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随笔卷下

译文辞自然简明，在防范上谨守礼制，各种说法都不必采纳。晋国虽然是大国，独自抵挡一个楚国，尚且可能不敌。如果再加上秦国，那么晋国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晋国与秦国联合则楚国失败，楚国与秦国联合则晋国失败。殽之战后，秦晋之间报复不断。从此晋国的全力都用在对付秦国而不是楚国上。等到楚国人灭掉庸国，秦国和楚国的交好就确立了。赵穿侵犯崇国，寻求和解反而更加失去了防范。不能联合秦国来抵御楚国，却激怒秦国来资助楚国，这是错误的。

译经文中不记载军队大败，却记载俘获国君与将领的情况，如韩原之战俘获晋侯，郑国俘获蔡公子燮，这是因为国君与将领虽然被俘，但军队并没有遭受惨重的溃败。那些记载军队大败且俘获国君与将领的情况，如蔡侯献舞被俘、俘获莒挐、俘获宋国华元、俘获陈国夏齧、俘获齐国国书，都是因为军队先已大败，国君与将领随后才被俘获。有人怀疑，难道有国君与将领被俘，而军队却没有遭受惨败的吗？他们不知道韩原之战，晋国的战马陷入泥沼无法前行，因此国君被俘，而秦穆公也几乎被晋军阻止，只是被庆郑误导罢了。所以晋侯虽然被俘，但军队并未出动交战。《左传》叙述城濮之战，楚国只有中军没有战败；邲之战，晋国只有下军得以保全，这才记载为“败绩”。由此可知，记载是否战败，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言，但国君与将领被俘，战败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赵盾舍弃晋灵公而想立公子雍，执政者如此，便是大事糊涂。令狐之战以后，秦晋之间的战争，都是赵盾造成的。他的政治偏颇，毫无操守，对内不能得到国君的信任，对外不能与敌人抗衡。《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记载的，如鉏麑、弥明、灵辄等人的事迹，人们都艳羡称颂。我认为厚待施恩以供养士人，使国君身边的亲信都成为他的死党，后来游侠的风气便由此开启，桃园之贼，就是赵氏的羽翼，赵穿不过是为首罢了。

赵盾对赵穿曲意顺从他的意愿，正是想得到他的死力，比如向秦国求和，反而去攻打秦国的盟国。秦国并不畏惧晋国，怎么能达成和议？赵盾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赵穿想掌握兵权，所以便让他去侵犯郑国。这次战役会合诸侯的军队，力量并非不足，而撤军也是由于君臣互相图谋，意图不在郑国。弑君的器械在此时便已准备好了。赵盾出逃，是因为把国君托付给了赵穿罢了。况且中立不成，就出逃；事成则返回。赵穿愚钝而赵盾狡诈。出逃没有越过国境，并不是说越过国境讨伐贼人就可以免除罪责。即使赵盾将罪责归于赵穿，逮捕并杀了他，终究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刘敞认为赵盾免罪与否，在于是否讨伐贼人，而不在于是否越过国境。这并不正确。司马昭即便斩杀了贾充，又拿什么向天下谢罪呢？何况是成济。

鲁宣公继位后发生弑君事件，齐惠公继位后也发生弑君事件，所以宣公即位后不侍奉晋国而侍奉齐国；郑襄公继位后发生弑君事件，晋成公继位后也发生弑君事件，所以襄公即位后不依附楚国而依附晋国。这就是所谓的同恶相济。

齐侯扣留鲁公，鲁公因叔姬而获免；【鲁宣公五年春】晋侯扣留鲁公，鲁公因贿赂而获免。鲁国本是望国，至此受辱极深了【黑壤之盟在鲁宣公七年冬】。

仲遂去世，上面记载为“公子”，下面记载为“氏及名”，这是互相详备的缘故。《春秋》未曾贬斥他，为什么不贬斥？因为仲遂的恶行无需通过贬斥来体现。

弑君，是大恶，天地所不容载录。不是文字间的贬斥所能掩盖其罪过的。所以文姜、哀姜仍然称为夫人、小君，庆父、仲遂仍然称为公子。正是要让天下后世看到他们是夫人、公子，罪行才更加严重。如果不记载，便与常人无异了。文姜之孙齐不书，姜氏哀姜丧归不书，姜恐是遗漏缺漏，姑且这样解释罢了。

安葬我国小君敬嬴，因下雨未能安葬。胡安国传曰：“显示灾异的征兆。”这种说法较为优胜。潦车装载蓑衣斗笠，士人尚且准备，哪有安葬国君母亲而不做准备的呢？宣公的生母，且因她而得以即位，未必会草率从事。未能安葬，说明雨势极大。弑君驱逐嫡子，却安然占据正夫人的位置，生前荣耀死后哀荣，难道还有天道吗？雨势极大洪水到来，超过时限淹没时日，不能完成礼仪，也足以窥见天人之理了。宣公三年，楚国侵犯郑国，记载为“人”。四年，讨伐郑国，记载为“爵”。胡氏曰：“这是赞许楚国。”归生有可讨伐的罪过，而楚国并非讨伐罪过的军队，《春秋》怎么能赞许呢？五年，讨伐郑国，记载为“人”。九年，讨伐郑国，又记载为“爵”。胡氏曰：“下面记载晋国却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就知道这不是赞许楚国。”那么四年讨伐郑国，果真可以算是赞许吗？我认为楚国讨伐郑国，都不是赞许之辞。国君出行则记载爵位，大夫出行则称“人”罢了。至于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与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意图相同，有救援的名义，无救援的实力，不足以畏惧德行，不足以怀念救援。江国被灭，救援郑国而郑国叛变，都如同没有救援一样。《春秋》愤恨楚国的欺凌，而记载救援以解嘲罢了。所以十年，楚国讨伐郑国，士会的救援，便不记载，大概是说晋国的救援不足以为有无。

楚国人杀了陈国夏徵舒。这是赞许楚国。结合下面进入陈国，接纳孔宁、仪行父两件事来看，固然未曾以讨伐贼人赞许楚国。从夏徵舒来说，他是弑君的贼人，即使是蛮夷戎狄，也能明正其罪，而又伤叹王法之不伸张，霸权之不兴盛。这是记载杀夏徵舒的用意。从楚国来说，既然有利心，又接纳乱臣以离间陈国。若正本清源，这两人应当与夏徵舒同罪。一杀一纳，于义理安在？记载“入”，记载“纳”，可见楚国并非霸主讨伐。

《左传》叙述邲之战，说楚国之所以胜利，是从晋人口中叙述出来的；晋国之所以失败，是从楚人口中叙述出来的。叙述楚国的胜利，在楚国不欲战的地方体现出来；叙述晋国的失败，在晋国或欲战、或不欲战的地方体现出来。不必看到交锋接刃，胜负已然昭然若揭。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先縠，不纠正他在邲之战的罪过，而加上召引狄人的罪名，为什么呢？桓子请死，而士贞子救他。如果赵穿、魏锜都没有讨伐先縠，就没有借口诛杀先縠。所以搁置邲之战的事不问，而以召引狄人的罪名中伤他，可见先縠的刚愎自用，不容于

译晋国啊。

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宣公十五年夏】《左传》记载：华元夜间潜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并叫醒他。子反感到恐惧，与他结盟，并报告了楚王。《公羊传》记载：司马子反登上土堆窥视宋城，宋国的华元也登上土堆出来见他。两部传说的记载不同，《公羊传》的说法更为可信。子反身为大将军，中军的守卫防卫必然严密，怎么能夜间潜入登上床铺而像没有人一样呢？如果真像那样，那就必定是后世剑侠的技艺了，这太离奇了。

译《春秋》记载饥荒和丰收，是重视百姓的生命。桓公、宣公时期记载了丰收，解释者【胡氏、孙氏】认为不应该记载。那些国君有什么不好，百姓有什么罪过？这正体现了上天仁爱之心罢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汪氏【克宽】说：庆幸他们仅有丰收，这就说得通了。亲戚之间财物往来，如果我贫穷他富有，不能不分明；我富有他贫穷，又太分明，就不能锱铢必较。即使是分内应得的，也能招致怨恨。

宣公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包围宋国，直到十五年五月，宋国才与楚国讲和。楚军征服宋国，可以说是很艰难了。宋人告急，晋国怎能不救援？但伯宗说：“上天正把天下授予楚国，不能与他争。即使晋国强大，能违背天意吗？”谚语说：“高下在心中，川泽容纳污秽，山林隐藏疾病，美玉掩盖瑕疵。”国君含垢忍辱，您还是等待吧。晋国本来就畏惧楚国，伯宗又用这些话助长这种情绪，晋国更加不振作了。楚国虽然强大，但军队在坚固城池下驻扎，已超过半年，军队疲惫、财力枯竭，势头如弩箭射到末端。如果晋国去救援，楚国未必不退；但晋国包羞忍耻，不敢出兵。顺应天意就能生存，果真如此吗？《春秋》记载“宋人及楚人平”，是为了哀伤中原没有盟主，并讥讽晋国。解释《春秋》的人，却以专权擅名归罪于华元、子反，哪里懂得轻重呢？

楚国包围宋国而晋国不救，于是宋国尚未被攻下，鲁国就先投降了【十五年春，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如果晋国能救宋国，鲁国还有所倚仗。

孟献子谋划鲁国进献财物以求免祸，他的怯懦无谋，与伯宗相同。但一个用礼义来文饰，一个用天意来推托。所以谋划国事的人，论及时势，不能把盛衰强弱归咎于天意，而不知道自强；论及道理，又不可把珠玉皮币之事当作以小事大的礼仪。后世如汉唐的和亲，宋代的岁币，都是孟献子的旧习。宋国的偏安，也是伯宗的旧习。两人的话都可以听，但误国不小。

断道之盟【宣公十七年】五国之君都在，所以记载爵位。不是给予他们而尊贵他们，因为排斥楚国既无事实，谋划齐国也出于私愤，哪里是给予他们而尊贵他们呢【给予，赵氏鹏飞的解释；尊贵，家氏翁的解释】

宣公即位以来，侍奉齐国很周到，末年却谋划攻打齐国，必定是受不了齐国的诛求。依附他人自立的人，必定遭受其弊害；以武力服人的人，必定反被仇视。后晋对于契丹，也是这样。

宣公弑君自立而叔肸非议他，编草鞋为生，终身不食宣公的俸禄。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谷梁认为这是通达恩义，胡氏认为这是明辨亲疏，激励不轨，这比《春秋》更贤明是应该的。记载名字必定是赐氏，胡氏以不任职不见于经为疑，不对。不食其禄了，不任职可知。赐氏自是宣公的恩惠，叔肸有不得不接受的。没有君主不赐氏，《春秋》认为贤明而特别加字的。叔肸以加字为贤，那么仲遂应当去字为贬。仲遂不可去字，那么叔肸也不可加字，所以断定这是宣公赐的。

鲁国的叔肸、卫国的鱄，都是公弟中的贤者。卫献公无信，所以离开；鲁宣公有恩，所以留下。所遇不同。杨氏【士勋】以《春秋》字叔肸而名鱄，强分优劣，不对。那么仲遂也字，说仲遂贤于鱄可以吗？

楚子旅记载死亡，不记载安葬。公羊认为这是避讳其称号，是对的。孙氏【复】说：这是贬斥他。《春秋》对于列国之君，不备礼不记载安葬，不前往吊唁不记载安葬，都不是贬斥之词。如果这是贬斥，那么对于吴、楚都不记载死亡就可以了，为何唯独不记载其安葬呢？

宣公去世，公孙归父驱逐谷梁说：“抛弃殡礼而奔逃，他是父亲的使者，这也是奔逃父亲。”胡氏说：“罪在成公，君臣为君死而忘记父亲，驱逐他太急切了。”议论固然正确，但如果旧主年老昏庸，奸臣专权，新君继位，大恶不除，而执守三年不改的学说，沿袭其弊政，任用其私人，因循而不敢动，如何明辨赏罚而更新号令？如果公孙归父本来就不必驱逐，而驱逐他如此急切，是为了消除三桓的怨恨。行父起初不能治理仲遂的恶行，而亲近他；继而不能容忍归父的怨恨，而驱逐他，这就是为了死去的君主罢了。

鞌之战【成公二年】四卿同时统帅军队，扫荡边境兴师动众，大夫气势赫然，而公室衰微了。但这也不只是鲁国。鞌之战后，就是袁娄之盟，征伐者是大夫，会盟者也是大夫。虽然其由来有渐进，但这次战役实是一大关键。

自鞌之战以后六年，侵宋则是仲孙蔑、叔孙侨如；昭公十年，伐莒则是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定公八年，侵卫则是季孙斯、仲孙何忌；哀公二年，伐邾则是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而鞍之战尚有臧孙许、公孙婴齐；伐莒之战尚有叔弓，其余则无非三家。所以大夫专兵，自翚帅师而已。但如果兵权悉属三家，则自此开始。

成公以前，百姓还是公家的百姓，军队还是公家的军队，所以军队则任命统帅，将领必定属于卿。至此则各自为帅，有专属而无兼统，所以分则独出，合则并出。但三家之中，季孙为主，

译后来这本书所记载的，并没有不与季孙氏相合的地方，只有鲁定公六年入侵宋国这件事没有参与罢了。

译阳桥之战，晋军全部出动，楚国凭借兵力优势获胜，而晋军也避开了楚军，因此楚国侵犯卫国，史书称“师”；在蜀地结盟，史书称“人”，这都是为了彰显其兵力众多。楚国人进入晋国，所以并列记载了诸侯国的卿；晋国人进入楚国，又借此显示服从楚国的人很多。中间记载晋景公在蜀地防备楚国公子婴齐，可见侵犯卫国、在蜀地结盟的都是婴齐，这不是贬低的措辞，大概是因为不值得贬低罢了。三年讨伐郑国，晋、宋、卫、曹都记载了爵位，这是因为他们的国君亲自出征，也不是赞许的措辞。冬天在蜀地结盟，就是依附楚国而背离晋国【在十一月】；春天讨伐郑国，就是依附晋国而背离楚国【正月】；反复无常，三心二意，这样的国家很难立足。屡次记载“公”而不避讳，也是表示对其处境的担忧。郯国的伯姬来归嫁，杞国的叔姬来归嫁，都是被休弃回国。虽然不清楚具体事情，但她们在各自的国家都不安分是相同的。叔姬回国，杞伯先来朝见，然后又来迎回她的灵柩，这是因为杞国向来畏惧鲁国，所以不敢决绝罢了。并没有看到叔姬比伯姬更贤德。虫牢之盟，《左传》说：“郑国服了。”郑国因为诉讼许国失败，急于求和，并非力量耗尽而服，也非心悦诚服。虽然急切地达成这个盟约，但必定不能稳固。吴国讨伐郯国【成公七年春】，家氏【翁】说：“这是尊尚郯国而轻视吴国。”吴国是太伯的后代，周章是周武王所封，有什么可轻视的呢？孙氏【复】说：“厌恶他们僭越称王。”当时楚国僭越称王，正主持中原的盟会，《春秋》记载为“子”，记载其死为“卒”，已经把他们当作中原诸侯看待，为什么唯独厌恶吴国僭越称号？这里记载国名，是因为刚开始与中原大国交往，还略去不书。等到盟会渐渐频繁，所以到襄公五年在戚地，就记载为“吴人”；襄公十年记载吴子去世，就详细记载了。楚国在经文中出现，起初也称“荆”【庄公十年九月记载荆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到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荆人”，僖公元年记载“楚人”，四年记载“楚屈完”，二十一年记载“楚子”，也是逐渐详细记载。蛮夷逐渐强盛，与中原诸侯交往，而没有排斥他们的人，圣人对此感到忧虑和悲伤，是有的。如果说记载国名、记载“人”都是厌恶斥责的措辞，那么在他们强盛的时候更应该痛绝，不应该前面严厉而后面宽恕。以记载国名为卑贱，以记载爵位为尊贵，那么盂地的盟会、黄池的盟会，可以说是尊贵他们吗？

吴国与楚国对抗已久，蛮夷互相攻伐，圣人不责备他们。到了这时，战火就牵连到中原大国了。所以从讨伐郯国开始，就像楚国在经文中出现从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开始一样。

《易经》以乾坤为首，《诗经》以《关雎》开始，《尚书》重视尧帝下嫁，《礼记》谨慎对待大婚。《春秋》作为国史，在男女夫妇之间，未曾不反复表达心意，因为这是人伦的开始。所以在纳币、亲迎、致女、逆女、来媵、来归等事情上，如果不符合礼制，即使是常事，也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对于大美大恶，则言辞更重，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载。对于文姜则详细记载【防地、禚地、亨祝、丘地之类】，是为了记录她的淫乱；对于哀姜则详细记载【纳币、观社、遇谷、盟扈之类】，是为了记录她的祸乱。内部女子贤德的，详细记载的有纪叔姬作为媵妾，而记载她的归嫁、去世、安葬，宋伯姬尤其详细，总共七次出现在经文中，都是因为她坚守贞节而保全大义。这不仅体现了史法详略的适宜，圣人在男女夫妇节操上的重视，也显而易见了。

孔氏【颖达】说：史书称有屠岸贾，受晋灵公宠信，此时担任司寇，追究赵盾弑君之事，诛杀赵氏，杀了赵朔、赵同、赵括，并灭其族。查考《左传》三年，栾书率领下军，那么当时赵朔已经死了。赵同、赵括被庄姬谗害，在这一年被杀【成公八年】，赵朔不可能与赵同、赵括一起死。当时晋君英明，大臣强势，不容许有屠岸贾擅自介入，如此专横恣意。又说：公孙杵臼抱别人的孩子代替赵武死，程婴隐藏赵武在山中，过了十五年，因为晋侯有病，韩厥才请求立赵武为赵氏后嗣，这与《左传》违背，司马迁的妄说，不可采信。汪氏【克宽】说：《史记》称屠岸贾诛杀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都灭了他们的族，而《春秋》只记载杀赵同、赵括，不记载杀赵朔、赵婴，这不仅与《左传》抵触，也与经文相悖。这是根据经文驳斥史书，尤其无可怀疑。《左传》对于赵氏的事情，如锄麑、提弥明、灵辄等人都记载了，难道对杵臼、程婴的所作所为一点不提，而这件事又不是寻常小事，不容许默默无闻。反复核实，史书所说的恐怕没有根据。

派遣召伯来，赐予公命，称天子。更加知道“天王”的称呼，王不是贬低的措辞。孔氏【颖达】说：“称天王的有二十五次，称王的有六次，称天子的有一次。王的称呼并行，传文没有不同的说法。所以知道‘天子’‘天王’‘王’是通用的称呼。活着时被赐氏的有三个人：季友、仲遂、叔肸。以父亲的字为氏的有一个人：仲婴齐。都改变了礼制，所以记载下来。”

晋侯抓住曹伯，把他带回京师。记载爵位，是因为记载他回到京师，是执行天子的讨伐。虽然是霸主，但必须能尊崇周王然后才可以讨伐罪人。晋侯这一举动，能够端正自己了。负刍弑君自立，过了三年才抓住他，显得迟缓；在盟会上抓住他，显得诡诈。《春秋》褒扬善行看重长远，没有不足之词。起初诸侯请求讨伐晋国，因为讨伐秦国辛劳，请求等到其他年份。这次与他盟会，负刍不敢不来，趁机抓住他，就不必兴师动众，罪人就抓住了，都有休养生息百姓的

译心意所在。这是《春秋》所宽恕的。

译公前往京师，是因为讨伐秦国。《春秋》不记载朝见周王，一定是因为未能完成朝见周王的礼仪。宣伯想要获得赏赐，请求先让周王以接待使者的礼仪来接待他。孟献子跟随周王担任副使，并重重贿赂了他。这时周王室衰微已极，更不如河阳、践土会盟时了。周王对待诸侯的臣子尚且如此，那么对待诸侯本人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局势景象，难道仅仅是下堂接见而已吗？如果朝见周王完成了礼仪，即使因为其他事情前往，而保留在二百四十年的史书中，以体现保留祭祀牺牲的善意，未必不是《春秋》乐于记载的。所以传文记载了朝见周王，而经文没有记载。

子鱼责备宋襄公，子西责备楚昭王，子良责备郑襄公，子臧责备负刍，季札责备僚和光，都是能视千乘之国如敝屣的人，而子臧、季札尤其被称为贤人。然而与那些争夺篡弑的人相比，虽然贤德超过百倍，却反而让争夺篡弑的人安然得志，对君父的大仇不再挂念，只知道保持自身的清白，这不是圣贤所赞许的。晋国人拘捕了负刍，打算让子臧去见周王并立他为君，晋国将要灭亡时，国人都愿意跟随他。对外得到大国的支持，对内得到国人的归附，却不能纠正负刍的罪过，这说明他坚守节操反而成就了乱臣贼子。鲁国的两个婴：齐仲婴，是齐仲遂的儿子；公孙婴齐，是叔肸的儿子；叔老、叔弓、叔辄、叔鞅，起初以“叔”为氏，而婴齐称为公孙，所以知道以祖父的字为氏的是正统，仲婴齐则是变例。

钟离防，是吴国用来牵制楚国的。

范文子真是大臣啊！忧虑深远而思虑长远。在讨伐郑国的战役中（成公十六年），他说：“如果满足我的愿望，诸侯都背叛晋国，就可以满足。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可以立刻等待到来。”大概预先知道一定有楚国的军队了。等到在鄢陵作战时，他说：“会合诸侯，不是我能做到的，留给能人去做。我如果能和群臣和睦相处来侍奉君主，这就很多了。”又说：“只有圣人内外都没有忧患，自非圣人，外部安宁内部一定有忧患。何不放过楚国作为外部的威胁呢？”鄢陵之战后，他请求死而死。大概是因为厉公奢侈，栾氏、郤氏不和，外宠与诸大夫互相争斗，势必发生变乱，而又战胜楚国来增加他的疾恶，所以鄢陵的胜利，是晋国君臣的祸患。孟子说：“国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忧患，国家常常灭亡。”《春秋》中的臣子，只有文子懂得这个道理，真是贤人啊。

谷梁说：“四肢偏废叫败，这里说败就是指眼睛。”他的说法很坚固。《春秋》记载败绩的，他们的君主都折断了胳膊大腿吗？

在讨伐郑国的战役中，周王的臣子开始参与讨伐（成公十六年秋），自从尹子之后，因为诸侯使用周王的军队，而周王的臣子奔走与各国大夫没有不同，这又是一个变化。不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而是挟持诸侯来号令天子了。高氏（闶）说他扶植正义来号令天下，难道不荒谬吗？

周王的臣子参与讨伐从刘康公、成肃公跟随讨伐秦国开始，直到尹武公一同讨伐郑国，经文才开始记载。接着又讨伐郑国，那么尹、单两位公都参与了柯陵之盟，歃血立誓，周王的官员与列卿平等了。然而首止、葵丘会盟而不结盟，翟泉是结盟的开始。这是参与讨伐而同盟的开始（僖公八年洮之盟，周王的人参与了，是会盟。况且王室有难，所以没有讥讽）。

晋国弑杀他们的君主州蒲，称国以弑，没有得到主谋的名字。或者是本国史官记载的，或者是鲁国史官记载的，那么圣人沿用了它，否则不能凭空定罪。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

行父是乱贼中特别恶劣的，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粟米，是小善罢了，难道足以掩盖他的大恶吗？仲遂弑君，人们称他为贼；行父参与弑君，人们称他为忠。欺世盗名，比仲遂更严重了。

简王在九月辛酉日去世，讣告尚未到达，邾子的朝见，晋国、卫国的聘问，都没有贬斥，这也是侥幸。当时诸侯即使讣告已经到达，难道能因为听到丧事而停止朝见聘问吗？杨氏（士勋）说鲁国是有礼的国家，怎么能接受呢？不知道鲁国不是昔日的鲁国，春秋时天王对待鲁国最为殷勤，而鲁国侍奉天子极其傲慢。落穆只是比起射中天王肩膀、首先犯下不义之事的人稍好罢了。

孔氏（颖达）说：“经文说六月庚辰，郑伯睔去世；传文说七月庚辰，郑伯睔去世。杜预用长历校勘，这一年六月壬寅朔，这个月没有庚辰；七月壬申朔，第九天得到庚辰，那么传文与历法相合。知道传文是对的而经文错了。经文在当时，日月不应该错，意思是传写错误罢了。其他残缺脱落错漏，也不能没有。读经的人不能一概忽视为传疑，也不能强行产生别的解释。”

于是修筑虎牢城，扼住咽喉抚摸后背，得到了地利的优势。然而悼公即位，诸侯大睦，所以能逼迫郑国来制服楚国，大概是先得到了人和了。

襄公四年，公前往晋国，请求归属鄫国。晋侯答应了。五年，穆叔在晋国觐见鄫国世子巫。九月，穆叔认为归属鄫国不利，让鄫国大夫在防地听命。六年，莒人灭掉了鄫国。鲁国既让鄫国归属却不能庇护，所以晋国人认为这是讨伐的理由。《春秋》中鄫国极其微弱，宋国人使用它，邾国人残害它，它受到的凌虐也没有比鄫国更甚的了。到这里被莒国灭掉，不一定像谷梁所说立异姓来主持祭祀的说法。小国互相吞并，而大国不纠正他们的罪过，有利可图就请求归属，不利就听任它灭亡。鲁国难道有爱护小国的道义吗？晋国不讨伐莒国

译讨伐鲁国，并不算是偏颇。季友受赐费邑，从僖公元年到襄公七年，南遗担任费邑的长官，才开始修筑费邑城墙。此后，南蒯凭借费邑叛乱【昭公十二年】，弗狃凭借费邑叛乱【定公八年】，到定公十二年，费邑被拆毁。大夫势力正盛，家臣接连叛乱，这是天道的必然。

译晋国的栾书、中行偃弑杀国君，史书只记载“晋弑”，这就遗漏了主谋的名字。然而，史书还是让人知道这是弑君行为。郑国的公子騑弑杀国君，却以患疟疾为由向周王室报丧，最终看起来好像不是弑君一样。乱臣贼子的手段更加巧妙，而史官的笔直笔记录却越来越少了。

“初税亩”（鲁宣公十五年），开始对私田征税。实行“田赋”（鲁哀公十二年），则是又增加了征收。公田的制度是十税一，现在又丈量其余的私田，再次十税一（杜预的说法符合哀公说“两次征收还不够”的话，所以朱熹采纳了他。《谷梁传》说：不是公家废除公田而按亩十税一，这是还没到十税二的程度，所以杜预的说法更优），已经是十税二了。到了哀公借军事名义，在田地上加征，征收的多少不可知，总之比税亩又多。古代田产出税，乡里出赋，赋的本义专门用于出兵，税取民财，由田主供给；赋取民力，由商贾所在的乡里供给。《国语》中孔子回答冉有的话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按劳力征发田赋，并衡量远近；按收入征收乡赋，并衡量贫富；按劳力征发夫役，并议论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者，有军旅出征就征发他们，没有就不征发。每年每井田征收六百四十斛禾、二百四十斗刍、十六斗米，不过如此。”先王认为这就足够了。胡安国的传注引用《国语》，认为田赋以出粮为主以充足粮食，乡赋以出兵为主以充足兵力，减轻劳役、薄征赋税，应当以农民为急，而增加赋税竭尽民力，不让从事末业的人独自侥幸免除。看这个，那么实行田赋，就是让出粮的人再出兵，既失去了重本抑末的意思，又假借军旅的名义行聚敛之实，不过是加征以满足用度罢了（吕大圭说：陈君举认为丘赋不够，又用田赋，即每家出一人当兵。然而九夫为井，六十四井为甸，甸出一辆战车，那就是五百七十六人出七十五人，现在几乎受田的人都出一人当兵，比古代多七倍，恐怕加兵不至于这么厉害。贾逵认为周制十六井出一匹戎马、三头牛，现在让一井田出十六井的赋，比常赋多十六倍，在道理上也不对）。《论语》中有哀公问有若的话，这件事应该出于哀公，然而自从鲁襄公十一年作三军，属于公室的民众只剩十二分之五，到鲁昭公五年舍中军，公室再也没有民众了。这虽然是哀公的意思，也是三家做的，所以季氏派冉求向孔子请教，可见哀公不能做主。

初税亩，首先破坏了田制。作丘甲，首先破坏了军制。到了用田赋，田制和军制都乱了（在加倍征收后加征是乱田制，让出粮的人出兵是乱军制）。《六书故》说：上级从下级取物叫赋。《禹贡》说：那里的赋税是上等交错。注说：赋指土地所产，用来供给天子。《周礼》说：用九赋来敛财贿。太宰八则，第五是赋贡。注说：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所以租也叫赋，因此叫赋税。而计口出钱属于兵赋（《周礼》辨别夫家的众寡和可任者，国中从七尺到六十，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都征发，就是汉代的口赋）。《左传》说：悉索敝赋，则以兵为赋。汉代《刑法志》说：畿内方圆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开始把赋税分为二了。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防（一百四十四夫），四防为甸（五百七十六夫）。甸地方八里，旁边加一里为成。一成的赋税：长毂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五人为一甲，积累四防而具一乘。每防出十八人而已。作防甲则使一防出一甲士二十四，步卒而长毂、牛马的数量也增加四分之一，这是每甸增加一甲（杜预说：民谓使防出一甸之赋太过）。这与用田赋不同，作防甲专门为了增加兵力，而用田赋乃是加征而已（九夫为井，实则八家，因为去掉了公田百亩。一防止应一百二十八家）。税亩在宣公十五年，防甲在成元年，过了三年而已。变乱先王成法，从他们的君主开始，而他的臣下就无所顾忌了。成法既坏，那么由此作三军、舍中军无所不可。所以公室的分裂，宣公先开启了它。

鲁国本来有三军，而这里说作，是分公室的开始。专擅改作，不足以责备，而削弱公室、加强私室的罪过很大。

开始三分其民，三家各得其一；接着四分其民，季氏独得其二。所以作三军而三家并强，舍中军而季氏独强。邢丘之会（襄公八年），规定朝聘的次数。大夫听命，已经过分了，何况诸侯呢？胡氏说：“朝聘，是大事，却让大夫听命，恐怕是姑息爱人，而不依德行事吧？”这是不知道晋国规定朝聘的次数，是为了以天子自居，而想让诸侯亲自低头于坛坫之下，以成就其僭妄。《谷梁传》说：“看见鲁国失去正道。”不知道这正是公不参加会盟，稍微得体，以为失政，不对。陈氏（傅良）说：“大夫不书，是尊晋侯。”

译（他们）也没有这种意思。霸主尊贵强大，自己制定典章制度，他们不尊崇周王室，《春秋》为什么唯独尊崇晋侯呢？晋侯亲自发布命令，郑伯亲自听受命令，那么史书只记载“晋侯、郑伯”罢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尊崇。厚向戍等人只知有霸主，不知有天子，奉命非常谨慎，防备他们则只记载“人”罢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体现贬斥。

译溴梁的防地【襄公十六年】高厚吟诵《诗经》不合规范，荀偃发怒，并且说：“诸侯有异心了。”让各位大夫与高厚结盟，高厚逃归，大夫们便自行结盟。这是大夫们的盟会，本来就有国君的命令。孔颖达说：“国君让他们结盟，并非他们擅自专断。”高厚是大夫，盟会高厚，所以让大夫没有诸侯参与结盟。关于大夫的礼仪，公羊、谷梁、胡氏都认为这是诸侯失政，大夫不守臣节，大概是没有考察事实。政令在大夫手中，难道是从今天开始的吗？

晋悼公三次出兵，襄公十年秋天，戍守郑国的虎牢，这是第一次。十一年秋天，在亳城北结盟，这是第二次。九月，在萧鱼会盟，这是第三次。三次出兵后才得到郑国，诸侯的劳苦也够厉害了。结盟不如召陵之役，作战不如城濮之战，其得计之处在于在虎牢筑城，以逼迫郑国并联络吴国，以牵制楚国，所以郑国服从而楚国也不争。其不与楚国作战，终究是畏惧楚国的意思，多认为这是疲楚的策略是不对的。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致吊，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在外部致吊，同姓在宗庙致吊，同宗在祖庙致吊，同族在祢庙致吊。因此鲁国为姬姓诸侯，在周庙致吊；为邢、凡、蒋、茅、胙、祭，在周公的庙致吊。这就是传中所说的“周庙”，即宗庙，也就是文王的庙。“周公之庙”，即祖庙。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却有文王庙，这是不合礼制的。

杜预说：宣公十八年记载楚子旅去世，是强调他的暴虐强盛，这里记载吴子（寿梦）去世，也是强调他的暴虐强盛，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国君去世派人来报丧，就记载，否则不记载，这是常例。如果说强调他的暴虐强盛，那么《春秋》记载去世的如杞、邾、莒的国君也记载，难道有暴虐强盛的意思吗？盟会、侵伐，其暴虐强盛在生前最为严重，为什么反而在记载去世时体现出来呢？

襄公十三年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传中说：孟献子在庙中记载慰劳，这是合乎礼制的。桓公二年传中说：凡是国君出行，告祭宗庙，回来到达，放下酒杯，表彰功勋。鲁公去晋国，是为了朝见并且拜谢士鲂的侮辱，他侍奉霸主，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只是报告事情而已，有什么劳绩可以记载，而称之为合乎礼制呢？长樗之盟，孟献子辅佐【襄公三年夏天】鲁公稽首，知武子说：天子在，而您屈辱地稽首，寡君害怕了。恭敬但不合礼，有见识的人非议他。献子有贤德，却不知道事奉大国的礼仪，让他的国君屈体于强国，在路上奔波劳碌，又自以为有功，可以说是无耻了。

晋侯在绵上搜猎，以整治军队。士匄谦让荀偃，韩起谦让赵武，栾黡谦让韩起。传中说晋国的百姓，因此非常和睦，诸侯于是亲善。这件事在襄公十三年，到十四年春天，在向地会盟，将要拘捕戎子驹支。范宣子亲自列举罪状于朝廷，却说：“现在诸侯侍奉我们，寡君不如从前。”这与诸侯于是亲善的话相违背了。等到夏天伐秦的战役，荀偃想要作战，栾黡直接回去，而栾鍼战死。士鞅驱逐那些不和睦的人，像这样一年之间，事情言语不相符合，自相矛盾。左氏可以完全相信吗？

卫侯出逃到齐国，以臣子驱逐国君，不可作为典范，所以失国而不称名。晋国作为霸主，应当纠正林父的罪过，而接纳卫侯，却听从师旷、荀偃的话，反而帮助林父而立剽。政令既已失误，那么齐人的二心，正不在于借羽毛而不归还。师旷的话似乎懂得道理，荀偃的话似乎懂得时势，这叫做巧言乱德。

襄公十九年八月，仲孙蔑去世。而二十年正月，仲孙速与莒人在向地结盟。二十三年秋天，仲孙速去世。而二十四年春天，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这是不实行三年丧期的开始。

季武子废黜弥（公鉏）而立纥（悼子），而公鉏就成为仲孙，废黜秩，立羯。武子明知秩年长应当立，而没有办法回答公鉏，所以说：“自身不实行道义，就不能在妻子儿女中实行。”

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啖氏说：“不说是叛变，是为国内避讳。”不对。叛变是从其国家来说的，如卫国的孙林父、宋国的华亥、宋国的弟辰、晋国的赵鞅等就是这样。记载来投奔的，词系于鲁国而不系于邾国，怎么能记载叛变呢？经书记载三个叛人：襄公二十年邾国的庶其，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三十一年邾国的黑肱，都是季氏作为逃亡者的主人，而国君不在国内。季氏对外倚仗强臣，对内接受叛臣，所谓同恶相济。

庄公被弑，晏婴不死，他的话说：“国君为社稷而死，就为他死；为社稷而逃亡，就为他逃亡。如果是为自己而死而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的私亲，谁敢承担呢？”这就是贾举、州绰之类的人不能成为死节的原因。然而身为大臣，对于国君的失德没有劝谏的节操，国君临危没有捍卫的谋略。等到国君已经死了，不能讨伐贼人，又不能洁身而去，只是以晏婴的话作为贪生怕死的计策，就有害于义了。

宋公杀了他的世子痤【襄公二十六年秋天】谗害痤的是伊戾，杀痤的是向戌。大臣不贤，女官得计，能让人君父子不能互相保全，而没有敢明白此事的人。江充谗害戾太子，如果做宰相的人能持重，而以田千秋向武帝进言的方式入奏，皇帝未必不醒悟，于是仓促发兵，以至于两败。张九龄离去而太子瑛死，李泌在而广宁王安。

译由此看来，大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难道是很轻微的吗？

译向戌以弭兵为名义，而晋、楚两国的随从官员互相会见，从此南北两国称霸，中原诸侯都面向南方朝拜楚国，这是东西两国并立称帝的开端。所以宋国的盟会，是春秋时期的一大关键【襄公二十七年夏】。

向戌的弭兵，也就是战国时期合纵的开端。只是这边主张通和，那边主张抵抗秦国罢了。他游说各国，颇像苏秦。

宋国的盟会在二十七年秋天达成，到第二年，宋、郑、陈、许等国都成群结队地朝见楚国，鲁君留在楚国七个月，致使亲自送殓受辱，这难道不是向戌的罪过吗？然而晋国已经不再强盛，无力庇护诸侯，他们转而服从楚国，也是形势使然。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与吴子派季札来聘问，经文中间没有隔月，大概是余祭派季札在先，被弑在后，季札到达鲁国时还没来得及听到丧讯，所以请求观赏周乐后才离开鲁国。根据《吴国赴告》，余祭被弑在前，季札到达在后，于是追记在“来聘”之上，杜预的注、孔颖达的疏都极其明白。传文说筑杞城在六月，而士鞅的聘问、杞子的盟会都在筑杞城之下，那么季札来聘在六月就可以知道了。《春秋》在夏五月下连续记载七件事，不再隔月的原因，大概是如果五月记载吴子被弑，六月记载吴子派季札来聘，就会让人以为季札是夷昧所派，而国君尚未安葬，就举行吉礼，更加滋长后人的疑惑了。

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周灵王驾崩【灵王】，楚昭王去世。第二年春天，周历正月，记载鲁君在楚国。夏五月，记载鲁君从楚国回来。不奔赴周天子的丧礼，却送葬楚昭王，为什么呢？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杀其君蔡景公。冬十月，安葬蔡景公，随即记载澶渊之盟。宋国发生火灾，所以不讨伐弑君的贼人，却慰问失火的灾祸，这是什么缘故？鲁君在楚国，因为周天子驾崩，而经文记载并非为了保存君道。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因为安葬蔡景公，而经文记载并非为了失信。

子野去世，立禂为继承人。穆叔不愿意，而季孙立了他。大概立年长的、立贤能的，是权臣所忌讳的。

莒国人弑杀其君。密州程子说：“莒子暴虐，国人弑杀了他，而立展舆。展舆并非亲手弑君。如果传文说‘展舆借国人之力攻打莒子’，那么弑君与弑父，不容不记载。而且经文说‘密州’，传文说‘买朱锄’，明显与经文不同，应当以经文为准。”

宋国的盟会，晋、楚共同称霸；申国的盟会【昭公四年夏】，楚国专断诸侯事务，独自称霸了。然而鲁国以祭祀为由推辞，卫国以疾病为由推辞，曹、邾以困难为由推辞。楚国的威势虽然强盛，但诸侯不肯甘心服从，仍然可以看出。在盟会上拘捕徐子，大概是想以此威慑诸侯；到秋天攻打吴国，那么宋、郑、滕、小邾也不参与了。

中军驻扎【昭公五年春】，趁着叔孙豹去世【豹死于四年冬十二月】，不仅贬低公室，并且用来削弱仲孙、叔孙两家。

惠墙、伊戾谗害太子痤，用挖坑埋牲口并加上书信的方式。平公既然知道太子痤的冤屈，就烹杀了伊戾。等到寺人柳谗害华合比，也用挖坑埋牲口并加上书信的方式。平公又相信了。同样的方法再次使用，而且屡次应验，为什么接连蹈袭？平公由明变暗，身边没有左师那样的忠臣规劝，也完全不为之辩解。这是传文中可疑的地方。

昭公七年春王正月，与齐国讲和。传文说：是齐国请求的。如果说与燕国讲和，那么下文说燕人求和，在濡上结盟，并且送回燕姬，用瑶罋、玉椟、斚耳作为贿赂，这是燕国请求的，不应说是齐国请求的。如果说与鲁国讲和，那么齐鲁十多年来并没有怨隙，自从崔杼攻打我国北鄙之后【襄公二十五年】，就有庆封的聘问，未曾结怨，何事议和？即使说昭公即位以来未曾与齐国通好，但只求通好也可以，结盟也可以，何必说“平”呢？李氏【廉】认为下文又有叔孙涖盟，正与叔还涖盟之事相似。然而郑人来输平【隐公六年】，是平狐壤之怨；定公十年与齐国讲和，是平八年侵齐、伐鲁之怨；定公十一年与郑国讲和，是平六年侵郑、取匡之怨。唯独这次与下文涖盟之后虽有归属，但之前没有根源。以经文推求，那么“暨齐平”就是针对澶渊之盟上攻打北燕而言，中间隔时间不隔事件，而叔孙涖盟在三月，鲁君去楚国之后，中间隔事件又隔时间，那么认为燕齐讲和较为妥当。

安葬陈哀公，是谁安葬的？宠臣袁克安葬了他。这未必是正式的葬礼，诸侯未必敢去。况且楚灵王的暴虐，也未必能安葬。所以国君以示恩惠，而《春秋》记载安葬，与下文记载陈国火灾同为特笔，用来贬低楚国而保存陈国。

楚灵王在申地诱骗蔡侯般并杀了他，经文记载楚子名，是变例。《公羊传》说：断绝他。胡氏说：厌恶他。高氏【闶】说：同样斥责其名以显示其罪。同样的说法都是对的，然而楚灵王罪大恶极，仅凭书名不足以蔽罪【毛西河说】，实在没有得到确切的含义【《春秋》并非失国才生名者，卫侯煅及楚子灵】。

许世子止弑杀其君许悼公，三传都认为不是弑杀。诸儒解释，又以不尝药无法解释弑杀，以符合经文。然而《左传》说止逃奔晋国，《谷梁传》说止未逾年而死，其记载已有参差。我认为《春秋》原情定罪，竟然将许止、蔡般一例并书，未免漫无区别。欧阳公竟然认为止是弑君，并非没有见识。《公羊传》说

译“安葬许悼公，这是君子宽恕的界限所在。”那么，安葬蔡景公也是宽恕般吗？髠顽弑君，以疟疾为由报丧；楚麇弑君，以疟疾为由报丧，用来掩饰的手段，也大致相同。

译曾子问道：“诸侯祭祀社稷，祭器已经陈列，这时听说天子驾崩，或者王后去世；或者国君驾崩，或者夫人去世，该怎么办？”孔子说：“停止祭祀。那么这四种情况，即使正在祭祀，也要向神灵报告。卿大夫去世，则不报告。【《谷梁传》说：大夫去世，即使正在祭祀，礼仪上都要向国君报告】

《檀弓》记载：仲遂去世，仍然举行绎祭。孔子说：“不合礼制。卿去世不应举行绎祭。”那么，卿大夫的丧事，正祭不可废除，而绎祭可以废除。何休解释礼制说：“大夫去世，要废除一次祭祀。在宗庙有事时听到丧讯的，撤去音乐；事情结束后听到丧讯的，废除绎祭。”因此，在《万》舞中撤去籥，是不合礼制的做法。绎祭尚且可以废除，难道撤去籥就足以表明对待大臣的礼节了吗？叔弓大概是在主持事务时死于宗庙，并非正当祭祀时报告丧讯。撤去音乐，事情结束，这才是礼制的正道吧？撤去籥，是一失一得。昭公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王室发生动乱，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鲁国前往京师的人，到此为止了。王室的动乱，再也没有人能安定了。既哀伤没有天子，又惋惜没有霸主。从前子颓、子带的祸乱，依靠齐桓公、晋文公兴起而平定；现在则是两位王并立，共同导致播迁。直到四年之后，才在黄父设防，还说是等待明年。怠慢傲慢到这种地步，想要他们勤王以号令诸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特别记载“王室乱”，是为了重重责备盟主，并牵连到诸侯。

子朝向诸侯告急的言辞非常直率，他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立年长的；年龄相同看德行，德行相同用占卜。君王不立宠爱的，公卿没有私心，这是古代的制度。穆后和太子寿早逝，单刘私自拥立年幼的，以离间先王的意愿，也只有伯仲叔季来谋划。因为子朝是庶出的长子，而王猛（敬王）是太子的同母弟弟。刘单拥护嫡系以排斥庶出，尹毛拥护年长以排斥年幼，所以子朝以长幼次序为说辞。自从《春秋》记载王子猛去世，又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尹氏拥立王子朝，然后天位才大大安定，而庶出的长子不得干预嫡幼的区分就明确了。王城称为东都，是相对于西京而言，这是第一个东西周。东都自从平王东迁以来，世代居住在那里。《洛诰》所说的“占卜涧水东、瀍水西，只有洛水适宜”，传所说的“在郏鄏定鼎”就是这里。也称为上都、成周、下都。周公将殷商的顽民迁到这里，《洛诰》所说的“占卜瀍水东，也只有洛水适宜”就是这里。而成周在王城的东边，所以子朝占据王城，敬王进入成周。苌弘以敬王为东王，子朝为西王，这是第二个东西周。敬王不居住在王城，晋国率领诸侯修筑成周，于是定都于此，那么以下都为东周，而不是郏鄏的旧地了。等到考王封他的弟弟揭于河南，称为河南桓公，那是前东都【即子朝所占据，称为西周】。威烈王时，桓公的孙子恵公又封他的小儿子班于巩，称为东周恵公。韩、赵就他们所封的地方分为二国。显王寄居在东周【巩】，赧王又迁回西周【东都】，于是周就灭亡了。这是第三个东西周，那么又以巩为东周，而不是下都了。

昭公两次朝见晋国而只见到一次，五次前往晋国而四次不能进入，这是失国出奔的原因。季氏所畏惧的是晋国，而对齐国无所顾忌，如果昭公朝见必定被接见，盟防必定参与，与盟主和睦，那么季氏驱逐国君，难道能安然无事吗？只有意如勾结晋国大臣，而在晋国面前诋毁昭公，使晋国视昭公渺小如同无物，不再有敬礼之心，使昭公也与晋国越来越疏远，不敢依靠晋国来巩固自己。臣下的交往日益亲密，君主的势力日益孤立，然后无君之心大大逞逞。昭公虽然流徙播迁，没有再有人援助并接纳他，季氏竟然安心肆意，占据了鲁国。所以昭公在晋国受辱，正是意如的阴谋，而在干侯去世，是伏笔。

解释《春秋》而责备昭公，是以成败论人。假使鬷戾不能救平子出亡，那么就会以刚果善防赞许他，而不再怪罪他轻举妄动了。公若、公为、公果、公贲、郈氏、臧孙都因私怨。如果禘祭襄公，万舞只有两人，而众万在季氏，那么大夫怨恨平子，乃是公愤。僚祖告诉昭公，以至于再三，说：“这不是小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味轻举妄动，特别误以为公果等人可以依靠，而不知道他们也只是侥幸于一胜罢了。”然而攻打季氏而进入他的门，没有敢倒戈抵御的，即使孟叔两家观望不动，登台之请惶急已甚。此时若能操纵使孟叔不救而听任他出亡，未至一败涂地。所以昭公攻打季氏，在于不知人，而不可专门责备他逞私妄动。

谗人以君侥幸夺门，诸臣是矣

昭公回国很容易，而最终死在干侯，是因为齐、晋没有帮助他。凡是国君出奔的，必定立一位国君作为他的对手，如郑国的突、卫国的叔武及剽都是这样。而昭公出奔后，君位仍然空缺，未曾另立新主。意如虽然强大，但孟孙终究不帮助他，而且非常畏惧晋国。车马衣屦的馈赠，假装周旋。晋定公派荀跞一讯，言辞哀切而理屈，不敢悍然说出无君的话。与祭仲、高渠弥、元咺、孙林父、宁喜等人相比，他的恶行不如他们。至于叔孙昭子、孟懿子都想迎回昭公，未曾得罪全国，而最终不能回去，其不能自己回去，是因为被随从所劫持；其不能纠正季氏的罪过

译而鲁君之所以能够回国，是因为齐国和晋国的国君都昏庸软弱，臣子都贪婪腐化，没有勤勉体恤之意。梁丘据收受贿赂，齐国便成了季氏的援手；范献子收受贿赂，晋国便成了季氏的援手。景公以及顷公、定公都昏昧糊涂，没有确定的见解，众说纷纭的议论，反而好像季氏驱逐国君是顺应天命，而保存昭公、失去国家是违背天命而灭亡。称霸的宏图不再兴盛，君臣之间的道义在天下更加不明。《春秋》记载说：“驻扎在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鲁公。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公，晋侯派荀跞在干侯慰问鲁公。”向大国求助，仅仅得到慰问罢了。如果处在齐桓公、晋文公的时代，怎么能落到这种地步呢？这是《春秋》所哀伤的事情。

译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他是否摆设神主牌位以举行出行归来并告知祖先的礼仪，不得而知。前年他在阳州停留，在野井吊唁，这些地方都是齐国的领土。这里记载“至自齐”，是为了表明郓地仍然属于鲁国。然而上文说齐侯夺取了郓地，下文说郓地溃败【二十九年】，可见这一小块土地，虽然凭借他人的力量暂时占有，但最终也无法保有。从此，鲁昭公在鲁国彻底失去踪迹，而鲁国的一人一土，都不再属于他了。

修筑成周的城墙，解说者认为这是善举，但列国并非如此。王室的动乱，发生在周昭公二十二年，过了一年晋国就有围攻郊外的军队，四年后晋国又有黄父的防备。等到修筑成周城墙时，已经过了十年，竟然如此怠慢，还能称之为尊崇王室、勤于王事吗？周天子进入成周，《春秋》中没有一字提及晋国，这显示出《春秋》对晋国的深深厌恶。

鲁昭公死在干侯。这是非常怨恨意如。邪恶啊，有君主却不侍奉，导致君主流亡在外八年而死，客死他乡，这种罪行，上达于天。他不敢篡位，不敢另立君主，对外是畏惧讨伐，对内则是孟孙、叔孙两家不与他同心。解说《春秋》的人，反而责备鲁昭公，可以说是不知轻重。如果一定要祭祀，那么我含羞忍辱而老死在窗下，才是贤德吗？这就像把高贵乡公视为罪人，从而减轻司马氏的罪责一样。鲁定公在六月戊辰日即位。六月以前属于昭公，六月以后属于定公，但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而昭公死在十二月，所以直接记载为定公元年，这仍然是过了一年才改元的惯例。如果昭公死在正月，那么定公虽然在六月即位，也不能记载为定公元年。

正月、二月没有事故，所以记载为“春王三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对此进行分离分析，所以众儒有“正始以明王法，不与季氏颁布历法”的议论。只有邵氏【宝】、赵氏【恒】、余氏【光】的解说最为简易。他们竟然不记载正月，是因为昭公的灵柩尚未归来，定公的君位尚未确定，所以不想像隐公、庄公、闵公、僖公那样，即使无事也加以记载，以此来保存事实真相。

以不讨伐贼臣来责备定公，这是又想让他向上报告天子，向下报告方伯，可以说是不识时务【汪氏克宽以不讨贼来责备他】，而家氏【翁】并把定公与篡位者相提并论，更是深文周纳了。《春秋》只是根据事实直接记载，记载“日”，是表明还在殡期就即位是常例。记载即位，正是为了明确嗣君继承的开始，不承认季氏专断废立。书法详细明白，哪里有预先定罪定公的意思呢？

定公初年，孔子不做官，是因为没有人任用他。解说者更认为在昭公、定公交替之际，孔子有所愧疚，所以如此。《集注》在“子奚不为政”中也涉及此意，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说厌恶定公即位不正，以及季氏驱逐君主，应当始终痛恨决绝，立志不做官。为什么在初年厌恶，而在中期宽恕呢？又为什么厌恶平子，而宽恕桓子呢？

秋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君主昭公。这是痛心啊。距离死亡已经八月，距离灵柩归来已经过了一个月，又安葬他。墓道朝南，这算不上是安葬，但仍然说“我们的君主”。这是鲁国臣子汗流浃背、羞愧难当的事。我们的君主如此死亡，如此灵柩归来，又如此安葬。这是圣人所痛心的。

春秋随笔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