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只是孔子未曾说过，七十位弟子也未说过，七十位弟子的门人亦未说过，百余年后，孟轲、荀卿等儒者同样未曾说过。”世道日益变迁，正道日益消亡，汉代儒者才开始奉行圣人所言的先王成法，尊崇、保护、守卫，传授有序，将其颁布为政令，安定平易，易于施行；将其著述为言论，笃实可靠，切实可用，将出仕与退隐视为一体，又何曾有过“道统”的说法呢？魏晋以后，清谈崇尚言道，背离实际而趋向虚空，鄙薄平实而喜好高深，岁月更迭，流传至南宋，于是私自确立了道统。自从道统之说流行，于是伏羲、神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遍万物而济助天下的道，忽然不再归属于君主，而归属于儒生，致使后来论道的人，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世间不以帝王系连道统，已经五六百年了。经文光辉灿烂，大训却变得芜乱，难道可以不纠正吗？古代的两位帝王、三位君王，都在位上，没有不伦常有序的，政治没有不平正的，四方没有不安定的，教化没有不推行的，百姓淳朴质朴，下级顺从上级，没有不同的趋向，君主与老师本是一人，所以称为“统”。司马迁说：“天下是重器，王者是大统，传承天下如此艰难，统止于天子，诸侯不敢僭越，何况士人呢？”后世圣人如孔子，不能位列帝王，国家不同，政令繁多，未能合乎大道，各自追求嗜好，习久相化，而道消亡，天下日益沉溺。孔子叙述往古，作为久远安宁的根本，后世听从其增减损益，道才开始有了头绪。孔子在下位，君主与老师分为二人，君师分离则杂乱，扰乱道的说法很多。孔子具备道而失去统，道在先王的事迹中，其得以保存，系于孔子的言论，没有事迹不足以安定民心而养育天下，没有言论不足以记录典章而教化天下，难道先王的规程超越品物之外，孔子又想要依托空言来作为道吗？恐怕先王用来仁爱天下的东西，散亡不可收拾，一时失之，千万世失之。圣王不再兴起，天下谁能尊奉孔子？他的言论尚且显明。饮食男女，人的大欲存在其中。众人如此，贤哲也未尝不是如此。先王担忧这一点，认为欲望不可放纵，也不可禁止。不可禁止而强行禁止，则人不顺从；于是禁止，任其放纵，则风俗日益败坏。于是顺应人的欲望，而以不禁止来禁止，制定礼乐，确定章程。那些不遵从的人，等待刑罚来制裁，使各自平心安身而教化。孔子想要先王的政教在万世施行而不厌倦，于是用六经来传承，而绵延永存为道脉。所以上的道，在于先王建立典章政令以治理，其统则朝廷历代帝王因循，公卿将相辅佐。下的道，在于圣门相互传授而为脉，其传则学校后世师儒弟子守持，前言往行存在其中。如果没有帝王承受天命，养育万物，拥有磨砺一世的大权，奖善惩恶，公卿推行以动荡九州，取儒生的空辞虚说，想要以此推行教化而淳厚风俗，必定不能。王天下者对于道，是本。公卿推行，师儒言说，是支。道是什么？射箭的靶子，大匠的规矩。进入其中而各自有所得。远射而中，近射而中，左射而中，右射而中，取其正中，不计其他。规之获圆，矩之获方，求方圆，不索于规矩之外。道仅此而已。孔子教一人，所以教天下；教弟子，所以教士大夫。习之者易通，教化没有烦琐深奥。传之者易晓，学问没有艰深。君子学习古人官职体国行政，以教诲其族及里党；小人接受以谨身，因而善俗。这是先王所以为道，孔子的旨意也是如此。以孔子之道自治，则德行修养；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国家，则政令完备。尊奉孔子则二帝三王之道可明了。所以一于帝王道则为统，传于孔子道则为脉后儒饰虚矜肆，以杳冥不可质询为道，枝辞争辩为学，袭六经以就其私议，于是性命的学说出现，传心的议论兴起，荒诞浮夸相尚。圣王修身安人、开国承家的实质，都被后儒所坏乱。统，是道行于当时，四海之内，无不教化治理。服，是道传于万世王侯，下至庶人，无不取法。合历代帝王公卿，称曰道统，或许可以。无帝王，则不可谓之统了。上古其气浑噩，天道也。包羲画八卦为网罟，神农作耒耜，设立市场，地道兴起了。舟楫、弧矢、杵臼、衣服，始于黄帝，人道渐大。尧舜任命官员分州，夏后成汤礼乐殊别，周公兼而有之并加以文饰，人道全了。东迁以后，日益陵替。孔子当其时，想要以道兴治，天命不与，先王所遗传承下来。虽然世异政殊，后世修述，尚与道不远孔子虽位不同于二帝三王，而圣则一样。七十子对于孔子，犹如诸侯对于天子。松柏初生只是核罢了，蘗的分叉，许长之寸许，蟠于地而扎根。及其丽风日，久远也，巨本而苍皮的，歧为大柯，枝

译叶蕃焉。上古是核，羲农以来是根，黄帝、尧舜、夏、殷、周、秦以及两汉以下，历代君主是本。比如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肃宗、代宗，都与商汤、周武王、周中宗、周宣王功劳相同；而汉文帝、景帝，汉明帝、章帝，与北魏孝文帝、宋仁宗、明宣宗、明孝宗，都与太甲、周成王、周康王德行相同。尧舜的德行虽然盛大，却不能使后世百姓安居乐业；商汤、周武王的功业虽然崇高，却不能挽救后世的残暴。所以说：交替兴起又交替衰亡，胜利者执政，这是上天所赋予的。累代帝王历数归一而改朝换代，奠定百年的伦理纲纪。贤明的君主继位，德行深厚，福泽绵长，百姓依赖其福佑；即使是中等才能以下的君主，都能在当时安抚整顿一世，怎么能就把他们排除在外呢？孔子修明帝王之道，作为万世的法则，这是主干而大的枝柯，分派出来成为枝条，七十弟子继承并传扬它。后世的儒者只是枝叶繁茂罢了。没有深根，没有主干，没有枝柯和枝条，就不能茂盛，承受雨露而滋养的，是枝条和叶子。德行有大有小，天命使之不同，人力使之差异，可以通过内省来明白。天命使之不同，为什么呢？子贡说：“固然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有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人力使之差异，为什么呢？孟轲说：“冉牛、闵子、颜渊具备圣人的形体但规模微小［东方朔说：‘颜渊像桂花香满一山，孔子像春风吹遍万物’］，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颜渊、闵子已经这样了。大概拥有千里土地奉侍一位君主就是王，拥有百里土地奉侍一位君主就是侯，拥有七十里、五十里土地的君主，只是伯、子、男罢了。所得到的土地大，所供养的人口多，所确立的地位尊贵，这是自然的趋势。天地之气凝聚在少数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身上，那么他们的德行就隆盛，他们的道义就深远，散开来成为千百人的末流。罢了，用千百人来想要达到德行隆盛、道义远大的古人，不是愚昧就是倔强。先王的文治武略，圣人道德完备，不是后世儒者敢于轻易比拟的。固守先王的法度，不知道变通增减，必定阻塞而难以施行。不是法度不能长久，而是执行法度的人没有领会先王的意思罢了。追求圣人道德的百分之一，用来自我修养，学习并修身是可以的。拿取经传的话而颠倒它，穿凿附会，强行说圣人如此，我学习圣人于是得到如此，自以为古人和当世都不知道，唯独我一两个人静坐而得到它。以我的学问，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这是孔子所不居心的，七十弟子所不相信的，孟轲、荀卿等儒者所不敢做的。后世竟然有这样的人，他们诬蔑古人太过分了！从前众弟子认为有若像圣人，想要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曾子不同意，子夏在西河设教，曾子责备他比拟夫子。有若、子夏亲自传授道业，在七十弟子中才华出众。曾子尚且认为不能比拟圣人，后世儒者无所忌惮，被曾子厌恶的程度就深了。何况是帝王的统绪呢？想要端正道统，不结合帝王、公卿以实事为要，以言论为辅是不行的［宋代则是以议论为主，实事为末］。大概君主镇抚四海，提挈纲维，士大夫同心协力，政治和谐教化融洽，恩泽深厚者当世蒙受其福，法度善美者后世著为令典，都是有益于治理、保护百姓的大业，应当遵循经典依据史实，序录上古及历代作为统典。从前先圣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都有增减，百世可以预知。况且齐桓公、管仲尚且被称为匡正天下，百姓蒙受其恩赐，而赞许他们为仁。汉、唐以来，治乱情况不一，睿智的皇帝、哲明的君王救民除暴，因时施政，布施恩惠，宣扬褒扬古经，兴办学校，使先王的典制不至于完全泯灭，百姓的苦难不至于长久困顿，一时依赖他们，数百年享受他们的恩泽，追继夏商周三代是毫无疑问的。历经世代久远，众儒者都没有异议，为什么到了南宋竟然敢杜撰私议，而全部诽谤、毁弃、贬斥他们？说秦汉以下的诏令能成就什么大事，都是靠势力把持牵制苟且度日。司马迁说：“帝王各自有不同的礼制和事务，关键在于以成功作为统纪。”汉代继承五帝的末流，承接三代的统业，晋代袁宏说：“汉高祖虽然不以道德优势驾驭万物，群臣得以尽忠，萧何、曹参虽然不以三代的方式侍奉君主，百姓不失去他们的产业，平定动乱庇护……”这些人也是次一等的，说他们仅次于尧舜禹汤文武是可以的，于是就不允许列入道统中，继承三代之后，那么将《秦誓》次于《典》《谟》《训》《诰》之内将是极大的错误了。不思考什么更恶劣，可以继承圣门的宗旨而开创后世的基业？何况单独尊崇其党派的匹夫，年代久远隔阂已久，妄图接续二帝三王，假借圣贤之言，僭称道统的人。他们的言论流传天下数百年，如果谈道不本于庙堂，怎么能称为儒？如果不序录历代，怎么能知道增减？如果不重新叙述旧章，将道统归还帝王，而举出众儒者的公论，后世不得立足于圣门，历代不得显加排斥，那也是不恰当的。后来的儒者用他们的偏颇学说和强词夺理，窜入圣人的经典，比拟圣人的德行，上附邹鲁，这也是尉佗的黄屋左纛。君子会赞许他们吗？这样之后，固陋的学说才可以平息，偏颇的行为才可以拨正，公论才得以伸张，我们的道才得以端正。这确实是儒者不可改变的定论。先在统典论首录它，作为言道的依据。

译天子统道表

二帝三王创立了君师之道，孔子确立了师道。历代帝王的道统：君师的尊贵是治理与教化的根本；公卿辅佐践行道统：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切实推行；师儒讲传道统：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切实阐明。

帝王是道的根本，由公卿来践行，由师儒来宣讲，这就是道的分支。古代经典的旧有宗旨，先父遵奉不渝，绘制了这幅图，秘密传授给我。

李实说：“儒家的道，是帝王的道，不是平民百姓的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践行道的人；孔子，是阐明道的人。孔子说：‘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认为阐明道不如践行道。世人认为宋代儒者接续道统，认为孔子的道传到二程才有所传承，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学问传到朱熹才集大成，我都不敢相信。”（李实，四川遂宁进士，曾任长洲县令）

大统相继表

上古时期，有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接着是唐、虞、夏、商、周、秦、汉、后汉。

以下遵循二十一史相承的历史次序，详见《统典》中。

费密说：“先父说帝王的历史传承，都是天命所归，同时也兼有人谋，并非完全靠人力所能达成。应当遵循先圣孔子的做法，以《秦誓》承接《典谟》《训诰》的宗旨，选取两汉以后异姓受命的君主，接续三代之后，这才符合圣门旧法。”

弼辅录论

只有帝王才可以谈论道统，先父已经著论论述过了，又命令我费密来写。帝王之所以能够开创基业、保全国土，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都有良臣作为他们的股肱、心腹、爪牙，这样才能永远安定宏大的事业，将皇位传承给后代。君主就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辅佐的臣子就像山上的巨木茂草，是鸟兽栖息的地方；像河川的波涛回旋，是鱼龙鼓动鳃鳍的地方。如果山秃了、河干了，怎么能够充沛地滋润雨泽，流淌灌溉田地，繁育百谷以养育百姓呢？只有最伟大的莫过于尧，尧有四位岳伯和群牧作为辅佐；最智慧且恭敬无为的莫过于舜，舜有二十二位大臣作为辅佐。伊尹、仲虺、甘盘、傅说、周公、召公、毕公、散宜生，三代的兴盛，都是遵循这个道理。《尚书》说：“股肱之臣好啊，各种事务都安康啊。”众多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从来没有朝廷中没有谋臣，将帅中缺乏忠诚刚直之人，郡县中缺少守法良善之官，不能汇聚众人的策略和力量而能成就宏图、永保世业，使天下蒙受恩惠，万民安居乐业的。三代已经遥远了，炎汉兴起，则有萧何、张良、曹参、韩信、陈平、陆贾、滕公、叔孙通、郦食其，以及孝文帝继位时的宋昌、周勃、冯唐、张释之。孝武帝雄才大略，儒雅之士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实行之者有石建、石庆；质朴刚直者有汲黯、卜式；推举贤才者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者有赵禹、张汤；文学之士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幽默者有东方朔、枚皋；应对机敏者有严助、朱买臣；通晓历数者有唐都、洛下闳；协调音律者有李延年；运筹谋划者有桑弘羊；奉命出使者有张骞、苏武；将领士卒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诏辅政者有霍光、金日磾。孝宣帝继承统绪，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贤成、严彭祖、尹更始凭借儒术进用；刘向、王褒凭借文章显达。将相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百姓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赵广汉、严延年、张敞等人。世祖光武帝恢复旧业，得到邓禹、冯异、耿弇、来歆、祭遵、宗均等二十多人。昭烈帝刘备以一支军队举行大祭，有诸葛亮、庞统、法正、费祎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后来这些人去世，诸葛亮于是不能出师讨伐。晋朝有何曾、羊祜、杜预、卫瓘王浚、山涛、刘毅、魏舒马隆、索靖、刘琨、祖逑；渡江后，依靠王导、温峤、周顗、顾荣、贺循、周颙、陶侃、卞壸才建立了东晋。隋朝的杨素、牛弘、宇文庆、史万岁，唐太宗的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虞世、李靖、李绩、王珪、薛、高季辅、刘文静、张玄素尉迟恭、长孙无忌、马周，唐玄宗的姚崇、宋璟、张九龄，后来三次失去京师，依靠郭子仪、李光弼、张巡李晟、浑瑊、马燧，然后才安定。宋太祖、太宗的赵普、范质、石守信、曹翰潘美、曹彬、王溥、王全，即使高宗南渡，如果没有吕好问、韩世忠、刘锜李纲、宗泽、岳飞、赵鼎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虞允文、刘光世，怎么会有六帝一百五十年的基业？元太祖、世祖统一中国，他们的才能也多产生于沙漠：木华黎、博尔朮、博尔、赤老温布鲁海牙、安童、廉希宪伯颜、不忽朮、阿鲁浑萨里阿、沙不花、拜住耶律楚材、许衡、姚枢刘秉忠，即使称帝立国、传承一方，也没有孤立而能成功的。魏国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司马懿、辛毗、典韦陈泰、张辽、许褚，吴国的张昭、顾雍、周瑜鲁肃、陆逊、陆抗、诸葛瑾

译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也不缺乏人才。元、魏、北齐、北周、五代十国、南渡、辽、金这些时期，史官所记载的，很难全部写尽。开创基业的君主，出身于民间草野，名声卑微、势力微弱，经历各种艰难危险，经过很长时间才聚集起力量。如果没有文臣为他们出谋划策，就无法安抚将帅并估量敌国；如果没有武臣为他们征战，就无法平定纷扰而安定四方。守成之君，继承祖宗伟大的基业，统一天下，抚育百姓，每天处理成千上万的事务，励精图治、勤勉警惕，将恩泽布施到乡里民间，必定依靠文臣在内政上治理；巩固边疆、振奋威仪纪律，必定依靠武臣在外事上振作。国家倚仗他们，百姓庇护于他们，文武大臣，是天子的左右手。自古以来，很少有四海和谐、百年没有惊扰的时候，虫灾蝗害、洪水泛滥、悍卒叛臣，往往会出现。尧时洪水曾九次裁减，汤时大旱曾持续六年，夏启时甘战崇伐，周文王时代所依赖的是君主仁圣，忧虑眷顾百姓疾苦，公卿将相献出谋略，文武群臣竭尽力量，捕捉蝗虫、疏通河道，陆路运输、舟船迁徙，将帅征兵，怀柔讨伐叛乱，从汤火死亡之中拯救愚夫愚妇，不然的话，人口就会凋散，郡县就会残破丧失，尸体枕藉在沟渠中，荒乱没有止境，而百姓就很少有遗类了。何况是年幼的君王和危弱的国家，保护宗庙，内外各官署，精诚洁白地奉献忠诚，至于天降凶灾，膏血洒满野外，为社稷牺牲，这都是忠贞感动鬼神，帝王首先褒奖，圣门非常看重并且推崇至极的道理。像这样仁义知礼、刚烈正直的人，如果不认为他们属于道统之外，那么后儒所说的道，不知道是什么道。君臣父子的伦理，祭祀婚丧的礼仪，男女衣食的事务，从上层到民间，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上下尊卑的分别，仪礼的差别罢了。征引上古，考察历代，没有舍弃这些而能求得大治的。推而广之，恐怕千万世也不能脱离这些。二帝三王都把事业作为道德，典谟训诰记录得彰明昭著。战国时期分裂争夺，才开始把掠夺作为事业，称之为变是可以的。并不是在事业之外，又有所谓的道德。用无言来谈论，上天谈论心性，谈论静、谈论理作为道德，把事业作为霸术，那么后儒窜杂谬误荒诞，就不是圣门的旧制了。古制所载，不过是用义来制约事务，用礼来制约内心。皋、夔、稷、契没有听说他们谈论无为、不争、本性。《尚书》《周礼》没有所谓活泼泼地。版筑鱼盐，耕莘钓渭，甘盘、箕子，何曾从事于冲漠无朕、静观天理。《孝经》《论语》哪里有主张静、无欲的。颜渊、闵子骞、冉有、仲弓不言即物穷理、本心良知。孔子让漆雕开做官，说“如果了解你，那该怎么办呢”。颜渊问政，孔子说：“行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车，服周朝的冠冕。音乐用韶舞，雍也可以让他治理南方，由果断，赐通达，求有技艺，对于从政有什么难呢。”子张束带立于朝廷，可以让他与宾客交谈。圣人教导二三子就是这样，所以何瑭说：“学问以政事为大，其余是小节。”大概朝廷举荐贤才，选取他们驾驭百姓、治理政事的实际才能，以勤劳于三事，而不是想要他们虚无缥缈、无稽之谈的浮言，来妄自尊大。哪里是窃取佛道二家的旨意，改乱古经，来迎合他们的曲说的人，反而可以加诸于聪明圣明的君主、器识良能的贤臣之上呢。道统私创，违背圣门，与经典不合，真是严重啊。如果圣人考订古籍国史，笔创纪其实，那么是非自然显现，不是褒贬与夺任意而固执的。奸人乱国，叛臣侮君，是在所必诛的，其余怎么能凭一己刻薄狭隘的私心，直接断案以往难以知晓的案件。时代不同，如同四季更替，性情互异，如同水火相隔。葛布适合夏天，冰雪满庭，而葛布之裘适合冬天。暑风炎热，而裘皮之市井之人无不嗤笑。古代的通达者，就其所遭遇的而致力。才德高盛而拔众，古代难有其人，有数百年而后得之，一人焉；有百年而后得之，一人焉；有数十年而后得之，一人焉；有众人之俊杰焉。天道佑之，鬼神助之遇时获主，立勋于时，这是国家的福祚，而生民的大庆。所以说：才难。至于德盛者，才常短；材多者，德常歉。方正的人，愤其忠义，见事敢言，然而容易激烈以生端；和平的人，思不出位，近于明哲保身，而对于事务又少担荷。这也是自古至今必不可得平之数。何况生知少成，千百未一二。阅历深而明出错误，悔而识长十有四五。然而才必出于德，而后为良才；德必出于材，而后为盛德。其次则德与材平，而分多少焉。材而不德，恐为乱阶；德而不材，惧其失策。服官政则材成其功，处乡党则德着其善。然而朝廷所拔，必先材；赏罚所加，必先功。舍此何以综理庶务，表正百僚哉？所以历代人才不一：或识高而学浅，或学瞻而识卑，或文多而浮，或武状而暴，或刚德而败事，或激昂以求名，或谋深而谤腾，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后能立功钟鼎；或其初托足匪类也，继而望

译重视朝廷的端正；有的人屈辱自身以顺从奸贼，却委曲求全以保全君主；有的人畏惧权势，察觉难以改变现状，便退隐避祸；有的人公忠体国，办事力求核实，却遭到众臣怨恨；有的人招揽同类，结党营私危害朝政，却得到天下称颂；有的人被众人攻击，却并非全然错误；有的人被众人推崇，却并非毫无过失；有的人格局宏大深远，却被世人议论为奢侈；有的人坚守清高廉洁，却被世人讥讽为固执；有的人刚正不阿，却因温和宽厚而被视为怯懦；有的人柔婉明智，却因刚劲直率而被视为乖张。天下本来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衡量标准，适宜的是百务处理精当。国史所记载的，历代都寥寥无几。这就是伊尹不求全责备于一人，孔子评论朱干玉戚、豚肩不掩，都是贤良的大夫。哪里有一生事事完美无缺，句句合乎节度的呢？所以过错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关键在于知道悔改，在于能够改正。季文子说：“有过错而能改正，是百姓中的上等之人。”被任用为上大夫，前代的贤良俊才，从普通官员一直到公卿，历经岁月久远才达到这个地位。能达到这个地位的，百人中不过两三个罢了。已经是公卿了，却能在当世彰显名声，又是百人中不过两三个罢了。弥补朝廷的缺失，拯救郡邑和边疆的危难，成就君主的仁德，都经过了几番辛勤，几番磨炼，几番曲折，倒下后再次站起，退却后再次前进，失败后再次成功，深思熟虑，然后身名昭著，功业辉煌。苏湖说：“能够凭借一种技艺在后世成名，都是自古以来的奇人，何况是将相的功勋呢？”宋代迂腐浅陋的儒生，志向浮躁，目光短浅，未曾经过锤炼通达，就凭借枯竹般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像洗沙数米、拔毛度量那样苛求未详尽之事，闭门谈论前代的过失，以个人意见为指责，削去平生功勋德行，搜罗细微瑕疵作为罪状。晋代刘毅说：“从伊尹以上，直到伏羲，没有谁没有过失，为什么唯独责备中等之人呢？”这确实是至理名言。那种固守浅薄议论的言论充满世间，忠恕之道完全背离，使得见识高远的贤良在史册中蒙受冤屈，含恨九泉之下，这是百世无法停止的巨大悲痛。他们完全不明白高明的俯瞰，人人都有不能避免的过失，道路上的悠悠众口，有什么值得依据的？况且讹传误听，当代的流言，已经有隐微难辩的冤屈。至于依据事实修饰文辞，历经时代久远，又多有爱憎不平的笔触。然而一丝的瑕疵，难道能损害连城之璧吗？几尺的残木，难道会抛弃杞梓良材吗？总之，牛大兔小，羊白猪黑，都可以用来祭祀；锦缎华丽，画布素雅，丝线厚重，布料粗糙，都可以用来穿着。不根据时势衡量事情，细致考察其人，一定要符合我的心意，然后才能免于讥讽，这也是违背常理的；这也是荒谬的。难道宋代儒者的言行完全没有缺失吗？为什么专门诋毁一世，与上面诬蔑汉唐一样呢？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人的大宝叫做位。用什么来守住位？叫做仁。用什么来聚集人？叫做财。理财正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叫做义。邵雍说：“古今的时代法则不同，但百姓好生恶死的心没有不同。”所以臣子不幸生在治世却遭遇奸凶，生在乱世却陷没于盗贼，隐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全妻子以侍奉宗庙祭祀，并非完全丧失节操。只有互相煽动作乱的人才该诛杀。所以生命是人们非常珍惜的，妻子是人们深深喜爱的，产业是人们最为重要的，功名是人们极其羡慕的，饥寒困辱是人们难以忍受的，忧患陷溺是人们想要避免的，义理是人们共同尊崇的。然而怎么能专门选取义理，一切全都舍弃，而不加以衡量呢？论事必须基于人情，议人必须兼顾时势。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得失必然互相存在，不拿圣贤的标准完全律人，不专门推崇人必须死节，不拿难以实行的事徒然夸大为美谈，不拿必须使用的规定指责为不肖。后来的忠臣，都足以立身；异时的善行，都可以补过。从古至今，救时为急，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中正为宜，倘若坚信宋儒刻薄狭隘的臆说，恐怕伊尹、吕尚、微子、箕子生在汉唐，也会有很多遗议了。《诗经》说：“神明听察，最终和谐且平和。”应当彻底断绝语录中酷深浮僻的言论，仍然坚守经传中忠恕的定旨。治国平天下，实行于士大夫之中，所以《周礼》掌管职事的六官，次于公侯，而圣门分科的政事，先于文学。怎么能自以为得道，而完全断绝古今贤良的次序呢？上古与历代的名臣，内外大小有政绩可记载，有善行可书写，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次序，排在统典之后，作为弼辅录，以恢复圣门旧制。

译元代儒者许衡说：“用普通人的标准去要求人，是可以的；用圣贤的标准去要求人，那就找不到完美的人了。”刘因在《读史诗》中说：“史书记录纷繁复杂，已经失去了真实，言辞的轻重褒贬掌握在史官手中。如果通过文字来评判人的内心术数，恐怕有无边无际的人遭受冤屈。”这两位先儒的言论，是千古以来令人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论断，确实是从古代经典中得来的。这真正体现了儒家忠恕之道的旧有宗旨，因为看到宋代对汉唐的贬抑削夺太过分，从帝王到公卿儒贤，无不遭受剥皮洗髓般的毁谤刺讥，所以提出这样的论点来补救，这是匡正谬误、矫正世俗的紧急任务。顾天埈的话说得好：“宋代的各位君子才开始喜欢议论古人，固执地坚持名分义理，用辞藻辩说加以修饰，是非褒贬没有不同，用绳索捆绑、用栅栏限制，后来的人于是敬畏地遵循而不敢改变。如果有谁虚心默默细致地推究整部史书，用时代的眼光看人，用细微处看显要处，用一生的表现看某一节操，回头审视所遵循的既定说法，它果真合适吗？可惜古人的深远博大，都淹没在议论者的浅薄中了。”

文武臣表

君道：帝王统御天下

臣道：文臣在内部辅佐，宣扬流布恩泽

臣道：武臣在外部辅佐，振作发扬威仪法纪

天下的治理，百姓安居乐业，万物顺遂其生长，都是依靠法制礼义来维系，这特别归功于君主和宰相的功劳。所以帝王顺应天命来治理万物，子子孙孙励精图治、勤奋理政，保育天下各方，这是君主的道。没有贤良的臣子辅佐是不行的。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六卿分担职事，百官成就各种功绩，郡县官吏循良尽职，博士传授经典，史官记录言行，这是文臣的道。护卫京师，镇守边疆，修缮关隘堡垒，整顿军队，讨伐擒拿叛逆，协助漕运，这是武臣的道。君主在上统御，文武臣僚奉命守职，从上古到现在，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能实现治理的。后来的儒者把静坐谈论心性辨析义理当作道，把一切原有的实际事务都置于次要地位，而儒家的大旨完全丧失了。我自幼遭遇战乱离乱，多次遭受饥荒，深知朝廷是天下的主宰，公卿是百姓的依靠，稍有偏差，就会造成弱肉强食的局面。这时候心里装着天下，即物穷理，致良知，对救世有什么补益？这难道是古代经典的定旨吗？谈论道却舍弃帝王将相，凭什么称自己是儒者？说起先父平日论述，我年老更加确信不疑。

道脉谱论

二帝三王之前的规范盛制，先圣孔子撰写记录在简册上，确定为经典，用来宣扬细微的谋略，辅助赞颂崇高的教化。传给七十子，七十子又传下去，像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让学者谨慎遵守不敢扰乱素常，长久流传至今，成为道脉。所以道脉从先圣孔子开始断代。后世距离圣人越来越远，想要听闻圣人的道，必须以经文为准。不符合经典的，虚妄偏僻、喧哗自鸣得意，谁相信呢？经典流传，道也就流传了。秦人焚书，经文全部丧失，儒者把它藏在墙壁里，藏在坟墓里，子孙口授，两三个门人讨论编纂，保密深厚，幸好没有失传。经典已经断绝又得以保存的，是先秦诸儒的力量。汉朝兴起，下诏追寻大师高德之人，收集整理旧业，教导训诫后起之秀，校正确定讹误残缺，互相叙述传义。设立学官，七十子的遗学没有泯灭。经典长久亡佚又得以彰显的，是汉儒的力量。自汉朝以后，中间遭受兵乱，书籍传本散佚。六朝以来，诸儒对经典注解音释，有的得到遗存以补全亡佚脱漏。到唐代才汇总为十二经［孟子古代不列入经，宋宣和年间才列入］，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有这些书。经典像丝线一样再次兴盛，是魏晋隋唐诸儒的力量。采集整理，已经形成师资传承次序千余年，传为不可更改的经典。改变古文的言论蜂拥而起，树立臆测之说就推行了。经典旨意广大，稍微平实近真的，也不必全部削去。从汉朝以来，岁月深远，姓氏更改，典章不同。诸儒奉行经典，我认为适宜，别人认为不适宜，实行就成了过错。我认为不适宜，别人认为适宜，不实行也成了过错。何况感恩不忘，世上多有；释憾终身，古来叙说不少，有的无心之语触犯忌讳，有的偶然失误造成不解。一旦怨恨横亘胸中，谗言诽谤就产生了。薏苡珠玑，百升的歌咏，秦桧的诽谤足以污损盛德而扰乱听闻。关于贤与不贤的议论，难以全部列举。所以崇尚议论的人，生不同时，经历不同，固然应该考察详尽始终，推究隐微曲折，怎么可以斤斤计较于圣贤而树立论断呢？古人有言：难得而易失的，是时机。不仅如此，难一而易二的，是人心。难合而易乖的，是情分。难决而易动的，是疑虑。难无而易有的，是争端。难平而易忿的，是怒气。难免而易来的，是嫉妒。难伏而易起的，是诽谤。难完而易瑕的，是名声。难久而易变的，是事情。难善而易坏的，是政治；难除而易生的，是弊端；难坚而易怠的，是学问；难终而易移的，是操守；难立而易毁的，是家庭；难聚而易散的，是财富；难享而易夺的，是福气；难通而易执的，是意见；难悔而易遂的，是过错；难成而易欺的，是勋业。世事如此纷繁，难以处理。刚一行事，拿着尺寸标准议论的人，就在后面了。有不自我恐惧、自我警惕，而深入追究责备，大生羞愧悔恨，寻求减少过错，还敢任意苛求搜索，轻

译难道要指责古代的贤哲吗？如果一定要要求他们毫无瑕疵，能够知足常乐，出仕与隐退都适宜，在仁义礼乐的宗旨、伦理常道与政治的开端上，未曾有大的差异，辅佐圣人的门庭，劳苦与功绩相当。唐以前虽然有异说，但所坚守的仍是旧章，这就不必说了。宋代的陈抟、种放、穆修，在五代学术荒废之后，相继谈论经学，以图阐明《易经》。后来的儒者认为图书偏重，共同夸耀为不传的秘密宗旨。刘向校勘书籍，考察《易说》各家，都祖述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一派不同，不谈论《易》有图。王弼、韩康伯的注解，不可作为依据。图纬之学传授给樊英、杨厚等人。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说：“图，就是河图。”那么汉代所谓的图纬，都承袭于古代，不依附经文而单独传授。古代左图右史，传授经学的是右史的学问，传授图纬的是左图的学问。汉代张衡请求禁止图谶，说：“河洛的篇章已经确定，却矫称谶记。”那么图纬与图谶看似相同实则不同［诸儒解释图说：纬就像后世的语录］。谶虽然矫称，也宗源于图。古代图书实际上依赖纬书得以保存。刘勰《正纬》说：“真虽然存在，伪也凭借它。”宋儒先天、后天的学问，本源于汉代的图纬之书。如果不是来自图纬，就没有来源。如果说宋儒伪造假托上古，宋代的经学，杨悫、成同文，传授给范仲淹、孙复、张载，不清楚来源，当时还涉及到陈抟、李溉，传授给许坚、范谔昌、刘牧，本源来自种放这件事。穆修者，李之才、周敦颐、尹洙之才传授给邵雍、刘羲叟、邵伯温、赵鼎力。周敦颐传授给程颢、程颐，程颐传授给游酢、谢良佐、杨时。向孙复学习《春秋》的，是欧阳修，修称师友之益，从尹沫那里得到的最多。苏轼、苏辙、黄庭坚出自其中［宋代以王、苏、程氏之学衍问生徒］穆修所传授的一两代而已。分至于诂经，唐代的啖助、王元感、陆淳以来，已经发表意见，尚未大变乱。经目大变，始于王轸和，以贾昌朝而刘敞的说法，开始不同于古注疏，然而没有流传天下。王安石从贾昌朝发端，等到他得任宰相，凭借宠幸声望，独任己私。本于刘敞《七经小传》，尽改古注为“新义”，用来考试士人，凭此确立章程，诬蔑辩驳诞妄幽深，以为道德性命的微妙。自此兴起，王安石在上倡导依据，以法令逼迫，儒生求合，有司纷纷在下响应，坚守古说不变者无几，或者稍增损，若异之大旨，其实是一样的。韩驹上奏说：“西汉的士人，专攻一经，修饰吏事，断决疑狱，都出于此。现在的学者也专攻一经，不能施用于实际，徒然诵读王安石的义训义格以等待问对。六经的宗旨，既然微妙，其中星辰山川禽鱼草木，都需要其他书籍来资参验证。王安石之所以无书不读。现在做学问，除了安石所训之外，不加研究，有司不可以出题目者，又不复究知，独自诵读道德性命之言以为学。圣人之道，这样就够了。”安石言之则为新义，行之则为新法，天下动荡，中原尽失，宋遂南渡。当时，不专守古经，言足食足兵，善于谋划而成，从生聚教训实处讲求，思以立国。然而因循苟且，朝士所争，乃是王安石、程颐之学。术士上殿多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说，更加炽盛。吕祖谦、陆九渊、朱熹、朱熹、张栻、陈亮最为播论，各不相同，而九渊与熹尤为显赫。九渊言本心，而略经传，又不是程颢、程颐，其徒众不盛。熹本道德性命之说，更为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诸儒，独取二程然而二程与安石稍异者，不过静坐体会，会活泼泼地，气质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熹齿既高，观书深而气平称汉儒说经意味深长知者鲜矣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传着为令甲宋传亦未尽从以蔡沈言天运大非集诸儒更解赐名《书传》会选勅刘昆孙删《孟子》为节文明永乐得位专用朱熹之说始不遵祖训仍宋旧本作《四书五经大全》命科举以为程序古注疏亦未尝有诏禁止生徒恐畏趋时专习宋传性理浮说盛行递相祖受古义尽废七十子所遗汉唐相传其守之实学殆绝讲议益固洪宣至隆万诸儒深忧之诤论大出而皆未尝别标门户也王守仁遵信古本《大学》取朱熹晚年所言乃定论此圣门实学将复之机柰守仁不深稽经文求七十子之旧正圣人立教本旨虽以朱熹穷理格物为非而复溯九渊本心之说改九渊接孟轲更欲以截然自树立为致良知一时学者喜新好异纷然去朱而从王自此穷理良知二说并立学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敌然诸儒多持异议

译引辨之力非常强劲。追溯汉、唐的古学，林希说：“秦朝违背人道，焚烧书籍，坑杀学士，先王的正道几乎不存在。幸亏当时年长的儒者和老叟将学问遗留到汉代，口耳相传，手抄笔录，或者在山崖屋壁之间收拾残缺的简编，从折断、腐朽、虫蛀、断绝的残余中，久而久之才形成文字。在大崩坏之后，古经反而更加明晰，世上的学者寻求容易入门。懂得为人之道的人，是汉儒的功劳。世人还指着其中的一两点来讥讽他们，也太愚蠢了。”王鏊说：“汉初六经都出自秦火焚烧后的灰烬，孔壁剥蚀后的残余，然而距离古代不远，还遗留着孔门旧有的传统。各位儒者拾取修补，各自成为专门名家，各自坚守其师的说法。后来郑康成等人笺注训释，不遗余力，他们的功劳不可抹杀。”宋儒的性理学兴起，汉儒的论述几乎被全部废除。其中有些不可废除的，现在还能在十三经注疏中看到。只有福建有刻本，福建本废除了汉儒的学问，汉儒之学几乎断绝了。郑晓说：“宋儒议论汉儒驳杂，讥讽他们的训诂，恐怕不足以让汉儒心服。宋儒从汉儒那里汲取的资源占十分之七八，宋代的经书传注有很多不如汉儒的地方。宋儒议论汉儒太过分，近世又相信宋儒太过分。”熊过说：“秦汉之际，儒士谈论以阐明先王典章的，都有谱牒可以考证，传授的次序不迷失其统绪。汉代以后则官师重视，魏晋六朝的王、贺、范、徐及庾蔚之等人，观察他们的议论，可以回归古法。”归有光说：“我钻研六经，追溯其源本。秦火以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的深奥义理未必在汉唐长久晦暗，而在宋代突然开辟。我想用余生阐发先圣的遗书，儒林和道学分为两科。道学不可以掩盖儒林，新安不可以掩盖金溪，永嘉和姚江也不可以掩盖新安。黄洪宪说：经艺深奥微妙，汉儒精通其旨意。假如没有注疏先行于世，那么门户未开，宋儒的学问未必能窥见其堂奥。即使宋儒生在经籍残灭之后，他们所窥见的未必能超过注疏。况且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表彰之后，遗书大量出现，各位儒者校勘未必没有依据，可以全部诋毁吗！于是张朝瑞撰写《孔门传道录》，记载七十子；朱睦楔为《授经图》作序，列出汉儒；邓元锡编纂《学校志》，从七十子排序直到近代；王圻作《道统考》，选取儒林世系，收录秦、汉、魏、晋、南朝、北朝、隋、唐诸儒在宋之前，著论阐明其不可废除。自从诸儒的说法出现，而四子的书流行，谈论学问仍然回归中正，七十子与汉、唐抱持大道的诸儒被宋代阻断五六百年。万历年间开始恢复禘袷祭，在闻道世系之中，我们的道过去怎么可伤，而现在却可庆贺！然而四子立说，有的散见于文献，所画的世系，晋、唐都寻求考补；有的虽然另成一编，其言论不详细，其人不多，其说不大流行于世。我的先父常对此感到遗憾，说四子遗书可以借此搜求史传儒籍，从邹鲁递及，虽然缺略有间，授受有据，尚堪指陈，亲炙、私淑源流深远，应当遵循圣门定旨，辑为中传，正式记载帝王、公卿首先著录。专门序述七十子传人见于国史的，作为圣门道脉，谱画图详细其世次，述说传授的宗系。大概羲农尚矣，尧命令舜称允执厥中，舜也以此命令禹，汤执中，文武周公无偏无陂都是中，万世帝王传承。公卿使用它，直到孔子说中庸，古今学者遵守它，庠序遍布。这中，是圣人传道的准绳。不根本于中修身，只是僻好而已；不根本于中言治，只是偏党而已；不根本于中明学，只是过不及而已。所以称为中传。师友闻见，世世不绝，使得斯文未坠，所以称为道脉。我秘密接受规条而论述编排。辩者说：先儒以二程、陆氏接续孟子，其说法各异，只是宋儒而已。现在选取秦、汉、隋、唐诸儒接续七十子之后，虽然本着经史卫道的苦心，难道不是违背先儒吗？回答说：不是我先父创论，而是诸儒的议论。求之于司马光、欧阳修、朱震、陈瓘、劉恕、谢廓然、苏轼、苏辙、林希周必大、陈公辅、陈贾、林粟、叶适、张贵谟、何坦、陳善、徐度、罗泌、刘安世、陈亮、李蓍、王十朋、方土繇、晁说之、张端义、李覯、陆游、李宗恩、周密、元吴澄、劉因、马端临、元明善、虞集黄泽、袁桷、陈樵、明宋、濂王鏊、郑晓、何瑭、楊慎、罗洪先、胡绍曾、楊守陳、赵贞吉、祝允明、倪岳何迁、雷礼、罗钦顺、薛應旃、熊过、萧良有、林承方、唐文献、林燫、郭正域焦竑、孙绍先、周梦旸归有光、彭最、曾朝节文征明、张凤翼沈长卿、王世贞、孙举胡直、徐常吉、申时行王锡爵、叶向高、冯复京邵宝、吕坤、冯时可丁元荐、张与行王道新、谭贞默冯琦、李盘、曹于汴沈鲤、张问达、张溥顾起元

译管志道、钱谦益、张采、黄宏宪、冯从吾、曾文饶、徐珊、先父陈函辉，他们的文章已经显着了。然而未见流传的文章为何那么多呢？而由王圻、张朝瑞、朱睦楔、曾文饶、邓元锡所撰述的，是先父奉承诸儒的遗议加以补定的。哪里说七十子与汉唐诸儒不可以传道呢？辩难者说：周公去世，圣人之道不行；孟子去世，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代没有善治；学不传，千载没有真儒。河南程氏两位夫子出现，从而承接孟子的传承，大概是在一千四百年之后，才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不传的学问，而承继道统。说“道”与“学”不是两回事。道在周公去世之后已经不行，那么从成王、康王以来，天下没有圣人之道已经很久了。诗人尚且赞美宣王，孔子只哀伤幽王、厉王，这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是得时则出仕，不得时则教化，并非善治有别，而是道与真儒有别于学。况且宋祖帝乙，没听说他上接成汤；郑祖厉王，没听说他上接文王、武王。而且不传的学问，也是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的，并非从经典之外获得。古今相隔遥远，舍弃遗留的经典而言获得学问，那么不本于圣门，背叛正道是必然的。既然不敢自称为传，却说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这就是遗留的经典。汉唐诸儒，如同良臣、卫国、门子、孝孙，守护祖宗坟墓，兴起并继承之初，非一人之力，非一代之力，才获得流传这遗留的经典。《淮南鸿烈》说：“坊庸邮表”，不是说他们能做事。先王祭祀他们，大概是思念他们的功劳。连庶说：“弓矢舞衣传百世，藏于王府，”大概是因为古物流传至今，还有典范。流传这遗留的经典以惠及后世，使得后人借此认识圣门所述先王的遗留，为何一二儒生窜乱经文，悍然为之。从此都被贬斥削除，不认为他们是传道的。不也太过分了吗？辩难者说：汉唐流传遗留的经典，确实如此，但未获得性命微旨，没听说道。汉唐只可以说传经，宋才开始传道。说：圣人之道，只有经典存有，舍弃经典无所谓圣人之道。凭空穿凿支离蔓衍，儒者没有这样的。归有光曾经驳斥说：从周朝到现在，二千年间，先王的教化不再出现，依赖孔氏的书存在，学者世代守护作为家法，讲明作为天下国家的工具。汉儒称为讲经，后世称为讲道。能明了圣人的经典，那么道就明了了。世上议论纷纷异说者，都起于讲道。归有光真不被迷惑啊！汉唐守护圣人之道，考究经传，他们的学说长久，暂且不论。即使圣门果然有性命突起的学说，汉唐果然未获得，果然到宋才获得，也不可废弃。获得不传的学问，不过如同周的天下罢了。帝喾以来，尧舜禹汤相继为君主，先公都是诸侯。文王、武王开始拥有天下，然而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追封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的礼仪。不窋失官出奔，衰微了，必定以天子的礼仪祭祀，因为是我们的祖宗。没有祖宗就没有子孙，王业从哪里发起？如果不是七十子与汉唐诸儒遗留的经典，又绝不传的学问，从哪里获得呢？倘若到宋忽然说闻道，继承不传的学问，必定是说周先公未曾拥有天下，举上世以来涵渊化灵合究都尽去之，继承帝喾以文武、后稷至王季，不纳入祭祀，可以吗？不可以吗？还俎鼎铏至文也，必须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须重明水，显示不忘其先。圣人至仁。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的，不贤者识其小的，莫不有文武之道。”传曰：“礼失而求诸野。”不贤者，野者，都是道所在。圣人不废弃七十子与汉唐诸儒传遗留的经典，而道获得保存，不贤者，野者，也可以作为毛血、明水，于是尽削之，这符合圣人的仁吗？何况与圣门不同呢？辩难者说：这是有根本的大议。然而自永乐尊崇显赫以来，世以宋性理之说为是的，数百年，取驳议诸儒之言，说非圣门之旧，而述古学，恐怕世未能尽信乎？说：事久难以卒变，自古而然。昔年王安石义训大行，杨时论之，诸生都以为不可。现在非议安石的，都是这样。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尝就数家遗书细求耳。辩难者说：痛哉！痛哉！七十子与汉、唐诸多儒者，伤其久湮矣。然而宋儒为何有这说呢？说：独言孟轲之传开于唐儒韩，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而尚无道统接传之论也。南宋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熹传洛学，乃倡立道，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而孟、而程颢、程颐接。盖杨时事二程，而友罗从、李侗，熹所从出，皆与韩不合。愈之言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

译夫妇之间，他们的服饰是麻丝，他们的居所是宫室，他们的食物是粟米、果蔬、鱼肉；这种道理容易明白，这种教化容易施行。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有得到传承了。荀子和扬雄，选择得不精当，论述得不详细。韩愈的《原道》，列举其实质而排斥其浮华，坚守其中正而贬斥其杂糅，未曾涉及统略罢了。如果说是传承，孔子传给七十子，接着是曾参、子游、子夏、公羊高、谷梁赤、公明仪、孔伋的门人，然后才有孟轲。说：“孔子传给孟轲。”七十子和曾参、子游等贤人，难道就不值得计算在内吗？又说：“文王、武王把它传给周公，孔子不及孟轲。”用这话去推求以前，就不把七十子当作传承；推求以后，就不把孟轲当作传承。韩愈即使想要惊异，也不敢如此过分。所谓“不得其传”，是说孟轲的门人没有能著书的。继孟轲之后著书，荀卿、扬雄称赞其善。所以说：荀子和扬雄，大体纯正而小有瑕疵。就像说伯夷，是圣人的清高而狭隘；柳下惠，是圣人的和顺而不恭敬。并不是说荀、扬不能继承孟轲的传承。韩愈曾对诸生说：“从前孟轲好辩，孔道因此显明；荀卿守正，言论宏大。这二位儒者，吐出的言辞成为经典，举起的脚步成为法则，超绝同类，脱离常伦，优越地进入圣人的境界。”又说：“我的道，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的道。如果不能胜任，就没有了。”认为道，他排斥或推崇，选取扬雄作为法则。尊崇荀、扬，由此可知了。韩愈不敢废弃秦汉以来，刘子翚认为韩愈的话孤立了圣道，断绝了后学，因而非议他。蔡京竟敢妄言说：“自从先王的恩泽枯竭，国家不同，习俗各异，从汉朝到唐朝，源流逐渐加深。宋朝兴起，文化昌盛，然而不知道德性命的道理。”王安石奋起于百世之后，追溯尧舜三代，通晓昼夜阴阳所不能测度的，而入于神妙。起初著杂说数万言，世人认为与孟轲相上下。天下的士人开始顺着道德的意思，窥探性命的端倪。王安石用他的学术祸害众人，不被士论所赞同。程氏在绍兴年间正兴盛，朱熹把王安石列为名臣，另立程颐为祖，说传承道统。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忠信之人；三个人同行，必有我的老师。九州之远，文献相承，七十子都在所抛弃之列。汉唐一千四百多年，都没有一人值得选取，这难道是情理之平吗？管志道说：“孟子死后，周程未生，中间一千多年，人心不死，纲常不移，是谁维持的？”程朱说道统绝于孟子，续于明道，也是偏颇的说法。上古没有书契，而天地定位，万物化育，难道以《大学》《中庸》的有无作为绝续的依据吗？王文成翻转格物，而不翻转道统，为什么呢？遥接的谬误既已倡导，导致沙门说，邵雍的图得于老氏陈抟，周敦颐的道妙得于佛氏，林林总总，羲文周孔到宋，才托二氏再生于天地之间。吾道受辱至此，百位君子能不愤慨吗？这是诸儒不能不言，四子不能不述的原因。性命各自端正，学业各自成就，论道的人只宜举其大同，听其各自致意，不得以一己之私强行划分。孟轲说：“闻知见知于夏，独称禹；又说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殷独称汤。又说贤圣之君六七作，见知不称周公。又说周公仲尼之道在彼在此。”文有互见，并非说这些都不足传，只是尧舜至于汤，汤至于文王。良贾积蓄数十年而后殖于财，良工练习数十年而后精于技，几乎成功了，艰难到了极点。七十子与汉唐诸儒，生平素行累数十年，后学守卫圣人之道，工苦深厚，恩泽及于后世。取其所传遗经尽绝，那些人从千百年前加以数语，如亲见一般，决然并弃，恐怕也未尝详思吧？世人对于父亲的言行则见而知之，祖父则闻而知之，曾祖父则传闻，高祖父则传闻无考，百年之内已如此，势所必然，虽圣人不能违背。所以孔子作《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因为天下大了，古今远了，非父子兄弟朝闻夕见可遂直定。子贡问曰：“向也赐观于太庙之堂，未既辑，还瞻北，盖皆断焉。彼将有说匠之过也。”孔子曰：“太庙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尽其工巧盖贵久矣尚有说也。圣人不敢以己意定而阙疑况下者乎？”古人相友，尝以为知之未尽。晋平公问于祁奚羊舌大夫，奚辞以不知，强之乃对。平公曰：“曩者问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变，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魏舒为锺毓长史，毓与参佐射箭，舒常画筹。后射乏人，以舒备用，发无不中。毓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如此射

译罢了，难道只是这一件事吗？王湛兄弟，宗族里的人都认为他痴傻。兄长的儿子王济轻视他，去拜访王湛时看到他在读《易经》，便向他请教，结果都是王济未曾听说过的，王济流连多日，自觉欠缺很多，于是感慨说：“家里有名士三十年却不知道，这是王济的罪过。”与某人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尚且如此，怎么能够远远地就断定，完全不存疑虑呢？这不仅是学者所不安心的，也不符合圣人门下忠恕的宗旨。道的确立，遗留的经典奠定了根本，七十子传承了头绪，汉、唐诸儒延续了脉络。后来的儒者与七十子相比，就像滕、薛小国之于齐、晋大国一样。七十子亲身侍奉圣人，见过完整的经典，三代的典章制度尚存。从汉代到近代的诸儒，他们的德行如同兄弟，善言美行，都可以补益于世。然而汉儒是嫡长子，后儒是叔伯季弟。汉儒虽然没有侍奉过七十子，但距离古代不远，正值君子五世之泽，这是一；听闻先秦古书，故家遗俗尚存，这是二；没有遭受永嘉之乱，旧章典制没有散失，这是三。所以汉代的政事、风俗、经术、教化、文章，都不是后世可以企及的。怎敢与汉儒抗衡呢？魏晋至唐代，多方修补，还能保留六七成。后儒也赶不上。在经文之外，另外撰写条目，口头传授，动辄设立华丽的辞藻，互相尊崇，毫不谦让。《祭义》说：“天子有善，将德行归于天；诸侯有善，归于天子；卿大夫有善，推荐给诸侯；士庶人有善，归于父母。”存于长老，禄爵庆赏，成就于宗庙，这都是为了表示顺从。从前圣人建立阴阳天地的情理，确立为《易》。《易》抱着龟甲面向南，天子穿着礼服面向北，即使有明智的心，也一定要进献决断其意志，表示不敢专断以尊崇天。有善就称赞别人，有过就归咎自己，教导不自我夸耀以尊崇贤人。闵马父对子服景伯说：“从前正考父在周太师那里校订商朝的十二篇名颂，以《那》为首，其结尾的乱辞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早晚，执事恭敬。’先圣王的传承，恭敬尚且不敢专断，说：‘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现在您告诫吏人说：‘陷入恭敬，其自满太严重了。’”季札观乐，看到舞《韶》《濩》的人说：“圣人的宏大，尚且有惭愧的德行，圣人的难处啊。”孔子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做不到为耻。”后儒大言不惭而毫不怀疑，内心自满而不自省，惭愧的德行和以自身做不到为耻，被抛弃不讲。诸儒起来深切辩驳，也是出于万不得已。密事孙征君于苏门山，叙述先父平日所论，以求正反复辩议，征君深以为然。那么四子传、七十子序、汉唐诸儒的说法，这才是确切的议论，修补著录，使世上喜好古道的君子、立志于圣门实学的人有所考证。

译朱熹《朱子语类》说：“我解释《大学》，如今依据我的观点认为稳妥，只怕几年后又会觉得不妥。”又说：“过去读《中庸》的‘慎独’、《大学》的‘诚意’之处，近日才发觉那是错误的，这恰恰是最切近、最分明的地方，却舍弃这些去谈论虚无缥缈的空理，这也是错误的。”至于文字方面，也发觉以往的弊病不少。大概平日解释经典，最注重恪守章句，然而大多是在推衍文义，自创一套文字，不仅是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而且使读者将注解与经文当作两件事来做，看得支离破碎，以至于与本旨完全不相符合。由此才知汉代儒者可谓善于解说经典，只说训诂，训诂与经文不相分离，只是意味深长罢了。

问：“论性只有已发的性，有未发的性吗？”回答说：“性一旦发出便是情，情有善恶。性本是完全善良的，心又是统摄性情的。大抵谈论性，必须明白它原本受命于天，其所禀赋自有根本，不像心那样可以一概而论。”然而汉代儒者解释“天命之谓性”，说“木神仁，金神义”等语，很有意味，不是随便说的。学者要体会亲切，因为学问必定要到晚年，识见才能确定。朱熹在王弼、程颐之后，把汉代儒者视为说梦话，完全更改他们的经典，注解中完全排斥他们的传述，人们都推翻他们的实论，自以为只有我的学说，才可以追上千古圣人而继承百代君王。门人传播听闻已久，晚年才推崇汉代儒者，尤其痛悔以前的说法，有“才知道以前是自欺，欺人之罪不可胜赎”等语。可见七十子相传的本源定旨，不可轻易改动。朱熹这种不吝改过的悔悟，真可称为大儒。我的父亲读朱熹《语类》，对于他硬将自己的意思加入经传，专任私意，抹杀汉唐儒学，未尝不痛心流泪，依据经典极力纠正，附在朱熹诤臣诤子的行列。后来既然追悔过去的错误，又未尝不为朱熹手舞足蹈几十年，丝毫细辨，满桌满箱的书，老来都冰消雾散，这就是贵在无止境地增进德行。王阳明《寺仁辑》《文公晚年定论》说：“后世只守他中年未定之说，学者长久传习，可惜王阳明因军务繁忙而去世，尚缺少朱熹那样一段痛悔。”可悲啊。

七十子传人表

孔子七十子［各位贤能门人的传承次序在汉代国史中没有记载］；端木赐子贡［史书和汉书记载传人］；卜商子夏［史书和汉书记载传人］；商瞿子木［史书和汉书记载传人］；左丘明［史书和汉书记载传人］

圣门七十子，当时分赴各国施教，虽然门人有的有传人有的没有，然而有传人的必定很多。赵岐注《孟子》说：“遭遇秦朝坑儒焚书之后，孟子的徒党都灭绝了。”他们难道都遭受秦难而断绝了吗？七十子传人见于汉代国史的只有四人：子夏、子贡、左丘明、商�。子贡的传承是《公羊春秋》，公羊高侍奉子贡，也侍奉子夏。然而汉代儒者认为《公羊》是齐学，子贡最终在齐国，那么得到子贡传承的就多。五传至汉代胡母子都、董仲舒才开始显扬。子夏的传承有两个：谷梁赤传承为《谷梁春秋》，至汉代蔡千秋、刘向才开始显扬。曾申、李克传承《诗》，至汉代毛亨、毛苌才开始显扬。左丘明传承为《左氏春秋》，至汉代刘歆才开始显扬，贾逵才开始推行，晋代杜预才开始注解。商瞿传承《易》，矫疵、馯臂接受它，至汉代田何才开始显扬，服虔、郑玄才开始注解。现在只有魏国王弼的注解独存。伏生传承《尚书》，至孔安国才开始显扬。高堂生传承《礼》，至后苍才开始显扬。制氏传承乐，汉代徐防上奏说：“臣听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发明章句始于子夏，那么《礼》《乐》《诗》《书》都是子夏的分宗世绪。”这是七十子的正传嫡系，古代经典依靠这四家门徒而得以保存，三代典章依靠这四家门徒而不散失。至今二千余年，王道如日中天，司马迁、司马迁，儒林中对于圣门有功的人，难道不与孟轲、荀卿并列吗！

古经旨论

古代经典的旨意，是什么呢？圣人的情志，体现在言辞中。只求古代经典，而通晓它，旨意就不远了。大道的施行，圣王不止一个，都敦厚根本务实，以率领天下。善与不善，是意的问题；治与乱，是时的问题；得与失，是政的问题；存与亡，是人的问题。圣人传授其要点，等待后世推行罢了。古代经典完备了，不等待后世另外有所发明，其旨意才开始显现。宋代诸儒承袭王安石的说法，说圣人性命之理，七十子所未达到，独有曾氏再传而断绝。汉代儒者以来，都未曾识得，等到宋代才复昌明于世，另建宗旨，门户既立，徒党分争，号称恣意大著。后世学者，全都依据他们的书，久而安之，所以相沿言道。孟轲之后，以来直继群儒，论其说太过者多矣。我的父亲认为这样吗？这样！天子以至庶人，以修身为本。圣人怕后世未得修身的方法，于是取三代的遗存而述说，序书以记载，定礼以确立，删诗以教化，作春秋以裁断。晚年而赞易，尚书者，二帝三王的鸿绩，而善政遗后之

译这是典籍。礼，是夏、商、周、汉四代增减损益而制定的制度，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庶人，都是取法于这些遗留下来的准则。诗，是用于祭祀、宴饮，敦厚教化、移风易俗，润色太平盛世的乐章。春秋，是天王巡狩的典章，以及方伯、连帅会盟征伐，以尊崇王室的旧事。易，是先王用来开物成务，并任命官员掌管，从而预示吉凶、指导民众行为的卦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教，能够安定朝廷、平定华夏。这六经，是先王用来端正上下关系、沟通神明、严肃典章制度、施行教育、调和风俗、安定民生的宝贵训诫。先圣孔子编撰叙述作为教化，使得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没有散失；世道太平时，用文治来整顿，但也不忘记武备；世道混乱时，用武力来平定，随即广泛宣扬文德。后世的士人得到这些就能修养自身，庶民听到这些也能修养自身。这就是所说的：道被采用，就把它付诸行动；道不被采用，就把它传授下去以阐明道理。所以说：“《书》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施行于政治。’用礼来治理国家，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还有什么困难呢？诵读《诗》三百篇，授予他政事，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经书的旨意如此昭昭明显，没有别的，而且不曾把《易》和《春秋》当作雅正之言，不想喋喋不休地议论当今的血气之勇。对于未被教化、世道变迁、未能通达的人，强行让他们剿袭说教，替七十子转述圣人的言论，来教导弟子。戴圣、戴德所记录的，都失去了作者的姓名。只有公孙尼子的《缁衣》、《檀弓》记载礼制，子思的《中庸》、《大学》传承罢了。孟子的十四篇，荀子的三十篇，引用《诗》、《书》最多，都未曾提及《易》经。传记记载圣人的言论，不能说不广泛。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并不频繁。难道圣人当面教导不足以启发七十子吗？七十子承受圣人的教诲，都不能深入，如同水投石中。后世的儒生，又怎么能说人人都同样深切地知晓无极、先天、性命呢？这是后世的儒生超越了千古圣门，不能像后世儒生那样善于教导。七十子不能像后世儒生的门人那样善于学习，恐怕只是依稀可见，依赖成语，不是古人深造自得的学习方法了。古称商瞿喜好《易》，孔子传授给他，立志于此。《易》从此开始保存下来。代代有传人，国史记载的后世儒生，直接不称之为闻道。如果必须致力于无极、先天，才能阐发获得精微之处。圣人既然不在雅言中提及，后世儒生所尊崇的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并没有一句话是商瞿亲耳听圣人说的，致使《易》流传万古，不能与周敦颐、邵雍并列。即使是程颐、朱熹的门人杨时、黄干等人，也不能同样被视为闻道。这难道不是大可悲伤的吗？古经的旨意，未曾不传承，学问未曾断绝。后世儒生自取私说，妄改古经，贬低七十子，尽数削除汉、唐守道的诸儒，哪里值得相信呢？我的先父痛感深切而思虑深远，曾经奉行诸儒共同争论已久的公论，冒着天下的讥讽，申明古经的旨意说：圣人的学问，是修养自己、安定他人，体现在实事上；圣人的教化，是因材施教、坚定笃实，各有所成。孟子说：拉开弓而不发射，跃跃欲试的样子。站在中道之上，有能力的人就跟随。学者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兼修是可以的，得到其中一项也是可以的。能实行又能言说也是可以的，能实行而不能言说也没有不可的。或出仕或隐居，或沉默或言语，各成一材，各就一德。王道显著而风俗美好，圣人的旨意就是这样罢了。所谓性命，不是经传遗文所说的，虽然微妙，不能称之为圣门的传承。李方子说：王安石高谈性命，断绝史学，足以酿成中原的祸患，是君子深深痛恨而不听的。那么性命之说倡自王安石，宋朝已经议论过了。天地是静的，是性，是诚，是敬，是理欲，是本心，是无极而太极，尊崇《大学》、《中庸》、《孟子》。宋儒认为这是独自得到的，古人未曾认识的就是这些。道的大本原出于天。董仲舒的话，刘向说：“凡是学习，不是能增加通达天性，而是能保全天生而不要败坏它，可以称为善于学习的人了。”性，圣人原有定论，其后漆雕开、世硕、宓子贱、公孙尼子、孟子、荀子、告子、扬雄各自立有学说，但必定以圣人的言论为归宿。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引用《淮南鸿烈》来告诫儿子。敬，诸儒坚守的很多。潘尼创立私欲的论述，徐遵明阐发本心的旨意，苏绰继承治心的书籍，李翱兴起诚明复性的学说，讲辨太极。自顾荣、纪瞻、梁武帝、李业兴，以前的言论没有区别王弼、韩康伯的旧说，而没有这一旨意。又始于张衡。《大学》、《中庸》，贾逵称为“经之纬之”。戴颙传授《中庸》二卷，谢蔺著《中庸颂》，梁武帝撰写《中庸制旨》。张管、朱异、贺�在士林馆依次阐述《中庸》义理，李翱也专门论述。《中庸》、《大学》的区别，出自六朝已有。孟子的尊崇，始于扬雄、程曾、赵岐，继之于韩愈，奏于皮日休，都说自我发扬。冤枉啊冤枉啊！纵然自我发扬，怎么能就说古人未曾认识呢？元亨利贞

译文王推演《周易》时才有“元亨利贞”这样的辞句，如果说尧、舜、禹、汤不知道“元亨利贞”，这说得通吗？孔子赞《易》才开始著述“太极”，如果说甘盘、傅说、箕子、周公、召公没有听说过“太极”，这说得通吗？后代看待前代，也就像前代看待古代一样，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王守仁的“良知”学说一出，尊崇王守仁的人便认为宋儒没有领悟（圣人之道）。传承圣人之道，难道要像堆积木柴那样，后来者居上吗？后儒所说的，并非教化所急需的，他们舍弃实质而追求虚名，拥有实理却不去论述，只谈论虚无。古代经典中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训诫。如果有人声称，宋儒建立学说之后，圣人的旨意才开始明朗，为学的方法才开始完备，前代都不具备，这种说法我也未曾听过，这不过是南方人谈论砍柴罢了。

有个叫梁游的南方人，对山中人说道：“我们南方有一种砍柴的人，进入云雾之中，踏过险峻的山岩，渡过溪涧沟壑，有鸟鸣声在前面引导，芳草环绕脚边，一边唱歌一边归来，以此度过一生，被称为高士。”梁地的人听了他的话，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山里所不知道的，派孩子去向他学习吧。”早上起来和南方人一起走，登上石头，南方人说：“这是险峻的山岩。”渡过溪流，说：“这是溪涧沟壑。”听到鸟叫声，说：“这是鸟鸣在前面引导。”闻到草的气息，说：“这是芳草。”让梁地的人发出呀呀曼妙的声音说：“唱歌吗？回去吧！”回来之后，梁地的孩子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了梁地的人，梁地的人笑着说：“我的祖辈在这里居住好几代了，都是这样的。”并没有特别的客人。南方人只是把话说得特别美好罢了。

宋儒谈论学问，并非比汉唐儒者高明，只是言辞繁琐杂乱罢了。汉代张释之跟随汉文帝登上虎圈，文帝询问上林尉禽兽的名册，上林尉回答不上来，虎圈啬夫代替上林尉回答，非常详尽。因为口答应对无穷无尽，文帝下诏让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前进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文帝说：“是长者。”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怎样的人，文帝说：“是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被称为长者，这两个人说话曾经不能出口，难道能效仿这个啬夫喋喋不休、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吗？陛下因为啬夫口齿辩才而越级提拔他，恐怕天下人随风倾倒，争相口辩而没有实际内容，举措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好。”于是停止，没有任命啬夫。

汉武帝问政于申公，申公说：“为政不在于多言，只看努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司马迁说：“孔子的天道命运不传授给他人，只传授给其人；不等待告知，告知的不是其人，即使说了也不起作用。”褚少孙说：“不是适宜的土地种植不生长，不是适宜的心意教导不成功。”这是自七十子以来圣门的主旨。汉儒可以说是继承了即将断绝的古经之学，不依赖口辩而想要默默成就。

子思称颂明辨，孟轲好辩，与杨朱、墨翟辩论义外之辩，与许行辩论并耕之辩。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厌恶他们执着于一端，损害大道。杨墨之道如果不止息，孔子的道就不能彰显，辩论是因为他们举一而废百。而且说：“逃避墨家回归杨朱，逃避杨朱回归儒家，回归就接受他们。”现在与杨墨辩论的人，就像追赶放跑的猪，已经进了猪圈，又跟着招引。七十子的学问不需要追辩。陈良在楚国学习周公、孔子的道，称颂他们非常有力。那些后儒议论繁琐细微，互相攻击，与孟轲大不相同了。

汉儒笺注古经，依次传授，传承者或许不能没有少许差异［颜师古说：六经残缺，学者师承不同，文义竞相驰骋，各自坚守所见，所以《汉书》所引用的经文与近代往往乖离。既然自成义理，就顺着它通达，或许能避免守株待兔］然而朱熹说：“周末时间久远，江河划断，哪有七十子师友讲受圣门渊源之学，都认为是非，而杜撰一个旨意，自以为是。千余年后突起而废弃前闻呢！”如果去除知见与故常，遵循天的理，庄周关于节制欲望、返归本性的论述，《淮南鸿烈》所载，汉儒认为出于黄老，不认为是学问。何况宋之前驳议的人也不乏其人，魏王肃，吴虞翻，北魏张奇，刘献之，张吾贵，刘轨，梁许懋，隋张仲，唐啖助学，徐旷，王玄度，王元感之流，都有著书。年代久远遗失，怎么知道宋儒认为的创获，不是古人的陈言呢？世所称道的濂、洛、关、闽、青田、姚之学，为什么说法都在《李翱复性书》中有了？圣人想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为颜渊制定四代礼乐，为曾子序述天子至于庶人的定分，实行孝道，何曾有后儒的浮说呢？

近代何瑭说：所谓道学者，多用心于性与天道及存养心气之说，名虽可观，实则无补。张士隆说：“端默寂灭，可谓闲心，应当于事验。其实身与心为二，理与事不相合，不是圣人合内外之道。”归有光说：“性命之说，圣人难言之。”夏廷美不信天理、人欲之分，各位儒者都知道古经的旨意。数百年来胶固拘隘，使圣人之情偏颇而不中，全道备德不彰显于世。难道不是圣人之道久离欲合，而后诸儒的议论才开始出现呢？我的先父对于古经无偏无党，省察其过论，遵循旧章，回归七十子相传的旧貌罢了。

译先天与后天，圣人赞颂《乾》卦九五爻的大人，并非后世儒者的议论，自有辨别可见。

经文有缺失则存疑，经书的训释昭然若揭。可惜宋儒擅自改动经文、补写传注，不懂得“阙文阙疑”的道理。

祖述宪章表

先王：受天命为君师，居上位而立身行道，以彰显王道，宣明纲常制度。

圣门：尽人道，虽无君位而在下，通过记述阐明，以弘扬吾道，雅言《诗》《书》，执守礼制。

先王传道，圣门传道，各有表率。将二者合而为一，或许能看见祖述宪章的宗旨。若非先王有远大的谋略和功业，则孔子无内容可记述；若非孔子纂修删定，则先王的道统无所留存。先王以君道在前振作，孔子以师道在后汇集。看似分开实则没有不合，看似合一方中有分别。上天让孔子作为万世的木铎，所以让他没有君位。然而道不能实行，才去纂修删定，这是孔子极大的不得已。如果不恪守经传的旧闻，人人得以凭个人意见立说，先王的治道就会散失，圣门的教化就会混乱，这是学者应当深深畏惧的。先父遵奉古经，绘制了这张表，秘密传授给我。

有人说：“宋儒所说的，都是忠直廉节，用来激励世人，不让人有邪僻之心，他们的议论很正确。现在却轻视并驳斥他们，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父并非驳斥他们，而是辨别他们。宋儒品行很高，虽然刻薄狭隘、专断擅权，失去了圣门温良俭让的德行，但也多是正人君子。至于他们的学说，则绝对不能遵从。忠直廉节，圣门原本就有确定的训诫，汉唐先儒早已说过，并非从宋代才开始。宋儒所谓古人未曾认识的道理，乃是道德性命的理论，如‘无极而太极’、‘静坐体会活泼泼地’、‘太虚即是道’、‘静观天理’等说法，这些都是圣门所没有的，源于佛道二家，假托经文来推行的。如果专门讲求古经的实质，去除夹杂佛道二家的浮泛言论，不过是辕固、王珣、费冠卿、田游 rock 之类的人，深沉潜隐尚且不如他们，怎么能跨越千余年忽然自命为圣贤呢！”

原教

圣人之道是统一的，并没有奇特玄妙的旨意让人难以理解，但它深奥且广大。深奥，所以进入者细微而无所不尽；广大，所以出来者详尽而无所不包。先王往昔设立教化，首先针对士人。士人则是贵族子弟与公卿的长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者。贵族子弟，是将来南面称君、居高临下的人。公卿的子弟与平民中的优秀者，都是将来处理事务以辅佐君主治理政事的人。贵族子弟成才，那么所有贵族子弟所能影响的人，都不敢有混乱的行为了。公卿的子弟都成才，那么所有公卿子弟所能影响的人，都不敢有混乱的行为了。平民中的优秀者成才，那么里巷百姓所能影响的人，没有不遵循典章制度的。教化完成，治理也就安定了。天性，是天生而成的，所以德行不同：有智、仁、圣、义、中、和。智足以洞察事理机微，仁足以涵育万物，圣足以通达幽深隐秘，义足以裁断善恶，中则不偏颇，和则不严厉。这是他们德性的美好之处。德性美好，就有立于臣民之上的根本了。必须体现在行为上，然后才足以修养德行。对亲人友爱，对兄弟和睦，对宗族姻亲和睦，对婚姻配偶和睦，对邻里乡党负责，对孤寡者体恤。像这样的行为，德行的修养就深远了。处理事务的才能还未成就，于是用六艺来学习：礼用来立身，乐用来调和和气，射用来观察德行，御用来通达能力，书用来通晓事务，数用来管理财政。六艺成就，才能就适合使用了。所以德性不能勉强，行为与技艺则因教化而进步。所以智者的孝与仁者的孝不同，但孝是一样的；圣者的礼与义者的礼不同，但礼是一样的。根据其德性增加才能，士人都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从他们年幼时教化他们，就容易进入；等到他们成年娶妻时，就容易成就。所以十岁学习幼年的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跳勺舞，成童时跳象舞，二十岁学习礼仪、敦厚践行孝悌，三十岁广泛学习没有固定方向，那么射、御、书、数都包含在其中了。大概开国承家的事，必须依靠壮年旺盛的精力去做。年纪大了精力衰退，对事务的认识虽然达到极致，但时机已不可为。壮年时学成，以担当上用的职责，是国家的庆幸和家庭的福气。所以向老人谋划，让年轻人做事，这是根据人的能力而使才能足以使用。这是先王设立教化以成就人才的根本。世道衰微教化散失，我们的先圣孔子兴起并修明它，其传承者是士人。所以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七人，学习圣人的道，才能不同则成就不同。圣人用道来教导人，方法不异则途径不异，不同，而使相同不异，而有差异。从前七十子向孔子学习，与孔子用来教导七十子的方法，都具备。子路勇敢，冉有才艺，子贡宰我善于言辞，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谈论德行，子羔愚钝，曾子迟钝，子张偏激，琴张曾皙牧皮狂放，不曾完全违背他们的才能以求似于圣人。圣人也未曾想让他们像自己，完全违背他们的才能去教导他们，所以圣人不劳累而教化成就，七十子不痛苦而学习成就。孔子去世后，七十子分别教导世间的子弟，向七十子学习，各自以从圣人那里所得的作为教化，世间的子弟各自以从七十子那里所受的作为学习，教化不同而学习也不同，学习不同而教化也不同。学习与教化虽然不同，追求圣人的道则没有差异，所以儒成为百家宗师。儒无不周全，士人守护其典籍。

译《白虎通》说：“士，就是事，是承担事务的称呼。”后世只把守护典籍的人称为儒者，士也仅仅把谈论典籍的人视为儒者的职分。儒家的道非常广大，各种事物都不废弃，将其推行并施用于天下百姓，这叫做事业，但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古代的经典还可以作为证据。子夏居住在西河，学生非常多，其中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便出现了庄周。庄周的书籍不符合儒家的宗旨，那么百家之学都源于圣人门下，那些书籍中美好的部分，圣人原本都已具备，百家自行丧失了它们，安于自己的偏见而嗜好巨大的异端，狂妄放纵地议论，不能回归中正，这是不可不知的。圣人门下具体有哪些贤人，没有听说有传人。子夏、子游、子贡、子张、商瞿、曾子、左丘明、澹台灭明、原宪、季次各自有接受学业的人。曾申、孔伋、公明高、乐正子春、李克、孟轲、鬲臂、吴期，他们的传承没有断绝，只是有的显赫有的不显赫罢了。战国时期战争不断，纵横家混杂出现，凭借力量和权势，诸侯重视他们，习以为常，只有荀卿以学问闻名，直到老死都坚持于此。秦朝的博士如伏生、叔孙通等人，都得以获得先师的遗训。国家正要废除学术，不重视他们，汉朝于是遵奉古代经典。田何、王同、丁宽、孟喜对于《易》，伏生、欧阳、夏侯、孔安国对于《尚书》，申公、毛公、韩婴、辕固对于《诗》，高堂生、孟卿、后苍对于《礼》，制氏对于《乐》，《春秋》方面胡母生、子都、董仲舒擅长《公羊》，蔡千秋、刘向擅长《谷梁》，贯公、刘歆、翟方进擅长《左氏》，匡衡、萧望之、师丹、戴圣、戴德、桓荣、丁鸿、杨震、谢曼卿、贾逵、卫宏、马融、郑玄、卢植、服虔、郑衆、许慎、赵岐等炳蔚一时，其余的教授，不可胜数。当时搜集记录那些废绝而未知其义的内容，专门讲解陈述，天下渐渐听闻见识到圣人的书籍。二帝三代的王政制度，开始没有湮没。书籍不能尽述言语的地方，都靠口耳传授，古今不同，没有训诂就无法阐明。训诂阐明而道不坠落，后世舍弃汉儒所传承的，怎么能谈论三代的风尚旨意和文辞呢？所以汉儒对于圣人门下，就像启、甲、成、康对于禹、汤、文、武一样。像陆贾、贾山、贾谊、扬雄、荀悅、徐干、王充、王符等儒者，有巨大的才识而著有书籍，都非常可观，但世人并不十分喜爱。等到魏晋时期，王弼、何晏习惯于清谈，儒学开始变化，朝廷和民间互相崇尚，损害实质败坏政治，中原沦陷。宋、齐、梁、陈偏安江东，各位儒者谈论经典于是混杂了玄学的旨意。何承天、周弘正、关康之、僧次宗、刘瓛、沈麟士、明山賓、皇侃、虞喜、张讥、周捨、伏曼容、张绪等君子，僧俗都来听讲，接受的人非常广泛。北方旧族手持经典谈论圣人之道，卢玄、王保安、刁沖、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尊明、熊安生、刘焯、刘炫等儒者弟子，著录登记的以千万计，古代经典得以传承，深深依赖于此。隋朝王通聚集门徒于河汾之间，感慨于经传，想要接续未坠落的道统，王通寿命不长，讲席散去。天下用兵，没有大的繁荣昌明，然而圣人门下万世流传的恩泽，至此兴起一次，王通的功勋也很盛大啊。唐朝平定天下，君主爱好文学，臣子都多才力学。像魏征、虞世南、张说、贾至、顏真卿、刘禹锡、宋璟、崔仁師、杨发等公卿，经学精深，世人还以诗赋称颂他们。陆元瑚、颜师古、朱子奢、孔子达、马怀素、褚无量、杨士勣、贾公彦、彭景、李鼎祚等群儒，用心于经传，功绩深厚而恩泽普遍。韩愈悲叹流俗沉溺，伤痛至道长久废弃，起来注释《论语》，尊崇孟轲为学者，向韩愈学习的人，李翱、皇甫湜等人都有著作。六代以来，华丽柔弱不振作的习俗，冗杂声律对偶的文章，突然彻底改变。韩愈被贬谪奔走，爵位没有通达显贵，倡导而应和者少，不能使天下大进于学问，这也是韩愈的不幸啊。藩镇违抗命令，战争不止，朱温篡夺，天下更加混乱。庄宗、明宗，既不是大治的君主，又在位时间短。唐朝的子孙偏安在一角，石氏、刘氏、郭氏都在纷乱中建立政权，久的十几年，短的几年，四方各自建立的有几个姓氏，以兵甲为饮食，以掠夺为风俗，五十多年间，儒术衰败，到了极点。宋朝兴起，虽然与郭氏没有不同，太祖、太宗以德行养育他们，以礼制治理他们，割据的各国渐渐被平定削平，子孙统治天下时间长久，海内安定，一百多年间，儒风兴起，像种放、穆修、李之才、尹洙、吕公著、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尧夫、苏东坡、苏辙、黄庭坚、胡安国、劉牧、朱震、吕祖谦、朱熹、陸九渊、张栻、尹焞、詹體仁、蔡元定、真德秀、葉適、魏了翁、陈亮、陈澔等，南北同时兴起。然而王安石的新义，到朱熹的集注，儒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许衡、廉希宪、伯顏、赡思、拜住、不忽朮、吳澄、虞集、袁桷、黄澤、元明善、韩性、陈樵等，都显赫于元朝。若明朝以来，宋濂、方孝孺、薛瑄、吳与弼、娄谅、章懋、胡居人、陈献章、湛若水、罗洪先、陳選、吕柟、丘濬、罗钦顺、许诰、郝敬、來知德、吕坤，都是世人所称道的。王守

译王阳明另取“致良知”为宗旨，学者们崇奉它，儒学的变化尤其剧烈了。各位儒者的传承接续不断，两千多年来，兴起并传播，不止在一个时代。圣人参与并辅助天地化育，拥有深厚的功业和高尚的德行，使天下明白，即使百家众说杂乱并起，圣人的大道也永远成为生养民众的主宰。各位儒者有的远有的近，有的显达有的困窘，有的众多有的孤独，繁衍交错，遍布四海，绵延至后世，儒术的兴盛与衰微，大致如此。圣人的大道，无所不覆盖承载，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容纳，像山海一样。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大圣人确立了它，周公、孔子这些大圣人传承了它，作为天下的法则。顺从运用它就吉祥，违背抛弃它就凶险。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以儒家的学说作为定论。儒者并非自尊他们的学说，强迫天下人顺从。如果舍弃儒家而不顺从，小则影响个人，大则影响天下国家，必定变故出现而祸乱兴起。圣人用大道教化天下后世，大贤人深入其中，小贤人未能深入；大贤人成就其伟大的事业，小贤人未能成就其伟大的事业。贤人想要进取的，出仕以处理事务；贤人想要退隐的，隐居以自我安顿。大道未曾有所断绝，圣人未曾有所禁止。圣人所说的道非常中正，传承者也应当中正；非常平和，传承者也应当平和；非常完备，传承者也应当完备，这样大概就能多得而少失。大道是统一的，上天生育众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让天下的人各自承担事务，使事务完备而义礼得以施行，这是君主的职责。让天下的人首先遵循义礼，使义礼端正而事务安定，这是师长的职责。君主的职责确立，就占据了事务安定、治理太平的关键；师长的职责确立，就明确了礼义长久安定的策略。事务，是实质。阐明礼义是为了完善事务。君相的事务与学士相同，君相的学问与学士不同；平民的学问与学士相同，平民的事务与学士不同。这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大道非人不能弘扬，所以圣人对于天下的才能，兼收并蓄。天下的事务，分门别类各自治理，都纳入门墙之内，称之为儒。大概是想要大道完备，而平息后世异端趋向和诸多争端。大道总括事物的全部，然而主导者有所在，输出者有次序，承载者有差异。真诚地执守其中正，中正是大道的平和与安定。任命后土、任命稷、任命教化、任命刑罚，这是事务。事务是大道的关键与显著体现。寻求其安定，不仅在于内心，耳目四肢都要符合。治理其显著之处，不仅在于水土、刑罚、教化，射箭、驾车、书法、算术都要通晓。安守大道的中正，践行大道的事务，只有圣人能穷尽。贤人对于圣人的盛德和大业，或许只得到其中一部分，不必相同，也不必相异。天子颁布礼乐，就由文儒担当；出征讨伐，就由武儒担当；充实国家用度，就由计算财赋的儒者担当；善于任人使能，就由知人的儒者担当。如果隐居不出，著书阐述大道，独善其身，为天下树立端正的品行，行天下的中正之事，怎么能不成为儒者呢？圣人称赞颜渊不违背老师却像愚笨，仲弓、闵子骞只说了一两句话，冉求的言辞不显著，那么德行并非以辩论为长。政事选取冉有、子路，言语选取宰我、子贡，文学选取子游、子夏。各位贤人何尝没有后世可以驳议的事情？圣人没有因为一次过失就抛弃他们，又不可以因为大夫虽然不想给予却不给。百姓受到他们的恩赐，即使不懂礼也认为他们仁德，圣人取人之道可见一斑。得不到中行之人，必定是狂者和狷介者。狂者因为进取，狷介者有所不为。圣人培育人才，又可见一斑。所以圣人设立教化则宽厚，取人则宽容，培育人才则周全，举办事宜则完备。努力实践作为典范，言论成为准则，经传都保存下来。天下后世的儒者，应当以此为法则，应当以此为教化。君子有大致的出处原则罢了，百姓有大事即养生送死罢了。儒者修养自身，端正天下国家，使男女伦常没有邪恶，上下有常道，亲疏有节制，生时安适，死后顺遂，长久太平治理。不仅自身得到，也在他人身上得到；不仅言语中见到，也在事务中见到。不是斤斤计较只接纳与我相同的人，那些与我不同的人，就排斥抛弃。熙宁年间，王安石另开异说，称为道德性命。各位儒者从此谈论理欲，废弃实事，空谈相互争论，大道更加幽深而难以考察。大道的尊贵，是我们党派的幸运，而圣人之所以为教化，则未能契合，何况南宋南渡后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危坐不徐言，就说不是儒行的表现。著书不谈理欲，就说不是儒学。两三个师儒各自确立宗旨，自以为是，除此之外就断绝天下的人以为他们不懂道，自命为真儒。他们的学说开始固执蔽塞不通，学者不能完全认可他们的学说，辩论也从此纷起。聪明俊异、高弘阔达之士，圣人所说的狂者必定接纳的人，被拒绝认为不是学道之人。于是认为儒家的学说晦涩难测，儒家的意图固执难平，儒家的事务繁琐难从，儒家的性情隔阂难合，儒家的气象严厉难近。他们正自视清高远离，这边又断绝他们，不肯谦顺地待人。后两者各自想要名声高，互相厌恶。互相厌恶就互相仇视，互相仇视就互相攻击，互相攻击就互相困窘，立于朝廷，两相危陷，使国家不能享受安宁的福气，开启嫌隙萌生祸乱，以忧虑社稷。在下身处草野，是非烦杂辩论，损害学案，激使其他趋向。天下的人，婚嫁、仕宦、丧葬、祭祀，终

译身处儒者行列之中，所尊崇的反而与儒家不同，所言论的反而与儒家对立，这有什么可怪罪的呢？圣人的教化虽然宏大完备，但仍有未尽之处。想要使异端学说无害于圣人之道，我们这些人不要无数地自我攻讦，不如修复圣人教化众人的既定法则。圣人门下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擅长德行的人就成为德行方面的儒者，擅长言语的人就成为言语方面的儒者，擅长政事和文学的人就成为政事和文学方面的儒者。笃信并坚守善道，这也称为名儒。子夏说：“虽然说他还没有学习，我必定称他为学习过的人。”大概圣人设立教化，十个人中有五个人能理解，五个人不能理解；五个人能践行，五个人不能践行，不把这作为教化的标准。可以说的但不能践行的，君子不说；可以践行的但不能说的，君子不践行。所以说话一定要考虑其最终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其弊端。现在大郡有十余万户，其中的子弟优秀杰出者，虽然水平高低不齐，但常有千百人，孝悌忠信的品行，诗书六艺的文章，分别都已经知晓，却逐渐被后世儒者关于性理的新说所淹没，多的地方有五六人，少的地方有二三人，或者千里之内没有一个人。道不远人，学说为何如此艰深？士人尚且未能认识，想要让千万人不能理解、不能践行的人来确立教化，这就使得道远离了人，不可以作为道了。圣人做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之道可以施用于百姓，不仅仅是适合个人的行为。天下的才能非常不一，圣人论及中等水平，不论及上下极端。天下的事务非常不同，圣人论及常规，不论及变故。治乱听任时世，而用政治来平定；才德任用人，而用学问来安定。狂放与狷介之人互不勉强，也不必勉强狂放与狷介之人做到中庸。狂放与狷介虽然是弊病，但都是天性。完全断绝其天性，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裁断。裁断狂放与狷介，兼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圣人设立教化最确定不变的既定法则。天下已经治理好，与中等才能的人没有区别；天下已经混乱，对成败没有补救。对上不足以解救君父的危难，对下不足以拯救百姓的灾厄。空泛的言论荒诞的说法，自高自大，诬蔑古人而迷惑后世，这不是圣人所认可的。圣人所认可的，修养对自身有益，言论对他人有益，行动对事务有益，做官对国家有益，居家对家庭有益。口头说道患在不明不行的道理，想要道得以施行，首先要进行教化，招收上下的英才，回归我们同党所固有的传统。明确告诉天下后世说：豪杰之士，自拔于流俗，或出仕或隐居，成为天下的正直之人，行天下的中正之事，而没有差错，这都是圣人命之为儒者。经传中仁义的宗旨，不是后世儒者所说的理欲，不必依附这些来谈论，才可以称为儒者。不谈论理欲的空虚而混杂佛道二家，或许能得到经传的实质。我的先父大概没有失去圣门旧有的传统吧？六艺，是先王用来教育士人的。农工商贾，以至府史胥徒等小吏，都从事于师。《周礼》中的县师、鄙师、遂师、贾师、旅、胥师之类，大概都是各自传授以法度，各自练习其事务，使其精熟而符合实用。士人才能力量厚实的，学习多种技艺；其余的只终身学习一种技艺。所以《学记》说：“前进而不顾其是否安稳，使人不能出于真诚。”比如学习音乐尚未安稳，教导者就进而教习礼仪；学习礼仪尚未安稳，教导者就进而教习射箭。使人一种技艺都不能真诚地修养自身，怎么能进于道呢？“安”，是身心与技艺和谐为一；“诚”，是真正拥有这种技艺，随意而出，没有一丝勉强。“安与诚”所说的，是精熟到了极点，犹如进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它一起变化了。七十子都亲身通晓六艺，虽然德行、文学各有收获，如果不是通过学习而化育并能施用于实用，就不能称为通晓。先父曾说，后世六艺都不为儒者所重视，是事实。儒者高谈性命，擅长文辞而止步。现在州县学校内，大的有数百名学生，小的也有近百人。其中考中乡试，列入仕籍的很少。即使被推荐成为学官，也已衰老无能。其余的都贫困而死。大概诸生如果不专心讲书作文，就会考在下等，不被乡里齿列。如果想要兼顾生计以供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又没有空闲的时间，所以很难。何况完全抛弃实用，而专门寄托于空言呢？先辈杨汝容、陈元忠、归有光、祝允明、张叔大、茅顺甫、来应光、冯用韫诸位，都有虚文误世、资格限制人才的议论。周宗建在殿试后给兄弟的信中说：“闲暇时阅读邸报，四方告急日益严重，有志之士能不深深担忧吗？”现在漫不经心地让书生主持筹划国家治理、黄河大政，无论问以簿书钱谷的数量天下有多少，都茫茫然不能回答。开始知道书不可多读，平日被八股文误了许多工夫，徒然成为不识时务之人，实在可叹。顺昌我担任司理一职，偶尔翻阅律书，大多不熟悉，于是相信读书不读律，致使君主最终没有方法，不是空话。如果真能采用元朝先儒袁桷国学旧议，命令学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道工程、盐法、茶马、刑算等国家一切要务，都平日细心讲求，使胸中有本末，定见异日能施用于政治。在学十年，选拔而做官，让他自己申报所习之事，能够考核勤勉。其实全部考核为五等二等，俸禄足以养廉，历练国

译做事有能力的就提拔升迁，没有能力的就罢免离职。这样朝廷就能造就许多人才，而民间也就很少有受饥寒之苦的人了。从前冉牛、闵子、颜渊都是具备圣贤大体而稍显不足的大贤人，他们必定亲身精通六艺。圣人大概认为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才能被任用，并且接近大道。后世的学问与圣人的门径相隔很远，虚浮成为风气，而且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久，积弊深重难以挽回。如果不是君主和宰相用质朴和务实的精神大力挽救，习俗就无法改变，没有真才实学又怎么会有能力呢。

译古代选拔贤才没有固定的途径，所以即使是宰夫、仆御这样卑贱的职位，正直的人也都愿意担任而不推辞。像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这样的人，国家都举用他们而不抛弃。汉代还从大臣子弟中选拔人演奏宗庙祭祀的音乐，六朝还让挽郎进入仕途。唐代以诗赋取士，已经显得浮华浅薄，但仍说这是儒者的装束，也有人说散尽万金酬谢死去的士人，留下一剑报答君王的恩德；渔阳的老将多次回席，鲁国的儒生半数在门。所以唐代国力尚足，臣服藩镇；宋代于是卑弱，令人痛哭。这都是因为儒生们自高自大，鄙夷实际事务，流入佛老思想，专门喜欢静坐谈心性，完全不修养当世所需的才能，不以求行要务，只是拱手空谈。上古的德化养成了娇弱，一无所用，失去了先王的政教而败坏了士人的习气，可叹啊！

古教定制表

从师受学的次第：

八岁进入小学

十岁学习幼仪

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跳勺舞

十五岁跳象舞

二十岁学习礼仪，敦行孝悌

三十岁好学没有固定方向

四十岁强壮而做官

五十岁担任官职处理政务

六十岁称为耆，可以指使

七十岁称为老，可以传授

八九十岁称为耄

百岁称为期颐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有所成就。先圣生来就知道并能安然实行，学问也是每十年进一层，这都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后世自从魏晋清谈而改变，宋儒又自主静错误地兴起，到致良知达到极点，数百年的儒道都成了空谈，可悲啊！”

圣人取人定法论

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王守仁关于学问异同的辩论。有人问费密说：“我学老了，自我修养的人，圣门成法是遵守，古经是相信，圣人之道虽然我不知道，也曾有所接受。”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说的是致一。日月相同，昼夜相同，风雷雨露霜雪相同，山水相同。北方寒冷，南方炎热，极北非常寒冷，极南非常炎热。北方的土地适宜种植黍稷，南方的土地适宜种植稻米。极北没有黍稷而吃牛羊，极南也依赖杂食。氤氲致一而差异如此。所以天地之气，一年有寒热温凉，一月有晦朔弦望，一日有旦暮午晡。这是自然之道，人生在其中，性怎么能都相同而没有一点差异呢？男女交合，自然化生而成形，眼睛看颜色，耳朵听声音，鼻子闻气味，嘴巴尝味道，它们的官能很不同，同出一身，不见其异，不闻其相同。学者论道，怎么能执着于相同就认为没有差异，执着于差异就认为没有相同呢？孔子说：“得不到中行的人与之交往，也一定是狂者和狷者吧？”孟子说：“孔子难道不想中道吗？不可能一定得到，所以考虑其次的。”圣人以狂者和狷者兼有三德。《洪范传》说：“使用三德，平康正直，沈潜刚克，高明柔和。平康是中行，沈潜多者是狷，高明多者是狂，刚柔是裁制的。”高明的人才能长而不能柔和，恐怕浮而不深；沈潜的人守约而不能刚强，恐怕狭而不达。才能容易放纵，放纵就不能侍奉人；守约容易固执，固执就不能处理事务。侍奉人处理事务，是士人的大事，如果没有裁制，那么狂者和狷者的才能被抛弃的就多了。高明的人教他柔和，沈潜的人教他刚强，然后才能因学习而适用于用。物的不齐，是物的本性。区区想要专一人的好尚，强迫天下跟随他的有跟从不跟随，起来斥责他，圣门没有这种方法，古经没有这种旨意。圣门诸贤不同得很厉害，进入圣人的教化则都有成就。闻道未曾不同，自从孟子以来，称七十子。孟子源于子思，子思亲炙曾子，而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未曾以具体称。曾子其称曾子与子夏并列。孟子论道很严，写在书上如此。具体一体，虽然有差异，不是七十子都劣于颜渊，只有颜闵几个人才能传圣人之道，可以教后世。孟子对七十子未曾有所取舍，后世的儒生何所见，以意尽为芟除，只许曾氏与七十子的学，未可以一端定。先父曾比喻说：子相同，只是长幼而已；仕相同，只是上大夫、下大夫、士而已。七十子不可以过分分别，也很明显了。为什么后世论道于是导致悬绝呢？子贡方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敢以私意尽削七十子，独存一二。如女工于丝麻，驵侩于货米，龂龂焉进退之，不畏不疑其为妄也，与其信也？与吾先父曾举圣门成怯，古经所载以解后世的惑：“曰中行、狂、狷同传圣人之道。”高明、沈潜不可偏废。圣人谓颜氏之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后未尝再犯。子贡告诸往而知来，高明者与子羔执行亲的丧，泣血三年，未曾见齿。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了。”沈潜者与子张的学多高明，门人所传近于狂；子张的学多沈潜，门人所传近于狷

译狂放的人流是这样；专一于深沉潜隐的人则狭隘，原宪、孔弗这一类人就是这样。狂放与狭隘对于道来说都可以进入，学习则要靠圣人来裁断。对于曾皙说：“我赞同曾点的志向。”对于子路说：“仲由已经登堂了。”对于子贱说：“君子啊。”对于南宫适说：“崇尚德行。”七十位弟子亲自侍奉圣人而受到裁断，那么后世的儒者又看到了什么呢？违背圣人的定论，难道不说是听闻道的许可吗？圣人相同，颜渊、闵子、冉牛、仲弓不同；子贡、季路、宰我、子游、张不同；子夏、有子、曾子、公西赤不同；曾皙、琴张、孔弗、原宪不同。用圣人的相同，说七十位弟子都相同，是不可以的；用七十位弟子的不同，说圣人有不同，也是不可以的。高明而学习，就用高明进入道；深沉潜隐而学习，就用深沉潜隐进入道。道相同而进入的途径不同，进入的途径不同而道也相同，不同于韩愈所说的学习各自得到本性所接近的。后世的学者本性本来深沉潜隐，是子夏一派的儒者，而学说变了，自以为穷尽了圣人的道，坚持他们的学说，认为天下的高明不是，学者的深沉潜隐都跟着附和，说他们不符合圣人，不知道他们是深沉潜隐而不是高明。本性本来高明，是子张一派的儒者，而学说变了。自以为穷尽了圣人的道，坚持他们的学说，认为天下的深沉潜隐不是，学者的都跟着附和。说他们不符合圣人，不知道他们是高明而不是深沉潜隐。圣人的道于是就有了差异。众说纷纭杂乱，不能得到圣人的裁断，一定要以古经为准则才能确定。古经的宗旨，都是教导务实以达到应用，没有不同的。而其传承也都学习务实以达到应用，即使有差异，也不损害圣人的道，也不妨害它作为传承。儒者求道，应当修养德行自立，又何必每天喋喋不休地争论异同呢？先父曾经绘制图表来教导，我接受的教诲就是这样。子弟退下后记录在篇章中。

译弘道书中

关于祭祀先圣礼乐旧制的议论

祭祀先圣的礼乐，自汉代以来才逐渐显著。从汉高祖到汉灵帝，都用太牢祭祀阙里，但礼乐方面却未见记载。当时国学所祭祀的对象，不知是空有“先圣”之名，还是确实有具体所指。若是周公，孔子并不在其中。也可能是经学止于某处，各自祭祀自己的老师，这些都无法确知。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建立太学，皇帝车驾回宫后，亲临太学，赏赐博士弟子，也未提及祭祀之事。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帝才开始率领群臣在辟雍养老尊贤，举行大射礼。郡县在乡学中举行乡饮酒礼，都祭祀圣师周公和孔子，牺牲用犬。汉章帝元和二年，亲临阙里，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开始制作六代之乐。汉灵帝光和元年，开始在鸿都门学绘制先圣及七十弟子的画像。魏正始二年，命太常用太牢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孔子，在学宫祭祀，从此开始都由臣下行礼。东晋以来，皇帝亲自举行释奠礼，但其礼乐细节也不清楚。范宁主张依照周公庙使用王者仪制，范宣认为当其为师时，就不应视同臣下，释奠礼应当完备帝王礼乐。宋元嘉年间设立学校，裴松之议定应舞六佾，因郊祀音乐未备，所以暂且奏登歌。如今金石乐器已齐备，应当设置轩悬之乐，舞六佾，牺牲、牢具、器物全部依照上公之礼。齐武帝永明三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宋元嘉旧例，学生入学前先举行释奠先圣先师礼，另外还有释菜礼，现在应当行什么礼，用什么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上奏说：“中朝以来，释菜礼已废，现在所行的，只是释奠而已［《文选》诗注：释奠，只是摆设荐馔酌奠罢了，没有迎尸之事。宋濂说：古礼以菜为贵，释菜是尊崇老师的表现］金石俎豆都没有明文规定。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开始单独建立孔庙。北齐天保年间，开始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举行释奠。唐高祖武德二年，开始在国学建立周公孔子庙。唐太宗贞观六年，废除周公的祭祀，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礼部许敬宗等议定，祭祀先圣先师，秦汉没有明文，魏朝由太常行事，晋宋由学官请命，从今以后称为皇帝遣官，以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州县守令丞佐为三献官。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宫中拿出衮冕让他穿着，音乐用宫悬。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亲自征伐到兖州，说：“夫子是百王取法的准则，怎敢”不拜。宋真宗、仁宗、哲宗都再次拜礼。真宗颁布释奠先圣仪注及祭器于天下。徽宗崇宁四年，使用十二旒冕，九章衮服，赐笾豆各十。大观四年，孔子手持镇圭立于门侧，二十四戟如同王者仪制。政和四年，将大乐器颁给曲阜。高宗绍兴七年，释奠升为大祀，增加笾豆十二，礼仪如同社稷。金大定十四年，服饰用十二章，礼仪或许也与唐宋相同吧。元世祖至元十年，中书省说：使用王者礼乐，那么王者礼乐由来已久了。明洪武十五年，皇上对礼部尚书刘仲质说：国学新建成，我将举行释菜礼。现在诸儒议论礼仪，都说孔子虽是圣人，也是臣子，应当一奠再拜。孔子阐明道德以教导后世，难道可以用职位来论定吗？于是议定穿皮弁再拜，搢圭献爵，取出圭又再拜。成化十二年，国子监祭周洪谟请求增加笾豆十二，舞八佾。此后五十多年，大学士张璁上奏：国学减少笾豆为十，州县八佾改为六佾。诸儒有的认为应当，有的认为不应当。认为应当的人说孔子是人臣，不应用天子礼乐；认为不应当的人说八佾十二笾豆，孔子的德行足以承受。私下听说先父说：后世必定使用天子礼乐而后才算最恰当。国子监是天子的大学。魏晋以前，由臣下行礼，后来天子亲自释奠。天子祭祀而不使用天子礼乐，用诸侯礼乐来施行，这是天子因幸学而降低礼乐，是不可以的。以孔子没有爵位，不应用天子礼乐。如果是士则舞二佾，大夫则舞四六佾，这是诸侯之礼，又怎能适用呢？祭祀遵循生者的规格，这是三代的通义。改用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这是宗庙父道；释奠是师道。天子以其礼乐祭祀先圣先师，而不是为了宠幸孔子。现在不遵循天子之礼而以孔子为嫌，为什么呢？汉代在辟雍养老，都用八佾。这是王世贞具奏，缙绅脸色沮丧而不敢吐露六十年的话。请求及时改正，实在痛心。况且天子以礼乐赐祭，人臣中勋德深厚者，这是三代旧典，成王赐周公，周公可以，孔子也可以。夏寅议：轩悬之乐，只应当在车驾亲自祭祀外使用，这是僭越。如果像夏寅所说，非天子主祭，不应用八佾，周公之礼也是鲁侯主祭之后。历代帝王陵庙遣官行礼，没听说礼乐有所减损。大概诸臣想要正定礼乐，而不通古今之义，所以变乱纷纭，越想正定反而越不正确。现在郡县与古代封建不同。古代诸侯各守一国，传给子孙，庆赏刑威都自主，天子不得参与，所以有定礼。今天下

译一家，郡县乃是古代天子的京畿地区，这是第一点不同。古代的大夫世代拥有封地，自汉代以后，公卿百官都出身于民间，通过推举贤良，平民之子可以成为公卿，而公卿之子若科举不中，便沦为平民，这是第二点不同。掌管府州县的主官，几年便更换一次，回到家乡后又成为平民，这是第三点不同。如今的府州县都是天子京畿地区的官员，天子赐予礼乐让他们祭祀先圣，由主管部门推举，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关于先师位次旧制的讨论

我曾询问先圣与先师称谓不同的含义，先父回答说：“国家的大事，古代的大礼，天地、日月、山岳川泽、社稷、宗庙、瞽宗（乐官），都是上古神圣设立的典制祭祀，夏商周三代遵守，汉唐不敢改变。”学制祭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周公坐北朝南，孔子坐西朝东。魏晋以来仍然传承这一典礼。唐太宗贞观六年，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祭祀制度于是确定。开元二十七年，孔子才开始正式享有坐北朝南的位置，又采纳李元瓘的请求，下诏让七十位弟子陪祀。宋元丰年间，陆长愈上奏请求让孟轲与颜回一同配享。淳祐二年，配享曾参；咸淳三年，配享孔伋。于是称为四配：闵子骞、冉伯牛、冉仲弓、冉有、季路、宰我、端木赐、言偃、卜商，而提升颛孙师，称为十哲，排列在七十位弟子祭祀的两侧廊庑之下。先圣先师的称谓，三代古礼各只有一人而已，祭祀只止于一人，所以彰显没有两个正统。《月令》中的祭祀：春天，其帝是太皞，其神是勾芒；夏天，其帝是炎帝，其神是祝融；秋天，其帝是少皞，其神是蓐收；冬天，其帝是颛顼，其神是玄冥。蜡祭中，有先啬、司啬，所以祭祀后稷就停止祭祀社神，伯益未曾没有功劳于火，但不以他配享炎帝，配享他就会出现两个正统了。先圣的称谓，称其帝、先啬；先师犹如其神、司啬，不可以多出一人。熙宁七年，蒋夔请求以颜回为兖国公，不再称先师。礼官认为孔子、颜子的称号，历代各有依据，难以更改，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因为礼经具有明文规定。南宋曾子、子思的配享，世人认为是因为传承道统。传承道统的人，必须以圣人为定。孔子以四件事教导学生：文献、品行、忠诚、守信。孔子平时雅言：《诗》、《书》、执礼。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仁。孔子不谈怪异、暴力、叛乱、鬼神。孔子所谨慎的：斋戒、战争、疾病。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臆测、不绝对、不固执、不自私。孔子说：“你们几个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我没有哪件事不跟你们几个人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圣人在道方面，未曾有所谓教外别传。七十位弟子共同传承，他们的不同，犹如公、侯、伯、子、男都是诸侯。如今流传王道教化，曾氏独自得其宗派，古今哪有这种说法？《大学》并非曾氏所述［汉儒贾逵说：孔伋穷居于宋，担心家学失传，于是作《大学》以经之，用《中庸》以纬之］子思、孟轲相距遥远，没有师承授受［辨长不载］都可以依据经史驳正传说道统的说法。道统的言辞深诬而迷惑世人，已经不是一天了。鲁哀公问弟子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了。没听说有好学的。”认为曾氏得其宗派，就止于此。颜氏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偏，由也粗。曾氏也是这几个人之一，不称他庶几。既然说现在没有了。颜氏去世，圣人的学问当时就不传了。孟轲又从哪里得到他的传承呢？舍弃颜氏，那么七十位弟子都得到传承。七十位弟子的门人或许传承了，以曾氏听闻一贯为独传道。圣人称赞颜氏与文王、箕子同辞，没听说以一贯命名他。像颜氏这样的人，若闵子骞、冉伯牛、冉仲弓，也没听说以一贯命名。子思未言一贯，孟轲未言格致，那么怎么能就以一贯为道的极致呢？汉、唐千余年没有人说过，忽然以曾氏独得其宗派，等到宋代才开始接续其传承吗？况且一贯，子贡也听闻了。以曾氏信而子贡疑，这是后儒曲解，不对。对子贡说一贯，那么也只是“多学而识”。对曾氏说其然，难道不是一回事吗？问法不同则回答自然不同，无所谓信与疑。后儒喜欢谈论性与天道，颜、闵、冉、仲都未确定，实际上始于子贡已说不可得闻。曾氏谓一贯为忠恕，子思想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哪有无极而太极，静坐会活泼泼地，即物穷知，本心良知等说法呢？那么后儒所谓传道，其所谓道本来就不是圣门旧有的。孔子为颜渊之死，如同丧子而无服；为子路之死，也这样。百世之下不能复起，圣人以请之，只取正于经文。后儒怎么可以率任己私，尽变古经所载于圣门众贤，敢妄为去取呢？因为他们的不同而区别他们，闵子骞、冉伯牛、冉仲弓适宜了，不以为配，为什么呢？子思著书，子路、颜渊并称。孟子说：“像七十子服侍孔子那样，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俨然而坐于其上。”子思、孟轲安乎否乎？所以以子思、孟轲先于众贤，这是鲁国提升僖公。夏父弗忌为宗伯说：“我看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是顺。”提升圣贤明，明顺礼。君子认为失礼。仲尼以臧文仲放纵逆祀为不知不信，经传遗文而相信后儒曲说，这是宋元丰至南宋渡江改乱定制，议礼不经。四配制成，而先师之位乱了。名犹未紊也

译嘉靖年间，张璁请求更改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这个提议起初由吴沈提出，而夏寅、丘浚都支持这种说法。到了这时，于是去掉了旧的谥号，改称“至圣先师”。如果认为称王号不合适，仍然称“先圣”也可以。在孔子称号中加上“先师”，就违背了典章制度。君和师是生民最高的尊称，但这是虚设的总称，实际上要加以区分。君这一类，天子与诸侯是不同的。三王时代已经确定，分别称为先圣、先师，其意旨深远啊。“先圣”是指创立教化的人；“先师”是指传播教化的人。礼制规定，学校刚建立时，一定要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等到举行仪式时，一定要用币帛。郑玄注解说：“先圣”指周公或孔子，凡是学校，春官在春季向他们的先师举行释奠礼，秋季和冬季也是这样。又注解说：“先师”如汉代的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亨，书有伏生。由此可见，圣与师不可以合称。自从“至圣先师”这个封号出现后，“先圣先师”的名分就混乱了。唉！到了这种地步，圣门原有的意旨完全丧失，三代以来的古礼全部废弃。只有后来的儒生曲解附会，怎能不令人痛心呢！怎能不令人痛心呢！祝允明的建议，将孟轲排在冉闵等贤人之间，确实是正确的言论，但还未尽妥当。先师的位次，应当遵循三代的古礼，只设一人。而考察魏、晋、六朝、隋、唐的旧典，以颜子为例，唐开元八年诏令曾氏排在子游、子夏之后，或许可以采用。沿袭旧制，让子思、孟轲坐在诸贤之下，大概就不违背古礼了吧？请向大夫君子们请教以正视听。

译关于先贤封爵旧制的议论

七十位弟子受封爵位。唐开元二十七年，开始追赠侯、伯爵位。颜渊因是孔子的先师，被封为兖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十哲”为公爵，七十二位弟子为侯爵，先儒为伯爵。此后，先贤中有加封、补封的，以及先儒中继续配享祭祀的，也都追封爵位。这是唐宋的旧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体恤盛德之人而尊崇有道之士。嘉靖年间，张璁请求削去孔子、七十子及先儒的旧封号和谥号。他声称孔子兼具“师”的身份，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兼具“圣”的身份。七十子称为“先贤”，汉唐以来称为“先儒”，这件事也不能不详细讨论。古代祭祀先圣和先师，是分别进行的。只有天子视察学校时，才合祭。所以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后来孔子成为先圣，颜回成为先师。师道是一样的，但“圣”与“师”的称号不同。《周礼》中“师”这类职位很多，即使后世传授学生都称为“师”，也不敢称为“圣”。这说明“圣”尊贵而“师”次之。如今没有缘故而将圣人降格为“师”，又僭越地将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称为“圣”，不知其依据的是什么经传。明洪武初年，革除了山川神灵的封号，前代各位臣子只按照当时的旧称。唯独先圣奉诏说：“孔子是天下之师，以济后世，仍保留其旧称。”七十子也没有革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深知七十子中做官的没几个人，其余都是平民百姓。天子所亲近的，不过是公卿大夫士罢了，没听说平民百姓能到天子面前的。管仲在周王那里平定戎狄，周天子以上卿之礼款待他。管仲推辞说：“我是低贱的官吏。”当时有天子的大臣国、高两位，于是接受了下卿之礼。如今天子祭祀，让平民百姓参与，恐怕是不可以的。先贤如果封爵位，就有相应的章服（礼服），但没有国家的任命，仍然是平民百姓。按照礼制，公爵的衮冕有九章纹饰，侯伯的鷩冕有七章纹饰，平民百姓穿黄衣戴黄冠。天子穿皮弁插玉圭，公侯卿大夫陪位，奏轩悬之乐并赞拜。各位贤人穿着平民服装夹杂其中，也太不协调了。先贤的尊贵，虽然在于道德而不在于爵位，但道德是虚的，爵位是实的。乡人举行傩祭，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没听说穿便服的。颜回、闵子骞即使是大贤，也不能穿着大夫的礼服祭祀，所以曾子换掉竹席。后世尊崇各位贤人，将爵位的恩泽加于他们的坟墓，兴起教化可以昭示后人。先父曾说，唐宋时期议论先贤封爵，当时的儒臣都有深刻的见识，怎么能不重申旧制呢？张璁一时的假托掩饰过错之举，怎么足以作为定论呢？谨此记录。

关于七十子作为后一例的议论

圣贤的子孙，朝廷都有典章惯例，赐予爵位俸禄，这就是所谓的赏赐延及后世。名臣孝子，先儒贤士，都有恩赐。功德最盛的，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历代都封为公爵。明景泰三年，赐予颜渊子孙五经博士的职位。此后曾子、子思、孟轲三家，也都赐予。朱熹也有，得到两位博士。后来及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只有子路获得博士职位。七十子与汉、唐各位大儒，都被宋代的学说所禁锢，而未加议论。学者深深怀疑，有人认为永乐年间朱熹受到褒奖，是因为同姓。朱熹认为对的因而认为对，朱熹认为错的因而认为错，不过是一人的意见，难道是天下万世的公论吗？过去圣人的道，显赫于一时，古经传流于万世。七十子辅助的力量最多。居住时弦歌不辍，而《诗》《书》由此传出；车马仆从，在匡地受畏，在蒲地受困，在陈、蔡遭遇厄难，在宋地削迹，跟随患难如此之久。志向不立，子路等待仪礼；服饰不修，公西华等待礼仪；不习辞令，子游侍奉；不辨事理，宰我侍奉；忽视古今，颜回侍奉小节；冉伯牛侍奉有回，而门人更加亲近；有子路在，恶言不入耳，名声扬于天下。子贡前后的周旋如此勤勉。圣人去世，公西赤掌管殡葬。含殓用疏米三具，袭衣十一套，加上朝服一套，戴章甫之冠，佩直径五寸的象环和绨组绶带。桐棺四寸，柏椁五寸，装饰棺木墙壁，放置翣，设置披。周代设崇，殷代用绸练，设置旐，夏代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崇老师且完备古礼。吊服加麻，议论来自子贡。出门由绖，参子游、子夏的弟子都住在墓旁，实行心丧之礼。三年之后，门人整理行装将要回去，进入拜别子贡，相对而哭，都失声痛哭。子贡返回在墓旁筑室，独自居住三年，然后回去安葬。圣人如此谨慎。七十子担心微言大义断绝，于是散游诸侯。大的成为师傅、卿相，小的结交教导士大夫，有的隐居不见。子路住在卫国，子张住在陈国，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住在西河，子贡终老于齐国，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累之类，都受业于子夏等人，成为王者的老师，传播圣人的教化如此深远。圣人如果不是七十子传承，就不会如此兴盛，遗泽也不会如此长久。他们的子孙应当有特殊赏赐。后世儒者妄加撰述，曾氏独自得到宗传，其余都加以驳议。唐、宋以来褒封七十子的旧制，都依据谬误的说法，于是被扰乱，致使七十子的后代不能像后世儒者那样，确实是典章的缺失，是学者的大痛。韩厥曾说：“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如果没有后代，行善的人就会恐惧了。”七十子的后代，士大夫应当奏请访求其嫡派苗裔，充任五经博士。

译这些典章事例，赐予祭田作为俸禄。四氏学也应当商议，将七十位弟子的后代，全部赐予著录的资格。后世的儒者，从周、秦、汉、唐直到近代，根据他们功德的大小，功大的或许授予其他官职，功小的作为奉祀生员，大概就能使国家的典章制度公平，从而舒畅人心了吧。恭敬地陈述先父的遗言作为建议。

译关于孔子庙廷从祀的旧制议

在孔子庙廷从祀，是朝廷的盛典，也是儒者重视的大事。礼制称，有道有德的人被任用施教，死后就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些人没有留下传记。自汉代以来祭祀周公和孔子，汉世祖击败董宪回朝后，命令大司空祭祀孔子，并在其庙中同时祭祀七十位弟子。七十位弟子的祭祀始于此时。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亲临孔子故居，又祭祀孔子及七十二位弟子。唐贞观二十一年，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苌弘、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逑、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因采用他们的言论，推行他们的道统，应当有所褒扬光大。于是让他们配享孔子庙廷。后世儒者配享孔子庙廷从此开始，所以宋政和元年称颜氏以下的各位弟子、孟氏以下的各位大儒。元丰七年，下诏荀况、扬雄、韩愈从祀。崇寧三年，让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及其子王雱配享，王安石的位次在孟轲之下。靖康元年，降王安石为从祀。淳熙四年，撤去王雱画像。淳祐元年，下诏周惇颐、程颢、程颐朱熹从祀，而罢去王安石。嘉定十三年，下诏张载从祀。咸淳三年，祭祀司马光、邵雍。景定二年，祭祀吕祖谦、张栻。至顺二年，董中舒开始入祀。至大二年，祭祀许衡。明正统二年，祭祀胡安国、蔡沈、真德秀。正统八年，祭祀吴澄。弘治元年，杨时方才入祀。至于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入祀，都是在嘉靖九年。而程颢的父亲程珦、朱熹的父亲朱松、蔡沈的父亲蔡元定，也于是在这一年配享启圣王了。隆庆五年，祭祀薛瑄。万历十二年，祭祀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万历二十三年，又因周惇颐的父亲周辅成，依照程珦等人的先例一并配享。有人说罗从彦、李侗，在万历四十七年入祀［此见典簿张璇《太学典祀考》，而《道统正宗录》言万历二十七年，《庙祀考》又言四十三年，福州志言四十七年，安徽府新志又言三十九年，所载不同。查州县旧志多无罗李二人，或许有其议而未实行呢？康熙六年晋陵毛念时刻《延平四先生年谱》，只说杨时弘治八年从祀，不说罗从彦、李侗从祀。又万历二十五年闽人林华昌依阙里图志位次刻《崇祀考》，也无罗李二人。是否奉诏增入未知，确切在何时未详］这就是历代从祀的始末。洪武二十九年，杨砥请求罢去扬雄不祀。进退因革，端绪见于此。这时皇上已黜退孟轲，认为以犬马寇仇论君臣太过分。钱唐极力劝谏，过了一年才恢复。杨砥的议论没有人辩驳了。嘉靖九年，张璁请求定祀典，退而不祀者，在七十子中有人，在先儒中有人。张璁说：程敏政曾奏称孔子弟子，自颜回以下七十六人，见于《家语》。《家语》一书出自孔氏，应当得其真实。司马迁《列传》，多有公伯寮、秦冉、颜何；文翁在成都庙壁所画，另有蘧瑗、林放、申枨。然而邢昺《论语注疏》说：申枨，《家语》作申续，《史记》作申党，实为一人［三名为一人，后儒曲解］。现在申枨封文登侯，祀于东庑；申党封淄川侯，祀于西庑，只宜保留其一。公伯寮诬告子路，是圣门之害虫；孔子称蘧瑗为夫子，决不是及门之士；林放虽然曾问礼，《家语》、《史记》、邢昺皆不载于弟子之列；秦冉、颜何，怀疑也是字画相近之误，但不可考。这三个人宜罢去其祀。而蘧瑗、林放祀于乡贤。荀况、扬雄实相伯仲，荀况以性为恶、礼为伪，以子思孟子为乱天下，以子夏子游子张为贱儒，荀况的祀也宜罢去。马融，起初应邓隲之召为南郡太守，因贪浊免官，髡刑徙至朔方。先前教授生徒，后来陈列女乐，为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刘向，以献赋进身，喜好诵读神仙方术，奏请铸黄金，不验下吏，其兄阳成侯赎之，著《洪范五行传》，最为驳杂；贾逵，献颂为郎中，不修小节，附会图谶；王�，倡导清谈，注《易》，专祖老庄；何休，《春秋解诂》黜周王鲁，注《风角》，班之《孝经》《论语》；戴圣，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畏惧何武之核查自免，后为博士，在朝堂毁谤何武。其子宾客因盗窃系狱，何武平决之，戴圣谢罪而不惭；王肃，以女婚司马昭，司马昭势将篡魏，毋丘俭文钦起兵討贼，王肃又为司马师画策；杜预，镇守襄阳，多次馈赠贵要，伐吴时，因斫瘿之讥尽杀江陵之人。这八个人，宜褫夺爵位罢去祭祀。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宁，虽然若无过错，所著也未能有以发明圣学，宜改祀于其乡。张璁又说：谢铎论吴澄，生于淳祐，贡举于咸淳，为元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忘宋事元，祀宜罢去。张璁在当时，因议大礼得君，廷臣张衮、徐阶……

译黎贯、王汝梅等人极力进言说这样做不可，但皇上正宠信李璁，诏书全都听从了他的请求。自从李璁的请求得以施行，自汉魏以来那些坚守正道、树立节操、考究经典、尊崇礼制、在圣人门下立功、使儒家道统不致断绝的儒者，被削除殆尽，所剩无几，而得以升格享受祭祀的大半是后世儒者中流入佛、道二教的人。真是可叹啊！敏政与李璁都自称依据正史，那么请用古经和正史来评判：《家语》固然也是古书，但它成书在后。《史记》本于孔氏古文，司马迁所见的又是另一本书。公伯寮、秦冉、颜何等人必定有所依据。公伯寮向孔子谗毁子路，司马迁记载他的话以列入弟子名录，不能随意删去。马端临说：孔子的弟子，《家语》和《史记》都记载了七十七人，魏国王肃的本子，从颜回至颜相只有七十六人。《史记》中颜何字冉，司马贞注说：何，在《家语》中称字。那么颜何原本就记载在《家语》中，只是唐以后的传本才开始缺失罢了。颜之推称圣门弟子中升堂者有七十二人，颜氏占了八人；颜真卿自叙家谱，也说：颜氏列入弟子的有八人。如果没有颜何，就只有七人了。说申续、申枨、申党是同一个人，郑国就是薛邦，其中或许有讹误，但把彼当作此，也是不可以的。《论语》中有两个子张，鲁国有两个曾参，汉高祖的臣子中有两个韩信，史书加上“王”字来区别他们。当时有三个召平，研究《易经》的有两个京房，光武帝时有两个刘向、两个刘歆，朱熹的门人中有两个黄干，姓名相同，时代相同，学问相同，所侍奉的人相同，却差异如此，何况能说某就是某、某字误作某字、是因为避讳呢？林放，《论语》注解说是鲁国人，然而孺悲、申枨也只说是鲁国人。澹台灭明都不说是弟子，蘧伯玉派人去见孔子，注者说：名瑗。蘧瑗并非经文所载，怎么知道不是另一个人呢？怎么知道文翁所见的弟子名录不同于《家语》、《史记》呢？不然的话，列国大夫见于经书的，如晏平仲、子产、仪封人、大宰之类都不提及，却独独提及伯玉吗？先儒称《家语》记载七十七人，今本才七十五人。石室图，过去说有申枨、申堂，今本也没有枨与堂了。古书逐渐出现错讹，怎么可以固执一端作为依据呢？杜佑《通典》记载开元年间赠爵七十七人之外，还有蘧瑗、林放、陈亢、申枖、琴牢、琴张六人。祥符、大观年间加封，去掉了琴牢，其余都沿袭，所不及的，只有悬亶罢了。苏辙说：七十七人，《家语》、《太史公书》都相同，秦冉、颜何不载于《家语》，琴牢、陈亢《史记》无录。两本书不可偏废，现在一并采纳，共七十九人。有疑问就传疑。敏政既然说不可考，想以自己的意思删削，这是武断之辞。李璁又不传疑而期望传信，千古难明的案件，历代诸儒所不敢确定的，一朝而直接判决。废除长久祭祀的位次，使典礼有缺失。学者之心不满足，难道是小事吗！他削除汉唐诸儒，都抹杀他们的长处而攻击他们的短处，错误谬妄诋毁，与正史多不相合：马融应邓隲之召在戚畹，号称贤能，并非蔡京那样的权奸可比。加上正值凶荒之年，孟子所谓可以接受以免死的时候，先前忤逆邓氏以致加罪免官，后又因过错拜见梁不疑被梁冀所厌恶，剃发流放朔方。少壮时不知忌讳，多次以直道干犯权贵，祸患切身，晚年稍图自保，戚里往来传言的人就诬蔑他为梁冀起草奏章，无兄盗嫂娶孤女而鞭打岳父，贤哲受谤，历代都有。可悲啊！至于女乐富贵之常，马融不肯独自异于众人又招致忌恨生谗言，唐代裴度屡次遭受毁谤，几乎导致祸灾，晚年浮沉以自免害，也是马融的意思。这些固然是圣人所赦免的小过。刘向铸金下吏，是在年轻时，中年传经，学者尊崇他。他的忠爱诚恳，多次见于奏章。《洪范》的传承，是先民旧闻，并非后世儒者的臆说。洪武十四年皇上谕祭酒李敬说：《说苑》，刘向所论，多载前言往行，善恶分明，我常观看，深有劝诫。你以我的命令，引导诸生在经史之余，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十五年，命令礼部颁《说苑》、《新序》于天下学校，令生员讲读。敏政与李璁难道不知道吗？贾逵献颂，出自诏旨。他谈论图谶，本是为《左氏》而发。贾逵曾条奏说：建平时，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仗仗义长诋挫诸儒，共同排斥他。从此攻击《左氏》，遂为重仇。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恰逢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所以令中途而废。凡所以保存先王之道者，关键在于安上理民。现在《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勸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明确刘氏为尧后，《左氏》独有明文，陛下若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漏。书奏，于是命令选拔《公羊》颜严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此四经遂行于世。四经既行，贾逵又抑制图谶，张衡以图谶虚妄上奏请求禁绝，称侍中贾逵摘取谶文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

译这些人全都无法辩驳。所以贾逵解释经书，唯独不使用谶纬之学，怎么能因为附会图谶而成为他的累赘呢？王弼解释《周易》，祖述老子、庄子的思想，崇尚虚无，这确实是大罪过。然而，“无”这一学说流传后世，“无极而太极”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何休注释《公羊传》，沿袭前人并非没有过当的言论。《春秋》记载年份的经文，本源于鲁国，怎么能责备何休呢？史书称何休注释风角，都符合经传典谟，不与拘泥文辞的说法相同，这也应当像邵雍《皇极经世》之类吧。戴圣害怕何武的核查而自行免职，人生做官，哪里能完全没有过失？如果不详察就陷入罪网，并非都是不贤之人。杜林曾经上奏说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聚集起来便构成赃罪，小事不妨碍大义，却因此遭受大戮，即使彼此不同、互相非议，也是士大夫的常情。程颐、苏轼导致形成四党，都不失为君子。如果因为圣人的儿子入狱就牵连到圣人，丹朱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那又该怎么办呢？王肃本传记载：嘉平六年持节兼任太常，奉法驾在元城迎接高贵乡公。这一年白气横贯天空，大将军司马师问王肃，王肃说：“这是蚩尤之旗，东南方恐怕有动乱吧。您如果修养自身以安定百姓，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就会归附您的德政，倡乱的人就会先灭亡。”第二年春天，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造反，司马师对王肃说：“霍光感悟于夏侯胜的话，开始重视儒学之士，确实有道理。安定国家、安抚君主，方法在哪里？”王肃说：“从前关羽率领荆州的军队，在汉水边俘获于禁，于是有了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击夺取了他的将士家属，关羽的士兵一旦瓦解。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州郡，只要急忙前往抵御护卫，使他们不能前进，必定土崩瓦解。”司马师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击败了毋丘俭、文钦。《毋丘俭传》记载：正元二年正月，有几十丈长的彗星，从西北贯穿天空，起于吴楚分野。毋丘俭、文钦很高兴，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于是假传太后诏书，列举大将军司马师的罪状移文各郡国，起兵造反，胁迫淮南驻守各别屯的将吏及大小吏民都进入寿春城，在城西筑坛，歃血结盟，分派老弱守城。毋丘俭、文钦亲自率领六万军队，渡过淮河向西到达项县，毋丘俭坚守，文钦在外作为游兵。大将军统领内外军队讨伐他们，杀了毋丘俭，文钦逃窜。看王肃的话，是正当的言辞。毋丘俭的军队虽然是否正义尚未确定，也不能就说是讨伐贼寇。况且王肃所对话的对象是司马师。司马师在魏正元二年去世，甘露元年王肃也去世，距离司马师死仅一年而已，魏又立常道乡公。总共十年，司马炎才接受禅让。拿这个作为王肃的罪过，是多么荒谬啊。《杜预传》记载：杜预起初攻打江陵，吴国人知道杜预患有瘿病，忌惮他的智谋，用葫芦系在狗脖子上给他看，每棵大树像瘿瘤，就砍掉，并写白字说“杜预的脖子”。等到城平定，全部捕杀这些人。说捕杀，那么系狗砍瘿的人，并非江陵全城的人。杜预新伐吴，害怕权贵谗言阻挠，所以互相馈赠，未曾为了求取美官。马援也说：“只害怕长辈家的儿子，或在左右，或参与事务，很难调和。耿耿于怀只厌恶这个罢了。”自古权贵为患，成就大功的人必定善于侍奉他们。选取汉唐先儒的行为，只寻找瑕疵，史书如果记载有一过失，就完全抛弃他们的一生。从前诸葛恪给陆逊的信中说：“君子不求备于一人。”孔子门徒大约三千，杰出的七十二人，子张、子路、子贡都有亚圣的德行，还各自有短处：子张偏激，子路粗鲁，子贡不接受天命。何况低于这些人，而没有缺憾？圣人不因为这几位的不完备而不与他们交友，不因为他们的短处而抛弃他们的长处。加上当今选拔人才，应当比古代宽厚。为什么呢？时务错综复杂，善人稀少，小小的私行，都应当宽容忽略，不值得逐一苛责。士人确实不可细微苛责，苛责的话，那些圣贤尚且不能保全，何况那些介于圣贤之间的人呢？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劭等人，互相诽谤讥讽，甚至导致灾祸。推究其本源，并非有大仇，只是坐实克制自己不能完全符合礼制，责备别人只凭正义。自己不合礼则别人不服，责备别人凭正义则别人不能忍受。不服其行为，不能忍受其责备，不得不互相怨恨。不放过小过细微地互相责备，久而久之甚至波及家庭，怨恨遍布一国，不再有行为完美的人了。自宋儒喜欢责备别人以扶持成功，他们接续孟轲的说法，所认可的除了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之外，七十子以至于内百余年的儒者，很少有符合他们心意的。敏政等人更加罗织深文，而周秦汉唐以来几乎没有没有过失的人了。以马融、王肃为依附权贵，那么杨时之于蔡京；刘向诵读神仙方术，那么程颢、张载出入佛老；贾逵附会图谶，那么朱熹论葬法也是术士利欲之论，不本于六经；王弼老庄，那么周敦颐无极之书，诸儒认为本于老子；何休注风角，那么朱熹晚年也注《参同契》；以戴圣为赃吏，那么朱熹必取淫行，污蔑士大夫悖礼经帷薄不修的旨意，也可以说是酷吏了。宋儒从祀也未尝不可议论，后世尚论习为风俗，同一过失，对于汉唐先儒必定多方锻炼，指为实有而后已；对于宋儒，必定曲加调护，以为诬蔑而后已。史文所载，实则是俱实，诬则是俱诬，不知学者好恶何以不同？议论汉唐先儒的人难道都是史鱼一类的人，议论宋儒过失的人是叔孙武叔一类的人吗？

译大概自永乐年间以后，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全都是宋代儒者修改经文、更改注解的内容。各位生员父子之间、师徒之间凭主观臆断互相传授，如果不按照这种说法，就被称为违背朱熹的注解，那么主考官就不会录取。人们听惯了、看惯了，不知不觉地认为情况本来就是这样。

扬雄世代相传有《剧秦美新》这篇文章，曾巩、孙复、王安石、简绍芳、胡直接、焦竑都极力辩白扬雄没有这件事。有人认为这是谷子云的错误。冯时认为《美新》是刘棻所作。考察扬雄，班彪是父亲的党羽，曾经登门拜访，见闻亲切，所以班固作传，称赞扬雄是温和敦厚的君子，对利禄权势淡泊。扬雄平生著书，传记都记载了。又说各位儒者指责扬雄不尊崇圣人，但称引经典时唯独没有提到《剧秦美新》，王莽时期凭借符命封爵的人很多，而扬雄没有封侯。王莽自己说扬雄向来不参与政事，史书文字如此，《美新》之事不用辩白自然彰显。后世儒者没有深入考察罢了。

况且王莽的篡位，不是突然发生的，奉太后命令代理朝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过是凭借哀章金匮中的文字正式即位罢了［哀章被封为美新公］，一切依旧。扬雄在天禄阁校书，不参与朝政。如果一定要触犯王莽的怒气，辞去职位去招致不可预测的祸患，那么三家已经掌握国家命运很久了，先圣也不会参与政事而穿着平民服装经过宋国了。

唐代杨倞注解《荀子·性恶篇》说：荀子处于战国时期，知道人性可以教化，但没有权势地位来统御，所以激愤而写下这篇论述。性恶的论述确实过于激烈，但其根本归结于仁义和先王的教化。孟轲关于犬马、寇仇的言论，也未尝不激烈。《易经》说：见到恶人没有灾祸。小人不知羞耻不仁，不畏忌不义，不见利不劝勉，不威慑不惩罚，小惩罚带来大警戒，这是小人的福气。那么性善性恶，都可以谈论，只是各得其一方面罢了。

归有光称赞：荀子精深造诣，孟子不能超过，扬雄、韩愈都推崇尊奉他以配享孟子。宋代儒者颇加诋毁贬斥，当今世人于是不再知道有荀氏了。可悲啊！这是公正的评论啊！

况且孟轲主张性善，是从情与才的角度论述，所以孟轲说性善，契合司徒敬敷五教的宗旨；荀况主张性恶，契合士谟明弼教的宗旨；扬雄主张善恶混杂，则契合相近而不改变的宗旨。说法虽然不同，都本于圣门，而想要辅助教化，则是一致的。荀况不是十二子，那些人距离荀况不远，轻视三氏，当时的儒者已经分为八派，荀况说学习三子的人的过错，又有什么损害呢？王安石、程颐、朱熹等人追贬先儒，讽刺太过，十倍于荀况了。

孝宗初年，张九功、程敏政上奏改定从祀名单，礼部侍郎倪岳说：马融、王弼等人，立身不无贬议，然而秦汉以来六经出于灰烬，依靠各位儒者怀抱遗经、专门讲授，经典才得以保存。自唐代的注疏都祖述他们的言论，现在的经传引用尚多他们的说法，怎么可以全部废弃？七十子的名氏，自司马迁以来相沿已久，现在生于千百年后，怎敢凭主观臆断决定？应该依旧。奏议于是被搁置，而李璁又假借他们的说法扰乱旧章，悲哀啊！

总之评论古人，应该从大端小节考察其始终，不可以凭爱憎判断是非。李璁与程敏政等人，讥议先儒，埋没他们卫护经典、传道的重大功劳，搜寻细微瑕疵加以重罪，导致学校中没有他们的位置，而学者坚守他们的遗书，冤屈也太严重了。

鲁丕说：解说经典的人传述先师的话，不是从自己出发。陈元说：范升论述《左氏春秋》，抉剔瑕疵摘取衅隙，掩盖其宏大美好，所谓小辩破坏言语，小言破坏大道。老妇割蓍草，丢失了蓍草簪子而哭泣，是不忘旧情。从遗编中取用汉唐先儒的说法，而又极力断绝，这与哭簪之义何其相悖呢？

如果因为一言一事的过失，不仅周惇颐、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朱熹的从祀可以议论，即使七十子也有可以议论的：冉有依附季氏，子路侍奉卫辄，子贡从事货殖，宰我主张缩短丧期，子夏忘记亲人而哭子，曾点与童子、冠者一起沐浴，子张难以与仁者并列。孔子说：参啊，不要接纳。孟轲接受金钱太多，寇仇言论过甚，又岂不可议论呢？用这种烦苛细责，将空出七十子而驱逐他们。向上议论到先圣，又岂能完全没有后世所谓在儒行上有玷污的人呢？

朱国珍论述：许衡、吴澄因为仕元被黜去从祀，那么先圣在元朝的祭祀必定不享用。《元史》记载，只有宦官李邦宁主祭，风雷显示异象。其余都无事。八十九年中，先圣享受元朝祭祀二百多次以上，饮食有什么不对而拒绝呢？儿子即使骄纵，如果不是助长恶行，倘若有恭顺知书的人在旁，正奖赏之不暇，反而夺去他的祭品，说为什么享用我的儿子，这也非人情，非天道了。朱国珍的话，何其忠恕啊。

吴澄虽然在宋代被举荐但未出仕，礼说：谋划别人的军师，战败则死，吴澄不在死例中。元朝取用他，吴澄不死，能逃到哪里去呢？微子归顺周朝，圣人未曾不允许他行仁。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的恩赐。假如先圣生在宋元之间，又岂会仰天绝吭呢？后世不依据古经所载圣门旧法论人，而只取后儒偏私的说法，这是宋以来学者的通病。

传曰：我于《洪范》，看到君子不忍说人的恶，而质询人的美。又说：君子对于人，记住他的功劳而除去他的过失。朱勃有言：王的德行圣人的政教，不忘人的功劳，采纳他的一点美，不要求众人完备。大概以圣人忠恕论人，则人无过错者多；以后儒苛

译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人人都有过错而无处可逃了。因此，在孔子七十位弟子中，那些被讨论过的人，以及汉代、唐代以来已被列入祭祀的先儒，都不应当废除。历代各位大臣奏请列入从祀的，也应当直接考察并补录。至于曾申、李克、馯臂、桥庇、孟子、根牟子、田何、胡母子都、孔颍达、邢昺、孙奭、郭璞、扬士勋、贾公彦、陆元朗、李鼎佐等人，对经传有大功劳，并非程珦、朱松那一类人，也还有应当商议列入的。圣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不仅仅是空谈而已，熊禾建议在曲阜设立启圣王庙，以颜无繇、曾点配享，这是改变礼仪而合乎中道的建议。启圣王在曲阜受祀，由衍圣公以子孙的身份祭祀，而颜无繇、曾点配享，说是因为对颜回、曾参有妨碍罢了，并不是说启圣王适宜受祀。王琼等人于是遍行天下设立此庙，这是错误的。如今正式官员祭祀先圣，礼仪隆重，祭品丰盛，佐官分献；启圣王则礼仪轻简，祭品节省，儿子不在父亲之前进食的道理，正体现在颜回、曾参身上，却反而违背了先圣，这是为什么呢？至于程珦、朱松、周辅成等人，只适宜在他们郡邑的乡贤祠中祭祀，配享启圣王，是多么僭越啊。何况祭祀遍行天下呢？程敏政所说的程珦等人，没有什么大的功德，那么可以祭祀的人还很多，如果因为程颢、程颐、朱熹的缘故而牵连到他们的父亲，尤其是不对的。颜无繇和曾点，都在七十子之列，此外没有受祀的，七十子的父亲不祭祀，却祭祀程颢、朱熹的父亲，并列入先圣的配享，这都是像兴献王入庙那样的邪逆行为。唉，各位儒者应当祭祀而不祭祀，不应当祭祀却祭祀，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贤能的士大夫必定会有人起来议论这件事。如果不加以详细商议，怎么能够昭示并垂范后世呢？我的先父关于从祀的意见就是这样。

译王世贞说：前朝贬抑汉代儒者，是为了尊崇宋代儒者，却不知这反而使宋代儒者陷入背离根本的境地。如今训诂之学已经失传，即使像程颐、朱熹那样明白的人，又从哪里去解释经义呢？礼部官员未能详细考证，因此典题中罢免了他们的祭祀，这实在是不妥当的。［《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于是汉高祖与陈平剖符为信，世代不绝，封他为户牖侯。陈平推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皇上说：我采用先生的谋略计策，战胜攻克敌人，这不是功劳又是什么？陈平说：如果没有魏无知的引荐，我怎么能进身？皇上说：像你这样，可以说是不背离根本了。于是又赏赐了魏无知。“背本”一词由此而来］

张与行说：古人评论人宽厚，后人评论人苛刻；古人评论人重视立德，后人评论人重视立言。四科十位弟子固然亲近，七十位贤人各自成就其贤德，没有互相轻视的。自汉唐以来，千百年间受祭祀的人，寥寥无几如同晨星。入祀的途径狭窄了［张与行，某州进士，曾任重庆知府］

先王传道述

先王的道统，尧舜以前已经不可考知了。经传所记载的，自夏商周三王以来，《尚书》《周礼》中的法度大体都保存了下来。议定礼仪制度，考订文字，风俗兴起教化，则在于五品。人存政举，不超过九经。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各自有施行，不可一概而论。要使世道太平、人民安乐，即使是军事刑罚诉讼，也期望做到忠厚而已。先王的道统，用来建立治理，万世不可改变。百姓有嗜欲，治理他们使他们归于大化。所谓治理，有什么政典呢？命令必须服从，贯通天下国家而相同。先朝廷而后四方，先士大夫而后百姓，先公家而后私室。尧说：“咨！你舜！天命的历数在你身上，要诚实地处理其中事务。四海困穷，天禄永远终结。”舜也用同样的话命令禹：“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牡牛，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我不遮蔽，简在帝心。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周朝有大赍，善人是富。虽然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谨慎地校正度量衡，审察法度，修明废弛的官职，四方之政得以施行。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百姓归心。所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诚信就能使百姓信任，勤勉就能有功绩，公正就能使人喜悦。孔颖达说：“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以王事为本，古今不变。”也随着时代损益。如有虞氏设官五十，夏后氏设官一百，殷商设官二百，周朝设官三百。夏政崇尚忠，商政崇尚质，周政崇尚文。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夏政建寅月，商政建丑月，周政建子月，条理类别不一，时代不同则王政也就不同了。时代如同春夏秋冬更替，不可违背。我的先父曾训导密以王道说：“夫子说现在用之，我遵从周制。”论政以自身应当做的为定，考古斟酌，调剂以仁义礼乐，遵奉二帝三王为法。至于典制政刑，采自历代，庶几可以施行。尧舜三代风气未开，现在所用的也是政事的大端，而世所行的都是汉唐以来累朝讲求明备，传为定章的，使天下安宁，不过是济时救弊而已。昔先王封建，分四海之地，给君子、弟弟及有功之臣，各自主持其国。国有其土，土有其民，设置卿大夫以佐理。朝聘燕享、祭祖采禄，都有定制。子孙保守，分土为井田。百姓庐舍桑麻，仰事俯畜，八口之家无饥，这是最好的方法。后来也稍有变化。夏殷已难详考，以周朝来说，起初有一千八百国，见于《春秋》的很少，有的远在异域，与鲁国不相闻，也不应如此稀少。恐怕要到白狼白鹿之后才止，不是文武成康之旧制。不待东迁，莒人灭郐国，晋人灭虢国，泗上诸侯被楚国蚕食，而后失去了先王的制度。五霸迭兴，国强兵盛，兼并小弱，封建逐渐消亡了。州县本为周礼，州长中大夫一人县正下大夫一人。《司马法》说王国二百里为州，四百里为县。到了周末，天下分为七国，已有县令、县尉的称呼，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说法，那么郡县的设立，七国时已成，也不是始于秦朝。至于井田，三代不同，或贡，或助，或徹，五十、七十、百亩，贡之不得不变而助，助之不得不变而徹。五十之不得不变而七十，七十之不得不变而百亩，势使然也。先岂乐纷更哉？履亩之事，见于《春秋》毕战所问，孟轲已言润泽井田亦非待阡陌兴始废也。秦始皇兼并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置吏治之要，也是因袭六国之旧，只是去掉国称称为郡而已，并非至此才废除封建为郡县，开井田为阡陌。夫封建井田，递迁递降，虽出于人为，乃是气运使然，本于天道。欲在先王风尚淳质之世行郡县阡陌，时有所不可；即在後王人心大变之日行封建井田，势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

译先王的善政，在于分封；后王的善政，在于郡县和阡陌。所谓的王道，不过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天下没有动乱就足够了。汉朝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分封王子弟为侯，都有封邑，然而丞相和兵符由京城掌控，后来失去侯位的人也很多。到了汉朝末期，侯王的封制又与汉初不同，何况是六朝呢？荀子说：想要观察圣王的遗迹，就看那些显著可见的，后王就是这样。汉文帝说：不要高谈阔论，要让当今能够施行。天下自从实行郡县制以来，就与三代的治理方法隔绝了，所以可行的就遵守不违背，不可行的就停止，怎么能全部沿用呢？专门推崇三代想要以此治理国家，不过是儒生修饰言辞以炫耀于世，如果真正实行，就会误国害民，必定像青苗法、社仓法那样，耗尽天下财力才停止。这是因为他们性格固执而见识狭隘，不知道圣人穷尽变化、通达久远的道理，而接近于因时制宜。建立政事，不拘泥于古法，不盲从世俗，有的变革有的沿袭，上不损害国家，下不困害百姓，力求合乎中道。自宋朝以来，天下的大患，在于实事与议论两者不相符合，所以虚浮的文辞盛行而真正的效用淡薄。谈论礼乐政刑的是儒生，执行礼乐政刑的是官吏。说话的人是一个，做事的人是另一个。儒生喜欢议论，然而他们在乡野诵读，未曾亲身经历政事，固执地讲道理，不远离世道的变化，拘泥于古文，推演类推以穷尽义理，要求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常常阻碍而无法施行。官吏建立实务，亲自承担职责，上合下宜，历经百转千折，与平时讲说的理论隔绝，难以契合，只求免除责任，每每草率应付。这两者常常相反，正道就看不见了。通晓儒学的学者不容易得到，君子有志于实学，必须深入考察、详细思考，选择可行的去实行，或许不至于空发高论，真正足以救时，功业就可以建立了。徐阶、张居正、归有光、茅葵、冯琦，都是近代的名臣。张居正上奏说：“天下的事，考虑贵在详细，实行贵在有力，谋划在于众人，决断在于一人。议论太多，政令每每频繁更改，事情没有完全有利的，也没有完全有害的。人有所长，也有所短，关键在于权衡利害的多寡，斟酌长短的适宜。开始时计虑不详细，因为别人的话而实行，最终坚守不定，又因为别人的话而停止，人们产生怀疑和贰心，动不动就互相欺骗，虚度岁月，成功难以看见。”冯琦上奏说：“天下没有完全得到而没有失去的议论，也没有完全有利而没有危害的法令，应当选择得到多失去少、利多害少的作为主要依据。也有后来的流弊，不是开始议论时所涉及的，就应当修补调剂，以成就其正确，不要因为小的不便就全部更改。”在防备倭寇时，副使茅坤说：“近海的郡县官吏，尤其应当另外商议。当汉朝沙漠中的敌人大规模入侵云中、上党时，虽然有龚遂、黄霸、卓茂、鲁恭这样的贤人，也无益于实用。汉武帝同时派出材官骑士，李广、程不识这类人担任守尉。我私下认为今日近海的州县也是这样，担任巡抚的人应当联合郡县长官及佐贰官，根据能力来器重使用他们。大略来说，近海的地方就选择强壮智慧、精悍勇猛、材力胜任的人，一切训练军队、修筑城堡、谨慎斥候、严密部署，都借以准备应对缓急。腹地的郡县则任用宽和柔静的人，谨慎出纳、小心管理钥匙，让百姓休养生息罢了。这是郡县官吏的大略。”归有光说：“事情有常态和变故，有轻重。处于常态时仓库为重，武备为轻；处于变故时军旅为重，财用为轻。做官执法，自有大体。私罪不可以有，公罪不可以无。所谓的公罪，正是今日动用官银以救济时艰，而因法律受到指责之类的事。这是名言定论，对政治有益，接近古代经世致用的治理。乱世不同于承平日久，教化流溢，风俗淳美。卿大夫在朝廷仁爱，士人在学校仁爱，百姓在田野仁爱，上下安定和谐。钱粮刑名，只希望不扰民，以德为先，同时也考察其才能。至于遭遇荒乱，破家失业，饥寒交迫而逃避，礼仪废缺，争夺盛行，暴虐桀骜的人，有的倚仗强横逞威，有的心怀欺诈挟诈。小的则勾结无赖，公然做不肖之事，镇抚安集是要务。大的则聚众弄兵，叛乱占据一方，派遣将领行军，边务军兴，要求事情立即办成，不是雄杰一类的人，不可以先考察其才能，而后观察其品德。朝廷用人行政，因时变通，或许能收到实效。舍弃汉唐的注疏，谈论人心道心，导致虚浮渺茫，都不是圣门的本旨。”

译先父与门人讨论礼制、法度、考订文献时说：“确定天下根本原则的关键在于礼。六官所代表的一代政治，都包含在名为《周礼》的书中，可见礼的涵盖面非常广。‘度’与‘文’都是礼中的内容，各自成为一条纲目。天子、公侯、卿大夫、庶民，都有确定的数额，不敢逾越，这就叫做‘度’。‘文’是用来了解古今沿袭、变革、变通的。‘议’是综合众人的意见以达成统一，这是正确的。‘制’是制定为一代的章程。‘考’是选取适用的部分，而不偏颇怪诞。王者一旦确定下来，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就确立了其根本，选拔贤才遵守法度，恭敬自身端正地南面称王罢了。这是万世不变的大道。”宋代儒者想要追求王道，贬斥霸业，使国家像二帝三王那样兴盛，天下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沐浴王恩，这也是贤者的用心。但无奈世道日益变化而无法恢复，想要用空谈来拼凑并使之回归，那就大错特错了。夏商周三代都有增减损益，《周礼》与夏、殷的制度大不相同，经传中都有记载。像后世的开垦荒地、两税法、漕运、盐法、茶马贸易、钞关、募兵制度，三代都没有。煮海水制盐，始于管仲；废除井田界限改为阡陌，实行于公孙鞅；对车船征税，创设于桑弘羊；漕运、募兵都始于汉代；两税法、茶马贸易都始于唐代。这些都被后世儒者痛加诋毁。如果不开垦荒地，田地就会荒芜收缩；如果不漕运，京城就会空虚；没有两税法就无法让百姓休养生息；不募兵就无法抵御敌人取得胜利；没有关税，赏赐等各种费用就没有来源。如果全都从田亩中取足，那么农民会更加困苦，积蓄少而行动多有掣肘。圣人回答卫灵公“关于军旅之事未曾学过”，大概是因为卫国应当讲求的不在于陈兵列阵。既然已经任用了王孙贾，并不是说治理国家只靠祭祀就能决定，面临战事要心存敬畏，善于谋划才能成功，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我出战就能取胜。圣人不也常常这样说吗？大概文治与武备，是先王所不可缺少的，空谈仁义，怎么可以治理好天下呢？司马迁说：“从前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平定火灾；颛顼有与共工的战斗，以平定水害；成汤有征伐南巢，以消灭夏朝的混乱。从此以后，名士相继兴起，申明军纪，赏罚必定守信，最终称霸诸侯，兼并各国土地。虽然不及三代的诰命誓师，难道与那些不明大局的世俗儒者，轻率地说德化不应当用兵，大到窘迫受辱失去守御，小到侵犯削弱，就固执不变地等同看待吗？”东晋偏安一隅败坏于清谈，南宋积弱误于讲学，真是令人感叹啊！如果想要实行井田制，天下必定会陷入诉讼纠纷。现在的田地是子孙的产业，登记入籍承担差役，里胥尚有飞洒诡寄、影射投献等无穷弊端。何况把田地作为公家的财产呢？如果恢复分封制，那么晋朝的十六国，唐朝之后的十国，都各自拥兵互相攻伐，百姓肝脑涂地，妻儿离散，死亡过半的有一百多年，可以作为前车之鉴。这是王士性在广西提学时，看到土司仇杀糜烂其民，有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功在万世的论断。而陶鲁平定猺獞，随即设立州县，建立学校来教化他们，可以说是救世的良策。但是州县力量薄弱，不能禁止盗贼，所以近代郡邑多被破坏残损。这应当仔细考察汉唐旧制，斟酌调剂是可以的。

先王传道表

三重：议礼、制度、考文

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谅群臣、爱护庶民、招徕百工、柔顺远人、安抚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四民：士、农、工、商

先王执守中道建立准则，而推行举荐贤才、亲近民众为要务，成就太平盛世，就是依靠这个道。

圣门传道述

自司徒敬敷教化之后，夏代的校、殷代的序，周代更加详备显著。然而受命于朝廷，布施教化在上位。我们的先圣孔子，在民间讲习王道，在下位成就教化。圣门教化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条法规则了。圣门的道，用来建立教化，万世不变。教化是治理中的一环，而培养人才、消除暴乱的首要事情。教化是什么？各类事物参差不齐，让它们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和家业才开始。先端正自己，然后推广到他人；先整顿家门，然后推广到宗族乡党；先讲究衣服饮食，然后讲究祭祀婚嫁；先讲求私恩，然后讲求公义。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五种，用来实行它的是三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交往。这五种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智、仁、勇三种，是天下通行的德行。有的生来就知道，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有的遇到困难才知道，等到他们知道了是一样的。有的安心实行，有的为了利益实行，有的勉强实行，等到他们实行了是一样的。孔子说：“好学接近智慧，努力实行接近仁德，知道羞耻接近勇敢。”知道这三者，就知道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如何治理他人；知道如何治理他人，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了。君主仁爱臣子忠诚，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和睦妻子顺从，朋友切磋琢磨，上下安定平静。士人则移孝作忠，学习古制进入官场，农工商商，各守本业，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以供养父母。一个人如此，千万个人也如此；一家人如此，千万家也如此；千万里如此，千万世也如此。这就叫做教化。典籍由此兴盛，人才依赖此而繁盛，都是七十子传授经书的大功劳。历代帝王，都取法古代经典。圣门的教化，叙述三王的治理，垂

译治理万世的根本大法，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后世国家建立政令，虽然在因循变革上与古代大不相同，但任命官员、划分疆土、郊祀祭祀、兵赋征调，都传承自夏商周三代的法度言论。儒者坚守这些法度，师生之间探讨研究，就可以参与政治。圣人的门庭宗旨，没有固定不变的类别，却有确定的教化原则。仁是同一的，仁爱的人得到它表现为安于仁，聪明的人得到它表现为利于仁。圣人不强迫仁爱的人去追求利，也不强迫聪明的人去安于仁。所以说：“有教无类。”为什么只取中庸、狂放、狷介之人？教化在于文行忠信雅言，诗书执礼，通过浸润培育，让他们自己有所领悟。各种才能各得其所，都能成就，有的成为德行出众的人，有的成为言语出众的人，有的成为政事出众的人，有的成为文学出众的人。出仕做官，将先王之道施行于国家，广泛恩惠百姓；安居家中，将先王之道施行于家庭，敦厚宗族乡党。自身没有邪僻，世风不浇薄。这是圣人门庭确定不变的法度。后世的儒者越传越背离正道。徐阶说：“听说儒者对于老师，不仅仅是学习其学说困难，用来会友，用来传人，也不仅仅是学说珍贵，一定要体现在自身，坚持在事业中，卓然可以继承前代贤人而恩泽后世。从前史官记载尧舜禹的事迹，除了‘精一执中’几个字外，都是行为和政治。孔子教导门人，展示诗书礼乐，担心他们驰骋于口耳之间，所以说：‘我想不说话，我没有什么行为不与天道相合。’二三子七十子也知道圣人的教化不专门在于言辞，所以在《乡党》篇中详细叙述身教。后世沉溺于训诂辞章，弟子对于老师，认为能够学习其学说就够了，讲明不失为珍贵，迷迷糊糊不知道尧舜禹孔子的学问在于行为和政治，不仅仅是言辞学说。近来士大夫敢于发表高论，有的违背常理，喜欢空谈，不务求实践，其弊端比前者更严重。”冯琦上奏说：“自从人文趋向兴盛，士人习气逐渐浇薄，渐渐趋向诡僻，背弃孔孟，以实为虚，以虚为实，选取佛书中谈论心性略相近的，窜入圣人的言论，选取圣经中有‘空’字无‘实’字的，强行等同于禅教。从古以来世道升降的关键，以士大夫的好尚为征兆。世道治平的时候，高明之士都将其才识用于修政立事，王侯治国，议论一定典实平正，天下顺从。世道衰败的时候，都将其才识用于谈论虚无，主要为了自己，议论一定奇僻空旷，天下也顺从。道术的分野很久了。西晋以来，我们的道之外另立佛道二教，南宋以来，我们的道之中自己分为两歧，再后来则选取释氏的精义而暗中依附于我们的道之内，再后来则尊崇释氏的名法而明显出现在我们的道之外。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执中建立准则，高举太阳于中天，群臣一心，同风挽住颓波于砥柱，悠悠世运，我们臣子不知道会到达哪里。”看徐阶冯琦所说的，深深忧虑后世儒者失去圣人门庭的遗范，谈论其言语寻找没有清晰的道理，混为一谈，浮议蛀蚀，专门从事无稽之谈，谈论其行为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固然一定不通，使人无所适从，议论极其正大，施用则滞碍，说的不可行，行的不是说的，讲学与王政判为两途，这是后世儒者的大过错。邢峦有话说：“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缺”，正是说的这个。我的先父曾经称诸儒争论为一句话：“后世语录窜入二氏的虚说。”不遵循圣人门庭六经政治平正的实旨，不注重圣人门庭的教化，依赖帝王的治理来兴盛；帝王的治理，依赖圣人门庭的教化来昌盛，两者不相分离。学者必须根源圣人门庭，专守古经，从实志道，大概就是这样。

译圣门传道的表率：

三德［选拔人才］：中庸、狂放、狷介

四教［教诲他人］：文献、品行、忠诚、信实

四科［评定才能］：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六经［古代典章］：尚书、礼、诗、周易、春秋

孔子主张中庸，修养自身并阐述道理，以谨言慎行为首要，成就万世教化，就是依靠这个道理。

我的道的阐述

有人问费密说：“什么是‘我的道’？”费密说：“古代经典所载，可以考证。所谓‘我的道’，是用来区别于诸子百家偏私于一隅而自以为是道，那些不中正且不真实的主张。中正而不真实，则掠取虚名足以危害事实；而不中正且过当，也可以伤害人才。圣人谨言慎行，终身奉行恕道。行事不怪异，言论不过高。既中正又真实，这就是我的道。舍弃这个，不能说都不是道，但不能称为‘我的道’。因为那些主张太深奥容易迷惑人，太高远难以实行，不是用来通达天下人志向的方法。伯夷、柳下惠这样的贤人，尚且与之不同，何况其他人呢？我的道，是道的根本，在自身寻求，在家庭寻求就足够了，它是天下万世的准则。上古圣人治理天下，专门通过事务来制定器物、确立法度，人们习惯于家庭传承，无需多言。中古时期逐渐变化，治理兼用教化，事务多而言论少。三代更替，到周朝末年，言论和事务都多了起来。孔子知道世道日益变化，处士必定横加议论，言论将发展到不可遏制，充满天下，千万世之后，必定有以偏颇扰乱中正、以浮夸危害真实的人，所以传授七十子以先王的法度来定夺。圣人考虑得如此深远。后世的儒者，果然出现了偏颇、浮夸、杂乱的情况。贯通于四民（士农工商）的称为中正，局限于一己之见的称为偏颇，体现于日常行为的称为真实。所以谈论性命恍惚不定的称为浮夸。偏颇浮夸的言论盛行，先王的道就混乱了。天下帝王所统御，公卿大夫所管理，其实则是黎民百姓各自竭尽力量，各自发挥智慧，相互资给，上下适宜，从而充实安乐、太平。从前先王治理国家直到天下，深思熟虑并仔细审查，知道民性不一，才能高低悬殊，那么事业不能靠一件事满足，法制也不能靠一个方面贤能。于是将百姓分为四类：那些能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舞蹈祭祀宗庙的人；能善于记忆、知晓书籍、理财、审理案件、担当事务的人；能持弓矢、驾驭车马以保卫君主的人，称他们为士。专心致力于耕种以充实仓库、使士人女子饱食的人，称他们为农。制造各种器物足以充裕内外的人，称他们为工。流通货物于天下，使有无都能满足的人，称他们为商贾。士以上的人，靠农来安定，靠工来丰富，靠商来接济。这样百姓就有成业，民间势力稳定，然后国家可以建立。大概农是国家根本，百物都由此产生，即使是车甲人畜以周济社稷，都依赖农。所以农不众多，则田野不开垦，谷物牲畜少而仓库空虚，国家必定困顿；工不精良，则五材不整治，宫室衣服簠簋简陋，国家不整洁华丽且整齐；商不来，则货物有无不能借贷，市场衰落，金帛不归，国家必定贫穷且衰弱；士不研习六艺以率领子弟，仁义的恩泽不浸润，少有通晓事理、可以从政治事的人才，那么五教不宣扬，伦常失序，强暴得以诬蔑上级、行私利，国家不雅正顺遂且长久；如果四民失业，民间有饥寒侵夺的祸患，礼乐崩颓，内外不可测度，于是祸乱兴起，教化也就无处施行了。所以先王以制度规划，不以议论铺张；以要道经营，不以意见拼凑。无不出于真实，无不实行中正，国家就治理好、天下就太平了。孔安国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朝末年，于是制定礼乐，阐明旧章，从唐虞以下，直到周朝，删减烦乱，剪除浮辞，举出宏纲，撮取机要，足以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用来恢弘王道，给君主展示规范。帝王的制度，坦然明白，可以举而实行。三千弟子，都接受其义理，大概是想在文献中具备真实，在文献中传达中正，使后世能听到先王使四海安平的原因，通过文献而获得中正、真实。修身而家国天下依赖它，哪里是想传播空文，让后世士人假借高谈，各执一说，自名为道呢？所以国家想要治理，士大夫想要做学问，古代经典就是依据。而空浮谈论经典，尤其足以危害道。圣人自孔子而止，王道也自孔子而存，上承二帝三代的典谟，下开修齐治平的学脉。学以出治的，是帝王公卿；学以从政守文的，是师儒生徒；学以安身立业的，是农工商贾。古经之外，那些谈论道的不正中，不正中必定多虚少实，可以自全，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道散在于事物中，无可专指，人人都能谈论，无可专指那么彼可是此可非，人人都能谈论那么彼言一道，此言一道，言论杂乱道就混乱，上不可以为治，下不可以为学。古经典，是道的定治所取，教化的根本。治理靠它实行，教化靠它传承，舍弃实事而传播空文，必定陷入虚浮幽寂；背离传道而确立实事，必定导致坏常乱度。圣人之后，仲弓、游、夏之徒阐述《论语》以发明古经中正旨意，后

译世间的儒者往往自以为是，竟敢用旁门左道、杂糅混入的学说去歪曲圣人的经典，导致我们的道统发生巨大变化，圣人门庭的既定法则，怎么可以不加以陈述呢？人的志向千差万别，大体不过分为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罢了，而“过”与“不及”就存在于其中。有过与不及，是人的本性，源于天命；不让这种过与不及发生，是学习之后才能做到的，这是人力所为。智者才识高超，贤者力量雄厚，贤智之人却把他们“过”的部分当作道，愚不肖之人又把他们“不及”的部分当作道。如果贤智、愚不肖各自坚守本性，恢复旧有的章法，圣人之道尚且没有大的危害。但贤者却用他们的“过”去改变圣人的旧章，自认为是道，自认为是传承，断绝了学问而自以为是圣人，这种风气流传数百年，极大地损害了古代经典的真实旨意。

阮孚对卞壸说：“你总是没有闲暇安适，常常像含着瓦石一样，不也太劳苦了吗？”卞壸说：“各位君子崇尚道德宽宏、风流潇洒，坚持鄙陋吝啬之道的，不是我卞壸又是谁呢？”当时贵族子弟大多仰慕王澄、谢鲲的通达，卞壸在朝廷上严厉地说：“违背礼制、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过了，西晋朝廷的倾覆，实际上就是由此造成的。”王羲之对谢安说：“夏禹勤于王事，手脚磨出老茧；周文王晚食，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如今四方边境多有战事，应当思考如何报效国家，而空谈废弃实务，浮华的文辞妨碍要务，恐怕不是当今所适宜的。”张栻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元晦（朱熹）的学问品行被人尊崇，眼前多出自他之下的人，平时只是规劝他人的不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很多人也畏惧他。元晦辩论刚劲，排斥严厉，即使有人有疑问，也不敢深入请教，恐怕阿谀之言多而逆耳之言少。万一在偏颇之处不加省察，日后的流弊就不可避免了。”庐山的老儒杜敏，有人劝他跟随王守仁讲道，杜敏说：“圣人之道，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实恭敬，我追求了四十年还没有所得，又怎么能去讲道呢？”有人说：“道难道能用言行完全表达吗？”杜敏说：“言行，是君子的关键，是用来感动天地的。如果脱离言行去讲道，我不愿听。”

当天下风气败坏之时，这四位君子提出救时的言论，成就爱人的德行，巍然自立。士人的浮华，始于魏晋，流于唐代，但那时还是浮华与务实各占一半；到了宋代南北时期，于是浮华多而务实少。语录中那些没有根据的话，在各个盛世被共同尊崇并神圣化，于是圣人门庭中务实的旨意变得晦暗，而后世杂糅佛道二家的儒者，在天下执政了。伦理常道和日常用度未能合乎道的已经很多，何况再加上贤智之人的“过”呢？想要阐明道并践行道，必须务实且中正，说大家共同认可的话，做大众都能通行的事。《传》说：“有过的人俯身去就范，不及的人踮脚去达到。”这是圣人门庭的既定宗旨，也就是我们道统中学者所应当遵守、不可丢失的。先父谆谆教诲，严密之处是担心我们流于偏颇，从而自我损害。

译我的道之本旨

有［尚书繁辞所载］

力行［二者是圣门为学的方法］

内省、忠君、孝亲、恭俭、诚信谦让、上下有序、赏罚分明、建立制度、设立教化、处理政事、治理家庭、学问、根本事业

这是古经所传之道，其中实在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万世不会改变。

我的道之变说

无［老子、佛家所称］

清谈［魏晋初期变革古学］

高论［宋南北再次变革古学］

虚无溟涬，是道的根本［后汉·张衡］

天人之际［魏何晏］

圣人茂盛于神明［魏王弼］

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晋·王衍］

有必然生于无，故太极生两仪［晋·韩康伯］

无私无欲［晋潘尼］

真正的师者在心中［元魏徐遵明］

知晓天命顺应时势，必然先于天理［元·魏关朗］

虚无即是太极［唐孔颖达］

真诚明达恢复本性［唐李翱］

道德性命的道理［宋王安石］

无极而太极［宋周惇颐］

静坐体会活泼泼的状态［宋程颢］

冲漠没有迹象，万象森然已经具备［宋·程颐］

天根月窟［宋邵雍］

天地的主帅是我的本性［宋张载］

本心，六经注解我，我注解六经［宋·陆九渊］

格物穷理，一旦豁然贯通［宋·朱熻］

在静中养出端倪［明陈献章］

致良知，向上一机［明·王守仁］

这是后世所变革的说法，偏颇浮夸作为道，大害不久就会改变。

陆贾说：“圣人之道，穷尽经艺的深奥，却谈论无法验证的话语，学习不可能的事情，描绘天地的形状，解说灾变的奇异。”

司马迁序其父习道论于黄子并说：“道家无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应用。虚，是道的常道；因，是君主的纲领。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杨慎说：朱文公《中庸章句》引用程子的话：“活泼泼地。”杨慎援引僧家语录有云：“顶门之窍，显露堂堂；脚跟之机，活泼泼。”又说：“圆陀陀，活泼泼。”文公于是将其引入章句。又毛注说：“宥，是宽仁；密，是安静。”孔疏说：“宽仁所以制止苛刻，安静所以平息暴乱。”难道不明白正大而符合帝王的体统吗？现在的《诗传》解释“宥”为宏深，“密”为静密。“宏深”、“静密”，既然与“基命”不切题，辅广附会之说：“不宏则体不尽，不深则用不彻底，不静达不到冲漠无朕处，不密达不到万象森严处。”其言论更加荒谬。圣人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容易知晓容易看见。“冲漠无朕，森罗万象”，是老氏虚无的话语，岂可以用来解释《诗》呢？

湛若水说：“古时候论学，没有以静坐为言的，而程氏说了，不是他的定论。以静为言的，以前是禅宗。孔门教人，都希望在事上求仁，在动时着力，如果求之于静，渐渐进入荒忽寂灭之中，而不可以进入尧舜之道了。”

冯从吾说：“自从异学言无，世儒争言无，认为精微奥妙。不知道精微奥妙，难道专门在‘无’这一个字上吗？《易》有太极，敢说道‘有’这一个字不精微奥妙吗？”

合而论之，大体天道为主，而气运相随。所以阴阳推行于上，则人事变应于下，并非尽人力所致。日月五星，万古如此，而日月也有剥蚀之时，五星也有失度之候。所以后世之说，必然不能止息。学者只想要知道圣人古经中的中、实。如日月五星至于剥蚀失度，也只是暂时的而已。先子之言，费密述。

弘道书下

圣门定旨两变序记

富有日新，备物致用，博施济众天地合德。这是圣人，不怠于学，非学可至。

恭厚平直以立身，宽和信让以安定他人，勤敏谋断以执事，慎耻恕约为修辞，这是圣门所谓的学［密提二条于前］

费经虞说：“后世学至圣人之说，先儒多辨析。吕坤云：‘尧舜禹汤文武不自满假，孔子生平谦退沖虚，引过自责，觉得世间道理无穷，自家分量未尽。’孟子自任太勇，自视太高，虽然孜孜向学，已少欿欿自谦之意。至宋儒谈论都是道理，但人非尧�，谁无稍偏？造诣未至，识见未融合，体验未到，物欲未忘。平生所不足之处，不肯自责，又不肯向人承认以求相互规劝，所以都似登坛说法，直接承当，终日说短道长，谈天论性看自己便是圣人，更无分毫不是处。这与圣人已经不同，如何得到圣人地位？这是万世不易的定论。”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吗？”子曰：“何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圣人我不得而见之矣。子思说：“诚是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是圣人。诚之者，择善

译而固执它的人。」孔子说：「颜回为人，选择中庸之道，一旦获得一种善行，就恳切地铭记在心而不丢失。」颜渊已经属于真诚的人了。孟子说：「圣人，孔子都不自居，这是什么话呢？」《汉书》说：「圣人之所以能独自预见未来，与神明相通、精神精纯，都是上天所赋予的。」经史遗文昭然若揭，圣人难道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吗？所以依据经文来做出判断：「辞说：富有且日日更新，具备万物以资利用，广泛施予以救济大众，与天地合德，这才是圣人。不怠于学习，并非通过学习就能达到。如果是圣人所教导的，就可以陈述出来。」言语忠诚信实，行为笃实恭敬，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事奉君主，最终在于确立自身。大概古代所教导和学习的，都是通晓人伦事务以致于实用，所以干戈射御，舞勺歌诗，都是学习中教导人的典范，并非后世博览书籍、撰写文章的意思。何况想要拱手高谈性命，著成语录呢？大概其下立言，只是士人的一端，立德立功，长久以来不再讲求。然而古经所载，圣门立教的宗旨，后世奉行的自我修养方法，尚且存有恭敬厚道、平正直率以确立自身，宽厚和顺、诚信谦让以安定他人，勤勉敏捷、谋略决断以处理事务，谨慎知耻、宽容简约以修饰言辞，这就是圣门所说的学习，小人也都能够学习用来修养自身。本性有相同与差异，功夫有勤奋与懒惰，那么入门有深浅，收获有厚薄，可以坚守可以传承。传文说：「恭敬就不会受侮辱，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王道平坦，人。」生来正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以忠信为主，能够以礼让治理国家吗？有什么困难呢？克勤于国，敏捷就有功绩。必定是面对事情心存敬畏，喜好谋略而能成功的人。用来决断天下的疑惑，其余的话要谨慎说出。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做不到为耻。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实行的，那就是恕道吧？君子言语简约，经文就是这样说的。自身，是进德修业的基础。是家国天下的根本。修养自身则道义确立，自身之外就是受人尊敬的人。君主、父母、兄长，内部有妻子仆婢。外部有公卿父老，泛泛而言有州里乡邻。侍奉上级、统御下级，各自尽到其道，才可以说是安处。而在下则有家庭事务，出外图谋君主则有国家事务。各自从事职业则有日常事务，突然更改则有变故。不善于处理事务，家庭不能整齐，国家不能治理。后世儒者专门以立言为主，然而叙述往古，昭示未来，成就教化，敦厚风俗，必须言说实行，不偏好，不苛求，宏大深远而不狭隘，才符合圣门的旧旨。稍微分疏一下，在于学者通达而已。日日更新叫做盛德，富有叫做大业。圣人像天地一样无所不承载，无所不覆盖，达到极致了！不是贤者所能穷尽的，因为他们从天那里得到的不同。智者见到它称之为智，仁者见到它称之为仁，只是贤者而已。英才在天下已经很少，何况百姓呢？圣门有教无类，自己说下学而上达。说下学的，是人人皆知，人人可行，实在而有依据的。既然学习了，已经知道已经能做的逐渐深入，还不知道不能做的进而获得，日增月益，补救其过与不及，去除不善以趋向善，这是开始。坚守先王的法言法行，在诗书礼乐中广泛求索，然后出仕修养自身，有德行有言论，成为乡国州里的榜样。所谓上达，各不相同，等待人自然达到而不可强求的。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古经没有这种说法，如果隐居求志，宗族称赞孝顺，乡党称赞悌道，如果实行义理通达大道，尊崇五美，摒弃四恶。圣人与大众相同的好恶，记载在古经中，最为明白完备。邵雍说：学习以人事为大，现在的经典，就是古代的行事。大概天地以天道生成万物而繁衍，圣人以人道救济众生而安定。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谈论它容易产生纷乱厌恶，所以圣人不谈论。人道实在而可见，所以通晓伦常而错置礼义，所以圣人重视它。后儒以其私意假托经文，创立新的宗旨，互相撰写穷究微妙奥妙的言论，以此自以为是。以此传授弟子辩论说辞沸腾，无法折服纠正。从魏晋诸君子崇尚旷达高远，清真淡雅，学习圣人的和，而其过失也在这个和。到宋南北诸君子，以魏晋接近放荡为戒，专门追求收敛方正沉重，学习圣人的洁，而其过失也在这个洁，那就又接近固执了。都在古经得失各半，使学者不能陈述圣人的实德，不能听闻圣人的中道。偏颇的言论和行为，在世上喧哗，与古经远远违背。致使圣门立教，深防重虑，晦涩不彰显。历代哲儒屡次有诤辩，无奈实在的不能敌过浮华的。实在是日用寻常，无以寄托高奇之士，怪诞遥远荒寂的谈论。魏晋已经遥远，宋的新义虚文迷惑听闻。朝廷施政，民生日用，士人学业，还是汉唐以来相传的实在，未能改变。只是人人好生意见，争竞无已。宋儒夸大三代，以熙宁年后的实事考察，不仅两汉不可及，又怎么能像唐朝呢。巨公名贤，规劝宋儒议论太过，流弊滋甚，著书申明救正，奉行先辈的绪言，遵奉古经本文，陈述圣门立教，一定不可移易的大法，以辨别后世果于自用，剿说雷同，谬误于圣人，使觉悟者省览，并非所谓的宗旨。

译我私下听先父孝贞先生说：后世儒者关于性命之学的宗旨，从孔子七十弟子到两汉时期都没有这种学问，他们坚守古代经典作为定论。到了魏国正始年间，王弼、何晏共同喜好清谈，创立了关于天、人、神、明的理论，崇尚老子和庄子，以“无”为尊贵，开始将“无”作为宗旨。王弼、何晏的说法一经倡导，在王衍那里盛行起来。他说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无”这个东西，开创事物、成就事务，无处不存在。阴阳依靠它来化生，万物依靠它来成形，贤人依靠它来成就德行，不贤的人依靠它来保全自身。所以“无”的作用，虽然没有爵位却非常尊贵。六朝时期将《周易》、老子和庄子称为“三玄”，当时的王公贵族和世家子弟羡慕崇尚清谈，风气形成，习俗改变。虽然佛教谈论义理大行其道，另成一家。大概是因为佛教和道教虚无静坐的说法相同，而施行的次序不同。自从魏晋时期老子的学说开始进入儒家，我们道统杂乱的原因由此产生，浮夸虚妄的学风由此出现。儒家的学说于是变得狭隘而荒谬了。“贵无”的学说流传既广且久，世人不再考察《系辞》以“无”作为道的本源，已经很久了。唐代李翱撰写《复性书》，世间又有了“复性”的宗旨。王安石担任宰相，修订经义，改变了天下人的视听。程颢、程颐相继兴起。周敦颐名声微小尚未显赫，程氏兄弟也是在南宋南渡后才兴盛。起初只谈论王安石的学问，清谈的余习流变为高论。王安石说：“不偏不倚叫做中，恒常不变叫做庸。”程颢、程颐说：“心就是性，性就是天，天就是性，性就是心。所以能生天生地，化育万物，独自静坐澄澈内心，静静观察天理。”祝允明说：“千年的经典训诫，一朝之间就改变了，只能叹息流泪罢了。”此后一家私人的意见反而成了定论。陆九渊说：“六经是为我作注，我是为六经作注。”能认识未济卦的道理，就能认识文王。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朱熹以复性以及天理、人欲为宗旨，却说：“这个道理与生命俱生，现在人只是把它安顿在空处，虚度一生，浪死一生，非常可惜。”又说：“庄子和列子也似乎有曾点的意思，他们也不是专门学习老子。我们儒家的书都看过了，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放浪形骸去了。现在的禅学也是这样。”于是选取子思的《大学》、《中庸》并自行窜入其中，置于先圣《论语》之前，与孟子所著一起完全改动了古注，自己命名为“四书”，用来追配六经。朱熹的门徒尤其众多，高论极盛。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之辩由此兴起。王弼、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的学说再次倡导，学者都谈论性命神化，认为这才是闻道，把治理天下国家当作次要之事，把喜好古书、多识名物当作玩物丧志，一切功业文章，深厚的仁爱、上等的智慧，都被认为不是圣人之道，与天地隔绝，比起魏晋的学说，虽然流弊不同，但源头相同。而且自称为正学并追随他们的人，大概有成为圣人的资质。王守仁又确立“良知”的宗旨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格物。”学者更加恣意蔓延而没有忌讳。魏晋、宋代、南北以来诸儒谈论道，都是贤人，但无奈贤人过分了。七十弟子相传的圣门学问，两汉追寻有传授，很久才昌明的，忽然被认为粗浅而不精微，外在而不内在，意见横生，讲辨终生，圣人根本实用的宗旨，被侵蚀殆尽，牵强附会，各自成书。胡寅为其父胡安国文集作序说：“只有邹鲁的学问，从秦汉到隋唐没有传授，其间名世的大儒，仅如佛教流派，所谓戒律讲论的宗派。至于言外传心，直接超越佛地，则未见其人。圣道不绝如缕，口笔滔滔，不同于亲身践行有书，徒存犹无书也。”等到我们宋朝熙宁以来，元觉杰出，上承孟轲，天下英才，心悦诚服，然后孔子所传的学业，逐渐光显。根据胡寅的序言，言外传心，直接超越佛地，达摩的别旨，未见于经传，那么宋代所谓的绝学，不是圣门的旧法，不待后世再加一辞了。大概佛教和道教谈论心，似乎与儒家相同，但用来运用的方法则相差甚远。想要将天下万物万事都归于心中，独自静坐默会，以期达到冲漠无朕，湛然常寂，这是从外而入，是佛教和道教的求心。所以他们说：“静”、“无”。以心来契合天下万物万事，各适其道，上下安和，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从内而出，是儒者的存心。所以有四教四科。将佛教和道教的宗旨引入经传，是后世儒者的深误。自从宋代佛教的学说开始进入儒家，我们道统杂乱的原因由此兴盛，浮夸虚妄因此日益炽烈。儒家的学说更加固执而荒谬了。魏晋的清谈，虽然老庄显行，但传经诸儒坚守圣门遗风，尚能支撑抵挡。宋代的理学则改经更注，以迎合其流入佛教的曲说，而儒家的危害更深。于是大学者怀疑陆九渊是禅宗，其后继者，怀疑二程静坐是禅宗，十之四五而已。大概王安石的性命之学，二程略加改换，朱熹是二程的巨浪。王守仁是陆九渊的余焰，四家的书都在，与古经相背离的很远。所以我们的道统杂入魏晋，而后老氏为多；宋代以来，佛氏为厚。都是诸儒自作聪明，扰乱旧章，其可叹者岂胜言哉。

译哉？古代经典的宏大之处，无所不施行，济助天下，学者坚守它。佛道二家的静修宗旨，专门追求虚空，独自修养自身；佛道二家的门徒坚守它，各有其传承，不相借重。众多儒者辟斥佛道二家，说他们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好像不能让他们在世间容身一日；然而暗中窃取他们的学说以滋润自己，又怎么能使佛道二家心服呢？于是将山林幽独的行为，加在先王的人伦日用之中；将枯槁虚无的言论，混杂在圣门忠信笃敬之内。这怎么能相合呢？不能相合，必定强行编造言辞，以统一它们。这是后世儒者自认为越传越精细，越深入越微妙，而实际上越说越谬误。历代贤哲的正直议论都保存着。范宁说：“王弼、何晏蔑视抛弃经典文献，不遵守礼法制度，游移浮夸的言辞，波动后生，用华丽的言辞掩盖实质，驰骋繁复的文辞迷惑世人，他们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王衍将被石勒杀害，回头说：“我们如果不崇尚浮虚，合力匡正天下，还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桓温对各位公卿说：“致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衍等人，不得不承担责任。”陈頵给王导的信说老庄的风俗倾覆迷惑朝廷，现在应该改变，然后大业可以举成。”应詹上奏说：“本性相近，习染相远，训导的风气，应该慎重所好。”魏正始年间，蔚然成为文林；元康以来，轻视经典崇尚道家，以玄虚宏放为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而来。晋世才人想要刊正《周易》及诸医方，祖纳认为不可。梁武帝喜好佛教，太子又讲老庄，詹事何敬容感叹说：“西晋崇尚玄虚，中原沦丧，现在东宫又这样，难道要成为戎狄吗？”颜之推说：“老庄的书，不肯让外物拖累自己，所以藏名匿迹。”何晏、王弼祖述玄学宗旨，递相夸尚，不是济世成俗的要务。魏宣武帝广泛访求得失，治书阳固上正直的言论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方，在于力行而已。亲近宗室，举荐贤良，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修习学校，遵守旧章，重视农桑，轻视工商，杜绝谈论虚玄穷究微妙的言论。”樊逊上奏说：“臣听说天道性命，圣人不谈论，大概因为道理绝了涉求，难以称述。”魏光乘请求施行魏征所注《类礼》，张说驳斥上奏说：“《礼记》前汉编录传授。习千年成为经教，魏孙炎开始改旧本，先儒所非议。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理，与先儒次序乖离章句，隔绝若想要施行，私下恐怕不安，于是留书内府。王元度注《尚书》《诗经》，毁坏孔郑旧义，请求施行自己所注。崔仁师条陈其穿凿不经，于是废弃。孔颖达《诗疏序》说：‘刘焯、刘炫自负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之所同。’李翰序《杜佑通典》说：‘五经群史的书，大不过本于天地，设立君臣，阐明十伦五教的义理，陈述政刑赏罚的权柄，叙述礼乐制度的统绪，探究治乱兴亡的原因，立邦之道，尽在这里了。不是这些经典的，称为无益于世教，圣人不书写，学者不阅览，害怕冗烦而无所适从。’先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宣明大义百世可师。李嗣真说：‘古之学者皆有师法，今之学者只凭胸怀。’韩愈说：‘先王的教化，用它来修养自己，则顺而祥；用它来对待他人，则爱而公；用它来作为心，则和而平；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无处而不当。所以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祭则天神降临，庙祭则人鬼享用。这道理是什么道理？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先前所说的老与佛的道。’宋祁说：‘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绝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异，韩愈独自慨然引圣，争四海之惑。’司马光说：‘《易》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论者竞相说幽僻的话以欺人，使人踮脚悬望而不可及，昏乱而不能知。又说：圣人之道如天地，无所不有；众人之道如山川如陵壑如鸟兽如沙虫，各尽其分，不知道其外天地则无不包也，无不遍也。’欧阳修说：‘圣人教人性，不是首要的。’刘恕说：‘邪说已为今日患，后三十年横流，其患不可胜言［邪说谓当时道德性命之说，字书云：邪，巧言也］晁说之说：‘胡武平、周茂权、仝师润州僧寿涯，其后武平传其学于家，周茂权则授二程，遂大显于世。’又说：‘杨中立载其师程正权之言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还是王氏之说。’邵雍说：‘凡人为学，失于主张太过［为二程说］又说程颐。说：‘面前径步放宽，你说生姜树上结，怎么办？’钦宗靖康元年，开始诏令群臣庶士，当讲孔孟之正道，考察王安石旧说不当者，辅佐朕志。高宗绍兴六年，吏部员外郎公辅奏：‘今日之祸，实王安石邪说所

译致。」皇帝很高兴，授予他左司谏的官职，于是请求禁止程氏之学。皇帝下诏说：士人的学问，应当以孔子、孟子为师，大概这样才能使言行相称，可以济助时世之用。十四年，皇帝驾临秘书省，颁布手诏说：「周朝设立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汉朝选拔各位儒生，审定九流七略的奏议。文德的兴盛，后世推崇它。唉！士人的习气是空谈，而不做有用的学问，已经很久了！你们应当努力修习学业，更加勉励谋略作为。」这一年十月，因为右正言何若上奏告诫内外师儒官员，罢黜伊川程氏之学。二十五年，皇帝下诏选拔人才不要拘泥于程颐、王安石一家的学说。陈善说：「大致后世距离古代已经很久，谈论古代的事情常常以古代为正确。古人三传虽然有时有疏漏脱误，或者当时的师说还存在，也或许有简牍可以作为依据，不容易全部废弃。汉人距离古代不远，多见先秦古书，必定有所本。今人于是凭主观推测，难道胜过主观臆说吗？」游酢说：「不能博学详说，就想要返归简约；不能写文章，就想要听闻性与天道，就像想要建立几仞高的墙，用浮尘聚沫作为基础。穿着细葛布衣，却想要温暖；吸风饮露，却想要吃饱，没有这样的道理。」苏轼说：「欧阳修去世十多年，士人姑且崇尚新学，用佛老似是而非的东西扰乱周孔的真实，有见识的人担忧它。」徐度说：「当王氏之学兴盛时，士大夫读书探求义理，都务求新奇，然而用意太过，往往反而失之于穿凿。」周必大说：「熙宁、元丰以后，学者争着谈论道德性命之理，超越等级、违背节度，难以跟随步伐，这是邯郸学步的话。」晁补之说：「六经所说的道难以知晓，学者对于道如同隔着云霓望日月，求道的弊病，平时互相谈论土苴，治理天下有所用的，恰好效法一事，或者已经在方寸之间感到痛苦，凡此有什么补益呢？有学校应当首先讲解的，现在想要全部考察其说法，与各位一一研习。」陈师道说：「从前先王，同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是有益于人的，都不废弃。世人的说法说：「先王只有诗书礼乐道德性命而已，」这是世外执拗的言论，枯槁自守的行为，不可以让天下人共同居住。」陆游说：「绍兴初年，程氏之学开始兴盛，进言的人排斥它。罗泌说：道不可以言语知晓，言语越多越稀少；常性不可以辩索探求，辩索越多越晦暗。迷惑性与天道，本来就不是言语所能穷尽的。只凭一隅来探求，是天下通患。陈亮说：得到不传的学问，都是耳目不广博、闻见不广博的言辞。又说：我起初有知识，还记得做士人的必定以文章行义自命，做官的必定以政事书判自显，各自务求其实而极尽其所能，人各有能有不能，最终也不敢强求。自从道德性命之说兴起，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的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慢语为用，务求不可穷测，以掩盖其所无，一艺一能都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开始丧失其所有，而不知道适从。做士人的耻于谈论文章行义，而说尽心知性；做官的耻于谈论政事书判，而说学道爱人。互相蒙骗，以尽废天下之实，那么最终百事不理而已。王十朋说：学者患在好言性，今天下党同的言论，在于性善，一二师儒倡导它，学者从而附和它，不是有见而言。《论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只有上智与下愚不移。夫子为性立一定之说，世人说性无上中下而才有之。哪有性无而才独有呢？学者谨慎不要习于雷同之论，而杂佛老之论。」何坦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夫子不是隐瞒。入孝出弟，必定行有余力，然后可以学文。实行不先，徒文无益，何况可以遽闻性与天道呢？后世学者徒事口耳，茫无所从入，窃取陈言，自谓穷理尽性，也是妄矣。叶适论学校说：本朝开始议建学校，久不能成就。到王安石才成就，不久大狱兴起。崇宁、大观年间以后，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所用，误朝之臣，大抵是学校的名士。又说：为国之名物章采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内在用来取悦于民，外在用来示威于敌，尽皆无有。习为宽大迂远之常谈，以文饰其无用。又说：谢显道说，程伊川参某僧后有得，于是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便是洛学。朱熹说：石林之说固然不足信，不知上蔡也。恁说是怎么地？刘安世说：「愿士大夫立此名节，不愿士大夫立门户［元佑士病］黄履翕说：「愿士大夫务道学之实，不愿士夫立道学之名［淳熙以后士病］郑樵说：「三代学术，汉微有遗风；魏晋以来，日以凌

译彝。并非后人用心不如前人，实在是后人的学术不如前人的学术。后人难以企及前人，大概有一两个原因：一是义理之学，二是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崇尚攻击辩驳，辞章之学致力于雕琢搜求。沉迷于义理的人，认为辞章违背了学术渊源；玩弄辞章的人，认为义理全无文采。总之，辞章虽然丰富，如同朝霞晚照，只是徒然炫人眼目；义理虽然深奥，如同在空谷中寻声，没有止境。这两者虽然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都是从事语言文字的末节，而不是真正的实学。谢枋得说：“汉代明经，是为了修身践行；宋代注经，却是为了铺陈辞藻。汉代的士人质朴，宋代的士人浮华，这是世道升降的一个验证。”刘国说：“六经自从在秦朝被焚毁，在汉代被注解，在唐代被疏释，在宋代被议论，一天比一天变化，学者也应当知道其先后顺序。注疏解释经典，能得其六分；宋儒补足了三四分而完备了。”袁桷在《国学议》中说：“国学的规制，遗留的礼仪略见于《大司乐》《文王世子》中，其详细情况无法得知。汉武帝表彰六经，东汉尤其兴盛；唐代稍微增补，制度更加详细。宋代继承唐代的旧制，而国学的制度日渐败坏，到了绍兴年间更加废弛。所谓的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端。秦桧又增加了月书、季考，宋末的情况，大抵不出于此。现在科举统一废除，国学制定制度，倘若能像唐代那样各自设立博士，互相问难，对于当世的重要事务，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输送、河渠等事，也朝夕讲习，或许足以见到经世济用的实效。自从宋末尊崇朱熹的学问，口舌磨破，只限于四书的注解，凡是刑狱文书、财政户口，细微的出入，都认为是俗吏之事而争着鄙弃。清谈危坐，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而无法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法，只限于四书，年幼的学生互相为师成为风气，字义精熟，没有遗忘，一旦有问难，茫然不能回答，比宋末更甚，知道其学问不能通达，就用大话来掩盖。议礼只限于诚敬，言乐只限于中和。不涉及史书的，说自汉代以下都是霸道；不能写辞章的，说是玩物丧志。功业的成就，有什么不可做的？必须通晓天下的利害，滋润膏泽，养育根本。古代的教法，春夏习武，秋冬习文，射箭驾车、书写计算，都称为学，不像现在只说是四书为止。虞集说：圣经深远，不是一个人的意见可以穷尽的。现在的人只见到宋儒的经，没见到宋儒以前的六经［杨慎说：这话意味深长啊］陈樵说：淳熙以来群儒的议论，尤其与洙泗、伊洛不同［如淳熙辟谬］宋濂说：古人做学问，使心正身修，付诸行事，繁复的言辞，是道的遮蔽。何瑭说：阴阳的言论，我小时候听到它的名字，不知道它的实际，反复研读周、程、张、邵的书，出入于佛老医卜的说法，将近二十年，玩味伏羲卦象，才好像有所得。可惜诸儒的议论，都失去了它的真意。学者习惯于耳目闻见，就认为理确实只这样，而不知道它的谬误。杨惧说：什么叫道学？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就是中庸罢了，更没有高远玄妙的说法。沉溺于高谈阔论，修饰虚文以美观听，而说我的道学、我的心学，让人在渺茫恍惚之间领会，无可着摹。寻求所谓的禅悟，乃是欺人之行，贼道乱俗。又说：世上的学者，拾取宋儒的残余，不探究古昔的妙论，全部扫除前代，归于宋儒；全部扫除宋儒，归于朱熹。宁可得罪孔子，不敢得罪宋儒，大抵如此。胡直说：后儒集注臆测杜撰，往往强行曲解孔孟的话以迎合自己的议论，施展其射覆之见，写成画一之书。《尚书》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这是亲民的旨意。一定要改说新民，与《大学》的本旨有隔阂了。《系辞》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的以至于命，本文是相属的。一定要训释说：穷至争物之理，舍弃理于义的本文，增赘事物于其间，与《系辞》的本旨更加遥远。这样孔孟虽然定论，后儒不认为定论。孔孟定于一万之不齐，不必定论。后儒逐末，曾取其万者而定之，终失于一，更加悖逆而奔驰。雷礼说：学者的弊端，窃取上乘的旨意，以附会濂洛主静的工夫，千言万语，终究亏欠实践。孔子删述六经，作为万世的标的，本来是这样吗？邵宝说：愿做真士大夫，不愿做假道学。熊过说：挟策而言的人，各自有不同的旨意。上等的谈论性命，次等的工于辞章。废弃前闻，不守师法。汉儒传经，无不守师法，尺寸不敢改变。依据经典遵守礼仪，总核精实，都有检押，奉行以周旋，不惑于多方，述者称之为明，这大概差不多了。又说：汉代的学问近于忠，隋唐以下只是浮华罢了。现在的弊端，下位者用聋瞀之言欺骗上位者，上位者受其欺骗而不加反省。即使问他们，空空如也，相率陷入虚空，其无用，有什么可疑惑的？薛应旗说：不尊崇经典而尊崇传注，到了今天，已经化为世儒的经典，不是古圣人的经典。正如同读医书而不知治病，以及用庸医的说法扰乱炎皇的真意，其弊端岂可胜言？何迁说

译圣人的言论，没有比《论语》更完备的了。至于天命、学问、诗书礼乐、文行忠信、性与天道，则无法听闻。后世所谓的微言大义，很少见到。到了宋代，这些道理才被充分阐发。近代看待宋代，又超过了它。而关于性与天道的深意，普通人及后辈学者习以为常地听闻其说。我（迁）认为性命之理可以自我领悟，不可轻率地告诉别人，可以与有能力的人约定共同追求，却不可以让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增加他们的偏见。顾应释说：最近看到有人窃取我们儒家格物致知的理论来解释《法华经》，我正对此感到诧异。没想到我们儒家也借助佛教来阐明大道［比如“活泼泼地常惺惺”、“本来面目”、“向上一机”、“打成两橛”等说法］。这种流弊将导致儒家与佛教混同，而无法分辨了。我们这些人不能推辞去驳斥它，反而助长其声势、扩大其影响，难道不会得罪圣人吗？罗洪先说：晚宋号称理学的学者，不下数十家，著作多达数千百卷，纠缠于理气动静的区分，漫衍重复，更加无法体现圣人用意的精微。读这些书让人心烦意乱、眼花缭乱，这是圣门的一大灾难。近来信奉良知学说的学者，谈论知却不一定良，谈论良知却缺乏致知的功夫。一听到要下功夫，就感到惊讶，过错在于任由心体流行，不再辨别圣贤所指的凝聚戒慎功夫，全部扫除殆尽。其弊端将比晚宋支离破碎的过失更严重。谈论学问的人说，知道善知道恶就是良知，依照这个去做就是致知。我曾经按照这种方法努力，竟然毫无头绪，时间久了后悔莫及。陈于陛说：近来高明的人士，认为动静造化在于天地万物，都在我的度量之内，这实际上是剽窃佛教的言论，对大道的危害极大。圣人之心极其细微，立言极其谨慎。近处的每一言每一动每一事每一物都不敢忽视，这样立教才能扶持世道。那种高奇学问一旦倡导，人们就会把天地看作虚无，真是名教的罪人。湛若水说：孔孟之后，如果各自另立门户，竞相发出异端言论。归有光说：经典不是一代人的书，也不是一个人的见解所能确定的，学者固守沉溺而不通变，好高自大，听他们的言论汪洋恣肆，实际上没有可以折服的地方，这是当今世间的通病。郝敬说：孔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尧舜的道不过是孝悌，如果探求隐僻而行为怪异，实际上是愚弄百姓、欺骗世人。陈深说：起初我对汉儒的支离破碎感到不满，读宋人的书就合上书本心怀忧虑。汉儒管志道说：二程的学问本源于周敦颐，他们据守德行的功夫也是从禅宗锻炼性体的脉络转变而来。又说：程伯淳想要继承孟子而承担大道，难道把大道当作儒家的私有物吗？朱熹更加深化道统的说法，而把上古神圣继承天命确立极道的统绪，全部归属于三代之后的普通人，晚年虽然醒悟以前的错误，但因失明未能来得及纠正。何伟然说：昌岩说进退古今，汉代真是周代之后独胜的吗？从宋代以来，不炫耀文采而繁复义理，放纵欲望而衍伸言辞的人，很少了。相比汉代不免稍逊，哪里还能期望达到三代那样的执着呢？总之浮华虚伪是蛀虫，浸染侵蚀越来越严重，如果不是卓越如砥柱般的英才，谁能期望呢？宋存标说：宋儒议论天地日月鬼神，真像用琴弦调和钟声一样。楼坚说：过去听说通儒的议论，认为圣人的经典应该保留众多不同的说法，以等待学者自得。汉代的人距离古代尚近，学问有传承，他们的说法决不可废弃。明初儒学的大臣不能顺应圣主的德意，拘泥于所闻，一概抹杀，这与王安石的个人私学有什么不同？沈长卿说：宋儒以议论取胜，他们的学说都本于孟子，然而南宋南渡之后，敌人逼近门庭，时势极其危急，还谆谆不休地辨析程颐与王安石的学术，这与百官穿着军装讲习《老子》有什么不同？这是师法孟子而失当的地方，儒学至今弊病极深了。如果再滥觞于议论，最终没有成功，那么儒学的功效就不显著，孔氏的真脉就渐渐断绝了。马卿说：晚宋浅陋的儒者，深挖伏羲的卦画，转变周敦颐的太极图，不返归身心，只追求纸笔文字，现在又咀嚼其糟粕，自称是理学，这是理学的弊端。孙绍先说：古人以行为言语，所以文章简练而切中要害，后世以言语为行为，所以文章烦琐而虚妄，那些做传注学问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到老见解还不确定，这难道都是圣人的意思吗［指朱熹晚年尚修改《大学》诚意章］。祝允明说：“《大学》《中庸》应该归还给《礼记》，《论语》《孝经》一同升格为经，孟子散入论场。”徐渭给老师季先生的信说：“承蒙教导解释《诗经》已到《桑扈》，渭私下有所进言。先儒如朱文公那样，著述解释追求速成，又想尽窥诸子百家的奥妙，冰释理顺的精妙，固然多有生吞活剥的弊端，也有这种正当之处，后儒应当深深警戒。不应该驳斥先儒而又蹈入同样的弊端，反而成为后人玩弄文墨的地方。解释书籍只有虚灵、活泼的方法，或许可以用我的心去体悟并阐发。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佚，有典故而典故无考据，那么他们的注释既为臆测，我的训诂又岂能亲身经历？彼此诋毁讥讽，前后翻异。好比疑狱，徒然耗费拷问审讯的繁杂，终无指证归结之日，不如一切赦免释放，还有劝课农桑的典章，休养生息的政治，可以与民更新。除此之外，旁征博引，不过是夸多斗靡，所以摘取一字一句来推销自己的学说，以至于忽略全文，这也是深文巧诋，而可……”

译笑得太过了。像吕渭对文公那些虚妄的揣测，或许也是夫子想要听闻而不深加摒弃的吧？”丁元荐说：“汉代儒者解释经典，未必全都出自汉儒之手。汉儒距离古代不远，专门从事经学的人，各自有所承袭，传授给弟子，辗转相授，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六朝以后，旁搜博采，逐字逐句地梳理比较。宋代儒者兴起于五代之后，追溯洙泗（孔子）之道，他们的努力固然艰难，志向也过于急切了。试图以一人之力，穷尽千位圣人未尽的言语和未尽的意蕴，以此向天下万世展示，而争论的门径由此开启，这种不传之秘自孔子以来就未曾公开的说法，我不敢相信。从前孔子的七十位弟子，才华出众者数以百计，他们是后世之人，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当时那些微妙的言辞和精深的义理，隐而不传的有多少呢？何况是在三千年之后受其影响的人呢？”申时行说：“有人依托空寂来标榜精微，执着玄虚作为根本要领，傲视一世，自认为是身心性命的学问。”冯时可说：“圣人门下的四教六艺，是古代圣人的教化。学者在其中从容浸润，上等的人借此通达，下等的人借此持守，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陆九渊（子静）求索本心，而他的门徒抛弃经典；朱熹（元晦）穷究天理，而他的门徒拘泥于章句；王阳明（伯安）主张心即性、心即经，本意是为了纠正支离破碎的学风，然而其末流难免空虚而失去实质，注重内心而忽视外在，更严重的则是放纵心意、顺从私欲，把经典当作糟粕，对教化轻慢疏忽，崇尚空谈而废弃实学，这是忧国忧民者深深忧虑的。林燮说：大抵宋代的士大夫喜好议论，不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名，迂腐的儒生内心其实不能辨别，却喜欢说大话，用难以做到的事要求别人，君主虽然心里知道不可行，却仍然被虚名所迷惑，被浮泛的议论所牵制而不能决断。曹于汴说：“道不远人”的宗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常道，孟子所说的人与禽兽的区别，正是这个，还有什么性、道是不依托形体气息、不落入具体现象的呢？聪明的年轻人未能遍读圣人的经典，强行捏造无声无臭、不见不闻等话语，以迎合上乘不可思议的宗旨，从而使天下万世人人共知共能的圣学混乱了。张凤翼说：世人空谈无实，只占取地位的人，足以酿成世道的祸患，晋代的清谈、宋代的理学就是如此。晋人的清谈失之于高而无实，宋人的理学流于俗而无益。晋代有陶侃珍惜光阴，曾亲身加以挽救，王导因为王衍等人不得不承担责任，于是用言语责备他们。到了宋代，只有陈公辅、陈贾、谢廓然能自拔，流裕极力论述其虚伪，而后世庸俗恶劣浅陋的人仍然用这种手段扰乱士风，那么理学的弊端比清谈更严重，可悲啊！焦竑说：曾经感慨朱熹与陆九渊异同的辩论，几乎像聚讼一样，近来新安（朱学）、姚江（王学）的学派也涉及门户之争。吕坤说：六经简易明切，诸儒聚讼分裂了道，深文曲解晦涩了道，拘泥狭隘了道，于是失去了宗旨。拾取佛家的唾余来自我满足其猖狂恣睢，世俗教化荡然无存界限。我们儒家除了经史之外，那些清奇高远、渺冥幻妄的书应当付之一炬。又说：程颢（明道）虽然有淫声美色的讥讽，毕竟意念和口头带些禅气，最近看到邹南皋也浓重这种味道，恐怕他背离正道，写信告诫他。张溥说：《大学》的注疏，是古本。议论者说汉儒的注本不可轻易改动，这话近乎正确。朱熹的《章句》完全改变了旧本，又凭己意补入亡佚的文字，毫不谦让。董槐、王柏、叶梦鼎都说：《大学》原本没有阙文。《大学》排在《礼记》第四十二篇，其文字不分析章句。近代对《大学》《中庸》的训诂尤其繁多，说得越多，离得越远。沈鲤说：六经是孔子的道，已经像日星一样昭著，后世虽然有阐述，怎么能再增加呢？世上的学者不务求平易，却厌薄古训，想在子臣弟友日用常行的道理上自成一派，反而视古训为弁髦（弃物），树立赤色旗帜，天下喜欢追求名高的人，纷纷追随，反复辩论，穷尽一年也不能完结其说，其流弊将导致内心抛弃本心，外在抛弃实事，酿成清谈的祸患。梅守箕说：宋人喜好尊崇本朝，以至于贬低汉儒来尊崇宋儒；明人喜好贬低本朝，以至于尊崇宋儒来贬低明儒，世风由此可见。冯从吾说：汉儒有传经的功劳，应当只论其功，不当论其行。冯从吾所好，人各不同，何等平易，何等含蓄。后世学者不免自视太高，视人太低，区分彼此而露锋芒。叶向高说：孔子是至圣，对上对下，择人而施，性与天道，终身保密。《鲁论》一书，学问规条，森严具备，那些切近精实的，引导人们容易遵循；至高深微妙的，等待人们自己领悟。圣人的意旨深远啊。后世的君子一旦有所窥探，就昭昭然像举着日月一样行事，拉着路人说：“什么是性？什么是命？什么是尽性至命？”路人回答说：“我已经知道性命了。”问他尽性与至命的方法，就说：“不落言诠，不可思议。”唉！七十子所没有听见的，现在路人全都听见了；圣人所不敢说的，后世的君子都大言不惭地说。如果精深反而恍惚无据，那么后世的学问与古时的学问真是令人感慨啊。又说：三代以后，儒者的作用为何如此寥寥？汉唐被称为崦嵫（日落之处），宋代则说是杲杲扶桑（日出之处）。下面常有真儒的名声

译皇上不采纳任用儒生，这是当时儒者立身过于严酷、所持论调过于高远的结果，于是让人认为儒道与国家的兴衰无关。想要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门徒束之高阁，这也是很可悲的。明代儒学的兴起，始于河东（吕坤等），在姚江（王阳明）大振，其后变得空虚荒谬，被世人诋毁轻视，儒道再次衰微。钱谦益说：十三经有传注、笺解、义疏，始于汉晋，汇集于唐代，而在宋代得到订正。欧阳修认为，各位儒者的章句之学，辗转传授讲解，从而使圣人的道理粗略地明了。熙宁年间，王安石凭借一家的学说，创立新义，经学发生第一次变化。淳熙年间，朱熹折衷各位儒者的学说，汇集为传注，经学发生第二次变化。王安石的学说不到百年就衰灭了，朱氏的学说于是独自在世间盛行。永乐年间，诏令各位儒者编写《五经大全》，于是程朱的学说更加大明。然而两次变革之后，汉唐的章句之学几乎灭绝了。汉儒谈论学问，说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经》，跳勺舞，成童后跳象舞，二十岁学习礼仪，笃行孝悌，三十岁博学无方，敬待朋友，观察志向。春天诵读，夏天弹琴，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他们为学的条目就是这样罢了。他们谈论人性、谈论天命，说木神就是仁，金神就是义，火神就是礼，水神就是智，土神就是信。保持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来培养仁义礼智之性。所谓了解人性、了解天命，就是这样罢了。宋代的学者，自称从遗存的经典中得到了不传之学，扫除章句之学，而全都归结到身心性命上。近代的儒者于是以讲道为能事，他们谈论学问越精微，谈论了解人性、了解天命就越渺茫。而穷究他们的旨归，则或许未必像章句之学那样有表可以遵循，有界限可以停止。汉儒称之为讲经，今世称之为讲道。圣人的经典，就是圣人的道。离开经典而讲道，贤能的人高自标榜，务求胜过前人；而不肖的人汪洋恣意，无法穷尽诘问。这也是宋代各位儒者扫除章句之学，开辟了先路。修《宋史》的人，将儒林、道学分开，列为两传。儒林就是所谓的章句之儒；道学就是所谓得到不传之学的人。儒林与道学分开，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辗转传授讲解的，没有遗留种子。这也是古今经术升降绝续的大端。经学的衰微，降格为经义；道学的苟且，流变为俗学。全天下不知道穷究经典、学习古法，而是盲目摸索，以狂妄盲从互相为师，以至于今天。浅薄的小儒，敢于嗤笑指点六经，诋毁三传。非圣无法，是先王必定诛杀的，而流俗认为理所当然。产生邪念而危害政事，制定政令而危害事务。学术败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的祸患，也相继兴起。观察历代的言论，魏晋、宋、南北朝谈论学问，流弊可知。大概清谈危害务实，始于魏晋；而固陋改变中正，盛行于宋、南北朝。从汉到唐，异说也时有发生，然而士人安于学问，同中实尚存。到了宋代以后，各自逞露意见，如同七国战争，专事口舌之争。学术日益杂乱，屡次被后儒的臆说所扰乱，未能淹博洽通古说，又不肯降心顺应人情物理，平时处事，点勘离合。说的人自说，做的人自做，终究成为两断，只是一段好议论，好听罢了。圣人平生可考，乡党所记可证，弟子问答可据。后儒所论，只有深山独处才能实行。住在城市，有家庭，必定不能实行。大概自从性命之说出现，而先王的三物六行就灭亡了。四书的根本流行，而圣门六经四科就混乱了。学者应当痛心疾首，而好高骛远的儒者反而特别推崇而不肯低下。无论他们未曾得到而空谈，果真静极了，活泼泼地会了，坐忘了，冲漠无朕至奥，心无不腔子（此处原文可能有误，意为心无不包容），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本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了。也只与达摩面壁、司马承祯坐忘、天台止观同一门庭，那是沙门方士的能事罢了。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对家庭有什么益处？对政事有什么关系？对民生有什么救助？怎么能与古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合呢？邹元标《南皋语录》中有问：“近来学问混杂，沉溺于内养的人，喜欢谈论老子，于是以老子为圣学；沉溺于高妙的人，喜欢谈论佛，又以佛为圣学。过去佛老二氏明显在儒家之外，现在佛老二氏暗暗在儒家之中。即使孔孟之学与宋儒有别，现在竟然以儒者之学为孔孟之学了。”当时的学者不能说没有人，大概事情昭然可辨，是天下人心所同知的。以圣人古经为证，帝王天命统道为首，出庶物之尊，是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师儒讲道之人是，生徒守道之人是，农工商贾给食成器遵道之人是，女妇织纴酒浆助道之人是。朝廷政令所从出，是立道之源；有司公堂是行道之所，胶庠是言道之所，乡塾是学道之所。六经是载道之书，历代典章是续道之书，文章辞赋是彰道之书，冠婚丧祭吉凶仪物是安道之用，军务边防五刑百度是济道之用。这是圣门所谓的道，不是后儒宗旨所谓的道。圣人中正平实广大无尽

译国家赖以维系，根本在于配天配地的学问。后世儒者变易创新说，化为各自一派，如囊风橐雾般虚幻，使经典成为可有可无之物。大概从南宋南渡以后，习俗相传，虚浮的文辞日益严重，荒谬的议论日益增多，人才日益浮躁，风俗日益败坏，好高骛远日益严重，武备日益松弛，诸夏日益衰弱，民生日益困顿，因学术而误害国家，实在令人慨叹。倘若不睁大眼睛、壮起胆子，不避忌讳，不畏讥讽，坚守古义驳正谬误，将来将走到何种地步？难道是想多言吗？我自幼早晚接受父亲的恳切教诲，壮年时曾习静坐，先父严厉禁止。后来在乡塾考定古说，条理清晰地辨析议论，这大概是我侍奉先父多年、历经艰苦患难、阅历日久，才见到古注疏在后。若不历经艰苦患难而未见古注疏，无法知晓大道的本源；若只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法体认大道的真实。如今我已年老，对于经传征引明证、确定宗旨，痛感汉唐遵循圣人、契合经义、有益实用的学问，被遮蔽已久，诸儒的辩论也很多。然而公卿大夫是主持吾道的人，名儒贤士是阐发吾道的人，都对圣门负有卫道的责任。因此记录平生讲习贯通、记忆于先父的言论，请有思古救浮之睿哲的人指正。

译《圣贤事业图》宋干道庚寅年李元纲著

历代圣贤传承大中至正之道，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

独自践行圣贤之道，其学说可以救一时之弊，却不可传于万世：伯夷、柳下惠、荀况、扬雄。

独自践行圣贤之道，其学说可以救一时之弊，却不能传于万世：瞿昙（佛陀）、老聃（老子）、杨朱、墨翟。

《圣贤事业图》说，历代圣贤传承大中至正之道。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居于中央。瞿昙、老聃、杨朱、墨�居于右侧，似乎合理。将伯夷、柳下惠、荀况、扬雄置于左侧与之配列，这是为什么呢？伯夷、柳下惠，是圣人所称道的，未曾不是大中至正。所谓与他们不同的，是有时伯夷的做法可行，有时柳下惠的做法可行，并非像后世的佛老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至于荀况、扬雄，乃是与孟轲同一类人。自汉代至唐代，未曾将他们区别开来，有时称“荀孟”，有时称“杨孟”。宋代开始，因王安石、程颢、程颐各自承接孟轲的道统，于是加以诋毁贬斥。这是归有光极力辩驳的。况且认为佛老不可传承，如今他们的人遍布郡县，认为可以救一时之弊。佛老所谓可以救一时之弊的地方，在哪里？其论述难以通达，是我未能理解的。如果剔除七十子以及汉唐诸儒，而让程颢、程颐直接上承道统，自以为掌握了道统，这是宋代的妄论。从尧、舜到宋代，三千年间，听闻大道的才只有十四人。从尧、舜到商汤，五百多年；从商汤到周文王，五百多年；从周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帝舜时的稷、契、夔、龙、垂、伯益，殷商的傅说、甘盘、伊陟、箕子，也就是孟轲所称道的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生，都被抛弃了。而程颢兄弟同时承接道统，等到南宋南渡，源源不断地有人接续。古代为何圣人这么少，而宋代为何圣人这么多？恐怕都是杜撰的臆说，这未免对圣门七十子以及历代帝王和公卿贤哲有极大的罪过，实在令人痛心啊。

《三教一源图》陶九成录

○儒：理健仁、义信：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顺礼、智

性阴真、静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阳知、觉

命用执中、惟一妙合：无物不有，无时不然。

体神明、虚灵

○释：戒健行、相识：观心无常，观古无我。

顺受、色

定阴念、根正：不与法缚，不事法脱。

阳觉、力

慧用精进、解脱圆觉：圆同太虚，无欠无赊。

体清静、真如

○道：精健干、元贞：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顺亨、利

炁阴金、水土：窈窈冥�，天地同生。

阳木、火

神用无形、无名自然：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体无情、无为

此图见于《陶九成辍耕录》，不知其来源。看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序》说：“学习孔氏的人排斥老子，学习老子的人排斥孔氏，后来有了释氏，这本来是学者所惊怪骇异、违背常理的，其中尤为甚者。”河南元生，他的学问恢弘广博，而实际上统摄数家，取向来之所以不同的地方，贯通而使之相同。据此，那么儒与二氏（佛、道）混杂而并列，虽然起源于梁代，到唐代中叶才开始兴盛，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图？《辍耕录》中的图，则是宋以后的说法，怎么知道的呢？图说以理为先，接着是性命，最后以妙合结束。先圣先贤《易经》说：“乾健也，坤顺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理得矣。”这是乾坤健顺，阴阳本是一体。理性命都在乾坤之内，怎么能把健顺归属于理，而把阴阳归属于性呢？至于体用，出自《参同契》，本于黄老之学，古代经典并没有这种说法。宋代周惇颐《通书》后有太极图，南宋朱熹将其移到《通书》之前，极力称赞它。《通书》说：“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胡直接说：“既然说了五行，阴阳就是一个太极，太极本于无极，是无极二五，大概没有不合的。又何须等待妙合而凝聚？”胡直的话，值得深思。自来性理之说兴起，发源于二氏，开始以理为至极，而居于天地未开之前。圣门何曾有这种说法？各位公卿另立支派，名为道学。看此图，世人于是以儒家的

《道统正系图》

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朱子、陆子、阳明

《道统问》［见周汝登《圣学宗传》］

有人问：“韩愈《原道》认为道统始于尧，您必定认为始于伏羲，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伏羲画八卦，太极开启而道可以推演；神农教耕稼，民生遂足而道可以阐明；黄帝制冕服，礼乐兴起而道可以阐发。道统的源头，实际上基于此。我固然将三圣系于唐尧之上，是阐述朱子的意思。”问：“韩愈认为孔子传于孟轲，您必定增加颜子、曾子、子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颜子听闻博约而见识卓尔不群，曾子听闻一贯而领悟忠恕，子思继承家学而作《中庸》。传授的真实，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我

译我之所以在孟子之上增列三位先贤，是为了弥补韩愈的疏漏。有人问：“朱熹认为二程接续了孟子的道统，却不顾周敦颐学问的湮没；伊川先生以明道先生承继孟子之后，也不避讳违背师教之嫌。你必定要增列周敦颐，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在道体上的契合，上承洙泗之源；在图书义理上的旨趣，下开河洛之派。继往开来的功绩，在此最为宏大。我之所以在二程之上增列周敦颐，是确信于自己的判断。”又问：“程子之后，有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你接着系以朱熹、陆九渊，是什么意思？”“朱熹、陆九渊之后，有吴澄、许衡、胡居仁等人。你接着继以王阳明，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我曾观察过祭祀的典制，有大宗的祖先，百世不迁；也有小宗的祖先，四世而祧。”“杨时、罗从彦、李侗，是小宗的意思。朱熹、陆九渊是大宗吗？”“吴澄、许衡、薛瑄、胡居仁，也是小宗的意思。王阳明是大宗吗？”“吴澄、许衡、薛瑂、胡居仁都精思实践，应当不在王阳明之下。你必定以王阳明为大宗，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良知的教化，照耀万古；及门弟子，将近四千。孔子说：‘赤也（公西赤）只能做小相，谁能做大相呢？’”提问者连连应允而退下。卷也私下记下这些问答之言，以等待那些负有道统责任的人。于是采录奉新黄卷的谨志。

译查考黄公（黄卷）所绘制的这幅图，拿来给我看，发现它确实可信。王阳明详尽地叙述道统传承，明白地指出，如果不是真正有所造诣的人，是做不到的。然而，为什么他的名声和实际成就并不十分显赫呢？我编写《圣学宗传》，这幅图足以互相阐发印证，所以把它放在《宗传》的篇首。剡溪人周汝登恭敬地书写。

费密说：“宋代李元纲作《圣贤事业图》，从尧舜到程颢兄弟，听闻大道的人只有十四位。嘉靖年间，黄卷论述道统，又增加了二十一人。他说：‘大宗百世不迁，小宗四世而迁。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他们是大宗吧？’又说：‘杨（杨简）、罗（罗钦顺）、李（李材）、吴（吴与弼）、许（许衡）、胡（胡居仁），这些是小宗。’让后世混杂佛道二教的儒者，竟然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并列，僭越放肆到了极点，暂且不提七十子传人不能进入小宗。汉、唐四百年间，小宗中没有一人，后世竟敢妄言，这该怎么办呢！世间的君子，必定能够辨别清楚。”

王道长久地逐渐变化，于是分为表里：

儒：君臣将相在通都大郡中推行，这都是儒家的道。

开创基业、继承家业，修养自身、安定他人，建立治理、兴办教化，广泛救济天下。

三纲、五常，饮食、衣服、宫室、器具、吉凶礼仪物品，殊途同归。《诗》《书》、礼、乐中所记载的，士、农、工、商，遵守这些作为我们道家的实事，这就是中庸。

二氏：山林幽静简朴之人在一室之中修行，称为二氏。

老子，他的徒众静坐，相传专门修养心性。

两物会合时，性情融合，五行完备，龙虎盘踞纯粹，达到超越宗派格律的境界，这是方士的说法。

佛家，他的徒众静坐，相传专门觉悟心性。

圆陀陀，活泼泼，领会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与佛平起平坐，这是沙门的说法。

二氏都在汉代之后，年代久远积累深厚，而才人进入二氏的，所以变化增益，到宋代而兴盛。然而与儒家完全不同，只要分别儒家与二氏的虚实，不用繁琐的言辞辩论就自然确定了。世间的君子拿古代经典来验证，必定有公正的议论。出自成都费经虞的记录。

道学与方士的全真教、沙门的棒喝，并称为三教；而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又像沙门的宗风，临济、曹洞各自形成宗旨，都聚集门徒高谈性命，而《系辞》所说的“具备万物以供使用，制成器物以利于天下”，全都丧失了。学者拿古代经典仔细探求，那么圣门之学，大概就能昭然若揭了吧？

孙征君手书一［以下都见于先生江都第十四代孙炳庠编辑的《费氏家乘》］

我忽然九十岁了，耳目气血衰败消耗，没有什么能增益你们远来求教的心意。想到我衰朽之年少承家学，先祖沐阳公与王阳明的高足邹东郭的儿子邹美同榜考中京兆，得以听闻他们的家学。平生口中没有虚假的话，身上没有妄动的行为，以亲身实践教导子孙。我奉父亲之命跟随叔父成轩公学习，这是渊源所在，而尤其得力于良友鹿伯顺的帮助居多。伯顺是深得阳明之学的人。我近来觉得学问一事，原本不在寻常数墨较量字句的闲事上。建安（罗钦顺）、青田（刘基）、姚江（王阳明）都效法孔孟，虽然不完全相同，都不是刻意标新立异。我们只要眼界开阔、心胸虚静，切实求得自信，不必拾人牙慧，随人转移。你癸丑年春天，中夏峯九十叟孙奇逢手写答复此度及门人。

孙征君手书二

此度在兼山草堂停留十几天了，平时没听说他师从谁，结交谁。现在阅读他的著作，听闻他的议论，好像长久在江村侍奉讲席一样。他论述朱陆异同，王阳明在紫阳书院与朱熹的激烈争论，都有确切的见解，不随人口吻。至于论述汉唐诸儒对圣人有功，而且对宋人也有功，可以说是汉儒的知己。然而这些都是往事，还有人议论。他论述当前的人说某不是谏官，持论也不必太激烈。某某当权却让小人溃决到这种地步，也难免是不学无术。这些都是我在江村四十年前所议论的。此度如果习闻这些，此度既然能世袭家学，自然能光大老师的学说。我拭目以待。启泰氏又书。

孙征君手书三

王文成公的学问，邹文庄公得到并传承。他的儿子昌泉公，名美，我的祖父敬所公，名臣，与昌泉公同榜考中嘉靖辛酉年京兆榜，得以听闻他的家学以及他的著述，传授给我的叔父司训公，名丕基。不肖的我，奉父亲之命跟随学习，尤其得力于我的朋友鹿忠节名善继切磋的力量。成都费密侍奉我在山中，因此叙述并交付给他。癸丑年春天，夏峯九十叟孙奇逢下令，小儿子博雅恭敬地书写。

孙征君手书四

从来相聚很难，然而同在这天地覆盖照耀之下，还像邻居一样居住。此度努力吧，临行路上手写，启泰。

先生记录孙征君夫子手书

我的老师夏峯孙夫子手书有三纸，都是我住在苏门山中所作的。一篇是序授道嫡脉，一篇是先父孝贞先生的传，一篇是教诲我的话关于道脉别作方册。教诲的话后请友真书写记录先父的传在最后，合成一卷。先父传后，又用教诲的话作八分书为一卷。甲子年春天装潢，让长子锡琮、次子锡璜各收藏一份，以展示给子孙门人。成都费密恭敬地记录。

晚年眼睛昏花，很久没有真书，现在勉强为此，都不值得观看。

右边弘道书三卷，

译《新缐》是费此度先生秘密撰写的。我从同县的杨氏那里得到了它，书中有门人张含章、蔡廷治的两篇序言。这大概是先生晚年定下的版本，是百年前的旧抄本。先生曾拜孙夏峰为师，看他的论述，务求实用，与顾亭林、颜习旨大致相近，这大概是师友潜移默化的结果。到现在知道先生著作的人很少了，于是赶紧刊刻，以广泛流传。只是旧抄本颇为虫蛀损坏，而且错讹尤其严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检阅所藏书籍，与朋友商量修订，共改正了数百字。有不能确定的地方，另外作为校勘记附在后面。从前德清的戴子高编纂费舍人别传，误将此书定为十卷，目录也多颠倒谬误，似乎是依据新缐旧志的说法，而没有见到这个原本。海内藏书家如果还有精抄本赐予校正，那更是这本书的幸运了。另外《燕峰诗钞》一卷，比起新缐龙藏寺刊本多出几首诗，而且有异同之处，这里一并交付刻印。连同以前刊刻的《荒书》，题名为《费氏遗书三种》。想来这也是蜀地文献中值得珍视重视的作品吧。庚申年立夏大关唐鸿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