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札卷二

译错了吗？我揣测这就像确立继承人一样，正妻嫁给嫡女，没有嫡女就嫁给长女，嫁给次女，一定是因为嫡女的原因。《尔雅》说：同出一门且年长于对方的称为姒，同出指的是共同出嫁的人，先生是指姐姐，那么姐姐本来就有随嫁的媵妾，姐姐既然有随嫁的媵妾，那么只嫁长女自然不是为了防止什么，只是必定是长庶女罢了。如果是姑姑则不然，姑姑虽然是庶出，也没有作为侄女媵妾的道理，所以媵妾称为娣姒，又称为侄娣，意为主臣。

译恭敬地接受指教：所谓“其德靡悔”，是说他的德行从后事来推究，必定没有可悔恨的地方，必定如此德行才算纯粹。周朝的君主只有文王没有可悔恨的，所以孔子称他为“无忧”。韩愈说：道与德是虚设的名位，所以德也可以有悔恨。《易经》说：“忧虑悔恨吝惜的，存在于细微之处；震动而无咎害的，存在于悔恨之中”，这都是指追悔的悔。臣下恭敬地接受指教。灵台在汉代京兆鄠县，《三辅故事》说：在丰水东边，因为丰水属于鄠县，所以这样记载。如果《三辅黄图》说：灵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灵囿在长安东四十二里，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根据郑玄驳斥《异义》，就是在台下设置囿沼。又《一统志》说：囿中有沼，似乎不同。但仅从诗文来看，首先叙述灵台，接着就说在囿在沼，那么距离就不会太远。况且灵台本来就不在长安西北，凡是《黄图》所记载的，都没有这样的说法。臣下

恭敬地接受指教，灵台难道一定与辟雍相近吗？后人因为诗中连续提到它们，所以这样说。我推测，灵台、辟雍都在郊外，只是灵台在东郊罢了。根据文王建造丰邑在鄠县东边，丰水西边，而《三辅故事》说灵台在丰水东边，那么丰水在丰邑东边，而灵台又在丰水东边，所以知道灵台在东郊。《公羊传》所说灵台在国都东南二十五里，这可以证明。至于辟雍在西郊，根据辟雍是周朝的太学，然而建造它始于文王，所以叫辟雍，是说开始在雍地确立法则罢了。而《振鹭》说“于彼西雍”，就知道在西边；而《王制》说“太学在郊”，就知道在西郊了。后汉“左边是灵台，右边是辟雍”，就是本于此。臣下

恭敬地接受指教：公刘迁往豳地，是因为从戎狄那里迁来的。《史记》说不窋失去官职，流窜在戎狄之间，公刘于是修习后稷的基业而迁往豳地。所以孟子说：“让居住时有积存的粮仓，出行时有包裹的干粮，这样才能开始启程。”大概也是积蓄了很久才迁徙，他发愤图强，唯恐断绝前人的光辉，这就是所谓的“思戢用光”。曹氏说：“不窋居住在豳地，还没有建立国家；到公刘才开始建立国家。”这是认为不窋也居住在豳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公刘又何必迁徙呢？这是错误的。只是旧说认为公刘是从邰迁往豳地，那又不对。邰与豳相距只有一百多里，难道需要积仓裹粮才这样吗？况且他迁往豳地必定靠近邰，正是因为公刘思念旧土，特意选择与邰不远的地方才居住。总之是从不窋流窜的戎狄之间迁来的。如果说夏朝政治衰败，逼迫驱逐公刘所以迁往豳地，更不对。公刘长久以来就想开拓大业，发愤震动，不是被逼迫驱逐的。如果说是被逼迫驱逐才迁徙，那是太王迁往岐山；如果说从邰迁往豳地，那是文王迁往丰邑、武王迁往镐京。全都错了。有人说：“不窋流窜的地方没有考证。”查郡县志，庆州治东南三里有不窋旧城，或许是这样。臣下

恭敬地接受指教。公刘迁往豳地，跟随他的诸侯有十八国。这种说法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从诗中来看，在他相度土地时说：“人口既多又繁盛。”在他规划城邑时说：“这时百姓安居。”在他分配田地时说：“测量那夕阳照耀的地方，豳地居住确实广阔。”在他定居时说：“旅舍密集，芮鞫之地随即安定。”这通篇说：“国家旅居的人，或许当时确实有这么多跟随者，也未可知。”后来太王迁往岐山，而豳地百姓又跟随他，像赶集一样，那么商朝百姓拥戴周朝是旧有的传统。臣下恭敬地接受指教。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百就是朝那，因为豳地泉水多所以叫这个名字。独漙原没有依据，我推测，溥原就是众多原野。豳地多原野，如五龙原、永寿原等，所以诗中“于胥斯原”、“度其隰”在六章中三次提到“原”，那么用众原命名漙原，也就像用多水命名百泉一样。臣下

恭敬地接受指教，《维清》诗序说：“演奏象舞。”象是乐名，如董仲舒说：“武王创作象乐，是对的。”只是不叫“象舞”。查《礼记·仲尼燕居》说：“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那么“象”是管乐，不是舞曲。又查《文王世子》说：“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管演奏象，舞蹈大武。”那么明确“象”是管乐，“武”是舞曲。但《仲尼燕居》又说：“堂下吹管演奏象武，夏籥依次兴起。”它把“管象”与“夏籥”相对，也明确是用管吹奏“象”，用籥吹奏“夏”。只是“象”又加上“武”，不可理解。难道“象”本来象征武功，所以这样说吗？查《祭统》又说：“声音没有比升歌更重的，舞蹈没有比武宿夜更重的。”又把“武宿夜”与“升歌”并列，那么怀疑“武宿夜”或许就是“象”，所以《维清》诗旧有认为是“象曲”的，也有认为是“武宿夜”的，总是因为《维清》继《清庙》之后，“管象”继“清歌”之后，所以这样说。然而这里又把“武宿夜”当作“象曲”了。我推测“象”仍然是“象”，“武”仍然是“武”，之所以能称为“象舞”，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论乐，也有“看见舞蹈象箾、南籥”的话。推测“象”用管演奏，列在堂下，所以叫“下管象”。

译然而堂下合奏音乐时必定伴以舞蹈，所以又说“象舞”。那么舞蹈虽然是舞“武”，但也能够称为“象舞”，因为吹奏“象”乐时不一定不舞蹈。至于它被称为“象武”，又是因为舞“武”时即吹奏“象”乐，所以也能够称为“象武”，因为“象”又属于“武”，这非常明显。唯独认为《维清》这首诗是演奏“象舞”的乐曲，则不然。查考《祭统》既然已经将“武宿夜”作为“象曲”了，又《左传》中见到“舞象箾”，《服防注》说：“箾，是舞曲的名字。因为天下人乐于削去无道之人，所以名叫箾。”那么“象”已经另有曲名了。况且《墨子》说武王自己创作乐曲名叫“象武”，那么“象”与“武”必定都是“武”诗。如今《维清》歌颂“文王”，难道是武王自己创作的乐曲吗？况且“文”也没有“武”可以效法。有人说：“箾”与“武宿夜”都不是“象”曲，“武宿夜”就是《大武》罢了。如果说“象箾”，那是吹奏“象”乐配合“箾”舞，所以得名，这与吹奏“南”乐配合“籥”舞而名叫“南籥”完全一样。只是《维清》这首诗绝对不是“象”曲罢了。臣下谨此陈述。

译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诗经》说“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这里的“训”是“顺”的意思，字在《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子贡引《诗》作“四方其顺之”，这是对的。如果说“顺”与“驯”相同，“顺”作为“训”的解释，是因为“训”“驯”字形相近而误写，那就不对了。“训”本来就有“顺”的意思，《尚书·毕命》说：“子孙训其成式”，也作“顺其成式”。《尚书·无逸》说：“人乃训之”，作“顺之主臣”（此处“主臣”为谦辞，意为“我”或“臣下”）。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于穆不已”。孟仲子解释《诗》作“于穆不似”，意为“似续妣祖”。郑玄笺注又作“已续妣祖”，这无法解释。我推测，“已”是“似”的古通假字罢了。《广雅》说：“己，似也。”《史记·高祖本纪》说前面的夫人、太子都“似”皇帝；《汉书》说夫人、太子都“以”皇帝，可以验证我的说法。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无竞维人”，大家都认为“人”指贤人，唯独《诗集传》认为“莫强于人”，这就与前文“王与宣哲维人”相同了。但是朱熹在《论语章句》中，对于孔子谈论卫灵公的那一章，注释直接引用“无竞维人”来解释，那么他又认为“人”是贤人了。前人解释《诗经》，大概起初就没有固定的说法，如此而已。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成王不敢康”的旧说。把“成王”解释为“成就王业”，就像“成王畏相”中的“成”一样？先代儒者极力辩驳说不是这样，这只是依据《国语》中称道成王的德行，以及“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的话罢了。查《贾子新书》有特别明确的注释说：“后王，指两位后王，即文王、武王。成王，是武王的儿子，文王的孙子。文王有大德但功业未竟，武王有大功但治理未成。等到成王继承王位，以仁德治理百姓，所以称颂昊天。早起晚睡，以继承文王的事业，美好地保持德行，各自遵循其道，所以说‘有成’。”贾谊是汉代的儒者，在毛亨、郑玄之前，他解释《诗经》就是这样。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耆定尔功”。《左传》说：“耆，致也。”耆定就是致定，这是对的。如果《释名》又说：“耆，指也。”《诗经·皇矣》说：“上帝耆之。”《王符论》也作“上帝指之”。有人说：“耆，固然指年老，但也有‘指’的意思。”所以文字从老从旨。《曲礼》说：“六十曰耆，指使是也。”特别因为“指”的上古音浊化，又转作“致”，所以致定就是指定。如《尚书·大诰》说：“率宁人有指疆土。”注释说：“应当有指定先王疆土的道理。”这可以证明。如果郑玄笺注说：“耆，老也。”武王年老纣王的恶行，不急于攻伐，这虽然是“耆”字的本义，但在《武》诗作为乐舞象征武王功业的意义上，却不相符合。无竞之烈，可以战胜殷商。文王开创基业，武王继承并接受，那么与其等到垂老才安定天下，不如指顾之间就安定天下。

上帝耆之，以“耆”为“致”，这是依据《左传》引用《武》诗“耆定尔功”的注释。但是仅以“耆”解释为“致”，不必一定是“致定”。如《随》卦引用《酌》诗曰“耆昧也”，注释只说“致讨于昧”，可以验证。现在一概以“致”作为“致定”，于是把“上帝耆之”也解释为“致定之”，这就竟然把“耆”字当作兼有“耆定”两个字的意思了。莆田郑氏说：“耆，底定也。”又说：“天观察四方之国而底定之。”他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东莱吕祖谦采纳他的说法而不醒悟，为什么呢？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上帝耆之”，有人说“耆”是“嗜”的意思。《楚茨》说“神嗜饮食”，《经典释文》作“神耆饮食”。又《礼记》中有“耆欲将至”，《孟子》说“耆秦人之炙”，《汉书》也说“穆生不耆酒”，又说“大臣骠骑将军贪耆钱”，都是“耆”字。如果说“苟上帝之所嗜者”，那么就应当扩大其规模。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臣工》诗“嗟嗟保介”。《韩诗外传》把“保介”解释为“保其介然之德”，这是根本义。只有郑玄笺注把“保”解释为“衣”，把“介”解释为“甲”，说君王的车驾必有甲士作为骖乘，也就是所谓的车右。这正好与《月令》中“王乃亲载耒耜，指之于参保界之御间”相符合。朱熹又把“保介”解释为农官的副手，必定认为车右与劝农无关，完全没领悟到在车中四顾，于是呼唤车右而咏叹，也是可以的。不然的话，群臣百官又何必都掌管农事和啬事，而开口闭口都是这样呢？况且农官又哪里见过名叫“保介”的呢？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臣工》、《小毖》诗都不使用，在意义穷尽处押韵。如《臣工》诗“来咨来茹与‘如何新畬’相合；《明昭》上帝与‘奄观铚艾’相合；《小毖》诗“莫予荩蜂”与“肇允彼桃虫”相合；“拚飞惟鸟”与“予又获于蓼”相合；《汉铙歌乐府曲》与《鸟生》八九子相和歌辞等用韵，比较来看就是这样。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关于《生民》篇末章：“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登、升押韵，歆不押韵。后稷开始祭祀，庶几没有罪悔，以迄于今，祀、悔押韵。今又不押韵，实际上是今、歆隔句相合。后世的铭颂比较来看，“野有蔓草”章三韵相合，“零露”是平声，“清扬”是上声，“适我愿

译“去”字。“正月”篇又因阴雨困窘，于是抛弃了你们的辅佐，希望长者能来援助我。“民劳”篇说最终可以稍得安宁，不要使正义反转为邪恶，因此大力劝谏，这些都与后世的词赋歌曲相比，看待这君臣关系。

译恭敬地禀告老师，《桑柔》篇的教导已领受完毕，其辘轳韵如下：“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乐，瘼此下民。”“柔”与“乐”相合，“旬”与“民”相合。至于该篇的末章，则又不同于此：“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然说到“匪予，既作尔歌”，这六句似乎通而不押韵，所以朱子也终究不能使之相合。考察起来，“戾”与“詈”相合，也能与“歌”相合，这又是扇对隔合，与辘轳韵不同，然而又与《卬盛于豆》章的隔合有所不同。考据古字，“歌”字写作“可”，所以“可”也音“歌”，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烈文》篇首章：“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以“公”与“疆”相合，这是首句用韵的情况。次章：“无封靡于尔邦，惟王其崇之；�兹戎功，继序其皇之。”以“邦”与“皇”相合，“崇”与“功”相合，这又是交股用韵的情况。这在古韵中又是另一种变格。臣下恭敬地禀告老师，《烈文》篇末章：“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前四句以“之”字助韵，与《我将》篇的格式相同。最后一句“王”与“忘”在句中藏韵，与东汉太学中的各种谣谚格式相同。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载见》篇前半部分，是一句一用韵，即汉代柏梁诗的格式；后半部分，是三句一用韵，即秦人功德碑的格式。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潜》诗是两句一换韵，相合之处即六朝诗《东飞伯劳歌》的格式，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何彼秾矣？”与“曷不肃雍？”隔句相合；“唐棣之华？”与“王姬之车？”隔句相合，这是辘轳韵的法则吗？但是“华”应当与“敷”相合，朱子为何唯独不使“华”与“车”二音相合？起初对此感到疑惑。后来读《朱子语类》，其中有云：相合的韵以首韵为准则，假设如“有女同车”，“车”是首韵，那么次句“颜如舜华”，“华”应当读作“敷”吗？如同“何彼秾矣？”“唐棣之华”，“华”是首韵，那么“华”读本音，而将“王姬之车”的“车”字读作“尺奢”吗？这是因为“华”与“车”原本都读“奢”音的缘故吗？完全不明白古文中“华”没有读作“哗”的。《尔雅》说：“华，荂也。”江东人称“华”为“荂”，音“敷”。《释文》说：古读“华”为“敷”，所以《郑风》“颜如舜华，佩玉琼琚”；《楚辞》“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可以验证这一点。至于“车”字，则古文中从未读作“尺奢”的。《易经》说：“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战国策》的歌谣说：“食无鱼，出无车”；淳于髡劝田文辞官时说：“洿邪满车，洋洋有余”，都是从“车”音。所以刘熙解释“车”说：古时候叫“车”，声音像“居”，意思是行走的地方就像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叫“车”，读作“尺奢”，意思是舍弃，行走的地方就像居住的房舍一样，也是因为古时候叫“居”，现在才开始叫“尺奢”罢了。如果韦昭说：“车”字从汉代开始才有“居”音，这是妄语。《朱子语类》的说法也不正确。只是《困学纪闻》说朱子《诗集传》并注两音，以音“敷”为先，考据今本《集传》并没有这样，臣下谨此禀告。

《毛诗》的合韵，旧时想要通辑编入《韵录》一书，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曾经与抄写官辨析“莫往莫来”的诗句，多有去除反切的情况，所以其论述颇为清晰。总共八九封信札，现在略去其大略，保留六封。只是他所引用的内容则没有遗漏。我认为“来”与“思”，“灰”与“支”的关系。“灰”因为韵的转化而从“支”，因为“灰”的韵绝，都是“支”音。这不必读“来”为“犁”。然而古文中确有将“来”改为“犁”的文字，这就不通了。

恭敬地禀告老师，《集传》中凡是“来”字都相合“犁”字，或者偶尔有不相合的，是因为“来”原本入灰韵，所以遇到其他有灰韵的字，就只从“来”字的本音，不相合，所以“终风且霾”。只将“霾”音读为“埋”，不相合“貍”，而且不相合“惠然肯来”，“来”字这些都是因为“来”原本属于灰韵，无需转合罢了。我却认为“来”字的本音只有“犁”音，无所谓相合，直接读“犁”罢了。纵然遇到其他字入灰韵，如“霾”字，也直接转合从“犁”音，那些认为“来”属于灰韵的说法，则是后起的谬误。《左传》“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吴《鼓吹曲》“启皇基，垂将来”，《穆天子传》“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直接读“犁”，难道只是这首诗吗？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匡衡歌中没有解说诗，匡鼎来，魏武帝《气出唱》敬神，齐道自来，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太公六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黄帝巾机铭》说：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贼人将来。乐府《黄淡思歌》，归！归！黄淡思，逐郎还。去吧！这四字、五字诗句都是如此，而且有六七字乃至长句。如《楚辞·九歌》说：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柏梁诗》说：日月星辰昭四时，骖驾驷马同梁来。庞士元于忽操束，王良之手兮后车之前行。险既以覆兮后逐逐，其后犹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臣下谨此禀告。

恭敬地禀告老师，“来”字，难道只是读“犁”？甚至有直接写作“犁”的，商国的莱侯，就是犁侯了。伏羲的《扶来歌》作《扶犁歌》，这哪里是用韵呢？北山有莱

译（此字），指的是蔓生的花。所以北山有莱草，也与邦国的根基相合。如果说《尚书》中帝告沃，本是帝喾来沃，难道就符合吗？况且刘向在封事中引用《诗经》“贻我来牟”，写作“贻我〇牟”，这虽然是《诗经》中的字，但并非因为底本相合。又明显的是，臣谨遵教诲。《春秋公羊传》中“郑伯于时来”，《公羊传》写作“祁黎”，就是后来荥阳县的〇城。吴人攻打州来，《春秋》中的“州来”就是钟离，本是楚国的州犂，后来改名，才叫钟离。那么“来”就是“犂”，也就是“〇”，也就是“黎”，也就是“离”了。臣

译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大射》篇中“貍首”的注解说：“‘貍’的意思是‘不来’，指射杀那些不来朝见的诸侯。”所以徐广在《封禅书》的注中说：“貍的别名是不来。”而《方言》又说：“〇，在陈、楚、江淮之间称为防，在关西称为貍。”那么，“来”本来写作“貍”，即使“不来”也写作“貍”了。又《公羊传》说：“在棠地观鱼，是登来（得利）的意思。”登来就像俗话说的得利。《春秋》记载楚国灭掉赖国，《谷梁传》写成“灭厉”；《汉书》中“无俚”写成“无赖”。凡是把“利”写成“来”，把“俚”写成“赖”，这就是“来”字读音的转化，尚且还有这样的情况，何况是本音呢？所以知道“来”字一定没有其他读音。如果【阙】“厉”字合并才开始成为“赖”字，那么对于字形的讹误，谁又能预先合并读音来等待它呢？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晋代挚虞认为诗中有九字句，如“泂酌彼行潦，挹彼渫兹”等。颜延之反驳他，说诗的体裁本来没有九字句，如果有，声音节奏就会拖沓迟缓，不符合金石乐器的节拍了。这是对的。现在又有人说有十一字诗，如“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胡取禾三百廛？胡瞻尔庭有悬貆？”因为“穑”“猎”不押韵，而“廛”“貆”押韵，以此认为是十字、十一字句，那么七言诗中隔句取韵的，也应该称为十四字诗了。诗凡是能够断句的，即使中间没有押韵，也是一句，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虽然“菜”“女”不押韵，也不能称为七字句。有人说《小招》说：“涉江采菱，发阳阿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这是齐梁七言诗的开端，那么又怎能说始于《诗经》呢？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诗固然有借助上句来取韵的情况，但也有不这样做的，如《周颂》中的《我将》之类就是。“我将”这首诗以“三之”字相合，这就是韦〇成诗“赫赫显爵，自我队之。防防附庸，自我招之”的开端，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如果其他有偶合取韵的情况，像这样终究是图亶其然吗？这类情况在历来诗句中多有存在，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有人说：“遘闵既多，受侮不少。”这是转对（转折相对）的开端；“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这是开对（开头相对）的开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承合（承接相合）的开端；“抑抑威仪，维德之隅。”这是嫌合（避忌相合）的开端。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庶见素冠兮”，一章三句相合，这是《大风歌》的开端。“嘒彼小星”，一章四句，两句相合，第五句又相合，这是《前溪歌》的开端。“于以采苹”，一章四句，轻重相合，这是《乌栖曲》的开端。“麟趾”“驺虞”，防止句子不相合，这是《董逃》《上留田》的开端。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毛亨、郑玄认为《敬之》这首诗，前章六句是群臣进言，后章六句是成王回答，一首诗分为两截，以下是唱和的体裁。但是一人可以作数首诗，没有数人作一首诗的。所以朱熹认为上章是成王叙述群臣的话，下章是自己回答的话。这就是杜甫《短歌行赠王司直》诗，以前五句代替王司直说话，后五句自己回答的开端。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

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那》诗毛传作一章，朱熹判作五章，但仍然说是一章二十二句。查考《鲁语》闵马父引用“自古在昔”四句作为“辑”的乱辞，说诗的人认为不应该合并为一章。但是历来诗章的划分与乐章的划分不同，诗本来是一章，而配乐的人必定要分解它，所以诗可以合并，而乐章则断无不解分的例子。如乐府《东门行》本来是一章，而晋代乐工演奏时一章分为四解；魏文帝《艳歌何尝行》本来是七章，而晋代乐工演奏时把前一章判为“艳”，后一章判为“趋”，这是明显的。《那》诗虽然是一章，但闵马父以乐章为例，则有“辑”有“乱”。所以朱熹既为之划分，又为之合并，或许是防止误解吧。但乐章分解自为节次，不以押韵和意义作为起绝的标准。假如《清庙》诗是一句一唱三叹而成四韵，那么一句自为一章；而《武》诗“于皇武王”本来是七句，《左传》说“其卒章曰耆定尔功”，那么也是一句为一章的。所以《清庙》《维清》《般》《武等诗都通体无韵。那么分解节次原本不必拘限于韵脚，如朱熹所划分的那样。而且他说“辑成也”，以乐章既成则辑之以为乱，这就像“绎如以成”的“成”一样，也可以解释为“趋”。如乐府前为“艳”，后为“趋”，“趋”是急促的意思，说乐章应当急促。“辑”是“趋”“促”字音的转化罢了。盖乐章有缓急，当其既急时，即使是《关雎》这样的大篇也可以作为“辑”，当其尚缓时，必定以《我行其野》这样的短章才开始作为“乱”，这是容易明白的。所以《那》诗“顾予蒸尝”两句话，向来曾回答说应当是羡辞。因为闵马父引诗没有这两句话，推测是次诗《烈祖》篇末两句错简在这里。这就像魏文帝《临高台》篇以“中有黄鹄”语，于是取《黄鹄》行古辞杂入一例。现在查考，这两句两诗并列，或者像《信南山》《甫田》末“报以介福，万寿无疆”，《乐府》“延年万岁期，陛下寿万年”等，应当是乐例，未可知也。信然，那么这在乱之外，别是一体。犹《楚辞》《湘君》《湘夫人》两歌

译它的末章都有“捐予佩兮江中”这四句话，可以验证这一点。只是古乐已经失传，不能确切地实行这种说法罢了。臣子恭敬地接受教诲：天命多所开辟，在禹的功业基础上设立都城，这是用兵的时候。却立刻去开拓疆土，为什么呢？也是说用兵，正是为了开拓疆土打算。遵守文治的人不用兵，国家就会日益缩小。所以《立政》说：“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上禹的足迹，遍行天下。”这与这首诗正好相同。《召旻》说：“从前每天开拓国土百里，如今每天缩减国土百里。”所以周朝因开辟江汉地区而兴盛，因失去汧渭地区而衰落；汉朝因开辟边境地区而强盛，因放弃珠崖郡而衰弱。臣子。

译诗札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