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重庆堂随笔》序言 王氏是盐官的望族，秉衡公最初迁居到杭州。他治家严谨，家门中没有闲杂宾客。他虽然精通各种技艺，却深深地加以隐藏，不愿显露。继承家业的永嘉公天性纯厚孝顺，在亲戚中很有名声。长孙王沧是我的姐夫，他年轻时就颇有祖父的风范，尤其勇于行善；但嫉恶如仇而且过于严厉，人人都畏惧他。先父亲眼见到王家三代人的为人，心中仰慕他们的贤德，于是把我的四姐嫁给了王沧为妻；当时是嘉庆元年丙辰。过了一年，王沧的祖父年满七十岁，他的父亲也到了知晓非礼不可为的年纪；在举行祝寿宴的那天，恰好我的姐姐生了一个男孩，两代老人都非常高兴，于是把他们的堂名取作“重庆”。可是我的姐姐生下的三个男孩都夭折了，到了戊辰年三月五日，又生下一个男孩。秉衡公高兴地说：“这个孩子与祖父同属一个甲子年出生，一定能够获得祖父那样的长寿。” 因此给他取乳名为“龙”。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撰写医学著作《随笔》；有时抒发自己的心得，有时采录前人的名言，每一处都阐发了前人尚未阐发的道理，实在是留给后代的美好谋略。过了两年，书稿还没有完成，公便去世了。永嘉公年老时居丧守孝，对父亲的仰慕依恋仍然十分深切；书稿的编纂注释还没有完成，他便因而忧劳成疾，服丧期满两年后也去世了。我的姐夫在读《礼》之余，校订遗稿，打算交付刊刻，哪里料到上天夺去了他的寿命，他四十九岁便去世了。上天给予人的报应，实在无法追问。当时王龙刚满十四岁，他哭着对我说：“先人的遗训，是希望外甥将来对世人有所帮助；而曾祖父在外甥出生那天，就写下了一部医书。” 对世人最有用的事情，没有比行医更重要的了，我难道敢不专心致志地探究其中的宗旨吗！” 只是其中的义理深奥精微，我想要埋头钻研十年，却又要让舅父为我的家事劳累，这怎么可以呢？” 我听后站起来说：“你的志向既然如此，你的父亲就等于没有死，我怎么敢推辞呢！” 于是答应了他。回想外甥天资聪颖奇异，幼年时就超群出众；王琴泉、王继周两位先生都很器重他。后来他遇到金匏庵、谢玉田、孙铁崖、谢金堂等前辈，众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只是他性情疏放旷达，所遇之事常常出奇；转眼十年过去，仍未能施展自己的志向。不过他临证诊治时颇肯用心，多次治好重病，因此逐渐有了声名，可以说没有辜负先人的遗训了。无奈我未老先衰，恐怕不能亲眼看到他造诣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谨在《随笔》前面写下几句话，用来表彰王氏继承并发扬家学的贤德，并将此书刊刻流传，使其传之不朽；这正是继承家学之人的责任。外甥，你要努力啊！” 道光十年庚寅年秋末，姻亲再侄、仁和俞世贵桂庭敬拜书写。杨氏序 儒者凭借学术使天下达到太平，医者凭借医术救助危难困苦；其中因时制宜、灵活变通、变化无穷的奥妙，不是纸墨所能传尽、竹帛所能记完的。自古以来，没有只抱守一部经书的名儒，也没有拘守一家医法的名医，因此博学是最可贵的。然而流传下来的典籍，各自夸耀自己的心得：有的只作引导却不阐明，有的内容冗杂而少有要旨，有的偏僻而自以为是，有的内容纯杂不齐。诸家学说纷纷兴起，宗旨各不相同，如果不是具有精深见识，凭什么加以鉴别呢？我的朋友王孟英，是一位学识深厚的学者。他对医学研究深邃，不拘泥于古法，也不迎合今人的说法。我曾经把他的医案刊刻出来，流传于世。今年夏天我经过武林，孟英拿出他曾祖父秉衡公的《重庆堂随笔》给我看。我恭敬地读了这部书。它论述事理，明白清畅；它阐明医理，透彻而清楚。上溯轩辕、岐伯，下至当代，各家学说都被搜罗剖析、辨别整理，去除错误而保留正确的内容。我不禁行礼赞叹道：“竟然有这样的著作啊！” 读书实在不能没有辨识能力。秉衡公凭借醇正儒学来阐明医学道理，他的学术渊源正是如此，所以孟英能够博采百家学说，最终成为当时卓越的医学宗师。我曾经感叹，古今学术的兴衰升降与医术的盛衰，有许多地方极为相似。三代以前的情况暂且不论，汉唐时期的各位大儒固守先贤遗说，严格遵循先圣留下的教训；大的方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小的方面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学问，没有不讲求的。他们心里明白其中的道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穿凿附会的说法，但那些用来修治家庭、进献朝廷的学问，全都是切实有用的学问。宋代儒者出现后，斥责这些为粗浅的迹象，大谈性命天理，崇尚玄妙的领悟，自称从遗留下来的典籍中领会了古代圣人不曾传授的秘密，于是学术因此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们博学而又笃实践行，确实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到了后世，科举功名之学兴起；其中贤能的人涉猎宋儒学说的藩篱，便空虚自大；浅陋的人则剽窃文章辞藻，只用来应付世俗罢了。所学的不能用于实际，实际所需的又不是所学的；一旦自身遭遇事变，便茫然不知如何下手，任凭天下像鱼腐烂、河水决堤一样陷入灾乱，却不能挽救制止，这正是有志之士为之长叹的事情。医学也是这样。汉唐时期遵循轩辕、岐伯的医道，具有一定的法度；到了《和剂局方》出现，纯粹任用刚燥之药，古代医法因此发生了变化。然而根据证候施治的原则，还不敢扰乱。丹溪、河间等贤者，仍然出来竭力纠正这种弊端；到了薛立斋、张景岳的学说出现，倡导温补之法，天下人一致尊奉，竟把古人审察证候、探究病因的方法全都置之不论，只用一味补法来结束治疗，于是使全天下的人甘愿走向死亡，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唉！世事变乱日益增多，学术日益浅陋，关于病机的说法日益荒诞，医术也日益低下。难道真的是劫运造成的吗？为什么会昏暗混乱到这种地步呢！我认为，只要能够勤奋学习，就不必担心没有医术；钻研得久了，聪明才智自然会显现，阅历多了，机智也会产生。读秉衡公的这部书，真是苦海中的慈航、迷途中照路的宝炬。从前缪仲醇写《广笔记》，尤在泾写《医学读书记》，徐洄溪写《医学源流论》，都是凭借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学问精研医理，所以他们的权衡判断精细恰当，不是一般专门医学书籍所能相比的。拿秉衡公的著作与他们相比，确实足以相提并论。我对秉衡公的学问远不能相比，然而我痛恨世上的医生不读书而祸害世人，也痛恨他们不会正确读书而误导世人，所以希望用秉衡公的这部书来挽救这种情况。谨慎地冒昧陈述自己的意见，写在书卷前面，同时也借此表达我对他的敬仰钦慕永无止境的心意。咸丰乙卯年四月，定州后学杨照藜叩首书写。总评 注释《伤寒论》的人不下几十家，他们都把这部书看作专门论述伤寒的著作，所以常常支离破碎、牵强附会，难以适用于实际。秉衡公指出，《伤寒论》是一部总论外感病的书，这样一来，《伤寒论》的整体内容就都显现出来了。这一点与尧封的见解相同。

译风邪伤害卫气的证候，与伤寒证十分相像，只是常常自汗，脉象浮而缓。误治也会出现变证；如果不治疗，经过半个月或一个月仍然只是原来的证候，不会发生传变，服用轻剂的桂枝汤，汗就会收敛而病愈。后世所说的伤风证，与伤寒证大不相同。它所表现的证候是咳嗽、头痛、鼻流清涕。徐洄溪论述得极其详细；这种证候并不自汗，与桂枝汤毫无关系。风温证则是病人起初没有什么不适，只是昏沉欲睡罢了。刚开始时很像伤寒少阴病想睡的证候，但脉象不沉细，而是浮洪，这是它不同的地方。如果误用发汗法，就会熟睡不醒而死。服用辛热药和苦寒药，都会像什么也不知道一样，最终也必然死亡；只有甘寒而轻清透达的药物才能治愈它。这三种证候名称虽然相近，实际证情却相差很远。医书常常互相牵引附会，使人难以分辨清楚；总是因为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说得不能贴切罢了。如今秉衡公把风寒归入桂枝汤证，把风热归入伤风证和风温证，见识远远超过前人。虚损病多由阴虚所致，其证候无不表现为潮热、咳嗽、吐血、食欲减少，以及脉象细数。治疗方法固然以滋阴清热为主，但滋阴不能滋腻滞塞，清热不能使人受寒，并且还要时时兼顾脾胃，这样用药才不会失误。只要脉象一天比一天调和，饮食逐渐增加，就是生机出现了。等到阴气已经充足，就可以使用参、[原文缺字]；这时他的病就已经痊愈了。自古以来的医书专门重视扶助阳气，常说不服参、[原文缺字]的不能治，脉象细数的不能治。却不知道能够服用参、[原文缺字]的证候，治愈起来非常容易，本来就不必劳烦诸位畅谈高论。至于阴虚而脉象细数的病证，如果误用参、[原文缺字]，就会使阴液枯竭而死，所以古人都说这种病不能治；然而只要调治得法，也有能够活下来的，不可以一概推说为不能治。秉衡公提出“阴液难以充足”这几个字，使人恍然领悟到它的治疗方法，他的见识和判断力不是古人所能相比的。然而像薛立斋、张景岳这一类人，也有补阴的论述，只是专门使用厚重、浑浊、滋腻、滞塞的药物，使气机枢纽更加闭塞，距离生机越来越远，反而使人更加相信扶阳之说并非虚妄，于是虚损证便几乎完全没有痊愈的道理了。所以我一向十分佩服孟英用药灵活通达、随证变化，他为这门医道开辟了新的局面。如今读了这部书，才知道他的学术渊源是有来由的。《伤寒论》所说的除中，是大病之后元气受到损伤残败，因此主张会死亡。如果是平素健康的人突然出现这种证候，那是胃火炽盛、耗伤津液所致，使用大剂量甘寒滋润的药物就会痊愈。秉衡公用“火灼烧它的津液，风耗损它的津液”两句话概括三消病，确实是不可磨灭的精辟论断；但我认为，由此形成的病机非常多，所以秉衡公这两句话本来就不只是治疗三消的指南。血液因为火热而溢出，这是通常的情况；气不能统摄血液，这是异常的情况。如果不知道通常的情况，却夸夸其谈异常的情况，这就是扰乱医道。秉衡公这几句话把古往今来著书立说的通病全都说尽了。滞下本来属于湿热，但有时也有虚寒；疫病本来属于秽邪，但有时也有体虚、不能托邪外出的情况；吞酸本来属于木火侵犯胃，但有时也有胃寒、食物不能消化的情况。像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清。著书的人不先说明本证，反而反复讨论偶尔出现的证候，把次要的当成主要的，使读者全都走入迷途，怎么能不盼望秉衡公逐一揭示这些弊端呢！沈明生所治疗的证候，虽然不是虚劳，但脉象细弱如丝，阴气已经困乏，为什么还要用参、[原文缺字]、桂、附使它更加窘迫？直到使用硝、黄才痊愈，这就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疗错误使用的药物了。这种证候即使误治，也容易恢复；虚损证一旦误治，就很难挽救。把秉衡公前后所论结合起来参看，就可以知道应当取法于什么了。缪仲醇是一代名医，但误投滋腻滞塞之药，尚且会使病邪停留不去；如果误用于虚损证，又怎么能够救治呢？然而，如果不是秉衡公具有超过常人的见识，把道理明白地指出来，那么世人受到名声的震慑，谁会知道滋腻、滞塞、厚重、浑浊之品不适宜，而甘凉养胃之品应当使用呢？古代医案中这类情况很多，如果不能正确阅读理解，就没有不重蹈覆辙的。魏柳洲擅长滋阴，但他论述喉闭这一证候时，与张景岳一样都犯了错误，真可以说是别人向左错了，我又向右错了。叶氏的见识和判断力高超卓越，确实独胜一筹；有了秉衡公的辨别，这个证候就更加清楚，今后遇到患者，或许可以避免无辜夭折。魏君又评论喻氏治疗郭台尹单腹胀一案，认为这是水亏木旺，木乘脾土所不胜而形成腹胀；看他的意思，也是想用滋阴的方法治疗。我对此也不敢认为确实如此。滋补性的丸药最难消化，自古以来没有人谈到这一点。经秉衡公明确指出之后，喜欢服用丸药的人可以戒掉这个习惯了。孟英对于适宜补益的药物，常常让人熬制成膏，再用与证候相应的药物收膏制成丸剂，使它容易消化，真是善于继承家学的人啊。薛一瓢是本朝的良医，但他治病的处方都没有流传下来，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遗憾。秉衡公记录保存了两个方剂，内容都很有道理，实在足以惠益后来的学习者。本草类书籍以《本经疏证》为最好的版本。它引用的材料极其丰富，考证剖析精细透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文笔深沉晦涩，比卢氏《半偈》更加严重，读者为此感到苦恼。秉衡公所疏解的几十种药物，精细确切不逊于邹氏，而且比邹氏更加明白显豁。学者由此进一步窥读邹氏的著作，或许可以免去面对浩瀚大海般的学问而无从下手的叹息。人和动物都有胰脏，但医书中从来没有论及它。王勋臣亲自检验脏腑，也没有论及胰脏。西方人称它为“甜肉”，只说它的味道甘甜，却没有说明它的功用，反而把胃中消化食物的功劳归给胆汁，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又说，西方国家曾经检验过一个人，看到饮食进入胃中，胃便分泌甜汁来消化它。这就是万物归于土地的道理，正是胰脏的功用。秉衡公在论述猪脑的条目中说，胰脏主管食物的运化，这正与西方人的检验相符合。如果果真是胆汁进入胃中，那么这种汁液应当是苦的。这也是西方人疏漏的一点。赵恕轩在《纲目拾遗》中辨析李氏著作的缺失和错误，最为精确恰当。秉衡公摄取其中的精华，附载在这部书中，剩下的都是糟粕，读者不必因为没有见到全书而感到遗憾。研究事物、穷究物理的学问，是医家的首要职责。凡是药物性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辅助、相互适宜、相互禁忌，以及药力的刚柔、长短，都应当随时亲自体验，然后使用才不会有误。秉衡公所疏解的解毒药物及药物性质相宜的道理，确实可以用来应对仓促发生的病情，并增益人的神智，学医者应当谨慎记取。西方人的各种著作以及王勋臣的《医林改错》，都是医家不可缺少的书；但它们论述脏腑的功用和气机的运行，不能说没有弊病。

译就拿切脉这一点来说，不论它所切察的是气管还是血管，如果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它就与脏腑完全没有关系；按理说，强就都应当强，弱就都应当弱，为什么六部脉象会有参差不齐的差别，而且全都与病机相应呢？由此可见，亲眼考察与凭空推测、真实与虚妄，本来就有区别。秉衡公说：“可信的就相信，可疑的就存疑。”这是读《春秋》一类著作的方法；我认为，这确实可以作为阅读一切书籍的方法。至于亚枝、次瑶诸位君子，充分阐发了秉衡公没有说出的意思，议论奇特宏伟，我读了以后又不禁佩服得叩头至地。望、闻、问、切四诊的方法，把切脉排在最后，这说明脉诊是不能单独依靠的。天下的医家都专门谈论切脉，不仅是夸夸其谈欺骗人，实际上也是在草率从事罢了。而秉衡公反复推求考察，所说的全是亲切而有体验的话，不是医书中泛泛铺陈的内容可以相比的。从事这门事业的人若能潜心玩味探索，临证时或许就会有把握；这真是这门医道中引人渡过迷津的经典。以上各条，是我谨就自己浅陋见识所能达到的范围，随笔附记下来，用来表达我的敬仰。其实秉衡公所论述的内容，处处都是精金美玉；学者潜心玩味探索，自然能够增长见识和判断力，实在不是后辈末学所能铺陈其盛美的。中山后学杨照藜谨慎记述。上卷 伤寒，是外感病的总称。《伤寒论》，是总论外感病的著作。《难经》说：“伤寒有五种。” 那么，这五种外感病，古人都把它们称为伤寒了。《伤寒论》中有治疗风病、温病、暑病的方法。还有治疗湿病的各种方法，因此它并不是只专门论述一种伤寒病。《伤寒论》说：太阳病，有的已经发热，有的还没有发热，但一定怕冷，身体疼痛，恶心呕吐，寸脉和尺脉都紧的，称为伤寒。这才是正伤寒的病证。伤寒没有不发热的，这里说有的还没有发热，是指身体的热象尚未发作，先出现怕冷等证候，也就是所谓“没有发热却怕冷，是病邪从阴分发生”。寒是阴邪，所以往往先怕冷，随后才发热。寸脉和尺脉都紧，就是寸部和尺部都紧；紧脉是坎卦中间充满的形象，坎卦代表寒水，所以伤寒的脉象一定紧。如果已经发热，紧脉一定兼有浮象，这一点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太阳病，头痛发热，身体疼痛，腰痛，骨节疼痛，怕风，没有汗而气喘的，用麻黄汤主治。这就是正伤寒的治疗方法。寒邪凝滞闭塞，体表之气闭塞坚实，所以无汗、气喘而怕风怕冷。麻黄汤是温散发汗的方剂，如果不是正伤寒而误用，就会有阳气亡失的祸患。伤寒四季都可以发生，有这样的脉象，有这样的证候，就使用相应的药物。俗话说：“根据证候开药。”这句话说得实在精当啊！病势较轻、体气稍弱的人，羌活、防风、紫苏、白芷都可以代替麻黄使用。如果寒邪伤于体外而热邪伏于体内，那么在温散的方剂中必须辅以清凉药物，可以仿照长沙所用大青龙汤的制法。四季都有伤寒，但冬季三个月是寒水当令，比其他三季的寒气都特别盛，所以古人把冬月感受寒邪后立即发病的称为正伤寒；这并不是说春夏秋三季没有伤寒。医生如果能够辨证清楚，用药自然不会拘泥于时令。伤寒，是寒邪伤害体表、邪气停留在表分的病。如果这个人平素阳气虚弱，没有力量抵御，体外的寒邪就能够直接进入体内侵犯脏腑，这称为中寒；这是因为阳气衰弱，阴气便盛。阴气虽然盛，却忌用温散的方法，因为阳气既已衰弱，汗就容易外泄，误用温散药会更快加重危险。应当赶快使用姜、附来回救阳气、破除阴寒，这就是治疗方法。阳气衰弱，阴气便盛；由此可见，阴气并不曾真正强盛，只是因为阳气衰弱，所以显得阴气盛罢了。因此，中寒不一定要在隆冬时节发生，即使在盛夏也会出现。从前有人治疗这种病而使患者痊愈，却不说这是阳气衰弱、饮用冷物而在夏月发生的中寒，反而认为是安静状态下得到的阴暑；这是自己误解又误导别人，实在令人叹惜。用姜、附回救阳气、破除阴寒，就像兵家所说的强化主军、削弱客军的方法。《伤寒论》所说的中风，是《难经》所说五种伤寒之一，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伤风。“伤”和“中”两个字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所说的风伤卫、寒伤营一样。后人把寒邪在体表的称为伤寒，把寒邪进入体内的称为中寒，于是误以为“伤”较轻而“中”较重；其实这不过是分别邪气在表、在里的情况罢了。寒邪进入体内，为什么一定就比停留在体表的寒邪严重呢？实在是因为人体本来的阳气已经衰弱，所以外来的寒邪才能够直接进入体内。发散体表以取得汗出，是治标的方法；但这并不表示邪气较轻。温暖体内以回救阳气，是治本的方法；但这并不表示邪气一定较重。疾病有标本之分，是因为本证更重要，所以说它重，并不是因为邪气更重才说它重。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知道越人、长沙所说的“风为中”，就是把寒邪称为“伤”的意思。后世把外感风邪称为伤风，把虚风突然倒下称为中风，这样大概可以避免两种疾病的名称相混。然而“伤”和“中”两个字的意义，却显得轻重相差很大了。所以浅陋的人拘泥于越人、长沙所说“风为中”的说法，却不知道那就是伤风，竟然把它和突然倒下、跌扑击打的中风互相牵引作证，这是错误的。风邪伤害人体，既然是五种伤寒之一，哪里会是小病呢！而且风没有固定的性质，不仅四季有所不同，四方地域也各不相同。燥湿并不相同，雨旸的差别也很明显；风寒、风热还会在顷刻之间发生变化。风邪感于人体之后，治疗方法也各有不同。长沙所说的桂枝证，是风寒病。发汗以后身体反而灼热的，是风热病。然而古人往往只知道有风寒病，却不知道还有风热病。《伤寒论》又说：服用桂枝汤后，大汗淋漓，烦躁口渴仍不缓解，脉象洪大的，用白虎加人参汤主治。把这些合起来看，难道不是误用治疗风寒的药物来治疗风热病，从而产生变证吗？汉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如今人们把伤风看作轻微的小病，出现头痛发热，就说是重伤风；这是不知道伤风就是越人、长沙所说的中风。病因没有辨清，难怪有人过量服用温燥药物而耗夺津液，又过早使用滋补药物而把邪气困住，拖延日久形成虚劳，却还把责任推给伤风，说这是伤风没有治醒。唉，实际上是医生没有明白。风热就是风温，四季都可能发生，冬春两季尤其多。长沙说：如果发汗后身体反而灼热，这是风温病。这是说，风寒致病，可以用桂枝汤发汗而痊愈；如果发汗后热势反而灼盛，那就是风温病，“温”就是热的意思。后人没有详细玩味这段话，却把风温说成发汗后的坏病，怎么会如此固执呢？这种病本来就是热病，再加上桂枝的辛热之性，所以津液受到热邪逼迫而大汗出；津液耗去，热势就更加灼盛，因此出现烦躁口渴严重、脉象洪大的症状。这两条似乎说的是同一个证候，都以白虎加人参汤为主治，正是《内经》所说风邪、热邪过盛应当用甘寒药物治疗的宗旨。只有香岩先生独自看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说风温首先一定侵犯肺，先在卫分，后到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