》实在是始作俑者。

与齐国讲和。

传用来辅翼经，经有难以理解的微言，就征引传；经用来纠正传，传有难以确定的不同说法，就查考经。经文的措辞类比事物，综合先后，参酌彼此，而传的不同说法就可以折中决断了。与齐国讲和，《谷梁传》认为是鲁国；《左传》认为是燕国。那么又听从谁来确定呢？考察经文的前后就知道答案了。齐鲁自从夷仪之后，盟会不断，曾经没有一箭相加。讲和，是平息不平之事，本来没有不平，又有什么可和的呢？对于燕国，前面记载齐侯攻打燕国，后面记载把北燕伯安置在阳地，那么与齐国讲和是为燕国征伐的征兆了。齐景公这时有了恢复霸业的心思，所以趁着伯欵的投奔，挟持正义的质问来讨伐，大概是想要重修齐桓公伐戎、开拓疆土的功勋。攻打燕国是正当的，接受请求而退兵，观察裂痕而后行动，行义不能坚持，急于讲和而用接纳国君来对待他。五年之后，苟且偷安而不足以有所作为。景公沉溺于利而废弃义，晏婴知道他的过失而不能强行劝谏，齐国之所以最终不能恢复霸业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经文说：与齐国讲和，是把权力授予燕国而抑制齐国，哀怜它见到正义而不作为，没有勇气。晋国已经失去霸权，齐国又没有成就，拱手把中原的权力授予吴越，这是圣人所悲伤的。宋楚讲和而晋国霸业衰落，齐燕讲和而齐国霸业不再，曹国的终章悲伤天下没有霸主，《春秋》的情意体现在言辞中，尤其明显了。

陈侯的弟弟招杀了世子偃师。

招杀了世子，而称陈侯的弟弟，认为是宠爱过度的缘故，是不对的。人的不仁，顺从床第之间的爱，以至于杀了嫡长子，而还能与兄弟相友爱，以至于过度吗？援引亲近的人而授予他刀斧的，是溺爱。趁着国君的昏庸而逞其私欲的，是招。不是招就没有敢承担杀人的，所以溺爱把事委托给招，而果然完成了杀害。溺爱哪里是爱招呢？最终自己上吊而死，爱子奔逃，招对于溺爱，又哪里曾经想到他的爱而有所不忍呢？杀了世子以自杀而亡了国家，所谓自作孽，不可活。经文说：“陈侯的弟弟招杀了世子偃师。”意思是陈侯的弟弟杀了他，也就是陈侯杀了他。如果按照常例称公子，那么罪在招，陈侯不仁的恶行就被掩盖了。赵主父、杨坚都因此灭亡。至于不仁的人，乱贼不与他分担恶名，人道灭绝，圣人所怜悯。招的恶行不值得深论了。

叔弓率领军队包围

译费

行为有不得心的，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针对君子说的话。如果是叛逆的大恶之人，难道能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们吗？人们正把叛逆的人称为叛徒，叛逆的人就把那些责备自己的人称为叛徒，叛逆者的党羽附和着，全国习惯于叛逆而不觉悟的人也跟着附和，于是叛逆的人就把“叛徒”的名号加在责备自己的人身上而不感到羞愧，人们用正道来责备他们罢了。如果不称之为叛，就不能对他们用兵；如果不称之为讨伐，就不能欺骗国人来逞遂自己的意志。乱臣跋扈，对上胁迫君主，对下胁迫众人，本来就是为了对抗正义之师，这就是原因。愚昧的百姓，知道什么呢？突然听到兵戈猝然兴起，惊恐地互相告诉，斥责他们为叛徒。不幸功业败坏而死亡，于是记载在法律文书中，传达在告慰死者的文书中说：“他们叛逆而我们平定了他们，叛徒的名号反而承受而不能推辞。”君子推究事情的始末，弘扬大义，伸张孤忠，抑制横逆，不根据成败来评价人，难道是这样吗？如果叛逆的人所背叛的，我们也去背叛；众人所背叛的，我们就去背叛，天下还依靠什么君子的名教呢？南蒯进入费邑，季氏对他说：“叛。”叔弓讨伐他的辞令说：“叛。”鲁国人自己说：“叛。”流传到齐国，齐国也斥责他说：“叛。”不认为胡氏翼经作传，阐明圣人的大义，也认为他是叛徒。南蒯的谋划，把家产归还给国君，以费邑作为臣属，这是最正当的。南蒯谋划时恳切地告诉国君，请求命令后行动，不是擅自兴师诬陷君主的军队。季氏积恶不改，盗贼憎恨主人，而拿起戈矛相对，这还可以用仁礼来责备，存心厚望他，是君子吗？有人说：“南蒯侥幸成功，也不能保证他最终不坏。”拥戴公室而尽忠啊。曹操图谋董卓，曹操又成为董卓；刘琨诛杀桓温，刘琨又成为刘琨。为什么就断定他不是叛徒呢？回答说：“正义的正当之处，不容许预先考虑其邪恶而早早剥夺它，这是君子劝勉忠诚的至意。”当全国顺从逆贼的时候，能够倡导正义而起，又何必保证他以后不坏呢？就像曹操、刘琨心怀恶意很久了，但在荥阳攻打董卓，京口讨伐刘琨的时候，顺从董卓与刘琨的言辞而称他们为“反”，又怎么可以呢？所以记载围费而不记载南蒯叛，深恶季孙，重重贬低叔弓的党羽，厌恶他们斥责在邦国内动干戈而不收敛。后来公山弗狃召孔子说：“我大概要成为东周吧？”圣人的志向显现了。

译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杀了国君，弃疾在干谿防守。

楚麋的死亡并非比真正所杀，而《春秋》是依据虚假的赴告来记载的。在书中将比与弑君者弃疾并列，而更加可信了。《左传》认为楚国未曾囚禁比，比也未曾不向往楚国，却坐实了比的罪责。君臣的道义并未断绝，而比却被弑君者所拥立，因此加重对他的谴责而称他为贼。至于比向背楚国的缘由，子鲜偶然因愤怒而为之，难道必定是君臣道义断绝者都这样吗？晋国用羁旅之礼抵销俸禄，晋国这样做并非弃疾，假使弃疾以嫉妒毒害之心对待比，即使没有囚禁比的事情，又岂能片刻忘记比呢？况且即使君臣道义断绝，也没有贵戚而推刃于尊亲的道理。《左传》在义理上是疏漏的。何况比因经权失当而加上不可赦免的罪过，弃疾因天地不容而掩盖其元凶的痕迹。如果说《春秋》不是圣人所修，那还可以；如果说《春秋》是圣人所修，为何如此颠倒黑白呢？麋确实死亡，所以弃疾称君而比书弑；比确实弑君，所以弃疾书杀而比不称君。干谿的狱情得到合理的允当，而比无可曲解是明显的。然而胡氏的说法既然如此，三传的意义又不同，为何议论楚国狱案的人纷纷不一呢？这是我所不解的。《左传》既然将弃疾视为逆贼，《公羊传》却说比归来没有恶于弑立，《谷梁传》则说因为比的归来而弑比，比并未弑君。总之都是厌恶弃疾太过，而曲意为比辩解。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诛杀弃疾者有万世的公论，而岂是比所能操刃以相向的呢？虽然如此，也未害为君子的言辞。为什么呢？弃疾应当授首于人，是君子所快的。楚国既已僭窃，弃疾又穷兵黩武，设置服离卫，既攘臂以夺其主，投�诟天，又瞠目而蔑宗周，坐致齐牺，剪灭上国，恶极将陨，犹耽于周鼎。郑田恃大城以逼诸侯，自楚氛猖獗以来，�之横旅之疆，未有如此日之淫威以逞者。中外丧气，神人共愤久矣。君子怀千秋之公怒，宽假弑之者以幸其亡，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而三传之说立焉。然而非圣人之大法也。圣人正名实，定刑赏，不为已甚者也。

意如至自晋

《左传》轻易以礼许人，不止一次了。意如逃归，而还说以尊晋罪己，许之曰礼，那么谁为非礼者呢？意如的削其氏族，是圣人贱而削之。大概意如者，起初贪婪以启衅，继之畏�而私逃，穿窬之行也。因其贱而贱之，圣人之法严矣。若以为史策之固然，则季方专鲁，谁敢操觚以削其族？而史藏鲁府，亦何能以谢罪于晋而修事大之礼乎？况且使鲁畏晋自贬，而史亦不敢存孤卿之姓氏，则君辱矣，卿执矣，与邾莒齿而屈于下矣。犹自惴惴焉，�其冡臣，勿敢私尊于国史，则辱人贱行，不足以立国。礼者，所以强立而不反也，而岂其卑柔沮丧之足云哉？此说行，而唾面自干者，且以训其子孙，士君子之节斩于天下久矣。

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

《易》曰：“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往。”有其躬，而后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治人，可以事神，可以善生，可以安死。非爱其身之谓也。不以身戚君，不以身辱国，不以身乱礼。无他，利不足以动之而已矣。权与�利之所存也。怙权�而不忍失之，生以之败德而误及国家，死以之亏礼而羞及鬼神。叔弓莅事于武宫，甫籥入而仆于庿次。其耄老垂尽之气，非一旦矣，而不能辞莅事之役。非不欲辞莅事之劳也，辞莅事则必辞其禄位。弓沾沾而不忍舍，虽死而不惮劳，故不辞也。弓之生平趋利而失身久矣。疆郓取郠，为季氏厚封殖而害及其君。帅师围费，为季氏逐异己而病深于国。是以得季氏之欢心而倚之为重。鲁防盟征伐之政，恒在三桓，而弓独十一见焉。迨及病且惫，而季氏犹宠之以有事之荣，以狥之。弓亦不惜余喘以自安其卿位。讳疾忍死，至于颠仆昏冒，而始知大命之倾。不恤其躬，乃使先公不得享其养，曾孙不得尽其诚。其死也，无异于岩墙桎梏矣。呜呼！士大夫之丧其耻心也，老不休，病不谢。其甚者，有父母之丧而不去其官，史嵩之、张居正、杨嗣昌之为名教罪人也。不有躬，不有父母，而何有于君哉？《春秋》书“籥入，叔弓卒”，丑之也。三传于此言礼，礼岂为奔金夫以宣淫者设哉？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五刑之属三千，不孝为大。然轻重则有等矣。违温凊定省之常仪，而遽加以�潴之大法，又岂忍哉？许止之弑，断自圣笔，罪较然矣。《左传》曰：“饮太子之药卒。”《公羊传》曰：“止进药而药杀。”以�与药，有以异乎？此逆子不�之定案也。而谷

译梁国认为许止不知道尝药，所以完备地责备他。看到孝子到了极点，不尝药就是未尽到做儿子的本分，称之为不孝，这是合理的。但称之为弑君，不是太过残忍了吗？《谷梁传》的这种论断，并不是为了苛求孝子完美，只是特意宽贷许止罢了。这就像捣碎附子送入宫中，而霍光掩盖他妻子的重大罪恶；红丸进献御前，而方从哲用金币赏赐李可灼的手段一样。《谷梁传》为何偏私而曲意庇护逆子许止呢？大概是因为许止鸩杀了他的君父却想要掩盖罪行，所以做出震惊哀悼、号哭哭泣、不食不饮的姿态，粉饰他的罪恶从而免于讨伐。许止那无情却如泉涌的泪水太多了，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尤其容易做作。至于饮食方面，则在暧昧不明中无从查考，人们不察，或许怀疑他是无心之过，传闻开来，于是仅仅以“不尝药”传开。等到鬼神不赦，魂飞魄散、精神惊恐，害怕被枭首车裂而逃往晋国，最终死于天降的惩罚，这才称之为“毁死”，而《谷梁传》相信了这一点，仅仅以“不学”来责备他。那么，刘劭那崩裂破碎的诏书，就可以掩盖合殿极度的惨烈吗？那么，为什么还要记载“葬”呢？安葬，是臣子的事。君主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就不记载安葬，以此归罪于臣子。世子亲自犯下逆罪，又能责备谁呢？所以许悼公、蔡景公都特别记载了“塟”（葬）。处置像枭獍（凶恶逆子）那样的法律，与臣子弑杀君主的罪行等同，这又是《春秋》的大法。

译盗贼杀害了卫国国君卫侯的哥哥絷。

《左传》记载为絷，《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为輙。因为读音相近而混淆，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总之，这二者都是名字。《谷梁传》竟然说两脚不能相通，叫做輙。輙难道没有名字吗？而蒯聩的儿子，又难道是残疾之人，也叫做輙吗？齐豹被称为盗贼，是贬低他。《春秋》只是责备卫侯不能庇护他的哥哥，齐豹不值得承受《春秋》的刑法。胡安国不审慎，竟然舍弃手持利刃的盗贼，而把罪责归咎于参与祸难的宗鲁，这是错误的。宗鲁不值得哀悼，孔子正是以侍奉君主的大义，来训诫门徒弟子，这并不是《春秋》正名定罪的大法。

刘子、单子拥立王子猛居住在皇地。

猛不称“子”，是因为猛不能成为先王的继承人。猛被记载名字，是因为猛不能成为天下的君主。称他为“王猛”，是因为王国不能称周，遵循郑忽、曹羁的例子而系于“王”字，这也如同“王人”、“王姬”称“王”一样。猛不是按次序应当称王的人吗？回答说：猛作为长子应当称王。景王在朝堂上的任命正确吗？回答说：不正确。那么猛为什么不能成为景王的儿子而君临天下呢？回答说：立太子以嫡长子为优先，没有嫡长子则立年长者，这是天下的公义。君主没有正式的任命，废长立幼，大宗可以持守，大臣可以决断，贤士大夫有口，平民百姓有心，都可以议论，这不是作为儿子的人所能挟持用来自己争夺的。义没有固定的所在，取决于其人，所以说义在于内，不在于外。公叔文伯的恶行，母亲数落他则是贤母，妻子数落他则是妒妻，取决于其人罢了。汉武帝立昭帝，是不义的，而燕王旦上表入朝侍奉，则是自取诛灭。唐太宗立高宗，是不义的，而承干封事诈称上奏，最终被幽禁而死。大概父亲能制定命令为慈，儿子承受命令为孝，父亲不慈，儿子不孝，即使把天下给他，也不能一天安居。猛处于人伦的变故之中，父亲已经偏爱，弟弟又擅权自私，即使想不采取西山的隐遁、采药的行动，难道可以吗？有人说：伯夷、泰伯的最高德行，不能要求中等才能以下的人，猛不是大贤，为什么责备他呢？回答说：人伦的大义，只有至善才是，如同方圆之规矩一样。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不做伯夷、泰伯，就必然陷于大恶，没有中间余地的余地。剥夺他的“子”的称呼，而不以天子的尊贵尊崇他，这是圣人为万世父子制定的法则。《公羊传》认为称“王”是当国的辞令，国是谁的国？自己认为当国就允许他当国吗？那么敬王也没有父亲的命令，为什么给予他“天王”的称呼呢？回答说：猛已经去世，朝廷已经迎接，晋、楚各自挟持已经争夺，刘、单、尹、召在内交相争斗，天位长久空虚，四海没有君主。敬王虽然不是父亲想要立的，但也不是父亲不想要立的。为了平定国家的祸难，依据正道继承皇位，伯夷、叔齐都逃避，而中子即位，中子不得不即位。国家为重，那么尊崇他是可以的。对于猛，活着时贬低他的“子”的称呼，以确立防备儿子之道、兄长之道。去世后称“子”，以表明景王的私生子，朝廷篡夺父亲之道、弟弟之道。称王敬王的称号而不贬低，刘、单争夺君位之道、臣子之道。圣人的权衡精妙啊，所以说圣人的笔法如变化。

有鸜鹆来筑巢。

鸜鹆的怪异，从南方而来，北方适宜穴居而筑巢，两传所论述的，是正确的。而《左传》又用童谣来证实，那个师己，无乃意如的党羽，附会天象物征，以为理数的自然，而不是意如逆天而行恶？叔诘的去世，情势在言辞中显现了。于是记载在史册中，将使天下后世认为国家的治乱安危，在五百多年前就决定了，而不是由人造成的？那么《春秋》记载怪异，本来是为了树立恐惧修省的教化，而说这种话的人，使人委身于命运，听任庸主怠惰荒废，奸人放纵恣意。《左传》喜好怪异而扰乱常理，像这类的事情很多。读者应当辨别。

黒肱带着滥地来投奔。

黒肱不系属国家，是阙文。《春秋》的阙文，不止一种。仲孙忌、晋魏多都是阙文。而《公羊传》和《谷梁传》以不知道为耻，必定曲折地为之解说。对于曼多、何忌，就说：“《春秋》讥讽双名，以开启王莽的妄为，而遗辱于匈奴。”对于黒肱，《谷梁传》说：“区别于邾，成为不受天子封爵的国家。”《公羊传》说：“天下没有滥足，以此辨别它不是。”然而又说：“黒肱是贤者的后代，而推演以通达，则更加迂僻而不通。”黒肱的祖先叔术，如果确实贤德，也没有因事而通达其后人的法则。毕公高、防宜生的贤德，他们的后代不见于《春秋》，即使当时被夫子所推许的，蘧伯玉、管仲、子产，也不借事而特书。为什么唯独对叔术有特笔？况且所传说的叔术妻嫂逆命、二子婴稚争食的说法，秽乱猥亵，尤为君子所不屑道的呢？胡安国有说：“曲折地为之解说，则穿凿了。穿凿，是君子所厌恶的。以不知而为知，是学者的大戒。”

仲孙何忌、防韩不信、齐髙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修筑成周。

王事的阙失，是霸业的凭借。所以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子颓的祸乱，而齐霸兴起；有叔带的祸难，而晋霸兴起。

译子猛之乱，也是晋国霸业已经衰微却又重新振兴的契机。晋国自平丘之会以后，在文公、悼公的时代，霸业已经衰落了。然而，在修筑成周城池这件事上，联合十二个国家为周王室竭尽全力，没有敢违抗的。从此之后十年，诸侯拥戴晋国的情况依然如旧。没有私下结盟的防备，没有相互攻伐的侵扰，于是趁着安定洛京、斥退庶孽之后，在召陵大举设防，将要问罪于楚国。即使是长期与晋国离心离德的陈国、蔡国，从未臣服的顿国、胡国，也被率领跟随，那么中原各国的势力，比起齐桓公、晋文公的时代更是强盛啊。大义存在于人心之中，不可泯灭，而鼓舞人心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春秋》详细记载大夫的名氏，不记载在狄泉结盟，却特别大字书写“修筑成周”，叙述其功绩，以显示天下纲纪所系之重要。作传的人没有为此表彰，是疏忽了。唉！像顷王、定王那样懦弱，魏舒、韩不信、范鞅那样鄙陋，一旦修持勤王的节操，天下便如影随形般跟从，竟然如此。何况那些秉持忠义志向，在当世大有作为的人呢？项羽在鸿门山设防，威震天下，然而刘邦身着丧服一到，项羽的势力就像折断枯朽之物一样被摧毁；苻坚有投鞭断流的声势，然而正统所在之处，他的军队就像受惊的鹿群一样自行溃散。天下如此广大，百年如此长久，人心依然如故，而在昏暗蒙昧之中兴起，怎么能说就没有这样的人呢？

译鲁昭公死在干侯。

昭公客死的那一年，孔子已将近四十岁，亲眼目睹了国家衰微的悲痛。自从叔梁纥在鲁国做官，成为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所以陈司败问知礼之事时，孔子把过错归于自己，而隐讳昭公的恶行，这是尽到了臣子的道义。那么干侯传来的死讯，使圣人心中悲伤，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春秋》记载：“公薨于干侯”，哀伤之深，愤慨之极，情感都流露在字里行间了。传注者认为昭公不像君主，季氏不像臣子，一并列举并分别讥讽他们，这与陈司败直言无礼而伤害圣人的志向，有什么不同呢？君主不像君主，客死在晋国土地，这是后果，不必多说也不忍多说。况且昭公讨伐季氏，难道可以完全归咎于他不像君主吗？智谋短浅、谋划疏漏，他确实有自找的过错，但比起娶同姓女子的恶行，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对那件事隐讳，而对这件事定罪吗？君臣不坐在一起，即使是天子、方伯，也会辨别名分而略去曲折之处，何况圣人的心意呢？记载“公围成”，是期望他；记载“齐侯取郓”，是庆幸他；记载“郓溃”，是哀伤他。这都是圣人忠愤之情的寄托。史墨说：“社稷没有固定的供奉者，君臣没有固定的地位，政权在季氏手里，对于这位君主已经四代了。”这是乱臣贼子的党羽用来动摇人心、违背天理的话。史墨大概是借鲁国之事来曲意讨好赵鞅，为篡弑制造借口，传注者引用它来解释圣人的经义，多么迷惑于邪说而不思考啊！巧言令色颠覆国家，说的就是史墨这类人吧？

定公

春季，周历三月。

定公元年没有正月，是不忍心立刻断绝与先君的联系。昭公虽然死了但灵柩还未返回，定公虽然继承国家但尚未正式即位，所以丧事从干侯传来。记载称“公”，不称“先君”。到了戊辰日才把“公”的称号加给定公，明确这三月还是昭公的月份，不是定公的月份。所以遵循惯例，在三月前系以“春”字而不加“王”字。如果臣子立刻忘记客死的先君，圣人的悲痛就太深了。传注认为这是不认可定公开始的即位，是不对的。定公有什么不正确的呢？定公的即位不是篡位，废黜务人，是季氏蓄谋已久，逆党已经牢固结集而不可解开。满朝都是季氏的亲信，而定公作为幼弟孤立无援，处于危险可疑的境地。拥立他即位，他还谦让不决，那么国家就不再是他的国家，而主持祭祀已久的季氏，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定公即位后，鲁国的公室还有统绪，社稷为重，不能用平常的道理来讨论正始正终的问题。

立炀宫

祭仲、孙林父、宁殖，都曾驱逐过君主，但最终还是必须拥立君主，因为不敢专断。季氏驱逐君主，只是空出君位罢了。主持君主的祭祀，他想要取代鲁国的心思，罪责无处可逃。只是因为他生不逢时，不像田氏、赵氏、魏氏、韩氏那样，天下还没有这种先例，而不敢开创。既然已经贿赂结交齐、晋，而免于他人的指责。难以欺骗人的，恐怕是鬼神不会保佑吧。于是向炀公祈祷，以阻止昭公复国，并且知道昭公客死，已经可以坐等其成了。结果昭公果然客死了。于是把功劳归于炀公，说：“这是先君的意思。先君答应了我，不必担心鬼神，也不会被人憎恶了。”所以建立炀宫，以显示自己得到了先君的保佑。这是王莽金匮石室的手段。如果季孙意如不死，家臣不叛变，定公不成为孺子婴那样的傀儡，又能差多少呢？《春秋》记载“立炀宫”，以诛讨他诬神欺人的大恶。传注者轻责他说：“不宜”、“非礼”，难道足以尽述他的罪恶吗？

蔡侯带着吴子以及楚人在柏举交战

老师说：“‘以’字表示能够左右对方。前进的缓急，只凭他的谋略；后退的迟速，只凭他的意愿；用兵的深浅，只凭他的志向；敌人的放纵、舍弃、存亡，只凭他的命令。敌人投降，只由他接受；俘虏他们的人，掠夺他们的土地，只由他占有。而之所以这样做，是听从他的命令。所以能用人的人，必定是能控制人，使人听命于左右的人。蔡侯怎么能左右吴国呢？沉玉渡江，志在报复楚国，但不知道可以托付给谁。求晋国不成，转而求吴国，伏地听命，还惴惴不安，恐怕吴国不带领他。吴国与楚国相持数十年，想吞并楚国已久，蔡国偶然挑动它而行动迅速罢了，难道真的是为了蔡国而兴师吗？半渡而击，不是蔡国的谋略；五战到达郢都，不是蔡国的力量；夹汉水布阵，占据宫殿的污秽，鞭尸的惨状，蔡国都没有参与。蔡侯怎么能左右吴国呢？”《春秋》把蔡侯放在吴国之上，把“以”字的权柄归于蔡侯，不承认吴国成就了霸业。蔡国以霸主对待吴国，吴国以霸主自命，君臣相继，以担忧中原为名，责任随之而来，接纳楚子，而以汉上诸姬为借口，这都是霸者的既定格局。从此征伐防争，穷兵黩武以逞志于中原，不但称霸，而且有取代周室的志向。所以圣人急忙剥夺吴国的霸权，而让蔡侯来承担。好像说：这是蔡侯用来惩罚楚国而报复其毒害的，吴国只是听从他的鞭策罢了。“晋侯召见周王而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是保全天子的体面。楚军救晋伐齐，而说：‘公带着吴军救蔡伐楚’，而说：‘蔡以之夺其霸也’。《春秋》剥夺楚国的霸权，尤其剥夺吴国的霸权，吴国像猪像蛇，比楚国更甚。传注认为善于伐楚，解除蔡围，那么元灭金，为宋朝报二帝之仇，也将给予肯定吗？楚不灭蔡，

译蔡国必定会归附吴国，吴国难道可以长久依赖吗？如果认为我吴国是有罪的，晋国在召陵时，史书用‘侵’字来贬低晋国，因为惩罚不能重复施加，何必在这里再次申明责备呢？

译关于从祀先公的记载，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纠正文公逆祀而使其合乎礼制，这里的“从”如同纵横的“纵”，意为顺直。胡氏唯独采纳冯氏的说法，认为开始将昭公祭祀于太庙，“从”是指附祭于祖先，然后排列在昭穆之位。定公对于闵公、僖公来说，亲尽而应迁出祧庙了，僖公的宗庙因为季氏的私意而保留，闵公的宗庙则被毁坏了。在这个时候，鲁国正有内乱，哪里有空闲顾及闵公、僖公的顺逆问题呢？那么冯氏的说法是合理的。阳虎做这件事，是为了尊崇昭公而揭露季氏的罪过，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胡氏说这件事在事理上顺而在情理上逆，出于阳虎之手而不能详细记载。然而阳虎是个坏人，这是个人的善恶问题；昭公应当被祭祀，这是千秋万代的礼义所在。评价人的人要考察其细微之处，制定礼制的人要重视其大义，两者并不互相掩盖。君子不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其言论，何况是宗庙的大典、君臣的大分呢？剥夺权奸的邪恶，伸张孤愤的志向，难道可以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吗？昭公出逃，不像郑突那样篡位、卫衎那样骄横、燕欵那样私昵、莒庚舆那样残暴。国家大权旁落，君臣倒置，国家不再是自己的国家，羞辱波及先公，不能不激起愤怒而申明天讨。只是他行动没有秩序，辅佐的人不是好人，谋划不审慎，以至于失败罢了。他死在异国，而魂魄依附于宗邦，这是臣民所不能忘记的，也是祖考想要共同享受祭祀的。阳虎做这件事，一定在朝廷上公开宣称，向国君请示，向上禀告各位大夫，那么这不是阳虎私自做的，而是鲁国的大政。为什么不能详细记载呢？孔子挖沟合葬昭公，圣人与狂人虽然有天壤之别，但作为人心的公义是一致的。如果说一定要等待那个人才能实行，那么没有文王就不能祭祀祖先，不是武王和周公就不能祭祀天帝吗？一定要等到孔子才开始修治昭公的祭祀，那么假如定公不能任用孔子，而接受女乐导致政事败坏很快，孔子离开，昭公永远成为无祀的鬼魂，而三十年的国运中断，定公又凭什么接受君位统治国家呢？记载从祀，是为了伸张昭公以记录鲁国的终结，合乎礼制，是赞许他，也是庆幸他，何必问这是阳虎做的呢？不记载禘祭，是嫌于讥讽其僭越；记载在窃取宝玉、大弓之上，只是偶然相连罢了。阳虎背叛季氏，季氏驱逐国君，罪过有轻重之分，不能为了伸张季氏而压抑阳虎。

经传的解释已经偏颇，于是开启了无穷的祸患，没有比公羊传更甚的。以清除君侧之恶为名，曲意庇护赵鞅，一句话而毒害流传万世，成为名教的罪魁祸首，也太残酷了！刘濞以晁错为名，王敦以刘隗、刁协为名，苏峻以庾亮为名，一直延续到宸濠、寘鐇而不停息，怀着篡位的心情，举兵侵犯宫阙，宗庙社稷化为丘墟，横尸遍布道路，都是这句话开启的。叛逆的心思无所不至，而还有所顾忌的，是因为触犯天下的大恶，没有人帮助，天下万世，还会拿着公论来追究他们的后果。这句话一出，乱臣贼子就公然向天下宣告：“我为了效忠社稷而安定百姓，那么贪婪的人满足其欲望，愤怒的人发泄其怨恨，叛逆的人实现其阴谋，而那些跟随叛逆成为枭獍的人，都有所凭借来利用。甚至那些愚忠愚孝的人，厌恶执政者危害国家，不审察就跟随他们，以防陷入邪恶，身死名灭，被天下人嘲笑。”公羊氏留下的祸患，哪有穷尽呢？以赵鞅来论，荀寅、士吉射是坏人；赵鞅也是坏人。荀寅、士吉射在君侧，赵鞅也在君侧。互相吞噬以自强，是为了吞并晋国的计谋罢了。一起扰乱晋国而使之浑浊，哪里是清除呢？于是公羊传提出这种说法，是有授意者的。战国时期，荀氏、范氏的家族被斩断了，赵氏篡夺晋国，三分天下而独自强大。武灵王的威名，平原君的虚誉，足以笼络那些发表横议的处士，而文饰其先世的罪恶，冒称为忠。顺从邪说而公羊传兴起于其后，因袭而承继，不知道其对纲常的危害到了这种极点。听信道听途说的言论，来诬蔑圣人的经典，教化的祸患竟然如此猛烈，能不恐惧吗！《春秋》将三卿同等对待而记载为“叛”，大义昭示，乱臣贼子所畏惧的就是这个。公羊传的说法兴起，而畏惧的人就安然自释了。君侧有恶，而凭借险要拥有军队，箭石加于宫阙，以自称“清”，那么君侧谁不可以做呢？

赵鞅的叛乱，占据土地阻挠军队，树立外援要挟国君，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公羊氏既然用“清除君侧之恶”来文饰其奸诈，他回归时，谷梁氏又说：“看重他以土地回归”，这也是赞许他改过吗？为什么被贼人所愚弄，而庇护他这么深呢！赵鞅的回归，真的是以土地回归给国君吗？还是仍然据为己有呢？延续到后代，尹铎为他提供保障，无恤据以自安。沈灶产蛙，而拥戴赵氏不离，晋阳最终为赵鞅所有，是明显的。回归国家之后，将先世的霸业置之度外，而每日寻找干戈，与荀氏、范氏争斗。郑国、卫国交相兴起，而对霸国用兵，失去鲁国而谄媚吴国，瓦解了桓公、文公匡定天下的局面。罪恶有谁比赵鞅更大呢？邯郸远，绛和晋阳近，又进入国都而挟持国君以逞志，那么又有谁在君侧呢？两传为什么对此不察呢！赵鞅的回归，是罪恶成熟了，哪里有改过呢？《春秋》记载“归”，是哀伤晋国没有国君，而逆臣再次进入容易罢了。大义确立，而传注扰乱的正说横行，日月为之昏暗。

译唉，可悲啊。

姒氏去世了。

译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这不符合道义的适宜。儿子不能因为自己的尊贵而将其施加于母亲，从而扰乱先君嫡妻与妾室的名分。然而春秋时期，成风、敬嬴曾经僭越礼制。《春秋》因为她们僭越而记载为“夫人”、“小君”，记录她们的过失以警示动乱的开端。但是，对于生前的养育和死后的安葬，如果有可以表达深厚情感的地方，不损害礼制，并且可以与先君的其他妾室有所区别，那么就不禁止这种厚待；而薄待则是不仁了。姒氏，是定公的媵妾，哀公的母亲。她去世时，正值定公停灵期间，哀公尚未改元即位，所以褒扬尊崇的典礼无法施行，仍然按照妾室的惯例，不能加上“夫人”、“小君”的称号。记载为“卒”而不记载为“薨”，但与其他妾室相比得以记载为“卒”，那么收敛、含玉、祭奠、安葬的礼仪必定有所增加。这差不多符合情理与礼法的适中。《公羊传》说：“这是未过一年的君主。”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左传》认为没有赴告、没有祔祭、没有完成丧礼。没有赴告，怎么能记载妾母？祔祭于庶祖姑，怎么能说不祔祭？没有完成丧礼，怎么能记载安葬？这是哀公过分薄待他的母亲，而《春秋》因此削减她的名分，鼓励天下人薄待母亲。难道真是这样吗？哀公

齐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邑

处于天下的大伦常，坚守天下的大正道，安定天下的最大变局，执掌天下的最大常理。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没有专门的计谋。心安理得即可。怀着不定的心思，袭用孝慈的外表，互相效仿虚伪，而天性就被蔑视了。蒯聩、卫辄的事情，是自古未有之变局。判断这个案件的人，又有什么可以委曲求全的呢？公子郢拒绝灵公的命令是坚决的。灵公病危之际，未曾有遗命来拒绝逃亡的人。卫辄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也容易了。权且主持丧事，流泪哭泣告知国人，急忙向晋国请求，迎接蒯聩回来。位置本来就是蒯聩的位置，而胡氏说：“避开位置让给他，是不对的。”况且儿子对于父亲，本来就不可以用“让”来说。卫辄以诚心迎接父亲居于应有的位置，义正辞严。南子的党羽，谁敢坚持异说来干扰呢？即使他们依仗邪恶不悔改，最终拒绝蒯聩而不听从，卫辄也只有抛弃丧位而逃跑，跟随蒯聩在外。灵公不担心没有丧主，卫国不担心没有嗣君。自己的本性尽到了，对人还有什么要求呢？终身淡然忘记卫国而在外做亡公子。孔子所说的“求仁得仁而无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出于仁就进入不仁，不是伯夷、叔齐就是枭獍，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转计。《春秋》记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邑”，其为枭獍明显了。而《公羊传》说：“不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拒绝祖父的命令”，违背圣人的正训，以残害天性，必定是这种说法。胡氏又说：“辞去位置避开他，那么卫国的臣子拒绝蒯聩而辅佐他也可以。”假饰为伪，以巧妙出售其贼心，使天下后世嘲笑儒者心同盗跖而行同伯夷，欺骗天下，都是这类人开启的。真诚与虚伪的区别，人与禽兽的区别，名是实的贼害。为什么君子之徒要做这种名呢？

晋人抓获戎蛮子把他交给楚国

十户人家的城邑可以避难，形势不只取决于强弱，只取决于人而已。晋国把戎蛮子交给楚国，传记讥讽其不争，难道也思考过其不争的原因吗？晋国虽然失去诸侯地位，楚国也是国家灭亡而仅存的残余，惶恐地听闻通晓少习的说法，而献出逃死相依的戎蛮子来讨好楚国，难道真的非常畏惧楚国吗？赵鞅的话说：“晋国未宁”，情况表现在言辞中了。所谓未宁，不是外侮，而是荀氏、范氏想要进入而已。谁使晋国未宁呢？赵鞅自己不想让晋国安宁罢了。”寅、吉射进入，也像赵鞅一样。赵鞅安于其位以占据晋国，也像寅、吉射一样。都是足以使晋国灭亡的人，而赵鞅更甚。寅、吉射进入，晋国的祸患或许比赵鞅缓和。赵氏自从赵盾以来，窥视晋国想要篡位，不是一天两天了。寅、吉射进入，那么赵氏几代的奸谋就失败了，那么所说的未宁，是赵氏的未宁，不是晋国的未宁。保全戎蛮子以对抗楚国，楚国通晓少习，而晋国自然可以凭借山河与之争胜。只是赵鞅向南抗拒楚国，那么齐、郑、卫挟持荀氏、范氏从邯郸乘虚而入。赵盾不在诸侯，赵武扩充兵力，都是这种计谋。赵鞅后来不能对抗吴国而让出长者的位置，也是这种计谋。曹操通信于孙权，刘裕放弃关中给赫连勃勃，都是这种计谋。一可以独揽晋国而篡位，天下听任其瓜分，吴、楚听任其虎视，而对戎蛮子有什么呢？低头以愧对戎蛮而辜负他，外表柔和，内心阴险，毒害深远，也到了这种地步吗？

齐阳生进入齐国

陈氏想要篡夺齐国，已经好几代了。在景公衰老之际，陈乞的阴谋更加急切。凡是臣子想要窃取国家的人，如果不先有所废立，就不能控制君主而钳制其臣民。所以陈乞构陷景公以驱逐阳生和荼，夺取长子而立荼，又挟持阳生以杀死荼而立他。计算他废黜荼而立阳生的日子，必定会执长幼的次序作为名义，建鼓以告知国人说：“国家是阳生的国家。”而后鲍牧之类的人，唯命是从而不敢争辩。太厉害了，《公羊传》喜好奇异而成为巨囊，闯入的说法，几乎如同儿戏。如果这样，那么陈乞就不成为奸雄，而国人也将嘲笑他的愚蠢而不听从了。华元乘城而语敌，齐夫人踊棓以窥客，都是戏谑。戏谑以解释经

译不值得采纳，这是必然的。

译齐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国。

殷高宗是英明果断、有所作为的君主，但他用兵有时过于急迫轻率，号称三年才攻克鬼方，却说自己疲惫不堪，这就让君子产生了滥用武力的担忧。所以傅说告诫他说：应当减少干戈征伐，反省自身。《春秋》经传中用来评论鲁国的事，情况就不一样了。鲁国长期积弱，到了哀公做国君、季孙斯做大臣的时候，更是难以承受。国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四周邻国都轻视窥伺它，甚至听到金鼓战声就会震惊颤抖。敌人加害于己，如果让鲁国借内省来掩饰其懦弱，必定会更加趋向于萎靡瘫痪，灭亡指日可待。从理直气壮的角度说，齐国凭借一个女子就逞其毒辣，像大猪长蛇一样逼近，理亏在齐国而不在鲁国。鲁国已经请求讲和，又趁着吴国祸乱方兴之际，深入清泗之地，这难道还可以收敛军队谢罪畏缩，从而接受他们的蹂躏吗？所以冉有、樊须的贤能，颜羽的勇敢，公为不习战阵的壮烈，义愤激发于内心而想着效死力，这就是所说的“田中有禽兽，利于捕获”的意思。然而执政者萎靡不振，毫无生气，一个儿子留守，两个儿子跟随，国君在边境抵御，这是好计策，却没有采用。一个儿子率领军队背靠城池作战取胜，这是算计，却做不到。犹豫畏缩，使得国书的一支军队深入无人之境，这并不是因为反省自身有缺失，而是哀公怀疑他的臣子，三桓忌恨他们的国君，上下互相猜忌，甘愿向人屈服而在内部苟且保全，所以不写“四鄙”而直接写“伐我”，显示出遭受攻伐之深而哀叹其软弱。孟子反殿后而孔子称赞他，汪锜战死而孔子让他不按未成年夭折的礼节安葬，冉有用矛而孔子认为他合乎道义，圣人的情感由此可见。这不可以用来规劝高宗，因为更加显示出鲁国君臣的怯懦畏惧。

鲁哀公在黄池会见晋定公和吴王夫差。

楚国、吴国、徐国、越国因为僭越称王的缘故被断绝于中原之外。大概天上没有两个太阳，这是万古昭彰的道理。而各国虽然各自统治自己的邦国，必须尊奉一个王而安于诸侯的地位。封建制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而不可废除，就在于此。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位”，虽然是名分，却是天经地义所在。楚国称王，齐桓公排斥它，而陉亭的言辞没有争辩，是说它僭越大概是因为他们自高自大，君臣互相依仗已久，不能用片言只语驳倒。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能平定天下的动乱，就在于这名义在人心之中不会泯灭。如果真的公开宣扬以使革除他们的伪称，难道不可以震慑他们吗？夫差的强悍，比楚国更甚，而在黄池会见晋定公时说：“命圭有命”，本来称“吴伯”，不称“吴王”。夫差最终以伯的身份自居，而不敢以王的身份凌驾于晋国之上。这难道是晋定公做国君，赵鞅做相国，威势超过齐桓公而制约他吗？道义不可在人心泯灭，即使是桀骜不驯的人也不能倔强争夺。有人怀疑晋国争夺霸主地位无力，姑且借以此来消除耻辱而败坏其霸业，于是说称“及”的是会盟，这是两个霸主之间的言辞，用来哀叹晋国失去霸权。失去霸权与失去王权相比，哪个更严重？剥夺他的王号而随即让他以霸主身份自居，不更好吗？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吴国是姬姓诸侯之长，也可以有说辞，有什么可羞耻的呢？趁着他们争夺霸主之机，用不成霸主的条件引诱他们，从而剥夺他们长期僭越的王号。赵鞅此举稍微让人痛快。宋国争夺献纳，没能像这样做得恰当。所以钟离、柤、向都写“会吴”，而这里写“及”，是我有志向，庆幸晋国志向得以伸张。那么为什么称“吴子”而不称“吴伯”？不是吴国能够自己不远复归，被晋国正直地夺回，而姑且自抑称伯则善在吴国了。名义可以折服强暴，即使是赵鞅这样无能的人，只要名分正当，抱有志向道义的人有什么害怕而不直言呢？

西郊狩猎捕获麒麟。

《公羊传》中反袖沾袍的说法未必完全错误。感于麒麟而作《春秋》，所以到获麟为止。不然的话，文章完成麒麟到来，正可以奉天命而终结其事，为什么要绝笔呢？回答说：以天道终结的，也是感于麒麟的意思。麒麟是王者的祥瑞，是《春秋》天子之事。圣人不得已而代替王者行使赏罚，因为明王不出现，天命圣人作《春秋》，以昭示万世。万世的幸运，不是圣人的幸运。圣人知道天道在自己身上，却想到天道不聚集在帝王身上，也以此感于天道的变化而显示《春秋》的契合。天难道一旦承受天瑞，就自矜天道已经归属了吗？至于胡氏的说法，也有道理。胡氏作传的时候，正值高宗南渡之初，宋朝的衰败很严重。庸君懦相问天而疑天，不可问以为气数在天，不是人力所能强争，所以安于割地请和，而志向不能驾驭气数。所以说：如果有其德行，正大分辨大闲昭大义检大伦，那么匹夫操持南面之权，天且以王者之瑞应而乱无不可拨治无不可反，鼓舞高宗的志向，以折服汪伯彦、黄潜善的奸邪。这是胡氏忠君卫国的深情，无愧于圣人的意图，而且以尊崇圣经为圣人的天道，驳斥王安石断烂邸报的邪说。君子立言，本来就有这样的，只是看时机罢了。

《春秋四传质》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