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辨疑卷上
春秋经传辨疑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传辨疑》卷下明童品撰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成公三年】
胡氏曰：宋、卫未▯，曷爲而称爵也？背殡越境，以吉礼从金革之事也，故讥之。窃恐未必其然。诸侯未逾年则称子，是固然矣。盖君卒之年犹旧君之年也，明年则新君之年耳。故诸侯未逾年而不改元、不称爵者，不可一年而二君也。明年必改元而称爵者，不可旷年而无君也。宋、卫二君▯期既已过，且改元矣，固无嫌于称爵。但逾期不▯而从事于金革，此则罪之大者爲可责耳。恐不必以称爵之嫌爲贬也。使皆称子，独无贬乎？故胡氏之説亦有不尽然者。
公至自晋【成公三年】
胡氏曰：「公行多不至，其书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也。窃疑似泥。按经，公会诸侯者十二，惟于蜀、琐泽不至，其余皆至。如晋者四，皆至。何谓公行多不至耶？鲁自《春秋》以来至是，歴六君矣，皆丧毕而不朝于京师以受王命者也。胡氏何独责之成公耶？愚谓国之所重者君，故君之出入必书，重之也。果何有以哉？」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成公六年】
左氏云：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寗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按此则当以晋爲主，而传与经不合矣。从经可也。
季孙行父如晋【成公六年】
左氏云：「季文子如晋贺迁也。」又按《左传》，晋迁于新田，在夏之四月丁丑。经于夏六月，既书公孙婴齐如晋，则此时晋已迁矣。晋霸主之国也，若果择地利而迁国于新田，必豫告诸侯，而诸侯必及时贺之矣。婴齐如晋，左氏以爲命伐宋，盖晋命以伐宋也。鲁不于此时贺，乃至冬而贺之乎？晋之迁国不见于经，于贺迁之说，似无所征。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成公十五年】
左氏云：「华元出奔，鱼石止之河上，乃自河上而复。」据此，则华元未尝济河而至晋，虽奔而不奔也。春秋何爲一以书其出奔晋，一以书其自晋归于宋乎？岂至河上即爲至晋乎？
夫人姒氏薨【襄公四年】
啖氏云：「如左氏言，则当不书薨葬，此文当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误在此耳。」按左氏有匠庆谓文子之言，及君长谁受其咎之语，季文子卒于明年，其去定公甚逺，且襄公方七岁，定公即位亦已十五年，孰爲防君？啖氏何其考之疎耶！
莒人灭鄫【襄公六年】
谷梁曰：「莒人灭鄫，非灭也，立异姓以莅祭祀，灭亡之道也。」公羊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盖欲立其出也。」胡氏从之，于是莒人灭鄫之义遂异于他灭国者。按《春秋》灭国不一，如齐之灭谭、灭遂、灭莱之▯，皆以兵临其国，夺其土地，有其人民，杀其君而覆其社稷，故谓之灭也。莒人灭鄫，同一书法，何独异其灭耶？独不观去年夏书「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则是时鄫子尚存，世子已定，公谷之说，何其疎耶？借曰立异姓，犹当存其国之虚号，如后世吕政之秦、牛濬之晋，圣人于鄫子朝聘会同之礼，独得废而不书之乎？自后鄫不复见其社稷之灭亡也，明矣。愚谓此书「莒人灭鄫」者，由莒之强也，观八年夏伐我东鄙，可见矣。至昭公四年书「取鄫」者，由莒之衰也，观夫取鄫之后，莒牟陵以牟娄及方兹来奔，叔弓败莒师于蚡泉，可见矣。左氏云：「莒人灭鄫，鄫恃赂也。」虽未必然，非立异姓以爲灭，昭昭也。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襄公十一年】
亳之同盟，程子、胡氏皆云郑服而同盟也。然左氏记盟誓之词，正以十二国爲言，则非郑服而同盟也，可见矣。窃观晋之三驾伐郑，皆由郑爲之兵端也。初驾之伐，则以楚公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宋而举也。再驾之伐，则以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而举也。三驾之伐，则以楚子、郑伯伐宋而举也。非有亳城之盟，则无萧鱼之功。若以同盟爲郑服，而郑何再从楚，又有伐宋之师耶？萧鱼之会，楚人执郑行人
译《春秋经传辨疑》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传辨疑》卷下，明代童品撰。
【成公三年】鲁成公会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胡安国说：“宋、卫两国国君尚未逾年，为什么称爵位呢？这是因为他们背着丧事越过国境，以吉礼参与战争之事，所以《春秋》讥讽他们。我私下担心未必是这样。诸侯未逾年则称‘子’，这是当然的。因为国君去世的那一年，仍然算作旧君在位之年；到了第二年，才是新君在位之年。所以诸侯未逾年而不改元、不称爵位，是因为一年之内不能有两个国君。第二年必定改元并称爵位，是因为不能多年没有国君。宋、卫两国国君丧期已过，并且已经改元，本来就没有称爵位的嫌疑。只是逾期不守丧而从事战争，这才是最大的罪过，值得责备罢了。恐怕不必因为称爵位的嫌疑而认为是贬斥。如果都称‘子’，难道就没有贬斥了吗？所以胡安国的说法也有不尽然之处。”
【成公三年】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胡安国说：“鲁公出行大多不记载‘至’，这里记载‘公至自晋’，为什么特别记载‘至’呢？必定有原因。我私下认为这是拘泥于成说。查考《春秋》，鲁公会合诸侯共十二次，只有在蜀地、琐泽没有记载‘至’，其余都记载了‘至’。如晋国的四次，都记载了‘至’。为什么说鲁公出行大多不记载‘至’呢？鲁国自从《春秋》开始到现在，历经六位国君，都是丧事完毕而不朝见京师接受王命的。胡安国为什么唯独责备成公呢？我认为国家所重视的是国君，所以国君的出入必定记载，这是重视的表现。哪里有什么特殊原因呢？”
【成公六年】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左传》说：“晋国伯宗、夏阳劝说卫国孙良夫、宁相、郑国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犯宋国，因为宋国推辞会盟。”按照这个说法，应当以晋国为主，但《左传》与《春秋》经文不合。遵从经文是可以的。
【成公六年】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左传》说：“季文子前往晋国祝贺迁都。”又查考《左传》，晋国迁都新田，在夏历四月丁丑日。《春秋》经文在夏六月，已经记载公孙婴齐前往晋国，那么此时晋国已经迁都了。晋国是霸主之国，如果果然选择地利而迁都新田，必定预先告知诸侯，而诸侯必定及时祝贺。公孙婴齐前往晋国，《左传》认为是命令讨伐宋国，大概是晋国命令讨伐宋国。鲁国不在这个时候祝贺，难道等到冬天才去祝贺吗？晋国迁都之事不见于《春秋》经文，关于祝贺迁都的说法，似乎没有依据。
【成公十五年】宋国华元出奔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左传》说：“华元出奔，鱼石在河上阻止他，于是他从河上返回。”根据这个说法，华元未曾渡过黄河到达晋国，虽然是出奔但并未真正出奔。《春秋》为什么一方面记载他出奔晋国，一方面记载他从晋国回到宋国呢？难道到达河上就算到达晋国吗？
【襄公四年】夫人姒氏去世。
啖助说：“如果按照《左传》所说，那么就不应当记载去世和安葬，这段文字应当在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之下，错误地放在这里了。”查考《左传》有匠庆对文子说的话，以及“国君长大谁承担罪责”的话，季文子在第二年去世，距离定公很远，而且襄公当时才七岁，定公即位也已经十五年，谁是防君呢？啖助考察得多么疏漏啊！
【襄公六年】莒国人灭掉鄫国。
《谷梁传》说：“莒人灭鄫，不是真正的灭国，而是立异姓人来主持祭祀，这是灭亡的道路。”《公羊传》说：“莒国女子有做鄫国夫人的，大概想立她的儿子。”胡安国跟随这个说法，于是莒人灭鄫的意义就与其他灭国不同了。查考《春秋》灭国不止一次，如齐国灭谭、灭遂、灭莱等，都是派军队兵临该国，夺取其土地，占有其人民，杀死其国君并覆灭其社稷，所以称为灭。莒人灭鄫，使用同样的书法，为什么唯独认为它的灭法不同呢？难道没看到去年夏天记载‘叔孙豹送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那时鄫国国君还在，世子已经确定，《公羊》《谷梁》的说法，多么疏漏啊？假使说是立异姓，还应当保留该国的虚名，如后世的吕政之于秦、牛濬之于晋，圣人在鄫国国君朝聘会同的礼仪上，难道能废除而不记载吗？从此以后鄫国不再出现，其社稷灭亡，是明显的。我认为这里记载‘莒人灭鄫’，是因为莒国的强大，看八年夏天莒国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就可以知道了。到了昭公四年记载‘取鄫’，是因为莒国的衰弱，看取鄫之后，莒国的牟陵带着牟娄和方兹来投奔，叔弓在蚡泉打败莒国军队，就可以知道了。《左传》说：“莒人灭鄫，是因为鄫国依赖贿赂。”虽然未必如此，但不是立异姓来作为灭国，是显而易见的。
【襄公十一年】鲁襄公会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秋天七月己未日，在亳城北结盟。
亳城之盟，程颐、胡安国都说郑国服从而结盟。然而《左传》记载盟誓之词，正是以十二国来说的，那么就不是郑国服从而结盟，可见了。我私下观察晋国三次出兵讨伐郑国，都是由郑国挑起兵端。第一次出兵，是因为楚国公子贞、郑国公孙辄率领军队讨伐宋国而起。第二次出兵，是因为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侵犯宋国而起。第三次出兵，是因为楚子、郑伯讨伐宋国而起。如果没有亳城之盟，就没有萧鱼之会。如果认为同盟是因为郑国服从，那么郑国为什么又跟随楚国，又有讨伐宋国的军队呢？萧鱼之会，楚国人抓获郑国行人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襄公十五年】
张氏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徴也，此说凿矣。日者，天下之所共仰，非晋一国之日。周有天王，列国有诸侯，其食岂专爲晋示变哉？然畏天之威而恐惧修省，则无彼此之分也。」
卫孙林父帅师伐齐【襄公十九年】
左氏云：「晋栾鲂帅师从卫文子伐齐。」故张氏、高氏皆主其说，以责晋。然经但书「卫师伐齐」，而不书「晋师」，窃恐晋枉受诸家之责耳。是时卫君衎爲林父所逐，而奔于齐也，已五年矣。此其伐齐，盖爲卫君剽而伐之也。张氏以爲讨强暴之罪，亦恐未然。
仲孙速帅师伐邾【襄公二十年】
左氏曰：「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勿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按澶渊之盟，公与邾子俱至，岂有邾人骤至之理？设使邾人骤至，则我之师乃报伐之师，圣人奚爲不着邾人之暴，而反着我之暴？且重背盟弃好之恶耶？公谷、胡氏无传，疑许氏得之。
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襄公三十年】
谷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见以灾卒也。”窃恐未然。《春秋》凡书灾，必书其日。宋灾在甲午，安得不加日于灾上耶？况下书“天王杀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晋”，皆若同日然。此固未可以知伯姬之果卒于火也，但连记宋事，书卒于灾之下，理或然耳。谷梁谓伯姬之舍失火，左右请少避，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以爲有司请避火，伯姬曰：“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于火而死。窃惟伯姬之归于宋，三国来媵，其事固素着矣。守妇道以卒于火，固爲大节。但伯姬是时年已六十矣，有姊侄焉，有子妇焉，虽或异宫，当不甚相逺也。谷梁谓左右请避火，此左右必皆妇人也。伯姬虽欲守贞而不肯苟避，爲之子妇、姊侄者，独不能竭力赴救扶之而出乎？况“傅至矣”而甘死于火，似非中庸之道也。且《公羊》以爲有司请避，不知有司男子乎？妇人乎？伯姬之宫夜失火，有司尚至，而子妇、姊侄不至尊奉君母之道，何在耶？《春秋》果记伯姬卒于火，虽所以着伯姬守贞之节，亦以着宋臣不救之罪也。呉氏之说得之。
楚子麇卒【昭公元年】
按左氏，楚令尹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入问王疾，缢而杀之。如此，则围实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者。春秋曷爲讳其恶而赦其罪耶？胡氏曰：令尹围弑君以立，中国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讨，则亦已矣。至大合诸侯于申，与会者十有三。国若正以弑君，将恐天下后世以▯弑之贼，非特不必致讨，又可从之以主盟会而无恶矣。圣人至此，悯之甚，惧之甚，悯之甚者，悯中国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惧之甚者，惧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显，权轻重，而略其▯弑以扶中国，制人欲，存天理，其义微矣。此盖笃信左氏而不信圣经，故辨之费词如此也。独不观齐商人亦尝弑其君，舍诸侯与之两会盟于扈，而文公独两与之盟，正与楚围之事相▯也。春秋何爲书之而不略其▯弑耶？且楚围之执齐庆封也，左氏谓其使负之斧钺以狥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以盟其大夫者。”则围所爲，亦可谓知义矣。不然，又何以爲此举，而能不愧于心耶？
公如晋，至河，乃复【昭公二年】
左氏云：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公羊曰：其言至河乃复，何？「不敢进也。」谷梁云：「耻如晋，故着有疾也。」公如晋，不得入；季孙宿如晋，而得入，恶季孙宿也。按经：春，晋侯使韩起来聘，脩好于鲁，而鲁亦遣叔弓报之，二国未尝有间也。何爲不敢进？公羊之说不通矣。谷梁既曰：「耻如晋，故着有疾」，又曰：「不得入」，亦自相矛盾矣。窃疑「公如晋至河乃复」者不一，惟一书有疾乃复，其余恐皆公自怠于行而复耳。圣人因其屡如晋至河乃复，故屡书之，亦犹每岁书「公在楚」「公在干侯」之例也
译秋季八月丁巳日，发生日食【襄公十五年】
张氏说：“晋悼公去世，政令落到大夫手中，这是日食显示的征兆，这种说法太牵强了。太阳是天下共同仰望的，不是晋国一国的太阳。周朝有天王，列国有诸侯，日食难道专门为了向晋国显示变异吗？然而敬畏上天的威严而恐惧反省，就没有彼此的区别了。”
卫国孙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齐国【襄公十九年】
《左传》说：“晋国栾鲂率领军队跟随卫文子讨伐齐国。”所以张氏、高氏都主张这个说法，以此责备晋国。然而《春秋》经文只记载“卫国军队讨伐齐国”，而没有记载“晋国军队”，我担心晋国冤枉地受到各家的责备。当时卫君衎被孙林父驱逐，逃到齐国，已经五年了。这次讨伐齐国，大概是替卫君剽而讨伐的。张氏认为是讨伐强暴的罪过，恐怕也不对。
仲孙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襄公二十年】
《左传》说：“邾国人突然到来，因为诸侯的事务，没能报复。”秋季，孟庄子讨伐邾国，用来报复。按照澶渊之盟，鲁公和邾子都到了，哪有邾国人突然到来的道理？假如邾国人突然到来，那么我们的军队就是报复讨伐的军队，圣人为什么不记载邾国人的暴行，反而记载我们的暴行？并且加重背弃盟约、抛弃友好的恶名呢？《公羊传》、《谷梁传》、胡安国没有传注，怀疑许氏的说法是对的。
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襄公三十年】
《谷梁传》说：“选取去世的日子，加在火灾之上，表明是因为火灾而去世。”我担心这不对。《春秋》凡是记载火灾，一定记载日期。宋国火灾在甲午日，怎么能不在火灾上加日期呢？况且下面记载“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王子瑕逃奔晋国”，都像同一天一样。这本来不能由此知道伯姬确实死于火灾，只是连续记载宋国的事，将去世写在火灾之下，情理上或许如此。《谷梁传》说伯姬的住所失火，左右侍从请求稍微躲避，伯姬说：“妇人的道义，傅母不在，夜晚不下堂。”《公羊传》认为有司请求避火，伯姬说：“妇人夜晚外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到了，母没到。”等到火蔓延而死。我私下认为伯姬嫁到宋国，三国送来陪嫁，这件事本来就很显著。坚守妇道而死在火中，确实是大节。但伯姬这时年纪已经六十岁了，有姐姐和侄女，有儿媳，虽然可能住在不同的宫室，应当相距不远。《谷梁传》说左右侍从请求避火，这些左右侍从必定都是妇人。伯姬虽然想守贞而不肯随便躲避，作为儿媳、姐姐和侄女的人，难道不能竭尽全力赴救扶她出来吗？况且“傅到了”而甘愿死在火中，似乎不符合中庸之道。而且《公羊传》认为有司请求避火，不知道有司是男子还是妇人？伯姬的宫室夜晚失火，有司尚且到了，而儿媳、姐姐和侄女不到，尊奉君母的道义在哪里呢？《春秋》如果记载伯姬死在火中，虽然是为了彰显伯姬守贞的节操，也是为了彰显宋国臣子不救的罪过。吴氏的说法是对的。
楚子麇去世【昭公元年】
按照《左传》，楚国令尹围将要去郑国聘问，还没出境，听说君王有病就返回，进入宫中询问君王病情，用绳子勒死了他。像这样，那么围确实是弑君的贼人，人人可以诛杀他。《春秋》为什么隐瞒他的恶行而赦免他的罪过呢？胡安国说：令尹围弑君自立，中原各国力量达不到，而不能进行讨伐，也就罢了。至于在申地大会诸侯，与会的有十三个国家。如果正直地以弑君之罪对待，恐怕天下后世认为弑君的贼人，不仅不必讨伐，还可以跟随他主持盟会而没有恶名。圣人对此，怜悯得很，恐惧得很，怜悯得很的，是怜悯中原的衰微而不能振兴；恐惧得很的，是恐惧人欲的横流而不能遏制。因此考察细微和显著，权衡轻重，而略去他的弑君以扶持中原，制约人欲，保存天理，其中的义理很微妙。这是笃信《左传》而不信圣经，所以辨析的话费词如此。难道没看到齐国的商人也曾弑杀他的君王，舍弃诸侯与他两次在扈地盟会，而文公独自两次与他盟会，正与楚围的事相同。《春秋》为什么记载而不略去他的弑君呢？而且楚围拘捕齐国庆封时，《左传》说他让庆封背着斧钺在诸侯间示众，让庆封说：“不要有像齐国庆封那样弑杀他的君王，削弱他的国家以盟会他的大夫的人。”那么围所做的，也可以说是知道义理了。不然，又怎么能这样做，而不于心有愧呢？
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昭公二年】
《左传》说：晋国少姜去世，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晋侯派士文伯来辞谢说：“不是匹敌的配偶，请君王不要屈尊。”鲁公返回，季孙宿于是致送丧服。《公羊传》说：说到达黄河就返回，是什么意思？“不敢前进。”《谷梁传》说：“以去晋国为耻，所以记载有病。”鲁公去晋国，不能进入；季孙宿去晋国，却能进入，厌恶季孙宿。按照经文：春季，晋侯派韩起来聘问，修好与鲁国，而鲁国也派遣叔弓回报，两国从来没有间隙。为什么不敢前进？《公羊传》的说法不通了。《谷梁传》既然说：“以去晋国为耻，所以记载有病”，又说：“不能进入”，也自相矛盾了。我怀疑“鲁公去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的情况不止一次，只有记载有病才返回，其余恐怕都是鲁公自己懈怠行程而返回。圣人因为他屡次去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所以屡次记载，也就像每年记载“公在楚”、“公在干侯”的例子一样。
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呉【昭公四年】
楚子伐呉之役，皆会于申之诸侯也。徐以见执，而不与，其余不与者四国：郑伯、滕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也。左氏以爲宋太子，郑伯先归，然则滕子、小邾子又安之耶？按经，只当以书者爲正，其不书者不必曲爲之说可也。
曁齐平【昭公七年】
左氏云「齐求之也」，李氏云「当截「齐求之也」四字爲曁齐平之传，癸巳以下非本传似矣」。李氏以癸巳以下皆齐侯伐北燕而与燕成之事，与上文曁齐平不相属，故也。窃疑左氏之传如此者多，又安知左氏之意非以曁齐平爲承上文齐侯伐北燕之义耶？左氏此传恐不无差谬也。胡氏承公羊之说曰：「不得已，曰曁，以爲齐欲平鲁而鲁不以平爲急，乃不得已而爲之平耳。」按齐鲁年来未尝有隙，齐方伐北燕，亦何汲汲而欲求平于鲁也？观之下书「叔孙舍如齐涖盟」，九年「仲孙貜如齐聘」，但见鲁往，未见齐来，何爲齐求之乎？据经所书，非北燕曁齐平，固无疑矣。但训曁爲不得已之辞，以爲齐求之也，有未通耳。按定公十年书「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陈」，胡云「辰以兄故帅其大夫出奔」，则曁者，岂辰之不得已而从佗彄出奔哉？比事而观，恐与「及」字意同，不必深求之也。
陈灾【昭公九年】
胡传云：凡外灾告则书。今楚已灭陈，夷于属县，使穿封戍爲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诸侯。言亡国之有天灾也，何以书于鲁国之策乎？当是时，楚子与叔弓会于陈，则目撃其事矣。虽彼不来告，此不往吊，叔弓使毕而归，语陈故也。鲁史遂书之耳。窃疑此亦臆度之见耳。叔弓春防楚子于陈，知正月、二月乎？知三月乎？至是陈灾乃在夏之四月，安知叔弓此时果尚在陈而目击其事乎？抑已反于鲁，而在途乎？是未可知也。恐鲁史记列国时事，必有所据而书，恐不必泥其来告与目击其事来言而书也。如楚之灭陈，若泥其来告，则书，岂陈人告耶？抑楚人告耶？恐不必泥。
冬筑郎囿【昭公九年】
左氏曰：「书时也。夫周之冬，乃夏之酉戌亥月，正农功収，黍稷菽播麦之时也。筑囿，岂其时乎？若书时，是无讥也，何以书之？」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昭公十九年】
按《左传》：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世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公羊》云：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谷梁》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则止，不弑而曰弑，责止也。止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哭泣歠饮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据经而言，见许止之亲弑其父无疑矣。据《左氏》而言，止因君父之疟，投药而弑，惧讨而奔晋，于经亦合。《防公》《谷所言，则止仅以不尝药之过，子道之不尽，故君子加之弑耳。信如《公谷所云，则止之自责而不居其位，毁伤而至灭其性，虽孝子之道不是过也。如是，则止初无▯弑之心，特失之不尝药而误杀耳，非故杀也。书曰：「宥过无大。」又曰：「罪疑惟轻。」圣人固当原其情而宥其罪可也，何爲轻以大逆加之乎？吾恐圣人必不如是之深刻也。饮药而遽卒焉，恶知非故以药而杀之耶？不尝不足责也。《公谷之说无补于经，而反戾于经，不得不辨。
冬葬许悼公【昭公十九】
公羊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乎弑也？曷爲不成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曷爲加弑焉耳？讥子道之不尽也。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聴止也。▯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谷梁曰：日卒，时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窃恐未然。夫天下之大恶逆罪，莫大于弑父与君也。固其罪也，不可以轻赦于人；非其罪也，不可以轻加于人。若曰不成乎止之弑，则书曰“弑”者，是轻加以大恶之罪也。既加以大恶之罪，又遽轻赦之，则是乱臣贼子之罪，亦可以轻加于人，亦可以轻赦于人矣。岂《春秋》之大经大法哉？若谓贼未讨而书葬爲疑
译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以及淮夷攻打吴国【昭公四年】
楚子攻打吴国的战役，都是会合在申地的诸侯。徐国因为被俘获，所以没有参与，其余没有参与的有四个国家：郑伯、滕子、小邾子、宋国的世子佐。左氏认为宋国的是太子，郑伯先回去了，那么滕子、小邾子又在哪里呢？查考经文，只应当以记载了的为正确，那些没有记载的不必勉强为之解说就可以了。
与齐国讲和【昭公七年】
左氏说“是齐国请求讲和的”，李氏说“应当截取‘齐求之也’这四个字作为‘曁齐平’的传文，癸巳日以下的内容似乎不是本传的传文了”。李氏认为癸巳日以下都是齐侯攻打北燕而与燕国讲和的事情，与上文“曁齐平”不相隶属，所以这样说。我私下怀疑左氏的传文像这样的很多，又怎么知道左氏的意思不是用“曁齐平”来承接上文齐侯攻打北燕的意义呢？左氏的这段传文恐怕不是没有差错谬误的。胡氏承袭公羊说的观点说：“不得已，才说‘曁’，认为齐国想要与鲁国讲和而鲁国不把讲和当作急务，于是不得已才与之讲和。”查考齐鲁近年来未曾有过嫌隙，齐国正在攻打北燕，又为什么急切地想要与鲁国讲和呢？看下文记载“叔孙舍前往齐国主持盟誓”，九年“仲孙貜前往齐国聘问”，只见鲁国派人前往，未见齐国派人前来，为什么说齐国请求讲和呢？根据经文所记载的，不是北燕与齐国讲和，本来就没有疑问了。只是把“曁”解释为不得已的言辞，认为齐国请求讲和，有不通畅的地方。查考定公十年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与仲佗、石彄出奔陈国”，胡氏说“辰因为兄长缘故率领他的大夫出奔”，那么“曁”字，难道是辰不得已而跟随佗、彄出奔吗？比较同类的事情来看，恐怕与“及”字的意思相同，不必深究它。
陈国发生火灾【昭公九年】
胡氏传文说：凡是外国的灾祸，如果来告则记载。现在楚国已经灭了陈国，把它夷为属县，让穿封戍做国君了，必定不会派遣使者向诸侯告灾。说亡国的天灾，为什么记载在鲁国的史策上呢？当时，楚子与叔弓在陈国会盟，那么叔弓目击了这件事。虽然他们不来告灾，鲁国也不去吊唁，叔弓使命完毕而回国，讲述陈国的旧事。鲁国史官于是记载了它。我私下怀疑这也是主观臆测的看法。叔弓春天在陈国防备楚子，知道是在正月、二月吗？知道是在三月吗？到这时陈国发生火灾是在夏季的四月，怎么知道叔弓这时果然还在陈国而目击了这件事呢？还是已经返回鲁国，而在途中呢？这是不可知的。恐怕鲁国史书记载列国时事，必定有所依据才记载，恐怕不必拘泥于是否来告灾与目击其事才记载。比如楚国灭陈，如果拘泥于来告灾才记载，那么记载，难道是陈国人告的吗？还是楚国人告的吗？恐怕不必拘泥。
冬季在郎地修筑苑囿【昭公九年】
左氏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周朝的冬季，是夏历的酉、戌、亥月，正是农事收获，黍稷豆类播种麦子的时候。修筑苑囿，难道是这个时候吗？如果记载是因为合时宜，那就是没有讥讽，为什么要记载它呢？”
夏季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杀死了他的国君买【昭公十九年】
查考《左传》：许悼公患疟疾，五月戊辰日，喝了世子止进献的药后去世，太子逃奔晋国。《公羊传》说：止进药而药杀了人，所以君子加上“弑”字。《谷梁传》说：记载了日期的弑君，是正当的去世。正当的去世那么止，没有弑君而说弑君，是责备止。止说：“我与那个弑君者不站在他的位置上，把国君让给他的弟弟虺，哭泣着喝稀粥，喉咙容不下一粒米，不到一年就死了。”所以君子就止自责而责备他。根据经文来说，看见许止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是没有疑问的。根据《左氏》来说，止因为君父患疟疾，进药而杀死了他，害怕被讨伐而逃奔晋国，与经文也相合。《公羊》《谷梁》所说的，那么止仅仅因为不尝药的过错，尽孝子之道不够，所以君子加上“弑”字。如果相信《公羊》《谷梁》所说的，那么止自责而不居于君位，毁伤身体以至于损害本性，即使是孝子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像这样，那么止起初没有弑君的心，只是失于不尝药而误杀罢了，不是故意杀害。《尚书》说：“宽恕过错，没有大的。”又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圣人本来应当推究他的情由而宽恕他的罪过，为什么轻易地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呢？我恐怕圣人必定不像这样深刻苛刻。喝药后突然去世，怎么知道不是故意用药而杀他呢？不尝药不足以责备。《公羊》《谷梁》的说法对经文没有补益，反而违背了经文，不得不辩驳。
冬季安葬许悼公【昭公十九年】
《公羊传》说：贼人没有被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是不认为这是弑君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弑君？止进药而药杀了人。止进药而药杀了人，为什么加上“弑”字呢？是讥讽他尽孝子之道不够。说：许世子止杀死了他的国君买，是君子听从止的说法。许悼公，是君子赦免止。赦免止，是免除止罪过的言辞。《谷梁传》说：记载了日期的去世，按时安葬，不使止成为弑父的人。我私下恐怕不是这样。天下的大恶逆罪，没有比弑父与弑君更大的了。如果是他的罪过，不可以轻易地赦免于人；如果不是他的罪过，不可以轻易地加于人。如果说不是止的弑君，那么记载说“弑”的，是轻易地加上大恶的罪名。既然加上了大恶的罪名，又突然轻易地赦免他，那么乱臣贼子的罪过，也可以轻易地加于人，也可以轻易地赦免于人。这难道是《春秋》的大经大法吗？如果说贼人没有被讨伐而记载安葬是表示怀疑
，则蔡世子般之弑蔡景公而▯其位，亦未尝不书葬也。岂亦不成乎蔡般之弑欤？公谷之说，殊戾于经。
译那么，蔡国世子般弑杀蔡景公并篡夺其君位，史书也未尝不记载蔡景公的葬礼。难道蔡般弑君这件事，在礼法上也不算成立吗？《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与经义大相径庭。
蔡侯朱出奔楚【昭公二十一年】
朱谷梁作《东谷梁》曰：「东者，东国也。曰东，恶而贬之也。以去国称东爲贬。」刘氏固辨其非矣。夫朱与东字相似而误，且或阙一「国」字，亦不可知。况二十三年夏，书「蔡侯东国卒于楚」，距朱出奔方年半余耳。若是二人，不应蔡之二君皆奔卒于楚。且朱无反归之文，东国无出奔之记。汪氏引《左氏》及《史记》以证其爲二人，盖信《左氏》也。《左氏》去圣经未逺，其所记事尚多难信，况《史记》乎？按五经俱有阙文误字，何得《春秋》独无？学者传其疑而阙之可也。
有鸜鹆来巢【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云：「非中国之禽也，又穴而巢也。」谷梁曰：「鸜鹆穴者而曰巢，或曰増之也。」胡氏曰：「鸜鹆宜穴处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孙宜臣顺于下，而主祭于国，反常爲异之兆。」窃谓鸜鹆江南所产，然皆假鹊巢以生子，能飞即羣栖于木，未闻有穴居于地者。公谷皆非灼见之说也。先儒谓鸜鹆不逾济水，故鲁以来巢爲异。左氏谓「记所无」，是也。若其所记童谣之言，恐亦失之附会。然季氏防国之兆，胡氏归之鸜鹆，得无凿乎？
晋侯使荀跞唁公于干侯【昭公三十一年】
左氏云：「季孙从知伯如干侯，子家子曰：『君与之归，一慙之，不忍而终身慙乎？』公曰：『诺。』众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跞以君命讨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见夫人已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荀跞揜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臣请复于寡君。』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子姑归祭。」愚按左氏此传，恐未可信。季孙▯能逐君矣？果肯甘心降意从知伯如干侯以请君复国，则春秋当书其事矣。何爲反书「晋侯使荀跞唁公于干侯」乎？使昭公果能诛季孙而不能见夫人，则诛之乆矣，必不至有今日也。况昭公困辱于外已乆，犹且躁忿尚气如此乎？俟复国而诛意如，又岂晩乎？似未可信。观上书「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歴」，则晋侯使荀跞以纳公之事而审于季孙也，可知此书「晋侯使荀跞唁公于干侯」，则荀跞因季孙之不从而告晋侯，故晋侯使来唁公也。据经所书，其事明甚；据传所言，乃昭公之自不肯复国也。有是哉？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经本书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公羊、谷梁欲发定无正之义，乃截「春王」二字爲一节，胡氏因之，致使经文离析，意不相续，此传经者之大病也。况定公即位于夏之六月戊辰，此时记事，圣人之心，岂豫在讥定公哉？其无正月，不足泥也。
晋士鞅帅师围鲜虞【定公五年】
左氏曰：「报观虎之役也。」按左氏定公三年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晋观虎恃其勇也。四年秋，经书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左氏不于此时曰「报观虎之役」，而至此始云云，未知何如？岂有鲜虞之小国能败晋师而▯其勇将？《春秋》何以不书耶？恐亦晋陵小国耳。
宋乐大心出奔曹【定公十年】
按左氏，大心出奔无传。惟去年春王正月下，有左氏云：“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祈之尸。”辞伪有疾，子明言于公曰：“右师将不利。”戴氏不肯适晋，将作乱，不然无疾，乃逐桐门右师。故高氏、王氏主此，以断大心之奔。然大心奔曹在今年秋，与左氏所记年月差一年有半。左氏不附之经下，而附録于先年，恐不如是之▯谬也。按经，此下书“公子地出奔陈”，冬书“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陈”，明年春书“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秋书“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则乐大心之奔，盖与公子地及弟辰同一党也。不得其情，而徒议其罪，或者不可乎？
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陈【定公十年】
左氏记辰之言曰：「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胡氏曰：曁云者，罪辰以兄故，帅其大夫出奔，无尊君之义
译蔡侯朱出逃到楚国【昭公二十一年】
朱，《谷梁传》中写作“东”，《谷梁传》说：“东，是指东国。称他为‘东’，是厌恶并贬低他。因为离开国家而称‘东’，这就是贬低。”刘氏已经辩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朱与东字形相似而误写，而且或许缺漏了一个“国”字，也是无法确知的。况且二十三年夏，经文记载“蔡侯东国死在楚国”，距离朱出逃才一年多罢了。如果是两个人，不应该蔡国的两位国君都出逃并死在楚国。而且朱没有返回的记载，东国也没有出逃的记录。汪氏引用《左传》和《史记》来证明他们是两个人，大概是相信《左传》的缘故。《左传》距离经典时代不远，它记载的事情尚且有很多难以相信的，何况《史记》呢？查考五经都有缺文错字，怎么能唯独《春秋》没有呢？学者传承其疑点而存疑不论是可以的。
有鸜鹆飞来筑巢【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传》说：“这不是中原地区的鸟，又是挖洞居住却筑巢。”《谷梁传》说：“鸜鹆是挖洞居住的，却说筑巢，有人说这是增加（异常）。”胡氏说：“鸜鹆适宜在地下挖洞居住，却筑巢居于高处；季孙适宜做臣子顺从在下，却主持国家祭祀，这是反常作为异常的征兆。”我私下认为鸜鹆是江南出产的，但都是借鹊巢来生子，能飞后就成群栖息在树上，没听说有在地上挖洞居住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不是透彻的见解。先儒说鸜鹆不越过济水，所以鲁国把飞来筑巢视为异常。《左传》说“记录没有见过的事物”，这是对的。至于它记载的童谣之言，恐怕也是附会。然而季氏把持国家的征兆，胡氏归咎于鸜鹆，难道不牵强吗？
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鲁昭公【昭公三十一年】
《左传》说：“季孙跟随知伯到干侯，子家子说：‘国君和他一起回去，一次羞愧，难道不能忍受而终身羞愧吗？’昭公说：‘好。’众人说：‘在于一句话了，国君一定要驱逐他。’荀跞拿着晋侯的命令慰问昭公，并且说：‘我们国君派我来以国君的命令讨伐意如，意如不敢逃避死罪，国君您还是回去吧。’昭公说：‘国君惠顾先君的情谊，施恩于流亡之人，将使我回去清扫宗庙来侍奉国君，那么就不能见到夫人了，能见到夫人的，有河为证。’荀跞捂住耳朵跑开说：‘我们国君恐怕要怪罪，怎敢参与鲁国的灾难？臣请回去向国君复命。’退下后对季孙说：‘国君怒气未消，您暂且回去祭祀。’我查考《左传》这段传文，恐怕不可信。季孙怎么能驱逐国君呢？如果真肯甘心顺从知伯到干侯去请求国君复国，那么《春秋》应当记载这件事了。为什么反而记载“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昭公”呢？假如昭公真能诛杀季孙而不能见到夫人，那么诛杀他很久了，必定不至于有今天。况且昭公在国外困辱已久，还如此急躁发怒吗？等复国后再诛杀意如，又岂晚呢？似乎不可信。看上文记载“季孙意如在适历会见晋国的荀跞”，那么晋侯派荀跞以迎回昭公的事去审问季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这里记载“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昭公”，那么荀跞因为季孙不听从而告诉晋侯，所以晋侯派他来慰问昭公。根据经文所记载，事情很明显；根据传文所说，却是昭公自己不肯复国。有这样的道理吗？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经文本来记载元年春王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公羊传》、《谷梁传》想要阐发定公没有正月的含义，于是截断“春王”二字作为一节，胡氏沿袭这种说法，致使经文支离破碎，意思不连贯，这是传经者的大毛病。况且定公在夏历六月戊辰日即位，此时记事，圣人的心意，难道预先就在讥讽定公吗？没有正月，不足以拘泥。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定公五年】
《左传》说：“报复观虎的战役。”查考《左传》定公三年秋九月，鲜虞人在平中打败晋军，难道晋国观虎倚仗他的勇猛吗。四年秋，经文记载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左传》不在这个时候说“报复观虎的战役”，而到这里才这样说，不知是怎么回事？难道鲜虞这个小国能打败晋军而让他们的勇将受辱？《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呢？恐怕也是晋国欺凌小国罢了。
宋国乐大心出逃到曹国【定公十年】
查考《左传》，乐大心出逃没有传文。只有去年春王正月下，有《左传》说：“宋公派乐大心在晋国结盟，并且迎接乐祈的尸柩。”乐大心假称有病，子明对宋公说：“右师将不利。”戴氏不肯去晋国，将要作乱，不然就没有病，于是驱逐桐门右师。所以高氏、王氏主张这个说法，来断定乐大心的出逃。然而乐大心出逃到曹国在今年秋，与《左传》所记载的年月相差一年半。《左传》不附在经文下，而附录在先年，恐怕不像这样错误。查考经文，这里下面记载“公子地出逃到陈”，冬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明年春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进入萧地叛乱。秋记载“宋国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那么乐大心的出逃，大概与公子地及弟弟辰同一党羽。不了解实情，而只议论他的罪过，或许不可以吧？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定公十年】
《左传》记载辰的话说：“我凭借国人驱逐国君，谁与我相处？”胡氏说：“‘以及’这个词，是归罪于辰因为兄长的缘故，率领他的大夫出逃，没有尊崇国君的道义。”
。曁者，不得已之辞，又以见仲佗、石彄见胁于辰，不能自立，无大臣之节。挟二卿出奔者，实辰也。曾谓其果不得已乎？若如胡氏所训曁字之义，则曁齐平者，不得已在鲁；曁仲佗、石彄者，不得已在辰。又谓仲佗、石彄见胁于辰，岂有不得已者而可以胁人耶？胡氏此传论曁之义，未免自相矛盾，敢论及之。杜氏曰：曁与也，似爲得之。
译“曁”字，是表示不得已的言辞，又借此表明仲佗、石彄被季孙辰胁迫，不能自立，没有大臣的气节。挟持两位卿大夫出逃的，实际上是季孙辰。难道能说他们真是不得已吗？如果按照胡氏对“曁”字的解释，那么“曁齐平”是指不得已而留在鲁国；“曁仲佗、石彄”是指不得已而依附于季孙辰。又说仲佗、石彄被季孙辰胁迫，哪有自己不得已却还能胁迫别人的道理呢？胡氏在这段传文中论述“曁”字的含义，未免自相矛盾，所以敢对此加以评论。杜预说：“曁”就是“与”的意思，这似乎比较恰当。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自陈入于萧以叛【定公十一年】
胡传不见于本文，却于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下见之，非释经之体，如此▯非一，似未便于学者。且曰：“出奔则称曁，入于萧以叛则称及。”其论曁及二字，颇费词说，恐未免有穿凿之失。
叔还如郑，涖盟【定公十一年】
杜氏曰：「叔还诣曾孙。」按叔诣卒于昭公二十九年，至此相距十四五年耳。而叔还即见经叔诣之年，寿虽莫考其详，大约不过七八十岁而已。使叔还果爲诣曾孙，然则叔诣之子若孙安在耶？窃疑叔还非叔诣子即孙也，恐非曾孙。
郑罕达帅师伐宋【定公十五年】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郑，郑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处之。」按经，于定公十年秋书「公子地出奔陈」，十一年春书「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考之左氏，并无公子地奔郑之事，恐杜氏之说必有所据，更考之。
蔡杀其大夫公子驷【哀公二年】
按左氏，呉泄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入，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窃恐未然。如经所书，则蔡先迁于州来，而后杀其大夫；如左氏所记，则先杀其大夫，而后迁于州来。传与经实相戾也。
盗杀蔡侯申【哀公四年】
按左氏，蔡昭公将如呉，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如是，则公孙翩爲弑君之贼明矣。春秋何爲隐其名而以盗书耶？胡氏从左氏，而谓变文书盗，以惩有国之君，恐未然也。窃疑凡书盗者，皆当时不觉被盗而杀之，不得其名氏，如后世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之▯，史官欲求其名而不得，书盗是也。
齐侯阳生卒
吴为我故，儆师伐齐。齐人弑其君，以説于吴。吴师乃还。据传文言之，则是齐侯阳生之卒，非正卒也，乃弑也。何《春秋》于弑君之贼，往往▯其恶而赦其罪耶？胡氏信其说，恐亦过矣。临川呉氏云：“当时呉师在齐，而公卒，遂以爲弑耳。”此说是已。况呉子既忍伐齐，恶有闻悼公之赴，而三日哭于军门之外者乎？且邾子方来奔，左氏谓齐甥也，故遂奔齐，又岂有从呉伐齐之事耶？愚谓《春秋》信史也，爲鲁讳弑逆之外，其余弑则弑，卒则卒，岂至变名乱实如是耶？或者以爲此爲圣人笔削之微意，恐非也。
西狩▯麟【哀公十四年】
按杜氏云：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诸侯之政，絶笔于▯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因所以爲终也。防此，则春秋因▯麟而后作也。胡氏从范氏，以爲春秋文成而麟至，则春秋成而后▯麟也。孟子尝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则春秋又因乱臣贼子而作，而非爲麟也。絶笔于▯麟，公羊、谷梁之春秋然耳。左氏之经，实终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况▯麟在春，虽不言何月，亦不过一时耳。春秋一经，孔子虽大圣，犹待七十二年然后作，恐非一时一月可成也。然则文成致麟之说，似亦未通。要之，麟本圣王之瑞，出而▯遇，孔子未必不伤其出之不遇，而叹其道之穷也。果感麟而作春秋乎？抑文成而麟至乎？
右辨疑，止《防大全》及《左传》而言，甚愧见闻之不广也，品识。
春秋经传辨疑卷下
题春秋经传辨疑后
兰溪童君廷式爲《春秋经传辨疑》之一帙，凡九十三首，持以示予。予反覆读之，知廷式之用心亦至矣。予弱冠尝从邑校读《春秋》，辛勤鑚摩，盖亦有年。其大义炳若日星者，虽若可见，至微词奥防，终不得窥其所在。自左氏、公羊、谷梁而下爲传附合者，无虑数十百家，而能发明圣人微奥者，能几人哉？予初欲会同诸家之言，窃附已意，殊恐不得圣人之心，而爲说亦累也。国初新安赵子常氏，精于《春秋》之学者，尝爲补注，又爲《属词》。潜溪宋太史称其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若吾廷式者，得非亦欲探圣人之心者乎？呜呼！圣人之心得不得焉，即
译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从陈国进入萧国发动叛乱【定公十一年】
胡氏的传注不在本文中出现，却在“秋，宋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国”之下出现，这不符合解释经文的体例，像这样〇的情况不止一处，似乎对学者不太方便。况且他说：“出奔则称‘曁’，入于萧以叛则称‘及’。”他关于“曁”和“及”这两个字的论述，颇费言辞，恐怕难免有穿凿附会的过失。
叔还出使郑国，主持盟誓【定公十一年】
杜氏说：“叔还是叔诣的曾孙。”按叔诣死于昭公二十九年，到此时相距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而叔还在叔诣去世那年就出现在经文中，寿命虽然无法详细考证，大约不过七八十岁而已。假如叔还确实是叔诣的曾孙，那么叔诣的儿子和孙子在哪里呢？我怀疑叔还不是叔诣的儿子就是孙子，恐怕不是曾孙。
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定公十五年】
杜氏说：“宋国公子地逃奔郑国，郑国人替他攻打宋国，想要夺取土地来安置他。”按经文，在定公十年秋天记载“公子地出奔陈国”，十一年春天记载“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国发动叛乱”。考察《左传》，并没有公子地逃奔郑国的事，恐怕杜氏的说法必有依据，再进一步考证。
蔡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公子驷【哀公二年】
按《左传》，吴国泄庸出使蔡国，递交聘礼，并趁机派军队进入，军队全部进入后，众人知道了。蔡侯告诉大夫们杀公子驷来取悦吴国，哭着迁移坟墓。冬天，蔡国迁都到州来。我私下担心并非如此。如果按照经文所记载，那么蔡国先迁都到州来，然后才杀大夫；如果按照《左传》所记录，则是先杀大夫，然后才迁都到州来。传文与经文实在相违背。
盗杀蔡侯申【哀公四年】
按《左传》，蔡昭公将要去吴国，众大夫担心他又迁都，于是公孙翩追逐并射杀他，他逃入民家而死。如果是这样，那么公孙翩是弑君的贼人就很明显了。《春秋》为什么要隐藏他的名字而用“盗”来记载呢？胡氏跟随《左传》，认为改变文字用“盗”来记载，是为了惩戒有国的君主，恐怕并非如此。我私下怀疑凡是记载“盗”的，都是当时没有察觉被盗贼杀害，不知道盗贼的名氏，就像后世在博浪沙中袭击秦始皇的〇，史官想要寻求他的名字而得不到，所以记载为“盗”就是这样。
齐侯阳生去世
吴国因为我的缘故，警戒军队攻打齐国。齐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来取悦吴国。吴国军队才撤退。根据传文来说，那么齐侯阳生的去世，不是正常的死亡，而是被弑杀。为什么《春秋》对于弑君的贼人，往往〇掩盖其罪恶而赦免其罪责呢？胡氏相信这种说法，恐怕也太过分了。临川吴氏说：“当时吴国军队在齐国，而国君去世，于是认为是被弑杀。”这种说法是对的。况且吴国国君既然忍心攻打齐国，哪有听到悼公死讯，而在军门外哭吊三天的道理呢？而且邾子正来投奔，左氏说是齐国的甥舅，所以于是投奔齐国，又怎么会有跟随吴国攻打齐国的事呢？我认为《春秋》是信史，除了为鲁国讳言弑逆之外，其余弑杀就记载弑杀，正常死亡就记载正常死亡，难道会到改变名称、混淆事实的地步吗？有人认为这是圣人笔削的微意，恐怕不对。
西郊狩猎〇获麒麟【哀公十四年】
按杜氏说：麒麟是仁兽，是圣王的吉祥征兆。当时没有明王，出现却遭遇〇害。孔子哀伤周道不能兴起，感慨吉祥征兆没有回应，所以依据鲁国《春秋》来修撰诸侯的政事，在〇获麒麟这一句绝笔，是因为有所感而作，因此作为终结。如果这样，那么《春秋》是因为〇获麒麟而后作的。胡氏跟随范氏，认为《春秋》写成后麒麟才来，那么是《春秋》完成后才〇获麒麟。孟子曾经说：世道衰微，正道微弱，邪说暴行兴起，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恐惧，作《春秋》。那么《春秋》又是因乱臣贼子而作，而不是为了麒麟。在〇获麒麟处绝笔，是《公羊传》、《谷梁传》的《春秋》如此罢了。《左传》的经文，实际终结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去世。况且〇获麒麟在春天，虽然不说哪个月，也不过是一时之间的事。《春秋》这一部经，孔子虽然是大圣人，还要经过七十二年然后才作，恐怕不是一时一月可以完成的。那么，文成致麟的说法，似乎也不通。总之，麒麟本是圣王的祥瑞，出现却遭遇〇害，孔子未必不哀伤它出现而不遇明主，而感叹自己的道穷尽了。果真因感麒麟而作《春秋》吗？还是文成后麒麟才来呢？
以上辨析疑义，只针对《防大全》及《左传》而言，非常惭愧见闻不广，品识。
春秋经传辨疑卷下
题春秋经传辨疑后
兰溪童君廷式撰写了《春秋经传辨疑》一卷，共九十三篇，拿给我看。我反复阅读，知道廷式的用心也很到了。我年轻时曾在县学读《春秋》，辛勤钻研，也有好几年了。那些大义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虽然似乎可见，至于微言奥义，终究不能窥探其所在。自《左传》、《公羊》、《谷梁》以下作为传注附合的，不下数十百家，而能阐发圣人微奥的，能有几人呢？我起初想汇集诸家的言论，私下附上自己的意见，特别担心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而所说的话也累赘。建国初新安赵子常氏，精通《春秋》之学，曾经作补注，又作《属词》。潜溪宋太史称赞他直接探求千年之上圣人的心意。像我们的廷式，难道不是也想探求圣人的心意吗？唉！圣人的心意能不能得到，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