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集传卷十五 元 毛应龙 撰
停也。」
水之以辨其隂阳，夹其隂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陈氏曰：「欲知隂阳之辨者，将为设其比，当取其轻重之均也。」郑锷曰：「安括于两旁，必夹其隂阳，则无强弱之相胜，然后夹其比以设其羽，则设于比之四角而无偏。」
译停止。”用水来辨别弓臂的阴阳（即弓臂的内外侧），在阴阳两侧夹设比材，在比材两侧夹设羽材。陈氏说：“想要了解阴阳的辨别，是为了设置比材，应当选取轻重均衡的木材。”郑锷说：“将弓臂安放在两侧，必须夹住阴阳两侧，这样就没有强弱相胜的情况，然后夹住比材来设置羽材，这样设置在比材的四个角上就不会有偏斜。”
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郑锷曰：「羽长六寸，三分之而设其铤，镞当长二寸也。于文当为三分取一以设其刃，不言取一者，阙文。自三分其长而杀其一，至于设其刃，皆言其为矢之中法如此，则虽有疾风，亦不能惊惮其矢使之不正也。」
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
郑锷曰：「刃长寸，当为长二寸。盖三分其羽以设刃，则知刃二寸矣。围一寸，其铤则十之，盖十倍于围，当长一尺也。铤者，箭入藁中。」顔氏曰：「重三垸，则重称于藁。」
前弱则俛，后弱则翔，中弱则纡，中强则▯，羽丰则迟，羽杀则趮。
顔氏曰：「前弱则首低，故俛；后弱则末挠故翔；中弱则首尾揺，故纡而曲；中强则首尾弱，故飞而▯也。」
是故夹而揺之，以眡其丰杀之节也；桡之，以眡其鸿杀之称也。
郑锷曰：「为其有病，有利不可不察，故于是记其试之之法。」陈氏曰：「羽之设，欲其有节，故于丰杀言节。」
凡相笴，欲生而抟，同▯欲重，同重节欲疏，同疏欲防。顔氏曰：「▯则形之圆也。」郑锷曰：「欲其圆出于自然，非琢削也，故曰生而▯。其▯同矣，则以重为贵；其重同矣，则以节目之疏者为贵；节目皆疏矣，则以其坚实如栗者为贵。」
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
郑锷曰：「孟子云：『万室之邑，一人陶，则器不足用。』故周有陶人之官。又曰：『上古圣人凝土以为噐。』尧世虽去古逺，然以天子之尊，犹且饭土瑠，啜土铏。传及有虞，而益尚之，故瓦棺、泰尊犹载于礼。孟子谓舜由耕稼、陶渔以至为帝；马迁言其陶于河濵，器不苦窳。则《考工记》言有虞氏尚陶，不为无据。后世日趍于文，金、玉、竹、木，其制不一，而祭天之器不废陶瓠者，不忘古且贵质也。虽然，祭天不敢忘其质，至于用噐之尚用土者，亦不能废之也。故孟子以为万室之邑，一人陶，则器不足用，此陶人之官所以见于周欤？」郑氏图曰：「甑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箄，可以开合。」欧阳公《集古録》载：宋太宗长安有民耕地得此甗，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箄，可以开合，制作甚精，有铭在其侧。学士句中胥于篆籀，能识其文曰「甗」也，遂藏于秘阁。郑锷曰：「左传云：『齐遗晋以玉甗。』后世或用玉为之，以为国寳欤？」鬴当如管子所谓百升而成釜之釜也。有足者谓之鬴，无足者谓之釜，所容皆同，以其名相近也。
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
郑锷曰：「鬲，鼎之类，所以烹饪。经于烹人言鼎、镬，于小宗伯言省镬，于小司冦言实镬，而不言鬲。《尔雅》言：『欵足谓之鬲。』欵，空也，盖其足空中也。其实五觳，下文言豆实三而成觳，觳当实一斗二升，则五觳六斗也。鬲所以烝炊之噐，其上容甑焉。」又曰：「其实二觳，则容二斗四升也。」
旊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垦、薜、暴不入市。
按古簋有铜为之者，欧阳氏《集古録》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堶之，似▯，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形尔，与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也。」
噐中、▯豆中县，▯崇四尺，方四寸。
杂记》注曰：「许氏《説文解字》云：『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欧阳氏曰：「▯取辁，读义未闻，恐只是陶钧之类。」
梓人为笋虡。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臝者、羽者、鳞者以为笋虡。郑锷曰：「笋或作簨，虡或作鐻，其实一也。笋之上有崇牙，虡之上设业，业之上树羽，而其端有翣。故《诗》曰：『设业设虡，崇牙树羽。』而虡只用直木为之。《诗》曰：『虡业维枞。』」
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
译将箭羽的长度分为三份，以此来确定箭镞的长度，那么即使有狂风，也不能使箭矢惊惧偏离方向。郑锷说：“箭羽长六寸，将其分为三份来设置箭杆，箭镞应当长二寸。在文字上应当是‘三分取一’来设置箭镞，文中不说‘取一’，是文字缺失。从将长度分为三份而减少其中一份，到设置箭镞，都说明制作箭矢的标准法度如此，那么即使有狂风，也不能惊惧箭矢使其不正。”
箭镞长一寸，周长一寸，箭杆的周长是箭镞的十倍，重量为三垸。
郑锷说：“箭镞长一寸，应当是长二寸。因为将箭羽分为三份来设置箭镞，就知道箭镞长二寸了。周长一寸，其箭杆则是十倍，即十倍于周长，应当长一尺。箭杆，是箭射入草靶中的部分。”颜师古说：“重量为三垸，那么重量是称量草靶得出的。”
前端软弱则箭矢低头，后端软弱则箭矢飘摇，中部软弱则箭矢弯曲，中部强劲则箭矢回旋，箭羽丰满则飞行迟缓，箭羽削薄则飞行迅疾。
颜师古说：“前端软弱则箭首低垂，所以低头；后端软弱则箭尾弯曲，所以飘摇；中部软弱则首尾摇动，所以弯曲；中部强劲则首尾软弱，所以飞行回旋。”
因此夹住箭矢摇动它，来观察箭羽丰满与削薄的节度；弯曲箭矢，来观察箭杆粗细的权衡。
郑锷说：“因为箭矢有弊病，有利有弊不可不考察，所以这里记载了检验箭矢的方法。”陈氏说：“设置箭羽，希望它有节度，所以在丰满与削薄方面讲节度。”
大凡观察箭杆，希望它自然生成且圆直，同样圆直的希望它重，同样重的希望它节疏，同样节疏的希望它坚实。颜师古说：“圆直就是形状圆而直。”郑锷说：“希望它的圆直出于自然，不是雕琢削切而成的，所以说‘自然生成且圆直’。圆直相同，就以重为贵；重量相同，就以节疏的为贵；节都疏了，就以像栗子一样坚实为贵。”
陶工制作甗，容量为二鬴，壁厚半寸，口沿厚一寸。盆容量为二鬴，壁厚半寸，口沿厚一寸。甑容量为二鬴，壁厚半寸，口沿厚一寸，有七个透气孔。
郑锷说：“孟子说：‘万户的城邑，只有一个人制陶，那么器具就不够用。’所以周朝设有陶人的官职。又说：‘上古圣人凝结泥土来制作器具。’尧的时代虽然离上古很远，但凭借天子的尊贵，还吃土制的碗，喝土制的汤。传到有虞氏，更加崇尚陶器，所以瓦棺、泰尊还记载在礼制中。孟子说舜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司马迁说他在河边制陶，器具不粗劣。那么《考工记》说有虞氏崇尚陶器，不是没有根据的。后世日益趋向文饰，金、玉、竹、木，其制度不一，而祭天的器具不废弃陶瓠，是不忘记古代且崇尚质朴。虽然，祭天不敢忘记质朴，至于日常用具中崇尚使用土器的，也不能废弃。所以孟子认为万户的城邑，只有一个人制陶，器具就不够用，这就是陶人的官职见于周朝的原因吧？”郑氏图说：“甑的形状下部为鼎的三足，上部为方形的甑，中间设置铜箄，可以开合。”欧阳公《集古录》记载：宋太宗长安年间有百姓耕地得到这个甗，起初没有认识的人，其形状下部为鼎的三足，上部为方形的甑，中间设置铜箄，可以开合，制作非常精美，旁边有铭文。学士句中胥擅长篆籀，能识别其文字为‘甗’，于是收藏在秘阁。郑锷说：“《左传》说：‘齐国送给晋国玉甗。’后世有时用玉制作，作为国宝吧？”鬴应当像《管子》所说的百升成为一釜的釜。有足的称为鬴，无足的称为釜，容量都相同，因为名称相近。
鬲容量为五觳，壁厚半寸，口沿厚一寸；庾容量为二觳，壁厚半寸，口沿厚一寸。
郑锷说：“鬲，是鼎一类的器具，用来烹饪。经文中在烹人时讲鼎、镬，在小宗伯中讲省镬，在小司寇中讲实镬，而不讲鬲。《尔雅》说：‘空足称为鬲。’空，就是中空，大概它的足是中空的。容量为五觳，下文说豆容量为三而成一觳，觫应当容量为一斗二升，那么五觫就是六斗。鬲是蒸炊的器具，上面可以容纳甑。”又说：“容量为二觫，那么容量为二斗四升。”
旊工制作簋，容量为一觫，高一尺，壁厚半寸，口沿厚一寸。豆容量为三而成一觫，高一尺。大凡陶旊的工作，未干、开裂、粗糙、暴晒的器物不进入市场。
按古代的簋有用铜制作的，欧阳氏《集古录》说：“簋容量为四升，其形状外方内圆而稍微凹陷，像圆形，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现在礼家制作的簋，也是外方内圆，而其形状像桶，只是在盖子上刻成圆形罢了，与原父得到的真古簋不同。”
器具在中间、圆形的豆在中间悬挂，圆形的高四尺，边长四寸。
《杂记》注说：“许氏《说文解字》说：‘有辐条的称为轮，无辐条的称为辁。’”欧阳氏说：“圆形取辁，读音和意义未曾听说，恐怕只是陶钧之类。”
梓工制作笋虡。天下的大兽有五种：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宗庙祭祀的事，脂者、膏者作为牺牲；臝者、羽者、鳞者作为笋虡。郑锷说：“笋或写作簨，虡或写作鐻，其实是一样的。笋的上面有崇牙，虡的上面设置业，业的上面树立羽毛，而其末端有翣。所以《诗经》说：‘设业设虡，崇牙树羽。’而虡只用直木制作。《诗经》说：‘虡业维枞。’”
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颈鸣者、以注鸣者
郑锷曰胷鸣如荣原蜥蜴之属
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后，大体短脰，若是者谓之臝属。恒有力而不能走，其声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声大而宏，则于钟宜。若是者以为钟虡，是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鋭喙决吻，数目顅脰，小体骞腹，若是者谓之羽属。恒无力而轻，其声清▯而逺闻。无力而轻，则于任轻宜；其声清▯而逺闻，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虡，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小首而长，搏身而鸿，若是者谓之鳞属，以为笋。
郑氏曰：「鸿，佣也。」顔氏曰：「佣，均直也。」
凡攫閷、援簭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于眡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鸣矣。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穨尔如委矣。苟穨尔如委，则加任焉，则必如将废措，其匪色必似不鸣矣。
郑锷曰：「凡虎豹▯貔之属，能攫取物也，能閷取物也，能攀援而登高也，能簭囓而吞物也，皆状兽之猛鸷也。」
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
郑氏曰：「觚当为觯，字之误也。」应龙曰：「按《韵》、《説文》，觯或作觝，则与觚字相近，写者误以觝为觚耳。」又曰：「一献者，献以一升之爵也；三酬者，酬以三升之觯也。并爵、觯之升数计之，为四升。豆，古食肉器也，四升曰豆。豆虽非饮噐，计四升之数则同。」郑注谓：「豆当作斗。」按一斗十升，以礼数推之，非是。
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
陈祥道曰：「所谓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主一日之时言之也。」应龙曰：「觞酒豆肉，豆所以盛肉，故曰豆肉。至于酒，非可以豆计，故谓之觞酒。此经取四升之数为义，故酒亦曰一豆。按《礼记》『一人洗觯』，受四升；《増韵》云：『实曰觞，虚曰觯。』窃意觞与觯皆容四升，则与豆四升之数无以异。其曰中人之食者，盖饮食皆以四升为度，此中人之量也。行礼之际，以中人之量所能容者为法，过乎此或不胜其任，不及乎此或不足其欲，故献酬之际亦或以此为之节也。」
梓人为侯，广与崇方。参分其广，而鹄居一焉。
应龙曰：「广与崇方，广、濶也。参分其广，义如广轮之广，横量曰广，从量曰轮。」郑锷曰：「大射之侯栖鹄，宾射之侯设正，燕射之侯画兽，皆所以为的。此指大射之侯以言记的之法，故特言鹄尔。」
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上纲与下纲出舌寻，縜寸焉。
欧阳谦之曰：「纲所以张侯于植，縜所以系侯于纲。」郑锷曰：「取手之寸以为法也，如今之帘幙上用纽然。」
张皮侯而栖鹄则春以功
郑锷曰：「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祭。」数又曰：「大射之礼，使羣臣诸侯尽志于射，以图有庆之功，以免有让之过。」
张五采之侯则逺国属
郑锷曰：「説者以为逺国之属系于人君之德而已，岂一张侯而遂使之属欤？脩文德以来逺人者，夫子之言；矢文德以洽四国者，宣王之事。则张五采之侯以示文徳，能使逺国属，孰谓其不然哉？」
张兽侯则王以息燕
郑锷曰：「六兽皆正面画其六首于正鹄之处，张此侯则以燕射也。王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夫兽蹄鸟迹交于中国，禽兽逼人，麋鹿在郊，害人者未除，人君方且宵旰不暇，何以燕乐于顷刻耶？惟其驱虎豹犀象而逺之，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人无异类之害，则君有无为之乐。是故张兽侯者，明兽之害人者，吾亦射之矣，此其可以息燕焉。」
祭侯之礼以酒脯醢
郑锷曰：「食有祭，所以不忘乎有功于养人之神也。蚕有先蚕，卜有先卜，农有先农，皆不忘其初也。况于射，将以服诸侯乎？」
其辞曰：「惟若寜侯，毋或若女不寜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
译郑锷说：胸鸣如荣原蜥蜴之类的动物，
厚嘴唇、缩口，眼睛突出、耳朵短，胸部宽大、臀部闪耀，身体粗大、脖子短，像这样的称为臝类。它们通常有力但不能奔跑，声音大而宏亮。有力而不能奔跑，就适合承担重物；声音大而宏亮，就适合做钟架。像这样的动物用来制作钟架，因此敲击悬挂的钟，声音通过钟架共鸣。尖锐的喙、裂开的嘴，眼睛众多、脖子细长，身体小巧、腹部凹陷，像这样的称为羽类。它们通常无力而轻盈，声音清越而传得远。无力而轻盈，就适合承担轻物；声音清越而传得远，就适合做磬架。像这样的动物用来制作磬架，因此敲击悬挂的磬，声音通过磬架共鸣。头小而长，身体搏动而宏大，像这样的称为鳞类，用来制作笋虡。
郑氏说：“鸿，就是佣。”颜氏说：“佣，就是均直。”
凡是攫取、抓取、攀援、啃咬之类的动物，一定要加深它们的爪子，突出它们的眼睛，竖起它们的鳞片和鬣毛。加深爪子、突出眼睛、竖起鳞片和鬣毛，那么它们在注视时必定怒目而视。如果怒目而视，就适合承担重物，而且它们的颜色必定像要鸣叫的样子。爪子不深、眼睛不突出、鳞片和鬣毛不竖起，那么必定萎靡不振。如果萎靡不振，那么加上重物，就必定像将要废弃一样，它们的颜色必定像不鸣叫的样子。
郑锷说：“凡是虎豹、貔之类的动物，能够攫取物品，能够抓取物品，能够攀援登高，能够啃咬吞食物品，都是形容兽类的猛鸷。”
梓人制作饮器：勺容量一升，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三升。献酒用爵而酬酒用觚，一次献酒而三次酬酒，就是一豆的量了。
郑氏说：“觚应当是觯，是字的错误。”应龙说：“根据《韵》、《说文》，觯有时写作觝，那么与觚字相近，抄写者误将觝写成觚罢了。”又说：“一献，是用一升的爵献酒；三酬，是用三升的觯酬酒。将爵、觯的升数加起来，为四升。豆，是古代盛肉的器具，四升称为豆。豆虽然不是饮器，但计算四升的数量则相同。”郑注认为：“豆应当是斗。”根据一斗十升，以礼数推算，是不对的。
吃一豆肉，喝一豆酒，是中等人的食量。凡是测试梓人制作的饮器，如果倾斜放置而酒液不满，梓师就要治他的罪。
陈祥道说：“所谓吃一豆肉，喝一豆酒，是中等人的食量，主要是就一天的时间来说的。”应龙说：“觞酒豆肉，豆用来盛肉，所以叫豆肉。至于酒，不能用豆来计算，所以叫觞酒。这里经文取四升的数量为义，所以酒也说一豆。根据《礼记》‘一人洗觯’，容量四升；《增韵》说：‘装满叫觞，空着叫觯。’我猜想觞与觯都容量四升，那么与豆四升的数量没有区别。所谓中等人的食量，大概饮食都以四升为标准，这是中人的容量。行礼的时候，以中人容量所能容纳的为法度，超过这个可能承受不了，达不到这个可能满足不了欲望，所以献酬的时候也以此作为节制。”
梓人制作箭靶，宽度与高度相等。将宽度分为三份，靶心占其中一份。
应龙说：“宽度与高度相等，广、阔也。将宽度分为三份，意义如同广轮的广，横向测量叫广，纵向测量叫轮。”郑锷说：“大射的箭靶栖息鹄，宾射的箭靶设置正，燕射的箭靶画兽，都是为了作为靶子。这里指大射的箭靶来说明标记靶心的方法，所以特别提到鹄。”
上面两个部分与身体三部分，下面两个半部分。上面的纲绳和下面的纲绳伸出舌头一寻，縜绳一寸。
欧阳谦之说：“纲绳用来将箭靶张在柱子上，縜绳用来将箭靶系在纲绳上。”郑锷说：“取手的尺寸作为法度，就像现在帘幕上面用纽一样。”
张挂皮制的箭靶而栖息鹄，就春天以此考核功绩
郑锷说：“他们的仪容体态符合礼，节奏符合乐，而射中多的，可以参与祭祀；他们的仪容体态不符合礼，节奏不符合乐，而射中少的，不能参与祭祀。”数又说：“大射的礼仪，让群臣诸侯尽志于射箭，以谋求有庆的功绩，以避免有让的过错。”
张挂五彩的箭靶就远方国家归附
郑锷说：“解说者认为远方国家的归附取决于君主的德行而已，难道张挂一个箭靶就让他们归附吗？修文德以来远人，是孔子的话；用文德来洽和四国，是宣王的事。那么张挂五彩的箭靶以显示文德，能使远方国家归附，谁说不是这样呢？”
张挂兽形的箭靶就君王以此休息宴乐
郑锷说：“六兽都正面画它们的六个头在正鹄的地方，张挂这个箭靶就用来燕射。君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兽蹄鸟迹交杂在中国，禽兽逼人，麋鹿在郊外，害人者未除，人君正且日夜操劳无暇，怎么能片刻宴乐呢？只有驱赶虎豹犀象而远离它们，吃它们的肉而睡在它们的皮上，人没有异类的危害，那么君王有无为的快乐。所以张挂兽形箭靶，表明害人的兽，我也射杀了，这样就可以休息宴乐了。”
祭祀箭靶的礼仪用酒、干肉和肉酱
郑锷说：“饮食有祭祀，是为了不忘有功于养育人的神。养蚕有先蚕，占卜有先卜，农业有先农，都是不忘其初。何况射箭，将要服诸侯呢？”
祝辞说：“惟愿你是宁侯，不要像你不宁侯，不归附王所，所以举起箭射你。强饮强食
，诒女曾孙、诸侯百福。」
郑锷曰：「其祝辞则实所以警乎不服之诸侯，故曰『惟若寜侯』，盖言所祭者惟女安宁之侯也。若夫不安寜之诸侯，则是悖戾违上，不寜乎臣节，而敢为叛乱者也，此王者之所不恕，故曰『毋或若女不寜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也。」又曰：「既祭夫顺命之寜侯，又射乎不顺命之不寜侯，又从而劝戒夫凡为诸侯之人，曰：『女当安乎臣节，勉强自爱，以保天年，诒女子孙，常为诸侯而受百福也。』」欧阳谦之曰：「强饮强食，亦犹书简祝颂之语。」
译“赐给你的曾孙以及诸侯们百种福气。”郑锷说：“那祝辞实际上是用来警戒那些不服从的诸侯的，所以说‘只有你这位安宁的侯’，意思是所祭祀的只有你这位安宁的侯。至于那些不安宁的诸侯，则是悖逆乖张、违背君上，不守臣子的节操，而敢作叛乱的人，这是王者所不能宽恕的，所以说‘不要像你那位不安宁的侯，不归属于王所’，所以要张弓射你。”又说：“既然祭祀了顺从命令的安宁侯，又射杀了不顺从命令的不安宁侯，又进而劝诫所有做诸侯的人，说：‘你应当安守臣子的节操，勤勉自爱，以保全天然的寿命，赐给你的子孙，常做诸侯而承受百种福气。’”欧阳谦之说：“强饮强食，也如同简册祝颂中的话语。”
庐人为庐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防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
按前记云：「秦无庐。」注：「秦多细木，善作矜柲，即矛、防柄是也，故以庐人名官。」郑锷曰：「矛之法一尔，曰酋、曰夷者，长短之异，故异其名也。」
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逺，食饮饥，且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逺，且不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抟，▯兵同强。举围欲细，细则校；刺兵同强，举围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则宻，是故侵之。
郑锷曰：「用兵之法，有攻有守。攻之势异乎守，守之势异乎攻，则兵器之不同，固其理也。攻人之国，则进以趋利，人不众则力不足以攻，行不逺则不能出人之不意。人众行逺，则饮食之不继，亦其势然也。而又进攻争利，必渉险阻，此所以贵用短兵，然后为便。守人之国而不攻，则居以伺便，不战不争，安坐而食，故饱而不饥。倘或有行，所适亦不逺，亦不至于渉险阻，此所以贵用长兵。然则兵器之制，自戈至于夷矛，由六尺六寸至于二丈四尺，盖不为是长短之异而已。国不能无用兵之时，兵不能无攻守之势，将以适用，不得不然也。」
凡为殳，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被而围之。参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五分其晋围去一以为首围。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
郑氏曰：「被，把中也。」郑锷曰：「人所操而用之之处。」又曰：「凡矜皆不圜，盖为八觚也，惟把处则圜之。」又曰：「殳出无刃，以其上头稍细之处为首尔。酋矛之长二丈也，三分之，使二在前，一在后而围之，则在后所操之处，围其圜之处，得三分之一也。矛矜所操之处，则其围五分之四。矛之刃，所以刺人而直前者，围得三分之二。不言夷者，二矛之制同，特其长短异尔，故举一以见之也。大抵殳矛之制，所以趋鐏者必杀，而其首又杀焉。」毛应龙曰：「举殳与酋矛，则戈也、防也、夷矛也，三者之围亦从可知矣。」
凡试庐事，置而揺之，以眡其蜎也；灸诸墙，以眡其桡之均也；横而揺之，以眡其劲也。
郑锷曰：「庐人之为庐，固有法也。试其庐事，亦不可不知其法焉。横置于膝上，以一手执一头而揺之，以眡其劲否。若其材之坚强，则两头无强弱矣。」
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
郑锷曰：「凡此言者，皆建于车上。既建而车不及覆，由其制得法，长短小大各适其平，然后可以国工名也。」应龙曰：「前经言车有六等之数，盖以轸与人、四兵而言之，不数夷矛也。论其高下，故曰等也。此云六建，明无轸，自取人与五兵皆立于车上。论其建立，故曰建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以县，眡以景。
郑锷曰：「置▯将以眡景，然必▯之正，则景可騐。欲其▯之正，则防而正之。以防正▯，▯已正，乃眡日影焉。所谓眡以景，则眡日至之景，而验以圭也。」陈氏曰：「水地以垂，所以取其地之平；置▯以垂，所以取其表之正。四围之地平矣，然后中央之表可立焉；中央之表正矣，然后日出入之景可眡焉。故眡以景。」
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
郑锷曰：「眡以景，而又为规以识之者，记之也。」欧阳谦之曰：「为规识日出之景。规者，正圜之物也，所以象日之景也。朝而观日出之景，为日景之象以识之；夕而观日入之景，又为日景之象以识之。朝之景与夕之景相乡，如合璧，则东西正矣。」
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朱氏诗传》曰：「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郑锷曰：「三相参为参，已识日出入之景，又以日中之景参之，故曰参。参，以三相考也。日中之景，其夏至日景欤？其长则尺有五寸焉。」应龙曰
译庐人制作兵器，戈的柄长六尺六寸，殳长一寻四尺，车防长一常，酋矛长一常四尺，夷矛长三寻。
按照前文记载说：“秦地没有庐人。”注释说：“秦地多细木，善于制作矛、防的柄，所以用庐人的名字来命名官职。”郑锷说：“矛的制度是一样的，称为酋矛、夷矛，是因为长短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
凡是兵器，长度不超过使用者身高的三倍，超过三倍，就无法使用，而且还会伤害自己。所以进攻他国的兵器要短，守卫本国的兵器要长。进攻他国的人多，行进路途遥远，饮食饥饿，又要穿越山林的险阻，因此兵器要短。守卫本国的人少，饮食饱足，行进路途不远，又不穿越山林的险阻，因此兵器要长。凡是兵器，钩兵要没有弹性，刺兵要没有弯曲。因此钩兵要扁，刺兵要圆，兵器整体强度要一致。握柄的周长要细，细则牢固；刺兵强度一致，握柄的周长要重，重则贴近人体，贴近人体则紧密，因此能侵入敌人。
郑锷说：“用兵的方法，有攻有守。进攻的态势不同于防守，防守的态势不同于进攻，那么兵器不同，本来就是合理的。进攻他国，就要前进以追求利益，人不多则力量不足以进攻，行进不远则不能出其不意。人多行进远，饮食供应不上，也是势所必然。而又进攻争夺利益，必定穿越险阻，这就是重视使用短兵的原因，这样才方便。守卫本国而不进攻，就安居以等待机会，不战不争，安坐而食，所以饱足而不饥饿。如果有行动，所去的地方也不远，也不至于穿越险阻，这就是重视使用长兵的原因。那么兵器的制度，从戈到夷矛，从六尺六寸到二丈四尺，不仅仅是长短不同而已。国家不能没有用兵的时候，兵器不能没有攻守的态势，为了适用，不得不这样。”
凡是制作殳，将其长度分为五份，用其中一份作为握柄的周长。将握柄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中间部分的周长，将中间部分的周长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顶端的周长。凡是制作酋矛，将其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前，一份在后，并确定其周长。将周长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中间部分的周长，将中间部分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刃部的周长。
郑氏说：“被，是握柄的中间。”郑锷说：“是人手握持使用的地方。”又说：“凡是矛柄都不是圆的，大概是八棱形的，只有握持处是圆的。”又说：“殳没有刃，以其上头稍细之处为顶端。酋矛的长度是二丈，将其分为三份，使两份在前，一份在后并确定其周长，那么在后手握持的地方，其圆的周长占三分之一。矛柄手握持的地方，其周长占五分之四。矛的刃，用来刺人而直向前，周长占三分之二。没有提到夷矛，是因为两种矛的制度相同，只是长短不同，所以举一例来说明。大体上殳矛的制度，趋向于底部的一定要削细，而其顶端也要削细。”毛应龙说：“举殳和酋矛为例，那么戈、车防、夷矛三者的周长也可以推知了。”
凡是检验庐人的工作，放置并摇动它，以观察其是否弯曲；烤热后靠在墙上，以观察其弯曲是否均匀；横放并摇动它，以观察其是否强劲。
郑锷说：“庐人制作兵器，本来就有法则。检验其工作，也不可不知道其法则。横放在膝盖上，用一手握住一头而摇动它，以观察其是否强劲。如果材料坚强，那么两头就没有强弱之分了。”
六种兵器都配备齐全，车子不翻倒，这叫做国工。
郑锷说：“凡是这些话，都是说安装在车上的。安装后车子不翻倒，是因为制度得当，长短大小各得其宜，然后可以称为国工。”应龙说：“前文说车有六等之数，大概是把轸、人和四种兵器算在一起，没有算夷矛。论述其高下，所以说等。这里说六建，明确没有轸，只取人和五种兵器都立在车上。论述其建立，所以说建。”
匠人建立都城，用水准测量地面，用悬垂线确定垂直，放置表杆，观察日影。
郑锷说：“放置表杆将要观察日影，但必须表杆端正，那么日影就可以验证。想要表杆端正，就用悬垂线来校正它。用悬垂线校正表杆，表杆已经端正，然后观察日影。所谓观察日影，就是观察冬至日的日影，并用圭表来验证。”陈氏说：“用水准测量地面，是为了取得地面的平整；用悬垂线确定垂直，是为了取得表杆的端正。四周的地面平整了，然后中央的表杆可以树立；中央的表杆端正了，然后日出入的日影可以观察。所以说观察日影。”
画圆来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和日入时的日影。
郑锷说：“观察日影，而又画圆来标记它，是为了记录它。”欧阳谦之说：“画圆来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圆，是正圆的物体，用来象征日影。早晨观察日出时的日影，画日影的形状来标记它；傍晚观察日入时的日影，又画日影的形状来标记它。早晨的日影与傍晚的日影相对，如合璧一样，那么东西方向就正了。”
白天参照日中的日影，夜晚考察北极星，以校正东西方向。
朱氏《诗传》说：“树立八尺的表杆，而测量其日出时的日影以确定东西，又参照日中的日影以校正南北。”郑锷说：“三相参合叫做参，已经标记了日出入的日影，又以日中的日影参合，所以说参。参，是用三相来考察。日中的日影，是夏至日的日影吗？其长度是一尺五寸。”应龙说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陈氏曰：「灵台之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又《诗序》言卫文公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则建国之与营国异。建言其始造，营言其筑作也。此言经营之法：国中之广则九里，其方皆三门，四方而十二门也。天子之礼必法天之大数，门宜十二也。朝廷、宗庙之所居处，夷、夏诸侯之所防同，固非九里所能容也，而况上公之礼，国家宫室以九为节，故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歩，奚可以天子之尊，下同上公之节乎？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国也。由是言之，天子外城宜十二里，而匠人营国为城九里者，盖中城也。」郑锷曰：「旁言其国之旁，旁之门有三焉，总四旁而有十二门矣，以象十有二辰之位，分布乎四方也。」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顔氏曰：「经涂九轨」，举经言，见纬涂皆九轨也。郑锷曰：「周人上舆，故制涂之法，足取以容车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锷曰：「市、朝，其地皆百畆。一夫受田百畆，然市有三，朝亦有三，非一夫之地所能容，盖指所治之处言之。市有司次、介次之处，朝有内外、燕之殊，其地皆以一夫为率尔。」陈氏曰：「市、朝皆方各百畆，而无侈制以妨民之居，又可知矣。」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
天子所御之室，在夏曰世室，在殷曰重屋，在周曰明堂，其制一尔。
五室三四歩四三尺
郑锷曰：「其四室则方皆三歩，其广则益以三尺；其中央之室则方四歩，其广则益以四尺。中央者，大室也。大室为尊，故方与广皆异乎四室也。」陈自强曰：「室三四歩，皆室之脩也，中四而旁三也，先言旁而后言中，故曰三四歩；四三尺者，室广之益也，中益四而旁益三也，先言中而后言旁，故曰四三尺。」
九阶四旁两夹窻白盛
郑锷曰：「阶以为升降之等，观《明堂位》言：『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则前有三阶之证。」
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郑氏曰：「门堂，门侧之堂。」郑锷曰：「谓世室门之堂。《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郑锷曰：「《顾命》云『左塾之前，右塾之前』，正谓是也。」又曰：「言门堂三之二，此则各居其一尔。此门堂之室，所谓两室与门各居其分，此取正堂三之二数分而为三也。居门堂东西十一歩四尺，则每室东西得三歩四尺；居门堂西北十一歩四尺，则每堂西北得三歩有竒。」
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郑氏曰：「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应龙曰：「大寝，路寝也。」又曰：「《明堂位》云：『复庙、重防，其屋重檐，因名重屋焉。四阿重屋，意若今之数殿，四畔有散水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歩，涂度以轨。
郑锷曰：「筵即《司几筵》所谓莞筵、蒲筵。筵之制长九尺，夏度以寻，周度以筵，盖以九尺之筵为尺寸之度。堂崇一筵者，堂基高九尺也。五室凡室二筵者，中为五室，一室之广各一丈八尺也。」或问：「明堂之制，古今诸儒之説不一。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其制亦有同欤？」曰：「明堂之制，或以为一殿，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十二堂，或以为十二室，或以为四堂十二室。近代欧阳谦之又谓：『周人五室凡室二筵，此五室须别在明堂之外，未必即明堂之中为之。』此説尤非。」郑氏曰：「世室者，宗庙也。鲁庙有世室。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欧阳谦之曰：「郑氏既言世室为宗庙矣，又言五室象五行分布中央四维，何也？考之于图，则自中央介为五室，土居中央，金木水火四角相接。今考上文堂脩二七，计十四歩以尺计则八十四尺也，而五室之脩则六丈；广四脩一，则十七歩有半，以尺计则百有五尺也，而五室之
译匠人营造都城，方形九里，每边三门。
陈氏说：“《诗经·灵台》篇说：‘开始建造灵台，规划经营它。’又《诗序》说卫文公开始建造城市而营造宫室，那么建国与营国是不同的。建是说开始建造，营是说筑作。这里说的是经营的方法：都城内部的宽度是九里，每边都有三门，四方共有十二门。天子的礼制必须效法天的大数，门应当是十二个。朝廷、宗庙所在的地方，夷、夏诸侯朝见会同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九里所能容纳的，何况上公的礼制，国家宫室以九为节制，所以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步，怎么可以用天子的尊贵，降低到与上公相同的节制呢？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这是侯伯的封国。由此说来，天子外城应当是十二里，而匠人营造的城为九里，大概是内城。”郑锷说：“旁是说都城的旁边，每边有三扇门，总共四边有十二扇门，用来象征十二时辰的位置，分布在四方。”
都城中九条经路九条纬路，经路宽度容得下九辆车并行。
颜氏说：“经路容九轨”，只举经路来说，可见纬路也都容九轨。郑锷说：“周人崇尚车舆，所以制定道路宽度的标准，足以容纳九辆车并行。”
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场和朝廷各占一夫之地。
郑锷说：“市场、朝廷，它们的面积都是一百亩。一夫受田一百亩，然而市场有三个，朝廷也有三个，不是一夫之地所能容纳的，大概是指所治理的地方而言。市场有司次、介次的地方，朝廷有内外、燕居的区别，它们的面积都是以一夫为比率。”陈氏说：“市场、朝廷都是各方圆一百亩，而没有奢侈的制度妨碍百姓居住，也可以知道了。”
夏后氏的世室，堂长二七步，宽是长的四分之一。
天子所居住的室，在夏代叫世室，在殷代叫重屋，在周代叫明堂，它们的制度是一样的。
五室，旁室长三步，中央室长四步；旁室宽加三尺，中央室宽加四尺。
郑锷说：“那四座旁室都是边长三步，其宽度增加三尺；中央的室边长四步，其宽度增加四尺。中央的是大室。大室尊贵，所以边长和宽度都与四座旁室不同。”陈自强说：“室长三四步，都是室的长度，中央四步而旁边三步，先说旁边而后说中央，所以说三四步；四三尺，是室宽的增加量，中央增加四尺而旁边增加三尺，先说中央而后说旁边，所以说四三尺。”
九级台阶，四边各有两个夹窗，墙壁粉刷白色。
郑锷说：“台阶是用来作为升降等级的，看《明堂位》说：‘三公在中阶之前，面向北，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之东，面向西，以北为上；诸伯的封国在西阶之西，面向东，以北为上。’那么前面有三阶的证据。”
门堂占正堂的三分之二，室占正堂的三分之一。
郑氏说：“门堂，是门侧的堂。”郑锷说：“是指世室门侧的堂。《尔雅》说：‘门侧的堂叫做塾。’”郑锷说：“《顾命》说‘左塾之前，右塾之前’，正是指这个。”又说：“说门堂占三分之二，这是各占其一分。这门堂的室，所谓两室与门各占其分，这是取正堂三分之二的数量分为三份。门堂东西长十一步四尺，那么每室东西得三步四尺；门堂西北长十一步四尺，那么每堂西北得三步有余。”
殷人的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阿重屋。
郑氏说：“重屋，是王宫的正堂，像大寝一样。”应龙说：“大寝，就是路寝。”又说：“《明堂位》说：‘复庙、重防，它的屋是重檐，因此名叫重屋。四阿重屋，意思像现在的几座殿，四边有散水。’”
周人的明堂，用九尺长的筵来度量，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宫内用寻来度量，野外用步来度量，道路用轨来度量。
郑锷说：“筵就是《司几筵》所说的莞筵、蒲筵。筵的规格长九尺，夏代用寻来度量，周代用筵来度量，大概是以九尺的筵作为尺寸的度量。堂高一筵，是说堂基高九尺。五室每室二筵，是说中间为五室，一室的宽度各一丈八尺。”有人问：“明堂的制度，古今诸儒的说法不一。夏代叫世室，殷代叫重屋，周代叫明堂，它们的制度也有相同的吗？”回答说：“明堂的制度，有人认为是一座殿，有人认为有五室，有人认为有九室十二堂，有人认为有十二室，有人认为有四堂十二室。近代欧阳谦之又认为：‘周人五室每室二筵，这五室必须另外在明堂之外，未必就在明堂之中建造。’这个说法尤其不对。”郑氏说：“世室，是宗庙。鲁国的庙有世室。重屋，是王宫的正堂像大寝一样。明堂，是明政教的堂。”欧阳谦之说：“郑氏既然说世室是宗庙了，又说五室象征五行分布在中央和四维，为什么呢？考察图形，那么从中央分开为五室，土居中央，金木水火四角相接。现在考察上文堂长二七，计算十四步以尺计算则是八十四尺，而五室的长度则是六丈；宽是长的四分之一，则是十七步半，以尺计算则是一百零五尺，而五室的”
广则七丈。意者堂脩二七、广四脩一者，自为世室之堂尔；五室三四歩四三尺者，又别自为世室之室尔。要知古今明堂不越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之说。自《白虎通》论以后，纷纷不一。唐立明堂，亦是臆说创见。宋袭知聂氏、窦氏作五室之图，盱江李氏又别为之圗说，其后又作《经世图谱》以非其说者，而图谱尤可驳也。盖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凡天子所御之室，制度皆然，非曰世室、曰重屋、曰明堂，各有一屋为之名也。其为屋也，名若有异，而所以为治朝者同此制也。国门外朝诸侯所御者，亦此制也。王适四方廵狩所御者，亦此制也。朱文公谓状如井田，此语尽之。大抵王之所御者有定位，室有定方而无定名。所谓五室，未尝不五室也；所谓十二室，未尝不十二室也。唯闰月无定位，则居于门尔。」郑康成谓明堂者，明政教之宫。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则夏、殷、周王者所御之室，信无以异也。
译宽度则是七丈。大概意思是，堂的长度为二七、宽度为四修一，这是自成一体作为世室的堂；五室之间相距三四步四三尺，这又是自成一体作为世室的室。总之要知道，古今明堂的制度没有超出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的说法。自从《白虎通》论述之后，众说纷纭，并不统一。唐代建立明堂，也是凭主观臆测提出的新见解。宋代沿袭聂氏、窦氏绘制五室的图样，盱江李氏又另外绘制图说，后来他又作《经世图谱》来驳斥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而这部图谱尤其值得驳斥。大抵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凡是天子所居用的房屋，制度都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世室、重屋、明堂各自有一座房屋作为它们的名称。它们作为房屋，名称虽然似乎不同，但用来治理朝政的制度却是相同的。国门外诸侯所居用的，也是这种制度。天子巡行四方所居用的，也是这种制度。朱文公说形状像井田，这句话概括得很全面。大抵天子所居用的房屋有固定的位置，房间有固定的方位而没有固定的名称。所谓的五室，未曾不是五室；所谓的十二室，未曾不是十二室。只有闰月没有固定的位置，就居住在门内罢了。郑康成说明堂是彰明政教的宫殿。这三者有时举宗庙，有时举王寝，有时举明堂，交互言说以表明它们制度相同，那么夏、殷、周三代王者所居用的房屋，确实没有差异。
庙门容大扄七个，闱门容小扄参个。
郑锷曰：「此言门之广狭，扄所以举鼎者。有牛鼎，有膷、臐、膮之鼎。鼎有小大，则扄有长短。牛鼎，鼎之大者，故其扄谓之大扄；膷、臐、膮之鼎，鼎之小者，故其扄谓之小扄。」应龙曰：「庙门，庙之正门也，正门不可不大。庙中之门谓之闱门，北旁出之门也。按《杂记》云：『夫人至，入自闱门』是也。庙门、闱门各取容鼎扄大小以为度者，庙中以祭为主，而祭以鼎为主也。」
路门不容乗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参个。
郑锷曰：「王之五门，一曰臯，二曰雉，三曰库，四曰应，五曰路。路，大也，王寝在是，故以大言之。然应门则人主出而应物之门，故路门虽大而不若应门之尤大。是故路门不容乗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参个，大小所以有差焉。路门之大，足以容两车之半而已，盖其广一丈六尺五寸也。乗车二彻之间广八尺，凡二彻参个，则二丈四尺，应门之大，其广二丈四尺也。」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郑锷曰：「昏义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聴天下之内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故内有九嫔，外有九卿也。然内助非无夫人，而特言九嫔者，盖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夫人则不系以职焉；外助则非无三公，而特言九卿者，盖九卿、二公宏化分职，率属三公，则坐而论道也。于路寝之内，设为九室，使九嫔居之，以教九御而举内治；路寝之外，设为九室，使九卿居之，以理百职而举外治。外之九室，如后世之外尚书省；内之九室，如后世之内尚书省也。王有六宫，九嫔以下分居之，而又有九室以居者，盖时当治事，则居此以考内治也。或谓居者，非特于此治内事，亦于此居。殊不知王有三朝，九卿以下朝焉，未尝有九室而朝也。此则九室九卿朝焉，亦当治事之时，则处此以治朝事尔，非谓于此而朝见天子也。九卿不于九室朝，而谓九嫔居之，可乎？」陈氏曰：「于内九室言居，则九嫔所常居者；于外九室言朝，则朝日处之而已。」
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郑锷曰：「取国之政事九分之，使九卿各治其一。夫惟九卿各治其一，则事各有统，小大毕举，无废务矣。三孤、六卿，孤而谓之卿者，以孤卿同于六命也。」又曰：「司士之摈，则孤卿特揖；朝士之朝，则孤卿位左，谓此也。」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郑锷曰：「宫隅七丈，则宫墙五丈；城隅九丈，则墙身七丈矣。举高者言焉。」陈氏曰：「雉之为物，有分域焉，故墙堵之数取以为名。五板为堵，五堵为雉，则雉之崇脩，取于雉之飞止之数。盖雉飞若矢，一徃而堕。五堵为雉，崇脩放此。」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郑锷曰：「此言诸侯之制当杀于王国也。然近天子者其势屈，逺天子者其势伸，故诸侯于隆杀之中又有高下焉。」又曰：「都在畿内近天子，其势屈也，故以天子门阿之制以为之城制；诸侯在畿外逺天子，其势伸也，故以天子宫隅之制以为之城制。」
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陈氏曰：「言城则先都而后诸侯，内外之序也；言涂则先诸侯而后都，先后之序也。」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集传卷十六 元 毛应龙 撰
匠人爲沟洫
贾氏曰：「古者人耕皆▯上种谷，沟洫之间所以通水。」郑锷曰：「为国之本在农，农民之利在水。春耕夏耘者，农事之有常；旱干水溢者，天时之不常。先王以为天下之大利害者，亦莫若水。故为之沟洫以潴以蓄焉，为农民之利；而又以决以导焉，除田间之害。故命匠人为沟洫焉。」
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
易》斵木为耒，剡木为耜。按《增韵》：「柄曲木曰耒，耒端曰耜。」欧
译宗庙大门的宽度能容纳七根大扄，内室的门宽能容纳三根小扄。
郑锷说：“这是说门的宽窄，扄是用来举鼎的工具。有牛鼎，也有盛膷、臐、膮的鼎。鼎有小大，那么扄就有长短。牛鼎是鼎中大的，所以它的扄称为大扄；盛膷、臐、膮的鼎是鼎中小的，所以它的扄称为小扄。”应龙说：“庙门，是宗庙的正门，正门不能不宽大。庙中的门叫做闱门，是北边旁出的门。根据《杂记》说：‘夫人到来，从闱门进入’就是指的这个。庙门、闱门各自取容纳鼎扄的大小作为标准，是因为宗庙中以祭祀为主，而祭祀又以鼎为主。”
路门的宽度不能容纳五辆乘车并排通过，应门的宽度能容纳三辆乘车并排通过。
郑锷说：“天子的五座门，第一叫皋门，第二叫雉门，第三叫库门，第四叫应门，第五叫路门。路，是大，天子的寝宫在这里，所以用‘大’来称呼它。然而应门是人君出来应对事物的门，所以路门虽然大，却不如应门尤其宽大。因此路门不能容纳五辆乘车，应门能容纳三辆乘车，大小之所以有差别。路门的宽大，足以容纳两辆车的一半罢了，大概它的宽度是一丈六尺五寸。两辆乘车并排之间的宽度是八尺，总共三辆乘车并排，就是二丈四尺，应门的宽大，它的宽度是二丈四尺。”
宫内有九间屋子，九嫔居住在那里；宫外有九间屋子，九卿在那里上朝。
郑锷说：“《昏义》说：‘皇后设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来听理天下的内治；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来听理天下的外治。’所以内有九嫔，外有九卿。然而内助并非没有夫人，而特别提到九嫔，是因为九嫔掌管妇学的法度，用来教导九御，夫人则不隶属于职事；外助则并非没有三公，而特别提到九卿，是因为九卿、二公弘扬教化分任职务，率领属官，三公则是坐着讨论治国大道。在路寝之内，设置九间屋子，让九嫔居住，用来教导九御而推行内治；路寝之外，设置九间屋子，让九卿居住，用来治理百官事务而推行外治。外面的九间屋子，像后世的外尚书省；里面的九间屋子，像后世的内尚书省。天子有六宫，九嫔以下分别居住其中，又有九间屋子来居住，大概是因为当时应当处理事务，就居住在这里来考核内治。有人说居住，不仅仅是在这里处理内事，也在这里居住。殊不知天子有三朝，九卿以下在那里上朝，未曾有九间屋子用来上朝。这里说九间屋子九卿上朝，也应当是处理事务的时候，就处在这里治理朝政罢了，不是说在这里朝见天子。九卿不在九间屋子上朝，而说九嫔居住在那里，可以吗？”陈氏说：“在内九间屋子说居住，那么是九嫔经常居住的地方；在外九间屋子说上朝，那么只是上朝的日子在那里罢了。”
把全国分为九份，由九卿治理。
郑锷说：“把国家的政事分为九份，让九卿各自治理一份。只有九卿各自治理一份，那么事情各有统领，无论大小都能完备，没有废弃的事务了。三孤、六卿，孤而称为卿，是因为孤卿同于六命。”又说：“司士的傧相，那么孤卿特别作揖；朝士的上朝，那么孤卿位在左边，说的就是这个。”
王宫门阿的制度是五雉高，宫角的制度是七雉高，城角的制度是九雉高。大路宽九轨，环城的路宽七轨，野外的路宽五轨。
郑锷说：“宫角七丈，那么宫墙五丈；城角九丈，那么墙身七丈了。这是举高的来说。”陈氏说：“雉这种东西，有分域，所以墙堵的数量取它作为名称。五板为堵，五堵为雉，那么雉的高度和长度，取于雉鸟飞止的数量。大概雉鸟飞像箭一样，一去就落下。五堵为雉，高和长仿照这个。”
门阿的制度作为都城的制度，宫角的制度作为诸侯城的制度。郑锷说：“这是说诸侯的制度应当比王国低。然而靠近天子的势力受屈，远离天子的势力伸展，所以诸侯在隆重与减杀之中又有高低。”又说：“都城在畿内靠近天子，势力受屈，所以用天子门阿的制度作为它的城制；诸侯在畿外远离天子，势力伸展，所以用天子宫角的制度作为它的城制。”
环城的路作为诸侯的大路，野外的路作为都城的大路。
陈氏说：“说城就先说都而后说诸侯，是内外的次序；说路就先说诸侯而后说都，是先后的次序。”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集传卷十六 元 毛应龙 撰
匠人修筑沟洫
贾氏说：“古代人耕种都在田垄上种谷，沟洫之间用来通水。”郑锷说：“治国的根本在于农业，农民的利在于水。春耕夏耘，是农事的常规；旱干水溢，是天时的非常。先王认为天下的大利害，也没有比水更甚的。所以修筑沟洫来蓄水蓄积，为农民的利益；而又用来决开疏导，除去田间的灾害。所以命令匠人修筑沟洫。”
耜宽五寸，两把耜为耦。一耦所挖的沟，宽一尺、深一尺，叫做畎；田首的沟加倍，宽二尺、深二尺，叫做遂。
《易》说砍木为耒，削木为耜。根据《增韵》：“柄曲木叫耒，耒端叫耜。”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