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随笔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随笔二卷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録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防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年中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隣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卫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泥于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不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専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利兵而来，居于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絶无専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隠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已出附防，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纇葢所不免。至其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逹例，有特笔，然亦须理防大处，不可苛刻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小国亦失职，説者乃于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于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于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説《春秋》者自相矛盾，既曰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隠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簒，何者为是？其论皆深中説《春秋》。者，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平允，近于事理，颇能得笔削之防。奎光尝撰《然疑録》，所载説《春秋》诸条与此相同，其为先有此本，又编于《然疑録》中，或先载《録》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録》颇为琐襍，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随笔卷上
泸溪县知县顾奎光撰
董仲舒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言其义例无穷，不可执一也。夫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义有变通，而例多拘碍。説经者不因经以求义，乃立例以释经，宜其勉强傅防。」
春秋言修者，所以不殁鲁史之旧；言作者，所以特着圣人之功。
吕大圭论《春秋》有达例，有特笔。所谓特笔，则是非褒贬所在也。然亦须理防大处，不可苛细缴绕。如书“天王狩于河阳”，便是旋干转坤之笔。左氏记事直叙，周郑交质，岂复存得君臣名分？
朱子曰：「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之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却恐不然。」又曰：「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读《春秋》者宜本此意观之。属辞比事，意义无穷，不然褒贬只是一事，便结煞无余味。」程子言：「《春秋》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春秋》直书其事，而常责夫被侵伐者，此语未允。当时天子仅亦守府上告，何益？方伯失职，即齐、晋为霸主，是非曲直未必尽公。邻国之近者，皆有狡焉启疆之心，诉之方伯，赴之邻国，亦何益？小国困敝，阽于危亡，非与之战则坐见削弱，俘执耳。既被侵伐，复受咎责，何以服其心乎？窃谓其国有自取侵伐之理，不能反己自责，忿而与战，则责被侵伐者可也。不然则当责擅侵伐之人，如齐人灭遂，而齐人殱于遂，必无舍齐而责遂之理也。」孙觉言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随笔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随笔》二卷，国朝顾奎光撰。顾奎光字星五，无锡人，官至泸溪县知县。此书不载经文，只是偶尔有所心得便记录下来，所以名叫《随笔》。其中如桓公在防地会盟稷地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成公自我训诫平定其下，取鼎纳入宗庙之事，所谓开始美好而结局恶劣。而顾奎光认为成公促成了动乱，《春秋》忌讳记载国家的丑恶，二百四十年中没有这样直截了当的笔法。公子翚受宠，自是因为辅佐拥戴的缘故；华氏被立，自是因为贿赂的缘故，两者互不相谋。而顾奎光说立华氏是公子翚的私心，华氏被立而公子翚于是被任命为公子。国君树立他的私人，难道一定要援引邻国的先例吗？不立华氏，公子翚就会终身不被任命吗？郑国灭掉虢、桧，晋国灭掉卫、霍，这些事早已存在。而顾奎光说灭国从齐桓公开始，为何不考证呢？纪叔姬嫁到酅地，是为了尊重叔姬的节操。而顾奎光说用酅地保存纪国，这是拘泥于陈国灭亡记载陈灾的传文。庄公娶哀姜，顾奎光说因为她的容貌美丽，这已经是主观臆测的话。而又说庄公没有听说好色，他筑台以俯瞰党氏，割臂以与孟任结盟，这不是好色的明显证据吗？公子友在郦地打败莒国，顾奎光认为这与翚率领军队、庆父率领军队专权相等。这无论是因为莒人索取贿赂、利兵而来，处于必须应对的态势，不同于出兵境外，而且核对传文，绝无专权独行的证据，凭什么断定不是君命呢？子卒不记载弑君，自然与隐公不记载弑君一例。而顾奎光认为是史臣的曲笔，难道《春秋》也是曲笔吗？敬嬴因雨不能安葬，自然是恰逢其时。《公羊传》认为是灾祸已出而依附防备，而顾奎光却借此阐明天道，难道弑逆者安葬必定遇到雨吗？况且《春秋》以褒贬作为赏罚，不以因果报应作为劝戒，这不是经义。像这类情况，瑕疵大概难免。至于他说《春秋》的条例从义理产生，不是义理从条例产生；说《春秋》有通例，有特笔，但也必须理会大体，不可苛刻迂曲。说《春秋》时天子仅能守府，小国也失职，解说者却在小事上见伐，责备其不告，不足以服人心。说《春秋》将要治理无王者的世道，而胡安国在宰咺归赗时说贬而书名，在荣叔归含及赗时说王不称天，这样就没有王从《春秋》开始了。说解说《春秋》的人自相矛盾，既说为贤者讳，又说责备贤者完备；既说隐公是摄政，又说桓公是篡位，哪个是对的？他的议论都深刻切中解说《春秋》者苛刻迂谬的弊端，所以他的议论多平允，接近事理，颇能领会笔削的深意。顾奎光曾撰写《然疑录》，所载解说《春秋》的各条与此相同，是先有此本，又编入《然疑录》中，还是先载入《录》中，又摘出另为此本，均不可考。然而《然疑录》颇为琐碎杂乱，论其精华，则已尽在这两卷中了。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随笔卷上
泸溪县知县顾奎光撰
董仲舒说：“《春秋》文字成数万，其指数千，说它的义例无穷，不可执一。条例从义理产生，不是义理从条例产生。义理有变通，而条例多拘碍。解说经书的人不依据经书以求义理，反而立条例来解释经书，适宜其勉强附会。”
《春秋》说修，是为了不湮没鲁史的旧制；说作，是为了特别彰显圣人的功绩。
吕大圭论《春秋》有通例，有特笔。所谓特笔，就是是非褒贬所在。但也必须理会大体，不可苛细迂曲。如记载“天王狩于河阳”，便是扭转乾坤的笔法。《左传》记事直叙，周郑交换人质，哪里还存有君臣名分？
朱熹说：“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据实而书，其是非得失付之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若必在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却恐怕不然。”又说：“圣人只是书写在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读《春秋》的人应该本着这个意思观看。属辞比事，意义无穷，不然褒贬只是一事，便终结无余味。”程子说：“《春秋》诸侯不禀命天王，擅自相互侵伐，《春秋》直书其事，而常责备被侵伐者，这话不妥。当时天子仅能守府上告，何益？方伯失职，即齐、晋为霸主，是非曲直未必尽公。邻国之近的，都有狡诈开启疆土之心，诉之方伯，赴之邻国，亦何益？小国困敝，濒临危亡，不与之战则坐见削弱，被俘执罢了。既被侵伐，复受咎责，何以服其心呢？我私下认为其国有自取侵伐之理，不能反己自责，忿而与战，则责备被侵伐者可也。不然则当责备擅侵伐之人，如齐人灭遂，而齐人殱于遂，必无舍齐而责遂之理也。”孙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