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呻吟语 明代 吕坤著

明万历刻本 两卷

序

性命

存心

伦理

谈道

修身

问学

应务

养生

天地

世运

圣贤

品藻

治道

人情

物理

广喻

词章

序

呻吟，是生病时的声音。呻吟语，就是生病时说的话。病中的痛苦，只有病人自己知道，难以向他人诉说；也只有生病时才能觉察，病好了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我从小昏聩体弱多病，生病时呻吟，就记下自己的痛苦来自我悔恨说：“要谨慎防病，不再生病。”不久后因为不谨慎，又生病了，就又记下。大概各种疾病都经历过了，多得记不完。一种病经历多次，终究不能引以为戒。俗话说：“多次折断手臂就能成为良医。”我却折断了九次手臂。沉疴旧疾年年不断，呻吟声还像昨天一样。唉！多病的人没有完整的身体，久病的人没有完好的元气，我奄奄一息苟延残喘，还算得上是人吗！三十年来，所记录的《呻吟语》，共有若干卷，带着它来自我疗治。

司农大夫刘景泽，修养心性，平生没有什么呻吟之事，我非常喜爱他。前段时期一起在雁门共事，各自谈论自己的痛苦，我拿出《呻吟语》给景泽看。景泽说：“我也有一些呻吟之事但没有记录下来。我们人的病痛，大体相同。你既然已经记录下来了，何不公开给众人？这有三方面的益处：治病的人，看到你的呻吟，能救起将死之人；同病的人，看到你的呻吟，能医治各自的病痛；没病的人，看到你的呻吟，能谨慎防范未发生的病。这是你以自身向天下人示警，而受益的人众多。既然你自己不能痊愈，却能治愈别人，难道不是好事吗？”我惊讶地说：“病中的话是狂言，又用这些狂言去迷惑他人的听闻，可以吗？”于是挑选那些狂言中不太严重的保留下来。

唉！假使我能苟且存活，应当寻找三年的陈艾，强健这残存的寿命，怎敢以沉疴自弃？景泽，景泽，你大概能医治我吧！

万历癸巳年三月，抱独居士宁陵吕坤书写。

性命

正命，是保全了正当的理，全备了初始的元气，未曾因我而损害它，即使戴着刑具而死，也不损害那人属于正命。如果初始的元气被凿丧，正当的理不完备，即使在正寝中寿终，恐怕也不属于正命。

德性以收敛沉着为第一，在收敛沉着之中又以精明平易为第一大段。收敛沉着的人，害怕含糊不清，害怕深险难测。浅薄浮躁的人虽然光明通达，却不是蓄积德行的器量。

有人问：“人将死时见到鬼神，是真的呢？还是虚幻的呢？”回答说：“人清醒时所见为真见，做梦时为妄见。灵魂游荡而不依附身体，所以随着所去之处而见到事物，这是外在的妄见。精神与心离合而不安定，所以随着所接触的事物而形成景象，这是内在的妄见。所以至人无梦，愚人无梦，是因为没有妄念。人将死时，就像做梦一样，灵魂飞扬而精神在眼中混乱，气息浮散而邪气侵入心中，所以所见都是妄见，并非真有。有的将死之人见到有人拘系自己，更是妄见。异端邪说深入人的骨髓，将死时恐惧，所以常常好像有所见。如果死一定有召唤的人，那么牛羊蚊蚁的死，果然也有召唤的人吗？大抵草木的生长枯萎、土石的凝聚消散，人与众生的生死、始终、有无，只是一个道理，更没有其他的说法。万一有，也是怪异之事。”

气，没有终结的时候；形，没有不毁坏的道理。

真机、真味要涵蓄，不要点破。其中的妙处无穷，不可言说比喻，所以圣人无言。一旦说出口，一年也说不尽，又变得散乱淡薄，没有一些可以咀嚼的地方了。

本性不可使其亏欠，所以它的取数常常多，叫做穷究事理，叫做尽性，叫做通达天道，叫做入神，叫做致广大、极高明。情欲不可使其多余，所以它的取数常常少，叫做谨言，叫做慎行，叫做约束自己，叫做清心，叫做节制饮食、减少嗜好欲望。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六合原本是一个情欲的世界，所以万物因此相互苦乐，而至人圣人不参与其中。

凡人光明博大、浑厚含蓄，是天地之气；温煦和平，是阳春之气；宽纵任物，是长夏之气；严凝敛约、喜好刑罚杀戮，是秋之气；沉藏固啬，是冬之气；暴怒，是震雷之气；狂肆，是疾风之气；昏惑，是霾雾之气；隐恨留连，是积阴之气；从容温润，是和风甘雨之气；聪明洞达，是青天朗月之气；有所禀受的人，必定有所相似。

先天之气，发泄之处不过毫厘；后天之气，扩充它，必定达到极致的分量。其实分量极致的地方，原本是在毫厘之中有的，如果毫厘之中原本没有，便是一点也增加不去。万物的形色才情种种都可以验证。

蜗牛藏在壳里，烈日经年而不干枯，必定有不干枯的原因在，这就叫做以神运用先天造物命脉之处。

兰花因火而香，也因火而灭；膏脂因火而明，也因火而竭；火炮因火而发声，也因火而泄气。阴，是用来保存的；阳，是用来消亡的。难道只是声色、气味如此吗？世人知道郁结是足够的，这就叫做万年之烛。

火性发扬，水性流动，木性条畅，金性坚刚，土性重厚

译化生万物的道理也是如此。

单一则显现本性，成双则产生情欲。人没有成双而能保持清静的，物没有成双而没有声响的。

声音没有形状颜色，寄托在器物上；火没有实体，寄托在柴草上；颜色没有依托，寄托在草木上，所以五行之中只有火没有实体，但作用却无穷无尽。

译人的念头，与气血一样，都是随着生命进程而消长变化的。四十岁以前，人心处于进取阶段，见识尚未定型，却敢于有所作为；四十岁以后，人心趋于安定，见识已经确定，做事便有了斟酌考量；六十岁以后，人心走向退守，见识虽然真切，但精力已经不振。未必每个人都是这样，但这却是大致的规律。古代人四十岁出仕，六十岁或七十岁退休，大概正是审慎考察了这种规律。也有人在年少时退缩，不承担事务，萎靡不振如同死人；也有人在年老时狂躁妄动，喜欢惹事，这些都不符合常理。如果把见解敏锐、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当作能担当重任的人，把念头灰冷、暮气沉沉的老者当作老成持重的人，那就错了。邓禹沉稳坚毅，马援老当益壮，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但哪里是多数呢！

命运本来由天决定，君子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小人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君子用道义来对待命运，如果不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就不去接受，命运不值得为此担忧；小人用欲望去冒犯命运，明明得不到却一定要得到，命运不肯接受。但是君子说命运在我手中，是顺应天命原本的样子；小人说命运在我手中，是侥幸于气数或许会实现。所以君子的心常常安泰，小人的心常常劳碌。

性，是理和气的总称。没有不善的理，也没有全善的气。论述性善的人，纯粹是从理的角度来说的；论述性恶或善恶混合的人，是兼从气的角度说的。所以经传中说性各不相同，只有孔子没有弊病。

气质和习气，是求学者的两大障碍。仁者与义者互相指责，礼者与信者互相背离，这都是气质造成的障碍。梳高髻的人嘲笑梳低髻的人，穿长袍的人讥讽穿短袖的人，这都是习见造成的障碍。大道彰明，引导天下的气质回归正道，即使不能全部回归，也不敢用自己偏颇的见解去伤害别人了；王制统一，使天下的趋向相同，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不敢用自己习惯的偏见去伤害别人了。可悲啊！这重任由谁来承担呢？

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子女完整地归还给父母，头发皮肤保持父母赋予的初始状态，没有丝毫毁伤，这是父母的孝子；上天完整地生下我们，人完整地归还给上天，心性保持上天赋予的初始状态，没有丝毫缺欠，这是上天的孝子。

虞舜的朝廷不专门谈论性善，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有人说：“人心不是性。”回答说：“不是性也可以，但它也是阴阳五行化生的吗？”六经不专门谈论性善，说：“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百姓，他们就有恒常的性。”又说：“上天生育众民，有欲望而没有主宰就会混乱。”孔子不专门谈论性善，说：“继承天道的是善，成就天道的是性。”又说：“本性相近，只有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刚说相近，就不是完全一样了。相远是从相近开始的。子思不专门谈论性善，说：“修治道就是教。”如果性都是善的，道怎么还需要修治呢？孟子不专门谈论性善，说：“对声色、臭味、安逸的喜好，是性。”有人说：“这种性是好性。”回答说：“好性为什么君子不这么说呢？”又说：“动心忍性。”善性哪里可以忍受呢？狗的性，牛的性，难道不是性吗？狗、牛的性，也是仁、义、礼、智、信的性吗？仔细推究，狗的性还是狗的性，牛的性还是牛的性吗？周敦颐不专门谈论性善，说：“五性感发而善恶分开，万事就产生了。”又说：“几微之处就有善恶。”程颢不专门谈论性善，说：“恶也不能不称为性。”大概谈论性善的人，重视义理而不谈论气质。这从孟子驳斥诸家开始，后来的儒者就主张这种说法，而不敢有不同意见，这是没有观察天地万物的实情。义理固然也是天赋的，气质，难道也是人为的吗？不用说普通人，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难道是一样的气质吗？我冒昧地提出一种说法：“义理之性，有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气质也是天命赋予人而与生俱来的，不称为性可以吗？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不明了。”将性和气分成两项，就不透彻了。张载以善为天地之性，以清浊纯驳为气质之性，似乎觉得支离破碎。其实，天地只是一个气，理在气之中，赋予万物，才以性来说。所以性字从生从心，是说有生之心。假使没有气质，只是一个德性，人人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千古圣贤千言万语，教化刑罚，都是多余的了，何必如此辛苦呢？这都是为了降伏气质，扶持德性。在此立下这个论点，等待千百世之后的人来驳斥。

性，有一个母体生出五个子体。五性，是一性的子体。情，是五性的子体。一性是静的，静属于阴；五性是动的，动属于阳。性本来浑然一体，至静不动，所以说：“人生下来是静的，这是天的本性。”刚说性，就已经不是性了。这是一性的说法。

宋儒对孟子有功劳，只是补出了气质之性，省了多少口舌！

问：“禽兽草木也有性吗？”回答说：“有。”再问：“它们的产生也是天命吗？”回答说：“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怎么能不是天命呢？”

有人问：“孔子教导人，性不是首要的。”回答说：“圣人开口说的都是性。”

水没有渣滓，碰到土就浑浊；火没有烟气，碰到木就生烟。性没有两种，碰到气质就沾染。

满方寸之心完全是一个德性，没有分毫

译私欲消除，便是一心之仁；六尺之躯浑然成为一个冲和的整体，没有丝毫病痛，便是一身之仁。充满天地之间浑然成为一个身躯，没有丝毫间隔，便是融合天下以成就其仁。仁是完整的本体，没有毫发之欠缺；仁是纯粹的本体，没有细微的瑕疵；仁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丝毫人为造作。众人将一心分割为胡地与越地（指彼此疏远对立），圣人则汇聚天下以成就自身。我常说：“天地之间没有物与我的分别，万古岁月如同一呼一吸。”

译存心

心要像天平一样，称量物品时，物品忙碌而天平并不忙碌；物品拿走时，天平便悬空静止在那里。只要保持宁静、虚空、中正，是何等自在！

收敛放逸的心，不要像追赶跑掉的小猪那样，既然已经把它关进笼子里，就要让它从容闲适，没有拘束逼迫和懊恼的样子。如果怨恨它难以收敛，一直把它束缚在这里，这与让它放逸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因为两者都归于没有收获。所以一旦再放逸，就会狂奔逃逸，无法收拾。君子的心，就像训练老鹰和驯养野鸡，搏击飞翔时，主人一点也不防范约束，等到回到臂上、庭院中，却那样忘机自得，一点也不惊惧。

做学问的人只须在每件事上留心，一点也不肯马虎，道德事业的进步，就像流水一样自然。

不动怒气，事事都好。

心是否放逸，要从邪正上来说，不要从出入上来说。比如高卧山林，心游朝廷；身处衰败的时代，梦想唐尧虞舜的盛世。游子思念亲人，贞妇怀念丈夫，这是放逸的心吗？如果不论邪正，只计较心的出入，那就是禅定的学问了。

有人问：“放逸的心如何收敛？”我说：“你提出这个问题，心就已经收敛了。这放逸与收敛很容易，心一昏沉就出去了，一清醒就在这里。”

常使精神集中在心目之间，就有主宰而不迷乱；在与外物接触时，只要稍微昏沉，就是胡乱应酬。难道没有偶尔巧合的时候吗？终究不是心上经过的，最终没有长进，好比梦中吃饭，怎么能吃饱呢？

防范欲望就像拉逆流而上的船，一松劲就向下游漂去；力行善事就像攀爬没有枝干的树，一停脚就坠落。因此君子的心，无时不在敬畏之中。

一个善念萌发，还没说到扩充，且先要持守住，这是万善的仓库。如果随来随去，不再操持存养这颗心，就像驿站一样，终身没有主人居住了。

一千天积累道义，禁不起一刻内心不安，因此君子瞬间存养，无一刻不在道义上。他们防范不义，就像千金之子防范盗贼，害怕被饿死，所以如此。

没有独处时省察的功夫，做不了宇宙的伟业。

君子口中没有惯用的套话，是因为存养本心的缘故。所以说：“修饰言辞，确立诚信。”不真诚，怎么能修饰言辞呢？

一念收敛，万善就会来汇聚；一念放纵，百邪就会乘虚而入。

触犯法律，还可以逃避；触犯天理，更没有地方存身。只有我的心才放不过我。因此君子畏惧天理甚于畏惧法律。

有人问：“鸡鸣而起，如果没有接触外物，如何行善？”程子说：“只要主敬就是善。”我认为：只有圣人在未接触外物时何思何虑？贤人以下，刚醒来时，立刻就会动念头，或是昨天已做的事，或是今天该做的事，便来到心上。只看这念头如何，如果一念向好处想，就是舜身边的人；如果一念向不好处想，就是跖身边的人。如果念头中是善，但本意却有所图谋，这又是舜中的跖，渐渐就会向跖那边去了。这是关键的功夫。此时克制私欲更觉得容易，检点更觉得精明，所谓“去恶在细微，持善在根本”也。

眼中若有花，看万物都是虚妄的；耳中若有声，听万物都是虚妄的；心中若有物，处理万物都是虚妄的。因此这颗心贵在虚空。

忘是无心的毛病，助长是有心的毛病。心要从容自在，在有无之间活泼。

“静”这个字，十二个时辰离不开，一刻离开就乱了。门整天开合，门轴常静；美丑整天往来，镜子常静；人整天应酬，心常静。只有静，才能主宰动，如果追逐动而去，应对事情一定不明晰。即使是睡觉时这念头不静，做个梦也是胡乱的。

把意念沉潜下去，什么道理不能得到？把志气奋发起来，什么事不能做？现在的学者，用浮躁的心去观察道理，用萎靡的心去面对事情，只是模糊地过了一生。

心平气和，这四个字非涵养不能做到，功夫只在定住火性。火定则百物都能照见，万事都能得理。水明而火昏。静属水，动属火，所以病人火动则躁动狂乱，等到苏醒安定，完全不能记得。苏醒安定，是水澄清而火熄灭。所以人没有火不能生，没有火不能死；事没有火不能成，没有火不能败。只有君子善于处理火，所以身安而德滋。

在可以怨恨、愤怒、争辩、诉苦、欢喜、惊讶的时候，气息非常平和，这是多大的涵养。

天地间真正的滋味，只有静者能尝得出；天地间真正的关键，只有静者能看得透；天地间真正的情景，只有静者能题破。做热闹的人，说轻率的话，难道没有偶尔的收获吗？都是巧合罢了。

没有甘心快意而不殃及自身的。只有理义愉悦我的心，却步步是安乐的境界。

问：“慎独如何解释？”答：“先要认住‘独’字。‘独’字就是‘意’字。在人多广坐、千军万马中，都有个‘独’。只要这意念发出来是大中至正的，这不劳慎，就将这‘独’字做去，便是天德王道。这意念发出来，九分九厘是对的，只有一厘苟且为人之意，便要点检克治，这便是慎独了。”

用三十年心

译极力想去除一个“伪”字却做不到。有人说：“您完全崇尚真实了。”我说：“所谓的伪，难道一定体现在言语行为之间吗？真心为民，夹杂了一丝希望别人感激自己的念头就是伪；真心行善，夹杂了一丝希望别人知晓的念头就是伪；道理上该做到十分，只争那一毫未能满足就是伪；急切地趋向道义，稍有二三心就是伪；白天所做的都是善事，而睡梦中却有邪僻的干扰就是伪；心中有九分诚意，外表却做得恰似十分就是伪。这只是内心觉察到的伪，其余的伪都不能去除，恐怕会逐渐浸染，导致邪恶蔓延到言语行为之间。”

译自己身上的长处要隐藏几分，这是为了涵养蓄积以培养深沉；别人身上的短处也要隐藏几分，这是为了浑厚宽宏以培养博大。

忍耐，是思考事情的第一法则。安详，是处理事务的第一法则。谦让退避，是保全自身的第二法则。包容涵容，是与人相处的第一法则。将富贵、贫贱、生死、常态与变故都置之度外，是修养心性的第一法则。

胸中的境界，要能看出春天并非只是繁华、夏天并非只是畅达、秋天并非只是萧条、冬天并非只是枯槁，这才算是我真正的境界。

大丈夫不怕人，只怕理；不依仗人，只依仗道。

在宁静中审视物欲，就像业镜照出妖怪一样清晰。

浮躁的心、轻浮的气、浅薄的衷情、狭隘的度量，这八个字，是增进德行的人最大的忌讳。去除这八个字，只需要一个字，那就是：“主静”。静则凝重。在静中，境界自然宽阔。

士人君子要修养心气，心气一旦衰退，天下万事，丝毫都做不成。冉有只是心气不足。

主静的力量，大于千头牛，勇猛于十只虎。

君子能把这颗心洗涤干净，那么天地之间就看不到一丝尘埃；能把这颗心扩充到极致，那么天地之间就看不到一点阻碍；能把这颗心修养得安定，那么天地之间就看不到一点恐惧；能把这颗心持守得坚定，那么天地之间就看不到一点困难。

人只要心不放纵，就不会有过失差错；只要心不怠慢疏忽，就不会有遗忘。

胸中只要摆脱一个“恋”字，就会十分清爽洁净，十分自在。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只是这颗心沾泥带水，明明知道该断，却不能割舍罢了。

盗贼只是欺骗人。这颗心有一丝欺骗人、一件事欺骗人、一句话欺骗人，别人虽然不知道，就是尚未被发觉的盗贼。言语如此而行为欺骗，是行为成为言语的盗贼；内心如此而口舌欺骗，是口舌成为内心的盗贼；刚发出一个真实的心，突然又发出一个虚伪的心，是心成为心的盗贼。谚语说：“瞒心昧己。”这话意味深长啊。欺世盗名，过错太大；瞒心昧己，过错更深。

这颗心如果真有不可蒙蔽的真知、不可强迫的定见，即使割断舌头也可以，决不可顺从别人的许诺。

刚说要睡觉，便睡不着；刚说要忘记，便忘不掉。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私心。去除了这个私心，便是四通八达，六合之内没有一丝界限。要去除私心，必须时时反省：这个念头是为了天地万物？还是为了我自己？

眼睛不容一粒灰尘，牙齿不容一根草芥，这并不是我天生固有的。为什么灵台（心）内那么多荆棘杂草却自己容得下？

手有手的道理，脚有脚的道理，耳目鼻口有耳目鼻口的道理。但这些家伙都是奴婢，都听从天君（心）的使唤。用正道使唤它们，它们就顺从；用邪道使唤它们，它们也顺从。它们自己没有罪过，如果有罪过，都是天君承担。

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着，万事不得自然。

处在庄严的地位、众人的面前、令人震惊恐惧的场合，而心动气慑，只是涵养不够坚定。

长时间看同一个字，熟字也不认识；长时间注视静止的物体，静物好像也在动。由此可知，蓄积疑惑的人，会扰乱真知；过度思虑的人，会迷失正确的应对。

常让天君做主，各种感官感受做客，这样就好。只与它们平起平坐，已经亵渎了它尊贵的本体。如果跟着它们走来走去，被它们愚弄欺骗，这是小孩子，这是真正的奴婢，有什么面目坐在灵台上？役使四肢百骸，真是可羞可笑！（示儿）

不存养本心，看不出自己的不是。只在动静、语默、待人接物、应对事务时，每件都想一想，便发现浑身都是过失。必须行动符合天理，然后才算正确。日常用度间，怎么疏忽得了一时？求学的人要思考这一点。

人生在天地间，没有一天不动念头，就有动念头的道理；没有一天不说话，就有说话的道理；没有一天不处理事务，就有处理事务的道理；没有一天不与人交往，就有与人交往的道理；没有一天不整理物品，就有整理物品的道理；以至于怨恨愤怒、欢笑歌唱、悲伤感叹、顾盼指示、咳嗽吐唾、涕泪鼻涕、隐微曲折、仓促颠沛、疾病危亡，无不各有道理。只是时时体认，件件讲求。细微的行为小物，尚且追求合乎法则，常理大节，岂能逾越界限？所以从垂髫孩童开始，直到临终属纩，持守一个自强不息的心贯通昼夜，要求达到纯一不已的境界而忘记生死。这是回归本真、保全全性的道路，是头顶天脚踩地的适宜做法。不然，放纵情欲意志而各自追求满足欲望，凡是有知觉运动的生命都是这样，万物之灵也就没有可取之处了。有人说：“有要领吗？”回答说：“有。要领只在存养本心。”“心怎么存养？”回答说：“只在主静。只要静了，千酬万应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错。”

糊涂人的迷惑，觉醒容易；聪明人的迷惑，觉醒困难。

心彼此相信，那么外在的迹象就像泥土草芥一样微不足道，何必烦劳语言？彼此怀疑，那么外在的迹象就像酿酒的曲蘖一样，滋生猜忌隔阂。所以有发誓不足以自明，避嫌反而造成自我诬陷的情况，这是彼此怀疑的缘故。因此心是一体的而迹象是万端的，所以君子修养内心而不修饰外在迹象。中孚是修养内心的极致，连小猪和鱼都相信，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君子敬畏天道，不畏惧人；敬畏名教

译不畏惧刑罚；畏惧不义，不畏惧不利；畏惧白白地活着，不畏惧舍弃生命。

“忍激”二字是祸福的关键。

译灾祸罪过的到来，没有不是从内心得意开始的，所以君子在得意时保持忧虑，在遇到喜事时保持畏惧。

一个念头勤勉专注，只图谋善事，叫做正思；一个念头勤勉专注，只愿满足欲望，叫做邪思；对超出本分的福气期望过高，叫做越思；事前犹豫不决，事后懊悔怨恨，叫做萦思；心神游荡千里，思虑杂乱百端，叫做浮思；事情没有可疑之处，应当决断却不决断，叫做惑思；事情不涉及自己，却为他人担忧，叫做狂思；无可奈何，应当停止却不肯停止，叫做徒思；日常的职业和本分的工夫，从早到晚都在谋划，期望没有荒废，叫做本思。这九种思虑，在日常之间，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善于摄持心神的人，大概只有本思吧？身体有固定的职业，每天有固定的事务，晚上反省白天的行为，早上计划今天的事务，念念不忘，不肯在一件事上苟且，不肯在一时上放过，这样心神才有依托，不会偏离到其他方面，而道德事业就会每天都有长进。

学者如果只是多欢喜之心，就不是能够凝聚大道的器量。

小人也有坦荡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无所忌惮；君子也有常常忧愁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有终身的忧虑。

只要完全摆脱轻浮浅薄之心，就能达到天德。汉唐以后的儒者，能完全摆脱这两个字的，不多。

这条大道的担子，天下必定有人承担。如果有能够毅然自任的人，我愿意以我这微弱的筋骨助一臂之力，即使奔走至死也不遗憾。

耳目所玩的物件，偶尔合乎心意，得到就欢喜，失去就悲伤，这是儿女们的常态。世间什么东西与我相关，以至于得到就欢喜、失去就悲伤呢？圣人看待这身体，也不关乎悲喜，只是我们大道的一个容器罢了。喜爱容器中所容纳的东西，不因为容器而改变所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因为容器而抛弃所容纳的东西呢？何况耳目所玩的物件，又是容器之外的东西呢？

睡眠时产生的景象是情所生的，没有情而有景象的，是征兆；醒来后产生的情是景象所生的，没有景象而有情的，是虚妄。

人情有理所当然的愿望，有过分的欲望。圣明的王者，满足其理所当然的愿望，而裁减其过分的欲望，并不是要互相折磨。天地间的欲望和愿望只有这么多，这边有余而那边不足，圣王调剂并均分它们，裁减过分的来增益理所当然的。这就叫做至平，而人没有淫邪之情、没有不满之心。

厌恶恶行太过严厉，本身就是一种恶；喜好善行太过急切，本身就是一种善。

“把佳果投入厕所，洗了献上来，吃吗？”回答说：“不吃。”“没看见而吃了，生病吗？”回答说：“不病。”“隔着山指着骂，听得见吗？”回答说：“听不见。”“面对面指着骂，生气吗？”回答说：“生气。”说：“这就是见闻的障碍。”如果能做到看见而吃，听见而不怒，即使进入黑海、踏上白刃，也可以！这是炼心的人应当知道的。

只要有一毫粗糙疏忽的地方，就不能真正认识道理，所以说要惟精，不然众人的议论混淆就会必然怀疑；只要有一毫二三其心的地方，就不能坚定守住道理，所以说要惟一，不然利害来临就会必然改变。

种豆，它的苗一定是豆；种瓜，它的苗一定是瓜，没有内心存有如此，而发出的却不是如此的情况。心本来是人欲，而事情想要符合天理；心本来邪曲，而言语想要正直，这能做到吗？所以君子谨慎内心所存留的。所存留的是对的，种种都是对的；所存留的是错的，种种都是错的，没有分毫差错的。

临终之时，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颗心，却教坏了，这是空身归去了。可以作为万古的一大遗憾。

我们这一辈所欠缺的，只是涵养不纯不定。所以说话则脱口而出，不合时宜，不顺应事物，不适合于人；做事则恣意而行，或者太过，或者不及，或者违背道理。如果涵养得定，就像熟视靶心而后开弓，箭箭命中；仔细量分寸而后投针，处处中穴，这是真正体验实用的工夫，总之只是个沉静。沉静了，发出来，件件都是天理法则。

定静中的境界与天地一样大，里面空空寂寂，没有一个事物，才问他索取时，样样充足，样样都有。

暮夜无知，这四个字，是百恶的总根源。人的罪过没有比欺骗更大的，欺骗，是利用别人的无知。大奸大盗，都是从无知之心扩充而来的。天下的大恶只有两种：欺骗无知、不畏有知。欺骗无知，还是有所忌惮的心，这是诚伪的关键。不畏有知，是无所忌惮的心，这是生死的关隘。还知道畏惧，良心尚未死。

天地万物的道理，出于静，归于静；人心的道理，发于静，归于静。静，是万理的钥匙，万化的枢纽。从动中发出来的，与天理法则就不相似。所以即使是暴戾放肆的人，清晨都有良心，发于静；过后都有悔心，归于静。

动的时候只看见发挥不尽，哪里觉得错了？所以君子主静而慎动。主静，那么动就是静的枝叶；慎动，那么动就是静的约束。又有什么过错呢？

童心是做人的一大毛病，只要摆脱了童心，就是大人君子。有人问。回答说：“凡是炎热之念、骄矜之念、华美之念、欲速之念、浮薄之念、声名之念，都是童心。”

我们这一辈终日念头离不了四个字，曰：

译得、失、毁、誉。”行善时，先动起求取利益和赞誉的念头；不敢作恶时，先动起害怕损失和诋毁的念头。这全都是私欲之心、虚伪之心，与圣人相比，如同天壤之别。圣人发出善念，就像饥饿的人一定要吃饭，口渴的人一定要喝水。他必定不做不善之事，就像不会走进烈火，不会跳入深渊，只是顺应自然罢了。贤人的念头只认定事情是否可行，理应当做的，就自强不息；理不可做的，就坚忍不做。那么，得、失、毁、誉这些念头可以完全去除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去除呢！”天地间，中等资质的人最多。这四个字，是圣贤用来教化世人，君子用来约束自身的依据。说“行善就会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会降下百种灾祸”，这是用得失来教化世人。说“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说“到了四十岁还被人们厌恶”，这是用毁誉来教化世人。这是圣人对待衰败世道的用心。那些中等资质的人，如果不畏惧这些来约束自身，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所以尧舜能够去除这四个字，无为而善，忘记了得失毁誉之心。桀纣能够去除这四个字，敢于作恶，不再顾虑得失毁誉。

译心要虚空，不存一点杂念；心要笃实，没有一丝欠缺。

只要有一件事不留心，就会有一件事不得其理；只要有一样东西不留心，就会有一样东西不得其所。

只要做到大公无私，就能包容天下的气象。

士人君子做人，事事时时，只在于用心。一件事不从心中发出，就是胡乱举动；一刻心不在体内，就是空有躯壳。

古人也算是一个人，我们这些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不感到惭愧、不奋发向上，就是没有志向。

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只在于“苟且”与“不苟且”这两个字。

我很喜爱万籁俱寂、室内清静安适的境界。有人说：“这难道不是过于寂灭了吗？”我说：“无边的美好风光自在其中。”

没有技痒之心，这是多大的涵养！所以程子看到打猎会感到技痒。学者各自有所好，就应当各自顺着所好的地方去发挥。

欲望，只是有进无退；天理，只是有退无进。善于学习的人，只是在进退之间审慎把握罢了。

圣人保持虚静明澈以等待天下的感应，不预先揣测去感应天下的事情。当有感应时，用我胸中的道理顺应它；当没有感应时，这颗心空空洞洞，寂静而旷达。好比镜子光明在此，事物来了就照见它，事物去了光明依然自在，事情还没来就主观臆断，这是拿着镜子去寻找事物。我曾经说：镜子是事物中的圣人，镜子每天照耀万物而常明，是因为无心而不劳累的缘故。圣人每天应对万事而不被拖累，是因为有心而不被役使的缘故。只有被外物役使才会拖累内心，从而应对事物时有偏颇执着。

宽容之心修养到极致，只看得到世间人都没有罪过。

物品有因收藏松懈而丢失的，也有因收藏谨慎而丢失的；礼仪有因疏忽而失误的，也有因敬畏而失误的。所以用心要在有无之间把握。

谈不上真知灼见，一些涵养功夫达不到，表现出来就是本来面目，在仓促之际，自然掩饰不住。

一位友人沉稳典雅、从容不迫，看似温和却不拘礼法。随身携带的急用之物，座客中有三人遗失，这位友人从袖中取出，都足以应对。有时需要多种物品，他呼唤左右从行囊中取出，整齐有序地都在那里。我赞叹佩服地说：“您不会在应用上穷尽吧！”他说：“我并没有把应用当作目的。这是第二层考虑，偶然准备以防万一罢了。准备的心，就是谨慎的心。谨慎在准备之前，凡是可能需要我准备的，我已经事先谋划，不依赖准备。所以自从有了准备以来，我没有遇到万一的情况，所以准备常常多余而不用。”有人说：“那就不需要准备了吧。”他说：“没有万一的情况却仍然准备，这就是我谨慎的原因。如果依赖准备而不谨慎，那么准备就会助长我的懈怠，久而久之，一定会在准备之外陷入困境；如果依赖谨慎而不准备，那么谨慎就会限制我的应用，久而久之，一定会在谨慎之外陷入困境。所以宁愿准备而不用，不可应用时却没有准备。”我赞叹佩服地说：“这是存心的极致啊。《易经》说：‘垫着茅草使用，又有什么灾祸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记下它作为疏忽者的警戒。

想要理清七尺之躯，先要理清方寸之心；想要理清天地四方，先要理清一腔之志。

宁静是生门，躁动是死户。

士人君子一开口，没有反悔的话；一动手，没有更改的事。这是因为诚敬于思虑的缘故。

只要这一念公正了，我就与天地鬼神相通为一体。而鬼神中有邪气的，尚且蜷缩退避不及，百姓有什么私心怨恨，而忍心枉曲是非、在内心诽谤、在街巷议论呢？

和气平心发出来，如同春风拂过柔弱的柳枝，细雨滋润新生的禾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风、迅雷、暴雨、酷霜，伤害损毁必然很多。有人说：“这难道不是没有骨力吗？”我说：“比如玉石，坚硬刚强未曾不坚硬刚强，温润柔和未曾不温润柔和。”我严厉刚毅多，平和少，近来领悟到这一点。

节俭则约束，约束则百善俱兴；奢侈则放纵，放纵则百恶俱纵。

天下国家的存亡，自身的生死，只系于敬、怠两个字。敬则谨慎，谨慎则百务修举；怠则苟且，苟且则万事隳颓。从天子到平民，无不如此。这是千古圣贤所兢兢业业对待的，也是亡国之人所必然遵循的。

每天点检，要看这念头是从德性上发出，从气质上发出，从习识上发出，还是从物欲上发出。如此省察，久而久之自然识得本来面目。初学者最要知道这一点。

道义心胸发出来，自然没有暴戾气象，愤怒也愤怒得合乎礼义。如果说圣人不怒，圣人只是六种情感吗？

过失差错、遗忘，只是昏沉恍惚，昏沉恍惚只是不敬。如果小心慎密，自然没有过失差错、遗忘的毛病。孔子说：“敬事。”樊迟粗鄙，告诉他：“做事要敬。”子张意广，告诉他：“无论大小，不敢怠慢。”今人只是懒散，过失差错、遗忘，怎么能不多呢？

我起初只怕天知，久而久之不怕天知，又久而久之只求天知。只是，还没达到何必天知的地步罢了。

气盛便没有涵养。

定、静、安、虑，圣人胸中无一刻不如此。有人说：“喜怒哀乐来到面前，怎么办？”我说：“就那样喜怒哀乐，定静安虑，胸次没有分毫增加

译“损。”

忧虑世事的人与忘却世事的人交谈，忘却世事的人会发笑；忘却世事的人与忧虑世事的人交谈，忧虑世事的人会悲伤。唉！天下骨肉至亲的泪水，难道会向着同处一室却如胡越般疏远的人哭诉吗？他们将会认为我得了疯病，又怎么能自己知道已经丧失了心智呢？

译“得”这一个字，最败坏人的心性。不仅鄙陋之人患得患失不可取，年老之人戒除贪得之心也是不可行的。只要明晓大道却计较功利，遇事时端正心志，事前便动起贪求之心，先难时便动起获利之心，这便是混杂霸道、混杂夷狄之道。一念不能极其纯粹，万善就不能达到极致。这是成为圣人的一大禁忌。

扩充一个公正无私的心，胡地与越地的人就能亲如一家；放任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即便是父子也会成为仇敌。天下的兴亡、国家的治乱、百姓的死生，只争这毫厘之间的一点。

在厕所之中，可以接待宾客；在床第之间，可以交接神明。必须如此，才叫做不苟且。

为人辩白冤屈、洗刷诽谤，是最大的天理。

修养心性的学问，没有比“瑟僴”二字更精妙的了。“瑟”解释为严密，好比重重关隘的天险，没有空隙可乘，这叫做不疏漏，物欲自然消减其窥伺之心。“僴”解释为武毅，好比将军按剑，看见的人大腿发抖，这叫做不软弱，物欲自然丧失其猖獗之气。然而如今我们的心，四面没有墙户，如同露天的钱财，有手的人都能拿去；又孱弱无能，如同被杀残的俘虏，吓得胆战心惊，顺从他人，物欲不必寻找间隙，这里都是他们的产业；不必强行逼迫或柔和请求，这里都是他们的奴婢，还有哪个关卡防守？何人喘息？真是可哭可恨！

沉静，不是缄默不语的意思。意念深藏而神态闲适端正，这才叫做真正的沉静。即使整日言语，或者在千军万马中相互攻击，或者在众人之中应对繁杂事务，也不妨碍其沉静，这是因为心神安定。一旦有飞扬躁动之意，即使整日端坐，寂静无一语，而神色面貌自然浮躁；或者意念虽然不飞扬躁动，却昏昏欲睡，都不能称为沉静。真正的沉静自然清醒，包涵着全副的精神在里面。

聪明人预料别人所躲避的，而狡猾的人躲避别人所预料的，这样相互应对，是损害本真而助长奸伪。所以君子宁愿触犯别人的怀疑，也不损害自己的内心。

室内的争斗，街市上的争执，他们所依据的各自有一方立场。一方之见都是自己是而非他人，再加上互不相让的气焰，所以宁愿死也不肯平服。唉！这还算是愚人。贤臣争论政事，贤士争论道理，也是如此。这就是言语日益增多，而后来的人更加不知如何决断选择的原因。所以为下愚之人制定法律容易，为士君子所折衷调和难。不是决断难，而是让人信服难。根本之处，在于不见内心而只凭口舌，以屈辱他人为耻而喜好争胜，这是室内妇人和市井小儿的见识。

大利不换小义，何况以小利败坏大义呢？贪婪的人可以以此为戒了。

杀身的不一定是刀剑，不一定是寇仇，而是自己的心杀了自己。

知识，是天道的贼害。只有忘却知识以顺应天道，这才叫做天真，这才叫做自然。一着念头便乖违，愈着念头愈乖违。乍见之心，歇息一刻，便是另一个光景。

做恶事唯恐别人知道，做善事唯恐别人不知道，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心肠，怎能有所长进？

有人问：“‘虚灵’二字，如何分别？”回答说：“因为虚所以灵。”顽铁无声，铸成钟磬则有声音；钟磬有声音，填入实物则无声。圣人之心无所不有，而又一无所有，所以感应而能通晓天下万事。

浑身五脏六腑、百脉千络、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发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没有丝毫罪过，都与尧舜一般，只是一点方寸之心，千过万罪，禽兽不如。千古圣贤只是治心，更不说别的。学者只要知道这个可恨，便有如此大的见识。

人心是个猖狂自在之物、陨身败家之贼，如何能纵容他？

良知从哪里来？生于良心；良心从哪里来？生于天命。

心要实，又要虚。没有杂物的叫做虚，没有妄念的叫做实；因为虚所以实，因为实所以虚。心要小，又要大。扩大其心，能体察天下万物；缩小其心，不败坏天下之事。

要补必须补个完整，要折必须折个干净。

学术以不愧于心、无恶于志为第一。也要点检这心志，是天理？是人欲？便是天理，也要点检是偏见？是天理法则？

尧的眉毛舜的眼睛、文王的身躯、仲尼的步态，而内心像盗跖，君子不看重。有几位圣贤的心，何妨相貌像盗跖？

学者想要在自己心上做工夫，只在人心上做工夫。

这颗心要常常舒适，虽然在忧勤惕励之中，困穷抑郁之际，也要有这般胸襟。

不怕来势浓艳，只怕离去时沾恋。

原本没有萌芽，说什么生机。

平时有心谨慎言语还容易，为什么呢？有意收敛的缘故。只是在喜怒爱憎时发作得恰当，没有一句令人厌恶的话，才见涵养。

口有惯常之言，身有误动之举，都是不存心的缘故。所以君子在事前定下主意，当事时凝聚专一。见识所不及，力量所不能，即使有过失也没有愧疚之心。

世上的人何尝不用心？都只将此心错用了。所以学者要知道用心的地方，用于正而不用于邪，用于要而不用于杂，用于大而不用于小。

我曾经怒斥一个士卒，想要

译严厉地惩治他。召唤他，他很久不来，我的怒气减少了一半。又过了很久他才到，我骂了他一顿便作罢。于是自己笑着说：“这怒气，刚开始发作时合乎法度呢？中间减少时合乎法度呢？最终停止时合乎法度呢？”只有圣人的怒气，刚发作时便恰到好处，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念头，始终不变。

译世间美好的事物，不要占多了，我在这里能享受多少呢？其余的份额，就任凭世间人去占吧。

京城里租房，大多选择吉利数字的房子，有丧事的人家，人们大多抛弃它，说：“这房子能祸害人。”我说：“这是人为居室招来祸患，不是居室能祸害人。”人的生死，是受命于出生之初，哪里是居室所能改变的？居室不幸而遭遇应当死去的人，于是被人们抛弃罢了。只有君子能自信并将生死托付给上天，才不会被往事所触动。

没有见到令人贪恋的事物时，人人都是君子；一见令人贪恋的事物，不是脚跟打滑，就是念头动摇。老子说：“不见令人贪恋的事物，使心不乱。”这是闭目塞耳的学问。一旦进入耳目，就无法控制了。现在想与各位在令人贪恋的事物上下功夫，淫靡的声音、美丽的颜色摆满面前，但像镜子照物一样，看到美丑，不侵犯镜子的光芒；过去的美丑，不留存在镜子里，何必嫌弃坐怀不乱？何必需要闭门谢客？推而广之，那些可怖可惊、可怒可惑、可忧可恨的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到这里才是真功夫，才见真手段。能克制住就是贤者，能两相忘却就是圣人。我曾有诗云：“百尺竿头着脚，千层浪里翻身。个中如履平地，此是谁何道人。”

同里有人做事专谋私利，多次劝说不听。后来他常常做善事，喜好施舍贫困、救助危难，我对此感到高兴，称赞说：“您最近做事，常常在天理上留心，是什么感悟让您这样呢？”他说：“最近读司马光的话，其中有说：‘不如在暗中积累阴德，作为子孙长久之计。’”我笑着说：“您依旧是利心，子孙怎么能得到福报呢？”

小人整天苦心经营，没有什么受用的地方。既想趋利，又想贪名；既想掩盖恶行，又想诈取善名。虚文浮礼，只怕疏忽遗漏；消沮闭藏，只怕败露。又患得患失，只是求富求贵；畏首畏尾，只是怕事怕人。总之，温饱之外，也只与人一般，何必自找苦吃，让内心没有片刻安宁？

满脸都是富贵之气，这是市井小民，不堪进入有道者的门墙，只会让人呕吐并为之羞愧罢了。如果能看得大，舜禹拥有天下也不放在心上。

读书人只是气高，想让人尊重自己；志卑，想让人利于自己，这就是极愚极陋。只看四书六经千言万语教人是不是这样？士人之所以可尊可贵，是因为有道。这样的见识，有什么尊贵处？年轻人要引以为戒。

第一受用，胸中干净；第二受用，外来不动；第三受用，合家没病；第四受用，与物无竞。

欣喜欢爱之处，便藏着烦恼的机关，才知道雅淡是百祥之本；怠惰放肆之时，都是私欲的世界，才相信懒散是万恶之宗。

求道学的真传，且将百家诸儒高阁起来，先看孔孟以前的胸次；问治平的要旨，只远宗三皇五帝，洗净汉唐而下的心肠。

看得真幻景，即使身不是我有什么伤害？何况把世情萦绕肺腑；信得过此心，虽然天不知道我有什么病？哪能让流言恼乱胸肠。

善根中才萌发，就着意栽培，须教千枝万叶；恶源处略有涓流，便极力拥塞，莫令暗长潜滋。

处世不要惊惧毁誉，只要我是，无我非，任人短长；立身不要问吉凶，但为善，不为恶，凭天祸福。

念念可与天知，尽其在我；事事不执己见，乐取诸人。

浅狭一心，到处便招犹悔；因循两字，从来误尽英雄。

斋戒神明其德，洗心退藏于密。

常将半夜萦千岁，只恐一朝便百年。

试心石上即平地，没足池中有隐潭。

心无一事累，物有十分春。

神明七尺体，天地一腔心。

终有归来日，不知到几时。

吾心原止水，世态任浮云。

伦理

宇宙内大情种，男女居其第一。圣王不欲裁割而矫拂之，亦不能裁割矫拂也。故通之以不可已之情，约之以不可犯之礼，绳之以必不赦之法，使纵之而相安相久也。圣人亦不若是之亟也，故五伦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笃了又笃，厚了又厚，惟恐情意之薄。惟男女一伦，是圣人苦心处，故有别先自夫妇始。本与之以无别也，而又教之以有别，况有别者，而肯使之混乎？圣人之用意深矣！是死生之衢而大乱之首也，不可以不慎也。

亲母之爱子也，无心于用爱，亦不知其为用爱，若渴饮饥食然，何尝勉强？子之得爱于亲母也，若谓应得，习于自然，如夏葛冬裘然，何尝归功？至于继母之慈，则有德色，有矜语矣。前子之得慈于继母，则有感心，有颂声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长尊，则家治。若看得尊长不尊，如何齐他？得其要在尊

译孝子侍奉父母，以顺承父母的心意为上，以奉养父母的身体为次；最下等的，是只奉养身体而不顾及其心意；更下等的，是只注重礼节形式而不顾及其身体。

译孝子侍奉双亲，礼节上谦卑恭顺如同仆役，情感上柔和婉转如同幼儿。

给父母进献食物，只作陪衬而不强行劝食；向父母进言，只陈述道理而不强行劝谏；侍奉在父母身边，态度温和而不故作庄严。父母生病，内心忧虑而不表现出极度悲伤；自己生病，身体受苦而不发出呻吟之声。

侍奉病中的父母，因忧虑而不进食，不如努力加餐，以免自己身体垮掉无法侍奉父母，这是极大的不孝；居丧期间，因哀痛而消瘦以致废弃礼仪，不如哀痛谨慎地办完丧事，以免自己身体垮掉无法完成丧礼，这也是极大的不孝。

在朝廷之上，纲纪法度确立，臣民有所遵循，这叫朝常；公卿大夫、各级官员，各有固定的法规，可以持守遵循，这叫官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父子兄弟、长幼尊卑，各有条理，不变不乱，这叫家常；饮食起居，动静语默，选择其中正之道，坚守而不丢失，这叫身常。得到这些常道就治理有序，失去这些常道就混乱无序，从来没有苟且盲从而不招致失败的。

雨水滋润过度，是万物的灾难；恩宠超过礼制，是臣妾的灾难；情爱超过道义，是子孙的灾难。

人心喜悦，则志意畅达，饮食多进而不伤身，血气冲和而不郁结，自然无病而身体强健，怎能不长寿？所以孝子对待父母，整天勤勉谨慎，只怕有一丝毫不快的事落到父母心头。自己既不惹事，对外界的触动也极力防范，无论贫富、贵贱、常变、顺逆，只是以让父母喜悦为主。大概“悦”这个字，是侍奉父母的第一传心口诀。即使不幸父母有过错，也必须在“悦”字上下功夫。委婉劝谏、积累诚意、耐烦留意、委曲周旋，自有挽回局面的妙用。如果直言争辩使过错更严重，粗暴弃绝增加父母的怒气，没有比这更让父母不悦的了。所以说：“不顺从父母，不可以做儿子。”

祭祀天地，是报答天地生成的大德，然而灾害有禳解，丰收有祈求，君主为私田则体现仁，百姓为公田则体现忠，不忌讳求福，不忌讳免祸。子孙祭祀先祖，是为了追养继孝，因为祖父母才有了我的身体，所以说：“依赖先人的恩泽，享受他们的余庆。”又说：“我早晚奉养承欢，但一旦不能再献酒食，心中悲伤思念无处寄托，所以祭祀进献以抒发我的情感。”又说：“我贫贱不足以供给粗茶淡饭，如今享用丰盛饮食但父母已不在，心中悲伤思念却来不及，所以祭祀进献以铭记我的悔恨。”难道是认为游魂虚位能给我福气而去求取吗？求福已经不是君子的心意，而凭一顿饭的摆设，几次拜的勤勉，向先人求福，仁孝诚敬的心真是这样吗？不图谋利益，不要求回报，不期望感激，即使在别人身上尚且如此，何况是我的先人呢？《诗经》中祭祀必言福，而《楚茨》等诗尤为明显，难道可以作为准则吗？我唯独取法《采蘩》、《采苹》两首诗，尽物尽志，以表达子孙的诚敬而已，其他的不涉及。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天下万事万物，都尽我所应当做的，祸福利害，都听其自然到来，人事修好而外慕之心平息，向道专一而作辍之念忘记。为什么呢？因为明白本性分定而无所侥幸。

朋友之道关系极大，所以与君父并列而为五伦。人生德业成就，少不得朋友。君主以法度行事，是治理我的人；父亲以恩惠行事，不苛责善行；兄弟和睦，不想以急切责备伤害亲情；妇人主内事，不能相互追随；规劝过错，儿子虽然敢争，终究有可避之嫌；至于面对严师，则矜持收敛而过错无处可见；在家庭中，则亲近习以为常而正言不入。只有朋友，朝夕相处，既不像老师那样进见有时，情礼无嫌；又不像父子兄弟那样言语有忌。德行有亏，朋友责备；事业荒废，朋友责备，美好则相互奖劝，错误则相互匡救，日更月变，互感交摩，不知不觉不觉得劳且难，而进入君子之境。所以朋友是四伦所依赖的。唉！这种道义消亡很久了。

言语轻浮戏谑，酒席间阿谀奉承，无论事情的善恶，以顺从我者为厚交；无论人的奸贤，以尊敬我者为君子。附耳低语，自谓知心；接膝拍肩，滥许刎颈。大家同陷于小人而不知，可悲啊！所以物相反者相成，见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说“直、谅、多闻”。这三友，皆与我不相附会，所以说有益。所以，得三友难，能为人三友更难。天地间，不论天南地北，缙绅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长者有议论，唯唯而听，无相直也；有咨询，謇謇而对，无遽尽也。这是卑幼之道。

表面称颂其善，以悦彼之心；暗中滋养其恶，以快己之意，这是朋友之道的大罪。青天白日之下，有此魑魅魍魉之俗，可悲啊！

古称：“君门远于万里。”谓情隔也。岂惟君门？父子殊心，一堂远于万里；兄弟离情，一门远于万里；夫妻反目，一榻远于万里。苟情联志通，则万里之外，犹同堂共门而比肩一榻也。以此推之，同时不相知，

译而与千百世上下的人精神契合也是同样的道理。由此可知，相合与分离在于心意是否相通，不仅仅在于亲身相遇。亲身相遇且心意相通，那就是天下最难得的际遇了：君臣之间如尧舜，父子之间如文王与周公，师生之间如孔子与颜回。

译“隔”这一个字，是人情的大患。所以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上下之间的交往，务必去除“隔”字，如果不去除这个字而没有怨恨叛离的，是没有的。

仁爱之家：父子之间和乐融洽，夫妇之间和睦协调，兄弟之间愉悦亲近，仆从们欢欣喜悦，全家的气象温暖融洽。重义之家：父子之间严肃敬畏，夫妇之间严厉苛刻，兄弟之间小心谨慎，仆从们恭敬肃穆，全家的气象令人战栗。仁爱的人以恩惠为主，其流弊是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重义的人以严厉为主，其流弊是疏远而缺乏恩惠。所以圣人治家，以仁爱为主，以道义为辅，调和那至和的情感，只要不溃决堤防，就可以了。那井然有序、像严密的城墙和深邃的壕沟一样的，是男女有别的原则！即使是圣人也不敢与家人相忘（忽视礼法）。

父亲在世时居母亲之丧，母亲在世时居父亲之丧，以顺从在世者的命令为重。所以孝子不因为死者而使生者忧虑，不因为小节而损害大体，不拘泥于经典而废弃权变，不迎合虚名而损害实质，不保全自己而伤害亲人。孝子所珍贵的，不过是顺应亲人心意罢了。

天下不可一天没有君主，所以伯夷、叔齐不认同商汤和周武王，这是阐明臣子的道理。这是天下的大妨害！不然的话，乱臣贼子就会接踵而至，君主就难当了。天下不可一天没有百姓，所以孔子、孟子认同商汤和周武王，这是阐明君主的道理。这是天下的大恐惧！不然的话，暴君乱主就会接踵而至，百姓就难当了。

爵位、俸禄、恩宠，圣人未曾不认为是荣耀。圣人并不是因为这些而增加或减少什么。朝廷重视它们以示劝勉，而我轻视它们以示清高，这是与君主相违背，这是使君主鼓舞天下的权力陷入困境。所以圣人虽然不把爵位、俸禄、恩宠当作荣耀，却未曾不认为它们是荣耀，以此来加重帝王的权力，向天下显示帝王权力的可敬重，这是臣子的道理。

人子温和的气色、愉悦的神色、婉顺的容貌，如果发自内心深处，修养得稳定，任凭父母冷脸如铁、雷霆震怒，只要这一腔温情、满面春风，自然没有不能挽回的天意，自然没有反复无常的天意，谗言诬陷从哪里进入？嫌隙从哪里产生？其次没有比得上恭敬谨慎的，恐惧战兢、恭敬谨慎，是恭敬谨慎的极致，所以瞽瞍也顺从。温和向人显示可爱，消融父母的愤怒；恭敬谨慎向人显示可怜，激发父母的悲怜。所谓积累诚意来感动他们，说的就是培养温和、表达恭敬。大概感化亲人的功夫，只有温和最为奇妙、最为深刻、最为迅速、最为艰难，不是至性纯孝的人不能做到。恭敬谨慎还可以勉强做到。而现在的人子用凉薄的神色、懒惰傲慢的身体、骄傲倔强的性情，等到触犯了父母的愤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地加剧它，这种人在孝悌之外，所以不值得谈论。即使有平日温和愉悦的人子，当父母不高兴时也显露愠怒，或者产生怀疑而迁怒；或者无意迁怒而不避嫌；或者不善于避嫌，越避嫌越冒犯嫌疑，积累嫌隙形成祸端，最终导致不祥。难道是父母不慈爱吗？这是孤臣孽子的法戒，坚定意志、熟习仁爱的妙道。

孝子侍奉亲人，上面一等是预先揣度心意，其次顺承意志，其次共同遵命。共同遵命，那么亲人没有说出的意志，就不能顺承；顺承意志，那么亲人没有萌生的心意，就不能奉行；至于预先揣度心意，取悦亲人的道理就达到了极致。有人说：“怎么能有这么多心思能推究到这种地步呢？”回答说：“侍奉亲人的人，以取悦亲人为事。以取悦亲人为事，那么勤勉急切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只是这个念头，亲人有多少意志，整天体认不出来吗？”

有人问：“共同侍奉一个人，没有不嫉妒的，为什么呢？”回答说：“人的才能、品行、容貌、言辞神色，种种不同，所侍奉的人，必定喜欢那些能侍奉自己的人，厌恶那些不能侍奉自己的人。能侍奉的人被喜欢，那么不能侍奉的人必定被疏远。是我被疏远，是因为他的能侍奉成就了他，怎么能不嫉妒？既然嫉妒，怎么能不互相倾轧？互相倾轧，怎么能不受祸害？所以被疏远的人嫉妒，嫉妒他显示自己的无能；被喜欢的人 also 嫉妒，嫉妒他嫉妒自己。”“那么怎么办？”回答说：“处于受宠的地位，就想着分享并推让以均衡众人；处于尊贵的地位，就想着和顺并谦下以使人相忘，人还有什么可嫉妒的？凭借缘分来安心，凭借际遇来安命，反省自己而不责怪别人，还有什么可嫉妒人的呢？这是进入后宫、朝廷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孝子侍奉亲人，不可以有沉静的态度，不可以有庄严肃穆的态度，不可以有枯寂淡泊的态度，不可以有豪放雄健的态度，不可以有劳累疲倦的态度，不可以有病弱的态度，不可以有愁苦的态度，不可以有怨怒的态度。

子弟出生在富贵人家，十有八九大多骄纵懒惰、淫荡放荡，非常不长进。古人称之为豢养，意思是吃甘美的食物、穿华美的衣服，养育这血肉之躯与猪狗一样。这类人卑劣无能，士君子见了感到羞耻，而他们却志得意满，以此夸耀于人。父兄的罪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男女远别，即使是父女、母子、兄妹、姐弟，也有避嫌明微的礼法。所以男女八岁不同席吃饭，儿媳侍奉公婆，是礼法。本来不远别，而世俗最严格翁媳之礼，稍微有点动静，就快步跑开藏匿；其次是丈夫的兄弟与嫂子互相回避，除此之外，一无所避，已经乱了纲常。乃至叔嫂、姐夫、妻妹、妻弟的妻子互相嘲弄戏谑成为常态，不几乎像夷狄的风俗吗？不知道，古代远别，只限于授受不亲，不是避匿的意思，而

译男女之间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妻子和妾室之外，都应当远离那些可能引起嫌疑的私下授受行为。喜爱礼制的人，不可不对此加以明确分辨！

译儿子和媳妇是侍奉长辈的人，在成为父亲和兄长之前，不要让他们驱使奴婢服侍，以免助长他们骄纵懒惰的习气。应当让他们日常勤劳，常保持谦卑屈从的态度，这才是他们终身的福分。如果不这样，就等于害了他们。那些昏庸愚昧的父母和骄奢淫逸的子弟，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问安时，应该问侍候的人，而不直接问病人；问病人，并不是真正让他安心。

丧服的制度，是为了顺应人情，也是为了确立世间的教化。所以有的情况是拉近关系，有的情况是推远关系，总之离不开“恩”和“义”两个字。然而其中不可理喻的地方也很多。那些通达事理、融会贯通的君子，掌握制定礼法的权力时，必定有一番独到的见解。拘泥于古法，就不是通达事理的表现。

亲人去世后，遗物还在眼前，与其因为不忍心看见而毁坏它，不如因为不忍心忘记而保存它。

《示儿》诗中说：“门户高一尺，气焰低一丈。华山只让天，不怕没人上。”

需要谨慎言语的地方，以家庭最为重要；需要谨慎对待的人，以妻子、仆隶最为重要，这是天下治乱的根源和祸福的根本。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真是可悲啊！

门户可以托付给父兄，但败坏德行、辱没名声，不是父兄所能庇护的；生育可以依靠父母，但追求疾病、陷入险境，不是父母所能决定的。作为子弟的人，不可不知道。

继母的虐待，正妻的嫉妒，自古以来都被视为憾事；然而前妻之子不孝，丈夫行为不端，世人却安然不问。世情的偏颇，已经很久了！怀着对非生母的猜忌，因而因相似而生嫌隙；借着依靠父亲的名义，毫无端由地制造诽谤；怨恨忤逆，连父亲也被诬陷，世上难道没有这样的事吗？放纵淫荡狎昵的本性，却对绿头巾（指妻子）恩情深厚；倚仗城社（指丈夫）的威势，侮辱波及黄里（指继母或妾室）；《谷风》、《柏舟》中的妻子也失去依靠，世上难道没有这样的事吗？只有儿子孝顺、丈夫端正，继母和正妻在姻亲族众面前才无话可说！做官的人不可不知道。

“齐”是用刀切割物体，使参差不齐的东西达到一致。家庭是恩情胜过法度的地方，情感多而道义少，私情容易而公义难行，如果人人都顺遂自己的欲望，局势将没有止境。所以古人把父母看作严君，家法要威严，这是对病症的治疗。

闺门之内，少了一个“礼”字，就会天翻地覆。百祸千殃，身亡家破，都由此而起。

家长是一家的君主。上等的家长使人欢爱而敬重，次等的使人有所敬畏，所以称为严君。下等的使人轻慢，更下等的使人欺凌，最下等的使人怨恨。使人轻慢，没有不混乱的；使人欺凌，没有不败落的；使人怨恨，没有不灭亡的。唉！治理家庭难道是小事情吗？现在的人都以谋生为急，而治理家庭的方法很久不讲了！

儿女辈，常让他们小心翼翼、拘谨谨慎，行动必有畏惧，言语必有惊惧，等到他们独立行事时，还不知道会怎样。如果让他们快意适情，就是害了他们。这是愚昧的父母应当知道的。

责备别人到让他闭口卷舌、面红背汗的时候，还喋喋不休，难道不痛快吗？然而这太浅陋刻薄了！所以君子指责别人，不穷尽其过错，要含蓄地慢慢让人产生羞愧恐惧，让他自我革新，这才有趣味，这叫做以善养人。

弯曲的木头厌恶绳墨，顽石厌恶攻琢，劝人向善的话，不可不谨慎。

恩情和礼数出于人情的自然，不可强求。然而礼数关乎体面，还可以要求别人；恩情出于内心，反而因为要求而失去。所以恩情淡薄可以结交使之深厚，恩情疏离可以结交使之牢固，一旦互相责求，怨恨就会加深。古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使骨肉成为仇敌，都是因为一个“责”字。

宋儒说：“宗法明确，家道就端正。”难道只是家道吗？天下治乱的规律，也必然由此决定。宇宙之内，没有一物不相关联、不相统摄的。人用一身统率四肢，一肢统率五指；树木用树根统率树干，用树干统率树枝，用树枝统率树叶；百谷用茎统率穗，用穗统率禾粒，这都是同根一脉，联结成整体。这是操持一举万动的方法，也是治理天下的要道。天子统率六卿，六卿统率九牧，九牧统率郡邑，郡邑统率乡正，乡正统率宗子。事情按次序责成，恩惠按次序流布，教化按次序传宣，法则按次序约束监督。这样之后，上面不劳累、下面不混乱，政令就容易施行。自从宗法废除，人们各自为身，各家各自为政，彼此像飘絮飞沙，不相维系，所以上面劳累而没有要领可持，下面散漫而没有脉络相贯，奸盗容易滋生而难以知晓，教化容易受阻而难以到达。所以宗法确立，百善兴起；宗法废除，万事松弛。有人说：“宗子如果卑贱、弱小、年幼或不肖，怎么统率宗族？”回答说：“古代的宗法，像封建一样，世代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整个宗族就会遭受弊端，而且豪强可以轻视宗子，欺凌孤弱。谁来制约他们呢？大概有宗子又应当设立家长，宗子由世代长子孙担任；家长由全族中有德望、众人推服并能辅佐宗子的人担任，两者权重相当而互相补救过失。这两者，宗人完全听从，那么官府有所责成，纪法就容易修举了。

责备别人向善的方法，不让他有我之所无，不让他无我之所有，这是古人之所以重视朋友的原因。

“母亲圣善，我没有贤人。”孝子不可不知道；

译臣下罪该万死啊，天王圣明。”忠臣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译士大夫以上阶层，设有祠堂、正寝和客位。祠堂：设有斋房、神库，四代祖先的牌位供奉在此，先世的遗物收藏在此，子孙站立跪拜的位置设在此，祭祀用的牺牲、鼎俎、盥洗尊器等器物陈列在此，堂上堂下的乐器排列在此，主人周旋升降的礼仪在此进行。正寝：举行吉礼时，将生忌的祖先牌位迁放于此；举行凶礼时，停灵柩于此，灵柩前的食案、香几、衣冠设置于此，朝夕哭奠的位置容纳于此，灵柩旁床帐等器物的摆设、五服丧期的居处，男女哭位分别于此，堂外吊唁祭奠的客人、祭祀器物的罗列在此。客位：即将安葬时，灵柩在此停宿过夜，冠礼的曲折仪式、男女醮礼的位置、宾客的宴饮在此进行。这三个场所，都有两个台阶，都有位次。所以居室宁可简陋，但四礼之所绝不能简陋。近来见到名公，有人以旋马之地、容膝之室、绳枢瓮牖作为清节高品的表现，我非常羡慕他们，但爱礼的念头比爱名更甚。所以力量能勉力做到的，不嫌宏大宽裕，敢为士大夫以上的人告知。

守礼不够令人羞愧，违背礼制才令人羞愧。礼制要求低下就低下，有什么羞愧的呢？

家庭中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卑幼各自放纵其无厌的情欲，而长辈迎合他们的意愿而不加禁止；这还比不上婢女造谣而妇人喜欢，妇人附会而丈夫相信。禁止这两种祸害，家庭不和睦的情况就很少了。

只拿定一个“是”字去做，便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询于鬼神而无疑”的道理，还问什么占卜，信什么星命！有人说：“趋吉避凶，是保身之道。”回答说：“君父遇难，正是臣子尽忠尽孝的时候，而趋吉避凶可以吗？”有人说：“智者明晓义理、识得时势，君主难道只专明于义理吗？”回答说：“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正需要审时度势，时势也在见识中寻求，难道向谶纬阴阳家寻求吗？”有人说：“气数自然，也强求不成。”回答说：“君子所安守的是义命，所以让气数服从义理，不让义理服从气数。富贵利达则交给天，进退行藏则决定于自己。”有人说：“到无可奈何时怎么办？”回答说：“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鹊之道应当如此。若属纩顷刻，万无一生，偶得良方，犹然忙走灌药，孝子慈孙之道应当如此。”

谨言不仅在外面，即使在家庭间，没有该说的话；不仅在大宾面前，即使在亲厚朋友面前，没有该随口说的话。

谈道

大道有一条正路，进道有一定等级。圣人教人只展示一定的成法，在于人自己理会；理会得一步再说与一步，其第一步不理会到十分，也不说与第二步。不是苦待人，等级原本如此。第一步差一寸，也到不了第二步。孔子对子贡，才说与他一贯，又先难他“多学而识”一语。至于仁者之事，又说：“子贡啊，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今人开口便讲学脉，便说本体，以此接引后学，何似痴人前说梦？孔门没有这种教法。

有处常之五常，有处变之五常。处常之五常是经，人所共知；处变之五常是权，非识道者不能知也。不擒二毛不以仁称，而血流漂杵不害其为仁；二子乘舟不以义称，而管、霍被戮不害其为义。由此推之，不可胜数也。嗟夫！世无有识者，每泥于常而不通其变；世无识有识者，每责其经而不谅其权。此两人皆道之贼也，事之所以难济也。噫！非精义择中之君子，其谁能用之？其谁能识之？

谈道者虽极精切，须向苦心人说，可使手舞足蹈，可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闻了然透彻之语，如饥得珍馐，如旱得霖雨。相悦以解妙，不容言其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针灸终日尚不能觉，而以爪搔之，安知痛痒哉？吾窃为言者惜也。放大道独契，至理不言，非圣贤之忍于弃人，徒哓哓无益耳。是以圣人待问而后言，犹因人而就事。

庙堂之乐，淡之至也，淡则无欲，无欲之道与神明通；素之至也，素则无文，无文之妙与本始通。

真器不修，修者伪物也；真情不饰，饰者伪交也。家人父子之间不让而登堂，非简也，不侑而饱食，非饕也，所谓真也。

谁待让而入，而后有让亦不入者矣；惟待侑而饱，而后有侑亦不饱者矣，是两修文也。废文不可为礼，文至掩真，礼之贼也，君子不尚焉。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业，是人臣太平；五谷丰登，是百胜太平，大小和顺，是一家太平；父母无疾，是人子太平；胸中无累，是一腔太平。

至道之妙，不可意思，如何可言？可以言，皆道之浅也。

玄之

译又玄，连犹龙公也说不透彻，大概是因为他也局限于玄之又玄的境界罢了。若要说的话，能说些什么呢？然而它却仅仅存在于普通男女共同知晓、共同践行的日常之中，超出了这个范围便是虚无。

译除了一个“中”字，再也定不下道统了。旁门左流出身的至圣，不如正途出身的贤人。所以道统宁可中断，也不让旁门左流出身的人来继承，为什么呢？因为气脉不同啊。我曾经说：“宁愿做道统家的奴婢，也不做旁门左流出身家的宗子。”

有人问：“圣人有没有可以克服的私欲？”回答说：“只有尧、舜、文王、周公、孔子没有私欲可以克服，其余的圣人都有私欲。伊尹的私欲是‘任’，柳下惠的私欲是‘和’，伯夷的私欲是‘清’。志向偏向哪一边就是私欲，‘己’就是‘我’，不能忘掉自我而任由个人意见支配，拘泥于气质的偏颇而偏离中正。这个‘己’就是人欲，克服不了这个‘己’，都算不上刚强的人。

自然流露的，发动起来不可遏制；禁止它也不能停止。才说是‘当然’（应当如此），便没了气力；然而返归圣人的境界，都在‘当然’上做工夫，所以说‘勉然’（勉强如此）。勉然做到极致，认知上的成功，虽然只有一分数的境界，到了难题考验的地方，终究有细微的不同。这难以用外在的迹象来表述。

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只是顺从人情、依据事理，提出一个天然自有的‘中’来推行，不惊人，不苦人，所以难以企及。后来的人胜不过他们，却寻出一些高难行的事情，玄妙隐僻的言论，怪异新奇、偏曲虚妄以求胜过前人，不知道圣人的妙处，只是一个平常。看六经、四书的语言何等平易，不妨碍它们是圣人的笔墨，也未曾有不明白不完备的道理。唉！

贤能智慧的人超过了限度，佛、老、杨、墨、庄、列、申、韩就是这样。他们具备的意见只是圣人万分之一，却漫衍宏大放肆以至于偏颇严重而危害大道。后学者没有见识，于是到了抛弃豆粟而餐食玉屑，厌恶布帛而羡慕火浣布的地步，对饥寒毫无补益，反而生出奇怪的病症，可悲啊！

“中”这一个字，在先天之上，无地之下，无东西南北于四方。

这是南亩独自尊崇的；道中的天子，仁、义、礼、智、信都是东西侍立，百行万善都是北面接受成命的人。没想到宇宙间有这样一个妙字，有了这一个，别的都可以勾销，五常、百行、万善只要少了这个，都是一家的货色，更成什么道理？

愚笨不肖的人不能承担大道，也不能危害大道，危害大道全是贤能智慧的人。后世没有见识的人，不考察大道的本来面目，向天下展示大中至正的规矩，却只把贤能智慧的人作为目标。世间有了贤能智慧的人，便觉得中道平常，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能获得名誉，于是轻视中道而不实行。大道的败坏，不只是贤能智慧的人的罪过，而推崇贤能智慧的人，其罪过也不小啊。《中庸》是为贤能智慧的人而作的。“中”足够了，又加一个“庸”字，旨意深远啊！这难以跟拘泥固执的人说。

道，是天下古今共同公有的理，人人都有份的。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常常私道说“圣人之道”。言语必定遵循经典，事情必定考证古制，说是卫道。唉！这是千古的大堤防，谁敢决口？然而道没有边际，不是圣人的言语所能限制的；事情有时势的介入，不是圣人的制度所能穷尽的。后世如果有明白的人出现，阐发圣人所未阐发的，而默契圣人想要说的心意；做圣人所不做的，而吻合圣人所要做的事情，这是圣人的深幸而拘泥的儒者所大骇的。呜呼！这可以跟通达的人说。汉唐以来少见这样的人了。

易道浑身都是，满眼都是，充满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圣人特意拈起三百八十四件事来做题目。让千圣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种说法，都超不出那阴阳道理。后世的学者，在《易》中求《易》，穿凿附会以求通达。不知道易是活的，学者看做死的；易是无固定形体的，学者看做有固定形象的。所以论简要，乾坤二卦已经多了；论穷尽，虽然万卷书说不尽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中”这一个字，不但道理应当如此，即使气数离开了中也不能形成寒暑，灾样失去中则万物遭殃，饮食起居失去中则一身生病。所以四时各自顺其顺序，五脏各自得其职责，这就叫做中。差一分毫便有分毫的验应，所以圣人执中来确立天地万物的极致。

学者只看得世上万事万物种种都是道，此心才觉得畅然。

在举世尘俗中另识一种意味，又不轻易给很少能知味的人品尝，才是真趣。守住这个便是至宝。

五色胜过则互相掩盖，然而必定厚加增益，仍然不能浑然无迹，只有黑色一染不可辨别了。所以黑色，是万事的府库，收敛藏匿的道理。帝王之道黑，所以能包容保全无疆；圣人之心黑，所以能包容会通万理。大概含藏英彩、韬晦精明、养元气、蓄天机，都是黑色的道理，所以说：“惟玄催默”。玄，黑色也。默，黑象也。《尚书》称舜说：“玄德升闻”。《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得黑之精者也。”所以外表显露而不可掩盖的，都是道的浅薄者。

虽然，儒道内黑而外白，黑为体，白为用；老氏内白而外黑，白安身，黑

译善世。

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并不局限于数量的多寡，心力勤勉的人获得的多，心力衰弱的人获得的少，昏庸懦弱的人则一无所获。假如天下都是圣人，道也足够供给他们的需求；如果天下都是盗跖那样的恶人，道的本体依然自在存在，丝毫不会受损。终究是世间有了圣人，道才有了主宰；道依附于圣人，道才有了作用。

译自汉唐以来，议论驳杂而真理混杂，我崇尚宋儒。宋儒力求阐明大道，却多有穿凿附会的言论，失去了平正通达的宗旨，我崇尚先圣的言论。先圣的言论在秦火中被烧毁，又混杂在诸子百家中，良莠不分、朱紫混淆，使得后学尊崇信奉而不敢有异议，我崇尚大道。如果与大道相契合，那么千圣万世没有不吻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道只有一个。

有人问：“中庸之道，尧、舜心心相印，必定有极其精微奥妙的道理。”我感叹说：“只就我们两人眼前来说，这饮酒不设定限量，不至于喝醉，这就是饮酒的中道；这说话不缄默不语，也不狂放荒诞，这就是说话的中道；这作揖跪拜，不繁琐也不疏略，不快也不慢，这就是作揖跪拜的中道。一件事做到了中道，就是这一件事上的尧、舜。推而广之，万事都是如此。等到达到安然而行的境界，就是十全十美的尧、舜。”

形体与精神一息之间不能分离，道与器物一息之间不能缺失；所以道没有精粗之分，说道有精粗之分，是荒谬的。因为我和一位客人一起饮酒，指着案上罗列的物品对他说：“这安排必定有妥当之处，是天然自有的道理；那仆童看见一碟菜端上桌，便将满桌的酒器食具东移西动，不知如何下手，而懂行的人一眼看去就有定位，菜还没来就有安排。

新上的菜靠近前，旧的菜退到后，饮食放在左边，匙筷放在右边，重物堆积不互相遮挡，参差错落不互相混乱，布置得当，整整齐齐，这是粗浅的层面。如果说神化性命之理，不在此处却在何处？如果说这里有神化性命之理，这个功夫还欠缺吗？

推而广之，耕耘簸扬的农夫，炊爨烹调的妇女，无不蕴含神化性命之理，都能达到神化性命的极致。学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妙，把日常事物看得太粗浅，原本就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这案上罗列的，天下古今万事万物都在这里，横竖推行、扑头盖面、脚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这才知道神化性命极其粗浅。”

有大的一贯，有小的一贯。小的一贯，贯穿万千差异；大的一贯，贯穿小的一贯。大的一贯是一个，小的一贯有千百个。没有大的一贯，那么小的一贯终究是零散的；没有小的一贯，那么大的一贯终究是混沌的。

在静中看天地万物，都没有丝毫（独立于道之外的实体）。

一位门人向我反复穷究无极、太极以及理气同异、性命精粗、性善是否等问题。我说：“这类话语我也能抄袭先儒的成说以及我一己的谬见来互相阐发，但这不是你今天的急务。假若你悟透了性命，洞达了天人，也只是在性理书上增添了某氏说的一段话，在讲学的衙门中多了一宗卷宗案件。后世穷究天理的人，信这个驳那个，服这个辟那个，再过几代，汗牛充栋的都是这类话，不知道对于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身心的邪正，眼前能得到救济吗？我只有一个粗浅的法子，你只把存心、制行、处事、接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小节都事事在心里信得过，再讲这些话不迟。”

门人说：“理气、性命，终身不可以谈论吗？”我说：“这就是理气、性命显现设立的地方，除了散数没有总数。”

阳为客，阴为主；动为客，静为主；有为客，无为主；万为客，一为主。

理的路径应当截断（专一），欲的路径多歧；理的路径光明，欲的路径昏暗；理的路径爽畅，欲的路径懊恼烦闷；理的路径安逸快乐，欲的路路径忧愁劳苦。

没有万，那么一何处着落？没有一，那么万谁为主宰？这两个字一时离不开。一只在万中运行，所以有正一，没有邪万；有治一，没有乱万；有中一，没有偏万；有活一，没有死万。

天下有五大防线，不可丝毫溃败，一旦溃败就决裂不可收拾。宇内的大防线，是上下名分；境外的大防线，是夷夏出入；一家的大防线，是男女嫌疑细微之处；一身的大防线，是理欲消长；万世的大防线，是道脉纯杂。

儒者的末流与异端的末流有什么不同？似乎不可以互相讥笑。所以精通医道，可以攻治病人的标本；精通儒道，可以击中邪说的要害。辟邪不得其情，那么邪说更加放肆；攻病不对症，那么病情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给了他们话柄，借以反攻自救的策略。

人们都知道异端危害大道，却不知道儒者的言论也危害大道。见理不明，似是而非，或者驰骋浮词以扰乱真理，或者执着偏见以夺取正道，或者拘泥眼前而蒙蔽万世的常经，或者顺从小道而溃坏天下的大防，而他的声望又足以推行他的学术，对天下后世人心的危害也不小。因此，有异端的异端，有我们儒者的异端。异端的异端是真的错误，它的危害小；我们儒者的异端似是而非，它的危害大。有卫道之心的人，怎么能不辩驳呢？

天下的事都是实理所为，没有没有实理而有事物的。幻术家这类人，没有实用而用形状迷惑人！唉！不窥探其实质而被形状所迷惑以求理，愚蠢啊。

公卿在朝廷上争议，说天子有命令，就屏息不敢屈伸了；师儒相

译在学问上明辨是非，如果说孔子有言论，就默然不敢表示赞同或反对。所以天地间只有“理”与“势”最为尊贵。虽然如此，“理”又是尊贵中的尊贵。在朝廷之上谈论“理”，那么天子也不能凭借权势来压制它；即使压制了它，“理”也常常在天下万世中伸张。所以“势”是帝王的权力，“理”是圣人的权力。帝王如果没有圣人的“理”，那么他的权力有时就会屈服，那么“理”又是“势”所依赖以决定存亡的东西。凭借极大的权力，没有僭越窃取的禁令，这是儒者所不推辞而敢于承担治理天下重任的原因。

译阳气生发，阴气滋养。所以向阳的事物先发生，背阴的事物后枯萎。

正统的学问不明，聪明有才辩的人士各自拘泥于一隅之见，以形成一家之说，于是大道开始千歧百径了。难道他们没有各自的收获吗？终究是偏颇的术数。到了孔子的门下，就像弯曲的木头加上墨线，一丝邪气也不容许。

禅家有“理障”的说法。我认为理没有障碍，终究是识障。如果没有意识心，有什么障碍呢？

修道没有比减损自我更重要的，求学没有比矫正偏颇更紧迫的。

七情总是欲望，只要得其正，都是天理；五性总是仁，只要不仁，都是人欲。

万籁的声音都是自然的，自然的都是真实的，万物各自鸣响其真实。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什么是今，什么是古？六经是鸣响大道的，统一了圣人的真谛，而汉宋以来的人都执着于一种声响去吹奏，并说除此之外没有声音了。看俳优戏谑的人，万人灿烂地都笑了，声音不同但快乐相同。人们各自笑其所乐，哪里值得谈论清浊高下美丑呢？所以见解各自鸣响其自得。言语不违背六经，都是我们大道的众多回响，不必句句相同、事事相同了。

气是形的精华；形是气的渣滓。所以形中有气，没有气则形不能产生；气中无形，有形则气不能承载。所以有无形的气，没有无气的形。星辰陨落成为石头，是先感应于形。

天地万物，只到和平处没有一丝不好。何等畅快！

庄子、列子看到道理原本容不得人为，所以一向不尽力于人伦事务。不知道一任自然，能成什么世界？圣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搁置起来，只说个当然，听任那个自然。

私恩的温煦感动，是仁的祸害；直往轻担，是义的祸害；足恭伪态，是礼的祸害；苛察岐疑，是智的祸害；苟约因守，是信的祸害。这五种祸害，破坏大道扰乱正道，圣人门下斥责它们，后世的儒者往往称引它们来训诫世人，是无见识吗？

道有“当然”和“自然”两种，举世都颠倒了。有个当然，是属于人的，不问吉凶祸福，要向前去做；有个自然，是属于天的，任你踯躅咆哮，自勉强不来，举世昏迷，专在自然上错用工夫，这叫替天忙，徒劳无益。却将当然的完全不放在心上，这叫弃人道，能成什么人？圣贤看着自然可得的，如果与当然有碍，定不肯接受，何况未必能得到呢？

只要把“当然”和“自然”二字看得真切；守得坚定，有多少受用处！

气使用形，形尽而气不尽；火使用薪，薪尽而火不尽。所以天地只有无能用有，五行中只有火是气，其他四者都是形。

气盛便不见涵养。浩然之气虽然充塞天地间，其实本体闲定：缓缓从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有天欲，有人欲。吟风弄月，傍花随柳，这是天欲。声色财利，这是人欲。天欲不可无，无则近于禅；人欲不可有，有则污秽。

天欲就是好的那部分人欲，人欲就是不好的那部分天欲。

朱子说：“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这是为初学者说的。君子行善，只因为本性中应当如此，或者此心过不去。天知、地知、人知、我知，全都是不求的，有一求心，便是伪，求而不得，此念定是衰歇。

以我的身体为内，那么我的身体之外都是外物，所以富贵利达，可以生可以荣，如果不是道，君子就不居处；以我的心为内，那么我的身体也是外物；所以贫贱忧戚，可以辱可以杀，如果是道，君子就不推辞。

有人问敬的道理。回答说：“外面整齐严肃，内心齐庄中正，这是静时涵养的敬；读书则心在于所读，治事则心在于所治，这是主一无边的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随事小心的敬”。有人说：“如果在笑谈歌咏、宴息造次之时，恐怕这样就会矜持而不泰然了。”

回答说：“敬以端严为体，以虚活为用，以不离于正为主。斋戒时衣冠而寝，梦寐于所祭者。不斋戒时的寝，就解衣脱冕了。没有释去衣冕而持敬的。然而心不流于邪僻，事不诡于道义，就不妨害其为敬了；你如果专在端严上求敬，那么荷锄负畚、执辔御车、鄙事贱役，古圣贤都做过，难道能日日手容恭、足容重吗？又如果孔子曲肱而枕，以及居处，不容点之浴沂，何妨害其为敬呢？大端心与正依，事与道合，虽然不拘拘于端严，不妨害其为敬。如果心游手里，意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严在此，这是敬吗？譬如谨避深藏，秉烛鸣佩，缓步轻声，女教内则原是如此，所以养贞信也。如果送饭的妇女、汲水的妻子，以及当颠沛奔走之际，自然是回避不得的。然而贞信之守与深藏谨避者同是，何妨害其为女教呢？所以敬不择人，敬不择事，敬不择时，敬不择地，只要个心与正依，事与道合。”

先难后获，这是立德立功第一个张主。

译如果认定了起初的艰难是必然的，便只是一心一意地持守践行，任凭千般毁谤、万种非议也绝不心动。一年如此，一月如此，即使最终没有显现出功效，也依然如此坚持，那么时间久了自然没有得不到的道理。所以，功夫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成效要从容不迫地等待。如果急于求成，便是那拔苗助长的人，自然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译造化的精华，性天的奥妙，只有静观的人才能知晓，只有静养的人才能契合，难以向纷扰的人说清。所以静止的水面能映照星月，一旦搅动便光芒错杂了。可悲啊！那些纷扰的人，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却一无所见。

满怀都是恻隐之心，整个宇宙都是践行恻隐之心的地方。君子对于宇宙间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乃至细微毫末的事物，看到它们各得其所就油然而生喜悦，如同自己各得其所一般；看到它们失去所依就哀伤怜悯，如同自己失去所依一般，这种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的念头，如何能有一刻放下？

万物因本性而生，因情欲而死。所以上等智者去除情欲，君子端正情欲，普通人放任情欲，小人纵肆情欲。既然知道情欲能害死人，就应当让心神游息于淡泊无味之境，对于世间令人欣喜悲伤、趋近逃避的事物漠然置之，不使其牵动思虑，那么身体虽苦而内心快乐，感触虽殊而反应如一，那些无法逃避的境遇，与天下人相同；而内心了然独得的境界，与天下人不同。

这身躯要与世间融合无间，看不见万物的形迹、宇宙的界限，这就叫做“化”；然而其中却不模糊，自有各自端正的道理，这就叫做“精”。

人一生听不到大道，真是可怜！

自己想立身而帮助他人立身，自己想通达而帮助他人通达，这就是诚恳的仁德，是天下一家的滋味。然而必须推及到鸟兽，再推及到草木，才能充分实现。如果在父子兄弟之间就有各自立身通达、争先求胜的念头，又哪里顾得上别人。

天德只是无我，王道只是爱人。

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功是第三等，名是第四等。顺应自然叫做道，与自然同游的人叫做道士。体悟大道叫做德，百行都修养的人叫做德士。

救济世道、成就万物叫做功。一味为了天下而洁身自好、置身事外叫做名。一味为了自己立言的人也不出这四类，低于这四类的就不入流了。

凡是感动上天、触动万物的，都是纯粹的气。至刚至柔与中和之气都能有所感动，是因为纯粹的缘故。十分纯粹中只要有一毫杂质，就不能感动。无论佳气还是戾气，只要纯粹，其感应就比影子和回声还要快捷。

万事万物有分别，圣人之心没有分别，因而顺应自然。譬如太阳因万物而显现影子，水因万川而顺势流淌，而太阳和水原本没有两样，未曾不分别，但不是以自我去分别。以自我去分别，自然是分别不清的。

下学学的是什么？上达达的是什么？下学，是学习所要达到的境界；上达，是通达所学习的内容。

宽宏坚毅，是坤道的特质。《易经》说“含弘光大”，说的是宽宏；“利永贞”，说的是坚毅。不坚毅不宽宏，凭什么承载万物？

六经阐述大道而不辨析，辨析从孟子开始；汉儒解释经典而不议论，议论从宋儒开始；宋儒尊崇天理而不僭越，僭越从世俗儒者开始。

圣贤的学问是一套，实行王道必定以天德为本；后世的学问是两截，不修养自己只管治理别人。

如果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没有说话而不思考的。容貌深沉而言语安定，好像跛足迟疑，欲发又留。即使有失误，也很少了。精神振奋而语速急促，好像涌流悬挂，半懂半晦，即使有收获，也很少了。一句话出口，四面都是深渊陷阱。欢喜地说就被认为骄傲，悲伤地说就被认为懦弱，谦虚地说就被认为谄媚，直率地说就被认为傲慢，隐晦地说就被认为险恶，明白地说就被认为轻浮。无心触犯忌讳，就被认为是有心的讥讽；没有起因而发端，就被怀疑是有目的的言论。简约而切中事理，曲折而符合情理，精微而契合天理，确切而顺应时势，一句话成就事情，一句话使人信服，一句话阐明大道，这叫做善于修辞。其要领有二：一是澄澈内心，二是安定气息。我多言而不恰当，深知病根所在，应当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改正。

了解对方了解自己，不仅是兵法，处理人事事物也一点不能缺少。

静中的真味极淡极冷，等到应对事务、接触人物时，自然有一段不冷不淡的天趣。只是众人习染世俗滋味十分浓艳，便觉得它冷淡。然而冷而难以亲近，淡而令人厌恶，原本不是真味，这叫做拨弄寒灰、咀嚼净蜡。

明体完全为了适用。明，是明了其适用的道理。不能实用，明体有什么可贵？然而没有明体而不实用的。树有根，自然千枝万叶；水有泉，自然千流万派。

天地人物原来只是一个身体，一个心肠，相同便是一家，不同便是万类。如今看着风云雷雨都是我胸中发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来，哪个是天地？哪个是万物？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一”，千头万绪都发源于“一”，千言万语都阐明这个“一”，千种体认万种推行都实践这个“一”。得到这个“一”，那么万事都能举荐；在万事中寻求，那么“一”反而迷失。但是佛道二氏只是守住“一”，我们儒家却会运用“一”。

儒释道三氏传心的要法，总之不离一个“静”字。下手处都是克制欲望，归宿处都是无欲，这是相同的。

孔子想要无言，不是雅正的语言，而是言语所不能显明的。我没有隐瞒你们，不是文辞，而是性与天道。说便说不出来，藏也藏不住，那么无言就是无隐；在于学者自我领悟罢了。天地何

译曾经说过吗？何曾隐瞒过？由此可知，那些无法用言语传达的，都是日常在万事万物中自然流行显现的。

译天地间的道理，如同白日和青天那样明朗；圣贤的心意，如同清风和明月那样澄澈。如果说出一段话，解释千遍万遍，解说的人始终不能痛快淋漓，听的人始终不能清醒明白，难道世上的人都是愚蠢的吗？这是著书立说者的重大弊病。

用浅近的比喻就能让人明白的，是最高明的言论；用比喻却让人不明白的，是隐微的言论；不用比喻却让人不明白的，是玄虚的言论。玄虚的言论，是大道无法体现的地方。不理会玄虚的言论，并不妨碍成为圣人。

正大光明，透彻简易，如同天地形成形体，如同日月显现形象，足以开发万物成就事务，足以救助世道安定百姓，推广到天下万世而没有弊端；这叫做天言。平易明白，切近精实，从我口中说出而符合天下人的心意，记载在典籍中而有益于古人的大道，这叫做人言。艰深幽僻，怪异探奇，不自己断句就不能通晓它的文意，通晓了也没有丝毫领会心意的理趣；不考证音韵就不能认识它的字，认识了也都是日常使用的形声字，这叫做鬼言。鬼言，是大道的贼寇，树木的孽种，经生学士的灾殃。然而世人崇尚它为什么呢？逃避常规的路径不同，足以粉饰平庸浅陋的文笔，看到它的怪异容易取悦肤浅的眼睛。这让光明平易、极其雅正的君子为之汗颜羞愧，而他们却正以此为得意。悲哀啊！

衰败的时代崇尚苟同，兴盛的时代未曾不崇尚苟同。衰败的时代苟同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兴盛的时代苟同是同心协力道德一致。虞舜朝廷官员恭敬协作，修行政治没有不同的见解，败坏宗族的人被诛杀；孔子门下弟子共同遵循大道，修养身心没有不同的方法，不是我们门徒的人被攻击。所以说，道德统一，风俗就相同。

背离大一统不是帝王的治理，背离大一统不是圣贤的教化，这叫做败坏常理扰乱风俗，这叫做邪说破坏大道。衰败的时代崇尚苟同，那么差异就是正确的了。追逐波浪跟随风向，共同撼动中流的砥柱，一旦颓败百事皆靡，谁容得下众人皆醉中的清醒人？读《桃园》、诵《板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由此可知，兴盛的时代以“同”为贵，衰败的时代以“独”为贵。独并不是标新立异，众人都是我的独特，那就是兴盛时代的“同”了。

世间的万物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只是既然生在其中，不得不与人相处罢了。不应该执着于情感，执着于情感就会产生无限的爱欲，就会招致无限的烦恼。

安定之后才能自我思虑，静止的水面才能映照事物。

君子对于事情，做他不得不做的事，停止他不得不停止的事；对于言语，说他不得不说的话，沉默他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样悔恨就很少了。

情感发动不符合节度，过错不在于已经发动之后。

才有一分自满的心，脸上就带着自满的神色，口中就发出自满的声音，这是有道之人所耻笑的。见识宏大时，世间再也没有可自满的事，我的本分再也没有能自满的时候，有什么可自满的呢？所以盛德之人的容貌看起来像愚笨。

即使在你的室内，尚且不亏心于暗处无人看见的地方，这是千古以来的严师；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是千古以来的严刑。

真诚与才能结合，毕竟是两个东西，原本没有这样的道理。因为才能出自真诚，才能不出自真诚就算不得才能，真诚了自然就有才能。现在的人不担心没有才能，只是找不到一个“诚”字。

果断则心中没有牵累。有人说：“果断用在什么地方？”回答说：“谋划之后应当果断，行动之后应当果断。”

大道归结于“一”，“二”就是多余；体悟大道的人不出“一”，“二”就是支离；天没有两种气，物没有两个根本，心没有两种道理，世没有两种权威。“一”就是万，“二”就不是万，大道，难道是“二”吗？所以执着于“一”的人得到万，寻求方正的人失去“一”。水堵塞万条河流未必能塞住，树木滋养万片叶子未必能繁荣，都是失去“一”的缘故。

大道有一个真理，而意见常常有千百种，所以言论越多大道越淡薄；事情有一个正确，而意见常常有千百种，所以议论越多事情越败坏。

我们这一党对别人的期望很厚，对自己的治理很疏略，只在口头上做功夫，怎么能要求长进。

宇宙内原本是一个，才说“同”，就不是了。

周敦颐太极图第二圈是分阴分阳，不是根阴根阳。世间没有这样截然分开的，气化都是互为根本罢了。

说自然是第一等话，无所为而为。说当然是第二等话，本性分内应当尽的，职分内应当做的。说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话，是非毁誉是自己。说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话，利害祸福是自己。

人欲扰乱侵害天理，众人都知道；天理扰乱侵害天理，即使是君子也迷惑，何况众人！现在只说慈悲是仁，谦恭是礼，不取是廉，慷慨是义，果敢是勇，守诺是信。这个念头真实发出，难说不是天理，却是大中至正的天理被他扰乱侵害，正是执着一端贼害大道。举世所谓君子的人，都在这里看不破，所以说大道不明。

两个女子同居，她们的志向不同行，见到孤阳。如果没有阳，那么两个女子为什么不同行呢？两个男子同居，他们的志向同行，不见到阴。如果见到孤阴，那么两个男子也不可以同居了。所以说：“一阴一阳叫做道。”六子虽然具备阴阳的偏颇，但各自成为一体，所以没有嫌疑。

利刃砍削木绵，迅炮击打风旗，必定没有害处了。

士人对于大道，开始时求得，既而得到，既而养得，既而忘得。

不养得则得到也不稳固，不忘得则得到

译也未曾融化。学习到了忘记有所获得的境界，这就叫做无得。得，是从外部得来的名称，既然已经失去了那个名称，又归还了我本有的东西，就像未曾失去过一样，哪里还有所得呢？心念放逸散失，所以说要收心得心。从古至今未曾说过获得耳目口鼻四肢的，是因为它们从未失去的缘故。

译圣人的作用都以阴为主，以阳为客。阴是用来滋养的，阳是用来使用的。天地也是以阴为主而以阳为客。佛、道两家全是以阴为主。道家以阴来滋养纯阳并加以爱惜，释家以阴来滋养纯阴并加以珍视。凡人阴气多的，多长寿多福；阳气多的，多早夭多祸。

只要隔着一丝，便算不上透彻的领悟，必须深入到筋骨之内、渗透进骨髓之中。

异端，本来没有不同，只是端绪不同罢了。自古以来，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这一脉是正统，千古不变。无论是佛、老、庄、列、申、韩、管、商，即使是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异端。

子贡、子夏等人，也都流变为异端。大概端绪刚开始分化的时候，就像道路有了岔口，未分化之前都是从一处出发，既出门后，一股向西南走，一股向东南走，走到尽头，末路梢头，相距不知几千万里。它们开始时何尝不是一个本源呢？所以学问要在毫厘之间辨析同异，并非喜好辩论，而是害怕末流的可悲。

天下的事，真正的认知没有不行的，真正的践行没有不诚的，真诚的行为没有不自然的。自然的行为不到极致不停止，不死不止，所以说明白则诚了。

千万种病痛只有一个根本，治疗千病万痛只治这一个根本。

宇宙内主宰万物的，只是一团气。气即是理。理，是气的自然状态。

到了至诚的境界，诚固然诚，伪也诚；没到至诚的境界，伪固然伪，诚也是伪。

义不能靠袭取得到。

确信困穷、抑郁、贫贱、劳苦是我应得的，安富尊荣、欢欣如意是我偶然得到的，胸中便没有那么多冰炭般的矛盾。

事情有预先谋划而成功的，也有预先谋划而失败的。我曾因预先认为有待于外物，临事时方枘圆凿不合，最终被抛弃。所谓权变不可预先设定，变化不可事先图谋，又难以用单一标准来论断。

任凭千变万化、千奇万异，毕竟落在平常处歇息。

善是性，性未必是善；秤锤是铁，铁不是秤锤。有人说：“孟子说性善，不是这样吗？”我说：“我说的是孟子的话，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的欲望为性，这性善吗？有人说：‘欲望符合理就是善。’我说：‘如你所说，动心忍性，也是忍耐善性吗？’有人说：‘孔子作《易传》，说继善成性，不是这样吗？’我说：‘世俗儒者解经都不善读《易》。孔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说一阴一阳均调而不偏，乃是天地中和之气，所以称为道。人继承它便是善。继承是指禀受之初，人成就它便是性。成就，是不作之谓。假如只有一阴，就偏于柔；只有一阳，就偏于刚。都落入气质，不可称为道。因为纯阴纯阳称为偏，一阴二阳，二阴一阳称为驳；一阴三四五阳，五阴一三四阳称为杂。所以仁知的显现都落入了气质一边，何况百姓？仁智两字拈出以此为例。礼的显现称为礼，义的显现称为义，都是偏见的显现。朱熹注以继为天，错了。又以仁智分阴阳，又错了。我也曾考证，天自有两种天，有理道之天，有气数之天。所以赋予人，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二天都出于太极。理道之天是先天，未着阴阳五行以前，纯善无恶，《尚书》所谓‘惟皇降衷，厥有恒性’。《诗经》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就是如此。气数之天是后天，落入阴阳五行之后，有善有恶，《尚书》所谓‘天生烝民，有欲’，孔子所谓‘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就是如此。孟子说性善，只说的是德性。”

物欲从气质而来，只要变化了气质，还说什么物欲。

耳目口鼻四肢有什么罪过？尧、舜、周、孔的身体都是有这些的；声色货利、可爱可欲有什么罪过？尧、舜、周、孔的时代都是有这些的。

千万种罪恶都是这颗心，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物，太株连了。只是先立乎其大，有了主宰，小的都是好奴婢，何小之敢夺？没了窝主，那怕盗贼？问谁立大？曰大立大。

威仪养得定了，稍有脱略，便害羞赧；放肆惯得久了，才入礼群，便害拘束。习气不可不谨慎啊。

絜矩是强恕的事，圣人不絜矩。他这一副心肠原与天下打成一片，哪个是矩？哪个是絜？

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这是大担当。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是大快乐。

内外本末交相培养，这话我不理解。只有内与本，那外与末能起什么作用？

不是不与诸君谈奥妙，古今奥妙不似《易》与《中庸》，至今解说二书不似青天白日，如何又于晦夜添浓云也？望诸君哀此。

后学另说

译每当开口说话，必须像十指张开露出缝隙、四面窗户敞开一样，让你看见、让我知晓，毫无隐瞒回避，这才算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汉。

译形而上与形而下并非两种不同的道理，下学而上达也不是两段割裂的功夫。

世间的欲望与厌恶无穷无尽；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精力去对抗无穷的欲望，那么外物战胜人的程度何止千万倍，怎么能不生病甚至死亡呢？

冷淡之中蕴含着无限的受用之处。世人全都眷恋热烈繁华，至死也不醒悟，即使醒悟了也不知道回头，即使回头了却又心生羡慕，这是一种依附腥膻气味的人，千万不要与他们谈论真正的滋味。

身处光明之中去照亮幽暗，未必能看见事物，反而是事物先被看见了。身处幽暗之中去照亮光明，这才叫做神妙的观照。因此，不说话的人并非哑巴，不看的人并非盲人，不听的人并非聋子。

儒家戒除声色货利，佛家戒除色声香味，道家戒除酒色财气，归根结底都是无欲，这是儒释道三家相同的地方吗？儒家穿着儒服戴着儒冠却欲望繁多，怎么能让佛家和道家笑话呢！

恭敬地侍奉鬼神，是圣人维系世间教化的一大根本。其意义深远，功效巨大，只是不可刻意穿凿地探求，不可直白地揭穿罢了。

天下的治乱，只在于“互相责备，各自尽力”这六个字。

世间的治乱，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生，全凭我心的作用，只要没有了我执，便是天清地宁、百姓安乐、万物丰饶的境界。

只有得道极深的人，才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凡是言辞深奥的人，得道尚浅。

用虚空来涵养心性，用德行来涵养身体，用善行来涵养他人，用仁爱来涵养天下万物，用大道来涵养万世，这“养”的意义真是伟大啊！

万物都能使人昏昧，所以人都有昏昧的时候。有所不见，是被不见的东西所昏昧；有所见，是被看见的东西所昏昧，只有完全无所见的人才不昏昧，不昏昧之后才能看见天下。

道，不淡泊就无法进入，不宁静就无法深入，不冷寂就无法凝聚。

三千三百种礼仪，就是无声无臭的大道。

天德与王道不是两件事，内圣与外王不是两个人。

减损它却看不出减少的，一定是多余的东西；增益它却看不出增加的，一定是缺失的地方；只有分定之物，增加一毫不得，减少一毫不得。

知是一双眼睛，行是一双脚。不知而行，前面有深渊看不见，旁边有猛虎听不到，就像中原人要去燕国却向南走，要去粤地却向北走一样，即使骑着千里马，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知而不行，就像瘫痪的人，计算路程，描绘山水，行动方面没有更多可说的，只用一个“笃”字。知的功夫千头万绪，所谓“不是知道难，而是实行难”，“不是苟且地知道，而是切实地践行”。知道极致就去达到极致，知道终结就去完成终结，穷尽神妙，通晓变化，穷究事理，尽性达命，深入探究，探寻隐秘，多闻多见。知，是知道要做什么；行，是实行所知道的。知，是知道这个；行，是实行这个。原本不是两个东西。世俗之人分不清知行，竟然与千古圣人辩驳，认为行就是知。我认为，能行才算真正知道，空有知识难算作实行。

有杀戮才是仁，生存反而是不仁的情况；有夺取才是义，给予反而是不义的情况；有卑下才是礼，尊贵反而是不礼的情况；有不知才是智，知道反而是不智的情况；有违背言语才是信，履行言语反而是不信的情况。

寻找东西的人，苦苦寻求却得不到，有时看着也看不见，后来不再刻意寻找时，反而得到了。这不是因为刻意追求或回避，而是目光因急切而眩晕。天下的事情，往往在从容时得到，而在急迫时失去。

山岳耸立，河流奔涌，鸟儿啼叫，花儿飘落，风清月白，各自顺应天性，各自安守本分。我也是如此，彼此互不干涉。一旦产生系恋之心，便是羡慕，便有沾染。主人淡泊，没有世俗的喜好，与世俗相忘罢了。正因为共同养育万物而不存私情，所以共同养育万物而不互相伤害。

公正产生明察，真诚产生明察，从容产生明察。公正产生明察，是因为不被私欲遮蔽。真诚产生明察，是因为清虚相通。从容产生明察，是因为不被情感淆乱，除此之外就没有明察的大道了。

“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叫做中。”自从有了《中庸》以来，没有人看透这句话。这是我们儒家与佛家、道家不同的地方，最不可忽视。

知识，是心的祸孽；才能，是身的妖孽；尊贵宠幸，是家庭的祸患；富足，是子孙的灾殃。

只要安泰了，天地万物都志得意满，欣喜喜爱。心、身、家、国、天下没有一丝郁结不平之气，所谓四通八达，千昌万遂，这是太和的极致。然而安泰到了极点就会放肆，放肆就无法收拾，从而进入否塞。所以泰卦之后接着是大壮卦，圣人在卦辞中告诫说：“君子不依礼行事就不做。”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忧勤警惕的心思多，豪雄旷达的心态少。六十四卦中只有泰卦是快乐的时刻，又在极盛之中保持极正，且惧且危，这就是为了达到安泰、保持安泰而没有意外祸患的原因。

古今纷争不断，辩才滔滔，诉讼盈庭，书籍堆积如山，都起因于世教不明，而聪明才辩的人各执己见以求胜利。所以争论轻重的人到了秤上就平息了，争论长短的人到了尺子上就平息了，争论多寡的人到了量器上就平息了，争论是非的人到了圣人那里就平息了。中道，就是圣人的权衡度量。圣人虽然去世了，但中道依然存在，哪里用得着争强好胜、逞口舌之快来自以为是呢？唉！难以言说了。

人只要真正认得“义”和“命”这两个字；随时随地在这上面体认，果然得到趣味，一生受用不尽。

无所倚靠，这是至诚的胸襟。空

译内心空灵澄澈，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所有，只是不依赖任何事物。只要依赖了一分，便是一分的偏差；只要执着了一厘，便是一度的障碍。

译形体发挥作用时，精神也就依附于形体；精神发挥作用时，形体也就顺应于精神。

威仪有三千种，礼仪有三百种，五刑的条目有三千种，这些都是法度。法度是死板的，让人能够遵守；道是灵活的，让人能够变通。贤人在法度之中持守遵循，圣人在法度之外变化通融；如果不是圣人，却谈论变化通融，都是扰乱法度的行为。

道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落入言语解释，就有了偏颇执着。

礼教大行于世，其中若有一个人违犯礼制，众人就会认为他放肆而无处容身；礼教不明朗时，其中若有一个人遵守礼制，众人就会认为他怪异而无处容身；礼对于世道真是太重要了！

良知的学说，也是从细微处扩充根本的学问，只是在运用上大体费力。成圣的功夫应当从天上做起，培植基础的功夫应当从地下做起。射箭的道理，射中目标的是箭，箭由弓弦发出，弓弦由手控制；手由心支配，用功应当放在心上，而不在于箭；驾车之道，所用的是缰绳，马嚼子连着缰绳，缰绳由手控制，手由心支配，用功应当放在心上，而不在于马嚼子。

圣门学问的功夫有两条途径，克己复礼是抑制恶念以保全善性。四方夷狄平定，中原就安定。先确立那根本的大者，是端正自身而万物自然端正。内部顺从治理，外部就成就威严。

中，是千古道统的宗脉；敬，是圣学的一个字诀。

本性只有一个，一说五性就落入情欲的窠臼了。

恭敬与放肆是生死的关口。

瓜和李特别熟时，浮白的酒就产生了；礼由情感产生，后世却把礼当作情感，悲哀啊！道理非常明白、非常浅显、非常容易，只是被后儒至今说得玄妙幽深，只像真正的禅宗，怎么能让俗儒不全部抵毁而完全背叛呢？

生成万物的是天的道心，带来灾害的是天的人心。道心是人的生成，人心是人的灾害。这话让众人惊骇致死，必定有能理解的人。

道与器不是两样东西，理与气不是两件东西。形成形象形体的是器，所以然的是道；生成生物的是气，所以然的是理。道与理，看它没有痕迹，摸它没有实物。一定要把道与气、理与气分为两项，实在不够精微。《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概形而上，是没有形体的，是万有的父母，所以叫道。形而下，是有形体的，是道的凝结，所以叫器。

理与气也是如此。生成天、地、人、物，都是气。所以然的是理。怎么能对立地谈论它们呢？如果对立分为二，那么显与隐也分为二了。

先天只是理罢了，后天只是气罢了，天下只是势罢了，人情只是利罢了。理是一，而气、势、利是三，胜负可知了。

人事就是天命。

我兴盛时万物都为我所用，我衰败时万物都成为我的祸患。盛衰胜负，宇宙内只有一个消长消息。

天地间只有无累，有即不累。有身体则身体成为我的累赘，有外物则外物成为我的累赘。只有至人则有我而无我，有物而忘物，这身体如同在太虚之中，有什么累赘呢？所以能物我两忘，化则何有何无？何非有何非无？所以佛老二氏逃避有，圣人善于处理有；

义，是融合内外的大道。外部没有感应，义只是浑然存在于心中的理。见到事物而裁制它，就表现为义。义不产生于外物；也凭借外物而后显现。告子只说义在外，所以孟子只说义在内，各说一边互相驳斥，所以穷尽一生互相辩论而不信服。

孟子如果说：义虽然凭借外物而显现，实在根植于我的心而生。外物不是义，而处理外物才为义。告子再怎么开口？性，是合理气的大道。理不混杂气，就纯粹而精微，有善无恶，所谓义理之性；理一旦混杂气，就五行纷杂揉合，有善有恶，所谓气质之性。诸家所说的，都落入气质之后的性，孟子所说的，都是未着气质之前的性。各指一边互相驳斥，所以穷尽一生互相辩论而不信服。孟子如果说：有善有恶的，是混杂于气质的性；有善无恶的，是上天降下的本性。学问之道，正要变化那气质的性，完复我们降衷的本性。诸家再怎么开口？

乾与垢，坤与复，对头相接，不间隔一根头发。乾坤的尽头处，就是垢复的起头处，如同呼吸相连，没有断续，一断就是生死的界限。

知道耗费是为了节省，是善于节省的人；而把节省当作节省的人是愚昧的，他的耗费必定加倍。知道劳苦是为了安逸，是善于安逸的人；而把安逸当作安逸的人是昏聩的，他的劳苦必定更多。知道痛苦是为了快乐，是善于快乐的人；而把快乐当作快乐的人是痴傻的，一旦痛苦就不会返回。知道通达是为了堵塞，是善于堵塞的人；而把堵塞当作堵塞的人是拙劣的，一旦通达必定枯竭。

秦朝焚书之后，三代的典章制度几乎湮灭殆尽。汉代购求书籍的赏赐重，胡汉儒生附会的书籍多。那些幸存的，则是焚书以前的老儒还活着而没有死，如伏生口授之类。好古的君子藏在墙壁中或石函里，如《周礼》出于屋壁之类。

后儒不考证古今的文章，一概说是先王的制度而不敢更改，即使全都属于先王的制度，然而议礼制度，考文沿世，引导民俗而调剂之，改朝换代受命的天子都可以变通，所以说刑法随着世道轻重变化，三

译君王不沿袭旧礼、承继古乐。如果凡事都拘泥于古代而强求通达，那么茹毛饮血、土鼓污尊这些习俗，在今天也都可行得通了。尧、舜如果身处这个时代，他们的制度与文治必定会顺应时势，怎么能反而让后世退回到唐虞时代呢？有人问：“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先王的制度法度如何辨别呢？”回答说：“确立一条大中至正的原则，真伪便分毫不差。”

译明白了“简”这一个字，自家身心、天地万物、天下万事就都穷尽了。

一粒金丹，不装载多种药物；一分银魂，不携带钱币。

耳所听到的，眼所看到的，身所接触的，头所戴的，足所踏的，鲜明确实，无非都是这个。拈起一端来，样样都是这个。却去钻研古人千言万语，陈腐的葛藤，穷究到底，意乱神昏，终究不可得，这就是多言误导后人的地方。唉！

鬼神无声无臭，而有声有臭的，乃是无声无臭的分散殊异。所以先王以声音气息作为感通鬼神的微妙契机。周人崇尚气味，商人崇尚声音。如果不是通达幽明之理的人，难以谈论这个。

三千三百种如茧丝牛毛般细微的事物，圣人的精细深入到了幽深微妙之境，然而都从本性真源流出，不是勉强造作，这就叫作天理。

事事只在道理上斟酌，便是真正的体认。

使人收敛庄重没有比得上礼的，使人温厚和平没有比得上乐的。德性对于礼乐的依赖，犹如身体对于衣食的依赖，极其重大，极其急切。人君治理天下，士君子修养自身，只有礼乐的作用最为急迫。自从礼废弛，惰慢放肆的习气就惯常于身体了；自从乐消亡，乖戾忿恨之气就充满于一腔了。三代以来，无论典章制度的根本，声气之元的本源，即使是仪文器数，连梦寐中也不曾触及；悠悠天地，茫茫百年，难道不是灵于万物，而万物却能嘲笑我们吗？细想先儒“不可斯须去身”六个字，真可让人流泪长叹了。

只有平脉无病，七表、八里、九道都是病名；只有中道无名，五常、百行、万善都是偏名。

千载之下，最可恨的是乐没有传承。士大夫视其为迂阔无用之物，而不知道它切于身心性命。

一、中、平、常、白、淡、无，称为七无对。一不对万；万者，是一的分支。太过不及相对，中者，是太过不及的主宰。高下相对，平者，是高下的准绳。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相对，常者，是不增不减之物。青黄、碧紫、赤黑相对，白者，是青、黄、碧、紫、赤的本质。酸、咸、甘、苦、辛相对，淡者，是调和五味的主宰。有与无相对，无者，是万有的母亲。

有人问：“格物的物是什么物？”回答说：“至善就是。”“如何格？”回答说：“知止就是。”“《中庸》不言格物，为什么呢？”回答说：“舜执两端于问察，颜回择一善而服膺，都是格物。”“择善与格物相同吗？”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格物；致知、诚正，修、齐、治、平，都是择善。除了善，更没有物。除了择善，更没有格物的功夫。”

“至善就是中吗？”回答说：“不中不能称为至善。不明乎善，不能称为格物。所以不明善不能诚身，不格物不能诚意。明了善，想要不诚身也不行。格了物，想要不诚意也不行。”“不格物也能致知吗？”回答说：“有。佛、老、庄、列都是致知，并非不格物；但不是我所说的物。”“不致知也能诚意吗？”回答说：“有。尾生、孝己都是诚意，乃是气质之知，而不是格物之知。”格物二字，在宇宙间是鬼神呵护的真灵至宝；关键在于个中人的神解妙悟，不可与口耳之学的人说。

学术要辨邪正。既然正了，文章要辨真伪。既然真了，又要辨念头切不切，向往力不力。不要凭空言就轻易赞许别人。

百姓冻饿，称为国穷；妻子困乏，称为家穷；气血虚弱，称为身穷；学问空疏，称为心穷。

有人问：“您是道学吗？”回答说：“我不是道学。”“是仙学吗？”回答说：“我不是仙学。”“是释学吗？”回答说：“我不是释学。”“是老、庄、申、韩学吗？”回答说：“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毕竟是谁家门户？”

回答说：“我只是我。”

与友人论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于是指着几案上的香说：“这香便是礼，香烟便是乐；坐在这里便是礼，一笑便是乐。”

心的好恶不可迷惑，耳目口鼻四肢的好恶不可顺从。盲人不能辨别荤素，聋人不能辨别宫商，鼻塞的人不能辨别香臭，狂人不能辨别辛酸，逃难追亡的人不能辨别险夷远近。然而对我无损，对道无损，对事无损。而对世有益，对我有益，无穷无尽。于是知道这五种知觉，是道的贼，心的殃，天下的祸。

气有三散：苦散，乐散，自然散。苦散、乐散可以复聚，自然散不复聚了。

悟有顿修，无顿立。志在尧，即一念之尧；一语近舜，即一言之舜；一行师孔，即一事之孔。何况悟呢？若成一个尧、舜、孔子，非真积

译力量耗尽、死亡之后才能停止，这是做不到的。

有一个人，他的孙子叫他祖父，他的祖父叫他孙子，他的儿子叫他父亲，他的父亲叫他儿子，他的舅舅叫他外甥，他的外甥叫他舅舅，他的伯父叔父叫他侄子，他的侄子叫他伯父叔父，他的哥哥叫他弟弟，他的弟弟叫他哥哥，他的岳父叫他女婿，他的女婿叫他岳父，这究竟是多少个人？回答说：“是一个人。”称呼他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回答说：“都是正确的。”唉！“仁爱的人看待他称之为仁，智慧的人看待他称之为智。”也就不足为怪了，难道道只有两种吗？

译豪放的心性不是道所依附的地方，因此道凝聚于宁静之中。

圣人制定规矩而不制定方圆，这是因为规矩可以画出方圆，而方圆本身却不能产生方圆。

终身不照镜子，就终身无法认识自己。初次照镜子时，还怀疑镜中人是别人；经常擦拭、经常照看，才能认清本来面目。所以君子不可以没有朋友。

轻重只在毫厘之间，长短只争分寸之差。明智的人以少为多，昏庸的人吝惜零碎而抛弃整体。

天地之所以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积累成万古岁月的，只是四个字，叫做“无息有渐”。圣人的学问也是如此，即使是生来就知晓的圣人，敏捷是有的，但也不能离开这四个字。

下手的功夫在于自强不息，成就的境界在于至诚无息。

圣学入门首先要克制自己，归宿只是无我。因为自私自利的心是成就他人、通达他人的障碍，这就是舜与跖的分水岭，生与死的歧路。

心在淡泊中显现天真，细细品味后有许多滋味；学问在深渊中探寻理趣，涌现出来无限波澜。

百种毒害中只有恩毒最苦，万种味道中无如淡味最长久。

即使全部埋入泥土终究会显露真相，一旦泄露天机便不再玄妙。

横吞八极之水，细数九牛之毛。

修身

六合是我心中的六合，哪里还有别人？我是六合中的我，哪里还有另一个我？

世上没有格外好的东西，即便达到天地定位、万物化育的功用，也是本性中应尽的事业。现在的人刚有一点善行，就对人显露出骄傲的神色，便觉得世上的人都有过错，我对此深感羞耻。如果说这是格外好，这又是贤智之人的过错，便不是好了。

率真的人没有心机之过，却多有急躁言语、轻率举动的失误；谨慎周密的人没有口舌之过，不免有外表厚重、内心深沉的累赘。心事像青天白日般明朗，言行像走在薄冰、临近深渊般小心，这只有君子能做到吧？

沉静是最美好的品质，因为心有所存而不放纵。让人独自居住无事可做，已经感到孤寂难耐，一旦应对事务、接触他人，就任由口舌放纵情欲，即使是清高狂放，也不是蓄养德行的器量。

攻击自己过错的人，顾不上攻击别人的过错。如果喋喋不休地随意褒贬他人，一定是自我治理疏忽的人。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

自身是心应当担当的，家庭是主人应当担当的，郡县是守令应当担当的，九边是将帅应当担当的，百官是宰相应当担当的，天下是天子应当担当的，道是圣人应当担当的。所以宇宙内几桩大事，学者要挺身而出独自承担，不能让给别人，也不能与人计较行止。

做人害怕像嗜睡的人，刚被唤醒时睁眼似乎有知觉，随即又陷入沉睡，终究是梦中人。必须像早晨起床梳洗之后，精神清爽气息清明，冷冷清清、劲劲有力，才是真正清醒。

人生得有余裕之气，便有受用之处。言语说尽，事情做尽，这是命薄的人。

清高的人不借外在景物作为襟怀，高尚的人不以世俗见识沾染情性。

官吏不要钱，男儿不做贼，女子不失身，这才算有了几分人样。

连这个都犯了，别再提别的了。

刚有一段公正直率之气，说话做事就显露棱角，是大毛病。

在师友间讲学论道时，知道他们心术的藏匿如何；在见闻之地整顿自身、勉励行为时，知道他们在暗室中做什么。然而盗跖并非元凶，他盗取利益而不盗取名声。世上的大盗，以名利双收者为最。

圆融的人，没有诡诈迎合的姿态；精细的人，没有苛求察究的心机；方正的人，没有违背常理的过失；沉默的人，没有阴险狡诈的手段；诚笃的人，没有愚钝粗鲁的累赘；光明的人，没有浅薄外露的毛病；刚直的人，没有直率任性的偏颇；执着的人，没有拘泥不化的痕迹；敏捷熟练的人，没有轻浮不实的状态。这是全才。有所长处而矫正其长处的过失，这是善于学习。

不值得与之有所作为的人，自己依附于“行所无事”的名声；和光同尘的人，自己依附于“无可无不可”的名声。圣人厌恶莠草就是因此。

古代的士人百姓，各自安守本业，策励精神，检点心事，白天所做的，晚上思考它，又思考明天要做的。君子急切于修德，小人急切于治业，日积月累，早起晚睡，不敢有一刻懈怠傲慢之气。因此士人没有败坏的德行，百姓没有怠惰的行为；因此家给人足，道义显明德行积累，身体康健强壮，不招致祸患。

如果不这样，百亩田产之家不亲自劳作，一命之官不治理常业，空谈邪说，聚集欢笑寻求欢乐，沉迷于耳目之娱，纵情于游戏之乐；身上穿着纹饰丝绸，口中厌弃粗茶淡饭，意志沉溺于骄奢淫逸，懵然不知日常所为，而家中田产百物往来的费用，又足以荒废心志而滋养淫欲，消耗年华，浪费日用。唉！这也称为人，难怪后来的艰难接踵而至。

世上的人，形容别人的过错只像盗跖，回护自己只像尧、舜。

不知道这却是以尧、舜的标准期望别人，而以盗跖的标准对待自己。

孟子看待乡党中自好的人，看得很低。近年来看乡党中自好的人不多。

爱慕名声、珍惜节操，叫做自好。

少年的情性，想要收敛不想要豪放畅达，可以谨慎德行；老人的情性，想要豪放畅达不

译想要压抑阻滞，可以用来养生。

广所依赖的树木，如同选择所依赖的对象；选择所依赖的对象，不如无所依赖。无所依赖的人，是依赖天道。依赖天道的人，拥有独自知晓的契合，虽然独自立于宇宙之中却不认为孤独；众人倾轧他、众人毁谤他，他也不会动摇，这就叫做男子汉。

译在座的人都在谈笑，我却神色庄重；在座的人都在悲伤感慨，我却神色愉悦，这就叫做乖张悖理，对待自己、对待他人两方面都失去了分寸。

精明也要十分具备，但只需藏在浑厚之中去发挥作用。古今招致祸患的人，十分之九都是精明的人，没有因为浑厚而招致祸患的。现在的人加倍迷惑，认为精明不够，这恰恰是愚蠢的表现。

明明认定自己是对的，只管担当责任、径直去做；却因为听到诋毁之言就立刻消沉沮丧；这是极其没有定力的人，不可以承担天下重大的责任。

为了小的屈从而求得大的伸展，圣贤是不做的。我的道义必定会大行其道，自然之后才能显现，即使是守门打更的小吏，也有不可违背的道义。松柏生来就是笔直的，士人君子在穷困隐居时就是端正的。

如果说身处高位遇到难事，暂时隐藏光芒、忍受耻辱，以图将来显贵通达之时，然后再挺直腰杆践行道义，这不仅在出仕与隐居时成为两种人，即使在出仕之后，又成为两种人了。又怎么知道大任到手时不会放过你呢？

才能技艺让他占据高名，不要与他争胜；至于纲常大节，则一定要自己努力，不可退居人后。

在众人中孤零零地另作一种人，也是我们的道义所不取的。孔子说：“合群而不结党。”合群占了八九分，不结党，只在那不可妥协的地方使用。其使用之处，不损害合群，才见把持，才见涵养。

现在的人只是用“好名”二字来归咎君子，不知道名是自身好名才招来的。

分给人财物的人，实在耗费了财物；教导人行善的人，实在耗费了心力；臣子为忠而死，儿子为孝而死，妇女为节而死的人，实在牺牲了生命；一介不取的人，实在一无所得。试着让他们把这好名儿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做的事却是合乎道理的。那些不好名的人，是舜呢？还是跖呢？果真是舜，那真是比好名高出一等了；果真是跖，那是不好美名而好恶名了。我悲叹世人用好名来阻碍君子，而君子也畏惧好名的讥讽而自我阻碍，这是对我们道义的大害，所以不得不辩明。凡我君子，应当独自坚持操守，不要被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所动摇。

扩大心胸，容纳天下的万物；虚静心胸，接受天下的善行；平正心胸，议论天下的事务；潜潜心胸，观察天下的道理；安定心胸，应对天下的变化。

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在上位治理一个县就承担一个县的重任，治理一个郡就承担一个郡的全责，治理天下就承担天下的重任。早晚思虑这些事，日夜经营这些事务，一样东西失去安置就不敢安坐，一件事失去条理就不敢安食。受限于才能的人力求尽心，受限于形势的人力求尽职。不辜负君主的托付、百姓的仰望，然后享用君主的俸禄，享受百姓的供奉，坦然没有愧疚，反过来也没有惭愧，否则就是俸禄超过功劳，君子以此为耻。

诬陷隽不疑盗嫂，诬陷第五伦挝打岳父，都是这两个人的幸运。为什么呢？诬陷他们所没有的事，没有近似的事实，虽然不辩解，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明白。有人说：“假使这两个人有嫂子、有岳父，应当辩解吗？”回答说：“有嫌疑的事实，君子怎么能不辩解？‘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付之无言，这就和‘马偿金’之类一样了，是君子所厌恶的。所以君子不洁身自好而伤害别人，也不自污以顺从世俗。”

听信言语没有差错，不是圣人不能做到。怀着有成见的心，飞舞着近似的话语，加上不避嫌疑的事情，在仓促不及的时候，怀着隔阂难辨的怨恨，父子可以互相残害，死亡可以不顾，怒室阋墙，稽唇反目，何足道哉！

古今国家的败亡，这占了大半。圣人忘记无言，智者以先觉照察，资质好的人在未显露时熄灭，刚强的人断绝口语，忍耐的人断绝不行。不是这五种人，没有好办法了。

荣辱取决于所立的根基。所立的根基稳固，那么荣耀随之而来，虽然有可辱之处，人们不忍心施加；所立的根基废弛，那么耻辱随之而来，虽然有可荣之处，人们不屑于顾及。所以君子爱惜自己所立的根基，恐惧自己所废弛的地方。

掩护不要攻击，屈服不要愤怒，这是使用威严的人所应当知道的；无功不要奖赏，盛宠不要施加，这是使用恩爱的人所应当知道的。反之都是败坏道义的做法。

称赞别人的善行，我有一善，又有什么嫉妒的呢？称赞别人的恶行，我有一恶，又有什么诋毁的呢？

善于居功的人，让大美而不居功；善于居名的人，避大名而不接受。

善者不一定有福，恶者不一定有祸，君子深知这一点，宁愿遭祸也不肯作恶；忠直的人穷困，谀佞的人通达，君子深知这一点，宁愿穷困也不肯谀佞。不是坦荡知道理有当然，也是其心有所不容已罢了。

居于尊大之位，而使贤者忘记其贵重，卑者乐于亲近，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了。

人不难于违背众人，而难于违背自己。能违背自己了，违背众人有什么难的呢？

攻击我过错的人，未必都是没有过错的人。如果求没有过错的人攻击我，那么终身不得闻过矣。我应当感激他攻击我的益处而已，他有过无过何暇计哉？

恬淡老成的人，又不能俯仰一世，便觉得干燥；圆和甘润的人，又不能把持一身，便觉得脂韦。

做人要做个万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尽，常要分与

译大家，稍微有些瑕疵破绽也无妨。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没有那种让人既畏惧又顺从的事情，我得到别人必定失去，我获利别人必定受害，我显荣别人必定受辱，我有美名别人必定感到羞愧。因此君子贪求德行而推让名声，辞谢完美而安于残缺，使人与我处于同一境地，不喋喋不休地显露头角、树立标准，而胸中自有无尽的快乐。孔子谦逊，曾将自己比附于普通人，这其中极有深意。

译明理、省事这两件事极难，这四个字终其一生都参悟不尽，一旦领悟了，无论到哪里都能从容不迫。

胸中有一个明确的见识，就不会被纷繁杂乱的言论所迷惑；心中有一段笃定的道理，就不会被庸俗浅陋的观点所动摇。《诗经》说：“不以前人为准则，不以大道为规范……只争那些琐碎的言辞。”平生研读圣贤之书，某件事与圣贤之道相合，某件事与圣贤之道相悖，就知道该顺从什么，该舍弃什么。否则就是口诵诗书而心同众人，身穿儒者衣冠而行鄙夫之事。这是士人中的杂草。

世人喜欢说没有好人，这是轻率妄断的话。现在暂且不谈挑选人才，只在市井人群中聚集一百人，各自取他们的长处，每人必定有一项长处，汇集一百人的长处，足以成就贤人；每人必定有一个见解，汇集一百人的见解，足以决断大计。恐怕我在这一百人中未必能人人超越，又怎么能轻视平民百姓呢？

学问要广博，技艺要精湛，很难说没有一项专长，但总归比起做人来，只是勉强及格罢了。

学问像班固、司马迁那样，书法像钟繇、王羲之那样，文章像曹植、刘桢那样，诗歌像李白、杜甫那样，虽在千古间声名显赫，但这只是小技艺的习练，可贵之处在于做人要好。

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一句话便有千钧之力，却又不过激不疏远，这是说话的高境界。除此之外，即使沉默不语也无妨。

遵循陈规陋习如同遵守当朝的制度，固守时俗套路如同信奉先圣的经典，夸耀自己自得，厌恶听到正直的言论，这样的人也太可怜了。世间的教化依靠什么呢？

心要常常操持，身体要常常劳作。心越操持越精明，身体越劳作越强健，只是自己不可过度罢了。

未达到恰当的程度，一定要停止；已达到恰当的程度，不要超过，务必追求适可而止。这是我们日常持守遵循的原则，片刻粗心不得。

士人君子偶然聚会，不谈身心性命，就谈天下国家；不谈物理人情，就谈风俗世道；不规劝眼前的过失，就询问平生的德业。在赏花随柳之间，吟风弄月之际，都没有庸俗轻慢的谈话，认为此心不可一时流于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其偷惰。如果一相逢，不是轻狎，就是胡扯，这与仆隶下人有什么区别？只是多了这身衣冠罢了。

做人要像神龙那样屈伸变化，自得自如，不可被权势利禄和权术所拘束。如果羁绊随人，不能自主，只是个牛羊。但也不可喋喋不休、愤愤不平。

所以大智大哲看得几件事分明，外表要无迹无言，胸中要独往独来，怎会被工于心计的人驾驭。

财、色、名、位这四个字，是考察人品的大关节。这里过不去，小善也不值得记录了。自古砥砺名节的人，兢兢业业在这里下功夫，最不可轻易放过。

古人并非说位居显贵、身为尊长的人就没有可指责的过错；也并非说卑幼贫贱的人一无所知，即使有知识也不应当说。大概体制名分确然不可改变的是在道义之外；以道义相互成就，以心意相互交往是在体制名分之外。可悲啊！后世的显贵尊长竟然没有过错。

只终日检点自己，发出的念头果真是人心？果真是道心？出言行事果真是公正？果真是私曲？自己的人格自己定了分晓，哪有空闲讥笑别人？又怎敢喜欢别人赞誉自己呢？

以往见到“泰山乔岳以立身”这四句话，非常喜爱，怀疑有未尽之意，于是推广为男儿八景：泰山乔岳般的身躯，海阔天空般的胸怀，和风甘雨般的神色，日照月临般的眼目，旋乾转坤般的双手，盘石砥柱般的双足，临深履薄般的心志，玉洁冰清般的骨格。这八景我深感惭愧，应当与志同道合的人竭力践行。

求人已经不可，又求别人转求；顺从别人的请求已经不可，又转求别人顺从别人；患难求人已经不可，又用富贵利达去求人，这是大丈夫的耻辱。

文名、才名、艺名、勇名，人们都能谦让，唯有道德之名嫉妒的人多了。无文、无才、无艺、无勇，人们都能谦逊，唯有无道德之名惭愧的人多了。君子以道德的实质潜修，以道德的名声自掩。

自己有然后要求别人，自己没有然后批评别人，固然是藏身恕道；自己有而不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而不批评别人，自然是无言的感化。《大学》是为居上位者说的，如果是士君子守身的常法，那么我的话也是蓄德之道。

乾坤再大，哪里容不下我？而到处不被别人容纳，那就是我难以被容纳。渺小的一身，却成为世上难以容纳的人，却对人号叫说：“人本来就能容纳我。”唉！也太愚蠢了！

名分，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名分不立，那么朝廷的纪纲就不尊贵，法令就不能施行。圣人以名分行道，迂腐的士人恃道以压制名分，不知道孔子的道比起鲁侯来何止天壤之别，而《乡党》一篇何等尽君臣之礼！由此可知尊重名分与谄媚时势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慢懈怠，时势所在一毫不敢阿谀奉承。固执啊！世间的腐儒把尊重名分当作谄媚时势。卑劣啊！世间的鄙夫把谄媚时势当作轻视名分。

译圣人的道理不过是追求极致的和谐罢了，因此万物都能得以养育。即使是秋冬季节，也不妨碍它成为极致的和谐，何况极致的和谐又从未不在秋冬的宇宙之间呢！我天性狭隘，没有宽宏的度量、平和的心态、温和的仪容和谦顺的言语，希望致力于追求极致的和谐之道，以此来开阔自己的心胸。

译仅仅整夜检点，看今天说了几句关乎身心修养的话，做了几件有益于社会道德的事，内心自问是否心安理得，是否有所愧疚，便会恍然独自觉悟。如果沉溺于醉酒饱食，放纵谈笑，岂不是虚度了一天；如果言语轻率、行为妄动，蒙昧天理、顺从私欲，岂不是造孽了一天。

仅仅一个世俗的念头，就让人一生都误入歧途；仅仅一双世俗的眼光，就让人一生都错认了人。

年轻人只要想想我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会生出多少悔恨之心！多少羞愧之汗！怎么能够放过自己呢？

明亮的镜子虽然足以照见秋毫之末，但是拿着它照脸而不照手，为什么呢？因为脸自己看不见，需要借助镜子才能看见，而手是自己能看见的。镜子虽然明亮，但不如眼睛明亮，所以君子重视自知和自信。把别人的议论作为进退的依据，这是照手那样的见识；如果耳目所及的见识都依赖外物，那岂不是天下的见闻都不够用了。

义、命、法，这三者，是君子用来安身立命的，却是众人胡乱思虑的对象。顺着妄念而巧诈邪恶地谋取私利，君子以此为耻。如果不符合义理就不该做，不符合天命就不能做，不符合法律就不敢做，即使想要勉强去做，岂止是没有收获？所丧失的反而更多了。即使获得了，也不是福气。

躲避嫌疑的人，正是在寻找嫌疑；自我辩解的人，正是在自我诬陷。如果心事像重重门扉一样洞开通达，稍微有一点回邪不正，行事像八面窗户一样玲珑透明，毫无遮掩障碍，那么看见的人就会信服，听见的人就会相信。

稍微有一点无法辩白的诬陷，将会家家户户为我喊冤，人人都在为我说话。这就叫做品格高洁，不是自己刻意去洁身自好，而是别人认为你高洁。

应当做的善事，就像饮食衣服一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事。人们没有听说因为祸福来决定穿衣吃饭的，但做善事却以祸福作为行动与否的标准；没有听说因为毁誉而废掉穿衣吃饭的，但做善事却以毁誉作为行动与否的标准。这仅仅是因为做善事的心不真诚罢了。如果真正真诚，还会有甘愿忍受饥寒而死，却乐于趋向善行的人。

有形象而没有实体的是画中人，想做而不能做；有实体而没有作用的是塑像，清净庄严，享受牺牲香火，却一无所为；有运动而没有知觉的是木偶，被人提举指使后才行动。这三种人，身体没有血气，心灵没有灵明，我不责备他们。

我的身体原本没有贫富贵贱、得失荣辱这些字眼，我只是个我，所以富贵贫贱、得失荣辱就像春风秋月一样，自去自来，与我的心完全不牵挂，我到底只是个我。像这样，所以可以贫可以富，可以贵可以贱，可以得可以失，可以荣可以辱。现在的人只贪图富贵，得到它一定欢喜，失去它怎么能不悲伤？得到它认为是荣耀，失去它怎么能不感到屈辱？完全是靠着虚假的景象当作真实的自身，把外物当作分内之事，这是佛道两家所讥笑的，何况我们儒家呢？我们做功夫，这是第一重要的。我惭愧不能把它告诉志同道合的人。

“本分”这两个字，妙不可言。君子安身立命不能不知道本分，知道本分，那么千姿百态万种状况，丝毫不能增加或减损。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应当让百姓得到他们的本分，得到本分，那么荣辱死生，丝毫不能产生怨恨。儿子杀父亲，臣子杀君主，都是从不知道本分开始的。

两柔相合没有声音，是融合；一柔无声，是承受。两刚相碰必然破碎，是激荡；一刚必然受损，是积累。所以《易经》取一刚一柔。这叫做用中正之道来完成天下的事务，用和谐来修养一身的德行，君子崇尚它。

不要因为别人的赞誉就认为没有过错。世道崇尚浑厚，人人都有心中的历史。人心的历史是真实的，只有我有了心中的历史，然后才不畏惧别人的心中历史。

淫邪和愤怒是大恶，里面控制不住气息，外面顾不得别人，这算什么涵养？

有人说：“涵养难道就没有愤怒吗？”回答说：“圣贤的愤怒自然不同。”

凡是智愚没有别的区别，在于读书与不读书；祸福没有别的区别，在于为善与不为善；贫富没有别的区别，在于勤俭与不勤俭；毁誉没有别的区别，在于仁恕与不仁恕。

古人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因为道理应当如此，而且确实有受用的地方。扩大器度以培养德行，减少怨恨愤怒以培养正气，断绝仇敌以远离祸患。

平时读书，只有做官是施展抱负的时候。将隐居时所见所闻，以及平生想要做的事情一一尝试，必须使所处理的政事各得其宜，所治理的人物各得其所，这才算是满足了本然的分量。

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不如意，就是个阻碍世事的人。别人不能顺我的意，我也一定不能顺别人的意。不顺别人意的是我一个人，不顺我意的是千万人。唉！

没有不顺千万人意而不危险的。所以智者能与世俗相宜，至人不与世俗相碍。

性分、职分、名分、势分，这四者，是天下的重大事物。性分、职分在于自己，在于自己的不能不尽力；名分、势分在于上级，在于上级的不能不遵守。

起初认为我污浊了世界，就是个盗跖；后来认为世界污浊了我，就是个伯夷；最后认为世界也不污浊我，我也不污浊世界，就是个老子。

心里要有城池，口里要有门户。有城池就不越界，有门户就不放纵。

士人君子做人不长进，只是不用心，不着力。他们之所以不用心、不着力，只是因为没有羞愧之心，没有奋发之意。能够羞愧，能够奋发，圣人也是可以达到的。

译有道的言论，使人内心领悟；有德的言论，使人笃定践行。有道的言论宏大畅达，有德的言论亲切恳切。有道的言论如同游览陈列万物的市场，有德的言论如同开展万物的贸易。有道的人不能不发言，有德的人不等待言语（自会流露），虽然如此，却从未停止过发言。所以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

译学者说话要简练庄重、从容不迫，顺应事物、依托事理，这便是说话中的涵养。

有人问：“做到不怨恨、不责备别人了，恐怕在顺应天意、对待人事上更要留心吧？”回答说：“这顺应天意、对待人事这两方面，千头万绪，怎么照管得过来？有个简便的方法，只在自身上下功夫，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件事都检查得没有丝毫不是，那祸福毁誉都不必理会。我没有招致祸患的途径，而祸患来自上天偶然借给；我没有招致诋毁的途径，而诋毁来自别人偶然错怪，与我全然无关。如果福气和赞誉是我应得的，我不因此欣喜；是我侥幸得到的，我反而感到惊惧惭愧。况且上天也有力量做不到的地方，人也有知识达不到的地方，也要体谅他们。但有一件紧要的事，只怕我不能感化上天、打动人心。这个稍有欠缺，自怨自艾尚且来不及，又哪顾得上别人。孔子说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不愿求于外物的道理；孟子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安守本分而行的道理。这两个意思常常相互需要。

天理本来廉洁退让，而我又以疏远对待它；人欲本来善于攀附，而我又以亲近对待它；小人充满了内心，而君子却在千里之外了，想要修身，能做到吗？所以学者与天理相处，开始时要像对待老师保姆那样恭敬，接着要像对待骨肉亲人那样亲近，久了就浑然融合为一体。人欲虽然想趁间隙而入，也没有办法了。

气忌旺盛，心忌自满，才忌显露。

外在的强敌有五种：声色、财利、名位、患难、安逸；内在的强敌有五种：恶怒、喜好、牵缠、偏狭急躁、积习。世间的君子终日受这些昏惑凌驾，这是小勇者的投降，而大勇者的致力克服之处。

玄奇之病，用平易来医治；英发之病，用深沉来医治；阔大之病，用充实来医治。不远而复，不如来路审慎。

开始奋发而最终懈怠，是修业的贼；前面迟缓而后面急促，是应事的贼；心躁气浮，是蓄德的贼；疾言厉色，是处众的贼。

名心盛的人必定作伪。

做大官的是一样家数，做好人的是一样家数。

见到正义的事不做，又托辞违背众人，这是力行者的大戒。如果肯务实，又自然逃避名声，不担心没有方法，我私下以此自恨。

恭敬谦谨，这四个字是有心的善；狎侮傲凌，这四个字是有心的恶，人所易知。至于怠忽惰慢，这四个字是无心的过失，而丹书的警戒说怠胜敬者凶，论治忽者至分存亡。《大学》以傲惰同论，曾子以暴慢连语，为什么呢？盖天下之祸患皆起于这四个字，一身之罪过皆生于这四个字。怠则一切苟且，忽则一切昏忘，惰则一切疏懒，慢则一切延迟，以之应事则万事皆废，以之接人则众心皆离。

古人临民如驭朽索，使人如承大祭，何况接待平交以上的人呢？古人处事不泄迩，不忘远，何况目前之亲切重大者呢？所以说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这九个字即毋不敬。毋不敬三个字，不仅是圣狂之分，存亡、治乱、死生、祸福之关，也是必然不易之理。沉心精应者，始真知之。

人一生大罪过，只在自是自私四个字。

古人慎言，每云有馀不敢尽。今人只尽其馀，还不成大过，只是附会支吾，心知其非而取辨于口，不至屈人不止，则又尽有馀者之罪人也。

真正受用处，十分用不得一分，那九分都无些干系，而拼死忘生、忍辱动气以求之者，皆九分也。何术悟得他醒？可笑可叹！

贫不足羞，可差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老不足叹，可叹是老而虚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无闻。

圣人之闻善言也，欣欣然惟恐尼之，故和之以同言，以开其乐告之诚；圣人之闻过言也，引引然惟恐拂之，故内之以温色，以诱其忠告之实。何也？进德改过为其有益于我也。此之谓至知。

古者招隐逸，今也奖恬退，吾党可以愧矣，古者隐逸养道，不得已而后出，今者恬退养望，邀虚名以干进，吾党可以戒矣。

喜来时一点检，怒来时一点检，怠惰时一点检，放肆时一点检，此是省察大条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顾不得，一错了，便悔不及。

治乱系所用事。天下国家君子用事则治，小人用事则乱；一身德性用事则治，气习用事则乱。

难管底是任意，难防底是惯病。此处着力，便是穴上着针、痒处着手。

试点检终日说话有几句恰好底，便见所养。

业刻木如巨齿，古无文字，用以记日行之事数也。一事毕；则去一刻；事俱毕，则尽去之，谓之修业。更事则

译再次刻木如前，大事就刻得大些，称为大业。多事就刻得多些，称为广业。士农工商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称为常业。农夫成为士人便更改刻痕，称为易业。古人没有一生没有职业的人，也没有一天不修习职业的人，所以古人修身理事，没有懈怠安逸的时候，常怀忧虑勤勉、警惕激励的心志。一天没有做事，就一天不得安宁，害怕职业不修习而虚度时日是不可以的。如今人们昏沉散漫，四肢无法约束，穷尽终年终日没有一种作为，放纵逸乐而沦为禽兽，这是没有职业的缘故。人生在世，没有一件事值得显现，没有一种善行值得称道，依靠他人供给衣食，却苟且安闲、懒惰行事直到死去，真是可羞啊。

译古人指责别人，也是忠厚诚实的。《株林》中的话语，多么含蓄蕴藉！《舆入》中的民谣，也还是陈述事实。后世却不是这样，怨恨在这里，指责却在那里。他们本来知道所怨恨的人未必是君主的过错，而他们的指责不足以施行，于是另外生出一项议论，凭借他们的才辩附会，足以掩盖我怨恨的真实情况，激起人们相信他们的心思，能使被指责的人不能免除被指责的祸患，而我却逃脱了指责别人的罪责。唉！现在的指责，即使是古代的君子也会避忌它了。圣贤面对指责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修养自身，至于祸福就听任它罢了。

面对利益时，却要求别人做君子，自己做小人；面对名声时，却要求别人做小人，自己做君子，这是迷惑到极点了。圣贤面对利益就让利，面对名声就让名，所以淡泊宁静，不与世俗相抵触。

任凭你万分矜持，千分检点，里面如果没有自然的根本，在仓促之间、突然之际，本来的面目自然会显露出来。因此君子在独处时也要谨慎。独处时只有这个（本性），表现出来也只是这个，何必劳神掩饰，何必支吾搪塞？

力量有所不能，圣人不拿无可奈何的事情去责备别人；心意有所应当尽到的，圣人不拿无可奈何的事情来自我推托。

有人问：“孔子穿黑色衣服配羔羊皮袍，白色衣服配小鹿皮袍，黄色衣服配狐狸皮袍，这难道不符合‘位素’（安于清贫）的道理吗？”回答说：“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谨慎修养的君子，宁可失之于俭朴也无妨。但如果论及大中至正的道理，得到财富却俭朴得不合礼制，与没有财富却奢侈自奉的人相比，虽然相差很远，但偏离中道则是相同的。圣贤不忌讳奢侈的名声，不贪图俭朴的美誉，只要道理上恰好合适罢了。”

恩情寡薄叫做刻薄，伤害恩情叫做刻毒，做事彻底叫做急切，做事过分叫做激切。这四种情况，是宽厚之人深深警戒的。

《易经》称“道济天下”，而我们儒家的事业，动不动就称行道济时，济世安民。圣人未曾不重视济世。船已经翻了，却还能保住船在，这能叫做济世吗？

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忧患在于知道拥有自身，拥有自身就不能治理天下。

万物安于知足，死于不知满足。

过分恭敬显得过于厚重，文饰过多节律过密，都是名教的罪人。圣人的道理自有中正。那些乡愿之人，为了求取名声、害怕讥讽、希求进身、追求荣耀，不惜辱没自身、降低志向，这些他们都不顾惜，于是形成了举世通行的套路。即使是秉持直道、清高节操的君子，稍无中流砥柱的力量，不免随波逐流，而那些中流砥柱的人，随即就会获罪。唉！谄媚的风气、阿谀的习俗，如果没有执掌权柄的人极力挽回，世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古制呢？

时时体察人情，念念遵循天理。

越是进修，越觉得自己没有长进；越是检点，越觉得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为什么呢？不留意做人，自己怎么看得过去。只有天天留意向上，才看得出自己都是毛病。那有什么好？起初只看见人欲中的过失，到后来又看见天理中的过失，到了没有天理中的过失，就合乎中道了。还有不自然、不浑化、刻意做作、费力维持的情况，过失走出这个境界才是。圣人能立于无过的境地。所以学者以有一点善行自满，以少犯一个过错自幸，都是没有志向的人。急于赶路的人，只看见路远而脚步不前；急于除草的人，只看见草多而锄头不利。

礼义的大堤防，毁于众人一念的苟且。譬如走小路的人，只因为一时疲倦少走了几步，便在平地上踏出一条小径，后来的人跟随旧迹，踩成不可堵塞的大道。因此君子在众人惊惧的事情面前，略微不动声色，只要稍微妨碍礼义，便愕然变色，如同触犯重大刑律一样，惧怕大堤防不可溃决，而细微的开端不可开启。唉！这是众人所谓的迂腐，而不认为重要的事情。

这开启天下不可堵塞的祸端的人，是从苟且之人开始的。

大行的美好，以孝为第一；小行的美好，以廉为第一。这两者，是君子所致力敦厚的。然而不辩白的申生，不如不告而行的舜；井边的李子，不如接受馈赠的鹅。这两者，是孝廉所致力辨别的。

吉凶祸福是天主张，毁誉予夺是人主张，立身行己是我主张。这三者，互不侵夺。

不得罪于法律容易，不得罪于道理难。君子只是不得罪于道理罢了。

凡是在我身上的，都是分内的事；在天的、在人的，都是分外的事。学者要明白内外之分，那么在内缺一分，就是不成人之处，在外得一分，就是该知足之处。

听言观行，是选取人才的方法；喜欢他的话而不问他的人，是选取善言的方法。

现在的人厌恶听到善言，便傲慢地说：“他能说而行不逮言，有什么值得取的？”这是不思考啊。我听取他的话，是因为他的话对我有益。如果对我有益，别人的贤与不贤何必问呢？穿破麻衣的人，买锦绣；吃糟糠的人，买粱肉，难道因为人而抛弃它吗？

选取善言而不使用，依旧是寻常人，选取有什么可贵？譬如八珍方丈却不下筷子，依然饿死罢了。

有德之人的容貌深沉凝重，内心充实有余，外表寂静无迹。如果面目都是精神，即使不出口，泄露已经很多了，毕竟是修养得浮浅。譬如量小的人，一杯酒便达于面目。

译每个人各自有一句终身受用不尽的话，关键在于存心着力罢了。有人问这话是什么，回答说：“只要是对症下药的话就是。比如子张只需要‘存诚’二字，宰我只需要‘警惰’二字，子路只需要‘择善’二字，子夏只需要‘见大’二字。”

译言语是一样的，从孔子口中说出，人们就相信并听从；从盗跖口中说出，即使再三命令、多次告诫，人们还是会怀疑。所以，有言语的人，还有使言语受到重视的原因。平素的品行使人信服，这就是使言语受到重视的原因。如果不这样，就会受到言语的牵累。

世人都知道嘲笑别人，嘲笑别人倒无妨，嘲笑到恰当的地方就很难，到了可以嘲笑别人的时候则更难。

诋毁我的话可以听到，诋毁我的人不必去追究。假如我确实有这件事，他们即使不说，也一定会有人说的。我听到后改正，这又是得到了一位不用付学费的老师。假如我没有这件事，我即使不辩解，也一定会有人替我辩解的。如果听到后发怒，这就又多了一个不接受劝告的过错。

精明是世人所畏惧的，却把它显露出来；才能是世人所嫉妒的，却把它夸耀于人，这不灭亡才怪呢！

只有一个贪爱之心，是最可鄙、最可耻的。羊马对于水草，蝇蚁对于腥膻，蜣螂对于积粪，都是这个念头。因此君子要克制欲望。

清议比法律更严酷，清议的人比审理案件的官吏更严酷。法律所冤枉的，依靠清议来澄清，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清议所冤枉的，万古都无法翻案。因此君子不轻易议论别人，是害怕冤枉人。只有这件事得罪上天非常严重，报应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

权贵之门，即使是通家之好、知己之交，也必须见面稀少，行踪隐少才好。曾经喜爱唐诗中有“终日帝城里，不识五侯门”的诗句，可以作为新晋士人的法则。

听到世上有不平之事，便满腔愤懑，说出激切的话语，这是最浅薄的人，是士君子的大忌。

仁厚与刻薄，是寿命长短的关键；行为举止与言语沉默，是祸福的关键；勤奋懒惰与节俭奢侈，是成败的关键；饮食男女，是生死的关键。

话从口中说出，身体有什么关系呢？但身体却因此灭亡。五味适合口中，腹部知道什么吗？但腹部却因此生病。小害大，明明昭昭，但人常常放纵它，顺从它，任凭它出口，供给它入口。

全身都遮盖得住，惟有面目不可掩盖。面目，是公开的证明。即使有外表厚道的人，突然之间难以做预备，不知不觉中心中的事都表现在面目上。所以君子没有愧心就没有愧色。心中的坦荡因此显现，肺腑的清晰因此显现。这是修养自己的人所畏惧的。

韦弁布衣，是我出生时的初服，不惭愧，这一生尽可以报答大自然的恩德。轩冕是什么东西？将一个大丈夫做坏了，有什么面目面对那青天白日？是宇宙中一腐臭物，却扬眉吐气，以此夸耀于人，而世人共同荣慕它，也是极大的怪事。

多少英雄豪杰可以与人为善但最终没有成就，只是因为不能将自己从习俗中拔出来。如果不顾众人的诽谤，断定一定要实行，以古人为契友，以天地为知己，任他千诬万毁有什么妨碍？

为人没有宣扬善行的人的心，没有实称恶行的人的口，也可以谈论真正的修养了。

身体，是道的车舆。身体载着道而行，道不是载着身体而行。所以君子道行，则身体跟随它前进；道不行，则身体跟随它退隐。道不行却求进不已，好比大商人百货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不载着回家，却又用空车雇佣钱；贩夫嘲笑他，贪婪鄙陋还有谁比得上呢？所以出处的分别，只有工语：道行则出仕，道不行则卷而怀之。除此之外都不是正确的。

世间最珍贵的，没有比得上人品的，与天地参赞，与古人交友，帝王且为之屈从，天下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却以声色、财货、富贵、利达，轻轻将个人品卖了，这叫做自贱。商贾得到奇货尚且须等待高价，何况士君子的身体呢？

身体以不护短为第一长进的人。能不护短，则长进到了极点。

世上有十种姿态，君子要避免：没有武人的姿态（粗豪），没有妇人的姿态（柔懦），没有儿女的姿态（娇稚），没有市井的姿态（贪鄙），没有俗子的姿态（庸陋）；没有荡子的姿态（儇佻），没有伶优的姿态（滑稽）；没有闾阎的姿态（村野），没有堂下人的姿态（局迫），没有婢子的姿态（卑谄），没有侦谍的姿态（诡暗），没有商贾的姿态（衒售）。

做本色的人，说根心的话，干近情的事。

君子有过错不推卸诽谤，无过错不反诽谤，共同过错不推卸诽谤。诽谤对君子没有什么损害。

只有圣贤终日说话没有一个字差失。其余都要斟酌后才说话，有馀，不敢尽，不然没有没有过错的。所以只有少说话的人少有过错。

心中不留言语，言语不选择人，即使露出肺腑，君子也不取。他固然自以为光明，君子何尝不光明？只是不轻易说话，说话则心口如一罢了。

保身的是德义，害身的是才能。德义中的才能，唉！免了。

常说“疏懒勤谨”，这四个字每相因。懒生疏，谨自勤。圣贤的身体难道是生来厌恶安逸喜好劳苦吗？知道天下都怠惰则百务废弛，而乱亡随之而来。先正说：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怠惰荒宁为惧，勤励不息自强；曰惧；曰强而圣贤之情见矣，所谓忧勤惕励者也。惟忧故勤，惟惕故励。

谑不是有道之言。孔子岂

译不戏？这正是在道理上洒脱超然。如今那些嬉戏的人，轻慢无礼，即使有滑稽巧妙的言辞，也接近于俳优一类。沉静庄重的人以之为耻。

译不要责备别人，是自我修养的首要原则；能够体谅他人，是涵养气量的首要方法。

我不喜欢去权贵显要的门庭走动，即使是情义所关，也常常因为觉得无意义而作罢。有人劝我说：“奔走于权贵门下，难道不是让他们高兴吗？”又有人说：“是担心他们把不去奔走当作罪过。”

我感叹说：“不是这样。权贵门庭前奔走的人多如集市，他们本来就对此极为厌恶，这种厌恶已经表现在脸上，只是他们为人浑厚，忍耐着不发作罢了。白白耗费自己一份辛劳，白白增加权贵一份厌恶。况且进门作揖之后，宾主之间无话可说，这羞愧窘迫之情已经无处安放了。我担心初入仕途的人会陷入众人的俗套而不敢独自不同，所以阐明这个道理。”

毁灭我的人，正是我自己。人如果不自我毁灭，谁能毁灭他呢？

沾沾自喜、温和柔顺，看似柔和滋润讨人喜欢，这是大丈夫最大的耻辱。您难道想与人乖张对立吗？只是因为有正当的情感和真实的意趣，所以柔和美好不是软弱媚俗，懂得自爱的人不可不加以辨别。

士大夫这一身，世间供养他太丰厚了。不养蚕织布却穿着锦绣，不耕种畜牧却吃着膏粱，不借贷却拥有车马，不经商贩卖却积蓄财富，这是什么缘故呢？却对世间毫无补益，辜负了天地。世人又把大官当作市井小民炫耀，盖棺定论时还有无尽的愧疚。

暂且不论身体力行，只听听在日常聚谈中，有几个人说过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些正经道理？整天喋喋不休，满口都是闲谈乱语。我们试着猛然醒悟，士君子在天地间可以这样过日子吗？

君子慎重地求人。讲求道义、询问德行，即使委屈自己、降低身份，也是好学者的本分。如果为了富贵利达向人开口，最伤害士人的气节，宁可困顿终身直到老死。

言语的恶，没有比造谣诬蔑更大的；行事的恶，没有比苛刻严酷更大的；心术的恶，没有比阴险深沉更大的。

自己的才德，自己心里明白。才短德薄，即使是低微的官职和微薄的俸禄，也已经难以胜任。如果已经超出了本分而贪求无穷，却是难为了造物主。孔孟生前不遇，又该怎么办呢？

不善的名声，往往因为一件事就形成，后来即使有诸多长处，也不能掩盖；只有那一次不善流传下来。君子的举动能不慎重吗？

一天和朋友谈论修身道理，朋友说：“我老了。”我说：“您不要自暴自弃。平日作恶，即使在临死前做一件好事，也不失为改过自新的鬼，何况还有一口气尚存呢？”

既然做人活在世间，就要刚劲爽朗、立身铮铮。如果像春蚓秋蛇、风花雨絮那样，一生靠别人做骨架，就好像世上多了一个多余的人。

有一个人，精密的人嫌他疏漏，华丽的人嫌他粗陋，繁复的人嫌他简略，谦恭的人嫌他傲慢，委曲的人嫌他直率，没有谁能让当世的人都满意，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人怎么可能让当世的人都满意，只要自己检点自身是否真的如别人所指责的那样？如果为了迎合众人的口舌，孔子也不能做到，即使能做到，又成了什么人品？所以君子以中庸之道作为取舍的标准，不以众人的言论作为忧愁喜悦的依据。

礼不仅仅是亲近他人，更是君子自爱的方式；不仅仅是尊重他人，更是君子敬重自身的方式。

君子说话，像吝啬的人使用钱财一样谨慎；君子见到义理，像贪婪的人追逐利益一样急切。

古人勤勉努力，今人懒惰怠慢。勤勉努力所以精明，德行日益修养；懒惰怠慢所以昏庸蒙蔽，欲望日益放纵。因此圣人重视忧虑、勤勉、警惕和激励。

先王的礼仪文饰用来修饰真情，后世的礼仪文饰用来修饰虚伪。修饰真情，那么三千三百种礼仪，即使极其繁杂，也不妨碍其率真；修饰虚伪，那么即使一揖一拜，也已经多余了。后世厌恶修饰虚伪的人，却一切苟且简略、决裂纲常，以溃坏天下的防堤，而自称率真，这将流于伯子那种简略而不可行的地步，这也是礼的祸害。

清高的人被浑浊的人嫉妒，却又激起浅薄者的反感吗？这是气量的问题。所以君子对自己讳言美德，对他人隐藏缺点。如果有激浊扬清的责任，不妨碍其明辨是非。

处世以讥讽嘲笑为第一大病。不善在对方，我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待小人不能假借言辞脸色，小人有时不能忍受。老友王道源警告我说：“当今做官特别应该戒除这一点。法度是朝廷的，财货是百姓的，真借不得人情。至于言辞脸色，却是我的；稍微假借一点有什么害处？”我深感他的话，因此记下并改正了。

刚直、明察，是世间的障碍。刚直而委婉，明察而含蓄，就可以免除祸患了！

君子所坚持遵循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先圣的成规，就是当世君王的定制。除此之外都是邪说、俗见，君子不走这条路。

难的不是正直，而是善于运用正直；难的不是运用正直，而是善于涵养正直。

安身立世不妨淡薄，对待他人不妨厚道；责备自己不妨严厉，责备他人不妨宽容。

坐在众人之中，环顾四周然后说话，不抢先发声，不提高声音，不独自高声。

痛苦的地方是端正容貌、谨慎节操，快乐的地方是手舞足蹈。这种快乐正是从那种痛苦中来的。

滑稽诙谐，说完话后左右张望，只怕别人没有笑容，这就是所谓的巧言令色。小人的谄媚都是这种姿态。年轻人要引以为戒。

人看待小过错，如果感到羞愧悔恨如同犯了大恶，然后才能改正。“无伤”这两个字，是修养自己的人最大的警戒。

有过错是一个过错，不

译肯承认过错，这本身又是一重过错。一旦承认，两重过错便都消失了；一旦不承认，两重过错就都难免了。那些强词夺理来掩饰错误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译一位朋友与人争执，并一一列举对方的短处。我说：“在十分之中，难道你没有一分过错吗？”朋友说：“我很难说完全没有一二分过错。”我说：“暂且先把这一二分过错都去掉，才好责备别人。”

我二十年前曾有追求心迹两清的志向，近十年来有这四句话：“行为要清廉，名声要浑浊；道义要进取，自身要退让；利益要居后，祸害要居前；待人要丰厚，律己要简约。”

近来看来，这太执着，过于矫饰激切，只应以无心顺应自然，追求恰如其分罢了。名声和事迹任其去留，不必去照管。

君子做善事，认为是理所应当做的，不是为了求福，也不是为了求官；他不作恶，认为是理所不当做的，不是畏惧灾祸，也不是为了远离罪责。至于垂范世教，则谆谆以祸福刑赏来告诫。这是天地圣王劝善惩恶的大权，君子不敢不奉行并与众人共同遵守。

茂密的树林和芬芳的树木，是好鸟的媒介；污浊的池水和渠道，是秽虫的母体，这是气类自然的规律。善行不期待福报，恶行不招致灾祸。君子见到正直的人就亲近，邪僻的人见到奸佞的人就亲密。

我观察射箭，从而知道了言行的道理。射箭审视目标后才发射，是有定见；拉满弓后才发射，是有定力。言语能审视和充实，那么言语没有不中的；行为能审视和充实，那么行为没有不成功的。现在的言行都像乱射的箭，即使射中，也是侥幸罢了。

蜗牛因为唾液而被寻觅，蝉因为身体而被黏住，萤火虫因为光亮而被捕获。所以爱惜自身的人，不看重显赫的名声。

极大相反的事物往往极大相似，这是理势自然的规律。所以愤怒到极点就会笑，喜悦到极点就会悲。

敬，就是不随便的意思，所以与随便相反的就是敬。

门多的屋子容易生风，话多的人容易招祸。

磨砖砌墙不涂白灰，是厌恶掩盖其真实本色。一旦涂上白灰，人们就会说这是粪土之墙了。

凡是外表装饰的，都是内心不足的。最高的道理没有言语，最好的言语没有文采，最好的文采没有法度。

苦毒容易躲避，甘毒难以躲避。晋国的璧马，齐国的女乐，越国的子女玉帛，它们的毒性很大，但愚昧的人却像吃糖一样喜欢，即使知道了也不顾惜。由此推论，人都有甘毒，不一定从外面馈赠，而且贪求的人很多。难道只有虞人、鲁人、吴人愚昧吗？懂得滋味的人可以警惕了。

好逸恶劳，贪图美食美色，只顾自己损害群体，选择便利发泄愤怒，即使是鸟兽也能做到。万物中灵秀的人，应当寻求区别，不然，就同类了。况且风德麟仁，鹤清豸直，乌孝雁贞，如果选择鸟兽中有知者而效法，也不失为君子。难道人可以不如它们吗？

万事都要有个本意；宫室的设立，只是为了安居；衣服的设立，只是为了蔽体；食物的设立，只是为了充饥；器物的设立，只是为了利用；妻子的设立，只是为了有后代。推此类不可穷尽。如果知道其本意，只在本意上追求，分外的都是多余的。

士大夫殃及子孙的有十种：一是优免太奢侈。二是侵夺太多。三是请托灭公。四是恃势凌人。五是困累乡党。六是要结权贵，损害国家伤害百姓。七是盗取上级剥削下级，以充实私囊。八是鼓吹邪说，摇乱国是。九是树党报复，暗中陷害善人。十是引用邪昵，虐待百姓损害国家。

儿辈问立身之道。回答说：“本分之内，不欠丝毫；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现在本分不图，而在本分之外增加的，不止千万倍了。

内外之分在哪里区别？何况敢问纤微毫末之间呢？

智者不与命运争斗，不与法律争斗，不与道理争斗，不与权势争斗。

学者事事要自责，千万不要责备别人。别人不符合我的意思，自然是我度量小；我不符合别人的意思，自然是我能力不足。时时自我反省，才德没有不进步的理。

气质之病小，心术之病大。

童心和俗态，这是士人的大耻。这两种耻辱不服，终究不能进入君子之路。

习成的仪容举止并不重要，必须是瑟僩中发出来的，才是盛德光辉。那个不严厉？不放肆庄重？不为矜持戏滤？不为媟慢？只有有道者能之，只有有德者识之。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浅之色，作为之状，便是屋漏少工夫。

德不怕难积，只怕易累。千日之积不禁一日之累，所以君子防所以累者。

枕席之言，房闼之行，通乎四海。墙卑室浅者无论，即宫禁之深严，无有言而不知，动而不闻者。士君子不爱名节则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独盲动可不慎与？

富以能施为德，贫以无求为德，贵以下人为德，贱以忘势为德。

入庙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肃而自肃，所以君子慎所入也。见严师则收敛，见狎友则放恣，所以君子慎所接也。

《氓》之诗，悔恨之极也，可为士君子殷鉴，当三复之。唐诗有云：“两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又近世有名言一偶云：“一失脚为千古恨

译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这句话足以道出《氓》这首诗中的心事，其中所说的“亦已焉哉”，也就是所谓的“何嗟及矣”，是无可奈何的言辞。

译平生所做的事，让怨恨我的人得以指责，喜爱我的人无法遮掩，这是反省自身时最恐惧的事。士人君子要对此谨慎。所以，如果我无过错，即使诽谤之声滔天也不值得计较，可以谈笑间接受；如果我有过错，幸好没被听到，应当睡觉不安枕、吃饭不下咽。

因此，君子以志向中没有恶念为贵。

言语谨慎、行动小心，减少事务、清净内心，与世俗没有冲突，对他人没有索取，这叫做小跳脱。

身体要庄重严肃，心意要安定，神色要温和雅致，气息要平和，言语要简洁确切，心地要慈祥，意志要果敢坚毅，思虑要缜密。

善于修养身体的人，饥渴、寒暑、劳役，外来的侵扰屡次变化，但身体状态始终如一，未曾改变；善于修养品德的人，生死、荣辱、安危，外来的侵扰屡次变化，但意念始终如一，未曾改变。那些平时收敛身体的人，到了需要发扬时便松懈；那些平时放纵身体的人，到了需要收敛时便郁结，这不能叫做气定。平时被称为镇静的人，遇到仓促之事便脸色改变；平时被称为淡泊的人，遇到繁华之事便心动，这不能叫做定力。这两种情况都是缺乏修养的过错。

内心要在规矩法度中保持活泼，不让懈怠疏忽；外表要在礼法中保持洒脱，不让矫揉造作。

四十岁以前修养得稳固，那么年老时更加坚定；修养得不稳固，那么年老时更加败坏。百年人生实在艰难，所以君子增进品德、修习学业贵在及时。

涵养如同培育脆弱的嫩芽，省察如同搜索田间的蛀虫，克治如同去除盘结的树根。涵养如同女子坐在幽静的闺房，省察如同巡逻的士兵缉拿奸细，克治如同将军与强敌作战。涵养要用“勿忘勿助”的功夫，省察要用“无怠无荒”的功夫，克治要用“是绝是忽”的功夫。

世上只有道理是可贪求、可欲望的，起初并不局限于获取数量的多少，为什么呢？

本性所规定的分限原本是没有极限的，终身践行也无穷尽。除此之外都是人欲，最不可萌发丝毫羡慕之心。上天生人各自有一定的分限，圣人制定人伦各自有一定的品级节度，譬如挑夫想坐轿子，乞丐想享用美食，徒然劳心，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唉！篡夺由此产生，大乱由此兴起，都是因为以本分内的不足为耻，而只看见本分外的东西可贪可欲的缘故。所以学者修养心性首先要懂得本分。

懂得本分的人，内心常安宁，欲望常满足，欲望得到满足自然足以安身立命、利用万物。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

学者只把本性所固有的、职分所应当做的；时时留心，件件努力，便渐渐接近圣贤的境界。不是这两者，都是对外物的追求，都是妄为。

增进品德没有比不马虎更重要的，不马虎首先要能耐烦。现在的人只因为有急躁之心而不能耐烦，所以一切苟且，最终导致破坏大防而不顾，抛弃大义而不为，其开始都起于一念的苟且。

不能长进，只因为被“昏”和“弱”两个字所苦。昏沉适宜用静来澄澈精神，精神安定便渐渐精明；软弱适宜用奋发来培养正气，正气壮盛便渐渐强健。

一切言行，只要平心易气就好。

放纵一旦养成，不仅礼法不能制约，即使自己悔恨，也制约不了自己。善于爱护别人的人，不让他放纵；善于自爱的人，也不让自己放纵。

天理与人欲交战时，要像百战勇士，九死不移，百折不回，它能把我怎么样？为什么堂堂的天君，却做人欲的臣仆？内心投降，胸中成了什么世界？

有人询问隐秘的话嘱咐说：“希望以真心相告！”我笑着说：“我内心有不可隐瞒的本心，上有不可欺骗的天日，在本人有不可掩盖的是非，在天下有不容泯灭的公论，一旦不实，就自负四种罪过了。哪有空闲用虚假的言语欺骗门下之人呢？”

士人君子洗涤心灵、沐浴德行，要使咳唾都变成玉石，便溺都散发香气，这才见到功夫圆满。如果灵台中有一点污浊，便如同瓜蒂、藜芦，进入胃中不呕吐干净不停止，

岂能让它一刻停留在此呢？像这样，然后厕所可以沉溺，黑泥可以进入。

与其抑制暴戾之气，不如培养和平之心；与其裁减已经溢出的恩惠，不如断绝本分外的期望；与其为后事准备丰厚，不如在事前施予微薄；与其服用延年益寿的药，不如遵守保养身体的方法。

繁杂违逆，产生厌恶之心，要奋起坚守忍耐的力量；柔美艳丽芬芳浓郁，产生沾惹之心，要奋起跳脱的力量；推挽冲突，产生追随之心，要奋起执持的力量；长途末路，产生衰歇之心，要奋起鼓舞的力量；急遽疲劳，产生苟且之心，要奋起敬慎的力量。

进道入德没有比有恒心更重要的。有恒心就不必急于求成，不必拔苗助长，优游渐渐自然达到神圣的地位。所以天道只是个恒，每天定准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分毫不损不加，流行不缓不急，而万古常存，万物各得其所。只要没有恒心，万事都成不了。我最坐受此病。古人说：“有勤心，无远道。”只有人胜道，没有道胜人的道理。

士人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没有妄念；真口，没有杂语；真耳，没有邪闻；真眼，没有错识。

译愚笨的人被人嘲笑，聪明的人被人猜疑。聪明却表现得愚笨，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诗经》说“没有智者不愚”，由此可知，不愚笨就不是真正的智者。

译凭借精微透彻的见识，运用坚持不懈的心志，发挥勤奋进取的力量，即便是金石也能穿透，豚鱼也能感通，还有什么难做的事功？难成的圣神境界呢？士人君子平庸碌碌一生，百事无成，只是因为没有志向。

那些有善行而彰显的人，必定是有恶行而掩盖的人。君子不彰显善行来损害德行，不掩盖恶行来助长邪恶。

我每天都有过错，然而自信过错发自内心，就像清水中的鱼，刚发生就能看见，稍微发生就能觉察，所以终究不能让它肆意妄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胸中的是非，原先就有东西来照亮它。为什么常常犯错呢？只是心不能存养，修养不能安定。

刚做了不善的事，怕玷污了名声，这是迎合外物的心，只要能瞒过人，还是想要去做；刚做了不善的事，怕玷污了自身，这是为了自己的心，即使别人不知道，被人怀疑诽谤，都不在乎。因此欺骗大众容易，欺骗隐蔽处难；欺骗隐蔽处容易，欺骗内心难。

我们这些人整天没有长进的地方，只是一个“怨尤”二字，完全不反省自己。圣贤的学问，只是一个“自责自尽”，自责自尽的道理原本没有边界，也没有尽头。如果完成了自己的本分，还要听任它在天在人，不敢怨尤。何况自己的举动大多有鬼责人非的罪过，却敢怨尤吗？由此可知，自责自尽的人，决不怨尤；怨尤的人，决不肯自责自尽。我们不可不自我审视，一旦审视，便知道天地人对待我原本不薄，恶只是我多有惭愧辜负的地方。

如果是瑚琏这样的宝物，人们不忍心用它来盛放腐臭之物；如果是荼蓼这样的恶草，人们不肯用它来祭祀宗庙；如果是鞋，人们不肯把它戴在头上；如果是帽子，人们不忍心把它垫在脚下。物品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荣辱在于自己树立，没有方法招致它，怎么能达到它呢？这是自我修养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不要因小事而改变脸色声音，亵渎大人的体统。

立身行事，使人信服很难，也要看是什么人不信服，如果是中道君子不服，应当早晚反省警惕。那些意见不同、性情术数各别、志向相反的人，只要求我一个是非分明，也不必与他们另作理会。

那些厌恶恶行不严厉的人，必定对自己有厌恶之处；那些喜好善行不急切的人，必定对自己没有善行。仁人喜好善行，不只是口头说说；他们厌恶恶行，将其驱逐到四方蛮夷之地，不与他们共处中原。孟子说：“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那么厌恶恶行也是君子所不能免的，只是担心为了私利，把恶行加在别人身上，并非不可厌恶。如果民众所厌恶的，自己却不厌恶；还能称为民众的父母吗？

世人糊涂，只是抵死不承认自己的不是，却不自我思考，我是尧、舜吗？如果是尧、舜，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是吗？我如果是汤武，在反省之前也有分毫错误。为什么盛气凌人拒绝他人，巧言修饰自己，再不承认一分过错呢？

懒散二字，是立身的祸害。千种德行万项事业，日渐懈怠废弃而无成；千种罪过万种恶行，日渐横行恣意而无节制，都是这两个字造成的。西晋仇视礼法而乐于豪放，病根正在于此安逸放肆、日渐偷安。安逸放肆，就是懒散的意思。这是圣贤的大忌。

什么能降伏这个“懒”字？日勤慎。勤慎，就是敬的意思。

不难天下人互相遗忘，只怕一人暗中嘲笑。天下人不闻道已经很久了，而闻道的人未必没有。如果被闻道的人所知，即使一世非议他也可以；如果被闻道的人所笑，即使天下人肯定他，终究不是纯正的学问。所以说：众人都喜欢他，做士人的人嘲笑他，有见识的君子必定不会用众人的喜欢来博取一笑。

用圣贤之道教导人容易，用圣贤之道治理人难；用圣贤之道说出容易，用圣贤之道亲身实行难；用圣贤之道开始容易，用圣贤之道坚持到底难；用圣贤之道面对众人容易，用圣贤之道慎独难；用圣贤之道口耳相传容易，用圣贤之道心得难；用圣贤之道处理平常事容易，用圣贤之道处理变故难。过了这六难，才真到圣贤的地步。区区六易，难道不是君子路上的人吗？

终究不能称为笃实之士。

山西臬司书斋，我新置了一张榻，在上面左边刻铭说：“你酣睡余梦，难道没有夜间赶路露宿的人吗？你烤火盖重被，难道没有抱肩裂肤的人吗？古人卧于襁褓之中，将万姓置于枕席之上，然后突然得到一夜的安宁。唉！

古人也是人吗？古时的百姓也是百姓吗？”右边说：“独居不触犯欲望，是君子用来养精的方法；独处不交谈，是君子用来养气的方法；独魂不受到阻碍，是君子用来养神的方法；独寝不愧被褥，是君子用来养德的方法。”

谨慎的人有所多余，足以惠及他人；不谨慎的人所积累的，不能保全自身。

近世揣度人意，常往坏处说去，固然是衰世人心没有忠厚之意。然而士君子不可不自责。如果是平时行为使人信服，即使是别有念头的人也会往好处揣度，为什么呢？因为自立的人，足以让人信任。所以君子谨慎自己的立身。

人不自我爱惜，就会无所不为；过于自我爱惜，就一无可为。自我爱惜的人，先占取名声，实际有利于天下国家，而事迹不足以表白其心就不做；自我爱惜的人，先占取利益，有利于

译治理天下国家，如果会损害富贵利达，就不去做。那些高尚的人，即使不是为了追求富贵利达，但如果会连累自身、家庭和妻儿，也不去做。天下的事情，非要等到名利两全才去做，那么能做的事就很少了。

译与其喜欢听别人的过错，不如喜欢听自己的过错；与其乐于宣扬自己的善行，不如乐于宣扬别人的善行。

想要非议别人，先要认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要认清自己，先看古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口舌的罪过比身体其他部位都大，一旦说出去，像百川灌入也填不满，像万马追赶也追不回。

家长如果不能让人尊敬，那么教令就无法推行；如果不能让人喜爱，那么心志就无法使人信服。

从内心领悟的道理，尚且不能保证身体力行；从耳目感官进入的知识，想要勉强顺从并强行改正，那是万万难以做到的。所以三种通达的德行不依赖智慧，又希望具备仁爱；不依赖仁爱，又希望具备勇敢。

一开始做人自有做人的道理，不是为了别人。

认清真相后，就不要等待整天，要坐着等待天亮，直到成功才停止。

人生之中，说话是第一件难事。

有人问修养自身的道理。回答说：“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问治理他人的道理。回答说：“不要对顽固的人产生愤恨。”

人生在天地之间，要做对世间有益的人。即使没有这样的心肠和本事，也不要成为对世间有害的人。

说话如同写文章，字在心头斟酌过，是心为草稿而口誊写正文，尚且不能没有过错，何况轻率而言，真是病狂丧心之人。

心志不坚定，志向不昂扬，力量不勇猛，却想空谈义理来改正过错，即使千悔万悔，终究对分毫都没有补益。

人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便可痛哭流涕。

福气没有比安于平常更好的，祸患没有比盛极而满更危险的。天地间的万物万事，没有盛极而满却不衰败的。而盛极而满各有其限度，只有智者能知晓。因此，酒杯以一勺为盛满，瓮以数石为盛满；有瓮的容量却怀着勺子的戒惧，那么喜庆就有余了。

祸福是气运，善恶是人事。道理常常相应，同类也相互吸引。如果执着于福善祸淫的说法，并使之丝毫不差，那么为善之心就会衰退。大体上气运只是偶然，所以善人得福、恶人得祸的占一半，善人得祸、恶人得福的也占一半，不善不恶而得祸得福的也占一半，人事只是个当然。善人得福，我不是为了福而修善；恶人得祸，我不是为了祸而改恶。善人得祸而恶人得福，我宁愿为善而身处祸患，也不肯作恶而求取福报。所以君子谈论天道不谈祸福，谈论人事不谈利害。除了本性分内应当做的事之外，都不放在心上，那些谈论祸福利害的话，是为了教化世人而发的。

从天子到平民，没有无所畏惧而不灭亡的。天子，上畏天，下畏民，一时畏言官，后世畏史官。百官畏君主，群吏畏长官，百姓畏上级，君子畏公议，小人畏刑罚，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长。畏惧就不敢放肆而德行得以成就，无畏就顺从自己的欲望而招致祸患。

不是生而知之，怎能安于实行呢？圣人没有无所畏惧而能成就其德行的。

事物忌讳全盛，事情忌讳全美，人忌讳全名。所以天地有欠缺的形体，圣贤没有满足的心。何况琐碎的众人，不安于浅薄的本分，却想满足难以餍足的欲望，难道能安定吗？所以君子见到增益就想到减损，持守满盈就想到溢出，不敢放纵无边的奢望。

静定之后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少年的大毛病，第一怕是气高。

我担任东藩参政时，与同年好友张督粮临碧在座。我用朱判封笔，字写得浓大，临碧说：“可惜！可惜！”我举起笔说：“年兄这一念，天下受其福了。判笔一字所费的朱砂不过丝毫，积日积岁，节省的费用不知几万倍。克制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节省的费用又不知几万倍。而且心不奢侈放纵，足以涵养德行；财不奢侈浪费，足以涵养福气。不仅天物不宜暴殄，民脂民膏不宜轻弃而已。凡事有重于费用的，过度花费不算奢侈；节省有不废事的，过度节省不算吝啬。”我在抚院时，不吝啬纸张，但告诫吏书片纸都要有用。近来见到富贵家子弟，用财货如泥沙，多余的恩惠既不及人，有用的物品都丢弃在地上，胸中没有不忍的念头，口中没有可惜两个字。有人劝他们，就说：“值多少钱？”我曾称他们为沟壑之鬼，而他们却奢侈地自以为是大手段，不小家气派。痛心啊！

儿辈们要记住。

言语不到千该万该，再休开口。

今人苦不肯谦让，只要拿定架子，以为保持体面。夫子告诉子张从政，以无小大、无众寡、无敢慢为不骄，而周公为相，吐哺握发，礼贤下士，甚至对待白屋之士。父师有道之君，子不知损了甚体？若名分所在，自是贬损不得。

过宽杀人，过美杀身。所以君子不纵容民情以保全它，不满足己欲以生存。

闺门之事可传，而后知君子之家法矣；近习之人起敬，而后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处只是无不敬。

宋儒纷纷聚讼语且莫理会，只理会自家何等简径。

各自责，则

译上天清明，大地安宁；若彼此互相指责，则天翻地覆。

不追逐外物是真正英雄的力量，求学者的第一件功夫全在这里用。

译手的仪容要恭敬，脚的仪容要稳重，头的仪容要端正，口的仪容要静止，坐着像祭祀时的尸主一样庄重，站着像斋戒时一样肃穆，神情严整如同在深思，眼睛不狂乱地看，耳朵不刻意地听，这些都是外在的仪容。外在仪容整齐严肃，内在心境斋戒庄重、中正平和，没有不整齐严肃而能内心庄重中正的。所以约束五官和全身肢体，只是为了收摄这颗心。这颗心如果从容和顺地遵循礼法，那么无论是曲着胳膊当枕头、指着手掌说话，还是在沂水沐浴、边走边唱歌，或是吟咏清风、玩赏明月，跟随柳树、依傍花朵，哪里去不得呢？这就好比渡到彼岸后，就不再需要竹筏了。

天地的位置确定，万物得以化育，几千年才有一次会合，几百年才有一次会合，几十年才有一次会合。所以天地之间的中和之道非常难得。

“敬”是相对于“肆”而言的。“敬”是一步一步收敛向内，收敛到没有内在界限的地方，发出来自然能舒展四肢，成就事业，弥漫天地四方；“肆”是一步一步放纵向外，放纵带来的祸害不用多说也知道。所以千古圣人只把“敬”字作为真诚执守的关键。尧钦敬光明、诚信恭敬，舜温和恭敬、诚信充实，禹的安守本分，汤的圣明恭敬日益增进，周文王的明朗恭敬，周武王的以敬取胜，孔子的恭敬而安适。讲学家不讲这个，不知道如何做功夫。

我私下感叹近来的世道，在上位的人积累宽厚变成柔弱，积累柔弱变成怯懦，积累怯懦变成畏惧，积累畏惧变成废弛；在下位的人积累怠慢变成骄傲，积累骄傲变成怨恨，积累怨恨变成蛮横，积累蛮横变成胆大妄为。

我不知道此时的政治体制应当如何匡正。“体面”这两个字，是法度的祸害。重视体面，法度就轻忽；法度松弛，纪纲就败坏。过去弊病在法度，现在弊病在纪纲。名分，是纪纲中最重要的事物。现在朝廷里小臣轻视大臣，边疆军士轻慢主帅，家里媳妇蔑视父母，学校里弟子怠慢老师，后进欺凌先进，乡里中卑幼排挤尊长。只放纵贪婪和放肆，不知道礼法是什么东西，这种风气渐渐滋长不可助长。现在已经滋长了，发展到极点必然混乱灭亡，形势已经很严重了，匡正已经很难了。没有见识的人还这样，更严重的，该怎么办呢？

祸福，由上天掌管；荣辱，由君主掌管；毁誉，由世人掌管；善恶，由我自己掌管。我只管我自己掌管的，其他的都不必照管。

我们人整天最不可悠悠荡荡地做一个空壳子。

事业有不得不废弃的时候，至于德行，则从有知到无知的时候，不可有一息中断进修的功夫。

清澈的水无事时自然澄净，浑浊的水沉淀后自然清澈；礼仪无事时自然恢复，克制自己后自然恢复。去除了毛病，就是好人；去除了云彩，就是晴天。

七尺之躯，头顶天脚踩地，至死不屈服于人，却从出生到盖棺，降低志向、辱没身体、奉承物欲，不像个奴隶，等到灵魂升到天之上，见到伟大的上帝有什么脸面？羞愧死！羞愧死！

受不了诬蔑诽谤，只是没有识度。除非是当罪临刑，不能含冤而死，必须辩明。如果是污蔑名声品行，闲言碎语，越辩反而越多，只是白白地愤懑罢了。

不如把它放在一边不去说，时间久了自然明白。即使不明白，自有上天在呢。

做一个有节操的人也要有成就，没有成就就是苗而不秀。

不担心没有人共同知道的显赫名声，而担心有人不知道的隐秘罪恶。显赫名声虽然远近皆知，但隐秘罪恶会获罪于神明。反省自身的人对此感到恐惧。

走邪僻的路，就放纵意志、昂首挺胸，几乎没有什么顾忌；走义礼的路，就羞头愧面，好像无地自容。这是愚蠢不贤之人的常态，却是士君子的大耻。

物欲产生于气质。

想要得到富贵福泽，由天主张，由不得我；要做贤人君子，由我主张，由不得天。

做恶事从来没有勉强的，做善事从来没有自然的。学者看破这个念头，难道不羞愧振奋吗？

不做三氏的奴婢，就是天地之间的主人。三氏是什么？一是气质氏，生来气禀在身上，举动都由它驱使，比如勇敢的人多暴戾，懦弱的人多退怯就是这样。二是习俗氏，世态既然形成，贤者也不能自免，只得随波逐流，与世依违，明知如此却不能独立。三是物欲氏，满世界都是可沉迷的事物，每天都是殉欲的事情，沉痼流连，至死不能跳脱。魁梧的七尺之躯，奔走于三家之门，不在这家就在那家。降低志向、辱没身体，心安理得，迷恋不能自知，即使知道也不羞愧愤恨，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作为万物的灵长，不能挺身自立而倚门傍户于三家，轰轰烈烈，以富贵利达自雄，也很可怜了。我如果不是忠藏义获，也是豪奴悍婢，咆哮踯躅，不能解粘去缚，怎能挺然脱然独自当家做天地之间的主人翁呢！可叹可恨。

自己做人，自己十分清楚，却因虚美熏心而喜形于色，这是自欺。别人做人，自己十分清楚，却明知其恶而夸夸其谈，这是欺人。这两者都可耻。

知觉二字，相差天渊。致知后才觉，觉了才算知，不觉算不得知。现在说疮痛，人人都知，只有病疮的人谓之觉。现在人为善去恶不成，只是不觉，觉后便由不得不为善不去恶。

顺其自然，只有一毫矫强，便不是；得其本有，只有

译稍有增加，便不对了。

用尺子度量长短，用秤称量轻重，不差毫发，也需要一个拿着尺子、提着秤的人。

译四端（仁义礼智的萌芽）自有其固有的分量，扩充到极点，也只是填满原来的分量，不能再增加丝毫。

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立志没有恒心，这只是肾气不足（精力不济）的表现。

有过错，人人都能看见，这才显出君子的气度。如今的人没有过错让人看见，难道能比君子更贤德吗？这是因为只在文饰掩盖上做工夫，费尽了无数巧言令色来庇护，最终成就了一个真正的小人。

自己的身体，原本就是自己的心去伤害它，招致祸患和非议，陷入危险和败亡，这与其他人毫无关系。

六经四书，是君子的法律令。小人犯法，原本就没有读过法律。士人君子读了圣贤的书却一一触犯，这就比小人更下等了。

在妻子仆役之间谨慎言语行动，在饮食休息起居之时检点身心，这工夫就严密了。

不要把过错推诿给天命气化，一切都要归责于人事；不要对世间有过高的期望，一切都要从自身寻求。

常常觉得自己未必正确，他人未必错误，就会有长进。再进一步觉得他人都有可取之处，自己只是过错太多，就会有更大的长进。

明白了“义”和“命”这两个字，自然就不肯做低贱的人。

在众人之中，一言一行，大家都环视着，虽然嘴上不说，但是非的公论自在其中。如果是善的，大家共同萌生爱戴尊敬之心；如果不善，大家共同萌生厌恶之心，即使是微小的言语行动，也不可不谨慎。

有人问：“傲慢是凶险的德行，那么谦虚就是根本的德行了吗？”回答说：“谦虚确实是吉祥的，然而谦虚如果不合乎礼，所造成的损害也很多。”在上位者行不合礼的谦卑，就会扰乱名分、破坏纲纪，久而久之法令就无法施行。在下位者行不合礼的谦卑，就会招致卑贱侮辱、丧失气节，久而久之廉耻就扫地以尽。君子待人接物未曾不谨慎整饬，持身立命未曾不正大光明，有子说：“恭敬合乎礼，就能远离耻辱。”孔子说：“恭敬而不合乎礼就会劳苦。”又说：“花言巧语，装出伪善的面貌，极尽恭敬，我也以此为耻。”曾子说：“耸起肩膀，谄媚地笑，比夏天在田里劳作还要痛苦。”君子不论人多势众还是人少势微，不论事大事小，都不敢怠慢，哪里崇尚傲慢呢？但他对卑鄙谄媚的厌恶又如此强烈，这可以作为立身行己者的法度戒律。

凡是与人相处，如果不涉及确定的名分，稍微谦让一些也无妨。能够做却不去做，虽然暂时没有屈辱，必定会有后患。即使不论利害只论道理，也说居上位者不应骄傲，可以亲近但不可以轻慢。

只要人情世故熟悉了，什么大官做不了？只要天理人心契合了，什么好事做不成？

士人君子常常自我检点，白天思考晚上想念，没有一时闲暇，究竟在思考什么事？真的是为了天下国家吗？还是为了自身家室妻儿呢？飞禽走兽，东奔西跑，争食夺巢；贩夫走卒，早出晚归，风餐露宿，他们自食其力，原本只是为了温饱，又没有受人托付，享受他人供奉，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士人君子享有高官厚禄，上凭借名分，下享受尊荣，这是为了你吗？不是为了你吗？却凭借权势去经营那些如同鸟兽哭泣般市井俗气的图谋，细细想来真是羞愧致死。

古代乡里有缙绅（士大夫），家国受到他们的庇护，士民视他们为准则。如今乡里有缙绅，却增加了家国被掠夺劳费的忧患，开启了土民奢靡浮薄的习俗。那么乡里有缙绅，就是乡的灾殃，是风化教化的蛀虫。我们这一党人应当自我惭愧、自我悔恨了。

俗气深入膏肓，扁鹊也无法治疗。为人胸中没有丝毫道理，却把庸俗的调子、卑下的职事、虚文滥套认得极真，执持得极坚定，这样的人，想要救治他，知道药石无法进入。我们这一党人要引以为戒。

士大夫居住在乡里，无论是否有大的裨益，只要不违反禁令放高利贷，不倚仗权势侵凌百姓，不收受贿赂受人嘱托，不讨要占用人力役使，没有这四样恶行，也算得上一分人。有人说：“家计萧条，怎么能不经营生计？”回答说：“经营生计有正道，像这样才叫经营生计，没有权势可以倚仗的人就死了吗？”有人说：“亲族有事，怎么能不伸张道理？”回答说：“官府自有法律，有诉讼必定要依靠请托，没有力量可以疏通的人就死了吗？”士大夫没有穷饿至死的道理，何必如此寡廉鲜耻。

学者看待人欲如同仇敌，不愁没有攻治的力量，只是因为一向姑息他如同骄纵的儿子，所以养成了猖獗的势头，无可奈何，所以说认识不早，力量就不容易施展。克制人欲在刚萌发时，最容易剿灭捕捉，等到那泛滥横流时，必须奋发万夫莫当的勇气，才能成事。

宇宙内的事，都具备于这个身体，即使有一种未完，一毫未尽，便是一分破绽；天地间所生，没有不是我的身体，即使有一人不得其所，一物失去安顿，便是一处创伤。

克制一分、百分、千万分，克制到尽时，才见到有生以来的真我；退一步、百步、千万步，退到极处，不愁没有安身之处。

事情放到心里放下时，再谨慎一点又何妨？言语到了嘴边，再思考一步更好。

万般好事只说不做，终日不做；百种贪心想要满足，何时才是满足？

回过头看，年年有过失错误；放开脚步走，日日见长进。

难以消除的傲气衰退时依然强壮，不尽的尘世之心年老时依然像孩童。

只要秉持铁石般坚硬的志向，就有金刚不坏的身体。

问学

学习必须互相讲论才能明白，讲论必须互相适宜才能详尽。孔子门下的师生朋友不厌烦穷尽提问和极尽言辞，不互相随意应承

译顺，就是所说的详细询问、明确辨别。所以在那个时候，道学极其昌明，如同拨开云雾，露出白日和青天，没有丝毫的遮蔽。讲学必须像这样，没有固执己见的心理，厌恶与人争辩对错。

译反复思考，审慎处理，这四个字是道德事业的当务之急；意志坚定，竭尽全力，这四个字是道德事业的关键任务；循序渐进，永不停止，这四个字是道德事业的成就任务；深切忧虑，过度谋划，这四个字是道德事业的最终任务。

静是体认大道的妙诀，只要在静中潜观，宇宙间运动的机括都能破解。如果见到了，还有一个妙诀来守持它，那就是“一”，“一”是根本，运用这一却要通达变化。

学者只该说下学，更不必说上达。其未达也，空劳你说；其既达也，不须你说。所以一贯之道只传给曾参、子贡，又达到可以谈论的境界，

才说一个直说，两个启发说，便可见孔子教导人的妙处。

读书人最怕诵的是古人的话，做的是自家人的事。这样读书即使闭门十年，破卷五车，有什么用处！

能辨别真假是一种大学问。世人拼命奔走追求的，都是假的。万古只有“真”这一个字磨灭不了，掩盖不了。这是鬼神所把握，风雷所呵护；天地没有它不能发育，圣人没有它不能参赞；朽腐得到它可以成为神奇，鸟兽得到它可以成为精怪。道，就是道这个；学，就是学这个。

有人问：“孔子素位而行，非政不谋，而儒者著书立言，便谈帝王之略，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时便要理会。所以陋巷中问为邦，布衣许南面。由、求的志向是富强，孔子的志向是三代，孟子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曾便到手，但所志不得不然。所谓“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要知道以个什么；苟有用我者，执此以往，要知道此是什么；大人之事备矣，要知道备个什么。若是平日如醉梦〔全〕不讲求，到手如痴呆胡乱了事。

这样做人，只是一块顽肉，成什么学者。即使有聪明材辨之士，不过学眼前见识，作口头话说，妆点支吾也足以塞责。这样做人，只是一场傀儡，有什么实用。修业尽职之人，到手未尝不学，待你学成，而事先受其敝，民已受其病，寻又迁官矣。譬如饥始种粟，寒始纺绵，怎得奏功？此凡事所以贵豫也。

不由心上做出，这是喷叶学问；不在独中慎超，这是洗面工夫，成得什么事。

尧、舜事功，孔、孟学术：这八个字是君子终身急务。有人问，“尧、舜事功，孔、孟学术，何处下手？”回答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这是尧、舜事功。

总来是一个念头。”

上吐下泻之疾，虽日进饮食，无补于憔悴；入耳出口之学，虽日事讲究，无益于身心。

天地万物只是个渐，理气原是如此，虽欲不渐不得。而世儒好讲一顿字，便是无根学问。

只人人去了我心，便是天清地宁世界。

塞乎天地之间，尽是浩然了。愚谓根荄须栽入九地之下，枝梢须插入九天之上，横拓须透过八荒之外，才是个圆满工夫，无量学问。

我信得过我，人未必信得过我，故君子避嫌。若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又以至诚恻怛之意如火热水寒，何嫌之可避。故君子学问第一要体信，只信了，天下无些子事。

要体认，不须读尽古今书，只一部《千字文》，终身受用不尽。要不体认，即三坟以来卷卷精熟，也只是个博学之士，资谈口、侈文笔、长盛气、助骄心耳。故君子贵体认。

悟者，吾心也。能见吾心，便是真悟。

明理省事，这四个字是学者的要务。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无学无识。学识须从三代以上来，才正大，才中平。今只将秦汉以来见识抵死与人争是非，已自可笑，况将眼前闻见、自己聪明，翘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学者大病痛，只是器度小。

识见议论，最怕小家子势。

默契之妙，越过六经千圣，直与天地谈，又不须与天交一语，只对越仰观，两心一个耳。

学者只是气盈，便不长进。含六合如一粒，觅之不见；吐一粒于六合，出之不穷，可谓大人矣。而自处如庸人，初不自表异；退让如空夫，初不自满足，抵掌攘臂而视世无人，谓之以善服人则可。

心术、学术、政术，这三者不可不辨也。心术要辨个诚伪，学术要辨个邪正，政术要辨个王伯。总是心术诚了，别个再不差。

圣门学问心诀，只是不做贼就好。或问之

译说：“做贼是出于自欺之心和自利之心，求学的人如果在这两种心上，有一丝一毫不能彻底摆脱，那与做贼有什么差别呢？”

译彻底摆脱世俗习气，才是英雄。

道理以内心体悟为精妙，所以应当沉潜深思。不然，只是耳闻口说罢了。事情以历史典故为依据，所以应当广博通晓。不然，就是主观臆断、凭空捏造。

天是我的天，物是我的物。至诚之心所通达的，没有不能感应的，却反而与之隔绝抵触，只是自我修养的功夫还没有达到。自我修养达到感天动物的境界，才算是学问，才算是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自愧自责还来不及，怎么可以又生出怨恨责怪的意思呢？

世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有古人留下的法则。刚做一件事，就思考古人处理这类事情是怎样的？刚接触一个人，就思考古人对待这类人是怎样的？至于日常起居、言行举止、说话沉默，没有不这样做的，时间久了，行为就与古人相合，行动就与大道相合了。

关键在存养本心，功夫又只在诵读诗书时就想：“这可以作为我某件事的法则，可以治疗我某件事的毛病。”这样，遇到事情时触动就能立即回应，不需要等待思索了。

扶持人的资质，全靠学问，即使是天资接近圣人，也少不了这两个字。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全才，都是辜负了上天赋予的，亏欠了自我修养的，纵然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仔细看他，有多少毛病！

劝学的人用名利来引诱，劝善的人用福报来引诱。悲哀啊！

讲道理的书尽量读，讲事务的书多读，讲文章的书少读，闲杂的书不要读，邪妄的书烧掉就可以了。

君子知道那些可以知道的，不知道那些不可以知道的。不知道那些可以知道的是愚昧，知道那些不可以知道的是穿凿附会。

我有一个劝善的朋友，分别两个月了，见面后问他：“最近没听说我有过错吗？”

朋友说：“你没有过错。”我说：“这是我的大过。有过错的过错小，没有过错的过错大，为什么呢？拒绝劝谏、自以为是，别人不敢说话，掩饰错误、掩盖恶行，别人不能知道，有过错比这更大的吗？假如我立刻就是圣人，那就可以。我不是圣人，而别人说我没有过错，我这是大过啊！”

功夫全在冷清时，力量全在浓艳时。

万仞高山险峻而呼喊让人攀登，攀登的人一定少。所以圣人的道是平易的，贤人的道是险峻的。洞穴缝隙狭窄而招呼让人进入，进入的人一定少。所以圣人的道是广博的，贤人的道是狭隘的。

用是非来决定行动或停止，而用利害产生后悔之心，对道的认识不明朗得很啊。

从天子到平民，从尧、舜到路人，一定有急切忙碌的原因，然后他的德行才能进步，他的事业才能成功。所以说：鸡叫就起床，舜和盗跖的门徒都有勤勉不懈的表现。不用心，孔子担忧地说：“不是有下棋的人吗？”害怕那些不勤勉的人，不是舜就是盗跖。现在的君子即使不用心，也不至于成为盗跖，但是整天吃饱饭，长年懒惰傲慢，既不做山林隐士，又不问朝廷急务，像醉像痴，打发日子。《易经》所说的“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想要及时”，真是这个意思吗？像这样而自附于清高贤达，我不相信。孟子论述历代圣人的道统心传，不出“忧勤惕励”四个字。其中最亲切的是：“仰头思考，夜以继日；侥幸得到，坐等天亮。”这四句话不仅做宰相的人，士、农、工、商都可以作为座右铭。

怠惰时看功夫，疏忽时看点检，喜怒时看涵养，患难时看力量。

现在写科举文章的人，遇到为学的题目，常常用知行作比喻。试着想想知道什么？实行什么？遇到为政的题目，常常用教养作比喻。试着问做官养了谁？教了谁？如果凭借口舌浮夸，来抬高自己，来谋求国家的宠爱利益，这和欺骗有什么不同？我们应当警惕反省。

圣人把见义不为归为无勇，世俗儒者把知而不行归为无知。圣人体现道有三达德，叫：智、仁、勇。世俗儒者说知行。只是一个不知，谁说得对？我认为自从道统初开，功夫就是两项，叫惟精察之，叫惟一守之。千圣传授，只有这一条道。大概不精就是轻率的守，不一就是想象的知。叫思，叫学，叫致知，叫力行，叫至明，叫至健，叫问察，叫用中，叫择乎中庸、服膺勿失，叫非知之艰、惟行之艰，叫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叫知及之、仁守之，叫不明乎善、不诚乎身。

从德性中来的，生死不变；从识见中来的，就会有时变化。所以君子用识见培养德性。德性坚定就可以生可以死。

昏弱两个字是立身大业的障碍，去不掉这两个字，做不出一分好人。

学问的功夫，生知圣人也不敢废弃。不从学问中来的，任凭有惊天动地的事业，都是气质作用。气象难道不炫赫可观，一入圣贤的衡量标准，坐定不妥贴。学问的要求是什么？随事用中罢了。

做学问的人，穷究经书博通古事，处理事情筹划当今，只嫌日子不够用，只怕一旦登科荐举，不能有所建树。做官的人，修行政治建立功业，教化世人安定百姓，只嫌日子不够用，只怕一旦升迁，不能完成他的施为。这是

译确实的心肠，真正的学问，才是做学问、治理政事所获得的真正滋味。

增进品德、修习事业在少年时期，道德彰明、确立在中年时期，义理精熟、仁德纯熟在晚年时期。如果五十岁以前德性不能坚定，五十岁以后就会更加懒散，更加昏庸软弱，那就不要再说什么中兴的力量了。

译世间没有一件可以用来傲视他人的事情。才艺不足以傲视他人，德行是我本分内的事，达不到尧、舜、周公、孔子的境界，就是欠缺，有了欠缺便自然感到羞耻，怎么能傲视他人呢？

有仰慕上天的学问，有通达上天的学问，有契合上天的学问，有为上天效力的学问。

圣人的学问，入手之处，在于无不恭敬；安身之处，在于恭敬而安适。

浅狭的学问不能谈论广博宏大，拘泥滞碍的学问不能谈论平易简约。

天下最精微的道理，最艰难的事情，如果用潜藏玩味、深沉思考的方式去探求，不厌倦不急躁，即使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没有得不到的。

做学问的第一件功夫，是要把浮躁之气降伏安定下来。

学者万种弊病，只靠一个“静”字就能治好。

学问以澄清心志为最大的根本，以谨慎言语为最大的关键。

读书能使人减少过错，不仅仅是明白道理。这颗心每天与大道相伴，邪念自然无法乘虚而入。

无所求而去做，这五个字是圣人学问的根源。学者入门的念头就要在这上面用功。现在的人说话，第二三句就落在有所求的层面上，只是因为毁誉利害之心摆脱不掉，开口便是如此。

自己独自知道的地方，全是行善的便利；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全可以自由行事。君子必定在细微的行为上兢兢业业，必定谨慎对待微小的事物而不遗漏，是害怕功夫出现间断，害怕善念停止息灭，害怕私欲乘虚而入，害怕自欺的念头萌发，害怕一件事苟且而其余也都苟且，害怕闲居时疏忽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疏忽。所以，众人面前是幽居独处时的证据；言语行动是意念的枝叶。意念中的过错，在独处时疏忽，而十目十手能指视的原因，是从枝叶、证据上得知的。君子怎么能怠慢独处呢？不然的话，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苟且，而在面对朋友的时候矜持，怎么能自然呢？怎么能周全细致呢？只是徒劳心神，而慎独的君子已经看透你的肺腑肝肠了。

古代的学者在心上用功夫，所以表现在外面的，是盛德的象征；现在的学者在外面用功夫，所以反求于心，就是实德的弊病。

事事有实际，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处法，学者所看重的，就是学习这些罢了。没有地方不学习，没有时间不学习，没有念头不学习，不融会贯通、不达到极致不停止，这才叫做学者。现在的学者果真如此吗？

留心于浩瀚博杂的书籍，役使心志于靡丽刻削的文辞，沉溺于凿真乱俗的技艺，争胜于烦劳苛琐的礼仪，可悲啊！而醉梦之人又贸贸昏昏，像痴像病，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甘美的食物却一无所用心，不是更加可悲吗？所以学者贵在好学，更贵在懂得学问。

天地万物，它们的情状没有一丝一毫不与我的身体相关联，它们的道理没有一丝一毫不与我的身体相阐发。

凡是字句不见于经传，言语不根源于义理，君子不把它说出口。

古代的君子担心自己无能，所以学习；现在的君子以无能为耻，所以隐瞒。

没有才能学问，是士人的羞耻；有才能学问，是士人的忧患。才能学问难的不是拥有，而是降伏。君子看重才能学问是为了成就自身，不是为了矜夸自己；是为了济世，不是为了夸耀他人。所以才能学问如同利剑，在可以试用的时候试用一次，否则就藏在室内，不要用来炫耀玩弄，不然，很少有不成为自身祸患的。自古以来十个人中十个，一百个人中一百个，没有一个幸免的，能不担忧吗？

人的气质都有好处，都有不好处，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培养自家的好处，救正自家的不好处罢了。

道学不能推行，只是因为自家根基站立不住。或者倡导而没有响应，那么势力孤单；或者坚守而众人干扰，那么意志迷惑；或者努力而不能成功，那么士气沮丧；或者被风俗所夺，那么念头杂乱。要挺身自拔，必须有万夫莫当的勇气，死而后已的心志。不然，整天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论，焦唇敝舌，能成什么事呢？

役使一己的聪明，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明智；使用天下的耳目，即使是众人也不能愚昧。

涵养不能安定的人，从出生到盖棺时经历了几次变化？即使知识已经到了，还保不定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学者要使德性坚定。到了坚定的时候，无论平常变故、穷困通达、生死都只一样；即使有难以处理的地方，也自然不难。如果平时不

遇到事情时，都算是好人，一遇到小小的题目，就考出本来面目，假如遇到难的、大的，知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古人不可轻易嘲笑，恐怕我处于那种境地未必就在他之上。

在屋漏之处能服鬼神，在家庭之中不厌妻子，然后才叫做真学问、真修养。在大庭广众之中勉强表现，侥幸一时一事不露本来面目，就称他为贤人，君子恐怕未必如此。

这一口呼吸出去，万古再也没有返回的道理。呼吸暗中积累，不知不觉白头，静观的君子之所以抚摸大腿而爱惜时光。然而爱惜时光不同，富贵之士感叹荣华显达没有达到极致，功名之士感叹事业没有完成，放达之士纵情于酒以乐余年，贪鄙之士苦心于家以留给后嗣。然而还可以取的，是功名之士罢了。那三个人，有什么值得爱惜时光的呢？只有懂道的君子忧虑年数一天天紧迫，感叹义理无穷无尽，天生这副身躯无法称职填补，确实害怕本性分

译如果有所缺失，无法完全回归本真，就会错过一生。这就叫做真正爱惜时光。所谓“今日一去不再来，今日实在值得珍惜”，都是那种救火追亡般的急切念头，以及践行形体、穷尽本性的诚心啊。唉！不要担心没有时间，而要担心虚度时光。如果不抛弃时光，内心就会快乐满足，即使晚上死去又有什么遗憾呢？不然的话，即使活到百岁，也不过是侥幸生存罢了。

译自身修养不够却惶恐不安，只担忧别人的毁谤与赞誉；学问没有进步却急切焦虑，只忧虑自身的荣耀与耻辱，这是求学者的通病。

冰遇到烈火，我知道它很容易融化，然而用炽热的炭火熔化坚冰，必须缓慢从容才能完全融化；完全融化成为寒水，又必须等待缓慢从容才能变温；变温成为沸水，又必须等待缓慢从容才能烧干。求学难道有迅速变化的道理吗？因此善于学习的人没有浮躁之心，遇到事情不要忘记从容等待罢了。

学问的大要，必须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认识得透彻，然后用胸中独自领悟到的中正道理去衡量它。

与人为善，真是好的念头。不知道心中没有条理的人，冷淡而不觉悟；道不相同的人，抵触而不能进入。强行唠叨、杂乱施行，是我们儒者的戒律。孔子启发愤悱、举一反三，对中等以下的人不谈论高深的道理，难道是疲倦于教诲人吗？是说双方都没有益处罢了。

所以宏大的声音不频繁演奏，最高的教化不随便传授。

罗列百家学说的人，多有浩瀚的言辞；专精一家学说的人，有独到见解的话语。学者想要用有限的目力，去穷尽它们的边际；用粗疏的心思，去探究它们的深奥，难道不难吗？所以学习贵在有所选择。

讲学的人不必另寻题目，只要将四书六经阐发得精尽，有心得体会。这颗心与千古圣贤默契相通，便是真正的学问。

善于学习的人如同在闹市中争抢前行，摩肩接踵，得到一步就紧接一步。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万善俱足。如果只做一种人，固执地自我坚守，沾沾自喜，这就不能长进。

《大学》这一部书，统摄在“明德”两个字上；《中庸》这一部书，统摄在“修道”两个字上。

学识有一分不到，就有一分遮蔽。譬如挖掘河道被分隔，有一界土不通，便有一段水流不过去，必须冲开，要一点阻碍都没有。涵养有一分不到，就有一分气质之偏。譬如烧炭成熟，有一分木头没烧透，便有一分烟不停止，必须等待烧透，要一点烟也不得有。

除了“中”字，再也没有道理；除了“敬”字，再也没有学问。

心得之学，难以与只凭口耳听闻的人说清；口耳之学，到了心得者面前，如同秤尺之于轻重短长，一毫也掩盖不得。

学者只能使心平气和，便有几分工夫。心平气和的人在遇事时却能执持担当，毅然不屈，便有几分人品。

学习没有比明辨本分更大的了。进德要知道是本性之分，修业要知道是职责之分，所遇到的困顿与通达，要知道是定数之分。

一旦持续做，就觉得有意味，日益浓厚鲜艳，即使是难事，不达到成功不停止；一旦间断，就渐渐觉得疏离，日益畏惧胆怯，即使是易事，再想继续也很难。因此圣人的学问在于不停息，圣人的心在于不停止。一息一止，难以接续难以兴起，这是学者的大恐惧。我平生德业无成，正是坐此病。《诗经》说：“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我们应当每天反复诵读它。

尧、舜、禹、汤、文、武全从“不自满假”四个字做出，至于孔子，平生谦退冲虚，引过自责，只看着世间有无穷的道理，自家有未尽的分量。圣人的心大概如此。孟子自任太勇，自视太高，而孜孜向学，歉疚自歉之意，似乎不见有宋儒口中谈论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也不着世俗，难道不是圣贤路上的人吗？但人非尧、舜，谁无气质？稍有偏颇，造诣未至，识见未融，体验未到，物欲未忘的过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说出，以自勉自责，也不肯向别人招认，以求相劝相规。所以自孟子以来，学问都似登坛说法，直下承当，终日说短道长，谈天论性，看着自家便是圣人，更无分毫可增益处。只这见识，便与圣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圣人地位？

性情急躁的人，常让他梳理纷乱的绳结；性情迟缓的人，常让他追逐猎物奔跑。

推此类，则气质之性无不逐渐反转。

常言“平稳”二字极可玩味。盖天下之事，惟平则稳，行险亦有得的，终是不稳。故君子居易。

二分寒暑之中也，昼夜分停，多不过七、八日；二至寒暑之偏也，昼夜偏长，每每二十三日。始知中道难持，偏气易胜，天且然也。故尧舜毅然曰允执，盖以人事胜耳。

里面五分，外面只发得五分，多一厘不得；里面十分，外面自发得十分，少一厘不得。诚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不诚无物。

不要踩着别人的脚跟走，这是自得学问。

正门学脉切近精实，旁门学脉奇特玄远；正门工夫戒慎恐惧，旁门工夫旷大逍遥；正门宗指渐次，旁门宗指径顿；正门造诣俟其自然，旁门造诣矫揉造作。

有人问：“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便是天则吗？”回答说：“圣

译人刚发出的念头便是天理，众人发出的念头都落入气质之中，不免有过度或不足的弊病。就像爱护生命这一念头，难道不是恻隐之心吗？至于把人的脸当作牺牲品，便不符合天理了。

译学问广博、见识丰富、记忆力强容易做到，融会贯通、理解领悟却很难。融会贯通到天地万物已经很难，理解领悟到幽明古今没有间隙则尤其难。

推己及人是最笨拙的学问，三种接近仁德的人都可以实行，比这更低的就没有工夫可下了。

王心斋常常把快乐当作学问，这种学问是不会吃苦的甜瓜。入门就学习快乐，这种快乐只是逍遥自在罢了，不是从深入探究、长期积累、忧虑勤勉、警惕激励中得来的。孔子快乐到忘记忧愁，是因为发愤读书而忘记吃饭；颜回不改变他的快乐，是因为广博简约、克制恢复。这种快乐是优游自得，没有刻意追求欢欣，却自然不被扰乱；没有刻意追求旷达，却自然不郁闷。如果觉得有值得快乐的事，还是刚刚得道的心；刻意学习快乐，就是拔苗助长的心，怎么会不成为猖狂放纵的人呢？

我讲学只主张六个字，即天地万物一体。有人说：“您也是另立门户吗？”我说：“不是。只是孔门的一个‘仁’字。”

没有慎独的工夫，不是真正的学问；没有在大庭广众下的效验，不是真正的慎独。整天喋喋不休，只是口头禅罢了。

体认要尝出悦心的真味工夫，更要进到百尺竿头才算是真儒。

以前和几个学生在暑天在池边饮酒，指着水中的莲蓬谈论学问说：“山里人不认识莲，在药铺买到干莲肉，吃了说美味。后来进市场买到久摘的鲜莲，吃了更说美味。”我感叹说：“他们吃池中新摘的，美味会怎样？一旦摘出池子，真味就流失了，如果躺在莲舟上拉着碧筒就着莲蓬裂开吃，美味又会怎样？现在的体认都是吃干莲肉的。又像这树上的胡桃，连皮吞下，不能说没吃，不知道这果子必须去掉厚肉皮，否则麻口；再去掉硬骨皮，否则损牙；再去掉瓤上的粗皮，否则涩舌；再去掉薄皮内的萌皮，否则不够细腻。这样再用蜜渍、用糖煎，才算是尽善尽美。现在的工夫，都是囫囵吞胡桃的。这样的体认，才算是精义入神；这样的工夫，才算是义精仁熟。”

上达没有一蹴而就的。一件事有一件事的上达，比如洒扫应对，饮食起居，都有精义入神的地方。一步有一步的上达，到有恒的地方达到君子，到君子的地方达到圣人，到汤、武这样的圣人达到尧、舜。尧、舜自己看也有上达，自己感叹不如无怀氏、葛天氏的时代了。

学者不长进，病根只在护短。听到一句善言，不知道不肯问；道理有疑问，对人不肯问，怕人笑自己不知道。孔文子不耻下问，现在却耻于向上问；颜回以能问不能，现在却以不能问能。如果怕人笑，比起德山捧临济喝法坛对众人如何承受？这样护短，到底成为被人笑的人。一笑的耻辱，而终身的嘲笑却不以为耻吗？孩子们要警戒。

学问之道，就是正，怕杂。不专一就不真，不真就不精。进入万景之山，处处值得游览，我原本要到一处，只是不要乱了脚步；进入万花之谷，朵朵值得观赏，我原本要折一枝，只是不要花了眼。

日落赶城门，迟一步就关了，哪里住宿？所以学习贵在及时。悬崖抱孤树，松一手就掉了，哪里落脚？所以学习贵在着力。所以悲伤于年老，要追回时间除非再生；既然在将得时失去，要回到从前除非从头开始。

学问要诀只有八个字：“涵养德性，变化气质。”守住这个，再不要问迷津问渡。

检查将来，无愧心，无悔言，无耻行，胸中何等快乐！只是苦于不能，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忧。常见王心斋“学乐歌”，心里颇怀疑，快乐是自然养盛所致，怎么学得。

除不了“我”，算不得学问。

学问二字原是从外面得来的。盖学问的道理，虽然全在于我的心，而学问的事，则都是古今名物，人人而学，事事而问，攒零合整，融化贯串，然后此心与道才浃洽畅快。如果怠于考古，耻于问人，聪明只自己出，不知怎么叫做学者。

圣人千言万语，经史千帙万卷，都是教人学好，禁止人为非。如果把先哲作为依归，前言作为律令，即使一二句话也受用不尽。如果依旧做世上人，或者更污下，即使将苍颉以来的书读尽，也只是个没学问的人。

万金的商人，货物虽然不卖也不忧；小贩闭门几天，就愁苦不堪了。凡是不被理解就生气，不被认可就郁闷，都是心中浅狭而修养不厚的。

善人无邪梦，梦是心上有的。男人不梦生子，女人不梦娶妻，念头不及。只到梦境，都是在道理上做。这便是许大工夫，许大造诣。

天下难降伏、难管摄的，古今人都做得来，不认为是难事。惟有降伏管摄自家难，圣贤做工夫只在这里。

我的朋友杨道渊常自叹恨，以为学者读书，当失意时便奋发，说：“到家却要怎样？”等到奋发几天，或者倦怠，或者应酬，就说：“且歇下一时，明日再做

译“且”、“却”二字循环往复，度过了一生。我深深体味这话的含义。士人君子在增进品德、修习学业上，都被“且”、“却”二字所牵制束缚，直到头发白了，终究只落得一声长叹。如果真能一旦奋发有为，激励鼓舞而不知疲倦，除了增进品德是死而后已的功夫外，其余的事业，不过五年七年，没有不成就的道理。

译君子谈论所见所闻，不谈论未见未闻；谈论有益之事，不谈论无益之事。

对身边的人说话，环顾四周无愧色；对朋友说话，临别时没有告诫的话，这可以称为光明磊落，心中还有什么牵累呢？

做学问的人常常把“为我”的念头看得轻一些，那么欲望的念头自然淡薄，仁爱之心自然通达。所以修养仁德的功夫叫做“克己”，达到仁德的境界叫做“无我”。

天下的事情都不可以沉溺，只有喜好德行、追求仁爱不嫌沉溺。

把骄傲自满的心去除得毫发无存，只要有一点自满的念头萌生，脸上就会显露出来。圣贤志向远大而内心虚静，只看到事事不如别人，只看到人人都有可取之处，骄傲的念头从哪里产生？这种念头如果不忘掉，只要有一点善行就自我满足，不过是见识浅薄、气量狭小的鄙陋之人罢了。

老师无处不在，乡里、国家、天下、古人都是老师，善人是老师，三个人同行，恶人也是老师。我的老师不仅限于这些，鹤的父子之情，蚂蚁的君臣之序，鸳鸯的夫妇之义，果然的朋友之信，鸟类的孝行，驺虞的仁德，野鸡的耿介，斑鸠的守拙，观察禽鸟哭泣就能得到我的老师。松柏的孤直，兰芷的清芳，浮萍水藻的洁净，梧桐的高秀，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菊花晚节愈香，梅花的贞白，竹子内虚心外直、圆通而有节，观察草木就能得到我的老师。山的镇重，河流的委曲而终归笔直，石头的坚贞，深渊的涵蓄，土地的浑厚，火焰的光明，金属的刚健，观察五行就能得到我的老师。镜子的明澈，秤杆的笔直，秤锤的通变，量器的包容，机械的经纶，观察杂物就能得到我的老师。唉！能够自己找到老师，那么充满天地之间都是老师。不然的话，尧舜就是尧舜，丹朱和商均就是丹朱和商均罢了。

圣贤只在于与人相同的欲望和厌恶，“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我不希望别人强加给我的，我也不强加给别人”，这就是圣人。能够就近取譬，施加给自己而不愿意的，也不施加给别人，这就是贤者。专门把想要的留给自己，把厌恶的施加给别人，这就是小人。做学问的人运用情感，只在这两个字上体认，最为关键，扩充到极致时，六合之内都是同一个整体，哪里还有个人的私欲。

人情只是喜好和厌恶，立身的关键在于端正喜好和厌恶，治理他人的关键在于统一喜好和厌恶。所以喜好和厌恶不同，夫妻、父子、兄弟都变成仇敌；喜好和厌恶相同，四海之内、九夷八蛮都变成骨肉亲人。

“喜好学习接近智慧，努力实行接近仁德，知道羞耻接近勇敢。”，有志向的人事情终究会成功，哪怕一生昏庸软弱。“向内审视叫做明，反向倾听叫做聪，战胜自己叫做强。”，向外追求则失去得越远，白白耗费百倍的精神。

寄给讲学的人说：“太阳当空，却向蚁穴寻找微弱的火光；黄金满室，却穿着破烂的衣服乞讨粗劣的食物。”

新年桃符：“新的德行随着年份进步，过去的错误随着年份消除。”

即使成了神仙，到头来也要终结；不要谈论风水，哪里不可以埋葬？

应务

闲暇时留心不成，仓促时措手不及。胡乱应付，听任成败，或者后悔或者不后悔，事情过后依然像过去的人一样。这样的人，一百个里面有一百个。

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这五个字极应当理会。

道眼在是非上显现，情眼在爱憎上显现，物眼没有辨别，只是浑沌而已。

确实看到是正确的时，就要斩钉截铁，洒脱爽洁，做成一件事，不可拖泥带水，靠壁倚墙。

人的意志坚定确实足以战胜天命。现在的人只是把一切委之于天，却不知道人事还没有确定。冬天的寒气闭藏不能生物，而老园丁能开出冬天的花，结出春天的果实；物性蠢愚不懂人事，而鸟师能让麻雀下棋，青蛙教书，何况是能够做的人事而可以委之于天呢？

劝人向善要看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可以劝以善，又应当自己尽到长善救失的方法。不要指摘他所忌讳的，不要尽数他的过失，不要对众人，不要峭直，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反复唠叨，触犯这六条戒律，即使是忠告，也不是善道了。他如果不听从，我也许有过失，凭什么责备别人？

我年五十，悟得五不争的滋味。有人问。我说：“不与积蓄财富的人争富，不与进取功名的人争贵，不与矜持修饰的人争名，不与简慢傲慢的人争礼，不与气势盛的人争是非。”

众人所混同的，贤者坚持它；贤者所束缚的，圣人融通它。

做天下好事，既衡量德行和力量，又审察形势选择人。专断的欲望难以成功，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这八个字，不仅妄动的人应当谨慎，即使以公正无私的心，行正大光明的事，也必须调剂人情，阐明事理，使大家信服跟从，然后行动才有成效，事情可以长久。盘庚迁都到殷，武王讨伐纣王，三令五申还担心不服从。大概常情大多缺乏远见，小人不利于自己的私利；群起而破坏它，即使有良法，怎么能成功，怎么能长久？自古都是这样，所以君子谨慎。

辨别学术，谈论治理，必须穷究到极点，让人无可辩驳，所谓在宗庙朝廷从容应对的人。道理，是古今的道理，政事，是国家的政事，务必寻求真理才停止。我们两人都置之度外，不是求伸张自己，不是求战胜别人，有什么让人之处？只是平心静气，是辩论的第一法则。才高声厉色，就是没有涵养。

译五月缫丝，正是为了寒冷时穿用；八月绩麻，正是为了暑热时穿用；平日涵养心性，正是为了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如果到了关键时刻不能驾驭自己的气质、克制物欲，却在平日自称“我在涵养”，我是不相信的。涵养的功夫难道只是为了平时涵养时所用吗？所以，马匹惊跳失控后才去寻求缰绳，不如平时就经常操持驾驭；车轮辐条折断后才去制作车轮，不如平时就早有约束准备。

译防备它看似迂阔，正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

肤浅的见解、偏执的说法，虽然援引经典和传注，似乎接近某种道理，但究其精微之处，都是浮夸的言论和偏颇的言辞。所以，要懂得辨别言论，心中必须有一把极精准的衡量标准，并且要处于高位，人们才会听从。否则，整年争论不休，谁来主持公道呢？

细小的瑕疵，众人能够看见；把细小的瑕疵放在百里之外，不是骊龙那样的神物就看不见；似是而非的道理，贤人能够分辨；精微的道理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不是圣人就不懂分辨。用圣人的分辨去要求贤人，尚且会让他们感到困惑，何况普通人呢？因此，精微的言论不能进入普通人的耳朵。

道理正直却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这是善言，也是善道。

“因”这个字妙不可言。顺应利益，不需要花费一文钱；顺应害处，不需要耗费一分力；顺应人情，不需要违背一个念头；顺应言语，不需要发生一句争执。有人说：“这不近乎顺从吗？”回答说：“这是转而顺从我的人。”有人说：“这不近乎权术吗？”回答说：“这是顺应形势而加以引导。”所以，只有圣人善于运用“因”，智者善于运用“因”。

处世常常过于宽厚没有害处，唯独在秉持公法时不可以这样。

天下的事物，舒缓柔和的多能长久，迫切急躁的多会短命。所以，狂风暴雨没有持续早朝的威势，暴涨的狂澜没有维持三天的势头，急促的节拍不是百板的乐声，紧勒的缰绳不是千里的马具。人生的寿命长短、祸福吉凶没有不是这样的，狭隘急躁的人可以深思了。

处理天下大事，不要以期限来自我宽慰。事情有不可预测之处，时间有不够用之时，如果在期限之内常有富余，有多少受用的地方啊！

事情将要发生而能消除，事情正在发生而能补救，事情已经发生而能挽回，这叫做通达权变，这叫做才能；事情未发生而知道它的来由，事情刚开始而把握它的结局，事情已确定而知道它的变化，这叫做长远考虑，这叫做见识。

凡是祸患，因安乐而产生，因忧虑勤勉而避免；因奢侈放纵而产生，因谨慎节约而避免；因不满期望而产生，因知足而避免；因多事而产生，因谨慎行动而避免。

承担难以承担的事情，要有力量而没有意气；应对难以应对的人，要有智慧而没有言语。

撼动大的、摧毁坚硬的，要慢慢下手，久久才能见到功效，默默留意，如果捋起袖子极力去做，一动手自己就先失败了。

昏暗难以明白的见识，优柔寡断的性格，刚愎自用且自以为是的心态，都不能和他们谋划天下大事。智者一看就透彻，练达者触类旁通，困顿者深思熟虑而获得。

这三者的长处，是谋划事情的资本，怎么能自以为是呢？

事情一定要看到它的结局，考虑一定要防备它可能达到的地步。如果看到眼前快意就了事，这是最没有见识的。所以，事情应当发怒，君子却不发怒；应当欢喜，君子却不欢喜；应当做，君子却不做；应当停止，君子却不停止，普通人只知道其中一方面，君子却知道其他方面。

顺从别人作恶，不如正直地挽回别人向善；正直地挽回别人向善，不如柔和地挽回别人向善更为巧妙。

用理法激励他，他还没有达到作恶的程度，却奋然作恶；用情义羞愧他，他本来不趋向道义，却奋然趋向道义。这是游说者应当知道的。

善于处世的人，要得到人自然的情感。得到人自然的情感，那么有什么得不到的呢？

失去人自然的情感，那么有什么不失去的呢？不仅是帝王如此，即使是两个人同行，也离不开这个道理。

察言观色，估量德行，衡量能力，这八个字在处世待人时一时一刻都少不了。

人有言语不能表达心意的时候，有外表不符合本心的时候，有言语和面貌欺骗本心的时候。君子与其过度审察而冤枉人心，宁可过度宽恕以逃避人情。

人情是天下古今相同的，圣人防止人们放纵，特意设立中道来作为标准。所以，立法不可以太极端，制礼不可以太严厉，责备人不可以太苛刻，然后才可以共同归于道。否则，这是驱使他们背离正道。

天下的事情，有迅速而逼迫的，有迟缓而忍耐的，有勇敢而胁迫的，有柔和而折服的，有愤慨而激发的，有开导而觉悟的，有奖励而欣羡的，有严重而谈论的，有顺从而缓和的，有积累诚意而感化的，关键在于观察时机。如果因时制宜而措施不当，没有不失败的。

谈论眼前的事，就要说眼前的处置，不要追溯过去，不要谈论远大的图谋，这类话语虽然精妙，但对当前没有益处。

我越聪明，别人越愚蠢；我越灵巧，别人越笨拙。为什么呢？因为相差太远而责备太深。只有有道的人，聪明能体谅别人的愚蠢，灵巧能包容别人的笨拙，知道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所不能。

天下的事情，只要确定了就没有事端。事物没有确定的主宰就会争夺，言论没有确定的见解就会争夺，事情没有确定的体制就会争夺。

至人没有好恶，圣人公正地看待好恶，普通人跟随好恶，小人制造好恶。

仆隶下人中昏庸愚昧的多，但能领会人的心意，行动必定符合，千万人中也没有一两个例外。后来居上的人往往以我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不符合就勃然大怒，严重的接着用鞭打，那么他们更加惶恐困惑而错乱更加严重。这是我的过错大于他们，他们不明白而我应当明白，他们无能侍奉上级而我无度量容纳下级，他们是无心的过失而我是有心的恶行。

如果忍耐性情、平和气息，当面指示命令他们，这是双方都有益的。彼此没有痛苦而事情有成，不也很好吗？《诗

译《诗经》说：“不是发怒，而是教诲。”《尚书》说：“不要对愚顽之人产生愤恨厌恶。”这是求学之人修养心性、涵养气质的首要任务。

译有人问：“士大夫之间的交际礼仪可以吗？”回答说：“这是礼仪。古代邻国之间，有正式的享礼，也有私下的拜见；士大夫相见各自带着礼物，同乡之间也是如此，妇女之间也是如此，怎么可以废除呢？”又问：“近来严厉禁止这种交际，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禁止交际，而是禁止借交际之名行贿赂之实。没有缘由而交往，没有来由而馈赠，且馈赠超过了常情，称之为贿赂是可以的。

这哪里只是严厉禁止的问题，即使不禁止，君子也不会接受。至于那些素来有交往、情谊如同骨肉、多年不见面的人，如果连一顿饭都不挽留，这合乎人情吗？从数千里外赶来，仅仅作个揖就告别，这合乎人情吗？那么对方有馈赠，我有回赠，都是天理人情中不可停止的事情。士人君子立身处世自有法度，完全隔绝他人、逃避世俗，内心是不安的。我认为主持大政的人贵在持平，不贵在搞一刀切。持平就有节制，一刀切则会导致局面更加溃败，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允许啊。”

古人爱护他人的心意多，今天厌恶他人的心意多。爱护他人，所以别人容易改过；并且看待我也常常亲近，我的教化也就容易推行；厌恶他人，所以别人甘愿自暴自弃；并且看待我也常常像仇敌，我的话更加听不进去。

观察一片叶子就知道树的生死，观察脸色就知道人的疾病与否，听一句话就知道知识的对错，看一件事就知道人心的邪正。

论述道理要精详，论述事情要恳切，评论人须带有二三分浑厚。如果切中人情，别人一定难以忍受。所以君子不穷尽别人的情面，不穷尽别人的过错，不仅仅是为了远离祸患，也是为了给人留下掩饰的余地，触动人悔悟的契机，保全人的体面，这也是天地涵养包容的气象啊。

“父母处于危难之中，盗贼能为我救急，感激吗？”回答说：“这是世所罕见的恩德，怎么可以不感激？”“假设你掌握用人之权，这个人请求任用，可以推荐他吗？”回答说：“怎么可以推荐呢？天命赋予有德之人，这是帝王的公正典章，我怎么敢用私恩来干扰它？”“假设你担任审理刑狱的职务，这个人在监狱里，可以释放他吗？”回答说：“怎么可以释放呢？上天讨伐有罪之人，这是天下的公法，我怎么敢用私恩来歪曲它？”又问：“那怎么报答他呢？”回答说：“在我需要用我的身体时，为他去死是可以的；在我需要用我的家产时，为他破家是可以的。其他的患难与他共同承担是可以的。”

凡是遇到横逆之事来侵犯，先思考招致这种结果的缘故，接着思考处理它的方法，不可以立刻动怒。两个人都动怒，就像一对小人一样共同遭受祸患。

喜欢奉承是一种愚昧的障碍。那些甜言蜜语、卑辞谦礼、超过常情的表现，是希望得到他们想要的，并免除他们应受的罪责，而我却喜欢它、感激它，从而满足他们不该得到的欲望，免除他们不可免除的罪责。这让自己陷入废弛公事、结党营私的大罪；让自己触犯那些难办却容易取悦的小人。这是奉承别人的人聪明狡诈，而喜欢奉承的人愚昧。于是认为这是沿袭旧规，对贤者有所期望，竟然因为不奉承而怨恨他们，严重的甚至罗织罪名陷害他们，这触犯国法和圣训太深了。这是身居要职者的重大警戒。虽然如此，奉承别人的人也未尝不愚昧。如果他所奉承的是小人，那么结果可以预料；如果是君子，他未尝不借此观察人的品格。

疑心最害事。有两样东西就怀疑，没有两样东西就不怀疑。那么圣人没有怀疑吗？回答说：“圣人只认定一个理，依据理来思考，顺应理来行动，有什么可怀疑的？贤人对理有疑惑，众人对情多疑惑。”有人问：“不怀疑而被别人欺骗怎么办？”回答说：“学到不怀疑的境界自然能先觉。况且不怀疑的学问，是至诚的学问，狡诈虚伪的人也不忍心欺骗了。”

根据时势的高低来衡量道理的，是众人；根据道理的高低来衡量时势的，是贤人；推究道理并审视，无所高低之分的，是圣人。

贫贱时以傲气为德行，富贵时以谦卑为德行，这都是贤人的见解罢了。圣人只看道理应当如何，富贵贫贱都不在计算之内。

成心，就是现成的成见。圣人胸中清澈虚空，没有一个现成的念头，所以说“绝四”。今人应对事物、裁断万物都是出于成心，纵使聪明能看透，毕竟是意见的障碍。

凡是听人说话，先要知道说话人的品格，又要知道说话人的意向，又要知道说话人的见识，又要知道说话人的气质，这样听就不会出错了。

不需要说一句话，不需要动一个念头，只是真真诚诚地去做，时间久了自然会有不言的信用，默然的信服，熏陶善良，普遍成为你的德行了。碱蓬生长在碱地，燃烧后可得碱；盐蓬生长在盐地，燃烧后可得盐。

世人相处，不是在脸上就是在嘴上。人的内心固然不能掩盖在脸上和嘴上，但不可测度的部分并不完全体现在脸上和嘴上。所以人心最可怕，人心最不可知。这是天下的陷阱，也是古今生死的路口。我有一个笨办法，用至诚去推演，用至厚去施行，用至慎去持守，远离是非，让出利名，处于后位和下位，那么夷狄鸟兽都可以像骨肉和腹心一样亲近了。这将使心深的人倾心，险恶的人感化于德行，哪里还有陷阱能波及到我呢？如果不是这样，一定是我的道还没有尽善尽美。

处世只有一个“恕”字，可以说是推己及人，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然而有不足以穷尽的地方。天下的事情，有自己不愿意而别人愿意的，有自己愿意而别人不愿意的。

这里还需要体悟，有无限的妙处。

宁开

译怨恨的根源，不要开启施恩的缺口。怨恨的根源难以填满，而施恩的缺口却容易扩大；怨恨的根源容易封闭，而施恩的缺口却难以堵塞。封闭怨恨的根源是福，堵塞施恩的缺口则是祸。怨恨的根源，一个仁爱的人就能将其封闭；而施恩的缺口，不具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德行就无法堵塞。仁爱的人布施大德，不追求小的声誉；义气的人能够果断决断，不做无原则的宽容；懂礼的人讲究等级差别和节制文饰，不一概用严苛的态度使人感到痛苦；有智慧的人懂得权变运用，不张扬惊动以骇人听闻；守信的人向来取信于人，行事举措不引起众人的怀疑，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就一定不会有周全的计策了。

译君子与小人共事必定失败，君子与君子共事也未必不会失败，为什么呢？

是因为意见不同。现在假设有仁者、义者、礼者、智者、信者五人，共同处理一件事，如果五种德行相互补救，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如果五种德行各自坚持己见，事情没有不失败的。仁者想要宽厚，义者想要严厉，智者想要巧变，信者想要诚实，礼者想要文饰，事情怎么能成功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自以为是的心太盛，而相互僵持的态势相当。纵观往事，常有因意见相争而导致国家灭亡，酿成祸乱变故而不顾惜的。君子的罪过太大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回答说：“态势不能相当。态势相当就不肯相让，态势相当就无所顾忌地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军队的事务，士兵献计，副将谋划，主将决断，谁还敢争论意见？那么善于处理天下事务，也就在于通达事理的人掌握权力罢了。

万种弊端都有个由来，只救治枝叶能成什么事？

与小人相处，一分一毫都计较不得，必须放宽一步。

处理天下事务，只需要“安详”二字。虽然用兵贵在神速，也必须从这二字中体现出来。然而安详不是迟缓的意思，而是从容详审，在凝定之中涵养奋发之气罢了。

所以不闲散就不忙碌，不安逸就不劳累。如果先怠慢迟缓，后来必定急躁，这是事情的祸殃。十件事有九件后悔，怎么能称为安详？

果决的人看似忙碌，心中常有余闲；因循的人看似清闲，心中常有余累。

君子应对事物，常能赢得心中有从容闲暇的时候就好。如果应酬时劳神扰心，不应酬时牵挂挂念，那是极其吃累的。

行善而偏向于某种倾向，也是毛病。圣人行善，估量德行，衡量力量，审视时势，顺应时机。比如不发棠邑的粮食，不是忍心让万民死亡，而是时势不允许。如果认定百姓穷困可悲，而委屈自己顺从他人，那就是私欲了。

明明不动声色，救济有余，却露出许多痕迹，费尽许多张皇，是最笨拙的做法。

天下有两可之事，不是义理精微的人不能选择。如果到了精微之处，毕竟只有一可罢了。

圣人处理事务，有变易无方的，有执守极理不变的，有一件事而处理方式不同的，有不同事情而处理方式一致的，只是合乎恰当罢了。自古圣人，恰当合乎中道的，只有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这几位圣人罢了。恰当合乎中道而又没有痕迹，这就叫做至圣。

圣人处理事务，如同日月普照四方，随物呈现影子；如同水流向四方，随地形成形状，自己并不参与其中。

逞气最有害于事，逞心最有害于理，君子面对事务要平心易气。

愚昧的人只知道一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看见他所看见的，而看不见他所看不见的，所以在事情上很少能成功。只有智者能柔能刚，能圆能方，能存能亡，能显能藏，举世都恐惧且怀疑，而他坚定地去做，最终如他所料，这是因为见识先已确定。

写字到了不挑剔笔的地步，写文章到了不修饰句子的地步，说话到了不检点口舌的地步，做事到了不苦心的地步，都叫做自得。自得的人与天道相遇。

无用的质朴，君子不看重。虽然不从事机械变诈，至于德行、智慧、术数、知识，也不可缺少。

神清气爽的人没有轻率的话，机智灵活的人没有愚蠢的事。

不是谋划难，而是决断难。谋划者穷尽事物的道理，通达时势的适宜，意见所到之处不考虑它不精妙，然而众精汇集而两可，决断就难了。所以谋划者比较尺寸，决断者比较毫厘；谋划者看到一方达到极致，决断者会合八方取其中道。所以贤者都可以参与谋划，而决断非圣人不能。

人情不便的地方，就要回避。他们虽然难以言说，但心里厌恶痛苦，这是聪慧的人必定察觉的。所以君子体察人情。体察，是委曲周至的意思。

体恤他的私情，满足他的愿望，成就他的名声，泯灭他的痕迹，是体察的极致，感动人深入心骨。所以察言观色，是学问的粗浅；通达情意，是学问的精微。

天下事只怕认识不真切，所以犹豫观望，看别人的言论来决定行动。认识真切时，就有不敢顺从的君亲，更哪管一国非议，天下非议。如果做事先怕人议论，做到中间一旦被诽谤，就消沉中止，这不只是没有定力，而且是没有定见。百姓各有心思，怎么能人人见识与我相同；民心至愚，怎么能人人意思与我相合。所以做事的君子要看事后功业，不要顾虑事前议论，事成后众论自然平息。即使万一不成，而我所做的，本来就是应当做的，论不得成败。

审时度势，衡量力量，固然是智者的事，然而理所应当做的，又正值可为之时，圣人必定做一番，不计较成败。比如围攻城池不能攻克，对举动有什么损害，终究是成功时应当堕落的。孔子在卫国为政，一定要下手正名，即使正不过来，离开卫国也得。

只守持这个，事情一定姑息不过。今人做事只计较成败，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的公道。

有人问：“顾虑到要低于别人，是应当低于他吗？”回答说：“如果应当低于他，如子弟低于父兄，这有什么值得说的？然而也不是卑躬谄媚而顺从人以非礼的恭敬，只是没有分毫高人一等的念头，把上一着，前一步，都让给别人

译占卜时，天地间只有下方的最为宽阔，后方的最为长远。

士人君子在朝廷就议论政事，在民间就议论风俗，在宗庙就议论祭祀礼仪，在丧事中就议论丧葬礼仪，在边疆就议论战争与防守；不在相应的场合，就叫做多余的言论。

译处理天下事务，事前常多准备一分，这就叫做“豫”；事后常多留余地一分，这就叫做“裕”。这样就能使事情无不成办，而心中常有富余的快乐。如果做事只按刚好够用的分量去做，必定会有后悔的地方。做人也是这样，施予别人时让自己有余力，就可以广施恩德；对待别人时不将情分用尽，就可以保全良好的关系。

不是首任，不是独任，不可以做祸福的先导。福的开端和祸的端绪，都是危险的道路。

士人君子在面临大事时，如果先于人承担，应当懂得“慎”和“果”两个字；如果跟随别人行动，应当懂得“明”和“哲”两个字。明哲并非逃避危难，而是对事情没有补益却只让自己陷入困境罢了。

刻意保持某种姿态，是士大夫的陋习。古代的君子修养品德，品德成就后表现在外部的就是德容。见到可怒之事，就表现出刚正的德容；见到可行之事，就表现出果毅的德容。

该说话时，整天不空口无言，不妨碍他保持沉默；该用刑时，不宽恕小的过错，不妨碍他拥有度量。现在的人，士大夫把宽厚浑厚当作盛德，把敢于任事直言当作性气，消磨了忧国济世者的志向，使他们顺从文法，流于俗态，而毫无施展之处。

唉！太平盛世本该如此，万一发生变故，不知道谁会是张眉吐胆、奋身向前的人呢？这是前代的覆辙。

处理事务先求大体，担任官职先厚待民风。

面临大义不要计较利害，评论人物不要计较成败。

一个人用瓦片盖屋顶，一个人用茅草盖屋顶，对用瓦片的人说：“你的花费是我的十倍，然而遮蔽风雨的效果是一样的。”用瓦片的人说：“茅草十年就腐烂，而瓦片百年不碎，你百年要更换十次，而且多耗费人工，多次变更的劳苦。”唉！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有坚固长久的花费，却遗留多次变更的劳苦更大的了，这就叫做做工无用，有害有益。天下的思虑，也没有比拘泥于朝夕的近利，忘记久远的安定更大的了，这就叫做急于求成只见小利。所以朴素浑厚坚固，是圣人制作器物以利民用的道理。那些喜好文饰的人，以朴素为耻而追求靡丽，那些容易败坏的东西，是非常不智的。有人说：“靡丽而浑厚坚固可以吗？”回答说：“既然已经浑厚坚固了，靡丽有什么用呢？如果以靡丽的花费作为浑厚坚固的资本，岂不是更加浑厚坚固吗？所以君子做有益的事，轻视千金；做无益的事，珍惜一介。假使没有一介的花费，君子也不做无益的事，为什么呢？不敢以耳目的玩好，开启天下民穷财尽的祸患。”

遇到事情不妨详细询问、广泛询问，但不可有偏私的主见。

轻率发言骤然发作，是听取言论的大忌。

君子处理事务以镇静有主的心意为主，以圆活不拘的运用为手段，以从容敦大的气度来涵养，以推行有渐的顺序来遵循，以秩序尽善必然达到的效果来等待，又未曾有心勤效远的悔恨。现在的人面临事务，才去安排，又不耐烦踌躇，草率含糊，与事务相悖乱，难道没有侥幸成功的吗？终究不成个处理事务的道理。

君子与人共事，应当公心待人而不私心。如果事情成功，不必功劳出自自己；如果不幸失败，不必归咎于别人。

有当然、有自然、有偶然。君子尽到当然，听任自然，而不被偶然所感动；小人拘泥于偶然，违背自然，而放弃当然。唉！偶然不可得，连当然的也失去了，可悲啊。

不被外物撼动，不被事物转移，然后才可以承担天下的大事。别人高兴他就高兴，别人发怒他就发怒，浅薄狭隘，粗心浮气，妇孺都能嘲笑他，而想要有所建树，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来待用的条件不具备。

明白简易，这四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役用心机，扰乱事端，是自投罗网。

水流流行，被刚硬的东西阻碍，就寻求从柔软的地方通过；智者对于事务，被这里阻碍，就寻求从那里通过。执着于阻碍而寻求通过，是非常愚蠢的，徒劳而事情不成。

筹划天下大事，只在紧要处着一着留心用力，别的都顾不得。

譬如下棋，只在输赢上留心，一马一卒的得失浑不放在心上，如果观者以此预计高低，弈者以此预乱心目，便不成事。况且善于筹划的人以给予为获取，以丧失为获得；善于下棋的人引诱对方吞食，诱导对方前进，这难道是寻常见识所能策划的吗？于是见到小的损失就立刻沮丧阻挠，排斥摒弃，英雄豪杰可以窃笑了，可以痛惜了。

势，是智者借以成功，愚者逆以取败的东西。势的兴盛，天地圣人不能裁制；势的衰败，天地圣人不能振兴，也只是顺应它罢了。顺应之中寓含处事的权变，这是善用势的人，所以能裁制它振兴它。

士人君子怀抱经世的才能，必定先知道五种用法。五种用法的道理没有掌握，就漫无目的地尝试，这是小丈夫技痒、童心的所为，事情必定不成。所以贵在择人。

不选择可以共事的人，就不能尽到自己的心意，不能胜任。或者以虚文相欺，或者以意见相倾，譬如把玉杯交给小儿，而奔走于崎岖的山峰。所以贵在通达时势。时势，是成事的时机。机会有可乘，际会有可遇，不先不后，那么道路就容易通行。不达于时势，譬如把种子投在坚硬

译这是冰冻的征兆。因此，贵在审察形势。

形势，是成就事业的凭借。登上高处招手，顺着风向呼喊，不费力不耗费，事情就容易成功。不审察形势，好比在平坦的陆地上行船。因此，贵在谨慎发动。左顾右盼，深思熟虑，确实看到有利可图，又思考其中的危害；确实看到能够成功，又顾虑其中的失败，万无一失才坚持到底而不改变。不谨慎发动，好比在夜间射击靶子。因此，贵在适宜事物。事情有应当遵循常规、沿袭旧制的，有应当改弦更张、改变方向的，有应当振兴衰败、举荐遗落的，有应当纠正偏差、弥补不足的，有舍弃小的而最终成就大的，有理屈于形势却不损害其道理的，有应当多次命令反复申明的，有应当不动声色的。不适宜事物，好比杂草与禾苗并存，玉石与瓦砾一同焚毁。唉！不是拥有工具困难，而是使用工具的人困难啊。

译迂腐儒生的荒谬言论，拘泥之士的固执谈论，世俗之人的平庸见识，浮躁之人的浅薄探求，诡诈之人的奇异言辞，奸邪之人的邪恶话语，都是导致事情成功（或指造成既定事实）的原因，却是善于谋划决断之人所忌讳的。

智者处理事情，有时说了却不去做，有时所说的与所做的不一致，有时先说后做，有时先做后说，有时事情已经做成却始终不说明原因，这终究是为了国家深远的考虑，以求必然成功罢了。

善于运用力量的人顺应力量，善于运用形势的人顺应形势，善于运用智慧的人顺应智慧，善于运用财富的人顺应财富，这就叫做“乘”。“乘”，就是知晓事物细微征兆的意思。失去了所凭借的条件，就会加倍劳累而力量无法施展；得到了所凭借的条件，就能与万物没有抵触，对自己没有困顿，而天下人都能享受其利益。

凡是斟酌衡量天下的大事，全在于融通周密，忧虑深远。营造房屋需要端正方向，远看近看，有的近看端正而远看不端正；比较长短，有的符合短的标准而不符合长的标准；应对上下，有的符合上面的要求而不符合下面的要求；照顾左右，有的协调左边而不协调右边。等到远近、长短、上下、左右都适宜了，然后才拿着墨线、搬运木石、聚集器具来奠定万世不可动摇的基础。现在处理天下大事的人，粗心浮气，见识浅薄，得到一方之见就固执地追求胜利。用这种态度来谋求长久宏大的事业，作为安定天下的计策，是困难的。

字写了三遍，还不能立刻确定是真的；话传了三个人，还不能立刻相信。

巧诈，是破坏自然变化的贼害，是万物的祸患，是心术的蛀虫，是财用的灾难，君子不看重它。

君子处理事情有了真知灼见，不立刻行动，又验证众人的见解，考察众人的情感，与道理协调，与众人的情感、见解协调，就决断必定实行；如果道理确实应当如此，而众人的情感、见解不协调，又委婉曲折地实行我的道理。既不贬损道理，又不惊骇世人，这就叫做“理术”。唉！只有圣人能做到，猎较之类的事情就是这样。

干天下的大事，没有气魄不能成功。然而气魄想要隐藏，不想要显露；想要抑制，不想要张扬。

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动声色，不惊扰耳目，做得妥帖安稳，这是第一等的高明手段，就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比如天地在春夏之时，孕育万物，何等盛大流行的气！然而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难道没有风雨雷霆吗，也只是偶尔发出，不显露创造万物的痕迹，这才是自然的造化之功。

在预料事情上疏忽，在谋划自身上笨拙，这是明智哲理所恐惧的。

在实处落脚，在稳处下手。

姑息依恋，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大毛病，在应当讲道义的地方，即使是骨肉至亲也要果断；卤莽轻率，是处理事情的大毛病，在紧要关头，即使是细微之处也要仔细检点。

正直的人能承担天下的大事。他的才能、操守在小事上自然可以看出。如果说小事先放过，大事到手才见担当，这就是掩饰的说法，到了大事定然也会放过的。松柏生长，从小就是直的，没有开始弯曲最终变直的。如果使用权变时另有考量，那是另一套说法。

没有损害却造成损害，没有利益却造成利益，没有通达却造成通达，没有堵塞却造成堵塞，这是调节天地之道，治理人物之宜的方法。然而君主自我奉养不忌讳造成损害，对百姓不忌讳造成利益；君子扩展道理的路径不忌讳造成通达，堵塞欲望的漏洞不忌讳造成堵塞。

事物的道理有定数，而人情意见千差万别，我得到了定数并实行它，即使形迹可疑，心事难以表白，也只好听之任之。如果惶恐害怕讥讽，琐碎地自我辩解，难道能每家放一个嘴巴来辩解吗？况且别人不相信我，辩解有什么益处？别人相信我，何必辩解？如果事情有关联，就不应当因为沉默而妨碍大计。

处理人际关系、对待自己、处理事情都要有馀地，没有馀地就没有补救的办法，这里很难说清楚。

后悔以前不如谨慎开始，后悔以后不如改变计划，徒然后悔是没有益处的。

住在乡下而局限于几十里的见识，固执地坚守它，百攻不破，等到游历大都市，看到千里之外的事，就茫然自失了。活在今天而局限于千万人的见识，固执地坚守它，百攻不破，等到阅读古籍，看到千万年的事，就茫然自失了。所以局限于见识不可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就会狭隘，狭隘就不足以办好天下的大事。

事情出于意外，即使是智者也会穷尽，不可以苛责。

天下的祸患大多暗中形成最终到来，或者偶然激化于是形成。暗中形成的贵在预防，偶然激化的贵在坚忍。

处理事情有四个要点：遇到界限要果决，怕的是绵延不断；坚持要坚忍，怕的是脆弱；关键要深沉，怕的是浅薄；应变要机警，怕的是迟缓。

君子发动大事，十利而无一害，他举事，必定成功。然而天下没有十利之事，不得已权衡其数量的多少，利七而害三，我就保全其利而防备其害。又比较事情形势的轻重，也有九害而一利的情况去做，所利的重而所害的轻，所利的急而所害的缓，所利的难得而所害的可救，所利的久远而所害的一时。这不可以对见识浅薄的人说。

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要厌恶长久，久的时候与得的时候相邻。如果愤恨其长久，而决绝地放弃，这是不能忍耐片刻，而甘愿抛弃前面的辛劳，坐失后面的收获。这是从事者的大戒。如果

译审视事理透彻，便不一定急需；即便急需，时间一久，也应当迅速离去。

朝三暮四，使用这种手段的人确实欺诈，但人情的极致，有认为朝三暮四方便的，也有认为朝四暮三方便的，关键在于符合当时的急切需求。猿猴并非愚蠢，其中必定有它认为恰当的理由。

译天下的祸患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有凑合、有激荡、有积累渐变三种情况。凑合，是指杂乱而不可解脱，在天上表现为风雨雷电，在自身表现为过错繁多，在人际表现为朋党奸邪，在事情表现为众恶遭遇汇合，在疾病表现为风寒暑湿，合在一起形成痹症。激荡，是指勇猛而不可抵御，在天上表现为迅雷大雹，在自身表现为忿怒狠戾，在人际表现为横逆突然加身，在事情表现为骤然感应而成凶险，在疾病表现为中寒暴厥。积累渐变，是指极其严重而不可挽回，在天上表现为寒暑的次序，在自身表现为罪恶积满，在人际表现为包藏祸心等待逞强，在事情表现为弊病极大极坏，在疾病表现为血气衰败羸弱、痰火蕴结郁滞，气息奄奄无法支撑。这三种成因，是事理趋势的自然规律，天地万物都不能例外，祸福的到来，往往必定由此产生。所以君子行善则借助众美，而防备错步之多，振奋志节而戒除一朝之怒，体悟大道以终身，孜孜不倦，而杜绝不可滋长的欲望。

第二次的大略，不如第一次的详细；第一次的详细，不如第二次的详细，再次详细就没有后患了。

从容，是处理事务的妙道。所以万无一失之事要防备十一分之一的意外，难事要防备百分之一的意外，大事要防备千分之一的意外，不可测之事要防备万分之一的意外。

自身有余则足以应对天下的感应，以不足应对感应，没有不困窘的。

见识有余，事理感应就立即透彻；才能有余，事务感应就立即办理；力量有余，任务感应就立即胜任；气度有余，变故感应就不震惊；身体有余，内外感应就不生病。

言语不听，争辩就愈加强烈，名声就令人惊骇。不语不争，无所求名，恍惚冥冥，我的事已成，他也懵懵懂懂。古人说不动声色而将天下置于泰山之安，我认为动声色就不能将天下置于泰山之安了。所以说默默成就，不言而信，在于德行。

天下的事情，在意料之外的常常很多。众人看见眼前无事都放下心，明智之士只在意外处下功夫，所以每每万全而无后患。

不以外界到来的事物为荣辱，极有受用之处，然而必须里面分量充足才行。

今人看见别人敬重或轻慢，就产生喜悦或愤怒，心都以外为重。这个迷惑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有一介必吝的人，有千金可轻的人，而世人谈论取舍，说价值几何？这是乱语。

才能如同兵器，用来讨伐罪人、慰问百姓，就是仁义之师；用来欺凌寡弱，就是劫夺之盗。所以君子不是担心没有才能，而是担心不善用才。所以只有有德者能用才。

隐藏极大的害处，而用小利中其意；隐藏极大的利处，而用小害疑其心。这是思考者所必堕的，而智者所独觉的。

今人看见前辈先达做事不自振拔，就产生叹恨，不知道他当我时也会叹恨人吗？我当他时能免后人叹恨吗？事不到手，责人尽易，待君到手时，事事努力不轻放过便好。只任哓哓责人，他日纵无可叹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区区与人较是非，其量与所较之人相去几何？

无识见底人，难与说话；偏识见底人，更难与说话。

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

争者，两小人也。有识者奈何自处于小人？即得之未必荣，而况无益于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愚者。

方严是处人大病痛。圣贤处世离一温厚不得，故曰泛爱众，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群而不党，曰周而不比，曰爱人，曰慈祥，曰岂弟，曰乐只，曰亲民，曰容众，曰万物一体，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只恁踽踽凉凉冷落难亲，便是世上一个碍物。即使持正守方，独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节狷介之土耳。

谋天下后世事最不可草草，当深思远虑。众人之识，天下所同也，浅昧而狃于目前，其次有众人看得一半者，其次豪杰之士与练达之人得其大概者，其次精识之人有旷世独得之见者，其次经纶措置、当时不动声色，后世不能变易者，至此则精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此之谓大智，此之谓真才。若偶得之见，借听之言，翘能自喜而攘臂直言天下事，此老成者之所哀，而深沉者之所惧也。

而今只一个苟字支吾世界，万事安得不废弛？

天下事要乘势待时，譬之决痈待其将溃，则病者不苦而痈自愈，若虺蝮毒人，虽即砭手断臂，犹迟也。

饭休不嚼就咽，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择就交，话休不想就说，事休不思就做。

参苓归芪本益人也，而与身无当，反以益病；亲厚恳切本爱人也，而与人无当，反以速祸，故君子慎焉。

两相磨荡，有皆损无俱全，特大小久近耳。利刃终日断割，必有缺

译在折损的时候；磨刀石整日磨砺，也有逐渐损耗的趋向。所以君子不与人结怨以保全自己。

译看见前面的千里，不如看见背后的一寸。所以通达眼前的事物并不难，而反观自身却很难；看见能看见的并不难，而看见看不见的却很难；这是世人所迷惑的，而智者独自觉悟的。

赞誉既然归于你，诋毁将如何推辞？利益既然归于你，祸害将如何推辞？巧诈既然归于你，罪责将如何推辞？

上等的人领会意旨，所以体察他人用意，观察他人也用意。意旨感化人比骨肉亲情更深，怠慢杀害人比斧钺毒药更毒。鸥鸟知道渔父的机关，是领会意旨，难道人还不如鸥鸟吗？至于观察脸色、听凭声音而不加体察，那就比“见色而退”的境界更低了。

士人君子要承担天下国家的大事，首先要把自己除外。所以说确立名分、委身事君，是说自从确立名分之后，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何况富贵呢？如果忙于经营富贵身家，却是社稷百姓委身于我，这是君主的贼臣吗？是上天的罪人吗？

圣贤的气量空阔，事情到了胸中就像一叶扁舟漂浮在沧海中。

圣贤处理天下事务，委婉曲折、从容舒缓，不轻易顺从一己之情，以违背天下人的意愿，以破坏天下的防线。因此道有不当直行的时候，事有不必果断的时候，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譬如走路一样，沿着弯曲的道路走远路，顺应已有的轨迹，而不敢为了求快而便利自己，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如果一定要走捷径直达，那么两京之间的路程正用绳墨测量，破城毁邑，填河平山，最终能近几百里，但人情事势不允许。因此处理事情要谦逊地推出，而学者待人接物害怕直率行事。

热闹中空虚老了多少豪杰，闲淡的滋味只有圣贤尝得出，等到处于热闹时也只以这闲淡心应对。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是在闲淡中求得，在热闹处使用。因此，静是动的根本。

胸中没有一丝欠缺，身上没有一点沾染，就是羲皇以上的人，即使在夷狄患难中，与玉烛春台有什么区别？

圣人掀天揭地的事业只管去做，只是不费力；除害去恶只管去做，只是不动气；蹈险投艰只管去做，只是不动心。

圣贤用刚，只够济成那一件事便罢了；用明，只够得那件情便罢了；分外不剩分毫。所以做事没有痕迹，非常浑厚，事情既然成功，也没有议论。

圣人只有一种才能，千通万贯随事合宜，譬如富贵只积一种钱，贸易百货都得。众人的才能如货物，轻縠虽美，不可御寒；轻裘虽温，不可当暑。又培养才能要有根本，则随遇不穷；运用才能要有机括，故随感不滞；持守才能要有涵蓄，故随事不败。

处于疑似的境地，百口不能自辨；触犯一见的真实，百口难夺其执。这是世间的通病。圣人虚明通变吻合人情，如人的肝肺在其腹中，既无隐藏之情，也无诬执之见。所以人有感泣的，有愧服的，有欢悦的。所以说只有圣人能通天下之志，不能如圣人，先要个虚心。

圣人处小人不露形迹，中间自有不得已，处高崖陡堑，直气壮頄皆偏也，即不论取祸，近小文夫矣。孟子见乐正子从王驩，何等深恶！及处王驩，与行而不与比，虽然，犹形迹矣。孔子处阳货只是个绐法，处向魋只是个躲法。

君子所得不问，故其所行亦异。有小人于此，仁者怜之，义者恶之，礼者处之不失礼，智者处之不取祸，信者推诚以御之而不计利害，惟圣人处小人得当可之宜。

被发于乡邻之斗，岂是恶念头？但类于从井救人矣。圣贤不为善于性分之外。

仕途上只应酬无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时候修正经职业？我尝自喜行三种方便，甚于彼我有益：不面谒人，省其疲于应接；不轻寄书，省其困于裁答；不乞求人看顾，省其难于区处。

士君子终身应酬不止一事，全要将一个静定心酌量缓急轻重为后先。若应轇轕情处纷杂事，都是一味热忙，颠倒乱应，只此便不见存心定性之功，当事处物之法。

儒者先要个不俗，才不俗又怕乖俗。圣人只是和人一般，中间自有妙处。

处天下事，先把我字阁起，千军万马中，先把人字阁起。

处毁誉，要有识有量。今之学者，尽有向上底，见世所誉而趋之，见世所毁而避之，只是识不定；闻誉我而喜，闻毁我而怒，只是量不广。真善恶在我，毁誉于我无分毫相干。

某平生只欲开口见心，不解作吞吐语。或曰：“恐非其难其慎之义。”予矍然惊谢曰：“公言甚是。但其难其慎在未言之前，心中择个是字才脱口，更不复疑，何吞吐之有？吞吐者，半明半暗，似于开成心三字碍。”

接人要和中有

译介，处理事情要在精细中带有果断，认识事理要在端正中带有通达。

天下的事情常常因为振奋鼓舞而不知疲倦，一旦衰败歇息就难以重新振作。因此君子要提振精神不让其昏沉迷乱，役使筋骨不让其懈怠懒惰，是害怕重新振作起来很难啊。

译真正的官职、切实的行动、真诚的心意，没有不能取信于人的道理。

面对重大事务，关键在于心神安定，心气充足。

世间没有一处没有不顺心的事，没有一天没有不顺心的事，只有度量宽宏的人才能在其中受益，那些气量狭小浅薄的人只是白白地懊悔怨恨罢了。

听取言论的原则，以从容审慎为第一要务，抱着怀疑不信的心态与抱着必定相信的心态，其错误是一样的。

只有圣人能够预先觉察，其次没有比从容审慎更好的了。

君子处理事务，要让自己去适应事情，而不让事情来迁就自己；治理百姓，要让自己去顺应百姓，而不让百姓来迁就自己。

最聪明的人不后悔，是因为他们在事前考虑得详尽；最愚笨的人不后悔，是因为他们在事后迷失了方向。只有君子常常后悔。虽然如此，君子只后悔人事上的过失，不后悔天命；只后悔自己的不足，不后悔别人的过错。如果自己没有可后悔的地方，那么无论是天命还是人事，就听之任之了。

我在应酬交际时有一个大毛病，常常在事前疏忽大意，事后才去检查，检查之后往往后悔吝惜；闲暇时慵懒散漫，忙碌时紧迫急迫，紧迫急迫之后往往出差错。有人说：“这是因为失去了先后的次序罢了。”如果肯把检查的心思放在事前，就省去了事后的检查，也省去了后悔吝惜。如果肯把紧迫急迫的心思放在闲暇时，就省去了差错，也省去了牵挂。大体上，我们这些人不是被事情拖累心神，而是被自己的心神所拖累。做不到谨慎，却去谨慎那些无益的谨慎；做不到勤勉，却去勤勉那些来不及的勤勉，因此内心加倍痛苦，而对事情反而考虑不周，真是昏庸懦弱极了！写下这些来自我责备。

不要以为别人唯唯诺诺，就认为是认同我；不要以为别人沉默不语，就认为是服从我；不要以为别人和颜悦色，就认为是喜爱我；不要以为别人谦卑恭顺，就认为是恭敬我。

事情到手且不要着急，就要慢慢思考；思考成熟时切莫迟缓，就要迅速行动。

我不能忍耐事情，而让事情顺从我的意愿，否则就会烦躁；我不能包容别人，而让别人顺从我的意愿，否则就会谴责发怒。像这样整天就没有自在的时候了，而事情最终会失败，人们最终会怨恨，我最终会受损，这叫做极度的愚蠢。

有发自内心的言语，有随口而出的言语；有根植于内心的神色，有浮于表面的神色。它们各不相同，应对的人贵在审慎。

富贵，是家庭的灾祸；才能，是自身的祸殃；声名，是招致诽谤的媒介；欢乐，是悲伤的凭借。所以只有处在顺境中才最难。只要常怀敬畏之心，做事慢一步，就能避免灾祸。

俗话说“一错二误”最好理解。凡是第一次犯错的人，必定会有第二次失误，因为犯错必定会悔恨惭愧，悔恨惭愧则心神凝聚在悔恨上，无暇思考其他，又会犯下一个错误。所以第一次是无心之错，第二次是有心之误。在礼节应对之间最容易犯这种错误。如果有差错，更应当镇定，不可慌乱，一旦慌乱，由此引发的错误就会无穷无尽。

在事务繁杂的地方，面对愚钝的人，处理纷杂的事，期限迟缓滞后，时机不顺逆，在这种环境中最好涵养怒气。如果决裂愤激，后悔都来不及；如果能忍耐过去，就有无限的受用。

面对繁迫的事务，让聋哑盲瞽的人去办；遇到追逐的时候，骑着瘦弱的病马；对着昏暗残缺的蜡烛，梳理烂乱的丝线，而能意念不浮躁，声色不改变，也不耽误事情的，他的才识器量我确实佩服。

道义上应当做的，力量上能够做的，心里想要做的，而亲友能劝阻回来，妻儿能劝止，只是没有志向罢了。

精妙之处事先无法确定，口头无法传授，临事临机，观察时机衡量形势，有时只需要神色意态，有时只需要片言只语，有时用疾雷般的迅猛，有时用积阴般的深沉，务必恰当可行，不必让对方察觉，不必让人惊动，却要善于持守善于发动，一旦出错就是生死关头。

心意主于爱，那么辱骂殴打都是亲近他的方式；心意主于恶，那么奖赏赞誉、缠绵悱恻都是仇视他的方式。

修养安定的人，与上级交往恭敬而不逼迫，与下级交往安泰而不轻忽，对待亲人爱护而不狎昵，对待疏远的人真诚而不厌烦。

有进取之用，有退守之用，有虚用，有实用，有缓用，有骤用，有默用，有不用之用，这八种用法，是驾驭事务的权柄。但归结起来要符合道义，不符合道义，即使成功，君子也不看重。

责备人要含蓄，忌讳太尽；要委婉，忌讳太直；要疑似，忌讳太真。

现在的子弟受到父兄的责备，尚且有所不能忍受，何况是其他人呢？孔子说：“忠诚地劝告，善意地引导，如果不行就停止。”这句话不仅保全了友谊，也可以涵养正气。

没有比不仇视别人却表现出仇视别人的言辞神色更大的祸患了，没有比不恩惠别人却诈示恩惠别人的状态更大的耻辱了。

柔弱战胜刚强，木讷制止巧辩，谦让使争竞者羞愧，谦虚使傲慢者屈服。所以退让的人所得常常加倍，进取的人所失常常加倍。

我年轻时曾泄露了应当保密的话，父亲责备我，我回答说：“已经告诫听的人不要泄露了。”父亲说：“你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嘴，却能保证别人的嘴吗？而且告诫别人和告诫自己哪个更难？年轻人要谨慎啊。”

中孚，是妙到极致的境界。感通上天、触动万物不在于形迹言语，事情是末节；如果没有诚心来感通，其他都是糟粕罢了，徒劳无功对道义没有益处；鸟孵卵叫做孚，从爪从子，血气潜入而子随母化，难道在于声色？难道在于人为造作？学者领悟了这一点，自然不怨天尤人。

应对万般变化，探求万般道理，只有沉静的人才能得到。所以水静止才能映照，秤杆稳定才能称量。世间也有昏沉应酬却能成事，懵懂谈道却有发明的人，如果不是资质高，就是偶然契合，那些不契合的情况又有多少呢

译祸患没有比不体谅别人的私情而又使其痛苦更大的了，仇恨没有比不避讳别人的短处而又揭发它更深的了。

译肯为别人着想，是第一等的学问。

不怕一千天都严密，只愁一件事有疏忽。真诚了便再无疏忽之处，小人即使掩饰，也是徒劳你的心意罢了。拿事物来比喻，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欠缺来承担当时的后果；拿自身来比喻，有一丝一毫的虚弱，时间久了自然会有虚弱来承担当时的后果。

把自己置身于是非之外，然后才能评判是非之中的对错；把自己置身于利害之外，然后才能观察利害的变化。

我在晋中任职时，每次升堂，首领官共有四人，先向堂上官作揖，然后分列两班互相作揖，将要退下时我作揖示意，四人又躬身行礼后离去。有一天，其中三人因公外出？

只剩一人在堂上，偶然忘记了对方班无人，又忽然向下作揖，起身后，羞愧得无法言说，众官吏忍着笑。我作揖示意对他说：“有事不妨先退下。”作揖的人退下，他的脸色顿时平静下来。

从前我在大同任职时，县丞刚到任，我让笔吏揭手（表示敬意），县丞却看向别处而失礼，我当面责备簿吏说：“为什么不按礼节告知新官？”县丞羞愧谢罪，直到公宴结束都不舒展面容，我非常后悔。偶然这次举动能掩盖别人的过错，可以弥补以前的过失了。因此记下这件事，以充实忠厚之道的开端。

善于用人的人，每个人都能用得；不善于用人的人，每个人都用不得。

因为多恶而抛弃人，却以小的过失作为开端，这是借抛弃者之口作为借口，而自取不义的讥讽。曾有一个隶卒愤怒地鞭打人，我杖责他并宽恕了他；他又偷窃同舍的钱，我又杖责他并宽恕了他。并且告诫他说：“你要谨慎，三次犯法就不饶恕你了。”一天在宴会上醉酒而睡，我已经走了，叫他却不来，来了后，借口生病，实际上是醉了。我驱逐他出去。他对别人说：“我生病不能跟随，于是驱逐我。”别人说：“某公是有德器的人，竟然因为生病而驱逐人吗？”不知道我厌恶他，是因为他积累过错而驱逐他，如果因为小的过失就驱逐他，那是我的笨拙。虽然如此，他借口来自我辩解，可以作为日后更换主人的预先铺垫，我的笨拙有什么可后悔的？

手段不可太宽泛，太宽泛则填补困难；头绪不可太繁杂，太繁杂则照管不到。

得到了真正的是非，才讨论公义的是非。如今的是非不但像捉风捕影，而且无风无影，不知从哪里生出来，妄听的人就相信是事实来定夺是非。说：我没有私心啊。唉！固然没有私心了，彩苓止棘、暴公巷伯，谁能为他们辩白呢？

固然可以让他羞愧，却让他怨恨；固然可以让他后悔，却让他愤怒；固然可以让他感动，却让他仇恨。教导人应当这样吗？

不要使人有过错。

谦逊忍耐都是居于尊位的道理，节俭朴素都是居于富贵的道理。所以说：地位卑下的人不学恭敬，贫穷的人不学节俭。

豪雄之气虽然正大但多粗鲁，只用它一分，便足以成事，那九分都多了，反而会使事情愤慨。

君子不接受别人不得已的情分，不让人做不敢不从的事情。

教导人的十六个字：诱导扶持，奖赏劝勉，提撕警觉，涵养培育；熏陶，鼓舞，兴起作为。

水激射则逆流，火激射则横发，人激射则乱作，君子要谨慎他所激射的原因。使他羞愧，则小人可以变为君子，激怒他，则君子可以变为小人。

事前忍耐容易，正在做事时忍耐难；正在做事时后悔容易，事后后悔难。

话说尽有千种说法，是却无两种是。所以谈道的人一定要统一于一个是而后精纯，谋事的人一定要统一于一个是而后成功。

世间的事各有恰好处，谨慎一分者得一分，疏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疏忽，疏忽小则失大；易事多疏忽，疏忽易则失难。存心的君子自然在体验中得到。

到一处问一处的风俗，如果不大害，就一起遵循它，不要与之相忤逆。如果对义理有妨碍，或者不言而默默转移，或者婉言而徐徐感动，他将不知不觉而同归于我。如果疾言厉色，是己非人，这是激怒，自家取祸不惜，可惜好事做不成。

事有可以义理兴起者，不必拘泥守旧例；有可以独断者，不必观望众人。如果旧例恰当，众人正确，莫非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旧例免吾劳，方喜众见印吾是，何可别生意见以作聪明哉？

这是继任者所应当知道的。

善用明者，用之于暗；善用密者，用之于疏。

你说的是我便听从，我不是听从你，我自从是，仍私之有？你说得不是我便不听从，不是不听从你，我自不听从不是，何嫌之有？

日常应酬，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谓合者，如物之有底盖然，方者不与圆者合，大者不与小者合，欹者不与正者合。

覆诸其上而不广不狭，旁视其隙而若有若无。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苦窳；万物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谓天则，此之谓大中，此之谓天下万事万物各得其所，而圣人之所以从容中，贤者之所以精一求，众人之所以醉心梦意、错行乱施者也。

事有不当为而为者，固不是；有不当悔而悔者，亦不是。

圣贤

译始终没有二心，只是见解已经坚定。行动时原本就没有错，事后又何必后悔？

即使出现凶险灾祸，也是在做的时候就已经大致如此了。

译内心确实不是这样，而外在的迹象确实是这样。人们执着于那些看似如此的外在迹象，我辩白那并非如此的真实内心，即使有百口之舌，也无法让人相信。所以君子不向人展示令人怀疑的迹象，不自我诬陷那难以辩白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正直坦荡的心意向来就能使人信服，光明磊落的行为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如果有怀疑我的人，听之任之罢了，喋喋不休地辩解有什么意义呢？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轻，所以不肯轻易赴死，是为了寻找一个值得死的理由。死得其所，就是善于利用死亡了。成就仁德、获取大义，是死亡应当所在的地方，即使死去也胜过苟活。

即将祭祀时，使那些不整齐的思想意念变得整齐，不仅是恶念，即使是善念也不该随意波动。在这三天里，时时刻刻只想着被祭祀的对象，没有其他的念头，所以说要精纯洁白、专一其心。只要有一丝杂念就不是精纯洁白，只要有两个念头就不是专一其心，所以君子平时不做邪梦，斋戒时不做杂梦。

宣扬已故朋友的过错，这是第一等的不仁。活着时告诉他，是希望他能改正，他听到后，还能自我辩白；死后宣扬他的过错，这算什么？即使是真实的过错，我也应该为他遮掩。

争夺利益是因为人各有欲望，争论言语是因为人各有见解。只有君子以淡泊的态度自处，以智慧才能谦让人，胸中有无限的快乐之处。

吃这一筷子饭，是谁种植收获的？穿这一匹布，是谁纺织染色的？

高大的房屋厅堂，凭什么该我居住？安稳的车驾四马，凭什么该我乘坐？获得温饱的安逸，要想到劳作者的辛劳；享受尊荣的快乐，要想到供给者的辛苦，这是士大夫日夜不可忘记的情愫。不然的话，他们对这个社会和人民辜负的就太多了。

只要做到大公无私，就是包容天下的气度。

定、静、安、虑、得，这五个字时时都有，事事都有，离开了这五个字就是鲁莽行事。

公正对待别人容易，公正对待自己难；公正对待自己容易，公正对待自己与他人难；公正对待自己与他人容易，忘掉人与我的界限而不知道我是谁最难。在公正对待别人方面，别人能做到公正；在公正对待自己方面，自己也能做到公正。至于公正对待自己与他人，那么在不以我为嫌恶的时候，应当尊贵我、使我富足；坦然处之而不嫌恶于尊崇自己的事情，应当安逸我、使我获利。公然实行而不嫌恶于严厉对待百姓，并不是为了使我富贵，使我安逸获利。这个“我”，是天下的“我”。天下的名分纲纪寄托在我身上，那么这个“我”，就是名分纲纪的载体。有什么可嫌恶的呢？这就叫做公正对待自己与他人。虽然如此，还是未能忘掉其道，未能完全化境。圣人处于富贵安逸获利的地位，而忘掉自身；为天下劳苦卑贱，也忘掉自身。不是说我的本分应当如此，也不是说我的志向想要如此。好比疼痛的人必然呻吟，快乐的人必然谈笑，发痒的人必然抓挠，只是自然而已。好比蝉在秋天鸣叫，鸡在清晨啼叫，草木的繁荣枯萎，只是自然而已。像这样，即使背负重物使他心灰意冷，激怒他使他意志淡薄，也是做不到的；何况这本分未尽，而这颗心稍有懈怠呢？何况人情尚未信服，而只责怪别人呢？这就叫做忘掉人与我的界限，而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是谁，也就不知道别人是谁了。不知道人与我是谁，那么天地四方混为一体，太和元气充满在天地之间了。必须像这样才叫做仁。

刚着手做事就想到最终的结果。

理、势、数都有其自然规律。圣人不与自然规律相斗，领先不敢冒犯它，跟随不敢迎击它，等待不敢奈何它，涵养不敢强迫它。功效在于凝聚精神而不触动它的锋芒，妙处在于默默成就而不标榜其名。因此理、势、数都为我所用，而在不争中相互遗忘。唉！不善于治理天下事务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

心气纯粹，可以感通上天、感动万物，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了。

掌握其关键使它自行平息，打开其窍穴使它自行鸣叫，激发其萌芽使它自行峥嵘，提起其纲领使它自行张开，这是老子的权术吗？回答说：不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不过如此。解除那些不得不动的束缚，投合那些不得不好的倾向，显示那些不得不避的危险。天下固有拼死只听从我的旨意的人，这是因为掌握要领而洞察他们的心意啊。造化之功没有其他权术，也不过如此。

面对忧愁的人不要快乐，面对哭泣的人不要笑，面对失意的人不要自夸。

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难的呢？这是孟子的大排遣。起初爱敬人时，就安排这个念头，再也不生气。我因此扩充排遣横逆的方法，此外还有十条：第一，与小人相处，是增进德行的资粮。他侮辱越甚，我忍耐越坚，对我有什么损害呢？《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二，不遇到小人，不足以检验我的度量。《尚书》说：“有容德乃大。”第三，那些横逆的人到了自我反省的地步，而忠诚还免不了被怀疑。这个人顽固悖逆得很，一旦与他计较必然引起祸端。兵法说：“求而不得者，挑也无应。”第四，起初爱敬了，又自我反省而仁礼了，又自我反省而忠诚了。我的道理更加正直，我的过错更加少。最后却不忍心逞一时之快以掩盖旧日的善行，而与他分担恶名，智者不这样做。太史公说：“无弃前修而祟新过。”第五，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固然蒙蔽自己的天性，而责难我没有止境，公论自然明白，我也付之不辩；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第六

译自我反省没有缺失。对方想要使事情难以圆满，只要安心等待，闭口倾听，对方的计谋必定会穷尽。

译兵书说：“不应战就不动，敌人自然会安静下来。”第七，可以回避就回避它，像周太王离开邠地那样；可以屈服就屈服它，像韩信受胯下之辱那样。古人说：“身体越谦抑，道义越尊贵。”

又说：“终身让出田界，不会失去一段土地。”第八，交给上天。天道有知，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诗经》说：“投向那广大的上天。”第九，托付给命运。人与人相处，有时顺从有时违逆，有时聚合有时分离，有时疏远反而亲近，有时厚待反而猜疑，有时偶然遭遇反而化解，有时长期构陷反而危险。鲁平公将要出行却遇到臧仓，司马牛作为弟子却有桓魋，这难道不是命运吗？第十，外部安宁必定有内部忧患。小人侵凌时，就会恐惧祸患、防备危险、长远考虑、回头顾盼，而不敢奢侈放纵。有放纵之心则百种祸患暗中消解。孟子说：“在国外没有敌对国家和忧患的，国家往往会灭亡。”自我反省之后，君子存心尚且如此。那些爱人却不被亲近、礼待人却不被回应就立刻发怒的人，以及不爱人、不敬人却希望别人爱戴尊敬自己的人，他们离正道太远了。

横逆之事能有多少呢？

过分责备期望别人，是丧失身心的念头。君子相处，关键双方都要有退让之心，不可双方都有进取之心。自我反省，就是退让之心。所以刚强双方都进取就会破碎，柔弱双方都进取就会屈服，万种福分都产生于退让反省。

施予者不知道，接受者不知道，诚心感动于天之南，而心意通达于海之北，这叫做神应；我的意念刚萌发，他的意念就察觉，不等开口说话，就可以默默领会，这叫做念应；我用目光传授给他，他用目光接受，别人都不知道，唯独商人察觉，这叫做不言之应；我固然强迫他，他固然违背我，表面不同而内心相同，这叫做不应之应。

明白这些，就可以谈论兵法了。

晚辈有过错，要慎重选择责备的方式：在众人面前不责备，羞愧悔恨时不责备，夜晚不责备，正在饮食时不责备，正在欢庆时不责备，正在悲忧时不责备，生病时不责备。

世间的议论有五种：探求天理而顺从，符合人情而安心，可以对照圣贤，可以质问神明，而不必与天下人相同，这叫公论。情感有所便利，心意有所违背，逞强辩才来助长自己片面的说法，这叫私论。心中没有私曲，气概非常豪雄，不考察事情的虚实、形势的难易、道理的可行与否，固执一隅之见，拘泥时俗之习，既不正大，又不精明，像苍蝇哄闹蛙鸣，全国形成一家之说，而不能与圣贤平正通达的见识相比，这叫妄论。制造伪诈投合奸邪，污蔑诋毁诡秘，说没有根据的话，散布到众人耳中，千口相传成为公论，长久流传成为事实，最终使夷由变成跖盗，这叫诬论。称赞别人的善行，胸中没有标准，被小廉曲谨迷惑，被照意象恭感动，喜欢一时的义气，喜悦片刻的道言，不观察大节，不比较生平，不举荐全体，不要求始终，就轻易赞许，这叫无识之论。唉！议论之难已经很久了，听的人能不仔细考察吗？

简静沉默的人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可抵挡，所以停蓄的水一旦决口就不可抵御，蛰居的生物其毒性不可抵挡，潜伏的野兽一旦凶猛就不可禁止。轻率泄露骤然举动，不过是暴雨疾风罢了，智者不害怕它。

平时无事的时候，就不能用妇人的操守来约束丈夫，等到面临危难坚守死亡时，就应当与贞女烈妇比节操；接待众人之际，君子未曾向人显示廉隅的痕迹，等到承担道义时，就应当与壮士健卒争勇。

祸患的形成一定有渐进的过程，它的激发源于积累。智者在渐进时断绝它，在积累时消解它，严重时决断它。决断它必须妙手，比如疮疡，郁结而内部溃烂，不如外部决口；形成后再决断，不如早点散开。

涵养不定的，恶言入耳先想驾驭气息，气平再没错的。一不平，饶你做得对，也带着五分过失在。

疾言、遽色、厉声、怒气，原无用处。万事万物只以心平气和处理，自有妙应。我狭隘，常因此失误，写下来自我警示。

曾见一个评论人说：“他只是把天下事认真做，怎么能不败？”我听了很惊讶，私下认为天下事尽认真做去，还做得不像，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什么道理？天下事只认真做了。更有甚说？何事不成？当今大病痛，正患在不肯认真做，所以大纲常、正道理无人扶持，大可伤心。唉！武子之愚，所谓认真也与？

人人因循昏忽，在醉梦中过了一生，坏废了天下多少事！

只有忧勤惕励的君子，常自惺惺爽觉。

明义理易，识时势难；明义理腐儒可能，识时势非通儒不能也。识时易，识势难；识时见者可能，识势非蚤见者不能也。

识势而蚤图之，自不至于极重，何时之足忧？

只有无迹而生疑，再无有意而能掩者，可不畏哉？

令人可畏，未有不恶之者，恶生毁；令人可亲，未有不爱之者，爱生誉。

先事体怠神昏，事到手忙脚乱，事过心安意散，此事之贼也。兵家尤不利此。

善用力者

译举起百钧重物如同举起一根羽毛，善于统领众人的人，指挥万人大军如同指挥一个人。

没有这份真情，繁复的礼仪和奢侈的耗费就可惜了；有了这份真情，又何必嫌弃只有两簋祭品和一捧祭酒呢？

译百代之后，百里之外，评论他人不过是耳闻目睹、纸上谈兵，连事实都加以歪曲，怎么能揣测人心呢？唉！文人学士可以轻易地评论他人吗？这关系到上天的谴责和鬼神的责罚，务必谨慎啊！

有人问：“怨恨的念头，到底难以克制，该怎么办？”回答说：“你向来怨恨，怨恨是从哪里产生的？上天降下旱涝灾害肆虐，并不怕人怨恨，人该死就死罢了，旱涝依然如故；人的贪婪残暴没有满足的时候，并不怕你怨恨，你恨就恨罢了，贪婪残暴依然如故。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姑且不指望你自我修养、自我责备，只是拿这些无可奈何的事情扰乱心绪，又增添了许多痛苦，不如淡然处之，反而能占些便宜。”那人笑着离开了。

看清事情容易，担当事情困难。身处其中的人只怕不能切实看清，如果确实看清了，那么生死荣辱都依凭于此，还管什么一家反对、全国反对、天下反对呢。

人事，就是事情由人产生。清心寡欲、减少事务，难道不取决于人吗？

在乡邻争斗时闭门不出，虽然有解决纠纷的智慧、平息争端的力气，也不去做，虽然忍耐但不能称之为杨朱。在洪水泛滥时忘却家庭，虽然有家庭的忧虑、骨肉的危险，也不顾惜，虽然辛劳但不能称之为墨翟。

在世俗污浊的世界中真难做人，又跳脱不出来，只是保持清高而不偏激就好。

恩惠不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情淡薄容易变深厚，爱得太重反而产生隔阂。

想做什么就去做，空谈有什么益处？不想做就不做，空谈有什么益处？

用至公的耳朵听至私的言论，舜和跖的名字就会互换；用至公的心去实行至私的见闻，升降官职的方法就会改变。所以广泛听取意见就不会被蒙蔽，精细考察就不会迷惑，事情可以从容处理，不必急躁。

我担任官职时，厌烦无情的人多嘴多舌，常常压制他们。因为无厌的欲望、非分的请求，如果用温和的脸色接待他们，他们恳求不止，烦琐不休，如果不严厉拒绝，一天的应酬能有多少呢？等到部署事务时，看到人有未尽的情分，压制不让他们通达，也不完全完善。曾经在私署题写两句话：“要说的尽管都说，我不怪你；不该做的从未敢轻易顺从，你别怪我。”有人说：“毕竟往日是对的。”

同路相遇，男子避让女子，骑马的避让步行的，轻装的避让重载的，容易的避让困难的，卑幼避让尊长。

势能的极致，道理的界限，圣人也不能有毫发之差。所以保辜制度以时刻来区分生死，名次以相邻来区分得失。拉直的绳子断裂，坠落的瓦片破碎，不一定是在应当断裂破碎的地方，君子不必如此斤斤计较。

制定礼法以垂范万世、约束天下的人，必须是顺应时中的圣人，斟酌天理人情的极致而制定。一方面确立准则，没有一丝矫揉造作的心，没有一丝惩罚惩戒的心，没有一丝一概而论的心，严厉而不使人情痛苦，宽厚而不使天理混乱，使天下人愿意顺从而万世相安。所以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这个“和”字，在制定礼法时本来就具备，难道不美好吗？《仪礼》不知是何人制作，有接近迂阔的，有接近狭隘的，有接近矫揉造作的，大体上是严苛繁琐的圣人所为，胸中还带着惩罚惩戒、矫揉造作的心，而一概施行。后世认为是周公所作，于是沿袭遵守，终究不利于人情的，成了万世的空车。因此，繁琐的激起人的躁动之心，而天下人都逃向阔大简直之中；严峻的激起人的背离之心，而天下人都逃向逍遥放纵之地。更严重的，乃是所驱使的。这不能一一指出。我读《礼》，心中不安而口中不敢说的，不止百余件事。而宋儒不考察《礼》的情理，又在细节上增加一层锁钥，我小子怎敢妄言？

礼没有不回报的，不必开启多事的怨恨；没有不酬答的，不可种下难言的仇恨。

船中失火，必须思考救火的方法。

用象牙筷子夹冰丸，必须夹得起。

互相嫌弃的敬慎，不如互相遗忘的怒骂。

士君子之间的交往，必须寻求符合礼义，将世俗计较全部抛开。现在号称知礼的人完全不理会圣贤的本意，只是熟悉礼节仪式，通晓事务体例，灿烂可观，人们便称赞他们，自己欣然自得，安然责备他人。唉！自从繁琐的文辞被崇尚，先王之道就被湮没，天下人互相责备、互相追逐的，都是末世的靡丽文辞。求之于道，十有八九不合，这就叫习尚。习尚败坏人，如同饮用狂泉。

学者处理事情和待人，首先要认识礼义的中正。正这个中正之处，要分析没有毫厘之差，处理没有过与不及的错误，就是圣人。

在紧急繁杂的时候，只要不动怒，那么精神有余而不劳累，从容而合乎道理。一动怒，种种都不济事。

我平生待人处事，急切之病占十分之九，一直在这里克制，只是凭消磨不去。才知道不美的本质变化很难，何况以无恒的志向、不深的修养，怎么能变化呢？如果志向坚定而修养深厚，即使是下愚也能改变一半。

我平生做事发言，有一个大病痛，只是一个“尽”字，因此没有涵蓄，不浑厚，作为终身的大戒。

凡是处理事情，无论是非邪正，都要从容蕴藉，如果一不称心就愤怒决断

译撕裂它，这个人终究不是能担当大任的器量。

因情绪激动而奋发的人，必定会因精力耗尽而衰竭，这并非源自内心的修养涵养，算不上是有根基的学者。有修养涵养的人，遇到应当做的事，行动不会迟缓，看似懒散迟缓，实则坚守得非常坚定，毫不动摇、不停歇。那些挥臂击掌、意气风发地承担天下大事的人，很难说不是出于义气，但终究在最终结果上难以完美无缺。

译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始于从容，而终于急促。急促是气数将尽的表现，从容是初生之气的体现。做事从容则有余味，做人从容则有余年。

凡人的应酬大多不经过思考，一味任凭情感去做，所以行动多有后悔。如果心头有一分检点，便有一分收获，智者的疏忽固然不如愚者的详尽。

天天行走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事不怕千万事。

事情看到没有不可行的时候就果断去做，不要留恋，儿女小情不足以谈论办大事。

决断这一件事，原本是说道义上应当去做，却念头有牵缠，事情有阻碍，不能洒脱清爽，才痛痛快快下一个决断字，像刀斩斧砍一样整齐。纵然只在大处形成一个“是”字，次要的道理都放下了，何况儿女情长、利害念头，哪里顾得上它们？如果等你百般如意、千般顺心，一点好事都做不成。

在众人之前行动，在众人之后发言。

在邪人面前发表正论，不论有心无心，这都是不可磨灭的怨恨。见到贪婪的人谈论廉洁之道，已经不堪入耳；又说某官如何廉洁，更加难堪；又说某官贪婪，愈发难堪；何况又劝你应当廉洁，何况又责备你为何贪婪，他怎么承受得了？有人说：“应当怎么做？”回答说：“职位在身，进退由我，执行法度即可。职位不在，但情意相关，暗中讽谏即可。如果与我无关，就闭口不言。”《礼记》说进门要问避讳，这也是应当避讳的。

天下的事情最不可事先断定并预先说出来，已经定下的，临时还有变更，何况未定的呢？所以宁可有不了解的名声，不要留下失言的后悔。

举世喧嚣紧张不能相安，只是抵死不肯承认自家不是罢了。如果只把自家的不是都认下，再替别人认一分，便是清宁世界，双方都忘言了。

人人自责尽力，不仅四海无争，整个宇宙间都是太和之气了。

〇应当处都要有个自强不息的心，天下什么事做不成？天下什么人不能相处？

格局先要阔大，心意先要安闲，古人约束自己而丰厚他人，所以群下乐于为他效力，而所得常常加倍。慢慢思考而审慎处理，所以自己不劳累而事情极尽精详。褊狭急躁这两个字，是处世的大障碍。

凡人刚动一个念头是这样，等到做出来却不是这样，事情过去回顾又觉得不是这样，只是识见不定。圣贤刚发一个念头，始终如一，即使有思索，也不过是周详这个念头罢了。因为圣贤有预先修养的收获，所以安闲；众人临时取办，所以昏惑。

待人不可任凭自己的心意，要详尽了解人的情感；处事不可任凭自己的见解，要详尽了解事的道理。

天下没有难处的事，只需要两个“怎么办”；天下没有难处的人，只需要三个“必定能成功”。

人情要耐心体察，体察到详尽处，那么别人可以减少过错，我可以减少怨恨。

事情不关系都搁置到关系时后悔何及？事情侥幸不败都放过，到败事时惩罚何益？因此君子不忽视小防，失败时不宽恕失败，防止再次发生。此心与旁观者一般，什么事不济？

世道、人心、民生、国计，这是士君子的四大责任。这里都有经略，都能主持，这是士君子的四大功业。

情有可通，不要对旧有的过度裁抑，以产生寡恩的怨恨；事在得已，不要对旧无的妄增设，以打开多事的门路。如果理当改革、时当兴起，符合事势人情，则不是所拘泥的。

毅然奋起有为之志，到手来只做得五分。他并非不自信，未临事之志向虽笃，既临事之力量不足也。所以平时观察人以自省，只可信得一半。

办天下大事，要精详，要通变，要果断，要执持。才松软怠弛，何异鼠头蛇尾？除天下大奸，要顾虑，要深沉，要突卒，要洁绝，才张皇疏慢，是撄虎触龙鳞。

利害死生间有毅然不夺之介，此谓大执持。惊急喜怒事无卒然遽变之容，此谓真涵养。

力负邱山未足雄，地负万山，此身还负地。量包沧海不为大，天包四海，吾量欲包天。

天不可欺，人不可欺，何处瞒藏些子？性分当尽职分当尽，莫教久缺分毫。

何是何非，何长何短，但看百忍之图。不喑不瞽，不痴不聋，自取一朝之忿。

植万古纲常，先立定自家地步；做两间事业，先推开物我藩篱。

捱不过底事，莫如早行；悔无及之言，何似休说。

苟时不苟真不苟，忙处无忙再无忙。

《谦》六爻，画画皆吉；恕一字，处处可行。

才逢乐处须知苦，既没闲时那有忙。

生来不敢拂吾发，义到何妨断此头。

量嫌六合隘，身负五岳轻。

休买贵后贱，休逐众人见。

难乎

译能够忍耐，妙处在于不张扬。

不要忙碌也不要懒惰，不懒惰也不忙碌。

养生

水流被阻挡，反而会使它积蓄更多；水流被宣泄，反而会使它枯竭。只有仁爱的人懂得宣泄。

译只有智者懂得节制宣泄。

天地间祸害人的，没有比“多”更厉害的；让人容易陷入“多”的，没有比“美”更厉害的。美味让人多吃，美色让人多欲，美声让人多听，美物让人多贪，美官让人多求，美室让人多居，美田让人多置，美寝让人多逸，美言让人多听信，美事让人多留恋，美景让人多停留，美趣让人多思虑，这些都是灾祸的媒介。如果不美，就不会让人贪多；如果不贪多，就不会让人败亡。我有一间屋子，题名为“远美轩”，并在其中悬挂匾额写着“冷淡”。并非我不喜爱美，而是害怕灾祸波及自身。

鱼看见诱饵却看不见鱼钩，虎看见羊却看不见陷阱，猩猩看见酒却看不见人，并不是它们看不见，而是沉迷于所喜爱的事物而无暇顾及。这颗心一旦冷静，热闹的景色就无法侵入；一旦淡泊，艳丽的器物就无法打动。能够知晓困顿、穷厄、抑郁、贫贱、坎坷是详尽的常态，就可以和他谈论大道了。

用丰美的饮食爱护儿女却不考虑损害他们的身体，用姑息纵容爱护儿女却不顾惜败坏他们的品德，甚至导致生病死亡、遭受死刑而不知悔改的，都是妇人之仁。唉！世上那些自爱却陷入自杀境地的人，十个人中就有九个。

五闭，是修养德行和保养生命的道理。有人问：“视、听、言、动、思难道就不开启吗？”回答说：“经常关闭而适时开启，在处理事务时不松懈就可以了。这就叫做‘夷夏关’。”

现在养生的人，服药、导引、避险、辞难、慎时、寡欲，确实是重要的方法。嵇康擅长养生，但他的死却出乎意料之外。由此可知，修养德行更是养生的第一要务。德行在我身上，即使冒着白刃而死，有什么妨碍他养生呢？

我喜爱谈论医术，久了就厌烦了，客人谈及此事，我告诉他们：“以寡欲作为四物汤，以清淡饮食作为二陈汤，以清心省事作为四君子汤。无价的药，无名的大夫，从自身获取罢了。”

仁爱的人长寿，因为生理机能完备；沉默的人长寿，因为元气安定；拙朴的人长寿，因为元神坚固。与此相反的，都是邪道。如果不是这样，就不符合常理了。

盗贼是男人的祸患，女色是女人的祸患。人们都知道盗贼的抢劫杀戮可怕，却忘记了女色祸患的抢劫杀戮。可悲啊！

太朴，是天地的命脉。太朴消散，天地的寿命和妖异就可以预卜了。所以万物繁盛，造化的元精就耗散。树木果实太多会损伤根部，草长出茎秆根部就虚弱，花费广泛家庭就贫困，言行过多精神就枯竭，这些都是邪道。老子在受用处，尽在其中看破。

饥寒痛痒，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即使是父母也感觉不到；衰老病死，只有我自己能承担，即使是妻子儿女也不能代替。自爱自全的道理，如果不自己留心，将依赖谁呢？

气有作用而没有知觉，神有知觉而没有作用。精，没有知觉也没有作用，却是有知觉有作用的母体。精属于天一，五行属水，水生气；气是纯阳的，五行属火，火生神；神是太虚的，属于无，却依附于有。精盛则气盛，精衰则气衰，所以蒸锅干了就不产生蒸汽。气存则神存，气亡则神亡，所以蜡烛烧尽了火就熄灭。

气只够呼吸用的，声音只够听见的，千万不要多余分毫，来消耗无声无臭的真体。

俗话说：“纵欲忘身”，这个“忘”字最值得体会玩味。昏沉不省记叫做忘，欲望迷乱而不醒悟，情感胜过理智而不顾惜。在夜气清明时，一切都清清楚楚，在着迷的地方，就思虑不起，沉溺的人可以惊心回首了。

在箱子里香气蕴藏，在几案上香气受损，在炉子里香气成灰。

书室对联：“曙枕酣余梦，旭窗闲展书。”

天地

湿温滋生万物，湿热生长万物，燥热成就万物，凄凉杀戮万物，严寒养育万物。

湿温，是冲和之气；湿热，是蒸发之气；燥热，是燔灼之气；凄凉，是杀气，阴气壮盛而阳气微弱；严寒，是收敛之气，阴气在外激荡而阳气在内培植。

五气中只有严寒最仁爱。

浑厚，是天道的特征。所以处于万物之中而忘记言语，然而不能没有日月星辰来昭示它，这是将精明寓于浑厚之中。

精存则产生神，精散则产生形。太乙，是天地的神；万物，是天地的形。太乙不尽则天地存在，万物不已则天地毁坏。人也是如此。

天地只有一个光明，所以不言而人信。

天地不可知，但我知道天地所生的东西，观察它所生的东西，天地的性情形体就都显现出来了。所以观察子女就知道父母，观察器物就知道模范。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和造物的模范。

天地的气化，生于不齐，而死于齐。所以万物参差，万事杂揉，势态本来如此，天地也主张不得。

观察七十二候，说是万物知道时节，不对，乃是时节变化了万物。

天地的盈虚消息是一个套子，万物的生长收藏是一副印板。

天是由积聚的气形成的，从我身体以上都是天。日月星辰距离地面八万四千里，局限于积聚的气中，没有细微的阻隔，透彻地光明，是因为天气非常清澈没有分毫渣滓。所以叫做太清。不然的话，即使是薄雾轻烟，一里外就有看不见的东西了。

地道，好生之至

译凡是万物中拥有根种的事物，必定与之共同生长。穷尽万物的本分与度量，竭尽自身的力量，直到寒冷凝结、枯萎衰败才停止。所以说，坤象征母亲。

译四季之中，只有冬天体现的是天地的本性，春、夏、秋三季体现的则是天地的情感。所以天地化生万物时，动的气多而静的气少。

万物凭借天地之气得以生存，有的适宜温暖，有的适宜微温，有的适宜极热，有的适宜温暖且有风，有的适宜温暖且潮湿，有的适宜温暖且干燥，有的适宜温暖且时而吹风时而潮湿。由什么气所生，就适宜什么气，得到适宜之气就能生长养育，失去适宜之气就会生病受伤。

气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万物就会暗中承受一丝一毫的伤害。那些适宜凉爽、适宜寒冷、适宜暑热的情况，没有不是这样的。飞翔潜游的动物、草木植物，乃至微小的蠛蠓之类，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就能繁育；王道太平，百姓就能顺遂。

天地四方之中，无论宏大还是细微，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由天发出气、地提供质熔铸而成的，最终都要消磨得无影无踪，回归本源。所以万物哪怕是金石，也要归于虚无。因为它们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最终必定都要回归虚无。好比一盆水，搅动起来时，大大小小的水泡数以千万计，这原本是假借而成的，稍微安静下来，又化为一盆水。

先天赋予生命的根本，是万物自身具备的，天地只是起到生息培养的作用。就像草木原本没有自己的生理机制，天地想要让万物生长也无可奈何。

天地间的万物，都是由阴阳两者共同成就的。那些单独得到阴气的，见到阳气必定躲避，蜗牛、墙壁上的苔藓之类就是如此；那些单独得到阳气的，见到阴气必定枯萎，夏枯草之类就是如此。

阴阳相合时只管相合，合到极点就会分离；阴阳相离时只管相离，离到极点就会相合。不到极点就不会分离或相合，到了极点就必然分离或相合。

静止则为水，燥热则为火，我们心中自有水火；安静则为寒，运动则为热，我们身体自有冰炭。那么天地的冰炭是谁造成的呢？也是由动静造成的。一阴产生，宇宙进入静止状态，到十月闭塞而形成寒冷；一阳产生，宇宙进入运动状态，到五月熏蒸而形成暑热。有人问：“五月阴气已经产生了，但六月却是大暑；十一月阳气已经产生了，但十二月却是大寒；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阳气不到极点就不能产生阴气，阴气不到极点就不能产生阳气，势穷则反。微弱的阴气激荡阳气，阳气不会受到激荡反而更加炽盛；微弱的阳气激荡阴气，阴气不会受到激荡反而更加泛滥，这是因为气逼迫得太厉害。到了七月和正月，阴阳相互争斗，客方胜不过主方，衰方胜不过旺方，过去的胜不过方来的。所以七月大火星向西流，而金气逐渐生水；正月析木星当令，而水气逐渐生火。因为阴阳之气是接续而非直接转换的，直接转换就会断绝，父母死了儿子才出生，有这样的道理吗？逐渐到达而非骤然到达，骤然到达就会激荡，五谷种下就能立刻成熟，有这样的道理吗？阴阳二气万古长存，万物四季成就，都是靠接续与渐进来实现的。正因为接续，所以不停止；正因为渐进，所以没有痕迹。

既然有阴气，必定有聚结，所以形成月亮；既然有阳气，必定有精华，所以形成太阳。晦暗是月亮的本体，月亮本是纯阴无光的物体，它的光是映照太阳而得到的，是客方，不是主方。

天地原本没有昼夜之分，太阳出来就形成白天，太阳落下就形成黑夜。星星常在天际，太阳出来时不显现光芒，太阳落下后才显现出来。古人说星星随着太阳而生。仔细看来，星星并不借助太阳的光作为自己的光。嘉靖壬寅年日食时，满天都有星星，当时太阳都没有光，怎么能产生星星的光呢？

水静止时柔和，运动时刚强；金运动时柔和，静止时刚强；木生长时柔和，死亡时刚强；火产生时刚强，熄灭时柔和。土既有刚又有柔，既不刚也不柔，所以金、木、水、火都从土中钟聚而出，这是因为土得中道，是天地完整的气。

呼气是从内向外，吸气是从外向内。天地初开时呼气为春，呼气尽时为夏，所以万物随着呼气而生长；天地初开时吸气为秋，吸气尽时为冬，所以万物随着吸气而收藏。呼气是上升的阳气，阳主发散；吸气是下降的阴气，阴主成就。呼气温暖，所以形成春夏；吸气寒冷，所以形成秋冬。一呼一吸，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混沌之后，如果这一丝气有丝毫断绝的地方，万物就会灭绝，天地就会毁坏。万物是天地所生的，一气生死之间没有不相似的。

风只知道吹拂，雨只知道淋漓，雪只知道严凝，水只知道流动，火只知道焚烧。不足时就屏息而各自隐藏其作用，有余时就猖狂而各自放纵其本性。突然感应时强者胜出，就像两军交战，一方屈服后才停止。所以长期阴雨时权力在雨，日月难以明亮；长期干旱时权力在风，云雨难以润泽，以至于水火霜雪没有不是这样的。是谁造成的呢？

回答说：明阳造成的。阴阳又是谁造成的呢？回答说：自然造成的。

阴阳的征验对应，自从汉代儒生穿凿附会，认为某种灾异对应某种政事，最为迂腐。

大体上和气带来吉祥，戾气带来妖异，与行善降福、作恶降祸的道理原本是一样的。所以圣人只谈人事，只尽道理，应不应验，在于我也不在于我，都不管。如果要求一一征验，像鼓槌敲击鼓面那样即时响应，尧、舜恐怕都难以做到。大概气数有一定的，也有偶然的，天地不能违背，天地也只是顺应它罢了。干旱时求雨，水灾时求晴，出现彗星时禳除，火灾时祓除，日月食时救助，君子敬畏天威，谨慎对待天戒应当如此。如果说随着祈祷就立刻应验，那么日月的盈亏难道取决于救不救助吗？

译怎么这样呢？

大体上，阴阳之气一旦偏颇就必定达到极端，势头到了极端就必定反转。阴阳乖违不和而分离，所以孤阳亢盛而不下交于阴就会干旱，但干旱没有极限，阳极必定生阴，所以时间久了就会下雨；阴阳和谐融合而停留，所以淫阴上升而不舍弃阳就会下雨，但下雨没有极限，阴极必定生阳，所以时间久了就会放晴。

译草木一旦衰败，不会立刻繁茂；一旦繁茂，也不会立刻衰败；夫妇朋友感情破裂，不能立刻和好；即使和好，也不会立刻反目。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这是必然的。星陨地震、山崩雨血、火现河清，这些是偶然的。吉凶预先显现，并非正常的道理，所以臣子应当以修养德行来期望君主，不必用灾异来恐吓他。如果因为灾异而恐惧，困顿时就可以修养德行。一旦有了祥瑞，难道可以说德行已经足够而停止修养吗？至于说到至德可以感动上天，灾异祥瑞立刻应验，桑树谷树枯萎，彗星退去，冤狱释放而骤雨降临，忠心昭雪而风向逆转，偶尔也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说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不能确信地相信。

气的变化没有一刻停息，不属于前进，就属于后退。动物植物的气机也没有一刻停息，不属于生，就属于死，再没有不进不退而停止的道理。

形体产生于气。气的变化如果没有尽头，天地定然不存在；天地如果没有尽头，万物定然不存在。

生气醇厚浓重浑浊，杀气清爽澄澈；生气牵恋优柔，杀气果决脆断；生气宽平温厚，杀气峻隘凉薄。所以春气氤氲，万物因此生长；夏气熏蒸，万物因此成长；秋气严肃，万物因此收敛；冬气闭藏，万物因此消亡。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余，不得分毫不足；不得连续呼，不得连续吸；不得只呼不吸，不得只吸不呼，这是盈虚的自然规律。

水是质，以万物为用；火是气，以万物为体。等到它们变化时，同样归于无迹。水性缓慢，火性迅疾，所以水进入物体，因火而变得迅疾。水有固定的气，火没有固定的气，所以火依附刚硬则刚硬，依附柔顺则柔顺，水则进入柔顺而不进入刚硬。

阳不能隐藏，阴不能显现。只要有隐藏的地方，就是阳中之阴；只要有显现的地方，就是阴中之阳。

水能充实虚空，火能虚化充实。

乾坤是会毁灭的，所以开辟之后必然有混沌，那么主宰者是谁？乾坤是不毁灭的，所以混沌还能变成开辟。主宰者是什么？就是元气。元气贯穿万亿年年终不磨灭，是形体变化和气体变化的祖先。

天地完全不主宰，任凭阴阳；阴阳完全不摆布，任凭自然。世上的人趋避祈祷，只是徒自受苦罢了。那能夺取自然的，只有至诚。

天地发散万物的气到无外的地方，收敛的气到无内的地方。停止而没有达到停止的，不是本气不足，就是客气相夺。

静产生动，动生长；动消减，静休息。总之，生则长，长则消，消则息。

万物生于阴阳，死于阴阳。阴阳对于万物原本不相干，只是任凭其自然罢了。雨不是想要滋润万物，旱不是想要烤干万物，风不是想要扰乱万物，雷不是想要震动万物，阴阳任凭其气的自然，而万物因此生死罢了。《易经》说“用雷霆鼓舞，用风雨滋润”，这是另一种道理，不然，就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了。如果有心成化，那么寒暑灾祥就能得到正位，这才见到天心呢。

天极从容，所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呼一吸；极有次序，所以温暑凉寒不跳跃而混杂到来；极精明，所以白天有容光的照耀而夜晚有月星；极平常，寒暑昼夜、生长收藏，万古如此而没有新奇的变化；极含蓄，并包万象而不见其满塞；极沉默，无所不分明而无一言；极精细，色色象象条分缕析而不厌其繁；极周遍，疏而不漏；极凝定，风云雷雨变态于胸中，悲欢叫号怨德于地下，而不厌恶其扰乱；极通变，万物因材不可执为定局；极自然，任凭阴阳气数理势之所极所生，而自己不参与；极坚耐，万古不易而没有欲速求进之心，消磨曲折之患；极勤敏，没有一刻停息；极聪明，亘古今无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极老成，有亏欠而不隐藏；极知足，满必损，盛必定；极仁慈，雨露霜雪无非生物之心；极正直，始终计量，未尝养人之奸、容人之恶；极公平，抑高举下，贫富贵贱一视同仁；极简易，无琐屑曲局示人以繁难；极雅淡，青苍自若，更无炫饰；极灵爽，精诚所至，有感必通；极谦虚，四时之气常下交；极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极诚实，无一毫伪妄心，虚假事；极有信，万物皆任之而不疑。所以人应当效法天。人，是天所生的。像天那样的人生存，违背天的人灭亡，这是本其气而失之的缘故。

春夏之后看万物繁华，造化有多少淫巧，多少发挥，多少张大，元气安得不斲丧？机缄安得不穷尽？这就是虚损之极，成为否塞，成为混沌的原因。

形体，是气的囊袋。气，是形体的线索。没有形体，气就没有凭借以生；没有气，形体就没有鼓舞以为生。形体须臾不可无气，气没有形体则万古依然在宇宙间。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浊气醇厚，清气淡薄；浊气厚重，清气浅薄；浊气相同，清气分别；浊气温和，清气

译寒；浊气柔和，清气刚强；浊气属阴，消气属阳；浊气丰盈，清气吝啬；浊气甘甜，清气苦涩；浊气喜好，清气厌恶；浊气繁荣，清气枯萎；浊气融合，清气孤立；浊气生养，清气肃杀。

译一阴一阳交替运行叫做道。二阴二阳混杂叫做驳杂。阴多阳少、阳多阴少叫做偏颇。有阴无阳、有阳无阴叫做孤绝。一阴一阳，对应乾坤两卦，不偏不杂，纯粹而精微，这是天地中和之气，是天地至善的表现。这种道，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君子内心秉持它。因此，继承它便是善，成就它便是性，不再有偏颇驳杂，不需要借助后天修为，这就是一阴一阳归属于君子之身了。所以说，君子之道，仁爱的人看到它称之为仁，智慧的人看到它称之为智，这叫做偏颇。百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叫做驳杂。至于孤气所生，大大违背常理。孤阴的善，慈悲如母亲，恶则险毒如毒蛇；孤阳的善，嫉恶如仇，恶则凶横如猛虎。这一篇孔子论性，纯粹以善者来论述，与“性相近”的说法稍有不同。

天地万物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能够成就，所以能够长久。使万物成就的原因，是渐进的表象；使万物长久的原因，是渐进的积累。天地万物不能突然完成，何况是人呢？

所以觉悟可以突然发生，但成就不能突然完成。

盛大的德行没有比得上地的，万物对于地，恶劣的道路无法超越它。听任万物作为而没有遗憾，承载生成万物而不厌烦。所以君子谦卑地效法大地，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太阳正午，月亮正圆，只是一呼吸之间的事情。呼吸之前，未到正午，未到满月；呼吸之后，正午已过，满月已过。善于观察中庸之道的人，这也足以观察了。

中和之气，是万物赖以确立生命的根本，所以无所不宜；偏盛之气，是万物赖以盛衰的原因，所以有宜有不宜。

俸禄、地位、名声、长寿、健康、安宁、顺遂、舒适、子孙贤达，这是上天造福人的大权柄。然而上天常常轻易地给予人，其中最吝惜而不轻易给予人的，只有名声。福善祸淫的说法，到了名声这里才开始让人信服。大圣得到大名，其次得到名，与德行没有毫厘差错，恶人也是如此。禄、位、寿、康在一身，名在天下；禄、位、寿、康在一时，名在万世。那些恶人具备百福，恶名却更加显著；善人备尝艰苦，善誉却日益彰显。桀、纣、幽、厉的名声，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这确实是天道报应的微妙权柄。上天之所以把百福给予人，依靠的就是这个。

那天下万世之所以仰慕钦承或唾骂嘲笑，其祸福确实也不小。

从理的角度来说，理所当然的叫做天，赏赐有德讨伐有罪，奉行法度无私就是如此；从命的角度来说，自然如此的叫做天，没有人去做却做了，没有人去招致却到了，在生命之初就确定了就是如此；从数的角度来说，偶然如此的叫做天，恰逢其时，偶遇其际就是如此。

造物的气有十种：有中气，有纯气，有杂气，有戾气，有似气，有大气，有细气，有间气，有变气，有常气，都不超出五行。中气，是五行均调，精粹之气，人禀受它成为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物禀受它成为麒麟凤凰之类就是如此。纯气，是五行各自具备纯一之气，人禀受它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物禀受它成为龙虎之类就是如此。杂气，是五行交乱之气。戾气，是五行粗恶之气。

似气，是五行假借之气。大气，是磅礴浑沦之气。细气，是纤微浮渺之气。间气，是积久充溢会合之气。变气，是偶尔遭逢之气。常气，是流行一定之气。万物各自有所禀受以生存，万物各自有所归属以成类，万物不自由。只有学问的功夫，能改变九气以归于中气。

火的性质发扬，水的性质流动，木的性质条达，金的性质坚刚，土的性质重厚，它们生成万物也是如此。

太和在我，那么天地在我，什么行动不吉祥？什么去向不得到？

充满六合的都是动气的作用，静气的一粒潜伏在九地之下以孕育它。

所以动是静的死地，静是动的生门。没有静就不生，没有动就不死。静者常施，动者不还。激发大造生气的是动，消耗大造生气的也是动。圣人主静以涵养元理，道家主静以留存元气。

万物发生，都是流于既溢之余，万物收敛，都是劳于既极之后。天地一年一呼吸，而万物随之。

天地万物到头来都归于母。所以水、火、金、木有尽，而土不尽。为什么呢？水、火、金、木，气尽于天，质尽于地，而土无可尽。所以真气无归，真形无藏。万古不可磨灭，灭了更没有开辟的时候。所谓混沌，就是真气与真形不分。形气混而生天地，形气分而生万物。

上天想要大小人的恶，必定使他们的恶常常得志。那些小人，只怕他们的恶不能遂愿，所以贪求天祸以至于灭亡。

自然叫做天，当然叫做天，不得不然叫做天；阳气亢盛必定干旱，久旱必定阴，久阴必定雨，久雨必定晴，这叫做自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妇随，兄友弟恭，这叫做当然。小役大，弱役强，贫役富，贱役贵，

译这就叫做不得不如此。心就是天，欺骗自己的心便是欺骗上天，侍奉自己的心便是侍奉上天，更不需要向苍茫的上方去探求。

译天，是尚未确定的命运；命，是已经确定的天。天，是大家的命运；命，是各个事物的天。命运一旦确定，吉凶祸福便随之而来，这时不由得天来干预，天也不再照管。

天地万物只是一股气的聚散，没有别的。形体，是气依附它而凝结成的；气，是形体依托它而运动的。没有气，形体就不能存在；没有形体，气就不能停留。

天地既然生出了人物，那么人物各自具有一方天地。天地的天地由天地自己主宰，人物的天地不由天地主宰。人各自放任自己气质中的天地，以至于达到无边界的困顿，那天赋的本性几乎完全消亡，天地对此也无可奈何。他们的吉凶祸福大都是由自己造成的，天有什么过错值得怨恨呢？

我们整个人就是一方天，所以日常起居饮食，念念时时事事都应当以天来安顿自己。

朱子说：“天，就是理。”我说：“理，就是天。”

有天上的天，有人身上的天。有天上的先天，太极就是；有天上的后天，阴阳五行就是。有人身上的先天，元气、无理就是；有人身上的后天，血气、心知就是。

问：“天地开辟之初，它的样子像什么？”答：“不容易形容。”于是指着斋前盆池，让人装满一盆带沙的水，投入几小块瓦砾，混杂一升左右的谷豆，让人搅动水使之浑浊，说：“这是混沌未分的状态。等三天后再来看开辟。”

到了那天，浑浊的水变清了，轻清之气上浮，说：“这是天在子时开辟。沉底的浑泥，这是地在丑时开辟。中间露出的瓦砾，这是山陵，这是当时的谷。豆芽生长了一个多月，而水中小虫浮沉追逐，这是人和万物在寅时诞生。底部全是水，这是天包裹着地的景象。地是从上往下形成的，所以山上尖而下宽，像粮食堆一样。

气化一天比一天繁华，一天比一天广博奢侈，一天比一天消耗，万物毁坏而生机微弱，天地虽然不毁坏，到了亥时又成了混沌的世界。”

雪不是熏蒸变化的结果。天气上升，地气下降，这是干涸的世界。

然而阴阳之气不交合就会断绝，所以有滞留的余阴，初生的嫩阳，往来交结，久久不散而迫于严寒，于是成了雪和霰。白色，是少明的颜色，是水的母体。盛多则为雪，微少则为霜，冬月片瓦半砖之下潮湿的地方，都有霜，这是阴气所呵成的，土地干燥就没有。

两间的气化，总是一副大蒸笼。

天地对于万物，只是顺应它罢了，分毫不给予。

世界虽然大，容得下千万人忍让，容不得一两个纵横。

天地对于万物原本是一贯的。

轻清之气为霜露，浓浊之气为云雨。春雨少，是因为熏蒸之气不浓。春多雨则浸润夏气，而夏雨必定少，夏多雨，是因为熏蒸之气有余。夏少雨则积蓄余气，而秋雨必定多，这叫气的常态。至于淫雨涝灾之年，必定有亢旱之年，这是数年总计的结果。蜀中的漏天，四季多雨；云中的高地，四季多旱；吴下的水乡，黄梅雨多，这是四方互计的结果。总之，一个阴阳，一般的分数，先有余则后不足，这边有余则那边不足，均衡则各自充足，这叫太和，太和之年，九州都丰收。

冬天，是万物的夜晚，是用来等待劳倦、养护精神的。春生、夏长、秋成，如果不以冬来培养，那么万物早就灭绝了。由此可知，大冬严寒，是用来仁爱万物的。越严凝就越收敛，越收敛就越精神，越精神则生发之气越条畅。譬如人需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则明日必定精神。所以说冬天是万物所归命的。

世运

势之所向，天地圣人不能违背。势来时即使摧毁它，未必立刻败坏；势去时即使挽留它，未必能挽回。然而圣人常常与势相悖，而不肯甘心顺从，这是人事应当如此。

世人轻视老人，而圣王尊重他们；世人抛弃愚者，而君子选取他们；世人以贫穷为耻，而高士清高他们；世人厌恶平淡，而智者品味它；世人厌恶寒冷，而幽人珍视它；世人轻视朴素，而有道者崇尚它。可悲啊！世上的人难以与之交谈。

败坏世教的人，不是宦官宫妾，不是农工商贸，不是衙门市井，不是某某。

古代盛世，百姓除了饱暖之外没有过多的追求，除了利用之外没有其他的爱好，安于身家的便利而不放纵耳目的欲望。家中没有奇货，人没有玩物，把珠玉遗留在山泽而不知道宝贵，把茧丝堆积在箱箧而不知道刺绣。偶尔走在路上就知道贵贱的等级，初次见到席位就知道隆杀的道理。农民在桑麻之外没有其他的听闻，士人在礼义之外没有羡慕的谈论；公卿大夫在劝勉训导之外没有文书。知道做官的尊贵，而不知道做百姓的艰难；知道贫穷可忧，而不知道别人富有可嫉。夜间行走不带兵器，远行不带干粮。施予别人的人不是想要别人感激，接受施予的人不怀疑对方想要自己的感激。欢欣浑厚，那是时代的春天吗？那是万物的胚胎吗？唉！可以想象了。

译伏羲以前是一个时代的世道，其治理只是听任自然罢了，统治者自身并不参与其中。五帝是一个时代的世道，其治理只是使社会安定罢了，不扰民。三王是一个时代的世道，其治理只是匡正人心罢了，不让人放纵。秦以后是一个时代的世道，其治理只是胁迫百姓罢了，愚弄百姓罢了，不依靠德行。

译世界大体上是唐尧虞舜时代的世界，百姓大体上是唐尧虞舜时代的百姓，然而治理成效不如古时那样美好，这并不是风气变化的罪过。

终结与开端相接，困顿到了极点与通达相接。

三皇时代是道德的世界，五帝时代是仁义的世界，三王时代是礼义的世界，春秋时代是威力的世界，战国时代是智巧的世界，汉代以后是势利的世界。

士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谈论浮泛怪诞的学说、虚度光阴，却把从事农业和做工的人看作粗俗鄙陋；女子涂抹脂粉、佩戴花朵，打扮妖艳、模仿姿态，袖手旁观、乐于游荡，却把勤劳节俭看作羞耻；官员随从众多、供给丰盛，繁文缛节、追逐世俗风气，却把教育培养人才看作迂腐。世道令人痛心啊。

喜欢杀人的人是极端，愁苦杀人的人也是极端。处于极端状态的人昏庸懒惰、奢侈放肆，处于极端状态的事废弃衰败、宽松懈怠，处于极端状态的风气浮华骄横、傲慢不逊，极端状态之前如同逆水行舟的竹篙，极端状态之时如同高竿的顶端，极端状态之后如同下坡的车。所以否塞可以导致通达，通达必然导致否塞。因此圣人担忧通达而不担忧否塞。否塞容易振奋改变，通达难以维持。

世道衰败的时候，地位低微、年幼卑贱的人意气高傲、志向放肆而没有上级，子弟不知道有父母，妇人不知道有公婆，后辈不知道有前辈，士人和百姓不知道有官吏和师长，郎署官员不知道有公卿，偏裨将校和士兵不知道有主帅。目光空洞而意气旺盛，以遵守分义为耻而敢于欺凌驾驭。唉！世道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不混乱不灭亡的。

礼节制度的细节，是圣人用来防止放纵的手段。虚伪的礼节文饰不如真正的爱戴恭敬，真正的简慢率直不如虚伪的礼节文饰。虚伪的礼节文饰尚且足以维持体制，真正的简慢率直往往导致越轨；虚伪的礼节文饰流变为表面恭敬、内心滔天，真正的简慢率直导致礼法扫地。七贤八达，是简慢率直的极致。把天下人当作牛马看待，晋朝因此灭亡。近世士风崇尚简慢率直；毫无检点，唉唉！我不知道最终会怎样了。

天下的局势，突然的变化是可以应对的，逐渐的变化是不可以应对的。突然的变化来得迅猛，大多没有根基，逐渐的变化来得深远，则难以动摇。突然的变化着力点在终局，逐渐的变化着力点在开端。

造物主有界限而人情没有界限，用有界限去满足没有界限，势必争夺，所以人人知足则天下有余。造物主有定数而人心没有定数，用没有定数去撼动有定数，势必失败。

所以人人安分守己则天下无事。

天地有真气，有似气。所以有凤凰就有昭明鸟，有粟谷就有稂莠草，兔葵像葵菜，燕麦像麦子，野豆像豆子，槐蓝像槐树之类。人也是这样，都是似气所凝聚的。

六合之内是一个情的世界，万物生于情死于情。至人没有情，圣人调节情，君子控制情，小人放纵情。

改变民风容易，改变士风难；改变士风容易，改变仕风难。仕风改变了，天下就治理好了。

古代做官的人，在百姓身上下功夫；现在做官的人，在上司的眼皮底下下功夫。古代做官的人崇尚正直，现在做官的人崇尚逢迎。

任侠气质都是贤能的人，让人成为圣贤规范，都是光明俊伟的人。世教不明，纪法衰败，让这类人形成这种风气，是谁的罪过呢！

世界终究是我们儒家的世界，虽然佛道二教的学说夹杂其中，但纪纲法度、教化风俗，都是二帝三王一脉的家数。即使百家学说井喷而出，只要主仆分明，所谓元气充实，即使风寒侵入肌肤，疮疡在身上，终究不是危症。

一种不萌芽，六尘不缔构，何须度万众成罗汉三千？九边无夷狄，四海无奸雄，只宜销五兵铸金人十二。

圣贤

孔子是五行造就身体，两仪形成本性。其余的圣人，得到金气多的就刚明果断，得到木气多的就朴素质直，得到火气多的就发扬奋迅，得到水气多的就明彻圆融，得到土气多的就镇静浑厚，得到阳气多的就光明轩豁，得到阴气多的就沉默精细。气质既然有所限制，即使达到极致，终究是一偏的圣人。这七个人，共同做事大多不相合，共同言论大多不相入，相同的是大根本大节目罢了。

孔子和颜回穷居，不妨害他们以仁覆盖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以仁覆盖天下的工具在我，而以仁覆盖天下的心从未有一天忘记。

圣人不落入气质，贤人不浑厚就直方，就沾染了气质色相；圣人不带风土，贤人生在燕赵就慷慨，生在吴越就宽柔，就沾染了风土气习。

性之圣人，只是与理相忘，与道为体，不待思考，只要横行直撞，恰好与时中吻合。反之，圣人常常小心，循规蹈矩，前望后顾，才执得中字，稍放松便有过不及之差。因此希圣君子心上无一时任情恣意处。

圣人一，圣人全，一则独诣其极，全则各臻其妙。可惜啊！

至人有圣人之功而无圣人之全者，囿于见也。

所贵乎刚者，贵其能胜己也，非以其能胜人也。子路不胜其好勇之私，是为勇字所伏，终不成个刚者。圣门称刚者谁？吾以为恂恂之颜子，其次鲁钝之曾子而已，馀无闻也。

天下古今一条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设的。这个路上古今不

译多几个人走这条路，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其余能认得这条路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虽然走不到尽头，终究是这条路上的人。用这条路来比较古今的人，即使是伯夷、伊尹、惠施也是异端，更不用说佛家、道家、杨朱、墨翟、阴阳家、术数家这些流派了。如果要分辨清楚，伯夷、伊尹、惠施是旁门左道，佛家、道家、杨朱、墨翟是斜路歪道，阴阳家和术数家是岔路歧途。它们的本源都从正路出发，只是念头一旦偏差，就走入歧途，越远越错。所以说，异端说的是本源不异而发端不同。为什么呢？佛家的虚无是从儒家“寂然不动”的道理上偏差出去的，道家的无为是从儒家“守约施博”的道理上偏差出去的，杨朱的为我是从儒家“中正静自守”的道理上偏差出去的，墨家的兼爱是从儒家“万物一体”的道理上偏差出去的，阴阳家是从儒家“敬授人时”的道理上偏差出去的，术数家是从儒家“至诚前知”的道理上偏差出去的。看来走在正路上的人，有时像佛家，有时像道家，有时像杨朱，有时像墨翟，有时像阴阳术数家，这是综合了各家的长处。走在岔路上的人，佛家就是佛家，道家就是道家，杨朱就是杨朱，墨翟就是墨翟，阴阳术数家就是阴阳术数家，完全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好比五味如果不调和就不能单独使用，四季如果不交替就不能只停留在现在。

译圣人的道并不奇特，才奇特便是贤者。

战国是个惨酷的气运，巧伪的世道，君主不讲究富国强兵之术，臣子不推行功利之策，天下的正气唯独凝聚在孟子身上。所以孟子在当时痛恨世道过于严厉，忧虑百姓极为深切。

清任和时，是孟子与四位圣人议定的谥法。效法尧、舜的术业，宪章文、武的典章，上顺应天时，下承袭水土，这是子思为仲尼所作的赞语。

圣贤修养得天所赋予的理完备，仙家修养得天所赋予的气完备。然而脱胎换骨，仙家也未尝不死，只是留存此气常存。性尽道全，圣贤也未尝不死，只是为此理常存。至于寿命长短、存亡与否，则又取决于气质的厚薄，圣贤是不计较的。

贤人的言论相比圣人未免有毛病，这是大概的情况。奇怪的是俗儒听到说是圣人的话，便回护其短处而推类以求通达；听到说是贤人的话，便挑剔其瑕疵而深究以求过错。如果有附会的人从而欺骗他们，那么阳虎、优孟都失去了真相，而不免遭受徇名得象的讥讽了。所以儒者要认清理，理所在之处，即使是狂夫的话，也不异于圣人。圣人难道没有出于一时感慨，而不可作为当然不易的训诫的吗？

尧、舜的功业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称赞不绝于口。

在尧、舜的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满足的地方！道原本体不尽，心原本趁不满，势分不可强求，力量不可勉强，圣人怎么放得下？所以圣人身体局限于势分、力量之中，心却长于势分、力量之外，才觉得满足了，便不是尧、舜了。

伊尹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怜的，伯夷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恶的，柳下惠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与的。

浩然之气孔子并非没有，只是用得巧妙罢了。孟子一生受用全是这两个字。我曾经说：“孟子在于浩然之气，孔子在于浑然之气。浑然是浩然的归宿。浩然是浑然的作用。可惜啊！孟子未能达到浑然罢了。”

圣学专门责成人事，专门谈论实理。

二女试舜，所谓书不可尽信也，且不说玄德升闻，四岳共荐。以圣人遇圣人，一见而人品可定，一语而心理相符，又何须试？即使帝尧难以知人，还须一试，假若舜不能谐二女，将若之何？这是尧轻视骨肉，而以二女为市货也，有是哉？

自古功业，惟孔孟最大且久。时雍风动，今日百姓也没受用处，赖孔孟与之发挥，而尧、舜之业至今在。

尧、舜、周、孔之道，如九达之衢，无所不通；如代明之日月，无所不照。其余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下惠昏于清、任、和，佛氏昏于寂，老氏昏于裔，杨氏昏于义，墨氏昏于仁，管、商昏于法。其心有所向也，譬之鹃鸽知南；其心有所厌也，譬之盍旦恶夜。岂不纯然成一家人物？竞是偏气。

尧、舜、禹、文、周、孔，振古圣人无一毫偏倚，然五行所锺，各有所厚，毕竟各人有各人气质。尧敦大之气多，舜精明之气多，禹收敛之气多，文王柔嘉之气多，周公文为之气多，孔子庄严之气多，熟读经史自见。若说天纵圣人，如太和元气流行略不沾着一些，四时之气纯是德性，用事不落一毫气质，则六圣人须索一个气象无毫发不同方是。

读书要看圣人气象性情。乡党见孔子气象十九至其七情。

如回非助我牛刀割鸡，见其喜处；由之瑟，由之使门人为臣，仍然于沮溺之对，见其怒处；丧予之恸，获麟之泣，见其哀处；侍侧言志之问，与人歌和之时，见其乐处；山梁雌雉之叹，见其爱处；斥由之佞，答子贡“君子有恶”之语，见其恶处；周公之梦，东周之想，见其欲处。便见他发而皆中节处。

费宰之辞，长府之止，看闵子议论，全是一个机轴，便见他和悦而诤。处人论事之法，莫妙于闵于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气。

圣人妙处在转移人不觉，贤者以下便露圭角，费声色，做出来只见张皇。

或问，“孔、孟周流，到处欲行其道，似技痒的？”曰：“圣贤自家看的分数真，天生出我来，抱千古帝王道术，有旋乾转坤手投，只兀兀家居，甚是自负，所以遍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既而天下皆无一遇，犹有九夷、浮海之思，公山佛肸之往。

夫子岂真欲如此？只见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必得君而后术可施也。譬之他人孺子入井与已无干，既在井畔，又

译懂得救弊的法度，难道忍心袖手旁观？

明道回答王安石，能使王安石惭愧屈服；伊川回答子由，却激化了三个派系，由此可以观察这两位先生所达到的境界。

译休要成为世上另一种人，从而让世人觉得短暂。圣人只是与常人一样，一旦让人觉得异样，便不是圣人了。

平生不做出圆滑软弱的姿态，这是大丈夫。能够柔软却不失刚正之气，这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这就是圣人与贤人的区别所在。

圣人对待万事，以没有固定形态作为固定形态，以没有固定功用作为固定功用，以没有固定见解作为固定见解，以没有固定操守作为固定操守。贤人有固定的形态，有固定的功用，有固定的见解，有固定的操守。所以圣人能够随心所欲，贤人则在立身处世上自有法度。

圣人的私人书信，可以拿给天下人看；机密的事情，可以告诉天下人知道；不经意说出的话，可以让天下人听到；在暗室之中，可以让天下人窥视。

喜好提问、喜好观察时，容不下一个“我”字，这就叫做能够忘我。把握两端时，容不下一个“人”字，这就叫做能够安定。想要看到自己的主张得以施行，完全没有人与己的嫌疑，这就叫做能够感化。

除了没有过错之外，再也没有圣人；除了没有毛病之外，再也没有好人。贤智的人在无过之外追求奇特，这是道的祸害。

被积累的爱所移易，即使是极恶的人也不能使他发怒，这是因为习惯于爱的缘故；被积累的恶所习染，即使是极大的感动也不能使他回头，这是因为习惯于恶的缘故。只有圣人运用情感不习惯于偏颇。

圣人对天地有功，只是“人事”二字。他尽人事时，不谈天命，并非不知道挽回天意无力，而是人事本应如此，成败来不及计较。

有人问：“狂者动不动就称引古人，但行为掩盖不了言语，难道行为本来就不顾及言语吗？孔子为什么看重他们？”回答说：“这与行为不顾及言语的人，人品相差悬殊。比如射箭，在百步之外立起一把宽度的靶子，连发九箭都射中，这是养由基的本领。懦弱笨拙的人射箭，刚拉开弓弦时，也望着那把宽的靶子去射，即使发射，射不出十步远，射不中方圆一丈的靶心，这有什么妨碍他成为有志之士呢？又怎么知道每天练习拉弓，每月抽取箭矢，直到白发苍苍、终身坚持，没有成为养由基的呢？所以学者可贵的是有志向，圣人看重的是有志向。狷介的人说一尺行一尺，见一寸守一寸，孔子认为他们次一等，是看重他们坚守的确切，而遗憾他们志向的狭隘。现在的人安于平庸浅陋，厌恶那些激昂慷慨的人，一概用‘行为不顾及言语’来阻止他们，更严重的，用‘言语是好的，行为是坏的’来诽谤他们，不知道圣人哪有踏一步就能到达的道理？‘希求成为圣人’哪有顷刻间就能顿悟的方法？只有有志向却半途而废的，没有没有志向却能迈出半步的。”有人问：“不说话而亲身实行怎么样？”回答说：“这是上等智慧的人，中等以下的人必须讲求博学、审慎提问、明确辨析，与志同道合的人互相砥砺奋发，这些都是为了讲求道理，怎么能不说话呢？

如果行为不顾及言语，那么言语如此而行为那样，嘴上说古人而心里想着衰败的时代，怎么能与狂者同日而语呢？”

君子立身处世自有法度，这是有道的言论。但法度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只有一个，譬如法律命令一般，是天下古今共同遵守的。如果每家各自制定法律，每人各自发布命令，那就成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各自的法度。所以以道作为法度的，是合乎时中的圣人；以气质作为法度的，是偏颇的圣人。

圣人是事物来了就顺应，众人也是事物来了就顺应。圣人的顺应，是从廓然大公来的，所以言语回应人如同回声，而契合应当说的道理；行为应对事物，如同取物于宫中，而契合应当行的道理。众人的顺应，是从放任情感、相信私意来的，所以言语回应人，好坏都从口中说出，很少与道理相合；事情应对事物，可否只凭欲望，很少与道理相合。君子则不然，他不能顺应，也不敢顺应。议论之后才说话，说话还恐怕有错误；筹划之后才行动，行动还恐怕有后悔。

而是从存养省察来的。唉！现在那些事物来了就顺应的人，人人都是这样，难道真是圣人吗？

可悲啊！

圣人与众人一样，只是尽到了众人的道理，不同的地方，是众人自己把自己与圣人区别开来。

天道以无常作为常，以无为作为为。圣人以无心作为心，以无事作为事。

万物的本性，各自追求自我满足。只有圣人的心，想要满足万物，志向也就自我满足了。

成为宇宙的完人很难，从初生直到临终，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破绽尤其难，恐怕自古以来不多几个人。那些徐缓的圣人都是半截人，前面有破绽，后来修补，直到晚年，才干干净净地成就了一个好人，还回了天赋的本真面目，所以说商汤、周武王是返归本真。说“返”，那么在返归之前便有许多欠缺的地方。现在的人有过错就甘心自暴自弃，以为不能再进入圣人的境界，不知道盗贼也允许改恶从善，有什么妨碍他有过错呢？只看最终归宿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前都可以宽恕。

圣人调节气化，挽回局势，如同调理气血，减少其过度而不增加其强盛，补充其虚弱而不加剧其衰弱，目的是归于平衡而已。不平衡就偏颇，偏颇就生病，大偏颇就生大病，小偏颇就生小病。圣人虽然想要不平衡，也不可能。

圣人杜绝四种毛病，不仅细微的尘埃障碍无处落脚，即使万理也没有作用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顺应万事而没有私情。

圣人胸中万理浑然一体，寂静时如同悬挂的秤和镜子

译受到触动，就像决开江河一样，没有无缘无故自发产生一个善念的情况。善念的产生，是因为胸中不纯粹是善的缘故。所以只有白天被物欲所蒙蔽，然后夜晚的清气才会清明。圣人没有时刻不是处于夜气的清明状态，因此胸中没有无缘无故自然显现的景象。

译法令所到之处，能让土偶奔跑追随；恩惠润泽所及，能让枯木萌发新芽；教化所信服的地方，能让鸟兽伏贴驯服；精神所达到的极致，能让鬼神感动契合，我必定认为这是圣人了。

圣人不强迫人们去做太难的事，只是拨转他们内心一点自然的肯愿之心。

参与并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圣人，虽然身处人类之中，其实就是一个活着的“天”，我曾称他为人天。

孔子只是一个“通”字，通之外再无孔子。

圣人不随着气运流转，不随着风俗变迁，不随着气质变化。

圣人平定天下，不是铲平山岭、填平大海，高出一寸就还给他一寸，低下一分就还给他一分。

圣人的境界深奥到不可知晓，这就叫做神。不可知，是可知之根源。没有不可知，可知就无法产生；没有可知，不可知又依附在哪里呢？

正因为多了这知觉，便生出许多情缘，增添了许多苦恼。落花飞絮难道没有生死吗？它们只是那样委曲顺应罢了。有人问：“圣人的学问应当如此吗？”

回答说：“富贵、贫贱、长寿、夭折、宠幸、羞辱，圣人从未不把它们当作落花飞絮一般看待。虽然拥有知觉，心却不被知觉所苦。”

圣人的心上再没有一丝一毫不自在的地方。内省没有愧疚，既然没有忧惧，外在的祸患到来，也不怨恨责怪，只有一种不释然的感觉，却是畏惧天命，悲悯人的穷困。

定、静、安、虑，圣人没有一刻不是这样。有人问：“喜怒哀乐来到面前时怎么样？”回答说：“只是那样喜怒哀乐，定静安虑，胸中没有丝毫增减损伤。”

有人给我看相，说脸上部位多显富贵，处处指点给我看。我说：“我所担忧的不是这些。你相我，一心要包藏天下的道理，相我两肩要担当天下的事务，相我两脚要踏稳万事的根基，虽然不富贵，你何必担忧？不然，我对得起这张脸吗？”

进入外物的被外物沾染，进入于外物的被外物所染；只有圣人无所进入，万物也无法进入他。正因为无所进入，所以无所不进入。正因为不被外物进入，所以外物也无法与他分离。

人在吃饭穿衣时，不曾说这是理所当然不得不然的，至于五常百行，却说是理所当然不得不然的，却又竟然不能做到。

孔子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六十九岁时还不敢随心。众人一生只是随心，随心能好吗？圣人的学问战战兢兢，只是降伏一个“从”字，不说戒慎恐惧，就说忧勤惕励，防止随心。难道没有快乐吗？快乐也只是乐天。众人的快乐则与此不同了。任意如果不背离道，圣贤的本性与人没有差别，何必如此辛苦呢？

太阳对于万种形态，镜子对于万象，风对于万种声音，尺度权衡对于轻重长短，圣人对于万事万物，都是顺应其本来面目赋予其自然状态，分毫也不由我干预。这样感应者常保持平静，应对者常保持安逸，喜也是天，怒也是天，而我心中的天依然如故。万种感应繁忙，众多变动交错，而我心中的天依然如故。

平生没有一件事可以瞒人，这是最大的快乐。

尧、舜虽然是生来就知道并能安然实行，但尧、舜自有尧、舜的功夫。学问只凭聪明睿智，千百个普通人难道能不依靠见闻，不等待思索吗？朱文公说：圣人天生知晓安然实行，更没有积累的渐进过程。圣人有圣人自己的积累，难道是普通儒者所能测度认识的吗？

圣人不矫揉造作。

圣人没有任何昏昧之处。

孟子说文王夺取天下，如果燕地百姓不喜悦就不夺取，虽然这不是文王的本心，但最看得准时势。文王不是为了利益天下而夺取，也不是厌恶富贵而逃避，顺应天命的给予与剥夺，听从人心的向背，而我不参与其中。当时，三分天下才占有其二，即使武王也动手不得；如果三分天下占有其三，即使文王也无法束手旁观。《酌》这首诗说：“遵循养晦之时，当时光明盛大，因此大有作为。”天命人心丝毫不能假借。商朝根基深厚，必须失去天命人心到极点；周朝积累功德仁义，必须收得天命人心到极点，然后得失的界限决绝洁净，没有一丝粘连。如同瓜熟自落，栗子熟自坠，不需要剥摘之力；且不说文王时能动手，即使到武王时，纣王又失去了几年人心，武王又收得了几年人心。《牧誓》《武成》取得天下，何等费尽唇舌！《多士》《多方》守住天下，何等担惊受怕；那么武王，是生硬剥摘所致。又譬如疮口结痂脱落、鸡卵产出，争不得一刻。如果文王到武王时一定不插手，或者让位给微子箕子，像南河阳城那样避世，慢慢观察天命人心归属，归属我我不推辞使其离去，不归属我我不招揽使其前来，安心定志，任其自来去罢了。这就是文王之所以为至德的原因。如果安然接受二分天下的归附，不仅至德有损，如果纣王发兵质问，叛军即使不胜，文王将用什么言辞辩解？即使远远低于文王的人，也不敢安然接受商朝的叛国行为。由此可以看出文王仁德成熟智慧精微，所以成为宣哲的圣人。

汤在桑林祈祷，以自身为牺牲，这是史官的妄说。查考汤世十八年大旱，到二十三年在桑林祈祷责问六件事，这时已经旱了七年了，天于是下雨。农事冬旱不

译禁绝祭祀三个月，夏季大旱不禁绝十天，等到商汤坚持了七年之后才去祈祷，那么百姓早已没有遗民了，这怎么能算是圣人呢？即使商汤以自身祈祷而上天不下雨，如果自杀，那就是断绝百姓；如果不自杀，那就是要挟上天。商汤只有一副身躯，能供几次祈祷呢？上天虽然享用祭品，难道想要吃掉商汤吗？在这七年之间，每年都有旱灾，未必没有祈祷过；每年祈祷求雨，未必没有应验。商汤从六件事上自责，史官只是特别记载了其中一次罢了。认为商汤以自身祈祷，确实是没有这回事的。

译伯夷看见帽子戴得不正，便远远地离开，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戴正呢？柳下惠看见有人赤身裸体，却安然自得地与他相处，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穿上衣服呢？所以说：既不像伯夷那样清高，也不像柳下惠那样随和，这才是君子珍视的后身之德。

从古至今五帝三王未曾散失的精英之气，凝聚成了孔子，其余的也成就了颜回、曾参以下的诸位贤人，乃至思孟学派，而天地间纯粹之气便消耗殆尽，空空如也了。春秋战国时期君臣的不肖，是理所当然的！此后便没有圣人出现了。吝惜孔孟诸贤的精英之气，难道还没有完全泄露吗！

周敦颐说：“圣人可以学吗？回答说：没有欲望。”我认为圣人不能没有欲望，七情之中本来就有欲望。孔子说“自己想立身，也想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想让别人通达”。孟子曾说：“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君子也是向往的。”天理之欲不可没有，私欲不可有。天理之欲，是公；私欲，是私。周敦颐说“圣人没有欲望”，我说：“不如说圣人没有私心。”这两个字，是周敦颐与我观点不同的原因。

圣人没有自己的主观成见。

面对外境而忘却情感，仍然区分彼此与我，圣人能够进入尘世而不被污染，那么外境与我便合为一体了。而浑然没有一丝沾染，所谓“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不是达到极致境界的圣人做不到的。如果尘世为我所役使，化为一体，那就是天道了。

圣人的学问只是人定胜天。

圣人的私心，是公；众人的公心，是私。

圣人没有夜气（指夜间静息时产生的清明之气，此处意指圣人无需依赖夜气修养）。

“穿着锦缎却加罩外衣”，这自然是学者的作为，圣人没有这种遮掩。

圣王不必依赖天命而必然依靠自我，自我的天命确定了，天地的天命便随之而定。

生而知之的圣人不再长进。

学问达到孔子的地位才算得上通达，通达之外就没有学问了。

圣人曾经自视不如别人，所以天下没有像圣人那样的人，这不是圣人过于谦虚，而是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其中的一才一智未必都低于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能，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未达之处吗；认为众人无所不能，难道没有一种见解特别精妙吗。用独特的精妙来弥补未达之处，本来是圣人所乐意采纳的。这就是圣人之心每天感到不足而不满足，每天急切地不停止向善学习的原因。

圣人不向人展示难以做到的方法，他所实行的，是天下万世都能做到的；他所言说的，是天下万世都能明白的。这不是圣人贬低自己以迎合别人，圣人即使想实行他不能做到的，言说他不知道的，也是做不到的。道本来就是这样，容易明白也容易遵循。

品藻

独处时看不破，突然变故时看不破，劳累疲倦时看不破，紧急仓促时看不破，惊恐忧虑突然感动时看不破，重大事务独自承担时看不破，我必定认为他是圣人。

圣人做出来的都是德性，贤人做出来的都是气质，众人做出来的都是习俗，小人做出来的都是私欲。

汉儒混杂了道，宋儒狭隘了道。宋儒自有宋儒的局面，学者如果入道，暂且不要让宋儒的观点横亘在胸中，只读六经四书并体会玩味，久而久之胸襟自然不同。如果看宋儒，先看周敦颐、程颢。

有一种人难以取悦也难以侍奉，只是度量狭小，不失为君子；有一种人容易侍奉也容易取悦，这是贪污软弱，不失为小人。

被小人推荐，是耻辱；被君子抛弃，是羞耻。

小人有一副邪恶的心肠，便有一段邪恶的见识；有一段邪恶的见识，便有一段邪恶的议论；有一段邪恶的议论，便引出一伙邪恶的朋党，做出一番邪恶的举动。他们的议论，援引附会，全成为一家之言，攻击他们则圆转迁就而根本可以攻破；他们的举动，借善攻善，隐藏恶行以助长恶行，善于采取骑墙之计，打击他们则疑似牵缠而不可断绝。这是小人的极致，而借用了君子的痕迹。

这是借君子的名义，而助长小人的私欲的人。亡国败家，正是这种人。

明白的小人，刚愎凶暴的小人，这都不值得恨。所以容易厌恶阴柔阳刚只是一个，只有阴险潜伏而多祥瑞，变幻而莫测，驳杂而疑似，譬如光天化日，黑白分明，人所共见，暗室晦夜，多少埋伏，多少类似表象，这是阴阳之所以区别的原因。虞舜朝廷的升降官职，只说幽明，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富于道德的人不夸耀事功，还夸耀事功，道德不足；富于心得的人不夸耀见闻，还夸耀见闻，心得不足。文艺自多浮薄之心，富贵自雄，是卑陋的见解。这两类人，都可怜，而自雄于富贵的人更不算丈夫。表现出那种冬烘盛大的姿态，都是君子想要呕吐的。而他们却志得意满，可鄙莫过于此！

士君子在尘世中，摆脱得开，不被所束缚；摆脱得干净，不被所污蔑，这叫做天挺人豪。

隐藏名声远离利益，早晚急切地实行的人，是圣人。为名修，为利劝，早晚急切地实行的人，是贤人。不占名标，不寻利孔，气昏志惰，荒德废业的人，是众人。炫耀虚名，谋取实利，而内心存有狡诈之心，暗中做鸟兽之行的人，是盗贼。

圈子里干实事，贤者可能；圈子外干大事非豪杰不能。有人说：“圈子外可以干吗？”回答说

译世俗所说的“圈子外”，正是圣贤所说的“本性分内”。每个人坚守自己的官职，官职追求一个称职，内外都像这样的人，天下就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在“圈子内”干实事的人。内心深切忧虑世事，志向在于匡正时局，如果有利于天下，就不受法律条文的拘束；如果考虑到成功，就不必避忌外在的形迹，这就是所谓的在“圈子外”干大事的人。

译见识高迈千古，思虑周全六合，挽救末世的颓废风气，恢复先王的雅正之道，使天下人重新品尝秦汉以前的淳厚滋味，那又是圈子以上的高人了。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我将与他一同流泪感叹。至于那些固执拘泥于众人成见、战战兢兢遵循陈旧规矩的人，威仪文辞灿烂可观，勤勉谨慎谦逊沉默，似乎很少过错，这样的人，只能做高官罢了，世道能依靠他什么呢？

通达的人视穷通如落叶，视生死如浮云；高士傲视古今，玩弄天地；圣人视古今如一息，视万物为一身；众人抛弃天真本性，聚集世俗滋味。

阳刚君子招致祸患，阴柔君子独自免祸；阳刚小人招致祸患，阴柔小人获得福分。阳刚君子刚正直方，阴柔君子柔嘉温厚；阳刚小人暴戾放肆，阴柔小人奸诈巧伪。

古今士人大概有三类：上士不喜好名声，中士喜好名声，下士不知道喜好名声。

上士适宜道德，中士重视功名，下士重视辞章，浅陋之人重视富贵。

人的品格，以君子和小人来界定，大致有九等。有君子中的君子，才德兼备，无处不适宜。有君子，德行优异而才能不足。有善人，温雅朴实，仅能自守，见识虽然端正，但不能自主决断，亲身践行虽然努力，但不能自我保全。有众人，才德见识都无可取之处，随世浮沉，趋利避害，在风俗中碌碌无为，不能表现特异。有小人的小人，偏激邪心，只滋生自己的私欲，只要得到想要的，也不伤害他人。有小人的中小人，贪婪残忍阴狠，肆意至极，而才能足以助长，积聚怨恨坚持到底，无所顾忌。还有看似小人的君子，高峻奇绝，不遵守世俗规范，然而格局弘远，小毛病常常类似，不足以成为弊病。有看似君子的君子，老奸巨猾文饰浓重，善于隐藏巧借，成为天下的大恶，占据天下的大名，事情侥幸在当时没有败露，后世都被他欺骗而竞相不知。有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人，行为接近端正但有偏差，言语接近道理但夹杂，学问圆通便接近世俗，崇尚古朴便陷入迂腐，宽容便姑息，严厉便凶猛。这样的人，有君子的心，有小人的过错，每每危害正道，学者要警惕。

有世俗的规范，有礼教的规范。有通达，有放达。君子在礼教规范中通达，骚士在世俗规范外放达。世上没有见识的人，专门用小节细行来评定人品，非常可笑。

上等人才做而不居功，中等人才只看见有所作为，下等人才一无所为。

心术平易，行为诚直，语言疏爽，文章明达，这人一定是君子。心术微妙暖昧，行为诡秘，语言吞吐，文章晦涩，这人也可以知道了。

有过错不妨碍成为君子，没有过错可指出的，真则是圣人，伪则是大奸，不是乡愿的媚世，就是小人的欺世。

顺从欲望就像依附膻味，见到道义就像咀嚼蜡块，这是下愚的极致。

有涵养的人心思极细，即使应对仓促，胸中依然从容，自然没有粗疏的毛病。心粗就是学问不够的地方。

功业之士，清虚的人认为是粗才，不知道尧、舜、禹、汤、皋、夔、稷、契的功业吗？清虚吗？饱食暖衣而从事诗文之事，谈论玄虚之理，称勤政事的人为俗吏，称工农桑的人为鄙夫，这是败坏教化的民众，尧、舜的时代没有这种人。

观察人概括为五类：高、正、杂、庸、下。独行奇识称为高品，贤智者一类。择中有执称为正品，圣贤者一类。有善有过称为杂品，劝惩可用。无短无长称为庸品，无益于世用。邪伪两种称为下品，谨慎不要任用。

气节信不过人，有出于一时的感慨，那么小人能做君子的事；有出于一念的剽窃，那么小人能盗取君子的名声。也有起初念头很坚定，久了却屈折了高雅的操守，当危能奋安却丧失了平生志向的，这些都不是从自我涵养中来的。

至于圣贤的学问，至死更没有破绽。

没有根本底气节，就像酒鬼打人，醉时勇猛，醒时毫无气力。没有学问的见识，就像厨师烧灶，面前明亮，背后左右毫无照顾，而无知的人欣赏他的一时，被他的一偏所迷惑，每每击节叹服，相信他终身。

唉！难以言说啊。

众人的恶行必须明察，这是仁者的心。不仁的人听到别人的恶行，喜欢谈论乐于宣扬。疏薄的人听到别人的恶行，深信不疑。只有长者知道恶名容易污人，而作恶的人喜欢诬陷善人，既明察被众人厌恶的是什么人，又明察说话的人是什么心，又明察导致恶名的原因，耐心留意，独自得到真相，如果在位，就信任不疑，如果不在位，就举荐辟召没有二心，如果确实被人中伤，就扶持救助一定尽力。呜呼！

这个道理不明很久了。

党锢诸君，只是褊浅没有度量。身处浊世，自处清流，譬如泾渭，不言自别。正当隐居海滨，等待天下清明，却反而以名节自负，以气节相高，志满意得，轻视一世而践踏之，讥讽权势而视如狗彘，使人畏忌奉承愈炽愈骄，积聚津要的愤怒，溃发权势的毒害，一

译早晨就招致了同归于尽的灾祸，他们的死是不值得惋惜的。《诗经》说“明智的人能保全自身”，孔子说“沉默足以让人宽容，从而避免刑罚杀戮”，难道是因为看重财物、清廉正直，就甘愿把鼎镬烹煮当作吃糖一样甜美吗？申屠蟠、陈寔这两个人，接近郭林宗的境界了。至于庾峻以及我道中那些罪人，仅仅比卑鄙污浊的人稍好一点罢了。至于张俭，更是李膺、范滂的罪人，是可以诛杀的！

译问：“严子陵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在富贵显达的时代，不能没有这种高洁的人，但朋友的情谊不能凌驾于君臣的大义之上。五位大臣与舜帝本是同僚朋友，今天并肩而立，明天就北面称臣，这有什么妨碍他们成为圣人呢？如果有经世济用的才能，怀抱忧国忧民的志向，顺应时势所讲求的，正想大行其道，最终实现天下安康，那么谁是君谁是臣，本来不必拘泥于形式。

如果想远离尘世、高蹈隐退，哪里不可以藏身呢？即便不见光武帝也可以，既然已经见了，还以朋友看待皇帝，并且把脚搁在他的肚子上，恐怕道理不该是这样，像光武帝那样的人，气度是很大的。

见到贤者，就刻意去维护他，即使有过失，也都往好的方面替他着想；见到不贤者，就刻意去搜求他的过错，即使有长处，也都往坏的方面替他着想，自从宋儒以来，大多犯了这个错误。这大概都是偏颇的见识，所谓喜欢一个人就不知道他的坏处，讨厌一个人就不知道他的好处。只有圣人没有这种过失，只是内心虚静平和。

含蓄蕴藉的人深沉，担当重任的人弘大厚重，协调周旋的人圆融通达，安邦济世的人精明敏捷。与这些相反的，都是平庸之才，即使聪明善辩、学识渊博也没有补益。

君子之间的交往害怕过于激烈，小人之间的交往害怕过于亲密。这两种情况，祸害国家，罪责是相等的。

圣人能把握确定的道理，把握不了确定的形势。是非，是理；成败，是势。

有形势上不可为却仍然去做的，只是因为理如此。懂得这一点，那么三位仁人就可以与五位大臣相比拟事功，孔子就可以与尧、舜比较政治。

没有经过火的考验，都是纯金；没有经过事情的考验，都是完人。只有圣人无处不可行。比圣人低一等的，都有不足之处，都可以被考验而失败。三代以下的人物，难道相差很远吗？生来短处没有遇到考验，那么完美的名声和定论，可以盖棺定论；不幸偶尔被考验到不足之处，就不免成为累赘。在考验与不考验之间，不可以确定人的品格。所以君子观察人不需要通过考验，而人物的高下、终身的事业，不会差之毫厘，那他们的见识自在世俗眼光之外。

世道的颓败趋势，明明知道应当改变，却因习惯于大家都这样做而不敢行动；事情的道义之举，明明知道应当去做，却因习惯于大家都不做而不敢行动，这也就是普通人罢了。怀抱中的婴儿得到一块果饼，不敢擅自吃，母亲尝过之后才入口，他不知道那是否可以吃。既然知道了，还以众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真是可耻啊！只有英雄豪杰不随俗而居于非义，能违背世俗而承担道义，这就叫做独自回归正道。唉！这就是庸人和智巧之士所说的制造事端、喜好标新立异的人。

土气不可没有，傲气不可有。士气，是明辨人与己的分别，坚守正道而不诡诈随俗。傲气，是昏昧于上下的等级，好高骛远而不安守本分。自我处身的人常常把傲慢待人当作士气，观察别人的人常常把士气当作傲慢待人。可悲啊！所以只有具备士气的人能够谦虚自处、礼贤下士。那些做人的人，在昏暗中乞求哀怜，或许不可知了。

身体解体、精神昏沉、意志消沉、士气沮丧，天下事不是这种人干的。摩拳擦掌、矢志奋心，天下事也不是这种人干的。干天下事的人，智慧深沉、勇气沉稳、神态悠闲、气息安定，有所不说，说了一定恰当，有所不做，做了一定成功。不自以为好而显露才华，不轻易尝试以侥幸成功，这才是真才，世上很少人认识。近代只有前两种人，于是互相讥讽，有见识的人都嘲笑他们。

贤人君子，哪一种人里没有？鄙夫小人，哪一种人里没有？

世俗都在爵位上评定人的品格，把邪正却当作第二等看待。现在如果有仆隶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节义之事，为天地间树立大綱常，我应当北面师事他；环顾达官贵人，似乎低头居于其下了。论到这里，那富贵显达与这忠孝节义相比，岂止是泰山与鸿毛的区别吗？然而匹夫匹妇不可轻视，而下士寒儒自我看待也不可渺小。所以论地位权势，即使是抱关的小吏，也有值得他谦下的地方以伸张其尊严。论本性分别，那么尧、舜与路人可以在一堂上揖让。论心谈道，谁贵谁贱？谁尊谁卑？所以天地间只有道尊贵，天地间人只有得道者尊贵。

山林处士常常养成一个傲慢轻人的形象，常常积蓄一腹愤愤不平之气，这是大病痛。

好名的人充满内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顾不得，为什么呢？名声不能两全，必须相互比较而后显扬。叶人证明父亲偷羊，陈仲子厌恶兄长接受鹅，周泽弹劾妻子破戒，都是好名之心造成的。

世上的人常常把好事让给别人做，而甘愿让自己居于不肖，又要掠一个好名声在身上，而诋毁他人为不肖。可悲啊！这是更加不肖了。

理顺圣人的口容易，理顺众人的口难。至人的口容易成为众人，众人的口难成为圣人，岂止是当时的毁誉，即使是千古英雄豪杰之士，节义正直之人，一进入议论之家，肯定这个否定那个，各自逞强偏执，互相颠倒黑白。

譬如舞文弄墨的官吏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见，死者复生。而心服者有几人？这是生者肆意开口，而死者含冤。唉！使臧否人物的人，出自无闻之士，还是古人的幸运。那些擅著作之名，号称

译一个时代的人杰，如果立言不慎，那么就会在廷尉那里构成死罪，面临死亡却无人替他辩解，没有比这更不仁的了。因此君子评论人，与其苛刻，宁可宽恕。

译正直的人一定不忠厚，忠厚的人一定不正直。正直的人树立纲常、扶持世道，忠厚的人涵养和平、培植根本。然而激起天下祸患的，是正直之人；养成天下祸患的，是忠厚之人的过失。这“正直”与“忠厚”四字兼而有之的，只有合乎时宜、无过无不及的圣人。

显露才华是士人君子的大毛病，尤其比掩饰才华更严重。显露，是不隐藏自己所有的；掩饰，是虚夸剽窃自己所没有的。

士人有三种不顾惜：践行道义、救济时世的人，顾不上爱惜自身；富贵显达的人，顾不上爱惜德行；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人，顾不上爱惜天下。

那件事难以言说，但内心无愧的，宁可抹去那可以知晓的痕迹。所以君子为了本心而承受恶名，太伯就是这样。情感上有所不忍，但道义上不得不如此的，宁可背负极大的不义之名。所以君子为了道理而承受恶名，周公就是这样。情有可原，但法度不可废弃的，宁可自居为忍心以伸张法度。所以君子为了法度而承受恶名，武侯就是这样。别人都这样做，而我独自不做的，就掩盖自己的名声以分担诽谤。所以君子为了众人而承受恶名，宋国的子罕就是这样。

不想做小人，又不能做君子。究竟做什么人呢？回答说：做普通人。既然做了普通人，就应当与普通人同列，而把自己的身名列在士大夫的行列中，可以吗？所以普通人而有士大夫行为的，是荣耀；士大夫而有普通人行为的，是耻辱。

上天生人，即使是下愚之人也有一点明智，听任他自行运用。而推究到极致，也有可观之处，但不能称之为才。所谓才，是能为他人所用，可圆可方，能阴能阳，而不拘泥于自己主观意志去运用的；拘泥于自己主观意志去运用的，都是偏才。

心境平和、气息和顺，却有强毅不可夺的力量；秉持公正、坚持正道，却有圆通不可拘束的权变，可以谈论人品了。

从容而不落后于事务，急促而不失仪容，洒脱而不疏忽，简静而不凉薄，真诚率直而不鄙俗，温润而不圆滑，光明而不浅浮，沉静而不阴险，严厉刚毅而不苛刻，周全而不烦琐，权变而不诡诈，精明而不猜忌，也可以称为完人了。

德行深厚的人能掩盖别人的过错，德行盛大的人不让人产生过错。不让人产生过错的，是体谅别人不得已的心情，知道事情必然发展的趋势，而预先成全他们的。

烈士为志向而死，守士为职责而死，任士为怨恨而死，忿士为争斗而死，贪士为钱财而死，躁士为言语而死。

知道事情不可为而安然处之的，是通达事理、有智慧之人的见解；知道事情不可为却仍极力去图谋的，是忠臣孝子的心肠。

没有见识的士人有三种耻辱：以贫穷为耻，以地位低贱为耻，以年老为耻。有人说：“君子难道没有耻辱吗？”回答说：“有耻辱。父母在世而贫穷是耻辱，在重用贤人的时代地位低贱是耻辱，年老而德行事业没有名声是耻辱。”

刚开口就是结束的话，刚动手就是最后的一着，这种人毫无含蓄，极不成事，求学的人要引以为戒。

一个庸俗的念头，一双庸俗的眼睛，一口庸俗的言语，任凭你聪明才辩，可惜白白活了一生。

有人问：“君子和小人最难辨别吗？”回答说：“君子而接近小人的行迹，小人而装出君子的姿态，这确实难以辨别。但如果看大体，就像黑白一样不可掩盖。君子的容貌敦厚大方、老成持重，小人的容貌浮薄琐碎。君子平易近人，小人乖张怪异；君子诚实，小人奸诈；君子多谦让，小人多争夺；君子少文饰，小人多姿态。君子的心正直光明，小人的心邪曲阴暗。君子的言语雅淡质朴直率，只为了表达心意；小人的言语鲜艳浓烈、柔和润泽，务求讨好人。君子与人亲近但不亲密，适宜谅解但不纵容其过错；小人与人狎昵而投入感情，阿谀取悦而多助长其非议。君子处事可以对着天地发誓，即使是骨肉亲属也不阿私；小人处事迎合世态人情的高低变化，即使违背道理也不顾。君子面临大义慷慨向前，只看天下国家人物的利弊，其祸福毁誉全然不关心；小人防备大义则观望顾忌，先考虑爵禄身家妻子的便利与否，视社稷苍生与自己毫不相干。君子侍奉上级，礼节不敢不恭敬，难以使其承担道义；小人侍奉上级，身体不知道是为了自己，侧意顺从他人。君子驾驭下属，防范其邪念而体谅其必然的情感；小人驾驭下属，顺遂自己的欲望而忘记他们共同的愿望。君子自我奉养节俭恬淡雅致，小人自我奉养奢侈过度文饰。君子亲近贤人爱护士人，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小人嫉妒贤能，乐于称道别人的过失。像这类情况，各方面截然不同。孔子说：‘担心的是不了解人’，我认为整天在一起相处，其类别可以分辨，即使善于矜持，自有不可掩盖的地方。”

现在评论人的人，在辞让接受上不论道义，只以辞让为是，所以辞让宁可矫饰廉洁，以避免贪婪爱好的嫌疑。在取予上不论道义，只以给予为是，所以给予宁可伤害恩惠，以避免吝啬的嫌疑。在怨恨愤怒上不论道义，只以忍耐为是，所以礼节虽然应当计较，却避免无量的嫌疑。道义应当明辨名分，人们都厌恶谄媚，而以倨傲矜持凌人为节操；礼节应当保持体统，人们都厌恶倨傲，而以过分礼节、曲意逢迎为盛德。只取节俭的人，不辨别礼节有应当丰盛的；只贵沉默的人，不讨论事情有应当说话的。这都是考察事理不精，崇尚贤智而忘记其过失的人。唉！与不及的人确实有差别了，但他们损害道义是相同的。

拘泥于浅薄的见识和狭隘的听闻，固执于偏见

译曲解经义，固守陈旧的规矩和套路，这样的人如果作为乡里的普通人，无关紧要；但如果身居高位且享有美名，其对世道教化的败坏就不轻微了。

译用粗疏的心态去看待古人亲切的话语，用烦躁的心态去看待古人沉静深邃的话语，用浮泛的心态去看待古人精微细致的话语，用浅薄狭隘的心态去看待古人广博洽闻的话语，然后还妄加评判，这真是轻率妄为的人啊。

文姜参与杀害了齐桓公，武则天灭绝了唐朝的子孙并改换了国家的宗庙，这两个妇人都是国家的贼寇，却附葬在墓中，附祭在庙里，礼法何在？这是千古以来未曾翻案的一大冤案。有人说：“儿子没有废弃母亲的道义。”唉！这种说法，不过是街巷市井中儿女们的见识罢了。从礼法来说，三纲的重任等同于天地，天下共同遵守。儿子的身体，是继承祖庙宗祧的身体，不是人子所能私有的。母亲的罪过，是宗庙君父的罪过，不是人子所能庇护的。文姜、武则天，庄公、中宗怎能私下包庇她们？从情理来说，杀害我父亲的人与我同葬于丘陵，改变我姓氏的人与我同享血食；祖父的心是喜悦呢？还是愤怒呢？对于儿子来说母亲尊贵，但对于祖父来说，我的母亲不过是臣妾罢了。从血缘亲属来说，祖父与我同姓，而母亲异姓，儿子为了母亲忘却自身是可以的，但不敢怀恨，即使杀了我也不敢怀恨。宗庙和父亲，我能独自专断吗？专断祖父的宗庙来成全私情，是不孝；看重生养我的恩情，却忘却祖父的仇恨，也是不孝；不体察祖父的心意，强迫自己仇恨的人与之同土同穴，也是不孝。这两个妇人的罪过应当诛杀，我作为人子不忍心执行，也不敢执行；如果有为国家讨伐贼寇的人，我不应当听闻，也不敢怪罪。不诛杀不讨伐，做我母亲的便是逃脱杀戮的元凶。将她葬在别处，在别宫祭祀，称她为后或夫人而不依附于丈夫，终身哀悼，以表达我的不幸罢了。庄公、中宗都是昏庸的君主，我没有责备他们的理由。我恨当时的大臣使君主陷入大错而不顾。有人说：“安葬我们的小君文姜，夫子已经允许了，有什么罪过呢？”回答说：“这是胡氏误解了孔子的意思。孔子大概是哀伤鲁国君臣不明礼法，特意记载这件事以示讥讽。说‘我’的话不符合‘我’的意思却认为符合，说‘小君’的话不符合‘小君’的意思却认为是‘小君’。与历代夫人同样记载而不区别言辞，孔子的心难道没有辨别到这种程度吗？不然的话，姜氏会见齐侯，每次行动必定记载她的恶行，恶行如此深重，难道肯允许她成为我们的小君吗？”有人说：“你拘泥于母亲尊贵而不敢不尊崇，拘泥于君命而不敢不遵从，这也是权宜变通的礼法罢了。”我说：“不！不！宋桓夫人只是被休弃罢了，宋襄公即位而不敢迎接他的母亲，圣人不怪罪。宋襄公薄情而赞美夫人守礼，何况这两个妇人的罪过弥漫宇宙，比被休弃者严重万倍，臣子忘却祖父的重任，而尊崇一个罪大恶极的母亲，来伸张私情，天理人伦就灭绝了。道义不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怎能沉默不语？”

一生没有一个人称赞他，这个人的品行就可以知道了。一生没有一个人诋毁他，这个人的品行也可以知道了。大如天，圣如孔子，也不曾完全符合所有人的心意。这个人，无论君子小人全都感激他，这便是在天和圣人之上，是贤人呢？还是不肖呢？我就不知道了。

逐字逐句地研读是书呆子的见识，谨慎步履、矜持仪态是妇人的见识，大刀阔斧是丈夫的见识，能方能圆、能大能小是圣人的见识。

春秋时期的人计较事情是否可行，畏惧礼义，爱惜体面。战国时期的人只是计较利害，使用机巧变诈，只要谋略成功计谋得逞，还顾什么体面？说什么羞耻？

太和之气一旦发出，金石都能穿透，何况百姓万物有不信服感应的呢？

自古圣贤勤勉不懈，警惕勉励，忧虑勤劳，只是以救济世道、安定百姓为己任，以检点自身、约束自己为先务。从有知觉直到盖棺，还有未完成的性分，未了的心愿，不仅是孔、孟，即使是佛、老、墨翟、申不害、韩非也有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因此活着不做世间多余之物，死了不做幽冥中浮荡之鬼。

等到西晋王衍等人出现，以自身为懒散之物，百事不经心，放荡在礼法之外，一无所忌，以浮夸玄虚的言论为得圣人的清高，以灭绝天理、废弃教化为得道的根本，以漫游山水之间为高人，以沉溺酒色为达士，人们废弃职业，家庭崇尚虚无，不仅导致晋朝灭亡，又开启了天下后世登临题咏的祸患；滋长了懒惰轻慢放肆的风气，以至于今天。追溯混乱的根源，更加开启于庄子、列子，而奠定恶行基础的是巢父、许由。负有世道责任的人，应当以此为戒啊。

微子抱着祭器归顺周朝，是为了宗庙祭祀。有宋国的封地，只要能使先王的血脉得以祭祀，那么数十代的神灵有了依托，我可以这样做，箕子也可以这样做，即使是属于他人者一人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说侍奉异姓君主以求富贵而避嫌，那就浅薄了。他的见识，只有箕子可以像伯夷、叔齐那样，而陈说洪范、封于朝鲜，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

说：被囚禁的臣子，释放囚犯来探求道义，以不臣属的礼节对待他并让他做宾客，这本来是圣人所不忍心辜负的。这也是通达节操的一件事，不可以作为后世宗臣的借口。

没有私心的人公正，没有自我的人明智。身处局中的君子不如旁观的众人，是因为有心有我的缘故。

君子豪杰战战兢兢、警惕勉励，面对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杰放纵恣睢，拼着一命横行直撞。

老子还

译“龙”并不是尊贵美好的称呼，而是指变化难以预测、深邃隐蔽而不显露的意思。

译快乐的关键在于明白内外之别。圣贤的快乐源于内心，所以无论顺境逆境、困顿通达，处处都能安泰；众人的快乐依赖于外物，所以只有遇到山水溪涧、花鸟美景时，快乐才产生。

可恨的是，读的是古人的书，做的却是世俗人的事。

言语因为不贤能而繁多，如果都是上等智慧的人，就不需要说一句话。

能够驾驭天下却不能驾驭自身，君子对此感到惋惜。善于驾驭自身的人，才是善于驾驭天下的人。

粗豪的人也有正气，但如果一直这样，就不能与人讲道理。

学者不能迁善改过，不是不知道，只是长期懒惰惯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就没有一点指望。如果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即使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也会欲罢不能。

孔子、孟子以前的人物只是见识宏大，见识宏大就不拘泥于琐碎的小家气派，人如果只知循规蹈矩、照本宣科，即使拼尽全力，也只能成就一个狭隘偏激的人。

整天不停说话，却没有一句值得称道的言论，这比沉默寡言的人高明百倍。

越是聪明的人越难以教诲。

强行做到恕道，必须是有这恕心才好。勉强推己及人，如果对别人的饥寒痛楚漠然不动心，那就是恕念已经没有了，还强求什么呢？还必须培养出一个恕心出来，才好跟他谈强求。

最大的盗窃是瞒心昧己，其次是偷抢劫掠。

程颢（明道）的受用之处，暗中得之于佛、老；邵雍（康节）的受用之处，暗中得之于庄、列，但他们的作用终究是儒家的。大概是因为能奴役这四家，而不被他们所利用。这话别人不敢说，深通佛、老、庄、列的人自然默默领会。

乡原看似不是伪善，孟子也只给他定了个“似”字。现在的人却把“似”字当作“伪”字看，不仅不准确，而且减轻了他的罪过。

不当事务，就不知道自己的无能。才能随着境遇增长，见识随着困穷而精微。坐谈先生只会说理罢了。

沉溺其中，如同神灵附体，如同鬼魅迷惑，完全由不得自己，不怕你明察真知。明明看到深渊陡涧，心安理得地径直撞进去，到了此时猛然跳出，没有丝毫牵连，不是天下第一大勇做不到。学者必须知道这一点。

巢父、许由，世间要这些人做什么？荷蒉者、晨门人、长沮、桀溺知道世道已经不可为，自有“无道则隐”的一种道理。巢父、许由这一派有许多人，都污蔑尧、舜，呕吐皋陶、夔，自认为是旷古的高人，却不知道不仕是无义，洁身自好却使天下受害，是我们道统的罪人。况且世间没有巢父、许由，不妨碍成为唐虞盛世；没有尧、舜、皋陶、夔，巢父、许由也没有安身之处，谁成就了你这个高人？

如今士大夫聚会时，只问我们奔波忙碌、煎熬受苦，是为了天下国家，想要济世安民吗？还是为了身家妻子，想要位高金多吗？世道的治乱，百姓的死生，国家的安危，只在这两个念头中决定了。唉！

我们这类人日益增多而世间日益困苦，我们这类人日益尊贵而百姓日益贫穷，世间何必尊贵我们这类人呢？

只是气势旺盛而神色浮夸，就可见所得浅薄。修养深厚的人安详沉静，难道没有慷慨激切、奋发刚毅的时候吗？终究不会轻易如此。

把激切当作正直，把浅薄当作真诚，都是贤者的过错。

评论古人，必须胸中有道理，如同秤砣和秤杆，然后才能称量轻重。如果固执偏见曲说，不明时势不知其势，指责其病不察其心，未曾身处其地，未曾心筹其事，而说某人不对，某人有错，这是盲人指星、聋人议乐，非常可笑。君子以此为耻。

小勇急躁，巧勇色笑，大勇沉毅，至勇无气。

为善去恶是对的，趋吉避凶是迷惑的。这是阴阳异端的说法，祭祀非类的鬼，禳除白致的灾，祈求难得的福，拘泥无损益之时，日日宗奉趋避的邪术。可悲啊！愚民至死而不醒悟。即使醒悟的人，也拘泥于天下皆然，而不敢不同。至于有名公大人，尤其极信崇尚。呜呼！反经以正邪慝，将谁望哉？

大凡物，愚者真，智者伪；愚者完，智者丧。不论人，即使鸟之返哺，雉之耿介，鸣鸠均平专一，睢鸠和而不流，雁之贞静自守，驺虞之仁，獬豸之隶正嫉邪，何尝有矫伪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才智巧，则其天漓矣；漓则其天可夺，惟愚者之天不可夺。故求道真，当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当求之愚。夫愚者何尝不智哉？愚者之智，纯正专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乱，便知胸中静定非久养不能。《礼》曰：“俨若思，安定辞，善形容，有道气象矣。”

对天理汲汲以求的人，对人欲必定淡泊；对私事耽耽以求的人，对公务必定疏远；对虚文烨烨以求的人，对本实必定浅薄。

圣贤把持得义字最干净，无分毫利字干扰。众人刚有义举，便不免有个利字来扰乱。利字不得，便做义字不成。

道自孔、孟以后，无人识三代以上面目。汉儒无见于精，宋儒无见于大。

有忧世之实心，泫

译然而，如果一个人有济世安邦的实际才能，处理事务总是得当适宜，这样的人，我愿意为他拉车执鞭。如果只是在纸上空谈，那些细微的言论与国家治乱无关；如果在世俗中争名逐利，众人奔波却不知百姓的死活，那么即使品格有高下清浊之分，都对天下毫无补益。

译安详稳重、深沉含蓄，这是人最重要的美德。能够平定天下大难的人，就是具备这种美德的人；能够明辨天下大事的人，也是具备这种美德的人。刚强明达、果断决绝，排在第二位。其他那些轻浮浅薄、喜欢揽权、卖弄才能而自我得意的人，都是行动跟不上言论的。即使他们在做事时表现得很积极，但因为缺乏方法，反而会把事情搞砸，这类人只配待在清谈议论的行列里罢了。

担任官职有七种困难：繁重的职务需要提纲挈领，适合具备综合考核才能的人；重大的职务需要审慎谋划、独自决断，适合具备沉着冷静才能的人；紧急的职务需要观察变化、融会贯通，适合具备明察敏锐才能的人；机密的职务需要隐藏意图、暗中配合，适合具备周全谨慎才能的人；独立的职务需要担当责任、坚持立场，适合具备刚强坚毅才能的人；兼任多职需要任用贤能、采纳善言，适合具备博大胸怀才能的人；受怀疑的职务需要内心明澈、外表开朗，适合具备驾驭控制才能的人。上天造就人才，各有偏长的优势。国家用人，应当储备各种长处的人才。然而，一旦派去任职往往不能成功，这是因为任用的不是他的长处，他的长处也没有被任用。

掌握官员升降去留权力的人，要懂得大体原则。如果专门用琐碎的小聪明来观察人，那么那些卓越杰出、奇特伟岸的人才都会被遗漏。为什么呢？因为注重大节的人不拘泥于小节，有远大谋略的人可能没有小才，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可能没有敏捷的见识；而那些聪明才辩、敏捷圆通的人，以及礼节熟练、见闻广博的人，大抵不能对应对紧急危难的情况有所帮助。唉！这真是难以言说啊。

士人能否得到重用，取决于上级对他的喜爱或厌恶。

做官时的念头有三种用途：如果念念都想着君主和百姓，就是吉祥的士人；如果念念都想着官场套路，就是庸俗的官吏；如果念念都想着自身和家庭，就是奸贼之臣。

那些注重小廉小节、谨小慎微的人，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人，在太平盛世，让他们治理一方、处理一件事，都能胜任本职工作。但如果要平定危难、决断疑惑，应对突发变故、冒着危险行事，宁可任用有破绽的人，也不任用平庸的人。即使是豪强悍勇的首领、任侠仗义的豪杰，只要驾驭得当，更能建立奇功，成就大业。唉！这很难跟那些拘泥于小节的人说清楚。

圣人哀怜时局、怜悯世俗，贤人痛恨世道、厌恶世俗，众人混同于世、追随世俗，小人败坏常理、扰乱世俗。唉！小人破坏它，众人跟随它，即使有人哀怜、有人痛恨，终究也没有益处。所以英明的君主在上位，就能移风易俗。

观察人只应体谅他的用心，如果心中没有其他不良意图，都可以原谅。比如下属的供应准备不足，礼节偶尔疏忽，这难道是有意轻慢傲慢吗？轻慢傲慢上级从而招致罪责，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做，有什么可生气的呢？供应丰盛充足，礼节卑微屈从，这难道是真心敬重吗？这是为了讨好我，作为他们晋升的阶梯罢了，有什么可感激的呢？

现在的舆论和乡间评价，都用细微的行为来约束人，细微的行为一旦有亏缺，就好像不能被清议所容忍，至于大节都脱略废弃，却完全不提。大道不明，也到了这种地步吗？

真是可叹啊！

大凡见识，源于道理的排第一，源于气质的排第二，源于世俗的排第三，源于自私的最下等。源于道理的见识，可以建立天地，可以质问鬼神，可以推广到四海，可以通达万世，正大公平，光明简易，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互传授的。源于气质的见识，仁爱的人称之为仁，智慧的人称之为智。刚气多的人表现为贤智、高明；柔气多的人表现为沉潜、谦忍。伯夷、柳下惠、伊尹、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各自阐明了他们所接近的气质本性。

源于世俗的见识，拘泥于传统习旧，不辨是非；安于耳闻目见的常规，就把它作为依据。教导他们则轻视而不接受，攻击他们则牢固不可破；浅薄庸俗、卑劣鄙陋，无法谈论王道。自从秦、汉、唐、宋以来，开创基业或中兴复兴，往往多犯这种毛病。所以礼乐文章，因循陋习、苟且简略；纪纲法度，顺应时势、因时制宜。二帝三王的旨趣未曾尝试，遥远得连梦中都不曾进入，令人流泪的，就是这类人。源于私心的见识，利害荣辱横亘在胸中，是非可否迷惑了本真，援引根据也足以自成一家之说，附会扩充完全足以迷惑众人的耳朵。秦始皇本来是为了游观，却借口巡视四岳；汉武帝本来是为了穷兵黩武，却借口张扬六军。道理本来就有多种歧路，事情有两面，善于辩论的人不能使他们信服，不知情的人都被他们所迷惑。这样的人如果站在旁观者角度，未尝不明理，只是身处局中，便不能排除私心，其流弊发展到危害国家、扰乱正道而毫不顾忌，难道不是大可忧虑、大可恐惧的吗？所以圣贤冒着危险、历经危难，把自己放在中间；制定计议、决断谋略，把自己排除在外，即使见识长短不敢自我肯定，也不损害其大公无私的心。

大凡被外物所战胜的，都是因为内心不足；被邪气所夺取的，都是因为正气不足。

这两者就像拿着秤一样，这边低一分，那边就高一分，没有毫发相让的。

善于追求名声的人，借口来掩盖真心；不善于追求名声的人，没有恶意却承受恶名。

内心与行为之间，不能不加以辨别。这是观察人的人所忽视的。

自从中庸之道不明，人们互相指责就没有尽头。狷介的人指责和易的人为熟软，和易的人指责狷介的人为乖戾；率真的人指责慎密的人为深险，慎密的人指责率真的人为粗疏；精明的人指责浑厚的人为含糊，浑厚的人指责精明的人为苛刻。如果向孔子请教，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公正的判决；孔子，是将千位圣人集于一身，汇聚万种善行于一心，随着事情随时展现，根据人来通权达变，圆融神妙而不滞碍，化育裁断没有尽头。他自己

译（仅）模仿（他人的）行为，是不能用来教导别人的。为什么呢？因为难以用言语传达。看到别人的行为，不能用完备的标准去苛求。等待（时机）呢？因为难以迅速转化（成效）。

译观察一个人的操守，要看他在面临利害关头时的表现；观察一个人的精力，要看他在饥饿疲惫时的状态；观察一个人的度量，要看他在喜怒情绪中的反应；观察一个人的修养，要看他在繁华纷扰中的定力；观察一个人的镇定，要看他在震惊变故时的举止。

人们言语不实的占十分之九，听信言语而轻易相信的占十分之九，听信言语而轻易传播的占十分之九。用轻易相信的心，去听不实的话，再用喜欢传播的口去散布，哪里还分得清伯夷和盗跖呢？于是流传于海内，记载于史册，冤枉的人更加冤枉，侥幸的人更加侥幸。唉！真是难以言说啊。

孔子心法的传承，只有颜回一人，曾子便属于第二等了。

名望过于显赫，并不是大臣的福分；如果平日行为没有过失，别人的议论也不足以成为仇敌。

把聪明用尽的人，其实是极度的昏愚；把木讷用尽的人，其实是极度的智慧。

透彻领悟天地万物的情理，然后才可以与他谈论本性。

僧侣、道士、宦官、乞丐，没有不被允许成为圣贤的。我们穿着儒服戴着儒冠，尚且不像儒者，他们反而能够嘲笑我们，怎么因为他们是异类，就轻视他们呢？

满山都是宝玉，满海都是珍珠，任凭人们随意采撷，并没有禁令、征税或掠夺，却还束手畏缩，甘愿守着艰难，愚蠢也不过如此吧？

告子有很大的力量，无论对错，仅凭一个“不动心”，难道是没有骨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可惜只是没有学问，这就是所说的“他的极限，只是力气罢了”。

千古以来只有一条大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都经由这条路。

这是为官的正途和古道，乞丐和盗跖都有份，都允许他们走，只是人们自己不走罢了。有人说：“必须跟着几位圣人走。”回答说：“各人走各人的路。那几位圣人，走的是谁的路呢？肯实在地走，脚步自然会暗中契合。”

功名之士，功在后而名在前；名望之士，名在后而功在前。夏商周三代以后，真正的功名之士极少。圣人以道德作为功名，贤人以功业作为功名，普通人以富贵作为功名。

建立天下大事功业的人，完全要有大的眼界。眼界大，见识自然不同。

谈论治国之道，数千年来只有唐尧、虞舜、禹、汤、文王、武王，他们的作为自然是不相同的。

东周衰败以后，直到今天，高一点的算是小康，低一点的算是庸俗浅陋。唐尧虞舜时代的光景，百姓做梦也梦不到。开创基业、垂范后世的君臣，必须拥有二帝五臣那样的学术才行。如果用后世的眼界来确立一代的规模，该怎么办呢？

一切人作恶，还可以说过去，唯独读书人不可作恶。读书人作恶，就没有教化的人了。一切人犯法，还可以说过去，唯独做官的人不可犯法。做官的人犯法，就没有禁治的人了。

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穿凿附会，卖弄聪明以扰乱真相的人，多得不可胜数。

无知的人借着信任和好古的名声，来误导天下后世的百姓。如果没有洞见天地万物性情的人出来纠正，迷误何时才有尽头呢？虚心的君子，宁可存疑也可以。

君子掌权时，小人都会表现得像君子，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像君子，那就是真小人；小人掌权时，中等人都会表现得像小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像小人，那就是真君子。

小人也有好事，厌恶那个人，就连他做的事也一并挑剔；君子也有过失，喜欢那个人，就连他的错误也一并掩饰，这都是偏见。

没有欲望容易做到，没有私心很难做到。佛道二家能断绝情欲，却不能没有私心。无私无欲，正是三教区别所在。这其中最需要留心体会，不是拘泥于见闻、章句所能领悟的。

在道理中做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样的；在气质中做人，就会千姿百态。

论修道的高下等级，士人不能超越贤人而成为圣人，超越圣人而成为天。论做学的志向，不分士、圣、贤，就要仰慕天道。

颜渊透彻，曾子敦厚朴实，子思缜密细致，孟子豪爽。

多学而记住，原本是中等以下人才的一种学问。所以孔子自己说多闻，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多见并记住。教导子张多闻而存疑，多见而避开危险。教导人们广泛学习文献。教导颜回用文献来广博自己。但如果没有达到“一贯”的境界，终究不能成就究竟。

所以顿悟和渐修两门，各自依据资质性情。现在的人把“一贯”当作入门的上等天资，自然是顿悟，不是对中等人的期望，这种错误对后学的影响不小。

没有道理的话，不能迷惑世人、欺骗他人。只是他们聪明才辩，附会成一段话说，很有滋味，无知的人欣然跟随，扰乱大道的罪过不小。世间这种话十之六七，既广泛又持久，不是懂道的君子，谁能辨别呢？

细微之处都不容许头发插入，这是智者所凭借的，而思者所蒙昧的。

明道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

明道不落尘埃，多了看佛、老；伊川终是拘泥，少了看庄、列。

迷惑容易醒悟，明白中的迷惑难以清醒。明白中的迷惑是愚昧，迷惑中的明白是智慧。迷惑之人的迷惑，一明白就跳脱出来；明白之人的迷惑，明知而沉溺。明白之人的明白，不能保全自身；迷惑之人的明白，暗中掌握权柄。明白的明白可以与太平共存，明白的迷惑可以与患难共忧。

巢父、许由披阅佛、老、庄、列，只是认准了“我”字真，将天地万物只是用来成就自己。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只是认准了“人”字真，将此身心性命只是用来为天下国家。

听到毁谤不可立刻相信，要

译观察诋毁别人的人与被别人诋毁的人的人品。如果诋毁别人的人贤良，那么被诋毁的人就会受损；如果诋毁别人的人不贤良，那么被诋毁的人反而显得重要。在考察人才的年份，听到一句诋毁的话就像得到了美玉一样珍视，来不及计较这话是从哪里来的，冤枉的人就多了。

译对于普通人，就应当采纳他们的专长；对于贤能的人，就应当期望他们遵循中道。

士人君子高谈阔论，言语细究玄理，都不切实际，紧要之处在于能够适用并济世成事。

所以如今称笨拙迟钝的人为“不中用”，称昏庸无能的人为“不济事”。这虽然是谚语口头语，我常对此感到惭愧，有志同道合的人，何不也致力于此呢？

文雅温顺，仪容端庄，谨守礼节，这是宗庙明堂所适宜的。但如果要赴汤蹈火，枕戈待旦，具备食牛吞象的气概，填海移山的志向，为孝为忠而死，历经千锤百炼，不能专门指望这类人。

不做那些图谋私利的学问，才是真儒。

纵然千万人反对，我也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豪杰。老子那是保全性命的学问。

亲近与疏远产生喜爱与憎恶，喜爱与憎恶产生诋毁与赞誉，诋毁与赞誉产生祸患与福分。这是智者所深深关注，而正直君子所忽略而不顾的。这个题目，考察人品的人不可不知。

精神只能顾及一边，任凭你多么聪明智巧，有严密之处必有疏漏之处。只有平心对待事物，没有丝毫私意的人，该疏该密，一概依据道义，人们自然相互忘却。

读书要看三代以上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学识、气度和作为。汉代的粗浅，便沾染世俗；宋代的局促，便落入迂腐，怎么能看见三代以上的景象呢？

真正的对与错，只有明辨是非的人知道，旁观者不免相信表象而歪曲其内心，何况门外之人，何况千里之外，百年之后呢？那些意想不到的赞誉，苛求完美的诋毁，都源于爱憎。那些产生爱憎的，都源于恩怨。所以公正的历史容易写，可信的历史难写。

有人问：“某公怎么样？”回答说：“可以称为豪杰英雄，不可以称为正直君子。”

问：“某公怎么样？”回答说：“可以称为正直君子，不可以称为通达节操的通儒。”通达节操的通儒，乃是正直君子中的豪杰英雄。

名声与实际如同形与影。没有实际的名声，是造物主所忌讳的，而虚伪矫饰的人贪图它，暗中修养的人避开它。

“赠送葛伯牛羊，亳地百姓前往耕种”，似乎没有这样的事。圣人虽然委婉地教化人，未曾不以诚心正道与邻国交往。夏桀还在位时，葛国并非商汤的属国，何必询问他不招致，就知道他没有牺牲呢？亳地的牛羊，难道可以经常赠送给葛伯吗？葛国难道真的没有牛羊吗？有亳地的民众，自己耕种都来不及，又让他们为葛国耕种，这难道是后世那些市恩好名、沾沾自喜的人所做的事吗？不然的话，葛国虽小，也是先王建立的诸侯国，难道会没有牛羊祭品吗？即使可以供奉而不祭祀，也应当劝谕他。或者报告天子，以明正其罪。何至于赠送牛羊去为他耕种呢？可以不报告天子而灭掉他的国家，难道可以不教导他，自己供应祭品而代他劳苦且耗费吗？不然的话，这是增加他的罪过，而我得以借口。这是霸主假借仁义来满足贪欲的行为。孟子这话，大概也像刘太王好货好色之类的话吧？

汉代以来的儒者有一个大毛病，只是肯定古代否定现代。今人的见识作为不如古人，这是大概情况。至于风气所适宜，形势所变化，礼义所兴起，自有今人精于古人的地方。二帝，是夏代的古代。夏代，是殷代的古代。殷代，是周代的古代。其实制度文为三代不相沿袭，而通达的人都认为是这样。

宋代儒者拘泥于古，更不考察古代的真伪，今世的是非。只如祭祀这一项，古人席地而坐不便于饮食，所以崇尚簠簋笾豆，这些器皿都高。现在祭祀古人使用它们，是顺应当时的情况。子孙祭祀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适宜的，而簠簋笾豆是摆设可以吗？古代埋葬而不堆坟，无法识别，所以不在墓地祭祀。后世父母体魄所藏之处，巍峨的丘壠，现在想要舍弃人子所目睹记忆的，而恭敬几寸的木头可以吗？那么墓祭似乎不可停止。诸如此类很多，都是古人所笑的。假使古人生在今天，举动必定不这样。

儒者只有建功立业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曾完全试验所说的，恐怕试验后纵然没有邪气，实际上成就事功而不狼狈失败的定不多人。

如今讲学不是为了阐明道理，只是为了争胜，字面词语间抓住一点半点错误，就要连篇累牍辩个够。这是什么心肠？讲什么学问？

得到人们不敢不这样的情感容易，得到人们自然的情感难。秦汉以后都是得到人们不敢不这样的情感的。

普通人只在道义中寻找利字，再没有在利中寻找义字。

本性分际、名分不是两回事，尽本性分际的不傲慢名分。召唤他见面，不肯见面；召唤他服役，前往执行役事。如今的讲学者，凌犯名分，自认为高洁。孔子做委吏、乘田何尝不在大夫的庭院折腰屈膝呢？唉！道不明久矣。

考中高等第，做美官，想要愿望满足，这不是了却一生事。只是做人不端正，或者没有可称道的过错，而分毫无补于世，那么高等第美官反而增加我的罪过。而世人却以此自夸，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

隐逸之士只优于贪荣恋势的人，毕竟在行道济时的人之下。君子重视他们，是为了羞辱富贵利达之流。如果高自标榜，轻视朝中官员而自

译所谓清流，孤高自许、独善其身，那就是太平盛世里的罪人。不出仕是不合道义的，天地之间都是儒者应当关切的事，怎么能洁身自好、取悦自己，对天下的治乱置之不理，反而去讥笑尧、舜、稷、契这类人呢？如果天下人都像我这样，我连自身都保不住，更何况还能有这种快乐呢？我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即将在乡野间老去，所以敢这样说。

译古代评论贤良与不肖的人，不是用“幽明”来区分，就是用“枉直”来区分，由此可知，光明通达的人为贤良，隐伏深险的人为不肖。真诚率直爽快的人为贤良，斡旋转折的人为不肖。所以贤良的人如同白日青天，一见就能知道他的心事。不肖的人如同深谷黑夜，穷尽一年也难以测知他的深浅。贤良的人如同疾飞的箭矢、急拉的弓弦，再也没有一点回顾。不肖的人如同弯曲的钩绳，不知有多少机关。所以虞舜的朝廷说“罢黜昏暗者，提拔光明者”，孔子说“举用正直者，废置邪曲者”。观察人所用到的明察，除了这些标准没有别的可取了。

评定大臣的等级大致有六等，上等的是宽厚深沉，远见卓识且能全面照察，在无形中造福，在祸患未发生前就消除它，没有智谋的名声和勇武的功绩，而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赐。其次的是刚毅明达、担当事务，慷慨敢言，爱国如同爱家，忧虑时局如同患病，但不免锋芒太露，得失各半。其次的是恬静顺从时势，行动遵循旧例，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消除。其次的是保持禄位、培养声望，保全自身、巩固宠幸，国家的安危，稍微不放在心上。其次的是贪图功名、开启祸端，依仗宠幸、张扬威势，固执己见、任性妄为，扰乱国家政事。其次的是奸诈阴险、凶恶淫乱，煽动暴虐、肆意施毒，残害善良之人，蛊惑君主的心，断绝国家的命脉，丧失天下人的期望。

极其宽厚、过分恭敬、曲意谨慎的人，在乱世可以保全自身，在治世可以敦厚风俗。如果是开创基业、筹划仓促，肩负天下的重任，协助解决四海的危难，永保百世的安宁，扭转乾坤，安定百姓、丰富物资，自然有一等英雄豪杰，这些人应当被束之高阁。

抛弃自身操守的常规而用圆滑柔软来骗取世俗的赞誉，忘记国家远大的祸患而用宽厚来谋取私恩，巧妙追求别人未见到的利益，善于躲避别人未认识到的祸害，让自己处于百祸不侵的地位，事情成功我就有功，事情失败我就无过，这是智巧之士，国家能依靠他们什么呢！

推卸罪责、掠夺功劳，这是小人的行为。掩盖罪责、夸耀功劳，这是众人的行为。让出美名、归功他人，这是君子的行为。分担怨恨、共同承担过错，这是盛德的行为。

士人君子立身难，难在不随便；见识难，难在不庸俗。

十分见识的人对九分见识的人说，尚且不能领悟，何况愚笨与智慧相差何止一倍。如果一旦不合心意就发怒而抛弃对方，那么皋陶、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类人就被抛弃得多了。可贵的是有见识且居于上位的人，正是因为他们能对待没有见识的人，顺着他们微小的长处而善于使用他们。

大凡与人情不相近的，即使行为能力卓越，也是道的祸害。圣人的道，就是人情罢了。

用山林隐士安乐懒散的心态做官，没有不荒废懈怠的。用在家经营产业的心态做官，没有不贪婪鄙陋的。

坚守先王的大原则，不为苟且之人开辟途径，这是儒者的操守和志趣。宣扬先王的道并遍布于宇宙，这是儒者的事业和功绩。

士人君子必须有夏商周三代以前的一副见识，然后才可以进退当今，权衡道法，可以成就济世的事业，可以建立不世之功。

矫激的人比卑劣平庸的人高出一等，他们害道的程度是一样的。吴国的季札、陈国的仲子、时苗、郭巨之类就是这样。君子矫正世俗只到恰好处就停止，矫正弯曲只是追求正直，如果过于正直，那么他就是左边的弯曲而我就是右边的弯曲。所以圣贤如同秤杆，处理事情与事情的高低相称，分毫不得有高下，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中正至正所在，然后才不违背道。

弯曲如同炼铁钩，笔直如同脱弓弦，不寻求封侯显贵，为何死在道边。雅士没有奇特的名声，幽人断绝隐恶。

题汤阴庙末联：千古形销骨已朽，丹心犹自血鲜鲜。

寄给知己说：道高毁自来，名重身难隐。

治道

朝廷之上，以培养正气为先；四海之内，以培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没有抑郁之言，那么正气就培养了；能使群黎百姓没有腹诽之语，那么元气就巩固了。这是万世帝王保全天下的要道。

六合之内，有一事一物相互凌夺假借，而不各自居于正位，就不能成为清明的世界；有匹夫匹妇冤抑愤懑，而不能得到分愿，就不能成为公平的世界。

天下万事万物都要追求实用。实用，是与我的身心有关损益的东西。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玩赏的，都不是实用，愚者甚至丧失实用去追求无用。可悲啊！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必须先彻底革除靡费文饰，而严厉诛杀淫巧。

当权者如果只拿着簿册，寻找旧例，遵循弊规，只用积年的书吏也就够了。

兴利不要过于急切，要左顾右盼；革弊不要过于仓促，要长虑却顾。

如果可以用柔和的道理处理，就不必刚直；如果可以用无为处理，就不必多事。

经世济民之士，一担任言官就提出建议，这是上等人，与缄默保位的人相差很远，只是治理不如古时。如果不是前人议论不精，就是今人推行不力。试着查阅旧读，今日我所言，前人曾说过吗？如果只用一篇文章了事，虽然文书如山，只是纸笔作孽障，架阁上增添老鼠食物罢了。士人君子提出建议，难道想让文章流传世代吗？希望谏言实行而百姓受到福泽。如今诏令刊布遏止中外，而民间疾苦依然如故，应当寻求其原因。原因在于实政不行而虚文搪塞罢了。

译核查不力，罪责将归咎于谁？

治理政事的原则，以不骚扰百姓为安定，以不索取为给予，以不损害为利益，以无为而治来振兴衰败、革除弊端。

译治理国家自有其根本的大原则。大原则一旦确立，那么即使小节有所抵触，也应当另作张弛调整，以弥补大原则中尚未完备之处，不可轻易改变方向。譬如对待百姓贵在施恩，这是大原则；即使有顽固凶暴、不可教化的人，用重刑惩治他们，而对待百姓的大原则并不改变。对待士人贵在讲礼，这是大原则；即使有放纵无度、不守规矩的人，严厉整治他们，而对待士人的大原则并不改变。起初过于宽纵，已经助长了士人和百姓的恶习；最终过于严酷，又波及了士人和百姓中的良善之人，这不是好的政治，是因为没有确立大原则的缘故。

治理国家首先要以扶持社会教化为主。在上位者的一举一动，社会教化的兴盛或衰败、风俗的美好或恶劣都系于其中。如果不顾大原则如何，而固执于一时的偏见，虽然某件事未必做得不对，但对风化造成的伤害却很大，这叫做扰乱常道的政治。先王对此非常谨慎。

人情中容易忽视的，没有比“渐变”更甚的；天下之大可畏惧的，没有比“渐变”更甚的。渐变刚开始时，即使是君子也不把它放在心上。有人说要防范它，即使是君子也认为这是迂腐。不知道那种极其严重、不可挽回的局势，天地和圣人也无可奈何，它的由来正是渐变。

周王室与郑国互相交换人质，如果突然发生，天子即使非常懦弱，也一定会有愤怒之心；诸侯即使极其豪横，怎敢产生这种念头？等到积渐形成，其流弊不知不觉，至此便觉得千里之远如同一步之遥，前一步看后一步觉得很近。千里之远，是由一步步积累而成的。因此，突然的变化让举世震惊，渐变让圣人独自恐惧。用光明来烛照它，用坚定来坚守它，毫发之间都不假借宽容，这就是谨慎对待渐变的方法。

君子对于风俗，坚守先王的礼制而崇尚节俭，不随意开启事端以留下可以滋长的渐变。因此，漆器不发展到金玉，雕刻就不停止；礼服不普及到平民，锦绣装饰墙壁房屋就不停止。百姓贫困、盗贼兴起也不顾，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因此君子谨慎对待事端，不打开人情的缺口而放纵小人无厌的欲望。

颁布法令，凡是用来昭示天下万世的，最不可草率，草率则执行时必有阻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则执行者得以玩弄文字；最不可疏漏，疏漏则出于我法令之外的事物没有依据，执行者得以专断擅行。

奠定基业、树立准则，是千年的计划；改变方向、另辟蹊径，是百年的计划；兴办废弛、修补弊病，是十年的计划；粉饰表面、涂饰颜色，是一时的计划。因循苟且，势必逐渐衰败。助长波澜、颠覆倾覆，反而助长祸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可以审慎明白了。

气运害怕满盈，所以天下的形势不可让它满盈。已经满盈的形势，就应当让它减损。因此，不可预测的祸患，一朝的愤怒，不是眼前的积累，而是形成于形势满盈。形势满盈，不可不自我减损。捧着满杯的人，慢慢走不如稍微倒出一些。

微小的偏差要纠正，严重的偏差要顺从。顺从微小的偏差会导致严重，纠正严重的偏差反而更严重，天地万物、气化人事，没有不是这样的。因此，纠正微小的偏差、顺从严重的偏差，都是为了禁止它。这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原因。

圣人治理天下，常使天下人的精神奋发，意念收敛。奋发则万民不抛弃事业，兵力和粮食充足，义气充沛，平时可以勤勉治国，有事可以牺牲生命。收敛则万民没有邪行，重视身家名誉，修身检点。世道太平则礼法容易推行，国家衰败则奸盗不起。后世的百姓怠惰放肆太严重了。臣民怠惰放肆，是明主的忧患。

能使天下人服从的，只有神妙、德行、恩惠、威严。神妙则无言无为，而奇妙地响应如回声。德行则共同尊崇亲近，而归附自然一致。恩惠则百姓利于其利，威严则百姓畏惧其法。不是这样，就没有动员众人的方法了。

只有不容己的真心，自然有不可改变的良法。那些处理不当的，一定是思考不精深的。那些思考不精深的，一定是心意不恳切的。因此有纯王的心，才有纯王的政治。

《关雎》是和平的心，《麟趾》是仁厚的德。只将和平仁厚的念头用于行政，则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的法度以虚文推行，岂但无益，而且会害民。

民胞物与是张载，胸中合下有这段着痛着痒，心才说出此等语。不然，只是做戏的一种，虽是学哭学笑，有甚悲喜？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二帝三王亲亲、仁民、爱物，不是向人学得来，亦不是见得道理当如此。曰亲、曰仁、曰爱，看是何等心肠，只是这点念头恳切殷浓，至诚恻怛，譬之慈母爱子，由不得自家。所以有许多生息爱养之政。悲夫！可为痛哭也己。

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个个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协宜。这是本然职分。遂了这个心，才得畅然一霎欢，安然一觉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贴，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为一郡邑长，一郡邑皆待命于我者也；为一国君，一国皆待命于我者也；为天下主，天下皆待命于我者也。

无以答其望，何以称此职？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图，惟之不暇，而暇于安富尊荣

译那些俸禄供养、身家妻儿的谋划，一旦不能顺心，就放纵淫邪、发泄愤怒吗？既然把百姓的托付交给你，难道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吗？试着反过来思考，就应当惭愧得流汗。

译王法向上秉承天道，向下体察人情，追求的是中正至公，不容许有一丝一毫偏重或偏轻的制度。执行法律的人，必须大公无私，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故意出入法度的心思，这样才符合天道。君臣依据天道来执行法律，然后百姓才能依据天道相互安处。

人情是天下古今所共有的，圣人担心人们放纵，特意设立中庸之道来防范，所以百姓容易顺从。有扰乱正道的人，顺势加以矫枉过正，做天下古今难以做到的事，以此博取高名，没有见识的人一起感到惊异，推崇奖赏他，以此引导天下，不知道凡是与常理人情不相近的，都是道的祸害。所以制定法律不可过于激烈，制定礼仪不可过于严苛，要求别人不可过于苛刻，这样才可以共同归于正道。不然，这就是驱使他们背离正道。

振兴懈怠、兴办废弛，使用重典；惩治奸邪、制止动乱，使用重典；统一众人、摧抑强暴，使用重典。

民情有五种，都产生于便利。见到利益就趋附，见到美色就喜爱，见到饮食就贪婪，见到安逸就靠近，见到愚弱就欺侮，都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因为有利，所以手段不期求精巧而自然精巧；因为有利，所以奸邪不期求众多而自然众多。君子固然知道这难以禁止，于是用道德来柔化，用教化来诱导，用礼仪来禁止，用法律来惩罚，整天与便利作对，却终究不能使其衰止。禁止人们所便利的，与强迫人们做不便利的事，其困难是一样的。所以圣人治理百姓如同治理水，不能使水不向下流，只能分流它使其不泛滥而已。修筑堤防使其不决口，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

尧、舜没有没有弊端的法律，而是依靠没有弊端的自身，任用补救弊端的人来完善天下的治理，如此罢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法律有九种利益，不能保证没有一种害处；法律有初始的利益，不能保证最终没有弊端。嫉才妒能的人，懒惰身体、巧言令色的士人，抓住那一种害处和最终弊端来讥笑它。谋划国事不切实、考虑事情不深远的人，跟着附和。不说天下本来无事，安于常规、沿袭旧制有什么妨碍，就是说时势本来难办，好动喜事有什么好处。直到大坏极弊，瓦解土崩，然后把它归结为天命。唉！

国家养育士人是为了什么呢？士人君子委身事君是为了什么呢？儒者把宇宙当作分内之事是为了什么呢？

官职多设且频繁更换，事情多议且屡次变更，百姓的灾祸不知尽头在哪里。古人谨慎选择人才并长久任用，谨慎确立政令并长久执行。一年是这样，百千年也是这样。不更换朝代不改变政令，不出现弊端不更改法律。所以百官守法一致，不敢自作聪明擅自更改；百姓耳目一致，不至于扰乱听闻而违背政令。日积月累，无不遵循上级的纲纪法度来修养自身，习得上级的政教号令来形成风俗。好比寒暑不变，而从事劳作的人年年有所遵循；道路不变，而往来的人年年知道远近。多么安定宁静！多么经常不变！多么相互安处！多么容易施行！多么节省劳力费用！

有人说：“法律长久就会产生弊端，怎么办？”回答说：“探求立法本来的意图，补救偏颇、弥补弊端罢了。善于治病的人，去除疾病而不更换五脏，治疗本脏而不波及四脏；善于修补的人，缝合破口而不剪掉其余完好的部分，洗去污垢而不改变原有的制度。

圣明之世，情、礼、法三者不相违背。末世，情欲胜过就夺取法的地位，法度胜过就夺取礼的地位。

商汤、周武王的诰誓，是尧、舜所悲叹的，是夏桀、商纣所嘲笑的。这难道不是向百姓显示诚信，表白自己的心迹吗？尧、舜说：何必喋喋不休！向百姓显示，百姓不忍心不听从。夏桀、商纣说：何必喋喋不休！向百姓显示，百姓不敢不听从。观看《尚书》中的诰誓，就知道王道衰微了。世道到了商汤、周武王，其势必然走向夏桀、商纣，又必然走向秦、项、莽、操。所以维持世道的人，不能不忧虑其流弊。

圣人能够使用天下，然后天下乐于为他所用。圣人用心来使用，天下用形体来使用。用心使用，就是无用的。众人使用所依赖的，就是有用的。如果与天下竞争智勇、较量聪明，就穷尽了。

后世没有人才，病根只是学业政教不修。现在把它当作万分不急的事务，才刚提起这个题目，就让人笑倒。官员没有良善，国家不享受其福，百姓反而遭受其祸。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

圣人感动人心的功效，在患难之处更加显著。因为圣人平日仁爱浸润、义理磨砺，深思厚泽，已经化入人心。等到面临危难仓促之际，哪里有空闲思考谋划，拿出现成的念头来，就足以捐躯赴义。不是说我要以此成名，我要以此报君。他们本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却迫切到如此地步。其次捐躯而志在图报。其次容易感动但最终困难。其次用厚赏来激发其感动。唉！到了这种地步，上下之间的交往就淡薄了，相互信任的志向就瓦解了。唉！先王为什么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忠诚呢？

圣人在上位，能使天下万物各自安守其应当所处的位置，而没有凌驾、掠夺、假借的祸患，这就叫做各安其分，而天地各得其位；能使天地万物各自顺遂其共同的情感，而没有抑郁、倔强的状态，这就叫做各得其愿，而万物得以养育。

民情已经泛滥，裁抑它就很困难。裁抑泛滥如同割除并指和赘疣，人们非常难以忍受。所以裁抑它要让百姓能够承受，只有循序渐进罢了。安静而不震动激越，这是裁抑泛滥的方法。

所以圣王在上位，谨慎对待导致泛滥的原因，不滋生民情。礼

译用道义来驯导百姓，用法度来防范百姓，不让他们暗中滋生祸患或突然爆发叛乱，这就是谨慎防止民怨泛滥的方法。这两者是帝王调节民情的重要关键，天下的安定与动乱往往必然由此决定。

译开创基业的君主，在海内百姓瞩目倾听之时，施行一切雷厉风行的法令。

所以当时政令推行如流水般顺畅，百姓响应如回声般迅速。太平日子久了，法度变得疏漏宽泛，人心散漫而不收敛，懒惰而不振作，愚顽而不醒悟。就像熟睡的人，叫喊百遍也听不见；疲倦的身体，双腿像跛了一样，只有被盗贼追赶、被水火逼迫，才可能猛然惊醒而急速奔跑。因此现在的诏令被搁置废弛，政事衰败萎靡，呈报上来的意见纷纷杂杂，中伤他人的奏章接连不断，而听政的人却像没听见一样，只是徒增文书发布的辛劳和纸墨的耗费罢了。即使杀掉其中特别恶劣的一两个人来示众号召，也不知道能否让人肃然改容、认真听命。而那些迂腐的儒生，还说应该崇尚宽厚，不要做得激烈急切。唉！养成天下的祸患，比天下的弊病更严重的，一定是这种人。所以东西脏了就要洗涤，太脏了就要更换；房屋倾斜就要支撑，太倾斜了就要重建。中兴的君主，考核名实，整顿纲纪，应当与开创基业的君主同等严格才可以。

先王治理政事，全在于人心上下功夫。体察人心，在于自己内心上下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先王从自己内心去体察他人，从而赢得民心，天下得以治理。

天下的思想，没有比“只要差不多就行”更大的弊病了。养成颓废萎靡、不再振作的习气，形成危急严重、不可挽回的局面，都是“只要差不多”这三个字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自身，勤勉努力不停息；治理百姓，鼓舞激励不知疲倦。不因为无事可做就废弃常规，不因为没有危害就忽视小过失。这不是多事，也不是喜好劳苦，实在是知道天下的事情，担忧尚未发生的忧患的人还很多；那些对可能发生的悔恨、过度的忧虑，往往还来不及弥补；那些在开始时谨慎谋划的人，不免有后来懈怠的祸患。

天下的祸患，一半是由于怠慢疏忽造成的，一半是由于激愤逼迫造成的。只有圣人能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在祸患已经显露时平息它。这就叫做知道细微和显著的道理。知道细微的人不动声色，关键在于能察觉苗头；知道显著的人不激起怒涛，关键在于能审时度势。唉！如果不是圣人的智慧，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精神振奋，那么百事都会兴盛；肢体懈怠松弛，那么百事都会废弛。圣人治理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气，务必使天下的人像含着露水的早晨的树叶，不希望像久旱中午的禾苗。

现在虽然不需要掀翻天地、惊骇世俗，但也必须彻底清洗乾坤，焕然一新。

没有治理得好的人，那么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反而会成为祸害百姓的东西；有治理得好的人，那么不良的习气和陋规都能成为善政。所以有文武之政，必须等待文武之君臣。不然的话，青萍和结绿，不是不好的剑；乌号和繁弱，不是不好的弓矢，使用的人不对，反而资助了敌人。

我观察放赈、均田、减价卖粮、核查灾荒、乡约、保甲、社仓、官牛这八项政事而感到伤心。不贤能的官吏放任自流，罪过已经够多了。

振兴必须兴起风雷般的效益，惩戒必须发扬刚健的才干，不这样，海内就大可忧虑了。

一次呼吸之间，四肢百骸没有不到的地方；一次痛痒之间，手足心知没有不通的地方，这是一身的缘故。不用说人活着，即使偶尔提起一根线而全身都动了，这是一脉相通的缘故。太守县令，是一郡县的线；监司，是一省路的线；君主宰相，是天下的线。心知所及，四海没有不精神焕发的；政令所加，万姓没有不鼓舞奋发的，为什么呢？因为提起了那根线。如果一身有痛痒却不知道，那就是痴迷的心了；手足不顾，那就是痿痹的手足了。三代以来，上下不相连属已经很久了。这是人各有一身，家各有一情，生死喜乐悲哀不相感应，罪过不在下面的人。

百姓怀着敢怒不敢言的心，畏惧不敢触犯的法律，等待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众心已经离散，而上面的人还放纵暴虐来加剧它，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所以英明的君主推己及人，怀着同样的心意，不依赖顺从自己的人的表现，而想要得到不怨恨自己的人的心。体察他们的意愿而不忍心违背，知道百姓的心意不完全表现在声色上，还有隐藏而难以知晓的地方。这就是因为结下了深厚的恩情，而子孙最终必然依赖它。

圣明的君主在上，只留下一种天理、人伦、常道，其余的小道、曲说、异端、邪说坚决铲除，不留残余。使天下的人耳目一新、洗心革面，对于一切乱政的手段，如同重生，如同梦醒，好像从未见闻。然后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然后才是纯王的治理。

治理天下没有比没有虚伪更重要的，教化百姓只是不争。

即使是权奸当权，也用几个好人做公道，也行几件好事收买人心。继任者想要纠正前人来自我标榜，所用的人全部罢免，所行的政事全部更改，小人奉承以求进身，又从而巧言附和，把好的法律全部改回旧的弊规。这个念头是为了国家百姓吗？是为了自己吗？如果说为了国家百姓，见识已经自己聋瞎了；如果是为了自己，这种举动是二帝三王所不赦免的，还说什么事业？

至人无奇名，太平无奇事，为什么呢？皇天赐予这个极致，百姓归顺这个极致，道德统一，风俗相同，有什么奇特的呢？

形势有时而穷尽。秦始皇以天下全盛的威力，受制于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呢？

普通人，是天子所依赖以形成威势的人。

译自己倾覆了权势，反而被权势所倾覆，所以英明的君王不依赖宫廷内部的防御，而是把天下当作屏障。德行所感化的地方，四海之内都是心腹之臣；怨恨所聚集的地方，枕席之间都是身边的祸患。所以帝王虐待百姓就是虐待自己，爱护百姓就是爱护自己。前车之覆满在眼前，驾车的人却一个接一个地跟上去，真是令人悲痛啊！

译如今天下的人，好比骄纵的孩子，不敢让他们受点热气，稍微冒犯就勃然大怒；官员稍微加以考核，就说苛刻；学校稍微严明纪律，就说缺乏恩惠；军队稍微加以约束，就说凌虐；地方官稍微加以纠正，就说践踏。现在纵然不敢承担怨恨，却废弃公法来收买人心，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如今天下的事，好比破败的房屋，轻轻推扶，就惊讶得咋舌。现在纵然不敢进行改革，却拆毁它来助长败坏，难道不可以停止吗？

公与私这两个字，是宇宙中人鬼的分界线。如果从朝廷到民间，只把持住“公”字，自然就会天清地宁，政治清明诉讼平息；只要有一个“私”字，就会搅得天下不得安宁。

王道感动人的地方，只在于用我真诚悲悯的心，体察他们细微必然的情感。

因此不奖赏也能劝勉，不激励也能奋发，说一句话就能使人效死，是因为真诚啊。

君主，是天下人依靠他来欢喜或忧愁的。一个念头懈怠荒废，四海就必有废弛的事情；一个念头放纵逸乐，四海就必有不得其所的百姓。所以常常一天之中，多次为四海操心，而天下还有君门万里之远的感叹。如果不考察众情的向背，只放纵自己的欲望，唉！可怕啊。

天下的存亡系于两个字，叫天命。天下的去留系于两个字，叫人心。

耐烦就能成为三王，不耐烦就成为五霸。

一人忧愁，天下就快乐；一人快乐，天下就忧愁。

圣人把天下联成一个身体，把天下运化于一心。现在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是我的身体，痛痒的细微，没有不察觉的，没有不顾及的。四海的痛痒，难道帝王可以忽视吗？手指上一个如粟米大的疔疮，可以致人死亡。国家的存亡不在耳目听到看到的时候，听到看到时就来不及了。这是从利害方面说的。如果身体麻木不仁，那就不是我，也不是身体了。君主，是天下人的君主。天下，是君主的天下。如果血气不相通，心意不相及，难道是天设立君主的本意吗？

没有满足的欲望，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不平之气，是祸乱形成的缘由。这都是有国者所恐惧的。

运用威严执行法令，应当有三种预备，一是上下情通，二是惠爱素孚，三是公道难容。这样即使处死犯人，人们也没有怨恨。

第一要爱护百姓。朝廷把百姓像赤子一样托付给官员，而士民把官员像父母一样称呼。

试看父母对待赤子是什么情怀，就知道治理百姓的道理。即使是愚顽难化的人，也必须耐心慢慢驯服。王者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施行仁政，揣度我自己有没有片刻之间教化感化的手段？怎么能对积习难改的恶人，就让他们顺从，一次教化不从，就赫然发怒呢？这是做官的第一条戒律。有一种不可驯化的百姓，有一种不教而杀的罪行。这不过是万分之一罢了，不可以作为治理天下的常法。

天下对圣人的期望，只是一个“安”字。圣人用来安定天下的，只是一个“平”字。平就安，不平就不安了。

军队要他们轻生，百姓要他们重生。不轻生不能平定祸乱，不重生容易作乱。

太古时代，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时代上下寻求相互信任。后世上下寻求相互战胜：上面用法度战胜下面，下面用欺骗来逃避法度；下面用权术战胜上面，上面用智慧来防备权术。用这种方法想要求得治理，怎么可能呢？想要恢复古道，不如一味等待至诚。至诚所不能做到的，用法度来辅助，或许不死的人心，还可以恢复三代的旧貌吗？

治理之道崇尚阳刚，用兵之道崇尚阴柔；治理之道崇尚方正，用兵之道崇尚圆滑。治理之道是只说不做，说了必做；用兵之道是只说不做，做了必竟。简明通达的，是治理的用法。有说了不必做的，有说了即做的，有做了之后才说的，有做了竟不说的，有做了并非所说的。融通变化，信我疑彼的，是用兵的用法。两者混杂施行，很少有不失败的。

任人不任法，这只有在尧舜在上，五臣在下的时候才可以。不是这样而任人，没有不乱的。二帝三王不是不知道通变宜民、达权宜事是好的，认为我常驾驭天下，那么我自身就是法，为什么要法呢？只有后世庸君具臣不能兴道致治，暴君邪臣敢于恣恶肆奸，所以大纲细目都记载陈列，用来防范检点，用来诏示。固然知道今天的统一规定，必定有不便于后世推行的，认为圣子神孙自然能师法其意，而善于运用无穷，而且尤其足以补救我的法度所不及的，庸君具臣共同遵守而不敢改变，也不失为半得。暴君邪臣即使想要变乱，但奔髦之臣也必定有所顾忌，而法家拂士也能执持祖宗的成宪，来匡正他们的恶行，而不苟且顺从，暴君邪臣也畏惧他们义正事核，而不敢轻易放肆，那么法度不可废弃就明白了。

善于使用威严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使用恩惠的人不随意施予。

居上位者的祸患，没有比奖赏无功、赦免有罪更大的；尤其没有比有功不赏、惩罚无罪更大的。所以王者任用功罪，不任用喜怒；任用是非，不任用毁誉。

所以平定天下的

译（要）顺应人情，而防止其发生变故。这是拥有国家者的重大警戒。

事情有知道应当改变却不得不沿袭旧例的，只要善于补救就可以了；人有知道应当退让却不得不任用的，只要善于驾驭就可以了。

译下情能够通达于上，就像婴儿对慈母那样，没有细微之处不能传达；上德能够惠及于下，就像流水对于缝隙那样，没有细微之处不能渗入。像这样而天下却混乱灭亡的，从来没有过。所以，堵塞蒙蔽的奸邪，是亡国的首要罪过。

不齐，是天的规律，是数的自然。所以万物生于不齐，而死于齐。而世上那些任性厌事的人，却想要一切齐同，这是更加加剧了不齐。如果不齐其不齐，就简单而易于治理；如果齐其不齐，就混乱而多端。

宇宙有三纲，智巧的人不能逃避。一是王法，二是天理，三是公论。

可畏啊！

《诗经》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又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观察《诗经》而知道为政的道理了。

已经成就德行，却诵读他童年时的小过失；已经成就功业，却嘲笑他往日偶尔的失败，都是刻薄的见解。君子不这样做。

任用即使是最愚拙的人，必定有一般可用的地方，在于善于使用的人罢了。

公论，不是说众口一词。满朝都是错的，而一人是对的，那么公论在一人。

为政的人，不是说能够实行就实行，是从可行才实行。有能够实行的形势，却昧于可行的道理，这是用地位来助长他的恶。君子称之为贼。

使用众人的方法，不分职守，就分日月，然后有所责成而上不劳，无所推委而下不奸。混呼杂命，概怒偏劳，这不可以使用二人，何况众人呢？勤者苦，惰者逸，讷者冤，辩者欺，贪者饱，廉者饥，这样的人，即使为人下尚且不能，而让他为人上，可叹啊！

世教不明，风俗不美，只是策励士大夫。

治病要择良医，安民要择良吏。良吏不患无人，在选择有法，而激劝有道罢了。

孔子在鲁，是中大夫罢了，下大夫的僚侪，而尚且侃侃。现在监司见属吏，煦煦沾沾，温之以儿女子之情，才正体统，辄曰示人以难堪，才尚综核，则曰待人以苛刻。上务以长厚悦下官心，以树他日之桃李；下务以弥文涂上官耳，以了今日之簿书。

吏治安得修举？民生安得辑宁？忧时者，伤心恸之。

据册点选，据俸升官，据单进退，据本题覆，持至公无私之心，守画一不二之法，这是守常的吏部。选人严于所用，迁官定于所宜，进退则出精识于抚按之外，题覆则持定见于科道之中，这是有数的吏部。外而与士民同好恶，内而与君相争是非。铨注为地方，不为其人去留；为其人，不为其出身与所恃品材官。

如辨白黑，果黜陟，不论久新。任宇宙于一肩，等富贵于土苴。

庶几哉其称职矣。呜呼！非大丈夫孰足以语此？乃若用一人则注听宰执口脗，退一人则凝视相公眉睫，借公名以济私，实结士口而灰民心，背公市誉、负国殖身。是人也，吾不忍道之。

藏人为君守财，吏为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窃藏以营私，谓之盗。吏以法市恩，不曰盗乎？卖公法以酬私德，剥民财以树厚交，恬然以为当然，可叹哉！若吾身家，慨以许人，则吾专之矣。

弭盗之末务，莫如保甲；弭盗之本务，莫如教养。故斗米十钱，夜户不闭，足食之效也。守遗待主，始于盗牛，教化之功也。夫盗，辱名也。死，重法也。而人犹为之，此其罪岂独在民哉？而惟城池是恃，关键是严，巡缉是密，可笑也已。

整顿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作自家神气。而今提纲挚领之人，奄奄气不足以息，如何教海内不软手折脚、零骨懈髓底！

事有大于劳民伤财者，虽劳民伤财亦所不顾。事有不关利国安民者，虽不劳民伤财亦不可为。

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万政举；百姓不足，万政废。

孔子告子贡以足食，告冉有以富之。孟子告梁王以养生、送死、无憾，告齐王以制田里、教树畜。尧、舜告此无良法矣。哀哉！

百姓只干正经事，不怕衣食不丰足。君臣只干正经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试问百司庶府所职者何官？终日所干者何事？

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法至于平静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圣人之公也。

恕者，圣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伤天地之和多矣。

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无巧术；除却久道，再无顿法。

礼之有

译这是次序的道理，就像厅堂有台阶，使人不能突然越级冒犯。所以等级制度不妨过于繁琐。台阶有层级，即使脚力快的人也不能大步跨越；礼制有等级，即使傲慢的人也不敢逾越节度。

译人才的邪正，是由世道决定的。世道的污浊或清明，是由君主和宰相决定的。做君主的人何尝不耗费富贵呢？用正道来赋予人富贵，那么小人都会转化为君子；用邪道来赋予人富贵，那么君子都会转化为小人。

放眼所见，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不含有淫靡巧诈。这种淫靡巧诈消耗了世上多少天然生成的财货，耽误了世上多少创造财富的工夫，如果不惩治淫靡巧诈，却想谈论理财，那都是苟且敷衍的言论。

天地的财货，要看它的来源，又要看它的归宿。来源方面要丰盛要滋养，归宿方面要简约要节制。

把三代以来的陋习坏规彻底清洗并加以改变，恢复三代以上一半的古风古意，

这也是一种宰相的功业。如果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都是迂腐儒生的做法；修补倾塌的房屋、追逐颓败的潮流，都是庸俗官吏的做法，这对百姓有什么补益呢？唉！这话只能和有见识的人说。

抵御外敌的方法，上策是用道德教化使人心信服，其次是讲究信义修好和睦，其次是远距离驾驭长驱直入，其次是坚守壁垒清除田野，其次是暗中运用智谋，其次是正面交锋作战，下策是打开关口进行贸易，更下策是进献财物和亲结好。

治理政事的方法，第一是要用道德感化使人诚心信服，第二是要令行禁止。命令不能执行，禁令不能制止，就和没有官员没有政事一样，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一个乡，何况治理天下呢！

防止奸邪的方法，终究比得上制造奸邪的人要疏漏。那些制造奸邪的人，笨拙的则弄虚作假以逃避防范，巧妙的则利用法律来产生弊端，不但不能去除祸害，反而增加了祸害。那些制造奸邪的人有十个，而触犯法律的只有一个。又减轻他们的罪责以作为对未犯法者的劝诫，法律怎么能执行呢？所以执行法律不严格，还不如没有法律。

世道有三项责任：责备权贵，责备贤者，责备败坏纲常扰乱纪纲最严重的人。这三项责任落实了，世道就可以挽回。权贵掌握着风俗教化的权力，却首先败坏它来为平民百姓做榜样，那么平民百姓没有不效仿的。贤者通晓风俗教化的道理，却自己败坏它来为不肖之人做榜样，那么不肖之人没有不效仿的。责备这两类人，这叫治理根本。风俗教化已经败坏，杀之不尽，所以选择其中最严重的人来警示天下，这叫治理末节。根本和末节兼治，不出三年，四海内的景象自然不同。如今权贵、贤者成为败坏教化风俗的大害，却用体面宽纵来对待他们，稍微严格一点就说苛刻伤害了士大夫的体面，不知道二帝三王曾有这种说法吗？世教衰微，人心昏醉，不知道这种见识是从哪里来的？所谓淫邪之徒结党营私，互相庇护，以掩盖他们的短处，从而使道义和法律都受到损害。天下怎么会不败坏且混乱呢？

印刷书籍首先要印板真实，制作陶器首先要模子好。用邪恶的官员举荐邪恶的官员，用庸俗的士人选取庸俗的士人，国家想要治理好，可能吗？

不浪费钱财，不伤害百姓，只是不施行暴虐罢了。如果设置官员只考虑施行暴虐，不设置官员又有谁来施行暴虐呢？正是为了让家家富足人人丰足，风俗改变，兴利除害，转危为安罢了。如果设置廉洁清静欲望少的官员，对百姓分毫无损，但万事废弛，对百姓分毫无益，也逃不掉“尸位素餐”这四个字。

天地之所以取信于万物，圣人之所以安定天下，只是一个“常”字。常，是帝王用来安定民心的。常一定，那么快乐的人以快乐为常，不知道恩德；痛苦的人以痛苦为常，不知道怨恨。如果认为理所当然，只有趋利避害而没有恩仇，除非有大奸臣凶恶，否则不敢轻易产生厌足的希望，忿恨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于常的缘故。

所以常不至于大坏极敝，只适宜调节适应，不可轻易改变，一变则人人产生非分的希望。

心，一旦产生非分的希望，大家就伸长脖子流口水，产生怨恨引起纷争，几年都不能安定。因此圣人只是谨慎地保持常道，不敢轻易改变；如果不得已，暗中改变，不敢公开改变；公正地改变，不敢私下改变；部分改变，不敢全部改变。

纪纲法度，整齐严密，政教号令，委曲周详，原本是实践躬行，期望有实用，得到实效。如今贪婪暴虐的人喜好法律，昏庸懒惰的人废弃法律，延及今天万事都是虚文，更严重的是迷失了制作的本来意图而不知道，于是想要连同它的形式一起去掉。如今文如学校，武如教场，书声军容，并非不可观可听，将这两条途径培养出来的人用起来，令人哀伤愤懑欲死。推而广之万事，没有不是这样的。哪里用得着缙绅簪缨塞破世间呢？

安内攘外的策略，必须责成将吏。将吏不得其人，军民且不得其所，还问什么夷狄？是将吏，培养不好则责成文武两所学校，使用不好则责成吏兵两尚书。有人说：“培养有方法吗？”回答说：“何必担心没有方法？

儒学的大坏极矣，不到十年不足以期望成材。武学的不行久矣，不到十年不足以寻求名声。将至于在未用之前遴选，在方用之际条责，在既用之后综核，在效不效之时黜陟，尽有良法可以迅速达到，而立有验者。

而今举世有一大迷，自秦汉以来，无人悟得。官高权重，原是投大遗艰。譬如百钧重担，须寻乌获来担；连云大厦，须用大木为柱。乃朝廷求贤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思，假之权势以荣人也。今也崇阶重地，用者以为荣，人重以予其所

译喜爱亲近的人，却对疏远的人吝啬，不论他们是否贤能。被任用的人以此为荣耀，自己没得到时，就望眼欲穿、垂涎欲滴地去求取于人；得到之后，就粉身碎骨以报答恩德，不计较自己能否胜任。

译旁观者不讨论官职是否称职，人才是否适宜，而是以资历浅薄为由议论骤然升迁，以等级卑微为由议论冒进，这都是把官职看作富贵的东西，却不知富贵究竟有何用处？究竟是朝廷为天下寻求人才呢？还是君主宰相为士人挑选官职呢？这三类人，都是可怜之人。末世出生的人，他们的见识本来就是这样可笑！

汉朝始兴郡太守某人，统领州兵，常常在操练期间免除两个月操练，继任者取消操练，再继任者在常规供给之外，冬天每人加发五钱酒银，再继任者每人加发五钱肉银，再继任者每人加发一两花布银。仓库不足，就搜刮税收来供给，仍然不足，就按亩加赋来供给。士兵并不感激恩德，而百姓的怨恨又随之而来，继任者说：“增加我做不到，减少我不敢。”竟然没有增加。士兵们一起鼓噪说：“郡守没有恩德。”率领怨恨的百姓叛乱，肆意攻掠。元帝命令刺史查办，报告说：“郡守不称职，不能安抚镇守军民，导致他们叛乱。”最终被处死示众。唉！应当被处死示众的是谁呢？懂得治国根本的人为此感到痛心。

人情不论是非利害，没有不乐于对自己有利的，厌恶对自己不利的。居官施政，无论是否祸害百姓，即使是谆谆教导养育，恳切颁布禁令，何尝不是希望他们互相供养、平安无事、免除灾祸远离罪过呢？然而政令一施行，没有不怨恨的。所以圣人首先以身作则，逐渐用言语感化，用喜好厌恶来示范，用赏罚来激励，日积月累，用心良苦，只尽熏陶的功夫，不计算片刻的成效，然后百姓才知道善事应当做，恶事可耻，潜移默化，从而服从圣人。现在用没有根基的命令，要求长期散漫的百姓，追求旦夕的成效，发泄不被顺从的怒气，对顽固者愤恨疾恶，却期望达到敏捷德行的治理，即使我自己也是愚笨不肖之人，又何必责怪那些愚昧的百姓呢？

嘉靖年间，南京军队因为发放粮食过期，减少常规供给，杀害户部侍郎，散发数十万银两，才安抚下来。万历年间，杭州军队因为减少月粮，又发给不能通行的钱币，想要杀害巡抚没有成功，后来军队骄横，散发万余银两才安定。后来严格禁止火夫夜间巡逻，宽免士大夫而严管市民，后来百姓叛乱，杀害数十人才安定。

郧阳巡抚因为风水的缘故，想要毁坏参将公署改为学宫，激起军士叛乱，导致殴打兵备副使几乎致死，巡抚被他们把持，奏疏上报，必须公开明示才能施行。

陕西军队因为冬天操练太早，执行法令太严，再三请求宽缓，不听从，谋杀抚按总兵没有成功。议论的人说：“军队骄横士卒凶悍到如此地步，怎么办？”我说：“不是这样，工匠不信任法度而扰乱常规，恩惠不深入而触犯众怒，罪责不在军队。在上位的人，体察他们必然到来的情理，宽恕他们不能避免的罪过，减少烦苛的法令，用忠义的教化来养育，明确约束，信号令，我不辜负他们而他们奸邪，我的命令即使杀了他们，他们也只是惭愧恐惧罢了。

鸟兽来犯必定没有知觉，难道说三军将士没有良心吗？扰乱法度败坏政事，激起军士的暴行，损害国家的威严，动摇天下的人心，开启无穷的祸端，当权者的罪过，不可诛杀。裴度所说的韩洪带病讨伐贼寇，承宗收敛手脚削减土地。并不是朝廷的力量能够制服他们的死命，只是处置得当，能够服其心罢了。

处置得当这四个字，是统领大众的根本方法。

霸者，是豪强威武的名号，不是奸盗诈伪之类。小人的情态，有力就挟持力量，不用虚伪，力量不足而借助谋略，就用虚伪。如果力量自己足以压服天下，震慑诸侯，径直这样做下去，不怕他们不服从，就靠不到智术上，怎么肯虚伪？王霸以诚伪区分，从宋儒开始。其实错误在于五伯假借力量、假借仁义这两个“假”字上，不知道这个假字只是借字。二帝三王以天德为根本，自然就能施行仁义，哪里有所倚仗？霸者要做好事，原本没有本领，就少不了借势力来施行，不然，命令不行、禁令不止了，乃是借威力来施行仁义。所以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因为他不是自身拥有的，所以说假借。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他智能愚弄人，无奈他的威力，只得服从他。使人服从的，靠强力；被人服从的，靠虚伪。管仲、商鞅都是霸业的辅佐，看他们的作为都是威力制缚人，不是略卖人。所以孔子只说他们器量狭小，孟子只说他们的功业，像那样卑下。而现在判定公孙鞅的罪过，只说他残酷刻薄，更不说他奸诈。如今官府教导百姓迁善远罪，只靠刑罚威严，全是霸道，他有什么诈伪？看来王霸的评价，自有现成的公案。说以德以力所施行的，门面都是一般仁义，如五禁之盟，二帝三王难道说他不是？难道反过来做？他只是以力量施行罢了。德力二字最准确，诚伪二字不稳妥，为什么呢？王霸是个粗略的分别，不必说到诚伪上。

如果到细致的分别处，二帝三王便有诚伪之分，何况霸者？

骤然控制则小的未必贴服，逐渐控制则天下豪杰都落入我的羁绊了。明确控制则愚者也会产生机巧，暗中控制则天下没有智巧都进入我的范围了。这是驾驭夷狄对待小人

译至于微妙的权变，君子运用它便成为明智的谋略，小人运用它便成为狡诈的伎俩，除此之外，没有能够成就大事的方法。有人问：“为什么不以至诚之心去推行呢？”回答说：“这哪里曾经不是至诚呢？”

译只不过不浅薄显露、轻率罢了。孔子说：“机密之事如果不严密，就会招致祸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迂腐儒生的见识，看待二帝三王的功业，只像阳春时节的雨露，温暖宜人，再也没有一丝冷落严肃的气息。即使是慈母，也有呵斥责骂小儿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天地如果只有阳春，能成什么世界吗？所以雷霆霜雪不齐全，不足以成就天象；威严愤怒刑罚不使用，不足以成就治世。仅仅五位臣子，还需要一个皋陶。而二十二位臣子中，仍有四凶被诛杀。如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如此秀雅温柔，哪里知道杀人而使人不怨恨，正是存养精神、超越变化的地方。眼前的施政，必须是在汗、吐、下之后，服用四君子汤、四物汤等上百剂补药，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三公显示无私，三孤显示无党，九卿显示无隐。办事没有私曲，内心没有隐藏，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唉！顾名思义，官职也很少能符合其名实了。

要使天下太平，满朝只需三个人，一省只需两个人。

贤人只是一味药，圣人具备五味药。一味药的人，性格固执，见解偏颇，自然有使用这一味药的地方，但应当根据才能来任用罢了。

天的气运有常规，人依据它来从事劳作，各种事务就能成功；依据它来生长养育，各种疾病就少。上面的政体有常规，下面的志向趋向就能安定，逐渐可以要求成功。人的耳目统一，因而过错减少。

君子见到狱囚而给予礼遇。如今以后都是君子，可以不恭敬吗？唉！

刑法的设置，是圣明君王用来爱护小人，并给他们展示君子之路的方法。那么，监狱难道是小人的学校吗？

小人只怕他有才能，有才能来助长他，流毒危害无穷。君子只怕他没有才能，没有才能来实行，这对世间有什么补益呢？

事情如果有利于官吏的私利，百代常行，天下通行，或者日益兴盛、月月更新，直到弥漫而无法挽救。如果不利于自己的私利，即使是天下国家认为极其重要，屡次加以申诫，往往也不能实行，即使暂时实行也不能长久。辜负国家、辜负百姓，我们这一党的罪过太大了。

恩威应当使其有余，不可穷尽。天子的恩威，止于封爵三公、诛灭九族。恩威用尽，人们就会想胜过它了。所以明君培养恩德不尽，常使人有余荣；培养威严不尽，常使人有余惧。这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道理。

分封制自五帝时就已经存在，三王明知不便，但形势与情理不允许，不得不使用罢了。夏继承虞，诸侯无罪，怎么能废除他们？商汤放逐夏桀，费征伐的只有十一国，其余都服从，怎么能废除他们？周武王讨伐商纣，不期而会盟的有八百诸侯，那些不会盟的，或者因为遥远或者因为没听说，也在三分之二的数量中，怎么能废除他们？假使六国尊秦为帝，秦也不会废除六国。因为他们不肯服从，势必消灭六王才罢休。武王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孔子延续断绝的世系、举荐废黜的人才，也是因为他们祖先曾有功德，以及被灭时，不是以他们的罪过来说的。并不是说军队所波及以及九族中没有祭祀的人，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国家。所以分封制不一定对，郡县制不一定错。郡县制，是不固定的分封制；分封制，是固定的郡县制。

刑罚和礼教不是两样东西，都是让人迁善去恶。所以远离礼教，就接近刑罚。

最高尚的德行，默默成就，示意罢了。次一等的，展示观感，使其自然。次一等的，展示声色。次一等的，展示是非，使人知道应当如此。次一等的，展示毁誉，使人不得不如此。次一等的，展示祸福。

次一等的，展示赏罚。次一等的，展示生杀，使人不敢不如此。大概到了展示生杀的地步，驾驭世道的术数就穷尽了。衰微之世，除了生杀之外没有展示的了。可悲啊！

权柄所在，利益就归向那里。圣人以权柄推行道义，小人以权柄助长私欲。

在上面的人谨慎地把权柄授予他人。

太平之时，文武将吏习惯于懒散，拾取前人的唾余，高谈阔论，都像是真才实学。等到稍微艰难，大事到手，仓皇迷闷，没有一种干练济世之术，可叹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讲求，处处体验，临时只能办得三五分，如果全然不理会，就像纸船尘饭罢了。

圣人的杀戮，是用来制止杀戮的。所以果断于杀戮，而不做姑息之事。所以杀戮的是一二人，而所保全活的是千万人。后世的杀戮，是用来滋生杀戮的。不忍于杀戮一二人，来养天下之奸邪，所以使可杀的人生存，而生存的人多陷入杀戮。唉！后世百姓多犯死罪，是因为在上面的人有妇人之仁造成的。世间想要治理好吗？

天下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所以舜有五位臣子，周有十个乱臣，其余所用的都是小德小贤，才能兴化致治。天下的事，不是一时做的，所以尧、舜相继一百五十年，然后黎民改变。文、武、周公相继一百年，然后教化大行。如今没有一人谈论治道，而孤掌欲鸣。一人倡导，众人从而诋毁；一时作为，后人从而倾覆。唉！世道终究不如三代吗？振响教化的铎声来教化，我们这些人能得到几个，相互引荐而在事权之中，或许可以有望吧？

两方都精锐、都完备，两方都勇敢、都智慧，两方都愚钝、都意气，那么多少强弱就在所必较。

以精锐乘杂乱，以完备乘疏忽，以勇敢乘怯懦，以智慧乘愚钝，以有

译兵力不足时，以有准备乘敌人无准备，以果断乘敌人犹豫不决，以团结乘敌人离心离德，以精锐乘敌人疲惫，以谨慎乘敌人懈怠，那么兵力的多寡、实力的强弱就不是讨论的重点了。所以战争的胜负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是乘人之虚还是被人所乘，其中的得失相差何止百倍。实际上精锐，却向敌人显示杂乱；实际上完备，却向敌人显示疏忽；实际上勇敢，却向敌人显示怯懦；实际上智慧，却向敌人显示愚笨；实际上充足，却向敌人显示不足；实际上有准备，却向敌人显示无准备；实际上果断，却向敌人显示犹豫不决；实际上团结，却向敌人显示离心离德；实际上精锐，却向敌人显示疲惫；实际上谨慎，却向敌人显示懈怠，那么兵力的多寡、实力的强弱也就不是讨论的重点了。所以能否乘人之虚没有别的原因，在于能识破敌人的伪装，也能识破敌人没有伪装，其中的得失也相差何止百倍。所以不隐藏自己的伪装，是凶险的；被敌人的伪装所误中，也是凶险的。这是将领必须审慎对待的事情。

译地方官对待百姓，首先要有一颗知冷知热、视如儿女般的真心，这样什么样的爱护养育、曲折成全的善政做不出来呢？只是有些人天生没有这种念头，即便对他讲得口干舌燥，也如同醉梦一般毫无知觉。

士兵与士人结党，是近世的隐忧。士人结党容易瓦解，士兵结党难以驯服，看来也有办法处置。我打算三个月后下令可以诛杀，诛杀之后能让他们心服口服且无怨言，为什么呢？因为罪责不在下面的人。

有人问：“宰相的治国之道是什么？”回答说：“无私且有见识。”又问：“冢宰（百官之长）的治国之道是什么？”回答说：“知人善任。”

当权者，必须有圣贤的心肠、英雄的才识。他们谋划国家、忧虑百姓，出于至诚的恻隐之心；他们图谋事务、制定策略，必定极其详慎精密，反复推敲遍及九州，计算长远直至千年，他们所施行的措施，怎能不事善功成、利于百姓和国家呢？如今却怀着贪功喜事的念头，采取轻率苟且的图谋，运用粉饰弥缝的计策，以遂其追求荣华富贵的私欲，为万民制造灾殃而不计，为百年开启祸端而不计，为四海耗尽民力而不计，只计较是否有利于自己罢了。唉！真是令人叹息不已！

身为上位者，最怕器量狭小、见识庸俗。连吏胥和仆役都能嘲笑你，不可不谨慎啊。

执政者，设立科条，发布号令，宁可宽泛一些，只要真实地执行，长久地执行。如果法令极其精密，但督责不严，考核不到，终究归于虚设，反而增加烦扰。这是执政者的大忌。

民情不可使其不便，也不可使其过于便利。不便则阻塞不通，严重时政令不行，必定溃决而不可收拾；过于便利则放纵无度，严重时法律不能制约，必定泛滥而不敢约束。所以圣人统一百姓的好恶，以休养生息其必然产生的情感，纳入礼法之中，以防备其不可滋长的苗头。因此能够相安无事、习以为常，不至于作乱。

做官只凭一个爽快的性子，自己得了多少便宜，左右侍从省了多少负累，百姓省了多少劳费。

自从委身朝廷之后，终日做的是朝廷的官，执行的是朝廷的法，办理的是朝廷的事。荣辱在于君主，爱憎在于众人，进退在于自己。我们现在的错误，是把官位当作自家的官位，所以万事顾不得，只想保全这个职位，扶持这个尊贵。这虽然是第二等的说法，但能看透这一点，还算有五分长久。

锋利的矛配上粗劣的矛杆，金属的箭配上枯草的弓，虽然有周官的法度，却没有奉行的人，典籍训诫有什么益处呢？

二帝三王的功业，原本不难做，只是人们不曾理会。譬如遥望万丈高峰，何等巍峨，但它的基础原本蜿蜒平缓，上面也不陡峭，不信稍微试一试便知道了。

用油洗漆，用灰洗污，用腻物洗油，用小人去小人，这是古今的妙手。古人明白这层意思的有几个？所以用君子去小人，是正治的方法。正治是堂堂之阵，妙手是玄妙之机。玄妙之机，非圣人不能用。

吏治不仅在于清除冤枉和罢免庸懦无用之人，这是清理仕途最紧急的事。那些忠厚之人误国害民，却互相培植，怎么办？

我辅佐刑部时，有个罪犯情状极其可恨，但法律无法加重处罚，司官曲意拟定了重条，我不允许。司官说：“这不是私人的厌恶，是为了惩罚恶人。”我说：“说不是私人厌恶确实如此，说不是作恶可以吗？你以公义之恶轻重法度，怎么知道日后没有以私人厌恶轻重法度的人呢？刑部只有‘法’字，刑官只有‘执’字，你要谨慎啊！”

假设有圣人于此，与十人争论，圣人的论点是正确的，十人也各自坚持自己的论点相持不下，没有人能压倒对方。旁观者有的赞同圣人，有的赞同十人，无法确定。必须有一个圣人到来，才算是圣人的论点；而那十人以及旁观者，又未必以后来者为圣人，又未必以后来者的正确为正确，那么是非将依据什么来决定呢？昊天诗人，怨恨君王被邪谋迷惑，不能决断而从善。唉！

那位君王，未必不把邪谋当作正谋，当作先民的常道，当作大道的准则。当时在朝的臣子，又怎么知道不认为大夫是邪谋，是浅近之言呢？所以执守两端而取其中，必须有圣人在天子之位，独断坚持；必须有圣人处于父师的尊贵地位，诚心感化、意旨信服。不然的话，人各有口，人各有心，在下的人多指乱视，在上的人蓄疑败谋，谁能禁止？谁能定夺？

容易衰歇而难以奋发的是我，容易懒散而难以振作的是众人，容易坏乱而难以整饬的是事务，容易蛊敝而难以久当的是事物。这就是治理的日子常少，而混乱的日子常多的原因。所以为政要鼓舞不倦，纲常张弛有度，纪纲常理有序。

滥准、株连、差拘、监禁、保押、淹久、解审、照提，这八者是狱情的大忌，是仁人所隐痛的事。做官的人要谨慎。

养民的政令，孟子说：“老年人穿丝帛吃肉，百姓不饥不寒。”韩愈说：“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供养。”教民的道理，孟子说：“让契做司徒，以人伦教导百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说：”

译慰劳他们，引导他们，纠正他们，扶正他们，辅助他们，庇护他们，让他们自己有所得，然后又进而用恩德来救济他们。”《洪范》说：“不偏私，不邪曲，遵循君王的义理；没有私爱，遵循君王的正道；没有私恶，遵循君王的路径；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阔平坦；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公平坦荡；不反复，不邪曲，王道端正刚直。汇聚于那个准则，回归于那个准则。”我每次反复诵读这些话，汗水就湿透了脊背；多次感叹这些话，泪水便流满了脸颊。唉！现在的百姓难道不是古代的百姓吗？现在的正道难道不是古代的正道吗？还是世道变化像江河一样奔流不息，世间的正道终究无法恢复了呢？爵位俸禄和权势地位，比起古人有什么吝啬的呢？却让天下景象如此不堪，使我这七尺之躯蒙受耻辱，厚着脸皮站在万民之上。

译智慧源于精神，精神源于喜悦，喜悦源于欢爱。所以责备别人时，与其发怒，不如教导；与其教导，不如感化。态度从容宽厚，体谅他能力所不及而包容他的不足，宽恕他不知道的事而体恤他不愿做的事，随着事情进行讲解，随着时机到来开导。他乐于接受引荐的诚意而喜欢所好的事物，感激督责的宽厚而惭愧自己的无能，人不是木头石头，没有不长进的。所以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又说：“不要对顽固的人愤怒憎恶。”又说：“不是发怒而是教导。”又说：“善于诱导人。”现在却不发命令就预先责备，不说明就要求心意相通，不阐明就要求理解，还没等到让人明白，就先怀着怒气，棍棒辱骂随意施加，已经定罪了却不详细查明原因，这是互相仇视、互相痛苦，是智者所嘲笑、有度量者所羞耻的。身为上位者务必警惕。

德行确立、行为完美了，就不能论及人的贵贱、家庭的贫富、地位的尊卑。自然上下心意相通，大小如同手指般协调，历山耕田的农夫有什么威灵气焰？所以说：“默默成就，不言而信，在于德行。”

宽恕别人的恶行，就是感化别人的恶行；激化别人的过错，就是加重别人的过错。

五种刑罚不如一种羞耻，百战不如一种礼仪，万般劝告不如一种悔悟。

兴办大事，触动众人的情感，必须协调众人的心意才能成功。不能完全协调的，必须用诚意去感化，用恳切的话去打动。如果感化不了、打动不了，必须委曲求全以求事情成功。不然，他们的气力智谋足以动摇众人而败坏我们的谋划，而我们又用直道行事，这不是成就天下事务的方法。古人神谋鬼谋，用占卜用筮卦，难道是真正迷惑于不可知的事吗？是为了安定众人的意志，这是成就事情的微妙权宜。

世间万物都有欲望，这欲望也是天理人情。天下万世公共的心，常常怜悯万物有多少不能得到欲望满足的地方，有余的人在欲望之外溢满而死，不足的人在欲望之内奔波而死，两者相等，都是生存之道。常想天地生了这么多人物，自然足以养活他们，然而不能得到欲望满足的，正是由于不均的缘故。这不是天地的过错，宇宙内自有承担这责任的人。所以圣王治理天下不说均就说平，那均平的方法只是絜矩，絜矩的方法，只是个同好恶。

做官都是苦事，为官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圣人手足生茧，劳心焦思，只有天下安定才快乐，这快乐，是乐其所苦。众人快意适情，身尊家富，只有得到富贵才快乐，这快乐，是乐其所乐。

法律有定规而坚持遵循不变，那么下级的耳目心志习惯于上级的安逸。没有定规，那么上级的指授口舌烦琐而下级混乱。

世人做无益的事常常占十分之九，论有益只有暖衣、饱食、安居、利用四样而已。臣子侍奉君亲，妇人侍奉丈夫，弟弟侍奉兄长，老人慈爱幼童，上级恩惠下级，不出这四样。《豳风》一章，是万世生人的大法，看他的举动，种种都是有益的事。

天下的事，要看到最后才知道。君子的用心、君子的建立，要看到成功后才见事功是否成功。无奈庸人俗识，谗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行就产生议论，或附会来诬陷他的心，或造言来加重他的过错，所以志趣不坚、顾虑人言的人就灰心丧气，最终不完成功业。识见不真、听信人言的人就罢免君子所做的事，不让事情完成。唉！大可愤慨了。古时大建立的人，有的利于千万世而不利于一时，有的利于千万人而不利于一人，有的利于千万事而不利于一事。他的花费似乎贪婪，他的劳累似乎暴虐，他不避嫌疑容易招致指摘议论。等到成功时心事如青天白日，奈何那些铄金销骨之口夺取未竟的施为，诬陷不白的心呢？唉！英雄豪杰冷眼看待天下的事，袖手旁观天下的弊病，付之长吁冷笑，任其腐溃决裂而不治理，玩弄日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保全身体和妻子儿女难道是不得已吗？是害怕这个啊。

变法者变时势不变道，变枝叶不变根本。我奇怪后世的议法者偶有意见，妄逞聪明，不知前人立法千思万虑而后决定。后人之所以新奇自喜，都是前人深思熟虑而抛弃的，难道前人的见识不及这个吗！

鳏寡孤独、疲癃残疾、颠连无告的失所者，只有冬天最严重。所以凡是咏叹红炉锦帐的欢乐、忘记雪夜呻吟的痛苦的人，都是不仁的人。

天下的财富，生产的人一个，消费的人九个；兴利的人四个，害利的人六个。那些冻饿而死的人，生产的人占十分之九，消费的人占十分之一。那些饱暖而快乐的人，害利的人占十分之九，兴利的人占十分之一。唉！可为伤心了。三代的政治施行，哪有这样的事呢！

居于生杀予夺的权柄，而中奸细的计谋来陷害正人君子，这是受雇的刺客。伤害我的天道，殃及我的子孙，而为他人快意，愚蠢也太甚了。我常戏对一朋友说：“能辱能荣，能杀能生，不当为人作荆轲。”朋友

译那人谢道：“这话可以作为当权者的良药和砭石。”

译秦家招致万世的罪责，在于改变了井田制。春秋以后，井田制已经严重危害百姓，但应当恢复十分取一的旧制，划定九分取一的界限，不应当一下子改为阡陌制。后世横征暴敛，与秦国本身没有关联。至于贫富不均，开启天下奢靡的风俗，滋生天下盗窃抢劫的盗贼，废除了比闾族党的组织法规，使得后世十个人中有九个贫穷，死于饥寒的人很多，这都是破坏井田制的祸患。夏商周三代井田制的法规，能够使家家衣食充足、风俗俭朴伦理清明、盗贼止息诉讼简单，天下人都能各得其所。只要恢复了井田制，万事就都治理好了。

赦免是为了什么？如果认为他们是冤屈的，就应当惩处那些断案不明的官吏；如果认为他们不冤屈，就应当报答无辜者的死恨。圣明的君王有大庆贺时，即使是枯骨也没有不蒙受恩泽的。现在受伤的已经受伤了，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怀着愤懑郁结之气，没有人不希望仇人迅速受到法律制裁以快慰我的心，却反而赦免他们，这是对有罪的人仁慈而对无辜的人不仁慈啊。如果让残暴之徒侥幸得到赦免而屡次逞凶，善良的人听说赦免而伤心，这不是圣明君王的政事。所以圣明君王对于过失灾祸予以宽宥，不等待庆贺的时机；对于故意犯罪施加刑罚，也不论是否处于庆贺的时机，这就叫做大公至正的道理。如果不因为一时的喜悦而滥施恩惠，那么法律就会得到执行而小人畏惧，小人畏惧那么善良的人就能各得其所。

庙堂之上聚集商议的人，那不过是虚文形式罢了。当权者怀着不虚妄的成见，遵循不可废除的旧例，只是借众人来显示公正而已。因此地位尊贵的人吞吞吐吐，地位卑下的人唯唯诺诺，耗费整日才退下。善于逢迎的人观察他们的意旨倾向而极力称赞，日后突然获得特殊的荣耀；被公直激愤的人知道这样做无益有害而神色激昂极力直言，日后却遭受奇祸。

近世的士人风气实在令人悲哀啊。英雄豪杰本来想要为宇宙树立大的纲常、大的事业，现在却驱使他们陷入俗套，用虚文来约束他们，如果不低头吞声顺从，就只有引身退隐罢了。因此道德高尚的人远远引退高蹈，追求功名的人以屈辱来涵养伸展。那些在上面的人倨傲成习，看下面的人都像是王顺那样长叹罢了。

现在四海九州的人，郡县风俗不同，乡里习俗各异，这是因为道德不统一啊。所以天下都遵守先王的礼制，侍奉上级接待下级，交际往来，衡量事务治理万物，都遵循一个既定的法则，哪里还会有讥笑的人呢？所以只有遵守礼制才可以讥笑别人。

凡是名位器物服饰，从天子以下到庶人以上，各自有一定的等级差别，不可以僭越逼迫。上级过于苛刻叫做逼迫下级，下级过于隆重叫做僭越上级，先王不裁抑以逼迫下级，而下级不敢僭越。

礼和刑两者常常互相依赖，礼在先刑在后，礼得以施行那么刑罚就会搁置不用，刑罚得以施行那么礼就会衰败。

官员贵在精干不贵多，权力贵在统一不贵分散。大都之内，法令不能推行，是因为官员多权力分散的缘故，所以万事都废弛。

名位器物对人没有丝毫益处，而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生却系于此。所以冕冠并不比纶巾更保暖，黄瓦并不比白屋更坚固，区分等级威严并不利于自身，接受跪拜并不有益于自己，然而圣明的君王重视这些，是因为乱臣贼子如果不以此防备其渐进而显示区别，就无法遏制。所以即使有大奸大恶之人，用小小的名分来折服他，没有不措辞失当丧失信心的。唉！名位器物的意义真是重大啊！

现在用人，只怕没有安置的地方，不知道病根在于来源。现在理财，只怕没有收入的来源，不知道病根在于支出的去处。

用人的道理，贵在匹配其才能；理财的道理，贵在去除其蛀虫。君主用见识深远的人谋划社稷，用老成持重的人养护国脉，用振奋激励明察事理的人兴起颓败，用通晓时势通达变化的人调理教化，用秉公持正的人寄托重任，用洞察奸邪嫉恶如仇的人担任按察，用厚待下属爱护百姓的人担任守牧，用智谋深沉勇武沉毅的人统领军队，用平和宽恕明察公允的人治理刑狱，用廉洁清静综核名实的人掌管会计，用珍惜耻辱修养道德的人主管教化，那么用人就匹配其才能了。宫中没有随意丢弃的布帛，殿廷中没有金珠的玩物，近侍断绝贿赂的通道，宠幸没有无度的赏赐，臣工严办贪污的诛罚，迎送惩治威福的滥用，工商重罚淫巧，众庶谨守僭越奢侈的戒律，游惰杜绝侥幸吃饭的门路，僧道显示诳诱的罪责，倡优从事耕织的职业，那么理财就得其道了。

古代任用官员是选择之后才任用，所以考核时常宽容。为什么呢？不因为小过错而抛弃所选择的人。现在任用官员是任用之后才选择，却又以姑息的态度施行，这是没有选择，这是包容保护奸邪之人。难道不浑厚吗？悲哀啊，万民！

世上没有全才已经很久了，用人者各自依据其长处就可以了。眼睛不能听，耳朵不能看，鼻子不能尝，嘴巴不能闻，这是形势决定的。现在用人不审察其才能所能胜任的，资格所达到的，杂乱地授予官职。刚掌管会计，就审理刑名；既主管文官选拔，又掌握兵权。培养他们不得其道，任用他们不当其才，接受者只喜悦美好的官秩而不自我估量。以此要求成就事业，难道不难吗？公绰只适宜做年老的人而裨谌不可以谋划邑事，现在的人才难道能比古代多几倍吗？我认为学校培养士人，科目选拔人才，就应当像温公的条议，分为数科，使各自学习其才能所接近的，而质性英发能振奋众人的特别设立全才一科，等到授予官职，各自担任其长处。资质有所接近，习尚有所通达，施行于政事，必定有可观之处。大概古代把做官和学习作为一件事，今天把体和用分为两截。

译困居乡野时，只从事诗文写作；一旦进入朝廷，才开始学习政务。即使有聪慧敏捷的才能、英明通达的见识，难道能观察政务几个月就做到每件事都完美无缺吗？难免草率行事，含糊应付。只要没有大败，就能得到升迁。像这样用人，即使是尧舜也无法治理好天下。古代培养通晓根本、适应实用的人才，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方法本来就在田间地头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如果任用我，拿着这些经验去推行罢了。现在的学校教育，真让人为之流泪啊。

译官职所在的地方叫做“任”，这个意思最值得玩味。它不仅包含任职负责的含义，“任”就是信任。听取下属的灵活处置并信任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完成职责。如果牵制束缚，就不是真正的“任”了。

〇〇的言论直接通达九重宫阙，台省将其作为褒贬的标准，部院将其作为官员升降的依据，世道令人非常愤恨。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说：“天子任用或罢免官员托付给吏部，吏部判断官员贤能不肖托付给巡抚和按察使，巡抚按察使的耳目托付给两司，两司的心腹托付给知府知县，知府知县的见闻托付给衙役差役，衙役差役的采访托付给其他州县的衙役差役。他们以恩仇作为是非的标准，以荒谬虚妄作为真实的情况，把前任的政令当作后宫的私情，把旧的过失当作新的过错，把小的失误当作大的罪过，秘密上报秘密收受，信任程度如同金石般坚固；越是虚伪越是详细，获得情报如同得到至宝。说伯夷、柳下惠污浊，说跖、跖廉洁，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而巡抚按察使依据这些上报朝廷，吏部依据这些决定官员的升降。一个官吏的荣辱不值得可惜，但剥夺所爱的人从而失去民心，培养所恨的人从而滋生民祸，好恶违背人心太严重了。

做官有五个要点：“不要错问一件事，不要冤枉打一个人，不要浪费一分钱财，不要轻率劳役一个百姓，不要苟且索取一文钱。”

吴越之间的战争适宜用智谋，羌胡之间的战争适宜用勇力。智谋在于把握时机，勇力在于培养士气。把握时机务必使鬼神都无法知晓，培养士气务必使将士不顾身家性命，这是统御百姓的方法。

军队是靠让士兵赴死来驱使的。利用众人的愤怒，利用正义的愤怒，利用恩义的愤怒。众人的愤怒是因为仇敌在万姓之中，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就是这样。正义的愤怒是以直攻曲，三军穿丧服就是这样。恩义的愤怒是感动流泪而思奋，李牧犒劳三军，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就是这样。这三种情况，是用人心来驱使，可以使士兵舍身，如果不是这样，都是强行驱使。猛虎在前面，利兵在后面，以死搏死，不战斗能安吗？然而取胜是侥幸的，失败和溃败的占十分之九。

寓兵于农，三代圣王实行得很好，家家知道耕种，人人知道作战，无论立即从军，也可以平息盗贼，而且经过数十百年不使用武力。说到用兵，才用十分之一的农民。为什么呢？如果有不道的国家，天子命令说：“某国不道，某方伯联合军队讨伐它。”天下不参与，天下所以享受兵农未分的利益。春秋以后，诸侯天天寻找干戈，农民都变成了士兵，放弃农事则我国贫穷，因粮于敌则他国贫穷。与其让农民都变成士兵，不如兵农分开。

凡是作战的道理，贪生怕死的人死，忘记死亡的人活，习惯于胜利的人败，以失败为耻的人胜。

宽松的法律胜过严密的内心，宽大的命令胜过严厉的主管。

天下的事情始于作俑而泛滥于助波鼓焰之徒，以至于大坏极敝，不是截然毅然的人不能挽救。在这种情况下还说遵循旧制安于常道，没有更张以拂人意，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在上位的人能使人忘记他的尊贵而亲近他，可以说是盛德了。因为偶然的事情，建立不变的法律；惩罚一个人的过失，使天下人受苦。法律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近日提出的建议，往往如此。

礼仪繁琐则难以实行，最终成为废弃搁置的书；法律繁琐则容易触犯，更加严重决裂的罪行。

做尧舜百姓的人安逸于尧舜的臣子，唐虞世界全靠四岳、九官、十二牧，当时君民各享无为之业而已。臣子劳累关系到国家，重大啊！所以百官安逸则君主劳累，而天下不得其所。

治世用端人正士，衰世用庸夫俗子，乱世用愤夫佞人。憸夫佞人盛行，而英雄豪杰之士不能伸展。正因为不能伸展，而奋于一伸，遂至于亡天下。所以明主在上必先平天下之情，将英雄豪杰服其心志，就我羁挜，不蓄其奋而使之逞。

天下的百姓都是朝廷的百姓，都是天地的百姓，都是我的百姓。

越往上越聋瞽，其壅蔽者众多；越往下越聪明，其见闻者真实。所以论见闻则君主的知道不如宰相，宰相的知道不如监司，监司的知道不如守令，守令的知道不如百姓。论壅蔽，则守令蔽监司，监司蔽宰相，宰相蔽君主。可惜啊！越往下的真情不能使越往上的人听到。

周公是一部活的《周礼》，世间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礼》，假如周公而生于今，难道一一用《周礼》吗！我认为有周公虽无《周礼》也可以，无周公虽无《周礼》也可以。

百姓缺乏羞耻可以观察上位的德行，百姓缺乏畏惧可以观察上位的威严，更不须求之于百姓。

民情很不可郁结。防止郁结的水，一旦决口则漂屋推山；炮制郁结的火，一发则碎石破木。桀、纣郁结民情而汤、武疏通它，这是存亡的大机要。有天下的人之所夙夜孜孜者也。

天生育百姓不是为了君主，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怎么能以我病百姓呢？为君之道无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寻撙节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满足他们的共同欲望，去除他们的共同厌恶，凡是用来安定他们使不失所，而后立君之意终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呜呼！尧舜其知此也夫。

三代的法律，井田、学校，万世不可废

译世袭的官职和分封的诸侯制度，废除它们已经太晚了。这是难以向那些不肯思考的人说清楚的。

译圣王顺应民心来施行治国之道，这是成就事业的关键之言。民心难以统一，由来已久。欲望繁多且见识浅陋，圣王的识见与气度怎能与之相同呢？唉！治国之道在于治理百姓，治理百姓却不顺应他们，他们怎能服从？即使服从，又怎能长久？大禹告诫舜说：“不要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舜的欲望难道是为了自己方便吗？是为了百姓，所以说：“不要违背。”盘庚迁都到殷，反复多次地开导晓谕；周武王讨伐商纣，三令五申地告诫。必须像这样，事情才能成功。所以说：“专断的欲望难以成功，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我的欲望未必不对，他们的愤怒未必有理，圣王想要成就事业，就知道专断抵不过众人，于是不动声色地顺应他们，阐明是非来启发他们，陈述利害来打动他们，等到他们心安意顺，然后才施行。这就叫作依靠天下人来成就天下事，事情不劳苦而能成功。虽然如此，也有先行动后让人知晓的情况，也有不谋虑就决断的情况，有经过拟议已经成功、经过估量已经审慎，像疾雷迅电一样百姓不得不顺从的情况。这只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情况，不能作为常规准则。

君主有欲望，是前后左右受宠幸之人的利益所在。君主有一种欲望，他们有一百种欲望，导致天下混乱灭亡，那么有一种欲望的人遭受祸患，而有一百种欲望的人转而侍奉别人了。这是古今明显的道理，是有天下的人所应当领悟的。

“平”这个字极有意味，所以最治平的时代只说天下太平。有人说：“水没有高低，一经流淌没有不得到平的。”我说：“这是一味地求平。世间千种人，万般物，百样事，各有分量，各有等级，只是各自安守本位而没有丝毫违逆不安的意思，这就是太平。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把尊卑贵贱小大等同齐一了，没有比这更不平的了。

国家选拔士人凭借言论，本来是说言论如此行为必定如此。等到日后施展才能，全都背离了。如今里巷小民立下一张纸，凭借一个人，终身拿着所写的东西责问，不敢有二心，为什么呢？我所说的话，明显地在纸笔之间，人们已经据此为依据了。唉！拿着卷轴上数千字的话，凭借满朝的文武官员，并且传播到天下，比起小民的一张纸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凭借它来进身，君主凭借它来进用人才，而自己却处于小民之下呢？唉！不奇怪。他们本来是用空话来求取，而终身不再追究凭证。

关于漆器的谏言，不是为舜担忧，而是担忧天下后世极度贪欲的君主从此开始萌发苗头。天下的形势，没有必定有，有了必定讲究文饰，讲究文饰必定靡费华丽，靡费华丽必定灭亡。关于漆器的谏言，是谨慎对待“有”这件事。

规矩不可以不正直方正，这是万物之所以弯曲、笔直、倾斜、端正的原因。因此规矩不说话而万物效法它没有毫发违背，是因为它正直方正。可悲啊！执政者只靠言语。

暑气将要消退时先闷热，天将要亮时先昏暗。把弹丸投向墙壁，速度快就向内射入，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不到极点就不会反转。所以愚昧的人只喜欢达到极点，智慧的人先害怕反转。那么否卦不害于极点，泰卦达到极点才值得恐惧啊！

我每次吃饭虽然没有肉味，但蔬菜食物常常充足。因此感叹说：“唉！如果天下都像这样，然后盗贼才可以诛杀。”饿着肚子面有菜色，做盗贼也死，不做盗贼也死。坚守廉洁等待死亡，这是士君子难以做到的。怎么能因为不能做到士君子的行为就诛杀他们呢？这是富民作为王道首要任务的原因。

穷途末路的敌人不可追击，逃避的言辞不可攻击，贫穷的百姓不可威慑。

无事时埋藏着许多小人，多事时识破了许多君子。

法律是驾驭世道、管理万物的神器，君主根据天理人情来制定它，君主不能随意更改；臣子为天下万世守护它，臣子不能随意更改。譬如拿着玉圭捧着符节，恭敬地奉持罢了。不是我的东西，我怎么敢私用？现在却不是这样，别人借它来成全私欲，请托公行；我借它来施恩，听从如同……而巧言乱政的人又借口说宽厚、慈仁、报德、尊崇。宽厚慈仁应当施用于法律所不禁止的地方，报德尊崇应当求诸自己所能做的，怎么能用朝廷的公法顺从人情、伸张私欲呢？这是大公的祸害。

治世的大臣不避嫌疑，治世的小臣没有非议。

姑息养奸的祸患甚于威严，这不可以与宽厚的人说。

卑微的世态，柔弱的人情，在下位的人擅长用不合道义的方式来取悦，在上位的人喜欢用不合道义的方式来迎合。奔走揖拜的日子多了，而公务堆积如山；文书应酬的文章兴盛了，而民事无人过问。时光只有这些时光，精神只有这些精神，所专注在这里，那么所疏忽就在那里。朝廷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劳苦自己以安定百姓，现在却是忧虑百姓来互相奉承了。

天下的存亡系于君主的喜好，鹤乘坐车轩，对百姓有什么损害？却足以导致亡国，何况比这更大的呢？

动员大众，统一万民，主要依靠慈爱，而施行依靠威严，所以说：“威严克服慈爱。”又说：“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果姑息宽缓，温和柔顺，就是妇人之仁，什么事也办不成。

执政以徇私、止谤、违背道义、追求声誉为第一耻辱，作为上位者自有应当行的道理，合适就实行，不合适就离去。如果委曲迁就，计较利益顾虑祸害，不如保全自身而退隐。孟子说枉尺直

译随即，不可勉强推举起来。即使弯曲了一寸，却笔直了千尺，恐怕也是不可以的。有人说：“处在侍奉君主和父母的处境中，恐怕有应当弯曲的地方。”回答说：“如果应当弯曲，那就不能称之为弯曲了，这叫做运用权变来践行常道，终究是沿着正道而行。”

译“与其杀害无辜，宁可犯下不合常法的过失。”这是舜帝时代的司法原则。凭借舜的圣明，皋陶的英明，审理那些邻里和睦、民风淳朴的百姓，处于质朴风尚尚未消散的时代，按理说没有不能查明真相的案件，为什么还会产生疑难而犯下不合常法的过失呢？由此可知，五种审讯方法不足以穷尽民情，疑难案件难以决断自古就有，所以圣人宁可显得不明察，也不忍心做出不仁之事。如今审理案件，官员往往以不明察为耻，却凭借主观臆断和偏颇的主见杀人，这实在令人痛恨。上天好生，鬼神有知，怎么能这样做呢？所以宁可错放活人，不可错杀好人。错放则活人还有悔改的机会，错杀则我们便有了杀人的罪责。掌管刑罚的人要谨慎啊。

高大的旗帜，响亮的金鼓，飞扬的旌旗，卷起的车盖，清扫道路，传唱喝道，车中的人志得意满。百姓的疾苦有多少？职事的修废有多少？如果内心无愧，即使单人匹马，也如同聆听天界的音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更加加重我的过错。妇人和小孩岂不惊讶炫目，恐怕有道之人会嘲笑他们。所以君子的车马服饰仪仗，足以辨别等级威严就够了，所急切追求的本来另有所在。

顺从情理而不废弃法律，执行法律而不伤情理，这是做官的精妙领悟。圣人未曾不公正奉公，至于待人处事大体圆融浑厚，因此法纪不丧失而人们也不怨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急躁之心，也不拘泥于一切权术。

宽简二字，是施政的大体。不宽则威令严厉，不简则科条细密。用极其严厉的法律来约束极其细密的事务，这就是烦苛暴虐的政治。困顿自己、忧虑百姓，英明的君王对此加以警戒。

世上没有好做的官，即使是守门的官吏，也必须早起晚睡，才算称职。才说做官好，便不是做官的人。

罪不当受杖刑，打一下就不对；罪不当发怒，呵斥一下就不对。身居高位的人要谨慎。

君子侍奉君主，有道义就正直地行事，有礼节就恭敬地尽力，有诚意就敞开心扉，祸福荣辱就顺从命运接受。

弊端最不可开启，弊风最不可形成。在弊端未开启之前禁止它容易，在弊风形成之后挽回它困难。识别弊端而断绝它，不是明智的人不能做到；痛恨弊风而挽回它，不是勇敢的人不能做到。圣王在上，诛杀开启弊端的人以警示天下，那么弊风自然就会革除。

避开敌人的锐气，攻击他们疲惫归去的时候，这叫做大智，大智的人不敢把优势常握在自己手中。攻击敌人的锐气，避开他们疲惫归去的时候，这叫做神武，神武的人使人心服常在人。大智的人可以常战，神武的人无需再战。

驾驭众人的方法，在于赏罚细微之处，赏罚细微，则重大者受到劝诫惩罚；赏罚显著，则节省费用而人不惊动；赏罚明白，是众人所共知的；赏罚公正，不夹杂私心。像这样即使百万人也可以供一将使用，不然必然劳顿、必然耗费、必然行不通，只是徒增赏罚罢了。

施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无事，那些大的利害应当兴革的不过十分之一，除此之外只宜无所作为，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显赫的声誉。所以君子的建言，以没有智名勇功为第一。至于雷厉风行，未曾不使用，譬如天道一样，以冲和镇静为常态，疾风迅雷只是间或使用罢了。

惩罚人不数尽他的罪过，则有余惧；奖赏人不数尽他的功劳，则有余望。

普通人有不可夺去的志向，即使是天子也无能为力。天子只能让人死，有视死如饴的人，而天子的权穷尽了。然而竟然让他死，这是天子自取过错。不如宽容而顺从他，以成就盛德。所以圣人体会众人的情理，不敢夺人的志向，以伤害天下人的心，以成就自己的恶行。

治理百姓要庄重谨慎，即使是亲近的侍从、门吏、起居常侍之间，不可显示出可以轻慢的样子。

圣王之道以简为先，那些繁杂的，是简略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只有简略可以清心，只有简略可以率人，只有简略可以省察自己和别人的过错，只有简略可以培养寿命的根源，只有简略可以养育天下的财富，只有简略可以不耗损天地之气。

圣人不拿天下交换一个人的性命，后世却拿天下人的性命交换一身的尊贵，可悲啊！我不知道得到天下将用来做什么。

圣君贤相在位，不必将在朝的小人一网打尽，只去除元恶大奸，每种铲除其中严重的一两个，显示我的意向所在。那些群小众邪与中等人的可恶者没有不回心向道，以逃避我所去除的，旧恶掩盖不及，新善积累不及，而怎敢怙恶到底以自溺呢？所以举用皋陶，不仁的人远离；去除四凶，不仁的人也远离。

有一种人，以姑息匪人来博取宽厚之名；有一种人，以罗列细故来博取精明之名，都是偏颇的。圣人的宽厚不使人有所恃，圣人的精明不使人无所容，敦厚大中自有分晓。

申不害、韩非也是王道的一部分，圣人何尝废弃刑名不综核？四凶的诛杀，是舜的申、韩；少正卯的诛杀，侏儒的斩首，三都的堕毁，是孔子的申、韩。即使是雷霆霜雪，天又何尝不申、韩呢？所以慈父的棍棒责骂，爱肉有针石。

三千三百，圣人崇尚文饰而甘受劳苦。人心无所存属则恶念潜伏，人身有所便安则恶行滋长。礼的繁

译文辞能使人的心志有所专注而不旁骛，使人通过观览文辞体察真情并习惯于向善，使人劳碌筋骨手足而不怠惰轻慢以涵养其过度欲望，使人彼此亲近敬重而不伤害和睦以引发争端，这是规范自身、联结社会、节制欲望、防止动乱的重大堤防。因此，旷达之人崇尚简便，一旦决堤溃败，就会引发大乱。后世所谓的礼制却与此不同，先王的情理与文饰已无一留存，却只习惯于修饰仪容举止，频繁作揖跪拜，粉饰脸色，柔化声气，巧于颂扬谄媚，热衷交往游历，密谋附耳低语、蹑足潜行之言，极尽笾豆筐篚等礼器的耗费，精于书写名帖问候之文，君子因此深恶痛绝，想要彻底洗刷这些弊端而回归崇尚真实、追求简约的正道，这是矫正世俗的重大关键。虽然如此，如果不讲求先王的礼制而一味陷入放达不羁，崇尚简便，稍有不慎而不流于西晋那种放荡风气的，几乎没有。

译在上位的人似乎没有过错，在下位的人似乎过错很多。并不是在上位的人真的没有过错，而是有过错却没有人敢指出；也不是在下位的人真的过错很多，而是被诬陷却没有人敢辩白。只有让臣民不敢说话，上位者才真的显得没有过错；只有让臣民心服口服，下位者才真的显得过错很多。

执政的人贵在顺应时势。事情应当沿袭旧制时，不要为后人开启没有根据的先例；事情应当改革时，不要为后人留下无法挽救的祸患。

治理洪水的人，疏通河道是为了让水流尽，堵塞河道是为了让水溃决。民情也是这样。所以先王引导民情走向正道，而不单纯依靠法律来裁断。法律与民情不能同时并行，保留一方则另一方就会消亡。夏商周三代获得天下，是因为顺应了民情；他们守住天下，是因为调和了民情。顺应民情而不违背，节制民情而不放纵，这就叫做调和。

治国之道的衰落，起于繁琐法令的兴盛；弊端和蛀虫的滋生，始于文书档案的繁杂。那些所谓的法令文书，不仅读书人和百姓茫然不知，即使是专职官员，也未曾检查校勘。为什么呢？因为档案堆积如山，遭受鼠咬虫蛀和雨水浸湿，有时同一件事前后说法不一，有时同一时期意见互相矛盾。后人想要遵守，该听从哪一家呢？这些文书只是积累下来，成为老奸巨猾之徒谋取私利、操纵权力的资本罢了，实际上对政务毫无裨益，对弊端也毫无损害。唉！百家之言如果不被焚毁，正道终究不能彰显；后世的法令如果不被精简，社会终究不能治理好。

整个世界都是人情支配的领域，只有朝廷官府是法律支配的领域，如果朝廷官府也只顺从人情，世间就再也找不到公道了。

举荐贤才却自以为施恩，这是当今世间的最大迷惑。罢黜不贤之人产生的怨恨，由谁来承担？失去贤才的罪责，由谁来承担？奉行君主的命令，尽自己的职责，却让公法败坏于私恩，举世人都被迷惑，真是可悲啊。

进言有四个难点：“审察他人、审察自己、审察事情、审察时机。”其中有一项没有审察清楚，事情必定不能成功。

法律不适宜突然改变，突然改变虽然美好，但会惊骇人们的耳目，成为议论的借口。法律不适宜强行改变，强行改变虽然美好，但会违背人的心志，成为反抗的凭借。所以变法要详细审慎，要有渐进过程，要不露声色，要顺应民心并与他们反复讨论。内心要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要独自担当并亲身践行，不让身边的人爱惜名声而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要明白且确定，不可含糊其辞，让人得以利用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权衡轻重。要切实推行，期望有成效，没有虚文搪塞，反而留下实际的祸害。必须这样，法律才可以改变。否则，宁可沿用旧制而加以增减修举。不要喜欢多事，喜欢多事是上位者的灾祸。

新法如果不是比以前有十倍的好处，对后世没有百倍的忧虑，就不能确立。旧法如果不是对事情毫无益处，对道理大有损害，就不能更改。关键在于：使空洞的变得实在，使偏颇的得到补救，使破败的得到修补，使流弊的得到纠正，使懈怠废弃的得到申明和振作。这是治理国家调和停当的中策，百代都可以遵循。

运用三代以前的见识而不迂腐，采用三代以后的流派而不庸俗，就可以担当治国重任了。

善于处世的人，要懂得人自然的情理。懂得人自然的情理，那么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失去人自然的情理，那么还有什么不失去的？不仅是帝王如此，即使是两个人同行，也离不开这个道理。

坐在法堂上，严厉声色，侍从排列着武卒，交错陈列着严刑，可以让人生，可以让人死，完全由我随心所欲而没有人禁止，这难道不是安然自得、志得意满吗？忽然有狂士直言正色，指责过错攻击失误，不畏威严，那么王公贵人也会因此气势沮丧。在这个时候，威严并非不足以让人死，而是理亏而用威严胁迫，那么能让人死却不能让人心服。大盗在黑夜手持利刃架在人的脖子上，人怎么能不害怕呢？伸张无理的威严来使人屈服，这是盗贼一类的事，是上位者所应感到羞耻的。他们以理伸张，我以威严伸张，那么他们伸张的道理就多了。所以上位者使用威严，是为了推行道理，而不是为了推行权势。

“礼”这个字，全是一种虚文，但国家的治乱、家庭的存亡、人的死生、事情的成败，没有不依赖于它的。所以君子重视礼，并不是说它能直接增加财富或利用人，而是增加财富和利用人所必然依赖的基础。

兵器的使用，是德化衰微的表现。自古圣人也有很高的德行，即使不过度感化保存神妙，也能长久地建立诚信，使彼此相安无事。难道四方夷狄不可以讲信修睦成为邻国吗？为什么一定要修筑高城深池作为防卫，装备坚甲利兵崇尚诛杀，夸耀万乘之师的强大，耗费数百万的财富来困顿百姓，涂炭百万生灵的生命来角力，圣人的智谋术数就只到此为止吗？即使是至愚极拙的人谋划，他们的计策难道会比这更差吗？如果说无可奈何不得不这样，那就不需要推崇圣人了。难道干羽舞止、因垒崇降，都是虚话吗？如果没有德化可以依赖，没有恩信可以结交，却说去掉兵器，那么外夷交相侵犯，内寇啸聚作乱，用什么来应对敌人？不知道使外夷不侵犯、内寇不聚集的方法，也有道理吗？古代称“四夷来王”，八蛮开通道路，越裳氏辗转翻译前来朝贡，日月霜露照耀坠落的地方没有不尊亲的，这绝不是虚话。如果在这方面年年追求，日日讲求，必定有良法，怎么会因为天下的一半而采取这种无可奈何的策略呢！

事情没有固定的职分，那么人人都会推卸辛劳而万事荒废；物品没有固定的归属，那么人人都会满足欲望而万物争夺。职分，就是让事物各归其位，平息人们奸诈、懒惰、贪婪、索取的心，而使事情符合道理、人符合情理。

译罢了。名分确定之后，即使有万人也不需说一句话。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要务，是二帝三王所不能脱离的。

译骄纵惯坏到了极点，父亲不能管束儿子，君主不能管束臣下，丈夫不能管束妻子，自身不能控制自己。把死亡看得像糖一样甜美，什么样的威严能施加于他？把恩惠当作玩物，什么样的恩惠能对他有益？不招致祸患就不会停止。所以君子虽然情感深厚，也不敢废弃法纪，战战兢兢地让所爱的人知道恩德而不敢放肆，这是为了让他们生存，为了保全他们。

事物的常理和人的情感，不过是自然而然罢了。圣人把握这种自然规律来观察天下，天下的人就无法逃避圣人的洞察；把握这种自然规律来驾驭天下，天下的人就感觉不到被圣人操控。即使是用法度来约束那些矫饰违背常理的行为，虽然违背了人欲中自然的私心，却顺应了天理中自然的公义。所以即使有倔强顽固的人，没有不醒悟而驯服的，这是因为圣人触动了他们自然的契机，激发了他们自然的情感。

监司看待小民要宽厚，对待左右近臣要严肃，对待同僚要温和，对待下属官员要刚正，差不多就合乎得体了。

自从委身事奉朝廷后，这身子原本就不属于自己。朝廷的名分，是为朝廷守住的。丝毫贬损不得，这不是抗命；丝毫高傲不得，这不是卑微。朝廷的法纪，是为朝廷执行的，丝毫徇私不得，这不是固执；丝毫凭自己心意不得，这不是怯懦。

还没上任时，嫌越职而不敢学习；既已上任，迫于应酬而来不及学习。一辈子做官苟且，只用虚套搪塞，终究不品味真味，终究不见成功。即使官位做到三公，检点起来也足以羞愧流汗。读书人应当思考这一点。

现在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苟且从事，找不到真正的题目。即便认下了题目，也尝不到真正的滋味。想要达到三代的治理水平是非常难的。

凡是做官的，作为前任，不要为了博取虚名、矫饰情感而设立一切不可常行的法令来为难后人；作为后任，不要炫耀才能、显露痕迹而实行一朝即改的政策来苦待前人。这不仅不近人情，政体本身也不应该这样。如果是恶政弊规，不妨重新规划，只是浑厚宽和就好。

用古人的心去信任今人，真是信不过；如果用古人至诚的道理去感化今人，今人未必比豚鱼更难以感化。

泰极必然有承受否极的人，否极必然有承受泰极的人。所以水一旦堵塞必然决堤，水一旦决堤必然干涸。世道纵然达到极致，必然有操切的人出现，出现后不分贤愚，一批人承受其弊害。严厉到极致必然有宽厚的人出现，出现后不分贤愚，一批人承受其福泽。这不仅仅是人事如此，气数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智者顺应时势，不把否极当作忧虑，却把泰极当作戒惧。审察时势，不在一次惩戒之后决裂，而突然用一切之法更改。从前有个猎人进山，看见驺虞以为是老虎，杀了它，随即后悔。第二天看见老虎以为是驺虞，放了它，又后悔。主持时势的人过于惩戒，也是这样的啊。

法令多了，逃避真情的人就越多，好比逃跑的人，进入千人的群体中就找不到，进入三人的群体中就藏不住了。

兵，是阴性的事物；用兵，是阴性的方法，所以重视谋略。不善于谋略就不能成功。我方的动静敌人听不到，敌人的动静全在我心里，这是万全之计。

夺取天下，守住天下，只在一种人上加意念，在一个字上做工夫。一种人是谁？说是百姓。一个字是什么？说是安。

礼重而法轻，礼严而法恕，这两者常常相互权衡。所以礼不得不严，不严就会放肆而陷入法网；法不得不恕，不恕就会激变而法理穷尽。

礼，对妇人守贞要求严格而对男子纵欲要求宽松，这也是圣人的偏颇。现在连车夫仆役都有婢妾娼女，小童无不淫乱狎昵，认为是丈夫的小节而不加过问，欺凌嫡妻使其失所、逼迫妾室致死的人纷纷出现。恐怕这不是圣王时代所应有的，这不可以不严加禁止。

西门疆治理河西，用奖赏来鼓励百姓。路上有丢失的羊，价值五百钱，一个人守着等待失主。失主感谢他，他不接受。西门疆说：“这是义民。”奖赏他一千钱。那人很高兴，后来对熟人说：“你丢金子，我捡了还给你。”熟人听从了。把这事告诉西门疆说：“小人丢了一两金子，某人捡了还给我。”西门疆说：“这是义民。”奖赏他二两金子。那人更加高兴。说：“我贪婪，每次得利就失名，现在名利双收，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

笃恭所发出的，事事都是纯正的王道，为什么天下不平？有人说：才说所发出的，不动声色吗？回答说：“日月星辰都是天的文采，风雷雨露都是天的政令，上天依旧在那里笃恭。笃恭，是君子无声无臭的德行。无声无臭，是天的笃恭。”

君子和小人调和，那么势力就不能两立，终究是君子容易退让，小人难以清除。如果攻击得太惨烈，处置得太激烈，这叫用土阻挡狂澜，用灰埋烈火。不如君子秉持成功之道而选择人才来使用，任用不效，就依次裁抑。我悬挂富贵的权柄而明示目标说：“这样就有富贵，不这样就有贫贱。”那些小人，不过是求得富贵罢了，他们的才能可以败坏天下大事，也可以成就天下功业；可以激化酿成天下祸患，也可以培养兴起天下利益。大抵中等之人占十之八九，那些大奸大恶极顽悍的人也有定数。把人推向恶行而迫使他们自弃，使中等人成为小人

译人，小小人为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顾者，则吾党之罪也。噫！此难与君子道，三代以还，覆辙一一可鉴。此品题人物者所以先器识也。

人，小小人为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顾者，则吾党之罪也。噫！此难与君子道，三代以还，覆辙一一可鉴。此品题人物者所以先器识也。

译在时局动荡、事务繁杂的时期，任用没有才能的正人君子，不如任用有才能的奸邪小人。

肩负天下重任的人，全靠一股气魄；驾驭天下气魄的人，全靠一个“理”字。

太平无事时，只有平民百姓容易遭受践踏，从官吏到士卒，人人都可以随意欺压他们。一旦有事发生，只有平民百姓难以收拾，即使是天子也没有躲避的地方，何况是士大夫阶层呢？这个道理，很难跟那些只会吟诗读书的人讲清楚。

我担任官职时有六个“让百姓自己处理”的原则：摊派徭役前，先让百姓自行申报；分配土地前，先让百姓自行丈量；赋税未完纳，让百姓自行限期缴纳；纸赎（罚款）让百姓自行催缴；涉及证人的词讼，让百姓自行拘传证人；涉及证人的小事，让百姓自行处理。乡约制度也往往能推行下去，官员清闲而事务也能治理好，还能节省刑罚的使用。当今天下的百姓深受官府繁琐苛刻之苦，一旦给予宽厚仁爱，他们的响应就会像回声一样迅速。

自从井田制废除后，盗窃抢劫的人就多了起来。因为吃不饱穿不暖，饥寒难以忍受，反正都是等死。与其瘦骨嶙峋地饿死在沟壑中无人称颂其廉洁，不如苟且偷生度过朝夕，未必就会立刻犯罪。那些义士廉夫尚且难以要求他们饿死，何况天下有一半是各种贫困的百姓呢？那些吃着美食、穿着华服坐在公堂上，用严刑峻法来惩治盗窃抢劫罪的人，并不缺乏；所谓“哀怜罪犯而不以定罪为喜”的人，又有谁呢？我认为，衣食充足却去做强盗的，杀了也不赦免；那些被饥寒所迫的，都应当有妥善的安置办法。否则，罪行的根源存在却只诛杀盗贼，也是令人羞愧的。

我写了一篇《原财》，其中有“六生”和“十二耗”。“六生”是什么？一是开垦荒闲的土地，二是疏通水泉的利益，三是教导农桑的事务，四是招抚流离失所的百姓，五是顺应时事的适宜举措，六是详细制定积蓄储备的方法。“十二耗”是什么？一是严格禁止酿酒饮酒，二是惩罚淫巧的工匠，三是加重对游手好闲者的惩罚，四是杜绝倡优戏曲，五是限制官府差役，六是抑制僭越奢侈的风俗，七是禁止修建寺庙，八是戒除在牌坊宅第游观场所刊刻无益书籍，九是禁止邪教的宣扬，十是加重迎送供张的罪责，十一是确定学校的名额、科举的制度，十二是诛杀贪污的使者。言语多愤世嫉俗，所以文章没有流传下来。

太和之气虽然贯穿四季，但炎热边远以南常热，北方以北常寒暂且不论，仅以中原地区来说，纯粹温暖而没有丝毫寒凉之气的，只有五月半后、八月半前这九十天而已。中间也有夜晚需要穿夹衣棉衣的时候。到了七月暑气已退，八月白露降临，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月（冬季）的寒冷就不用说了。二三月后还未脱去棉衣，谷雨以后才不再结霜。四月已是夏天，还称为清和，大抵严肃寒冷之气一年常占十八个月，而草木二月发芽，十月仍有生机，可见生育长养不仅仅在于温暖，而在严肃之中正是掌控冲和之机的关键。圣人治理政事效法天道，应当宽厚时就用春夏之道，应当严厉时就用秋冬之道，而常持的根本则是在严威之中施行长养之惠。为什么呢？严厉不会匮乏，恩惠容易穷尽，威严中的恩惠能鼓舞人群，恩惠中的恩惠会骄纵众人的心志。子产治理郑国，铸刑书，诛杀强宗，划分田畴，整顿衣冠。等到对子太叔说话，后来又说子产是众人的母亲。孔子治理政事的事迹可以考证。那些沾沾自喜、温和柔顺，崇尚姑息以养民之恶的人，最终导致法纪废弛玩忽懈怠，命令不行，禁令不止，小人放纵恣意，善良之人吞声哭泣，这些人就是孔子的罪人。所以说，居上位以宽厚为根本，却不曾以宽厚为政令。严厉，正是为了成就宽厚。所以怀有宽厚之心的人不宜施行宽纵之政，因此懦弱的君主会害死臣子，慈爱的母亲会害死儿子。

我如果死在沟壑中，斗量的珍珠不如升量的糠秕；如果裸露身体躺在冰雪上，破棉絮比绣花的丝绸更珍贵。世人用人，都看重珍珠丝绸般的华贵。有什么高洁的品格，有什么清流的操守？如果不适应缓急之需，那就真的不是急需的了。

充满天地之间只靠两种人维持生命，一是农夫，二是织妇。却又没有人重视他们，这是自断其命啊。

一个时代的人才自然足以成就一个时代的治理，既然培养没有方法，而任用的人又不是合适的人选，难怪万事都不治理好了。

夏商周三代之后，治理天下只求一个“不敢”。殊不知那些“不敢”的人，都是苟且文饰以应付上级罢了。内心真正“敢”的，暗中足以迷惑国家，公开足以灭亡社稷，这才知道“不敢”不足以依赖。

古代国家不轻易更换君主，家族不轻易更换大夫，所以他们的治理顺应民情风俗，确立纲纪。百姓与自己相安无事，然后从容渐进，日新月异，治理的功业就成就了。所以说“必须经过一代人之后仁政才能显现”，又说“欠道成化”。好比天地如果不悠长缓慢就不能成就万物。自从封建制变为郡县制，官员没有温暖的席位，百姓没有熟悉的官员，措施未竟谗言随之而来，任职未久升降随之而来。刚剥取熊掌就夺走柴火，刚缫丝就截断丝线。一批人到来，就一度更张。各有性情，各有见识。百姓听到政令一半来不及理会，听从教化尚未及信服，而新人又突然到来，旧政被废弃搁置。该信服什么？该遵守什么？何况加上监司的掣肘，制作一顶帽子而不问头的大小，都让他们戴；制作一件衣服而不问季节的冬夏，必让他们穿。不审察民情是否便利，先用文书督责，即使是高才捷足之士，片刻的措置之功，也不过是眼前的小康，一事的小补，而上级以此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下级以此作为欢喜忧虑的依据，唉！令人伤心啊。先正有言，人不里居，田不井授，虽欲

译谈论治国，大多只是敷衍了事罢了。我认为设立官职也是如此，政令应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制定，官员要挑选合适的人来坚守职责，政令良好就不应随意更改，百姓安定就不应轻易改变法律。对于那些多事扰民、凭个人好恶改变法令，以及怠慢政务、轻视法律的人，应当罢免驱逐他们，更换官员而不改变既定的治理方式，那么郡县制就远远优于封建制了。

译法度的确立，应体察必然发生的情理，宽裕地给予百姓自谋生计的途径，然后才用法律约束那些超越本分的私欲，这样上级就有正直的仪容，下级就没有怨言。如今小官的俸禄不足以供应日常饮食，偶尔收受惯例的陋规就被以贪赃的罪名罢免，这等于说小官终究不能设置。懂得体制的人想要扩大公义而堵塞私欲，而当事者却计较私利，说某些陋规是惯例，某些是向来如此。宽裕地给予他们应得的，然后惩罚他们不义的索取，与因为有不义的索取就吝啬给予他们应得的，哪种做法正确呢？大概仓官每月粮食一石，驿丞每年俸银七两罢了。

顺从心意的话容易听进去，却对治理有害；逆耳的话对治理有益，却让人难以接受。这真是可恨啊！只有圣明的君主把逆耳的话当作顺从心意的话来听，所以天下得以治理。

驾车的人知道地形的险阻，驾船的人观察水势，治理天下的人体察民情，这是安危的关键。

天下有三种权力：“天的权力是祸福，君主的权力是刑罚奖赏，天下的权力是褒奖贬斥。”祸福不差，称为天道的清明公正，有不尽然的地方，是被气数所夺取。刑罚奖赏不差，称为君道的清明公正，有不尽然的地方，是受限于见闻，被喜怒所蒙蔽。褒奖贬斥不虚假，称为人道的清明公正，有不尽然的地方，是偏于爱憎，被舆论所误导。褒奖贬斥，是天所依赖来施行祸福的依据，所以说：“天的观察来自我的民众观察，天的听闻来自我的民众听闻。”君主所依赖来施行刑罚奖赏的依据，所以说：“喜好人们所厌恶的，厌恶人们所喜好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褒奖贬斥不可以不慎重，这是天道、君道所运用的。一旦有个人好恶，这就叫做天的罪人，君主的戮民。

如今正值百姓穷困、财力耗尽的时候，动不动就称说矿税的危害。认为事情牵涉到君父，劝谏不行，总归是无可奈何。我且就我们这类人安民节用以自便的情况来说。饮食进入肚子，三分银子用不完，而面前摆满食物，总算是浪费，要它何用？仆隶两人，没有三十里不吃肉的，不计算饭桌，要它何用？轿夫扛夫，吏员书吏马匹，宽裕有余，而鼓吹旌旗，要它何用？下铺莞席上铺竹席，公座围裙，尽显器物文采，而满房铺毡，要它何用？上司新到，必须参拜谒见，而节寿之日，各州悬挂币帛下程，充满庭院盈满门户，要它何用？前呼后拥，不少于百人，巡捕听事，不缺官吏，而司道府官交界送接，到处追随，要它何用？随同巡司道，拜揖之外，摆宴互相款待，聚会无暇，而带道文卷全部抬着跟随，带道书吏全部跟随，要它何用？官员如此，处处如此，民间节省，一年很多，这难道是朝廷命令不得不如此吗？我们应当深刻反省了。

酒的祸害不可胜数，拥有天下的人不知道严格酒禁，虽然谈论教化养育，都是苟且之道罢了。这可以与留心治道的人说。

文书簿籍是用来防止奸邪的，文书簿籍越多而奸邪越狡猾，为什么呢？千册万簿，哪个官员经眼？不过是给左右开打点之门，扩大刁难之计，给下级增加纸笔之孽，给百姓增添需索之名。举世昏迷，毫不介意，以为当然，一细想，可以大笑。有识之士裁减文书簿籍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然清除了。

培养士人任用人才，是国家存亡第一紧要的事，而如今只当作例行公事。

臣子是皋陶、后夔、后稷、契，君主自然是尧、舜，百姓自然是唐、虞。士君子应当自责我是皋陶、后夔、后稷、契吗？终日悠悠荡荡，只说我的君主不是尧、舜，不使他的后代成为尧、舜，是谁的羞愧耻辱？我们高爵厚禄，难道不应当汗颜。

只有做上级的难，如今人都容易做。

听讼的人要像天平，未称物先须是对准指针，则称物不差。听讼之时心不虚空平正，神色才有所表现，中间证人便有趋向，何况用言辞表示的意思呢？当官先要谨慎这个。

天下的形势，突然可以为之，逐渐不可以为之。突然的到来迅猛，逐渐的到来遥远。突然的力量在终，逐渐的力量在始。

屋漏尚有十目十手，做上级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万手千目之地，譬如悬挂日月以示人，分毫掩护不得，如何不谨慎？

事情不要问大家行不行，旧规有不有，只看义上协不协。势不在我，而于义无害，且须勉从，若有害于义，即有主之者，吾不敢从也。

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真实之心，有通变之才，厉明作之政者也。心真则为民恳至，终始如一；才通则因地宜民，不狃于法；明作则禁止令行，察奸厘弊，如是而民必受福。故天下好事，要做必须实做，虚者为之，则文具以扰人；不肖者为之，则济私以害政。不如不做，无损无益。

把天地间真实道理作虚套子干，把世间虚套子作实事干，吁！所从来久矣。非霹雳手段，变此锢习不得。

自家官靠别人做，只是不肯

译站稳脚跟，挺直腰杆，自我振作，这是士大夫阶层最感到羞耻的事。如果铁骨铮铮地坚持去做，任凭外界如何，也不会有跌倒僵仆的时候。即使真的跌倒僵仆，也无可奈何，自然是顾不过来的。

译那些把“有”当作“无”来对待的人，让他们住在乡间，尚且可以容忍。只是如果让他们承担一命的职责，就是荒废了一命的官职；让他们担任一天的职务，就是荒废了一天的事业。何况他们庸碌苟且，长期占据高位。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考核官员是这样吗？现在因为他们的不贪婪严酷而容忍他们，因为他们的善于攀附钻营而提拔他们，国家对他们毫无依赖，百姓对他们毫无益处，却让他们贪恋职位窃取俸禄，这种人哪里值得责备？用人者没有借口了。

近来做官的人，动不动就搬出旧规，那些沿袭下来、对自己不利的全部去掉，对自己有利的全部保留，这样，旧规就永远不变了。只把这个念头移到百姓身上，对百姓有利的全部兴办，对百姓有害的全部扫除，这难道不是做官的真正道理吗？唉！对百姓有利的都不利于自己，利于自己的难道能不害百姓吗？从古以来，百姓生活不顺利，事故日益增多，其原因可以知道了。

古人的事业精专，志向果决，一上手就做，所以孔子治理鲁国三天教化就大行。现在做官的人，奔走奉承，文书期限，不重要的虚文，先占去了大半工夫，况且平时又没有修明政治建立功业的心、急于侍奉君主爱护百姓的志，蹉跎因循，只用浮泛的精神应付眼前的俗事。即使有志向的人，也不过把正经职业附带修习一二罢了。谁开始这种风气？谁加剧这种风气？谁应当承担责任而不改变这种风气？这三个人的罪过不止于罢黜了。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要远，称呼要尊，拜跪要恭，供具要华丽，酒席要丰盛，随从要众多，伺候要谨慎。巡视所到之处，万人受累，千家愁苦，即使对地方有益，百姓所受的损失已经很多。等到问他的职责，全是赞誉的滥套，放纵虎狼般的吏胥骚扰驿站，加重琐碎的文移督促郡县，搜刮奇异的货币结交权贵，习练圆滑软弱的言辞网罗声誉。至于百姓的疾苦，像聋子瞎子一样。难道不是骤然富贵越级升迁，然而明显辜负君恩，暗中触犯天怒，我们同党以此为耻。

士君子到一个地位，就理会这个地位的职分，不要预料时间的长短而苟且行事，不要期望别人是否任用而轻忽其心。入门就心安志定，做长远的打算。即使不久留于此，但一天在官，一天尽职，哪里容许一天苟且取禄尸位呢！

水用来滋润禾苗，水多了禾苗就腐烂；膏用来助长火焰，膏重了火焰就熄灭。治理太宽，不是百姓的福气。所以善人百年才可以去掉杀戮。天有四季，不能去掉秋天。

古代做上级的人，不虐待别人来显示威严，而道法自然可畏；不卑视别人来显示尊贵，而德容自然可敬。在堂阶上脱去势分而居尊的休美未曾亵渎，在词色上显露腹心而防检的法度未曾疏漏。唉！可以想见了。

为政以问察为第一要务，这是尧舜治理天下的妙法。现在的人塞耳闭目只凭独断，宁可错也不问，恐怕蹈入耳软的毛病，大可笑。这是不求本原罢了。我的心果明，就择取众论以取中，自然没有偏听的过失。心一愚暗，即使询问岳牧刍荛，尚且不能自决，何况独断呢？所谓独断，是先集谋的意思。谋不集众不精，断不一己不决。

治道只要有先王的一点心，至于制度文为，不必一一复古。有好古的人，将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会，譬如刻木像人，形貌绝似，无一些精神贯彻，依然是死底的。所以为政不能因民随时，以寓潜移默化之机，辄纷纷更变，惊世骇俗，绍先复古，这是天下的拙夫愚子。意念虽佳，一无可取。

赏及淫人则善者不以赏为荣，罚及善人则恶者不以罚为辱。所以君子不轻施恩，施恩则劝；不轻动罚，动罚则惩。

在上者应当慎无名之赏。众皆借口以希恩，岁遂相沿为故事。所以君子恶苟恩。苟恩之人，顾一时，巿小惠，徇无厌者之情，而财用之贼也。

要知道用刑本意原为弼教，苟宽能教，更是圣德感人，更见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民知畏而不知愧，待无可畏时，依旧为恶，何能成化？所以畏之不如愧之，忿之不如训之，远之不如感之。

法者，一也。法曹者，执此一也。以贫富贵贱二之，则非法矣。或曰：“亲贵难与疏贱同法。”曰：“是也，八议已别之矣。”八议之所不别而亦二之，将何说之辞？夫执天子之法而顾忌己之爵禄，以徇高明而虐茕独，如国法天道何？裂纲坏纪，摧善长恶，国必病焉。

治人治法不可相无，圣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继之以规矩准绳、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说者犹曰有治人无治法。然则治人无矣，治法可尽废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犹足以伏六百年后之霸主，而况

译这是效法吗？所以治理天下的人，通过任用贤能之人来确立治理之法，法律就没有不好的；保留完善的法律来等待贤能之人来执行，法律就没有不能推行的。

译君子有君子的长处，小人有小人的长处。任用君子容易，任用小人困难，只有圣人能够任用小人。任用君子在于使其才能得当，任用小人在于控制其祸害。

只要用人得当，委任职责并责求成效，就不必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急于亲近贤才，将其作为当前最紧迫的第一件事。

古代的圣王不尽情利用人的私情，所以下属的忠诚与爱戴常常有余。后世却不是这样，平日里君臣之间仅仅足以维持表面体面，而没有令人感动的恩惠，甚至违背他们的心意，破坏他们想要施展抱负的志向，等到他们奔赴大事、冒犯大难时，都是出于本分不得不做。以不得已的心情去从事不愿做的差事，虽然临时团结，但至死也不亲近，而上级诛求责罚又过于苛刻，所以那些空名和积威不足以镇服人心并庇护自身与国家。唉！百姓没有自然的感动，只是被迫于不得不然的形势；君主没有油然而生的爱戴，只是胁迫他们不敢不然的威严，危险啊！

古代的学者，身处穷困时筹划兼济天下的策略。现在却同为同僚，后进不敢询问前辈的事情，右署不敢知晓左署的职责。在我方是避免侵越职权的嫌疑，在彼方是产生仰望蜀地（意指遥望而不可及）的议论。因此未到那个职位时不敢谋划，到了那个职位时来不及熟悉，匆忙苟且，应付眼前的套数罢了，怎么能树立长远的功业，开拓前所未有的事业呢？

百姓宁愿低价出售而与百姓做买卖，不愿高价出售而与官府做买卖。所以货物堆满市场，商品充斥店铺，官府索取却得不到，加价索取也得不到。有一个官府想要采购丝绸，知道市场价格，秘密派官吏增加价格，才得到。刚出发，商人知道是官府购买，追赶他们，已经进入公门了。这个商人，第二天就逃走了。有人对商人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没有亏欠价格。”商人说：“我不是为了这个公家。今天得到我一匹丝绸，以后就会无限度地责求我。人人未必都像这个公家，以后未必还是这个公家。减少价格有什么害处？更严重的是经年不给价格；拖延给价格有什么害处？更严重的是最终不给价格；一样货物不给价格有什么害处？更严重的是多次索取都不给价格。吏卒趁机附带索取也不给价格。不给价格有什么害处？更严重的是没有这种货物却责求你有，随意施加鞭打。为你到处搜索却得不到，为你远求却难以等待。诛求者不是一个官府，逼取者不是一种货物，公差的需要索取，公门的侵吞克扣，价银的压低假借又来不及论心。唉！宁愿遭遇盗匪抢劫，也不愿遭遇官府赊欠。盗匪抢劫还可以向官府申诉冤屈，官府赊欠则无处申诉了。”我听到后，对同僚说：“百姓不信任我们，不是百姓的罪过。他们本来是想让货物出手，何必选择是官府还是百姓？又何必亲近百姓而仇视官府呢？不要轻率地索取，不要过多地索取，与百姓同价并且当天当面支付，年年如此，人人如此，又禁止府州县不这样做的，百姓难道不是人吗？没有那种过错。”

公正二字是支撑世界的，没了这二字，天就塌了。

臣子有两种惩戒，一是私，二是伪。私就会利己徇人而公法败坏，伪就会弥缝粉饰而实政堕落。公法败坏则豪强得以横行恣意，贫贱者无处控诉而愁怨众多。实政堕落则视国民如同越秦（意指视同陌路），追逐势利如同商贾而身家肥厚。这是动乱灭亡的征兆，怎么能不惩戒。

“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朱熹注解说：“誾誾，和悦而诤。”只一个诤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代见到上大夫，少不了和悦，只缺一个诤字。

古今观察人，离不开好恶，武叔诋毁仲尼，伯寮控告子路，臧仓阻止孟子，从来圣贤没有不遭受诽谤诋毁的，所以说：“那些不善的人厌恶他，不被不善的人所厌恶，不成其为君子。后世掌握进退大权的人只在乡人皆好的人中选取人才，千人的赞誉不足以抵挡一人的诋毁，更不考察这诋毁的话从何处来，更不考察这诋毁的人是小人还是君子。因此正直的士人伤心，端正的人丧气。一进入仕途，只在弥缝涂抹上下功夫，更不敢得罪一人。唉！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背离中庸之道而只以乡愿为师，都是由是非失真、进退失当的人驱使他们这样做的。

谋划大事在于细节，不劳力，不费财，不动声色，暗中收取百倍的功效。用柔作为刚，越包容；越惭愧委屈，越契合腹心，化作两人的美名。

铨选署的楹联：“正直的人无需我出力，枉曲的人我无需出力，怎么敢贪天之功；恩惠则把奸邪当作贤良，怨恨则把贤良当作奸邪，岂能逃脱鬼神的责罚。”

公署的楹联：“只凭一个志诚，任凭你千欺百罔；有三尺明法，休犯他十恶五刑。”

公署的楹联二：“皇天在上鉴察此心，怎敢不光明正直；赤子来游吾腹，愿言岂弟慈祥。”

按察司署的楹联：“光天化日之下，四方阴邪休行；大冬严雪之中，一点阳春自在。”

发示驿递：“痛惜百姓吃草饭沙，怎忍吸民膏以纵口腹；目睹民间卖妻鬻子，岂容穷物力而拥车徒。”

发示州县：“怜悯其饥，思念其寒，谁不可怜子女，肯推毫发与苍生，不枉为民父母；接受你的俸禄，怠慢你的事务，谁能放过仆童，况糜膏脂无治状，也应念及儿孙。”

襄垣县

译在柱子上张贴对联：“百姓若有智慧，就愿意教导竹头长出笋来；公堂上若无公事，就任凭门外去张罗应酬。”

译不要因勤劳而怨恨辛苦，朝廷正在寻找你做奶妈。

城门四联：东延和门：“青帝布阳春，郁郁葱葱生气溢沙随之外；黄堂流德泽，融融液液太和在梁苑之西。”南文明门：“万丈文光北射斗牛通魁柄；三星物采东箕尾上台躔。”西宝成门：“万宝告成，耕夫织妇白叟黄童年年歌大有；五征来备，东舍西邻村北曈处处乐同人。”北钟祥门：“洪涛来万里恩波，远抱崇墉浮瑞霭；玄女注千年圣水，潜滋环海护生灵。”

人情

没有快乐只有痛苦，即使是父子也不能互相保全，何况百姓呢？有快乐没有痛苦，即使是戎狄也会相亲相爱，何况百姓呢？

世上的人，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喜欢谈论并乐于宣扬；看到别人规劝自己的过错，既加以掩饰，又痛恨对方；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欣喜并加以夸张；看到别人称赞他人的善行，既加以掩盖，又加以搜求。试想想这个念头是君子呢？还是小人呢？

突然出现的祸患，愚者会感到惊恐；逐渐到来的灾殃，智者往往忽视。让愚者去面对智者所忽视的事情，真是可怕啊！

论人情只往淡薄处去探求，说人心只往邪恶边去想，这是自私而刻薄的念头，自己就是个小人。古人贵人常在有过错中寻求无过错，这是宽厚之心、盛德之事，学者仔细思考，自会体味出其中的滋味。

别人说自己好就高兴，说自己有过错就愤怒。自己的善恶自己最清楚，等到祸败时是欺骗不了别人的。别人说自己身体结实就高兴，说自己身体虚弱就愤怒，自己的病痛自己独自感觉，到死亡时是欺骗不了别人的。

一位高官回家，门庭不如做官时那样热闹，闷闷不乐地说：“世态炎凉如此，人怎么能忍受？”我说：“是你自己变得炎凉，不只是世态的过错。平常淡泊素雅是我本来的状态，热闹繁华是我偶然得来的事物。你留恋富贵以为理所当然，厌恶贫贱以为遭遇不幸，哪里有什么炎凉，还有闲暇感叹世情呢？”

迷惑没有比明知故犯更迷惑的，愚蠢没有比滥用智巧更愚蠢的，耻辱没有比追求荣耀更耻辱的，渺小没有比喜好宏大更渺小的。

两人互相非议，不家破人亡不止，只要回头承认自己一句错，便是无边受用；两人自以为是，不反目唇枪舌剑不止，只要温语称赞对方一句好，便是无限欢欣。

把好的名声都揽在自己身上，把坏的名声都推在别人身上，这是天下的通病。不知道这两个念头都揽了个恶名在身，不如让善引过。

显露自己之美的人可恶，分享别人之美的人更加可恶，何况专夺别人之美，窃取别人之美呢？我们应当警惕。

坚守义礼的人，今人认为倨傲；擅长谄媚的人，今人认为谦恭。举世名公达宦自号儒流，也迷乱相责而不悟，大可笑也。

爱人以德而令人仇视，人以德爱我而仇视我，这两个人都是愚蠢的。

在无可知的地方尽有可知的人却忽视他们，称为瞎子；在可知的地方尽有不可知的人却忽视他们，也称为瞎子。

世间有三条利衢坏人心术，有四条要路坏人气质，当此地而不坏者，可谓定守矣。君门，士大夫之利衢也。公门，吏胥之利衢也。市门，商贾之利衢也。翰林、吏部、台、省，四要路也。

有道者处之，在在都是真我。

朝廷法纪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圣贤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无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安也。君子慎之。

古人之相与也，明目张胆，推心置腔。其未言也，无先疑；其既言也，无后虑。今人之相与也，小心屏息，藏意饰容。其未言也，怀疑畏；其既言也，触祸机。哀哉！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而与之披情愫、论肝膈也？哀哉！彼亦示人以光明，而以机阱陷人也。

古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今人却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古人名望相近则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则相妒。

福莫大于无祸，祸莫大于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实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耻也。

两悔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两怒无不成之祸。

已无才而不让能，甚则害之；己为恶而恶人之为善，甚则诬之；己贫贱而恶人之富贵，甚则倾之；此三妒者，人之大戮也。

以患难时，心居安乐；以贫贱时，心居富贵；以屈局时，心居广大，则无往而不泰然。以渊谷视康庄，以疾病视强健，以不测视无事，则无往而不安稳。

不怕在朝市中无泉石心，只怕归泉石时动朝市心。

积威与积恩，二者皆祸也。积威之祸可救，积恩之祸难救。

积威之后，宽一

译分开则安定，恩惠平分则喜悦；在积累恩惠之后，停止而不增加，人们就认为恩惠淡薄，稍微减少一点，人们就认为有怨恨。恩惠到了极点就会陷入困境，陷入困境就难以持续；宠爱到了极点就会放纵，放纵就难以忍受。难以持续就不能前进，其趋势必然衰退。所以威严衰退是福气，恩惠衰退是灾祸；恩惠增进是福气，威严增进是灾祸。圣人并非吝啬恩惠，而是畏惧灾祸。潮湿的柴火容易解开，干燥的柴火难以捆扎。圣人吝啬恩惠，正是出于爱人没有止境的至深情感，以及调节人情的微妙权宜。

译人们都知道少是忧患，却不知道多也是忧患。只有智者担忧过多。

众人厌恶的人一定要考察，众人喜爱的人一定要考察，这容易；自己厌恶的人一定要考察，自己喜爱的人一定要考察，这很难。

有对人情的认识，有对物理的认识，有对事体的认识，有对事势的认识，有对事变的认识，有精细的认识，有阔大的认识。这些认识都不能兼得，其中对事变的认识最难，对阔大的认识最珍贵。

圣人的道理，本来不违背人，但也不刻意迎合人。人情原本没有极限，一味迎合人不仅不对，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君子只致力于合乎道理。

施予别人的人虽然不停止，但我常谨慎所求，这叫培养施予；报答我的人虽然不停止，但我常不敢承受，这叫培养报答；这不耗尽人情，却是保全交往之道的方法。

指责别人的人，对方有五分过错，只指责他三四分，不仅对方有余惧，而且会倾心信服，足以堵住他的辩词。指责到五分，已经伤害了浑厚，我就没有挽救的本性了。如果再多一分，就是给了他自我辩解的资本，他凭借一分得到五分，我贪图一分却失去五分。这是指责别人的大戒。

见到利益就向前，见到祸害就退后，同样的功劳独自占有，同样的过错推卸给别人，这是小人的常态，却是大丈夫的耻辱行为。

任凭他轻薄邪恶，而我用厚道去敦促他，那么轻薄邪恶的人必定愧疚感激，而情谊更加深厚。如果因为他轻薄邪恶，也用轻薄邪恶回报他，那么你我同样错误，只是先后不同罢了，究竟何时能化解？这是庸人的行为，君子不这样做。

宽恕人有六种情况：或者他的见识有不到的地方，或者他的听闻有不真实的地方，或者他的力量有不及的地方，或者他的心事有痛苦的地方，或者他的精神有疏忽的地方，或者他的微意有所在的地方。先有这六种宽恕，然后命令他不听从，教导他不改正，然后才可以责备他。所以君子先教导人然后责备人，体谅人然后发怒于人。

正直的朋友难得，而我却用忌讳过错的神态拒绝他；谄媚的人不少，而我却用喜欢奉承的态度接待他。唉！想要不一天天陷入邪恶也难了。

笞、杖、徒、流、死，这五种是小人的法律；礼、义、廉、耻，这四种是君子的律令。小人触犯法律由官府刑罚，君子触犯律令由舆论刑罚。虽然如此，刑罚滥及，小人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最恰当的刑罚；毁谤交攻，君子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最公正的舆论。

情感不足而用言语修饰，那言语不可亲近；诚意不足而用容貌修饰，那容貌不可信任。所以天下的事情贵在真实，真实不容掩盖，而表现在言语容貌上，那可亲可信啊！

势、利、术、言，这四种是公道的敌人。炙手可热则公道屈服，贿赂潜通则公道屈服，智巧阴投则公道屈服，毁誉肆行则公道屈服。世上希望侥幸受诬陷的人，不止十分之五，令人感慨啊！

圣人处世只在人情上下功夫，而在人情上又只在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下功夫。

美产生爱，爱产生狎昵，狎昵产生玩弄，玩弄产生骄傲，骄傲产生强悍，强悍产生死亡。

礼是圣人制定的，情不是圣人制定的。圣人依据情而生礼，君子见礼而得情。众人以礼视礼，而不知其情，因此礼成为天下的虚文，而崇尚真实的人想抛弃它了。

人到了无所顾惜的时候，君父的尊贵不能使他严肃，鼎镬的威严不能使他恐惧，千言万语不能使他明白，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圣人知道这样，常常培养他的体面，体谅他的私情，而不让他达到无所顾惜的地步。

称赞别人为颜子，没有不高兴的，忘记了他的贫贱和早逝；称赞别人为桀、纣、盗跖，没有不愤怒的，忘记了他的富贵和长寿。好善恶恶的相同如此，而做人却与桀、纣、盗跖同归，为什么厌恶其名而喜好其实呢？

现在人骨肉之好不终，只是看得尔我二字太分明。

圣人制定礼本来是为了体察人情，不是为了违背它。圣人的心不是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顺之，但顺一时便一人，而后天下之大不顺便者因之矣。所以圣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顺，徇一时弊万世，其拂人情者，乃所以宜人情也。

好人之善，恶人之恶，不难于过甚。只是好己之善，恶己之恶，便不如此痛切。

诚则无心，无心则无迹，无迹则人不疑，即疑，久将自消。

我一着意，自然着迹，着迹则两相疑，两相疑则似者皆真，故着意之害大。三五岁之男女终日谈笑于市，男女不相嫌，见者亦无疑于男女，两诚故也。继母之慈，嫡妻之惠，不能脱然自忘，人未必脱然相信，则着意之故耳。

一人运一甓，其行疾，一人运三甓，其行迟，又二人共舆十甓，其行又迟，比暮而较之，此四人者其数均。天下之事苟从其所便，而足以济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则人情必有所苦。

先王不

译人们往往因为顺从自己的意愿而迎合我的一己之见，却又因此被事务所困扰。

人的本性中，有时嘴上说同意但心里未必真的认同，有时事情做成了但心里未必真的满意。如果不是迫于形势的勉强，就是受限于面子的束缚。善于体察他人的人，关键在于识别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感，而不让他们被言语和事务所折磨。这就是圣人能够感动人心，而人们乐于为他效死的缘故。

译人的情感越是体贴入微，就越有情趣；事物的道理越是探究琢磨，就越能找到入门的门径。

不怕感受太多，只怕贪恋感受。世上那些奔波追逐、眷恋不舍的人，都是贪恋感受的人。

人情的险恶，已经到了极点。一个官员贪婪，上级想要弹劾他，但事情泄露了，他表面上因其他事获罪，上级为了避嫌，于是就不敢弹劾他了，世人称之为“箝口计”。

“有两三个讲求道义的朋友，分别几天就会互相思念，认为世俗的念头，一分别就产生亲厚之情，一分别就疏远。”我说：“你这话很有意趣，与那些淫荡狎昵的朋友滋味截然不同，只是真正的滋味还没有体会得深罢了。孔子、孟子、颜回、子思，我们平生何曾见过他们？如今在诵读体认之间，就像朝夕同在堂上对话，像家人父子一样相依为命，为什么呢？因为心意相交、精神契合，千载如同一时，万里如同一人。时间久了，彼此我都消失了，谁离谁合，谁亲谁疏呢？如果在一起时善念产生，分离时欲念滋长，即使朝夕相处一生，又能成就什么事业呢？”

平时已经染上毛病，却归咎于某一天突然爆发；病源发自脏腑，却只在皮毛上寻求疗效。太仓粮仓枯竭了，却责怪囤积在底部的粮食；大厦倾倒了，却归罪于一场大雨。

世上的人，听到称赞别人的善行就产生嫉妒心，听到指责别人的恶行就产生欢喜心，这是忘记了天理而放纵人欲的表现。孔子所厌恶的，是厌恶宣扬别人的恶行；孔子所快乐的，是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我们难道可以另有一副心肠吗？

人欲发动时，最初的念头最炽烈，必须延缓一下，如果立刻去做就错了。天理发动时，最初的念头最勇猛，必须立刻去做，如果延缓就会停歇。

凡是人做不善之事，起初都是不忍心的，后来忍与不忍各占一半，后来就忍心了，后来就安于这种状态，后来就乐于做不善之事。唉！到了乐于做不善之事的地步，良心就死了。

听到别人的善行就掩盖它，或者用文辞来歪曲以诬陷他的本心；听到别人的过错就宣扬它，或者添枝加叶以加重他的罪责。这都是得罪鬼神的行为，我们应当警戒。

“恕”这个字，是个好道理，但要看那“惟心者”是什么念头。好色的人宽恕别人的淫乱，贪财的人宽恕别人的贪婪，好酒的人宽恕别人的醉酒，好安逸的人宽恕别人的懒惰怠慢，没有不拿自己来揣度别人的，没有不把别人看作自己的，但这却是道的贼害。所以实行恕道的人，不可以不审慎。

心怕三心二意，情怕专一不变。

把别人的长短当作自己的事，自己的痛痒却去问别人。

不要带着烦恼去求恩爱，得不到恩爱反而增添了烦恼。

利益算计到了毫无余地的地步，祸患却防备于意想不到的地方。

物理

鸱鸮和乌鸦，它们本来的声音就像喜鹊和斑鸠一样，只是它们的声音令人厌恶，听到的人认为不吉利，常常弹射杀死它们。动物飞翔鸣叫，何曾选择地方呢？栖息在房屋上就在房屋上叫，栖息在树上就在树上叫。

那些在房屋上叫的，主人怀疑它们了，不知道它们在野外树上叫，对主人来说又有什么不吉利的呢？至于狗像人一样行走、老鼠像人一样说话、猪像人一样站立，真是极大的异事，然而不祥在于物，与人无关。即使对人来说是凶兆，也不过是感应了乖戾之气而呈现征兆，在物自身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概鬼神爱护人，常常向人显示趋吉避凶的端倪，人如果能恐惧修省，就可以转祸为福。就像齐景公退避孛星，商高宗枯桑生谷，妖异胜不过德行，这是理气必然的规律。那么妖异呈现征兆，就是蓍草龟甲的启示，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深恶痛绝地去除它们呢？

春夏秋冬不是四个天，东西南北不是四个地，温凉寒热不是四种气，喜怒哀乐不是四张脸。

临池的人不必抬头观看，日月星辰就可以知道了；闭门的人不必游览，阴晴寒暑就可以知道了。

拥有国家的人要知道真正的祥瑞，真正的祥瑞，是招致祥瑞的根本。

百姓安宁物产丰富，四海清平宁静，和气熏蒸，祥瑞就产生了，这是大治的符瑞。

大治已经形成，相应的征兆才显现出来，即使没有祥瑞，有什么妨碍它成为大治呢？如果世道混乱而祥瑞产生，那么祥瑞就是灾异了。所以灾祥没有固定的名称，治乱有固定的表象。庭院里生长桑树和谷树未必是妖异，殿堂里生长玉芝未必是祥瑞。所以圣明的君主不惧怕灾异，不喜好祥瑞，只是尽自我修养的道罢了。不然的话，难道后世出现祥瑞的君主会超过二帝三王吗？

先得到天气而生的，根本在上而末端在下，人就是这样。先得到地气而生的，根本在下而末端在上，草木就是这样。得到气中之质的，飞翔。得到质中之气的，行走。

得到浑沦磅礴的气质的，成为山河，成为巨大的物体。得到游散纤细的气质的，成为蠛蠓蚊蚁等蠕动的小虫，成为苔藓萍蓬丛蔇之类的草。

钉钉子唯恐它不坚固，拔钉子推唯恐它不出来。上锁唯恐它不严密，开锁唯恐它不轻易。

用恒常来揣度气数，用知识来断定幽深玄妙，都是造化所嘲笑的事情。造化也定不下来，造化尚且听命于自然，何况是被造化所造化的万物呢？堪舆星卜等书，都是屡次应验的。

古今记载，没有比今天更泛滥的了。概括起来有九类：有全书，有要书，有赘书，有经世之书，有益人之书，有无用之书，有病道之书，有杂道之书，有败俗之书。《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这叫做全书。

或者撮取其要领，

译有的书籍内容精妙丰美，如《四书》、《六经集注》、《通签》之类，这叫做要书。顺应时务，合乎机宜，使用它能使万物丰饶、百姓安定，功业成就、事情成功，这叫做经世之书。言论虽然接近道理，但只是搜集陈旧言论，不足以辅助经史，这叫做赘书。医术、农技、占卜、养生、预防祸患、劝善惩恶，这叫做益人之书。与天下国家无关，对身心性命无益，言语不发自内心，言论都迎合世俗，反而妨碍当世的事务，这叫做无用之书。还不如那些繁琐的佛、老、庄、列之书，这叫做病道之书。迂腐儒生的陈腐言论，贤者智者的偏颇之言，这叫做杂道之书。淫荡邪恶、虚幻荒诞、权谋机巧、夸大其词，这叫做败俗之书。负有维护世道责任的人，如果不毅然决然地筛选剔除并铲除这些书籍，它们对世教人心的危害也不小。

译火不知道自己热，水不知道自己寒，大鹏不知道自己大，蚂蚁不知道自己小，这是因为它们都忘却了各自所处的生存环境。

声音没有形状颜色，寄托在器物上；火没有实体，寄托在柴薪上；颜色没有依托，寄托在草木上。所以五行之中只有火没有形体，但它的作用却无穷无尽。

大风没有声音，急流没有波浪，烈火没有火焰，万物没有影子。

万物获得气的先兆

不劳而获地进食，雀鼠就是这样；肆意作恶地进食，虎狼就是这样。士大夫可以把这作为座右铭来警戒自己。

熏香和莸草的臭味，莸草的臭味固然不能有，但熏香也是多余的，不如没有气味。没有气味，才是气味的根本。

圣人因为蜘蛛而知道制作网罟，蜘蛛并不是向圣人学习才吐丝结网的；因为苍蝇而领悟制作绳索，苍蝇并不是向圣人学习才交叉足部的。万物，是天的能力；圣人，是人的能力。

拿着火不烧焦手指，车轮转动快到看不清下面，是因为速度快。

柳木炭和松木炭软弱无力，见到火就烧完了。榆木炭稍强，火势稍烈。桑木炭更强，山栗木炭更强。它们都逼人气势且耐久。木头死后变成灰烬，它的本性自在其中。

不要对着落花长久叹息，世间什么东西没有终结的时候呢。

广喻

剑长三尺，作用在一丝锋利的刀刃上；笔长三寸，作用在一端锐利的毫尖上，其余的都是无用的多余之物。虽然如此，如果剑和笔只有那锋利和锐利的部分，那么它们的作用就无法施展。由此可知，无用的部分，是有用部分的凭借；有用的部分，是无用部分的施展。易牙不能没有烧火的人，欧冶子不能没有打铁砧的人，公输班不能没有钻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不能缺少，那么他们与有用的人是一样的，怎么能互相轻视呢？

坐在井里的人，不能和他谈论广阔的天空，走出来四处看看，才开始觉得天空的大。虽然如此，云彩树木阻碍视线，所见仍然局限，登上泰山的顶峰，看天空就不知道它的边际了。

虽然如此，不如亲身游历八极之外，心灵通达九垓之外。天空在胸中就像太仓里的一粒米，然后才可以谈论通达的见识。

执着于味道不是最高的味道，所以玄酒是五味的先导；执着于颜色不是最高的颜色，所以太素是五色的主宰；执着于形象不是最高的形象，所以无象是万象的母亲；执着于力量不是最高的力量，所以大地承载万物而不感到负担；执着于情感不是最高的情感，所以太清生成万物而不亲近；执着于心机不是最高的心机，所以圣人应对万事而不占有。

凡是病人面色红如红土、头发润如油的，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全身的精气血脉都汇聚在面部上了。唉！君主富有四海，贫穷是可以恐惧的。

拥有国家的人，厚待下属体恤百姓，不仅仅是为了百姓。比如城墙，扩大底部，削去顶部，才可以坚固；比如树木，灌溉根本，修剪末梢，才可以茂盛。

城墙没有上面宽大下面狭窄而不倒塌的，树木没有暴露根本繁茂末梢而不枯死的。真是可怕啊！

天下的形势，是逐渐积累形成的。不要忽视一根毫毛、一根羽毛压断车轴，这是积累；不要忽视寒露逐渐变成坚冰，这是渐变。自古以来，天下国家、个人的败亡，不出“积”和“渐”两个字。积累的微小和渐变的开始，足以让人寒心啊！

火燃烧得最猛烈时没有烟，水顺流而下时没有声音，人情平和时没有言语。

风刚开始从山谷发出时，拔树卷石，逐渐远去而减弱，再远去而变弱，再远去而变微，再远去而消失。这是形势使然。如果风从山谷出来时，只能振动树叶拂动毛发，那么即使近在咫尺也不能推行。京师是号令的源头，纪法不可以不振作。

背上有东西，回头千万次也看不见，于是认为别人的话不可信，如果一定要自己看见，那么就没有看见的时候了。

有人害怕换衣服时的寒冷而忍受一年的冻饿，害怕一针的疼痛而甘愿忍受必死的疮疡。一劳永逸，可以和有见识的人谈论。牙齿紧密排列，不嫌弃互相逼迫，本来是有原因的。掉了补上，就感觉有异物了。大凡固有的东西，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佩戴珍珠美玉，穿着锦绣罗衣，却在室内饿死，不如乞丐手持一升粮食。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实用之物，而惩罚崇尚无用之物的人。

元气已经虚弱，而血肉没有溃烂，饮食起居感觉不太明显，一旦外邪侵袭，突然就死了。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是千日积累的结果。千日可以为之，一旦无法为之。所以在千日时谨慎，正是为了防止那一旦。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可以警惕恐惧了。

用果子车驾驭骏马，用盆池水养育蛟龙，用小节廉耻束缚英雄豪杰，善于用人的人会嘲笑这种做法。

水千流万派，始于一个源头，木千枝万叶，出于一个根本；人千酬万应，发自一颗心；身千病万症，根于一个脏腑。被千万种现象迷惑，是世人的大迷误；直指源头，是智者的独到见解。所以治病治一个根本，千万种病都消除了；理政理一个根本，千万件事都举行了。

水签、灯烛、日、月、眼，世间只有这五种照明，应该称为五明。

毫厘的轻，是斤钧所凭借以成为重的；合勺的微，是斛斗所依赖以成为多的；分寸的短，是丈尺所需求以成为长的。

人中黄的污秽，天灵盖的凶险，人人都畏惧厌恶。卧病在床，命在须臾，片脑苏合，玉屑金泊，本来被视为无用之物，而当时急需的，却有所需要。

译在紧急关头，像胶住瑟柱一样刻板地用人，真是可悲啊！

长戟比锥子锋利，但戟不能当作锥子使用；猛虎比狸猫勇猛，但猛虎不能当作狸猫使用。使用小物件时不取用大物件，就像使用大物件时不取用小物件一样，这两者不能互相讥笑。

译娇嫩高大的植物适宜在水泽中生长，如果土地干燥酷烈，天气干旱，它们自然会枯槁。然而，如果用咸水浇灌就会变黄，用油浆浇灌就会生病，用沸水浇灌就会死亡，只有井水能让它们生存，但又不如河水那样旺盛。虽然如此，倘若让它们浸泡在汪洋大水之中，在泥泞中度过一个月，只有水生植物能生存，其他没有不死的。用心思考难道不容易吗！

镜子不能自己照自己，尺子不能自己量自己，秤不能自己称自己，这是被外物所局限。圣人却能自我观照、自我衡量、自我称量，成就其作为镜子、尺子、秤的功能，然后才能评判天下的美丑、长短、轻重。

冰凌烧不熟，石砂蒸不黏。

火的性质是空的，所以把兰麝投进去就香，把毛发骨头投进去就臭；水的性质也是空的，所以烹茶清苦，煮肉则腥膻，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自我。没有自我所以能顺应万物，如果自己有一种气味混杂其中，那就成了具体的物。物与物相交，两方都没有主客之分，一同归于混杂。比如在茶里煮肉，在兰麝中投入毛发骨头，这就叫做浑浊驳杂。物尚且不能保持其本性，何况谈论道呢？

大车满载，千万只蚊蚋聚集在上面，它们的离去或到来，并不会增加或减少车子的重量。

苍松古柏与夭桃秾李争奇斗艳，重较鸾镳与冲车猎马争步竞跑，难道不应该吗？如果做不到，那就太丑了。

射箭射不中靶心，弓没有罪，箭没有罪，靶子也没有罪；写字写得不工整，笔没有罪，墨没有罪，纸也没有罪。

锁和钥匙各有契合之处，契合就开，不契合就不开。也有契合却打不开的情况，那一定有导致契合却打不开的原因。也有整天开着，偶然却死活打不开的情况，那一定有导致偶然打不开的原因。万事必有原因，应对万事必须探求其原因。

窗间一张纸，能阻挡拔木的大风；胸前一个葫芦，不会溺毙于拍天的巨浪。这是因为它们所依托的东西不同。

有人送给我一块木头，家僮说：“留着做梁。”我说：“木头太小，承受不了。”家僮说：“留着做栋。”我说：“木头太大，不合适。”家僮笑着说：“木头是一样的，忽然嫌它大，又嫌它小。”我说：“小子听着，万物各有适宜的用途，言语各有恰当的时候，难道只有木头是这样吗？”后来家僮为我生炭，炉子满了，烘得人很热。我说：“太多了。”于是他把炭都拨开，只留下星星点点两三处，欲明欲灭。我说：“太少了。”家僮抱怨说：“火是一样的，既嫌它多，又嫌它少。”我说：“小子听着，情感各有适宜的状态，事情各有衡量的标准，难道只有火是这样吗？”

大海投入污秽，投入瓦砾，无所不包容；索取它的宝藏，索取它的生育，无所不给予。广博的度量足以容纳，受到触犯而不惊动；富有的积蓄足以供给，被采掘而不枯竭。圣人，就是万物的海。

镜子空明而没有自我的形象，所以照物丝毫不差。如果有一丝痕迹，照在人脸上便有一丝；如果有一点瘢痕，照在人脸上便有一点，差错不在人脸上。

心的本体如果不虚，应对外物也是如此。所以禅家常常教人空掉一切有，而我们儒家只有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中，所以才有发而中节的和。

人没有洗脸而不闭眼的，没有撮取红色颜料而不考虑手的，这还算是爱护小体。

人没有经过屋檐滴水而不快走，没有踩在泥涂中而不抬脚的，这不过是爱护衣履罢了。

七尺之躯难道还不如一双鞋吗？却沉溺于滔天的情欲之海，拼死于焚林的暴怒之场，粉身碎骨心甘情愿而不顾惜，可悲啊！

恶言像鸱枭的啼叫，闲言像燕雀的喧闹，正言像狻猊的吼声，仁言像鸾凤的鸣叫。由此思考，言语能不慎重吗？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这是可以做到的。鼻子左边闻香，右边闻臭；耳朵左边听丝竹，右边听竹乐；眼睛左边看东，右边看西，这是做不到的。两个身体尚且难以分开，何况一个念头可以混杂吗？

把头发扔在地上，即使是乌获也不能让它发出声音；把果核投在石头上，即使是童子也不能让它不发出声音。人难道能让我轻重吗？是自己让自己轻重罢了。

泽潞之战，我和同僚并肩坐在轿子里。天色已晚，同僚问轿夫：“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回答说：“五十里。”同僚怅然若失。过了一会儿又问：“还有多远？”回答说：“四十五里。”像这样问了几次，声音越来越严厉，意思迫切得无法形容，甚至怒骂。

我在车中稍作休息，下车后戏弄他说：“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到了那里和我一样。”

同僚笑着说：“我的口水都快干了，喉咙像火烧一样，这才相信哥哥占了很多便宜。”

询问建房的人也是如此。天下哪有胎儿没到时间却强行催生的道理呢？大抵都是揠苗助长的见识。

进香拜佛某人不禁止，同僚批评他。我怅然说：“王道荒芜之后，小路就多。他所做的确实不是好事，但心里想着福利，为什么不能禁止？所依赖的是借此自我警戒，而不敢作恶。所以年成不好时不禁止人们吃草木的果实，等到年成丰裕，他们自然就不吃了。孟子的话说得好：‘君子反经而已矣。’‘而已矣’三个字，旨意深远，妙极了！蕴含多少趣味！”

每天吃烤肉的人，每天看到它都觉得美味，好像一天都不能没有。吃素三个月，闻到肉味只觉得腥了。现在跟吃烤肉的人谈论腥味，难道不奇怪吗？

译钩吻和砒霜都是毒药，都能治病，关键看是什么水平的医生。

每家都有通往长安的路，却分不清东、西、南、北。

译一根柴火没有火焰，但成百根柴枝捆在一起就能燎原；一股泉水没有渠道，但万千泉水汇聚就能溢出大海。

钟一响，千家万户有耳朵的人没有不听到声音的，但这并不是因为钟声不够充足。假如钟在百里之外无人居住的荒野响起，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也不是因为钟声有多余。钟并不是把声音分送给每个人让他们听到，每个人也不是从钟声中取足声音来填满自己的耳朵，这是贯穿始终的道理。

没有拥有善心却没有善政的情况，就像浸种必定发芽，点燃兰草必定散发香气；也没有没有善心却有善政的情况，就像塑像不会说话，画中的鸟不会飞翔。

我曾经和朋友讨论一件事，朋友说：“我胸中自有权衡标准。”我说：“即使是妇人和小孩也未曾没有权衡，只怕他们用的是大斗小秤。”

打呼噜惊醒邻居，但睡觉的人自己听不到；污垢布满背部，但背负的人自己看不见。

喜爱毒蛇而抚摸它，很少有不中毒的；厌恶虎豹而搏斗它，很少有不被咬伤的。对待小人，应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玄妙奇特的病症，用平易的方法治疗；英气勃发的病症，用深沉的方法治疗；阔大虚浮的病症，用充实的方法治疗。

在偏离正道不远时返回，不如在行动之前审慎考察。

拥有千金家产的人，不是一天就变穷的。每天每月地削减，平时有所损耗，一旦之间变得贫穷，不责怪平时的积累，却责怪一旦之间的变故，这是愚蠢的。所以君子重视微小的损耗，谨慎细微的行为，防范细微的弊病。

上等的策略是利用贼人，次等的策略是捕捉贼人，再次等的策略是躲避贼人。

穿着新鞋的人，走路必定选择地面。如果选择地面行走，那么鞋子就可以经常保持新洁。

在桐木上蒙上丝弦，它们的声音是相互借用的。道不是孤立形成的，功不是单独建立的。

坐在明亮的灯前，不能看见黑暗，但黑暗中的人看见对着灯的人非常真切。所以君子贵在身处幽暗之处。

没有涵养的功夫，一开口一动身就显露出本来面目，不能说你有深刻的见解和真知；没有保养的实质，遇到外感内伤依旧是病人，不能说你有真正的传承和口授。

磨墨能领悟反省自身、克制私欲的方法，给笔上油能领悟用人处事的方法，写字能领悟治理世事、驾驭万物的方法。

不了解天地就观察四季，不了解四季就观察万物。四季分开来看是四个阶段，总体是一口气的呼吸，比如锅里的水有寒温热凉，随着火的有无而变化，不能称之为四种水。万物分开来看是万种，总体是一口气的熏陶，比如一棵树上的花，大小先后，随着气的完备或缺失而形成，不能称之为不同的花。

阳气主运动，运动产生燥热，得到阳气的滋养，即使赤身裸体也能躺在冰雪上；阴气主静止，静止产生寒冷，得到阴气的滋养，即使在盛夏也能穿着皮衣。君子得到了道的滋养，行动怎么会不从容自如呢？外表看似可以动摇，必定是内心没有所得。

有人问：“士人仰慕贤人，贤人仰慕圣人，圣人仰慕天道，怎么样？”回答说：“这种体悟难免有偏差。士人、贤人、圣人都志在天道，只是分量有大小，造诣有深浅罢了。比如去长安的人，都志在长安，只是行走有快慢，有停有不停罢了。如果说走半步的人仰慕走百里的人，走百里的人仰慕走千里的人，那就错了。所以修道的等级，必定由贤人而后才能成为圣人，但志向所仰慕的，一开始就想要和圣人一样。”

言语教导不如身体力行的实践，通过事务感化不如通过心意感化的精妙。通过事务感化让人信服，信服就不劳而教成；通过心意感化让人神会，神会就不知不觉风俗改变。螟蛉养育子代，是言语感化。

鸟类孵化，是气化；鳖因思念而生，是神化。

天道循序渐进则万物生长，超越常规则万物死亡。阴阳之气都依靠循序渐进，所以万物生长养育，百种变化昌盛顺利。冬天温暖则生气消散，夏天寒冷则生气收敛，这都是超越常规。所以圣人做事，不让人震惊。

只有一条线，把紧要的关键提掇得清醒，满眼的景物都增添色彩，到处的鬼神都响应。

一种制度建立，一种弊端就产生，这确实如此，然而因为弊端产生就不建立制度，未见其正确。建立制度来禁止弊端，就像修筑堤防来阻止水流，堤薄土疏而乘隙决溃确实存在，但没有因为决溃就废弃堤防的。没有弊端的制度，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产生弊端的制度也是立法者的笨拙。所以圣人不随意建立制度，不建立针对单一事件的制度，不建立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制度，不因为小的弊端而废弃好的制度，不因为一对的弊端而废弃可以长久的制度。

朝廷之上最要紧的是荡荡平平，宁可留有未尽之意，不要做一时快心的事情。有人不认同我的话，我说：“你见过悬挂的重物吗？悬挂的重物，用一根线系着重物下垂，往来不定。在两壁之间，人用一只手撼动它，撞向东壁重则反弹向西壁也重，没有撞击而不反弹的道理，没有撞击重而反弹轻的道理，等到它静止，悬在中间停止。你满足于撞向东壁的一次撞击，而不考虑反弹向西壁的一次反弹吗？国家以无事为福，无心处事，应当可以停止时就停止，那么就没有事了。”

大地用一口气嘘养万物，使它们生长，而万物接受这口气的，早晚不同，那么万物的性质就不同，气没有早晚之分，草木高低不同，万物的形体就不同，气没有高低之分，甘苦不同，万物的味道就不同，气没有甘苦之分，红白不同，万物的颜色就不同，气没有红白之分，荣枯不同，万物的禀赋遭遇就不同，气没有荣枯之分。尽我发育的力量，满足万物各自应有的分量；顺应我生植的道理，听任它们取足的多寡，这样

译罢了。圣人治理天下，道理也是如此。

嘴巴堵塞而鼻子的气息就旺盛，鼻子堵塞而嘴巴的气息就旺盛，鼻子和嘴巴都堵塞，就会胀闷而死。治理黄河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想要水流力量强大而势头急促，就堵塞它的旁支水流；想要水流力量微弱而势头减缓，就增加它的支流；想要水流积蓄起来而有用途，就节制它的急流。治理天下对于顺应民情，道理也是如此。

译木钟撞击时发出木声，土鼓敲击时发出土响，没有受到感应却不响应的，为什么只是抱怨呢？有人说：“也有受到感应却不响应的。”回答说：“用头发去击鼓，用羽毛去撞钟，会有什么响应呢？”

四季的气候，先感应万物，万物就随之响应。之所以会响应，是因为什么呢？天地万物是一气相通的。所以春天感应，粪壤中的湿气上升；雨水感应，柱石先变得湿润；磁石移动，指南针随之转动；阳燧反射阳光，火就产生，何况是有知觉的人呢？感通上天、触动万物，只是这个道理。

衰败的局面难以振兴，就像痿痹的人不能起身一样。然而如果是久病痿痹，必须补养他，使他逐渐起身；如果是新患痿痹，必须用针石治疗，使他迅速起身。

器械与其准备两种却不精良，不如专精一种来得简约。两种都做到精良，是万全的考虑。

我的孩子我怜爱他，邻居的孩子邻居怜爱他，如果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邻居的孩子，而是辗转买卖养育，那么不致死就是恩惠了。所以公家的衙门不如私人的住所。房屋的坚固，驿站的马不如家养的骑乘肥壮，因为不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来看待。如果扩大这种没有私心的胸怀，那么追求长久安逸就不必畏惧。今天的一时辛劳，只是可惜百姓的财力罢了，为什么一定要我自己居住呢？胸怀一体的人，应当使放牧的草料常足，只是怜悯造物主的生灵罢了，为什么一定要我自己乘坐呢？唉！天下有私心已经很久了，不仅仅在这一两件事上。求学的人必须打破这层藩篱，才能成就大世界。

切肉和烤肉的地方，苍蝇飞满桌案，而太羹玄酒（清淡的酒食）却无人问津。切肉和烤肉日益增多，却想让苍蝇聚集到太羹玄酒那里，即使驱赶它们也不会去。切肉和烤肉撤去后，苍蝇不得不趋向太羹玄酒了。所以返璞归真，没有比崇尚节俭并禁止那些可欲之物更好的了。

骆驼背负百钧，蚂蚁背负一粒，都是各尽自己的力量；大象饮水数石，鼷鼠饮水一勺，都是各充其量。君子用人，不要求他们的功效相同，只要各尽所长罢了。

古人说：“音乐和女色对于教化百姓，是末节。”这个末节，是很浅显的。近世音乐女色不行，就动用大声色（盛大的声色享乐），大声色不行，就动用大刑罚，大刑罚才勉强应付一半的事，教化不教化全无暇顾及。常说三代的百姓与礼教相习，如果有奸邪盗贼，然后才施加刑罚，就像肚子和豆粟，偶尔失调，才开始用药饵。后世的百姓与刑罚相习，如果德化不通，日积月累，像孔子所说的三年，王者所说的一世，突然让他们欣然向道，万万不能。好比刚肠硬腹的人，服用大承气汤三五剂才见效，却用四物汤来补益，君子补益，并非不养人，却与疾病相悖，反而生出其他病症。关键在于在刑政中兼用德礼，那么德礼就可以推行，所谓兼攻兼补，以攻为补，先攻后补，有适宜攻的有适宜补的，全在于剂量。民情不违背也不放纵才行，唉！这可以与良医谈论。

得到良医却干扰他，与委托庸医而听任他，其过失是相同的。

把莫耶剑交给婴儿让他抵御敌虏，把繁弱弓交给盲人让他射中目标，他们不胜任，是交付者的罪过。

道路不整治，不责备妇人；家务不整治，不责备仆役。各有各的职责。

齐国有南北官道低洼的地方里许，雨水多时积水成潦，行人不便就沿着西边踩入田地行走，走了几天就成了路。田家苦于此事，用横墙隔断，十步一堵，堵了数十堵，行人避开墙，更向西踩入田地更宽，几天又成了路。田家无计可施，于是蹲在田边又骂又哭，想制止又想诉讼，却无可奈何多人。有人告诉他：“墙所隔断的，已经成了废弃的土地了。为什么不拆掉墙让它通畅，还能省下墙更西边的土地呢？”我笑着说：“还有更奇的方法，用筑墙的土垫路，那么路就平了。路平行人都由路走，不更省下路西边的土地吗？哪里用得着墙呢？”过了几天路修成，而路边没有人的足迹了。

瓦砾在路上，路过的人都不看见，用纸包起来，人必定会捡拾它，包十层并装在盒子里，人必定会偷盗它。所以藏起来，人想弄丢它；掩盖它，人想检查它；围起来，人想窥视它；遮挡它，人想眺望它，只有光明磊落的不令人怀疑。所以君子把自己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丑好在自身，我没有掩饰；爱憎在别人，我不参与。

平稳的桌脚在平处着力，反而更加不平。不平有两种：有两边不平，有一角不平。在不多处着力，必然导致倾斜。

物极必反，是自然的趋势。所以绳子绞得太紧就会反转，投掷得太急就会反射。

无知的物体尚且如此，是形势使然。

这是把钥匙都开得开的锁，只看投簧不投簧。

蜀道不难，有比蜀道更难的地方，只要在人得步。得步则蜀道如同平坦的大道，失步则家庭之中都是蜀道了。

没有在断崖绝壁的小路上蒙眼疾走而不倾跌的。

张敬伯常经过山险，对我说：“天下事常在开始时震惊，而在习惯后安定。

我多次经过栈道，起初不敢移动脚步，现在如同走在平地上。”我说：“你起初认为险，其实不险；近来认为不险，却是险。”

君子教导别人，能妙用因材施教的方法，不能改变他们各自具备的资质。好比土地一样，发育万物，是它的本性，草得到它而变得柔嫩，

译树木得到它（指本性或自然之理）而变得刚强，但不能使草变成树木，也不能使树木变成草。因此，君子依据人的本性来治理人，而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