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上

译《大明会典》是奉睿宗皇帝的命令，由大学士李贤等人编纂的；《大明会典》是奉孝宗皇帝的命令，由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编纂的。如果认为这两部书是圣人的制度，那么谁敢议论呢？既然出自这两位大臣之手，确实不能没有瑕疵。况且祖宗的功业超过汉、唐，也应当有媲美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不应当在细微末节上纠缠，也不应当在文辞上受到牵制。而李贤等人所记载的沿革、郡名、人物古迹，往往抄袭摘取书籍中的字句，如同诗人描绘的华丽辞藻，不足以彰显王者的制度。而职官事例，又多追求简略省减，一代的制度沿革，模糊得无法考证。既然祖宗的疆域，是自古所未有的；而祖宗的制度记载，也是自古所未有的。却如此漫不经心，这就是两位大臣的过错。

译当今皇帝中兴，立志效法古人，已经命令有关部门重修《会典》，那么《一统志》也将按次序修撰了。开局执笔的人，固然都是一代中的杰出人才和博学之士，必定有他们的见解，以扩充圣上的意旨。但我仍认为，彰显往昔的事迹，弘扬美好的功业，以继承于无穷后世，应当托付给一代的宗师。而其体裁，应当仿效《禹贡》、《周官》的书籍，叙述山川必须先说明其源头和流向，对于田地、物产和贡赋，尤其必须记载详细。至于民风土俗，则大致采用汉代《地理志》及后世图经的方法。叙述官职必须先明确其体制系统，对于建置、废除和沿革，都要保留其旧制。至于臣下的议论建议，也如同历代书志、通考之类，一并保存并记载。我又私下认为，修书的臣子，在高帝时期多延揽天下有文学才能的人，如梁寅、徐一夔等人，都以儒士身份在局中任职。现在拘泥于科举科目，这是第一不可。苏洵修礼书，必定想要用真实的记录来昭示后世。现在动不动就有避讳，使人无法考证实情，这是第二不可。自古写书的人，大多出自一人之手。现在局务既已开启，议论纷繁，分门别类撰写，文体不统一，这是第三不可。古时的文章，必定先确立体制；现在的文章，驰骋浸淫到了极点，却不追求古雅，体裁不明确，义例不确立，这是第四不可。明朝兴起以来一百七十年，难道没有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来编纂成一代的典章吗？我狂妄僭越说到这些，希望执事者宽恕我。

○第二问

君王既然凭借自身使天下达到大治，尤其必须思考如何继承这种治世，并遗留万世的基业。所以天下的根本，在于太子。太子的教育，不可不预先进行。夏商周三代已经久远，它们的遗法至今尚存。禹有典则，而启恭敬地继承；汤有风教之失，而太甲最终允诺德行；文王、武王有谋略训诫，而成王、康王相继成为周朝的贤明君主。确实因为天下之大，百姓之众，天命的兴衰，祖宗事业的继承或败坏，都依赖于一人。所以说“一人成为贤良，万邦因此安定”，说的就是太子。太子的教育，是万世所系属的。

恭敬地认为上天眷顾保佑，我皇上诞生贤明的太子，确立东宫的称号；子孙繁衍，广封藩王辅佐。皇子依靠天恩能够穿衣，即将出阁讲读。宗庙社稷喜庆吉祥，臣民共同庆贺。远查古典，近考制度。斟酌增减，以适应万世的适中标准，以辅佐我皇上盛德至意，这不仅文学法从的臣子有此心意，也是江湖之士所共同期望的。我所期望于今日的，固然是三代的事业而已，汉、唐、宋哪里值得称道？现在六傅的设置，宾客的制度，崇文、崇贤府坊馆局的建立，官职虽然完备，但不是古代三公三少的旧制。《帝范》的书，《戒子》的篇，元良的论述，承华要略的制定，教育虽然详细，但不是古代典则的遗留。

古代法则存在于今天的，只有周制最为详细。可以考证的，在二戴的《礼记》以及所称明堂青史氏的记录中。古代胎教，王后怀孕七日，就进入宴室。太史拿着铜器，站在门左。太宰拿着量器，站在门右。等到三个月，王后所要求的声音如果不是礼乐，太师包起瑟来说不习惯；所要求的滋味如果不是正味，太宰倚着量器说：不敢用来侍奉王太子。太子出生，有士人背负的礼仪，有从诸母中选择的礼仪，有知道妃色就学的礼仪，有记录过错的史官，有撤去膳食的宰官，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乐工诵读箴言，盲人诵读诗歌，百工拿着技艺之事来进谏。有三公三少：保，保护他的身体；傅，教导他德义；师，引导他教训。所以成王出生，仁者养育他，孝者怀抱他，四位贤人陪伴他，因此德行成就。

后世的官职不是三代的官职，教育也不是三代的教育，开始制定法则的人，既没有周密详细的考虑，而且他们的言论，又没有亲身实践心得作为根本。而官僚并立，辞旨重复，只是一时的美观罢了。汉高祖、文帝的盛世，所尊崇任用的，是叔孙通、晁错等人，最终导致惠帝因懦弱怯懦废弛政事，景帝因任用刻薄残害百姓。武帝开设博望苑，以接待宾客，宾客多凭奇异方术进身，而太子后来遭遇巫蛊之祸。唐太宗教育他的儿子非常详细，而聚麀之耻，实际上是用自身行为教诲的。宋朝家法虽然严格。但其教育，也不切合身心性情的实际。汉、唐、宋为天下谋划的，未曾不详细，而根本之地，如此旷废粗略，这适宜他们立国仅仅到此为止。

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宏大的谋略远大的考虑，没有不是三代的法则，而万世的计策。立国之初，各种事务繁忙，首先建立大本堂，图史充满其中，招揽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经经理，阐述治道。又编写《昭鉴录》，使他知道前代太子诸王中善的可以作为法则，恶的可以作为鉴戒。而成祖文皇帝又编写《文华宝鉴》，大概是因为学习而不知道前代的缘故，就不足以有所感发而惩戒。成祖的书，完全依据太祖的意思，虽然一事之善恶，都在所收录之中。固然以自身为天下所系属，善恶起于细微，而治乱的关键在于此，尤其不可以不严格。

今日想要举用三代的典章，继承祖宗的志向，

译这也应当有可以陈述的道理了。我斗胆列举那些应当紧急处理的事项：第一是选拔东宫属官。从前太祖不设置专职官员，而是由公卿兼任，以防止后世出现离间太子的祸患。虽然官衔列在朝廷班列之中，但职责却专门在于训导，不应该仅仅选取有文采的人，而应当任用道德高尚、可以为人师表的人。家丞、庶子等职，都应当选用贤良之士，以胜任其职责。第二是谨慎选择与太子相处的人。太子虽然有东宫属官，但他日常经常相处的，却是保姆、内侍、小黄门这类人。女子和小人，如果引导他们产生不良之心，尤其应当防备忧虑。应当挑选那些品德淳朴、谨慎厚道的人，让他们逐渐在道德义理中浸润熏陶，而不觉察。第三是礼敬师傅。如果尊卑的界限隔阂太大，那么属官就无法尽忠。从前懿文太子对待宋濂，仁宗、宣宗对待杨士奇，他们相互亲近礼敬，反复辩论讨论，就像家人父子一样。太子既有作为儿子的道义，也有作为臣子的道义，不应当疏略对待师友的礼节，以免造成隔阂乖违的祸患。第四是明确实学。世俗的儒生大都说天子的学问，与平民不同。文华殿进讲，不过是采录经书中的几条内容，以应付旧例，这哪里是为了深入探究圣人的奥妙呢？必须先专攻一经，然后依次推广到其他经典。第五是辨别仪制等级。因为富贵到了极点，就会随心所欲，所以《周礼》中有王后、世子不举行宴会的规定，用来节制，使他们不过分。现在应当饮食衣服，都有制度规范，又使太子和诸王，礼仪等级必须有所区别，用来防微杜渐，巩固万年的基业。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执事您采纳这些意见并上报给皇上。

译○第三问

夏、商、周三代的音乐，没有流传于世。在遗留的经典中，仅有可以考证的内容。君子在千百年之后追寻那些残缺散佚的文献，通过它们的文辞来探求其中的意旨，掌握了意旨之后，才足以融会贯通其文辞。然而，必须能够深入探究古人的心意，将根本与枝末、源头与流变统一起来，然后才可以斟酌古今，拟定议度，作为恢复古制的开端，但这并不是容易说到的。

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世间的君子，往往说应当振兴礼乐。礼乐哪里是容易振兴的呢？从汉朝到现在，几千百年间，贤明的君主和良臣，一起叹息感慨，讲求搜集，最终没有能够恢复三代旧制的。而儒者又从而贬低这种说法，认为礼的根本在于养育人民，稍微有些偏差，就是过度而伤害人民了。大概是说随着时代可以制作礼乐，而不必完全符合三代。却不知道三代的礼乐如果舍弃了，那么天下就没有所谓的礼乐了。因为三代的制度，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从最初开始，累世相承以此治理，从而逐渐达到完备。虽然时代有变革，但不过是在其中进退增减罢了。所以不同时代不能不沿袭的，是礼的根本；所不沿袭的，是礼的枝末。不同时代不能不遵循的，是乐的根本；所不遵循的，是乐的枝末。因为三代的圣人，都因袭了累世的旧制，所以他们的音乐容易举荐而可行。到了后世，一切荡然无存，又没有圣人起来振兴它。想要在这已经废弃之后去考察，难道不难吗！

音乐的由来已经很久了。黄帝让伶伦截断大夏山的竹子两节来吹奏，作为黄钟的宫音。制作十二根律管，来听凤凰的鸣叫。比照黄钟的宫音而生出其他音律，作为律法的根本。所以后世都尊崇黄帝的音乐。《周礼》中，大司乐用乐舞来教育国子，舞蹈包括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大武。分别音乐并排列次序，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舞蹈大韶，用来祭祀四方神灵；演奏蕤宾、歌唱函钟、舞蹈大夏，用来祭祀山川；演奏夷则、歌唱小吕、舞蹈大�，用来享祭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舞蹈大武，用来享祭先祖。通过九次变化来招致天神、地祇、人鬼。这本来是九�、六英、六列的遗存。黄帝的清角、英、招，其根本声音本来就在这里。世人自己不能察觉，只知道在洞庭的荒野中寻求太古之音。却不知道周朝兴盛时，本来已经具备了六代的音乐，而《周官》难道是伪书吗？

解说的人说，其中排列的“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为征，姑洗为羽”，这是律管相互吹奏的关系。“函钟为宫，太�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这是律管相互生成的关系。“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为征，应钟为羽”，这是律管相互配合的关系。音乐的变化数目，都使用其宫音的本数。黄钟在子位，子数是九，所以九次变化而终结。夹钟在卯位，卯数是六，所以六次变化而完毕。林钟在未位，未数是八，所以八次变化而停止。其最终用来感动天神、地祇、人鬼的，并不是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去牵强附会天社、虚危之类的说法。至和之气，寄托在器物中而依托于声音，感应自然的道理，无所不通，区分天地人的，只是说话的角度不同罢了。《虞书》、《商颂》，推究起来本来就有相合的地方。《文中子》说：“教化到了九次变化，王道难道不明了吗？所以音乐到了九次变化而淳和之气就融洽了。凤凰为什么还要隐藏呢？”大概圣人的制度，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并不是截然划分为几个朝代的音乐。成周兼用它们，用六代的音乐配合十二个调，每种音乐两个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配合。其感动神灵，自有不可抑制的力量。所以说：天与人，有相通的地方，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做善事的，天回报以福；做恶事的，天降下灾祸，这是自然的道理。其他书中所记载的，师文、师开弹琴，师涓写下濮水上的元声，其感通阴阳，通达万物，大体上其道理是不可欺骗的。

可惜啊，周朝衰微，王者不再兴起，天地之气不再相应，而淫乱过度、凶险轻慢的声音，竞相用来夸耀。浸淫到后世，先王的制度，于是不可考证。汉朝的制氏，“只能得到其铿锵鼓舞的表象，而不能说出其意义。”后来河间献王所得到的雅乐，天子只让太常按时保存练习，不让在郊庙演奏。其郊庙以及所奏御用的，都是俗乐淫声。西汉一代文章兴盛，名卿才士辈出，而最终没有能够振兴礼乐的。而亡国的新声，随着时代变化日益增加。从此以后，难道还能期望吗？前世号称懂音乐的人，如荀勖、阮咸、张文收、万�、王朴等人，最终也没有能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而牛弘、何妥、郑�、李照、阮逸、范�、司马光之流，纷纷不能决断。而士大夫的议论，常常与工匠乐师的说法相违背，固有所谓订正虽然详细，但铿锵不协调；辨析虽然可听，但考击不成声；茫然无知像盲人没有眼睛，用手摸索寻找，描绘事物的形状很难。这没有别的原因，先王的制度已经废弃，后来的人虽然想要竭尽心思去推测摹拟千百年前的制度，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音乐，汉朝以前由有司掌管，没有不知道其意义的；汉朝以后儒者寻求它，而最终没有

译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有传承与无传承的区别，又缺乏先王制定的法度来加以制约。

译虽然如此，音乐的道理千世只有一条，不会因为有所传承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无所传承而消亡。它的根源在于人心。人心的波动，是外物使之如此。情感在内心触动而发出声音，即使形成了文辞，称为音。将音律配合起来加以演奏，并配合干戚羽旄等舞具，称为乐。千古以来人心不灭，那么千古以来的人都能够制作音乐。然而世上谈论音乐的人，不探求音乐的根本，却只在音乐的数理细节上斤斤计较。那些数理是可以知晓的，但其义理却难以知晓。知晓了义理，那么根本和枝节就能一以贯之了。后来的人不加体察，却在墙壁、羡道、尺度的细微之处耗尽精力，在累黍多寡的毫厘之间反复较量，对钟律洪杀的节奏产生疑惑，在五声、十二律、变宫、变徵的差异中纷纭争论。音乐固然不能脱离器物和数理，但如果沉溺于器物数理之中，那么精力耗费得越多，数理反而越容易失准。

何不回归根本呢？太史公说：“神使气，气就形，细微的是气，更细微的是声，圣人顺应神气而拥有它们，虽然微妙但必然有效。”庄周说：“以天道演奏，以人道验证，以礼义推行，以人情建立”；“天机不张扬，而五官都完备，这就叫做乐，没有言语而内心喜悦”。古时候百姓和谐，万物顺遂，声律与身度相合。五音，是天音；八声，是天化；七始，是天统；秋天奉养老人而冬天喂养孤儿，勃然兴起音乐于大鹿之野。那么明君在上，休养生息，用和谐之气陶冶百姓，万物生长各得其所，而天地的戾气不发作。然后吹律管以产生尺度，命令神瞽来书写中声，以黄钟作为声气的本源，那么太和熏蒸、八风顺序、凤凰来仪、百兽起舞的治世，就可以重新追回了。如果不这样，即使设立机构、设置官员，招选天下知音之士，来研究律吕的精微，没有不符合先王的。这是瞽史的事情，而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第四问

君王的兴起，必定有一代的大臣，来辅佐天下的治理，而成就弘济的功业。如果有这样的君王而没有这样的大臣，那么君主常常忧虑得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君主的事务无处寄托；如果有这样的大臣而没有这样的君王，那么臣下常常忧虑遇不到明君，而臣下的才能无处施展。然而上天将要开启一代的治世，而开启君臣明良的际会，既然生出了这样的君王，让他成就摧陷廓清的功业；那么必定生出这样的大臣，来成就协谋参赞的力量。大概天下的形势，混乱到了极点就会走向治理，上天爱民的深厚，必定不会让百姓最终陷于这种境地。所以圣人出生，是为了安定百姓。而圣人对于天下，又不是靠一只手一只脚就能成就功业的；必定得到足以办理我事务的人，所以贤臣出生，是为了辅佐圣人。自古以来大乱的世道，没有没有圣人而可以达成治理的，也没有没有贤臣而可以弘扬教化的。如同云从龙、风从虎，气类自然感应，相互需要而成就，相互等待而结合，又怎么知道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呢？

尧以前，如风后、力牧、常先、太鸿之类，经典中没有记载，无法加以论述了。《虞书》所载的九官十二牧，条理分明可以考证。三代以后，通过革命而拥有天下：那么有如成汤，有一德之臣伊尹，而后才有升陑的军队；武王有鹰扬之臣太公，而后才有牧野的会师。至于毕公、散宜生、周公、召公之类，都凭借圣人的德行，奔走效力，抵御外侮，疏附近臣，《诗》《书》所称颂，有大功以配享先王，以及他们的子孙，凭借他们的福泽而拥有国家数百年，大概其盛况是难以企及的。

三代以后，汉高祖起于布衣，诛灭秦朝、压制项羽，从而拥有天下。而淮阴侯、绛侯、灌婴之类，摧锋陷阵，以成就百战的功业，而当时称萧何、韩信、张良，这三个人尤为显赫。光武帝承接王莽的乱世，在南阳奋起，恢复旧物，那么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冯异、马援、岑彭、来歙之类宣示他们的力量。唐太宗在晋阳举兵，平定隋朝的混乱，那么有刘弘基、李绩、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类成就他们的功勋。宋太祖接受后周的禅让，去除五代战争的祸患，使天下达到太平，那么有赵普、潘美、曹彬之类竭尽他们的谋略。天下不可以没有君王，所以设立君王；设立君王，不可以没有大臣，所以生出大臣来辅佐他。有尧、舜、三代的君王，那么必定有尧、舜、三代的大臣；有汉唐宋的君王，那么必定有汉唐宋的大臣。上天爱民很久了，不这样，怎么能平定祸乱，成就太平呢？

感慨自从胡元入主中国，天下腥膻将近百年。不久运势穷尽、天数极至，上天怜悯百姓的混乱，于是生出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除中原的戎狄，拯救天下的祸患，而援救沉溺的生民。数年之间，平定金陵，平定吴会，攻克荆襄闽广，胡虏不战而逃窜安息于狼望之北。这确实是宇宙以来未曾有的功勋，而圣人独自禀受全智，功高万古，神妙的谋略和庙堂的计算，有不是他人所能赞颂其万一的。而一时的大臣应运而生，都起于淮甸之

译其间，抓住时机，顺应际遇，以成就非凡的功勋，就像高祖在丰沛、光武在南阳那样，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要为我们国家开启亿万年无边无际的太平治世。所以圣祖在上兴起，众臣在下景仰归附，乘着风云际会的时机，依托如日月光辉般的恩泽，将功绩显扬于鼎彝之上，铭刻于史册之中，有许多不是一时能够详尽叙述的。那些伟大的功勋光辉灿烂地照耀在天地之间，像中山武宁王以下的六位王，他们的功劳尤为显赫。天下的人至今还能称道。其他如朱文正、李文忠，都凭借内外亲属的关系，而郭子兴、郭英、吴良、吴祯、廖永忠、永安等人，则凭借父子兄弟的情谊，先后致力于其间，效死尽忠。大抵统领大军，以不滥杀为威严，而深沉坚毅善于谋划，一言而定大事，武宁王的功劳最大。而开平王在漠北穷追敌虏，黔宁王在滇南建立功勋，这是方面军中最显著的功劳。其他有的安抚一座城池，有的平定一方土地，有的独当一面手握兵权，有的分镇一方受命托付，有的激发同仇敌忾以怒斥寇贼，有的以歼灭敌人为目标，谁不是体现天地好生的德行，勤勉执行皇祖安定集成的命令，对华夏有功，对百姓有恩呢？国史所记载的，固然无法完全目睹。而往往见于儒臣的铭文、颂章、碑志之间，这是我私下所知晓的万分之一。因此想到一百六七十年间，父子兄弟在太平盛世中养育成长，国内没有战乱的祸患，警戒敌虏的屏障，固然是我高皇帝天覆地载的功劳；众臣匡正扶持、辅助协作的力量，也是不可缺少的。

译《尚书》说：“文王、武王光明伟大，能够谨慎地发扬美德。光辉上达于天，恩泽下布于民。因此上帝，将天命集于文王。也是那些先代贤臣，能够辅佐昭明地侍奉他们的君主。无论大小谋略，没有不遵从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今太庙已经配享祭祀，功臣庙又有专门的祠庙，金书铁券、山河带砺的盟约，至今没有废弃。近来皇上又兴起灭亡的诸侯，继承断绝的世系，开启庙藏，阅览旧时的记载，以昭示元功侯爵的籍录，使开平、宁河、岐阳、诚意的赏赐，得以延续于世。我们国家对于功臣的酬报，可以说没有遗憾了。但是太平日子久了，作为功臣子孙的人，有的在富贵中骄横放纵，不能体会祖辈父辈的心意，时常触犯法律禁令。如果因此抛弃他们，又于心不忍，却又难免受到“厚德掩盖了过失，选拔人才时遗漏了贤能”的讥讽。那么高皇帝告诫武臣的大诰，文皇帝训诫的铁榜，今天确实不能不重申并加以训诫了。《尚书》说：“古代我们的先王，与你们的祖辈父辈，共同经历安逸与勤劳，我怎敢动用不合理的刑罚。世代选拔你们的功劳，我不掩盖你们的善行，我在先王面前举行大祭，你们的祖先也一同参与受祭。降福降灾，我不敢动用不合理的德行。”恭敬地把它作为今天的进献。

○第五问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养育百姓的生计；后来治理天下的人，听任百姓自谋生计。听任百姓自谋生计是可以的，却又进而从中索取；索取是可以的，却不寻求使索取可持续的方法，那么我们的索取就会无穷无尽，而百姓的生计就会日益困顿。百姓困顿而我们的索取将得不到回应，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两方面都陷入困境而相互伤害，这怎么善后呢？这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

我们国家建都北平，每年从东南运输数百万石粮食进入京城。船只首尾相接，连接江淮。加上各地的土特产贡品，金银丝绸锦绣，用来供给高官王服，每年常常不断。从百姓那里索取的不少了。而近年来，百姓生计日益憔悴，国家赋税日益亏缺，水旱灾害接连发生，有关部门常常忧虑不知如何筹划。然而只知道从百姓那里索取，却不知道如何救灾抗患、给予百姓最大的利益。大概西北的田地，其水旱常常听凭上天；而东南的田地，其水旱常常由人控制。因为那里有三江、五湖的灌注，而东南又濒临大海，有堤防蓄泄，即使常年多雨或常年干旱，也可以没有忧患。所以过去谈论水利的人首先重视这一点。

《禹贡》说：“三江已经入海，震泽才安定。”震泽就是今天的太湖。《周礼》所说的具区、五湖，大概是地方相同而名称不同。《尔雅》说：“具区。”郭景纯说：“吴、越之间有具区，周围五百里，所以叫五湖。”他说五湖，就像江说九江一样。春秋时越国与吴国在五湖交战，难道太湖之外还有四个湖吗？那些所谓具区、洮隔、彭蠡、青草湖、洞庭湖，以及季氏图中把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作为五湖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大禹治理扬州的水，西边没有比彭蠡更大的，东边没有比震泽更大的。想要安定震泽的水，在于疏通它的下游。三江流入大海，然后震泽就没有泛滥的忧患。震泽本来就是吞吐众水的。西北有宣州、歙州、芜湖、荆溪、宜兴、溧阳、溧阳等郡的水，西南有天目山、富阳、分水、湖州、杭州等山溪奔流注入的水，汇聚在湖中。然后由震泽、吴江长桥，向东流入松江青龙江而入海。溧阳上游，古代有五座堰来节制宣州、歙州、金陵、九阳江的水。宜兴下游，有百渎来疏通荆溪所接纳的水。江阴以东，有运河泄水入江。宜兴以西，有夹苎、干与、塘口、大等渎泄四水。这是治理源头和归宿的方法。三江，是东南泄水的尾闾；三江的水流不迅疾，那么海潮就会逆流而上，每天淤塞，而下游不通。所以吴淞江的疏导，不能不优先进行，而所有太湖以下流入大海的江河，都不能不加以重视。

过去宋朝单锷曾经疏浚东南水利书，苏东坡认为有利于百姓，在朝廷上条陈其事，但也未能实行，大概是因为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稍有为国家长远打算的建议，一定认为迂远劳民而不可用；所以治理国家的考虑，常常遭到阻碍而不能实行。自从汉朝以来，天下的用度，不完全依赖东南。到了唐、宋，东南的百姓才开始出力供给天下的用度。然而自从吴、越割据这里，能够修治水利以自给。对外侍奉大国，对内不缺乏朝廷的用度。所以他们的国家不困穷，而百姓还足以支撑。等到天下全盛，江南不丰收，就从浙右取粮；浙右不丰收，就从淮南取粮。于是圩田河塘，因循废弛，而坐失东南的大利，以至于今天。钱氏以一方之力使用，因为治理专一，所以常常够用；现在以天下之力使用，因为治理泛泛，所以常常不够用。唉！以天下之大而不依赖东南，就可以坐视而不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专门仰给于东南，又怎么可以不考察其利弊而仔细谋划呢？

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理水利常有成绩。然而一百多年来，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有关部门按照旧例修举

译事情已经漫不经心，没有人知道旧日的遗迹存在哪里了。甚至又归咎于国家贫困、百姓困乏。国家贫困、百姓困乏已经如此了，如果任由他们困乏贫困下去，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这也应当延请寻访故老，遍考前人的论述，来探求今天适宜的做法；又不必专门拘泥于古代的遗迹，而只观察水势顺流的方向。大概古今天时地势，山陵山谷、丘陵深渊，历代都有变迁移动，一定要凭空挖掘去寻找旧日的遗迹，我担心力气耗费越多，费用支出越广，最终却无法成功，反而被那些只求暂时安逸的人所嗤笑。大禹疏导水流，只是顺着它自然的样子罢了。五堰百渎，可以恢复的就恢复它们；白蚬、安亭、青龙江，可以开凿的就开凿它们。有的作为纵浦；有的作为横塘；有的设置沿海的堤岸，堤岸上设置斗门，使通向大海的渠河，不被潮泥淤塞；抵御灾害的堤塘，不至于被摧毁破坏。并且督促掌管水利的官员，经常巡视查看，禁止富户豪强碾压研磨芦苇茭荷陂塘、阻塞上游，并仿效钱氏遗留的方法，收取回流之利，供养清理淤泥的士卒，轮流更替服役来疏浚河道。这样之后，利益兴起而且可以长久，祸害革除而百姓不困乏。如果不这样，就像近来曾经疏浚白茆，没过多久，就逐渐淤塞，这是可以引以为戒的。现在那些富人拥有良田美庄，尚且不让他们荒芜而加以用心，何况东南地区用来供给天下的费用呢？

译况且这种水利之法，并非只在东南地区可以推行。齐鲁之地，难道不是古代的中原吗？几天不下雨，庄稼就都枯死；黄茅白苇，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相继成为沟渠中的枯骨。这都是因为沟渠制度废弛的缘故。应当稍微仿效古代匠人开凿沟洫的方法，招募江南没有土地的百姓来从事这项工作。因为在古吴地可以连通三江、五湖；在齐地可以连通淄水、济水之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开凿洪沟，以连通宋、郑、陈、蔡、曹、卫等地，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汇合；而朔方、两河、河西、酒泉都引黄河水；关中地区，湋渠、灵轵引各种水源；东海引巨定水；泰山脚下引汶水：都开凿渠道灌溉田地万余顷。难道只有三江、五湖才有利益吗？全面推行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振兴西北地区的利益，而且东南地区的漕运费用也能稍微节省一些。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人。不要仅仅归咎于气运命数，而把议论政事的人视为迂腐。【这篇文章，各家的选本都颠倒错乱不可阅读。现在依据钱牧斋先生收藏的版本】

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庆元年丁卯浙江乡试时，太仆寺少卿以长兴县令的身份进入外帘，这是主考官委托代写的文章】

问：自古以来帝王确立统治、垂示法统，为后世做打算，如大禹有典章法则，商汤有风教愆失的训诫，周文王、武王有谋略功业，他们的子孙能够恭敬地继承，所以夏、商都享有国运长久，周朝超过其历数达到八百年。汉朝、唐朝以后，大概没有能比得上这种隆盛的。我们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明命，广泛接受四方归附。在位时间长久，在万机政务之余，常常亲自著书立说。深思远览，从自身内心到天下国家，没有一件事不留下教诲。而《祖训》一书，为圣明的子孙考虑，尤其详尽周密。其中的大经大法，世代遵守，如同日月般昭明，本来不需要赞颂叙述。至于那些微言大义、至理名言，是当今圣天子需要深思领悟的，可以详细阐述吗？

我们世宗肃皇帝临终前的言语，告诫深切。皇上孝心无限，遵从遗命，改元的一道诏书，如风行雷动。乃至荒远偏僻之地，所有百姓，无不拭目观看德化。伏读诏旨，称郊祀社稷等礼仪，都考察祖宗旧典，斟酌改正，由此可以仰窥圣天子效法祖宗的盛心。诏条所列，固然首要奉行皇考的教诲。其中与皇祖训诫相符合契合的地方，也可以叙述其大概吗？

臣子为君父陈述烈祖的训诫，这是忠爱到了极点。即使有巨大的美德而不彰显，怎么能仰答皇恩于万一呢？

各位士子详细回答。将把这些话报告给当朝皇帝。

帝王统治天下，想要垂示万世的法统，必定要使谋虑深远；想要保全万世的基业，必定要使继承守成勤勉。谋虑以垂示法统，是仁爱的周全；继承守成以保全基业，是恭敬的极致。因此德业光辉昭著，而心源连续不断；显赫地继承大业，而保佑启迪无穷。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他们的祖宗在前开创，而子孙在后继承，之所以长世而不衰败，就是运用这个道理。请借这个问题来陈述：

从前唐尧、虞舜时期，将天下相授受，并展示“精一”、“执中”的宗旨。他们平时在朝堂上相互告知议论的，无非是这个道理。然而仍然谆谆告诫，实在是因为天下是重器，不能不为之长远考虑。所以把天下给别人，并且把治理天下的方法一起给他，这才知道如何给予天下；接受别人的天下，并且把治理天下的方法一起接受，这才知道如何接受天下。不然，仅仅把天下相传，那就不是尧授予舜、舜授予禹的方式了。三位圣人当面授受，尚且如此，何况祖宗的天下，传给子孙，能不为之长远考虑吗？确实想到今日得到天下的艰难，而他日保全天下更加艰难，所以留下训诫为子孙打算，不能不详尽且深切。因此“圣人有谋略训诫，明显征验以安定保全”，大禹只有这些训诫，而他的子孙能够恭敬继承；夏朝的历数达到四百年。“圣人的谋略浩大，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商汤只有这些训诫，而他的子孙能够遵从，商朝的历数达到六百年。文王、武王“宣扬重光，奠定礼制陈列教化”，所以子孙继承守成大训，不敢昏乱违背，周朝的历数达到八百年。大概禹、汤、文、武为子孙考虑天下，如此周全；而启、太甲、成王、康王保全天下，如此极致。

我们太祖高皇帝承受天命，拥有华夏大地。圣武神文，天经地纬。削平篡位叛乱，海内安宁。选拔天下的贤才俊杰，共同修明政治刑罚。闲暇时又亲自挥毫著述，深思所及，动辄成书。如《存心》、《省躬》等录，以至《孝慈》、《女戒》、昭鉴》，其中大的如三编《大诰》、《资世通訓》、《洪范》的注解，以及又有意命群臣纂修《宝训》、《律诰》《职掌》、《集礼》等书，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没有如此丰富的。至于《祖训》录，特别为圣明的子孙做深远考虑，尤其详尽且深切。曾经自叙说：“创业之初，备尝艰苦，人情伪诈，也颇知晓。自从平定武昌以来，预先制定法律政令，颁布施行。至于

译开导后人，又撰写《祖训》一篇，确立为固定的法则。大字书写张贴在西厢房，早晚观看阅览，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从头到尾历时六年，总共誊写七次草稿才最终定稿。我的子孙恭敬奉行我的命令，不辜负我垂示训诫的本意，天地祖宗，也将永远护佑他们了。”于是颁赐给各位亲王，并且抄录在谨身殿、乾清宫、东宫的墙壁上。于是环顾侍臣说：“我撰写《祖训录》，是用来垂示训诫子孙的。我经历世事变故，创业艰难，常常担忧子孙不知道坚守什么，所以写了这本书。日夜思考，详尽周全。推敲梳理六年，才最终编成。后世子孙遵守它，就能永远保有天命福禄。”多么宏大的圣言啊！确实是万世圣明的子孙，应当恭敬承受并谨慎遵守的。

译这本书的目录，有称为“圣训首章”的，又有称为“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的。它的篇章简要，但条理贯通没有遗漏；纲领宏大，而精微之处也都详尽知晓。历代都珍视它，把它作为重要的训诫。至于朝廷的典章制度，百官各司所执行的事务，不必全部叙述。请举出一两条来明确说明。

有说：“凡是古代帝王，都以天下为忧。守成的君主，常存敬畏之心，以祖宗担忧天下为心，就应当永远承受上天的眷顾。”圣祖起于平民百姓，当时僭越称王、背叛国家的人，被铲除殆尽，天下空旷平静，尚且还惴惴不安，害怕天下人起来互相倾轧。何况自古以来，太平时间长久，没有永远安静的国家。而南面称尊的供奉，那些能娱乐耳目、愉悦心意的东西，纷纷呈现在面前，君主如果能时常怀有警戒恐惧之心，在深宫幽静之中，此心卓然清明，那么安逸享乐之欲就不会产生，而思虑周全于天下，祸乱的萌芽也就无法产生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

又说：“忧虑常存心中，那么百姓安宁，国家稳固。”大概是希望风雨按时，田里的庄稼丰收，让百姓得以生存。又说：“四方发生水旱灾害，应当查验国家的积蓄，优厚地免除税粮。即使当年没有灾害，选择土地贫瘠、百姓贫困的地方，也优厚地免除税粮。”圣祖虽然身在深宫，甚至对于严寒酷暑、风雨变化，没有不关心的。当时各项事务刚刚创立，建立都城、分封诸侯，征伐四方，费用广大。而免除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不下达。现在天下太平，而大司农（掌管财政的官员）却常常报告财政匮乏。一年收成不好，就商议改变征收方式或连带征收，有关部门还互相观望，认为这是荒废了皇恩。如果民间百姓得不到免除租税的恩惠，百姓靠什么维持生活！圣明的君主既然长久地养育百姓，思念小民的依靠，选拔勉励农事的官员，广泛施予减免借贷的恩泽，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乐于生存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

又说：“帝王处于安定之中，常怀警戒防备之心。行动止息必须详察人事，审慎使用服饰器物。仰观天道，俯察地理，都没有灾变，然后才运用权柄。”【此处可能有缺文】

圣祖亲自穿戴铠甲，出入军队之间。等到成为天子，仍然如此谨慎防备。君主必须庄严神圣的居所，谨慎出入的时机，端正安坐，神色肃穆，仪态端正。和鸾（车上的铃铛）节奏协调，清道而行；开设延英阁，让杰出老成的士人登堂，早晚接见，抽绎询问，考察古代验证当今，那么圣德日益修养，上天的眷顾日益深厚，也不必在意外防备上耗费心力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

又说：“平日修身之道，没有亲近狎昵优伶的过失，没有酣歌夜饮的欢乐。正宫没有放纵自己的权力，妃嫔没有窥探专权的野心。”又说：“内府日常饮食所用的物品，在内廷设立机构，职名既定，关键在于遵守。”所以当时《日历圣政记》所称，后妃居中，不干预丝毫政事；外戚也遵循道理畏惧法律，不敢倚仗宠幸来祸害百姓。宦官之类的人，只供给扫除的劳役。本朝的家法，超越前代如此。至今阴教（后宫教化）修明，后宫秩序井然，尤其希望体察圣祖遵循周礼设立机构的意义，修治掖庭永巷的职分，使佩戴金貂装饰的人，有庄重谨慎诚信的美好品德，没有嬉戏傲慢骄纵的过错。左右近臣端正，那么王爵天宪就不会旁落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

又说：“四方各戎族，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供给；得到他们的百姓，不足以役使。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仗中国富强，无故兴兵，导致伤害人命。只是胡戎与西北边境，非常接近，累世战争，必须选拔将领训练士兵，以谨慎防备。”今天抵御西北的虏寇，上策在于不进攻，下策在于不善防守。谨慎防备边塞，将他们驱逐出中国，抵御的方法，只有这一种罢了。如果想要打开边界的缺口，在狼望以北寻求快意，必定没有侥幸成功的可能。圣祖曾经告诫诸王不要远出开平，说：“守边的关键，没有不以前谋为急的，所以我对于北边的虏寇，尤其加意慎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世宗肃皇帝宣扬最后的遗命，告诫深切。我们皇上改元的第一道诏书，实在是奉行皇考的教诲。明诏所说的“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继述兼善”，就是如此。至于郊社等祭祀礼仪，遵循祖训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言官增加恤录的恩惠，方士受到左道的惩罚，宗室解除甸人的拘系，卢氏施予宽释的仁政，百官严格黜陟的典制，铨选打破资格的条例，冗员申行裁省的命令，郡县区分望紧的差事，被虏者布施招怀的恩惠，歼灭敌人迅速上报功劳的簿册，至于加重贪墨的惩罚，督促勘核的报告，举荐大臣的赠谥，如闲散的名服，听任监司的荐辟，所谓推类以尽义，通变以适应时势，有难以全部叙述的。

明诏又说：“各地官员把武备当作不急之事，把玩忽寇盗当作苟且偷安，遇到贼盗妖逆，隐蔽纵容，不早点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说的担忧天下，明诏领悟到了。又说：“天下军民，十分穷困，国家用度虽然匮乏，难道忍心按照当时征派吗”

译四方听到这些消息，谁不感动流泪！拖欠的田租改为折纳或免除，以及各大官额外增派的赋税、尚方监催促办理的器物、缮部所需的竹木、兵部所需的粮草，大多停止或罢免，那么《祖训》中所说的“忧民”，在明诏中得到了体现。明诏又说：“内府各衙门供应的钱粮，朕特意节省，自然有结余。”又命令户部、工部及科道官员，稽查各监局库中的缎匹、军器、香蜡等物品，那么《祖训》中所说的内府设立机构，与《周礼》中天官的职责相合，明诏也做到了这一点。至于求贤纳谏，更是数不胜数。凡是能够端正士人风气、纠正官场邪气、安定百姓生活、充实国家用度等长远策略，仍然允许众人直言不讳。这就是《祖训》所说的防止蒙蔽而通达下情。既然如此，那么与皇祖的训诫，大概没有不相符契的。应当是天下之人，如同跌倒后猛然起身，如同聋哑后突然听见，所有有口有发的人，无不拭目以观德政教化的成就。但我仍然对皇上深思熟虑之处念念不忘。这实在是臣子忠爱之情无法抑制罢了。《尚书》说：“我承受天命，如果像夏朝那样长久，就要不废弃殷朝那样的年数。希望君王让百姓承受上天永久的命数。”我私下认为，当今圣天子颂扬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问：我们的祖宗历代圣君，每一代都有实录。记录年岁纪事，撰写功德，作为可信的历史。近来皇上深切诏令近臣，纂修世宗肃皇帝的实录，执笔的臣子，必定能够仰体皇上的心意，刻成宏大的典籍。然而我私下认为先皇帝在位时间最长，年代久远，又没有前代的记录书籍，编纂搜集，形成一家之言，似乎并非容易做到的。那么实录的名称，是从哪里起源的呢？

况且古人评论史学，常常认为这件事很难。过去刘子玄与宰相谈论两史不记录起居注，而欧阳永叔论述日历的废止，这大概是近代修史的通病。而刘子玄又说史家有三长。等到曾子固作《南齐书》序，他的论述非常美好。这两人的言论，后世多所称道，可以详细叙述吗？

现在先皇帝的史料汇集进史馆，当下的学官，各位士子都能得知。应当把所听到的记载在文章中，不要谦让推辞！

治理世间大道的人，建立一时的功业；纂述先人遗范的人，留下百世的训诫。国史真是伟大啊，它的渊源由来已久。上古帝王，继承天命确立准则，功德与天地一同流传，那些不可传承的，随着变化而消逝了；那些可以传承的，只依靠史书来保存。所以巍峨显赫的事迹，也与天地一样长久。即使在千百代之后，神圣的名号，天下人都能指着称颂，为什么呢？因为寄托在史书中的影响是无穷的。树立美好的名声而记录往日的称号，昭示远古而展示未来，史书所关联的重要性，竟然如此。近来明诏纂修我们世宗肃皇帝的实录，通行海内，广泛采集遗事。明确询问特别举出以策问诸生，怎敢不详细陈述所听到的来回答：

左右史记录言语行动，从夏商以前就有了。周朝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都是史官的职责。而诸侯各国各有国史。直到战国纷争，秦朝焚毁典籍，而史官仍然存在。汉武帝任用司马氏为太史。东汉则班固担任兰台令史，刘珍等人著述东观，都是天下的精选人才。所以《史记》、两《汉书》，冠绝后代。此后史馆著作，没有不精心挑选人才的，虽然他们的文辞不能与前古并驾齐驱，也各自是一时的美好。而陈寿以下，都模仿《汉书》的体例，往往汇集各家别录，而断代为正史。正史之外，自从唐武德年间，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人，共同确立编年体，而实录的名称从此开始。太宗以下十五位皇帝，每当改换帝位，必定纂修实录。只有宣宗、懿宗之后，因为战乱缘故缺失。然而到了五代、宋元，都沿袭这个制度。而后世修史的人，以此为依据。到了我们朝历代圣君相继，一如前代旧例，每代必定命令纂修。本来已经宣扬光辉，推崇阐明大略，金匮中的收藏，永远作为典范。祖宗的宏大基业，真正与天地永久了。

我们皇上继承登上宝位，刚在朝庙之日，就降下纶音，特别命令纂修实录，天下都仰慕圣人孝思没有极限，继承志向叙述大事的伟大。宏大啊我们世宗肃皇帝以上圣的资质，安抚中兴的运势，上比列圣二祖五宗，在位独为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震古的事，旷世的勋业，特别不同于往昔。包括旁罗，错综排列，在如今，实在是很艰难。曾经考察国初还设有起居注。而《大明日历》、《圣政记》则是学士宋濂所撰。他的序言认为有幸得以每日侍奉燕闲，十多年，记载颇为真实。让日后修实录的人，有所采撷，以传信于来世。自从起居的官职不设，而史馆论撰也很少，那么如今修史，可以凭借的手段大概寥寥无几了。千金之裘，不是一只狐狸的腋下皮；台榭的椽子，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史家所依赖的，只有广泛采集。自从司马氏还取用《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班书则世人认为都是司马迁、王商、扬雄、刘歆、刘向的笔迹。自古以来，没有不聚集众家而成的。所以唐宰相撰《时政记》，史官撰日历。而宋朝则宰相主管监修，学士主管修撰，两府撰时政，三馆修起居注这类情况，现在都废缺了，而想要在一朝一夕责成完成，大概是沿袭旧例容易用力，而创造新法难以成功啊。

我们先皇帝大的制作，大的建置，本来昭然揭诸日月，天下人所共知的。至于深宫秘庭，动静起居，群臣不能记录。圣性的渊深美好，圣德的精微，如尧的安适，如舜的深邃智慧，群臣不能测度。至于分类采取各官署供报，广泛采集群臣墓铭家状，那些进退百官，剖决章奏，裁处万事，钱谷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的典籍虽然在，查看旧府，似乎有证据，然而部门分局区别，岁月不同月份改变，缀缉穿联，想要没有矛盾，本来也很劳苦了。而一时臣工人品的善恶，心迹的疑似，殊功伟德非常之事，奸宄凶恶梼杌嵬琐的形状，墓志家状不足以尽述。大概古代修史的人，容易有所依据；虽然司马迁、班固的才华，也不能没有依据而作。如今修史的人，难在没有陈述；虽然有司马迁、班固

译有才能的人，就没有办法展现自己了。

译在唐、宋两代，史官的职责尚未荒废。刘子玄曾对萧至忠提出修史的五个不可行之处：第一点认为，汉代各郡国向太史令上报计簿，将其副本呈送丞相，东汉时群臣所撰写的史料，先汇集到公府，然后才上报兰台，所以史官记载的事情广泛；如今史官只能自行采访搜集，两部史书不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各家也不通行行状。如果如今起居注的废失，难道不像刘子玄所论述的那样吗？欧阳修认为史官职责废弛，其所撰写的史书简略，百中存一都不到，至于涉及国家大体的事情，淹没而不记载，加上时政、日历、起居注，惯例都是积压滞留，因此追修前事，年代久远，遗失无存，圣人的典章法度，于是成为废坠。如果如今追修史书积压滞留，难道不像欧阳修所论述的那样吗？

然而，良史可贵之处在于裁酌体例，广泛采录异闻，考求真实，发愤讨论，使史料归于统一。古人有言：“所见到的用不同的言辞，所听到的用不同的言辞，所传闻的用不同的言辞”。先朝的事情，尚且属于所见，就已经不同于所闻和所传闻，相差更远。我也曾阅读《武帝本纪》，各种志、表、传，都是司马迁当时撰写的。而班固、陈宗、尹敏、孟翼，共同完成《光武本纪》，以及后汉的列传、载记。当时的纪、志，大概没有废弃。自从实录专门施行，那么纪、志几乎废弃。这更是史家的缺憾。我私下认为，在实录之外，应当采用模仿司马迁、班固的著作，这不应当等待后世才确定。先皇帝的大礼、郊祀、九庙、明堂、祭祀先圣的典礼、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堤、刑法，各种兴建之事，分散在纪年中，难以融会贯通。应当让首尾贯穿，包罗汇聚，可以仿照司马迁的八书来编写。宰相百官，任免不常，可以仿照公卿志、表来编写。群臣的善恶，四方夷族的叛服，那么列传、载记都不可废弃。这就是一代的史书，不是仅仅等待数百年之后才编写的。仅仅依赖实录一书，遗漏的太多了。这是当今史馆应当商议的。

我又认为，汉史成于班固，唐历编纂于吴兢、柳芳、崔巍，唐史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孤峘，宋国史共有三部，后来洪迈又请求合并为九朝，而续《通鉴长编》，成于李焘。本朝两百年，历经各位皇帝，却没有统合的史书。这也是当今史馆应当商议的。

况且刘子玄又说：“史官有三长，才、学、识。有学问没有才能，如同愚蠢的商人拿着金钱却不能增殖货物；有才能没有学问，如同巧匠没有楩楠木材和斧斤，不能建成房屋；善恶必定记载，使乱臣贼子知道畏惧，这是无可挑剔的”。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作序说：“古代所谓的良史，他的明智必定足以周遍万事的道理，他的道义必定足以适应天下的用途，他的智慧必定足以通晓难以知晓的意思，他的文章必定足以抒发难以显露的情感，然后他的职责才可以称颂”。唉！能像刘子玄所论述的，就可以成为良史了；如果像曾子固所称道的，那就又追过司马迁、班固之上，大概是唐虞三代的史官了。

现在明诏采集遗事，诸生有幸亲身遭遇这盛事。只有金马、石渠的才俊，应当有这样的人。我生在草野下士，只能诵读旧闻罢了。述作的大义，怎敢僭越涉及！

问：古代国家有大事，必定集合天下的议论，用来汇集众人的思考。王通著《续书》，曾说：“议论，难道能尽天下的公理吗？黄帝有合宫的倾听，尧有衢室的询问，舜有总章的访求，都是议论的意思”。黄帝、尧、舜尚且如此！三代以下，只有汉代接近古代。请列举汉代的议论者，他们的观点是对是错，是被罢免还是施行，也有可以议论的吗？

匡衡、张谭关于郊社的说法有什么依据？贡禹、韦玄成关于祖庙的议论有什么根本？

董仲舒、师丹请求建立限田，为什么被罢免而不施行？祝生、唐生请求罢免盐铁官营，为什么议论而不采用？

公孙卿、壶遂、司马迁改变历法的议论有什么可取之处？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理黄河的策略谁更得当？

先诛杀先零的谋划，为什么最终听从赵充国？罢免边塞设置吏卒的请求，为什么最终采用侯应的意见？

这些都是汉代的大事，是有国家的人应当考察的。过去韩退之“非三代、两汉的文章不敢看”，各位士子都通晓经学古人，以等待有关部门的征召，必定有能涉及这些的人。请陈述以观察所学。

想要穷尽天下的道理，必定要合并天下的智慧；想要合并天下的智慧，必定要兼取天下的谋略。合并智慧结合谋略，而天下的公理就穷尽了；天下的公理穷尽，而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所以古代国家有大事，常常命令议臣集合议论，不专断于一人，不偏私于一说，只求恰当而已。因此大臣的话必定采用，小臣的议论必定任用，众人的思考必定梳理，一个人的见解必定伸张。所以丘山积累卑微而成为高，江河汇合水流而成为大，大人合并而成为公。这是古代帝王使用天下议论的原因。王通论述帝制恢弘无所不容，天下的危险，与天下一起安定；天下的过失，与天下一起纠正。千变万化，而我坚守中道。所以说：“议论，难道能尽天下的公理吗？”

汉代制度

译大夫掌管议论政事。如果有疑难未决之事，就召集朝中士人共同讨论，从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不忌讳小臣与大臣意见相抵，这体现了政治的公正。那些明确提出的问题，都是当时朝廷的重大事务。然而，如果不是当时能够广泛咨询、采纳众议，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又怎么能如此清晰地记载在史册上呢？请让我向执事简要陈述其大概：

译古代的帝王，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圆形高台，祭祀以降临天神；在夏至日，于沼泽中的方形高台，祭祀以召出地祇。所以祭天在南郊，是顺应阳位；祭地在北郊，是符合阴义。汉朝的郊祀，多沿袭秦朝的旧制。汉武帝巡行祭祀天地诸神及名山，用金、石、泥记录，荒淫虚妄到了极点。汉成帝初年，匡衡、张谭才开始提出建立南北郊的议论。认为甘泉、河东的祭祀，不是神灵所享用的，应当就在正阳太阴的地方。于是开始修建长安的南北郊，废除甘泉、汾阴的祭祀。汉朝两百年间，郊祀不合常理。汉文帝是贤明的君主，尚且拜祭灞水、渭水交汇之处。司马相如是文人，独自留下封禅的文书。匡衡能够遵循周礼，确立一代之大典，议论的人有的遗憾他不能完全恢复夏商周三代的郊祀、明堂、配天的礼制，然而他所议论建立的也是伟大的。

礼制规定，受命的王者，为太祖以下设立五座宗庙，而轮流毁弃。毁弃宗庙的牌位，藏于太祖的宗庙。五年举行两次大祭，那么毁弃宗庙和未毁弃宗庙的牌位，都在太祖宗庙合祭。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孙子又为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而以祖配享。因为始祖受命称王，所以尊奉以配天。而不为他立庙，是因为亲尽。太祖以下五庙，则亲尽轮流毁弃，以示有终。汉朝的祖庙，到元始年间，大礼尚未完备。贡禹首先提出。韦玄成已经议论废除郡国的宗庙，又根据礼经所说，而建议如此。唯独以高帝为太祖之庙，而孝文帝以后，都以承继后世亲尽应当毁弃。所以许嘉、刘向再次议论以文帝、武帝皆为宗。汉朝两百年间，祖庙没有准则。贾谊通达事理，不著录宣室殿的对策；刘向博学深思，附会《家人》卦的言语。韦玄成能够依据古义，确立一代之大法，议论的人仍然怀疑他五庙七庙庙数不同，然而他所考据的也是正确的。

自从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开辟阡陌，废除井田制度。汉朝初年不加以限制。几代承平，豪富的官吏百姓，资产数以巨万计，而贫弱的人更加困苦。所以董仲舒想要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以堵塞兼并的道路。师丹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设立井田的，然后才能达到太平。现在不能详细实行，请求略微加以限制。汉武帝正从事征伐四夷，国内兴办功利，应当来不及顾及此事。而丁傅、董贤，显贵用事，诏书虽然下达，也搁置不实行。然而到了后魏孝文帝独用李安世的均田法，那么董仲舒、师丹的说法难道真的拘泥吗？后世拥有天下的人，能知道这个意思，那么井田虽然不能恢复，而均田的法令也可以稍微仿效。

自从齐国采用管子的术数，整顿盐政，收取山泽的利益。汉朝初年将其归属少府。汉武帝任用东廓咸阳、孔仅管理其利益，郡国大多不便。昭帝开始诏令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的疾苦、教化的要点。九江祝生等人直言，都愿意废除盐铁酒榷均输，不与天下争利，以示俭约。而桑弘羊独自认为这是国家大业，所以控制四夷、安定边境、充足用度的根本，最终没有废除。从此直到永平年间，刚废除又恢复。然后魏宣武帝曾经采纳甄琛弛禁的奏表，那么贤良文学的议论难道真的迂腐吗？后世拥有天下的人，能知道这个意思，那么盐政虽然不能废除，而取利的法令也不应当太严密。

汉朝自从沿袭秦朝的正朔，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大多不正确。张苍明习历法，而仍沿用水德的谬误；公孙臣建议改朔，而相信黄龙的虚诞；百年历纪的废弛很严重了。司马迁、倪宽等人，开始说帝王创业，改制不再使用传序，那么现在是夏时。三代的统绪，断绝而不连续。请求审定考察天地四时的极致，那么顺应阴阳，以制定大明的制度，作为万世的准则。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划分天部，洛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的度数与夏正相同。从前孔子谈论治国，说“行夏之时”，司马迁的议论，实际上本于此。这是古今治历者不能改变的。

汉朝自从汉武帝堵塞瓠子，其后黄河又多次决口，大为东郡的祸害。平当统领河堤，上奏贾让的策略；桓谭主管群议，汇集关并、韩牧、王横的议论。一代治河的说法完备了。贾让说：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土地，必定留出川泽的界限，估量水势所不及的地方。大河没有堤防，小水得以流入；堤障低洼，作为污泽；使水有所休息。因而想要迁徙冀州百姓中处于水冲之处的，决开黎阳遮害亭，放黄河使向北入海。河西靠近大山，东边靠近金堤，水势不能再远泛。贾让的这个策略，比其他说法最高明。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只顺应水的道路，这是古今治河者所应当知道的。

中国抵御夷狄，不是以极尽兵势，确实是尽谋略而已。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及屯田者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将，想要分兵并从张掖、酒泉出击，合击??干幵。赵充国独自认为敌人如果占据前面的险要，守住深险之地，必定有伤亡的危险。独自想要宽恕??干幵的罪过，先讨伐先零以震动他们。正当这时，公卿议论者意见不同。而赵充国独自坚持权宜之计，玺书

译严厉责备，他坚决不为所动。最终没有动用军队，羌人便自行解散。于是罢免骑兵，留下士兵屯田，以等待羌人疲惫。大致来说，西羌反叛的萌芽在于解除仇怨。赵充国急忙赶赴与先零羌的约定，使先零羌不能抢先达成盟约，这就是之所以能坐而取胜的原因。所以控制夷狄的关键，如果让夷狄得以缔结交好，就不是中原王朝的利益所在。

译汉朝自从单于入朝以来，所增加的赏赐都加倍于黄龙年间。匈奴自认为与汉朝亲近友好，愿意保卫从上谷以西到敦煌的边塞，请求撤除边境的防御设施，以便让天子与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当时群臣认为这样做很便利。但侯应认为，北边边塞直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绵延千里，草木茂盛。当初冒顿单于依仗险阻，在此出没为寇。到了汉武帝时，驱逐并夺取了这块土地，将其排斥到漠北，设置屯兵戍守。如果撤除边防戍卒，那是向夷狄显示巨大的利益。雁门、海北、龙堆，是天用来区分华夏与蛮夷的界限；南方炎热之地与北方沙漠，是地用来限制内外的屏障。国家如果与夷狄共享地利，而没有藩篱般的界限，那么中原就会坐受其困。由此说来，中原的要害之地，是应当固守而不可丢失的。

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法音律、河渠、夷狄，这些都是汉朝的大事，而高深的议论，大致都包含在这里。如今朝廷正有关于郊社宗庙的议论，而天下的田赋尚未均平，官营专卖亏损，历法逐渐偏离授时的标准，徐州、沛郡每年都有治理黄河的工程，兀良哈等夷族反而成为外部的呼应，受降城的旧地，被抛弃成为敌虏的巢穴，那么这几件事正是今天所应当考察的。不要说汉朝地位低微而不值得效法，因此，也可以借此大致追溯夏、商、周三代遗留的文字与古义。所谓效法后王，说的就是这个。

问：六经的教化，不曾专门以“仁”来谈论，到了《论语》一书，孔门关于“仁”的论述才开始详细。现在看孔子回答关于“仁”的问题多次，而答案都不同，为什么呢？

如果像这样，那么“仁”似乎人人都可以达到。然而孔子所赞许的人大概很少。当时只称赞颜回“三月不违背仁”。至于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这些门人中的高材生，以及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春秋时期的贤大夫，孔子一概称赞他们，却唯独不赞许他们达到了“仁”。反而只有对微子、箕子、比干称之为“三仁”。对伯夷、叔齐称为“得到了仁”。至于管夷吾作为霸主的辅佐，也说“他的仁德啊”。这又为什么呢？

既然达到“仁”如此困难，却又说广泛施予恩惠、救济大众，这哪里只是“仁”，必定是“圣”了吧？那么“仁”与“圣”还有等级差别吗？

后来的学者，都认为孔子不曾专门谈论“仁”，而只是特别与弟子谈论用功的方法罢了。真是这样吗？

像这样，那么究竟什么叫做“仁”呢？

士人自己知道学习，就读《论语》，却不探求其意旨，只看到各种说法纷纷杂杂，而没有可以取法的核心。现在想要会通这些说法，必定有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理论。试着说出其大旨，以观察学者自得的学习成果。

“仁”太难言说了！不是言语难以表达，而是体会难以做到。能够体会它并在心中自得，那么就能通过其不同之处，去探求其相同之处，通过其所说的话，去知道其未说出的意思。虽然圣人对于学者，是因人而异施教，不能用一个端点去探求；但会通之后，那至精至粹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只有天下谈论“仁”的人，弊病在于不能在心中自得，而只是空谈探求，所以像那样纷纷杂杂而不统一。拿着题目发策，以孔子谈论“仁”作为问题，想要观察学者自得的学习成果，我有什么知道的呢？虽然如此，《论语》一书，从小诵读学习，怎敢不拾取点滴来回答！

从前孔子传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立志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但当时不能被任用。退而追述三代的礼乐，编次《诗》、《书》、《易》、《春秋》，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孔子自己认为教化天下已经尽善尽美了。孔子去世后，门人记录他的微言大义，写成《论语》。看起来稍微不完全同于前代圣人，大概是因为他平日唯独以“仁”这一句话来教化，这都是前代圣人不曾屡次强调的。虽然他的孙子子思传承下来，也不完全采用他的说法。孟子稍稍谈论它，却又将仁与义对举，也不是像孔子当时那样独指而专门谈论的。

我曾经思考：孔子将仁与圣并称，又有仁人的称号，那么他所说的“仁”，大概也就是指人品达到至精至粹罢了。像这样，所以将仁与圣并提。而当时的学者，虽然才器不同，但他们向圣人学习，本来志向都想要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所以诸弟子问“仁”特别详细，而孔子回答他们各不相同，大抵是因为根据才器成就他们，使他们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这一点是相同的。世间的君子，看到诸弟子的提问，而孔子回答他们如此不同，于是怀疑他所说的“仁”，支离破碎而难以合拢，散漫而无法探求，却不知道达到它的方法是统一的。

正因为才器不同，引导他们前进的方式各异。拿水来比喻，可以引导到长江的，就引导它到长江；引导到黄河的，就引导它到黄河；引导到淮河、汉水的，就引导它到淮河、汉水。等到它们不停止而最终到达大海，是一样的。孔子的门徒，颜回、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们看见他们都听闻了孔子的道，却不知道他们的才器相差很远。然而孔子都不拒绝他们，随

译人们认为他成就了这些弟子，假如这几个弟子能够遵循他的教导，没有谁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这正是孔夫子善于教导的地方。假如这几个弟子，孔夫子只举出其中一人而全都这样告诉他们，那就是让樊迟去效仿颜回，孔夫子一定不会如此地欺骗人。

译然而这几位人物，也都可以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为什么呢？就像孟子所说的“伯夷是圣人的清高，伊尹是圣人的担当，柳下惠是圣人的随和，孔子是圣人的时中”。伯夷、伊尹、柳下惠，难道能与孔子相比吗？但是称他们为圣人，也是因为他们达到了至精至粹的境界而完备了。拿玉石来比喻，有玫、瑰、琳、珉的不同，但经过雕琢成为器皿是一样的。所以孔子对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奇都称为仁，难道他们的仁是一样的吗？管夷吾，能够用功利的手段使诸侯归附齐国，却不能勉力使他的君主达到王道。而孔子说他是“仁”，管仲的仁，难道又能与微子等人相提并论吗？孔子的门人中，可以谈论圣人的只有颜回，他与孔子一起行走、一起说话、一起辩论、一起驰骋，但唯独对于“仰望它越高，钻研它越深；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未能与大道融为一体。然而这也已经接近仁了。孔子用“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匿”来与他相同出处，那么所谓的“克己复礼”，大概是把治理天下的事情告诉了他，所以认为他“天下归仁”。至于仲弓，出门治理百姓，以至于国家没有怨恨，这不过是南方诸侯的职责罢了。颜回与仲弓，同属德行科，却相差如此，他们作为仁者的不同如此，何况子贡以下的人呢？子贡出使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人的交往。子张问政，所以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樊迟不知道礼义信来成就德行，所以孔子说先难后获。司马牛多言而浮躁，所以孔子说说话要谨慎。然而在这几个人身上加以引导，难道不也都达到仁了吗？人的才器有大小，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很难。所以孟子把伯夷、伊尹、柳下惠称为圣人，而孔子也把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商鞅称为仁；孔子所说的仁，就是孟子所说的圣人。然而这几个人，孔子这样教导他们，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实在很难。所以即使像子路那样果敢，像冉有那样多才多艺，像雍那样不善言辞，像赤那样精通礼仪，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建立朝廷，孔子都认可他们，但不认可他们达到了仁。因为他们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很难。当时的大夫，像子文那样忠诚，像文子那样清廉，让他们侍奉君主，离开混乱的国家，孔子都认可他们，但不认可他们达到了仁。因为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很难。至于伯夷、叔齐让国隐居。微子、箕子、比干有的离开，有的为奴，有的死节，积累仁德，洁身自好，以自我安定自我奉献于先王，难道不达到至精至粹的境界吗？对于管仲，圣人大概没有认可他，如果说他在仁方面的功效，只是这样罢了。那么这几个人，孔子只是鼓励他们而已，最终没有人能达到。

仁的精微，与圣人同极。而后来子贡问博施济众，孔子认为这何止是仁，而必须用圣人来担当。似乎孔子推崇圣人而贬低仁；但不知道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博施济众是圣人身外的事业；立人达人是仁者切身的实际功夫。子贡不能突然用唐尧虞舜的事业来期许他，也只是勉励他忠恕而已。所以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虽然如此，孔子对于仁，难道整天对学者喋喋不休地这样说吗，大概都是因为他们有问，根据那个人来回答他，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答问。当时的高材弟子，除了颜回之外，曾子不曾问仁，但他对一贯之道的唯唯诺诺，难道不也称为仁吗？

后来的儒者，又说孔子平时不曾谈论仁，只是谈论如何做到仁罢了。那么孔子的论仁，应当见于什么书呢？回答说：孔子在《系辞》中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于是统御天”。又说：“元，是善的首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虽然如此，孔子哪里有隐瞒呢？凡是平时问答的内容，都是这个道理。宋代张敬夫曾经分类收集孔子的论仁，写成《洙泗言仁录》。朱熹不采纳，说圣人的言语，随其所处，都有至理，不应该狭隘地以言语分类来寻求。可以说抓住了主旨。后来的学者，离圣人越来越远，他们尊崇圣人太过分。以至于舍弃终日应用，以及用来进德修业的实际，而想在虚空想象之中，寻求所谓的仁并给它命名。天下人都知道佛老是用空虚的学说迷惑世人。而后来的儒者，不寻求切实的功夫，舍弃孔子所说的仁，而在虚空想象之中寻求所谓的仁，这与佛老的学说有什么不同呢？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 应制策

○浙省策问对二道

○问：现在的浙江行省，是古代会稽和鄣郡的境地。儒学的兴盛，记载在前代史书中。古代的情况来不及论述。自从洛学逐渐覆盖东南，而浙江的士人有亲自拜入程氏门下的，有在程氏门人那里受业的，这些人果然值得称道吗？

朱熹集诸儒之大成，陆九渊崛起于江右，两家的门人传承的脉络，值得叙述吗？

与朱熹同时兴起的人，果然在道上有闻见吗？

能够编纂阐述朱氏之学的，也有可说的吗？那些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在道上也有一定的收获吗？

各位士子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仰慕先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