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论

译章大力先生稿 （明）章世纯 撰

序

记章稿二则

上论

下论

大学

中庸

上孟

下孟

失编

●四家合稿原序

选取大士、大力的文章，仅与我四人先后所作的科举应试文章，收录那些合乎法度与道义的内容，又摘取其中谬误之处，然后四家的功过便清楚了。四家的罪过清楚之后，四家的功劳对天下才更加显著。唉，立言的道理能不慎重吗？推究其初衷，没有谁不说：“我认为这是对天下有功的。”大概是因为圣人的道义长久不明，自春秋之后，圣人的道统师承中断，汉唐诸儒仅凭章句训诂、笺注疏解，就认为足以阐发圣人的意旨，他们的学说已经浅薄了。宋代程、朱两位夫子出现后，圣人的道义才完全显现。圣道如同天道，掌管天道的星官台史，按照法度去观测，有时也会出现差错，这是因为天道无法穷尽的缘故。考察当时如程门下的吕大临、谢良佐，对圣人的书籍都有阐发，但有时偏离有时契合。新安朱熹的著作都在，反复辩难，对一章的旨意再三强调。尤其奇怪的是，《春秋内传》、《檀弓》、《戴记》、《家语》都是七十子门人辗转传授注受的，而关于防风氏、萍实、商羊、肃慎等用来夸大圣人的说法，不过像张华、管辂那样罢了；“负杖早作”、“两楹之梦”又等同于佛教生死去来的说法。甚至“犹龙一叹”是庄子的寓言，借圣人来褒扬其师，而儒者却更把它当作孔子与老子同时代、喜好学问礼制的证据。那么，士人不幸没有亲眼见到圣人，又不幸没有亲眼见到七十子的门徒，又不幸没有亲眼见到程、朱两位夫子，即使亲眼见到了，像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这样的人物，还有被讥讽的地方，却想让科举文章完全足以替代圣贤的意旨，要求纯粹而没有驳杂，本来就很难了。况且科举文章属于文章一类，不仅兼有道与法，还将兼有辞藻。辞藻显赫的，自周朝衰微到战国，老庄、荀子、列子、管仲、商鞅的书，虽然前代都保存而不废弃，但怪诞奇特、雄伟华丽的文章，常使爱好广博的人沉浸其中而不自知。然而因为它们不合于圣人，所以因辞藻而连累法与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自西汉到韩愈、欧阳修，辞章之道又再次中断，于是东汉、六朝柔弱靡丽、柔媚的习气盛行于世，而四家中也有喜欢其纤巧诡谲、灵动俊秀，偶尔为之的人，那么在所谓的辞藻上又不完全纯粹。虽然极力追摹古文的人时常非议它，但自前世文人未曾完全废弃这些书籍。那么四家的罪过，难道可以深究吗？读孔孟的书而持论不完全端正，既偏离了法与道，而气格辞章又不完全出自先秦、西汉，而降低到六朝的卑下，说他们无罪是不可以的。然而有可以宽恕的地方：在考场中久经磨练，起初师法秦汉以追求坚古，中途改变志向转而追求纤巧俊秀，删改晋魏文章，穷尽幽深渺远，并且显示我的才能无所不能。学生满座，创作文章，因人造就，让他们服习；弟子学习一位先生的言论，有过失而保留下来。于是大士、大力的功劳超过了他们的罪过。至于书商刻工，选手庞杂，不能确定是非的标准，保留他们少量的作品，那么我和文止都不能免于此。像这样，忽略整体而追究其中一节，果真可以说他们有罪吗？唉，科举文章到万历年间末期，卑陋到了极点。自从四家的文章出现，天下才知道以通晓经书、学习古法为高远的原则。他们的意图是认为圣贤的道理，推究而上达到精微广大，而关键是要使之体现在形名度数、礼乐刑政中，作为先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存在。而对于圣贤修身待人、处事应变，必定要言其确凿无疑的，作为可见可行的道理。等到推广到文辞上，又想在八股文中抑扬其格局，错综其语句，出入于周秦、西汉、韩欧、苏曾之间，认为不这样，科举一道就不能展现典籍的全部，而不这样，恐怕在立言的意旨上终究有所欠缺。那么形势不得不搜罗经子百家，网罗司马迁、班固，兼总唐宋大家，才开始变化而涉及到董仲舒，再变化而进入郭象、王弼，好奇爱博的势头相互激荡，使然，不足为怪，而天下也就渐渐跟风了。那么能不说是功劳吗？至于效仿他们而不得其本源，拾取拼凑，浮夸荒诞成为风气，不是鬼怪之谈，就是臭腐不可读。由此看来，立言的道理果真不可不慎重啊。科举的学业多次变化而更加精工，过去传下来的不多，然而也巍然存在了。古人并非全都胜过今人，当时并非不充栋盈箧，后来凋零磨灭，不可胜计，而后留存下来的卓然立于后世。所以选取四家的文章，删去其支离的辞藻，保存其正统的议论，上本孔孟，中法程朱，而一禀于帝制，然后四家的功劳显扬于天下。既使继承学问、治古文的人有所折衷，又以哀痛恻怛之意与天下共同看见，使他们好学而深思。得到文章共八百篇，批驳数万言。学者通过我的话，了解四家的功劳而获得圣人之道的人占十分之五；通过我的话，了解四家的罪过而思考，那些不合于圣人之道的人就很少了。庚午年夏月，古临艾南英书。

●记章稿二则

天启辛酉年，大力先生在省试中举，当时就有《章子大业》的刻本，而现在不可得了。也只能从艾南英评点的四家本为依据，稍加增补，得到二百余篇。曾在国表中见到“怀诸侯”两句文章，赞叹为该题的绝唱，而艾本中没有，那么其合作中的脱漏，大概不知有多少，可惜啊。大人说读章文应当剥落其皮毛而掐住其骨脉，只知道章文属于子派，这是被皮毛所掩盖了。其回环斡旋雄健有力，间架简洁，自得古大家的风范，而思力刻深，常在奥妙细微之处别开幽径，深远冷峭，其味无

译穷究到底，只是不耐粗疏之人领会罢了。

起初，东乡与各位公卿结为社友时，一时之间被人比作汉高祖拥有三杰，那是如鱼得水般契合的关系。自从东乡与复社争论选文之事，严厉抨击那些结党营私的文章，其中有权势的人想要杀他，东乡不得已，也将自己与同社的文章一并严厉抨击，以示公正，这就是《合作摘谬》一书创作的缘由。

这本书一出，忌恨他的人便高兴得到了可乘之机。复社的领袖请求临川令，名义上是仰慕四家，实际上是想倾覆东乡。于是他们联合大力士大力进入复社，与之深交融洽，早晚进行讽刺。大力因此刊刻了《髫年艺》，以此背叛东乡，而临川的社团便因此产生了嫌隙。

我看东乡指摘各位公卿的谬误，在道理上本来并不苛刻，只是言辞语气太过刚直，且夹杂着虚妄的戏谑，既然有足以招致谗言的因素，东乡却将三位公卿视为亲昵之人，而不察觉自己已经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像大力这样贤能的人，尚且不免于产生猜疑（如“投杼”之喻），由此可知，直言进谏是难以被人接受的，除非心胸虚怀若谷、喜好学习的人，才能成为朋友。忠诚的劝告如果不以善道引导，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会变成仇敌（吴越），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慎重啊。

然而，那些阴险反复之徒，他们的心术也是大可畏惧的。后来那些缔结远方交情而抛弃故人、扩张自己羽翼而离间他人朋友的行为，社盟之祸烈于伦理纲常，都是由此种途径导致的。《髫年艺》流传不广，如今未曾见到，猜想当时江右多君子，必定有阻止并诋毁它的人吧。

译●上论

御儿吕留良晚邨评点

孝弟也者二句

敬事而信

礼之用和全章

告诸往而知来者

譬如北辰

五十有五天命

攻乎异端二句

言寡尤行中矣

八佾舞于庭

或问禘之一节

子贡欲去□□气羊

关睢乐而不淫

乐其可知也一节

子谓韶尽一节

君子无终一句

君子无终一句（其二）

君子怀德

夫子之文全章

夫子之言二句

崔子弒齐君

其愚不可及也

居敬而行简

志于道全章

据于德依于仁

夫子为卫全章

加我数年一节（其一）

加我数年一节（其二）

加我数年全章（其三）

子所雅言一节

我非生而一节

神

子钓而不二句

仁远乎哉一节

君娶于吴二句

祷尔于上下神祗

恭而无礼则劳

君子人与二句

师挚之始一节

巍巍乎其二句

子绝四毋一节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雅颂各得其所

可与立未可与权

式负版者

○孝弟也者 二句

章世纯

贤者重视孝悌，并阐明它是根本的大道。孝悌也是仁德，却单独作为仁的总纲，是因为仁德依赖它才能完备，所以君子重视它。况且世间谈论大道的人，往往追求宏大，而家庭中的孝悌之事，却轻视而不加修习，必定认为这是浅显细小、容易穷尽的事情。然而一旦观察“不犯上、不作乱”的原因，就知道孝悌之道广博了。它的道理具有包容性，并非单一的行为；它的推演可以深远，并非局限于庭院之内。根本，是人应当致力追求的，这难道是君子所致力追求的吗？道，是根本所能生发的，这难道是能够生发道的吗？大凡人的情感，用在他人身上容易虚伪而难真诚，用在父母兄弟身上容易真诚而难虚伪。追求用情，若在其容易虚伪的地方，这必然有竭尽的趋势；必定会在其能够真诚的地方加以引导，那么真诚就可以笃厚，容易虚伪的也可以因此变得深厚。这是本末相反的道理。大凡人的情感，用在他人身上容易不足，用在父母兄弟身上则极其有余。追求用情，若先在其不足的地方，这也必然有竭尽的趋势；必定会在其有余的地方加以引导，那么有余的可以分享，不足的也就有所依托，其流布也就自然了。这也是本末相及的道理。所以天下有孝悌之人，与他谈论仁者的心，就能损害仁德完备的体统了；有极致的爱，就知道全心为爱；有极致的敬，就知道全心为敬，本来不需要附加增益就足够了。天下有孝悌之人，与他谈论仁者的行为，也就逐渐涉及仁德的应用了；有极致的爱，由此就没有不爱的人；有极致的敬，由此就没有不敬的人，也可以相互推演而达到。不然，为什么孝悌就能不犯上，孝悌就能不作乱呢？这也可以依据它产生仁德的契机，而确定根本所在了。

全篇以空灵运笔，而题目中的蕴藉之意已森然显现。言辞简练而道理丰富，四面八方都得以展现。想要发挥大力量的人，应当效仿这类文章。而那些诡谲俊逸、排比对偶，牵扯题目之外旁枝末节的人，应当立即戒除。【艾千子】

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乱，这是怎样的气象。所以“为仁”二字，只在上文中涵泳体会即可。“也者其与”神理自然，意味深长。因为这一节是补足上文的话，并非推开另说的话。振笔直书，如同写家信，如同与乡里人叙旧，津津有味地说个不停。曲折饱满都是真意自然流露，更不需要修饰一句。这是大家最上品的文章。章公的文章以刻削坚核为宗旨，意之所至，无微不入。境界逼仄，力量用尽，也没有留有余地。得到孔子家法的地方很多，所以当时人认为有“子气”。然而也自成一家，并非抄套子书而成的。他自信锐利，多不顾及安顿之处，颇好逞示杜撰的见解，这是他的短处。

孝弟也

○敬事而信

章世纯

治理国家的方法，有所特别优先的。治理并非只有一种方法，而敬与信，则是首先要谋划的。失去这两个，就无法作为根本统绪了。况且君主制定国家的高低等级而执行政令，应当在施令时慎重，而使百姓容易遵守。施令慎重，是以参验来考核；容易遵守，百姓可以期待。事情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政令有推行的，也有废弃的。事情的成功，必定在于敬慎；它的失败，必定在于轻慢。轻慢极其细微，等到陷入困境就难以补救了。重视功效的人畏惧事情，看到有利可图，就必定前后考虑可能的危害；看到可以获得，就必定前后考虑可能的损失。思虑成熟而得到事理，得到事理而必定成功。像这样施行，必定有决断之美；达到目的，必定有始终之美；而见到的功效也必定很多。既然这样，群臣百官，知道君主谨慎明察，也必定不敢用可疑的事情试探君主；他们坚守职守，也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