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　　应制策

译很久了。希望与您一起探讨这件事。

译先生您凭借浙中道学的传承，向下询问我这个后学，但我愚笨并非合适的人选，怎敢对此有所听闻？然而古代在学宫中祭祀先圣先师，所谓的先师，就是该国的贤者，明确有所向往和敬仰。浙中的各位君子，我私下里也有所了解。从前楚威王向莫敖子华发问，子华用楚国先令尹子文直到蒙谷等五位臣子的事迹来回答，楚王叹息，嘉奖他善于讲述本国的历史。我们浙中的儒者，就像齐鲁的儒者擅长文学一样，自古以来，这是他们的天性。怎敢不加以记述呢？

大概曾经说，士人之所以能自我成就，没有比学习更珍贵的，学习没有比听闻大道更珍贵的。知道如何求道了，然后才知道如何学习；知道如何学习了，然后才能有所自我成就。这样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就不困难了。秦汉以后，那些在经学文章、功业节操方面闻名于天下的人，代代都有。但大都要归结为不知道大道，而凭气质行事，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论如何都难以接近夏商周三代。大约一千五百年后，宋代的河南程氏兴起并继承发扬了大道，其恩泽流传到闽粤一带，这就是朱子得以获得其传承的原因。至于两浙地区，又是河洛、闽粤之地所浸润影响的。然而程子的门人中，只有游酢、杨时、谢良佐号称高材弟子。而我们浙中的士人拜入师门的，周行己能够阐发《中庸》的道理，浙中才开始知道有伊洛之学。而刘安节、戴述知道寻求自我成就的方法，以文章品行被推崇尊重。元承天资接近大道，在问学上敏捷。这些是门人中特别显著的。自从杨时（龟山）将大道带到东南，学者多跟随他游学，而宋代的才能得以获得程氏的正统脉络。杨时阐明了《中庸》、《大学》、《论语》的宗旨。王师愈跟随他学习《易论》。朱子称赞他有根本有文采，德行威望为东州之首。这些是受业于程氏门人的人。自从罗从彦跟随杨时学习，再传而为李侗，李侗传授给朱子，学者认为这是程氏的正宗。陆九渊兴起于江西，超然领悟了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宗旨。两家的议论，起初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其整体大用的盛大，都能不违背圣人。他们的学说都在浙中流行。

辅广、徐侨起初侍奉吕祖谦，后来跟随朱子。伪学被禁，学者解散，辅广不为所动，而《五经解》、《诗童子问多有阐发。徐侨认为朱子的书遍布天下，不过是割裂拾取作为进取的资本，寻求专精笃实，能得其言论背后真意的人很少。他的学问一以真实践履为根本。叶味道对策，大多本于程子，告诉君主帝王传心的关键。然而朱子的门人中黄干最为著名。何基师从黄干，得以听闻渊源的道理。王栢抛弃俗学，跟随何基，何基告诉他立志居敬的宗旨。金履祥侍奉王栢，跟随他拜入何基的门下。评论者认为何基的清高耿介纯朴实在像尹和靖，王栢的高明刚正像谢上蔡，而金履祥亲自从这两位那里获得，并充实于自己。其后许谦向金履祥学习，他的学问更加振兴。登门的学生，著录的有一千多人。自何基以下，学者所说的婺州四先生，被认为是朱子的正统嫡传。

陆九渊（子静）的门人中，杨简笃力学行，治理设施，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清明高远，别人赶不上。而袁燮端正纯粹专精，常说人心与天地同出一源，能精思慎守，就与天地相似。舒磷刻苦磨砺，改过迁善。沈焕人品高明，不随便宽恕自己。朱子曾说与陆九渊的学者交往，往往让人自得。大概浙中尤其尊崇陆氏之学，而杨简（慈湖）是倡导者。两家门人相传的脉络，在婺州四先生，四明的杨氏，可谓光明俊伟，能继承其传承的人。虽然末流门户各异，但朱子所说的陆九渊平日自我期许，想要身先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混杂其中，这确实是超越千古，不可诬蔑的。

现在推究程子之学的源头，自杨时直到朱子，朱子之后，是婺州四先生。象山之学，虽然在江西流行，但杨简最为著名。那么伊洛、闽粤、江西之学，难道还有比我们浙中更兴盛的吗？虞集曾说：汝南周敦颐，继承颜回的绝学，传给程伯淳。而程正叔又深深吸取曾子的学问，以成就自己并教导别人。而张子厚，又从孟子那里获得很多。颜回、曾子的学问，都出自孔子，难道有差异吗？只是因为资质所及，用力有所不同罢了。那么所谓的道统，怎么可以妄加议论呢？这可以作为两家传授的定论。

吕祖谦（东莱）以关学、洛学为宗，变化气质，他所讲画的，将要开物成务。陈傅良对于古人的经制治法，讨论精博。陈亮才气高迈，心怀经世济民。王袆认为考亭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而广汉的张载、东莱的吕祖谦都同心协力，以捍卫先圣之道。而当时，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制之学的，永康有事功之学，虽然他们的说法不能相同，但大都不违背大道，难道不都可以称为圣贤之学了吗？这些与朱子同时兴起，都从大道中有所得。至于项安世、黄震、方逢时、石伯璇等人，不下数十人，都阐发

译这是朱子所传的道统。至于凭借文章名扬当世，像黄溍、吴师道、吴莱、柳贯，都是一代的儒学宗师。而柳贯与吴师道，都师从许文懿公。而文献公方孝孺卓然独立，独自承担起振兴文教的重任，体现在他的论著中，完全依据六经来辅翼圣道，认为文辞必须源于学术，衡量圣贤之道毫无愧色。宋濂（景濂）确实出自文献公门下，于是成为本朝文章的宗师。而在建国之初设立礼贤馆，宋濂与丽水叶琛、龙泉章溢，以及浙东地区的儒者都在其中。本朝崇尚理学，实际上是从这时开始的。那么今天讨论先贤对儒道有功的人，怎么可以把道学和文艺分为两科呢？

译况且士人之间共同从事这种学问，并不是苟且为了名声，而是想要阐明大道。所以天下人尊重他们。如果大道得以阐明，施行于世，不过是举起来放置罢了。宋朝的君子不能在世上大有作为，大概是天命不想复兴三代的治世，而世人也不能穷究其效用。而宋濂却独自认为各位儒者前后相继，推究阐明、剖析扶持，道理没有不彰明的，事物没有不通晓的，即使圣贤在后世再生，也不能超过他们，最终却没有能依照他们的学说而在天下大有作为的，认为是有志向的人太少了。难道完全是这样吗？我生来特别关注浙江地区道学的传承，敢借着明问的机会来探求。而道统的传承，我还没有完全了解。恳请进献教诲。

○问：大禹的足迹已经遥远了。《尚书》只记载九州所到达的地方，大概已经遍及四海之外。而前人却说，大禹治水，伯益主管记录奇异的事物，海外山表，没有不到的地方，根据所听所见，写成《山海经》，如果不是大禹行走得远，是不能创作出来的。等到学者谈论大禹的事迹，大多很奇怪。史书记载大禹大概是在江南会合诸侯，在会稽计算功绩。等到杜预注解《左传》，认为涂山在寿春。会稽与涂山，难道是两件事吗？

会稽本来就在现在浙江的境内。至少康封他的庶子在这里，用来供奉大禹的祭祀，号称为于越。从此越国世代成为君王。这真的是大禹遗留的功业吗？

进入那个地方，有看到黄河、洛水而兴起思绪的人。各位士子是越地人，必定知道国家的旧事。请说说看。

古代的圣人，开辟宇宙，用来救济世人，万世之后，都仰赖他们的功德而思念仰慕他们。何况大禹治水，造地平天，成就万世永远依赖的功业，而有生命的物种，即使在四海之外，尚且知道仰慕他，何况当时会合群侯的地方，子孙封守的国家，有不知道歌颂叙述他的吗？人的仰慕思念，有在同一地方就知道思念的；有在百里之外就思念的；有在数千里之外就思念的；这是人的德行相差很远的缘故。虽然如此，因为那个人值得在数千里之外被思念，而又在同一地方，那么他的思念会怎样呢！从前唐都建在河东，殷都建在河内，周都建在河南。三河，是天下的中心，帝王的遗迹大多在那里。后世的人，考察寻找那些旧迹，记载那些事迹，惟恐有所遗漏。太史公向西到达崆峒，向北经过涿鹿，向东到达海边，向南浮游江淮，到达长老都各自称述尧舜所在的地方，风俗教化本来就很不同。又向南登上庐山，观看大禹遗迹九江，于是到达会稽，登上姑苏，眺望五湖，向东窥视洛水入河处、大邳，逆着黄河行走淮、泗、济、漯、洛渠，向西瞻望蜀地的岷山及离碓，向北从龙门直到朔方。壮烈啊，子长的游历，他所感慨的有余思了。适宜他写的书能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成为一家之言。

那唐虞尧舜所在的地方，现在距离他们已经数千载，而天下的人都能认识他们，因为他们的功德盛大，使天下获得无穷的利益。那么那些远远观看圣人所在地方的人，即使经过数千载，适宜不能没有感触。自从黄帝以来，帝王没有不建都的。轩辕建都在涿鹿，颛顼建都在帝丘，高辛建都在偃师，帝尧建都在平阳，帝舜建都在蒲阪；大禹兴起于西羌，商汤兴起于亳，周称王是因为丰镐。而黄帝披山通道，不曾安居。东自岱宗，北逐獯鬻，西游崆峒，南登熊湘，往往没有固定的住处。等到《尚书》记载舜“五年一次巡狩”，到周朝还沿袭这个制度。那么三代天子，他们的游历常常遍及五岳了。苍梧、九疑之间，记载舜的遗迹尤其显著。历世久远，而前代圣人的遗迹都在，而《帝王世纪》、《皇览》这些书，它们的叙述完备了。

大禹接受治水的命令，披开九座山，疏通九条沼泽，决开九条河，确定九州，足迹所到，大概遍及四海之外。而世上的议论者，却认为《山海经》都是大禹亲自到达，而记载叙述的。认为向东到达转木、日出、九津、青羌的荒野，攒树的地方，捪天的山，鸟谷、青山的乡里，穷发、带方的国家；向南到达交趾、孙濮、续樠的领域，丹栗、沸水的边界，南族、黄支的城邑，不死的地方；向西经过三危的险阻，巫山的下面，饮露的百姓，奇肱的国家；向北到达大正的谷地，夏海的尽头，祝栗的边界，禺疆的里巷，积水、积石的山：这些都是荒诞不可查考的。张骞穷尽黄河源头，班勇记录西域，也不能看到。大体上古时代久远，所以作者不经之论多托名于它，而学者谈论大禹的事迹尤其奇怪。羽渊的龙记载他的父亲，石纽的出生本源他的初始，台桑的结合表明他的配偶，观看河伯而接受括地，看见六子而获得玉匮，在临朐得到黑书，在浊水看到绿字，桐柏有鬼神的书，宛委山出现五符的要诀，秦薮记载阳行的踪迹，应龙有尾巴画图的诡异，它们的荒唐没有根据得很严重了。而屈原还勤奋地询问，郭璞直接相信它们的真实。不知道《洪范》赐给大禹九畴，大禹只是取用它的阴阳之数，从一到九的顺序罢了。难道真的有神人亲手传授吗？只有会稽的会合，虽然没有记载在书中，而经传还有所依据。大概大禹会合诸侯，在江南计算功绩，不是五年巡狩的常典。传说称大禹眺望九山的南苑、宛中，那么意思就在这里很久了。

译所以这是非同寻常的聚会啊。大禹的事迹到此终结，因此百姓至今仍然哀悼仰慕他。而《左传》记载：“在涂山会盟，手持玉帛的诸侯有一万个。”杜预认为涂山在寿春以北。郦道元认为大禹会盟诸侯，防风氏迟到，大禹杀了他。王肃《家语》说：涂山有会稽的名称。那么杜预的说法就不对了。而罗泌《路史》，却说大禹在钟山召集群臣。晋灼说：“会稽就是茅山。”所以《越绝春秋》说：“大禹登上茅山，朝见群臣，于是改名为会稽。现在的会稽有禹村墟。”又说：“大禹治理洪水，到达大越，登上茅山。”现在会稽在越地中部，而防风氏的国家在今天武康。那么会稽也不是茅山了。大禹会盟群臣，难道不是今天所说的会稽吗？然而说到达大越而登上茅山，难道今天的会稽就是古代名叫茅山的地方，而不是建康的茅山吗？《吴录》说：“原本名叫茅山，又名覆釜。”大概是大禹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括地志》说：“石箐山，一名玉笋，又名宛委山。是会稽山的一座山峰。在今天会稽县的东面。”而太史公说：“登上会稽，探寻禹穴。”所谓的禹穴，就在会稽山中。而近世的解释者，竟然跨越数千里去取巴蜀的禹穴，也是错误的。

译大禹在会稽去世后，会稽的百姓思念他。因此，少康将他的庶子封在这里，以奉守大禹的祭祀，号称于越。这就是越国建立的开端。然而传位到十几代时，中间国家断绝，百姓又幸运地拥立君主，这就是瓯越、东越。所以越国北界有御儿乡。万岁历的说法，事情也很奇怪。大概是因为越人仰慕思念大禹，希望得到他的子孙做君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勾践称王，与吴国交战，在夫椒战败，退保栖身于会稽。得到范蠡、大夫文种作为臣子，趁着夫差的骄横，在黄池会盟时，出兵袭击吴国都城，最终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山上。所以《春秋》记载“于越入吴”。当时，越国虽小，几乎称霸天下。越国濒临灭绝而又复兴，也是因为越人仰慕思念大禹，希望他的子孙不灭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王子搜厌恶做君主，逃到丹穴。越国没有君主，寻找王子搜，找不到，就跟随他到了丹穴。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用艾草烟熏他，让他坐上王车。王子搜去的丹穴，就是禹穴。当吴越交战时，在檇李迎接他，在姑苏打败他，在夫椒打败他，把他围困在甬东。檇李，就是嘉兴的醉李城；夫椒，就是太湖的椒山；甬东，就是勾章的东海中的岛屿。几代之后，王无疆被楚国所灭，全部夺取了原来吴国的土地直到浙江，越国因此离散。各族子弟争立，有的称王，有的称君，位于南海之滨。大概越人仰慕思念大禹，即使败散仍然拥戴他们为王为君。南海，就是今天台州的南海。无疆的长子后来去了琅琊，次子蹄守卫欧余山的南面，仍然接受楚国的封赏。无诸保卫泉山，汉朝立他为闽越王。他的弟弟余善，与孙摇，又在海东隅称王。号称三越。他们的土地还在今天的会稽境内。那么即使到了汉代，越人仰慕思念大禹，仍然拥戴他们为君主。

太史公叙述越国的事迹，大概反复赞叹大禹的功绩伟大啊！疏通九条河流，安定九州，直到今天华夏地区安宁。至于他的后代勾践，苦身焦思，最终灭掉强国，向北到中原观兵，并且推崇称颂大禹的遗烈。他论述东越列传，就说越国虽然是蛮夷，他们的祖先难道曾经对百姓有大功吗？为什么这么久呢！历经几代常常作为君王，勾践一战称伯，直到余善灭国，而他的后代繇王居股等人，仍然被封为万户侯，由此知道越国世代为公侯，又赞叹大禹的余烈。大概越国的世代祭祀，比起夏商周三代的后代最为长久，实在是因为神禹治水的功绩在万世，司马迁的论述，不可诬蔑啊。

我生长在越地，游览临安的胜景，观看钱塘江的潮水，思念宋朝建炎一百五十年的都会盛况，常常感慨叹息。何况思念大禹的功绩，有“吾其为鱼”的感叹吗？承蒙明问，敢陈述所闻。总之我所怀想的深远，不是夸耀胥巨的多闻，子产的博物。恭敬地回答。

○河南策问对二道

○问：古代的君子，顺应时势，竭尽忠诚正直，建立宏大的论断，卓然有称于世，记载在史传中的很多。现在来不及全部列举，姑且选取最显著的，与各位士子讨论。有的举世共称，而不无瑕疵议论；有的当时救弊，而未为通方；有的言论可经常，而足以行之后代；有的意义深远，可为世主法诫的。通达国体了，而他的学问出于申不害、商鞅；潜心大业了，而他的术数流于灾异。经明少双者，被讥为阿谀；然而他的言论可废弃吗？

博物洽闻者，拘泥于五行之传；然而也有可取的吗？

谈论当世理乱，晁错等人不能超过；果然如此吗？

志在献替，他所论辨通见政体，可备述吗？

至于竭诚奉国，而理归切要，比拟政论哪个是对的？

论谏本仁义，而炳若丹青，平生学力所得，而为世龟鉴，方之申鉴哪个优？

学者称道古昔，所以规摹当世。数子之书繁矣。抑可以撷取一二足以为警诫而备世务者。庶几像魏相条陈晁错、董仲舒的对答，苏轼进读陆贽的言论，用以观经世之学。

论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达当世之务，非标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诚不足以摅献纳之诚。务不达，则其几莫能中也；情不标，则其致莫能极也；诚不摅，则矫激以沽名，怀私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弱而不尽，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时，亦无不言，而尝失之是三者。猖狂叫号以自试于万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此售其欺冒之奸，“故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木以撞万钧之钟，必不振矣。世之论者曰：谏之道，天下之难为也。欲以观其所易，而闲其所难，而后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为臣能谏而必能使君之纳谏，而后为能之臣。此与韩非之说而忧其不合，何以异？是皆惧撄人主之鳞，而天下无忠义之言矣。

译那些君子遇到合适的时机，身处他人的朝廷，他们的才能足以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的见识足以周全这些事务，难道他们能忍心不为贤明的君主进言吗？所以，明知却不进言，进言却不详尽的人，是不适合身处他人朝廷的。这就是所谓认为我们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主持考试发布策问，选取前代议论劝谏的人作为考题。

译一世的君主，其臣子不知有多少。当时陈述政见的人大概很多，而史书所记载、显著突出的却很少。凭借史书所记载的，积累起来虽然很多，但您所列举的又很少。尽管如此，言论切中要害，穷尽其理，且忠诚足以感动君主、为后世留下法则的人，更是稀少。像您所列举的，都是这样的人。

有人说举世共称的人，难免没有瑕疵和议论，难道不是因为贾谊通达国家体制却出于申不害、商鞅的法家；董仲舒潜心于大业却流于灾异之说；匡衡遭受阿谀奉承的讥讽，刘向拘泥于五行传说的缘故吗？汉高祖时，同姓宗室稀少，尊崇王子弟，大封九国，诸侯王僭越礼制，匈奴多次侵犯边境。贾谊陈述治安的对策，都是当世的急务。而有人说他精通申商之学，只是因为论述诸侯王应当使用权势法制罢了。然而众建诸侯，事实确实如此，这与晁错削夺七国是不同的。本于三代之所以长久，是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德，在于及早教育并选拔左右近臣，教育得当且左右端正，太子就端正了。有人说贾谊与晁错都精通申韩之学。而晁错认为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扬于后世的，是因为懂得权术，并用权术教导太子。至于《保傅》篇，使后世知道三代教导太子的方法，是贾谊开启的。这难道能与晁错相提并论吗？汉初，制度疏漏宽泛。贾谊想要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端正官名，兴办礼乐。他说商汤、周武将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所以德泽广布；秦将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中，所以德泽一无所有；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心回归正道，这类事情不是俗吏所能做到的。在刀笔文书之间，不只是汉代如此，即使到现在数千年也是这样的。刘向称赞贾谊论述三代与秦朝治乱的道理，他的言论非常美好，通达国家体制，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能不说是这样吗？

汉武帝选拔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都依据经义，本于天道。他说“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应当在天道中寻找端绪，所以圣人效法天道来确立道义。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知道人比万物尊贵”。又说“努力求学，则见闻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努力践行道义，则德行日增而大有功效。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践行所知道的，就光大”。这是孔子的遗言，七十子之后没有人能阐述。论述圣王的礼乐教化，想要让当世的君主改弦更张，与贾谊的宗旨没有不同，而董仲舒的渊源更深了。

自从汉朝兴起以来，天子与其大臣，都崇尚黄老之术。到了汉武帝，才开始兴起文学。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际上是从董仲舒开始的。所以那些不在六艺科目、孔子之术的，都断绝其道路，不让它们并进。直到今天学者仍坚守此道。尽管如此，放纵苟简的治理，百世未能改变。道同于六艺，但用世操术不同的，又未必符合圣人的规范。班固称赞董仲舒遭遇汉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闭门发愤，潜心于大业，使后学者有所统一，成为众儒之首。能不说是这样吗？

汉代儒生传授经学，都有家法。而匡衡精通经学、解说《诗经》，当世少有匹敌。所以他的奏论，纯粹是儒者的言论，说“朝廷，是天下的支柱。公卿大夫相互遵循礼制、恭敬谦让，则百姓不争夺；喜好仁德、乐于施舍，则下属不暴虐；崇尚义气、节操高尚，则百姓兴起善行；宽厚仁爱、温和恩惠，则众人相亲相爱”。说“修养性情的方法，一定要审视自己有余的地方，而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于明察；见闻少的人，要警惕闭塞；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戾；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没有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惕落后于时；心胸宽广的人，要警惕遗忘”。说“夫妻之间，是百姓生命的开始，万物变化的本源。婚姻之礼端正，然后万物顺利而天命保全”。说“审察六艺的宗旨，则天人的道理就可以得到”。说“圣王自己的行为，动静周旋，奉承天道、孝敬亲人，临朝面对群臣，行动都有节度文饰，以彰显人伦”。端正根本、修养性情、审察技艺、治理内政、端正仪礼，都是君主的大法。匡衡能说出这些话，而史书讥讽他持禄保位，遭受阿谀奉承的指责，与孔光等人一同被讥讽。认为恭、显用事，不能犯颜直谏，确实如此。然而传述先王的话，他的蕴藉也足以称为贤人了。

刘向博闻强记，通达古今。作《洪范》论，阐发《大传》，著述天人之应。《七略》剖析艺文，综合百家的头绪。《三统历》谱，考察推算日月五星的度数。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疏、扬雄并称。而讥切王氏，尤其发自至诚。大概自从恭、显之世，他的忠恳已在封事中显现了。说“众贤在朝廷和谐，则万物在田野和谐。阅览历代的治乱，必定是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于是论述当世君主开创三代的基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他们并进，奏章交至公车，人满北军，朝臣意见分歧，谬误乖戾，文书纷乱，毁誉混乱，迷惑耳目，感动改变心意，不可胜载。这时恭、显用事，善类遭受侮辱。永光的诏书，也自认为邪说空进，事情没有成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

译汉元帝早已自己知道这一点。最终因为优柔寡断，败坏了汉宣帝的基业，这可以作为后世永远的鉴戒。刘向的学问，体现在《洪范传》中。他推究事迹，类比归纳，遵循箕子的本意，阐发天与人之间的感应，世间的儒生也不可以随意妄加评论。

译说那救一时之弊并非通达之道的，难道不是因为崔寔针对当世的治乱，而撰写了《政论》吗？汉代的儒者谈论教化，从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来都极力论述。而王吉也说，俗吏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如果没有礼义法度，就不能世代沿袭。他们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之计，导致淳朴的民风日渐衰败，亲情恩爱逐渐淡薄。东汉以后，尤其崇尚明察苛细。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等人，常常对此发表议论。而杜林也讥讽后世不能以德治国，却勤于用法。吹毛求疵，诋毁欺诈没有止境，赠送桃李这样的小礼物，也积累成罪。家中没有品行完美的人，国家没有廉洁的士大夫，仁义的风气就衰微了。崔寔独自著论，认为汉朝继承百代的弊病，几代以来，政令多施恩惠宽贷，驾驭马匹却松了缰绳，皇家的道路倾斜危险。想要严刑峻法以求治理，把这作为乱世的治疗良药。仲长统称赞他的书，认为君主应当抄写一通，放在座位右边。难道不认为通达权变、救正时弊，是一时的急务吗？如果把这些施行于宦官外戚专权纵横的时代，这固然适宜。至于崔寔的《政论》，难道算是通达的论说吗？

说言论可以成为常法，可以施行于后代的，难道不是因为荀悦志在进谏，而撰写了《申鉴》吗？在建安年间，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拱手无为。而荀悦自认为当时没有被任用，于是撰写了《申鉴》五篇。他所论述辨析的内容，通晓政事的根本。他说：“治理政事的方法，先要屏除四恶，然后崇尚五政。”把“虚伪扰乱风俗，私心破坏法纪，放纵逾越轨范，奢侈败坏制度”作为四恶。把“振兴农桑以养育本性，审慎好恶以端正风俗，宣扬文教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以掌握威权，明确赏罚以统辖法纪”作为五政。荀悦的论述，并不是用来施行于汉末的。只是他自认为怀抱王者的方略却不得志，于是通过奏章来抒发。大抵他所施设的，都是太平盛世的法度。可以说言论简练而事理完备了。考察他端正风俗的论述，认为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顺应神明，端正万物，成就王道教化的，必定在于贞正安定罢了。在上位者审定好丑，善恶取决于功罪，毁誉效法于标准验证，听取言论要责求实事，举荐文章要考察实质，不被诈伪迷惑以动摇众人的心志，所以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万物没有不建功的，善行没有不显扬的，恶行没有不彰明的。百姓上下看到利害存在于自己身上，恭敬谨慎地修养内心，慎重地修持行为，民心就平定了。汉朝之所以衰败，放纵外戚宦官的权力，酿成党锢之祸，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即使匡衡说四方是国家的栋梁，刘向讥讽朝廷错乱，都是这个意思。荀悦的《申鉴》，难道不是经常适用的法度吗？

晋初，士大夫效法何晏推崇老庄的言论，朝廷都以浮华虚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竭诚尽忠奉公，每次有议论奏章，都全面考核政事的根本。他说法律禁令宽纵，积弊已久，不能一下子用严绳去约束下属。然而至于矫正世风、救正弊病，自然应当逐渐趋向清肃，就像行船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应当顺着水流逐渐前行，稍微趋向所要去的方向，然后才能渡河。他救时矫世的言论，不是急迫的主张，不同于那些只从事权宜之计、敢于果断割裂的人。又说圣王的教化，在自己手中掌握要领，把事务委托给下属，在事情开始时辨别才能高低，根据成败来区分功过，这样群臣就无法逃避诛罚和奖赏。尚书统领大纲，年终考核账簿，进行赏罚升降。现在权力不归于上级，事功不建立，不知道责备谁。细小的过错和谬误，是人情所必然有的，如果全部用法律来纠举，那么朝廷就没有能站立的人了。担任监察职务的人，大抵是纲纪不振，而微小的过错必定举发，用严密的网罗捕捉微小的罪行，奏劾接连不断，表面上好像尽忠公正，而破坏法纪实际上就在其中。所以圣王不喜好琐碎严密的检举，而责备凶恶狡猾的奏章。刘颂的这些话，实在是末世的通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掌握天下的权衡，却不能以天下的大局为公，认为这样足以塞责，这也类似于俗吏的行为了。由此说来，刘颂想要矫正弊病而不一定任用严酷的法律，所以他比崔寔贤明。拿他和《政论》相比，那么刘颂是对的。

唐德宗时，陆贽上书说谏诤之道有九种弊端：把“好胜于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辩才，炫耀聪明，严厉威严，恣意刚愎”作为君上的弊端；把“谄媚阿谀，观望犹豫，畏惧懦弱”作为臣下的弊端。论述朝廷缺乏人才，其弊病有七种：不澄清源头而只防范末流，不考察实质而只务求广泛访察，求精太过，嫉恶太甚，考核方法违背正道，取舍违背情理，遵循旧例而不选择是否可行。而驾驭官吏的三种方法，则是提拔以表彰其特殊才能，贬黜以纠举其失职，按序晋升以谨慎地保持常规。他想要君主悔悟祸患、革新教化，关键在于舍弃己见、顺从众人，违背私欲、遵循正道，远离奸佞、亲近忠直，推行至诚、去除逆诈，堵塞谗言沮毁的道路，广开谏诤的门路，扫除求利的法令，致力于安民的方法。他的道理容易理解也容易实行，在于约束内心罢了。唐史称赞他论述谏诤的几十上百篇文章，讥讽陈述时弊，都本于仁义，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鲜明如丹青。苏轼认为他进献苦口的良药，针刺害身的膏肓。像陆贽的言论，开卷了然，汇聚古人的精华，作为治乱的借鉴。即使是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能够达成清平盛世，考察他们道德仁义的宗旨，陆贽也超过了他们。他论述兴亡之际，说上天所听所看，都因为

译在于人。上天降下灾祸或祥瑞，都考察于人的德行。并非在人事之外，另有天命存在。而时运的困顿或通达，事物的减损或增益，万物变化的关键，必定系于人情。人情有通达或阻塞，所以困顿或通达产生。人情有深厚或浅薄，所以减损或增益产生。圣王居于众人之上，必定让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欲望，不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甚至做到小心谨慎、勤勉不懈，一天之中处理数以万计的细微事务。几，是事情的细微之处。确实如此！孔子读《易经》读到《损》、《益》两卦时，感慨叹息说：“损、益大概是王者治国的道理吧？”在天命与人情的关键处，可以说论述得非常恳切透彻了。

译宋嘉祐年间，司马光上书进言：君主的大德有三：仁、明、武。推行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是君主的仁；通晓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区分是非，这是君主的明；唯正道所在，决断不疑，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是君主的武。他论述驾驭臣下的方法有三：任用官员、信守赏赐、必定惩罚。他认为国家只采录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只惩罚文字表面而不追究真实意图，所以天下人修饰名声来求取功名，巧饰文辞来逃避罪责。想要广泛考察在位的臣子，使各自胜任其职：有功就提升爵位而不调动官职；无功就降职罢黜而另求能者；有罪就流放刑杀而不加以宽贷。又鉴于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国家达到治世的光明美好，难得而易失，于是作《保业》。太平的根基，顺势安守容易成功，顺势挽救却难以出力，于是作《惜时》。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近处的忧患，于是作《远谋》。燎原的大火，起于微弱的火星，于是作《谨微》【谨微 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八作“重微”】。华而不实，对治理没有益处，于是作《务实》。合起来说，称为《五规》。司马光自认为侍奉过三朝，都以此六句话进献，平生所学，全都在这里了。又说《五规》都是治理国家的要害之道，当世的迫切事务。宋仁宗，可以说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了，当时韩琦担任宰相，君臣都贤明，最终却不能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度量有所局限，虽然四十年的深仁厚泽，无法比肩三代的隆盛，真是可惜啊。我曾读过他的《保业》之规，说天下得到它极其艰难，守住它尤其艰难。自周朝以来，分裂又统一，统一后又分裂，五代时期百姓几乎灭绝，太祖才开始建立太平的基业。上下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不过五百余年罢了。继承祖宗艰难的基业，拥有四海，传位万世，能不重视吗！君主处于全盛的运势，知道容易分裂难以统一的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常常潜伏在极其完整安定的局面之中；确实不可一天不兢兢业业。唐朝自从失去河北，用天下的力量，最终也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沦陷于契丹，宋朝南北于是势均力敌，最终不能自保，折损而归于北方。如果拥有唐宋所不能拥有的土地，难道不更加重要吗！所谓“每一寸土地没有不是他的，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他爱护我们的人，保全我们的土地，确实不可有一念放纵。

陆贽、司马光，他们的言论固然都可以作为万世的楷模，而《申鉴》的言论，也不能改变。文章有广博有简约，固然不能以优劣来论断。您想选取几位先生的书，作为可以垂示警诫而备办世务的，我在前面所陈述的，大概也得其概要了。过去曾经诵读并论述过。虽然他们的言论散见于史传，但天人性命的道理由此得出，诗书礼乐的道统由此保存，陶冶性情端正身心的准则由此彰显，端正根本改善风俗的关键由此昭示。朝廷之所以顺治，百官之所以尽职，王化之所以兴盛，国是之所以确定，天命的去留，人心的向背，都系于此。如果说意义深远，可以作为法度警诫，那么刘向关于山陵的奏疏，与陆贽、司马光论述天命保业，这是尤其恳切深切的。至于财赋、兵农、夷狄的大务，各疏中都有，用来阐明您询问所未涉及的，也没有时间全部叙述。

这几位先生，固然都是一代的伟人，他们的议论著于本朝，记载于后世；比起小儒拘谨狭隘、勉强拼凑言论而心中没有真知灼见的，真是秋虫的鸣叫啊。大人说的话深远，小人说的话狭隘；正直的人说的话直率，邪恶的人说的话阴险；仁爱的人说的话宽恕，残贼的人说的话刻薄；智慧的人说的话明达，愚昧的人说的话窒塞。琐碎的辩论，不适合在君主面前施行；斤斤计较，不可以用来规劝天下的大局；排列整齐，瓶罐有堤防，量着粟米舂米，数着米粒做饭，不是治理万乘之国的方法。这类事情，常常出现在奏章中，那么君主的听览就会昏花迷乱了。所以“大木可以撞城，却不可以堵塞洞穴，说的是器物不同；骐骥骅骝一天跑千里，捕鼠却不如狸猫，说的是技能不同；猫头鹰夜里捕捉跳蚤，看清毫毛的末端，白天睁大眼睛却看不见山丘，说的是本性不同”。所以没有天下的才能，与天下的见识，而忠诚足以打动君主的，他的言论一定不文雅，而他的行为一定不长远。唉！怎么能请起各位君子与他们谈论天下的大事呢！我生性狂妄愚钝，也对当今世务颇有感触，只是不敢因为言论未及而随意谈论。然而私下羡慕魏相、苏轼的条陈进读，不胜忠爱之恳切。

○问：如今河南设立行省于大梁，包括郑、卫、梁、楚、颍川、南阳的土地。前代人才的兴盛，难以全部列举。姑且选取当时任事且为豫、冀籍的人，各举其大概，与各位士子讨论。都逢竞争角逐的秋天了，有的在帷幄中运筹，推辞万户的封赏。有的崇尚明王的方略，拒绝九锡的议论，他们的心迹如何？都遇到权阉的艰难了，有的依违顺旨，奠定左袒的功劳，有的守正嫉邪，遭受灭顶之灾

译导致灾祸，他们的道义谁更得当？辜负百姓期望是一样的，一个导致山桑的挫败，一个导致淮水、淝水的胜利，他们的名声与实际谁更相符？恰逢中兴的运势是相同的，一个成就了著述的才能，一个成就了应对变局的实务，他们的功名谁更优秀？时局多难，有的怀抱高远的志向，却未能避免陈涛斜的失败；有的拥有胆识谋略，却未能抵挡敌军攻入封丘门，他们的才略谁更胜一筹？遭遇世道太平，见识气度英明伟大，制定安定国家的策略，面对时机果断决断，有大臣的风范，他们的德行功业谁更崇高？各位士人评论古人，这些本来就应该用心探究，何况是本乡的先贤呢？请详细陈述来回答。

译处理天下的事务，贵在善于应对天下的变故；如果不是才能与品德都完备，就不足以担当此任。才能与品德纯粹完备，因此能够承受极大的重任而不惊慌，容纳极繁杂的事务而不混乱；以此辅佐世道、成就治世，能使天下不倾覆，而自身也处于安全的境地。这是自身具备的条件，但如果所遭遇的时运并非如此，这本来就是君子所不能必然保证的。《尚书》说：“如果有一个臣子，诚恳专一而没有其他技艺。”这是品德能够兼有才能的人。如果只有品德，那么就是愚钝朴陋的人，不可以谈论才能。《尚书》又说：“不敢废弃他的义德，遵循的是从容不迫的德行。”这是才能以品德为根本的人。如果只有才能，那么就是轻浮敏捷的人，不可以谈论品德。如果想要承担天下的事务，出于这两者（仅有才或仅有德），都不足以取得成功。世人因此认为才能与品德不足以成就天下的事务，却又寻求那些有小才而德行浅薄的人来任用，怎么奇怪天下事务日益废弛败坏而不能振兴呢？

从前成周建立洛邑，说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时相交的地方，风雨会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诗经》说：“嵩山是高耸的山岳，高峻直达天际。山岳降下神灵，生出甫侯和申伯。”人才的兴盛，确实有其原因啊！像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那样，卓越地成为王者的辅佐；而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都在世上有名声，孔子、孟子大概已经论述过了。现在特别因为明确的询问，略举汉朝以来遭遇时运、遇到君主，治理世事，史书传记所记载的人，恭敬地搜集整理来回答：

张良在秦楚之际，因为家世世代做韩国的相，为韩国报仇，选择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于是跟随汉高祖。汉的天下已经平定了，张良不接受万户的封赏，愿意跟随赤松子游历。有人说张良没有为汉效力到底，是为了韩国。诛灭秦朝、消灭项羽，张良的志向已经完成了，转而侍奉汉朝，有什么损害道义而一定要离开的呢？只是他的道心恬淡，轻视人世间的功名，而有飘然远去的志向罢了。荀彧遭遇汉室的动乱，辗转于河、冀之间，来跟随曹氏，奉迎皇帝车驾，迁都到许昌。魏的大业快要成功了，荀彧不赞同九锡的议论，最终死在寿春。有人说荀彧的死，不是为了汉朝。士人的死，也不是轻易的，如果他甘愿做曹氏的辅佐，为什么轻视牺牲生命呢？只是他被才能所驱使，估量天下没有可以让他充分施展才能的人，而自我托付错了对象，缺乏明哲保身的智慧罢了！世人对张良，弊病在于给予他的恩宠过多；对荀彧，弊病在于断绝他的关系太深。史家的话说得好：“智谋算计有精疏之分，推究始末不一定要求善终，只取他归于正道罢了。这也是杀身成仁的道义。”他的论断恰当啊。

陈平在楚、魏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归附高祖，常常出谋划策，来解救纷乱纠葛的危难。等到吕氏专权称王，他没能有所匡正，反而迎合心意顺从旨意，吕氏的权势，由此兴起。然而他能联合将相密谋，趁间隙发动，于是安定宗庙。大概他跟随高祖在军队中，不害怕使用欺诈，最终因此成功，可以说是应变合权了。如果所贵在成就天下的事务，都像王陵那样直言，未必能逆折吕氏的气势，不过称病闭门而已，之后将有什么作为呢？陈蕃处在桓帝、灵帝之时，有澄清世道的志向，树立风气，抨击昏庸的世俗，成为天下正直人士的依靠。而宦官操纵国家大权，使海内浑浊混乱；陈蕃与闻喜合谋诛杀废黜宦官，以澄清朝廷，天下的英雄俊杰，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希望施展他们的智力和才能。而谋划不深远，导致太后被迁到云台，凶恶的宦官得志，士大夫都丧失了志气，而国家衰败了。只能为天下事务而死，而智慧不足以称道。陈平在户牖亭成就功业，而不能免于诡诈；陈蕃身死，而不失正道。史家的话说得好：“以仁为己任，功业虽然不能完成，然而他的信义足以维系民心，汉朝动乱而不灭亡一百多年，是几位公卿的力量。”他的论断卓越啊。

段深源见识气度清高深远，是风流谈论所推崇的宗师。隐居不接受征召，而当时人将他比作管仲、诸葛亮，以他的出仕或隐居来预测东晋的兴亡。等到他入朝执掌国政，乘着季龙死去的时机，确实是黄河、华山一带平定战乱的关键。但他出任中军将领，军队驻扎在山桑，竟然没有抵御敌虏的策略，国土收缩军队丧失，华夏动荡不安。难道不是名望超过实际的人吗？谢安石高卧东山，本来没有出仕的意思。而众人常常遗憾他不出来，为百姓担忧。等到他被任用，用和静来镇守，用长远的谋略来驾驭。符氏率领百万大军，驻扎在淮淝，京师震惊恐惧，他却安然没有惧色。指挥将帅，大致取得胜利，强敌土崩瓦解，中原席卷收复，东晋安定。难道不是实际能够符合名望的人吗？虽然如此，深源的清高名望和雅量，本来就为众议所归。而桓温尤其忌恨他。桓温也对人说：“段浩有德有言，假使让他做令仆，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朝廷是用错了他的才能罢了。”这话不假啊。有人将谢安石比作王导确实如此，而将段深源与王衍并列，不免有些贬低。

张燕公对于玄宗，最有恩德。等到太平公主用事，他忠心耿耿，所参与的秘密谋划很多。朝廷的重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笔。善于用人之长，引进天下知名人士，来辅佐王化，润色典章，成就一统的法度。天子尊崇儒术，开设

译士人修习太宗时期的政令，都是姚崇倡导的。开元年间礼乐教化兴盛，姚崇的功劳居多，所以天下人称颂他的文采。姚元之尤其擅长为政之道，决断事务没有迟疑。他三次担任宰相，常常兼任兵部尚书，边防驻军、斥候侦察，士兵战马、储备器械，没有不熟记在心的。皇帝亲自处理繁杂的政务，早晚询问，其他宰相畏惧威严、谦退忌惮，只有姚元之辅助裁决，因此得以专任。在权贵干预朝政之后，法纪纲常严重败坏，而他能率先让有关部门裁撤冗官，修定制度，选拔百官各尽其才，所以天下人称颂他的通达。虽然如此，姚元之虽然善于随机应变，以成就天下政务，然而天性权诈诡谲，设计将张说排挤出相州，罢免魏知古为尚书，而在东都毁庙一事上的应对，几乎到了谄媚的地步。所以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并称，他们的文章确实无愧色；而姚崇、宋璟齐名，君子不能不区分高下优劣。

译房管从成都捧着册命前往灵武，很快得到重用。他以天下为己任，知道该做的就没有不做的，参与决断机密政务，各位将相没有人能望其项背。后来因为贺兰进明的谗言，他被分兵去讨伐叛贼，军队在咸阳战败。唐代的名儒都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然而带兵本来就不是他的长处，一旦与叛贼交战，就导致军队覆没。前代史书称他“如果生在太平盛世，从容在幕后运筹帷幄，不失为名宰相；但如果用错了他的长处，就会陷入浮夸虚伪、结党营私的罪责”。桑维翰侍奉后晋，正值国家初创之初，藩镇大多不服从。桑维翰劝皇帝推行诚心、抛弃怨恨来安抚他们，训练士兵、修缮兵器，致力于农业、疏通商业，来安定中原。战报纵横交错，他从容指挥谋划，神色自如。当时齐王舍弃桑维翰的谋略，听信景延广的狂妄策略，于是被俘虏。况且桑维翰委屈心意侍奉契丹，所谓羽毛没长齐，不可以高飞，大概是因为形势不得不这样罢了。我又曾读唐史，记载房管被废黜时，朝中大臣多有人说房管谋划包揽文武大权，可以重新任用。虽然房管自己也认为应当掌握权柄，为天子建立功业。他军队覆没，也是因为监军催促出战，并不是他的罪过。可惜他一旦跌倒就再也无法振作，人们把他比作王衍、陆机，这是错误的！桑维翰两次执掌朝政，把杨光远、景延广调出京城，一切指挥调度，十五位节度使没有敢违抗的。如果让他处在太平盛世，担任将相，他的功勋业绩难道会小吗？唉！士人的不幸，遭遇艰难困顿的时机，身败名裂的，就是房管、桑维翰这两个人啊。

宋朝自从仁宗时期，天下号称治理太平。韩琦、富弼两位公卿，与范仲淹、欧阳修，一时同时被任用，世人称为韩、范、富、欧。韩琦在嘉佑、治平年间，再次决断重大策略，来安定国家。当朝廷多事，处于危险猜疑的境地时，他知无不为，而与范仲淹、欧阳修同心辅助朝政，百官奉公守法、遵循道理，朝廷称颂为治理得好。富弼担任宰相，遵守旧典，执行成例，辅以公众舆论，心中没有私意，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官称韩琦辅佐三朝，拥立两位皇帝，垂着衣带、端正笏板，不动声色，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了。又称国家在兴盛之时，大臣必定有长寿的福分，推及他们的余荫，足以庇护当世。富弼两次与契丹结盟，能使南北百姓几十年不见战争，与文彦博都在太平盛世享有高寿；从至和年间以来，共同制定大计，功成身退，朝野倚重。由此说来，两位公卿的功名，大概是相当的。唉！士人的幸运，遭遇太平盛世，福气和德行都具备的，就是韩琦、富弼这两位公卿啊。

况且中原地区的人才，这只是因为您问到的而说的。像贾谊的通达，蔡邕的文学，张衡的精思，卓茂的循良，李膺的高节，黄宪的雅度，邓禹的功勋，有不可一一列举的。孔子曾经在卫国，那么卫国就多君子；光武帝兴起于南阳，那么南阳就多功臣。至于像程氏两位先生，传授千年来不曾传授的道统，而许衡自得伊洛之学，有开创太平盛世之功，都是如今河南境内产生的人物。《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希望借由程氏来寻求观仰圣人的道，并立志实现伊尹的志向。恭敬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