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论学切要语二卷，由本朝王懋竑撰写。懋竑字予中，宝应人，康熙戊戌年进士，被授予安庆府教授的官职，雍正癸卯年被特别召入内廷值班，改任翰林院编修。起初李方子撰写朱子年谱三卷，其原本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洪武甲戌年朱子的裔孙朱境另外刊刻了一版，汪仲鲁为之作序，已经不是李方子的旧本了。正德丙寅年婺源人戴铣又刊刻朱子实纪十二卷，只专注于铺张褒扬，以夸耀讲学的荣耀，实在不值一提。到了嘉靖壬子年，建阳人李默重新编纂年谱五卷，他在自序中说，那些杂乱冗长、错误不合记载的内容，全部依法删削，相比旧本保留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七。然而李默的学术渊源出自姚江学派，暗中主张朱熹与陆九渊起初不同最终相同的说法，多有篡改扰乱，更加失去了真实面貌。本朝康熙庚辰年的版本，婺源洪氏的版本，后来又有了建宁朱氏的新本，以及武进邹氏的正讹本，有的详细有的简略，都还不够精确。懋竑对朱子的遗书研究思考最久，因此选取李本、洪本互相参考，依据语录、文集订正补充错误遗漏，编定为四卷。又详细列出取舍的原因，仿照朱子校正韩愈文集的例子，写成考异四卷；并采集论学的要语，作为附录两卷，附在末尾。其主旨在于辨别为学的次序，以驳斥姚江学派晚年定论的说法，所以对学问方面特别详细，对政事方面颇为简略。比如淳熙九年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的事，后人对此有很深的异议，他却置之不论；又如编类《小学》，既然根据文集定为刘子澄所作，而编类《纲目》，却不注明出于赵师渊；《楚辞集注》本是因赵汝愚被放逐而作，却不注明他的名字。这些都不够周密。然而对于朱子平生探求端绪、致力用功的方法，订正差异、审慎同异的辨析，追本溯源，条理分明，对于金溪、紫阳两派的门径，翻开书卷便一目了然。这在年谱体例上虽然未尽符合，但作为朱子之学的谱系，则胜过各家所编纂的多了。

例义

自古以来编纂朱子年谱，始于门人果斋李氏，其原本如今已无法见到。而在世间流传的，明朝李古冲的本子多篡改了果斋的旧本。近来有洪去芜的本子，收录较为繁杂，增删不当。又有新闽本，尤其疏漏简略。先生大体依据李、洪两本严格审查并谨慎采择，担心读者无法完全了解其源流前后，于是选取魏鹤山为果斋原本所作的序文置于篇首，以保存其源流脉络。后来的各篇序文依次附后，希望读者开卷便能清楚了解沿袭过程中的得失。

李、洪两本年谱，对照朱子文集、语录，多有不符合之处。先生大概是凭借文集、语录来考正李、洪两本，所以文集、语录的收录较为详细，而文集的删取尤其多。有时不收录词作，则将其目录列在下面。其义理的大要，即使是长篇也必定全部收录。

朱子行状由门人勉斋黄氏所作，最可采信。《宋史》本传不无错误。先生考正李、洪两本，全部以行状为主，而本传中有可采纳的也参酌附入。

《延平答问》、《张南轩集》、《吕东莱集》，是朱子师友渊源所系，多有值得采录的内容。至于陆象山、陈同甫的文集，也可作为附证。其他所引据的书籍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李、洪两本年谱，先生分别注明，仍保留年谱的旧貌。而所载的文集、语录、行状、本传，以及凡是引证的群书，总附在各条之下，统一标为朱子年谱。

昔日朱子作《伊川年谱》，自称曾窃取实录所记载、文集内外书所载，以及凡其他可作证明的书籍，按先后次序编排，作为年谱。既然不敢凭主观臆断来描述，又不能保证没有错误，所以在每件事之下都系上其所从出的来源。先生正是严格遵循朱子作《伊川年谱》的体例，虽然规模不同，意义则是一样的。读者可以知道其来源了。

先生编纂年谱，凡是自己所辩论的内容，原本附在各条末尾，恐怕繁重难以广泛流传，于是摘出另成一书，叫《年谱考异》，略仿朱子作《韩文考异》的体例。

李本简略，洪本较详细，而所增改的内容都不明出处，后人无从考证。先生对此深感弊病，所以全部写明取舍的原因，见于考异中。昔日朱子在方本《韩文》跋文中说，万一考订有未尽之处，取舍不免有小差错，也能尚存其他版本的别字以待后世的君子。先生正是遵循这个意思。

先生与朋友讲论，凡有采录的，必定说明其来源。同乡朱止泉著《圣学考略》，先生改为《正学考》，所论多次提及。又武进邹琢著《年谱正讹》，偶尔资取裁择，文中说邹本指的就是这个。而先生自己著有《朱子文集注》，以及《周易本义九图论》、《家礼考》，也附见于考异中。朱子论学的言语散见于文集、语录很多，年谱有不能全部载录的，先生又选取己丑年后最切要的言语，汇编为一编，也按年份叙述，间或附考异于其下。可惜没有完全脱稿先生就去世了，遗言说虽然来不及完成，但大体具备了。附录在年谱之后，读者请通观前书合起来看。

昔日朱子在《太极图西铭解》后有言，近来见到儒者多议论这两本书的过失，有的甚至没有通晓其文义，就妄加诋毁。我私下认为后来诋毁朱子的人正像这样，而为朱子辩解的人，也不能完全通晓朱子的文义。先生潜心体验朱子的书籍，确实契合深奥精微之处，曾认为

译文义既然已经明了，那么留下的训诫就像日月一样昭彰，不容许后人再多加议论。所附录的论学切要语，简约而分明，阅读的人应当本着这个意思去探求。

译陆学的错误，朱子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等到王阳明推崇陆氏学说，他的理论又兴盛起来。他所撰写的《晚年定论》，只是想要弥合异同以肆意其欺骗蒙蔽。李古冲信奉阳明之学，依凭私意删改旧谱，就是《晚年定论》的计谋，而且更加诡诈。先生对此感到忧虑。得到洪氏版本稍作增补，并有闽本可供参校，于是订正成此书，揭发异说的囊袋，辨析燕郢的混淆，大开关键，曲折通畅而旁通。大概是仿效《闲辟录》、《学蔀通辨》的大旨，而发挥统绪，确实有依据。宏大深远而显著，远远超出这两本书之上，海内的君子必定有与先生心意相通的人。我谬误地陈述管窥之见，只祈望高明的人加以指正。

外孙孙仝辙、仝敞敬书

朱子年谱原序

上天降生百姓，必定有超出他们同类的人作为君主和老师，来承担先觉者的责任。然而这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做到的，必定是同时出生、交错出现，互相切磋启发，然后道才彰显而教化形成。因此有尧舜就有禹和皋陶，有商汤和周文王就有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各自适应那个时代，观察其会通之处，以尽其所应当做的本分，然后天命得以定位，人道得以确立，万世的标准得以确定。虽然气数的屈伸不齐，但上天爱护百姓，历经千古如同一天一样。自从乡里教化之法败坏，射礼、饮酒、读法的礼仪无处施行，君主和老师的权柄转移到孔子，于是又有冉有、闵子、颜回、曾参等众弟子在左右辅佐，微言大义，上天开启而日日揭示，万物都能看见。自从孔子去世，诸子中已有不能完全得到其传承的人，于是子思、孟子又为他们阐明幽深、显明细微，辨别嫌疑、辨析似是而非，然后孔氏之道历经万世而不败坏。唉，这不说是上天所命定的，那又是谁做的呢？秦汉以来，诸儒出生在典籍散失、书籍焚毁、老师意见不同的之后，不仅孔道晦暗侵蚀，孟子的学说也很少有人知道。千数百年间，怎么能说没有人呢？只是往往孤立无援，倡导而没有人和应，断绝而没有延续。直到本朝兴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到关辅，地方相距何止一千多里，而大儒辈出，声音应和、气息相求，如同符合符节，说极、说诚、说仁、说道、说忠、说恕、说性命、说气质、说天理、说人欲、说阴阳鬼神，像这类，都是圣门讲学的关键，而千数百年习于浮浅、追随陋习的人不知道其说法，至此豁然开朗，如同沉疴痊愈、大梦醒来。至于吕、谢、游、杨、尹、张、侯、胡等诸儒，切磋探究、分别明白，也几乎没有什么遗留的蕴藏了。然而断绝很久而恢复困难，传授的人少而干扰的人多，朱文公先生开始以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见识，凌越高处、凌厉虚空，自从从延平李子受学，退然好像将要不胜任，于是收敛浮华、追求实质，反归广博、归于简约，等到他积蓄久而思虑浑厚，资历深而行为熟练，就贯通精粗、合内外，群献的精蕴，百家的异旨，毫分缕析，如同看手掌一样。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捍卫先圣之道，而仅仅到中身，论述没有完成，只有先生巍然独存。中间经历学禁，自信更加坚定，大概从《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都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至屈、韩的文章、周、程、邵、张的书、司马氏的史、先正的言行，也各自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的规划、圣贤新民的学问，灿烂中兴。学者习惯其阅读、遵循其义理，就知道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深地探究无极太极的妙处，而实际上不离匹夫匹妇所知道的；大到定位天地、养育万物，而实际上不外乎暗室屋漏中的无愧。大概至近而远、至显而微，不像抛弃伦理、断绝学者那样羡慕高深，而哗众取宠者那样安于卑下。多么兴盛啊！我的朋友李公晦方子，曾经辑录先生的言行，现在高安洪使君友成为之刻木，以使其流传。高安的弟弟天成嘱托我在卷首作序，唉，帝王不兴起，而洙泗之教兴起，如果没有孟子，我不知道大道与异端究竟谁胜谁负。圣贤已经熄灭，而关洛之学兴起，如果没有朱子，也不知道圣传与俗学究竟谁显谁晦。韩子说孟子的功劳不在禹之下，我说朱子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我生得晚，虽然不及侍奉先生，而与公晦及辅汉卿、广昔者曾经共同学习，所以不敢以固陋推辞。

后学临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们文公阙里掌祠事的朱境写信告诉我：“文公年谱计划刻版印刷，县里的贤令佐斯文朋友，愿意就徽猷，敢以序文相请。”唉！大贤君子，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无非是教化，何况我们文公的年谱呢？刻版传示于人，本来就应该。但在当时，年谱与行状两篇文章一起流传，所以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 出处进退，居官莅政，前后次第，都详细记载年月，写在行状中，则只以发明求端用力的精义微旨，造道成德的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的传承，确实有在。从前伊川撰写明道行状，而伊川的年谱行述，则有待于文公。唉！大贤君子，盛德形容，良不容易。这就是康节墓志所以只托付给明道，而濂溪的行述，也等待我们文

译我之所以在公务之后才从事撰述，大概是因为只有圣贤才能理解圣贤的缘故。《中庸》称颂孔子继承尧舜的道统，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他们都是圣人。得志而在上位，就确立君主的道理以匡正天下；不得志而在下位，就确立师长的道理以教化万世。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是得志而在上位的圣人，是确立君主道理以匡正天下的人；孔子，是不得志而在下位的圣人，是确立师长道理以教化万世的人。师长道理的确立，是君主道理得以确立的基础。前代儒者曾说：“孔子汇聚了众圣人的大成，而朱熹则汇聚了众儒者的大成。”这也就是所说的确立师长道理以教化万世的人吧？如今朱文公的学问，遍布海内外，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家家都有他的书，人人诵读他的话。然而经过战火摧残之后，这些文章或许不能全部见到。凭着平日仰慕的心情，如果真能得到这些文章而阅读，那么内心的感发兴起，就像及时雨滋润万物一样，自然会有停不下来的冲动。《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如果县令及佐官倡导刊刻发行，而前任广西护卫知事李文征因病辞官在家，召集众人商议并监督工程，努力完成这项事业，都懂得崇尚这种文化，以弘扬教化，都值得称道。所以我不敢推辞，以此回复掌管祠堂的人。这一年九月三日，汪仲鲁作序。

译《朱子实纪》记载了朱子的始末，以及古今尊崇他的实际情况。旧名年谱，现在改称为实纪。为什么呢？如果称为年谱，那么继承前人、彰显后人的内容，就不足以概括全部。必须称为实纪，然后才能包罗万象而没有遗漏。这也如同史家有世表、年表，总称为实录一样。有人问：尧舜的始末，孔子记载于典籍；孔子的始末，司马迁记载于世家；濂溪、伊川的始末，朱子记载于事状。这部年谱，也是模仿孔子和朱子而作的吗？我避席回答说：不是这样。这确实是李果斋先生的书，多次经过刊刻补遗，颇有混淆错误，加上事情有的在当时被遗漏，文字在后世逐渐增加，没有纯粹完整保留原貌的。我对朱子，承受着无法报答的深恩，且作为同乡后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自量力，私下依据旧本加以修订，整理为十二卷，以表达我景仰追随之私情，不敢妄自创作。尧舜、周敦颐、程颐的事迹，固然依靠孔子和朱子来流传。至于孔子虽然没有世家，但六经昭示万世的样子依然如故；朱子虽然没有实纪，又何必担心他的著作不昭示万世呢？著作昭示万世，就是道昭示万世，何必依赖这部书呢？况且朱子曾说：伊川年谱不能保证没有错误。这固然是夫子自道，也足以看出纪述之难。大贤尚且如此，何况区区小子呢？志同道合的君子，希望能原谅我的僭越并加以订正，使读者能够看到德业的完整而兴起向往，得以有所依据作为希贤、希圣的阶梯，那么它的帮助似乎就不小了。正德丙寅年十月初一，后学婺源戴铣谨书。

世人传说李果斋公晦曾经著《紫阳年谱》三卷，魏了翁为其作序。现在他的序文还在，但只说果斋辑录先生的言行，并不称有年谱及考证朱氏。现在所存的年谱，大概多出于洪武、宣德、景泰年间诸人的笔迹以及朱氏增补而成，绝不是果斋的旧本。其中最错误的，是先生去世后数十年间所获得的褒奖典制，还使用编年的方法，甚至尊朱诋陆，作为私家言论，不符合述作的体例。近来侍御元山曾君佩巡视福建到达建阳，得到这本书，读后颇怀疑冗杂脱漏，打算重新刊刻校正，并将此事咨询于默默。我崇尚与古人交朋友，必定要论及其时代，况且先生立言垂训，在礼制上，学者应当立为先师，那么他的行年素履、桑梓后人，难道可以推托说不知道吗？默默虽然无文，道义上怎敢推辞。我私下听说，古代圣贤道术精纯，要以践行形体、穷尽本性为最高学问。所谓学，就是学习这个。论本性没有比孔子说的更好：“本性相近，习性相远，只有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论学问没有比孟子说的更好：“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找回放失的本心罢了。”大贤以下，无不须要学习。道的根本在于去除习气，以回归真性，所不能做到的，是因为学与习相互进退，直到限度为止。所以成为果敢、通达、技艺、孝顺、简约、鲁钝、愚笨，所达到的境界不同，但他们学习的原因则是一样的。《易经》说“学以聚之”，所聚集的是什么？《中庸》说“博学弗能弗措”，所博涉的是什么？大概学问要举全功，行为要实德，不仅仅是读书穷理，空谈而已。这样才可以称为学。宋代自从周敦颐、程颐以来，谈论道术的人大概分歧很多了。先生在当时崛起，早闻父师的训导，既舍弃佛老二氏，黜落百家，于是自力于学问思辨之间，以求圣贤不传的绪论，最终在遗编中得到，折衷群儒，直溯伊洛，所以他的析义最精，著书最富，与陆九渊的学问颇相违异，这是他们途径不同，明显可知。然而观察先生的微言细行，都笃守圣人的谋略，至于进退取舍之际，以及在朝的大节，尤其洁白显著于世。只因为他因疏远触犯君主，触动权贵之路，被群邪嫉妒，蒙受伪学讥讽，这不是先生的过错，流风余韵，大概有兴起千载世人仰慕的，难道仅仅是传注被世人遵用吗？默默在先生之后数百年，翱翔游泳于高深之处，想起九原质疑义理而不可得，而对于今谱所述又素乏讨论，于是将元山君的意思咨询于先生的裔孙河河，河河指摘谱中错误几件事，与我意见相合，于是委托他考订。一切依据行状、文集、语录所载，默默不自量力，稍加删润。那些猥琐冗杂、错误不合记载的，全部依法删削。相比旧本保留十分之七，不以鄙陋诬妄累及先哲。年谱完成后，又取《勉斋行状》并《国史本传作为附录，以示传信。那些自宋以来的褒奖典制，也汇总附于末尾，与这年谱合为五卷。默默粗略编次，妄自推原道术、问学的实质，想使后世尊崇先生的人就此考证。然而知道不免于世人的讥讽，元山君是学习古人的人，难道没有体谅我的心意吗？嘉靖壬子年夏六月十六日，同邑后学李默默谨撰。

《徽国文公年谱》，是宋李果斋氏所著。加上勉斋黄氏的行状，先祖生平履历，道学事功，始终大致都完备了。婺源戴氏依据旧本厘正，附谥议诗文，总称为《实记》，重在徽州。考亭仍用婺叶侯重修本，并附书院题记，总称为《年谱行状》，重在福建。大概是子孙世代守护作为家乘，凌不敏默默无闻，继承先训唯恐坠失。近来因病辞官山居，嘉

译嘉靖壬子年二月，大巡按御史元山翁曽老先生在巡视福建的闲暇之余，我凌某因年底需与各位同僚在建溪行台相见，便借此机会拜见。曽老先生询问我的家世，我拿出《年谱》请他指正，他仔细阅览后，感叹字迹大多模糊不清，急切想要修订，并且感慨旧版不够完善。于是，他郑重向大冢宰古冲翁李老先生请求，重新进行参校、审阅和编纂的工作，历时三个季度，这些情况都详细记载在李老先生所写的序言中了。书稿完成后，曽御史便命令将其刻版印刷，以恩惠四方学者。我凌某内心感激之情，哪里能够言喻？他又嘱咐我撰写序言附于书后。我凌某身为卑微的后裔，怎敢以文辞厕身其中？但道义上不容我沉默。我私下听闻，晦祖（朱熹）在延平（李侗）门下受业，推衍宏大的学问，尊崇信奉并表彰发扬，这确实是程氏的学问。河洛的渊源，就是孔孟的正统血脉。孔夫子的道，万古如一，唯独我们祖辈的学问近来稍显废弃而不被讲求，这固然是我凌某不肖之罪。如今何其有幸，遇到了这两位公卿？曽御史家乡文献丰富，他仰慕高尚德行而得以从师，见识超越常人，早已在千百世之上神会孔门之道，却唯独崇尚晦祖，恳切地思虑兴起他的学问。李老先生心系桑梓，全力校订，他们的用心都可以想见。这将使得晦祖的学问得以施行，而后孔孟之道可以彰明；孔孟之道彰明，而后圣王的治世可以恢复。这或许是两位公卿的本意吧？总之，这都是能够以文章宣扬国家盛世的举动，所以我凌某才阐发并弘扬它。希望高雅的君子原谅我的僭越妄言，只求能以此告慰祖先。嘉靖壬子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一世孙凌叩首恭敬撰写。

译古今著作之丰富，没有超过朱文公的。因为朱子的学问，汇集了众儒学的大成。他所著的书有《小学》《近思录》《四书章句注》《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说》《周易本义启蒙》《太极图说》《西铭解义》《楚辞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书，又有文集百余卷，门人记录问答的话一百四十多卷。现在每家都有他的书，学者无不诵读效法，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读他的书而不考察他的生平、师友渊源、出处进退所经历的以及文章事业、艰危患难所经历的，那么微言大义就会湮没而不彰显。孟子所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那么年谱的编写，怎么可以停止呢？考察朱子门人李果斋先生，曾经叙述朱子的言行，虽然不叫年谱，但大致的年月起止可以查考。明世宗时，李古冲接着修订它，认为旧谱多出于洪武、宣德、景泰年间的人所改窜。这难道是果斋的谱不再见于世吗？当古冲同修年谱的各位在嘉靖朝时，姚江的学问正兴盛，他们以果斋的谱为多所改窜，不是旧本，不过如序中所称，果斋曾辨析朱陆异同，从而怀疑他的书未能尽善，却不知道果斋亲见朱子辨析象山，怎么会有晚年定论的说法？他也据实直书，以等待后人的折衷定论，不能说著书立说的人不应当出于此。然而古冲所修的，也有出于果斋所未能达到的，如大修荒政、条奏各州利弊诸书法，与陈同甫来注，应当在大书之下；以及毁秦桧祠事，都极有关系，不可以略去。家兄去芜曾辑录两家的谱，并参以朱子从学延平及与张敬夫的中和三变的书，合为一编，附以黄氏行状、《宋代本传》与历代褒典、庙记诸文，以等待后世的君子。他的书旧刻于金陵，因不揣固陋，用来序述而传于世。有能读朱子全书的人，得见此谱，也足以想见朱子为人、为学，而诵读效法步趋如亲炙之，岂能说无所帮助呢？题曰《重刻仍其旧也》。康熙三十九年，岁在庚辰，秋八月十六日，紫阳后学洪璟识。

朱子年谱卷一宝应王懋竕撰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出生。

[行状：先生名熹，字仲晦。父亲朱氏，是婺源的大姓，以儒学闻名。吏部公考中进士，入朝任尚书郎，兼史事，因不附和议而离开朝廷。文章行义，为学者所师，号韦斋先生。吏部因仕宦入闽，至先生始寓居建州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阳考亭。先生在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南剑尤溪的寓舍。年谱：先生本是歙州人，世居婺源永平乡松岩里。宣和末年，考吏部韦斋公松字乔年，任建州政和县尉，遭父承事府君去世，因贫困不能归葬，遂葬其亲于政和县护国寺旁。服丧期满，调任南剑尤溪县尉。离官后，曾侨居建剑二州。这一年馆于尤溪的郑氏，而先生出生]

绍兴元年辛亥二岁

二年壬子三岁

[行状：先生幼年颖悟，庄重。刚能说话，韦斋指天示之曰：“天也。”问曰：“天之上何物？”韦斋异之]

三年癸丑四岁

四年甲寅五岁始入小学

[年谱：韦斋与内弟程复亨书信云，息妇生男，名五二，今五岁了，上学了。〇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名季延，此云五二，以排行称]

五年乙夘六岁

[语录：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怎么样的？外面是什么东西]

六年丙辰七岁

七年丁已八岁

[行状就传授以《孝经》，一阅即通，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看之八卦也。〇谱]

八年戊午九岁

[语录：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谓奕秋，只争这些子。一个进前要做，一个不把当事。我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奋起，以为为学当如此做工夫。当时就有这个意思，如此只是不知道是如何做工夫。自后更不肯休，一向要做工夫]

九年已未十岁

[行状：少长厉志圣贤之学，对举子业初不经意。年谱时自知力学，听长者言辄不忘。语录：我十几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如今方觉得难]

十年庚申十一岁受学于家庭

[年谱时，韦斋为吏部员外，因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〇初，韦斋师事罗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