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卷一宝应王懋竑撰（1/2）

译门人朋友，听说杨龟山所传授的伊洛之学，独自领悟了古代圣贤未曾传布的遗意，于是更加自我磨砺，彻底摒弃浮华，以追求根本实质，每日诵读《大学》《中庸》之书，在致知诚意上下功夫。他自认为急躁有害于道，因此取用古人佩戴柔韦以自戒的意义，将他的书斋命名为“韦斋”，用以自我警示。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状》说：又结识了浦城的萧公顗（字子庄）、剑浦的罗公从彦（字仲素），并与他们交往，从而听闻了龟山杨氏所传授的河雒之学。〇延平先生的《行状》说：先父吏部府君也从罗公那里问学，与先生是同门好友。〇韦斋先生《书昆阳赋后》说：给儿甥读《光武纪》，读到昆阳之战时，熹问为什么能如此，便给他讲述大概，他欣然领会理解，所以抄写苏子瞻的《昆阳赋》给他。先生跋文说：绍兴庚申年，熹十一岁，先父罢官前往行在，寓居建阳，登上髙邱氏的住所，闲暇时亲手抄写这篇赋交给熹，为他讲述古今成败兴亡的大致道理，感慨良久。

译十一年辛酉，十二岁。

十二年壬戌，十三岁。

十三年癸亥，十四岁。春季，三月辛亥日，遭遇父亲韦斋先生去世的丧事。

《文集》中的《迁墓记》记载：“于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日，在建州城南的寓所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向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位先生求学。

《年谱》记载，韦斋病重时，亲手写信，将家事托付给少傅刘公子羽，并与籍溪胡宪原仲、白水刘勉之致中以及少傅之弟屏山刘子翚彦冲诀别，且回头对先生说：“这三个人，是我的朋友，学问有渊源，是我所敬畏的。我死后，你要以对待父亲的态度侍奉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诲。”韦斋去世后，少傅在他的府邸旁边建造房屋，先生于是奉养母亲迁居于此，便遵照遗训，向三位君子求学。三位君子像对待子侄一样抚育教导他，而白水刘公因此将女儿嫁给他。没过几年，两位刘公相继去世，只有侍奉籍溪胡公的时间最长。〇《文集》中的《屏山墓表》记载：“先父患病时，曾回头对熹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彦冲，这三个人，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学问都有渊源，是我所敬畏的。我死后，你去以对待父亲的态度侍奉他们，并听从他们的话，那么我死后就没有遗憾了。’”熹含泪接受教诲，不敢忘记。守丧期满后，便将此告知三位君子，并向他们求学。当时先生的兄长侍郎公尤其以救济孤苦穷困为己任，因此熹得以早晚在先生身边侍奉，而先生也不轻视他的愚笨幼稚，对他的教导和期许，都非同寻常。〇《白水墓表》记载：“先父留下孤儿，先生慨然代为料理家事，并像对待子侄一样教诲熹，后来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〇《籍溪行状》记载：“先生所交往的志同道合者，只有白水刘先生，既与他一起隐居，又结识了屏山刘公彦冲先生并与他交游，互相切磋以求学问精进。熹的先父晚年也与先生定交。先父病重将逝时，便将儿子托付给先生，所以熹在三位君子的门下都能从事洒扫侍奉的工作，而侍奉先生时间最长。”〇《少傅刘公碑》记载：“先父晚年跟随先生交游，患病时写信将家事托付给先生，先生怜悯他，像对待子侄一样收留并教导熹，所以熹自幼得以侍奉在先生左右。”屏山刘公为他取字，成年后钦定名字。遵循古制，朱氏之子熹，幼年便显露出非凡之处，朋友推崇他，请求为他取字，取字为元晦，以彰显名字的含义。树木在根部晦暗，春天则枝叶繁茂；人在自身晦暗，内心则神明丰盈。从前曾子称赞他的朋友说：“有好像无，充实好像空虚。”不直呼其名，而记载于书中，即使相隔百世之远，揣度其气象，知道颜回如同愚人，踪迹与曾参一同游历，英才驰骋，难道没有其他人吗？谁敢居此位？自从诸子言志，颜回想要不宣扬自己的声音，终身不逾越，陋巷中光芒暗淡而内在光辉强烈，从事于此只有曾参，无愧于贯通大道；只有曾参反省自身，则三人辅佐孔门，如两匹骖马翱翔。学问想要端正，我知道这就是指南。唯有先吏部先生的文儒精华，彪炳培育珍贵文华。继承而来，讲习切磋融洽，喜悦真诚聪慧，开阔如源头之水奔流。望洋兴叹，渺茫无际，使我收敛气息。古人不是说吗：“纯粹而不已。”惆怅友道衰变，恳切而应答。你的德行如果不日日更新，就是我的耻辱。不要认为这只是耳闻，要使之更加充实。如果说已经契合，适宜在蒙昧中涵养。说话要思虑谨慎，行动要思虑谨慎。战战兢兢，只有颜回才是我敬畏的。

十四年甲子，十五岁，安葬韦斋先生。

《年谱》记载，墓在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岁。

《语录》记载：我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己千”一章，因为看到吕与叔解释这段非常痛快，不曾不感到震惊警醒而奋发。〇我十四五岁时，就觉得这是好东西，心里就喜爱了。我不敢自欺，实在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而得到的。

十六年丙寅，十七岁。

《语录》记载：我自十六七岁时下功夫读书，那时四周都没有边际，只是自己硬着头皮去做，至今日虽不值一提，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书。

十七年丁卯，十八岁，秋季参加建州乡试。

《年谱》记载，考官蔡兹对人说：“我录取了一个年轻人，三篇策论都想为朝廷谋划大事，他日必定不是普通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岁，春季考中王佐榜进士，夏季奉敕赐同进士出身。

《年谱》记载，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语录》记载：我少年时只做了十五六篇科举文章，后来也只是如此。考中举人和进士的人，只是不能不会写文章。等到考中了，也只是如此。现在的人却要求必定考中，哪有这个道理？〇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己去努力读书。我考中后想要读书，被人横拦直截，我只是不管，一面自己读。

十九年己巳，二十岁。

《语录》记载：“我从十七八岁读《孟子》，到二十岁，只是逐句去理解，更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才知道不能这样读。原来许多长段落，都从头到尾相互照应，脉络相互贯穿，只是这样熟读，自然能看出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

译意思极其通达爽快。」〇「我自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史书都不想看，只觉得那些闲杂是非，无关紧要，不难理解，大抵才觉得这类文字有意思，终究是粗心了。」〇「我前年思考义理没有透彻，简直无法入睡。起初看子夏‘先传后倦’这一章，连续三四夜穷究到天亮，整夜听着杜鹃的啼叫声。」〇「我从前读‘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谨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将’，‘伊尹说先王开始修明人伦，听从劝谏不违逆，效法先民当时顺从，居上位能明察，处下位能忠诚，对人不求全责备，检查自身唯恐不及，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像这些地方，简直因此放下书卷，感慨向往而不能停止，觉得朋友间看文字，难得有这种意味。我二十岁前后，看书的大意已经如此。」〇「我从前也想要无所不学，禅学、道家、文章、楚辞、诗歌、兵法，事事都要学，出入时带着无数文字，每件事都有两册。有一天忽然想道：‘且慢，我只有一副身躯，怎么能够兼顾这么多呢’，从此逐渐舍弃了。大凡人知道了用心的地方，自然无暇顾及外面的事物。」〇「文集跋：曾南丰帖说：‘熹二十岁左右时，就喜欢读南丰先生的文章，私下羡慕并效仿他。’」〇「跋徐诚叟诗说：‘熹十八九岁时，在清湖之上得以拜见徐先生，就蒙他告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的道理，当时大概没有理解他的话，很久之后才知道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译宋高宗二十年庚午，朱熹二十一岁。春季，前往婺源祭扫祖墓。

[年谱]此前，婺源的乡绅俞仲猷曾得到朱熹少年时的书法作品，展示给他的朋友董颖看，两人一起赞叹欣赏。董颖有诗说：“共同感叹韦斋（朱熹之父朱松）年老有贤子，笔力能扛鼎。”当时，董琦曾在乡人的聚会上侍奉朱熹，酒兴正浓时，在座的客人依次歌诵，朱熹独自歌诵《离骚》经一章，声音洪亮流畅，在座的客人肃然起敬。〇朱熹有书信给内弟程洵说：“听各位先生都说，作诗必须从陶渊明、柳宗元的门庭中出来才好，不这样就没有办法抒发萧散冲淡的情趣，不免陷于局促尘俗，无法达到古人的佳境。像《文选》中的诗以及韦苏州（韦应物）的诗，也不可不仔细观看，但更需要研读《论语》《孟子》，以深入探求根本。”又有一封信说：“《诗经》三百篇，是性情的根本；《离骚》是辞赋的宗师。学诗如果不以此为根本，那也是浅薄的。然而学者所急迫的，也不在此。学者的要务，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罢了。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没有别的要妙之处，只要把《论语》《孟子》这两本书精通熟读，探求圣贤用意的地方，信服并努力持守就可以了。”〇按虞集《作复田记》大致说：“吏部（朱熹之父朱松）来到福建，抵押他祖传的百亩田地作为资用。同乡张公敦颐在剑州任教授，请求代为赎回，计算十年的收入可以抵偿地价，然后将田地归还朱家。癸亥年，吏部去世，张公写信在丧次安慰朱熹，并将田地归还。庚午年，朱熹到婺源省墓，用田地的租收入来充作扫墓祭祀的费用。]

宋高宗二十一年辛未，朱熹二十二岁，春季参加铨试获得中等，被授予左迪功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

宋高宗二十二年壬申，朱熹二十三岁。

宋高宗二十三年癸酉，朱熹二十四岁，夏季，初次在延平拜见李先生（李侗）。

[年谱]起初，龟山先生（杨时）在东南倡导道学，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说到其中深思力行、任重道远达到极致的，只有罗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师从罗公，实际得到了他的真传。同门都认为他不如罗公，但他乐于道义而不做官，人们很少知道他。沙县的邓迪，天启曾说：“愿中像冰壶秋月，晶莹清澈没有瑕疵。”韦斋（朱松）深深认为这是知人之言。朱熹年轻时耳熟能详，这时将赴任同安，特意去拜见他。语录]起初，师从屏山（刘子翚）、籍溪（胡宪）。籍溪师从文定（杨时），又好佛老。认为文定的学问用来讨论治国之道是可以的，但道还没有达到极致；然而对于佛老也没有真正的见解。屏山年轻时能写科举文章，在莆田接墖做官。下面有一位僧人能入定，几天后才见到。了老（胡宪）回家读儒家书籍，认为与佛老相合，所以作《圣传论》。后来屏山先去世，籍溪在某处自认为在这条道上没有所得，于是拜见延平（李侗）。〇文集《延平行状》说：起初，龟山先生倡导道学于东南，士人游历其门下的人很多。然而说到其中深思力行、任重道远达到极致的，像罗公大概只有一人而已。先生既然跟随他学习，在讲诵之余，整天端坐，以验证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而寻求所谓的“中”，大概很久之后才知道天下的大本真正存在于此。又说他接待后学回答问难，穷尽昼夜不知疲倦，随着人的深浅不同诱导他们，但总之要反身自得而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所以他说：“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见到哪怕一毫私欲发动，也要退听。久久用力于此，或许渐渐明白，讲学才开始有得力之处。”又曾说：“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洒然冰解冻释的地方，纵然有力持守，也不过是苟且避免明显的悔恨罢了。像这样的人，恐怕不足以称道。”又曾说：“读书的人知道所说的无非是我的事，而就在自己身上寻求，那么凡是圣贤所达到而我还没有达到的，都可以勉励而达到。如果直接用文字来寻求，喜欢其词义以资诵说，那不为玩物丧志的很少。”因此不曾讲解文书，然而他的辨析精微，毫厘都考察清楚。曾对问者说：“讲学切要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远，路径不差。如果一概用一个理而不考察其分殊的不同，这就是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的说法而不自知的原因。”他开端指示人的大要，类似这样。]

秋季七月到达同安。

[行状：任职勤勉敏捷，细微之事必定亲自处理。郡县长吏的事务，依靠他决断。如果对百姓有利，即使劳累也不畏惧。职务兼管学校事务，选拔县里的优秀百姓充任弟子员，访求名士作为表率，每天和他们讲说圣贤修身治人的道理。年纪刚过二十，听到他风气的人已经知道学道有老师而尊敬仰慕他。年谱：官署有闲坐的房间，改名为高士轩，并把法令甲令中主簿应当做的事大字写在门楣间。又兼管学校事务，亲身率领诸生，规矩很严。起初士子还沿袭旧习，吃完饭就离开。先生写文章劝谕他们，认为求学好像追赶什么似的，还怕赶不上，这就是君子所以勤勉不懈、爱惜光阴不倦而争分夺秒的原因。现在听说诸生早晨起来入学，不到中午各自已经散去，这难道是爱惜光阴的意思吗？大概今天的学者除了科举之业就没有别的了，所以只要足以应付有司的要求，就至于懈怠游荡而不知道返回。假使古人的学问只到如此，那么就可以得志于科举罢了。所以勤勉不懈、爱惜光阴不倦，死而后已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诸君如果思考科举之

译在外，若知道做学问的方法，那么就会有想要停止却做不到的人。先生既然选拔县里的优秀百姓充当弟子员，自身又加以督促勉励。有本县进士徐应中，议论纯正；有王宾，操守坚定，敦请他们到学中，以宾客之礼相待，使众学生有所敬仰效法。又有柯翰，在家教授学生常达百余人，品行严正不苟，于是聘请他担任学职，众人更加敬畏不敢做坏事。先生又认为，仅仅在法制的末节上加以防范，而理义不足以使他们内心愉悦，那么也就无法使他们知道所应趋向的方向并在行动上兴起。于是增修讲问的方法，使职事诸生相互切磋理义，有内容以充实其内心，有规矩以约束其外在。学者们一致遵从，以至于学殿、讲座、斋舍全都加以修缮整理。语录：过去在同安任主簿时，每次催缴赋税，必定提前告知，只用一张纸裁成三片做成小榜，到处张贴说：“本厅定于几日催缴，哪乡的赋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吏知晓。”只这样，到了限期，近来缴纳的人纷纷前来，这只是一个“信”字而已。如果违限遭到点名查定，绝不宽恕，所以人们害怕。〇初任同安主簿时，县衙公文委托补试，唤来吏人询问惯例，说必须张榜告知，让他们准备检阅的事项很多，我就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只用一张纸写几份榜文，只说“县学某月某日补试，请各位知晓”。临近期限，吏人回复说按惯例应当延期，我又告诉他们绝不延期。〇主簿就职期间，事务繁多，县中许多簿册文书都应当管理。我过去任同安主簿时，许多赋税出入的簿册，每天核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〇《文集·答复陈明仲的信》说：“前不久在同安，看到官户、富家吏人、市井商户典买田产，不肯接受产业，凭借多余的势力，来坐困那些卖产业而家计狼狈的人，实在令人愤慨。每当县中有送来整理这类事务的，必定在一天之内了结，因为不这样，那么村民就有住宿废业的祸患，而市井富家得以持久地困迫他们，使他们不敢申诉道理，这是最大的弊端。”〇《文集·高士轩记》〇《同安县告诫学者》〇《告诫诸职事》〇《补试榜文告诫》〇《请求徐王二生担任学宾呈县札子》〇《举荐柯翰的状文》

译这一年丁酉日，儿子塾出生。

二十四年甲戌，朱熹二十五岁，秋七月，儿子埜出生。

二十五年乙亥，朱熹二十六岁，春季，建造经史阁。

[年谱]正月，朱熹因公文前往帅府，将府中所有的书籍全部抄录，收藏在经史阁中。又整理旧有的书柜，治平年间所藏的书籍，得到尚可阅读的二百多卷，全部存放在阁中，学者得以阅览。《文集》同安县学官书后记说：“二十五年春正月，熹因公文向大都督府禀报事务，对连帅方公说，希望抄录府中所有的书籍带回，使学者得以学习。方公当天就命令工官抄录给我县，共九百八十五卷。”〇《同安县故书目序》说：“同安学宫原有官书一柜，没有目录记载，文书都破旧残缺脱落，没有次序，为之整理，其中可读的共六种，一百九十一卷。又向下招募民间得到旧日所收藏的，又两种，三十六卷，著录在目录中，好好收藏，更加严密。”《文集》经史阁上梁告先圣文

夏季，县中有盗贼，分守城池的西北角。

[文集·射圃记]说：“二十五年夏，县中有警讯，县令、县丞以下的官吏士兵分守城池，而我与监盐税曹侯沆分守西北。曹侯与我巡视所部，循循勉励慰劳整饬，晓谕官吏士兵，士兵都感激奋起效命。又一起巡视城池的角落，得到空地作为射圃，命令他的部属每天在那里射箭。后来盗贼虽然溃散离去，但射圃因此没有废弃，偶尔去射箭像当初一样。”

确定释奠礼。

[年谱]起初，县学释奠旧例只由人吏行事，先生到任后，向县里寻求政和五礼新仪的印本，没有，于是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互相参考，画出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训释辨明，细微详尽都具备，使执事的学生朝夕观览，临事没有差错]（洪本）

申请严婚礼。

[文集·申严婚礼状]说：“私下认为礼律的文字，婚姻为重，所以区别男女，规范夫妇，端正风俗，而防止祸乱的根源。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没有婚姻之礼，里巷的百姓，贫穷不能聘娶，甚至奔诱，则称为引伴为妻，习以为常，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也有的这样做，不再忌惮。其弊端不仅违背礼典，渎乱国章而已，至于嫉妒相形，酿成祸衅，则有的因此杀身而不悔，习俗昏愚，深可悲悯。想要请求检坐现行条法，晓谕禁止，仍请求备申使州，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姻仪式，行下以便遵守约束施行。”

在学宫立故丞相苏公祠。

[年谱]：苏公，名颂，字子容，同安人，在元佑时做宰相，学术风节为世人所称道。文集《苏丞相祠记》

二十六年丙子，朱熹二十七岁，秋七月，任期届满。冬，奉檄前往旁郡。

[年谱]当时，任期届满，接替的人没有到，于是送老幼回家。语录说，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才精专看得透彻。我往年同在安时，因差出体究公事，夜里寒冷不能入睡，因而看得子夏论学一段分明。后来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已遣，行囊中没有文字看，在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才晓得养气一章语脉。当时也不暇写，只逐段以纸签标记之，说这是如此说。签了便看得更分明。后来其间虽然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〇我先前为同安簿满，到泉州候批书，在旅舍只借得一册《孟子》仔细读，才寻得本意见。看他初问如此，问乃如此回答，待再问又如此回答。其文虽若不同，自有意脉都贯穿，字字语意都有下落。〇年轻时在同安，夜里听到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惧，才知道为学须是专心致志。

二十七年丁丑，朱熹二十八岁，春季，还同安候代不至，罢归。

[馆陈氏者，数月。命令友生中嗜学者与居，名其室曰“畏垒庵”。陈氏世为医，名良。杰行状说，历经四考，罢归，以奉养双亲讲学为急。年谱说，冬十月，接替的人终究没有到，以四考满罢归。他离去时，士人思念他的教化，百姓怀念他的恩惠，相与在学宫立祠。

二十八年戊寅，朱熹二十九岁，春正月，在延平见李先生。

[赵师夏跋《延平答问》说：文公幼年丧父，跟随屏山刘公学问；及壮年，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大概未曾契合，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也不赞许。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的话，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他。则此编所录，大概同安既归之后。文公先生尝对师夏说：“我之始学，也务为儱侗宏阔之言，好同恶异，喜大而耻小。对于延平的话，则认为为何多事，心中疑惑而不信服。同安官任期间，反复思考，才知道他不欺骗我。”大概延平的话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

译事物各有其具体的差别。道理并不担心它不统一，难以把握的正是这些具体的差别。这是关键所在。」《文集》中朱熹给范直阁的信说：“我前不久到延平，见到李愿中先生，向他请教‘一贯’与‘忠恕’的道理，他的见解与我的想法不约而同地相合。”〇又给范直阁的信说：“我侍奉双亲，隐居在深山僻静之处，可以阅读书籍，又恰逢胡先生归来，早晚都有请教指正的地方，在穷困简朴的生活中，这也足以令人快乐了。”

译冬季十一月，因奉养双亲请求担任祠禄官。十二月，被任命为潭州南岳庙的监官。

[年谱记载：先生从同安回来之后，更加喜爱自己的学问之道，对于做官进取淡然处之。文集《申建宁府状》中说：在同安任职四年，因省亲罢任回乡，恰逢父母年老、家境贫寒，不能等待补缺，于是请求担任岳庙的差遣。行状中请求奉祠禄并监潭州南岳庙。延平先生《答问李先生书》中说：我自从听闻师友的教诲，仰赖上天庇佑，时时只在心目之间。虽然资质不佳，世俗牵累妨碍之处很多，但这颗心未曾敢忘记。对于圣贤的言论，也时常有领悟之处，偶尔也能认识到其中的道理。只是觉得见解反而被理道所束缚，毫无进步之处。如今已经老了，日益感到恐惧。朱元晦却不轻视我孤陋寡闻，远道而来质问所疑惑的问题，我惭愧极了。戊寅年十一月。文集《存斋记》中说：许生的学问，大概有意于孟子所说的“存其心”。于是用“存”字命名他的书斋，并告诫他说：人之所以处于天地之间而成为万物之灵，全靠这颗心罢了。然而心的本体，不能靠听闻看见去获得，不能靠思考推求去探求。说它有形质，则言语无法表达；说它无形质，则日常应用之间无处不是它。君子在这方面，又将用什么力量呢？一定要有所作为但不要刻意端正，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这就是存养心的方法。像这样去存养，存养久了，久了就熟练，心的本体，必定会在参差倚靠之间清晰可见，而没有一息不存养的时候。这就是我命名书斋的道理。]

二十九年，己卯年，三十岁，春季三月，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

[文集后序中说：谢先生名良佐，字显道，在程夫子兄弟门下学习。有《论语说》流传于世，而这本书流传的很少。我起初得到括苍吴任抄写的一篇，后来得到吴中版本的一篇。这两家的书，都是温陵曾恬天隐所记录。最后得到胡文定公家中抄写的两篇，总共四篇书，互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录文定公的问答；下篇四十七章，与版本、吴氏抄本大致相同，但时常有小差异。就依照旧本，定为两篇。唯独版本中增多的百余章，有的失去本意，夹杂其他书籍。其中特别严重的五十多章，甚至诋毁程氏以助长佛学，就舍弃并断绝不用。其余的也删去不少，而得到先生遗言三十多章，另为一篇。总共校定著录的书三篇，已经校定可以抄写。后记中说：过去删去版本五十多章，只是根据道理推断肯定不是先生的话，起初未曾有左证，也不知道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后来籍溪胡先生入京，在他的学生吕祖谦那里得到《江民表辨道录》一篇，读后发现正是先前删去的五十多章，首尾次序没有一个字的差错，然后知道那是江公所著，而不是谢氏的话，更加明白了。因此写下来给读者看，使大家没有疑惑。旧传中说：〇《语录》我二十年前得到《上蔡语录》，初看时用朱笔画出合乎道理之处，再看时就不一样了。于是用粉笔，再看时又用墨笔，多次阅读之后就完全与最初看时不同了。〇《文集·谢上蔡语录后序》〇《谢上蔡语录后记》]

秋季八月，召赴行在，辞谢。

[年谱记载：因执政陈康伯推荐。先生正推辞，恰逢言路有人借抑制奔竞之名来阻挠他，因此没有就任。本传记载：因辅臣推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一同被召，因病辞谢。〇文集《辞免召命状》]

三十年，庚辰年，三十一岁，冬季，在延平拜见李先生，开始向他求学。

[文集再题《达观轩诗序》中说：绍兴庚辰年冬季，我来拜见陇西先生，退下后寄居在西林院，只有可师的房舍，以便朝夕往来接受教诲。过了几个月，然后离开。年谱记载：退下后寄居在西林院旁，过了几个月然后离开。行状记载：延平李先生在豫章罗先生门下学习，豫章罗先生在龟山杨先生门下学习。韦斋与延平是同门好友。先生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延平称赞他说：“乐善好义，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又说：“颖悟超绝人力，践行可畏。”他所讨论辩难的问题，体认深切到位。从此跟随游历多年，精思实体，而学问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入了。年谱记载：延平给他的朋友罗博文写信说：“元晦进学很努力，乐善畏义，我们这些人很少有。”又说：“这个人极颖悟，践行可畏，讲学极能造其微处，他所讨论辩难的地方，都是操戈入室，从源头体认而来，所以好说话。”我过去在罗先生那里得到入门处，后来没有朋友，几乎放弃了，得到他这样，极有益处。他起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所以都在里面体认。现在既然讨论辩难，见到儒者的路脉，极能指出其差误之处。自从见到罗先生以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人。又说：“这个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起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束缚，现在渐渐能在日用处融释，一意下工夫。如果在这方面渐渐熟练，那么体用就合一了。这道理全在日用处熟练，如果在静处有而在动处无，那就错了。”〇我十五六岁时，也曾留心于禅。一天在病翁那里，恰逢

译有一位僧人与他交谈，那僧人只是随声附和，既不说对，也不说错，却对刘说：“我也懂得那种昭昭灵灵的禅。”刘后来把这话告诉某某，于是怀疑这位僧人还有更精妙的地方，就去请教询问。他见那僧人说得也极好。等到去参加考试时，便用那僧人的意思胡乱发挥。当时的文章不像现在这样细密，任凭人粗略地说，考官被他的言论打动，于是考中了。后来赴任同安时，年纪已二十四五岁，才见到李先生，李先生对他说。李先生只说不对，我反而怀疑李先生没有理解这个道理，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约庄重，却不擅长言辞，只让我看圣贤的言语。我于是把那禅暂时搁置起来，心里想禅也自在，且先读圣人的书，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的言语渐渐有了滋味，回头再看释氏的说法，却渐渐破绽百出。〇初次见到李先生，他说出无限的道理，李先生说：“你这样凭空理解了许多眼前的事，却理解不了道，也没有玄妙之处，只在日常用度间切实下功夫，去理解自然就能见到。”后来才明白他说的话，所以今天不至于没有着落。〇沈元周问尹和靖，《伊川易传》中哪里是最切要的地方，尹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最切要的地方。”后来举此问李先生，先生说：“尹的说法固然好，但必须看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才能说出这话。如果学者没有仔细理解，就这样告诉他，岂不是误了他？”我听后惊恐，才知道以前空谈无实，完全无益，从此读书更加详细。〇李先生让我在圣经中寻求义理，我后来专心经学，推究实理，才相信以前众人的错误。〇延平先生曾说：“道理必须在白天理解，夜里却到静处坐着思量，才会有所得。”我依照这话去做，确实不同。〇我向来从师，一天间所听到的话，夜里像温书一样，字字仔细思量，只要有疑问，第二天又去问。

译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岁。

[年谱记载，这一年曾写信给黄枢密。]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岁。春天，在建安迎接拜见李先生，于是与他一同回到延平。

[文集再次题写《达观轩诗序》说：壬午年春，再次在建安拜见李先生，跟随他来到这里，又在此居住了几个月。〇年谱记载，再次在西林寓居了数月。《文集》中延平的《行状》说：熹有幸跟随先生游学，每次离开后又回来，所听到的必定更加高超绝妙，大概是因为先生向上通达没有止息，每日更新就像这样。《延平答问》中李先生的信说：我幸运地早早跟随罗先生游学，从少年时粗略听闻头绪，中年时没有辅助，被世俗事务污染得很厉害。幸好近年来得到我的元晦（朱熹）一起在颓废中讲学，再次激发，恐怕在晚年能有所成就，还有什么比这更欣慰的呢！七月二十一日]

夏天五月，祠禄任期届满，再次请求保留祠禄。

六月，高宗禅位给太子，孝宗即位，再次被差遣监南岳庙。

秋天八月，应诏上呈密封的奏章。

[年谱记载，这一年五月祠禄任期届满，再次请求保留。恰逢六月孝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于是上呈密封奏章。《行状》说：“祠禄任期届满，再次请求保留。孝宗即位，再次依据他的职务。恰逢有诏书征求直言，于是上呈密封奏章。其大略说：圣上自身虽然没有缺失，但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习讲习；朝政虽然没有遗漏，但修明内政、抵御外侮的计策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然不能全部列举，但根本所在不可以不加以注意。陛下培养德行的初期，亲自翻阅典籍，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近年来，想要寻求大道的要领，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的书。记诵词藻，不是用来探求渊源而得出治道的；虚无寂灭，不是用来贯通本末而确立中正之道的。帝王之学，必须先格物致知，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义理所在，细微之处都清晰明了，那么自然意念真诚、心正，从而可以应对天下的事务。其次说，今天的计策，不过是修明政事、防备边境。然而计策不能及时确定的原因，是和议的说法使人怀疑。现在敌人对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么不可和议。义理已经明白了，知道义理上不可为却还要做，是因为认为有利而无害。以我的策略来看，所谓的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必一定要做呢？希望咨询大臣，总揽群策，鉴察失误的原因，寻求应对的方法，以义理的公正决断，参以利害的实际，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激励风俗，使我们在修明政事、防备边境之外，孤立无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依赖作为拖延苟且的资本，而不敢怀有片刻自安的意思。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清楚地知道陛下的志向，互相激励以图谋事功。几年之后，志向坚定、士气饱满，国家富强、兵力强大，观察我们力量的强弱，观察敌人破绽的深浅，慢慢兴起图谋中原故地，如果不归我们所有，那将去哪里呢？其次说，四海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休戚，百姓的休戚关系到地方官的贤与不贤。监司是地方官的纲纪；朝廷是监司的根本。想要百姓得到安顿，根本之地也在朝廷罢了。陛下认为今天的监司贪污狼藉，肆虐以害民的，谁不是宰相、台谏的亲旧宾客呢？那些已经失势的，既然查见他们交结私情的状况而斥退他们；还在掌权的，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〇文集壬午年应诏密封奏章〇文集答许顺之的信说：所记述的各种学说，追求起来都似乎太过，如果一直这样，恐怕渐渐就失去正途，进入异端的学说，为害也不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况这不仅仅是毫厘之差呢？且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位公的学说为标准，反复玩味，只在平易诚实之处认取最恰当的道理。凡是以前所从事的一副正当高奇新妙的学说，并且搁置很久，见到实理自然都用不着了。大概因为从前相聚时，熹自己也有这个毛病，所以互相沾染形成这种习尚，今天竟然互相误导，只能自我责备罢了。像子韶的学说，直接就不是正理，说得越高越妙，病痛越深，这可以作为警戒而不可学习]

孝宗隆兴元年癸未，三十四岁。春天三月，再次被召，辞谢有旨意趣旨，于是启程。冬天十月，到达行在。

[文集辞免召命状]

十一月六日在垂拱殿奏事

[《行状》记载入对：第一点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知。大概有这种事物，必定有这种道理。然而道理无形而难以知晓，事物有踪迹而容易看见，所以凭借这种事物来寻求它，使这种道理在心目之间清晰明了，而没有丝毫之差，那么应对事务自然没有丝毫之谬。陛下虽然有生知的本性，高世的品行，而没有随着事务来观察道理，所以天下的道理大多没有察觉；没有依据道理来应对事务，所以天下的事务大多没有明了。因此举措之间，动辄涉及疑虑；听纳之际，难免受到蒙蔽欺骗。平治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显著，是因为不讲究大学之道，而沉溺于浅近虚无的过错。”第二点说，“君父的仇恨，不共戴天。这是天所覆盖、地所承载，凡是有君臣父子本性的人，发自极度的悲痛，不能自我控制的同情，而不是专门出于一己的私心。那么今天所应当做的，不战无以复仇，不

译防守没有制胜的方法。这都是天理的共同准则，而不是个人私欲的愤恨。”最后说，“古代圣王控制强敌的方法，其根本不在于威势强大，而在于道德功业；其防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器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纲纪法度。如今谏诤的道路尚且阻塞，奸佞宠幸的势力尚未张扬，爵位赏赐容易获得而威严刑罚不能施行，民力已经耗尽而国家用度没有节制，那么道德功业就不能说是修明，朝廷就不能说是端正，纲纪法度就不能说是建立。凡是古代圣王用来巩固根本、挫败强敌、威慑控制强敌的方法，都不能说是完备。”三篇奏札所陈述的内容，不出封事的意思，但更加恳切。先生认为，“治理国家的本源，没有比讲求学问更紧迫的；经世济民的事务，没有比复仇更重要的。至于道德功业的成败，则取决于君子和小人的任用与舍弃。”所以在奏对时再次申明这些观点。“因为学问有确定的见解，事务有确定的道理，而表达在言语上就是这样。”年谱记载当时，朝廷派遣王之望出使金国，议和尚未返回。宰相汤思退等都主张议和，而亲近宠幸的曾觌、龙大渊揽权，所以奏札中提及他们。在此之前，先生将要赴召命，询问李先生应该说什么。李先生认为，“如今三纲没有确立，义利没有区分，所以中原的道义衰微而敌国兴盛。人们都追求利益不顾道义，而君主的势力孤立。”先生采用他的说法来回答。〇文集癸未垂拱殿奏札一〇奏札二〇奏

译十二日，被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补缺。

[年谱记载：因成资阙的缘故，接受任命后便回家。行状记载：被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补缺。文集《与魏元履书》中说：“熹六日登殿应对，起初诵读第一道奏章，论述致知格物的道理。圣上脸色温和纯厚，应答如同回声般迅速。接着诵读第二道奏章，论述复仇的大义；第三道奏章，论述言路堵塞、奸佞小人嚣张跋扈，就不再听到圣上的话语了。”十二日有旨意任命我为此官，然而空缺尚远，恐怕不能等待，已经写好请求主管祠禄的文书，在辞别之日投进宫中。]

《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编成

[年谱记载：既然编次了《论语要义》，又因为其中训诂简略而义理详尽，并非启蒙的要领，因而删减摘录以编成此书。《文集·论语要义序》中说：熹十三四岁时，从父亲那里学习二程先生的《论语说》，未能通晓大义，而父亲就去世了。中间拜访师友，认为还不够，于是遍求古今诸儒的学说，合并编撰。诵读习练久了，反而更加迷惑眩乱。晚年亲近有道之人，私下有所听闻，于是慨然发愤，全部删去其他学说，只选取二先生以及其门人朋友几家之说，补辑订正，作为一书，命名为《论语要义》。〇《论语训蒙口义序》中说：我既然编次《论语要义》，以备阅览，又因为其中训诂简略而义理详尽，大概不是启蒙的要领，因此删减摘录以编成此书。依据注疏，以通晓其训诂；参看释文，以校正其音读；然后汇合各位老先生的学说，以阐发其精微之处。一句的含义，系于本句之下；一章的宗旨，列于本章之左。又将平生从师友那里听闻以及自己思考所得的，偶尔附见一二条。本末精粗，大小详略，不敢有所偏废。然而根据其作书的初衷，是为了便于童子学习而已，所以命名为《训蒙口义》。〇《文集·论语要义目录序》〇〇《论语训蒙口义序》]

归还刘氏田地

[年谱按：干道年间田券跋文说：起初，屏山与朱子在武夷讲习，离家颇远，当时在中途建立歇马庄，购买田地二百余亩，以供各项费用，实际上是与朱子共有的。屏山去世后，忠肃公刘珙全部给予朱子，资助他奉养母亲。后来朱子同安任期届满回家，将田地归还给屏山的儿子刘玶，刘玶不接受。谋划于忠肃公，转而捐给南峰寺，至今仍然存在。〇文集《答汪尚书书》中说：熹对于佛教的学说，曾经师法其人，尊崇其道，探求也十分深切。然而未能有所心得，后来依据先生君子的教导，比较先后缓急的顺序，于是暂时搁置其学说，而致力于儒学。起初大概没有一天不在心中往来，以为等到彻底研究儒学之后，再去探求佛教，也不算太晚。并非敢立刻贬斥断绝它。而近一二年来，内心独自有所安顿，虽然未能立即拥有，但想要再向外学探求，以遂其初心，已经不可能了。]

二年，甲申年，三十五岁。春，正月，前往延平，哭祭李先生。等到安葬时，又前往参加。

[年谱记载：起初，福建帅汪应辰延请李先生到帅府，坐谈未完而李先生去世，当时是癸未年十月十五日。先生十一月回家，正月就前往哭祭，等到安葬又前往参加。〇《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前往豫章

[续集《答罗参议书》中说：“九月二十日到达豫章，赶上魏公的船只而哭祭他。去世的哀叹，岂止是我们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海内有识之士所同感啊。从豫章送他到丰城船中，与钦夫得以三天款待。他的资质非常敏捷，学问非常纯正。如果不断充实涵养，哪里可以限量呢。]

《困学恐闻》编成

[年谱记载：先生曾经用“困学”命名他闲坐的房间，因此将他的杂记编撰命名为《困学恐闻》。到这一年书成，文集《困学恐闻编序》说：“我曾经用‘困学’命名我闲居的房间，将我的杂记编撰命名为‘困学恐闻’，大概是取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的意思，认为困而求学者，其用力应当像这样。”〇《困学诗》说：“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言实未能。”文集《答江元适书》说：“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赶得上别人，凭借先父的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大概出入于佛老十余年，近年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的大方向，竟因才质不敏，知识未脱离章句之间，虽然时常好像心中有所领会，然而反过来探求，实在没有可以自信的。”〇《答何叔京书》说：“熹年少时鲁钝，百事不及人，唯独庆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探求不得其要领，晚年亲近有道之人，粗略得到其绪余的一二，正庆幸有所方向而为之，却又未能完成学业而突然有山颓梁坏之叹，茫然像盲人没有眼睛，摸黑探路，整天而不知所适。”]

干道元年乙酉年，三十六岁。春，省札催促就职。夏四月，到达行在。再次请求主管祠禄。五月，再次差遣监南岳庙。

[

译行状记载：干道元年，朝廷催促他赴任，他到达后，因为当时的宰相正主张和议，便请求主管南岳庙而回乡。年谱记载：在此之前，省札催促他赴任，他到达后，由于执政钱端礼等人正主张和议，他与之意见不合，便请求主管祠庙而回乡。〇文集：戊午谠议序〇致陈侍郎的信

译绍圣二年丙戌，三十七岁。

《文集》中给张钦夫的信说：“人自从出生，就有知觉，事物不断交加而来，应对接引都来不及，念头不断变迁更替，直到死亡，其间没有片刻停息，世上的人都是这样。然而圣贤的言论，却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的说法，难道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流行变化当作‘已发’，而把暂时休息、不与事物接触的时刻当作‘未发’的时候吗？试着以此去探求，那么在泯灭无知觉的状态中，邪暗郁塞，似乎不是虚灵明觉、感应事物的本体；而在细微的关头，一旦有知觉，就又是‘已发’，而不是‘寂然’的意思了。越是探求越看不见，于是退回来在日常用事之间验证，那么凡是感而能通、触而能觉的，大概有一个浑然全体、感应事物而无穷尽的东西，这就是天命流行、生生不息的机枢。虽然一天之中，万起万灭，但其寂然的本体，却未曾不寂然。所谓‘未发’，就是这样罢了。难道另外有一个东西，限制在某一时刻，拘束在某一处所，而可以称之为‘中’吗？既然这样，那么天理本真，随处显现，没有片刻停息，它的体用本来就是这样，难道物欲的私心能够壅塞遏制而使其泯灭吗？所以虽然沉溺于物欲流荡之中，但其良心的萌芽，也未曾不因为事物而显现。学者在这里仔细察识并操持存养，那么差不多可以贯通大本达道的全体，而恢复其本初了。”

又给张钦夫的信说：“前信所询问的，正担心没有得到确切的道理，所以请求指正，承蒙教诲指示，还有认为这是两个东西的弊端，这是我很想听到的，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当时乍见这个道理，说话唯恐不亲切分明，所以有指东画西、张皇失措的样子。现在看来说，只在一念之间，就已经具备这个体用，已发的正在离去，而未发的正在到来，完全没有间断隔截的地方。难道另外有东西可以指认并命名吗？然而天理无穷，而人的所见，有远近深浅的不同，不知道这样看，又确实没有差错吗？龟山所说的学者在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用心体验，那么中的本体自然显现，也不算是完全完善。大概这件事浑然一体，没有分段、时节、先后可言，现在加上一个‘时’字、‘际’字，就是毛病。当时只说寂然不动的本体，又不知道如何，语录也曾怀疑一处说‘存养于未发之时’这一句，以及提问者说‘当中之时，耳目无所见闻’，而回答的话很不痛快，不知道左右所怀疑的，是不是这里？更希望指点教诲。”

以前看到所著的《中论》中有说：“未发之前，心妙乎性；已发之后，则性行乎心之用了。”对此我私下有所怀疑。大概性没有什么时候不行于心之用的，只是不妨常有未行于用的性罢了。现在加一个‘前’字，也稍微有前后隔截的气象。怎么样？怎么样？熟读《中庸》，只消加一个‘未’字，就是活处。这难道有一息停住的时候吗？只是来得无穷，便常有一个未发的罢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天命就有终止的时候，生物就有穷尽的地方，气化断绝，有古无今，早就这样了。这就是所谓天下之大本，如果不真的看见，也没有揣摸的地方。

又给张敬夫的信说：“教诲指示的几条曲折道理，开始都不能没有疑问；后来思考，则有时怀疑有时相信而不能相通。最近深入思考，才知道只是一处不通，所以处处窒碍。偶然却看到了所以然的原因，就详细陈述以占卜是否正确。大概目前所见的，累次书信所陈述的，只是笼统地看见了一个大本达道的影像，就执意认定以为是这样了，却对‘致中和’这一句完全没有进入思考。所以屡次承蒙教导，以求仁为急，而自己觉得完全没有下工夫的地方。大概只看见了一个直截根源、倾尽海底的气象，白天只觉得被大化所驱使，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片刻停泊。大概所见的向来是这样，所以在应事接物的地方，只觉得粗厉勇果比从前增加了一倍，而宽裕雍容之气几乎没有毫发，虽然私下以此为病，但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而从今以后，才知道在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的地方，所以是立大本行达道的关键。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在这里。而以前的‘方往方来’之说，正是手忙脚乱没有着身处，道就在近处却向远处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也可笑了。”

又给张敬夫的信说：“前信所禀告的‘寂然未发’的宗旨，良心显现的端倪，自以为与过去偏执滞碍的见解稍有不同。自从寄出书信后，连日来潜心玩味其实体，似乎更加精明。于是又取来凡是圣贤的书以及近世各位老先生的遗言，阅读并验证，则又没有一处不合。大概平时所怀疑而没有明白的，现在都不需要安排，自然看见洒落的地方，开始私下自信以为天下的理果然在这里，而致知格物、居敬精义的工夫，自然是有地方施用的了。”

大概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没有间隙容许停息。根据已发的而指出未发的，那么已发的是人心，而未发的都是其性。也没有一样东西不具备。难道另外有一个东西拘束在某一时刻，限制在某一处所而命名吗？就在日常用事之间，

译浑然完整的本体，就像川流不息、天道运行无穷无尽一样。这就是体用精粗、动静本末之间没有丝毫间隔，而鸢飞鱼跃，处处都明朗清晰的原因。存养就是存养这个本体罢了，涵养就是涵养这个本体罢了。必须切实去做而不预设固定目标，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从前做了多少人为的安排，却找不到安顿之处。现在觉得就像水到船浮，解开缆绳正顺着水流上下漂流，完全随心所欲了。难道不是很容易吗！这才相信明道先生所说的“未曾施加丝毫人力”，真是没有虚言。而这一层道理，在程门先辈中，只有上蔡谢公看得透彻，没有隔阂障碍。其余的人虽然不敢妄加指责议论，但品味他们的言论，也可以看出端倪。近来范伯崇从邵武来，我们一起详细讨论这件事，他也感叹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并醒悟到以前用心的偏差。而且他认为，虽然先觉者发明指示得非常真切，但私意扰乱，看不到头绪。如果不是老兄拨开迷雾、打开关键，直接揭露我的私意，不因为我愚昧就舍弃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收获呢？感激庆幸之情，难以言表！区区笔墨，实在不足以表达谢意。只是不知道从高明您的角度来看，又会怎么评价呢？〇回答何叔京的信说：“我孤陋寡闻如旧，近来得到伯崇来这里讲论一个多月，觉得很受益。遗憾的是不能当面请教高明您。”李先生教导人，大体上让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分明，这样处理事情应对万物自然合乎节度。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诀窍。然而当时亲近受教的时候，贪听讲论，又私下喜好章句训诂的习气，不能尽心于此。至今若有若无，没有确实的见解，辜负了教育的本意。每想到这一点，没有不惭愧得汗湿衣襟的。〇又回答何叔京的信说：“体验操存虽然不敢废弃，但没有豁然自得的地方。只是比起旧日也有所不同。所担心的是完全没有朋友的帮助，整天独自猛然反省提撕，仅仅免于昏沉糊涂而已。稍微松懈就再次茫然，这正是天理人欲消长的关键，不敢不着力。”不知道分别以来高明您的进步又如何？向来所怀疑的已经冰释了吗？如果确实看得分明，那么天性人心未发已发浑然一致，没有别的物体，由此克己居敬来完成学业，那么日常用事之间也没有哪一处不是这件事了。《中庸》这本书，应当以这个为主，而各位君子对此的训释，少有不留遗憾的。近来读它，也觉得有可疑之处。即使是子程子的话，他的门人所记录的，也不能没有失误，大概是记录者的错误，不可不审慎地选取。〇又回答何叔京的信说：过去听老师讲，认为应当在未发已发的几微之处，默识于心并契合，然后文义事理，触类旁通，无非是这个道理所发出的，不需要在章句训诂之间苦苦寻求。以前虽然听到这个，但测不透它的意思，从今看来，才知道它是切要至当的说法，但最终也不能一下子达到那个境界。伯崇近来经过建阳，相见得了两夜的款待，所论更加精密可喜，他的进步不可限量。〇回答罗参议的信说：我独坐穷山，完全没有师友的帮助，只有时常得到钦夫的书信问答，往来探究这个道，近来才觉得有豁然开朗的地方，潜味久了，更加觉得以前在西林听到而没有契合的，都没有欺骗我。幸运，幸运。原来这件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的只是毫末而已，然而这毫末却占据很大的地步。现在学者既不懂禅，而禅者又不懂儒学，互相排斥攻击，完全不击中痛处，也可笑啊。〇又回答罗参议的信说：钦夫曾经收集安问，警策获益很多，大体上衡山之学，只在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其容易见效。近来才觉得如此，不是当面不容易究明。〇回答许顺之的信说：秋来心闲无事，得一意体验，比起旧日，渐渐觉得明快，方才有了下工夫的地方。目前真是一个盲人引导众盲人啊。还有一首绝句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试着举似石丈如何？

译绍兴三年丁亥，三十八岁。秋季七月，崇安发生大水灾，我奉府衙公文前往视察水灾情况。

《文集·答林择之书》说：“我因崇安水灾，被各官府公文召来，与县官商议赈济抚恤之事，因此走遍山谷之间，十天后才返回。大体上，当今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对百姓漠不关心，实在难以与他们共谋大事。不知道这种端绪，为何被淹没得如此严重？由此可知，如果这种学问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

八月，前往潭州拜访南轩先生张公敬夫。

《年谱》记载，途经昭武，在其家中拜谒黄端明中。端明先生端庄静重，德行容貌纯粹美好。先生先写信请求拜见。《文集·与曹晋叔书》说：“九月八日抵达长沙，至今半月了。承蒙敬夫对我厚爱深厚，一起讲明那些未曾听闻的道理，每日都有问学的增益。敬夫学问越来越高，见解卓然，议论超出常人意料。最近读他的语录，不觉胸中豁然开朗，实在令人叹服。”《年谱》记载：当时范念德随行，曾说起两位先生讨论《中庸》义理，三夜未能达成一致。在长沙停留两月，与南轩一同登衡山，到衡州才分别。

冬季十一月，与南轩张公一同登南岳衡山。

本月六日庚午，从潭州城前往南岳。十日甲戌到达，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山，十九日癸未才离开南岳。二十三日丙戌到达槠州。次日与敬夫分别，与伯崇、择之一起东归。共二十八日到家，是十二月二十日。甲戌至庚辰期间的诗，名为《南岳唱酬集》，敬夫作序。丙戌赠答诗文集，有《南岳后记》。与伯崇、择之东归的诗，名为《东归乱藁》。《文集》有《东归乱藁序》。《南轩诗集》中送元晦尊兄的诗说：“您从南方崛起，豪气盖过九州。近日登上文石陛，忠言震动帝王。使得声利场中的人，缩颈含羞。您来到衡门隐居，无愧于每日修养。收敛湖海之气，仰慕洙泗之游。不顾关山阻隔，为我停留两月。遗经得以梳理，心事两相契合。超然体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只有这断金之交，出处岂能不同谋。南山对床夜话，并非为了林壑幽静。白云正在眺望，归袖风声飒飒。早晨说出别语，已怀离索之忧。妙质贵在强矫，精微更需穷究。毫厘若有不察，体用岂能周流。驱车万里道，中途可停辇。努力共同不懈，遥追前代贤修。”《文集》答诗说：“我行二千里，拜访您于南山阴。不忧天风寒，何况惮湘水深。辞家仲秋旦，停车九月初。问此为何时，严冬岁将尽。劳您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无极，雪深路漫漫。泥行复几程，今晚宿槠州。明日当分背，惆怅不得留。诵您赠我诗，三叹增绸缪。厚意不敢忘，为您商声讴。”《文集》又说：“昔日我抱冰炭，从您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由此流，千圣同此源。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为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涓涓始欲达，已被横流吞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努力共同不懈，此语期相敦。”

十二月从潭州返回。

本月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补缺。

《年谱》记载，因执政陈俊卿、刘珙推荐，接替施元之的缺额。本传记载，陈俊卿、刘珙推荐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补缺。

绍兴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夏季四月，崇安饥荒，向府衙请求粮食以赈济灾民。

《文集》卷五《社仓记》说，干道戊子年春夏之交，建人发生大饥荒，知县诸葛廷瑞写信嘱托我，以及乡中长老刘如愚，劝告豪民拿出藏粟，降低价格以赈济。不久浦城发生盗乱，人心大震，藏粟也将耗尽，于是向府衙请求。当时知府徐嚞送来粮食六百斛，于是登记依靠粮食生活的人口大小若干，按比例发放粮食，百姓得以不致饥乱而死，无不喜悦，而浦城的盗匪也因无响应而被擒获。这年冬天丰收，百姓愿意用粮食偿还官府，准备用车运回官府，而知府王淮让留在乡里，并将名册上报府衙。

《程氏遗书》编成。

《年谱》记载，起初，二程门人各自有所记录，杂乱并行，间或颇为后人窜改。至此，编排有序，取舍精审，学者始有定本，而程子之道复明于世。《文集·程式遗书后序》说：右边《程氏遗书》二十五篇，是两位先生门人记录其所见闻、答问之书。起初各位各自为书，先生去世后其传播渐广，然而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播者颇以己意私自窜改。历时既久，几乎无完整编本。我家有先人旧藏数篇，都注明当时记录者姓名，语意相承，首尾通贯，大概未经后人之手，所以其书最为精善。后来分类访求，共得二十五篇，因此稍按所闻岁月先后编排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另作目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然而曾私下听说，伊川先生健在时，门人尹焞得朱光

译庭将所抄录的先生言语，恭敬地呈给先生请教。先生说：“我还在，何必读这本书？如果不能领会我内心所记持的宗旨，那不过是别人的意思罢了。”尹公从此不敢再请求。两位先生倡导阐明道学，在孔孟去世、千年不传之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了。当时跟随学习的士人，大概都是天下的英才，他们对先生的美好言论和善行，都是耳闻目见并亲手记录的，理应亲切准确，可以流传久远。然而先生的告诫仍然如此恳切，难道不是因为学者不知道心传的要点，而滞留在言语之间吗？或许稍有毫厘之差，其错误就会有不可胜言的后果吧？更何况后来过了几十年，仅仅在残破的书籍中拾取片段，传诵道说，玉石不分，却认为真正能够完全领会其精微严密的旨意，这也太错误了。虽然如此，先生的学问，其大要还是可以知道的。读这本书的人，如果真能持守恭敬来确立根本，穷究事理来增进知识，使根本确立而知识更加明晰，知识精微而根本更加稳固，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就能有所领悟先生之心，对于可疑与可信的传承就可以坐而判断了。此外各家所抄录的还有很多，大都是割裂补缀，不再是原来的篇章。将来如果得到它们的来源，应当再刊出，附在今录之后；如果没有，也将去除重复，另编为外书，以等待后来的君子罢了。〇《程氏遗书附录》后序说：右边附录一卷，包括明道先生行状之类，共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都是原文，无可议论。只是伊川先生行事的本末，当时没有论述著作。熹曾窃取实录所记载的，文集内外书所载的，以及其它可以证明的书籍，按先后次序编成年谱。既不敢凭主观臆测来描绘，又不能保证没有错误，所以在每件事下面，都注明了资料来源。现在也擅自取来附在篇中，合为一卷，附在二十五篇之后。唉！学者通过考察言语来探求其心，通过考察事迹来观察其用，从而有所自得，那么道的传承，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干道四年，岁在着雍困敦（即干道四年），夏四月。〇《文集·答程允夫书）说：去年冬天去湖湘，讲论的益处不少。然而这件事必须自己在日常用度间下功夫，行住坐卧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持存养以至于极致，才算是自己的东西。敬夫所作的《艮斋铭》，就是下功夫的次第。近日一起考证古圣所传的门庭，建立这个宗旨，一起坚守它。〇《与曾裘父书》说：敬夫为元履作斋铭，你见过吗？随便寄一本给你。他的话虽然简略，但《大学》始终的意义都具备在其中，恐怕可以放在身边吧。〇《答何叔京书》说：以前妄论持敬的说法，也不记得是怎么说的。只是凭借良心发见的细微之处，猛然醒悟提撕，使心不昏昧，这就是下功夫的根本。根本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了。如果不察于良心发见之处，就渺渺茫茫，恐怕没有下手的地方。所说的多识前言往行，固然是君子所急。熹以前的看法，也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才开始知道这未免支离。如所谓通过各位先生来求程氏，通过程氏来求圣人，这是隔了几重公案。何不默会于心以立其本，而其言语的得失，自然不能逃脱我的鉴察呢？钦夫的学问之所以超脱自在，不被言句所桎梏，也是因为起初入手处亲切。〇又《答何叔京书》说：博观的弊端，确实不自量。如果道可以通过多闻博观而得到，那么世上知道的人就不少了。熹近日因事才有省发之处，如鸢飞鱼跃，明道认为与“必有事焉勿正”的意思相同，现在才明白无疑。在日常用度之间观察这流行的本体，起初没有间断处。〇有下功夫的地方，才知道以前自欺欺人的罪过不可胜赎。这与守书册、拘泥言语全无交涉，幸好在日常用度间察之，知道这个就知道仁了。〇答石子重书说：熹自去年秋中，去长沙，过了一个月才到，留两个月后才回，在路上绕行又五十多天，才回家。幸老人康健，诸况粗适，其他无足言。钦夫见处卓然，跟随他学习久了，反复开益为多。但他天姿明敏，起初不经历阶级而得之，所以今天对人说话也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跟随他学习的，就一律学为虚谈，其流弊也将有害。近来颇觉此病。别后当有以救之，然而跟随学习的士人自己也难得朴实头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明。胡氏子弟及其他门人，也有说这个的，但都没有实得，拈槌竖拂，几乎如说禅了。与文定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没有商量处。只有钦夫见得表里通彻，旧来习见微有偏颇，现在相见，尽觉释去，尽好商量。敬字之说，深契鄙怀。只如《大学》次序，也必须这样看才行，不是格物致知全不用诚意正心，等到诚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只是下学处须是密察，见得后便泰然而行，这是有始终之异。其实始终是个敬字，但敬中须有体工夫，方能行着习察

译如果不这样，只是呆呆地持守恭敬，也就没有进步的地方了。看孔子回答弟子关于仁的提问各不相同，但大抵要以恭敬作为入门之处，正是要在日常生活的纯熟处体认出来，这样便不会走偏，不像现在的学者前后自相矛盾，行为与理解各自分离、互不辅助。我最近才领会到这个意思，也担心自己还没有将其融会贯通。在天地大化之中自有安身立命之所，这种说法固然有毛病，但当时的用意却是为了彰显自家的主宰之处。所谓的大化，必须在此处体认出来，然后鸢飞鱼跃，处处都明白透彻。如果只是泛泛地指着天、指着地，说一个大化就是安宅，安宅就是大化，恐怕就会含糊笼统，这就不是圣门求仁的学问了。〇回复许顺之的信中说：大体上，圣门求仁、格物的学问，没有一件事与佛教相同，所以平常议论间偶尔因为记忆自然提到它，并不是特意立意要与它争胜负、较曲直。可以想见孟子辟斥杨朱、墨翟，也是这样，所以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〇又回复许顺之的信中说：最近听说越州洪适想要刊刻张子韶的经解，为此忧虑叹息，不能释怀。如果能领会孟子端正人心、继承三位圣人意思的精神，才知道这颗心不是随便如此的。

译绍兴五年，岁在己丑，先生四十岁。春季，正月，戊午日初一。先生出生于此时。

夏季五月，省札再次催促先生赴任，先生再次推辞。

[枢密院编修官施元之因考核改官，另行注授职务，省札催促前来供职。先生以患有足疾为由推辞，称无法起身出发。又因家贫亲老，急需俸禄供养，请求差遣到岳庙任职]

秋季七月，省札再次催促出行，先生推辞。

[年谱记载当时，太学录魏掞之因议论曾觌而离京，于是极力推辞。文集《与陈丞相书》中说：“我本性愚钝，遇事容易妄发议论。私下观察近来的事情，深怕一旦不能自我克制，从而招致罪责。我不肖之身，并非敢自爱，实在害怕辜负相公手书招揽的美意，严重玷污了听取意见、礼遇士人的美名，那罪过就太大了。况且老父年已七十，身边没有其他人侍奉，尤其不希望他陷入这种境地，日夜担忧烦恼，几乎废寝忘食。作为人子的心，实在无暇顾及。敢再次沥陈诚恳，请求检阅前状，特别给予岳庙一次差遣，实在是莫大的幸运。”〇《与汪尚书书》中说：“前信告诫不要以元履的去留作为去就的标准，我已经大致说过了。朝廷有缺失的政策，宰执、侍从、台谏熟视无睹却立一旁，不能进一言，致使小臣越位犯分，颠沛流离至此，这已经不是圣朝的美事了。又不能宽容鼓励，反而让他犹豫退避而去，从而更加失去士人的心。又不等他自行请求，就直接遣送出京，这太令人惊骇了。陈公对待天下士人，竟然如此。明公又不稍加调护，而听任他们这样做，那么我又凭什么敢来呢？大概我不是敢以元履的去留作为去就的标准，而是看各位公卿对待天下士人的态度来决定进退罢了。”行状记载五年三次催促就职，恰逢魏掞之以布衣身份被召为国子录，因议论曾觌而离去，于是极力推辞。先生曾两次进献绝和议、抑佞幸的告诫，言论既不被采纳，虽然提拔任用接连到来，也不敢就职，出处的原则，凛然不可改变。〇文集《回申催促供职状一》〇《乞岳庙札子》〇《回申催促供职状二》〇文集《已发未发说》：“关于《中庸》未发已发的义理，此前我认定此心流行的本体，又因为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的说法，于是将心视为已发，而将性视为未发之中，自以为心安了。近来阅读程子文集遗书，发现他的论述多不符合，于是再次思考，才知道前日的说法虽然于心性的实质未曾有差错，但未发已发的命名不当，而且在日常用功之际缺少了根本的一段工夫，所缺失的不仅仅是文义之间而已。于是分条陈述其语并附上自己的见解，告诉朋友，希望共同讲习。根据各种说法，都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未发，此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的体段具足于此，因为它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所以称为中，然而这已经是就心体流行处而言，所以直接称之为性则不可以。吕博士论述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的心即是未发，则大失之。所以程子纠正他，大概赤子的心动静无常，不是寂然不动的意思，所以不可称为中。然而没有营欲知巧之思，所以为未远离中罢了。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须穷究搜索，但在此时，以敬持之，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那么从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这是日常用功之际的根本工夫，所谓于已发之处观之者，是为了察其端倪之动，而致扩充之功。一不中，则非性之本然，而心的道理或几乎息灭了。所以程子于此每以敬而无失为言，又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以事言之，则有动有静；以心言之，周流贯彻，其工夫初无间断也，只是以静为本罢了。〇自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

译所谓“发”的，只是未曾“发”罢了。从此不再怀疑，认为《中庸》的宗旨果然不出于此。后来得到胡氏的书，其中有与曾吉父讨论“未发”宗旨的文章，他的论述恰好与我的意思相合，因此更加自信。虽然程子的言论有不合之处，也直接认为是他早年之作失传了而不相信。然而偶尔向人讲述，却未见有人能深刻领会。乾道己丑年的春天，向友人蔡季通讲述，在问答辨析之际，我忽然对自己所理解的这个理产生怀疑。虽然这是我内心默识的，但也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现在分析起来如此纷乱纠缠而难以明了，听来如此昏暗迷惑而难以理解。想来乾坤简易的道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大概不是这样的。而程子的言论，出自他门下高弟之手，也不应该一切谬误到这种地步。那么我所自信的，难道反而是自误吗？于是再次取来程氏的书，虚心平气慢慢阅读，没读几行，就像冰冻融化一样豁然开朗，然后才知道情性的本来面目，圣贤的微妙宗旨，竟然如此平正明白。而以前阅读不详细，妄加穿凿附会，凡是辛苦才得到的，恰恰足以自误而已。至于推究类比到极致，反求诸己，又发现其危害之大，大概不只是文辞义理上的失误而已。于是又暗自恐惧，急忙写信报告钦夫，以及曾经共同持此论的人。只有钦夫回信，深以为然，其余的人则有的相信有的怀疑，有的直到今天多年仍未确定。忽然舍近求远，厌倦平常喜好新奇，其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能不引以为戒吗！闲暇时整理旧书，得到当时往来书信稿一编，就序写其缘由并题名为《中和书说》，大概是为了深刻惩戒前日的毛病，也让有志于学习的人读了之后，因我的可戒之处而知所警戒。只是遗憾不能捧着它去请教李氏的门人，然而根据先生已经说过的话推想，知道他未说过的，大概也不会相差太远。壬辰八月与湖南诸位公卿讨论中和的第一封信说：《中庸》未发已发的意义，以前认得此心流行的本体，又因为程子凡是说心的都指已发而言，于是把心看作已发，性看作未发。然而看程子的书，多有不合，于是再次思考，才知道前日的说法，不仅心性名称命名不当，而且日用工夫全无本领，大概所失的不仅仅是文义之间而已。查考文集遗书诸说，似乎都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在这个时候，就是此心寂然不动的本体，而天命之性完全具备，因为它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所以称为中。等到它感应而通达天下之事，那么喜怒哀乐之情就发动了，而心的作用可见，因为它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所以称为和。这就是人心的正，而性情的德性如此。然而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发之后不容安排，但只要平日庄敬涵养的工夫到了，而没有私欲扰乱它，那么它未发时如镜明水止，而它发动时无不中节了。这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求明白，也必须以这个为本，而在已发之际观察，那么它具备在未发之前的本来面目固然可以默识。所以程子回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其详密，而最终不过以敬来说。又说：“敬而无失，就是中。”又说：“入道没有比敬更重要的，没有致知而不在敬的。”又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以前讲论思索，直接把心当作已发，而日用工夫，也只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因此缺少平日涵养的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没有深潜纯一的意味，而它发动在言语行为之间，也曾急迫浮露，不再有雍容深厚的风范。大概所见一旦有差错，其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可不审慎啊。程子所谓“凡是说心的，都指已发而言”，这是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说“凡是说心的”，那么他的说法有误，所以又自己认为不当而改正。固然不可只执着他已改正的话，而尽疑诸说之误，也不可就此认为不当而不究其所指的不同。不知诸位君子以为如何？答张钦夫信说：“诸说都承蒙认可，而未发的宗旨又是其枢要，既然没有异议，还有什么比这更欣慰的呢！”然而近来看旧说，却觉得没有甚么纲领，于是再次体察，发现这个理必须以心为主来论述，那么性情的德性，中和的奥妙，都有条理而不乱了。然而人一身，知觉运用，没有不是心所做的，那么心固然主宰于身，而没有动静语默之间的分别。然而当它静的时候，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性浑然一体，道义全具，所谓中，这就是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的。等到它动的时候，事物交至，思虑萌生，那么七情交替使用，各有主宰。所谓和，这就是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的。然而性静，而不能不动；情动，而必有节制。这就是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和用未曾相离的原因。然而人有此心，而有时不仁，那么就无法彰显此心的奥妙；人虽欲仁

译如果有时不够恭敬，就无法达成求仁的功业。因为心主宰全身，无论动静语默之间，所以君子对于恭敬，在动静语默中也没有不尽力去做的。在未发之前，这是恭敬，已经确立了存养的实质；在已发之际，这也是恭敬，又常常施行于省察之间。当它存养时，思虑尚未萌生，而知觉不昏暗，这就是静中之动，复卦之所以能显现天地之心的原因。等到它省察时，事物纷乱纠缠，而品节没有差错，这就是动中之静，艮卦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的原因。有以主宰静中之动，所以寂静而未曾不感应；有以省察动中之静，所以感应而未曾不寂静。寂静而常感应，感应而常寂静，这就是心之所以周流贯通，而没有一息不仁的原因。那么君子之所以能达到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化育，就在于此罢了。主宰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的是心。仁是心的正道，而敬是心的贞正。这是贯通上下的大道，圣学的根本统绪。明白了这个，那么性情的德性，中和的奥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尽了。来信所说，学者必须先察识端倪的发生，然后才能施加存养的功夫，朱熹对此不能没有疑问。因为发生之处固然应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的时候，这里就应当存养，怎么可以一定要等到发生后才察识，察识后才存养呢？况且如果起初不曾存养，就想随事察识，恐怕会浩渺茫茫，没有下手的地方，而毫厘的差错，千里之谬误，将有说不尽的。比如洒扫应对进退，这是存养的事情。不知道学者是要先做这些然后再察识呢？还是要先察识然后再存养呢？由此看来，用力的先后，显然可以观察到了。来信又说“说静就会沉溺于虚无”，这固然应当深深忧虑。然而这两个字，如果是佛家的议论，确实有这种祸患；如果以天理来看，那么动不能没有静，就像静不能没有动一样。静不能没有养，就像动不可不察一样。只要看到一动一静，互为根本，敬义夹持，不容间断的意思，那么即使下一个静字，也不是死物，在至静之中，盖有动的端倪，这就是之所以能看见天地之心的原因。而先王之所以在冬至闭关，大概在这个时候，就安静以涵养这个罢了，本来不是远离事物、断绝外物、闭目、枯坐而偏于静的意思。只是在未接触事物时，就有敬来主宰其中，那么事情到来，善端明显，而用来察识的更加精明了。伊川所谓“却在已发之际观察”的意思，正是说未发时只有存养，而已发时才有所可观。来信又说朱熹说以静为本，不如直接说以敬为本，这固然也是对的。然而敬字的功夫，贯通动静，而必须以静为本，所以朱熹向来常有这样的话，现在改为敬，虽然看似完全，却看不出敬的施行有先有后，那么也就不能算是恰当了。至于来信所说“必须察动以见静之所存，静以涵动之所本”，动静相须，体用不离，然后才没有渗漏”，这几句卓然意语俱到，然而上面两句次序似乎不太安稳，意思是交换放置，才有可行的实质，不知尊意以为如何？〇答林择之书：“说《中庸》从头到尾说的是谨独的功夫，即所谓敬而无失，平日涵养的意思。《乐记》却直到好恶无节制时才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绝了，殊不知未感物时，如果没有主宰，也就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后差错。盖中和二字，都是道的体用，以人来说，就是未发已发的意思。但不能慎独，那么虽然事物未到，已经纷乱胶扰，不再有未发的时候，既无法达到所谓中，而其发必乖，又无法达到所谓和。只有戒谨恐惧，不敢须臾离开，然后中和可致，而大本达道才在我了。”二先生大概屡次说过，而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和”，这话比较接近，然而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见解不同，就不再思考，现在才知道他为人深切，然而恨自己不能尽记其曲折了。比如他说：“人固然有无所喜怒哀乐的时候，然而称为未发则不可，说无主也。”又说：“致字如致师的致，又如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这个意思也曾说过。但当时既不领会，后来又不深思，遂成蹉过，辜负此翁耳。〇又答林择之书说：前日中和之说看得如何？数日来玩味这个意思，日用间极觉得得力，才知道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纯熟，而气象浅薄，易得动摇，其病皆在此。湖南诸位朋友，其病也似乎是这样。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没有前面一截功夫。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所以功夫也通有无，该动静，方才没有渗漏。如果一定要等到发生后才察识，察识后才存养，那么功夫所不到的地方就多了。只有涵养于未发之前，那么其发生处自然中节的多，不中节的少，体察之际亦

译道理非常明晰确切，容易用力，这与后世那些没有根据的说法大不相同了。〇又回答林择之的信中说：古人从孩童时期起，在“经常看着不要欺骗”等教导之下，在洒水扫地、应答进退之间，就是做涵养的工夫，哪里是等待先认识了端倪然后才去涵养呢？只是从这涵养中渐渐体悟出这端倪来，那么一一都成为自己的东西，又只是像平常一样去涵养，自然就会纯熟。现在说当天所学的，就应当察识这端倪然后加涵养的工夫，似乎不符合古人治学的次序。因为义理是人心所固有的，如果得到涵养而没有物欲的昏蔽，那么自然会显现得明显显著，不需要另外去寻求，格物致知也是因为它明显而使之更加明显罢了。现在却说如果不先察识端倪，那么涵养什么呢，不是太急迫了吗？“敬”字贯通动静，但在未发时则浑然就是敬的本体，并不是知道了未发才下敬的工夫。既发之后则随事省察，而敬的作用就运行了，然而如果本体平时没有确立，那么省察的工夫也没有地方施展。所以敬和义不是两件事，一定要有事做但不要预设，不要遗忘，不要助长，那么这颗心就卓然贯通动静，敬确立义运行，没有哪里不是天理的正道了。〇回答林谦之的信中说：自古以来圣贤教育人的方法，没有不让人以孝悌忠信庄敬持养作为下学的基础，然后广泛观察各种道理，就近思考严密察识，凭借践行的实际来推致自己的知识，其开端和关键，又都简易明白，起初好像没有难解的地方，而到了极致，就有学者终身思考勉励也不能达到。大概不是思考揣度难，而是亲身实行默默契合不容易。所以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孔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不可以听到。”圣门之学，之所以从容积累，涵养成就，随其深浅，无非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现在的学者却不是这样，大概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已经傲慢地自处以为了不起、生知的人，看待圣贤平时指示学者入门最亲切的地方，一律认为是钝根小子的学问，不值得留意。他们平时谈论的，无非是子贡所说的“不可以听到的”，往往追求险怪悬绝的言论来互相标榜；严重的甚至走到周行却立，眨眼扬眉，内以自欺，外以迷惑众人。这种风气盛行，日益严重，使得圣贤至诚善诱的教化，反而成为荒幻险薄的凭借，仁义被堵塞，非常可怕啊]

译九月戊午日，因母亲祝孺人去世而服丧。

[年谱记载：“孺人，是歙州祝处士确的女儿，去世时享年七十岁。”〇文集收录《外祖父祝公遗事》]

乾道六年庚寅年，四十一岁。春季，正月，安葬祝孺人。

[年谱记载：墓地在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的南面，名叫寒泉坞，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秋季七月，迁移韦斋先生的坟墓。

[年谱按语：根据《迁墓记》记载：乾道六年七月五日，迁移到乡里的白水鹅子峰下。但考证吏部行状，又说庆元某年某月某日，迁移到寂歴山，就是现在的墓地。难道韦斋的坟墓曾经迁移过两次吗？〇文集收录《先母孺人祝氏圹志》〇《先父吏部府君迁墓记》〇文集《答吕伯恭书》中说：“我过去读程子的书已经多年了，却不得其要领。因为探究《中庸》首章的宗旨，才知道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虽然简略，但实际上入德的门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正暗自洗涤心灵来奉行这些话，但还没有心得，不敢自外于道，就把它献给您。”〇《答刘子澄书》中说：“程夫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体用本末无不具备。试着用一天的功夫，应当能得其趣味。涵养的功夫，不是别人所能参与的，在于贤者自己加意罢了。至于致知的事情，则正需要朋友讲学的帮助，才可能有发明。”〇《答陈师德书》中说：“程夫子的话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实在是学者立身进步的关键，而这两者的功夫，大概未曾不相互启发。然而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理衣冠、端正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也不过是在读书史、应对事物之间，寻求道理的所在而已，不像近世荒诞怪诞不近人情的说法。况且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渐进而有常规，专一而不松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在操持存养践履的实处体验，然后心静理明，逐渐见到意味。不然的话，即使广求博取，每天诵读五车书，对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语录中李先生当时讲学，已经有许多意思，只是因为对‘敬’字说得不够明白，所以很多时候没有把握的地方。又说：‘过去丢失这个事物很久了，现在收回来尚未便入腔窠，只当尽此生的力量而后已。’]

冬季十二月，被召赴行在，因为丧制未终，推辞。

[年谱：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的身份推荐，与王庭珪一同被召]

乾道七年辛卯年，四十二岁，夏季五月，在五夫里创立社仓。

[文集《五夫社仓记》]说：“刘侯与我既然奉承王公的教导，留下百姓偿还官府的粮食，储存在乡里。第二年夏季，又向府衙请求说：‘山谷间的细民，没有积蓄，新粮旧粮未接上，即使是丰年也不免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借贷粮食，而官府的粮食积在无用之地，后来腐烂，不能再吃。希望从今以后，每年一次收敛散发，既以缓解百姓的急难，又能换新的来储藏，使愿意借贷的人出十分之二的利息，不愿意的不强迫。小饥荒则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则全部免除，请求定为常例。’不久又请求说：‘粮食分散储存在百姓家中，对于看守和出纳不便，请求仿照古法建立社仓来储藏。’在七年五月开始建造，八月建成，建了三座仓房、一座亭子、一门，围墙、看守房屋无一不备。又讲求仓房的利弊，详细制定条约，张贴在门楣之间，以警示后来者。于是仓房的各项事务，大小都有规程，可以长久而不败坏。〇[辛丑延和奏札四]说：‘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一所社仓，是去年乾道四年乡民缺粮，本府发给常平米六百石，委托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到冬天收到原米，第二年夏季，本府又命令依旧贷给百姓，冬天归还。臣等申报府衙处置，每石收取息米二斗。此后逐年依此收敛散发，或遇小歉收就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就全部免除。至今十四年，其支取的息米造成仓房三间，收贮已将原米六百石归还本府，现存三千一百石，都是历年百姓缴纳的息米，已申报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收敛散发，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取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员及士人几人共同掌管，遇收敛散发时即申报府衙差派县官一员监视出纳。因此，一乡四五十里之间，即使遇到凶年，百姓也不缺粮。〇[文集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〇[文集《答林择之书》]说：‘我在哀苦之余，没有其他外诱，痛自收敛，才知道‘敬’字的功夫，亲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道在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费光阴，人欲横流天理几乎灭绝，现在回想起来，怛然震栗，大概不知道如何安身立命。〇又[《答林择之书》]说：‘近来因为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的毛病，只是起初欠缺持敬的功夫，所以事事败坏。那些讲‘敬’的人，又说能存此心，自然合乎道理。至于容貌词气，往往全不加工。假设真能如此存得，也与释老有何不同？又何况心虑荒忽，未必真能存得呢？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

译有箕踞而坐而内心却不傲慢的人，像这样才是极精妙的议论。而先圣所说的“克己复礼”，平常人讲解“礼”字时，每每觉得不痛快，必定把它解释为“理”字，然后才罢休。如今才知道其精微缜密，不是常人的情识所能达到的。

译冬季十二月，尚书省发来文书催促起程，朱熹以俸禄不足以奉养双亲为由，推辞不就。

[文集《辞免召命状》一记载：右熹正月十七日，接到建宁府递来的干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札子，命令熹遵照已下达的指令，迅速起程前往行在。随后又接到本府再次送来的原寄存在军资库的尚书省札子两道，其中一道详细列出了干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共同奉到的圣旨，召熹前往行在的指令。回想熹才能不及他人，学业无所成就，屡次蒙受召见提拔，终究没有补报朝廷。近来丧期未满，又承蒙收召之命，刚过除服之期，朝廷旨意又催促起程。熹虽然愚钝，仰戴皇恩，岂能不感激奋励，希望以此报答万分？实在是因为平庸无能，自知甚明。过去希望微薄俸禄，只是为了奉养双亲；如今祸罚之余，家境更加荒芜，实在不忍心虚受荣宠，以致遭遇未能尽孝的悲痛。加上忧患侵扰，心志衰弱，近来大腿内侧又复发痈肿，虽然幸而破溃，但损耗更多。即使道义上无可推辞，筋力也难以勉强。只是行为涉及违慢，内心不安，敢竭尽微薄诚意，冒犯天听。恳请特别恩赐奏报，早日停止原先下达的指令，那么熹将不胜荣幸。]

干道八年壬辰，朱熹四十三岁。春季，正月，完成《论孟精义》。

[年谱记载此书后来改名为《要义》，又改名为《集义》。文集序言说：“《论语》《孟子》之书，是学者求道的最紧要之处。古今为之解说的人，大概有一百多家。然而自秦汉以来，儒者大多不足以听闻此道的传承。宋朝兴起百年，有二程先生出现，然后此道的传承有了继承。他们对于孔子、孟子的本心，大概是异世而同符的。所以他们用来阐发二书义理的话，言语虽然浅近但探究起来无穷尽，指向虽然深远但把握起来有要领。用来振兴斯文，开悟后学，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我曾搜罗编次，附在原文之后。后来又选取那些学问与先生相同，以及从先生那里有所心得的人，如横渠张氏、范氏、二吕氏、谢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等九家的学说，加以补充，命名为《论孟精义》。”我也曾论述过：《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它用来指示人的，无非是操持存养的要领；《孟子》七篇的主旨无所不究，而它用来指示人的，大多是体验扩充的端绪。圣贤的分别，其不同固然如此，然而体用同源，显隐无间。如果不是先生学问达到极致，谁能知道这一点？唉！这就是为什么能在百世绝学之后奋起，而独自获得千载不传的绪论的原因吧？至于张公对于先生，论其所达到的境界，我私下认为他就像伯夷、伊尹对于孔子一样。而当时及门弟子，考察他们的言行，又不知道谁可以成为孔氏的颜回、曾参呢。现在记录他们的言论，不敢说没有少许不同于先生，而完全合乎圣贤之意，只是说大的方面既然相同，那么浅深疏密毫厘之间的差别，正是学者应当尽心之处。至于近年以来，在先生门人那里学习的人，又有人写出他们的书，那么我想他们源远末分，醇醨异味，就不敢收录了。有人说：“那么流传于世而没有列入此书的解说，都是没有可取之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汉、魏诸儒，校正音读，通晓训诂，考订制度，辨别名物，他们的功劳很大了。学者如果不先涉猎他们的解说，那么又凭什么在此用力呢？而近世二三名家，以及在先生门人那里学习的人，他们的考证推说，也偶尔对文义有所补益。学者从这里有所收获，然后观看，那么到哪里会没有收获呢？”至于那些外表依托程氏，窃取近似之言，来粉饰异端学说的人，确实不可以进入学者之心。然而因为他们荒幻浮夸，足以欺骗世人，而流俗已经颇为向往了。他们的危害，难道轻微吗？只是他们的语言气象之间，确实有不难以辨别的。学者如果在此书上用力而有收获，那么对于他们的言论即使想读，也将无暇顾及了。那么这本书的写作，虽然不敢推辞率尔之讥；至于阐明圣传之统，成就众说之长，折服流俗之谬，我私下也妄意它大概差不多吧。干道壬辰正月一日〇《书语孟要义序》后说：熹往年编次此书，在建阳刻版，学者传之久矣。后来仔细考订，程、张诸先生的解说，尚有时有所遗漏。既加以补充，又得到毗陵周氏解说四篇半，在建阳陈焞明仲又将其附在原文之后。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见了很高兴，既在其学校刻印，又担心读者疑惑详略的不同，嘱托熹写在前序的左边，并且更改原来的称号‘精义’为‘要义’。淳熙庚子冬十一月]

夏季四月，有旨意催促起程，再次推辞。六月，尚书省札子再次催促起程，再次推辞。

[文集《辞免召命状》二〇，状三〇，状四]

《资治通鉴纲目》完成。

[文集序言说：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纂《资治通鉴》，完成后，又摘录其精要之语，另外编为目录三十卷。晚年嫌本书太详，目录太简，又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其中，但没有完成。到绍兴初年，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开始再次因公……]

译遗留的草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那么文章就越简练而史事就越完备了。然而过去从他们家中得到这些书并伏案诵读，我仍暗自惭愧，记忆力不强，不能把握其要点并推究其细节。所以曾经不自量力，便与志同道合的人依据两位先贤的四部著作，另立义例，增删剪裁，编成这部书。大概是用纪年作为每年的开端，并依据年份来彰显正统；用大字书写以提挈纲要，用分注来完备言论。使得岁月的久远与接近，国家正统的离合，言辞事件的详略，议论观点的同异，贯通晓畅、剖析明白，如同指掌一般清晰。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共若干卷，收藏在书箱中，暂且供私人方便查阅，以备遗忘罢了。至于那两部书著述的本意，则有非我微薄所能企及的。虽然如此，岁序在上周流，天道就明确了；正统在下确立，人道就安定了；大纲概略举出，鉴戒就昭著了；众目详尽展开，细微之处就显明了。这就是凡是致力于格物致知学问的人，也将对此感慨有所触动，而两位先贤的志向或许差不多可以默然心领神会了。于是叙述其宗旨意旨，条例如此，列在篇首，以等待后来的君子。干道壬辰年夏四月〇与蔡季通信中说：《通鉴》节本只命名为《纲目》，取“一纲举而众目张”的意义，条例也已确定了。三国时期必须以蜀汉为正统，才能心安。〇又与蔡季通信中说：《纲目》凡例修改大致确定，极有条理意义了。到这里再加以商榷，只是修书的功业尚且广大，如果能得到几个月像这两个月这样无事，就可以小有成就了。〇又与蔡季通信中说：《纲目正在修改尚未确定，旧本太简略，不成文字。〇与李伯谏信中说：《纲目》三国以后的草稿之类，临行忘记提及，现在想随行有的便转交给你，幸甚。〇又与李伯谏信中说：《通鉴》文字近来刚修得几卷，南北朝部分，伯起不承当，已托付给元善了。估计他一定能完成，只是看见修书的人特别费工夫，大概是旧看正史不熟，仓促间无处查考，估计今年秋天可以完成。〇又与李伯谏信中说：《通监》诸书全不得下工夫，此前却修得晋事大致确定，条例因事参考，也颇详密，只是晋事最后两三卷未到，所以前信催促宋以后的事，分属张元善，已修得大字几卷来，尚未得点勘。〇与林择之信中说：通鉴工夫浩博甚，后悔开始谋划得太急躁，现在很费心力，然而既然已经做了，不容中途停止，须待来年春夏间接近入山僧寺，谢绝人事，作一两月期毕力了之乃可。���答吕伯恭信中说：近来稍得闲暇，整顿得纲目几卷，颇可观，想寄去却没有别本，等到来年春天带去，求指正。〇又答吕伯恭信中说：纲目草稿大致具备，等到写校净本完毕，就暂且休息数月。〇答刘子澄信中说：纲目也修得二十多卷，义例更加精密，上下千余年，乱臣贼子真无处隐藏其形迹了，遗憾相距遥远，不能稍微借点余力加以订正，日后脱稿终当奉累。〇又说：近来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之处，只知道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道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致之也，且以荀氏一门论之，那么荀淑在梁氏用事之日正言，而其子爽已在董卓专命之朝濡迹，及其孙彧则遂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大概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渐图谋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而至于此耳，想其当时父兄师友之间也自有一种议论文饰，大概又使骤而听之者不觉其为非而真以为是，必有深谋奇计可以活国救民于万分有一之中也，邪说的横流，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孟子难道欺骗我吗，年来读书只觉得此意思分明，参前倚衡，自己不能舍弃，虽知以此为人所厌恶，而最终穷困以死，其心诚甘乐之，不以为悔也。〇答张敬夫信中说：通鉴纲目近来再修到汉晋间，条例稍举，现在也随便录几项呈上，只是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很想要及早修纂成书，而多事分夺无力誊抄，不知何时可脱稿，求教耳。〇答吕伯恭信中说：纲目近来也重修及三分之一，条例整顿比前更密了。〇答李滨老信中说：通鉴之书，近来曾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不妥当者，因此曾窃取春秋条例，稍加剪裁，别为一书，而未及完成，衰眊浸剧，草稿如山，大惧不能卒业，以为终身之恨。���答吕伯恭信中说：纲目此中，正自难得人，抄写也苦无专一仔细工夫，所修未必得当，请更须后也。答尤延之信中说：承蒙指教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条例，凡王莽臣子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唯独对扬雄隐藏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书写，似乎涉及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写曰“莽大夫扬雄

译“死”字，认为足以警示那些因畏惧死亡而丧失节操的人，同时也并未改变司马光直笔实录的正统体例。荀彧本是汉代的侍中、光禄大夫，参与丞相军事，他的死实为自杀，但据实记载为“某人某官自杀”，并将其系于曹操攻打孙权至濡须之下的时间之下，并非故意将荀彧视为汉臣。然而，详尽记载他的官职，也表明他确实是汉天子的近臣，而依附贼寇、不忠的罪责，并非因为他身为汉臣。这些地方在当时极难处理，不知最终能否免于后世的公正评论？胡氏论说荀彧作为曹操的谋臣，而胁迫迁都、九锡这两件事，都是由董昭首先发起，所以想要稍微延缓九锡的提议，以等待日后慢慢自行发起，他未能实现而自杀，属于刘穆之这一类，而宋齐邱在南唐的事也与此相似，这个论断我私下认为符合荀彧的真实情况。〇又回复尤延之的信中说：我浅陋的意见，正是认为他与王舜等人，虽然侍奉王莽的方式不同，但侍奉王莽这一事实是相同的，所以借用了赵盾止戈的体例，而一概以王莽臣属来记载，以此彰显万世臣子的警戒。即使没有臣服贼寇的心，但因畏惧死亡、贪恋生存而留下了这样的痕迹，也难免被诛绝的罪责，这正是《春秋》严谨的法度。至于司马光变通的体例，不知依据什么，实在不敢遵从。〇回复潘恭叔的信中说：《通鉴举要》详细则不能完备首尾，简略则不能供检阅，这就是《纲目》一书之所以创作的原因。只是精力早衰，不能完成这部著作，恐怕成为千古的遗憾。〇壬寅年辞免江东提刑的奏状三贴黄中说：臣过去阅读《资治通鉴》，私下发现其中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纠正其名分，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反而记载为入寇，这类情况不止一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又凡是事情的首尾详略，一律用平文书写，虽然有目录，也难以检寻。因此私下妄自设想，就其事实，另写一本书，标明年份以统领一年，并因年份而彰显正统。大字书写以提要，小字注释以备详言。至于其是非得失的关键之处，又往往使用古史的书法，略示训诫。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如果蒙受圣上慈爱，允许我担任闲职，就应当缮写首篇草稿，先次进呈，恭敬等候圣上裁决。语录说：《纲目》如果成书，篇幅也不会比《通鉴》少多少，只是恐怕精力不济，未必能完成。如果估计不能完成，就必须焚毁它。《纲目》现在还未及修撰，后来的君子必定会采纳它。〇行状考论说：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选取司马光编年的著作，用《春秋》纪事的法则来衡量，纲举而不烦琐，目张而不混乱。国家的治乱，君臣的得失，如同指掌般清晰。又说：《通鉴纲目》仅能编成，常常以未能修补完善为遗憾。

译《八朝名臣言行录》编撰完成

《文集序》说：“我阅读近代的文集以及记载史实的书籍，观察其中所记载的本朝名臣言行的事迹，大多对世道教化有补益。然而因为这些记载分散各处而没有统摄，既不能穷究其始终表里的全貌，又混杂在虚浮怪诞的说法之中，我对此常感遗憾。于是选取其中的要点，汇集成为这部录书，以便于记诵阅览。还遗憾书籍不完备，多有遗漏缺漏，日后有所获得，应当继续补充书写。”〇《答吕伯恭书》说：“《名臣言行录》这两部书，也是当时匆忙编写的，其中自己知道还有很多错误，编排次序也没有章法，起初根本不成文章。因为看到您为它订正，并示知给我，感到荣幸。癸巳”

冬季十月，《西铭解义》编撰完成

《年谱》记载：横渠先生张载学习古礼、努力践行、志向坚定、喜好礼仪，曾担任关中壬子年的宗师，曾经在学堂的两扇窗户上，左边书写《砭愚》，右边书写《订顽》。伊川先生程颐说：“这是引发争端的”，于是改为《东铭》《西铭》。伊川先生曾说：《西铭》阐明了理一而分殊的道理，发扬了前代圣人未曾阐发的思想，与孟子关于人性本善和涵养浩然之气的论述功效相同。自孟子之后，大概没有见到这样的著作。游学于他门下的人，一定让他们阅读《大学》和《西铭》。先生至此阐发了其中的义理。〇《语录》记载：以前我到云谷，从山下往山上走，半路上遇到大雨，全身都湿透了，到达目的地时，因而想到“充满天地的，是我的身体；统帅天地的，是我的本性”。当时季通和某人也在那里，我因此让每个人解释这两句话，自己也作了两句解释。后来看来，自己说得恰当，所以逐渐便作了《西铭》等篇的解说（叶贺孙记录）〇《文集·西铭后记》〇《文集·答薛士龙书》说：我自幼愚钝，事事不如别人，只是曾经侧面听闻先生君子的教诲，大致知道有志于学习却找不到方法，大概是舍近求远，身处低位却窥探高远，心神驰骋于空灵玄妙之境长达二十多年，后来才因困顿而自我悔恨，开始转而寻求于字句文义之间，谨慎于视听言动之际，但也还没有什么收获，正打算与一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心协力从事于此，希望积累细微的努力，一步步攀登，以侥幸能粗略知晓理义的真实，不归于小人的行列，然而岁月流逝，牙齿头发竟然已经这样了。〇《答汪尚书书》说：圣门的教育，从下学而上达，从平易的地方讲究讨论，积累思虑、潜心钻研，从容饱足，久而逐渐有所收获，那么就会日益见到其高深远大而不可穷尽。程夫子所谓“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言语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不从近处开始的，不是懂得言语的人”，也是说的这个意思。现在说这件事不是言语揣测所能达到的，必须先有所见然后才能进入平易的境界，这就是想要先上达而后下学，譬如先察秋毫而后看山岳，先举万石而后胜一羽。道固然有不是言语揣测所能达到的，然而不是颜回、曾参以上接近化境的人不能与之契合。如今在治学用力的初始阶段，正当通过学问思辨而努力践行，才可以变化气质而进入道，却反而先自我禁绝，不学不思，以坐等无故忽然有所见，岂不是沉溺于心于无用之地，虚度光阴，而最终看不到成功呢？即使侥幸在恍惚之间有所得，也与天理人心。叙述秩序、命令讨伐，实在毫无关联。他所自认为有所得的，恰好足以作为自私自利的资本罢了，这就是佛教的祸害，泛滥滔天而不可遏制，有志之士因此隐忧浩叹，而想要烧毁其书籍]

九年癸巳，四十四岁。春季，三月，省札再次催促出行，再次推辞，并请求祠禄。

《文集·辞免召命状五》

夏季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编撰完成

《年谱》记载：起初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终始。又撰写《通书》四十篇，阐发《太极》的蕴意。他的言论简约而道理宏大，文辞质朴而义理精微，得孔子、孟子的本源，对学者大有功劳。先生说二程先生谈到性命之际，未曾不依据他的学说。然而周敦颐亲手传授给二程的原本图附在书后，传抄者见到这样，于是误以为图是书的结尾，不再厘正，使得先生立象尽意的微妙旨意晦暗不明，而骤然阅读《通书》的人也不知道有所统摄。又朱震进《易说表》说此图的传承来自陈抟、种放、穆修，而五峰胡氏认为先生不仅仅为种放、穆修的学者，这特指其学之一师，并非其最高境界。以先生的学问之妙，不出于此图，认为得之于人，那么决非种放、穆修所能达到；认为不是其最高境界，那么先生的学问又何以加于此图呢？至此为之传解与《西铭解义》，都未拿出来示人。〇《文集·答胡广仲书》说：太极的宗旨，周敦颐在前立象，在后作说，互相阐发，平正通达，绝无毫发可疑。而旧传图说都有谬误，幸好其在此处的缺失或许还存在于彼处，因此以前得以参考互证，改正它。凡是更改都有依据，不是出于个人私意。程允夫问：“程子未曾明确以此图示人，现在却依据它作解说以流传，这难道是先生的意思吗？”回答说：“当日此书未流行，所以可以隐藏。今日流布已广，如果不说破，却令后生枉生疑惑，所以不得已而为之解说。”〇《文集·太极

译《通书》后序〇《太极图说》后记〇《再定太极通书》后序〇《通书》后记〇《太极西铭解》题跋

译五月，朝廷下旨，特别改任我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我再次辞谢。

[年谱记载，先前已有旨意再次催促我赴任，我再次辞谢。接着又四次收到尚书省的公文，我都予以辞谢。到这时，我呈上请求担任岳庙祠官的札子，宰相梁克家于是上奏说朱某屡次征召都不肯出仕，应当蒙受朝廷褒奖录用。执政大臣们都表示赞同，皇上说朱某安于贫困、坚守正道，廉洁谦退值得嘉奖，特别准许他改任应得的官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允许他随意居住。行状记载，先生认为，提升官阶并授予祠禄，都是朝廷进用贤才、奖赏功劳、优待老人、报答勤勉的典制，如今无缘无故突然得到，本想退隐却反而晋升，在道义上于心不安，所以再次辞谢。〇文集《辞免改官宫观状一》〇《状二》]

六月，《程氏外书》编成。

[文集《后序》说：“右边是《程氏外书》十二篇，由熹编排次序，可以抄写。起初熹编排次序《程氏遗书》二十五篇，都是各位门人当时记录的完整著作，足以纠正俗本纷乱更改的错误。但对于两位先生的言论，却难免有所遗漏。于是从各种集录中选取，参互比较、去重存异，得到这十二篇，作为《外书》。先生的言论，并没有精粗的差别，而这两部书都不是由一人记录，其深浅优劣，又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概括。之所以称为‘外书’，只是因为取材驳杂，有的不能审察其来源，比起前面的书，更应当精心选择、审慎采纳罢了。”干道癸巳年六月]

《伊洛渊源录》编成。

[文集《答吕伯恭书》说：“想要编写《渊源录》一书，全面记载周、程以来各位君子的生平事迹和文章，正苦于没有这样的资料。以及永嘉各位先生事迹的始末，因此写信给士龙，委托他搜访，现在寄来了。”〇又回信说：“《渊源录》答应为之作序引，很好。”〇又回信说：“《外书》《渊源》这两部书，颇有头绪了吗？希望早日留意。”]

冬十一月，尚书省公文查核，已下达的指令，不符合辞免的条件。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岁。春二月，再次辞谢。三月，朝廷下旨不许辞免。再次辞谢。夏六月，才接受任命。

[行状记载：“淳熙元年，又再次辞谢，皇上的意志更加坚定，才接受任命，改任宣教郎，担任祠官。”年谱记载：“先前，十一月，尚书省公文查核，依照已下达的指令，执行。二月，再次辞谢。三月，尚书省公文查核，不符合辞免条件，旨意公文下达，又辞谢。五月，尚书省再次查核，依照已下达的指令。”先生认为，提升官阶并授予俸禄，本是朝廷进用贤才、奖赏功劳、优待老人、答谢勤勉的典制，却让小臣整年安坐，一天无缘无故突然得到，本想退隐却反而晋升，在义理上于心不安，所以三次具文辞谢，谦让躲避超过一年，皇上的意志更加坚定，到这时才接受任命。〇文集《辞免改官宫观状三》〇《状四》〇《申建宁府状》〇《谢改官宫观奏状》]

编次《古今家祭礼》

[文集《跋》《古今家祭礼》说：“右边是《古今家祭礼》，由熹编纂次序，共十六篇。大概人的出生，没有不源自祖先的，所以报答根本、追念始源的心，凡是有血气的人都不能没有。古代的圣王，顺应这种不能没有的心，制定为典礼，用来表达精神，加深恩爱，有义理有法度，本末详尽。遭遇秦朝毁灭学术，礼制最先毁坏。从汉朝以来，各位儒者相继出现，稍稍修补，仅存一二。因为古今便利不同，风俗各异，虽然有崇尚儒学重视道义的君主，知晓经典喜好学问的士人，也不能完全依照古礼来恢复三代的兴盛。那些因时著述，随事讨论，作为一国一家制度的，固然未必都能符合先王因义而起的本意。然而它们留存于今天的，也没有多少了。可惜它们散失残缺，将要于是泯灭于无声无息，因此私下搜集编次，合为一篇，以便阅览，希望它可以流传于后世。然而都没有别本可以参校，往往缺漏错误无法知晓。虽然《通典》、《唐书》博士官旧藏版本，也不足以依据，那么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各家的书，如荀氏、徐畅、孟冯翊（孟诜）、周元阳、孟诜、徐润、孙日用（周答郑书作用疑误）等的仪制，有目录而未见到的，还有很多。如果有能采集补充，并得到善本通校而广泛传播的，或许见闻有所兴起，互相商讨损益折衷，共同成就礼俗，以此辅助圣朝敦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图，难道不美好吗！”淳熙元年五月〇《答郑景望书》说：“家祭礼三策一并呈上，不知道可以补入现在的版本卷中吗？如果可以添入，那么孟诜、徐润两家应当在贾顼家荐仪之后，孟诜为第七，徐润为第八，而依次编排以后的篇数到政和五礼为第十一，接着以孙日用为第十二，于是以杜公四时祭享仪为第十三，而依次编排以后到范氏祭仪为第十九。又在后序中将十六改为十九，仍然删去孟诜、徐润、孙日用七个字（此版别换）必须不然，就保留旧序而在后面另作数语附见，尤其详实。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如何？再等待您的教诲。只是抄写校对必须令其精审无误，然后刻板，以免将来更改费力为好。或者在未刻之间，暂且一并写定上板的真本寄示，容我与各位学生详细勘验呈上尤其方便。”马端临《文献通考》《古今家祭礼二十卷》。陈氏说：朱子集、《通典》、《会要》所载，以及唐、本朝各家祭礼，都在其中。共二十卷]

朱

译《子年谱》卷二，宝应人王懋竑撰写。

译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岁。夏季四月，东莱吕公伯恭前来拜访。《近思录》编成。

《文集》中《近思录》后序写道：淳熙乙未年夏季，东莱吕伯恭从东阳来到我的寒泉精舍，停留了十天，一起研读周子、程子、张子的著作，感叹其内容广大宏博，仿佛没有边际，而担心初学者不知从何入手。于是共同选取那些关乎大体且切合日常用处的内容，编成此书，总共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卷。大概凡是学者寻求入门和用力的地方，治理人事的要领，以及辨别异端、观察圣贤大略的内容，都已粗略地呈现其梗概，认为那些身处穷乡僻壤、后学有志于学习却没有明师良友引导的人，如果确实得到此书并用心玩味，也足以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了。这样之后再去探求四位先贤的全书，深入潜思、反复研读，从容消化、充分吸收，以达到广博而返归简约的境界，那么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大概就能完全掌握了。如果害怕烦劳，安于简便，认为取足于此就可以了，那就不是今天编纂此书的本意了。五月五日，东莱吕公作跋。《近思录》编成后，有人怀疑首卷关于阴阳变化、性命的论述，大体上不是初学者的事。祖谦私下曾听闻编纂的意图，后出晚进的人对于义理的本原，虽然不能立刻详尽讲述，但如果茫然不识其梗概，那又将止步于何处呢？将其列在篇首，只是让他们知道名义，有所向往罢了。至于其余各卷所载的讲学方法、日常躬行的实质，都有阶梯可循，顺着这个前进，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大概就不失编纂的宗旨了。如果厌恶卑近而追求高远，超越等级、违背节次，流于空虚，最终没有依据，那哪里是所谓“近思”的意思呢？阅览的人应当详细体会。《文集》中回复吕伯恭的信写道：《近思录》最近让人抄写成册子，也值得一看。但以前嫌它太高深，删去了几段，如太极及明道，现在看似乎不可没有。如果以颜子论作为首章，却不是专门论述道体，自应归入第二卷（一作第二段）。又事亲居家之事直接放在第九卷，似乎也太迟缓。现在想另外编一卷，让它放在出处之前，才符合次序。卷中又添了几段，草稿附上呈送，不知您的意下如何？第五伦的事《阃范》中也没有记载，不记得曾经讲过没有，不知取舍的意思如何？因为您来告知，所以提及。这本书如果要刊行，必须再请您写几个字附在目录之后，表达叮咛之意才好，千万不要吝惜啊。〇又回复吕伯恭的信写道：近思的几段已补入各篇末尾，现在呈上，恐怕有不当之处，希望您指教。想要移入第六卷的内容，是否可行？也希望早日告知。〇回复张敬夫的信写道：近思中关于举业的三段，以及横渠的一段话，一并抄录呈上，希望您交给那里的旧官属校正。如果能再写几个字说破，增添的意思就更好了。〇回复吕伯恭的信写道：钦夫寄来所刻的《近思录》，想要添入关于举业的几段，已经写好交给他了。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离开那里，能否完成此书呢。〇语录：修身的大法，《小学》已经完备了。义理的精微，《近思录》详细论述了。〇《近思录》好看，是四子六经的阶梯。《近思录》，是四子的阶梯。〇《近思录》各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的要领；三、格物穷理；四、存养心性；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的道理；七、出处进退、辞受的道义；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九、制度；十、君子处事的方略；十一、教学的道理；十二、改过及人心的弊病；十三、异端的危害；十四、圣贤的气象。〇圣贤所说的语言平实，如《中庸》、《大学》、《论语》、《孟子》都平易。《近思录》是近来人的说话，便切中要害。又说：且熟读《大学》后，再读《语》《孟》，《近思录》又难懂了。〇《近思录》首卷难懂，我之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写几句话载在后面，正是这个原因。如果只读这一卷，那么道理孤单，如同军队顿兵于坚城之下，还不如《语》《孟》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说，可以游心其中。〇看《近思录》，如果对第一卷不明白，暂且从第二卷、第三卷看起，很久之后再看第一卷，就渐渐明白了。

偕同东莱吕公到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前来相会。

《年谱》《东莱归先生送之至信州鹅湖寺》，江西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字子静以及清江刘清之字子澄都来相会，一起讲论所听到的道理，而子寿、子静坚持自己的见解，意见不合而散会。后来子寿颇后悔自己的错误，而子静终身坚守他的学说不变。附《象山年谱》：淳熙二年乙未，吕伯恭约请先生与长兄复斋在信州的鹅湖寺与朱元晦等公相会。复斋的诗云云，元晦回来后三年才和这首诗。朱亨道说：“鹅湖讲道，确实是当今盛事。”伯恭大概是担心朱与陆还有异同，想让他们归于一统而确定所遵从的。伯恭大概有志于此，但言语自得则还没有。临川赵守景明邀请刘子澄，赵景昭，景昭在临安与先生的交往，也有意于学问。又说：“鹅湖之会，论及教育人，元晦的意思是想让人泛观博览而后归约；二陆的意思是想先发明人的

译先确立本心，然后才让他广泛阅读。朱熹认为陆九渊教导人过于简略，陆九渊认为朱熹教导人过于支离破碎，这很不相合。”先生又想要与朱熹辩论，认为“尧舜之前，有什么书可读？”陆九龄制止了他，赵、刘等各位只是拱手倾听罢了。《象山语录》吕祖谦为鹅湖之会，我的兄长陆九龄对我说：“吕祖谦约请朱熹参加这次集会，正是为了学术上的异同。我们兄弟俩先就意见不同，怎么指望在鹅湖达成一致呢？”兄长于是与我辩论，又让我自己陈述观点，直到晚上才停止。兄长说：“陆九渊的说法是对的。”第二天一早，我请兄长发表意见，兄长说：“我没有意见，昨晚思考后，觉得陆九渊的说法非常正确。”于是作了一首诗说：“孩童知道爱，长大知道敬，古代圣人相传的只是这颗心。大概有了地基才能建造房屋，没听说没有地基忽然成了高山。执着于传注反而堵塞，刻意追求精微反而沉沦。珍重朋友间的切磋琢磨，要知道最大的快乐就在当下。”我说：“诗很好，但第二句稍微有些不妥。”兄长说：“说得这样了，还说不好，还要怎样？”我说：“不妨一边动身，我沿途却和这首诗。”到了鹅湖，吕祖谦首先问先生别后的新进展，兄长只举了诗的前四句。朱熹看着吕祖谦说：“陆九龄早就上了陆九渊的船了。”举完诗后便与兄长辩论。我说：“我在途中和了兄长的诗：‘面对墟墓兴起哀思，面对宗庙心生敬畏，这种人心千古不可磨灭。细小的水流积累成为沧海，卷起的石头堆成泰山华山。简易的工夫终究长久宏大，支离的事业最终浮沉不定。’”举诗到这里，朱熹变了脸色。到了最后两句说：“想要知道从下往上提升的真伪，必须先辨别当下的情况。”朱熹非常不高兴，于是各自休息。第二天，两位先生商量了数十个回合，议论过来，没有不彻底驳倒他的说法的。接连几天，凡是辩论他的说法，他都随声附和。吕祖谦很有虚心倾听的意思，最终被朱熹所阻挠。《文集·答吕伯恭书》说：陆九龄我听说他的名声很久了，遗憾没有认识他。陆九渊说：他的议论很推崇张九成，不知道现在究竟如何呢？〇《答吕子约书》说：陆九渊的贤能，我听说很久了，然而似乎听说他有忽略文字、直探根本的意思，知道这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的宗旨，又是怎样的呢？〇又《答吕子约书》说：最近听说陆九渊言论风旨的一二，完全是禅学，只是改变了名称罢了。争相效法，恐怕误导后生，遗憾没有认识他，不能深入探究他的说法，因此提出我的疑问。然而想到他的学说正盛行，也未必肯听我这老生常谈，只是私下忧叹罢了。〇《东莱集·与朱元晦书》说：抚州士人陆九龄，笃实孝友，兄弟都有成就。以前所学稍微偏向过度，这次相聚几天，也很有向四方问道的意思。〇《文集·答张敬夫书》说：陆九龄兄弟气象很好，他们的毛病却是完全废弃讲学而专门致力于践行，却在践行中要求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这是最大的毛病。要他们操持谨慎质朴，表里如一，确实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可惜他们自信太过，格局狭窄，不再吸取别人的长处，将流入异学而不自知。〇《答王子合书》说：上个月末送吕祖谦到鹅湖，陆九龄兄弟来聚会，讲论之间，深感有益。这个月八日才分手回去。〇《东莱集·答邢邦用书》说：祖谦自从春末去建宁，与朱熹相聚四十多天，又一同出来到鹅湖，二陆及陆九渊等各位兄弟都聚集，很有讲论的益处。前信所论很恰当，最近已经曾为陆九渊详细说过。讲贯诵绎，是百代做学问的通用方法。学者因此支离泛滥，自然是人的毛病，不是方法的毛病。看到这就想完全废弃它，正是因噎废食。然而学者如果只能说它的不对，而不能反省自己落到实处，泛泛汨汨，没有止境，这又正好坚定了他们的自信。〇《南轩集·答朱元晦书》说：陆九龄兄弟怎么样，肯听劝吗？〇又答书说：临川他们的学说正盛行，这尤其值得忧虑。

译秋季七月，云谷晦庵建成。

[《文集·云谷记》]

三年丙申，四十七岁。春季，三月，前往婺源。

[《年谱》记载蔡元定跟随前往，到达后，县令张汉率领众学生请求在学宫讲学，朱熹推辞，又请求撰写藏书阁记，朱熹答应。并将《程氏遗书》、《外书》、《文集》、《经说》、《司马氏书仪》、《髙氏送终礼》、《吕氏乡仪乡约》等书留在学宫中。当地子弟每天拿着经书请教，朱熹根据他们的资质，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又作了《茶院朱氏谱序》。到六月初才返回。〇曾经与滕璘交往，看到山水幽静，说：“这好像是我从前梦中见到的景象。”询问那地方，回答说：“名叫绯塘，是滕璘的产业。祖先的坟墓在这里。”说：“所以与你有着神交的情分。”于是命令在上面建造亭子，写下“草堂”二字给他。〇《文集·答吕伯恭书》说：“汪丈突然去世，想必对此同样感到伤叹。早晚就要回婺源，应当顺路去哭吊他。”〇又《答吕伯恭书》说：“昨天承蒙远道来访，几天来开导警示很多。我十二日到达婺源，再过一两天走遍山间的坟墓，回来也不能久留。]

修复远祖的坟墓

[先生祭扫坟墓，因为远祖制置府君的墓地，年代久远没有修缮，被他人占有，于是向官府陈述，恢复其原貌，砍伐石头堆高泥土，加以修缮。〇《文集·祭汪尚书文》〇祭告远祖墓文〇《文集·答吕伯恭书》说：在途中与季通讲论，因而领悟到向来涵养的功夫完全太少，而讲说又太多，强行探求必定获取，寻找水流追逐末端的弊端，推类以求，众病不一，而其根源都在这里，恍然自失，似乎有顿悟进步的功夫，如果能保持这样不懈怠，或许对将来有所希望，然而不是像近日各位贤者所说的顿悟的契机。]

夏季六月，授予秘书省秘书郎，推辞不被允许。秋季八月，再次推辞，并请求主管祠禄，获准，任命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行状》记载授予秘书郎。先生认为改任官职的命令，正是为了嘉奖他的廉洁退让。现在却冒受晋升的恩宠，这是左右观望以谋取私利，极力推辞。当时皇上谕示大臣想要奖用廉洁退让的人，执政者因此以先生进言，所以有这个任命。恰逢有人说虚名之士不可用，因此再次推辞，就听从他的请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年谱》记载当时皇上谕示大臣奖用廉洁退让之士以激励风俗，参政龚茂良以先生操行耿直，屡次征召不起用进言，于是有这个任命。先生认为改任官职的命令，正是嘉奖他廉洁退让的节操。现在却冒受晋升的恩宠，这是左右观望而谋取私利，极力推辞，并且写信给茂良陈述。当时权幸小人趁机谗毁。恰逢有人说虚名之士不可用，于是趁他再次推辞，就听从他的请求。《文集·辞免秘书郎状一》说：右熹接到六月二十一日尚书省札子并告命一道，授予熹秘书郎。熹听到命令震惊，不知所措。私下认为圣祖日夜思慕俊杰，图谋兴起事功，一点善行寸长，无不收用，岩穴幽隐之人，也不抛弃遗弃，于是使妄庸之人有这样的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难胜，岂敢修饰言辞推辞回避，以辜负奖拔之意。然而熹私下认为国家间建图书之府，用来储蓄秀异之才，选试有程序，未曾轻率授予。郎官以奉守为职责，虽然不同于典校之官，然而自古相承，或者用来安置老成有德之士，如熹这样凡陋，岂能胜任。现在如果贪冒宠荣，不自量度，这必定坐取嘲笑，以累圣主知人之明。何况近年屡次以多病不才，恳辞召命，已蒙圣慈洞察肺腑，大概既怜悯他爱君忧国，粗有田亩夙夜之诚，而又知道其衰朽无用，重悯劳以官职之事，所以假借褒嘉惠养全活之意，虽非愚贱之所当得，然而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则有不可以最终推辞的。这是熹所以恳辞逾年而终于拜受明命，并且复具以此意附奏陈谢，其感恩自誓之诚，大概有皎然而不可欺的。现在却想因圣主前日所以假借惠养的资，而遂夤缘以冒进擢无涯之宠，这是古人所谓登垄断而左右望以罔市利的，不惟士夫清议有所不贷，而熨之不肖亦窃羞之，是以恐惧回皇，不敢只受。伏惟钧慈怜察特。为敷奏早赐寝罢。元降指挥，使熨愚分少安，不胜幸甚。熨除已将省札告命申建宁府送军资库寄纳外，谨具状申尚书伏侯指挥。谨状〇辞免秘书郎状一〇辞免秘书郎状二〇《答韩尚书书》说：区区行役，前月半闲始得还家忽闻除命出于意望之外。自视才能岂称兹选？愧惧窘迫不知所为。窃妄意此必尚书丈过恩推捱之力。既而府中递到六月十五日所赐书信传文亦以所得别纸埀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虽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于门下也熨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疎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

译以此度过余生。趁着闲暇时日诵读遗留的经典，参考旧日的见闻，以求探寻圣贤立言的本意所在。既以此自得其乐，偶尔也将其写于书中，与学者们共同分享，并且等待后世的君子，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丝毫多余的念头。其间恳切推辞召命，反而误蒙宠爱褒奖。起初也不敢接受，后来思考此事，这是君主和宰相深知我无用的实情，而想借此施予怜悯慰劳、恩惠供养之恩，所以稍微提升我的官职，增加我的俸禄，最终允许我闲居，似乎有可以接受的理由。因此恳切回避超过一年，最终才拜受任命。私下认为这足以对上承接朝廷的美意，对下得以让自己断绝于追求名位仕途的念头。从此以后，我将能够悠闲自得地度过岁月，致力于自己的学业，而没有忧惧紧迫的顾虑了。然而事情却有大相径庭、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朱熹又怎么能沉默不语呢？像我这样狭隘固执、迂腐疏阔，不能随世俗俯仰，本来就已经被闻风而厌恶了。只依赖当时的一些贤公名卿，或许有人错误地理解了我。然而在下风听取，考察他们行事议论的始末，那么对于我内心所不能没有疑虑的地方还很多。现在如果不推辞而冒然接受，那么宾客与主人之间关于异同的争论，必定有所不能避免，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反而正好成为众小人嘲笑的材料。况且我私下的愿望想要从事的，也将被淹没而不能成功。或者在晚年侥幸有所成就，人们也必定认为这是已经试验过而不灵验的书，而不愿意阅读了。又何况今日一旦出仕，而前日所斟酌辞受而不敢苟且的意思，也将变得昏暗而不能自我辩明了。各位公卿如果真的了解我，厚爱深厚，那么为什么不寻求伸展我的志向、保全我的操守的方法，而一定要胁迫驱赶、怂恿使我达到这种地步呢？况且士大夫的辞受出处，又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已，他们处世的得失，关系到风俗的盛衰，所以尤其不可以不审慎。像我这样的人，先前因为推辞召命而得以改任官职，现在又因为所改任的官职而有这次任命。我如果接受而不推辞，那就是美好的官职、重要的职位，可以从容地推辞谦让，安坐而必定能得到的。近世以来，风气颓败、习俗萎靡，士大夫依靠欺瞒来获取爵位俸禄的，不可胜数，唯独没有这一类罢了。而我恰好不幸，各位公卿一定要强迫我让他们凑数。我虽然不才，实在不忍心让自己蒙受这种耻辱，使天下后世秉持清议的人得以唾骂和鄙视我。况且我在门下说这些话已经多年，苦言悲恳，无所不至，而执政者听之藐然，反而从容游谈，大为推崇重视，而其最终成效，不过是使我内心违背素来的心愿，外在招致深深的讥讽，然后罢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而且又私下估量自己平生的言行，必定有大不相符的地方，而使执政者不相信我的话以至于此。深深自我悔责，无处归咎，然而也不敢最终在门下沉默，所以敢再次陈述。恳请怜悯并明察。我前日回复大参的信，匆忙来不及说尽这些曲折，所以现在僭越轻率地说话，不仅是为了向明公伸展我的鄙意，也是借此向龚公表达。如果成命已经施行，不想追回停止，那么希望趁着他请求免职，再授予祠官的职位，这在发布命令的体制上似乎不算失当，何必等到他狂病发作之后，然后再用药治疗呢？瞻望门墙，无法趋前侍奉，情意迫切，言语杂乱无章。恳请高明垂赐怜悯明察。

译冬季十一月，夫人刘氏去世。

[年谱记载，刘氏是草堂刘公的女儿。次年某月，安葬在建阳县的唐石大林谷。将那里的亭子命名为宰如亭，并在其侧规划了寿藏，将庵堂命名为顺宁庵。]

淳熙四年丁酉，四十八岁。夏季六月，《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及《或问》完成。

[年谱记载，先生既已编次《论孟集义》，又作了《训蒙口义》。随后，将其中精粹妙得本旨的部分提炼为《集注》，又将去取的理由疏解为《或问》。然而担心学者转而追求浅薄，所以《或问》一书未曾拿出来示人。当时书肆有私自刊刻流传的，先生急忙请求县官追索其印版，因此只有学者私下传抄。此后《集注》删改日益精密，而《或问》则不再修订，所以两者在去取之间有所不同。但辨析毫厘，互相发明，也是学者应当仔细玩味的。〇又见《答何叔京书》说：“《孟子集解》，应当全部由我过目，有差错谬误之处，切望痛加删削，警示我这昏愦之人，幸甚。”〇《答张钦夫书》说：“《中庸》《大学》章句，因此略加修订一遍，再抄录呈上。但觉得其中还有应当删减之处，《论语》也是如此。草定了一稿，没时间誊写定稿。《孟子》则正想为之，但精力来不及。”〇《答吕伯恭书》说：“两个月间只看了两篇《论语》，也是由黄直卿先看过，参考同异后，方才折中。”〇《答胡季随书》说：“熹对于《语》《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略有了成说。但近日读来，在一二大关节处，仍有谬误，不停修削。有时随手又觉得毛病产生，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如果倚仗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遍，便以为事毕，岂不是轻率，自误之甚吗？”〇语录：“《论语集注》，大概是我十年前本为朋友传抄而去，乡人于是未经告知便刊刻。等到察觉时，已经分裂四处，无法收回了。其中多有未稳妥之处，严重误导阅读。”〇《文集·答张元德书》说：“《大学》等书近来多有改定之处，没时间抄录寄去，也有来不及整顿的。如《论》《孟》二书，很遗憾它们出得太早了。”〇《答孙敬甫书》：“云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的本子，但相比读来还有应当改定之处，没来得及下手。《大学》也有删定数处，没时间抄录寄去。”〇语录：“程先生经解，道理在解说语言内，我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言辞，使人玩味经文，道理都在经文内。”〇“《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有一字抵百十字的，你都当作等闲看了。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需要解说，只因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批注，替学者省一半力。如果在批注上更看不出，却如何能看出圣人的意思？”〇“前辈解说恐怕后学难以理解，所以《集注》尽摄其要，已经说尽了，不需要在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仔细看，自然晓得。”〇对学者说：“我的《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灭一字不得。你仔细看。”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〇“《论语集注》，如同秤上称过一样，不偏高些，不偏低些，自然是学者不肯用功看。”〇“友人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量，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之处宜仔细看。”〇“我的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是闲字，那个没有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的，那个正是紧要字。”〇“我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咀嚼过，此书我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能草草看。”〇“道《集注》于正文之下，正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正意，如诸家之说有切当明白的，即引用而不没其名，如《学而》首章，先尹氏而后程子，也只是顺正文解下来，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是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是通论一章之意，反复其说，切要而不可不知道。”〇“《集注》中解有两说相似而稍异的，也要相资，有说全别的，是未定也。”〇“问《集注》有两存者，何者为长？曰：‘使某见得长底时，岂复存其短底的？只为是二说皆通，故并存之，但必有一说合得圣人之本意，只是不可知耳。’又说：‘大率两说，前一说胜。’”〇“寿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量轻重，方敢写出。”〇“方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要解之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读文字不可忽略。”〇“贺某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入的，大概他本未有这般意思在。”〇《文集·答潘端叔书》说：“《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功夫修得，只《集注》屡改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了。山间无人录得不得，奉寄可只用旧本观看，有不稳妥之处，仔细告知，却好评量也。”〇张元德问曰：“《语》《孟》或问乃”丁

译酉本不知后来改定如何？回答说：《论语》《孟子》集注后来改定的地方很多，于是与《或问》不太相应，又没有工夫去修订《或问》，所以不曾传出去。现在不如暂且就在正经上玩味，有不太合适的地方参考集注，再自己思索为好，不可倚仗这本未定之书就认为是正确的。〇丙语录：《论语或问》很好，为什么不肯刊行？回答说：就是不必如此，文字太多，学者更加不会把它当作正经事来做了，只看集注就足够了。〇朋友问《论语或问》说：这是五十岁前的文字，与现在的说法不类，当时想要修订，后来精力衰退，那个工夫大，后来就搁置了。

译《诗集传》编成

《文集·诗集传序》：丁酉年冬季十月。《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壬寅年九月。《读吕氏诗记·桑中篇》。《书临漳所刊诗经后》说：郑康成认为《南陔》等篇遭遇秦朝焚书而亡佚，但其义理则与众篇的义理合编在一起，所以得以保存。到了毛公作《诂训传》，才将众篇的义理分别置于各篇篇首。我按：郑氏说三篇的义理原本与众篇的义理合编，这是对的；然而因此认为诗与义都出于先秦，诗亡佚而义理尚存，直到毛公才将众义分别置于篇首，这就错了。后汉《卫宏传》明确说卫宏作了《毛诗序》，那么《序》怎能说是与经文同时产生而由毛公分别的呢？然而《序》原本不冠于篇首，则因郑氏此说而可见。我常担忧现在读《诗》的人只知道有《序》而不知道有《诗》，所以根据他的说法重新审定这个版本以恢复其原貌，还担心阅览者迷惑，又在后面详细论述了。淳熙庚戌年冬季十月。《答范伯崇书》说：十五国风的次序恐怕未必有意，所以《集传》中不敢提起。欧阳公的《本末论》很好，也收录在后面的话中了。《答吕伯恭书》说：私下得知您读完了《诗》，想必有很多阐发，遗憾没能从容请教。我所汇集的解说当时也很详备，后来凭心意删定，剩下的才这些罢了，然而被旧说牵制，不满意的地方极多。近来想修正，又苦于没有别的考证依据，这事终究拖累人。又《答吕伯恭书》说：《诗说》想要修改的地方是哪一类，因信告知，略及于此。近来也得到询问刊定，大抵小序都出于后人的臆测，如果不摆脱这个窠臼，终究没有机会得到正当的理解。去年略修旧说，订正的多，还遗憾没能完全去除，得失各半，不成完整的书罢了。又《答吕伯恭书》说：《诗》的解说昨天已附在小雅后面两册寄去了。小序的说法不容用一句话断定，更等待您的教诲，却得以反复表达我浅陋的意思，自己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信未尽，更须有话说，恐怕您的见解不如此处，却希望您仔细一一垂告，更容我考究如何，逐次批示尤其幸运，一并得到却难看清。又《答吕伯恭书》说：向来所告知的《诗序》的说法，不知后来您的意思看得如何？“雅”“郑”二字，“雅”恐怕就是大小雅，“郑”恐怕就是郑风，不应一概以风为雅，又在郑风之外另求郑声。圣人删录取其善者作为法则，保存其恶者作为警戒，无非是教化，岂必销毁其典籍呢？看此意思，甚觉通达，没有滞碍，气象也自公平正大，没有许多迂回费力的地方，不知高明以为如何？又《答吕伯恭书》说：《诗不知竟作如何看？近来看得前日的说法，还是泥里洗土块，毕竟心里不安稳清脱。便中求所定者，节目处一二篇，一看，恐怕或有所警发？《答潘文叔书》说：《诗》也再看，旧说多所未安，现加删改，另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读。若详细考证，即自有伯恭的书了。《答潘恭叔书》说：近来再看《二南》旧说，极有草率处，已略加刊订，另为一书，以趋简约，尚末能便成就。《答吕子约书》说：《诗说》久已成书，无人抄写，不能奉寄。也见子约专治小序而不读《诗》，所以自度其说未易合，而不寄罢了。《答李公晦书》说：《诗说》近修得《国风》数卷，旧本且未须出，甚善。《语录》：《诗》本易明，只被前面的《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了《诗》的本义，且只将四字成句的《诗》读，却自分明。现作《诗集传》，待取《诗》编排放在前面，驱逐《序》过，后面自作一处。《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是卫宏观作，后来经意不同，都是被他坏了。我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个《序》愈说愈疏。向来郑渔仲有《诗辨妄》，力斥《诗序》，其间言语太过，以为皆是村野妄人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而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贺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其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才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涤旧说，诗意方活。《大续集》与叶彦忠书说：《诗传》两本，烦为以新本核旧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纸页副在内，恐要帖换也。《年谱》：《诗》自毛郑以来，皆以小序为主，其与经文相悖，则穿凿为说以通之。先生独以经为主，而订其序之是非，复为一编，附录经后，以还其旧。

《周易本义》编成

《文集·书临漳所刊易经后》说：右边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所定，而音训一篇则是其门人金华王莘叟所笔录。我曾认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显示训诫，故其言虽简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也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而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

译文辞取其义理，往往未能潜心研读整部经典，便仓促抓住传注中的一端作为定论，于是每一卦每一爻仅对应一件事，导致《易经》的应用反而受到局限，无法通达天下的事理。像这样的情形，我朱熹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反复阅读吕伯恭的书而有所感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章句接近古本而已。至于音韵训诂方面，我妄自揣测或许还有遗漏脱误，吕莘叟曾说书刚写完吕伯恭就去世了，这固然合乎情理，但我也不敢擅自补正。于是将不同的见解另列在篇末。淳熙九年夏六月吕氏《古易》后记。

汉朝兴起时，研究《易经》的有六家，唯独费氏传授古文《易经》而未立于学官。刘向用中秘藏的古文《易经》校对施氏、孟氏、梁邱氏的经文，有的脱去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那么费氏经书确实是孔氏遗存的古书。东汉马融、郑玄都研习费氏之学，其书才开始盛行。如今学官所列的王弼《易》注，虽然推崇庄老思想，但其书本质上是郑玄的著作。费氏《易经》在汉代诸家中最接近古本，却最遭排斥，千年之后，依然独立存在，难道不是天意吗？自从郑玄、王弼将彖辞、象辞、文言附于经文之后，学者便不再见到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纂《古周易》，想要恢复古本原貌，但在刊刻补正、离合取舍之际，阅览者有的认为不妥。祖谦谨依据晁氏的书参考传记，重新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律以古本为准，其说法详于音训中。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辞为一，彖辞为二，象辞为三，文言为四，系辞为五，说卦为六，序卦为七，杂卦为八，谨按上述顺序排列。

查考晋太康初年发掘汲县旧墓，得到古简编，科斗文字散乱无法训释，唯独《周易》最为清晰，上下篇与今本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而没有彖辞、象辞、文言、系辞。杜预怀疑当时孔子在鲁国编定《易经》尚未传播到远方国家，而《汉书·艺文志》记载《易经》十二篇，施氏、孟氏、梁邱氏三家。颜师古说：上下经及十翼，所以是十二篇，那么彖辞、象辞、文言、系辞开始附于卦爻之后并在汉代流传吗？先儒认为费直专门用彖辞、象辞、文言参杂解释易爻，将彖辞、象辞、文言纳入卦中的，是从费氏开始的。起初，费氏未立于学官，只在民间流传。到了汉末，陈元方、郑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的古十二篇《易经》，于是古本失传。孔颖达又说王弼的意思，象辞本是解释经文的，应当靠近经文，分爻的象辞各附于相应的爻下，那么费氏最初扰乱古制时，还像现在乾卦彖象系于卦末那样吗？古经开始被费氏改变，最终被王弼大乱，可惜啊！朱子书于嵩山《古易》跋后，按晁氏此说与吕氏《音训》大同小异，大概互有得失。先儒虽然说到费氏用彖辞、象辞、文言参解易爻，但起初并未说他将传文分开以附于经文。至于说郑康成开始将彖辞、象辞合于经文，那么《魏志》的话很明白，而《诗疏》也说：汉初作传训的人，都与经文别行，三传的文句不与经文相连，所以石经书《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与经文别行。等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才说想要省去学者两读，所以具载本文并就经文作注。马融、郑玄相距不远，大概是仿效其意而为之。所以吕氏在此义上有所得，而晁氏不能没有失误。至于晁氏说最初扰乱古制时，还像现在乾卦彖像并系于卦末，而最终大乱于王弼，那么他的说法源于孔疏，而吕氏不采纳。大概孔疏的话说：夫子所作的象辞本在六爻经辞之后，因为自卑退让，不敢干扰先圣正经的文辞。等到王弼的意思，认为象辞本是解释经文的，应当靠近，其义容易明了，所以分爻的象辞各附于其当爻下而言。这认为夫子所作原本在经辞之后，是夫子自己确定的，虽然不免有失，但说王弼分爻的象辞以附于当爻则是正确的。所以晁氏舍弃其一半而取其一半。其实现在所定恢复为十二篇的，是古经的原貌。王弼注本中的乾卦，大概保留了郑氏所附的体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是王弼自己所分的。吕氏在跋语中虽然说到郑玄、王弼合传于经，但在《音训》中却只归于郑氏，而未提及王弼，那么不知他如何区分这两家，而对于王本经传次第两体之不同，也不知如何解释，难道不是浅陋吗？〇此文集答吕伯恭书说：读《易》的方法，我私下怀疑卦爻之辞，本是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借此进行训诫；等到彖、象、文言之作，才开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阐明它。后人只见孔子所说的义理，而不再推究本文王、周公的本意，因而鄙视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离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执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的妙处。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告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呢？所以现在想要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到，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作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寻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使得上自王公，下至民庶，修身治国，皆有可用。我私下认为如此求之，似乎得三

译这是圣人遗留下来的意旨。然而我方才研读上经，其中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不敢强行贯通。那些能够理解的地方，原本非常平易浅近，但现在的传注却误以为是高深微妙的学说，这类情况不一而足，我也想私下记下自己的见解，与朋友共同讨论，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〇在回复虞士朋的信中说：寄来赵仓的《易说》，简明扼要且精当严密，遗憾的是没能当面请教以了解详情。但是，象数是《易经》的根本，卜筮是它实际的应用，而众多儒者探求却不得要领，以至于繁琐细碎、纠缠不清，令人厌烦。如今却完全摒弃忽略，不再留意，恐怕就无法看清制作的纲领和语意的来源，似乎不太妥当。昨天在乾坤两卦中，大致记录了一两点疑惑，现在随意抄录呈上，希望您能详细指教，试着在交谈中用您的高见去叩问详情。〇在给赵提举的信中说：大抵《易经》这本书，本来是为了卜筮而作的，以前也曾草草写下一些看法，现在随意抄录两卦呈上，其他文义尚未明晰的地方很多，没能完成学业，暂且等待后世的扬雄那样的人吧。近来又编了一部小书，大致论述象数的梗概，一并献给您。〇在回复陈明仲的信中说：读《易经》也很好，但经书难读，而这本书尤其难。廷老所传的我的浅见，当时是匆忙抄录出来的，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但试着大致考察一下，也可以看出门径的大致轮廓。〇在回复余正叔的信中说：回家后只看了《大学》和《易经》，修改的地方很多，义理无穷无尽，心力有限，怎么办？只有必须竭尽全力钻研，至死方休罢了。〇在回复郑仲礼的信中说：您告知的读《易》的说法很好。我大概曾经依据邵雍（康节）的话去探求，从而得到了画卦的次序。至于经文，也只是虚心阅读，偶尔大致明白其中一二。至于有不能明白的地方，就暂时放下。也曾粗略写下一些看法，但还没有完成。至于画卦揲蓍的方法，又曾有一本书刻印流传，名叫《启蒙》。〇在回复孙季和的信中说：您寄来的《易》说，意思非常精当严密。但是近世谈论《易经》的人，直接抛弃卜筮而空谈义理，导致文义牵强而没有归宿，这种弊端已经很久了。必须先用卜筮占决的意思去探求《易经》的本义，然后再用传文来解释，那么它措辞的意思以及它来源的缘故，都可以逐渐显现出来了。以前读这本书，曾经有一些私下的记录尚未定稿，却被别人传出去摹印。近来虽然收回销毁，但流传已经很多，不知道您是否见过？这些说法虽然尚未定稿，但大致可以看出。顺着这个方向去探求，或许不至于凭空妄说。又曾作《启蒙》一书，也已经刻版发行，不知道您是否见过？现在送去一本，试着看看如何。〇在回复刘若房的信中说：《本义》没能成书，却被别人偷出去再次摹印，有误于观览。《启蒙》从现在看来，比如论河图洛书，也难免有多余的话。〇在回复杨伯起的信中说：读《易经》，想必更有滋味。我的谬误之说，本来就没有成书。以前被人偷出去印卖，更加错误，实在不可读。没想到流传已经到了几间，更不值得观看。〇语录：我的《易》说简略，当时只是随手记录兼及文义。伊川及诸儒都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在语脉中大致牵涉到这些意思。〇问《本义》为什么专以卜筮为主？回答说：且须熟读正文，不要看注解。大概古《易》的彖、象、文言各自在一处，到王弼才合为一，后世诸儒于是就不敢移动。现在难以立刻说清，且须熟读正文，久了自然就会领悟。〇庚戌年五月初在临漳初次拜见先生。问怎么看《易经》，先生说：《易经》不好看，《易经》自然难懂。先儒讲解失掉圣人意思的地方很多。又问读《诗经》，先生说：《诗经》固然可以兴起情感，但也自然难懂。先儒的说法也有很多失误。我枉费了多年的工夫，近来在《诗经》《易经》中大致得到了圣人的意思。〇近来赵子钦有信来说：您解说《论语》《孟子》极详细，《易》说却太简略。好比这烛笼，添了一条骨架，就挡住了一路光明。如果能尽去其障，使之整体光明，岂不更好？大概是不宜着墨于详说。〇先生对于《诗传》自以为没有遗憾，说：后世如果有扬雄那样的人，一定会喜欢它，但对《易》本义却不甚满意。大概先生的意思，只想把它作为卜筮之用，而先儒说道理太多，终究是没有完全跳出这个窠臼，所以不能不留下遗憾。

译绍熙五年戊戌，四十九岁。秋季八月，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推辞不就。

冬季十月，皇帝下旨不准推辞，再次请求主管宫观。

十二月，朝廷下发文书催促赴任。

绍熙六年己亥，五十岁。春季正月，再次请求主管宫观。二十五日，启程出发，在铅山等候命令。

二月，再次请求主管宫观。

陆子寿前来拜访。

译（朱熹）在此停留了二十多天，幡然醒悟，认为鹅湖之会上的见解是错误的，非常想要踏实地读书讲论，心境平和，气度谦下，在相识的朋友中是很难得的。」〇文集《答曹立之书》中说：“抄录并示下陆兄书信的意旨很好，近来大冶万正淳来访，也能讲述他们讲论的曲折情况，大概比起以前有所区别了，但觉得他仍然兼持旧说，认为随时立教不得不如此，像这样的意思却似乎渐渐有掩盖、不明白的地方，因此包显道等人仍然主张先入为主，还认为读书讲学是充塞仁义的祸害，而南轩近来也说傅梦泉扬眉瞬目之类的话，恐怕不如直接剖判，便让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学者各自洗去旧习，以进于日新之功，不应当再疑惑贰心、秘藏不露，以滋长他们的困惑。」〇《祭陆子寿教授文》中说：“学问不是私说，只求大道，如果诚心择善，即使次序不同也能同流。如我与兄长，年少时不曾一起游学，大概一生只见过两次，于是倾心相交，情意深厚，回想昔日鹅湖之下，确实是初次识面的时候，兄长驾车而来，带着季氏一同前来，拿出新篇以示，我意恳切而无保留，厌恶世学的支离，推崇简易的规模。但我听后，浅陋之中独自怀疑而不安，开始在胸中听辨，最终在谈论中纷纭纠缠。慢慢揣度兄长不能立刻被辩屈，又知道兄长必将返回深思，于是退避而返回，怅然犹豫而盘旋。分别不久，兄长来信，审察前说未定，说：“你的话值得怀念。”等到我辞官而未获准，停在道旁僧斋，兄长于是屈驾而来教导，相与极论而无猜忌。从此以后，道合志同，为何风流云散？于是一个向西一个向东，大概旷日索居，仅两通尺书，期待杖履肯顾，或许能慰满我的衷肠。近来听说兄长病重，急忙发书问讯，并裹药携带前往。曾往使之未返，为何来音不祥？惊失声而陨涕，沾湿我的衣袖而淋浪。呜呼哀哉！今年的岁数，非龙非蛇，为何独独贤人不淑？屡次兴起对吾道的深叹，只有兄长的德行尤为杰出，俨然申正而无邪。至于他降心从善，又岂有一毫骄吝的私心呢？呜呼哀哉！兄长已矣，此心实存，炯然参倚，可以觉察惰昏，谁能泄去？我哀痛一恸，寝门缄辞千里，以此一尊侑祭。」〇答吕伯恭信中说：“子寿复为古人，可痛可伤。不知道今年是什么气数，而吾党不利如此。”〇又答吕伯恭信中说：“子寿云亡，深可痛惜。我道不振，这是天命，奈何奈何。”〇答傅子渊信中说：“荆州云亡，忽忽岁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陆兄长之讣，吾道不幸乃至于此，每念及此，痛恨无穷（俱庚子）”

译三月，省札再次催促赴任，当月晦日抵达上任。

在学宫建立濂溪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享，又建立五贤祠。

夏五月，派遣使者祭祀唐孝子熊仁赡的墓。

修复刘屯田墓。

请求辞官未获批复。

建造卧龙庵祭祀诸葛武侯。

六月，上奏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

请求辞官未获批复。

秋七月，因与僚属意见不合，用札子向省部申报，自我弹劾。

八月，严厉执行分家析产的禁令。

冬十月，重建白鹿洞书院。

译毁坏日久，长满荒草成为废墟。于是访求遗址，委托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在原址重建书院。第二年三月工程完工，率领宾客僚属和师生举行释菜之礼，以告慰先圣先师。又上奏请求赐予书院敕额以及太上皇帝御书石经板本的九经注疏，并遍求江西各郡的文字收藏其中。又置办田产来供养学者，每逢休沐假日必定前往，学生们质疑问难，教诲诱导不知疲倦。退下后便一同在泉水岩石间漫步，整天才返回。文集《白鹿洞书院学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朋友有信。以上五项是教育的纲领，尧舜任命契为司徒，恭敬地广泛施行这五项教育，就是这些足够了。学者学习这些罢了，而学习它们的次序，也有五项，分别如下：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白地辨别，切实地实行。以上五项是治学的次序，学问思辨这四项，是用来穷尽事理的。至于笃实实行这件事，则从修身一直到处理事务、待人接物，也各有要点，分别如下：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克制愤怒、遏制欲望，向善改过。以上是修身的要点。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彰明正道不计算功效。以上是处理事务的要点。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行为没有达到预期，反过来从自身找原因。以上是待人接物的要点。我私下观察古代圣贤教导人们治学的用意，无非是让他们讲明义理，来修养自身，然后推广影响到他人，不仅仅是想要他们致力于记忆阅览、写作辞章，来猎取名声、获取利禄罢了。现在人们治学，却完全相反了。然而圣贤教导人的方法，都保存在经书中，有志之士本来应当熟读深思并提问辨析。如果知道了事理本来如此，并且要求自己必然如此，那么那些规矩禁防的器具，难道要等到别人之后才有所遵循吗？近代对于治学有规矩，那对待学者的要求已经太浅薄了，而且他们的治学也不一定符合古人的本意。所以现在不再把这些规矩施用于此堂，而是特意选取圣贤治学的大纲，像上面那样分条列出，并张贴在门楣之间。各位应当共同讲明遵守，并责求于自身，那么在思虑言行之际，那些警戒谨慎而恐惧的地方，一定比那些规矩更严格了。如果有不这样，而有时做出被这些话所摒弃的行为，那么那些所谓的规矩，必将取用它们，所以不能忽略。各位也应当念及这一点！东莱吕公《白鹿洞书院记》宋孝宗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不合时令，高处的田地受灾。郡守新安朱熹巡视陂塘，沿着庐山向东，得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感慨地对他的僚属说：“这大概是唐代李渤隐居的地方，也是太宗皇帝驿站运送九经，让生徒学习的地方。”书院创建于南唐，事情非常浅显。太宗在扫平天下、日理万机、无暇顾及的时候，奖劝封殖唯恐不及，规划深远了。中兴五十年，释老宫庙被寇乱毁坏的，斧斤之声相闻，各自恢复原貌。唯独此地委弃于榛莽之中，路过的人叹息，难道不是我们同道的耻辱吗？郡县虽然贫薄，难道不能建造几间房屋，上以宣扬本朝崇尚建立人文的大旨，下以延续先贤的风声于未来吗？于是委托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主持这件事，又写信命令祖谦记述其成就。祖谦私下听说，各位长者，建国初期百姓刚刚摆脱五代兵祸的灾难，学者很少，逐渐趋向太平，文风日起。儒学先驱往往依靠山林，在闲旷之地讲授，大师多达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以及此洞，最为著名。天下所谓的四书院。祖宗尊崇儒术，分设官职，书写任命他们的俸禄，赐给匾额，所以宠信安抚他们非常完备。当时，士人都崇尚质朴真实，鄙弃新奇，敦行道义而不苟且，遵守训诂而不穿凿。虽然学问的渊源统纪或许没有深入探究，但是甘受和悦，白受采饰，已经有进德的地方了。庆历、嘉佑年间，豪杰并出，讲治更加精微。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互倡导阐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的教化始终条理，于是可以考证。熙宁初年，明道先生在朝，建议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非常详细。不幸王氏之学正兴起，他的建议于是被搁置。有志之士没有不为此叹息的。建炎年间重建，典章制度逐渐恢复旧观，关洛学派遗言稍出于被贬弃剪灭之余。后进小生突然听到这些话，不知道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以求取用力之实，越级冒进，忽视近处而羡慕远处，未能窥探程张的门庭，而先有王氏自高自圣的毛病。像这样洞中所传习道的人，或许很少了。那么书院的恢复，难道只是随便说说吗，这里的士人，何不相互继承先儒淳厚固实之余风，而遵守离经辨志的初始教化？由博而约，自下而上，以报答杨熙陵开迪乐育的大德，那么对于贤侯的劝学，就没有辜负了。至于考察方志，记载人物，也是当地官员应当谨慎的。像李浚之的遗迹，固然不能忽略。侯在这件事上，重视百姓的劳赋，工程已经狭小，率旧捐其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则有余了。兴废始末，都记载在当途执事所记中，都不书写。文集《白鹿洞赋》《白鹿洞牒》《白鹿洞成告先圣文》

译这年，向朝廷上疏弹劾自己。

[上疏陈述：所属各县今秋有遭受旱灾的地方，不仅没有及时核查减免赋税，反而催缴旧欠过于严急，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请求特别允许上奏，尽早赐予罢免，以作为远近地方长官的警戒。十二月，又因未得到处理，再次上疏弹劾自己。]

申请赐予晋太尉陶威公庙额。

[上疏转运使说：根据都昌县纳税户等陈述，陶公起初家在鄱阳，后来迁居浔阳，现在遗迹尚存于本军都昌县境内及本军城内。都昌县有两座庙宇，遇到水旱灾害祈祷禳灾，都有感应，请求加封号。又根据本县激赏到的江南刘羲仲所撰写的陶公赞，抚州吴澥所著的辩论，用来阐明陶公的心迹，尤为明白，对名教有补益。按理应当褒扬显赫，而陶公官位登临三公，爵位冠绝五等，当时用来品评节制尊名的，已经称颂其行事的实际。现在根据士民陈情请求，希望朝廷详细斟酌，采纳其行事，特别赐予庙额，以表彰忠义，不再另外赐予爵号。]

淳熙七年庚子年，五十一岁。春季，正月，请求担任祠官未获答复。

二月再次上奏请求免除星子县税钱。

[去年六月上奏事下达户部，户部下达给漕司，责令以上供对补，于是再次上奏：州郡公私匮乏，不能相互救济，因此有此奏请。现在限定对补，势无出处，不过是剜肉医疮，欺骗上天蒙蔽世人，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希望圣慈直接赐予蠲免施行。计算所捐弃的，不过绸绢一千五十余匹，钱二千九百余贯，却可以稍微宽慰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安顿生计。〇《文集·乞蠲减星子县钱第二状》]

南轩张公去世，停止宴会哭泣哀悼。

[《文集》祭张敬夫殿撰文说：“唉！敬夫竟然抛弃我而死吗？我昔日求道未得，朋友遮蔽不为我开导，吝啬不为我剖析。自从跟随您观察大业的规模，考察众人言论的纷乱，于是相互切磋以探究它，又相互勉励以死守它。丙戌年冬天，风雪南山，在槠州解衣告别。如今十五年，您试任畿辅，您翱翔禁省，您牧守南方，我隐居岩岭，显晦不同，心意没有相同的。书信恳切，鬼神可通。您任江陵尹，我任庐岳官，驿骑相望，音信频繁。去年腊月末，有来自西方的人，告诉我您生病，手书在携带中。我观察当时，神理或许僭越，这病虽微，已足以深念。函送问候，阅月而归，打开信函阅读书信，叹息唏嘘。当时朋友曾子实同我担忧，挥泪请求前往，情义不忍留下。曾子实出发不久，您的死讯果然到来。张侯适逢到来，相对反袖。唉！敬夫竟然抛弃我而死吗？只有您家传忠孝，学问造极精微，外为军民所仰望，内为学者所依归。治民以宽，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从我看来，不仅十驾不及，大概未必终日言说而可穷尽。况且听到您的死讯，痛彻心骨，缄词寄哀，无暇他语。听说您临终，手留疏以纳忠，召宾客佐与诀别，委弃符节而告终。大概所谓正而死者，又凛然有史鱼之风。这还足以为我们道义增添气势，又足以向上感悟宸聪。又听说您此时嘱托弟弟以语我，用斯文以寄意，恳切而无余。顾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虚，并列词以为报，尚精爽其鉴兹。唉！哀哉！”〇又祭张敬夫殿撰文说：“维淳熙七年，岁次庚子，六月癸未初一，六日丁亥。具位朱熹，听说故友敬夫张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望，谨遣清酌时羞奠于柩前。向南望拜哭，起身说：“唉！自从孔孟远去，圣学断绝而无人继承，得周敦颐与程子道乃抗而不坠。然而微言辍响，今未及百年，士各私其所闻，已不胜其垂异。叹惟我与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讲未穷，又书传不置。大概有我认为是而兄以为非，也有兄认为是而我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也有早所同哜而晚得其味，大概缴纷往返，几十余年，最终同归一致。由此上而天道之微，远而圣贤之秘，近则进修之方，大则行之义。以兄之明，固已洞照无遗；若我之愚，亦幸窃窥一二。然而兄乔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贱士；兄长明而宏博，我狷狭而迂滞。所以我曾谓兄宜以是而行，当时兄亦谓我盍以是传之来裔。大概虽隐显或殊，实则交须共济。不仅相知甚审，抑亦自靖无媿。唉！谁谓乃使兄终在外以违其心，我也见縻于此，而所愿将不遂也。政使得间就其书，是亦任左肱失右臂也。伤哉！吾道之穷，我复何心于此世也？惟修身补过，毕余年，庶有以见兄于下地。闻兄葬不得临，独南望长号，寄此酬也。惟兄怜鉴之，尚阴有以辅我志。唉！哀哉！〇神道碑说：您教导人，必使

译他首先能够洞察义与利之间的界限，然后明理并持守恭敬，以达到学问的极致。他的剖析开明透彻，言辞恳切真挚，必定穷尽两端才肯罢休。大概他常说：做学问没有比辨明义利更优先的了。而所谓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不能自己停止，并非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一旦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那就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所在了。唉！这话说得多么好啊！这也称得上是发扬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道理，而与孟子所说的性善和养气的功夫相同了吧？

年谱记载：南轩在江陵府治所去世，病情危重时，弟弟张定叟向他请教，南轩说：“朝廷的官职，不要喜爱那些东西。”一位朋友在旁扶持，向他请教，南轩说：“像蝉蜕壳一样摆脱人欲的私心，像春天融化一样体悟天理的奥妙。”说完话就去世了。

文集记载：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钦夫终究未能起用，病势极重，令人痛惜。我之前月初派人请求赐祠禄，使者还未回来。现在又专门派人再次恳求，势必能够求得。只等命令下达，我就顺路经过长沙，去哭祭他。”

又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荆州的噩耗，前信想必已经告知。两个月来，每当想起他，就为之流泪。老朋友来信，没有不表示哀悼的。我们道统的衰落，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该怎么办呢？”

又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钦夫去世，匆匆半载，每当想起他，没有不酸楚哽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信，也没有不表示哀悼的，更让人感慨叹息。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道统在当世的衰落，也大有利害关系。今天才再次派人前往致祭，迎风哽咽悲伤，几乎无法自持。估计天下只有您与我怀着同样的悲痛。祭文一篇，恭敬地抄录呈上。因为钦夫曾经来信说：‘看了您对各经的解说，才知道在闲暇中得以成就这项事业，大概是天意吧。’因此略微叙述过去讲学以及彼此期许的意思，并感叹我们道统在钦夫这里显得孤独且困窘，便无法有所阐发了。”

《张敬夫文集序》中说：“孟子去世后，义利的学说在天下不再明晰，其间董仲舒、诸葛亮、二程先生屡次阐发它，但世间的学者不能相信，所以他们自我修养时，很少不沉溺于人欲的私心，而他们谋划国家大事时，也不过是说功利罢了。自从国家南渡以来，才有丞相魏国公张忠献公倡导大义以决断国论，侍读南阳胡文定公诵读阐释遗经以开创圣学，他们寄托于空泛言论、体现在行事上，虽然看似不同，但在孟子的言论、董葛程氏的心意上，则都有所谓千年如一辙的地方。至于最近去世的荆州牧张侯敬夫，则是忠献公的嗣子，而胡公的季子五峯先生的门人。从他少年到壮年不出家门，就已经得到了忠孝的传承，后来又师从五峯先生，以融会贯通，那么他内心默默契合的道理，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唯独体现在论说中，义利之间毫厘的辨析，大概有超出前代哲人想要言说而未及穷尽的地方。落实到事业上，凡是宏大的纲领、巨大的功用、巨细显微，没有不在胸中洞然明白的，而没有丝毫功利的杂念，因此在家论道，四方学者争相向往。入宫侍奉经筵，出外镇守藩屏，连天子也品味他的话、嘉奖他的政绩，并且将要委以重任。而敬夫不幸去世了。敬夫去世后，他的弟弟定叟收集他的旧稿，得到四卷，交给我说：‘先兄不幸早逝，而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很少存世了，现在想编排他的文章流传于世，除了您还有谁可以托付呢？’我接过书稿，神情肃然，打开卷册急忙阅读，没能读完几篇，就放下书叹息流泪说：‘世间还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书，或许还可以稍微看到他的志向。然而我朋友平生的言论，大概不止这些。’于是又进一步寻求访查，得到四方学者所传的几十篇，又打开我的书箱取出以往往来的书信阅读，也有很多值得传世的。正打算为他审定抄写归还给张氏，却听说有人已经用别的版本摹印而广泛流传了。急忙取来观看，发现大多是过去讲学而未定论的内容；而近年来谈论经义政事、阐发道统精要的妙语，反而没有收录。我因此感慨敬夫天资很高，闻道很早，他的学问成就，已经足以名扬一世，但考察他的内心，大概不曾有一天以此自满。近年来，正致力于穷究经义、会聚朋友，每天反求诸心，并验证于行事实际，大概有不知年岁不足的意味，所以他的学问日新月异而无穷尽。他体现在言语文字中，起初都极尽高远，最终反而归于平实，这其中的浅深疏密之处，后来的君子必定有办法处理。只是由于编排不及时，使得那些先出现而被舍弃的说法，仍然混杂在篇章之间，读者或许会产生疑惑、相信、异同的困惑，这是我的罪过啊。于是又急忙取来之前搜集的资料，参互比较，以敬夫晚年的心意作为判断标准，确定他的书为四十卷。唉！如果敬夫不死，那么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又岂是我所能知道的呢？敬夫所写的各经训义，只有《论语》说晚年曾经修订，现在已经单独刊行，其他往往在脱稿前，学者私自传录，敬夫大概不喜欢，所以都没有著录。他在朝堂上论事以及在州郡条奏民间利弊，皇上大多采纳，也有相当一部分施行，所以也没有著录。只选取他在经筵的口义……”

译一章，附在表奏之后，使得张敬夫能够以尧舜之道来辅佐我们的君主，并且不违背其父师的传承，读者由此可以知晓其端倪。淳熙甲辰年十二月辛酉日。〇回复何叔京的信中说：张钦夫的学问之所以超脱自在，见解分明，不被言语词句所束缚，只是因为起初入门的地方亲切真切。如今说话虽然还不能完全没有疏漏，但终究是根本得当，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赶上的。〇回复石子重的信中说：张钦夫的见解卓越非凡，难以企及，跟随他学习的时间久了，反复开导获益很多。但他天资聪明敏捷，起初没有经历循序渐进的阶段就获得了领悟，所以如今对人说话也大多失之于太高。湖南的学子跟随他学习的，于是都一律学习空谈，这种流弊也将造成危害。近来他颇已觉察到这种毛病了。〇回复范伯崇的信中说：张钦夫前日议论过于急切，缺乏涵养根本的功夫，终究觉得处理事务匆忙。我也最近才觉察到这种毛病，这不是小事啊。〇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长沙两三个月没有来信，邵武有《孟子》的解说，不知道有什么疑问，为何预先告诉我？需要得到原本考察一下。然而这类文字流传得太早，危害不小。昨天看见有人抄录了一两条纲要，已经颇有可疑之处，不知道全书又是怎样？如果《洙泗》中论仁，那么固然多有不相合之处，当时也不应当就让它全部刻板印行。〇又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张钦夫近来收到信，寄语解释几段，也颇有不相合之处，但比起向来收敛诚实，已经好多了。〇给刘子澄的信中说：荆州的《论语》改得很好，比起旧的大本更有条理。如果不死还能长进，实在令人痛惜。吕伯恭详细审慎、稳重恰当有余，却不及这位先生的俊伟明快。〇回复吕士瞻的信：张南轩辨析吕与叔的《中庸》，其中的毛病大多在后来的版本中已经删去了。但程先生说：“在未发之前进行涵养是可以的，在未发之前寻求中道则不可以。”这话切中要害，不可更改。那么张钦夫的说法也不算错，但他的意思是一概要在纷扰之处承担，更没有程子涵养的意思，这又自是大毛病。他后来这个意思也改了，晚年说话全然没有条理。〇语录：张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吕伯恭学问耐事，却有毛病。〇张南轩、吕伯恭的学问都疏略，张南轩的疏略是从高处去的，吕伯恭的疏略是从低处去的。〇张南轩的《论语》初成书时，先看后十篇，全部写下来，对他说了。后来看前十篇，又写下来。后来得到书来，说说得对，全都改了。《孟子》的解说未曾商量。

译三月，请求祭祀未获批准。

修缮学校，再次请求让泗水侯孔鲤配享从祀。

[申省状说：前因修缮军学，发现配享从祀的神位名号有差错，已具状上报尚书礼部。礼部下发现行配享从祀的神位名号，已奉安完毕。但泗水侯孔鲤唯独未能列入从祀行列，恳请朝廷特别赐予详细斟酌，将泗水侯列入从祀位次，排在七十子之后、沂水侯孔伋之前，使孔门的贤人全部登上祀典。]《文集·乞以泗水侯从祀先圣状》

再次请求颁降礼书。

[申礼部状说：如今州县春秋释奠、祈报社稷以及祭祀风雨雷师坛壝器服的制度、升降跪起的礼节，没有依据可依，沿袭苟且简略，而臣民家中的冠婚丧祭，也没有颁降的礼文可以遵守。请求特别赐予申明，查考政和五礼新仪中州县臣民应行的礼制，刻版下发各路州军。其坛壝器服的制度，也请求绘制彩图，详细标明大小高低广狭浅深的尺寸，下发以便遵守。又乞增修礼书状说：礼部下发政和五礼祭祀仪式，我私下参考，颇不详尽完备。又近来礼部奏请编类州县臣民礼仪，刻版颁降，我私下担心其中不详尽完备之处，将来奉行或许导致抵触，今具列如下，如有可采纳的，请求赐予施行。]《文集·乞颁降礼书状》《乞增修礼书状》

夏四月，申请减免属县木炭钱。

[本军木炭钱，原本交纳实物。绍兴年间改为折纳钱，以税绢折算，相比绸绢，计算增加一倍；相比实物，计算增加三倍，严重困顿民力。到任之初，即申请提点坑冶司，请求裁减。又具状申省，批准省札下发泉司，指定至此，泉司奏下，三个属县每年减免二千缗。]《文集·论木炭钱利害札子一》《札子二》《札子三》

应诏上封事。

[行状说：诏令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于是上疏说：天下的大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体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建立纪纲。如今民间特别以赋税沉重为苦，正因为两税的收入，朝廷全部取用以供给军队，而州县没有剩余，就不免在两税之外，另立名目巧取于民。现在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如果不整顿军备，去除浮冗，那么民力决不可宽缓。只有选拔将吏，核查兵籍，可以节省军费；开广屯田，可以充实军储；训练民兵，可以增强边防。如今将帅的选拔，大都是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花费已是不计其数。到军之日，只希望聚敛刻剥，以偿还债务。总领馈饷之任的人，也都倚仗阴私，交通贿赂，他们所驱催东南数十州的脂膏骨髓名为供军，而用车载运输送给权幸之门的，不可胜数。那么想要整顿军备以纾解民力，必须完全改变以前的做法，然后才可以革除。授予将印，委任利权，一概出于朝廷的公议，就可以断绝苞苴请托的私弊，而刻剥之风可革。务必寻求忠勇沉毅，实际经过行阵的人，就可以革除轻授非才的弊端，而军士畏爱。按时搜阅，窜名冗食的人，不得容于其间。又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兵农事务的人，让他统领屯田之事，赋予重权，责以久任，就可以逐渐节省列屯坐食的士兵，稍减州县供军的数量。军节既已核查，屯田既已建成，兵民既已训练，州县事力既已纾解，然后才可以禁止苛敛，责成宽恤，庶几穷困的百姓得以保全生业，不再有流移漂荡的祸患了。所谓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建立纪纲，大概天下的纪纲不能自己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党反侧的私心，然后纪纲有所依托而建立。君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闭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可以得到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争之臣，都失去了他们的职责，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的人，不过是一两个近习之臣。这一两个小人，对上则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的大道，而悦于功利的卑说；不乐于庄士的谠言，而安于私昵的鄙态；对下则招集士大夫中嗜利无耻的人，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欢的就暗中引援，擢升清显；所厌恶的就密行诋毁，公开肆行排挤。交通贿赂，那么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任命卿相，那么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谓的宰相、师傅、宾友、谏争之臣，有的反而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那些侥幸能自立的人，也不过龌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斥责他们。那些非常畏惧公论的人，乃略能警逐其徒党的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究也不敢明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内外靡然向之，使陛下的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的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权柄。大概他们所破坏的，不仅破坏陛下的纪纲，而且连同陛下用来建立纪纲的东西一起破坏了。那么百姓又

译怎么能够顾恤百姓呢？财用又怎么能够治理呢？军政从哪里去修治呢？国土从哪里去恢复呢？宗庙的仇耻，又什么时候可以洗雪呢？〇《文集·答吕伯恭书》说：“前日我轻率地进言，本意是希望秘密地辅佐圣上的英明。昨天却听说奏章被下发给后省，不秘密而暴露自身，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然而既然已经献身侍奉君主，生死祸福全由君主裁制，不是自己所能专断的。这里只有三五担行李以及儿子、外甥一两人，去留也不费力。只是屏住呼吸等待雷霆之威罢了。前日如自明等人的奏章以及亲近侍从者的奏章，都没有下发。这次却下发到外朝，又让人无法理解。我这点愚忠，还希望万一能蒙圣上采纳呢。”〇《与江东陈帅》说：“我疏远卑贱，狂妄昏聩，以为必定会触犯雷霆之怒。现在听说奏章已下发给后省，这说明圣上原本就宽容我。但这道奏章暴露了我卑贱的行迹，从此更加孤立危险了。”〇《与周参政札子》说：“承蒙告知我荒谬狂妄的陈述，圣旨竟有宽假接纳的意思。我自忖疏远卑贱，不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敬畏感激的私情，几乎难以用言语表达。然而前事没有听说有所施行，后事反而遭到诘问，好像要以拖延滞后的罪名来治我的罪。可惜圣上虚心纳谏的美德，没有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文集·庚子应诏封事》

译请求祭祀未获批复。

秋季七月，再次上奏南康军发生旱灾。

大力推行荒政。

[年谱记载：夏季大旱，酷暑之中祈祷山川，却盖暴露，吃素超过一个月，恐惧忧虑辛劳，没有片刻闲暇。到了秋季，估计庄稼损失超过七成，于是竭力筹划，为荒政做准备。首先晓谕百姓安分守己，从事生产，等待赈济抚恤，不得轻易流离迁徙。命令主户各自抚恤其客户，有余粮的平价出售以救济乡邻；那些借出放贷的，也允许他们按照乡例将来偿还，不足的由官府负责偿还。如果有违反命令囤积居奇者，定要追究惩处。贫困百姓妄图索取、鼓动众人闹事的，定当严厉处置。又考虑到本军没有储备，常平米粮很少，于是兑换借用上缴朝廷的官钱二万四千余贯，购买米一万一千余石以备赈济出售。又用奖赏鼓励富户，得到米一万九千石赈济饥民。又上奏请求留下六年未起运的米以及本年检放外的余米全部拨赐。又请求命令转运、常平两司将所管辖的常平、义仓通融支拨，供应军粮。又请求允许按分数减免，今年夏税未缴纳的钱帛暂且搁置，等到来年蚕麦成熟，再随新税一起缴纳。本年苗米四万六千五百余石，检放三万七千四百余石。又奉旨，三等以下人户零星欠交的夏税，一并搁置，减免数额既宽，因此百姓没有流离迁徙。凡是荒政措施，入冬后都已井井有条。〇语录：先生曾说赈济之事，平时必须修筑陂塘，等到旱灾时赈济实在没有好办法，但下手早也能得到便利。在南康时，刚见旱情就清理钱物，库中得三万贯左右，打算买米增加官兵开支，却从上供钱中借三万贯买米赈济出售。早点买米，再卖钱还给官府解送，所以不缺乏事务。原来截留客船买三分米，至于客船不来，我看到官府及大户自有米，于是出榜让客船米自由买卖，不买客船米，而且米价也不很贵。〇行状：到郡后，恳切爱民如己，隐藏忧虑，兴利除害，惟恐不及。属邑星子土地贫瘠，赋税沉重，请求减免，奏章凡五六次。当年正值灾荒，讲求荒政，凡向朝廷请求，无不详尽。官物的检放、搁置、减免、豁除、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之类，各按其名目条奏，有的甚至三四次，不获批准不停止。并奏请截留纲运，请求转运、常平两司拨钱米充作军粮以备赈济，申严邻路断港遏籴的禁令，选派官吏，授予方略，让他们视察境内，详细知晓荒歉程度、户口多少、积蓄虚实，通商劝分，多所保全活命。其施设次第，人们争相传录，作为法则。事毕，奏请依例推赏。纳粟人者，凡数四次。先生视民如伤，至于奸豪侵扰小民，扰乱法度危害政事者，惩罚毫不宽贷。因此豪强收敛，乡里安宁。〇文集：奏南康军旱伤状、再奏南康军旱伤状、乞放免租税及拨钱米充军粮赉济状、乞截留米纲充军粮赉济状、奏推广御笔指挥二事状、奏借兑上供官钱籴米并乞权行使阁夏税钱帛状、乞拨赐检放外合纳苗米充军粮壮、奏劝谕到赉济人户状、申南康旱伤乞放租税及应副军粮食、申南康旱伤乞倚阁夏税壮、乞听从民便纳钱绢札子、乞禁保甲擅开集札子、报经总制钱数目札子、乞减移用钱额札子、乞行遣栏米官吏札子、乞申明闭籴指挥札子、乞拨两年苗税札子、与星子诸县议荒政、劝谕救荒、与江东陈帅画一札子、与江东王漕札子、与漕司画一札子、乞除豁经总制钱及月桩钱壮]

九月申请修筑沿江石堤。

[札子说：本军濒临大江，旧有石砌堤寨，挡住西湾水汊，停泊舟船。每年钱粮纲运以及商榷舟船，都在寨内停泊，即使遇到风涛，也免于沉溺，公私两便。自绍兴以来，无暇开修，逐年风浪，砌石受损，寨内沙土填塞，重载舟船，不得不在石寨外江心排泊，每当大风震作，漂溺人船，无法拯救，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数。如今因本军旱灾，小民缺食，依据绍兴年令，灾伤州县可以募人兴工的，预先检计工料，奏闻。本军已委派官员检计，所需工料，具报转运使衙，取拨名目钱米，雇募人工，修葺石堤，使饥民就役，不至于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沉溺之祸。〇《文集乞支钱米修筑石提札子》〇《乞催修石提札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岁。春季，正月，开设市场赈济出售。

[年谱。先前，预先告诫三县，每邑市乡村四十里设一场，以待赈济出售，共设三十五场。于是选派现任、寄居、指使、添差、监押、酒类、税务、监庙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员，各自监管一场，以管辖赈济出售，并分派县官巡察，以遏制克扣乞求的弊端。至此，人户赴场购买，其中鳏寡孤独者用常平米，依令赈济。又担心农事将起，民间缺钱，凡是应买米者都赈济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孩七升五合，都一次性给予。都昌无米，则从郡城运往，千里之内，无不周遍。闰三月望日，因二麦茂盛，新粮将

译在远处卖粮以救济饥荒，最终统计共救活了成年饥民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人，儿童九万二百七十六人。他施粥赈济的具体步骤，人们争相传抄记录，将其作为效法的准则。当时宋孝宗在位时间已久，关注体恤百姓，凡是所上的奏章请求，无不批准。至于调拨借用上缴朝廷的钱粮来购买粮食进行赈济和售卖，又请求拨给旱灾后剩余的苗米，也都全部得到满足，因此能够施行他的志向，百姓没有流离失所、饿死瘦弱的祸患。

译二月，陆子静来访。

[年谱记载：陆子静来访，请求为其兄陆教授的墓志铭作书。先生率领僚友及众学生一同前往白鹿洞书院，请他登上讲席。陆子静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发起议论，先生认为这切中了学者隐微而深固的弊病，便请他将讲义写在简册上，以告知志同道合的人。〇文集：在《跋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中说：淳熙辛丑年春二月，陆兄子静从金溪来，他的门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周必大）、熊鉴、路谦亨、胥训都跟随前来。十日丁亥，我率领僚友及众学生一同到达白鹿洞书堂，请求他讲一句话以警示学者。陆子静不嫌弃我而恩准了请求，至于他用来阐发畅达的言论，又恳切明白，都能切中学者隐微深固的弊病。大概听的人没有不肃然动心的。我还担心时间久了可能会忘记，于是又请陆子静将讲义写在简册上，我接受并收藏起来。凡是我志同道合的人，对此反躬自省并深入考察，那么或许可以不迷失在入德的途径上了。附陆子静讲义：九渊虽然年少时服从父兄师友的训导，不敢自暴自弃，但性格顽钝疏拙，学业没有进步，常怀惭愧恐惧，恐怕最终辜负了初心，正打算向四方师友寻求针砭镌磨，希望获得启发以免除罪过。近来得以跟随郡侯秘书先生来到白鹿书堂，群贤毕集，瞻仰盛大的景象，私下庆幸。秘书先生和教授先生不察我的愚钝，让我登上讲席以吐露所闻，但我庸俗空虚，怎敢担当此任，再三推辞回避，未能得到允许，于是选取《论语》中的一章，陈述平日的感悟，以回应美好的邀请，也希望能得到教诲。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这一章以义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言辞旨意明白，但读书的人如果不切己反省，恐怕也不能有益。九渊平日读此章不无感慨，私下认为学者在此应当辨别志向。人所明白的由其所习染而来，所习染的由其所志向而来，志向在于义，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义，所习染在于义就明白义了；志向在于利，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利，所习染在于利就明白利了。所以学者的志向不可不辨别。科举取士很久了，名儒巨公都由此出身，现在做士人的固然不免于此，但考场上的得失只看其技艺和考官的好恶如何罢了，这不是用来作为君子小人区分的标准。而当今世人以此相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终日从事的虽然说是圣贤之书，但究其志向所向，却有与圣贤背道而驰的了。推而广之，又只计较官资的高低、俸禄的厚薄，岂能尽心竭力于国家民生，以不辜负任用他的人呢？从事其间，经历得多，讲习得熟，怎能没有所明白的？只怕不在于义罢了。如果真的能深思自身，不可让自己归于小人，对于利欲的习气，痛心地为之疾心痛首，专志于义而每日勉励自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由此进入考场，文章必定都阐述平日的学问，胸中的蕴藏而不违背圣人；由此做官，必定都共担职责，勤于事务，心系国家，心系百姓，而不为自己打算，这能不称为君子吗？秘书先生起废以新修此堂，其心意恳切。凡来到此堂的人，必定不殊志愿，与各位君子勉励自己，以不辜负他的心意。《文集答吕伯恭书》说：“子静到此数日，所作的子寿墓志铭已见到，叙述阐发此极有功，结尾微婉，尤见用意深处，叹服叹服。”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也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好他正好商量，彼此也有益。〇又答吕伯恭书说：“子静旧日的规模，终在其论为学的弊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次，即只是定本。我因此对他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使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也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治之，即不可有定本罢了。他却说正因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所以成为学者的病。我说如此，却是自家呵斥也过分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当作禅会罢了。又教人恐怕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出无定本的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的几乎没有了。他虽唯唯，终亦未竟穷也。”子静的毛病，恐怕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他合下有些禅的意思，又自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所以其流至此。如所喻陈正已，也是他所诃斥以为溺于禅者，我不识之，未知其果然否？大抵两头三绪，东出西没，无处提撮。从上圣贤无此样辙，方拟湖南，欲归途过之，再与他仔细。商订偶复蹉跌，未知久远竟何如也？然其好处自不可掩，复可敬服也。他时或约与他俱诣，见相与剧论，无佳，待寄书扣之，或是来春始可动。〇语录谓杨道夫说：曾见子静义利之说否？说：未也。说：这是他来南康，我请他说书，他却说这义利分明是

译说得好。正如所说：现在的人只把读书当作求取利益的手段，考中解元后又要谋求官职，得到官职后又要谋求升迁，从少年到老年，从头到脚，无非都是为了利益。这话讲得痛快淋漓，甚至有人听得流泪。现在的人刚出生稍有知觉，这颗心便不停地向外追逐，求名逐利，日益沉迷不止，他们离圣贤之道一天比一天遥远，这难道不令人深为痛惜吗？〇道子静只是固执地反驳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正因为理解得深，所以喜爱得笃厚。”子静却一定要说“喜爱之后才能理解”。看来人在义利之间，先理解而后喜爱的情况也很多。如果完全不懂，又怎么能喜爱呢？然而喜爱了也就理解了，终究还是伊川先生的话更占理。〇我过去与子静交谈，子静认为那是个人的主观意见，我说：邪僻的意见不可有，正当的意见不可无。子静说这是闲谈议论，我说：闲谈议论不可取，但正当的议论却不可不议论。又说：《大学》不曾说“无意”，而说“诚意”，如果没有正当的意见，拿什么去选择呢？《中庸》拿什么去审察呢？近来言论说“无意”只是指没有私意，如果是正当的意见则不可无。又说：他所说的“无意见”只是不去理会事理，只是胡乱冲撞，如果没有正当的意见，还成什么人呢？〇文集回复林择之的信中说：这里见到几位朋友讲学，其中也很难找到朴实肯承担重任的人，因此想到日前讲论只是口头说说，不曾亲身实践体悟，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得力，现在才想对朋友说在日常之间常加检点，在习气偏颇之处、私欲萌生之处，看看与平日所讲的道理是否相符，就此痛下工夫，或许有些益处。陆子寿兄弟近日的议论却肯在讲学上下功夫，他的门人中有来拜访的，气象都很好，但其中也有旧毛病。这里的学者却与他们相反，起初认为只要这样讲学涵养自然能进入道德境界，没想到末流的弊端只成了空谈，以至于在人伦日用最切近的地方，也丝毫不得力，这不可不深加惩戒和痛切警醒了。〇与吴茂实的信中说：近来自己觉得过去的工夫只是讲论文义，以为积累多了自然有用。义理久了自然会有得力的地方，却在日用工夫上完全缺少检点。各位朋友往往也只这样用功，所以大多不得力。现在才深深反省并痛加惩戒，也希望与各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勉。幸好老兄能普遍告知他们。陆子寿兄弟近日的议论与以前大不相同，却正要理会讲学。他的门人中有曹立之、万正淳来相见，气象都很好，却是先在性情持守上用功。这个意思自然好，但不该主张太过，又要追求省发觉悟，所以流于怪异。如果去掉他们的短处，汇集他们的长处，自然不妨成为入德的门径。然而他们的门人中多有人主张先入为主不肯舍弃的，万、曹两位却没有这种毛病。回复符复仲的信中说：你所比喻的义利之间，确实有难以抉择的地方。但心中怀疑，认为接近利的一方便舍弃它也可以。往后看得亲切了，再看旧事，只有见解未尽、舍弃未尽的情况，不会有过失。看到陆文的回信，他的话明白恰当，且就此持守，自然会见功效，不需要多疑多问，反而更加迷惑。〇附录陆子静给符复仲的信：世俗之人沉溺于贫富贵贱、利害得丧、声色嗜欲之中，丧失了良心，不顾义理，极为可哀。现在的学者只要能专心一意于道理，事事都要做得对，不肯顺从情欲放纵欲望，见识虽未通明，行事虽未合乎节度，也不失为善人正士一类。再能得到师友讲习切磋，何愁不进步？没有亲近师友，也只能随分自己理会，只要不陷入邪恶，也自可贵。如果妄自强说道理，又无益处。文集回复项平父的信中说：你告知的曲折以及陆国正的话，反复阅读令人恍然，对昏沉懒惰的警示很深刻。大体上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为用力的关键。现在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德性的事，而我平日所论却在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他们的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造一种杜撰的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我自觉虽然在义理上不敢乱说，却在紧要的为已为人上多不得力。现在应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或许不至于偏堕一方。〇回复陈肤仲的信中说：陆学固然有类似禅宗的地方，然而我的意思近来觉得婺州的朋友专门从事见闻之学，而在自己身心上全无工夫，所以常劝学者兼取他们的长处，要使身心稍稍端正安静，才能在义理上知道如何抉择。不是要他们枯坐无所作为，以期望一旦豁然大悟。我们道统的衰落，正在于学者各自固守偏见，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究有不明不行的弊端，这不是小事。

译三月，被任命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等待安排任职。

[《年谱》记载：先生刚到南康时，有任期届满奏报事务的旨意。将要任满时，朝廷商议派遣使者去蜀地，皇上不想让他远去，于是授予他这个职位。然而他仍然等待安排，先生爱戴君主的诚意，深切希望见到皇上，以倾吐平生的抱负。既然不能上前，于是奏报本职四件事：一，请求不要拘泥于对补的说法，特别下旨减免星子县的赋税；二，请求按照奖赏条例补授那些捐出粮食的人，使民间早日获得行善的利益；三，请求凡是遭受灾害的郡县，今年都不得追缴历年旧欠，而去年搁置的夏税，请求予以免除。其中上等和中等人户，也有捐出粮食减价赈济出售，但未达到奖赏标准的，也请求允许他们多折算数额，抵补去年夏税的残余欠款；四，请求下诏赐予白鹿洞书院匾额，以及颁赐太上皇帝御书《九经注疏》的印本等书籍。〇《文集》缴纳南康军任满应奏报事件状]

闰三月二十七日离开郡城向东回归。

[《年谱》记载：先生治理郡县，视百姓如受伤般怜悯。至于奸恶豪强侵扰暴虐小民，扰乱法纪危害政事的人，也必定依法惩治，毫不宽贷。尤其以敦厚人伦、美化教化为急务，风俗发生巨大变化，文学德行高尚的人士纷纷涌现。〇《语录》先生说：“我在南康即将离任时，有骑马在市集中奔驰的人，踩踏一个小孩子几乎致死。我审讯并禁止了他，第二天在谯楼下杖责他。偶然一位相识的人说：‘这是人家子弟，何必如此羞辱他？’我说：‘这关系到人命，怎么可以宽纵？如果说子弟可以骑马踩踏人，那么日后将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州郡是朝廷执行法令的地方，保护善良，压制豪强，是它的职责。放纵而不问，怎么可以呢？’后来我离任，各位在鹿洞为我饯行。我极力讲述《西铭》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一段。现在做秀才的就主张秀才，做武官的就主张武官，做子弟的就主张子弟，其陷溺竟到了这种地步。”]

夏四月，经过江州，拜谒濂溪先生的书堂和遗像。

[《年谱》记载：刘子澄请求为诸生讲解《太极图义》。濂溪的曾孙正卿、彦卿、元孙涛，在光风霁月亭设宴，渡过湖口后返回。当月壬戊日，回到家中。〇《文集》：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闰三月二十七日，才得以合符归家。离任后，只在山南山北走了十天，拜谒濂溪书堂，于四月十九日到家]

秋七月被任命为直秘阁，三次推辞。

[《年谱》记载：因为修举荒政，百姓没有流离失所饿死，所以授予先生以前所劝捐粮食的人未推赏，因此推辞。九月诏书下达，再次推辞不被允许，又推辞。《行状》记载：授予直秘阁，共三次推辞，都是因为以前所奏报捐粮的人未推赏，难以先接受恩命。〇《文集》《辞免直秘阁状一》〇《辞免直秘阁状二》〇《辞免直秘阁状三》]

八月东莱吕公去世的消息传来，设位哭祭。

[《文集》祭吕伯恭文写道：“呜呼哀哉！上天降下割裂于斯文，为何如此残酷！往年已夺走我的敬夫，如今伯恭为何又遭遇不幸呢？道学将靠谁来振兴？君德将靠谁来恢复？后生将靠谁来教诲？百姓将靠谁来造福呢？经说将靠谁来继承？史事将靠谁来续写呢？像我这样愚钝的人，生病将靠谁来规劝？过错将靠谁来督促呢？那么伯恭的去世，怎么不使我失声惊呼，号天痛哭呢？呜呼！伯恭有蓍龟般的智慧，却表现得像愚笨；有河汉般的辩才，却守得像纳垢；胸中有云梦般的丰富，却不以此自满；文辞有黼黻般的华美，却不轻易显露。这固然当今难以做到，还不足以议论兄长的风范。至于孝友超出常人，却勉励自己好像还不及；恬淡寡欲，却持守毫不懈怠；尽言以纳忠，却羞于揭发；秉义以修身，却耻于孤高。这是古代君子尚且难以做到的，而我的伯恭却谦逊不肯自大。大概他的德量宽宏，见识广博；既像海纳百川，又像河流停蓄，岂能澄清而搅浊？况且浸润于先人的训导，继承家中的文献；又尊崇老师而亲近朋友，极尽探讨的幽深遥远。所以禀赋既厚，修养既深；汲取既博，成就既纯。因此他所确立的很高，也没有什么不完备的。所以他在家里讲道，就像及时雨的教化；在朝廷进位，就像鸿雁的仪态。向君主陈述谋略，就像宣公独自应对；接受诏令奏篇，就像右尹祈招的诗篇。皇上正虚心听取采纳，众人也注目他的施展。为何遭遇时运不顺，突然生病而请求归隐？感慨一卧三年，尚且左图右书；听说逍遥曳杖，恍若沂水之上风雩。众人都喜他痊愈，希望最终抒发他的素蕴。不仅传道著书，也是后来的准则。为何这期望难以实现？忽然一夜长逝，增加国家的衰败，极尽我党的哀痛。呜呼哀哉！”我实在无似，兄长屈尊与我交往，讲习切磋深切，情义深厚。从前日枉驾书信，尚且清晰可见手笔：‘开始说沉疴难除，还庆幸死期未到；中间说简编的次第，最后夸草树的深幽。说昔日腾笺而有约，何不今日命驾而来游？欣喜此旨可怀，恐惧讣车偕至。考察日月的几何，不过旦暮三四。呜呼！伯恭竟然死了么？吾道之衰，竟至于此么？’既设位以宣泄

译哀痛啊，再次封缄辞章以寄托奠祭。希望来年能有闲暇，尚能践行之前的诺言。呜呼哀哉，请享用祭品。

年谱记载：先生称吕伯恭（吕祖谦）旧时性情极其褊狭，因在病中阅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一句有所省悟，于是性情变得如此宽厚。又说：“读书像伯恭那样，才可以说能够变化气质。”到了此时，胡东莱（胡宏）与张南轩（张栻）相继去世，先生深切痛惜斯文的不幸。既为他们设位痛哭，又派人到他们家中祭奠。

吕公定将《周易》分为十二篇，以恢复古经的原貌，先生非常欣喜并赞同他的做法。又认为《大事记》自成一家之言，对学者有补益，所以祭文中有“事记将谁使续之”的话，大概是感叹其难以继承。

《文集》中与刘子澄的信说：“伯恭去世，令人悲痛得无法言说。想必在计报中已经看到了。伤悼的情怀，我们共同分担。去年刚哭过敬夫，如今伯恭又如此离去，我们道统的衰微竟到了这般地步，不知天意如何，我们这些人不可不自勉，在未死之前协力支撑。”

又与刘子澄的信说：“目前为学，在反省自身方面迟缓，追思往事，诸多可悔之处。从前还能得到敬夫、伯恭时常的规劝益助，得以警醒省察。两位朋友去世，耳中绝不再听到这类话语，因循苟且、偷懒懈怠，怎能不落到这般田地？现在我对您子澄深怀期望。”

答复詹帅的信说：“伯恭的《大事记》非常精密，古今大概没有这样的书。如果能继续完成它，岂不是美事？只是担心他所谓的经世之意，未脱离功利术数的范畴，那就不是笔削的本意了。浙中近年怪论百出，骇人听闻，败坏人心术，强者唱和，弱者附和，淫邪泛滥四处传播，却颇有人自附于伯恭，我常为此深深叹息。”

仪之语录：“伯恭谈论义理太多，显得巧饰，未免有杜撰之嫌。”看《大事记》时说：“这本书很好，考订得仔细，大胜《读诗记》和《文集》。”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〇跋〇吕伯恭书说附于《东来集》。

与朱元晦的信说：“详细观看来信，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的气象，好像树立敌人较量胜负，颇为不够宏大，不可不省察。”

又与他的信说：“大凡人做学问，最应当在矫正陶冶气质上下功夫。如懦弱的人应当刚强，急躁的人应当舒缓，看其偏颇之处而用力。以您英伟明峻的资质，恐怕应当以颜回为榜样，运用回环擒纵、高低起伏的方法，作为持养收敛的功夫，这是斯文的幸运。”

又与他的信说：“读了张五十丈的祭文，我泫然泪下，不仅痛惜逝者不可复生，又私下窥见您任道之心屹立更加坚定，非常庆幸，希望您更加勉励，使宏大太平的纯粹之道，体现在行事上，垂范于方册中，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这是我们道统的幸运。大概禀赋偏颇之处，即便消磨了九分，遇到事情，这一分依旧张扬旺盛，必须融化得尽，才可以。”

《文集·答张敬夫书》说：“伤于急躁不能忍耐的毛病，固然也自知如此，深以为苦却未能革除。若能得伯恭朝夕相处，应当能有所减省，只是地远不能常见，成为遗憾罢了。”

译这一年，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年谱记载：当时浙东发生饥荒，宰相王淮推荐先生担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先生认为皇上担忧民生，于是接受任命不敢推辞，当天就单车上路。又因为南康捐献粮食的人尚未得到奖赏，便辞去职务，仍请求入朝奏事。十月，朝廷下发文书报告南康捐粮者的奖赏已施行，先生这才接受职务。〇文集《除浙东提举乞奏事状的记载]

冬十一月己亥日，在延和殿奏事。

[年谱记载：先生离开朝廷二十年，得以面见皇上，极力陈述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修德任人的道理，皇上为之动容并肃然倾听。先生于是分条陈述救荒的策略，连同南康的两件事，共呈上七道奏札。〇行状记载：入朝对答：第一道奏札说，陛下在位二十年间，水旱灾害和盗贼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大概是德行的高尚未能上达于天，功业的广大未能遍及于地，重大的政事有未推行的，细微的政事有未关注的，刑罚的远者有时不当，近者有时侥幸免罪，君子有未被任用的，小人有未被清除的，大臣失职而卑贱者窃取权柄，正直诚信的言论很少听到，而谄媚阿谀的人众多，道德义理的风气未显扬，而卑污下贱的人肆意妄为，贿赂或许上行，而恩泽未能下究，责备他人或许已详尽，而反省自身有未到位的，必定有这几种情况，然后足以招致灾祸和怪异现象。第二道奏札说，陛下刚执政之初，本打算选拔英豪，委任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尽得其人，因此不再广泛寻求贤哲，而是暂且选取柔顺易制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亲近侍奉的卑贱之人，开始得以侍奉宴饮闲暇以备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他们的势力有所偏颇，因而加重以阻塞自己，于是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想要暗中察知这些人的过失而加以约束，陛下既然未能遵循天理、秉持公心以端正朝廷的大体，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却又想兼听士大夫的公正言论作为驾驭的手段，那么士大夫进见有时而亲近习见之人从容无间，士大夫的礼节庄重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口而难以听入，亲近习见之人便嬖侧媚的姿态，足以迷惑心志，胥吏狡诈的手段，足以眩惑视听，这其中的生熟甘苦既然有所分别，恐怕陛下还没来得及施展驾驭的手段，就先落入他们的圈套中了，因此虽然想要稍微抑制这些人，而他们的势力日益加重，虽然想要兼采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日益减轻，权重者既然挟持其权重以窃取陛下的权力，权轻者又借助权重者的力量作为窃取职位、巩固宠爱的计谋，内外相应，更助长他们的私利，日积月累，逐渐侵蚀，使陛下的德业日益败坏，纲纪日益崩坏，奸邪佞幸充塞，贿赂公然盛行，士兵愁苦，百姓怨恨，盗贼不时兴起，灾异屡次出现，饥荒接连发生，群小相继而起，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有陛下毫无所得，而国家反而独自承受其弊端。第三道奏札说，救荒的利弊，如州县遭受旱灾，尽早进行检放，从实减免，劝谕人户赈济粜粮，务必公平，捐献粮食的人尽早奖赏，所纳粮数减半，请求拨出丰储仓米三千余万石以备赈济粜粮。州县新旧官物并且停止催缴，绍兴丁身等钱预先减免，以及免除米商力胜税钱，酌情设立奖赏规格，官吏违抗怠慢者奏劾，昏庸病弱者另派差遣，仍选派得替待阙、宫庙持服的官员暂时管理。第四道奏札说：水旱灾害达三分以上的，第五等户免除检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户依此施行，请求颁布法令。并请颁布社仓条约于各路。第五道奏札说：绍兴和买，请求议定革除其弊端。第六道奏札说：南康曾请求减免星子租税，有关部门拒绝以补报，吝啬狭隘，不达大体。第七道奏札说：白鹿书院请求赐予书额，先生所对奏札共七道，其中一二道皆亲自书写以防泄露，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缮写成册，用袋子重封于阁门投进。后五道奏札也有非一时救荒之急的，在繁忙无暇顾及之际，而忧深思远，从容整暇，大概是急于救民，竭尽忠悃，不敢有所隐瞒。先生所居之乡，每年春秋之交，豪户闭粜牟利，小民开仓强夺，动辄相互杀害，几乎至于暴动。先生曾率领乡人设置社仓以赈贷之，米价不高，人得安业。至此请求催行。白鹿书院事本无暇顾及，前期执政使人告知暂且不宜言及，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为此言，不及对答最终言及。皇上委曲访问，全部听从其请求。〇文集辛丑延和奏札一、奏札二、奏札三、奏札四、奏札五、奏札六、奏札七的记载]

十二月六日，在西兴视事。

[行状记载：先生初受任命，即写信给其他郡县，招募米商，免除其征赋。等到到达，客船运来的米已汇聚。又入朝奏事，将救荒政事数条推广呈上，情词恳切，条目详密。每日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间隐情，甚至废寝忘食]

奏劾贾佑之不抄录饥民。

[奏状说绍兴府兵马都监贾佑之并未抄录饥民，确实是不称职，请求重重赐以黜责，作为官吏奉行赈济不虔诚的警戒]

诏令在诸郡施行社仓法。

[年谱记载：初在延和殿奏事，请求推行崇安社仓法于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颁行]

朱子年谱卷三 宝应王懋

译朱竑撰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岁。春季，正月，巡视绍兴府所属各县。婺州，衢州。

译行状分画既定，按行所部，穷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個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札城外兩縣飢民，其人不在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卻抄得多，卻托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卻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及莊宇置糶米所，于門首置木窗關防，再入之人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己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己難，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于民親行之為易]

奏劾宻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宻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臣巡歷到嵊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內折欠升合、拌和糠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量發下賑濟，仍拘管宻克勤送獄根勘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監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米場，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眾狀告訴，本縣分撥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一場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克升斗，虛批歷頭，所散粥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就食者反為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為，無非奸狡切害之事。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以可辦？欲望聖慈重賜黜責，以為豪右奸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荊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示予，感嘆之餘，為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峄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峄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為李峄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張，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峄又枉申諸司，民不缺食，未至流移，檢放諸縣都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而峄只作一分六厘；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又僅及一厘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尚存，山谷之民，贏瘦萎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峄恬然略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敢昧萬死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前去檢視核實，卻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厘一毫八絲六忽檢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眾。望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來訪于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鐫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贏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不可赦之域。顧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夭變。狀。

译行状记载：“先生因为前后的奏请大多被压制驳回，侥幸被采纳的也大多拖延滞后，对事情没有益处。蝗灾旱灾接连发生，先生不胜忧虑愤慨，再次上奏说：‘现在的对策，只有依靠圣上决断，充沛地发布号令，责备自身、征求言论，然后君臣互相警戒，深切地自我反省改正。其次只有全部拿出内库的钱财，来供给大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下诏户部不得催缴旧欠，下诏各路漕运官员遵守规定减免租税，下诏宰相裁汰受灾地区州军监司守臣中表现无状的人，选拔贤能，责成他们实施荒政，或许还足以向下凝聚人心，消除他们趁时作乱的念头。不然我担心所忧虑的不仅仅是饿死的人，还有盗贼；受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还上及国家。’又给当时的宰相写信说：‘朝廷爱护百姓的心，不如吝惜费用那样强烈，因此不肯做极力救民的事。明公忧国的念头，不如爱身那样迫切，因此只致力于阿谀顺从旨意的计策。然而百姓与钱财，哪个轻哪个重？自身与国家，哪个大哪个小？钱财散失还可以重新聚集，民心一旦丧失就不可再收；自身危险还可以重新安定，国势一旦倾覆就不可再正。至于百姓离散国家危亡，而自身无处安身，那么所聚集的财富难道不会成为大盗的积蓄吗？’”

译条陈各州利弊

[行状记载，最初上奏时，指出绍兴和买制度的弊端，到此请求先大幅削减年度定额，然后采用贯头科纽的方法。唯恐下等户受到其害，便请求参照高低等级，平均摊派并减免下等户的丁钱以优待他们。又请求免除台州的丁钱。至于差役的利害，也曾分条陈述数千字上报省部。关于义役的法令，请求令均出义田，罢去役首，免除排役次序，由官府差派保正副长轮流征收义田，仍令上等户兼充户长。又请求取阅福建下四州现行的产盐法，在本路沿海四州推行。又请求依照处州现行之法，将各郡酒坊改为万户，在救荒之余，还都涉及其他事务，作为长久之计。年谱又说，台州丁绢钱有强行摊派加倍征收的祸患，请求每丁缴纳半钱半绢。本传中有批评朱熹的人，说他在为政方面疏漏。皇帝对王淮说：“朱熹的政事却值得称道。”]

秋七月上奏蝗虫损害庄稼

[奏状说：听说绍兴府会稽县蝗虫很多，派人去探听，已据回报，便亲自前往查看，确实成灾，有害于苗稼。绍兴府先前已支取钱款招募人打扑，送到官府埋藏。本司也支取钱款添贴收购。臣与帅臣王希吕一方面询究祈祷，打扑焚埋之外，必须上奏听闻。]

奉御笔回奏

[奏状说绍兴府会稽县蝗虫已会同本府发钱收购焚埋，随后奉御札，令臣分别前往祈禳，再支取赏钱召人收购捕捉，令迅速灭绝。臣恭敬禀承圣训，日夜不暇，即同帅臣在府治设醮祈禳，又在先前支取钱款之外加倍增贴召人收购捕捉。现在据申报，都已收购焚埋，尚有一分以上没有完全灭绝，为此先具奏闻。]

巡视绍兴府属县进入台州界

申奏知江山县王执中不称职

[申省状说：熹先前巡视到江山县，见得知县王执中平庸谬误，山野之人不堪治理繁剧。以及根据士民词诉，又看到臣僚所奏，本县饥民事，知县王执中确实是弛慢不职得很，难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特赐罢黜王执中，已先行下达衢州，将本官对移闲慢职事，听侯朝廷指挥。]

上奏弹劾知宁海县王辟纲不称职

[奏状说：臣先前亲眼看见宁海县人户流移，自到本州，即行询究，见本县流移人已千有余口，知县王辟纲安然不恤，也无申报，确实是不称职，欲望圣慈特赐罢黜。]

申奏请求允许令佐自陈岳庙差遣

[申省状说：各州连年灾伤，全靠知县佐官协力措置，以救民命。私下担心其中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想要加以按劾则无显过，想要置之不问则为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挥：如果有这样之人，允许令自陈岳庙差遣，仍严责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之间，请求委派本司差人权摄，庶几数月之间，各县得人，不至误事。]

上奏请求留婺州通判赵善坚措置赈济

[奏状说婺州去年灾伤，本州通判赵善坚措置济粜，确实有劳效。本官虽将任满，本州今年又遭旱伤，全要知得措置首尾的官员差委干办。欲望特降睿旨，允许善坚在任，同本州守钱佃协力措置灾伤，庶免误事。]

上奏弹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谱记载，知台州唐仲友与丞相王淮为姻家，吏部尚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相推荐他，升任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视所部，将趋温州，涉台州境，民诉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人纷纷，急趋台城，则诉者益众，以至不可胜穷，因此尽得其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酷、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交子等事，分次弹劾他，仍送绍兴司理院鞫实，奏章三次上呈，王淮隐匿不报，先生论劾愈力，唐仲友也自辩，王淮便将先生奏章进呈皇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人请求令浙西提刑司委派清强官体究，仍令先生速往旱灾州郡相视，先生当时留台未行。既奉诏，更加上章论劾，前后六次上呈，王淮不得已剥夺唐仲友江西新命。起初，王淮营救甚至，而绍兴狱成，情得按章至六上，王淮度其势益炽，乃取首章语意未甚深者及唐仲友自辩疏同上曲说开陈，故其他无镌削，只罢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霪，是年谷物重熟。]

八月留台州请求赐罢黜

[奏状说：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缘忧虑唐仲友逞憾报复，残虐吏民。现在新知本州史弥正已到，等其交割州印，臣便即恭禀圣旨，日下起发，不敢稽留此外，臣虽孤贱，叨被使令，现在所按巨奸，未蒙朝廷准依常法略赐施行，则自是以往，复有贪残不法、肆毒害民如唐仲友者，未审在臣合与不合按劼。如臣愚暗，实有疑焉。然而以臣之私计而言，则惟有收迹朝市、远避权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臣谨]

译呈上奏章，请求恩准罢免我的职务。十八日离开台州，到二十二日进入处州缙云县境内，又因为尚未得到朝廷的处理决定，再次请求予以贬斥责罚。

译毁掉秦桧祠

[年谱记载：永嘉学宫中有秦桧祠，（先生）发文将其毁掉，说：我私下看到已故宰相秦桧从金国归来后，长期把持国家大权，对内忍受事奉仇敌的耻辱，对外张扬震慑君主的威势，以此肆意杀戮善良之人，消磨挫伤人心，使忠义刚直之气因他的喜怒而进退，推崇奖赏天下谄媚阿谀、苟且偷安的风气。探究他的用心，哪里只是误国？岳飞既死在大理寺，魏杞又流放到岭南角落，接连牵连到赵汾的案件，大概是要掩盖众多正直之人而将他们全部诛杀。他在皇位旁徘徊，已经听说他图谋九锡并前来进献。上天不诛杀秦桧，谁能让秦桧势力衰弱？如今朝野内外有识之士，仍然都愤恨惋惜而不平，而朝廷对于他的家族，也已经排斥隔绝不再任用。何况永嘉号称是礼义之地，学校实在是教化的源头，还让他有祠堂，岂不是没有讲明道理？虽然捐献田地以示恩惠，恐怕是出于市侩式的施恩；然而设立塑像让他混杂在英贤之中，怎么能作为训诫？]

免除直徽猷阁再次辞谢

[年谱记载：（这是）奖赏赈济灾荒的功劳，先生认为白白耗费了大司农数十万贯的积蓄，却不能保全一道饥荒流离饿死的百姓，越级疏陈荣耀，恐怕不是用来显示劝善惩恶的方法。况且之前按察使台州知州唐仲友反而被论告弹劾，虽然蒙受圣上决断，已经罢免了他本人的新任命，但调查指挥尚未完结，正等待草拟文书以等待斧钺诛杀，哪里能容许他立刻窃取恩宠荣耀，来扰乱赏罚的典章？〇文集《辞免进职奏状一》、《奏状二》]

改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辞谢。

[年谱记载：这是剥夺唐仲友的新任命。先生刚听到江西的新任命，当天就解职东归。上奏说：‘臣自从年轻时即甘愿退隐藏身，妄自希望讨论遗留的经典，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如今蒙受恩宠允许解除卑职，正是愚臣得以实现平素心愿的时候。而所除授的官职，又是填补唐仲友的缺额，‘蹊田夺牛’的讥讽，即使是三尺童子也知道不可以。臣愚钝，怎敢自安？希望能归隐耕种故土，完成旧日的志愿。’文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

九月十二日离任归去

[文集记载：奏报绍兴府都监贾佑之没有抄录饥民名册的状子。〇乞求借拨官会、给降度牒以及推赏献助人的状子。〇奏报救荒事宜的状子。〇奏报绍兴府指使宻克勤偷盗官米的状子。〇奏报巡历合奏闻陈乞事件的状子，乞求再次赐予官会三十万贯，迅速执行去年的赏赐，大幅降低度牒的价格。那修筑湖埂，也是新年农事利害的大事，一并乞求再次赐予米斛。〇奏报上户朱熙绩不服赈粜的状子。〇奏报巡历婺州、衢州救荒事件的状子，一是在所赐钱款中取拨台州、处州义仓米钱五万贯，供应婺州籴米粜济；二是在允许拨给义仓米五万石中，将一万石专充衢州赈济。〇奏报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的状子。〇奏报请画一事件的状子。〇奏报张大声、孙孜检放旱伤不实的状子。〇乞求削职的状子。〇乞求给降官会等事的状子，其一乞求推延去年献助的赏赐，其二乞求减少度牒米数，其三再次乞求赐予钱会三十万贯，又乞求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钱一并停止催缴。〇乞求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和买役钱延期起催的状子。〇乞求停止催缴被灾州县积年旧欠的状子。〇乞求推赏献助人的状子，婺州金华县进士陈夔献米二千五百斗，合补迪功郎；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裔献米二千石，合补上州文学；婺县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石，合上州文学；处州缙云县进士詹献米二千五百石，合补迪功郎。〝奏报衢州官吏擅自支取常平义仓米的状子。〝乞求修德政以消除天变的状子。〝奏报蝗虫伤害庄稼的状子。〝御笔回奏状。〝再次奏报衢州官吏擅自借支常平义仓米的状子。〝奏报救荒画一事件的状子，一、被灾州郡督理夏税，特别给予宽限，其中绍兴府去年停止催缴夏税的人户提前缴纳的，折算今年夏税；二、乞求诏令州郡依照条令受理旱灾账目及早派遣官员检放；三、请开许印给度牒官会，早日赐予给降，那度牒减价，每道只卖五百贯；四、听说村落间已有强借劫夺的祸患，乞求早日拨出上述钱数，宣布存恤，自然可以消除祸乱的萌芽，然后诏令安抚、提刑两司察访那些敢有作乱倡乱之人及早擒捕，交付宪典，或许奸民知道畏惧，不至于生事。五、献纳减半赏格，只在绍兴一府，如今乞求在浙东一路通行。六、兴修农田水利，既救济饥民，又成就永久之利。七、七州粜济用人甚广，乞求允许将待阙、丁忧、致仕之人临时差遣，或许可以集事。〝乞求留婺州通判赵善坚措置赈济的状子。〝乞求将合该蠲免夏税人户前期输纳者折算今年新税的状子。〝奏报巡历沿路灾伤事理的状子。一、蝗虫伤害庄稼，催促派遣官员检视及支钱收捕埋瘗。二、乞求赐予指挥，令州县不得刷具旧欠，催缴税赋。三、乞求将嵊县、上虞、余姚三县新旧租特给予倚阁，等到看见秋苗合放分数，另外赐予处分。四、到新昌县连得大雨，中晚之禾间有希望，而秋序已深，恐怕难以结实，荒熟之形切宜仔细分别。五、已损田段不堪收割，都想要耕犁布种荞麦、二麦之类，乞求特]

译派遣指挥催促检放灾损，以便民间及早耕种，若有缺少种粮的，再令官府酌情供给。〇上奏宁海县王辟纲不称职的情况。〇上奏救荒事宜统一规定的奏状。一、已蒙恩赐三十万贯，再乞拨钱凑成二百万贯，及早分给各州广泛运粮购米。一、减半赏格已允许在浙东一路通行，乞删去如今指挥中所增加的繁琐防备之语，以便人们争先应募。一、乞将本路受灾县分人户的夏税暂且停止催征，等到检放秋苗分数确定之日，将夏税也依分数减免。至于台州五等县五等人户今年的丁绢，乞特别予以蠲免。一、乞允许在赐给的钱款中酌情拨出十分之三，用于核实应修水利之处予以资助。一、乞受灾州县人户苗米五斗以下的，不等检踏，先赐蠲免。一、受灾州县人户外出贩运买卖粮食的，不得阻挠征税，其卖出米后所买回的货物，也不得擅自收取分文税钱。〇上奏明州乞赐官会及本司乞再赐官会度牒的奏状。〇上奏台州免纳丁绢的奏状。〇再次上奏乞赐钱物及减免、停催、兴修水利等的奏状。〇乞降旨令婺州归还所借常平米的奏状。〇上奏巡视至台州奉行事务的奏状。一、奉旨赐给度牒三百道，官会五十万缗，立即分拨供给各州，仍询访当地官员士人中诚实干练者，一县数人，与州县官共同筹划，招募船只前往收籴米斛。仍请富户劝说，或出米谷，或出钱物增添赈粜。又立标准选差都正乡官，挨家挨户登记饥民，取得确切数目，等到将来缺粮时便进行粜济。一，告诫州县官吏常切体察访查，不拘早晚，只要发觉民间缺粮便进行赈粜，收钱运籴，循环救济，对官府无损，对百姓有益。一，兴修黄岩水利，支钱一万贯，交付本县及当地官员林鼐、蔡镐共同筹划。本县知县范直兴不太懂事，难以倚仗，乞特别从岳庙另选清廉强干的官员暂代县事，以便兴役救荒不至于缺误。〇上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的奏状〇上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的奏状〇上奏义役利害的奏状〇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第四状 fifth状第六状〇申奏乞禁止阻挠卖粮的奏状〇申奏乞赈粜赈济应行五事的奏状〇申奏乞将衢州义仓米粜济的奏状〇申奏救荒事宜统一规定的奏状〇申奏乞允许令佐自陈岳庙的奏状〇申奏知江山县王执中不称职的奏状]

译皇帝下诏让朱熹与江东提刑梁总互换职务，朱熹上奏推辞，请求免除回避限制，皇帝再次下诏允许，朱熹又推辞。

[年谱记载：皇帝下诏让朱熹与梁总互换职务，朱熹又推辞。说臣下微薄的诚恳心意，已在之前的奏章中陈述，既然蒙受改命的恩典，曲意成全我的私愿，对于微臣来说，本来已经深感幸运。只是臣下之前所奏，还有未被圣上察知之处，希望陛下曲意赐给怜悯，追回错误的恩宠，改授祠禄，使我能实现平素的心愿，避免遭受非议祸患。况且臣下的祖籍在江东，那里有坟墓、宗族和少量田产，按规定应当回避。皇帝特别下诏免除回避。朱熹又推辞，认为现在所授予的职务，仍然掌管按察，如果再次奉公守法，恐怕像以前那样，或许会严重损害朝廷的体面；如果只看形势徇私，又恐怕下负平素的心愿，上辜负皇上的眷顾。请求特别授予祠禄，使我能完成旧业，退避仇怨。当时辞职的奏章呈上，皇帝不允许。朱熹又推辞，认为之前按劾唐仲友，没有另外派遣官员查究，那绍兴府正在审理并已招供的蒋辉等人，也听说已得到圣旨，全部释放。私下担心臣下按劾不公不实，另有应得的罪名，难以按例沾受恩赏。皇帝全部不允许。〇文集《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一》《奏状二》]

冬十一月，朱熹才接受职务任命，仍然推辞新任，并请求授予祠禄。

[年谱记载：朱熹才接受职务任命，仍然推辞新任，并且请求奉祠。极力陈述昨天所按劾的贪官污吏党羽众多，像棋子和星星一样遍布，都占据重要职位。自从他们的事情暴露以来，大的在上层操纵干预，小的在下层奔走经营，所以遮蔽日月光明、损害雷霆威严的，臣下不敢论说。如果他们加害于臣下不遗余力，甚至远到师友渊源所在，也无故肆意排斥。如果不是圣上明察秋毫，不仅臣下这无用的身体反被鱼肉，而且他们颠倒黑白，误导圣朝，又有说不尽的危害。为臣下计，只有请求辞官闲居，或许可以稍微缓解祸患。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之学，以阻挠朱熹。王淮又提拔大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当面首先论说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的人，大多假借名义来助长虚伪，希望考察这些人，摒弃不用，大概是指朱熹。所以朱熹奏言中提到此事。〇文集《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

十年癸卯，朱熹五十四岁。春，正月，被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观。

[年谱记载：皇上阅览奏章，知道不能勉强起用，下诏因朱熹屡次请求奉祠而批准，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观。行状记载：朱熹守南康，出使浙东，才开始实行所学，已试行的效果卓然，但最终未能被重用，退而奉崇道云台、鸿庆祠禄五年。从此海内学者尊信的人越来越多。年谱记载：朱熹守南康，出使浙东开始时有以身殉国的意思，到这时知道道难以实行，退而奉祠，闭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忧世之意未曾忘记，作《感春赋》以表达心意]

夏四月，武夷精舍建成

[年谱记载：在武夷五曲结庐，正月动工，到四月落成，才开始居住。四方士友来者很多，作《〇文集·武夷精舍杂咏》。〯武夷擢歌十首]

冬十月，朱熹前往泉州

[傅安道自得，与朱熹有先人之旧。这一年八月，朱熹前往吊唁他。十二月，朱熹返回]

十一年甲辰，朱熹五十五岁。这一年，辨析浙学。

[年谱记载：朱熹从浙东回来，见那里的士风在外驰骛，常对学者说：“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务必收敛凝定，以达到克己求仁的功效。”而深深斥责他们所学习的错误，认为舍弃六经论孟而尊崇史迁，舍弃穷理尽性而谈论世变，舍弃治心修身而喜好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极力对吕祖俭、潘景愈、孙应时等人说。文集《答吕子约书》说：“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根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它，这是要切之务。如果通古今、考世变，也随力所至，推广増益作为补助罢了，不应当以那为重，反而轻视凝定收敛之实，少圣贤亲切之训。如果这样说，那么学问之道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做子思、孟子则孤陋狭劣而不足观，必须做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之类，然后可以造于高明正大、简易明白之域。”学者既然学圣人，就应当以圣人之教为主。现在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都在，那些以了悟为高的人，已经病其障碍而以为不可读；这些以记览为重的人，又病其狭小而以为不足观。像这样，那么圣人所以立言垂训的，只足以误人，而不足以开人。孔子不贤于尧、舜，而达磨、迁、固贤于仲尼了，难道不是悖逆得很厉害吗？〯又《答吕子约书》说：“近来议论一变，如山移河决，使学者震荡回绕，不问愚智，人人皆有趋时徇势、驰骋功名之心，令人忧惧，所以不得不极言之。”汉唐本体只是智力，其中就有暗合处，所以能长久。像这样说却没有过当，但如果讲得圣门学问分明，那么这本来无足言，而正道正理未曾一日可无的，也不待引此然后

译这是因为有证据的。假使接引下根器的人，也只需稍微点破，随即必须救拔他跳出功利的陷阱，这才是圣贤立教的根本宗旨。如今却深入其中从事造作，不仅不能救拔他人，反而连自己也陷入其中无法脱身，岂不是很错误吗？〇又在《答吕子约书》中说：“世路险窄，已无可说，我们学习圣贤的人，又将流入功利变诈的习气，其趋势不过一传再传，天下必定有遭受其祸的人，而我们的道统更加不振，这不是小事。〇又在《答吕子约书》中说：孟子一生忍受贫困饥饿，费尽心力，只破除了‘枉尺直寻’这四个字。如今各位贤者苦心劳力，费尽言语，却只成就了‘枉尺直寻’这四个字，不知道错乱在哪里？这话无处诉说，只能仰望着屋顶长叹罢了。〇在《答路德章书》中说：又说倘若遇到汉高祖、唐太宗，也有争辩不过、暂且放过的地方，这也是旧时的意思尚存于方寸之心，只要有一毫这样的见识，便是‘枉尺直寻’的根本。必须看得正当的道理分明，不容许丝毫偏差，自然就没有这样的意思，即使想要委婉回护，也不可能做到了。古代的圣贤把‘枉尺直寻’当作大病，如今的议论却把‘枉尺直寻’当作根本。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才真可谓大丈夫了。〇在《答沈叔晦书》中说：前日致力于做学问而不观书，这固然是一偏之论。然而近日又有一种学问，废弃经书而研究史书，轻视王道而尊崇霸术，极力论述古今兴亡的变化，却不考察此心存亡的端倪。如果只这样读书，还不如不读为好。〇又在《答沈叔晦书》中说：子约为人固然无可怀疑，但他的门庭近日稍有变异，而流传已远，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所以不得不苦口婆心。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践踏董仲舒而推崇管仲、王猛，又听说有非议陆贽而肯定德宗的，尤其令人惊骇诧异。〇卯在《与刘子澄书》中说：伯恭安好时，喜爱谈论史学，身后被后生辈糊涂地说出一番恶口，小家议论，轻视王道而尊崇霸术，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子约立足不稳，也说‘我兄长曾经这样说’，中间不免极力排斥。现在幸好稍微安定，然而那强不可令的，还不想竖起降旗。〇又在《答刘子澄书》中说：婺州自从伯恭死后，百怪都出来了。至于子约另外说一些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的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惊骇叹息。然而这也是伯恭自己有些拖泥带水，导致如此，又令人追恨。〇在《答孙叔和书》中说：子约关于汉唐的议论，在他并非有私心，然而也不免程子所说的‘乃是邪心’，却是教坏了后生，这很不方便。近年以来，那里的学者不会理会读书修身，就先怀取一副功利之心；不会出门踏上正路，就先做取落草走捷径的打算。互相牵引私下密传，以为奇特，简直不成样子，所以不得不痛加排斥。不知道子约还知道外面的气象如此吗？〇在《答潘叔昌书》中说：‘六国表的议论，乃是衰世一种卑陋的说法。我们平日讲诵圣贤是为了什么，却取这样的议论作为目标，实在不可理解。这恐怕是日前在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在讨论世变处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有此弊病。以前答复子约的一封信，也极力说了，正恐怕赤帜已立，未必以为然罢了。’熹老了，不再有意于此世。区区鄙怀还想勉率同志之士，熟讲勤行，以趋向圣贤的境界。不意近年议论蜂起，高的溺于虚无，低的沦于卑陋，各执己见，不合不公，使人忧叹，不知如何是好。从今以后，也不敢将此希望寄托于今世之人，姑且怀抱遗经，以等待后世的学者罢了。〇在《答耿直之书》中说：‘近年进入浙江，与士大夫交往，数月之间，凡所听到的，无非是枉尺直寻、苟容偷合的议论，心中暗自惊骇。’〇在《答潘端叔书》中说：‘子约所坚守的固然无可怀疑，但他的议论很怪异，教得学者相率舍弃道义的道路，以趋向功利的领域，充塞仁义，率领野兽吃人，不是小病，所以不免极力陈述。因为他所坚守的话固然有过当之处，若依据他的议论，则也不得不说到这个地步。’〇在《答黄直卿书》中说：‘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大体名义上尊崇吕氏，而实际上主张同父，深可忧叹，这也是伯恭有以启之。’

译绍兴十二年乙巳，五十六岁。春季二月，祠禄任期届满，再次请求担任祠禄官。夏季四月，被任命为主管华州云台观。

辨明陆学之错误

《文集》中曹立之的墓表说：立之名建，幼年聪慧，长大后便自我刻厉，学习古今文章都值得一看。一天得到河南程氏的书，读了之后才知道圣贤之学是有本源的，于是感慨地完全抛弃了以前所做的，而在各种经典上深入思考。听说张敬夫在湖湘讲道，想去见他，没能如愿。有人告诉他沙随程氏学问古雅、品行高尚，便去跟随他，得到了学问的宗旨。后来又听说陆氏兄弟只把心中所领悟的作为学问，他们的学说有不是文字言语所能达到的，便又去接受他们的学问。时间久了，好像有所心得。朱子寿非常赞许他，而立之不敢自满，于是又写信向张氏请教。然而敬夫不久去世，立之最终没能见到他。后来完全得到了他的遗文，考察他做学问始终的旨趣，于是才有了确定的论断不再怀疑。他告诉朋友的信中有说：“做学问一定贵在知道，而道不是一听就能领悟、一跃就能进入的。遵循下学的方法，加上穷究事理的功夫，由浅入深，由近及远，那么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如果先期望一次领悟，于是就到了抛弃百事去追求的地步，那么我担心在未领悟之间，狼狈已经非常严重了。何况忽然从低处趋向高处，没有侥幸得到的呢？”这是他晚年用力的目标程度。胡子有话说：“做学问要广博不要杂乱，持守要简约不要鄙陋。”确实像立之这样的人，广博而不杂乱，简约而不鄙陋。如果上天借给他寿命让他尽力，那么道的传承，差不多可以了吧？〇回复刘晦伯的信说：立之的墓表已经写了，而学陆学的人以此为病，我已经颇不平。我的意思起初没有偏向，只是据实直书罢了。〇给陆子静的信说：立之的墓表现在寄去一份，显道非常不以为然，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怎么样？〇回复刘子澄的信说：子静寄来对语，语意圆转浑浩，没有凝滞的地方，也是他所得的效验，但不免有些禅宗的意思。昨天回信戏弄他说：“这些恐怕是葱岭带来的，他一定不服。”然而确实是这样，无法讳言。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各种怪状都出来了，非常令人忧惧。他本来也是好意，但不应该只以私意为主，不再讲学涵养，竟然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向做学问的人，又被这种说法引去，真是我们道的不幸啊。〇回复陆子静的信说：子渊去年冬天相见，气质刚毅，极不容易得到，但他的偏颇之处也很害事。虽然曾经苦口婆心，恐怕未必认为正确，现在想到部里一定已经相见，也曾痛加针砭吗？道理虽然极其精微，然而最初不在耳目见闻之外，是非黑白就在面前，这却不察，反而想在意念思虑之外另外寻求玄妙，已经错了。我衰老生病日益侵扰，去年灾患也不少，这几天病体才好像略微可以支撑，然而精神消耗日益严重，一天恐怕终究不能长久活在世上。所幸近来日常功夫，颇觉有力，不再有向来支离的毛病，非常遗憾没能从容当面论述，不知道将来相见是否还有不同意见呢。〇回复诸葛诚之的信说：您告知争论的开端，反复阅读感到茫然。我的意思近来深深想劝告同志兼取两家的长处，不可轻易互相诋毁，即使有不合的地方，也暂且放置不论，而姑且努力于我们所急迫的。没想到因为曹表的原因，反而有所激怒，像您信中所说的那样。这是我的不敏，深深自责。然而我们做学问吃紧用力的地方，只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间罢了。如今所讨论的，那么他们因激怒而起，在这二者之间究竟在哪里呢？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想亲身率领学者专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混杂其中，恐怕决不至于像贤者所怀疑的那样。义理是天下公有的，而人的见解有未能完全相同的，正当虚心平气互相仔细讨论而慢慢探究，以归于正确，这才是我们党的责任。而向来讨论的时候，看见各位贤者往往都有立我自是的意思，厉色忿词如同面对仇敌，不再有长幼的礼节谦逊的容貌，常常私下嘲笑认为即使真是仇敌，也不过如此？只是看各位贤者气势正盛，不能立刻用片言取信，因此沉默不言，至今常不满意。〇又回复诸葛诚之的信说：您说子静不至于深讳，不知道讳什么事？又说消融其隙，不知道隙从何生？我的意思讨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找个正确的地方，起初没有彼此之间不容，更不像世俗遮掩回护、爱惜人情，稍有不同就生嫌隙。〇回复程正思的信说：所论述的都正当确实，而卫道的意思又非常严深，令人欣慰。祝汀州见责的意思，怎敢不恭敬接受。大概因为旧日曾学禅宗，所以对于他们的学说虽然知道不对，但不免有私嗜的意思，也是被他们说遮前掩后，没完全见到其底蕴，譬如杨墨，只知道他们为我兼爱而不知道他们至于无父无君，也不知道他们就是禽兽。去年冬天因为他们的徒众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从此才开始明显鸣鼓攻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了。〇回复赵几道的信说：所论述的时学之弊很好，但所谓冷淡生

译活着的，也是恐怕反而迟缓而祸患更大罢了。孟子之所以舍弃申不害、商鞅而排斥杨朱、墨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向来正因为我们的党羽孤立弱小，不希望在内部自相矛盾，也厌恶那些纠缠争辩如同可耻的事情，所以一切容忍，不能彻底辩论。近来却深深感觉到其中的弊端，完全不能领会，略微见到天理，仿佛一味只将私意东压西捺，做出许多偏颇淫邪、逃避正道的言论，而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视礼法，仅这一节，尤为学者心术的祸害，所以不免直截了当地与他们说破。他们那伙人的家当已经形成，决不肯舍弃，然而这个说法既然明白，或许后来的人能避免堕入邪见的坑中，也是一件好事罢了。〇答陆子静信中说：停息车马已经很久，各种情况想必更加安好。学生从四方来，所以能惠及他人的，在于这里而不在于那里了。我小小的担忧，是一种轻率地发表高论，妄生内外精粗的区别，把良心和日常用度分为两截，说圣贤的话不必完全相信，而在容貌辞气之间不必深入考察的，这种说法乖戾狠悖，将对我们的道造成大害，不必等到后来末流的弊端了。这件事不比寻常小小的文义异同，遗憾相隔太远，没有机会当面论述，徒增心中不安罢了。〇答赵子钦信中说：子静后来来信比从前更加严重，大体上他的学问在心地上功夫不是没有见解，但便想凭借这个凌驾古今，不再下穷究事理细致严密的功夫，最终连他所得到的也失去了。人欲横流，自己不知道而高谈阔论，以为天理全在这里，那么他所谓的心地功夫，又在哪里呢？〇答刘公度信中说：临川近来的言论更加放肆，荆舒祠记曾见过吗？这些议论，都是学问偏枯，见识昏昧的缘故，而私意又从而激化它。如果公度的说法实行，那么这些事都无人管理，恣意横流了。试着想想，如何？〇与黄直卿信中说：伯起说，去年见陆子静说，子游、子夏之徒自是一家学问，不能完全抛弃他们的说法来遵从孔子的教导，唯有琴张、曾晳、牧皮才是真正有得于孔子的，他的话怪僻，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更如何与他商量讨求是非呢，可叹，可叹。〇答项平父亲信中说：告子的毛病，大概是不知心的满足处，就是义所安顿的地方；其不满足处，就是不合于义。所以直接把义当作外在的，而不求取。今人因为孟子的话，却有见到这个意思，而认识义在内心的；然而又不知心的满足与不满足，也必定有待于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的。所以对于学聚问辨所得到的，都指为外在的，而认为不是义所在的地方，于是全部弃置而不做。这与告子的话，虽然好像稍有不同，然而实际上则是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的差别罢了。以此互相嘲笑，是同浴而讥笑裸奔的人一样。由于他所见的偏颇如此，所以对于义理的精微、气质的偏蔽，都不考察，而他发出的暴悍狂率，无所不至。他所慨然自任以为义所在的地方，或许未必不出于人欲的私心呢。〇答吴伯丰信中说：异端的学问，以性为自私，固然为大病；然而又不考察气质物欲的偏颇，而率意妄行，便说无非至理，这尤其有害于事。近世儒者的议论，也有近似的，不可不考察啊。所以所见越高，则所发越暴。〇答方宾王信中说：所论近世识心的弊端，则深深中其失误。古人的学问，所贵在存心者，大概是将推此以穷尽天下的理；今人所谓识心的，却是想凭借这个而外乎天下的理。所以古人知识益崇而礼仪益卑，今人则议论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越甚，得失也可以看见了。〇答邵叔义信中说：子静来信，殊无义理，每次为闭匿，不敢广泛地示人；不料他竟自暴露宣扬如此。然而此事理甚明，识者自当知道。当时如果便不回答，却也不得已。大体上他有文字多，即传播四出，惟恐人不知道，这是他常态，也不足深怪。我们所学，却且要自家识见分明，持守正当深当以此等气象举止为戒耳。〇答程序正思信中说：临川的辩论，当时似乎少商量，徒然合闹，无益于事啊。他的信近日方才回答，所说不过如所示者，而稍加详细罢了。这也是不得已而回答，恐后学不知为惑耳。他则必然不肯回也。〇又答程序正思信中说：答子静信，无人写得，闻其已誊本四出，久矣。这正是不欲暴露他的短处，他却自如此，可叹。可叹然而，得他如此，也甚省力，且得四方学者略知前贤立言本旨，不为无益，不必要深辨之云，似乎未知圣贤任道之心也。〇答陆子美学一书二〇与陆子静信五〇十信六〇附陆象山两书信语录。陆子静的学问，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的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地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信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的完全在利，吾儒止是完全在义。我答他云，公也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

译事情都了结了，一向任意行事都不妨碍。不知道起初承受的气禀不好，现在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的东西，只都做好商量了，只说这是胸中流出的自然天理，不知道气中有不好的夹杂在里面，一起滚将出去，不管害事不害事。看陆九渊的书，只见他许多粗暴的意思，可畏他的门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要我胸中流出的就是天理，全不着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的性。〇陆九渊的学问，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东西，上面着不得一个字，只是人被私欲遮蔽了。若识得一个心了，万法流出，更没有许多事。他却是实见得个道理这样，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乱叫喊。又说，如吕祖谦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见得这样直拔俊伟。最后吕祖谦的学者，一人自执一说，更没有一人守其师说，也不知道其师紧要处是在哪里，都只这样衰颓不起了。其害小，他的学者是见得个东西，便都这样胡乱叫喊，实是卒动他不得，一起这样无大无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如果我见得我父不得见，便是父不似我，兄长不得见，便是兄长不似我，更没有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后世，现在就是这样。〇有江西士人问为学，说，你们都被陆九渊误教，不要读书，误你们一生，使你们到现在已经老了，此心怅怅然，如村愚聋盲无知之人，撞墙撞璧，无所知识，使得这心飞扬跳踯，渺渺茫茫都无主，若涉大水浩无津涯，稍间便会失心去。傅子渊便是这样，哪有学圣人之道，临了却反有失心的，是什么道理？唉！误人误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蒙蔽耳目，至今犹不觉悟。〇陆氏的学问只是禅，起初还以儒家的学说掩盖，现在一向说得炽热，不再遮护了。他自己说有见于理，到得做处，一向任私意去做，全不睹是人，同之则喜，异之怒，至任喜怒胡乱便打人骂人，后生成登其门，便学得不逊无礼出来，极其可畏。世道衰微，千变百怪这样，可畏可畏。〇陆九渊的学问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什么文字，不遇假借以说其胸中所见的罢了。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的，这正如贩盐者上面须得数片咸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的罢了。〇陆九渊说克己复礼，说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类，别自有个克处，却又不肯说破。我常代之下语说，不过是要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罢了。因说这是陷溺人的深坑，学者切不可不戒。〇有人说陆九渊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愤懑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说：这等议论却如小儿观剧一般，只管要高去，圣人门何尝有这样说话？人要去学圣贤，这是好念虑，有什么不可？若以为不得，则尧舜的兢兢业业，周公的思兼三王，孔子的好古敏求，颜子的有为，若是孟子的愿学，孔子的念，皆当克去了。看他意思只是禅。志公说，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只是要这样，然岂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颜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据他说时只这一句已经多了，又况有下头一落索，只是颜子的才问仁便与打出方是。及至这样说，他却讳。我常说人要学禅时，不如分明去学他禅，一棒一喝便了，现在乃以圣贤之言夹杂了说，是龙又无角，是蛇又有足，陆九渊去年也不这样，后来弄得直这样差异，现在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去读书，一味颠蹶，没理会处，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目睹是逞快胡骂，教得个李斯出来，于是至焚书坑儒。若使荀卿不死，看见李斯所为这样，必须自悔；使陆九渊现在还在，看见后生辈这样颠蹶，亦须自悔其前日之非。又说：陆九渊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有人问暗是如何？说：他是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这样。〇问陆九渊“道当下便是”，说：看圣贤教人，会有这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上去做。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须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虽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须是服尧的服，言尧的言，行尧的行，方得。圣人告颜子以克己复礼，告仲弓以出门如见大宾，使用民如承大祭，告樊迟以居处敬，执事敬，

译对人要忠诚，告诉子张要言语忠信，行为笃实恭敬。这是说的什么话呢？又平时教导弟子也须说：“是学习并时常温习，践行有余力，才去研习文献。”又哪里曾说过“当下即是”这样的话呢？〇因为看到金溪在写给胡季随的信中谈论颜子克己的地方，说：看这两段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其清楚明白。这算是抓住了真赃实犯，可惜当时没有及时察觉，与他痛切辩驳他的学说。认为忿怒欲望等都不是己私，而思索讲习却是大病，才是应当克治的。就像禅家说“干屎橛”等话，上面更没有意义，又不得另思义理，将这颗心都禁遏定住，久久忽然自有明快处，才称之为得，这就叫做失其本心，所以最后忿怒欲望纷起，恣意猖獗，像刘淳叟辈所做的，都是他们自己认为不妨事的。又说：金溪的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因为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不破他，只有我识得他。试着将《楞严》《圆觉》之类的书一看，也可以粗略见到大意。〇必定人心知晓此义理，践行得宜，固然发自内心。人的资质有不同，有的鲁钝，一时见不到，别人说出来，反求诸心，见得是对的而践行，这也是内在的。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才能见得尽，现在陆氏只是要自己心里见到的才称为内在，如果别人说的一句也不是，才从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这样就是告子的学说。像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安然践行与利于践行，勉强践行，等到他们知晓和践行就是一样的，岂可一一须待自我心而出才称为内在？所以指文字义理而寻求的，都不算内在。所以自己才见得如此，便一向执着，将圣贤言语也就不信，更不去讲贯，只是我的是对的。其病痛只在此，只是专主生知安行，而学知以下的一切都被废弃。〇一就像一条绳子，那贯穿的东西，就像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散钱了，才将那一条绳子来一串穿，这就是一贯。如果陆氏的学问只是要寻这一条绳子，却不知道都没有可穿的。且他的学说吃紧处，是不肯教人读书，只这样摸索悟处。譬如前面有一个关卡，才跳得过这一个关卡就是了，这大大败坏学者。我老了，日月无多，正打算不说破来，又恐后人错把我的学问也与他相似，现在没办法，苦口说破。我说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不是圣人之道。但学者稍肯低心向平实处下功夫，那病痛也不难见到。〇文集答詹元善信中说：“子静灵柩经过，听说很周到地周旋此事，实在可伤。见他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料突然到这一步呢？然而他的学说颇行于江湖间，损害贤者的志向而增加愚者的过错，不知此祸又何时才停止呢。”〇答赵然道信中说：“荆门的讣告，听到后惨怛，故旧凋落，自己觉得可伤，不计较平日议论的同异。来信说恨没来得及见到他与熹论辩有所终结，这尤其可笑。大概老拙的学问虽然极浅近，然而寻求它很艰难而考察它很审慎，看待世上的道听途说在佛老之余而突然自认为有得的，曾经笑其浅陋而讥其僭越。岂能现在垂老而肯用千金换别人的破扫帚呢？”〇答孙敬甫信中说：“陆氏的学问，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的议论中，固然卓然不是其同类，他的门徒传习也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行于政事之间的，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当时如果只像晁文元、陈忠肃等人，分明招认，着实受用，也自有得力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性，想要欺骗人；而人不可欺，徒然自欺，而自陷于不诚的境地。然而在吾辈，须只知他如此，而不被他所惑。如果于吾学果有所见，那么他的话钉钉胶粘，一切假合处，自然拆解破散，收拾不来了。切勿与他辩，以开启其纷扰不逊的端绪，而反被卞庄子所乘。少时喜读禅学文字，见杲老将张侍郎书说：“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头換面，却用儒家语说，向士大夫接引后来的学者。”后见张公经解文字，一用这策略，但他的遮藏不密，漏露处多，所以读的人一见便知其所自来，难以纯自托于儒者如果近年则他的术益精，为说浸巧，抛闪出没，頃刻万变，而几不可辨了。然而自明者观之，也见他徒然自劳，而卒不足以欺人。”

译辨陈亮学说之非

[年谱记载：陈亮以文章雄踞浙江中部，自恃有王霸的谋略，行事任侠豪放。先生写信劝诫他，指出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并认为汉唐的行事不符合三纲五常的正道，以此严厉地讽喻他。陈亮写信辩驳质疑，先生多次写信极力开导晓谕。陈亮虽然未能改变观点，但内心未曾不服。每逢先生生日，即使相隔千里，也必定派人问候馈赠，年年如此成为惯例。〇文集收录与陈亮书信三封、四封、六封、七封、八封、十封〇附陈亮甲辰年答书、乙巳年三封书信〇语录中说：谈到陈亮，因此说吕祖谦怎么能够无罪呢？如此横加议论，却不与他剖析辩驳使其论点破绽百出，反而和他一起都被包裹在里面。如今吕祖谦的门人中也有赞同陈亮说法的，两派混同为一，真是奇怪。君举只说我不该与他争辩，只是他看不透。天下事不是对就是错，应当直截了当地分出两边，怎么能如此含糊糊涂。我向来与他争辩许多，岂是为了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此，如今的人虽然不信，后世也必定有人能看清。这番话也须能挽回几个人。〇陈亮才高气粗，所以文字不清晰明净，归根结底是因为心地不澄澈平和。〇说陈亮陷在利欲的胶漆盆中。〇谈到陈亮读书，譬如人看劫盗的案卷，看了必须判定他的罪责并防备禁制他，让他不能再做。他却不想判定他的罪责并防备禁制他，只想弄懂那些做劫盗的道理，准备学他去做。〇陈亮的学说已经传播到江西，浙江人信奉追随的已经很多，家家谈论王霸，不谈萧何张良，只谈王猛；不谈孔孟，只谈文中子，令人畏惧，令人畏惧。〇《学或问》记载：陈亮口谈皇帝王霸的谋略，而自身却不能保全。先生说，这只是他看不透，只说个是与不是就行了。如果做错了，像那样依顺苟且以求免祸，来保全自身，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如果做对了，即使是委身赴死，也是应当做的事。〇年谱记载：先生曾说，海内学术的弊病不过两种说法，江西派的顿悟，永康派的事功，如果不极力争辩，正道就无法显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岁。春季，三月，《易学启蒙》完成。

[年谱记载：六经遭受秦朝焚毁，只有《易经》因用于卜筮得以保全。直到汉魏时期，流变为谶纬之学。王弼开始删削象数，用清谈来解释，众儒跟随他。直到伊川程子，才开始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卦爻的根本还未涉及。康节邵雍传承伏羲先天图，大概得其根本，但也未涉及卜筮。先生既推演伏羲文王的意旨，作《周易本义》，又担心学者不明白其主旨，于是作《启蒙》四篇，以此阐明。《易经》不本于象数，就会支离散漫而没有根基；那些本于象数的，又不知道法象的自然，难免牵强附会。所以篇目以本图书、原卦画、明蓍草、考变占为次序。凡是挂揲及变爻，又都彻底破除古今诸儒的错误，而《易经》才恢复其原貌。〇文集序言说：圣人观察天象以画卦，揲蓍草以定爻，使天下后世之人都有办法决断嫌疑、安定犹豫而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其功绩可谓盛大。然而其形成卦象，从根本到主干，从主干到分支，其态势好像有所逼迫而自己不能停止。其使用蓍草，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也无往不相遇。这难道是圣人心思智虑所能做到的吗？不过是气数的自然，体现于法象，见于图书，以此启发其心而借手为之罢了。近世学者大多喜欢谈论《易经》，却不考察这一点。那些专于文义的，既支离散漫而没有根基；那些涉及象数的，又都牵强附会，甚至认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像这样的人，我私下感到忧虑。于是与志同道合者广泛搜集旧闻，写成四篇书，以展示给初学者，使他们对这些说法没有疑惑。淳熙丙午年暮春十六日。〇《易五赞》〇《原象：太乙开始分化，阴降阳升。阳以一施予，阴以两承接。唯有黄帝伏羲，仰观俯察。奇偶既陈列，两仪就设立。既生天干又生地支，一各生两。阴阳交错，以此确立四象。奇数加奇数，称为阳之阳。奇数加偶数，阳阴以此彰显。偶数加奇数，阴内阳外。偶数再加偶数，阴与阴会合。两一既分开，一又生两，三才在眼前，八卦在指掌。奇奇而奇，第一称为乾。奇奇而偶，兑次第二。奇偶而奇，第三称为离。奇偶而偶，第四震跟随。偶奇而奇，巽居第五。偶奇而偶，坎第六可见。偶偶而奇，艮居第七。偶偶而偶，入坤以完结。初画为仪，中画为象，上画画成卦，人文由此明朗。因而重叠之，一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通达外，交易为体，往此来彼，变易是用，时静而动，降帝而王，传承夏历商，有占卜无文字，民用不彰显，文王系彖，周公系爻，看这八卦，二纯六交，于是乾为父，于是坤为母，震坎艮为男，巽离兑为女，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乾艮巽位以四维，建官立师，命名为《周易》。孔子传承它，这就是十翼，遭受秦火未焚尽，到宋代而显明，邵雍传承伏羲画卦，]

译程颐、周敦颐阐述《易经》的道理，通过卦象陈列数列，言语穷尽而义理得以彰显，历经亿万年，永远确立为典范法则。〇阐述宗旨：往昔在上古时代，社会质朴，民风淳朴，是非无法辨别，利害不能区分；风气既已开启，于是产生了圣人，他们聪明睿智，超出同类，超越众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开始画出奇偶之数，教导人们占卜，以决断可行与否，作为君主和师长，开辟门窗，使百姓不致迷惑，从而有了恒常的准则。降及中古时期，世事变迁，风气转移，淳朴浇薄，本质丧失，民诈日益滋生；庄严肃穆的文王，亲身蒙受大难，安于土地，乐天知命，只忧虑世间的祸患，于是依据卦义，系连这些卦辞。接着到周公，借助六爻，因事设教，叮咛详尽周密，必定中正，才能亨通吉祥，对儿子强调孝道，对臣子强调忠诚，钩深致远，阐明微义，如同日中光明。到了末流，沉溺于术数，弯曲诡辩成为欺骗，连“黄裳”这样的吉兆也产生误解。伟大的孔子，晚年喜好此书，韦编三绝，通过八索来去除谬误，于是作《彖》《象》等十翼篇章，专门运用义理，阐发经文，居处时省察卦象卦辞，行动时观察变爻占卜，存亡进退，升降飞潜，毫厘之间，没有差错谬误，若能多给我几年时间，大概就不会有大过错了。恭敬地追思上古、中古、近古三代，四位圣人，同心垂示卦象，光辉照耀千年，这是临摹学习的准则。只是学者如果不追溯其本源，在文辞象数上，要么放纵，要么拘泥。唉，我这个小辈，既微弱又浅陋，钻研仰慕至死，哪里能测度探究，不警惕就会更加荒疏，不认识就会更加遗漏，因此存疑，敢说是留给后人的。〇阐明占卜依赖数目的本源，天三地方二，推演到极致，五十才算完备，这叫做“大衍”，虚一不用，实际使用的有四十九根蓍草，随手平分，把右边的一份放在几案上，取右边的一根蓍草，挂在左手小指间，然后用右手数左边的一份蓍草，每四根一数，余下的归入扐（夹在手指间），第一次扐在左手无名指间，右边的蓍草用左手数，将余数安放在食指间，第二次扐的奇数与第一次挂的蓍草合算，不是五就是九，这叫做一变，把这次挂扐的蓍草放下，再用剩下的蓍草，进行分、挂、揲、归，仍按前面的方式，第三次也是如此，奇数都是四或八，三变完成，数目就可以观察了，数目可以观察，它的辨别是什么呢？四和五为少，八和九为多，三个少为九，这叫做老阳，三个多为六，老阴对应；一个少、两个多为七，这是阳；两个少、一个多为八，这是少阴。得到初爻后，再把前面的四十九根蓍草合起来，像前面那样进行三变，一爻总共十八变，六爻推演，卦体就可以看见了。老极则变，少守其常。六爻都守常，卦辞对应；有变爻则看其爻。两兼首尾，变爻涉及三爻，占两卦体，或者四，或者五，看所存的爻。四、二、五、一、二分一，专门都是变，新的形成旧的毁灭，消长盈虚，舍弃这个看那个。乾卦占卜用九，坤卦占卜用六，泰卦令人惊愕非人，姤卦令人喜悦来复。〇考察八卦的类象，《说卦》中详细记载。考察经文，其用法并不专一。卦辞以情理言说，象辞以卦象告知，只追求这个，就能得其要领。乾健，天行；坤顺，地顺；震动，为雷；巽入，为木为风；坎险，为水为泉，也说为雨；离丽，文明，为电为日为火；艮止，为山；兑悦，为泽。以此列举，其要领就能得到。凡卦有六个虚位，奇偶位置不同，奇为阳，偶为阴，各自以同类得位为正，二和五居中，二是臣，五是君，初为始，上为终，贞悔卦体分开，爻以位置相应，阴阳相求，才能得其正。凡是阳爻，君子居之；凡是阴爻，小人是为常。可以类推求变，不能用常规推测非常，怎么变？谨守此为准则。〇警示学习读《易》的方法，先端正心志，严肃仪容，端正席位，怀着敬畏之心面对卦和爻，如同占卜那样求得，假借卦象卦辞作为我的准则，字遵循其训诂，句逆推其情理，事依据其道理，意达到其平和，说否说善，如同眼睛看见，说止说行，如同脚去踩踏，不要宽泛而粗略，不要细密而穷尽，不要固执而可行，不要必然而通达，平易从容，从表面到内部，等到贯通时，万事一理，理定既实，事来仍虚，用应始有体，概括本源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执着古法驾驭今事，由静制动，洁静精微，这叫做《易》。体在我，动有常吉。从前程氏继承周敦颐、绍承孔子，奥旨宏纲，星罗棋布，极拱北辰，只是这个尚未开启，以等待后人。小子狂妄简略，敢陈述并申说。〇回复陆子美的信说：近来曾作一本小卜筮书，大概因为近世解说《易经》的人对象数全然忽略，那些不忽略的又太拘泥支离不可究诘，所以推究圣人经传中解说象数的只有这几条，以意推之，认为这足以向上探究圣人作《易》的本意，向下济助世人观察变化玩味占卜的实用，学《易》的人决不可以不知道，而凡是观察象数超过这个范围的，都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了。不知尊意以为如何？〇回复方宾王的信说：“我向来作《启蒙》，正是因为看见人们说得支离，因而私下认为《易》中所说的象数，圣人所已经言说的不过如此。现在学《易》的人只要懂得这几条，那么对《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也都有用。此外纷纷杂杂的都不须理会了。”其第二篇论述太极、两仪、四象之类，尤其精诚。得到其说法，就知道圣人画卦不假纤毫思虑计度，而那所谓“画前有易”的，确实不是虚语。《语录》《启蒙》初间，只因看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大衍》，遂拿来考算，得以此

译知道各位先生的文集虽然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其中自有其长处。因为这是同样的道理，人人都能看得懂，怎么会这样呢？自然有人能看透究竟。〇文集《答袁机仲书》中说：“这不是朱熹的说法，而是邵雍（康节）的说法；不是邵雍的说法，而是陈抟（希夷）的说法；不是陈抟的说法，而是孔子的说法。”只是当时儒家学者已经失去了这种传承，而方外之人暗中相互传授，把它当作炼丹烧灶的技术。直到陈抟、邵雍才将其回归到《周易》，而后这种学说才重新在世上显明。然而它与现在通行的《周易》的次序排列大多不同，所以听到的人初次见到大多不能理解而不相信，只是依据现在通行的《周易》依文生义，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有很多无法忍受的杜撰之处。这就是《易学启蒙》这本书之所以写作的原因。如果那些习惯听闻《易》理、明白道理的人都能大致了解，那么又何必再写这本书，成为屋下之屋、床上之床呢？更希望高明之士不要认为这是朱熹的说法而忽视它，暂且虚心谦卑以求通晓，不可以好高骛远、标新立异而轻易挑剔它的瑕疵。玩味它久了熟透了，融会贯通于心，那么天地变化的神奇，阴阳消长的奥妙，自然会在心目之间清晰明了，而那些令人惊讶、欣喜、可笑、可乐之处，必定有不知其然而然的境界。言语无法尽述，偶然得到一首小诗说：“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心中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狂妄冒昧，希望不要鄙薄讥笑。

译秋季八月，《孝经刊误》编成。

《文集后记》说：“我过去看到衡山胡侍郎的《论语说疑》，其中指出《孝经》所引用的《诗经》并非经文原文，起初我非常惊骇。慢慢考察之后，才领悟胡公的话是可信的，而《孝经》中值得怀疑的地方，不仅仅这一处。于是写信向沙随程可久（字文程）请教。他回信说：‘前几日见到玉山汪端明，他也认为这本书大多是后人附会而成的。’于是我知道前辈读书精审，他们的议论本来就已经涉及这些了。又暗自庆幸有所依据和阐述，从而免于凭空妄说的罪过。因此想选取其他书籍中能够阐发此经主旨的言论，另外编撰为《外传》，只是还不敢这样做。淳熙丙午年八月十二日记录。”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岁。春季，正月，前往莆田吊唁陈福公。

《年谱》说：因为三十年来的交游追随，晚年互为知己，况且他是中兴时期的贤良辅臣，所以不远千里赴吊，并撰写文章祭奠他。〇《文集·祭陈福公文》〇〇《陈正献公行状》

三月，《小学》一书编成。

《文集》为《小学》一书作题说：“古代的小学，教导人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爱亲敬长、尊崇师长、亲近朋友的大道，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且一定要让儿童在幼稚时就讲解并练习，希望他们的习惯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教化随着心智一同形成，而没有抵触不通的祸患。”现在那部全书虽然不能见到，但散见于传记者也很多，读者往往直接认为古今情况不同而不实行，却不知道那些没有古今差异的内容，本来并不是不可行的。现在广泛搜集辑录编成此书，传授给儿童，帮助他们讲解练习，希望能对风俗教化有万分之一补益。淳熙丁未年三月初一，晦庵题写。《年谱》说：先生既然阐发《大学》以开悟学者，又担心他们失去次序、没有根本而不能有所进步，于是辑录此书来训导蒙童，使他们培养根本以通达枝节。内篇有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日稽古；外篇有二：曰嘉言，曰善行。即使是已经进阶学习《大学》的人，也可以借此补充修身之后的事情，这里略备于此。

被任命为主管南京鸿庆宫。

《年谱》说：三月任命，到夏四月才接受任命。〇《别集·答刘子澄书》说：“云台任期将满，正想等批阅文书完毕，派人委婉地恳求，再次请求旧日的官职。忽然尤延之送来敕书，于是承蒙朝廷检举直接任命，虽然似乎是小小的差遣，听说新任宰相却认为这是恩宠。”〇另一封信说：“昨日拜受鸿庆宫的敕书，偶然得到一首绝句说：‘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领，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老体衰容易感伤，不知不觉泪水横流。”

秋季七月，被任命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等待任职次序，推辞，不被允许。

《年谱》说：当时，皇上告诫宰相，杨万里上封事推荐朱某，长久闲居可以担任监司，周必大商议后，任命为转运副使。有人说钱谷事务不是他的长处，所以有这个任命。因病推辞，不被允许。〇告词说：“敕，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南京鸿景宫朱熹：你喜好古道，据守正道不偏斜，有利于万物爱护人民，用心更加笃诚。统领州郡，分掌使节，先德行后刑罚，百姓顺从你的教化。而救荒的政策，所保全活命的尤其众多。长久在家闲居，念及此事不忘。江右地区持平公正，前往吧，务必允当。施行你尽心的学问，推广我好生的仁德。可以依照原官职差遣为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初某日，陈居仁宣读诏词。《行状》说：十四年，被任命为提点江西刑狱，等待任职次序，因病推辞，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本传》说：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〇《文集·辞免江西提刑状一》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岁。春季，正月，有旨意催促奏事并赴任，再次因病推辞，不被允许。三月十八日，启程，在途中再次推辞，并请求祠禄。夏季五月，再次催促入朝对答。

《文集》辞免江西提刑札子一，札二，札三

六月壬申日，在延和殿奏事。

《语录》六月四日，周揆派人传达旨意，说皇上问朱某到京已经几天了，为什么不请求对答，于是到合门通进榜子。有旨意初七日之后后殿班引见对答，皇上慰劳非常优厚。自己陈述昨天担任浙东提举时，承蒙圣恩保全。皇上说：“浙东救荒，确实费尽心思。”又说蒙受任命为江西提刑，衰老多病，不能胜任使令。皇上说：“知道卿刚正，只留卿在这里，等待给予清要的差遣。”再三推辞谢恩，才出奏札。皇上说：“正是想要听到的。”口头奏报第一札的意思，说犯恶逆罪的人近来多奏请裁减死刑。皇上说：“像这样的人，只宽贷性命，有伤风教，不可不处理。”第四札说科罚，皇上说：“听说多是罗织陷害富民。”第五札读到制将的权力旁落于宦官，皇上说：“这件事却不是这样，都是采纳公论。”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们虽然不敢公开推荐，但都假托士大夫的公论，而实际上出自这帮人的私意。况且像监司、守臣推荐属吏，也有接受宰相、台谏风旨的。何况这帮人奸伪百出，有什么做不到的？臣过去蒙受赐对，也曾以此进言。圣谕认为不是这样，臣恐怕疏远所闻不确切，退下后得知，士大夫以及防夫走卒没有不认为对的，只有陛下不知道罢了。

译等到离去的人还没走远又返回来，问皇上说：“陛下认识这个人吗？”皇上说：“确实认识，但泄露文书是他子弟的罪过。”回答说：“哪有子弟有过错而父兄没有罪责的道理？然而这只是一件事罢了。此人倚仗权势做奸邪之事，成为盛德之累的情况很多。”皇上说：“高宗因为他有才能推荐过来。”回答说：“小人没有才能还可以，小人有才能，很少有不作恶的。”皇上于是列举马苏关于才与德区别的议论等等。等到担任言官职责的人，怀有私心而沉默不语。上奏说：“陛下因为曾经担任过知县的人来填补六院察官的空缺，就选取他们来充任。虽然说是亲自提拔，然而他们的升迁途径一定，宰相得以预先向符合资格的人施予私恩。等到他们担任言官职责时，往往怀有私恩，怎么肯指出他们的过失？”皇上说：“是的，近日的事情就可以看到了。”等到知道他是贤能而任用他，就任用他唯恐不够快，聚集他唯恐不够多；知道他不贤能而罢退他，就罢退他唯恐不够早，清除他唯恐不够彻底。上奏说：“哪有担心君子太多，必须留几个小人在里面的道理？人修养自身也是这样，哪有担心善行太多，必须留些恶行在里面的道理？”等到军政不修，士卒愁怨，说：“主将刻剥士卒作为贿赂以求升迁。”各级军阶都有确定的价格，皇上说：“却没听说过这个，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怎么能不管呢？你可以仔细查访，然后再来报告。”最后辞别时说：“按照对答，江西是盗贼出没、刑狱繁多的地方，长久缺少正官，臣现在逐渐前去赴任，不知有什么处分？”皇上说：“你自己详加斟酌，不必多嘱咐。”〇行状记载，十五年催促上奏政事，又因病推辞，不被允许，于是出行。又因病请求担任奉祠官两次，淮地罢免宰相，于是带病入朝上奏。这次出行，有人在路上拦阻他，以正心诚意为皇上所厌闻，告诫他不要说。先生说：“我平生所学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能含糊其辞而欺骗我的君主呢？”等到上奏给皇上，皇上没有不称赞说：“很久没见你谈论浙东的事情，我自己知道，现在应当让你担任清要之职，不再让你劳累于州县。”本传记载，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忭也已去世，只有内侍甘升还在，朱熹极力为此进言。皇上说：“甘升是德寿宫推荐的，因为他有才能罢了。”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君主？”〇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一、奏札一、奏札三、奏札四、奏札五

译癸酉日，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他因脚病请假，请求授予祠禄官职。乙亥日，皇帝下诏让他以原职衔担任江西提点刑狱。

在赴任途中，朱熹上疏辞谢新职，皇帝下旨催促他上任。秋季七月，他又因脚病辞谢，并请求授予祠禄官职。经考核晋升为朝奉郎，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八月份，他辞谢晋升官职和辞谢新任职务，都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

九月，再次征召，朱熹又上疏辞谢。

冬季十月，催促他入朝应对。十一月，他再次辞谢，于是呈上密封的奏章。

译如果恩宠已经深厚而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在这两种情况之间没有恰当的对应，这就是臣子之所以进退犹豫、恳切叩头辞谢回避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然而陛下仍然没有允许，那么臣子又再次深思。前几天进见对答的时候，口头陈述的话因为疾病发作而紧迫，还有没有说完的话，曾经请求用密封的奏章上奏听闻，但很久不敢进献，难道不是陛下偶尔垂念记忆而想要最终听到吗？还是另有原因呢？臣子不知道。但是君父的命令下达了两次，而作为臣子的人却坚决在家卧病，那么臣子在这里确实有不安的地方。臣子深深忧虑的，只是担心进见之后所说的话最终不能被采纳，而又白白地像以前那样窃取误受恩宠，那么臣子在推辞和接受之间将非常难以处理，最终会得罪，所以便趁着之前的请求而把所说的话全部献出。认为即使能够到达陛下面前，所说的话也不过如此。希望圣明的慈爱，有幸赐予阅览。如果认为他的话是对的而依次实行，那么臣子的志愿千万分满足，退隐在山岩洞穴中，死也没有遗憾。万一圣意一定想要他来，那么臣子也不过是求望见一次天颜而后恳请回家罢了。如果看到他的话果然没有可取的，这是臣子所学浅陋，其他没有所有，即使冒昧进用，陛下也将有什么用呢？不如顺着他的恳请而允许他回家休息，还足以双方都有所保全。何况陛下的朝廷，侍从的行列，正有制造流言蜚语来中伤陷害善良的人，倡导非议来胁迫上下，他们的巧谋阴计，又有超过以前不考虑而妄自发作的。陛下不要使臣子轻易触犯他们的锋芒，而再次蹈入自己覆灭的车辙。大概臣子私下观察今天天下的形势，像人有重病，内从心腹，外到四肢，没有一根毛发不受病的。虽然在起居饮食上没有妨碍，但是其危急迫近的症状，深于医者，本来已经望见就逃走了。这必须得到像卢扁、华佗那样的人，授予神丹妙药，为他清洗肠胃，以去除病根，然后可以侥幸安全。如果不这样，那么病日益加深，而病人不觉得可怕，大概不是普通医生常用药物所能达到的。所以臣子前天的奏章，便引用“药不使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的话意，大概为此而他的话有未尽之处。但是天下的事情，应当说的不胜其多，顾念其顺序有来不及的，臣子来不及说，暂且只以天下的根本和今天的急务，深深为陛下说。大概天下的根本，是陛下的心。今天的急务，就是辅佐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兴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这六件事。臣子请冒死全部陈述，希望陛下留神听。臣子便以陛下的心为天下的根本，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其端绪无穷，而没有一件不本于君主的心，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君主的心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正；君主的心不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能由于正。大概不仅其赏赐所鼓励，刑罚所威慑，各自随着所向，势有不能停止的，而其观察感化之间，风动神速，又有更甚的。所以君主以微小的身体，居住在深宫之中，其心的邪正，好像不可得而窥探的，而其符验显现在外的，常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盖。这是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的说法，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而作为天下万事的根本。这颗心既正，那么视明听聪，周旋合乎礼仪，而身体没有不正，所以所行没有过与不及，而能执其中。虽然以天下之大，而没有一个人不归顺我的仁德的。但是邪正的验证显现在外的，没有先于家人的，而其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遍及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没有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没有一个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托，这是家的正。退朝之后，从容休息，贵戚近臣，仆役太监，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畏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没有一个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来扰乱朝政，这是左右的正。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透明没有毫发私邪的间隙，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 纪纲得以振兴而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得以修明而没有阿私的过失，这是所以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敢不出于正，而治道完备。心一不正，那么这几件事本来没有从而得其正。这几件事一有不正，而说心正，那么哪有这个道理呢？所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这颗心，虽然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 如对神明，如临渊谷，未尝敢有片刻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其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所以建立师保的官职以自开明，列谏诤的职务以自规正，而凡是其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的政令，没有一件不领于冢宰的官职，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

译这种法度，没有细微的缝隙，在瞬息之间，能够隐藏毫发般的私心。大概即使凭借一人的尊贵，深居九重宫阙的深处，却仍然敬畏地好像站立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所以由内及外，从细微到显著，精粹纯白，没有一点瑕疵，而其遗留的风范和功业，仍然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和榜样。陛下试着以此思考，我所用来精纯专一、克制恢复并持守内心的功夫，果真曾经有过这样的成效吗？我所用来修身齐家并端正左右近臣的效果，果真曾经有过这样的功效吗？宫中的事务和禁令，臣下固然有不知道的，但是不看其形体而看其影子，不看其内部而推测其外部，那么爵位赏赐的泛滥，贿赂之风的流行，街巷间的私下议论，长期以来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了。臣私下以此窥探，那么陛下用来修治家庭的做法，恐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宠幸之人的私情，恩遇过分，过去像渊觌、说抃这些人，权势炽盛，倾动一时，现在已经无可指责的了，只有前几天臣当面奏报的事，虽然承蒙圣上慈悲委婉地开导解释，但臣的愚见，终究私下认为这些人只应当让他们守门传命，从事打扫的劳役，不应当借给他们权势，使得他们在宫内施展邪媚和淫巧，以动摇圣上的心志；在宫外树立门庭招揽权势，以拖累圣上的政事。而他们是否有才能、是否有罪过，本来不应当讨论，何况他们有才能，正好用来做奸邪之事；有罪过而不能再被任用呢？况且像近来主管丧事，钦奉几筵的命令，远近传闻，没有不私下讥笑的。臣不知道国史记载它，野史记载它，传播到外国，流传到后世，将会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呢？纵然有曲折，像前几天圣上告诉臣的那样，陛下又怎么能每家放一个嘴巴让人人都明白呢？受过宫刑的小人，不配称为人类，竟然迷惑圣上的心，损害圣上的德行，到了这种地步，而公卿大臣拱手旁观，没有一句话来挽救这个过失，臣的痛心，起初只在于此。等到到达都城，又知道这些当权的人，不只是这个人，而侍从之臣，已经有出自他门下的人了。至于他们收受贿赂的途径，则不在士大夫，而专门针对将帅。臣在前几天也曾擅自当面奏报，而陛下告诉臣说确实应当深入察访并严厉惩罚他们。退朝后才听说陛下近来对于环列的尹官，已经有所更换，才知道陛下本来就已经深入察访了弊端，而不需要等待别人的言论。然而仍然不能明正其罪，反而用崇高的职位和巨大的镇守之地宠幸他们，使得这些人无知，有什么忌惮的呢？何况中外将帅，不这样做的没有几个，陛下也不能推究他们的同类而全部除去他们。不是陛下耗尽百姓的血汗来供给军队的费用，本来不是不得已，而做军士的反而不曾得到温饱，更严重的采集柴火编织草鞋，捡拾粪土来度过早晚，再更严重的，甚至让妻女浓妆艳抹，倚靠市门来求食。怨恨咒骂诽谤，悖逆绝理，甚至有不可听闻的。一旦有紧急情况，不知道陛下依靠什么？这都是因为将帅巧立名目，按人头征收，暗中夺取他们的粮饷赏赐，用来自己聚敛财富，并向亲近的人行贿，以谋求升迁。彼此已经满足之后，然后时常以少量的名义称为盈余，暗中供奉宴饮私人的费用，把士兵的怨怒之毒转嫁给陛下。并且庆幸陛下一旦接受他们的进献，那么日后即使知道他们的罪过，也不能再有所追究了。出入宫禁，作为心腹之臣，对外勾结将帅，共同欺骗蒙蔽，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有一毫爱戴陛下之心吗？而陛下不醒悟，反而宠幸亲近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以至于宰相不能议论他们任命的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议论他们任免的对错。由此看来，那么陛下用来端正左右近臣的做法，未能达到古代圣王，又很明显了。况且“私”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呢？占据自己分内所独有，而不能通用于外部的称呼。所以从平民来说，则以一家为私，而不能通用于乡里；从乡人来说，则以一乡为私，而不能通用于国家；从诸侯来说，则以一国为私，而不能通用于天下。至于天子，则上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没有不是自己分内所有的，而没有外部不通的了。又为什么要有私呢？现在因为不能克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因为不能端正家人和亲近的人，而至于有私人。用私心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费。于是内部损害经费的收入，外部接纳盈余的进献，而至于有私财。陛下上为上天之子，完全托付所覆盖的，使其没有不公正的地方，他所给予我的也不少了。却不能充实其大，而自我割裂，以狭小它，使得天下万事的弊端，没有不从此产生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如果以时势的利害来说，那么天下的形势，合则强，分则弱。所以诸葛亮告诉他的君主说：“宫中府中都是一个整体，提升惩罚褒贬，不应当有差异。如果有做奸邪犯法以及忠诚善良的人，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论定他们的刑罚奖赏，以显示陛下公平明察的治理，不应当偏私，使得内外法律不同。”在这个时候，昭烈父子以小小的蜀国，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规划夺取中原，以复兴汉室，以诸葛亮的忠诚智慧为之深谋，而他的策略不过如此，可以说深知时务的关键，而暗合于先王

译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了。凭借蜀地狭小，而在其中又以公事私事区分彼此，如同两个国家一样，那么这就是要用梁、益两州的一半力量，去谋取吴、魏两国的全部利益。况且在内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废弃法令而包庇奸邪之人，使得内部所产生的人自有办法危害外部，公家所树立的常常不足以战胜私欲。那么这两个“国家”又自相攻击，而内部代表私欲的一方常常获胜，外部代表公义的一方常常失败。外部有邻国敌人的忧患，内部有阴险邪恶的寇患，日夜来攻而不停止，治理国家的人也就非常危险了。从义理的角度来说，已经像那样；从利害的角度来说，又像这样，那么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早点纠正，我担心陛下的心，虽然辛劳于寻求贤才，但一旦有所妨碍呢？这样贤人就必定不能被任用，而被任用的都是平庸谬误、奸邪巧诈的人，虽然勤于建立政事，但一旦有所阻碍呢？这样善政就必定不能建立，而所推行的都是徇私苟且的政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养成祸乱的根源，而留给子孙的谋划不长远，辅佐宰相的职责不修明，纲纪在上层败坏，风俗在下层败坏，百姓愁苦，士兵怨恨，国势日渐衰微，一旦突然发生不测之事，我私下感到寒心，不知道陛下将如何善后呢？那么我所说的天下根本，只在陛下的一颗心上，能不急切地寻求办法来端正它吗？至于辅佐太子的说法，那么我前几天所说的“数世之仁”，大概是用细微的方式启发其端绪，而不敢详细陈述罢了。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辅佐他不可不谨慎，这在《保傅传》中记载得很详细。陛下圣学高明，贯通古今，应该不用我说话就明白，但我曾经私下奇怪陛下调护东宫的方式，为什么如此疏忽呢？从前所论述的来看，难道不是因为自我治理尚且不免于疏忽，因此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东宫属官的选拔号称得人，而能称职的大概已经很少了，而又时常让邪佞轻浮、庸碌狂妄之辈，有时得以夹杂其中，所谓的讲读官，也只是应付文书凑数，而没有听说他们有规劝纠正的成效。至于朝夕陪伴、侍奉游乐的，也不过是几名使臣宦官罢了。皇太子聪慧的天性早成，对事理久已熟悉，虽然好像不需要辅导，但人心难以保证，气质习性容易污染，习惯于正就正，习惯于邪就邪，这是古代圣王教导世子时，必定选择端方正直、道术广博的人与他相处，而又让他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见到恶行，大概常常在细微处谨慎，不等到他有过错才去规劝。现在三代的制度虽然无法考证，暂且用唐代的《六典》来讨论，东宫的官职师傅、宾客，既然职责是辅导，而詹事府和两春坊，实际上模拟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他们的选拔非常慎重。现在师傅、宾客既然不再设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左右春坊就直接由使臣掌管，为什么如此轻率亵渎呢？设立太子而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激发他尊崇老师、亲近朋友、尊重道德、喜爱道义的心，只让春坊使臣得以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他戏弄轻慢、狎昵亲近、奇邪杂进的危害，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至于皇孙德性未定，见闻未广，又不是皇太子可比，那么保养他的器具尤其不可以不严格。而今天的官属尤其不完备，责任尤其不专一，难道任职的人也有所没想到的吗？认为应当深切诏令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了现在已设置的官职外，另外设置师傅、宾客的官职，使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罢免春坊使臣，而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职责。宫中的事情，一句话的进入、一道命令的发出，必须通过他们然后通达。又设置赞善大夫，模拟谏官来规劝缺失。王府则应该稍微仿照《六典》中亲王的制度，设置宾友、咨议来主管训导，设置长史、司马来总管众职。精心选拔年高德劭之人，不夹杂其他才能的人，都设置正式员额，不作为兼职，明确他们的职责以责求功效，那么他们的官属就已经大致完备了。陛下又应当按时召见他们，让他们侍奉宴游，从容启发，凡是古代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要点，陛下所践行而已经有效的，以及努力仰慕而未能达到、惭愧悔恨而未能避免的，倾倒罗列，全部告诉他们，那么圣子神孙都将有所获得陛下心传的奥妙，而宗庙社稷的安定、统业的稳固可以垂范于永久而无穷尽了。这是今天急务之一。至于选任大臣的说法，那么我前面所说的“辛劳于求贤而贤人不能被任用”，大概已经启发其端绪了。凭借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之事必定得到刚明公正的人然后才可以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纳鄙陋之人窃据职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在一念之间未能撤除私邪的遮蔽，而燕私的喜好、便嬖的流弊不能完全依据法度。如果使用刚明公正的人作为辅相，就担心他们会妨碍我的事情、伤害我的人而不得肆意妄为，所以在选拔之际常常先排斥这类人置之度外，然后选取那些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来揣摩，又在其中得到那些最庸俗极浅陋、决可保证他们不至于有所妨碍的人，然后举荐并加官于位，所以任命文书未出而他们的物色先已确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经预先知道他们决不是天下的第一流人才。所以凭借陛下

译之英明刚断，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辅者，未尝有如汲黯、魏征之比。顾尝反得如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窃取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露其奸恶也。故专取此流，以堵塞贤路，蒙蔽主心，乃是其势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极，威严福泽皆由己出，又何赖于此辈？却与他们共理天下之政，以致自蔽其聪明，自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弊害呢？

因其选取人才的方式如此，所以选拔不能精当；选拔不精当，所以任用不能厚重；任用不厚重，那么他们自我承担的责任也就轻了。以极其平庸的才能，担任极其轻贱的职务，那么虽然名义上是大臣，但实际上不过是供给差使、唯唯诺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去职位俸禄，如同吏卒一般罢了。指望他们能辅助圣德、修明朝政、振兴纪纲，不待智者就知道他们必然不能做到。

比这再低一等的，就只有作奸欺、结党营私、收受贿赂，以浊乱陛下朝廷的人了。其中尤其严重的，甚至过了十多年才败露而被罢免，然而排列在后、希望依次补缺的人，也不过是这类人了。大概从他们担任台谏、侍从而选拔时就已经这样了，后来又挑选其中特别平庸的人加以提拔任用，那么陛下常常得不到天下的贤才而托付重任，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当初任用他们时，也不过是想让他们不损害我的私利罢了，哪里知道他们损害天下公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陛下试着反过来思考以求贤才，那么差不多就能得到了。大概是不求其令人喜欢，而求其令人敬畏；不求其能顺从我的心意，而求其能辅助我的德行；不担忧他们自我承担的责任不重，而常恐我赋予他们的责任不够重；不为燕私近习做一时的打算，而为宗庙社稷、百姓万世无穷的打算。陛下如果真以此标准选取、任用他们，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臣是不相信的。这是当今急务的第二条。

至于振兴严肃纪纲、改变风俗的说法，臣前面所说的勤于立政而善政最终不能确立，也已经揭开了端绪。以陛下忧勤愿治之心，不能说不周到，难道不想让纲纪振兴、风俗美好吗？只是因为一念之间未能去除私邪的蒙蔽，所以朝廷之上忠邪混杂，刑罚赏赐不分；士大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却还认为这是事理之当然，而不思考有什么办法来振作激励、矫正革除。大概内心明察，然后才能整齐外部；没有内心的明察，然后才可以责备他人。

如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竟然得以在其中盘踞。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是不公不正之事，那么这些事物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的心意不显著，疾恶的意志不深刻，其危害已有不可胜言的了。等到他们作奸犯法，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交付外廷议论，以有司之法处置，所以纪纲不能不受到挠败，而施加于外部的措施，也因此而不愿深究切责。

况且如近年方伯连帅，曾有因赃污不法而传闻的。审讯尚未完结，就已经有授予郡守的命令，等到台臣进言，于是就给他祠禄而让他自陈。至于他所藏匿作恶的人，则不再逮捕交付监狱，名义上是降官，而实际上是解散其事。这虽然是宰相曲意庇护乡党以欺骗陛下，然而臣私下以为陛下并非全然不悟其欺骗，意必认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然想遂我的私欲，那么他也想遂他的私欲，君臣之间颜情稔熟，那么其势不得不稍微宽容。并且认为虽然如此，也未至于严重危害于事，而不知其败坏纲纪，使中外闻之，腹诽巷议，都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赃之吏则都鼓舞相贺，不再畏惧陛下的法令，那么也不是小事。

又如廷臣争议配享，其间邪正曲直固然有所在，却两无所问而一并罢免。监司挟私以诬郡守，却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罢免。监司借酒凌郡守，也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给祠。宰相植党营私，辜负任使，却曲加保全而让他离去。台谏怀其私恩，阴拱不言，而陛下也不问。那些起初从小官提拔为台谏的，三四年间趋和承意，不能建立明察一事，则年除岁迁至极其显要。一日论及一二武臣罪恶，则便斥为无职名的郡守。从臣近典东畿，远帅西蜀，一遭飞语，则体究辨析，无所不至。等到究析上报，而所闻不实，那么进言的人安然无恙，一无所责。山陵诸使鬻卖辟阙，烦扰官吏百姓，御史进言，也无行遣，而有的反而得到超迁。御史言及畿漕，则名义上补入卿列，而实际上剥夺其权，其所言者，则虽然略加削夺，而继之以进用。从班之中，贤否尤其混杂。至于有终岁缄默，不闻一言以裨圣听的，却也随群逐队，排连攒补。其中桀黠者，竟敢造飞语，立横议，如臣前面所陈述的。而宰相畏惧其凶焰，反而挠公议而从之。台谏也不敢以闻于陛下，而请求其罪。

译陛下看这纲纪如何？难道不应当反求诸己，并迅速采取措施来整顿肃清吗？因为纲纪在上层不振作，所以风俗在下层颓败弊坏。这种祸患已经存在很久了，而浙中地区尤其严重。大体上人们习惯于柔媚的姿态、阿谀的言辞，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下级侍奉上级，固然不敢稍有违逆其心意；上级驾驭下级，也不敢稍拂其性情。只要符合私意，便千条万路，经营计较，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更有甚者，把金珠当作干肉，把契约当作诗文。宰相可以收买就收买，与宰相亲近的人可以沟通就沟通。亲近的人只求获取私利，毫无廉耻。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全都使用这种手段，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种风气形成之后，即使是贤人君子，也不免习染这种说法。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士出现在其中，就会遭到众人的讥讽排斥，被指为道学之人，并加上矫激的罪名。对上迷惑圣明的听闻，对下煽动流俗。大概从朝廷之上，直到民间巷里，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如同崇宁、宣和年间所谓元佑学术那样，排斥诋毁侮辱，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唉，这难道是治世应有的事，还忍心说吗？更严重的，竟然敢在众人面前公开说，认为陛下曾经说今天天下幸好没有变故，即使有仗节死义的人士，又有什么用处。这话一传开，大为有识之士所担忧，而臣知道这一定不是陛下的话。仗节死义的人士，在平日无事的时候，确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古代君主之所以一定要急切地寻求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人，面临患难能够超越生死，那么他在太平盛世一定能轻视爵位俸禄；面临患难能够尽忠守节，那么他在太平盛世一定不阿谑随俗。平日无事的时候得到并任用他们，那么君主的心意在上端正，风俗在下美好，足以预先遏制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乱的根源，自然不至于真的发生需要仗节死义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知道日后会有变故，而预先储备这些人来应对。只是平日自恃安宁，便认为这类人才一定没有用处，而专门选取一种没有道理、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而尊崇宠信他们，因此纲纪日益败坏，风俗日益苟且，非常之祸潜伏在暗中，而一旦爆发在意料之外。平日所用的人交臂投降叛变，而没有一人可以共同患难，然后先前被摈弃冷落的人，才不幸而显出忠义的节操。从天宝之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近幸之臣，都已经向贼寇叩头投降，而起兵讨贼，最终至于杀身灭族而不后悔的，如颜真卿、张巡、许远、颜杲卿之流，则是远方小邑，君主不认识其面目的人。假如明皇早得颜真卿等人而任用他们，难道不能消除祸患于未萌吗？颜真卿等人早被明皇任用，又何至于真的做出仗节死义的举动呢？商朝的鉴戒不远，在夏朝之后，这就是有识之士深深担忧那些言论的原因。虽然以臣知道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然不会有这种议论，但每当想到小人敢假托圣训来掩盖其奸邪，而其危害足以深深挫伤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也就没有不痛心疾首的，而不敢把有识之士的忧虑当作过分的担忧。陛下看这风俗如何？难道不应当反求诸己并迅速采取措施来变革吗？这是今日急务中的三四项。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的说法，那么民力不充裕，产生于私心未能克服，而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不修明，产生于私心未能克服，而近习得以谋夺帅位。这几项说法，臣都已经在前面极力陈述了。现在请就民力不充裕这一点推演论述。臣听说虞允文做宰相的时候，全部选取户部岁入中一定可以指派的款项，称为年终羡余的数目，而输送到内帑，却把有名无实、积累拖欠、空载簿籍、无法催理的项目拨还给户部。他的说法是：内帑的积蓄将用来防备日后用兵进取不时之需，而户部目前的经费已经不失岁入的数目。听他的话确实甘美动听。然而从此以来二十多年内帑岁入不知有多少，而认为私贮，委派私人管理，宰相不能以制度均节其出入，户部不能以簿书勾考其存亡。那每日每月消耗以奉养燕私之费的，大概不知有多少了，而何曾听说能用这些钱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太祖皇帝所说的那样呢？只是使得户部经费缺乏日益严重，督促催促日益严厉，以至于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一定以十分登足为限，认为还不够，又制造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来诱胁他们，不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概以能剥削百姓奉上的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相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确谕令属邑，不必留心民事，只务催督财赋，这是民力之所以重困的根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科罚、月桩之类，尚未论及。其次则是陛下所用的宰相，不能选择中外大吏，而只徇私情之厚薄；所用的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只快己意之爱憎，因此监司

译郡守大多不能任用合适的人选，而那些贤能者有时反而因为举荐人才、履行职责而触怒台谏官员，从而遭到贬斥驱逐。至于监司设置过多，事权不归于统一，铨选之法虽然严密，但县令却未曾经过慎重挑选，那么这确实是法令中不完善的地方。然而，如果根本端正，那么这些弊端不难区分处理；如果根本未端正，那么即使列举这些弊端，臣恐怕看不到益处，反而会有害处。

我又曾就军政不修明这一点进行推究，听说近来各位将领谋求晋升时，必定先搜刮士兵以积累私财，然后以此结交陛下的亲信，请求将姓名呈报给陛下身边的权贵将领。权贵将领得到姓名后，就将其交给军中，让从什伍以上各级军官依次保举证明，称赞他们材勇武略，堪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呈报在陛下面前。陛下只看到他们等级推举在先，文书案卷齐备，就真心认为是公正的推荐，可以选拔到人才了，哪里知道他们论价输钱，已经像晚唐的债帅一样了？

仅这一件事，有耳朵的人没有不听到的，有嘴巴的人没有不说的，但因为他们的门第幽深，踪迹诡秘，所以没有途径得以窥探他们勾结的真实情况，因此即使有人进言，陛下最终也不相信。将领是三军的主宰，而选拔安置的方法如此违背常理，那么那些智勇材略出众的人，谁肯压抑心志、低头屈节去巴结宦官宫妾的门庭呢？而陛下所得以作为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走卒，本来就不懂兵谋师律是什么事，只以克扣剥削为优先，以交结权贵为目的。陛下不知道他们这样，却还指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卒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

然而将帅不得其人，不仅仅是士兵遭受其弊害。推究其危害的极致，还会波及到百姓。大概将帅得人，那么军籍严整而储备充裕，屯田建立而漕运节省。现在担任将帅的人如此，那么本来就不指望他们肯核实军需而充实储备了。至于屯田，他们自己经营的尤其不愿意，所以朝廷不免另外设置使者来主管治理。而兵屯的众多人员依赖他们的调遣，那么又不免让他们参与事务。然而听说他们占护军人，不肯招募愿意耕种的人去，反而强迫不能耕种的人前往。到了屯田之地，他们傲慢不耕，反而成为民田的祸害。使者文吏，他们的力量大概有所不能制约的。因此陛下想要整治却久久不能成功。

屯田不建立，漕运烦费，各州的苗米有时甚至全部起运，却没有用来供给州兵的食物，那么加耗斛面之类的弊端纷纷兴起，百姓更加困苦了。又凡是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的苛捐杂税，往往也因为供给军队的缘故而不能废除。如果屯田建立而依赖各路供给的减少，那么这些大概都可以禁止了。现在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设置将帅不善，而危害足以波及百姓。

这几件事，根株深固，枝条广阔，不可以早上改变而晚上就消除。然而究其根本，也在于陛下反求诸己。圣心确实没有不正的地方，那么一定能拿出私库的钱财归还给户部。户部不至于严重缺乏，一定能恢复破分之法，废除殿最之科，以宽缓州县。圣心确实没有不正的地方，那么一定能选择宰相来选拔牧守，选择台谏来公正地弹劾举荐。圣心确实没有不正的地方，那么一定能严格禁止宦官、兵将勾结，而将选拔将领的权力交给宰相。宰相确实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一定能替陛下选择将帅以振奋士气，计算军需，扩大屯田以节省漕运。

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治理百姓、统领军队的官员既然都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后明诏宰相商议削减监司的员额，而精选其人选，加重其责任。又诏令铨选部门将各县的繁简分为等级，而常常切切询问访求天下能做县令的官吏，不拘泥于是否有荐举，不限定资格的高低，而登记他们的姓名，让他们依次补任最繁剧的县。果然有治理政绩，就优厚地晋升他们；不能胜任，就贬退他们。凡是州县之间没有名义、不合情理的费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策，那些太严重而可以去除的，可以逐渐去除，那么民力大概就可以宽缓了。

至于屯田的利益，以臣的愚见，应当让大将招募军士，使者招揽游民，各自建立屯田，互不牵制。他们的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自由本司自行处理。军中自有将校，可以不须另外设置官吏。使者则听任他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用使令。又选择从官中精通兵农事务，兼得军民之情的一人，担任屯田使，总治两司的政务，而沟通他们的奏请，催促他们应副。又按时巡视，考察他们勤惰的真实情况，以施行诛赏。这样那么两屯之心相竞，各自致力于功效，田事可以成功，漕运可以节省，而各路没有名义、不合情理的费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策，以前有所不得已而不能完全去除的，现在也可以全部禁止。民力大概就可以更加宽裕了。

这是今日急务中的五六项。这六件事，都不可迟缓，而其根本在于陛下的一心。一心端正，那么六件事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人心私欲夹杂其间，那么即使想要竭尽精力以求端正这六件事，也将徒然成为文书形式，而天下之事更加不可为。所以所谓天下的大本，又是急务中最紧急的，尤其不可以稍微迟缓，希望陛下深切留意而迅速谋划。使大本确实端正，急务确实修明，而治效不增进，国势不强盛，中原不恢复，仇敌

译如果不灭，那么臣请求伏受斧钺的诛杀以向陛下谢罪。陛下即使想要赦免臣，臣也不敢接受。然而我又私下听说，如今士大夫的议论，与臣不同的不止一人。等到探究他们的实质，都是所谓似是而非的言论。那些喜欢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说：陛下的年纪渐渐增高，而天下也幸好没有大事。年纪渐渐增高，那么血气就不能不衰退；天下没有大事，就不应该再被庸人扰乱。那些想要奋发振作、有所作为的人又说：祖宗积蓄的愤慨不可以不抒发，中原的故土疆域不可以不恢复，把这作为要务，那么圣上的心志不待劝勉就会自然自强。舍弃这些不去图谋，那么即使想要鞭策激励以有所作为，却没有可以向往的目标作为标准，最终也会归于萎靡不振。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而臣却都认为是错误的。喜欢因循守旧的人，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会衰退，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没有什么时候会衰退。知道天下有事不可以苟且偷安，却不知道天下无事尤其不可以稍有懈怠。况且今天的天下，又不能说没有事呢？就拿卫武公来说，他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规劝警戒，寻求规劝谏言，并创作《抑戒》这首诗来自我警戒，让人早晚诵读，不离身边。他的年纪难道不是很高吗？而他警戒谨慎恐惧的心，难道因此就稍有衰退吗？况且陛下比起卫武公的年纪，三分还没到其二，而责任的重大，地位的高贵，又有超过卫武公十倍百倍千万倍的地方。臣虽然不才，又怎敢先把陛下置于卫武公之下，而直接说他不能呢？况且天下的事，不是艰难多事值得忧虑，而是安逸享乐如同毒酒值得畏惧。即使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没有一件事可以做，还应当早晨兢兢业业、晚上警惕小心，居安思危，不可以稍有懈怠。况且今天天下虽然好像没有眼前的急务，然而百姓贫穷、财用匮乏，军队懒惰、将领骄横，外有强暴的敌寇，内有愁怨的军民，其他难以言说的祸患，隐藏在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的地方，近的在厅堂深处，远的在数千里之外，哪里能数得尽？追溯过去，已经有未见成效的情况，回顾将来，又没有可以遵循的规矩，又怎么能匆忙说无事，就以此安逸享乐对待呢？那些想要奋发振作的人，又只知道恢复大业不可忘记，颓废堕落不可长久，却不知道不世出的大功容易建立，而极其细微的本心难以保持。中原的戎狄容易驱逐，而一己的私意难以去除。如果真的能先做那难的事，那么容易的事将不用多说自然办成；不先做那难的事，而只是侥幸于容易的事，那么即使早晚谈论不停，这也只是空话，用来使天下人心满意足罢了。又况且这件事的失误，已经在隆兴初年，不应该匆忙罢兵讲和，于是使得安逸享乐如同毒酒的祸害日益滋长，而坐薪尝胆的志向日益遥远遗忘，因此数年以来，纲纪松弛，祸端萌生，小小的东南事务，还有不能尽虑的地方，哪里能图谋恢复呢？所以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且说大话欺骗陛下，而所希望的，只是希望陛下先以东南未治理好为忧，端正心志、克制私欲，以端正朝廷，修明政事，或许真实的功效可以逐渐达到，不至于另外产生祸害，以妨碍长远的图谋。这就是所谓善于谈论变易的人不谈论变易，而真正有志于恢复的人，果然不在于抚剑击掌之间。议论的人又有人认为陛下深通老子和佛家的学问，而得到识心见性的妙处，对于古代圣王的道理，大概有不约定而自然契合的地方，因此不喜欢世俗儒生的常谈死法，而对于当世的政务，则宁愿认为管仲、商鞅的一切功利学说可以取用。现在却把您所厌弃鄙薄的言论陈说在您面前，也可见他的话越多越不合您的心意。臣认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言论，不是用来使盛德日益更新的。那老子、佛家的学说，固然有可疑于圣贤的地方，然而其实质不同的，就是这边以性命为真实，而那边以性命为空虚。这边认为是实，所以所谓寂然不动的，万理在其中鲜明呈现，而人伦物理没有不具备的。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必定顺从事理，必定遵循法则，而没有一件事出差错。那边认为是空，就只知道寂灭为乐，而不知道它是实理的本原；只知道应物现形，而不知道它有真假的区别。所以从我们的学说去修养，那么体用同源，显隐没有间隔，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件事不是合乎道理的。从他们的学说，那么本末横断，内外隔绝，虽然有所谓朗彻灵通、虚静明妙的，但对于灭理乱伦的罪过、颠倒运用的过失，没有什么补救。所以自古学习他们学说的人，起初无不好像有可喜之处，考察其最终，偏颇淫邪诡辩的见解，很少有不出来的，而危害政事。因此程颢常常驳斥他们说：“自称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开发万物、成就事务；言论看似无所不包，而实际上背离伦理；穷究深奥细微，而不可以进入尧舜的大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这就是正路的荒芜，圣门的阻塞，驳斥它之后才可以进入正道。唉，这真可以说是理到之言，可惜没有被陛下听到。假使陛下误信僧侣的诳妄之说，而认为它真的符合圣人之道，以至于区分治心、治身

译治理百姓有三种方法，而把儒家的学说排在最下等，那么臣私下为陛下担忧这种心态会妨害政事，也惋惜这种说法流传到后世。如果陛下不认为臣的话是对的，那么圣上的资质不能说不高，学习的时间不能说不长，但用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并推广到天下的效果在哪里呢？这难道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而赶快反省吗？至于管仲、商鞅功利主义的说法，那就更加浅陋了。陛下之所以采纳它，是因为既排斥儒家的道统为陈词滥调、死板教条，而天下的事务一天天摆在眼前，佛家的学说又不足以应对，所以觉得他们的话有味道，希望借此富国强兵，或许能收到近期的成效罢了。然而实行他们的学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国家却日益贫困，军队日益衰弱。所谓近期的成效，也没有见到。而圣贤所传述的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治武功的威势，道德的威严，本来正是用来实现富强的根本，反而没有人去讲求。这难道不是错误吗！现在议论的人只看到老庄、佛家的高深，管仲、商鞅的便利，而圣贤所传述的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起初没有新奇可喜的说法，于是就认为是陈词滥调、死板教条而不值得学习。他们哪里知道，在陈词滥调之中自有妙理，在死板教条之中自有活法，这绝不是老庄、佛家、管仲、商鞅那种浅陋之见所能比拟万分之一啊！恳请陛下体察臣的话，来探究这四种说法的相同与不同并明确辨别，那么就会知道臣所说的，不是臣自己编造的说法，而是古代圣贤的说法；不是圣贤编造的说法，而是天经地义、自然之理。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这样的贤人，也不能违背。那么对于臣的话和议论者的说法，取舍遵从与否，不用一天就能决定了。此外，臣对此又私下有感而自悲。臣得以侍奉陛下，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而在其间见到陛下，次数不超过三次。从最初在隆兴初年见到陛下，臣曾经冒昧地以亲近宠幸之人为话题进言。辛丑年再次见面，又曾经论述过。今年第三次见面，所说的也不过是这些。臣是偏远地方的田野之人，难道对这些人有积怨深怒，而一定要攻击他们以快意私心吗？之所以屡次进言不合时宜而不敢后悔，臣的一点点心意，只是为国家着想，而不敢为自己谋划。臣的愚笨也可以看见了。然而自从近来以来，岁月流逝，像河流一样，一去不复返。不仅臣的苍老容颜、白发已迫近晚年，而且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不如往昔了。臣的鄙陋迟钝，固然不能另有忠言奇谋来补益圣听，而陛下日益更新的盛德，也没有能使臣释然并忘记昔日的忧虑。那么臣对此怎能不深感悲痛而重重自悲呢？身体伏在草庐之中，心却向往朝廷，私下不胜爱君忧国的诚意，敢冒万死，剖开肺腑，以效法野人献芹、晒背的进献，并且以此乞求陛下宽恕臣这不肖之身。恳请陛下哀怜宽恕，并选择其中的道理，那么不仅是愚臣的幸运，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臣熹诚惶诚恐，冒死再拜，谨言。〇行状记载：奏疏呈入，夜漏下七刻时皇上已就寝，急忙起身点烛读完，直到终篇。年谱杨复说：“先生当孝宗初政时，囊封陛对，都陈述复仇的大义，极力辩驳和议的错误。其后却置而不论，为什么呢？”我私下观察戊申年的封事中有说：“此事的失误，已在隆兴之初，不该匆忙罢兵讲和，于是使宴安酖毒的志向日益滋长，卧薪尝胆的志向日益遗忘。因此数年以来，纲纪松弛，祸端萌生，区区东南之事，尚且令人忧虑不尽，何况恢复中原呢？”这就是为什么先生唯独以天下的大本、天下的急务为言。又说：“大本如果真诚端正，急务如果真诚修治，而治效不进步，国势不强盛，中原不恢复，仇敌不消灭，臣请求伏受斧钺之诛。”从这些话来看，先生何曾忘记复仇的大义呢？只是认为事情不能侥幸成功，政事必须先于自我治理。能这样，那么恢复中原、消灭仇敌的规模，就已经在其中了。

译任命主管西太乙宫，兼任崇政殿说书，（先生）推辞不受。

[在撰写行状时，皇上已有倦于政事之意，大概打算以此作为安顿皇储的长远谋划。先生曾起草奏疏，论述通过讲学来端正心术，通过修身来治理家庭，疏远宠幸之臣以敬重忠直之士，抑制私恩以伸张公道，阐明义理以杜绝奸邪，选拔师傅以辅佐皇储，精选任用以明确体制，振兴纲纪以激励风俗，节约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修明政事以抵御外敌，共十件事，想要以此作为新政的辅助。恰逢执政者中有指责道学为邪气的人，（先生）极力推辞新任命，改任秘阁修撰，仍奉命管理外祠，于是奏疏未能呈上。先生在孝宗朝，三次登殿应对，三次上密封奏章。起初固然以讲学穷理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后来则直接指出天理与人欲的区别，精一克复的意义。起初固然只谈论当世的一两项紧急事务，后来呈上密封奏章，则涉及心术、宫禁、时政、风俗，剖心沥胆，极其忠诚刚直。大概对君父的期望越深，言辞就越恳切，所以在尚未上奏章时说：“日月流逝，如川流不息，一去不复返。不仅臣的苍颜白发已迫近迟暮，而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不如往昔了。”忠诚恳切，至今读者仍为之流泪。先生进献奏疏虽然恳切，孝宗也开胸怀容纳，武英殿编修、秘阁郎官的任命，都打算引荐他亲近自己。先生任南康知军，持浙东、江西的节度使印信，又知道不能强行挽留，于是授予他。至此又有经筵讲官的任命，先生的尽忠，孝宗的接受直言，也不能说不遇。然而先生进言都痛斥大臣和近侍，孝宗的眷顾越厚，嫉妒他的人就越深，因此不能在朝廷上安身一日，而孝宗内禅了。〇《文集·辞免召命状》』《辞免召命奏状》』《辞免崇政殿说书奏状》]

这一年二月，开始刊出《太极图说》《西铭解义》，用来传授给学者。

[《文集》在《太极西铭解》后题跋说：起初我作《太极西铭》两篇解说，未曾敢拿出来给人看。近来见儒者多议论两书的过失，有的甚至未曾通晓文义就肆意诋毁，我私下哀叹，于是拿出此解说给学徒看，使广泛流传，希望读者由言辞以领会意旨，从而知道不可以轻易议论。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〇《文集》回复吕士瞻的信说：程先生说“在未发之前涵养，可以；在未发之前求中，则不可以”，此语切当，不可更改。李先生当时用功，不知对此两句如何，后学不敢轻易议论，但如今应当只以程先生的话为准。〇回复方宾王的信说：延平行状中的话，乃是当时所听闻的用功次第，如今以圣贤之言进修验证，恐怕也是他一时入门之处，未免还有商量的余地。〇语录：道夫说“罗先生教学者在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呈现什么气象”，李先生认为此意不仅对进学有力，也是养心的关键；而遗书有说“既然思考就是已发”，过去曾怀疑与前所举有抵触，细想也很紧要，不可以不考察。直卿说：此问也很切要，但程先生剖析毫厘，体用明白；罗探索本原，洞见道体，二者都对世有大功，善观之则并行而不相背。况且罗先生在静坐时观看，乃是思虑未萌，虚灵不昧，自然能看见其气象，则初未害于未发。苏季以“求”字为问，则“求”非思虑不可，伊川所以极力辨析其差别。先生说：虽然如此分解，罗先生的说法终恐成弊病。如明道也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也说多着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一偏便成弊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需以敬直内，以义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的地方也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门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说“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正，也是他经历多，故见得如此正而不偏。若以世间大段纷扰的人看，若能静固好，若讲学则不可有毫发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吃也好，若要通天下吃便不可。〇问先生所作的李先生行状说终日危坐以验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的说法若不相似？曰：此处是旧日下语太重，今以伊川语格之，则用功处亦是有些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有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便似入定。〇问延平欲于未发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未发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弊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〇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喜怒哀乐未发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

译延平先生的意思正是如此，如果一味执着于此，那就错了，便落入释氏的窠臼了。〇有人问：“近来听说廖子晦说，今年他向先生请教延平先生关于静坐的学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件事很难说清楚，静坐来体悟道理本来无妨，只是刻意追求静坐就不可以了。道理体悟得明白透彻，自然就会安静，现在的人都是想通过静坐来省事，这就不可以了。”〇有人问：“择之说，先生为延平先生写的行状中提到‘默坐澄心，观察四者未发以前的气象’，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回答说：“先生自己也说这话有毛病，后来我又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做学问的人不需要这样。’”

译绍熙十六年，己酉年，朱熹六十岁。春季，正月，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仍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熹辞去这一职名。

[《年谱》：拜受祠禄之命，命令辞去职名，收录于《文集》，有《辞免秘阁修撰状》一篇]

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

甲子日，为《大学章句》作序。三月戊申日，为《中庸章句》作序。

[《年谱》：这两部书早已定稿，但仍时常加以删改，未曾停歇，至此因心中觉得稳妥妥帖，才为之作序，又各自撰写了《或问》。《中庸》还有《辑略》，先生微言大义，都体现在这两部书的序言中，尤其是学者应当尽心研读的地方。〇《语录》：《大学》是为学的纲领目录，先通晓《大学》，确立好纲领，其他经典都杂乱地包含在其中。许通通晓了《大学》后，再去读其他经典，才能看出这是格物致知的事，这是正心诚意的事，这是修身的事，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〇看《大学》，且逐章去理解，必须先读原文，熟读之后，再将《章句》用来解释原文，又将《或问》用来参证《章句》，必须逐一记住，反复探究，等到融会贯通，既逐段明白，将来统观温习一遍，这才算对，必须依靠自己的心，如果一直依靠抄写的东西，怎么能行呢？〇有人问《大学或问》说：且从头逐句去理解，遇到不通的地方再看《章句》或《或问》，那是注脚的注脚，也不必深究。〇学者且去熟读《大学》正文，又仔细看《章句》或《或问》，不要急着看，等到有疑惑的地方，才可以去看。〇有人问：朱敬之有特殊的见闻吗？回答说：平常只是在外面听朋友问答，有时里面也只说我的病痛之处。有一天让我看《大学》，说：我平生的精力都在这本书上，必须先通晓这本书，才可以读书。〇说完《大学启蒙》后，因此说：我一生只看得透这两篇文字，看到了前贤所未能达到的地方，如果上天假以年寿，或许能将许多书逐一看得如此透彻，确实很有功夫。〇有人问赵书记想要将先生的《中庸》解刻版印刷如何？先生说：你回去时麻烦转告，切不可这样做，我为人迟钝，刚看到一点就修改，一年之内改了好几次，不可知，又自嘲说：哪有人这样著书的。〇解释文字最难的是用字，我解释书之所以未定稿，常常更改，只是因为找不到恰好恰当的字，又觉得不妥当，又要改几个字，所以横渠说命辞很难。〇伊川过去教人先看《大学》，那时还没有解说，想必也看得模糊不清，如今看批注，觉得非常清楚了，只在于仔细去看。〇人们只说我不详细解说《大学》等书，让人自己思考，这大错特错，人做学问只争一个肯与不肯罢了，他如果不肯向这里思考，略微也不去致思；如果他肯向这一边思考，自然有味道，越详细越有味道。〇《文集》回复许顺之的信说：“《大学》的说法，近日多有更改，旧说中极其粗陋的地方不少，大抵根本不对，只管妄作，自误误人，深以为可惧。”〇回复吕伯恭的信说：“《中庸章句》一本已呈上。”〇还有一本《详说》，字多未及，其余等以后方便时寄去，有不妥当的地方，一一指出为幸。《大学章句》一并寄去，也有《详说》，以后方便时寄去。〇与张敬夫的信说：“《大学》《中庸》章句，因此略加修定，再抄录呈上，然而觉得其间还有应当删减的地方。”〇回复詹帅的信说：“《中庸》《大学》旧本已收到，两书所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很详细，《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很明确，删去辩论冗说极多，旧本直是见得未真切。”]

夏季四月，再次辞去职名，皇帝允许，仍任直宝文阁，降诏奖谕。

[《文集》辞免状说：右熹四月收到尚书省札子，因熹辞去秘阁修撰恩命，奉圣旨不许辞去，仍按吏部降下的告命一道，授予熹前述职名者，误宠横加，竟超升三级，所有告命不敢接受。《年谱》诏辞说：认为宠幸卿，以爵秩不如保全卿的名节更为美好。于是上表谢恩。〇《文集》《辞免秘阁修撰状》二〇谢恩，依所请仍任直宝文阁及赐诏书奖谕表]

闰五月，因改易政令施恩，转任朝散郎，赐绯衣银鱼。

秋季八月，被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

[《年谱》：诏令疾速赴任，任满前来奏事。先生因江东漕司设在建康，奄竖守行宫，沿袭习惯至与监司帅守互为宾主，故不敢接受。因祖乡田产隶属部内，推辞]

冬季十月，诏令免除回避，疾速赴任，再次推辞。

[《文集》《辞免江东运使状》一状二]

十一月，改任漳州知州，再次推辞不被允许，才接受任命。

[《行状》：改任漳州知州，又两次以病推辞，不许。当时光宗初政，再次被任命，于是于绍熙元年赴任。〇《文集》：《辞免知漳州状》〇《辞免知漳州札子》]

《朱子年谱》卷四 宝应王懋竑撰

光宗绍熙元年庚戌，朱熹六十一岁。夏季四月二十四日，到达郡城。首先颁布礼教。

[《年谱》：漳州素来号称礼教疏远，近年风俗逐渐淡薄。先生因百姓不知礼，甚至有居父母丧而不穿丧服的，首先下达教令，叙述古今礼律以开导晓喻他们，又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仪节张贴以示]

译于是，命令父老解说以训导子弟。当地风俗尤其崇尚佛教，男女聚集在僧舍举行传经法会，女子不嫁的私自建造庵舍居住，（他）全部禁止，风俗大为改变。时常到学校训导诸生，如同在南康时一样。那些到郡斋请教、问难的士人，他接待他们不知疲倦，又挑选品行道义、知廉耻的士人担任学职，作为诸生的表率。郡中原本就发出公文，延请郡士黄知录、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以及淳于永嘉、徐寓八人入学。然而张教授与旧职事阻挠，至此先生命令学僚属，又有请求保留旧有官学正、有司只得守法进言的人不止。先生变了脸色，严厉地说道：“郡守以秉承教化、宣扬德行为职责，不以簿籍文书、财计狱讼为事务。我刚到这里时，不知道人物贤能与否、风俗厚薄如何，如今已经九月了，才得知学校衰败，于是想要留意学校，所以采访乡评舆论，延请黄知录，因为他有恬淡退让的节操，想让他表率诸生，又延请前辈士人一同作为表率，想让邦国士子知道趋向与背离，稍微懂得行善的方法，与一邦之人共同趋向士君子的境界，以体现朝廷教养成就人才的用意。没想到做事没有响应，弄得连教授都无法合作。受朝廷之命在一邦分教，其责任不算不重，应当自行遵守规矩，如今却容许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在学中枉请官钱，都不像学校的样子。士人首先要懂得廉退的节操。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如果寡廉鲜耻，即使能文又有什么用？我虽然不才，也深感为诸君感到羞耻。”〇先生熟闻知录赵师虙的为人，试用他处理政事，又得到证实，于是首先举荐他。他的评语说：“行为深厚醇正，持心明察宽恕，听闻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〇道我在漳州初到时，教习诸军弓射等事，没有一人能胜任。之后将许多军分为三番，每日轮番进入校场挽弓，及格的有赏，不及格的留下只管挽射，及格则停止，始终不及格则罢免。两个月之间，大家迅速都会了，射及上等的也很多，后来多留刺以填补缺额。那些老弱不能胜任的一并退罢。〇我担任太守，一日受理词诉，一日着令到任，按说是第九日，也有词讼，我却罢了。这日的词讼，明日是休日，今日便清理起来。一旬之内有未完结的，一齐都要完结。大抵做官，必须是自己家常闲，吏胥常忙，才行。如果自己也被文书丛杂所困，找不到头绪，吏胥便来作弊。做官必须建立纲纪，纲纪既立，自然都无事。

译上奏免除所属各县的上级供应，停止征收茶税钱，以及减免本州没有定额的经总制钱，总共一万多缗。

《奏状》说：“将各州县所认定的折茶钱，停止征收荔枝、龙眼干钱，承担丰国监铸造不足所需的铅本钱七千六十四贯，以及近年增加的经总制无定额钱四千七百五十四贯，全部予以减免。行状上奏免除所属各县无名赋税七百万，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〇《文集》乞求减免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

将经界事宜的条陈上呈各主管部门

[年谱起初，先生任同安县主簿时，就已知道不推行经界的危害。等到改任临漳县，恰逢有臣僚上奏请求在泉州、漳州、汀州三州推行经界，诏令监司详细列举利害上报。监司将此事下达给州府，先生到任后，恰好与初衷相合，便加以访问调查，探究细微之处直至彻底弄清，甚至丈量计算的方法，也完全掌握了其要领。于是详细上呈各主管部门：关于推行经界与否的利害一条，关于经界详略的利害一条，又得到必定可行的方法三条，以及担心无法推行的顾虑一条。大抵是说田税公平则对公私都有利，否则就是危害。推行得详细则足以成为确定的法则，推行得粗略则正好滋生日后的弊端。所以派遣官员设立局所，丈量步亩，编造图帐，这三者都是必定可行的，而且对这三者又分别条陈其便利之处，使之不扰民而能办成。只是此法推行，贫民下户虽然非常高兴，但豪民猾吏都不乐意。高兴的都是一些困苦单弱无能的人，所以虽然有恳切诚意却不能自己表达。不乐意的都是一些才力辩智有余的人，所以他们心中虽然实际是私意，却善于用言辞迷惑众人，恐吓胁迫上下，务必达成其私欲。而贤士大夫中喜欢安静、厌恶纷扰的人，又或许不能深入察知情势，望风退缩，照例说不可推行的话来助长他们的声势。这确实不能没有难以推行的趋势]

诏令考察漳州，先行推行经界。秋八月，上呈经界状。

[奏状说：奉尚书省文书，现在臣考察漳州，先行推行经界一事，必须条陈上奏。一、推行经界，最紧急的事务，在于推举选择官吏，请求朝廷先令监司一员主管此事，让他选择一郡的守臣，淘汰那些昏庸谬误、疲软无力、不能胜任事务的人，而让郡守考察其所属县令，如果县令不能胜任，则从现任官员中选择；如果还不能胜任，则从其他官员中选择。一州不够，则从一路中选取；现任官员不够，则从卸任待缺的人中选取，都委托守臣考察申报差遣，只以措置经界为名，使他们在开始时审慎思考熟虑，而在结束时委任责成。事情完毕后，酌情加以表彰奖赏。一、经界之法，丈量一事，最耗费功力，而折算计算的方法，又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本州已派人到邻近已推行经界的州县，取回绍兴年间施行的事目，并招募本州旧时曾经奉行、谙熟算法的人，选择将来可委托的官吏，每日研究，听候指挥。只是绍熙年间户部下发的丈量编算格式印本，未见全文，请求查照户部根检誊录校对后下发。一、图帐之法，始于一保，凡是山川道路、人户田宅顷亩的宽窄、水土的高低，当众共同确定，各得其真实情况。十个保合成一个都，各都合为一个县，那么其图帐只取大界总数即可，不必再为各保、各都分别编制。现在只让役户制作草图、草帐，而官府提供纸张雇佣工匠，来制作正图、正帐，专门委托守倅及所派官员，会计费用多少，上呈漕宪，从本州上供钱内截留拨付应副，那么大利可成，而百姓也不至于烦扰耗费了。一、绍兴经界丈量完毕后，随亩均产，而其产钱不允许跨乡。现在担心各乡产钱祖额本来已有轻重，虽然一番丈量编算，却不足以革除其本来轻重不均的弊端，请求特许产钱跨乡，通县均摊，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实在便利。一、本州民间田地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校田、有常平租课田，名目不一，而其所纳税租轻重也各不相同，奸民猾吏借此作奸犯科。为今之计，尽去这些名目，只将现有田土丈量步亩，一概均产，每田一亩，按九等高低定计产钱几文，而总计一州各色租税钱米的数量。再以产钱为基数，另定等级标准，一律均摊。每产一文，纳钱若干，米只在一仓受纳，钱也在一库交收。再以到官的数量，照原分数分隶，逐步拨入各色仓库。除每年二税造簿之外，逢辰戌丑未年，各县令各乡各造一簿，开列本乡所管田数四至步亩等级，各注某人管业。有典卖的则说：“原系某人管业，某年典卖，某人现在管业。”然后在后项通结，逐一开列某人田若干，产钱若干，使其首尾相互照应。又造合县总簿一扇，汇总各簿通结，逐户田若干亩，产钱若干。其有田业散在各乡的，则就烟火之地分开排总结，并随秋料税簿送州盖印，下县知佐通行收掌。人户遇有交易，即将契书及两家的砧

译朱熹认为，如果按照乡县簿籍核对并批注勘定，那么土地图册就能确定，百姓的产业也就有了常法。又有一本提到，本州还有大量荒废的寺院田产，如今并没有僧人住持，田地被人侵占流失，税赋损失不少。请求特别下达指令，允许本州招募人出实价购买，这不仅能使田产一时有所归属，也能避免日后官府税赋因循流失，而且符合韩愈所说的“让僧人还俗，让寺院房屋成为民居”的意思。

《文集》中给留丞相的信中说：“恭敬奉行圣旨，考察经界利弊，这都是一郡长久的利害关系，而经界尤其是利害重大的事。因此我不避僭越轻率，极力竭尽言辞，不敢稍有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意思。退下来后详细研究巨细本末，不敢不尽力规划谋划。大概已经完成十分之八九了。”

我的本意没有别的，大概是因为本州田税不均，隐瞒漏报的官物动辄以万计，公私田土都被豪强大族用假名冒占，而小民产业失去却税赋仍在，或者还要承受分摊寄生的租税，困苦狼狈，无处筹款。州县既然失去了正常的收入，于是多方谋划，索取那些不该索取的财物，以满足年度开支，比如各县的科罚、州郡的卖盐就是如此。上下违法，不能互相纠正，穷苦百姓受害，有让人不忍听闻的情况。我自从到任，曾经反复讨论，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但核实郡县收入支出，才知道如果不实行经界，实在没有下手的地方。所以此前上奏，希望趁着秋冬之交，早日赐令施行。

私下听说朝廷有意施行，也有表面装作两可而暗中极力阻挠的人。如今已近冬至，再过五十天，就是新春。即使马上蒙恩施行，也没有时间可以办妥了。

《语录》说：经界即使实行，怎么能够完全没有弊端？只是十分弊端，必须革除九分半，剩下的只有一分半而已。现在的人却情愿承受这十分重的弊端压在头上，都不管。等到才有一人着手处理，就去搜剔那一分半的弊端，挑剔它认为绝对不可行。就像被人少了一百贯一千贯，却不管；等到被人少了一百钱一千钱，反而要去计较。现在的人都是这种见识。如今明明有个天下国家，没有一个人肯把它当作自家的事来看。

〇《文集》经界申诸司状〇再申诸司状 〇条奏经界状]

译九月，上奏弹劾黄岌的罪状。

[奏状说：县官黄岌怠慢失职，专门营谋私利，不把国家养兵捕盗的事放在心上。当地军队的月粮不按时交纳，致使一寨土兵饥饿狼狈，这实在不是小事，确实难以让他留任。在他任职的本州，于是将黄岌与龙岩县主簿对调。已经申报尚书省及各相关部门知晓完毕，希望得到圣上的决断，对黄岌从重处罚，以此作为官吏怠慢法令、废弃职守、不体恤军民的警戒。〇《文集》按：黄岌弹劾状]

冬十月，因为地震以及脚病，不能前往参加赐宴，自我弹劾，并请求奉祠，未被允许。

[行状说：朝廷议论想要推行泉州、漳州、汀州三州的经界法，先生起初任同安知县时，就已经知道不推行经界法的危害，到这时访查事宜，挑选人才，以至于丈量土地的方法，都洞悉本末，于是上疏陈述此事。大概经界法推行后，能平息争端、停止诉讼，对百姓大有利，但侵占田地、隐瞒赋税、侵吞掠夺贫弱者的人感到不便。等到详细宣扬皇上的恩德，在通衢大道张贴榜文，那么当地百姓欢欣鼓舞，而寓居当地的公卿豪强果然提出异议来阻挠，于是借地震和脚病不赴赐宴，自我弹劾。《文集》与留丞相的信中说：“九月中州境内屡次发生地震的异象，还没来得及自我弹劾上报，而旧病发作，蔓延到双脚，疼痛呻吟难以忍受，以至于满散赐宴那天，不能稍微表达臣子归美报上的诚意。”〇又所请求罢免无额度的科茶钱、经总制钱之类，长久没有得到批准，经界法听说也有表面模棱两可而暗中极力阻挠的人，至于弹劾弛慢不敬的官吏，各相关部门又不主持公道，甚至有已经进行查勘却无故自行引退的。像这样，让熹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官吏百姓，已经上奏请求罢黜，并借此向执事者私下倾诉心腹，希望稍微给予怜悯，再次得以奉祠，那就是千万倍的幸运了]

在郡中刊刻四经四子书

[年谱：壬辰年，奉告先圣，各自为之解说，附在后面，以晓谕当世的学者。《文集》：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易》《诗》《书》，世传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生口传《书》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髙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诂》《梓材》《召诰》《洛诂》《多士》《无逸》《君奂》《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诂》《秦诂》。孔子壁中《书》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臣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问命》。将伏生《书》中的四篇分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盘庚》中》《盘庚》下》《康王之诰》以及序一篇，合起来共五十九篇。等到安国作传，于是引用序文冠于篇首，而定为五十八篇。现在世间流行的公私版本就是这样。然而汉儒认为伏生的书是今文，而称安国的书是古文。以现在考证来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而平易。有人认为是今文从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出错，那么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都已经如此。有人认为是记录的真实言语难工巧，而润色的雅词易好，那么暗诵的人不应偏偏得到难的部分，而考文的人反而专门得到易的部分。这些都是不可知的。至于各篇序文，有的与经文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的序又绝不像西汉的文字，也都可疑。唯独各篇序文原本不在经文之前，则依靠安国的序文而可见。所以现在另定此本，一以各篇本文作为经文，而复合序文于后，使阅览者得以见到圣经的旧貌，而不混乱于诸儒的说法。又论述其不可知的原因如此，使读者姑且致力于沉潜反复于其易的部分，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难的部分。绍熙庚戌十月〇《春秋》。熹的先父喜好《左氏书》，每晚阅读，必定读完一卷才就寝，所以熹自幼未受学时已经耳熟能详。等到长大，稍微跟随各位先生长者询问《春秋》义例，当时也窥见其一二大者，而终究不能在心里自信，因此未曾敢轻易措词于其间，而唯独在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有所感触。近来在郡库刊刻《易》《诗》《书》，《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贬斥《诗》《书》的序，置于经后，以晓谕当世，使得复见古书的旧貌，而不禁锢于后世诸儒的说法。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唯独念及《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于是又取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追随三经之后。其《公》《谷》二

译经文之所以存在差异，大多是因为人名、地名不同，并不涉及核心大义，所以无法全部详列。将来如果有能效仿吕公的方法，为三经作音韵训诂的人，或许还能成全我的志向吧。

在临漳刊刻四子书时，我想到圣人创作经典，是为了告诫后世，希望读者诵读其文字，思考其义理，从而知晓事理的本然状态，洞察道义的整体，并亲身努力践行，以进入圣贤的境界。圣人的言语虽然简约，但天下的事理，无论幽深显浅、宏大细微，没有不涵盖在内的。想要追求道义以修养德行的人，除了研读这些经典，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心了。

然而，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讲解诵读的传统失传，从象数、名物、训诂、凡例等方面来看，即使是资深博学的老儒尚且有不能知晓的地方，何况是新进之学的年轻人，突然去阅读这些经典，又怎么能立刻把握其大旨和归宿呢？

所以河南程夫子教导人，一定先让他们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些言论上下功夫，然后才涉及六经。大概是因为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由小到大这种次序，本来就是这样，不可打乱。

所以现在刊刻四部古经，并进而刊刻这四部书，是为了确立先后次序，并且考证旧有的传闻，为它们作音韵训诂，以便读者观览。又全部著录程子涉及这些内容的言论，附在后面，以展示阅读的方法，让学者得以阅览。

我还曾妄自认为，《中庸》虽然是七篇的源头，但读者如果不先读《孟子》而直接去读《中庸》，那就不是循序渐进进入道义的方法。因此我私下将这些看法一并记录在这里。

绍熙改元腊月〇《文集》刊刻四经完成，告祭先圣文〇年谱根据语录记载说：“我如今才真正明白圣人的一言一字都不欺骗我，直到今年六十一岁才领悟到这样的境地。”又说：“熹觉得今年才没有疑惑。”〇“我当初讲学，哪里想到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幸好上天借给我寿命，许多道理都在这里，今年颇觉胜过去年，去年胜过前年。”〇“先生教导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进入道义的次序，然后才涉及其他经典，认为如果不先读《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从而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之处；如果不参证《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从而穷极《中庸》的宗旨意趣。然而如果不能在《中庸》中达到极致，又凭什么建立根本、治理常道，从而阅读天下的书籍、议论天下的事务呢？在读书方面，一定让他们辨别音韵训释，校正章节句读，玩味其言辞，探求其善处，深入钻研以探究那些难以知晓的地方，平心静气以验证自己所得。然而对于修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自欺，谨守慎独的告诫，未曾不多次强调。”

译列上释奠礼仪

[年谱记载：此前，南康府依据礼部符牒下达政和五礼祭祀仪式，其中内容尚不详尽完备。又朝廷编类臣民礼仪，刻版颁降，也恐怕有未详尽完备之处，请求增修。此事尚未施行，至此再次列上释奠礼仪数事，并移书礼官，才得以颇为探究。于是淳熙年间所刻的版已不复存在，后来在老吏家中得到。又因议论不一，过了两年才定议，获准施行。而主持此事的人恰好调任他官，于是搁置不下。〇别集：申礼部检状］

十一月，诏令先将漳州经界措施施行。

[申状说：尚书省十二月二日札子，福建转运、提刑、提举司奏报，相度到泉、漳、汀三州经界之事。十一月二十六日降下指挥，先将漳州措施施行。行状记载冬有旨意，先行漳州经界。南方春早，事情已来不及。明年恰逢有嗣子之丧，再次请求奉祠。其后经界之事最终被罢止。语录问：“欲行经界本末说：原本有一位姓唐的官员，上殿论及此事，随即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漳州认为可行，而泉州颜尚书持两可之说，致使朝廷犹豫不决。却是因黄伯耆再次论奏，如其所请，实时付出。三省宰执奏请，又停止，且仅在漳州施行］

二年，辛亥，六十二岁。春，正月，申报转运司经界之事，请求等候冬季丈量。

[申状说：正月九日准省札，十一月降下指挥，先将漳州经界措施施行。熹自去年多次申请，想要于秋收之后即便丈量，春耕之前依次完毕。目前虽是正月中，然而闽南地暖，刚到冬春之交，民间已是耕犁。若此时施行，不仅有妨农务，而且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泞，恐怕也难以如期完毕。希望使司详酌其宜，特赐敷奏，允许等到七月一日方才差遣，十月一日然后丈量。文集与留丞相札子说：经界已被漕司檄文，闻命之日已是正初，农事方兴，不容着手。已申报漕司，请求等候十月一日丈量。那些应预先措施的事件，则目前不停施行讲究，令更加精审以等待及期而行。但此事之行，虽是细民之所愿欲，而豪家右族倚仗势力兼并者，厌恶其害己，无不阴谋诡计，思有以动摇。不知这八九月之间事体又复何如？更希望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终惠此邦之人，而不随于腾口闲说之计，则如熹等辈尚得以效奔走而侥幸于有成。如其不然，则当以微罪自劫而归，不敢游丞相陶钧之内矣。年谱记载：宰相留正，是泉州人。其同乡多以为不可行，先生与书再三切言。有旨先行漳州经界而已是春初事已无及。二月，先生以子丧乞祠离郡。冬十月，漳州进士吴禹圭诉讼其扰民，诏令寝其事，而三州经界最终不行］

奏请褒奖东溪高公登直节

[年谱］《高东溪先生》名登，漳浦人，任古县令，因直言忤逆秦桧，削官徙容州，死。郡学中旧有祠，先生为之记。至此奏请于朝，昭雪褒赠，以旌奖其直节。〇《文集》与留丞相书信说：“高古县特蒙主张，得被仁圣漏泉之恩泽。九原忠愤，一旦获伸。丞相之所以褒显忠直、摈抑奸谀之意，不仅施于今日，周行之间所劝勉者多矣。”〇《文集》乞褒录高登状］

二月以嗣子丧请祠

[年谱记载：正月癸酉，长子塾卒于婺州。消息至，即以继体服斩衰，乞祠归治丧葬］

奏荐知龙溪县翁德广

[奏状言：德广天资刚直，才气老成，不追求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恳恳爱民之实。考察其施为，庶几乎古之循吏，希望圣慈，特与升擢差遣，作为官吏勤事爱民之劝勉。文集与留丞相书信说：“龙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盖不及此。”〇文集荐知龙溪县翁德广状］

三月，复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官。

[行状记载：属有嗣子之丧，再请奉祠，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官。语录记载：先生以丧嫡子乞祠，甚坚。当路者又以经界一奏先生持之力，虽已报行，而终以不便于己为病。幸其有是请也，即刻启奏从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辞职名

[年谱］先生去郡，即辞免职名。盖孝宗初政，尝申此命，力辞得请。已降褒诏，难以复受，故再辞。〇先生在临漳，仅及一期。以南方边鄙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始虽有欣然慕之者，而亦有愕然疑之、哗然毁之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肃然以定。同僚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改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平时习佛为传

译凡是参加经礼塔朝岳大会的人，到处都为之屏住呼吸。平时那些附鬼作妖、在街市上游荡、在里巷中抢劫的人，也都互相看着收敛了行径，不敢轻易动手。那些出身良家却出家为尼的女子，各自关闭精舍，有的甚至恢复了世俗的常态。四境之内那些像狗一样偷窃的百姓，也望风逃遁，重新改过从事正当的生计。到了这个时候，恰逢大会如期举行，大家正得以安享太平，先生的教化刚刚显现，先生却去世了，这难道不是令人深感遗憾吗？〇《文集》辞免秘阁修撰奏状一

译五月，返回途中在建阳停留，寓居在同由桥。

《文集》中给留丞相的信说：“我在四月二十六日卸任郡守职务，过了三天从临漳出发，五月二十四日于是抵达建阳。”〇回复吴伯丰的信说：“这里寓居靠近集市，应酬人事比在山里加倍繁多，现在不再适合归隐。五夫那边正在谋求定居，已经买下了别人的旧屋，明年可以搬移。目前暂且搭建一个小书楼，再过十天半月就可以完工了。”

秋天七月，再次辞去官职，未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

《文集》中辞去秘阁修撰的奏状二篇。

九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推辞未被允许。冬天十二月，再次推辞，因为经界法未能推行，自我弹劾。

《文集》中辞去湖南运使的奏状一篇、二篇〇《文集》中给留丞相的信说：承蒙垂示教诲，深深以士大夫结党营私为祸患，这是古今的通病，确实是上位者应当痛恨的。然而我曾经说，朋党的祸害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古代厌恶朋党想要铲除它的人，往往导致国家灭亡，大概是因为不考察他们的贤愚忠邪，只是一味地致力于铲除朋党，那么那些善于为自己谋划的小人，必定会有办法掩盖自己的行迹，而君子秉持公心正道，没有回旋余地，往往反而被他们排挤，而被视为朋党。汉朝、唐朝以及绍圣年间的事情，距今并不遥远。我虽然极其愚笨，拜读丞相赐予的书信，知道丞相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心，没有一字一句不是出于至诚恻隐，这也是天下贤人君子争相愿意追随的原因。但我不能不担心朋党的问题，我恐怕丞相或许没有深深以辨别天下贤愚忠邪为己任，因此上位者向君主进言时，未能使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分明无疑，下位者在进退赏罚上，未能有办法使天下人心信服，安慰天下人的期望，而阴险邪恶、谗言贼害之人常常反而有侵凌冒犯的气势。闭门自守，孤立无朋，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行为；延纳贤能，罢黜奸险，联合天下人来成就天下的大事，这是宰相的职责。何必一定认为没有朋党的是对的，而有朋党的是错的呢？以丞相今天所处的地位，没有朋党倒是没有朋党了，但如果使小人的道术日益增长，君子的道术日益消减，天下的忧虑将有说不尽的，那么丞相怎么能推卸责任呢？我不胜愚者的忧虑，希望丞相首先以辨别贤愚忠邪为己任，如果确实是贤良忠贞的，就明显地提拔他们，只怕他们的朋党不够众多，没有人与共同图谋天下大事；如果确实是奸邪的，就明显地罢黜他们，只怕清除得不干净，从而损害我们任用贤才的功效。不仅不痛恨君子结为朋党，而且不畏惧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党；不仅不畏惧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党，甚至还将引导君主成为他们的朋党也不畏惧。这样，那么天下的大事大概就有希望了吧？前年驱逐两位谏官，去年驱逐一位御史，最近听说又驱逐一位谏官了。上下不沟通，天下将至于没有国家，丞相不担心这个，却担心士大夫结党，这也太错误了。〇又给留丞相的信说：我又听说，天下的事势有消长、主客的不同，用《易经》来说，当阳气回复而增长时，一阳在下为主，而五阴不能遏制它；当阳气相遇而消减时，五龙在上矫健，却不足以抵挡一阴。瘦猪蹒跚的卦象，非常可怕。丞相观察今天的形势，谁是主而正在增长？谁是客而正在消减？谁能控制别人，谁被别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急切地寻求天下的贤才，来辅助自己，使他们交替进入，每日陈述安危治乱的明确警戒，以开启君主的心，排斥抑制阴邪，不让主势稍微倾斜而陷入他们的朋党，还担心迟到而来不及。对于事情不精通而难免有失误，又何必急于担忧区分得太厉害，而成为日后的祸患呢？〇又给留丞相的信说：“希望丞相深入观察《大易》中阴阳消长、否泰往来的变化，谨慎考察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公正地进退他们，不要被调和折中的说法所误导。使忠言每日被听到，圣德日益更新，而天下的人真正享受富寿康宁的福气，朝廷之上真正见到平平荡荡的风气，那么衰病的身躯老死在山野，也没有遗憾了。如果对忠邪的区别考察得不明白，对消长的警戒相信得不坚定，而又以个人利害的私心夹杂其间，那么现在所谓的持平，这正是深深助长小人的势力，成为君子的祸患。将会看到他们的朋党日益严重，我们的势力日益孤立，天下的大事将有不可为的时候。丞相虽然想保全自身而退隐，穷尽胜事而享受清闲时光，也不能推卸后世良史的责任。”我不胜感激恩德至极，冒昧地再次陈述，恳请宽恕我的狂妄，而采纳我千虑中的一得之见。

这一年与永嘉的陈君举讨论学问。

《年谱》。先生往年听说永嘉的陈傅良字君举曾经有诗说，写信询问他。到了这时，他派信来回复，说：“来信征询诗说，近年来有时与士友谈论，未曾落笔。我的见解是想用雅颂的音乐、箫勺的乐声来消除众人的邪恶，将训诂章句交给学生们。又说二十年间见闻异同，无处请教，想写信叩问。想到长者前有与长乐派的争论，后有与临川派的辩论。至于与永康派的往来，动辄数千言，互相切磋，未见其益处，而学者反而互相夸耀迎合，逐渐失去本旨。大概刻画得太精细，颇伤简易，矜持得太厉害，反而涉及吝啬骄傲。因此更加觉得书信……”

译不能表达清楚，必须请求见面，探究这其中的曲折罢了。」先生回答说：「我曾经说，人做学问，如果从平实的地方用工夫，循序渐进地加功，那么眼前虽然看不到每天计算的益处，但积累的工夫渐渐显露头绪，自然不假借刻意雕琢，不等待用力支撑，而圣贤的心、义理的实质，必定都能见到确实而不可改变的地方。至于讲论的时候，心就是口，口就是心，哪里容许另生计较、模棱两可、迁就迎合，作为迎合世俗、自图方便的计策呢？现在的人做学问，既然已经过高而伤害了巧诈，所以他们的言论常常达到模棱两可、迁就迎合而没有分别的地步。大概他们胸中不能没有细微的疑惑，有导致这样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过错的缘故，而后在言辞上诡辩。像我朱熹这样愚钝的人，自信已经坚定，以前的辩驳虽然到了遭受谗言、招致侮辱的地步，但到了今天，这颗心耿耿，还遗憾那些话没有说完，不足以畅达彼此的心怀、会合异同的旨趣，而不敢认为后悔。不知道高明的人怎么教导我？只希望尽情说话没有隐瞒，让我能够反复推究那些说法，千万感激不尽。年老多病、幽居忧思，死亡没有日子，想到这件大事，不是一个人的私说、一时的浅见，而最终没有当面写下的日期，所以冒昧地表达愚诚，迎风引颈，不胜驰情。」文集又给陈君举的信说：「前信所叩问的，没有蒙受开示。然而愚诚不能尽数在言语中表达的，也很多，常常遗憾没有缘由得以倾吐，来求得刻切的教诲。近来曹器之来访，才得以为他说明曲折，估计他再次前往函丈，必定会披露，敢乞求高明稍微垂采解释那些没有明白的地方，痛加抨击，或许有以得到真正的归宿，上不失历代圣贤传授的道统，下使天下从事道术的人得以定于一，不是小事。只希望执事考虑这件事。」语录君举得到信说：「更希望用雅颂的声音消解群小，首章的训诂交给诸生。问他什么是雅？」颂的声音，现在只有雅颂的词语在，更没有理会。又去哪里找雅颂的声音，便都只是瞒人。又说，我前次不该与林黄中、陆子静等人辩驳，认为相互诘难，终究没有深益。大概刻画太精细，颇伤易简，矜持太甚，反而涉及吝骄。不知道再怎么样才是深益？如果孟子辟杨墨，只得像这样辟他。他说刻画太精细，便只是我不该说得太分晓，不似他只像这样含糊。他是理会不得，被众人拥从，又不肯说我不识，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干脆开口道只这个是甚物事，又只像这样含糊了。又说，他那得似子静？子静却是见得一个道理，却成一部禅。他和禅也识不得。」〇现在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有头尾，又不及金溪。大抵都说一些〇话，终不说破是个什么，然而都以道义先觉自处，以此传授。君举到了湘中，一装扮尽，南轩门人胡季随也从他问学。我向来见季随，固知他不能自立，他胸中自空空无主人，所以谗言听到他人的说法便动。」〇文集答叶正则信说：「向来相见的时间很浅，而承蒙相与的情意很深。中间寓舍并坐移晷，观察左右的意思，若想要有所言，而最终嗫嚅不能出口。前信疏往来虽然少见锋颖，但也未能彼此倾吐，来求得实是的归宿。只见士子传诵所著书及答问书信类，多笼罩包藏的话。不仅他人所不解意的，左右也自未能晓然于心而无所疑。世衰道微，以学为讳，上下相徇，识见议论日益卑下。他们既不足言了，而我们党做学问的，又都草率苟简，未曾略识道义规模、工夫次第，便以自己的见解抟量凑合，撰出一般说话，高自标置，下视古人。等到考察其实，则全是含糊影响的话，不敢分明道着实处。私下料想他们的心，岂无所凝？只是已经作如此声势，不可再说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瞒，强作支撑，只要这样含糊将去。究竟成就得什么事业？未论后世，只今日旁观便须有人识破，未论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稳呢？如来信所谓「在荆州无事看佛书」，才知道世外瑰奇之说，本不能与治道相乱，所以参杂辩争，也是读者不深考罢了，这殊可骇。不谓正则乃作这样的话。中间得到君举信，也深以讲究辩切为不然。这大概无他，只是自家不曾见得亲切端的，不容有毫厘之差的地方，故作此见罢了。想要会面，相与剧谈，庶几彼此尽情吐露。

译没有别的话，因此写信随意再说一句，不知道明白的人认为怎么样？然而不要给别人看，恐怕又会引起纷扰，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〇答复项平父的信中说：中间收到叶正则的信，也正好像这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却把自己摆得很高，不知道自己浅薄鄙陋，实在可怜可悯。写信告诉他，很久没有回信，恐怕他未必能承受这逆耳忠言。〇语录：陆子静分明是禅，但却成了一个行户，尚且有个依据的地方。像叶正则所说，只是教人全都弄不明白。曾经收到他一封信，说世间有一种魁伟的道理，自然不扰乱三纲五常。既然说不扰乱三纲五常，又说另外是一个魁伟的道理，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也是胡言乱语，他不点破，笼统地这样说以欺骗人。等到人们理解明白了，都看不到效果，这时他又说“你是没有领悟到这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的话最误导人。世间糊涂的人被他蒙骗，自己却不知道。〇叶正则说话只是凭空捏造，看他的进卷就可以知道大概。〇叶正则写文章议论事情，完全不知道一些切实的利害关系，只是空泛地议论

译宋光宗绍熙三年壬子，朱熹六十三岁。春季二月，朝廷下旨催促他赴任，他再次推辞，并请求补授祠禄官职，朝廷准许了。

[年谱记载：朝廷诏令在漳州推行经界法，议论实行已经很久，湖南的使节事务与之无关，可以迅速赴任。先生仍然请求补授祠禄官职，于是朝廷准许了。〇文集：《辞免湖南运使状》二篇]

开始在福建建阳的考亭建造房屋。

[年谱记载：在此之前，朱熹的父亲韦斋曾经到过那里，喜爱此地，在日记中写道：“考亭的溪山清幽深邃，可以在此定居。”至此终于实现了韦斋的遗愿，迁居于此。六月房屋落成，便居住下来。〇文集《告家庙文》中说：“熹因罪祸及身，幼年失去父亲，只遵奉遗训，前往依附诸位刘姓亲属。选择葬地和居所，也已经多年，时移事改，生死未安。于是眷顾这个地方，这确实是父亲曾经喜爱赞赏并想定居的地方。现在既然安定了宅第，冒昧地虔诚禀告，以安抚祖先的英灵。]

冬季十二月，被任命为静江府知府、广南西路经界安抚使，朱熹推辞。

[文集《与留丞相札子》中说：“春季蒙受恩宠，得以安享祠禄之职，感激戴德之情难以言表。如今不到一年，又叨承任命，托付一路军民的重任。这大概是某官爱惜人才，不忍心让我终身被弃置在无用之地，所以推及于我。而熹衰老多病日益严重，精神日益耗损，自度实在难以冒然接受，以致耽误使令之意。已经具状辞免，希望钧慈特别允许，让我在终满现在的祠禄任期之后，再听候指挥。”〇文集《辞免知静江府状》一篇]

这一年，《孟子要略》编成。

[语录记载：敬之问看《要略》，见先生所说的孟子，都归结于仁义，如说“信反”以后各处，都是如此。先生说：是他看得这道理通透，看到里面本来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个仁义，等到说出来，都离不了这个，不是要刻意安排如此。〇因为整理《要略》，说孟子阐发的许多道理，都尽在于此，此外更没有别的方法，思维这个，先从性来看，把这个事物看破了，然后看入里面去，终究不很费力。要知道虽然有这几十条，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不得不与他理会，等到做工夫时，却用不着这么多，难得有勇猛的人，直截了当地便做将去。〇敬之问《要略》不取杞柳一章，说：此章自己分明，无可玩索，不用人也可以，却是“生之谓性”一段难懂，说得来反而恐混淆不清，所以不编入。〇问孟子首章，先剖析天理人欲，让人明白其起始之意很明确，先生所编《要略》却是要从源头说起，所以不同。说：我先前编此书，现在看来也不必只在孟子这里就直截了当地示人，自然是好了]

绍熙四年癸丑，朱熹六十四岁。春季，正月，朝廷下旨催促他赴任，再次推辞。

[《辞免状》二中说：“右熹正月二十三日准正月七日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静江府知府恩命。正月六日奉圣旨不许辞，依照已降下的命令迅速赴任。熹前状所陈述的委曲详尽，没想到未蒙照察，申命更加严厉。因此冒死再次陈述。伏惟朝廷再为开陈，收回错误的恩命，恢复旧职，不胜祈恳激切之至。”〇文集《辞免知静江府状》二篇]

二月被差遣主管南京鸿庆宫。

冬季十二月，被任命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朱熹推辞。

[年谱或传记载：这年冬天，使者从金国回来，敌人问南朝朱先生在哪里？回答说已经被提拔任用，回去禀告庙堂，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先生认为辞远就近，并非没有嫌疑，极力推辞。〇告辞说：“十国为连师帅，是寄托。况且长沙占据湖湘上游，赐履之地很广，视邦选侯尤其艰难。那个人因为你学问古雅纯粹深厚，风节峻特，可以做世人的老师；仁心仁闻，威惠孚洽，可以做世人的统帅。兼具这两者，前往镇守藩方，声望所加，列城耸服。儒家先贤相望，士气正振。你替我教化楚地风俗，虽然安定尚有凋敝，你替我安抚。典刑所在，何必多训？”当时是绍熙四年十二月某日，中书舍人楼钥宣读诏词。文集《与留丞相书》中说：“熹是迂阔鄙儒，多致龃龉。丞相不曾认识我的面目，却在秉政之初，首先提拔任用。到官一年，有请必遂，如褒赠漳甫高公，减免经总制钱之类，都是前日守臣屡次请求而不得的。这是丞相对我了解得不深，而对漳地的士民爱得不厚了。至于经界一事，却独自屡次上奏而不回复。到了实在不得已而表面答应，却又多说疑贰之言，来招致谗贼之口。不到一年而终于罢免，那么熹于是开始怀疑丞相所以了解我的，不如他对乡里小儿了解得深；所以爱漳地士民的，不如他对琐琐姻亲爱得厚。而匹夫之志因此慨然自知决不可以再入丞相之门了。所以湖南、广西再命再辞，大概不仅为了粗伸己志，也希望能暗中解释谢罪临漳千里狼狈失业之民。现在丞相郊居累月，一日来归，又首先以不肖之姓名言于上前，托付以湖南一路之寄。圣主以丞相之言为重，即使出命，君相之恩隆厚]

译像这样，我自然应当努力接受任命，以报答所受的恩遇。但我朱熹私下反复思量，终究因为过去的事情有未能忘怀之处。宰相以得到士人为功劳，礼贤下士为艰难，而士人所坚守的，是以不丧失自己的操守为可贵。如今相公得到士人如此，礼贤下士如此，已经是极大的美善了。如果能再容纳我，使我不丧失所坚守的操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有其宝”，又何必让我改变节操、玷污品行，成为终身的耻辱呢？况且如今的形势，天意虽然好像暂时回转，但恐怕并不稳固；祸患的机兆虽然好像暂时平息，但恐怕并未消除，将来发生的事件，恐怕会有比漳州划定田界更大的了。希望相公深深以过去的事情为警戒，使心地公正，思虑深远，不要让天下比我贤能的士人再次受到刺激而不肯出仕门下，那么我今天的这些话，还算是没有白白报答恩德。《语录》记载，过了甲寅年，先生听到同辈人说，去年金人询问使者南宋的情况，问朱先生的出处如何？使者回报朝廷，因此得到了出任长沙帅的任命。〇《文集·辞免知潭州状》一]

译绍兴五年甲寅，朱熹六十五岁。春季，正月，再次辞官。二月，皇帝下旨催促他赴任。

[年谱记载：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自认为学问不及先生，请求召先生为王府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也为大臣们提及此事。留正说：“我并非不知道朱熹的才能，只是他性格刚直，到了这里恐怕不合时宜，反而会成为累赘。”先生当时正在再次辞官，皇帝下旨说：“长沙是重要的屏障，得到贤才至关重要，前往就职以完成皇命，不要固执谦让，可以按照已下达的指令，迅速赴任。”恰逢洞獠侵扰所属郡县，担心其势力滋长壮大，于是先生接受任命。四月启程。〇文集：辞免知潭州状两篇]

夏季五月五日到达任所。

[年谱记载：在途中停留的地方，老人和小孩搀扶着前来观看，夹道拥挤，几乎无法通行。长沙的士人向来崇尚学问，等到邻近郡县数百里间的学子云集而来，先生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坐席多到无法容纳，溢出到门外，士风民俗欢欣鼓舞。]

洞獠侵扰所属郡县，派遣使者晓谕招降他们。

[年谱记载：猺人蒲来矢在省地作乱，有人推荐军校田升可用。先生召来询问，认为可以招降。约定在某日，如果不俘获蒲来矢前来，将斩首田升。田升随即带领几十人骑马前往，带着几份看似告身的文书，晓谕祸福。蒲来矢高兴听从命令，于是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被俘获带到。官府供给衣冠，援引赦令不予诛杀。]

上奏弹劾将官陆景任。

[奏状说：潭州东南第八将从事郎陆景任患病体弱，不能行走站立，兵官职务难以倚仗，请求改派他担任宫观差遣，另外选拔材勇武略之人前来充任，希望军务不至于废弛。〇文集：奏劾陆景任状]

祭祀南轩张公祠。

[文集：祭张敬夫城南祠文]，〇[祭张敬夫墓文]

修复岳麓书院。

[委任教授的公文说：“本州除了州学之外，又设立岳麓书院。原本是为了有志之士寻求老师、结交朋友，作为优游学习的地方。所以前任主帅忠肃刘公，特意凭借旧基，重建新馆，延请已故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让四方来求学的人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然而近年以来，师道衰微，讲论废止，士气不振，议论的人为此惋惜。我冒昧暂代守职，到任两个月，被文书案牍困扰，未能前往一次。除了已经请到醴陵黎君贡士担任讲书职务，与学录郑贡士共同处理事务外，现在商议另外增设额外学生十名，以安置四方游学之士。他们的廪食供给依照州学的则例，不再补试，听候我考察搜访，直接拨入。凡是让求学的人知道应当致力之处，不仅仅在于小小的课试之间，实在不是小补。牒文通知教授及帖书院照会施行。”年谱记载：先生竭尽全力治理郡务，非常辛劳。夜晚则与诸生讲论，随问随答，毫无疲倦之色。多训诫他们切己务实，不要厌恶卑近而羡慕高远，恳切周到，听到的人深受感动。〇文集：《委任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

申请飞虎军隶属本州节制，获准。

[年谱记载：“申明教令，严厉武备，因为飞虎军人为百姓带来祸害，郡县无法禁止。况且本路没有其他军队，只依靠飞虎军来壮大声势，却遥隶襄阳，很不方便。于是有了这项申请。”〇《文集》：《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

六月，上奏请求放归田里。

[年谱记载：当时，孝宗驾崩，先生哀痛不能自胜。又听说光宗因病不能执丧，朝廷内外动荡不安，更加忧虑恐惧，于是上奏省部请求放归田里。说天下国家之所以长久安宁，只依靠朝廷三纲五常的教化，在上位者建立修明，然后守藩述职的臣子，在下位者禀承宣布，所以内外相互维系，大小顺序井然。即使有强横狡猾奸邪之人，也无法逞其志向而作乱。否则，以一个书生，强行置于数千百里军民之上，他们凭什么依仗而能服众呢？熹虽然极其愚笨，自知甚明，但也粗略窥探过古今治乱安危存亡的变化。确实担心朽钝之余，不堪今日方面大员的寄托。加上近日奉到大行寿皇圣帝遗诰，攀号莫及，迷闷昏绝，自觉精力也难以支撑。希望朝廷特别赐予敷奏，放归田里。行状记载又起草封事，极力陈述父子天性，不应因小嫌废弃常伦，言辞颇为切直。恰逢今上即位，未能呈上。〇文集：《乞放归田里状》]

秋季七月，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召他赴行在，上奏辞谢。

[《宋史·宁宗本纪》记载：七月庚午，召秘阁修撰、知潭州的朱熹到行在。年谱记载：宁宗即位，赵汝愚首先推荐先生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对。先生准备出发且辞谢。在此之前，蜀人黄裳担任嘉邸翊善，善于讲说开导，皇上学问顿进一日，光宗宣谕说：“嘉王进学，都是你的功劳。”黄裳谢恩，于是进言说：“如果想要进德修业，追踪古代先哲君王，那么必须寻找天下第一人才可以。”光宗问：“是谁？”回答说：“朱某。”彭龟年继任宫僚，于是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说：“母亲不可制，应当制其侍御仆从。”皇上问：“这是谁的说法？”回答说：“朱某的说法。”此后每次讲学必问“朱某的说法如何”，大概倾心已久，所以即位之初首先加以召用。]

译〇行状：皇上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过先生的名声，常常遗憾不能得到先生担任本宫的讲官。等到此时，皇上首先召见先生奏报事务。〇文集《辞免召命状》

译建立忠节庙

[年谱记载：东晋王敦作乱时，湘州刺史谯闵王司马承起兵征讨叛贼，未能取胜而死。绍兴初年，金人侵犯边境，通判潭州事务的孟彦卿、赵民彦督率军队迎战，在阵前遇害。城池陷落那天，将军刘玠、兵官赵聿在街巷中与敌人战斗，痛骂贼寇不屈而死。这五人都因忠贞节操死于国事，但此前没有为他们建立庙宇，于是发文给本州，在城隍庙内创立祠堂，塑立这五人的像。又考证谯王的本传，并塑立他的几位参谋像，让他们侍立在左右，各自设立牌位，记录他们的官职姓名，按礼法供奉祭祀。后来赴朝廷奏事，特意向朝廷请求，赐予庙额叫“忠节”。〇文集：乞潭州谯王等庙额的状子]

考订校正释奠礼仪在郡中施行

[年谱记载：先前在漳州任职时，曾条列上奏释奠礼仪，已经分条奏请得到批准施行，却又被搁置没有下达。到了这时，前太常博士詹元善回来担任太常少卿，才重新取来往年所颁布的敕命下发给本郡官吏。文书重复繁冗，几乎无法阅读，并且说：“恰逢有重大典礼，来不及普遍下发给各州。”先生因为被召还朝廷奏事，出发日期已定。又苦于眼病，于是强撑病体亲自钩稽校订，删去杂乱无章的内容，定为几条，附在州府案卷中，让州府移文给学宫、府属各县，并且通报帅司，一并下发给巡抚辖区内的各州，刚刚完成就出发了。不久，詹元善外调，而太常寺也不再下发这些文书给其他州了。〇文集：书释奠申明指挥后]

八月前往行在

[年谱记载：先生行至宜春，门人刘黻拦路请求见面，说：“先生此行，皇上虚心等待，敢问其道以什么为先？”先生说：“今日之事，不做大改变不足以取悦天意，使人心信服。必须有厌恶华丽衣服、微薄饮食、低矮宫室的志向，而不敢以天子的地位为乐，然后才差不多能积累诚意尽孝，默默感通，使天与人和谐一致，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件事重大且责任沉重，从辅佐赞成的功劳来说，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从启发开导的道理来说，也不是我敢担当的。然而天下没有不可作为的时候，君主没有不可进献的善道。以天子的命令召见藩臣，应当不等车马驾好就前往。我只知道竭尽我的诚意，用尽我的力量罢了。除此之外不是我所能预料的。]

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再次辞谢不被允许，仍然催促前来供职。

[《宋史·宁宗本纪》记载：八月癸巳日，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年谱记载：先生辞谢奏事之命，两旬没有回复，于是向东归去。途中忽然被任命，认为这是越级破格的提拔，难以接受，请求以原官职奉祠。辞谢了两次，并且说：陛下即位之初，正打算革新各项政务，所应当爱惜名器，不可轻易授予他人。如果使侥幸之门一旦打开，岂能再堵塞？至于广泛延请儒臣，专心讲学，大概是想求得深得皇上的欢心，作为建立极则、引导百姓的根本；思考如何大力整顿朝纲，作为防微杜渐、深谋远虑的图谋。顾问之臣，实在有助于辅佐培养，用人若有失误，关系并非轻微。大概先生在途中，听说南内朝礼尚缺，近侍已有用事者，所以预先有这些话。〇告词说：朕初承大统，无暇他图，首先开辟经筵，详细延请学士。眷顾儒宗在外，颁发召节以催促归来，直接登上从班，以重视吾道。具位朱熹，阐发六经的蕴义，穷究百家的源头。其在两朝，并非没有任用。至今四海，仍认为多有奇才。提拔他到次对之班，安置在迩英之列。如同程颐在元佑年间，如同尹焞在绍兴年间，辅助我尊德乐义的诚意，研究你正心诚意的学说，岂止慰满士人的议论，且将增益于朕自身。并非不知道政教正在施行，师垣有所依赖。试着望之于冯翊，不如安置在本朝。召贾谊于长沙，自当接以前席。慰藉这渴想的念头，望你迅速驱车。时绍熙五年八月某日，黄繇。《行词文集》奏状二说：臣昨日辞谢召命，已被病速前来供职的指挥。这次祈免，诏除又奉不允之诏，不敢再有滞留，现已一面起离信州，前路听候处分。〇答蔡季通书说：到了临江，忽然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担当。开始时还想暂且归乡，未决。现在既然这样，又得到朝士书信，都说召旨乃出上意，亲笔批答且屡次问及，不可不来。又说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程课，深有愿治之意。果真如此，实为国家万万无疆之福，义不可不往。于是从临川改道趋向信州，以等待辞免的回复。〇文集《辞免焕章阁待制侍讲》奏状一、奏状二]

九月奏请带着原官职奏事

[奏状说：“次对异恩，无故超授，在臣的私分，实在难以自安，因此彷徨，未敢实受。现在又准前项圣旨，已即日起发前去。另外想乞求到日，允许臣暂且依照七月十一日已降下的指挥，带着原官职到朝廷奏事。所有新除的官职，却等面奏辞免，另听处分。”〇《文集》辞免焕章阁待制侍讲的奏状二]

晦日丁亥从潭州到达，驻扎在郊外

[年谱记载：先前，先生行至上饶，听说以内批驱逐首相，面露忧色。学者问其原因，先生说：“大臣的进退，也应当保存其体面，岂能如此？”有人说：“这大概是庙堂的意思。”先生说：

译为什么不先让他的辞职请求像风一样传开，然后再答应他呢？新君刚刚即位，怎么可以引导他轻易地驱逐大臣呢？”等到到达六和塔，永嘉的各位贤士都聚集在一起，各自陈述想要施行的策略，议论纷纷而不能决断。先生说：“他们正在磨刀，我们却是肉，哪有空闲去讨论这些呢？”大概是因为当时亲近宠幸的人掌权，皇帝的笔旨指挥都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先生对此感到忧虑。

译冬季十月，己丑日，进入京城城门，向尚书省上奏，请求保留原有的官职以奏报事务。

[文集申省状]

辛卯日，在行宫的便殿奏报事务。

[年谱首先说：“近来国运艰难，国家有大灾祸，天象的变异在上面显现，地形的变异在下面发生，人心因此悲伤痛苦、愤懑抑郁，都产生了背离叛乱、散乱的心思，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变，不能用常规的道理来处置。”太皇太后亲自制定重大决策，皇帝陛下恭敬地继承宏大的基业，没有经过片刻的时间，先前危险的局面变得安定，离散的人重新聚合，天下的局势迅速而大为安定，也可以说是运用权变而没有失去正道。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天象的变异还没有完全消除，地形的变异还没有完全平息，君主和亲人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欢悦，学士大夫、百姓民众有的反而对逆顺名实之间产生怀疑，至于祸乱的根源，又已经潜伏在暗中，只是等待时机发动罢了。臣虽然极其愚笨，也知道私下为陛下担忧。但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也就是陛下的心，从前不曾有谋求权位的打算，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情怀罢了。这就是所谓道心微妙的全部体现，天理发挥作用的根本，也就是运用权变而不失正道的根本。如果真正依据这颗心去扩充它，那么孔子所说的‘追求仁德得到仁德而没有怨恨’，孟子所说的‘终身欣然快乐而忘记天下’，就知道陛下做到这些并不难了。假如说天命神器不能没有传承，宗庙社稷不能没有供奉，那么转祸为福、化危为安，又怎么能舍弃这个而另求他途呢？扩充我未曾谋求权位的心，就可以尽到我负罪引咎的诚意；扩充我未曾忘记亲人的心，就可以尽到我问安侍奉的礼节，始终不超出这个范围，而大的伦理就可以端正，大的根本就可以确立了。陛下如果能触动心灵、忍耐性情，深深地自我抑制贬损，自我处身常常像从前未曾拥有权位的时候一样，对内，在宫闱私下的奉养、服饰饮食器物的需要上，不敢有一丝一毫超过潜邸时的旧例；对外，至于百官各种礼仪的享用、恩泽赏赐的格式，不敢有一天完全享受万乘之尊的待遇。专门致力于积累诚意，期望以此感通亲人的心意，然后广泛发布德音，痛心地自我克制责备，严格整顿仪仗护卫，更加勤勉地进行问安视膳的行动。十天去一次而不得见，就接着改为五天去一次；五天去一次而不得见，就接着改为三天去一次；三天去一次而不得见，就改为两天去一次，以至于没有一天不去一次。俯伏在寝宫门外，怨恨思慕、号啕哭泣，即使劳累且受辱，也有所不避。然而亲人的心意仍然没有喜悦，慈爱仍然没有恢复如初，逆顺名实的疑惑没有涣然冰释，那么我就不相信了。至于灾异的变故、祸乱的契机，有未尽去除的，就在于陛下凝神恭敬沉默，深刻借鉴古代先贤，每天与大臣讲求政理，可否相互补充，只听从正确的，务必使发出的号令，没有一项不出自朝廷，进退人才，没有一项不符合公论，不因为广泛听取而开启私门，那么圣德就会日益更新，圣治就会日益兴起，而天人的感应就不会违背，祸乱的萌芽就不会产生了。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大的，希望陛下深深留在圣意中并迅速谋划。其次说为学的道理，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要领，一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而达到精通更珍贵的，而达到精通的根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有理的，做君臣的有君臣的道理，做父子的有父子的道理，做夫妇、做兄弟、做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对事物接触外物的时候，也各自都有道理。有办法去穷究它，那么从君臣这样的大事，到事物这样细微的地方，没有不知道它所以这样的原因，以及它应当这样的准则，而没有丝毫的疑惑，好的就跟随它，坏的就去掉它，而没有毫发的牵累，这就是为学之所以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原因。至于论述天下的道理，那么精妙细微，各有其恰当之处，贯穿古今，不可移易，只有古代的圣人能够穷尽它，而他所行所说的，没有不可以作为天下后世不可改变的大法的，其余的，顺从它的是君子而吉利，违背它的是小人而凶险，吉利的大者能够保全四海而可以作为法则，凶险的甚者不能保全自身而可以作为警戒，这些明显的迹象、必然的效果，大概都具备在经训史册之中，想要穷究天下的道理而不依据这个来寻求，那就是正对着墙壁站立罢了，这就是穷究事理之所以一定在于读书的原因。至于读书，那些不喜欢的人，固然懈怠疏忽间断而没有成就，那些喜欢的人，又难免贪多务广，往往没有开启头绪就想要探究终结，没有研究完这个就忽然志向在于那个，所以虽然整天勤劳，不得休息，而心意恍惚，常常好像有所奔趋逼迫追逐，而没有从容涵泳的乐趣，这又怎么能深信自得、长久不厌，以不同于那些懈怠疏忽间断而没有成就的人呢？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说的‘进锐者退速’，正是说的这个。如果真能鉴戒这个而有所反思，那么心潜注于一，久而不移，所读的书，文意接连，血脉贯通，自然逐渐浸润透彻，心与理相合，而善的作为劝勉的就深，恶的作为警戒的就切了。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精通，之所以作为读书方法的原因。至于达到精通的根本，在于心，而心这种东西，至虚至灵，神

译微妙难测的心，常作为一身的主宰，来统领万事的纲领，因而不可有一刻的缺失。一旦不自觉，心神驰骋飞扬，去追逐躯壳之外的物欲，那么一身就没有主宰，万事就没有纲领，即使在俯仰顾盼之间，大概已经不自觉身体所处的位置，更何况能反复研读圣贤的言论，参考事物的道理，以求得义理最恰当的归宿呢？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牢固”，孟子所说的“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放失的本心罢了”，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如果真能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常存此心，使它终日庄重，不被物欲侵扰混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道理，将无处不通达；用它来处理事务，用它来待人接物，将无处不恰当。这就是持守恭敬、坚定意志，之所以成为读书根本的原因。这几句话，都是微臣平生做学问艰难辛苦亲自验证的效果，私下认为圣贤如果再生，用来教导人也不过如此，不只是平民百姓所应当从事的，大概即使是帝王的学问，也几乎没有可以替代的。恳请圣明陛下深切省察阅览，试着用这些道理在自身验证，早起晚睡，不忘记今日的志向，并且自强不息，以发扬光大光明之德，以此来彰显人主讲学的成效，卓然成为万世帝王的准则，那么微臣即使退居田野，与世长辞，也有余荣了。又说湖南每年的收入少而支出多，官吏往往只求苟且逃避眼前的困境，多方催促办理，尚且入不敷出，公私都困顿，如果再加上派遣到各衙门换授、归正杂流补官的人，又有增加，愈发逼迫，没有办法筹划。希望圣上慈爱特别诏令本路帅臣、监司及各郡，共同均衡节制，痛加削减，指定数额上奏听闻，或许州能够体恤县，县能够宽待百姓，而对于不奉诏令的人，也没有办法逃避罪责了。又说湖南州郡从前对边防完全没有措施，因此命令州守臣条陈移置寨栅、增拨戍兵利害的几条建议，已经上奏，希望明确诏令大臣早日给予处理，让有关部门共同商议，从长远考虑处置，或许能成就一分永久的利益。又说潭州城墙剥落毁坏，请求下令筹划修筑，作为永久防备意外的准备。

译当面辞谢待制、侍讲的任命，未被允许。

壬辰日，向尚书省辞谢待制的职衔，请求改为说书的差遣。

丁酉日，奉皇帝御笔批示不准辞谢，于是接受任命，以次对官的身份供职。

呈上关于孝宗陵寝选址的议状。

辛丑日，接受诏令在太学进讲。

被差遣兼任实录院同修撰，再次辞谢未被允许。

因政治革新广施恩泽，授予朝请郎，甲辰日赐紫金鱼袋。

上奏请求让后省官员审阅封事。

上奏请求讨论嫡孙为祖父服重丧的礼制。

译臣以为，恳请陛下向上考察寿皇（孝宗）圣孝的成法，明确诏令礼官查考礼制律令，预先加以确定。对于官吏、军民、男女在服丧期间的礼仪，也应当稍作规定，不要使其过于奢华靡费，或许能借此彰显君臣之间的道义，这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宋史·宁宗本纪》记载：“十一月辛亥日，下诏实行孝宗三年的丧制，命令礼官详细列举典礼上报。”〇《礼志》记载：“起初，高宗去世时，孝宗服了三年丧。等到孝宗去世时，有关部门请求在‘易月’（缩短丧期）之外，采用漆纱浅黄的丧服制度，这是沿袭绍兴年以前的旧例。朱熹刚到时，不认为这样合适，上奏说：‘过去的过失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攒发引的礼仪，应当恢复初丧时的丧服，那么其变更除服的节次还有可商议的余地。希望明确诏令礼官查考礼制律令，提前加以确定。对于官吏、军民在服丧期间的丧服，也应当稍作规定，不要让他们肆意奢华靡费。’后来诏令中外百官都穿着凉衫处理政务，大概就是采用了这个建议。”年谱中记载奏章呈上后，诏令礼官讨论，最终没有实行。〇《文集·乞讨论丧服札子》

译瑞庆节上奏章请求退回贺表，并请求三年内所有的贺表一并免除。

[年谱记载：“瑞庆节前一天，百官前往行宫便殿称贺。先生本想不出席，但未能如愿，于是起草札子，在班列中投进，请求暂时免除称贺。贺表也不予接收。三年之内，凡有称贺之事，都依照此例。有旨意退回贺表不予接受。”《宋史·宁宗本纪》记载：“丙午日，因为朱熹奏请退回瑞庆节贺表。”〇《文集》：“请求瑞庆节不接受贺表的札子”]

乙巳日傍晚讲经

庚戌日讲筵留身面奏四件事

[年谱记载当时，议论者认为皇上还没有回到大内，那么名分体制就不正，从而产生怀疑和议论。金国使者将要到来，或许有窥伺之意。有旨意修缮旧东宫为房屋三百多间，想要迁徙居住。而谏臣黄度将要论奏近侍宠臣，立刻被特批驱逐。先生不胜忧虑，于是具奏四件事，说臣所说的话，其中最大的，就是劝陛下凡事自我奉养，务必深深抑制减损。从宫闱的私事，居处服用，暂且如同潜邸时的旧例，以至外廷的礼数，仆役恩泽，也不可以骤然完全享受万乘之尊，希望以此感动契合亲心，早日实现晨昏定省的愿望。认为陛下必定垂听采纳，但数日来却听说有旨意修缮旧日东宫为房屋三百多间，外间议论都说陛下心意想要速成，早日实现移驾以便安适。这不仅未能抑制减损，反而是过度增加。臣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陛下的心意，大臣的议论，军民的愿望呢？还是左右近侍倡导这种说法，来误导陛下，而想要借此实现他们的奸心呢？臣担心不仅上帝震怒，灾异屡次出现，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应当兴办这项大工程，以违背谴责警告之意。也担心京畿百姓饥饿流离，濒临死亡之际，忽然看见朝廷正用此时大兴土木，修造宫室，只以适己自奉为事，而没有怜悯恻隐之心，或许能怨恨愤切，从而产生其他变故。不仅无以感动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没有进见的日期，也担心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稍懈。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以尊老之年，茕然在忧苦之中，晨昏的奉养尤其不可缺。而四方之人只看见陛下急切想要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舍弃而去，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必定又将有扼腕不平者了。前鉴不远，甚可惧也。至于一旦离开尊亲之侧，轻去倚庐之次，深官永巷，园囿池台，耳目之娱，杂乱地进献。臣又私下担心陛下的心意不容易抵挡这纷华盛丽的荧惑感移，虽然想要日亲儒士，讲求经训，以正其事，而进德修业，也将有所不暇了。这又是臣所大大恐惧的。至于寿康定省之礼，臣曾经说过了，而其意有未尽。今闻近日一再过宫，也未得见，而不急忙为之考虑，如臣所说的下诏自责，频日继往。反而逶迤舒缓，无异寻常之时，泛泛而去，泛泛而归。太上皇帝闻之，必以为此徒备礼而来实无必求见我之意，其深闭固拒不肯见，固亦宜矣。又闻太上皇后惧怕忤逆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听内禅之说，这又是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为之宛转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军民，姑以待己之劳，而非敢邃享至尊之奉，则父子之间，上怨怒下忧惧，将何时而已乎？父子天伦三纲所系，不惟陛下之深心未安，而四方观听，殊不为美。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义造谤生事者，这又是臣所大大恐惧的。至于朝廷纪纲，尤其应当严明。上自人主，下至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大概君主虽以制命为职，但必须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识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所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也都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于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也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这是古今之常理，也是祖宗之家法。现在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这弊病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大概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臣尝再三深为寿皇论之非独今日之忧也。尚赖寿皇圣性更练世事故于此辈虽以驱使之故稍有假借实亦阴有以制之未至全堕其计。然积习成风贻患

译此后，其祸害自身之处，更是不可胜言。像陈源、袁佐这类人，都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又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呢？况且陛下自认为聪明刚断，与寿皇相比如何？更练达通达，与寿皇相比如何？寿皇尚且不能在先前制服他们，而陛下却想在后来制服他们，臣担心其祸患会更深，不只是前日那样罢了，这又是臣所大大恐惧的。至于陵墓的占卜，偏听台史胶固谬妄之言，落入他们交结眩惑的计谋，不再广泛咨询贤人，以求吉利之地，只想在佑思等陵墓旁边，凑合迁就，苟且了事，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考虑，又不为宗庙社稷长远祭祀谋划，那么从宰执侍从到军民，都知道这不妥却不敢力争。以寿皇的丰功盛烈，百世不忘，而安葬他如此草率，这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天意人心，导致灾异频繁发生，而留下无穷祸患吗？这又是臣所大大恐惧的。以上四种恐惧，都不是小事，臣希望陛下深思臣的愚言，反躬自省，明确诏令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的劳役，而将那些工料用于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其粗略可以居住，又在宫门之外，草创供奉宿卫的房舍数十间，不要让他们有狭窄暴露之苦，这样上面可以感动太上皇帝的心，加快南内进见的日期，又可以致送寿皇几筵的供奉，尽两宫晨昏之礼，下面可以堵塞群下窥探眩惑的奸邪，安慰百姓饥饿流离的叹息，这是第一件事。至于过宫的计划，臣又希望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车驾仪卫，入宫之后，暂时改变服色，如唐肃宗改穿紫袍，执辔在马前，预先诏令近属中尊行贤能之人，让他们先进入，首先禀告太上皇后，以臣先前所陈述的委婉方便之说，然后跟随进入，望见太上皇帝，就应当流泪伏地，抱膝吮乳，以表达负罪引咎的诚意，而太上皇后、宗戚贵臣左右环拥，轮流进献譬喻解释之词，那么太上皇帝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会霍然云消雾散，而欢意融洽了，这是第二件事。至于朝廷的纪纲，臣又希望陛下深诏左右，不要干预朝政，只使朝廷尊严，纪纲振肃，而国家有泰山之安，那么这些人自然不失富贵长久之计，其实有功勋而所得褒赏未满足众论的，也诏令大臣公议其事，查考法令典章，厚报其劳，而凡是号令的弛张，人才的进退，则一概委托给两三位大臣，让他们反复考量，不要徇私己见，斟酌采纳公论，奏请后施行。批旨宣行，不需要奏覆。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前，先送后省审覆，有不妥当的，限定在当日，便行缴驳。如果还有疑问，则诏令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当面议论，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由陛下临决。那么不仅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私意，而陛下也可以更加明习天下之事，而对得失之算无所怀疑了。这是第三件事。至于陵墓的占卜，臣前日曾以议状进呈，近日又与同僚连名具奏，现在不敢再频繁烦扰圣听，也望特别宣召大臣，让他们详察臣等前后所论，而在立谈之间决断其可否。先放宽七月的期限，其次黜退台史之说，另求草野贤人以营建新宫，使寿皇的遗体得以安于内，那么宗社生灵都能蒙福于外了。这是第四件事。以上四件事，都是今日最紧急的事务，恳切乞求陛下留神，反复思虑，决断施行，以回应天变，以安慰人心。上以彰显圣主用人求谏的实绩，下以申述小臣爱君爱国的忠诚，那么臣不胜千万庆幸。皇上为此感动，但最终没有施行。〇《文集·讲筵留身面陈述四事札子》

译闰十月初一戊午日，晚间进讲。次日，编排进讲章句呈进。

[年谱记载：这天进讲至《盘铭》“日日新”一句，于是论及商汤有盘铭，周武王有丹书，都是君主忧劳勤勉、警戒自己的心意。先生多次讲求，又编排成册，取旨意呈入。皇上很高兴，且命令点断句读以便阅读。后来请教，皇上说：“宫中曾经读过，其关键在于求取放失的本心罢了。”先生叩头谢恩。先生知道皇上有意于学问，于是又用札子勉励皇上增进德行，大致说：“希望陛下在日常之间，言语沉默、行动静止，必定以求取放失的本心为根本，而在研读经书、观看史书、亲近儒学方面，已经用力的地方更加用力。”多次召见大臣切磋治道，让他们陈述当今紧要急迫的事务，大致如同仁祖开设天章阁的先例。至于群臣进言应对，也赐予温和的脸色，反复询问探访，以求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安危，又借此考察人材的邪正短长，希望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经历详尽，融会贯通，聪明日益开启，志气日益强盛，德声日益传扬，治绩日益显著，那么尧舜汤武的盛世也不过如此，不应该妄自菲薄，而不再以古代的圣贤自期。先生退下后对门人说：“皇上可以与之行善，希望常得贤者辅导，天下就有希望了。”]

庚申日早进讲，辛酉日晚进讲。

皇上关于灾异的札子

[札子说：“本月五日夜，更漏刚下五六刻之间，都城之内忽然有黑烟四处堵塞，草气袭人，咫尺之间不能辨认人物，沾在面目上都成为沙土。这是阴气聚集包裹阳气，不和而散开的征兆。臣私下看见了。曾经听说，商朝的中宗、高宗遇到灾祸而恐惧，修养德行、端正政事，所以能变灾祸为吉祥。希望陛下以此为法，克制自己、自我革新，早晚思考反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常像皇天上帝在上监临，宗庙社稷、百姓生灵在旁守护，战战兢兢不敢让丝毫私意萌生其间，以烦劳上天谴责告戒。又申明告诫中外大小臣子，同心协力恭敬，日夜谋议，以求天意所在而共同修养，那么或许灾害日益离去，福禄日益到来。”〇《文集·论灾异札子》]

甲子日，皇上讨论宗庙祧迁之事。这天，先生在家守丧。乙丑日，直日，批准守丧。封为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丁卯日，宣引入对。

[年谱：孝宗将祔入宗庙，礼官孙逢吉、许及之、曾三等起初请求祧迁宣祖而祔入孝宗，接着又有请求，一并祧迁僖祖、宣祖两位祖先，而奉太祖居第一室，合祭时正东向之位，请求议论祧迁主位所归之处。当时宰相赵汝愚向来主张此说，诸儒给事中、舍人楼钥、陈傅良等人都附和。癸亥日，应当集议，先生估计难以用口舌争辩，于是称病不去，而呈入议状。宰相不听，台谏因此请求暂且依照礼官初议，楼钥独自请求主张一并祧迁之说。丙寅日，得到旨意，次日入内引见。丁卯日，入对，赐食。皇上询问外事人才，全部请求宣引的旨意。皇上从榻后取出一卷文书，说：“这是你上奏的庙议，可以详细陈述其说。”起初，先生既被旨意，恐怕皇上必定问及，于是取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此拿出以奏陈。很久之后，皇上再三称善，且说：“僖祖乃国家始祖，自不应当祧迁。高宗即位时，不曾祧迁寿皇；即位时，也不曾祧迁太上；即位时，也不曾祧迁。今日岂可轻易？”可在榻前撰写数语，等候直接批出施行。先生正惩于内批之弊，于是请求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议。皇上也认为对。退下后，即将皇上之意告知庙堂，则听说已毁撤僖、宣庙，而另建别庙，以祭祀僖、顺、翼、宣四祖。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时议论者以世数渐远，请求迁僖祖于夹室。后来王安石等上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没有不同，请求恢复旧制。赵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论为非，侍从之臣大多附和此说。吏部尚书郑侨想暂且祧迁宣祖而祔入孝宗。先生说：“神宗复奉僖祖以为始祖，已是得礼之正，而合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之’吗？”异议之徒忌恨其压制自己，借以求胜，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天下至今恨之。〇行状：适逢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的次序，有请求一并祧迁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合祭则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祧迁主位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以僖祖为四祖之首。治平时议论者以世数渐远，请求迁僖祖先于夹室。未及数年，王安石等上奏，僖祖有庙，与稗、契无异，请求恢复旧制。诏令听从。当时宰相向来不以熙宁复祀僖祖为是，先生估计难以用口舌争辩，于是移病上议状。既上，庙堂坚持不以上闻，即毁撤僖宣庙堂，另建别庙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私，主楼钥、陈傅良又复牵强附会以附其说。先生所议颇达皇上听闻，忽然有旨召赴内殿奏事，于是节略状文为札子，画图以进。皇上认为对，且说：“僖祖国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迁”

译今天怎敢轻易议论？打算让先生在御榻前写几句话作为御批，直接罢免此事。先生正对内部批红的弊端感到愤恨，于是请求将旨意降下为正式文书，再让臣僚们共同商议。先生退朝后，又将皇上的意思告知朝廷，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那些精通礼制的经生学士，都是先生当时持异议的追随者，他们忌恨先生压制自己，权奸便趁机利用这一点。〇文集祧庙议状并图〇当面奏报祧庙的札子并图〇关于祧庙的札子〇进呈关于诏书意旨的议论]

译戊辰日，进入史院。

《语录》记载：实录院毫无统纪，修撰官三人，检讨官四人，各自想要撰写，互不统属，所修撰的内容前后往往不能对应。先生曾与众人商议，想要按事项分类。譬如六部，吏部专门编纂官员任免，礼部专门编纂礼仪典制，刑部专门编纂刑法，必须按次序编排，各自具备开头和结尾，然后分类汇总成书，才有条理。又如对于同一件事记载不同的，必须设置簿册抄录出来，与众人会议，然后决定取舍，大概能保存总的底本。只有叶正则不听从，现在应当在史院设置六房吏员，各自专门掌管本房的事务，就像《周礼》官署下属所说的“史几人”那样，就是这类情况。比如吏房有某项任免注记，刑房有某项刑狱案件，户房有某项财赋收支，都各自有册子，按日期记录。如果吏房的事务涉及刑狱，就移交给刑房，刑房的事务涉及财赋，就移交给户房，逐月接续成书。吏官一看，条目就都列出来了，可以依据。又对于应当立传的人，把他们的姓名列在转运司令名下，各州索取每个人的行状、事迹、墓志等文字，专门委派一位官员掌管，逐月送交史院。这样然后才有可以下笔的地方，等到日后史书修成之后，五房的书也各自保存，以防遗漏。

庚午日，面见皇帝；乙亥日，值班。

丙子日晚讲，这天皇帝批示授予宫观闲职。戊寅日，下达附奏谢恩的旨意，申报省台请求免除谢恩辞免，于是成行。

《年谱》记载：丙子日晚讲，留身申言之前所奏的四件事，上疏请求赐准施行。退下后，立即降下御批：“朕怜悯你年老，正值隆冬，恐怕难以站立讲学，已授予你宫观闲职，你可以知晓。”宰相赵汝愚保留御札极力劝谏，皇上不省察。赵汝愚因此请求罢免政事，不被允许。过了两天戊寅日，韩侂胄派遣内侍王德谦封内批下达。先生立即附奏谢恩，仍申报省台请求免除谢恩辞免，得到旨意免除谢恩。出灵芝寺，于是成行。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祖、起居舍人邓驿、御史吴猎、吏�侍郎孙逢吉、登闻鼓院游仲�、给事中楼钥交章挽留，都没有回复。〇后来，工部侍郎黄艾因对答询问为何突然驱逐朱某，皇上说：“起初授予他经筵官职罢了，现在却事事想要参与。”吏部侍郎孙逢吉也因讲解《权舆》这首诗，反复讽谏，皇上说：“朱某所说的多不可用。”《宋史·宁宗本纪》说：“戊寅日，侍讲朱熹因上疏触犯韩侂胄被罢免。”〇《文集·谢御笔与宫观奏�》〇《乞放谢辞状》

壬午日，授予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遣，辞免。不久授予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辞免。一并请求追回待制职名。

《行状》记载：“授予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极力辞免。不久授予知江陵府，又极力辞免，仍请求追回新旧职名。”《年谱》记载：“有旨授予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遣�，极力辞免，于是授予知江陵府，辞免并辞免新旧职名，不被允许。”〇《文集》：“辞免宝文阁待制与郡状。”〇“辞免两次授予待制职名及知江陵府奏�。”〇《年谱》记载：“起初皇上即位时，宰相赵汝愚寻求能通意于长信宫的人，知阁门事韩侂胄自称是太皇太后的亲属，请求效力遣入，禀报不被允许，出遇内侍关礼在门，告知缘故，关礼请求独自进入，哭泣流泪坚决请求，太皇太后允许，于是命令再次呼唤韩侂胄进入，让他传达意旨于朝廷，其论定于是确定。韩侂胄自认为有定策之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居中用事。先生离开长沙已听闻此事，立即警惕地以此为忧，因此辞免职名，已微微寓含其意。等到进见，再三当面陈述，又约吏部彭龟年请求对答，直接揭发其奸�。彭龟年出使护�使客，韩侂胄更加得志。当时丞相正招�四方之士，聚集于本朝，海内引领以观新政，但事已多从中出。先生既屡次向皇上言说，又多次用手书派遣生徒秘密禀报丞相，应当以厚赏酬�其劳，不要让他参与朝政，且有分界，恨立纪�，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丞相当时认为他容易控制，所倚�以为腹心，谋事之人，又都持禄苟安，无复远虑。先生独怀忠愤，因讲毕奏疏极力言说。韩侂胄大怒，暗中与其党羽谋划，先去除为首的人，那么其余的人去除就容易了。于是在禁中做优戏，以迷惑皇上听闻。恰逢先生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颇见严惮，而一时争名之�，也潜有�间之心。由此韩侂胄之计遂行。等到讲筵留身，再请求施行前疏，则内批径直下达。先生既离开国都，彭龟年于是攻击韩侂胄因奏�说：“政缘陛下近日驱逐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逐去�小人。”不久省札直批彭龟年给予州郡，韩侂胄由此声势益张，群�附和，并疑及丞相，视正士如�仇，衣冠之祸，大概始于此云

十一月戊戌日，到达玉山，在县学讲学。

《年谱》记载：《邑宰司马迈请为诸生讲�，先生辞不获，乃就县�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要闻者兴起。迈刻讲义一篇以�于世，此乃先生晚年

译亲切的教诲，希望读者们深入体味。

译丁未日，返回考亭。

十二月，皇帝下诏，仍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事务，先生推辞。

[先生接受祠禄官的任命，但仍推辞待制的职衔。〇见文集《乞追还焕章阁待制奏状》一、二]

竹林精舍建成。

[年谱记载：先生归来后，求学的学生日益增多。至此，精舍落成，先生率领众学生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菜礼，以告成事。后来精舍改名为沧州。〇见文集《沧州精舍告先圣文》]

庆元元年乙卯，先生六十六岁。春季三月，再次推辞旧日职衔，并因曾议论庙祧之事而自我弹劾。

[三月三日，接到省札，因请求追还焕章阁待制职衔，奉圣旨不准，于是再次极力推辞，并因先前擅自议论庙祧之事，不合情理，请求收回误给的恩宠。当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对官的职位授予已久，与庙议之初并不相关，可依已下达的指令，不得再有陈请。”〇见文集《乞追还待制职名奏状》]

经考核晋升为朝奉大夫。

[年谱记载：此前吏部汇总考核，至此晋升为朝奉大夫。〇奏状贴黄说：“承蒙吏部下发告命，经考核晋升官职，当即已谢恩接受。”年谱中告词说：“敕令：提拔优秀人才，本意在于符合众望；重视功绩记载，自然难以废弃常规法度。虽然你是追随我法的英杰，也需依循叙迁的典制。你位居其位，才识宏远，造诣精深纯正，推崇三代隆盛时期的明主，一向怀有此志；以六经作为诸儒的倡导，致力于教化世人。爵位常被你推辞，节操向来高尚，不急于进取。查考吏部记录，于是晋升文官阶位。积久以致官，恐怕难免像前人议论的那样：举荐贤才不待次序，应当有所遵循以顺应天下公议。你要体察我的心意，不要忘记了告诫。”当时是庆元元年三月某日，中书舍人邓驲宣读诏词]

夏季五月，再次推辞职衔并请求退休。

[年谱记载：起初，韩侂胄就想一并驱逐赵丞相，但苦于没有借口。至此，诬陷赵丞相有不轨之心，将其流放永州，朝野震动骇然，大权完全归于韩侂胄。韩侂胄本是武人，志在招揽权柄、收受贿赂，士大夫中嗜利无耻之人，或向来被清议排斥之人，于是教唆他清除异己，然后才能肆意妄为而无人违抗。暗中列出名单交给他，让他依次排斥驱逐，或者改称道学为伪学。大概是认为贪婪放纵才是人的真情，那些廉洁好修的人都是虚伪的。于是群小附和，攻击伪学，谋求进身之人蜂拥而起。太府寺丞吕祖俭因论救丞相，被贬韶州。先生自认为蒙受历代皇帝知遇之恩，况且还带着从臣的职衔，名义上不容沉默，于是起草封事数万言，极力陈述奸邪蒙蔽君主的祸患，借此申明丞相的冤屈。子弟和学生轮番进谏，认为这必将招致灾祸，先生不听。蔡元定入内进谏，请求用蓍草占卜决断，得到遯卦变为家人卦，先生沉默退下，取出奏稿烧毁，改号遯翁，于是以病为由请求退休。别集《答刘德修书》说：“病中突发狂疾，想要抒发愤懑，一诉于天。后来又自我怀疑，于是用《易经》占卜，得到遯卦变为家人卦，是遯尾好遯的占辞，于是急忙焚稿咬舌。然而胸中仍愤愤不平不能止息。”前千数日收到你的信，处境颇为安适，这也十分不易。只去年忙乱中收到你的信，字迹言语都安然如平日，早已佩服你有定力。我请求挂冠的奏章尚未回复，而小报已说不准，势必须再次请求，只要得到冷清的旧职，也就罢了，不敢期望全部听从。残暑未退，万万请按时保重。〇见文集《申建宁府乞保明致仕状》〇《乞追还待制职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状四]

秋季七月，再次因议论永阜攒陵之事而自我弹劾。

[奏状说：臣多次上奏推辞职衔，并请求退休。奉圣旨说辞职谢事，不符合朕优待贤才的本意，不得再有陈请。臣已恭敬领受圣训，不敢再扰乱圣听。所推辞的职衔，也不敢再请求避免。然而伏念从前曾妄议永阜攒宫，如今大小官员中曾议论此事的，都已依次降职罢黜；而臣因为所上的文字未曾外传，致使漏网，岂可隐瞒不言，冒领宠荣。伏望圣明交给司法官，以肃清国家法纪。有旨：朱熹无罪，其余可依已下达的指令。〇见文集《乞追还待制职名，并自劾不合议永阜攒陵事》奏状五]

冬季十一月，再次推辞职衔。

[奏状说：臣本意只是因罢免讲官，不敢再带侍从职衔。而在其间三次上奏，是因其他事情，忘记了前面的话，现在才发觉前日的错误，不敢再有其他说法。伏望照看臣去年申省以及第一次、第二次推辞的奏状，早日赐准施行，使臣得以以本官身份奉祀香火，隐居田亩，终老余年。贴黄说：去年初授职之日，已冒领疏封锡服的宠遇，封赠荫补的恩泽。及至用检举磨勘转官，都已接受从臣的恩数，一并请求赐处分讨论改正。〇见文集《乞追还待制职名》奏状六]

十二月，下诏仍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事务。

[年谱中告词说：“顺从意愿，是圣人的仁爱；崇尚谦让，是君子的品行。眷顾我这位持守经学的老人，推辞次对官的荣耀。既然体谅你的诚意，就颁布美好的任命。因为你潜心坟典，性情喜爱山林。承受历代皇帝的特别招揽，屡次称病。在十连之地催促召见，肯幡然起身。既

译伴随东学的游历，同时侍奉西清深处的朝廷。见到卿的仪态已晚，方才完善桓荣的学说。高尚的言论未曾听闻，忽然像贡生怀念故土一样。仍然凭借华美的职秩，以真祠来彰显优待老人的风气，并且表示尊崇儒学的意旨。等到这几年，才开始再次陈述以前接受的是现在接受的非？谁能没有疑惑？大的退让如同怠慢，小的退让如同虚伪。难道真是这样吗？只是致力于顺从名声，高尚在我，难道轻视爵位的驾驭？使得解除禁令的严直，恢复居于论著的联缀。虽然高雅的志向勉强顺从，但在至诚的情怀中实在抵触。唉！厌倦承明宫的辛劳，侍从已经违背持囊的班列，回归乡里，接受学生，以往专门研究学业。那恭敬的训诫，用来践行于心中。可以依旧担任秘阁修撰宫观差遣。庆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书舍人傅伯寿县行词]

译绍熙二年丙辰，朱熹六十七岁。春季二月，朱熹上奏请求改正已经接受的从官恩数。

[朱熹向朝廷陈述说：在原先奏折的贴黄中称“疏封、赐服、封赠、荫补、磨勘、升官，都是我接受的从官恩数，请求赐予改正”。因为尚未奉到进士的任命，所以请求朝廷特别代为奏明，查照条例，逐一讨论，全部予以改正，以使我安心于愚拙的本分。〇见文集《乞改正己受过从官恩数状》]

冬季十二月，朱熹被削去官职，罢免祠禄。

[年谱记载：在此之前，御史台官员抨击伪学，名单已经张贴在朝堂上。不久，张贵模指责《太极图说》的错误，省试考官听说后，知举叶倪、刘等上奏论述文风弊端，又说是伪学的魁首，以平民身份窃取君主的权柄，鼓动天下，所以文风未能发生巨大变化，请求将语录之类的书籍一并销毁，这一科选拔士人，稍微涉及义理的都被黜落，《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成为世间的大禁，士子们回避时下的忌讳，文风日益卑下，台谏官员气势汹汹，争着想把朱熹当作奇货可居。门人杨道夫听说乡间趋炎附势的人多编造事迹，以迎合言官的心意，急忙写信告知朱熹，朱熹回信说：“死生祸福，早已置之度外，不必过分忧虑。”过了很久，奸佞之人互相观望不敢发作，只有胡纮单独起草奏疏将要上奏，恰逢他调离，未能实现。沈继祖因为追论程颐而得以担任监察御史，胡纮将奏疏草稿交给他。沈继祖急于进取，认为一旦上奏立刻就能获得富贵，于是上奏请求削去朱熹官职、罢免祠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〇蔡元定隐居不仕，也被特别编入管道州善类，重足而立。〇《宋史·胡纮传》说：“胡纮未得志时，曾到建安拜见朱熹，朱熹对待学生只提供糙米饭，对待胡纮也没有不同，胡纮不高兴，对人说：‘这不合人情，一只鸡一壶酒，山中并不缺乏。’于是离去。等到他担任监察御史，就弹劾赵汝愚，并且诋毁赵汝愚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赵汝愚被驱逐贬谪到永州。赵汝愚刚抵罪离开京城，士大夫和学校中的士人都愤懑不平，上疏论辩的很多，韩侂胄对此感到忧虑，认为赵汝愚的门徒和朱熹的弟子多为知名人士，对自己不利，想全部清除他们，认为不能一一诬陷他们犯罪，就设立伪学的名目来排斥他们，任用何澹、刘德秀为言官，专门抨击伪学，然而没有公开攻击朱熹的人，只有胡纮起草奏疏将要上奏，恰逢改任太常少卿，未能实现。沈继祖因为追论程颐得以担任监察御史，胡纮于是将奏疏交给他，沈继祖弹劾朱熹的文章都是胡纮写的。”行状记载：“自从先生离开京城，韩侂胄的势力更加嚣张，卑鄙小人迎合他的心意，把学问当作伪学，认为贪婪放纵才是人的真情，廉洁好礼的都是伪善，科举选拔士人，稍微涉及经书训诂的都被排斥黜落，文章议论根源于理义的都被销毁，《六经》《论语》《孟子》都成为世间的大禁，狡猾的胥吏、低贱的奴仆、顽固无耻之徒往往被引用，甚至做到卿相，行为合乎规范、稍微以儒者自居的人没有容身之地，跟随学习的士人中特立独行不顾忌的人隐居在山野，依附懦弱者改拜其他老师，路过家门也不进入。”甚至改变衣冠，在市井中狎游，以表明自己不是同党。先生每天在竹林精舍与学生们讲学。有人劝他遣散学生，他笑着不回答。本传记载：自从朱熹离开京城，韩侂胄的势力更加嚣张。何澹担任御史中丞，首先论辩专门之学，文饰欺诈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真伪。刘德秀在长沙做官，不被张栻的门徒所礼遇。等到他担任谏官，首先论辩留正引用伪学的罪过。伪学的称呼，大概从此开始。太常少卿胡纮说：近年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希望宣谕大臣，暂时停止推荐人选。于是召陈贾为兵部侍郎。不久，朱熹有被夺职的命令。刘三杰以前御史的身份论辩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人，以前是伪党，至此又变成逆党。当天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辩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皇位。于是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晓谕天下。于是攻击伪学日益紧急。选人余喆上奏请求斩杀朱熹。语录记载：有一位朋友委婉地讽劝先生说：“先生有‘天生德于予’的意思，却没有微服过宋的举动。”先生说：“我既没有上书自我辩白，也没有作诗诽谤讥讽，只是与朋友研习古书，谈论这道理，更没有教唆做什么，却做了什么？”于是说：“《论语》首章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章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现在的人开口也解说‘一饮一啄，自有定分’，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就产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大概是因为只见得这个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罢了。”又说：“死生有命，如果该在水里死，必定是溺死，这还不是深奥难懂的话。如今朋友们都信不过，觉得此道日益孤立，令人心情不佳。”〇有人劝先生遣散学徒，闭门省事以避祸，先生说：“祸福的到来，是命定的。”〇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保全，只是做下去，事情到来就全部交付给命运。人想要避祸，终究不能避开。现在说避祸的人，固然出于相爱，然而如果我像万仞高壁一样屹立，岂不是更加彰显我们道的光辉？宽宏沉默足以包容，只是不去击鼓鸣冤。

译诉讼冤屈，就是沉默。难道在屋檐下该说的话，也不敢说吗？

译这一年开始编修礼书。

[年谱记载书名叫做《仪礼经传通解》。该书的大致宗旨是以《仪礼》为根本，分章附以疏解，并将小戴《礼记》中的各种义理分别缀附其后。那些见于其他篇章及其他书籍、可以相互阐发说明的内容，有的附在经文之后，有的附在义理之后。此外，像《弟子职》《保传》《传》之类，又各自独立成篇，附在同类之中。其目录包括《家礼》《乡礼》《学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大体已经具备的，大概有十分之七八。此前曾上奏，请求编修三礼。说：“臣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一，而礼乐的功用最为急迫。遭遇秦朝焚书灭学，礼乐首先遭到破坏。自汉晋以来，各位儒者修补辑录，终究没有完整的书。稍微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礼罢了。《周官》一书，固然作为礼的纲领。至于具体的仪节法度，则以《仪礼》为根本经典，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则是其义理解说罢了。此前还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目，礼虽然不行，但士人还能通过诵读学习而知道其义理。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除《仪礼》，只保留《礼记》的科目，舍弃经典而任用传注，遗落根本而尊崇末节，其过失已经很大。而博士及诸生，每人不过诵读那些空泛宏大的内容以应付科举，至于其中也有因仪节法度的实际而立文的，则都晦暗不明而不知道其本源。一旦遇到重大礼仪，大都凭耳闻臆断罢了。至于音乐作为教化，则又完全没有师承传授，律尺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没有人知道其义理，却不知道这是缺失。所以臣近来在山林间，曾与一二位学者考订其义理，打算以《仪礼》为经，而选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根本经典之下，详细列出注疏及诸儒的说法，略有头绪，但私人没有藏书，查阅无人，抄写很久未能完成。恰逢蒙受任用，学徒分散，于是不能完成。而钟律的制度，士友间也有得其遗意的人，私下想更加参考，另成一书，以补六艺的缺失，但也未能完备。希望圣明君主，特别诏令有关部门，允许臣从秘书省、太常寺借阅礼乐诸书，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几十人，踏勘空闲官屋几间，让他们居住，令其编类，可以兴起废坠的学问，垂范永久，使士人知道实学，将来可作为圣朝制作的辅助，那么文化就幸运了。恰逢离开国都，来不及上奏。集中回复应仁仲的信说：“前贤常担忧《仪礼》难读，以现在看，只是经文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自成书，所以使读者不能立刻明白，现在定下这个本子，尽去这些弊端，恨不得让韩文公见到它。先生李子在《仪礼经传通解目录》跋中说：先父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名为《经传通解》的，共二十三卷，大概是先父晚年所新定，是绝笔之书。只有《书数》一篇缺失而未补，而《大射礼》《聘礼》公侯大夫礼》《诸侯相朝礼》八篇则还未脱稿。其名为《集传集注》的，是这本书的旧名，共十四卷。为《王朝礼》而下《卜筮》一篇也缺失，其余则是先父所草定而未暇删改的。至于丧祭二礼，则曾将规模次第托付给门人黄干，让他编次。他日书成，也应当附在此处，庶几这本书本末具备。]

三年丁已，六十八岁。春，正月，拜受任命并上谢表。

[年谱记载]前几天的晚上，先生正与诸生讲论，有人来告知落职的命令，先生稍微起身看了一眼，又坐下像起初一样讲论。第二天，诸生才知道有命令下达。随即具表谢恩。〇文集《落职罢宫观谢表》〇《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〇语录季通获罪，台谏弹劾涉及先生。先生饭后，从楼下起来，在西序走了几回，就在中位打坐。贺孙退归精舍，告诉各位朋友汉卿占卜得小过卦，公弋取彼在穴，说先生没有忧患，蔡先生所遭遇的必定受伤。随即到楼下，先生坐睡得很熟，因诸生偶然说话而醒来。诸生问听说蔡丈的事情如何？先生说州县追捕搜查很急，不明白何以得罪。于是与正淳详细谈论早上所问孟子所通达之处。接着听说蔡先生已经上路，防卫很严，各位朋友急忙到中途见面告别，先生乘船前往来不及。听说蔡先生留在县中，都是詹元善调护照料。先生起初也想参与经营，包显道因而说祸福已定，徒然劳扰。先生嘉许他，并且说显道说得自然好，不知当局者如何。这夜诸生坐在楼下围炉讲问而后退去。听说蔡先生编管道州，是沈继祖文字的主意诋毁先生。贺]

在净安寺饯别蔡季通

[《宋史·蔡元定传》说：沈继祖、刘三杰作为言官，接连上疏诋毁熹及元定，不久贬谪道州，州县追捕元定很急。元定听说后，不告别家人，立即上路。熹与跟随游学的几百人，在萧寺中饯别，在座客人兴叹，有流泪的。熹微微注视元定，与平时无异，因而感慨地说：“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以

译说两者都掌握了。」《续集·答储行之书》中说：“季通这次出行，浩然之气没有丝毫不适意。邱子服唯独为他涕泪涟涟而不能自已，在处理变故、体恤贫困朋友方面，也两者都合乎情理。”《语录》记载：“先生前往净安寺等候蔡季通，蔡季通从府城乘船前往贬所，经过净安寺。先生走出寺门迎接他，坐在方丈室，除了寒暄问候外，没有叹息劳累的话语。先生把连日来阅读《参同契》所产生的疑问向他请教，蔡季通应答洒脱，稍作停顿。众人凑钱买酒送到，大家都喝醉了。先生随意排列坐在寺前的桥上，喝完酒回寺又喝，先生醉倒睡着，刚坐在桥上，詹元善就退去了。先生说：‘此人满身富贵气。’”《贺年谱》记载：“第二天先生独自与季通在寒泉会宿，一起订正《参同契》，整夜没有睡觉。”次年，季通在舂陵去世，先生为他哀痛至极。季通跟随先生求学时间最长，见识精辟、学识渊博，同辈人都比不上他，对于义理的根本，本来就已经心通意解，尤其擅长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阵方面的学说。凡是古书中盘根错节、令学者困惑难解、读起来不能成句的地方，元定都能梳理剖析，细致入微，没有不透彻明白的。先生论述《易经》，推究本源于河图洛书、《皇极经世书》和先天图，往往多是因为与元定反复讨论而有所启发。所以当他被贬时，遗憾没有可以面谈的人；当他去世时，祭祀他时认为那种精深的见识、卓越的才能、不可屈服的志向、不可穷尽的辩才，再也看不到了，一起游学的喜好、志同道合的快乐，也结束了。大概是深切地表达他的哀痛吧。《续集·与蔡季通书》中说：“自从分别后，惆怅至今，不能忘怀。我幸好没有其他变故，学生们既然来了，打发他们也不走，也就姑且随他们去。如果有祸害，也不是这能避免的。只是极难找到人，探讨文字义理的深处，便无人可以倾诉，特别烦乱，更加怀念仰慕您啊。”《又与蔡季通书》中说：“素来患难时就在患难中行事，我们平日讲得很熟了，今天正是要发挥作用。想日子久了，处境会越发安定，不会因为彼此快慢而扰乱心神。我的踪迹再次被弹劾文书牵连，接下来必须更有行动安排，只能静静地等待。如果能在湖岭之间，或许声音消息容易通达，也是一种幸运。”]

译韩文考异完成

[文集在《韩文考异》前说：这部文集现在的版本大多不同，只有近年南安军刊刻的方氏校定本号称精良完善，另有《举正》十卷，论述其取舍的理由，又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然而它的取舍大多以祥符年间杭州刻本、嘉佑年间蜀地刻本以及李、谢所依据的馆阁本为准，尤其尊崇馆阁本。即使馆阁本有错误，也往往勉强顺从；其他版本虽然好，也舍弃不收录。至于《举正》，则条例多而言辞少，阅读的人或许不能完全明白。所以现在我就依据那本书重新校定，全面考察各种版本的异同，一律以文势、义理以及其他书籍中可以验证的内容来决断。如果是对的，那么即使是民间新出的小版本，也不敢违背；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那么即使是官刻本、古本、石刻本，也不敢轻信。又详细著录其所以如此的原因，编成《考异》十卷，希望弥补取舍中不完善的地方，让阅读的人能够参酌比较而进行删改]

四年戊午，六十九岁，编集书传

[文集按语：《大全集》中关于二典、禹谟、金縢、召说、洛诰、武成等几篇的解说，以及亲笔手稿一百多段，都还在。其他的都口授给蔡沈，让他补充完成]

冬天十二月，因年老请求退休

[年谱：先生因为明年年龄达到七十岁，起初怀疑自己还在罪籍之中，不敢提出申请；接着考虑到自己还带着阶官的身份，按道义应当交还官职退休，于是向建宁府提交文书，请求核实上报以办理退休手续。这一年，在回复李季章的信中说：“亲友凋零，像蔡季通、吕子约都死在贬谪的地方，让人痛心，更加没有生活的意思。所以珍惜这剩下的日子，只是为了所编撰的礼书，已经略微见到头绪，但未能完成。如果再多活一年多不死，每天把它完成，也可以瞑目了。”〇《文集·申建宁府乞保明退休状》]

五年己未，七十岁，春天三月，《楚辞集注后语辨证》完成。

[文集《楚辞集注序》说：右边是《楚辞集注》八卷，现在所校定的，其目录如上。大概自从屈原作《离骚》后，南方的国家尊崇他，著名的篇章相继创作，统称为《楚辞》。大体上都效法屈原的意思，而《离骚》最为深远。我曾私下议论，屈原这个人，他的志向行为虽然有时过于中庸，不可以作为法则，但都出于忠君爱国的诚心。屈原写的书，他的言辞旨趣虽然有时流于跌宕怪异、怨恨激愤，不可以作为训诫，但都产生于缠绵悱恻、悲痛不能自持的至深情意。虽然他不知道向北方学习周公、孔子的道，而独自驰骋在变风变雅的末流中，因此纯正的儒士、庄重的人或许羞于称引他。然而如果世上被放逐的臣子、被屏弃的子弟、怨恨的妻子、离弃的妇女，在下边含泪歌唱，而他们所依靠的人幸好能听取，那么在彼此之间，天性民彝的善，难道不足以互相激发，而增加三纲五典的分量吗？这就是我每每对他的话感到意味深长，而不敢直接把他看作词人的赋作的原因。然而从屈原创作这些辞赋到汉朝不久，解说的人就已经失去了它的趣味，像太史公大概也不能避免，而刘安、班固、贾逵的书世上又不再流传。到了隋唐间做训解的还有五六家，又有僧人道骞能读楚声，现在也完全不存在了，无法验证他们说法的得失。而只有东京王逸的章句和近世洪兴祖的补注并行于世，它们在训诂名物方面已经很详细了。但是王书所取舍的内容，以及其题号离合之间多有可议论的地方，而洪兴祖都不能有所纠正。至于大义，则又都没有沉潜反复、嗟叹咏歌，去探寻其文词指意的出处，而是急于取喻立说、旁引曲证，强行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因此有的因为迂腐滞涩而远离性情，有的因为迫切而损害义理，使得屈原所抑郁而不能在当年伸张的，又在后世晦暗不明而不被了解。我于是更加有感。在疾病呻吟的闲暇，暂且依据旧编，粗略加以整理，定为《集注》八卷，希望读者能够见到千年之上的古人，死者可以复活，又足以知道千年之下有了解我的人，而不遗憾后来的人听不到了。唉，这难道容易跟俗人讲吗]

夏天四月，有旨令以朝奉大夫的身份退休，拜受任命并上谢表。

[文集《乞退休状》，〇《退休谢表》]

开始穿平民服装会见客人

[年谱坐位榜略说：荥阳吕公曾说，京洛退休的官员与人交往，都以闲居时穿平民服装为礼，而感叹外郡有时不能这样，他的用意很深了。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起凉衫，自然不算简慢。它所方便的，只是取束带足以表示礼节，解带足以安居罢了。而且让穷乡僻壤得以见到祖宗盛世京都的旧俗，它的美如此，也是补助风化教化的一方面]

六年庚申，七十一岁，春天，正月，作《聚星亭赞》。

[年谱：考亭陈氏旧有离榭，名叫聚星亭。到这时重新修建，先生为本原，把陈氏的事迹画在屏风上，并为之作赞。最后说：“彧乃附曹，羣亦忘汉，嗣守之难，古今所叹。”又说：“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课忠责孝，独概余衷。白尔窥临，镜考毋怠。开国承家，永远奉行明戒。”先生的用意很深。〇文集《聚星亭赞》]

三月辛酉日修改大学诚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经很重，仍然不停修书。夜里给学生们讲论，多

译到了半夜。并且说：“做学问的关键，只在于对每件事都仔细探求其正确之处，坚决去除其错误之处。积累久了，内心与天理合一，自然发出的念头都没有私心偏曲。圣人应对万事，天地化生万物，不过是直道而行罢了。”这天，修订了《大学》中关于“诚意”的章节。午后突然腹泻，无法起身，随即进入内室。从此再也无法出来，（病故于）楼下。

译甲子日，先生去世。

[年谱前夕，癸亥日，精舍的众学生入内探问病情。先生起身坐起说：“让你们远道而来，真是过意不去。然而道理也就只是这样，但只要大家互相倡导，下坚苦工夫，脚踏实地，才会有进步的地方。”众学生退下后，先生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儿子朱在，让他早点回来整理遗文；一封给黄干，让他收集《礼书》的底本，补缀修订而成书，信中详细列出了各项需要修订的条目，并且封了一卷作为样式寄去；一封给范念德，托付他抄写《礼书》。甲子日，先生随即命令将寝床移到中堂。黎明时分，众学生再次入内探问病情，于是请示说：“先生的病情危急了，万一不幸去世，应当采用《书仪》中的丧礼吗？”先生回答：“太简略。”那么应当采用《仪礼》吗？先生点头同意。过了很久，先生安详地离世，时间是午时初刻。享年七十一岁。送终的各项礼仪，都遵循先生的遗训。这一天大风折断了树木，洪水冲崩了山峦，哲人的凋零，难道只是小小的变故吗？〇黎明，众学生再次入内探问病情，于是请示道：“先生的病情危急了，万一不幸去世，应当采用《仪仪》中的丧礼吗？”先生摇头。那么应当采用《仪礼》吗？也摇头。那么将《仪礼》和《书仪》参合使用呢？先生点头同意。〇行状记载，先生病势危重时，亲手写信嘱咐他的儿子朱在和门人范念德、黄干，尤其恳切地勉励他们勤奋学习以及修正遗书。第二天早上，侍奉在侧的门人请教。先生说：“坚苦。”问起司马光的丧礼，说：“太简略。”问起《仪礼》，点头同意。随后端正坐姿，整理冠带衣冠，靠着枕头离世。负责治丧的门人，全都按照《仪礼》行事，而讣告所到之处，跟随学习的士人以及闻风仰慕义理的人，没有不相互设位聚集哭祭的，即使禁锢严厉，也有所不顾。蔡沈《梦奠记》记载：庆元庚申年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请蔡沈，下考亭，当晚就与叶味道来到先生侍立之处。这夜，先生看蔡沈的书集传说数十条，对时事非常熟悉。精舍的众学生都在，四更天才退下，只有蔡沈宿在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修改《书传》两章，又贴补修订《稽古录》一段。这夜讲说书传数十条。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楼下商量在门前洲上起建小亭。先生亲自到溪岸查看，陈履道带着酒在新筑的亭基上饮酒。当时溪东山听到有野兽的声音非常奇异，在座的乡里人说：前后如此，乡里就会有丧祸，然而声音从未像这样雄壮。这夜讲说书传直到《太极圆》。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楼下，肠胃微有泄利。县令张揆来拜见并有馈赠，先生推辞了，说知县如果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的恩惠，张揆凭借当时宰相的权势，凶焰可畏，百姓深受其苦。这夜讲说《西铭》，又说治学的关键，只在于每件事都审慎地探求其正确之处，坚决去除其错误之处，积累日久，心与理合一，自然所发出的都是无私曲的。圣人应对万事，天地生成万物，正直罢了。初六日辛酉，修改《大学》诚意章，让詹淳縢抄写，又修改了几个字，又修订《楚辞》一段。午后大泻，随即进入宅室，从此不再能出来，去楼下书院了。初七日壬戌，先生肠胃严重虚弱，文之埜从五夫回来。初八日癸亥，精舍的众学生来探问病情，先生起身坐起说：“让你们远道而来，真是过意的去，然而道理只是这样，但只要大家互相倡导做些坚苦工夫，必须脚踏实地，才会有进步的地方。”当时在座的有林子、武夔孙、陈器之、叶埴、叶味道、贺孙、徐居父、宇方、朱伯起、刘择之、成道、赵惟夫范益之、元裕以及蔡沈。先生看着蔡沈说：“我与先父的病势一般，决不能起。”蔡沈回答说：“先父病了两个月多，先生才感到肠胃痛苦，然而老人身体气虚，不可不紧急治疗。大概先生的病确实与先父相似，上面极热挥扇不停，下面极冷泄泻不止。先父也是起初因为疟疾凝结，服用神功九致动肠胃，舂陵病危时曾作先生的书及此故也。”众学生退下，先生写范伯崇念德信，托付抄写《礼书》，并且为长孙选择配偶，又写黄直卿干信，让他收集《礼书》底本补缀成书，又写敬之在信，让他早点回来整理文字，并且叹息说：“这么多年父子竟然不及相见啊。”夜半让蔡沈检查巢氏《病源》，刘择之说：“待制脉绝已经三天了，只是精神定得住如此清楚。”初九日甲子，五更让蔡沈到卧室内，先生坐在床上，蔡沈侍立，先生用手拉着蔡沈的衣服让他坐下，好像有话想说却不说，过了很久。医生诸葛德裕来，让他不要说话，按照遗命将寝床移到中堂。天亮，精舍的众学生再次来探问病情，叶味道说：“先生万一不幸去世，礼数用《书仪》怎么样？”先生摇头。范益之说：“用《仪礼》怎么样？”先生又摇头。蔡沈说：“《仪礼》《书仪》参合使用怎么样？”先生点头同意，然而不能说话，意思想要笔写示意左右，用手版托纸进献，先生执笔如平时，然而力气不能运用，过了一会儿放下笔靠着枕头，手误触巾目，蔡沈纠正他。众学生退下，蔡沈坐在头边，范益之坐在脚边，先生上下注视，瞳孔仍然明亮，徐徐开合，气息渐渐微弱而离世。午时初刻。这一天大风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都被拔起。不久，洪水山都崩塌陷落。]

译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山颓木坏吧？唉，真是悲痛啊！先生近年脚气病频发，自入春以来尤其严重，因足部虚弱且伴有寒热，行走已经艰难，刺痛又发作。服药无效。先生对沈说：“脚气发作与往年不同，精神顿时衰败，自觉不能长久。”闰二月，俞梦达从邵武到延平，路过考亭，推荐了医士张修之。张修之到来后，说必须略微采用攻治的方法，去除壅滞，才能使气脉流通。先生起初对此感到为难，便去询问刘择之。择之向来主张不可攻治，询问他用药的看法，择之说：“那是治疗粗人病的办法，这哪里适宜？”张修之坚持己见非常有力，择之不能使他屈服。先生也考虑到此病恐怕前后的医生只能勉强维持，于是采用了他的药方。起初服用黄芪、罂粟壳等药，略有成效。接着使用巴豆、三棱、莪术等药，感觉气机畅快、足部轻快。以往进食多不能下咽的毛病都消除了。不久大便又秘结不通，先生再次服用温白丸数粒，脏腑通畅却泄泻不止。用黄芽岁丹作为大剂量投服，都无效，于是先生去世。唉，真是悲痛啊！先父在舂陵去世时，对沈说：“先生年老了，你回去终老侍奉他。”不到一年，先生也去世了。命运奇特而命薄，学业未有闻达，而父亲和老师都相继离世，怀着无尽的悲哀，饮下终身的遗憾，几乎就要因窘迫困苦而死去了？唉，真是悲痛啊！武夷蔡沈在《与黄直卿书》中说：“三月八日，熹启：人带回书信，得知已到达三山，一切安乐，又得知授学的次第，人们更加信服向往。所示的告文规约都很好，深感安慰。现在想必伦理更加成就，凡事更应加勉力。我们道统的寄托在此，我没有遗憾了。衰病本来稍感安心，因为俞梦达推荐了一位张医来，用硇砂、巴豆等药攻治，病情于是大变。这两天更加严重，恐怕难以支撑。我的泰儿又远在千里之外，诸事无处托付，极为困扰。然而凡事已定，只能安然处之罢了。日后诸子诸孙，切望直卿一一推心置腹尽力赐教，使他们不成为门户的羞辱。至祝至祝！”不依礼制写信，现在用来回复。履之不来，也不济事，无人商量，可以让他报告。可以暂且在直卿处折节致哀，如向来丧礼的详略都已得当。臣礼一篇连同旧本，现在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内容并希望参考条例依次修成，各处借来的可以校勘，作两种版本，行道大小一并附上，纸张各干番可以收取。谦之公，庶各烦致意。没想到竟成永诀，各自希珍重。仁卿未行，也为致意。病中昏沉且疲倦，写字不成，心中千万思绪，徒增凄黯，不具。〇年谱：先生闲居家中，天未亮就起床，穿着深衣幅巾，穿着方履在家庙拜祭，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定端正，书籍器用必定整齐。他饮食时，羹食行列有固定位置，匙箸举措有固定处所。疲倦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起身时，整步徐行。半夜就寝，睡醒后，则拥衾而坐，有时直到天亮。他的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动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挺直。威仪容止的准则，自少至老，严寒酷暑，仓促颠沛，未曾有片刻背离。平素恳切，无一念不在国家，听说国政的缺失，就戚然有不悦之色；谈及国势未振，就感慨以至流泪。然而自少时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俯首孜孜，不知老之将至，若不屑于当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则竭忠尽誠，不顾其身；推以临民，则除其疾而正其风俗，未尝不欲其道之行。虽遇知于人主，而不容于邪枉，所以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的四十日而已。岂非天将以先生绍往圣统，觉来世迷，所以啬之于彼而厚之于此欤？〇行狀：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悦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于泣下。然而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言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低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所以其于世动辄龃龉。自筮仕以至属纓，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的仅九考，立于朝的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而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就不以用舍为加损了]

译冬季十一月壬申日，安葬在建阳县唐石里的大林谷。

[年谱记载参加葬礼的几乎有数千人。去世即将安葬时，进言的人说四方伪徒约定聚集送葬伪师，在聚会之间，不是妄谈时人的短长，就是谬议时政，令人失望，于是命令守臣加以约束，听从了这个建议。〇勉斋先生所作行状说：“自从韦斋先生得到中原文献的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留的意思，每天诵读《大学》《中庸》，在致知诚意的地方用力。先生早年已经知道这些学说，并且内心喜好。韦斋病重将死时，嘱托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是我的朋友，学问有渊源，是我所敬畏的。我如果死了，你前去侍奉他们，并且只听从他们的言论，那么我死就没有遗憾了。’先生成年后就奉告三位君子并向他们请教学问，当时年龄十四岁，慷慨地有求道的志向，广泛地在经传中寻求，遍交当世有见识的人士，即使是佛老之学，也一定要探究其归宿趣味，订正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在豫章罗先生那里学习，罗先生在傝山杨先生那里学习。延平与韦斋是同门朋友。先生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延平称赞他说：‘乐善好义，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又说：‘聪颖悟性超越人力，行为可畏。’他所讨论辩难体认切中要害，从此跟随游历多年，精心思考切实体会，而学问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了。他的做学问，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反躬自省以实践真实。居敬，是用来成就始终的。认为致知如果不以敬，就会昏惑纷扰，无法察明义理的归宿；躬行如果不以敬，就会怠惰放肆，无法达到义理的真实。持敬的方法，没有比主一更先的，既写箴言来自我警示，又写在书上，认为小学大学都以此为本。严肃端正地坐在一室，讨论训典，未曾稍停。从我一心一身，直到万事万物，没有不有理存在的。此心在斋庄静一之中，在学问思辨之际穷究此理，都能见到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而充实其知识并见于行为的，未曾不反求于自身。在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的更加严格恭敬；在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的更加精微严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已接而品节不差，没有容得下人欲的私心，而有以保全天理的正道。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的正统就在这里了。他的道，有太极而阴阳分开，有阴阳而五行具备，禀受阴阳五行之气而生，那么太极之理各自具于其中。天所赋予为命，人所接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体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务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之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之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通古今，充塞宇宙，没有一息的间断，没有一毫的空缺。没有不分析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合之尽其广大而无余。先生对于道，可以说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于圣贤而没有疑问了。所以他得之于己而为德，以一心而穷尽造化的本源，穷尽情性的奥妙，通达圣贤的蕴藏；以一身而体察天地的运行，具备事物的道理，承担纲常的责任。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他存养时虚而静，他发动时果而确，他运用时应事接物而不穷尽，他坚守时经历变故履险而不改变。本末精粗，不见其或有遗漏；表里始终，不见其或有差异。至于他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历者和平。心不待操持而存，义不待索求而精。还认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常歉然有不足的意思。大概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停止的，而不是后学所可以拟议的。他可见的行为，修养于自身的，他的神色庄重，他的言语严厉，他的行为舒缓而恭敬，他的坐姿端正而挺直。他闲居时，天未亮就起床，穿着深衣幅巾，穿着方履在家庙以及先圣前拜祭。退坐到书室，几案一定端正，书籍器用一定整齐。他饮食时，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举措有定所。疲倦而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而起来时，整步徐行。半夜而睡，睡醒后，就拥衾而坐，有时直到天明。威仪容止之间，从少到老，严寒酷暑，造次颠沛，未曾有须臾的背离。在家中的行为，奉养双亲极其孝顺，抚恤下属极其慈爱。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的笃厚，怡怡如也。他祭祀时，事情无论大小，一定诚敬。稍有不如仪就终日不乐，已祭无连礼就油然而喜。死丧之际，哀戚备至，饮食丧服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根据家有无常。在亲故中尽其欢，虽然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然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没有遗漏；赒恤问遗，恩没有缺失。他的自我奉养，衣服取蔽体，食物取充腹，居住取足以遮挡风雨。人不能忍受而他处之裕

译像这样。至于他在事业上的举措，那么他在州县地方的施政措施，在朝廷上的言论主张，以及治理国家的规划，都正大宏伟，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他的风采。虽然他在仕途通达时推行道义，未能在一时得以施展，但他退隐后阐明道义，足以流传万代。他说，圣贤道统的传承，散见于各类典籍，如果圣经的宗旨不明确，那么道统的传承就开始晦暗不明。于是他竭尽精力，深入研究圣贤的经典训诫：对于《大学》《中庸》，他补全其缺失遗漏，区分其先后次序，使得纲领条目，清晰地重新显现；对于《论语》《孟子》，他深入推究当时问答的本意，使阅读品味的人如同亲眼见到圣贤当面教诲一样。对于《易经》和《诗经》，他探求其本义，攻治其末流的失误，在数千载之上深得古人的遗意。凡是这几部经典，在传注中涉及天命微妙、人心幽深、入德之门、造道之境的内容，他已经极深地研究细微之处，探索深奥隐秘的道理，阐发其主旨意趣而没有遗漏。至于一个字不妥帖，一个词不完备，他也必定沉潜反复推敲，有时通宵不眠，有时连日不倦，一定要达到最恰当的地步才停止。所以章节主旨和字义，无论多么细微，没有不条理清晰、文辞通顺，容易理解、容易实行的。对于《尚书》，他怀疑今文的艰涩，反而不如古文的平易；对于《春秋》，他怀疑圣心的正大光明，决不像传注那样穿凿附会；对于《礼》，他痛恨王安石废除仪礼而只保留传记；对于《乐》，他怜悯后世律尺已经亡失，清浊音律没有依据。这几部经典，他也曾经讨论其本末，虽然未能写成定本，但其大旨他已经独自领悟了。至于历代史书，他又考证论述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采用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用《春秋》记事的方法来规范它，纲举目张而不繁杂，条理分明而不混乱。国家的治乱，君臣的得失，如同指掌般清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是用来继承孔孟道统的，历时不久，微言大义郁结而不彰显，先生为之搜集阐发，而后得以在世上盛行。太极图和先天图，精微广博，不可穷尽，先生为之解析条分缕析，而后天地的本原，圣贤的深奥道理不至于泯灭。程颢、张载的门人祖述他们的学问，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完全吸取他们的长处，至于那些识见稍有偏颇，流于异端的，他也必定研究剖析，而不掩盖他们的短处。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同时代的人。先生认为他们志同道合，乐于与他们交友。至于那些识见稍有不同，也必定讲论辩难，以统一其归宿。至于那些求道过头的人，厌恶传注诵习的繁琐，认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借助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固守虚灵的识见而蒙蔽天理的真谛，借用儒者的言论来文饰老佛的学说，学者贪图其简便，诋毁圣贤，抛弃经典，猖狂叫嚣，偏颇固陋，自以为悟道。立论更低的，又推崇汉唐，比附三代，以便他们计功谋利的私欲。这两种说法并立，高的陷入空无，低的溺于卑陋，其危害难道轻微吗！先生极力排斥他们，使不至于扰乱我们的道义而迷惑天下。于是学者纷纷归向先生。先生教导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入道的次序，然后才涉及其他经典，认为不先学习《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而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不参酌《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而穷极《中庸》的旨趣。然而如果不归结于《中庸》的极致，又怎么能建立大本，治理大经，而阅读天下的书籍，议论天下的事情呢？他对于读书，一定让人辨别音韵训释，校正章句，玩味文辞，探求义理，精深研究，以探究那些难以知晓的地方；平心静气，以听取他们自己的心得。然而为了自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要自欺，谨慎独处时的警戒，他未曾不多次强调。大概也是想让学者穷尽事理。

译反省自身而持守恭敬。跟随学习的士人轮流诵读所学，以此质疑心中的疑惑。心意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委婉曲折地告知，从不感到疲倦；问题有不切中要害的，就反复告诫，从不隐瞒。致力于学习且态度笃诚，喜悦就表现在言语上；进取道义艰难，忧虑就显露在神色上。讲解讨论经典，商讨斟酌古今，往往直到半夜。即使身体疾病衰弱，等到学生来问难辨析，就仿佛沉疴重病离体一般轻松。一天不讲解学问，就感到警惕不安，常以此为忧。枢纽深远而招致远方的人，从川蜀流传的文词，波及海外，以至于夷狄也知道仰慕他的道，私下询问他的起居。穷乡僻壤晚出的人才，家中都收藏他的书，私下以他为师的人数不胜数。先生去世后，学者传播他的书，信奉他的道的人更多，这也足以看出理义对人的感化之深了。继承往圣将断绝的绪业，开启前贤未阐发的机微，辨析诸儒的得失，驳斥异端的讹谬，阐明天理，端正人心，事业的宏大，又有谁能超过这个呢？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兵机，也都透彻探究其深奥精微。文词、字画、诗人、才士，耗尽精力，常苦于难以企及。到了先生这里，不曾刻意用心，却也都合乎规范，可作世人的法则。如果不是天赋异禀，学问品行笃实，怎么能事事各得其理，各达其极呢？学问修习而道义确立，德行成就而行为尊贵，体现在事业上的又如此。秦汉以来，迂腐的儒生和偏颇的学说，已经不足以望其藩篱，而近代有志于孔孟、周程之学的诸儒，又岂能进入其门庭呢？唉！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辅助斯文，厚生地产生哲人，以光大道的传承吧。我私下听说道的正统，等待人然后才能传承。自周代以来，承担传道责任，得到正统的不过数人，而能使这道显著彰明的只有一二人罢了。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继承其微言，到孟子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继承其绝学，到先生才开始显著。大概千余年间，孔孟的徒众用来推明这道的人，已经像灰烬残阙，支离破碎，穿凿附会，微言几乎断绝了。周、程、张载在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败坏之后，扶持建立，功绩伟大。不到百年，驳杂混乱尤其严重。先生出现，自周以来相传的道，一旦豁然开朗，如日月中天，清晰显露。那么摘取他的言行，又可以省略吗？又私下窃取其道统显著之处，最终等待有德之人考察。〇果斋李氏说：先生道的极致，推究他所以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只是说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增进知识，以反躬来践行实际，而敬又贯通在这三者之间，所以能成始成终。所以他确立敬，统一内心以制约外在，整齐外在以涵养内心，内心没有二心没有偏私，寂然不动，作为应对万变的主宰；外在庄严肃穆，整天如同面对神明，从而保全巩固内心所存的道。等到时间久了，静时虚空动时正直，内心专一外在融合，而人们看不见他持守的力量，这就是笃敬的验证。他穷理时，虚静其心，平和其气，逐字寻求训诂，逐句探求旨意，前面没有获得，就不敢寻求后面；这里没有通晓，就不敢志在别处，使得意定理明，没有浮躁轻率逾越的祸患，心专虑一，没有贪多求速的弊病。开始通过熟读，使他的话都好像出于我的口；接着通过精思，使他的意思都好像出于我的心。从表面探究到内部，从流溯源，探求其精微如同辨别黑白，辨析其细节如同数一二，又反复涵泳，切己体察，必定像先儒所说的沛然如河海浸润，膏泽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有收获。至于立论以驱使率领，凿空解说圣言以妄求新意，或者援引以互相纠缠，或者假借以互相混淆，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好像有所迫逐，而不曾徘徊顾恋，如不忍离去以等待其浃洽贯通的功效，深以为学者的大病，不痛绝于此，就终究没有入德的希望。大概自孔孟以来，千五百年间，读书的人很多了，没有穷理像这样精微的。他反躬时，在不看不听之前，所以戒慎恐惧的更加严格恭敬；在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的更加精细严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既接而品节不差，视听言动，非礼不为，意必固我和痕迹一起消亡，没有容得下人欲的私心，而有以保全天理的正道。大概言语沉默行动之际，周旋出入之时，无往而不是这道流行。合这三者而一以贯之，只有敬吧？先生天姿英迈，看世人所屑的不过如草芥，潇洒地独自与道俱在，卓然独自与道而立，已经远远超出众物之上。等到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实为德行，发显为事业，人们看他，只见其浑灏磅礴，不可涯涘，而不知道是谁做的，虽然门人弟子亲炙很久，也终究不能形容。姑且以蠡测管窥来说，具备于身的，他的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为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挺直。他闲居时，天未亮就起床，幅巾大带，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几案，必定端正；书籍器用，

译必定严整。他的饮食方面，羹汤和饭食的行列有固定的位置，勺子筷子拿取放置有固定的处所。疲倦时休息，就闭目端坐；休息后起身，就整理步伐，缓缓而行。半夜就寝，睡醒后，便抱着被子坐着，有时直到天亮。他的威仪举止，从年少到年老，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仓促困顿之时，没有片刻离开过。在家行事，侍奉双亲极其孝顺，抚育下属极其慈爱。家庭内部，内外井然有序，恩情义理深厚，和乐融洽。祭祀时，事情无论大小，必定真诚恭敬。稍有不符合礼仪之处，就整天不快乐；祭祀完毕没有违背礼制，便安然自得。遇到丧葬之事，哀痛之情极其周到，饮食和丧服的等级，都符合其情感。宾客往来，无不接待，根据家境贫富，常使客人尽兴。对于亲戚故旧，即使关系疏远，也必定表达爱意；对于乡邻，即使地位卑微，也必定表示恭敬。吉凶庆吊，礼仪没有遗漏；赈济体恤、问候馈赠，恩惠没有缺失。他自我供养，衣服只求遮盖身体，食物只求填饱肚子，住所只求足以遮挡风雨。别人难以忍受，他却处之泰然。至于入朝侍奉君主，必定想着让君主成为尧舜；出外治理百姓，必定想让百姓成为尧舜。言论风尚所传达的，政教条令所颁布的，本来都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而且考察先圣之道没有差错，建立于天地之间没有悖逆，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这是因为订正群书，确立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遵循，从而进入尧舜之道。这是他功业中尤为显明盛大的部分。《论语》《孟子》两本书，世人诵读学习，为之解说的人也很多，但分析义理不够精微，解释言辞不够完备。《大学》《中庸》直到程子才开始表彰，然而《大学》次序混乱，缺失未补；《中庸》虽然是完整篇章，但章句混杂，读者也不知道其条理清晰的样子。先生搜集先儒的学说，用自己的见解判断，汇总分类，文从字顺，妙得圣人的本旨，昭示此道的目标。又让学者先读《大学》以确立规模，其次读《论语》《孟子》以穷尽其深奥，然后会通归结于《中庸》。尺度权衡既定，由此穷究诸经，订正群史，以及百世之书，就没有义理不可精研，没有事情不可处理的了。又曾编集《小学》，使学者得以先端正操行，编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认识入门途径，作为四书的辅翼。这六本书，是学者的衣食冷暖、准则绳墨，不可以片刻离开。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这些话。他对于《易经》，推究卦画的本质，辨别三圣人的旨归，专主占卜而实际涵盖万变，以恢复洁净精微的旧貌。他对于《诗经》，深入玩味辞气而得到诗人的本意，尽削小序以破除后世儒生的臆说，妄言美刺全部删去，以恢复温柔敦厚的教化。他对于《礼》，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各经史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本经之下，具备例注疏解诸儒的学说，补其缺失而分析其疑晦，虽然书未能完成，但宏大刚健的大要已经具备。他说书出于口授的多艰涩，得于壁藏的反平易，学者应当在平易处沉潜反复，而不必在艰涩处穿凿附会。他说《春秋正义》阐明道义、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是其大义，而以爵位、姓氏、名字、日月、土地作为褒贬的条例，像法家那样深刻，是传述者的凿空之说。他说《周官》遍布周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学者既通晓四书，又读一经而学习，那么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就超过一半了。他说《通鉴》编年的体例近古，因而用策牍之法约束它，以纲提其要，以目记其详，纲仿《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的精华，褒贬大义，凛然如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又足以作为史家的规范。他说诸子百家其言论多违背圣人，唯独韩愈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当，因此为他考订其集子的同异，以传于世，而屈原忠愤千古未能辩白，也颇为发明其旨意。乐律久已失传，清浊无据，也曾讨论本末，探测幽微，虽然未能著成书，但其大旨已经独自领悟。至于剖析世俗学问的谬误，辨明异教的错误，捣毁其巢穴，针砭其隐微，使学者遵循大中至正的准则，而不跌入荆棘陷阱之路，摧陷肃清的功绩，本来不是近世诸儒所能比拟万一的。自从孔子在洙泗设教，以博文约礼传授学者，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相继守护，未曾失坠，其后正学失传，士人各自以意为学。那些追求广博的人，既以见闻积累自矜，而流于泛滥驳杂；那些溺于捷径的人，又说可以不立文字而识心见性，而陷入旷荡空虚。学者则知道所传的了，也有的喜欢持敬的简约，而畏惧观理的烦琐。先生身任道统，而广览典籍，先秦古书既加考索，历代史记，本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学士的作品，无不遍观。取其所同，而削去不合；考察其实用，而剪除其烦芜。参伍辨证，以扶持经训，而诘问其错

译细微之处，连秋毫之末也无法隐藏。数千年来，世道、学术、议论、文词的变化，都好像亲身经历过，并且耳闻目睹一样。根本的大道，固然已经上达，至于枝叶的分散差异，也都随着它们所到达的地方，探究到它们的尽头，分条别类，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万象，无所遗漏。所以所解释的各种书籍，都有依据，不凭主观臆测。外至于文章字画，也都高超绝俗，冠绝一世。大概因为他包容蕴蓄，广博如深渊泉水，所以他流露出来的东西自然如此无穷无尽。学者依据经典辨析疑难，随问随析，固然都极其精要。闲暇时辨析古今疑难，他的回应如同回声一样迅速，越叩问越深入，娓娓不绝。等到详细品味并仔细考察，才发现他正是将万物融会贯通于一个道理罢了。他曾说：“学者仰望大道却未见，固然必须通过书籍来穷究道理。如果有了一些见解，也应当考证书籍有所验证，然后确实有所裨助，然后心安；不然的话，德行就会孤立，与枯槁寂灭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了。”潜心于伟大的事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自从周朝衰微、教化丧失，礼乐修养德行的工具，一切都被废弃，用来维持人心的，只有书籍罢了。难道可以轻视经典，径直指其为糟粕，而不加以观照吗？关键在于用心体悟，亲身实践，而不要把它当作空谈而已。用这个存心，用这个克己，仁德难道还远吗？到了晚年，德行尊贵，言论确立，仍然因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而感到不足。自孔子以来，博闻强识与简约道理两方面都达到极致的人，只有先生一人罢了。先生教导人规模宏大，而等级次序非常严格，循序渐进，不容许越级跨越。至于切合自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自欺，谨慎独处时的警戒，没有不反复叮嘱、恳切教导，提着耳朵极力说明的。每当诵读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的话，必定再三赞叹。学者就他所诵读的内容质疑，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委婉详尽地告知，而从不疲倦；如果问题不够切中要害，就反复告诫，而从不隐瞒。致力于学习就喜悦表现在言语上，前进于道途艰难就忧愁显露在神色上。讲论商讨，往往直到半夜。即使疾病缠身，等到学生问难辨析，就仿佛沉疴离体一样轻松。一天不讲学，就常常警惕地感到忧虑。晚年看到学生们在文义之间纠缠不清，深深忧虑此道无法传承，开始稍微指示本体，让他们深思而自得。他对学者的期望更加迫切了。唉！道在天下，从未灭亡过。但是道的统绪相传，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参与。自孟子去世，一千多年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出现。经历时间不久，逐渐失去真谛。等到先生出现，然后合并濂洛的正统传承，继承邹鲁的断绝绪脉。前圣后贤的道，全面完备，也可以说是极盛了。大概从前，《易经》经历三个时代而混杂于八索之中，《诗》《书》烦乱，礼乐散亡，而不能完成。孔子于是赞述、审定、删削、匡正，又作《春秋》，六经才开始完备，作为万世道德的宗主。秦朝焚书之后，六经已经残破，诸儒各自以己见妄加穿凿解说，未曾有知道的人。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道已经明确了，但是对于经典言论来不及厘正，一时跟随学习的人，有的不明白宗旨，遁入异端的也有。先生于是考订讹误，探索深微，总裁大典，编成一家之言。上包粹古的典籍，下采近世的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此道大光明，如同日当正午，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见。孔子的经典因先生而匡正，孔子的道因先生而阐明。使即将坠落的斯文复兴，使后来的子孙觉醒。即使与天地一同衰败，也可以了。

译《朱子年谱考异》卷一，由宝应人王懋竑撰写。

[《洪本年谱》记载：朱子名熹，字元晦，又字仲晦。〇传记称他是徽州婺源人。〇他出生在南剑州尤溪的寓所。〇起初居住在崇安五夫里，将所居处的厅堂匾额题写为“紫阳书堂”。〇徽州有紫阳山，韦斋先生曾经刻在印章上使用，悬挂于厅堂，是为了标识故乡。〇又在天湖寒泉坞建造草堂，称为“寒泉精舍”。〇又在建阳芦峯的云谷建造草堂，匾额题写为“晦庵”，自称云谷老人，也称晦翁。又在建阳武夷五曲结庐，称为“武夷精舍”。晚年在建阳考亭选择建筑，建造沧洲精舍，自号沧洲病叟，后来又改号为遯翁。〇去世时享年七十一岁，官职做到朝奉大夫。〇朝廷追赠他为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号为“文”，追封为徽国公，配享孔子庙庭。〇本按：年谱始于李果斋先生的著作，而洪本将此条记载在年谱的开头。洪本都称先生，而这一条唯独称朱子。又追封徽国公是在绍定庚寅年，配享孔庙是在淳祐辛丑年，距离朱子去世已有四十年了。李果斋必定没有见到这些，这无疑是后人所增补的。现在依据李本将其删去，而附载于此。其中有讹误的地方，都根据文集、行状进行改正。闽本也将此条记载在后面，但又有不同，现在都略去，不再一一辩驳。〇按行状记载：字仲晦。本传记载：字元晦，又字仲晦。考察屏山先生所作的字辞原本说：元晦。朱子跋屏山遗帖说：“熹字元晦”，也是先生所命，并没有说改字仲晦。只有《性理大全》所载字辞注说：后来因为“元”是四德之首，不敢当，改字仲晦。这在文集、语录中都没有考证，不知道依据什么这样说。延平答问及张、吕、陆、陈等人的文集，称呼元晦，没有说仲晦的。而朱子文集在题跋中自署都写仲晦，没有称元晦的，这是参差错杂。怀疑《大全》的注语也有来历。行状依据朱子自称，本传则兼考其他书籍，所以两者都保留。洪谱只依据行状，而没有涉及同异的原因，非常疏略，所以附记于此。又按闽本也说：后来因为“元”是四德之首，不敢当改字仲晦。怀疑年谱原本就有，这是《大全》所依据的。然而闽本新出，或者反而依据《大全》注而增补进去，也未可知。它所载字辞比《大全》多十余语，又似乎另有依据，不是从《大全》采入的。]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年秋九月甲寅日，先生出生。

[按年谱，李本称朱子，洪称先生年谱，朱子门人果斋李公晦方子所辑，自然应当称先生，李大概是凭意思改的，最终遵从洪本。〇按《迁墓记》说：府君通过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任建州政和县尉，承事公去世，因贫困不能归葬，于是葬在该县。年谱说：因为方腊作乱不能归葬。方腊之乱在庚子、辛丑年，承事公去世在乙巳年，那么方腊之乱早已平定，年谱错误。又吏部行状说：授建州政和县尉，遭遇外艰，服丧期满，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以乙巳年计算，除服应当在丁未年，而四月靖康之变时，吏部已在尤溪，这是吏部在丁未年三四月间除服即调任尤溪了。又考察吏部与祝公的书信：已酉年十二月在建州代理职官，庚戌年正月放弃所代理的职务，携带家眷寓居政和，五月初又携带家眷南下南剑进入尤溪，这是在尤溪大约两年，随即离任，但不知具体时间，因为曾担任政和、尤溪两县县尉，所以在两地之间往来并借馆居住。闽本年谱说：任尤溪任期届满，借馆郑氏的义斋而生下文公，不符合事实。现在最终遵从李本、洪本，改“因方腊乱”一句，而在“曾侨寓”一句之上补上“调任尤溪县尉”，才较为符合事实。又考察闽本所载《南溪精舍记》，郑氏号义斋，不是寓舍的名字，闽本“借馆郑氏之义斋”也是错误的。〇闽本年谱说：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绍圣四年井中白气如虹，这一天韦斋公出生，文公曾说：听说先君出生时井中有气如白虹，整天不散，因此命名为虹井，韦斋公曾作井铭，于是命名为韦斋井，这一年井中紫气如云三天后文公出生。〇略按：建炎四年正是干戈扰攘之时，尤溪距离婺源很远，即使故宅井有紫气，怎么知道呢，而且说三天后文公出生，这无疑是附会，现在遵从李本删去闽本。又说：文公面颊右侧有七个黑痣，当时都称奇异，李本、洪本不记载，现在附见于此。]

四年甲寅五岁

[《韦斋行状》记载：这一年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不久遭遇内艰，服丧期满，授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对，历任司勋、吏部员外郎。按遭遇内艰当即在四年，服丧期满则在六年，到十年则出任饶州知州，请求祠禄还家了。〇闽本年谱说：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都是志其地。尤溪原名沈溪，后来因为避王审知讳，改名为尤溪，尤溪隶属于延平，排行第五十二。]

五年乙卯六岁

[黄义刚录与

译行状，天之上何物，语略同而小异，故并载之。

译七年丁巳，八岁。

《洪本年谱》说：“又曾经指着太阳问韦斋说：‘太阳依附在哪里？’韦斋说：‘依附在天。’又问：‘天依附在哪里？’韦斋对此感到惊奇。”按：这与行状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但记载内容不同，现在依据李本删去。

十年庚申，十一岁。

《年谱》所记载的内容，本于两篇行状，但缺少萧公顗，现在一并载入吏部行状。

十三年癸亥，十四岁。春天，三月辛亥日，遭遇父亲韦斋先生去世的丧事。

“二十四日”四字，依据吏部行状补入。《城南年谱》写作《水南》，是错误的。

向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位先生求学。

按：韦斋临终遗命让朱熹向这三位君子求学，而朱熹侍奉屏山为师，在白水、籍溪那里从事科举学业。大概因为他们是父亲的执友，白水将女儿嫁给他，不详何时，不久便去世了。侍奉籍溪时间最久，然而都称呼胡丈，不称先生。等到为这三位君子撰写墓表、行状时，则都自称门人，大概是遵循韦斋的命令。《年谱》说：按先生所写的草堂墓表与籍溪行状，都说两位先生师从涪陵谯天授，完全听闻了伊洛之学，其渊源大致本于此。至于师门情谊深厚，则以屏山为最。他为屏山写的墓表中有：“先生病重时，熹以童子身份侍奉疾病，一天请问平时入道的次第，先生高兴地告诉我说：‘我在《易经》中找到了入德的门径，所谓不远复，就是我的三个字符。你还要努力。’”又命字祝辞中有：“木在根部晦暗，春天容光焕发；人在自身晦暗，神明内蕴。”又说：“你的德行如果不日日更新，就是时予的耻辱。”言语要思虑谨慎，行动要思虑谨慎，凛然畏惧，只敬畏颜回、曾参。他的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年还书写门符说：“佩韦遵循父亲的训诫，晦木谨守老师的传授。”大概是铭记父师的教诲。按：草堂墓表说：“听说涪陵谯公天授曾经跟随程夫子游学，兼深通易学，就去叩问，完全得到了他学问的根本。”籍溪行状说：“后来又向涪陵处士谯公天授学习易经。”起初并没有说谯公完全得到了伊洛之学。屏山学佛，认为佛与我们的圣人相合，所以写了《圣传论》，墓表明确记载了这一点。晚年《晦木师传》的说法，只是单独指命字祝辞而言罢了。《年谱》所说的，恐怕都不确切，现在删去而载入屏山、白水两篇墓表、籍溪行状及少傅刘公碑在后。又因为这条李洪本都相同，或许是元本所有，所以附见于此，并加以论述。“字辞”闽本比《性理大全》多出十余语，现在依据闽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岁，安葬韦斋先生。

按：吏部行状，说在去世的次年安葬在崇安五夫里的西塔山，迁墓记说：起初，府君将要去世时，想安葬在崇安的五夫，去世的次年，就安葬在灵梵院旁边，与吏部行状不同。《年谱》遵循行状，现在暂且沿用它。洪本还提及改葬，现在删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岁。春天，前往婺源祭扫坟墓。

《年谱》：先前婺源以下，从洪本、李本略去，与内弟程洵前一封信，李本不载，后一封信也有删削，只说有信与内弟程洵论诗，并且说学者所急云云。按：朱熹此时颇事诗文，而最终归重于语孟，与反求诸己，则大本已立了。李本以意删削，不是元本，现在从洪本。按：与程允夫两封信，现在文集中缺失。虞集《复田记》，这是后人增入文集、语录的，其事都无所考，不知虞集何所依据。李本尚存其真，洪本删去其首。按：虞集作《复田记》句，则似乎元本所有，后人于是无从考证了。现在暂且沿袭李本，而附论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岁，夏天，初次在延平见到李先生。

李洪本都作初次在延平李先生门下受学，现在改正。按：《年谱》说，癸酉受学于延平先生；而行状说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游学。以赵师夏跋考证，应当从行状，但自从同安归来后，戊寅前往拜见，庚辰又前往拜见，而行状不指明其年。以现在考证，戊寅与范直阁书称李愿中丈، 不称先生；延平答问载戊寅间的言语，不像受学有云“不审尊意以为何如”；至再题西林达观轩诗序，庚辰才开始称先生，往来受教，则受学应当在庚辰。现在依据行状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书说：“得到吾元晦，不鄙孤陋寡闻，远有质问。”这不是从学的言语。壬午书说：“所幸比年以来，得到吾元晦，相与讲学。”壬午距离庚辰三年，所以说“比年”，若以癸酉计算，则已十年，即使戊寅也已五年，不得说“比年”。以此两书证明，则庚寅受学无疑了。续集与罗宗约书说：“目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欺我。”庚辰朱熹见延平寓居西林院，这也是庚辰受学的一个证据。洪本年谱说：“起初，先生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佛老者几十

译这一年，朱熹二十四岁拜见延平先生，透彻明白了道的要领，顿时领悟到异端学说的错误，能够全面抨击其过失。从此他专心致志、精诚专一，剖析精微、穷究深奥，日夜不懈，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于是道统的传承才有所归属。”按：这条记载必定是元本所有，并非后人增补。李氏推崇阳明之学，认为“道统的传承才有所归属”这句话分量太重，所以将其删去，这并非有所依据。现在考定，朱熹彻底摒弃异端学说是在庚辰年，而年谱将其归于二十四岁时是不正确的，因此改从行状的记载，而年谱的内容仍附见于此，并非敢效仿李氏那样妄自删改。

译二十五年乙亥，朱子二十六岁。

[邹氏本年谱在“春建经史阁”之后，有一条“后与吕伯恭在福州相见”的记录，注解说：当时吕伯恭的父亲吕仓部公在福州做官，朱子用公文向大都督府汇报事务，与吕伯恭的交往从此开始。查考东莱吕祖谦的年谱，说这一年春天，吕仓部公担任福建提刑司干官，吕祖谦随侍在福唐；丙子年，吕祖谦参加福建转运司的举荐；丁丑年春天，吕祖谦参加礼部考试未中，六月回到福州；十月，吕仓部公任期届满，吕祖谦随侍回到婺州。据此推断，吕祖谦在乙亥、丙子、丁丑这几年都在福州，他与朱子相见一定是在这几年间。但是两家的文集中都没有相关记载。“白事大都督府”似乎是用同安官书记中的话，据书记记载，春正月用公文向大都督府汇报事务，而东莱年谱说这一年春天吕仓部公在福州做官，那么正月时他还未到任。这不详其所据。又，邹氏本在癸未年有一条“与张敬夫在临安相见”的记录，查考包扬录说：起初召见魏公，先召见南轩，我当时赴召来到行在，对南轩说……那么邹氏所据的是这个。然而包扬录也没有说他们初次相见。现在都附载在这里。邹氏本考订比旧谱详细，其中有的讹误也不一一辨析。]

夏天，县里有盗贼，分守城池的西北角。

[李洪本没有这条，现在从邹氏本补入。]

确定释奠礼。

[李洪本都附注在建经史阁之下，闽本另立一条，现在从闽本。]

申请严办婚礼。

[李洪本没有，邹氏本有，但不详细。现在载录《申严婚礼状》。又，这个状文与《苏丞相祠记》都没有年月可考，现在附在同安任职的末尾。]

二十七年丁丑，朱子二十八岁。春天，回到同安等候继任者，继任者没到，罢官回家。

[李本说寄居在陈北溪处，洪本说寄居在北溪处，陈淳都错了。查考北溪是漳州人，朱子庚戌年到漳州，北溪才开始来受学，年谱的错误很明显，现在根据《畏垒庵记》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岁。春正月，在延平拜见李先生。

[查考李本不记载这条，而《续通鉴》记载了。《续通鉴》一定本于年谱，这是李氏自己凭意思删去的。戊寅年给范直阁的信说：“最近在延平，见到李愿中丈，这是确证。”李氏大概根据《西林诗序》，认为庚辰年拜见李先生，所以删去戊寅年，而没有考证书文集。在庚辰年又写“再见”，他的意思认为癸酉年受学，这是“再见”。凡是李氏率意删改，都类似这样。现在从洪本、闽本相同。]

二十九年己卯，朱子三十岁。秋八月，召赴行在，推辞。

[年谱说用执政陈俊卿推荐。查考这一年陈俊卿未任执政，疑当作陈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参知政事。陈康伯在绍兴年间为名臣，他推荐朱子应当在诸公之前。自行状略不记载，只说召赴行在，本传说以辅臣推荐，也不记载名字。年谱必定以实书后来者，只知道陈俊卿推荐朱子而不知道有康伯，于是凭意思改之，不知道俊卿正任殿中侍御史，未任执政。《孟子或问》论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而说：近读陈鲁公集，有论此的，与鄙意合，这固然是德人之言。他对康伯不薄，不知道修谱者何意改之。最近见到陈鲁公家集，其裔孙所刻伪撰朱子序及书信，自署门生，这很可笑。然而于此可见年谱旧本必云康伯推荐，故后人因之而伪撰。陈俊卿三字今改作陈康伯。年谱说这一年籍溪胡公以正字召，先生送行诗有曰：祖饯衣冠满道周，此行谁与话端由。心知不足功名计，祗为苍生未敢休。执我仇仇讵我知，漫将行止验天机。猿啼鹤怨浑闲事，只恐先生袖手归。其后又寄诗曰：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峩獬豸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瓮牖前头翠作屏，晚求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巻，万古青山只么青。五峯胡公宏说：此诗有体而无用，于是赓和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云出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似为籍溪解嘲。查考李洪两本都记载这条，这时籍溪家居，召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书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余矣，耳又重听。门人子弟都疑其行，朱子四诗都有讽谏。但不知年谱载此亦复何意，岂以为朱子不赴召之证耶？五峯诗见朱子题跋中，为籍溪解嘲，于朱子年谱亦无所当。且籍溪赴召在庚辰，载是岁亦误，今删去。以其两本俱载，或元本有之，故附之于此。]

三十年庚辰，朱子三十一岁。冬天，在延平拜见李先生，开始受学。

[年谱作再见李先生于延平，现在根据达观轩诗序改正。洪本年谱说：汪端明应辰说，先生师事延平，久益不懈，尝言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定更加超绝，大概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查考端明前辈不当称先生，李本称朱子，也是以例改。每一去而复来以下，延平行状中的话，上达不已日新指延平而言，与首二句语意不合，李本也以意删，非有所据。现在以延平行状语系之“壬午俱归延平”下，而此条则削去。查考年谱“道统之传始有所归”语，必果斋元本所有，然不如行状所述之为得也。自

译龟山先生师从程子，将学问传授给豫章的罗先生、延平的李先生，以及朱子，其学术脉络的传承就是这样。然而朱子的学问虽然受之于延平，但发扬光大，有不完全局限于延平所传之处，《大学章句序》叙述道统，直接承接二程，龟山以下都在私淑之列，其大致宗旨也可以看出来了。延平的行状中说“求中未发”非常详尽，但反过来探求却未能找到心安之处，于是前往询问南轩，而胡氏的学问与延平不合。后来朱子自己领悟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又将自己所悟与延平所传相合，他说“已发未发之机，默识而心契焉”，则与体认未发气象也略有不同，而与胡氏“先察识后涵养”的言论反而相近。等到在潭州与南轩共同讲论，南轩大概深深认为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是不对的，又极力辩驳吕氏求中的说法，而朱子最终跟随南轩接受胡氏的学问，以《艮斋铭》为宗旨，则与延平不同了。所以戊子年的诸书不涉及延平，直到己丑年又领悟其错误，重新审定已发未发的区分，认为胡氏“先察识后涵养”是不对的，而在未发方面仍然坚守延平的说法，他说“以静为本”，又说“从静中渐渐养出端倪来”，这还是体认未发气象的言论。庚寅年才提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学问的大致宗旨定于此，而壬辰年作《中和旧说序》说“没能奉承并质问于李氏门下，对于已经说过的而未说出的可以推知”，则已不专门主张延平的说法。癸巳年以后往来讲论，也不涉及延平，直到甲辰年与吕士瞻书信，戊申年与方宾王书信，明确说程子的说法不可改变。延平自是一时入门之处，难免有商量的余地。晚年的语录，杨道夫、叶味道、陈安卿、寥子晦所记载尤其详细。《中庸或问》极力辩驳吕氏求中的错误，而说龟山也难免有吕氏的过失。龟山的说法，则是延平所出自的。这前后异同的缘故，也大致可以考察了。所以现在依据行状而年谱所载，则附论于此。不知道后来的君子认为如何呢？〇按朱子年少即有志于为己之学，其学禅正是从心地着工夫，而对于语孟经史及周程张诸家的说法考订讲贯，大概没有一天不运用其功夫。内外两进，自幼已然，这就是所谓的生知安行，没有积累的渐进。同安归来后，再见延平，尽弃异学，而在求中未发的旨意未通达于南轩讲论，超过四五年，直到己丑年才定其说法。至庚寅年提出程子涵养两句话，生平学问的大致宗旨定于此。其早年进学的次序，在答江元适书、汪尚书书、薛士龙、陈正已书及《中和旧说序自叙》极为分明，今日可据以为说。至庚寅年以后，所谓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大概不是后来者所能拟议的。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节次可以考察，而程子言圣人未必然，特为学者立法规。朱子也说因其近似自名，不敢擅自为之说。明道谓谢显道曰：“贤见某如此某煞用工夫。”以显道的高明，又亲炙之久，于明道尚有不及知的，后之人何敢妄下一语呢？若以一己所见，而取文集仿佛之语以为依据，又杂取诸家语录庞乱之说，而断之曰某年至某地位，某年至某地位，未免于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恐识者之有议其后矣。语录有云：“只今六十一方理会得恁地。”又曰：“某觉今年始无疑。”又曰：“自觉得无甚长进而上面犹隔一膜。”此圣贤日新不已望道未见之心，若遂据以为证是又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文集语录多谦已诲人之辞，大率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又间或有为而发不可泥。看孔子尝言何有于我又言我无能焉。孔子岂真何有无能者耶？此又读文集语录者所当知也。因年谱语而附论之。世之君子望有以订其是非焉。

译绍兴三十一年辛巳，朱子三十二岁。

[年谱记载：这一年朱子写信给枢密使黄祖舜讨论恢复中原之事。查考文集中给黄枢密使的信，信中说的是敌军退去后，应当先制定自我治理的计划，对于恢复中原之事，大概是谨慎而言的。信末以起用旧臣为重要策略，并担忧敌人再次来犯，未曾专门谈论恢复中原。年谱原本出自李方子之手，不应有如此错误。怀疑“论恢复”这三个字，或许是后人添加的，现在删去]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朱子三十三岁。〇六月，宋高宗退位，宋孝宗即位，朱子再次被任命为南岳庙监。

[年谱记载：五月祠禄任期届满，再次申请。六月，孝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八月，朱子应诏上呈密封奏章，没有回复。这个月，朱子祠禄行状记载：祠禄任期届满，再次申请。孝宗即位，又让他担任原职。恰逢下诏征求直言，于是上呈密封奏章。根据年谱，朱子获得祠禄是在上呈密封奏章之后；根据行状，获得祠禄是在上呈密封奏章之前。查考密封奏章开头提到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那么本来就已经获得祠禄了。现在依照行状]

孝宗隆兴元年癸未，朱子三十四岁。〇十一月六日，在垂拱殿奏事。〇十二日，被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补缺。

[《洪本年谱》记载：冬十月辛巳日入朝对答垂拱殿。十一月戊辰日被任命为武学博士〇戊今改正〇查考孝宗本纪，隆兴元年十月戊午日初一，辛巳日是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可能有戊辰日，而且辛巳日距离戊辰日四十七天，不应该授官如此迟缓。根据文集《与魏元履书》记载六日登对，十二日任命为武学博士，那么年谱的错误无疑。现在依照邹本改正。邹本又根据《与李先生书》记载九月二十六日还在铅山，到达临安后回复吕伯恭的信中有说：“我大概一两天就能对答。”以路程时日计算，登对应当在十一月，而不是十月。现在也依照这个说法〇任命为武学博士。年谱记载：“是填补成资缺额。”接受任命后就回去了。行状记载：“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补缺。查考宋代官制，填补现有缺额叫“填某人缺”，等待补缺的叫“替某人缺”。朱子南康任期届满状记载：“已经系成资。”而丁未年辞江西提刑状记载：“替马大同成资缺。”那么“成资”是缺额满员的名词，“成资”上面应当有姓名，如“替马大同成资”的例子，而年谱缺漏没有记载，现在无法查考，暂且保留〇年谱又记载：“这一年有《与陈漕书》讨论盐法，《与汪尚书书》讨论龟山语录〇”查考讨论盐法可以不记载其题目，《与汪尚书书》很多，不应当单独记载这一封，现在删去]

归还刘氏田地

[查考：屏山去世于绍兴十七年丁夘，那么田契不应当在干道年间。归还田地在隆兴年间，也不在干道年间。难道是因为干道年间归还田地而年谱误载吗？忠肃称谥号，那么在忠肃去世之后。忠肃去世于淳熈五年戊戌，那么也不是干道年间所写的跋文。而且说至今犹存，那么都在朱子去世之后，距离朱子那时已经很久了。不知道何时何人所写的跋文？这在文集语录中都没有查考。然而李方子一定依据旧本，如虞集复田记之类，只是不知道何人增入洪本去除？查考：干道年间田契跋文说“八字”，那么似乎元本所有，后人无法查考纠正了。现在保留李本]

隆兴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岁。〇《困学恐闻》编成。

[查考朱子以困学命名他的燕居之室，一定是在同安归来之后。困学诗的创作，则在《恐闻》成编之前，大概是戊寅己夘年间。《困学》、《恐闻》编序没有注明年份，而文集排在《论语训蒙口义》之后，年谱排在甲申年，一定有所依据。又《延平答问》的记录从丁丑到癸未，其成编一定在甲申之后，只是没有序文可查考罢了。年谱也缺漏，附记于此。〇查考朱子年轻时在刘、胡三位先生门下学习，而出入于老、释之间十余年，自从庚辰年受学于延平之后，断然知道老、释的错误了。回复江元适的信，说先父的余诲而没有提到刘、胡，是因为三位先生都崇尚佛学。获得亲近有道之人，自指延平先生，这封信叙述次序最为分明，再参考何叔京的信，尤为可据。其中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又说「晚亲有道」，那么也是受学在庚辰年而不是癸酉年的确证。〇有人怀疑江信没有提到延平去世应当在癸未年，朱子以十一月接受武学博士任命回去，就听说延平先生去世了。江信和垂拱奏札自在回去之后，不一定在癸未年。其或许在叔京信之后，岁月已远，偶尔没有提到罢了]

干道元年乙酉，朱子三十六岁。春，省札催促就职。夏四月，到达行在。再次申请祠禄。五月，再次被任命为南岳庙监。

[查考行状本传都记载：既至，那么朱子四月间到达行在矣。因为执政再次主张和议，所以不就职而申请祠禄回去罢了。年谱也记载：既至，所书未明。现在依照行状改正。〇查考本传：既至，而洪适为相，再次主张和议，不合，回去与年谱不合。查考《宋史》：洪适这一年八月参知政事，十二月为尚书省仆射同

译礼在甲申年十一月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升任参知政事，直到次年八月才罢免。这一年二月陈康伯被罢免，当时尚未设置宰相，端礼作为首任参知政事，所以年谱的记载是正确的。〇年谱记载戊午年《谠议》的序言说：“戊午年的议论，朝堂上发言众多”等等。戊午年的议论，根据序文应当是癸未年的议论。李洪全都胡乱改动了。查考戊午年，是高宗绍兴八年；癸未年，是孝宗隆兴元年。戊午年初次商议和议，癸未年再次商议和议。元履所叙述的是戊午年的和议，而朱子序文中极力论述的却是癸未年的和议。年谱没有考辨全文，只简略记载了几句话，又胡乱将癸未改为戊午，完全失去了原意。现在将其删去，而在后面另外记载序文。

译二年丙戌，三十七岁。

[按：与张钦夫的两封信，朱子自注非常明确。另外一卷中答张敬夫的两封信，与前两封信意思相同，但位于前两封信之后。那些没有注释的，或许是朱子自己删去，而后人又将其收入。然而《中和旧说序》说：“得到当时往来的书信稿一编”，那么必定不止两封信。前第二封信的注释说：“自有辩说非常详细”，现在没有见到，难道是指已发未发说以及《中和旧说序》吗？暂且记录在这里。〇《朱子文集》第三十卷《与张钦夫书》，第三十一卷《答张敬夫书》，大致按年份编排。第三十二卷所载则不按年份编排，且多未定之论，所以怀疑是朱子自己删去，而后人又将其收录，但我不敢确定。〇按：朱子从延平那里接受求中未发之说，未能通达，而延平去世，寻求其说法而不得。甲申年在豫章舟中会见南轩，从此书信往来都讲论未发的旨意。《南轩集》无处考证，而朱子两封信自注非常明确。别卷两封信无注，但详究其文义，实在都是同一时期的话语。过去因为《中和旧说序》说：“听说张钦夫得到衡山胡氏之学，就去跟随他请教”，认为是到达潭州时，所以把四封信放在戊子年。现在根据答罗宗约的书信考证，是指书信往来而非到达潭州时。答何叔京的书信说“未发已发浑然一致”，与这四封信意思相合，又说程门记录的错误，与《中和旧说序》所说“认为是少年之作失传而不相信”，也正好相合，而何叔京的书信自在丙戌年。〇彼此参考，四封信在丙戌年而非戊子年，确凿无疑了。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不再区分时节，这是朱子自己领悟的，不是从南轩那里接受的。而南轩跟随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不讲未发，与朱子所见略同。南轩前信还有认为是两样东西的疑虑，朱子再次写信反复阐明这一点，大概没有异议了。到达潭州后讲论的话语无处考证。南轩赠行诗说：“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朱子另一首诗说：“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处，特达见本根。”都是以未发为太极，即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旨意，与四封信同一意思。到己丑年才领悟其错误，急忙写信告知钦夫及当时同持此论的人，那么潭州所讲论的与朱子所见都相同，而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虽然看似稍有不同，但实在没有差异。指此《中和旧说序》对潭州之行略而不提。所以现在断定四封信都在丙戌年，并把答叔京的三封信、答宗约的两封信系于其后。叔京的信说体认未发气象，是龟山门下相传的指诀，而有愧汗沾衣的话语，这是求中而未达的时候，应当在丙戌年之春。他说未发已发浑然一致，则在既领悟性为未发之后。又说延平说学者应当于未发已发之几默识而心契，这是以自己所悟合之延平所传，与龟山门下的指诀也似乎稍有不同。这在丙戌年之冬。〇至于宗约的信，宗约远在西蜀，又死于戊子年四月，两封信必定不在往潭州之后。他说钦夫书信往来近方觉有脱然处，自然是指丙戌年的领悟。又说所闻于西林的都不欺骗我，与叔京的信也相合。又说衡山之学尤易见功，近乃觉知如此。那么与《中和旧说序》所说钦夫告诉我所闻也没有省悟，后得胡氏与曾吉父的书信才更加自信，也正好相合。那么这封信或许是丙戌年之冬，丁亥年春夏未可知。李本《年谱》一概不载，洪本杂叙与钦夫诸信于往访潭州时，其意不明。《通辨》也不提及，而《闲辟录》反而以末卷与张敬夫两封信为朱子尊德性的证据，尤为大误。《正学考》已察觉其误，而把四封信载于戊子年，叙述虽多，其意终未明了。所以在此特别详细论述，以等待后之君子考订其是非。〇朱子自注两封信，文集编次于论程集改字之前。当时刘共甫在潭州，乃乙酉丙戌年间，到丁亥年则被召还了。这也是四封信在丙戌年而不在戊子年的明证]

三年丁亥，三十八岁。秋七月，崇安发大水，奉府檄行视水灾。

[按：此条，李本、洪本都载于戊子年，是年五夫有秋与水灾不合，过去怀疑其有误。等到考证续集与蔡季通的信说：“邑中水祸至此极可伤悯，这里幸好也没有其他灾祸，两天后才听说。”这是此水所及不远，而五夫独不及。李本、洪本两本都无注，而文集与林择之的信说此最详细。崇安大饥之后，重遭此水灾。书中略不言及。与何叔京的信说：“早稻已熟，可无他虞。”正是七月，也不言崇安之有水灾。而戊子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必因上年水灾的缘故，以此参考，那么行视水灾在丁亥年无疑。〇与择之的信极言州县官漠然无意于民，难于图事，而朱子八月即往潭州。大概是避之而不欲与其事也。是时知]

译建宁府长官徐嚞，是秦桧的党羽，朱熹自然不肯为他效力。到了第二年，崇安发生大饥荒，波及五夫镇，因为接受了县官的委派，朱熹不得不参与此事，并向府衙请示。徐嚞正因身为秦桧党羽而内心不安，加之朱熹已担任枢密院编修官，陈应求、刘共甫也都身居执政之位，所以朱熹的请求立即获得批准，但实际上两人并不曾意气相投。徐嚞在戊子年秋季奉命主管祠禄离职，但社仓的粮食确实始于徐嚞，因此《社仓记》也不愿抹去他的名字。经过反复核对，水灾实际上发生在丁亥年，现在予以改正并附上上述说明，以便后人考证。

译八月，朱子前往潭州拜访南轩张公敬夫。

[按：朱子在九月八日抵达潭州，停留两月期间讲论的话语，在文集和语录中都没有考证。李本记载极其简略，洪本所增补的内容较多，但不无谬误。如今仅记载李本中的几句话，而洪本的内容则另列于此，并附带讨论。洪本年谱说：留在长沙两月讲论的话语，没有考证可见。南轩赠行的诗说：“遗留的经典得以梳理，心事双方都紧密相连。超然领悟太极，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先生答诗说：“过去我怀抱冰炭般的矛盾，跟随你认识乾坤。才开始知道太极蕴含的奥秘，精妙难以用言语形容。说它有，难道有痕迹吗？说它无，又存在什么呢？只有在这酬酢应对之处，特别通达地见到根本。万物的变化从此流出，千里之外同此源头。空旷深远无法阻挡，淡然若初时并不烦扰。”从这两首诗来看，他们往复深相契合的，是太极的宗旨。又《中和旧说序》说：“我早年跟随延平李先生学习，接受《中庸》一书，探求喜怒哀乐未发的旨意，未能通达，而先生去世。听说张敬夫得到了衡山胡氏的学问，就去跟随他请教。这时范念德侍从同行，曾说两位先生讨论《中庸》的意义，三天三夜都不能达成一致。后来先生最终更改确定了其说法。那么未发的旨意大概没有相互契合。”又说：“考察先生与敬夫讨论中和几十年才最终确定。起初与敬夫的信认为人自有生命就有知识等等。又说：‘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等等。后来回答敬夫的信又以浩浩大化之中等等。最后与敬夫的信说：‘近来再次体察发现此理，必须以心为主来论述，那么性情的德行，中和的奥妙，都有条理而不混乱’等等。以及与湖南各位讨论中和的信，都是这个意思了。”按：洪本所说深契太极的宗旨，这是以赠行诗与答诗推测的罢了。朱子自甲申年后与南轩往复都讲未发的旨意，而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大概以未发为太极。诗中所说太极则指未发而言。专门说太极则不明白其意思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两位先生在此没有异议。到潭州时必定共同讨论。《中和旧说序》说：“急忙写信报告钦夫及当时共同讨论的人”，那么到潭州与南轩共同讨论，显然可以证明，而说未发的旨意没有相互契合的，真是妄说。范念德说两位先生讨论《中庸》的意义，三天三夜不能达成一致，这话完全没有依据。洪本说：“后来先生最终更改确定了其说法”，这是指已丑年已发未发的说法而言，所以认为历经十年后才确定。中和的旨意，与南轩讲论，在乙酉、丙戌到已丑，就悟出它的错误，写信报告钦夫。钦夫认为正确，不过四五年间，只有“先察识，后涵养”的说法，钦夫坚持尚坚，后来最终遵从朱子的说法。虽然不详其时间，大约不久就论定了。认为十年后才确定的，也是妄说。其叙述丙戌三书为起初未确定的论断，这是对的，不记载中和旧说。序中所说，则指意不分明，又记载已丑论心学一书作为定论。此书在已丑初悟已发未发的区分时，尚多未确定的论断，如以静中知觉不昧为复寂而常感应，感应而常寂，以静为本等论断，都是后来不再说的。就像仁中为静义，正为动，与太极图解释正相反，岂可据以此作为定论呢？祭南轩文说：“大概反复争论几十余年，最后才同归而一致。”这是统而言之，如论语说仁说之类，不是指中和说而言。洪谱大概误认此语了。凡此皆非果斋的旧本。李本推崇阳明之学，自主中和旧说，所以在此多所删削，简略而不说。而洪本则不胜其可疑。姑且附其说于此。〇也是这时，范念德侍从同行，曾说两位先生讨论《中庸】的意义，三天三夜不能达成一致。李、洪两本都记载了，这可能是元本所有，不是后人增入的。然而在文集语录中都没有考证，而洪本认为未发的旨意没有相互契合的是不对的。我曾考察，朱子跟随延平的学问，南轩跟随衡山的学问，各有师承。延平去世后询问南轩，南轩以所闻告知，也没有领悟。不久朱子自己悟出性为未发，而合于延平所传。〇京南轩则专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为不对，又极力辩驳吕氏求中的错误，自与延平不合。意其所说不合的，或许在于此。后来朱子最终跟随南轩接受衡山的学问，其与以艮斋铭为宗指，共同坚守。曾“先察识，后涵养”则与延平不同了。与林择之的信，后来所见不同，不再深思，大概指此时。而戊子诸信绝不及延平，也可自证。到已丑才悟出以性为未发的错误，未发已发各有时节，而在未发仍守延平的说法，又深以“先察识”为非，其先后异同，大概如此。我私下以意推测，而不敢确定。现在仍用李本，保留这两句话以等待考证]

冬十一月，与南轩张公一同登上南岳衡山。

[李本没有这条，现在遵从洪本。〇按《南轩南岳唱

译《记》、《东归乱稿序》，其中叙述的时间、路程极为详细。李本略载《南岳唱酬》、《东归乱稿》，将其附在“往潭州”和“自长沙至”两条之下；洪本则单独设立此条，但其注文最为错谬。今依据两家文集考正，而将洪本的注文直接删去，也不再一一辩驳。〇又查考，朱子前往拜访南轩，与林择之同行。南轩的序中也只提到三人，范伯崇直到己卯日才告别他的群从昆弟而来，一同登山，又与朱子、择之一同返回。然而年谱说范念德侍从同行，怀疑原本是与伯崇、择之同行。伯崇有群从兄弟在湖湘一带，他分别前往探望，直到己卯日才后来，但这没有确切的考证。南轩序说己卯日胡实广仲、范念德到达，一同登山。朱子后记说伯崇到来，才听说水帘的胜景，想要前往观看，因下雨未能成行。随后醇叟、胡广仲、伯逢、季立、甘可大来到云峯寺饯行，酒过五巡，激烈讨论所疑惑的问题后分别。洪本叙述的次序断续不明，且将自岳宫至槠州的内容归为《南岳唱酬集》，尤为错谬，今全部删去。

译这一年，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补缺任职。

[李洪原本都缺少“官”字，错误地考证宋代制度，编修官、检讨官都有“官”字，现在补正。〇已丑年尚书省札子，施元之因考核改官，另行注授，迅速前来供职，那么这次任命就是接替施元之的空缺。施元之任期未满，所以在家等待补缺]

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夏季四月，崇安发生饥荒，向官府请求粮食来赈济灾民。

[年谱只记载了社仓的记录，而没有提及县官的委派，非常简略，现在载入社仓记]

《程氏遗书》编成

[按程子“涵养须用敬”这两句话，庚寅年才特别提出，而戊子年《遗书》序言已经说“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续集》答蔡季通信中说：“近来看《遗书》目录序，有时有先后，以下一节说道理说不出来，想要更改。”说：“先生的学问，其大要就可以知道了。”读这本书的人，如果真的能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两者交互作用而不止，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将会默默地契合先生的心意，而疑惑与相信的传闻就可以坐而判断了。那么这篇序文后面有更改，蔡信不详何时，难道在庚寅年以后吗？“有时有先后”的说法，也不见于《遗书》序中，那么他所更改的又不止于此。〇按自从从潭州回来以后，以《艮斋铭》为宗旨，指出它见于与程允夫、曾裘父的信中非常明白。《艮斋铭》以知止为开始，而格物致知专门以察识端倪为下手工夫，与学习积累、询问辨析的宗旨不类似。其中说“天心纯粹，道义俱全，这叫做至善，万化的本源”，与至善是事理当然极致的注解又不符合。与何叔京的信，因为良心发现的细微之处，猛然醒悟提撕，使心不昏昧，默会于心以立其本，这些都是《艮斋铭》的宗旨。石子重信说“不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及正心诚意却不用致知格物，他的话自然是对的，但把审察见得作为格物致知，把泰然行将去作为正心诚意，也仍然是《艮斋铭》的宗旨。大概以心为已发，以性为未发，要从已发处识得未发，所以说“只有在应酬应对处特别通达看见本根”。凡是戊子年的各种书信，都是一致的意思。平湖说答叔京的信容易被异学所借用，似乎还未能察觉。《正学考》不记载与允夫的信，那么没有看见其宗旨，而在讲论中多有反复，似乎都没有得其要领，所以附带论述]

五年己丑，四十岁。〇夏季五月，尚书省札子再次催促就职，再次辞谢。〇秋季七月，尚书省札子又催促出行，辞谢。

[按枢密院编修官是接替施元之的空缺，这一年施元之考核改官，另行注授，尚书省札子催促前来供职。年谱记载在戊子年末，是错误的。魏掞之在四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太学录，五年六月罢官回家，正是尚书省札子催促出行的时候，朱子因此极力辞谢。朱子《魏元履墓志》、《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都可以考证，年谱错误记载，而《续通鉴》沿袭它，现在改正。〇行状说五年三次催促就职，根据文集回复催促供职的状文，五月内两次接到尚书省札子催促供职，现在又接到前件指挥，年谱八月又催促出行，就是第三次。把戊子末一条移到今年五月，就明白无疑了。〇按已发未发说，与湖南各位讨论中和的第一封信，都在己丑年的春天。大概刚改变旧说，还有很多未定的议论，比如凡说心的，都指已发而言，程子自己认为不妥，而已发未发说，则认为指心体流行而言，不是指事物思虑的交接。与湖南的信又认为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应当说凡说心的，这些都有所不安。吕博士《说中庸或问》极力辨明其过失，而这里认为大概是对的，又说涵养之功到了，那么其发出无不中节，又似乎删去了已发的工夫，都是早年未定的议论。《中和旧说》序在壬辰年，距离己丑年又三年，不及前几种说法，那么他的见解已经不同了。《中和旧说》序说：急忙写信报告钦夫及当时同为此论的人，现在这封信不见于与钦夫的答问中，难道就是与湖南各位的信吗？既然说第一封信，那么还有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了。这封信的年份应当在前，而编排在六十四卷的末尾，与答或人同类，这都是编排的错误，恨不得让勉斋各位起来质问一次。〇与张钦夫的各种说法通常蒙受认可，一封信当在与湖南各位的信之后，也是己丑年的回答。其中也有很多未定的议论，比如以心为主，就是心体流行的见解，又说仁者心的道，而敬者心的贞也，后来都没有这些话。又说静中之动，动中之静，动静自然是两个时间，不必互相说。又说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是已发，寂是未发。现在如果说已发而常未发，未发而常已发可以吗？又说以静为本，也偏于静，已发未发说小注已经明白说了，而篇末两句话也自然平说。凡是这些恐怕都是未定的议论。比如以静中知觉为复，后来改正了；

译然而《太极解》以“仁”为静义，以“中”为动，这与现在的解释相反。难道可以依据这本书作为定论吗？罗整庵引用这本书与王阳明辩论，平湖陆氏也将这本书视为定论，恐怕都是有所未察。〇回复林择之的三封信，都在辨析“先察识后涵养”的错误，但对于涵养，特别重视已发时的工夫，未免有所忽略。比如他说：“从涵养中渐渐体悟出这端倪来。”〇又说：“如果得到了涵养而没有物欲的昏蔽，自然显现得昭著，不需要另外寻求。”〇这些都是早年尚未确定的言论，后来并不采纳。罗整庵曾经说：后人创立异说，是拾取前人抛弃的东西来自我珍视，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译淳熙六年庚寅，朱熹四十一岁。春季，正月，安葬祝氏孺人。

[年谱记载：“先生居丧尽守礼制，安葬后每日居住在墓旁，每月初一、十五才回家祭奠灵位。”〇按李洪、闽本等三种版本都记载“每日居住在墓旁”，但没有说明具体地点。寒泉精舍应当离墓地很近，但既然名为精舍，那就是讲学论道的地方，而不是守墓的场所。朱熹在庚寅年给范伯崇的信中说：“近来带着两个儿子到寒泉，邀请蔡季通来相聚，也有一些朋友，起初并没有废止讲学论道。”那么朱熹确实曾到寒泉与朋友讲学论道，而说“每日居住在墓旁，初一十五才回家祭奠灵位”，恐怕不符合事实，现在删去此说而附注于此。〇按《书仪》规定，始虞祭时早晚哭泣但不设祭品，小祥祭时只早晚哭泣，只有初一十五才进献食物，会哭时则初一十五进献食物。小祥祭之前应当也是如此。朱熹居丧时自行采用《书仪》，所以或许初一十五回家祭奠灵位。考察《文集》中回复陆子寿的信，极力陈述撤去灵位不可行，但对于早晚进献食物却没有明确说明。回复李继善的提问，认为早晚进献食物不妨碍其厚重，又没有僭越的嫌疑，并且应当遵循。他回复叶味道的信，则依据《左传》“在寝宫单独祭祀”与《国语》“每日祭祀的记载”，认为神主复位于寝宫，三年内都每日进献食物，这是后来讨论确定的，与《书仪》也有不同之处。〇按《礼记》记载“早祭在日出时，晚祭在日落时”，注疏的解释都不明确。《开元礼》规定早祭直到撤去祭品，晚祭直到撤去祭品，早祭。《开元礼》距离孔颖达、贾公彦不远，或许有所传承。郑玄注释《既夕记》说：“早晚进献食物。”孝子不忍心认为亲人已死，侍奉他们如同生前一样，进献和撤去的时间如同平时，据此那么殡宫早晚的祭奠与下室进献食物完全不同。卒哭祭后停止早晚祭奠，而下室进献食物自然仍在正寝进行，只是经文没有详细记载罢了。《仪礼》记载早晚哭泣不设祭品，“不设祭品”只是说不举行丧祭的礼仪，《书仪》就将“不设祭品”理解为不进献食物，考察起来或许有所不详。〇年谱有《家礼》完成一条，现在删去。〇洪本本年谱记载：“先生居丧尽守礼制，安葬每日居住在墓旁，初一十五回家祭奠灵位。”从始死到祥禫，参酌古今，都尽到了变化，因此写成丧葬祭礼，又推广到冠礼、婚礼，合为一编，命名为《家礼》。完成后，未曾对学者提及。临终之后，此书才流传到民间，其中有些与先生晚年的论述不合。黄干直卿说：“《家礼》世人多使用，但后来也有增删，来不及重新审定，阅览者详细选择吧。”〇本《家礼》附录李氏方子说：“干道五年九月，先生遭遇母亲祝氏之丧。”居丧尽守礼制，参酌古今，因此写成丧葬祭礼，又推广到冠礼婚礼，合为一编，命名为《家礼》〇黄氏<〇田>说：先生完成《家礼》后，被一个书童偷走逃跑了。先生临终后的书才流传出来，现在流行于世。但其中有些与先生晚年的言语不合，所以未曾对学者提及。陈氏淳说：嘉定辛未年路过温陵，先生的小儿子敬之任郡佐，出示《家礼》一编，说：这是往年僧寺丢失的本子。有士人抄录下来，恰逢先生安葬之日，携带而来因而得到〇文集《回复汪尚书信》说：曾经依据程氏的说法，起草祭祀寝宫的礼仪，打算在私家施行，但连年遭遇丧事，来不及完全试验。《回复吕伯恭信》说：祭礼大致已经完成书稿，想等一两年，慢慢在其中察所未至，现在又遭遇这期丧，势必要在卒哭后才能权宜行礼，考察其实情而修订，随后寄去请求订正。又《回复吕伯恭信》说：祭礼已经抄写寄给汪丈，托付转寄，但其中有些节次修改的地方，等早晚另外抄录呈上请求订正。《回复张钦夫信》说：祭礼修订的地方很多，大体多依据程氏，而参酌各家，所以特别选取二先生的说法，现在所承用的是《祭说》一篇，而祭仪祝文又各自为一篇，比起以前的本子稍显精密。与蔡季通信说：祭礼只是在温公书仪内稍作增减，正想商订，须等开春稍有空闲才能做。程氏冬至、立春二祭，过去曾经施行，有人颇以僭越上级为疑，也不无道理，一并等详细商议〇《跋三家礼范》说：曾经想依据司马氏的书，参考各家的说法，裁订增减，举纲张目，附在后面，使阅览者能提其要领，以及其详情，而不畏难行之事，即使贫穷且卑贱，也能具备其大节略去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但因病弱不能达到罢了，唉！后来的君子，或许还能成就我的志向〇语录说：我的祭礼没有成书，只是将司马公的书减去几处。我曾修订祭礼，只在温公仪中间行礼处分作五六段，很简易明白。后来被人偷走丢失了〇按年谱及《家礼》附录，那么《家礼》是朱子的书无疑。考察文集语录，则有祭礼、《祭说》而没有说《家礼》的。所说被人偷走丢失的，也是祭礼而不是《家礼》。只有与蔡季通信有已取《家礼》四卷，并附疏一卷，交给一哥

译关于《家礼》的议论。这丁巳年之后的著作中所说的《家礼》，乃是《经传通解》中的《家礼》，也不是现今通行的《家礼》。〇年谱记载《家礼》成于庚寅年，正值朱子居母丧之时，但序言中绝口不提居丧一事。所谓因丧祭之礼推演至冠婚之礼，序言中也没有这种意思。黄勉斋所写的行状以及《家礼》后序，只说后来多有增删损益，来不及重新修订。既不说它是在居丧时编纂的，也不说它失而复得，这些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暂且将各类记载以及文集、语录中的各种说法汇集于此，以待后人考证审定。〇明代邱浚说：武林应氏撰写《礼辨》，认为文公先生在绍熙甲寅年八月为《三家礼范》作跋时说：“我曾想依据司马光先生的书，参考各家的说法，裁订增删，举纲张目，附在后面。但因哀痛病弱未能完成。”勉斋先生《家礼》后序说：“文公认为先儒的著作，本末详略，仍有可疑之处，于是斟酌损益，另撰《家礼》。等到他晚年，讨论乡党、侯国、王朝之礼，未能定稿，先生就去世了。这是百世的遗憾。”现在暂且不论这本书出自何处，姑且从年月上考证。宋光宗绍熙甲寅年，文公已在《三家礼范》中自述，因衰病未能完成。难道在孝宗乾道己丑年就已经有了这本书？况且勉斋先生也说未能定稿文公就去世了，那么这本书不是文公所编，不用辩驳就很明白了。文公集中有与门人谈及《家礼》已成四卷，以及《家礼》序文，这是门人编入作为引证的罢了。按照应氏的说法，认为《家礼》是未成之书，即使成了也未完全采用尚可，怎么能说根本没有这本书呢？既然没有这本书，为什么会有这篇序言？况且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而说门人编入作为引证，决不是事实。况且他所引用的勉斋跋语中所谓“未能定稿”，指的是《经传通解》，不是说《家礼》。《三家礼范》序中所说的，也是未能参考各家裁订增删，以致留有遗憾，不是说没有这本书。黄、陈、李、杨诸人，都出自朱门，亲受指教，都不怀疑，而应氏生于元至正年间，一旦肆意辩驳，认为不是朱子所编，断言出于门人附会无疑。并且说他妄意增删《三家礼范》的文字，违背礼经，又说附注穿凿尤其严重。唉，应氏说这些话，也太浅薄妄断了。〇按邱氏辩驳应氏的说法很详细，但依我考证，应氏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他所依据的勉斋跋语并非其本意，所引已成《家礼》四卷也考证得不详细。至于邱氏说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但序文自与年谱不合，勉斋行状和跋语不说成于居丧时，也不说失而复得，与年谱、《家礼》附录都不合。凡此种种都略而不提，他对《三家礼范》跋语的解释，其错误正与应氏相同。应氏的辩驳现在已不可见，通过邱氏的话得以知晓，所以一并附著于此，以见前人已有对此怀疑者，以待后来的君子考证质问。〇勉斋行状序言朱子所编次有《古今家祭礼》，而《家礼》与《通解》都因其未成书而另叙于后。到了《宋史》本传，则将《家礼》列入所编次之中，删去《古今家祭礼》，所以后人只知道有《家礼》，而《古今家祭礼》于是失传，非常可惜。《古今家祭礼》成于淳熙甲午年，跋语可考，其后增加三卷见于与郑景望书后，又增加一卷，共二十卷。马氏《通考》记载了它，年谱历叙诸书却唯独删去《古今家祭礼》，不载其意，认为有《家礼》而《古今家祭礼》一书可以废弃。《宋史》的错误，大概也由此而来，这是朱子所说的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的情况，对后人又何必责备呢？〇附《家礼》考：《家礼》不是朱子的书。《家礼》载于行状，其序载于文集，其成书的年月载于年谱，其书失而复得的缘由载于《家礼》附录。自宋代以来遵行使用，其为朱子之书，几乎无可怀疑。但现在反复考证，才知道决非朱子之书。李公晦叙述年谱，说《家礼》成于庚寅年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言不记年月，而序中绝口不提居丧之事。《家礼》附录中陈安卿叙述朱敬之的话，认为这是往年僧寺所丢失的本子，有士人抄录得到，恰逢先生下葬之日携来，因而得以获得。那抄录携来的人不说是何人，也不说是在何处得到的。黄勉斋作行状，只说所辑《家礼》世人遵用，其后多有损益，来不及重新修订，既不说成于居母丧时，也不说失而复得其书。《家礼》后序也是如此。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公晦、勉斋、安卿都是朱子的高第弟子，而他们的说法参差错杂，不可考据到如此地步。查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中论祭仪、祭说往复很详细。汪、吕的书在壬辰、癸巳年，张的书不详其年，计算也在其前后。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为何绝口不提，而仅以祭仪、祭说来谈论呢？陈安卿录云：“向

译制定祭祀礼仪非常简略且容易理解，如今已经失传了。”由此可见，所失传的乃是祭祀礼仪而非《家礼》，这是很明显的。朱子的文集和语录中，除了《家礼序》之外，没有一句话提到《家礼》，只有在回复蔡季通的信中有“已取家礼四卷给一哥”的话。〇这是《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里的四卷，而不是现在所流传的《家礼》。甲寅年八月在《三家礼范》后作跋说：“曾经想要依据司马光先生的书，参考各家说法，删定增删，列举纲领张设条目，附在它的后面，只是因年老多病未能做到罢了。后来的君子必定能完成我的志向。”甲寅年距离庚寅年二十年，庚寅年已经有成书，朱子虽然年老，难道完全忘记了？到了这个时候才说这样的话吗？我私下推测其中的原因，这必定是有人依据《三家礼范》的跋语模仿而成的，大概是为了附会“后来的君子”这一说法，而传播者就把它托名于朱子。朱子自己写的序文，也是模仿《礼范》的跋语，反而与《家礼》的内容不合。《家礼》重视宗法制度，这是程颐、张载、司马光等人所未涉及的，而序文中绝口不提，因为跋语中没有相关内容。年谱中所说的“在母亲丧期时所作”，或许是后人随意附会添加的。黄榦只是依据所传版本，没有深入考证，这就像司马季思刻印司马光书的情况一样。公晦跟随朱子学习在戊申年之后，对于朱子早年的情况本来就不详细知晓，只是叙述所听到的来编写年谱。而勉斋所作的行状，是在朱子去世二十多年后写的，当时《家礼》已经盛行，又是黄榦所传录的，所以不想公开说它不是朱子的书，只是言辞简略而不详尽。他在《家礼》后说“《经传通解》未能完成是百世的遗憾”，那么他的微妙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了。后来的人因为朱子家季子所传，又看到行状、年谱的记载，廖子晦、陈安卿都为之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又为之考订，尊崇并使用它，不敢稍有怀疑。然而虽然说是尊崇使用这本书，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实行，所以对于其中的错误也没有来得及考察，只是口口相传说是文公的《家礼》罢了。只有元应氏写了《家礼辨》，他的文章也没有流传，仅在明邱仲深所刻的《家礼仪节》中见到。他的辨析专门依据《三家礼范》，跋语言辞多有疏略，不足以解除世人的疑惑。邱仲深也不认同他，所以我现在广泛考证年谱、行状以及朱子文集、语录中所记载的内容，都附在后面，并一一详细注释。元应氏、邱仲深的话也一并附上。其他摘出的错误，也有几十条，希望后来的人能知道《家礼》决不是朱子的书，而我也能免于凭空妄说的罪责。尔〇误。又按：朱子在淳熙元年甲午为《古今家祭礼》作跋，距离庚寅年五年，没有说他有《家礼》。他说“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广传之，相互损益折衷，共同成就礼俗”，与跋《三家礼范》虽然时间相距很远，但其大意基本相同。《家礼》不是朱子的书，这也是一个证据。

译秋季七月，迁移韦斋先生的墓。

《文集·迁墓记》说：“起初，父亲将要去世时，打算葬在崇安的五夫，去世的次年，便安葬在故乡灵梵院旁边。熹年幼未曾经历世事，选择墓地不详细，既担心体魄不能获得安宁，于是于乾道六年七月五日迁移到故乡白水鹅子峰下。”《吏部行状》说：“去世的次年，熹奉父亲灵柩葬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的西塔山，而硕人另葬在建阳县崇泰里的后山铺东寒泉坞。然而公所安葬的地势低洼潮湿，担心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占卜选定在庆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迁到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的北面。”〇按《迁墓记》说：“在韦斋去世的次年安葬在故乡灵梵院，那么到乾道六年迁移到白水鹅子峰下。”《祝孺人圹记》说：“距离府君白水的墓地百里之远。”可见韦斋的墓迁移到白水是无疑的了。然而行状只说：“在次年葬在崇安县五夫里的西塔山”而不说迁移墓，难道西塔山就是白水鹅子峰吗？灵梵院旁、鹅子峰都在五夫里，相距不远，所以统而言之吗？然而不能说“次年”。灵梵安葬时说“选择墓地不详细”，而行状所说地势低洼潮湿，自是指白水的墓地而不说再次迁移，这令人不可理解。果斋作谱时还可以询问，而今谱只是用疑词，不知是否就是果斋的旧说？《迁墓记》与《行状》互相有异同，编次者也不略加考订，为什么呢？暂且将所怀疑的记在这里。〇按自从庚寅年与吕东莱、刘子澄书信往来，拈出程子的两句话，生平学问的大旨，大概在此确定，即《中庸》的“尊德性”、“道问学”，《易大传》的“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自古圣贤所传，如同符节相合。到甲寅年与孙敬甫书信说：“程夫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如同车的两个轮子，如同鸟的两个翅膀，没有废弃其中一个而可以行走可以飞翔的。”尤为直截分明。大概相距二十五年了，而他的言论没有丝毫差异。自从庚寅年以后书信往来，虽然因人说法，偶尔有所侧重，而其大旨不出这两句话。晚年作《鄂州稽古阁记》、《福州经史记》，正以此两句话相对阐明其旨意，尤其清楚了。《通辨正学考》都不记载这两篇文章，现在根据《文集》补入。陈师德的信不详何时，师德死于甲午年，这封信应当距离庚寅年不远，所以附载在这里。

七年辛卯，四十二岁。〇冬季十二月，尚书省文书催促起行，因俸禄不足以供养父母，上辞呈推辞。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任福州知州，虞允文独任宰相。闰五月，梁克家任参知政事。这次征召虽然因为胡铨的推荐，或许也是允文、克家的意思。朱子以丧期未满推辞，其辞呈不见于文集，怀疑他在丧期中不再具写辞呈，只是将尚书省文书退回建宁府军资库而已。到七年十二月，丧期已满，尚书省依照六年原降指挥催促起发。朱子在八年二月具写辞免征召的状子，以俸禄不足以供养父母推辞。四月，三省同奉圣旨，命令迅速起发。行状说七年既免丧，又征召，以俸禄不足以供养推辞。免丧在七年，而再次征召则在八年四月。行状统而言之，不再详细叙述。本传也相同。其七年十二月尚书省文书，是依照六年原降指挥，而不是立即有再次征召的命令。八年二月，克家为相，与允文并列。本传说九年克家为相，再次重申前命。九年当作八年。自从征召赴行在，屡次催促起发，怀疑都出自克家的意思，而允文只是听任罢了。允文在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赐改秩宫观，那么允文去位已经很久了。然而朱子对允文、克家都没有书信，难道因为申省状已经屡次说过，而素无交往，所以不便有书信吗？或者是文集的脱漏？陈丞相、龚参政、周丞相、留丞相都再三与书信，即使赵雄、王淮也屡次与书信，是在南康、浙东事有相关，不得不如此，而文集却讳言，也不识朱子的意思了。行状说“四年之间辞者六”，这是指六年征召赴行在，八年征召赴行在，七年尚书省文书催促起行，八年尚书省文书再次催促起行，九年尚书省文书又催促起行。辞免征召状共五次，而丧期未满无辞状元，很分明。李本只记载六年、八年两次征召，九年尚书省文书催促起行太简略。洪本得其要领，而将七年十二月催促起行当作八年二月催促起行，则也失之。现在考正其始末，而附论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岁。春季，正月，《论孟精义》编成。

[按癸未年编次《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两书都不传，而保留其序。到壬辰年编次《论孟精义》，庚子年在南康刻印，改名为《要义》。大概其名偶然相同，而不是前《论语要义》的本子。年谱误认，以此书先名《要义，后改《精义》，又改名《集义。以书《语孟要义》序后考

译并非如此。现在予以改正。〇又查癸未年《要义》的序言，只选取了两位先生及其门人、朋友中几家学说，加以补充、编辑、订正，汇为一书，这也与《精义》大致相同。但那本书较为粗略，所以后来编纂《精义》时不再提及它，而是另外写了序言。因此，它并非癸未年的版本。南康刻本，大概是沿用了旧名，因为“精义”二字分量太重，而各家解说也有不尽恰当之处。后来定名为《集义》，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年谱中的说法，大概是没有辨析出这层意思。

译夏季四月，朝廷下旨催促赴任，再次推辞。六月，尚书省发文再次催促赴任，再次推辞。

[按：辞免召命状，因去年冬季十二月尚书省发文催促赴任，二月具状辞免。洪迈本将催促赴任的事叙述在二月，是错误的。夏季四月有旨意，疾速起程。到五月、六月，尚书省又两次发文催促赴任。洪迈本只记载六月尚书省催促，也不对。现在都予以改正]

《资治通鉴纲目》编成

[按：《纲目》序于壬辰年，根据季通、伯諌、择之、伯恭等人的书信，则癸巳、甲午至乙未年才抄写校订净本，于是编成。又根据敬夫、伯恭、李滨老的信，则重修于丙申、丁酉至庚子年才可抄写依据。延之、恭叔的信则说丙午年以后想重修而未及。行状所说，每每以未能修补为憾。余大雅的录文在戊戌年以后，应当是重修时，但语意不类，恐怕是记录者的错误。如果陈淳的录文则自分明。年谱说《纲目》成于壬辰年，是根据序文而言。〇凡例刻于王鲁斋、柏勉公等人，都未曾提及，或许以后出为疑。现在考证蔡书的说法：“条例也已确定了”，又说：“《纲目》凡例修立略定，极有条理意义”，则原本有凡例，应当以蔡书为依据。〇又按：《纲目》对《通鉴》改正很多，但还有未能改正的，所以说：“恐怕成为千古之憾”。现在记载与刘子澄、尤延之的信以见其概。朱子在壬寅年以《纲目》向孝宗陈述，大概想仿效温公的例子，而孝宗却置之不理，则反而不如神宗远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终究未能再修，这就是常以为憾的原因]

《八朝名臣言行录》编成

[按：《东莱集》与汪尚书的信说：近来建宁刻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又说：这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应当考订的地方很多。近来也去问元晦，未回复，不知曾过目否？此书记载吕许公的事，切直，所以东莱不乐。而朱子后来也未修改，这是早年的书，与《论孟或问》相同]

冬季十月《西铭解义》编成

[按：年谱据《西铭解》后跋，但考证作解应当在壬辰年前。跋说：熹既为此解，后得尹氏书信，则非壬辰年明矣。又考证叶味道语录：自在云谷作“天地之塞两句解，后来迤逦作《西铭》等解。云谷记以庚寅年得云谷，则《西铭解》作于庚寅、辛卯间。据吕东莱书信：《太极》、《西铭》两解皆成于壬辰年前]

九年癸巳四十四岁〇夏季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编成。

[按：年谱，壬辰十月《西铭解》编成，癸巳四月《太极图解》《通书解》编成，这是根据两篇后记的岁月而言，而《通书》则附见。考证吕、张两集，则《太极图解》成于癸巳年，《西铭解》成于庚寅、辛卯。东莱书信壬辰年有改定《太极图说》解之说，则必不至于癸巳年而后成。〇又按，己丑、己亥皆订正《太极通书》，不说有解。丁未年作《通书后记》，戊申年始出《太极》《西铭》两解以给学者，年谱将《通书》解附于其中。东莱与朱子书信说：“《太极图解》近来才得到本子玩味，浅陋不足以窥见精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其书信在癸巳年。又说：“太极所疑，重蒙一一镌诲，则在己丑。”又说：“示下《太极图》《西铭》解，应当朝夕玩绎，若稍有所未达，应当一一请教，亦不敢以示人。”又说：“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论》解，比以前本子更觉精密，《西铭》发昔人所未发处更多。”又说：“《太极图解》昨天与张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稍有空暇应当整理前说。”这三封书信应当在辛卯年。朱子与南轩书信说：“《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则书信在癸巳、己丑间。南轩书信说：“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體用先后之论”，则在辛卯后。根据这些书信，则《太极图解》成于癸巳、己丑，《西铭解》成于庚寅、辛卯。两书后跋各以其跋的岁月而言，非成书的岁月。又戊申年跋未敢出以示人，乃为学者而言。张、吕二公则未尝不共同商确。象山说：“考订注释，似亦见图解矣。”《通书后记》作于丁未年，这如同己酉年序《大学》《中庸》章句之比。章句并非至己酉年始成，《通书》解亦非丁未年始成。年谱叙述于癸巳年，疑亦因《太极图解》附及。而李微之序亦说：“《太极》《通书》解义成于癸巳”，岂别有所据乎？窃意亦成于壬辰年前，至丁未年始作后记以授学者。戊申年二月则出两解，非并出《通书解》也。梭山诋《太极图》《西銘》，林黄中诋《易》《西銘》，而《通书》尚未有议者，故未及焉。今姑依年谱所叙而考訂其岁月先

译后来情况就是这样。〇李微之为《性传语录》作序，序中大概记载了成书的年月。同年谱记载的《易本义》成书时间不同，认为成于乙巳、丙午年间，这与年谱记载不符，说明并非完全依据年谱。戊申年，（作者）拿出《太极》《西铭》两种解说，展示给学者看，明确说这两种解说不如《通书》，而李洪的两个版本在戊申年都把《通书》附在后面。现在依据邹本将其删去，前面的说法也是凭推测，未必完全正确。]

译五月接到诏旨，特别改任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再次辞谢。

[洪本进呈乞岳庙札子下，记载了这一年梁克家上奏重申前命，又辞谢十一字，误用了本传中的语句，重复得让人无法理解。而李本并没有“进呈乞岳庙札子”这一句，那么梁克家的奏章就失去了依据。现在遵从洪本，而将“是年”以下的十一字删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岁。春季二月，再次辞谢。三月，接到诏旨不许辞免，再次辞谢。夏季六月，才接受任命。

[根据文集《辞免改秩宫观状》共四份，行状中说：九年再次辞谢，元年又再次辞谢。李本只说：省札共下达三次，催促依照已下达的指挥行事。大概洪本得到了这些信息，但仅仅统括叙述在拜命之下，也不正确。现在依据行状、文集进行改正。〇行状中辞谢的有四次，根据辞免状，年谱说：三次具文辞谢，那么第一状是辞谢改官，第二状是辞谢告命，实际上是同一件事。这里并没有错误]

编纂整理古今家祭礼

[朱子自己为此书作的跋文非常详细，但没有记载目录。他在回复郑景望的信中说，增加了孟诜、徐润、孙日用三卷，共十九卷。根据书信考证，贾顼《家祭仪》第六卷，孟诜第七卷，徐润第八卷，政和五礼第十一卷，孙日用第十二卷，杜公《祭享仪》第十三卷，范氏《祭仪》第十九卷。确实可以考证的只有七卷而已。马氏《文献通考》中陈氏说：朱子汇集了《通典》《会要》所载，以及唐代、本朝各家的祭礼都在其中，共二十卷，那么又增加了一卷。共十三卷，大概无法考证。根据《通考》所载计算，有《江都集礼》、《开元礼》、《开宝礼》、胡氏《吉凶书仪》、唐代郑正则《祠享礼》、唐代范傅式《寝堂时享礼》、刘岳书仪、陈致雍《新定寝祀礼》，又有韩氏《古今家祭式》、横渠张先生《祭礼》、伊川程先生《祭礼》、吕氏《家祭礼》、司马温公《书仪》，共十三篇，正好符合二十卷的数量，或许就是这些。这是朱子亲手编纂整理的书，而《家礼》则是后人伪作。勉斋将《古今家祭礼》一同编纂，而《家礼》则另外列出。到了《宋史》将《家礼》列入编纂整理的书籍之中，却删去了《古今家祭礼》，所以后人只知道有《家礼》，而《古今家祭礼》因此未能流传于世，非常可惜。然而藏书之家或许还有保存的，有志之士多方访求，或许朱子的书能重新见于世间，难道不是大幸吗]

《朱子年谱考异》卷二，宝应人王懋竑撰。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岁。夏季四月，东莱吕公伯恭来访。

[李本、洪本都写作夏季五月，现在改正。〇根据文集《书近思录后》说：“乙未年夏天，来寒泉精舍拜访我，停留了十天。”而末尾署名“五月五日”，那么来访在四月是明确的。东莱年谱也说四月，可以证明]

《近思录》完成

[洪本年谱说：后来先生守漳州日子久了，添入数条，刻在学宫。根据《文集》中与张吕的书信，添入数条是在丙申、丁酉年间，不知道洪本依据什么，李本没有这一条，现在删去。〇根据《勉斋集》回复李公晦的信说：“真丈所刊《近思》《小学》都已经得到了，后语也得以拜读。先《近思》而后四书，却没看见朱先生有这样的话。陈安卿所说的《近思》是四书的阶梯，也不知道依据什么这么说，据此，那么《近思录》是四书的阶梯，或许不是朱子的话，也与《叶录》不符。程子说：‘如果得不到我的心所记录的，只是徒然猜测罢了’，这又是读《语录》的人应当知道的]

偕同东莱吕公到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 Static 来相会。

[李本、洪本都写作梭山陆公子寿。根据梭山子寿，是兄长子美的号。子寿号复斋。年谱大概因为象山辨太极书，屡次提到梭山而弄错了，现在改正。〇根据鹅湖之会，年谱不详，语录没有提及此事。象山年谱、语录所载最为详细，朱陆异同都见于此，所以附记于此。至于其言辞气势的悖谬，阅览者应当自然明白，无需辩驳。朱子和诗在己亥年春三月，子寿访问朱子于铅山，追和鹅湖诗韵赠给子寿。象山年谱说归后三年才和此诗，大概是因为别离三载而言，其实不对。但这可以证明年谱都记载鹅湖会的错误。〇《学蔀通辨》说：朱子年谱说后来子寿颇悔其非，而子静终身坚守其说不变。今年谱没有这句话，这一定是李本所删，而洪本也不能纠正。现在依据《通辨》补入，而其他语句则无法考证了。又如各位公卿各执所见，在朱陆并言之时，也一定是李氏所改。〇根据与王子合的书信，那么在鹅湖与二陆讲论几乎十天了。年谱、语录都无可考证。象山语录所说数十折议论，不知道是什么议论，可惜啊。根据鹅湖之会，朱陆异同是作年谱的大关键。果斋元本不可得见，李是阳明后人，对此都忌讳而不说，所以记载文集诸书并张吕书信，使后人有所考证]

译秋季七月，云谷晦庵建成。

[根据《云谷记》记载，乾道庚寅年才得到这块地，随即建造草堂，题匾为“晦庵”。那么晦庵的建成是在庚寅年，到乙未年已经六年了。大概到了这时亭台才完备，并且又得到了山北姚氏的地，所以作记来标记它的建成。年谱说：“秋季七月，晦庵建成。”大概是用晦庵统称这块地方，并非指那三间草堂。现在暂且沿用这个说法。]

译淳熙三年丙申，四十七岁。春季，三月，前往婺源。

[邹考说：三月十五日后出发，年谱都记作二月，有误，现在改正。洪本有先生与乡人子弟在汪氏的敬斋讲学，并附有《敬斋箴》。查《敬斋箴》前题说：“读南轩《主一箴》，续其遗意，作《敬斋箴》来自我警戒。”南轩死于庚子年，应当是庚子年后所作，这显然是附会，现在删去。〇查“与滕璘游”这一条，见于李本，洪本没有记载。考据滕璘《通书》在丙申年之前，这可能是原本所有，暂且保留。〇查《茶院朱氏谱序》，现在《文集》缺少《答吕伯恭书》，这是在婺源寄出的，《余文集注》有说明。〇附《文集注》，这本书有顿悟进取的功效，言语距离已丑年已经八年了。仰观古人精进，时刻用力，所谓“向上通达不停止，日日更新”，固然不能执着于已丑年的一次领悟就以为定论。〇又查九月《答吕伯恭书》说：“前个月到昭武见到端明黄丈，住了十天回来。”黄丈端庄浑厚，年老而不衰，议论不诡辩激烈，而指意恳切，也自难企及，见到他不觉使人心服。据此则朱子从婺源回来，又再见黄端明了。年谱都缺载，现在附见于此]

夏季六月，授秘书省秘书郎，推辞不被允许。秋季八月，再次推辞，并请求奉祠，获准，差遣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查本传，用手书遗茂良。现在考据龚书，其辞不详。其与韩无咎尚书的信，最为详尽。年谱与汪尚书的信，汪字有误，就是与韩无咎的信。仅删取前几十句话，而意思不明。现在全部记载]

冬季十一月，夫人刘氏去世。

[查年谱，明年二月葬于建阳县的唐石大林谷，唐石是里名。后来朱子葬在唐石里大林谷，可以证明。闽本葬嘉禾里的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是衍文。宰如闽本作“崒如”，疑当作“睪如”。侧闽本作“左”。语录说：“我葬亡妻时，只存东边一个位置”，是同穴而在左边，不是另外规划寿藏。命名其庵曰“顺宁”，难道墓旁有庵以守墓吗？是墓旁有亭，又有庵了。凡此都遵循李洪本。〇闽本二月另立一条，或许依旧本而别出，或许家有所传，也未可定。〇邹考说：查朱子与吕伯恭信有说：“雨多卜葬，至今未定，再十几天且出谢亲知，并看一两处，若可以用就就近卜日。”这是丁酉年二月的信。这年秋，伯恭来信，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须有时。则夫人的葬大约在丁酉年秋冬了。邹考大概据两封信而改二月为是岁于丁酉终，然而应当仍闽本而注所疑于下，不应当遽改。现在仍遵循李洪本，附注于“夫人卒”之下，而“二月”两字则改为“某月”以记疑。〇李洪本附录行状“夫人卒以干道丁酉”，小注辨其误。现在考《勉斋集》行状说“卒以淳熙丙申”，未尝有误。此附录刻本之讹舛而辨者，未及考本书耳]

淳熙四年丁酉，四十八岁。夏季，六月，《论语孟子集注》、《或问》成。

[年谱遵循洪本李本太略，其谓或问恐转而趋薄，似用南书中语，与朱子意不合，或许是果斋元本所有，暂且仍之〇南轩戊戌与朱子信说：“论语章句简确精严，足以诏后学，《或问》之书大抵固不可易之论。但我意谓此书却未须出，大概极力与辨说亦不能得尽，只使之诵读品味章句，节节有得，则去取之意与各家之偏自能见之，不然却恐使之轻易趋浅薄耳。”查朱子之不肯刊行《或问》，以未及修改，而南轩所说又是一意，现在附见于此〇与许顺之信有说：“大学之说近日多所更定，其书在丙戊丁亥间。”据此则大学章句与论语训蒙口义同时所作但不知即以章句名否耳。南轩信论语章句，论语或当作大学也。答吕伯耕信有说：“大学中庸皆有详说。”此即或问稿，洪本说：“又作训蒙口义，即详说也。”误，李本无“即详说也”四字，现在遵循李本删去〇又己亥与吕伯耕信说：“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自黄直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据此则论孟集注丁酉尚未成书。后信又说：“盛意欲得语解定本，此亦欲修改处。今且纳二册，余却续寄。”则己酉已成书，此更修改耳〇杨道光录在己酉后，此集注乃初本后来改订极多。年谱集注或问成丁酉，止据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止指初本也〇丙辰答孙敬甫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之尚有合改定处，未及下手。”查集注成丁酉，在南康时，己亥庚子]

译距离丁酉年不过两三年罢了。后来确定的版本必定在那之后，而在南康刊刻，并非在南康的时候。这本书从丙辰年到丁酉年已经二十年了，还说要加以修改审定，而各家问语中所列举的集注往往与现在的版本不同。考察其年代则在乙卯、丙辰年之后，可见他修改直到去世才停止。〇朱在《过庭所闻》中的记载，说明敬之已有此书，如今《语类》中无考。

译《诗集传》编成。

[查考年谱，依据《集传》序言，朱子明注云《集传》旧序，则后来《集传》并未采用此序。《集传》大概有纲领而无序，文集注对此辨析颇为明晰，今附录于此。〇附文集注：查考朱子明《诗传遗说》，《集传》序乃是旧序，此时仍沿用小序，后来改定，于是删除此序不再使用。今考序言中自《邶》以下，国家的治乱、人的贤否，有是非邪正的不齐，又说善者效法之而恶者改正之，那么也不纯粹采用小序，只是不直言小序之非，而雅郑之辨也简略而未提及。以《读诗记》后序及《读桑中篇》考之，其为旧序无疑。编纂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将此序冠于纲领之前，坊刻本并删除纲领而只载旧序，其背离朱子之意更加深远了。今考遗说而附录以正之。〇查考乙未年与吕伯恭书信，朱子年四十六了，又过二年丁酉年作《诗传》序，则必有改正。然而《读诗记》皆载朱子旧说，而丁酉旧序亦后来所不用，至壬寅年书《读诗记》后，乃致其疑，甲辰年作《桑中》后记，则尽斥小序之非。是今本大概自甲辰年之后所修定。壬寅年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年五十五。《语类》李辉录云：我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出于汉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为记录者之误无疑。〇小又查考庚子年与吕伯恭书信，已极力辨析小序之非，书《读诗记》后及记《桑中》篇皆本于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书信考之，则今本必修于甲辰年后，而丁未年与吕子约书信言《诗说》久已成书，则其成在丁未以前。又考与李公晦书信，则甲寅年以后更有修改，而叶彦忠书信又有新本旧本之异。此书不详其时，然当在甲寅年后。马氏《文献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几十之一，不知即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处皆不可得而见，《诗传》中亦间有一二可疑处，亦无从考矣。〇查考果斋李氏云：他对于《诗》，深玩辞气而得诗人之本意，尽削小序以破后儒之臆说，妄言美刺，悉就斐夷，以复温柔敦厚之教，与年谱语略同，则此疑出果斋元本，但未考丁酉所序《诗集传》为旧本，此为舛误。然不载《诗集转》序，则可知序非《集传》所有。李微之序亦言《诗集传》成于孝宗淳熙丁酉年，大概本年谱之误。]

《周易本义》编成。

[查考年谱，《诗传》成据传序成于丁酉十月，《易本义》则不知所据。李微之序言成于乙巳丙午之间，当以李序为正。又马氏《文献通考》云：《易传》十一卷，《本义》十二卷，陈氏曰：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为《本义》，其大旨略同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语录，皆未尝言有《易传》《本义》之异，后来纂辑诸书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陈氏何据而云然。前列九图，末列揲法，则诸书所同，然实非朱子之旧。《通考》说大概朱可信，今姑载于此而俟考。〇查考文集答孙敬甫书信云：《易传》初以未成书，故不敢出，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其书在丙辰后，则《易本义》久已刊行，不当云不敢出。又书名《本义》，不名《易传》，且其语与程子答张闳中语略同，以别集答孙季和、杨伯起书信考之，殊不相类，今不载。〇查考《古易》经二篇，传十篇，后为王辅嗣、郑康成所乱，至宋晁、吕始正其失。朱子《本义》从吕氏，其见于论说者详矣。乃朱子殁未几，而门人节斋蔡氏已变其例，至度宗咸淳时，天台董氏乃合程传、《本义》为一书，元文宗天历时，鄱阳董氏从其说而小有不同，至明永乐《大全》依两董氏例，而又一以程传为主，反以《本义》附焉。坊刻则去程传而改《本义》从程传本，于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乱而不复可见矣。果斋作谱时，节斋本亦未出，后来改订至永乐《大全》而极，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〇又查考朱子自不满于《易本义》，以答孙季和、刘君房、杨伯起诸书信考之，则沈庄仲所录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补改订，如《章句》《集注》之精当耳。谓其说道理太多，翻却窠臼不尽，则亦恐未然。〇《周易会通》载朱子辨吕氏、晁氏语，不知所从出。朱子明文公《易说》第十九卷，论《古易》，今刻前阙二板，当是书临漳所刊《易》后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查《会通》载书临漳所刊《易》附后，朱子明吕氏《音训》跋云：嵩山《古易》跋语，先公尝折衷晁、吕之说于其后。据此，则此篇乃书嵩山《古易》跋后，而文集竟无之，则文集之遗逸亦多矣。〇《易本义》所附九图、筮仪，皆非朱子之作，乃后人误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义，不见于程子文集，考其辞意，断断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则附上下篇义于程传，鄱阳董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据所传而不考其真伪，其附九图、筮仪于《本义》，亦其类也。尝有辨说极详，今系于后。〇附《周易本义》九图论：《易本义》九图非朱子之作，后之人以《启蒙》依放为之。]

译又掺杂了个人的见解，从而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旨意。朱熹对于《周易》有《本义》和《启蒙》，他在文集、语录以及讲论中阐述得非常详细，但这九幅图却从未有一句话提及。这九幅图与《本义》、《启蒙》不相符的地方很多。门人难道没看到这九幅图吗？为什么竟然毫不怀疑呢？朱熹在《本义》中，叙述《系辞传》中关于画卦的大致文意，所以说从下往上画，加倍再加倍成为三画，从而形成八卦；三画已经具备，八卦已经形成，于是又三倍其画数形成六画，在八卦之上各叠加八卦，从而形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参杂邵雍的说法。至于《启蒙》则完全依据邵雍，而邵雍所传的只有先天图。那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是通过《皇极经世》推演《周易》的图推演出来的。同州王氏、汉上朱氏的《易》都记载了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启蒙》沿用了它们，至于朱熹自己作的六幅横图，则在下面注释《系辞传》的话以及邵雍的话，而不敢题名为伏羲六十四卦图，大概他就是这样慎重。现在却直接称为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是谁传授的，又是谁传下来的呢？又说伏羲四图的说法都出自邵氏，查考邵氏只有先天一图，那八卦图是后来推演的，六幅横图是朱熹所作，却认为都出自邵氏，这是诬蔑邵氏了。又说邵氏从李之才挺之那里得到，挺之从穆修伯长那里得到，伯长从希夷先生陈抟图南那里得到，这是程颢叙述邵雍学问源流的话，汉上朱氏将先天图归于陈抟，已经没有什么依据，现在却把它移到四幅图上，好像陈抟已经有了这四幅图，这是连陈抟也一起诬蔑了。文王八卦在《说卦》中明确说了，《本义》认为不详，《启蒙》另外作了说明，而没有把它纳入《本义》。至于“乾天也，故称乎父”这一节，《本义》认为是揲蓍以求爻，《启蒙》认为是乾求于坤、坤求于乾，与“乾为首”、“乾为马”两节，都是文王观察已经形成的卦象，从而推演那些未明的象征，与《本义》不同，大概是两说并存。现在却把它作为文王八卦次序图，这又是谁传授的，又是谁传下来的呢？自从周敦颐的太极图，用黑白区分阴阳，后来很多人沿袭这种说法，杨时先生回答詹季鲁问易时，用一幅图示意，而用墨涂黑一半，说这就是《易》，这都是凭主观臆断。朱熹回答袁机仲信中所说的黑白之位，大概也类似这样。现在这幅图是推明伏羲画卦的次序，那必定要用奇偶的画，而不能用黑白之位来代替，这是显而易见的。试问伏羲的画是用奇偶呢，还是用黑白呢？如果用黑白之位作为伏羲的画，即使很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行的。现在直接题名为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且都用黑白之位，这又是谁传授的，又是谁传下来的呢？回答袁机仲的信，只有八卦的黑白之位，而没有六十四卦，又说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话，与现在的图也有不同；这封信说黑白之位，也不是古法，现在为了容易理解，所以作这幅图来寄托它；后面的信说：我前面的信，已经自己说这不是古已有之的图，只是今天凭主观臆断，写出奇偶相生的次序，让人容易理解。这就明确指向六幅横图，而不是黑白之位，所以我怀疑回答袁机仲信中的这一节是后人抄袭插入的，作为九幅图的铺垫，而不是原文。又后面说：这是《易》中最浅近而容易看到的，黑白之位不是《易》中所具有的。考校其文义，都不相干。回答袁机仲的信共有十一论，黑白仅见于此，而其他书都用奇偶来论述，其中有所增删改易而不是原文，毫无疑问。卦变图《启蒙》详细论述了，大概一卦可以变为六十四卦，《彖传》变卦偶举十九卦来说明罢了，现在图中的卦变都从复、姤、临、遯等十二辟卦而来，用《本义》来考校，只有讼、晋两卦符合，其余十七卦都不符合，它的错误荒谬尤其明显，必定不是朱熹的旧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曾经反复参考，九幅图绝对不是朱熹所作，而几百年来没有人察觉它的错误。大概自从朱熹去世后，诸儒多凭自己的意思改易，《本义》流传已久，有所窜入也不再辩驳。陈振孙《文献通考》记载陈氏的说法，《本义》前列九图，后着揲法，学者于是认为九图揲法是《本义》原本所有的，后来谈论《本义》的人没有不依据这个的，却不知道《本义》从未有九图揲法。明朝永乐《大全》出版，将《本义》改附于《易传》，而九图筮仪于是成为朱熹不可更改的书了。现在详细考察筮仪的文字，绝对不像朱熹的话，它的注释有说筮者北面见《仪礼》，查考《仪礼》：士冠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的筮者，都面向西，只有士丧礼筮宅因为不在庙里筮者才面向北，现在直接说筮者北面见《仪礼》，这种瞎说，不知从何而来。推求其原因，那么学《易》的人只是看到汉上《易丛说》有引用《仪礼》筮宅者面向北的文字，而并没有考校《仪礼》，朱熹难道没看到《仪礼》，而疏漏谬误到这种地步吗？由此来说，筮仪也绝对不是朱熹所作，而《通考》所说的前列九图、后着揲法，都是相传的错误，而不能作为依据相信了。所以我才说《易》九图不是朱熹所作。后来的人依据《启蒙》仿效制作，又掺杂了个人的见解，从而完全

译这是背离了它原本的旨意啊。如今考察它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那些细碎琐碎的义理和言论中有能够相互阐发说明的，另外附在后面。世间的君子可以阅览观察，从而审慎地选择其中的对错。

译五年戊戌，四十九岁。秋季八月，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上辞呈推辞。

[考据：八月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时，即呈递文书辞谢。十月接到圣旨不准辞免，命令迅速前往任职。又呈递札子请求改派宫观闲职。根据与吕伯恭的书信，十月之后又有三封札子，托付袁机仲投递却未送出。到十二月朝廷堂帖又催促出行，也见于与吕伯恭的书信。所以次年正月再次呈递文书请求宫观闲职。到二月在铅山等候命令，又呈递请求宫观的文书。三月省札又催促出行。三月三十日到任。李本《年谱略》，今从洪本。行状说：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而辞谢共四次，才开始上任，这就是八月辞免，十月请求宫观，正月请求宫观，二月请求宫观，辞谢共四次。本传记载“两次辞谢不被允许”是错误的。]

六年己亥，五十岁。春季，正月，再次请求宫观闲职。二十五日，启程，在铅山等候命令。

[考据：东莱吕祖谦多次写信勉励他赴任，现在《东莱集》可以考证，而《南轩语》则《南轩集中没有，可能是脱漏。现在以年谱为依据。〇考据：《南轩集》中与朱子的信说：“出仕与隐居的计划如何？莫非必须出仕一次吗？”这与年谱所载意思大致相同，但这封信自然是在丙申年因授予秘书郎而说的，不是己亥年。南轩在戊戌五月改任江陵知军，朱子在八月才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而这封信所说的都是静江的事。又赵若海与詹仪之两次更换职务，应当在丁酉年，而信中说到漕司赵若海，那在丙申年无疑。如果是己亥年，南轩另有书信，而集子遗失没有记载罢了。有人把这封信作为年谱的佐证，是不对的。]

陆子寿来访

[李本附在“候命铅山”之下。洪本另立一条，今从洪本。〇考据：和鹅湖寺子寿韵，年谱编在鹅湖寺两陆诗之后，是不对的。象山年谱说归来后三年才和这首诗，这是因为别离三年而说的，但考察事实也不对。诗中说别离三载，大概鹅湖之会在乙未年，铅山之访在己亥年，中间隔着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所以说三载。“偶扶藜杖出寒谷”，是自指在铅山等候命令；“又枉蓝舆度逺岑”，是说子寿前来，承接鹅湖的话，所以说“又枉”，如果在鹅湖，那么“又”字就用不通了。“旧学商量”四句，正是祭子寿文中所说的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的意思，如果在鹅湖，那么正各执己见乖异不合，又怎么能作这样的话呢？所以断定这首诗是在铅山追和前韵以赠给子寿的，现在改正。考据：答东莱第一书在戊戌年，那么是鹅湖会后三年。子寿大概颇为后悔自己以前的说法有误，所以铅山来访时，他的议论与朱子多相合，祭文中所说的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就是这样。朱子此时，对子静更有深切的期望。庚子年的五封信，都有招徕引诱的意思，他恳切的心情可以想见。癸卯以后，子寿已经去世，而子静的溃决更加严重，朱子于是知道不能挽回了。到乙巳、丙午年，才公开言论攻击他，以警示学者，使大家不被他的学说迷惑。他前后的苦心，学者不可以不考察。〇考据：象山语录：子寿与子静的学问原本不同，等到在鹅湖聚会，子静再三辩论，而子寿却以子静的话为是，于是作《孩提知爱》一诗，子静认为对。所以鹅湖之会，子寿举出诗四句，朱子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的船了。那时二陆与朱子辩论都不相合。后三年，子寿过访东莱，于是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错，而东莱称赞他，有“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的话。所以铅山之访也不与子静一同，而最终遵从朱子的学说。祭文中所说的，大概是记载事实。这是子寿与子静的学问，始终本来就不相同。子寿早逝，复斋集不流传于世，后来的人只根据鹅湖之会同称二陆，而子寿的生平于是被子静所掩盖，至今没有阐明的人，很可惜。现在全部记载语录文集及祭文，并附上卒后三封信，以见其大概，使后来的人有考察。祭文叙述最为详明，而与吕伯恭、子渊的书信都认为这是吾道衰微，其痛悼几乎与南轩相同。东莱也以子寿的去世，对后学大有关系。而子寿却不大被世人称道，难道也有幸与不幸吗？]

三月省札又催促出行，这个月月底赴任

三月省札，又催促出行，这在文集中没有考证。与吕伯恭的信：“想要我赴官，必须再得到朝廷旨意才可以去。大概已经报告本军官吏，因为曾经请求宫观闲职。那么三月月底赴任，必定又有省札催促行出了。”现在从李洪本。]

夏季五月，派遣使者祭祀唐孝子熊仁赡的墓，〇修复刘屯田的墓。

[李洪本没有这两条，现在从邹本增入]

请求宫观闲职没有批复

[考据：与吕伯恭的信说：已派人去请求宫观闲职。这封信在四五月间。六月因病请求宫观闲职，也见于与吕的信及自劾状。而这些状子都缺失行状。因病请求宫观闲职五次，文集只记载三次，其中己亥年两次请求都缺失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证。现在根据吕信补入]

建造卧龙庵祭祀诸葛武侯

[考据：建造庵在己亥五六月间，见于与吕伯恭的信及南轩《卧龙庵诗》。最

译次年谱记载此事为庚子年冬天，这是因为《卧龙庵记》作于庚子年十一月，所以产生了错误。现在予以改正。〇庵建成后就祭祀武侯，而修建亭子又在其后，年谱没有说明清楚。现在根据记文进行改正。

译六月，上奏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

[李本和洪本都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因为他认为不合用札子而自我弹劾的另一件事，李本和洪本都将其附在下面，这是不对的，现在依照邹本进行改正。〇查考邹本增加了请求听从百姓方便来缴纳钱绢，又请求减少移用钱额从而得以减轻商税这两条，已经在庚子年记载了其目录。他与王漕师愈的札子请求将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征收的零散钱数全部予以免除，又与颜提举师鲁的札子说本军的米斛过去送往建康交纳，近一年改拨入京城，请求仍然允许送往建康交纳，这些都见于文集。但这件事是否实行没有考证，李本和洪本都没有记载，现在仍然保留并在这里存留其大概]

冬十月，重建白鹿洞书院。

[李本太简略，洪本较详细，但也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现在考据文集、行状进行补正。〇洪本说：“请求赐予敕额以及赐予御书石经监本九经来镇守它，诏书都听从了。”〇考据曹立之墓表说：“赐予额字的旨意，事情应当在壬寅年，是在辛丑年延和奏札之后，年谱没有明确。”白鹿洞学规，李本只记载了一两句，洪本所载也不全，现在全部录下，并录下《东莱白鹿洞书院记》。这是东莱的文章，但实际上是根据朱子的意思。《白鹿洞赋》，李、洪两本书语焉不详，现在只记载其目录。〇这件事始于冬十月，次年三月完成，李、洪两本附在下面，是对的。但一概说“历时数月”，言辞不明确，现在改正。〇完工后，率领僚属诸生在先圣先师前释采以落成，那么是行事时随即立主，未曾讨论塑像设置。这是离任后的事，可以不记载，现在删去。〇朱子这时屡次请求祠禄，所以与时宰的书信中有“恢复洞主废官，使得备员与学徒在其中讲道，给予稍许廪食，略如祠官的收入”等诗句，但也只是偶尔提及罢了。朱子如果罢免郡守，也未必能长久留在南康，这件事最终也没有实行，现在也删去]

申请赐予晋太尉陶威公庙额。

[请求赐予陶威公庙额，文集作请求加封陶威公状，这是错误的。〇李本和洪本都没有记载。查考状中所称，阐发公的忠义，对名教有补益，而请求赐予庙额，不再另外赐予爵号，尤其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现在依照邹本补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岁。〇二月，再次上奏免除星子县税钱。

[李本和洪本没有，现在依照邹本补入]

南轩张公的讣告传来，停止宴会并哭泣哀悼他。

[洪本在病危时以下的言语，李本没有。现在查考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绝吟于天理人欲之间”的话，那么一定是旧本所有，而李氏删去了。洪本略载两篇祭文，李删去后一篇祭文，洪又记载与吕伯恭的书信，李也删去。现在依照洪本，而两篇祭文则全部记载，与吕的书信，洪本太简略，文义不明确，现在增入。〇查考朱子文集与南轩的书信三十卷、三十一卷都按年叙述，三十二卷则不按年叙述，但其年份也可以考证。南轩集与朱子的书信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颇有错乱，但其年份也还可以考证。现在以两家文集参校，其问答不甚分明对应。朱子文集自丁酉年后没有书信，而诸书所举南轩的话多不见于南轩集中。就像《太极图解》跋明言“敬夫以书来”，其书信也不记载。南轩在丁酉年后还有十余封信，大多论述事务的言辞，而阐发道要的精语都不在其中，这非常不可理解。难道朱子集多有所遗漏，而南轩集今刻本不是朱子所定的版本吗？〇《中和旧说》序及南轩祭文集序，其前后同异的痕迹比较分明，而考据文集反而不得其所据。现在录下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等人的书信，其早年论议的异同与祭文集序无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后所谓同归一致的，则完全没有考证。《语类》以南轩列入胡氏门人中，其所载言语甚简略，大概南轩早逝，语录多在后，所以提及的少，而黄子洪等人又不足以了解南轩，固然不足为据。〇文集与方宾王说：“敬夫未发之云，是其初年议论，后觉得其错误，即已改正。但旧说已传，学者又不察，便加以模刻，为害不小。往日曾别为编次，正为此耳。”然而误本先行，此本后出，遂不再销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编次的四十四卷，见于文集序，而定叟所赠的四巨帙无卷数。文集序也说已用别本摸印，而流传广，与方的书信相合。马氏《通考》南轩集三十卷，奏议十卷，与朱子所编次的不合，怀疑即是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的。是马氏固然不见朱子所编四十四卷，而对于文集序也未考证。现在南轩集刻于梁溪华氏共四十四卷，只记载朱子序文，而不说所自来，又无其他序可证，其中颇有参错，故曾怀疑之。又考黄氏日抄，其编次与现在刻本略同，与朱子书信七十三首，现在本其数也合，但末尾多有武侯传及语录。黄氏既不记载卷数，又不说这是朱子所定的版本，而武侯传、语录、文集序所未提及的，那么黄氏所见

译至于它是朱子的本子，还是定叟的本子，尚不可知。黄氏生活在度宗咸淳年间之后，马氏与之年代相距不远，不应该黄氏见到了朱子的本子，而马氏却唯独没有见到朱子的本子，这其中都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暂且记录在此，等待向人请教。

译三月请求退休，未获批准。

[按：正月请求退休，三月再次请求退休，两次乞请担任宫观闲职的情形十分明确。洪适编本将三月误作二月。今从李焘编本。]

再次请求颁降礼书。

[按：请求颁降礼书，涉及两项内容：一是州县祭祀的仪式，二是臣民以下冠婚丧祭之礼。原本有两项，其中冠婚丧祭之礼，鄂州已有印本，只需请求下发索取，精心校勘，不必另行雕版。〇小故礼部符下，仅有《政和五礼祭祀仪式》。文中说未详备而欲申审的，仅指祭祀仪式而已。至于礼部请求编类州县臣民礼仪，雕版颁降，则兼有两项。而那部书尚未编成，后来的奏状只就以前想要申审的内容而言，以便编类成书之后，避免疑惑，再次更改。而冠婚丧祭之礼，则都未能涉及。年谱依据两篇奏状，但叙述不明，故附论于此。〇又按，《增修礼书状》在淳熙七年三月，那么请求颁降礼书，应当在其之前。洪适编本将其叙于三月修学之下，今依邹编本另立一条，统叙其事，不再分析。]

夏四月，申请减免属县木炭钱。

[按：《论木炭札子》说：已申报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状申报朝廷。今准省札，已送使司，认定是正确的，已曾具状申报省部，但其状文缺失。今据文集补入。朱子到任之初，立即具状申报泉司。至庚子年四月，才奉文蠲减。年谱此处必有依据。其说每年减免二千缗，见于与王漕的札子，与吕伯恭的书信。今从李焘、洪适编本。]

应诏上封事。

[本传：夏大旱，诏令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病，于是上疏说……并且说：“最大的祸患，必至的忧患，近在朝夕，而陛下独自不知。”皇上读后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啊。”熹因病请求退休，未获答复。陈俊卿以旧相身份守金陵，过阙时极力推荐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士人喜好名声，陛下越是厌恶，人们赞誉他的就越多，这恐怕正好抬高了他。不如因他的长处而任用他，他逐渐承担事务，才能与不能自然显现。”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任命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〇《宋史·赵雄传》：朱熹屡次征召不出，赵雄请求以外郡任命，知南康军。熹极力论说时事，皇上发怒，告诉赵雄让他分析。赵雄上奏：“熹是狂生，理屈词穷，惩罚他正好成就他的名声。如果像天地涵育万物那样，置之不问，就可以了。”恰逢周必大也极力进言，于是作罢。〇李焘本年谱：当时诏令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病，遂上疏说……皇上读后大怒，令其分析，赵雄诡词救解，于是作罢。〇《续通鉴》：六年夏大旱，诏求直言，知南康军朱熹上疏，皇上读后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熹因病请求退休，未获答复，告诉赵雄让他分析。赵雄对皇帝说：“士人喜好名声……能否自然显现。”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暂且置之不问，熹仍任旧职，等候旨意。〇按：行状只记载疏语，其说“皇上读后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见于本传，而“令其分析，赵雄诡辞救解”见于赵雄传中。年谱兼采两传语，似是后人窜入，未必是果斋元本。陈丞相判建康，入见在淳熙五年，其推荐朱子见于陈行状。〇至八年罢判建康，推荐本道守令五人，其推荐朱子见于与陈师中的书信，相距已三年，而本传将过阙时的推荐归于任命江西常平之时，错误。赵雄“士人喜好名声”等语也在知南康时，赵雄传“请出以外郡”正指此，而本传都归于任命江西常平之时，皆错误。朱子此疏降付后省，是时赵雄为丞相，周必大为参知政事，故都进言，而赵雄辞过甚，似非其实。赵雄与南轩不合，他说这话也是迎合上意，而朱子声望已高，上意也颇倾向他，赵雄不应如此诋毁，或出家传增改，未可知也。〇其令监司条陈民间利病乃可议，臣之奏封事所载很明确，而本传误增“大旱”二字，《续通鉴》并移至六年，且说“诏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语作为救解之辞，更加不相合。又说“暂且置之不问，某仍任旧职，等候旨意”，完全不成话，讹误益甚，可为一笑。大抵《宋史》本传、《赵雄传》已为淆杂，而年本依据它，至《续通鉴》错谬更甚，今定从行状，而其它一切削去。〇《东菜集》与朱子书说：“降付后省”之说，必是虚传，这里却不闻。寻常条陈利害文字，乃送后省看详；若深于此者，有时或宣付宰执略看，却复进入，少有外付者。似听说揆及新参皆常于榻前调护。以近例观之，纵使无人调护，也不至于有他。甚不相谅者，不过以为好名耳。〇《朱子书》说：“既有调护者，即是尝有谴怒之意。幸密以见告也。”《东莱后书》说：“奏疏出于忠愤恳切，固不可遏。上容纳谠言，亦不以为忤。”]

译“不以为忤”，这必定是从周子充那里才得知实际情况。朱熹给周参政的信中也说：“垂谕圣主有假借纳用之意。”那么《宋史》两篇传记中所说的，应当未必确实，而行状作者并非有所避讳而不言。有人说《宋史》所载应当依据年谱，现在考据李本记载赵雄用诡辞救解而不著录其语，赵雄传中却有记载，洪本又在本传中增入“以我为亡语”，至于周必大的言论，两本都不提及，明显是年谱采用《宋史》，而非《宋史》抄袭年谱。现在附录朱熹给吕伯恭、给江东陈师、给周参政的三封信，以证明年谱的错误。〇《文集》中给陈师中的信说：“试任郡守毫无政绩，幸而等到任期结束，又蒙受任命，传闻曾玷污丞相的推荐墨迹，因此有此想法，偶然因臧否支郡而提及。近来回家见到刘平父，才知道那些假借称道的话过分夸大事实，使人羞愧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按：师中是福公之子，南康在建康为支郡，所以说这样的话。南康的任命，本传认为出自史浩，也因为陈相路过阙下极力推荐，所以江西提举的任命，行状认为皇上不想让他远去，用书信说明，也是因为陈相的推荐。本传叙述次序也未为错误，但将过阙的推荐与罢判建康的推荐混淆不分，则是不对的。又朱熹到南康，因病请求祠禄五次，诸书所说极为明确，而本传将其归于上疏言事之下，尤其不对。现在一并附论于此云]

译请求辞官祭祀，未获批复。

[李洪本无按语：南康最后乞请担任宫观官职的奏状中，说祈祷降雨防备灾害应当在六月之后，但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月份。闽本记载在上封事之后，现在遵从闽本]

大力推行荒政。

[李本简略，洪本详细，但大体内容相同。现在依据洪本，并用文集补充校正。其中已在行状中提及的内容，就删去“推广御笔指挥”两件事，这样就不专以南康而言。现在也删去“修筑沿江石堤”。邹本另立一条，现在遵从邹本。〇按语：荒政在行状中也只列举了大概，而具体条目并未详细记载。现在依据行状，并用文集、奏状、申请文书将各项条目详细列在后面。所谓施行的次序，人们争相传抄作为法则的，必定考察文集才能知晓]

绍熙八年辛丑，五十二岁。〇二月，陆九渊来访。

[按语：陆氏的学问与朱子从一开始就不同，所以朱子在未相识时就断定他是禅学。鹅湖之会争论不合，但观察他操守谨慎质朴，表里如一，确实有修养自身的功夫，又精神气魄能感动人，可以作为我们道统的助力，所以虽然不合但常有招徕劝诱的意思。大概对陆氏兄弟殷切地有深切的期望。后来陆九龄遵从朱子的学说，而陆九渊最终没有改变。〇当年在南康来访，或许是陆九龄的意思而请求撰写墓志，怀疑也是陆九龄的遗命。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义，极力论述义利的区别，最后归结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对朱子的议论，几乎没有不同，但平时所说的话绝不涉及这些，他前后的叙述言辞极为谦卑，所以朱子的跋语也极力称赞他。壬寅年，陆九渊入朝担任国子正，癸卯年升迁为敕令所删定官，名位大概与朱子相当。到了甲辰年，因为曹立之的表章，于是与朱子抵触。然而轮对的五道札子，朱子写信明确说那是他从葱岭带来的，陆九渊回信虽然有不悦，但也没有肆意辩驳。等到丙午年已经归乡，在象山讲学，声名更加显赫，门徒更加众多。戊申年于是有无极太极之辩，诋毁攻击不遗余力，明显地与朱子为敌了。朱子公开言论攻击他，也是在乙巳、丙午年之后，知道必定不能与他合流了。如果陆九龄还在，陆九渊晚年未必猖狂到这种地步，然而陆九渊自信非常坚定，自视非常高，也不是陆九龄所能挽回的。假如陆九渊先去世，那么他的学说不会盛行，后来就不会有异同的争论了。这实在是天意，也是我们道统的不幸。吕祖谦也认为陆九龄的去世对后学大有关系，大概是有先见之明了。程氏《闲辟录》、陈氏《学�通辨》，都是辨析朱陆异同的学说，对道统有功的人。程氏说得出了大概，但间或有错误之处；陈氏说得极为详尽，但开始相同最终不同，中年怀疑与相信各半的说法，也有不恰当的地方，现在来不及全部论述了。〇又按语：陆九龄在己亥年三月来访朱子于铅山，于是遵从朱子的学说。庚子年，陆九渊约定来游览庐山，而陆九龄说陆九渊已经转变方向但未曾移动身体，那么陆九渊的见解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陆九龄去世后，朱子用文章祭奠他，明确说鹅湖所见的是错误的，陆九渊对此也没有异议。第二年亲自前来请求撰写墓铭，他为白鹿书堂所作的讲义，几乎与朱子的学说没有不同。那年祭奠吕东莱的文章。追念往昔，粗心浮气，徒然导致参差不同，哪里足以报答情义？大概也是自己承认鹅湖之会的错误了。而朱子在南康时，说他的旧日规模终究还在，三头两绪，东出西没，没有提挈撮要之处。大概在来访时已经预料到他不能完全舍弃旧习了。但仍然以期望陆九龄的心情，期望他，所以极力称赞他的讲义，而对于他与符复仲的书信，也有采纳之处。癸卯年与项平父的书信，有去短集长的言论。丁未年与陆九渊的书信，又说幸好近来日常用功，颇觉有力，不再有向来支离的毛病。他招徕劝诱的意思，到了极点。而陆九渊后来声望更高，门徒更盛，放纵他的旧说，日益横肆。朱子不得已才开始公开言论攻击他。凡是陆九渊前后的异同，又有像这样的。前面所论述的，还没有完全尽述其曲折之处。〇回答林择之、吴茂实的书信，庚子年，这时陆九龄还在。回答符复仲的书信，庚子年之后。癸卯年与项平父的书信，乙巳年回答陈肤仲的书信，都有舍短集长的言论。一方面用来警戒勉励学者，而对于陆学也未曾不取其善处，可以看出圣贤公平正大之心。而殷切引诱的意思，也完全体现在这里了。所以都附载在篇末]

三月，任命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等待任职。

[这条遵从洪本，而第三件事以李本删去数语。最后说“多见施行”，两本都相同。按延和奏札，星子税钱未减，纳粟人尚未推恩赏赐，乞赐白鹿书院敕额及书籍，也未施行，那么所说的“多见施行”乃是虚语。现在也删去。至于洪本所载“执政谕且勿言”等语，则在延和奏对时，行状叙述此事。至明，洪本最为错乱错误，现在也删去]

夏四月，经过江州，拜谒濂溪先生书堂，瞻仰遗像。

[李本附注在离郡之下，洪本另立一条，现在遵从洪本。按文集《山北纪行诗》叙述次序最为详细。年谱，刘子澄来拜见，请求为诸生讲解《太极图义》]

译为濂溪的曾孙、元孙等人在光风霁月亭设宴，其中的话语多有错谬，现在予以改正。〇洪适本附载《太极说》：按《太极说》并非朱熹所作，文中只谈论阴阳动静，没有一句话提及太极，又与《太极图说》的注解完全不相契合。朱熹的《文集》《语类》中也没有涉及此篇。张栻（南轩）有《太极说》，曾经刊刻于高安。朱熹写信给他，认为其内容尚有未妥之处，应当暂且收藏起来，等待考订，难道这是张栻的作品而误收入朱熹文集吗？浙本将张栻的《仁说》当作朱熹的《仁说》，这或许属于同类错误，现在依照李本将其删去。

译八月，东莱吕公的讣告传到，朱子设灵位哭祭他。

《李本年谱》说：吕公将《周易》分为十二篇，朱子非常喜爱并跟随他学习。又说《大事记》自成一家之言，对学者有补益。〇又记载：“昨天见到奇卿，恭敬地询问近日讲授的次序，第一本书末尾说：切磋琢磨的意思如此。”查考年谱，李本和洪本详略不同，但没有大的差异，唯独这一条截然相反。李本似乎对东莱有讥讽之意，洪本对此作了修改，也不知道哪个正确。果斋本是元本，李序说旧本中那些猥琐冗杂、错误不合规范的地方，都按规范删削了，保留下来的十分之七，但没有说有所改动。据此来看，不仅仅是凭主观意见删削，洪本应当有所依据，不是胡乱改动。现在决定遵从洪本，而李本则附记在这里。〇《朱子文集》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与东莱的书信都按年份排列，第三十五卷则不按年份排列，颇有混乱。李本所载“昨天见到奇卿”这一封信，在第三十五卷末尾，应当是东莱在明招山任教授时，其年份在戊子、己丑年间。第三十三卷戊子、己丑年间有书信说：“以前见他与诸生讨论《左传》，遣词造句也颇伤巧，大概是指《博议》而言。不要只让诸生读《左传》及诸贤奏疏，而不读诸经和《论语》《孟子》。”我怀疑这封信在第三十五卷末尾，明显是后来续入的，或许有增删改动，未可知也。况且这封信在早年，而李本将其系于东莱去世之下，如果以此概括他的一生，不仅诬蔑东莱，也诬蔑朱子了，这不能不辨明。东莱的祭文及与刘子澄的书信，其悲伤悼念之情与南轩没有不同，而李本颇失其旨意。《朱子与东莱书》三卷全在文集中，这里不再记载，现在选取东莱与朱子的三封信及朱子与南轩的一封信，以见其大概，等待后来的学者考证。〇朱子曾自述气质偏颇，多有奋发直前的弊端，所以东莱常以此规劝他，与南轩的话相同。东莱涵养温厚，包容广泛，朱子所以极力规劝他。南轩信中说：“近来伯恭讲论如此详细，朋友真不易得。但凡事似乎果断有所不足。”又说：“伯恭却有宽容忍耐之处。”又说：“气禀与家学的说法确实如此，不能矫正变革，也是刚明不足罢了。”这些都与朱子意思相同。至于功利之说，自然是后来浙学流传的弊端，但东莱之学多在博杂处用功，所以追溯其源头，有拖泥带水的感叹。朱子曾论湘中学子的弊端，也说钦夫说话太快，遂启流传之弊，与此略同，固然不是全归咎于东莱。〇又别集与刘子澄书信说：直卿来年春天一同去金华，现在既听到伯恭的讣告，决当如约，我当与他同往。哭祭伯恭也不违背前约。这年六月间，朱子与东莱有约，而七月底东莱已去世。十二月朱子赴任浙东，明年正月前往哭祭东莱墓，这就是所谓不违背前约，生死交情如此。唯独哭祭东莱墓，文集中没有祭文，难道是偶然遗失了吗？还是因为祭南轩墓是遣奠所以有祭文，而东莱墓亲自前往就没有呢？这不可考证，姑且记录在此。〇东莱于七月二十九日去世，听到讣告应当在八月，年谱系于七月是错误的。文集中与东莱的书信在七月望日后，东莱文集中有回信在去世前三四天。东莱日记二十七日修定《诗记·公刘》章，而二十九日去世，大概是久病而突然死亡。

这月，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查考朱子上宰相书说：去年各路饥荒，浙东最严重；浙东饥荒，绍兴最严重。熹在这个时候，疲惫地卧在田间，而明公实际推举提携我，使我得以参与使令趋走的末职。这是壬寅年的书信，王淮在辛丑八月任右丞相，这位宰相就是王淮。文集编次者忌讳提及罢了。浙东的任命，是王淮推荐的，而本传说：王淮改任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这就错了。洪本年谱承袭本传的错误，《续通鉴》说：王淮推荐熹是得当的，现在遵从《续通鉴》改正。

冬十一月己亥日，在延和殿奏事。

《洪本年谱》说：“先生离开朝廷二十年，得以面见皇上，极力陈述灾异的缘由，以及修德任人的说法，共两札。大致说陛下临御二十年间，云云。皇上为之动容耸听，于是条陈救荒之策。第一札画为七事，其次陈述二说，再次说绍兴和买均敷之重，详见延和奏札。”查考李本最简略：第一札用本传“极力陈述灾异的缘由”两句话来概括，而第二札则没有提及。他的意思是用“任人”一语即可概括第二札。于是条陈救荒之策，画为七事，这是第三札；而第四札以下则都不涉及这些。李本的疏漏啊。本传只叙述第二札，大概举其重要的。而末尾说“所奏凡七事”，意思自分明，但改“奏札七”为“七事”则不对。李本大概是用本传而又失之。洪本前两札另叙，其下才涉及条陈救荒之策，“首札画为七事”，这是第三札并非首札。“其次陈述二说

译”则是第四札，“次言绍兴和买”则是第五札，而后两札也未提及他所增入的内容。奏札大多依据行状，但偶尔有所不同，不知其所依据的是哪个版本。现在遵从李本，保留其大略，对其错误之处略作补正，将行状附载于后，而洪本则予以删去。

译皇帝下诏在各郡推行社仓法。

[查考：下诏推行社仓法，是在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中所载的敕命及跋语，最为明确。年谱记载在九年夏天，这是因为劝立社仓的榜文在九年六月，因而弄错了。现在予以改正。台州、婺州有应时而推行的，也是沿袭九年六月的榜文，现在予以删去。]

《朱子年谱考异》卷三《宝应县王懋竑撰》

淳熙九年壬寅年，五十三岁

[李本有正月条奏救荒事宜一条，注云：一并请求借拨官给度牒，推赏献助人等。又请求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丁钱一并停止催征。查考这又是回到绍兴官任时所奏，在二月，并非正月。救荒事宜的条奏很多，不止这一奏，仅记载其一，也太过简略。洪本系于辛丑年视事西兴之下，现在也不采纳。]

上奏弹劾衢州太守李峄

[查考：奏状中说他的亲戚正在政路任职，这是谢廓然。谢廓然在辛丑年八月任同知枢密院事，壬寅年六月罢免。正月间正在政路，有人怀疑是指王淮。朱子上书给当时的宰相，说弹劾没有执行，反而遭到中伤，而明公意在左右，自己也清楚。详究其语意，并非王淮。洪本后面说：先生在浙东，陈贾、谢廓然、赵彧仲首先攻击他。这话必定有所依据，怀疑是被谢廓然攻击。而朱子去官等待朝廷命令，自劾状中说：谨已遵禀，复还绍兴府界。另一状中说：臣自衢、婺州复回绍兴府界。大概婺州、衢州是回福建的路，由此去官回家。行状、年谱都没有提及弹劾李峄的事，所以不能详细考证，而随意推测如此。〇己亥年在南康答吕伯恭信中说：李峄的事，颜漕已看清其虚妄，或许与此同名，抑或是此误。文集目录作李□，应当再考证。〇朱子最初上奏衢州守、倅都已逼迫替换，其后守沈崈一已在二月二十二日赴任，那么李峄自然因任满解职，并非另有处分。查考救荒事宜全在于用人，而号令州郡，又在于弹劾官吏，畏惧不这样，那么百般措施都成为具文了。朱子在浙东多有弹劾，而在李峄事上未蒙施行，屡次认为言行状叙述救荒太简略，而在弹劾方面都没有提及。年谱视事西兴注，大概本于行状增入贾佑之、朱熙绩，而其他也未提及。现在依据文集全部载入年谱，并提及留赵善坚、乞许令佐自陈、岳廟两条，以见救荒所重视的。至于措施事宜科条详密，有不可以遗漏的，于是备载其目于后。]

永康陈同甫来访

[李洪本都系于壬子年，现在依据两家文集改正。〇查考朱子在壬寅年二月十三日进入婺州界，同父来见朱子，就是在巡行婺州时。壬寅年通书就在其后，朱子与同父第一封信可考，同父壬寅年信也提到。壬寅年归后有见顾之约，丙午年也有来春命驾之语，其至否无可考。若壬子年的来访，则两家文集都不提及，同父以癸丑年第，朱子有信给他，也不说壬子年来。年谱大概误以壬寅为壬子而未详考其实。〇龙川集与朱子信凡八封，自壬寅至丙午岁月都可考。其通书在壬寅年相见后，以考朱子文集次第都可看见。但同父每年遣使，丙午年以后不应无答书，怀疑其皆通问语，故不载入文集。朱子文集与同父凡十三封信，其丙午年以后丁未、癸丑两封信都答同父，不知龙川集何以缺之。又有戊申两封信见二十八卷，辛亥一封信见续集，较龙川集为详，而壬子公司访则俱无所见，年谱之误大概无疑。]

夏六月，旱。皇上修德政，以弭天变。上状

[蝗灾在七月，修德政状在其前，故状言旱而不言蝗。行文状蝗旱相仍，大概概言之。文集编次小误，年谱有诏捕获蝗，复上疏言事误也，现在改正。]

条奏诸州利弊

[年谱本于行状而删去差役一条，中间也间有不同，现在遵循行状。〇行状说：奏免台州丁钱，年谱依据奏台州许纳半丁钱半绢，与奏免台州丁钱不合，故并存之。又查考救荒状有许将台州等五县第五等户今年丁绢特与蠲放，行文状也或指此。然半丁钱半绢为永久之利，而蠲放丁绢仅五等下户，又止一年，其利小。行文状所载未明，似当从年谱。年谱又说：其奏免台州丁钱，至今台州小民提到先生，无不以手加额。这必是原本年谱所有，而所指也未明。〇又查考行文状总叙五状所言之事，年谱因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则似是一状非其实。洪本更增与帅守同上首言云云，次言云。查考绍兴和买状与本府同上，其他四状皆自言之，其云首言次言尤其非是，现在一并删去。]

秋七月奏蝗虫伤稼

[会稽县蝗虫伤稼，其灾小，而回奏御笔，则其事重。其打扑

译焚烧和掩埋，也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不能不记载下来。

译弹劾前任台州知州唐仲友行为不法

[《年谱》记载送交绍兴府审讯核实，没有“司理院”三个字，根据《文集》补入，请求命令浙西无牵碍的官员进行体察究查。根据《文集》本传记载，是提刑司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进行体察究查。〇按《年谱》依据行状，兼用本传补正。行状所载“章疏十次上奏”的“十”字，应当是“六”，刻本有误。行状又说事情下达绍兴府审讯，与《文集》不符。本传记载都司陈庸请求命令浙西提刑司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体察究查。《文集》弹劾唐仲友的第六状说：九月收到尚书省公文，唐仲友罢免新任职务，已蒙朝廷委派其他路分的监司体察究查，就是这件事。而十一月十日辞谢进职的状子说：并没有差派官员体察究查。其绍兴府正在勘验，已招供的官会人蒋辉等已得到明确旨意，全部释放，这说明并没有下达绍兴府审讯。行状大概有小误，其说绍兴府已勘验等语，则是提举司送交司理院根究勘验，并非浙西提刑司下达绍兴府。]

毁掉秦桧祠

[秦桧祠在温州永嘉县学，朱熹巡行未曾到温州，此移文毁祠，不详其时，年谱记载在直徽猷阁之前，亦无根据，现在暂且沿袭，李本不载移文，现在遵从洪本]

九月十二日离任回家

[按本纪记载，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夘日，拿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交给新任浙东提举常平朱某备作赈济粜粮。九年七月辛巳日，拿出南库钱三十万贯交给浙东提举朱某备作赈济粜粮。这两条各三十万缗，都见于朱熹的奏状。〇《续通鉴》只记载九年，而八年则缺失，大概是怀疑重复出现而删去，这是《通鉴》的错误。又朱熹巡行到台州奏奉行事件状说：“七月十五日收到尚书省札子，恭敬奉圣旨给降度牒三百道，官会钱十五万贯。”这是九年七月所出的南库钱，而前状所说“已蒙圣慈支降三十万贯”的。度牒一道价钱五百文，三百道合计得十五万贯，加上官会钱十五万贯合计，共三十万贯。这不是另有支降，而奏状所说“凑成二百万贯”的，朱熹因弹劾唐仲友离任，不知后来应副如何，本纪无从考证。〇邹本年谱说：“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巡行应奏闻陈乞事件。七日到嵊县，弹劾宻克勤。十三日进入婺州界。十四日弹劾朱熈续。十七日哭祭吕东莱墓，由兰溪进入衢州，弹劾李峄及张大声、孙孜。奏报巡行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再次回到绍兴官署，自我弹劾。五月弹劾沈崈一。六月奏报修德政疏。七月奏报蝗虫，回奏御笔，奏报救荒画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到嵊县。十九日到新昌县，弹劾唐仲友，奏报巡行沿路灾伤事宜。二十一日进入台州天台县界，弹劾王辟纲，奏报救荒事宜画一状。二十三日到台州，继续弹劾唐仲友。八月十八日离开台州进入处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报处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收到省札，进职徽猷阁，辞谢。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县界，收到省札。八月十八日除授江西提点刑狱，即日解罢职事，仍然具状辞谢新任还家等候命令。十月九日收到省札，令与江东梁总互换其任，辞谢。十一月七日收到省札不许辞免，并免回避，辞谢。这天降到直徽猷阁告命，再次辞谢。十二月十四日收到省札不许辞免，即日拜受职名，仍然辞谢江东提刑新任。”按此依据文集诸状序次日月最为详细，然而于体例不合，故附着于此]

十年癸夘，五十四岁。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观。

[行状、年谱大致相同，而小有差异，故一并记载]

冬十月前往泉州

[李洪本无，现在根据邹本补入]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岁。这一年，辨明浙学。

[李洪本同李本，载答吕子约、刘子澄两封信，洪本增加答潘恭叔一封信。〇现在按此条语虽本于答吕子约诸书，而用意有所偏重，不知是否果斋元本。浙学指吕子约、应时、德章等人，而推究其由来，对吕东莱有不满之处。年谱竟似以浙学为吕东莱了。现在杂采诸论浙学语而附辨明。〇洪本附大纪论此不可理解，现在削去。〇辨明浙学始于癸夘、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后，凡辨明浙学者悉附于此，大概以年分则散，而不可以纪，故类聚在一起。后辨陆学、陈学皆仿此例。〇朱熹早年与吕东莱先生切磋甚深，见于两家文集，大概不后于南轩先生。其去世后深为悼痛，而感叹吾道之衰，大概也与南轩先生相同。勉斋行状说：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时出现，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于与之交友。至于或识见稍有差异，也必定讲磨辨难以统一其归向。至于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认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达到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用儒者之言以文饰老佛之说。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尚奖掖汉唐，比附

译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思。两种学说并立，高者陷入空无，低者溺于卑陋，其危害岂是轻微的呢？先生极力排斥它们，使不至于扰乱我们的道而迷惑天下。因此南轩与东莱被并称，而陆九渊和陈亮则被斥责，其大旨分明可以查考。至于果斋则说士人各自凭己意为学，那些追求广博洽通的人，已经以见闻积累自夸，而流于泛滥博杂的归宿；那些溺于简易捷径的人，又说可以不立文字就能识心见性，而陷入旷荡空虚的境地。学者知道所传习的，或许也喜好持敬的简约，而畏惧观理的烦难。溺于简易捷径，自是指金溪（陆九渊）；追求广博洽通，则似乎指东莱（吕祖谦）；学者知道所传习的，却又不知指谁。而同父（陆九龄）则不统一。等到与勉斋所说的特别区别开来，魏鹤山作年谱序，说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捍卫先圣之道，但仅到中年著述未竟，大概与勉斋的说法相同，而《大全集》编次问答，以往张、刘、吕为一类，陆、陈为一类，界限分明。唯独黄子洪《语类》，将南轩列入胡氏门人中，而东莱自成一卷，与陈、叶一卷、陆氏一卷相同，这就接近果斋的话了。现在李本《年谱》在甲辰年特别记载极力辨明浙学的错误，在鹅湖之会则记载三首诗，而说各持所见不合而罢；在《太极通书解》下略叙诸书往复，不加一词；在同父来访略载数语，并不说辨陆陈之学，而在其末尾记载朱子语：江西顿悟、永康事功，如果不极力辩论，此道无由得明。那么元本当有辨陆陈之学等语，而被李氏所删了。然而果斋语不及同父，难道元本只有辨浙学陆学，而不及同父吗？不可知也。朱子之辨浙学，专为吕子约、潘叔昌、孙季和辈言之，而推究其始，不无对东莱有遗议。又说名为伯恭，而实主同父，所以辨浙学与辨同父相同，而不是以东莱与同父同类而并议之。如湖湘学者胡季随辈，后来都从君举之学，朱子也说钦夫言自有弊，又岂可以上及南轩呢？李本之谬，大概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后出，其叙述浙学陆陈大略皆同，唯独在闻东莱讣其下则有大异。洪本对李本时有所增删改易，似乎见到李氏未删改前之本，而于此不能类推悉正其误，甚为可惜。然而洪氏所见之本，也未必是果斋元本也。

译绍兴十二年乙巳，朱子五十六岁。〇辨析陆九渊学说的错误。

[陆九渊年谱中《朱熹致陆九渊书》记载：“为立之写的墓表现在写了一篇，显道非常不以为然，不知道您的意见如何？”陆九渊回信说：“立之的墓表也不错，只是叙述履历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陆九渊过去曾给立之写过一封信，详细叙述了立之的生平，自认为是真实记录，不知道您兄长是否看到了？查考朱子这封信没有收录在文集中，是从陆九渊年谱中看到的，那封信大概很长，年谱只记载了大概。信中关于敕局轮对以及王谦仲、袁禨仲的话讲得很详细，最后才提到立之的墓表。陆九渊的回信虽然不赞同墓表，但对来信中的话一一答复，并没有激怒的意思。说因为曹表而有所激怒，或者是诸葛诚之推测的话，未必完全如此。〇讨论陆九渊轮对五札，陆九渊回信说：“奏札独自蒙受长者厚重的褒扬奖誉，害怕无法承受，深感自己疏远愚钝，不能迂回隐藏肺腑之言，全部写在信中。而兄长还有向上一路未曾拨转的疑问，难道是对我期望太重，要求太高，不免用金注来比喻我的昏昧吗？”查考这封信，陆九渊文集也没有收录，年谱记载的也是大概。洪适的年谱也记载了朱子给陆九渊的信但比较简略，其中“自葱岭带来”一句则删去了，这本来就是陆学学者所深深忌讳的。〇又查考朱子乙巳年七月给刘子澄的信，详细谈到陆九渊轮对奏札以及建昌傅子渊的话，而没有提到诸葛诚之的信，那么诸葛诚之的信自然在乙巳年七月之后。《闲辟录》、《学蔀通辨》都认为癸卯年的说法不对。又《续集》中答复刘晦伯有为陆学的人所病，已经颇为不平，那么说显道《闲辟录》以“颇为不平”是指陆九渊，也是不对的。至于诸葛诚之信中说的“竞辨之端”，正是指陆子静而言，《学蔀通辨》又认为是指门人，都是不对的。答复项平父第四封信，把答复诸葛诚之的信寄给他，项平父的信在丁未年，那么诸葛诚之的信自然在丙午年，大概在乙巳年七月之后。〇查考曹表在癸卯年五月，讨论轮对奏札在乙巳年七月，傅子渊来见在乙巳年冬天，朱子给陆九渊的信极力攻击傅子渊在丙午年，诸葛诚之见陆九渊不知何时，一定在乙巳年七月之后。〇陆九渊的激怒，或许是因为“葱岭带来”的话，或许是因为极力攻击傅子渊的缘故，都难以确定，但只说是因为曹表，其实距离那时已经四年了。丙午年攻击傅子渊的信，陆九渊文集没有回信，直到丁未年朱子再次写信，才开始答复讨论。关于傅子渊的事，言辞语气颇为傲慢，甚至有势力不能相敌的话，由此可知他的激怒。到了戊申年，于是有了无极太极之辨。朱子给陆九渊的信，朱子文集没有全部收录，现在兼用陆九渊年谱文集考证，并附上这样的说法。后来的君子，应当有所考证并纠正。〇《语类》记载：陆九渊去世，朱子率领门人到寺庙中哭他。哭罢很久，说：“可惜死了告子。”〇查考：陆九渊死于壬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听到消息前往应当在癸丑年正二月间。汤泳的记录在乙卯年，固然不在那个时间。窦文卿从周记录在丙午年以后，这件事不见于从周记录，恐怕是传闻的错误。《闲辟录》说：“哭他，是故旧的私情；讥讽他，是斯文的公议。”这话固然不错，但说他的学问同于告子而辨析他，就可以说可惜死了告子，那么话语太轻率，一定不是朱子的话。年谱没有记载，现在记录在这里并附上议论。]

辨析陈亮学说的错误

[查考李本、洪本两本都记载陈同父在壬子年来访，而年谱云云系于其下。现在考证两家文集，陈同父在壬寅年见于朱子于婺州，而壬子年没有这件事。所以在壬寅年补上陈同父来见，而壬子年来访则删去。年谱云云则移到这里。年谱有“往岁”二字，末尾又有“至是来访”四字，现在删去。洪本在“风切”之下略载与陈同父第六封信，现在也删去。〇查考年谱，朱子曾说“海内学术之弊”一条，不见于文集、语类。这是公晦先生记载在年谱中的，由此推之，那么年谱应当有“辨陆学”、“辨陈学”两条，而“辨陆学”则是李古冲所删。至于“辨陈学”不知为什么也竟然删去？难道像刘元诚所说的“子产立良止之义”吗？还是竟然以浙学来代替？永康事功自明，指陈同父；浙学则是吕子约、孙季和等人而言。虽然名义上宗奉吕氏，但实际上主事陈同父，也略有不同，或者于是归于东莱，更加不符合实际。这些洪本都不能有所是正。勉斋行状叙述这个最明白。正本朱子语，朱子文集以汪、张吕、刘问答为一类，“陆陈辨”为一类，也自然比较分明。只有黄子洪语类颇有异说，而果斋叙述朱子书，实在与行状也有不合。难道以浙学为吕学？从果斋开始就错了吗？现在原本不可得见，暂且记录所疑于此。]

绍兴十三年丙午，朱子五十七岁。春，三月，《易学启蒙》完成。

[李本、洪本相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于世”四十字，李本删去。当今从李本。〇《易五赞》原本附在《启蒙》后，]

译见到并编纂集录的人大多遗漏了这些内容，现在将其摘录下来附在《启蒙》序言之后。朱子《蓍卦考误》辨析郭子和的错误，行状和本传都将其列在《本义》《启蒙》之后，但没有详细记载是哪一年所著，年谱中也都缺失。邹本在《启蒙》成书之下附注，并说“郭雍死于丁未年，其成书应当在丁未年之后”，这也不对。现在将它的目录保留在这里。

译十四年丁未，五十八岁。〇春季，《小学》一书编成。

[查考癸卯年与刘子澄的信：《小学》大概是托付给刘子澄来编纂分类的。其中提到：“文章尤其不可泛泛而谈。像《离骚》一篇，已经足够了。《叙古》、《蒙求》也太多，而且深奥晦涩难以诵读，不适合作为启蒙读物。倒是古乐府和杜甫的诗，意蕴好，可取之处多，容易讽咏，容易深入人心，最为有益。”到了乙巳年，又写信说：“《小学》经过这次修改，总共定为六篇，就像现在确定的版本，已经删去了‘文章’这一类。”凡此种种，可见其编次的意图。又历经丙午、丁未年才最终完成。又查考《朱子语类》陈淳的记录说：“有人问：《小学》的‘明伦’篇，为什么没有‘朋友’这一条？回答说：当时是大家共同编纂分类，偶然遗漏了这一点。”又黄义刚的记录说：“安卿问：‘《曲礼》中“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这一条，非常切要，为什么不编入《小学》？回答说：像这样的地方遗漏的也很多。”又说：“《小学》多讲恭敬的地方，少讲防范禁令。”据此可知，编纂分类的不止刘子澄一人。而从这两条记录，又可见古人著书能把握大体，而对于细枝末节也不屑于过分追究。现在一并附载于此]

秋季七月，任命为江南路提点刑狱公事，等待补缺，推辞，不被允许。

[查考本传，周必大任宰相时任命我为提点江西刑狱，年谱记载说：周必大任宰相时议定任命转运副使，都认为这是周相的功劳。《续集》与黄直卿的信说：江西的任命是因为我上封事等等，皇上被我的话感动，所以有这个任命。各位大臣起初想给我郡守的职位，皇上命令给我这个职位〇拆开。大概这次任命完全出自皇上的旨意，有人认为我不应该极力推辞，这种说法也有道理，那么与本传、年谱都不相符。行状叙述再次任命江西提刑，对周相颇有微词，或许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根据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任右丞相，施师点任枢密院知院事；八月，留正任参知政事。戊申正月，施师点被罢免，黄洽任枢密院知院事，萧燧任参知政事；五月，王淮被罢免。这是丁未七月，王淮还在宰相位上，然而王淮已经不主持这次任命，而书信中所说的似乎是指周必大而不是王淮。所说的因为上封事，则与洪本相符；李本删去了杨万里上封事推荐六个字，只说皇上谕令宰执朱某久闲可以担任监司，失实了。现在遵从洪本，而附载与直卿的信以记录疑点〇行状记载任命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等待补缺以病推辞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十五年又以病推辞不被允许，于是出发。本传记载十四年以病推辞不被允许，于是出发，这是错误的。根据辞免状，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程可以证明。年谱记载十四年十月出发，大概是承袭本传的错误，现在删去〇查考壬寅年改任宫观的告命，丙申年秘书郎的告命，辛丑年直秘阁的告命，壬寅年直徽猷阁的告命，这些都见于文集的辞免状，而年谱都不记载。其告辞记载了，从此年开始以后多记载，但也有缺失的。现在将其存在的都记载在篇中]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岁。春季，正月，有旨意催促我奏事赴任，又以病推辞，不被允许。三月十八日，启程，在路上再次推辞，并请求祠禄。夏季五月，又催促我入朝应对。

[查考这条洪本所记载的详细：正月催促奏事赴任，则见于辞免提刑札子一；三月十六日起行在路上，共两次请求祠禄：一次见于辞免札子二，一次见于辞免札子三；到五月催促入朝应对，则辞免状所说的行至信州，两次派人重申前面的请求，共历时四十天，幸好稍微安定，而且有催促出发的命令，是其明证。行状记载王淮罢相，于是带病入朝奏事，而没有提及催促出发，似乎有所缺略。现在确定遵从年谱，而对于在路上请求祠禄，则依照文集增加“再”字]

六月壬申日在延和殿奏事

[年谱采用李录，而稍有不同。后殿班引下，有带病奏事。皇上迎上前对他说：“很久没见您了，您也老了。”十七字而删去。皇上慰劳非常优厚五字，与清要差遣下有“不再劳烦您州县奖谕非常优厚”十字不可不理会。下面有其二说狱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其三说经总制钱十六字。第五札读到洪本作其五，是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共三百二十字，全部用行状补入李本。其五是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拖延，没有尺寸之效可以仰报圣志，于是反复以天理人欲为言，规劝讽谏切中要害，与洪本不同。其下又说设置将领等等，都与李录相同。末尾有“是行也”五十字，则又都用行状的话。洪本又有时“曾觌已死”二十二字，则又用本传。现在记录李录及行状、本传，而年谱的异同则附载于此]

癸酉日，任命为兵部郎官，因脚疾在告假，请求祠禄。乙亥日，诏令依旧职名江西提刑。

[查考郎官的任命，因病在告假，未供职。第二天听说有林栗的章疏，于是以脚疾请求祠禄，辞免状二所叙述得很清楚。行状只说以脚疾请求祠禄，似乎缺少曲折。洪谱说：“旧例没有以侍郎弹劾本部郎官的，满朝都惊骇嘲笑。”先生起初以脚疾移告，接着听说有弹劾章疏，于是请求

译祠禄一并呈报。年谱中的叙述与辞免状相吻合，其中所说的“一并呈报”，大概是指申请省中给予假期、申请省中批准祠禄一并呈报，并非指林栗的章疏。皇上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了”，这是孝宗自己将林栗的奏疏与宰相谈论罢了。如今依据奏状，对洪迈的年谱略作改正，既然奏状中已经记载，所以洪迈的年谱也不再重复记载。〇按：在延和殿的奏对，孝宗褒奖给予甚至，但实际上未能采纳他的言论。兵部郎官的任命，也不是充分发挥他才能的做法。就像封事中所说的那样，难道是一个兵部郎官所能说的吗？朱熹称病辞职，应当也是因此而迅速有了林栗的弹劾。孝宗虽然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但也并不认为他是错的。周必大宰相大概暗中窥测到皇上的心意，又估量朱熹未必会就任，所以依旧提举江西刑狱作为两全其美的策略。等到后来叶适辩驳胡晋臣的弹劾，于是孝宗知道公议所在，而认为以前让他外任太急促了，于是再次召见上封事的人，于是有了经筵侍讲的任命。然而一推辞就允许，并不一定要求他前来。详细观察前后情况，可以说（孝宗）接受直言而不认为冒犯，但实际上并没有任用的意思。朱熹之所以徘徊不前而不敢立即进用，行状专门归咎于周必大，并不完全如此。至于指责道学为邪气，那是施宜生、萧燧等人所说的，周必大一定没有这样的话。朝廷之上，贤臣奸佞混杂任用如此，又难道是得到君主信任、施行道义、大有作为的时候吗？在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称病辞职，也是有所不得已的。

译在赴任途中辞谢新职，皇帝下旨催促就任。秋七月，又因脚病辞谢，并请求担任祠禄官。经考核晋升为朝奉郎，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八月份辞谢晋升官职和职务名称，均未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

冬十月，催促入朝应对。十一月，再次辞谢，于是呈上密封奏章。

任命为主管西太乙宫，兼任崇政殿说书，辞谢。

译李本延和上奏章，大体上与李録和洪本相同，只是从兵部郎官以下的部分，李本比洪本有所删减，但主旨并无不同。至于戊申年的封事，正如朱子所说，虽然是一时一事所发，实际上却可以流传久远而意义无穷。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这样的贤人，都不能违背其重要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李本删减的只有几句话，其平庸荒谬、毫无见识，大概不值得讨论。洪本依据行状记载是正确的，现在决定依据文集完整收录封事，就不再另行提及。所附杨复的话颇有阐发意义，李本将其删去，现在仍然附入。除了说书注自先生当孝宗朝至孝宗禅位这一部分，洪本全部载入了行状中的话，李本也删去了，现在载入行状。

译这一年二月，开始刊行《太极图说》和《西铭解义》，用来传授给求学的人。

[这两篇著作在二月之后才题署日期，这一点非常明确。年谱将其放在后面，是因为正月、三月都记载了上奏朝廷的事情，各类事情分别归类叙述，所以把它附在后面罢了。增加“是岁二月”四个字，其意义才显得明确。〇《通书》在丁未年作了后记，必定也是在丁未年完成的，但学者们传习它，未必一定是在丁未年之后。戊申年二月才开始刊行这两篇解说，这是见于后题的。然而重点在于使它们广泛流传，而且其用意也是有所针对而发出的，并非学者们在此之前都没有见过。年谱因此增加了“通书”二字，没有依据，现在依照邹本删去。〇两篇解说的后题，大概是针对陆子美、林黄中而发的。林黄中的辩论在戊申年六月，而他关于《易经》《西铭》的论述寄给朱子，已经在戊申年之前了。至于陆象山的辩论，则在戊申年冬天。〇朱子跟随延平先生学习，接受了探求“中”与“未发”之旨的教导。延平先生去世后，朱子寻求他的学说而不得，于是自己领悟到“未发”与“已发”浑然一致，但对于探求“中”的说法还没有所拟议。后来到了潭州，跟随南轩胡氏学习，主张先察识后涵养，这与延平先生的说法不同。己丑年领悟到“已发”与“未发”的区别，又认为先察识后涵养不对，而仍然坚守延平先生的说法。等到庚寅年提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这两句话，已经不再专主延平先生的说法。甲辰年给吕士瞻的信，明确说延平先生的说法有偏颇。戊申年答复方宾王的信，也再次提到这一点，而杨、叶、陈、沈、廖等人的语录都确实可以考证。自从永乐年间《性理大全》略载几语，混杂而不明确，后来的论述没有涉及这一点的。《学蔀通辨》说：“朱子早年答复何叔京的信，李先生教导人大多让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分明，这样处事应物自然合乎节度，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诀窍。朱子作延平行状，也深深采纳这种说法。后来却认为不是这样。又说：‘朱子早年也主张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入道的诀窍，晚年见道分明，才开始认为不是这样。’这种说法很详细，虽然未尽其曲折，但其所阐明的，确实是前人所未能达到的。应当表彰并指出它。”〇答复吕士瞻的信不详其年份，其中提到南轩集后本自然在甲辰年之后，与答复方宾王的信，其先后顺序则不可知。方宾王的信在戊申年，现在以方宾王的信为依据，记载在戊申年，而语录中杨、叶、陈、沈、廖等人的记录都按类别附在后面]

十六年，己酉年，六十岁。春，正月，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的祠禄，辞去这个职名。

[根据辞免秘阁修撰的奏状说：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担任宫观职务。辞免江东转运使的奏状说：臣现在担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的职务。李本只说：任命为秘阁修撰，大概失去了事实真相。洪本依照行状，仍然奉外祠。现在根据文集补正]

二月甲子日，为《大学章句》作序；三月戊申日，为《中庸章句》作序。

[根据与张吕的信，甲午、乙未年《大学》《中庸》已经有版本了。与詹帅的信在乙巳年还说修改很多。距离甲午、乙未年十多年了。詹帅的信已经提到《中庸》序，那么两篇序作于乙巳年之前，到己酉年才最终定稿。詹帅在广西刻印《语孟集注》，而《大学》《中庸》章句则没有涉及。不知道这两本书什么时候刻印？估计必定不会等到己酉年才刊行。当时门徒各有传录，书坊中必定有未经告知就刊行的，只是在文集中没有考证罢了]

夏四月，再次辞去职名，朝廷允许，依旧担任直宝文阁，下诏奖谕。

[根据奏状，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下秘阁修撰的告命。年谱不记载，因为他极力推辞不接受，所以删去。然而到辛亥年，才接受秘阁修撰的职名，也没有说还有告命]

秋八月，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推辞。

[李本删去“先生以江东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现在依照洪本。〇根据朱子自从被召以及历任，本传都说明其原因，而这次任命唯独没有说明。当时留正为右丞相，王蔺为枢密使，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必定是留、王两位公举荐引力的结果。本传大概漏载，考察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朱子年谱考异》卷四《宝应王茂竑撰》

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年，六十一岁。〇上奏免除属县的上供钱，停止征收茶钱，以及减免本州无定额的经总制钱，共一万多缗。

[根据行状说，钱一千一百万。奏状说，钱十一千八百一十八贯。行状用钱来说，奏状用贯来说，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年谱说，共一万多缗。又根据后奏状，上供钱七千六十四贯，由本州通融支遣，不需要再让州县收集解发，也不应当上烦朝廷另行应副。他所请求免除的，只有经总制钱四千七百余贯而已。根据这个，那么上供钱原本没有免除，而由本州自行解发，不再派给各县，这在百姓方面已经免除这种赋税了。行状、年谱都两方面说了]

条画经界事宜申诸司

[李洪本都作奏行经界法，现在依照文集改正〇根据这条，洪本最详细，但也有小错误。他说行于闽中，应当作行于泉漳汀三

译“州”字，奏言，当作“申诸司言”。“末疏于朝，乆之未报”七字，也应当删去。现在都予以改正〇按：绍兴年间推行经界法，唯独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三州没有实行经界，所以臣僚上奏请求专门针对这三州而言。朝廷下达指令给各有关部门，各有关部门再下达给各郡。这是在当年二三月间，朱子尚未到任。等到四月，朱子到任，三郡各自上报意见，泉州和汀州的言论略有不同，而朱子的建议最为有力。他向有关部门申报，应当在五六月间。后来奉旨令朱子考察漳州先行经界。八月，朱子上奏经界状。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经界先行实施。次年正月九日，才收到转运司下发的省札，当时已是正月中旬，所以回复申报给转运司，请求等到冬初再丈量土地。这就是前后次序，确实可以考证。李本统括叙述在奏行经界法之下，其语言简略而不明确。又说幸好他有此奏章，立即开启并依从它，却不知道他所指为何。又前面没有承接，在文义上也不通顺〇错误。现在都删去。洪本后面另外设立“冬诏先行漳州经界”一条，是恰当的。而注释文字则重复累赘，令人不解。至于“幸好他有此奏章”，又是沿袭李本的错误。这些都是后人窜改，必定不是果斋的原本]

译九月，上奏弹劾黄岌的罪状。

[按：弹劾黄岌的奏状中没有提及他的官职，状文中只称其为“县官”。从事郎、县令、县丞、主簿、县尉都是一县的官员，然而弹劾状中不应不指明其具体官职，这令人费解。另外，在给陈宪的信中，则明确说是漳浦县尉，这可以作为依据来补正此状文中的缺失。而状文中说已将黄岌与龙岩县主簿陆槐互换，让黄岌担任县尉，但互换主簿属于升迁而非罢黜。其状文及书信中所说的“官吏松懈怠慢、不敬职守”以及“州郡差遣的命令无法执行”等话语，似乎不仅仅针对一个县尉而发。所有这些都有令人费解之处。李本原本没有这一条，邹本依据文集补入，现在暂且保留，而在此略记所疑之处。]

在郡中刻印四经四子书。

[李本作“五经”，这是错误的，现在遵从洪本。李本没有“先生教人”以下的一条。〇按：语录中所说“六十一岁方才理会得如此”，又说“觉得今年方才没有疑惑”，这与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相似。圣贤进学的次序，大概有独自觉察其进步而非他人所能窥测的，并不是说六十岁之前用错了功夫，到这时才悔悟。李本只记载了三条语录，而行状中“先生教人”以下的部分则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要阐发晚年定论的宗旨，而行状中所说的被认为不是这样，所以删去了。李是阳明后学，他删削年谱就是道一编“晚年定论”的计谋，而且更加诡异地表现出来。这个本子既已刊行，而元本于是便不可见了。洪刻本似乎见过旧本，略有不同，但也未能详细辨析。近来福建新刻本尤其无知，没有什么阐发，读者不可以不详细考证。]

呈上释奠礼仪。

[李本没有这一条，现在遵从洪本。〇按：南康所上奏请求颁赐礼书，原本有州县臣民两项，因为臣民礼仪，鄂州已有印本，所以礼部符下只颁赐祭礼仪式。朝廷将州县祭仪、臣民礼仪一并镂版，这是礼部的请求，而朱子想要增修的，只是释奠的几件事而已。当时大概认为已经镂版颁赐，所以没有人注意。李本删去了这一条，而洪本所叙述的也不够明了，而且将同安臣民礼仪混杂其中，不符合事实。现在依据文集参考改正。〇按：南康有请求颁赐礼书的奏状，又有增修礼书的奏状，见于文集。漳州有呈报礼部检阅的释奠状，见于别集。考察两状略有不同，这里所考证改正的，是漳州所上的。文集在释奠申明指挥之后，只说呈上几件事，而没有逐条分析，因为前面已有指挥。申明指挥现在无处考证，所以年谱只说几件事，暂且保留，而将漳州一状附在后面。]

十一月，下诏先将漳州经界措施施行。

[李本没有，洪本另立这一条是正确的，但注语杂采本传及李谱的话，重复堆砌令人费解。其叙述经界后的事情很详细，现在也删取几句话而另系于辛亥年回复申述转运司之后。〇按：经界一事，行状叙述得最详细，其将申述各官府的话放入奏疏之下，大概是在统说之后说“经界最终被罢免”而不叙述吴禹圭，大概是略去了。本传最为谬误，吴禹圭上书是在辛亥十月，却叙述在庚戌冬，在先行漳州经界之前，又说“下诏暂且等待后来”，这不符合事实。现在记载行状而删去其申述各官府的两句话，至于本传则删去。〇按：尚书省札子：“福建转运、提刑、提举三司奏报相度到漳、泉、汀三州经界，奉指挥，令福建转运司按照相度到的事理，先将漳州措施施行，仍每县选择材力能干官员一员，同知县共同措施，并委派陈某专门提督，等候打量开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图本申报尚书省。”据此，转运、提刑、提举共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经界，则专门委派转运司，那个陈某怀疑就是转运司，所以朱子回复申述只提转运司而不提其他官府。光宗本纪绍熙二年三月丙寅，下诏福建提刑司陈公亮同知漳州朱某人措施泉、漳、汀三州经界。考察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准省札，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官，以日期计算，奉旨应当在二月末、三月初，那么三月不可能有此旨。而且朱子知漳州、泉、汀不是他的辖区，而先行漳州经界，省札明确说委派转运司，不是提刑，《宋史》的错误大多如此，不足以依据。〇又按：辛亥七月十日给留丞相的信中说：“数日前陈宪按部经过回来，也有所听闻，深感不安，改送的请求，大概必定为此。”然而周漕相见首先问及此事，说恐怕朝廷或许听从陈宪的请求，即想略知曲折，那么是陈宪请求改送转运司，而前指挥专门委派陈某监督，可见陈宪不是漕司。朱子的回复申述转运司，是因为接受了转运司所下的省札，而提刑则无故没有提及。《宋史》的错误也有由来，然而也是以意推测，不可详细考证，暂且存疑以待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岁。春，正月，向转运司申述经界事宜，请求等候冬季打量。

[李本、洪本没有，现在依据邹本补入。李本总叙于奏行经界法之下，略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经界”一条，而以明年春早无

译等到附在后面的话，也仍然不清楚，所以抄录申司的文书以及给留丞相的信札，来详细地校正它。

译上奏请求褒扬东溪髙公登，使其位列直节。

[李本没有这一条，洪本有，但记载在庚戌年到任之后。根据状文所说，现在庆幸已过一年，则应在辛亥年二三月间，而非庚戌年。现在依从洪本而改置于此]

上奏推荐知龙溪县翁徳广。

[李本、洪本都没有，现在补入。〇李本有二月给赵帅写信讨论招募州军戍守江防的一条，洪本附注在讨论与陈君举学问之下。现在考察赵帅的信极力论述招募州军戍守江防不可行，其是否实行不可详考，李本、洪本所载不明确，现在删去]

三月，再次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

[陈录最明确，李本、洪本两年谱都错了，现在记载在陈录末尾，即认为允当，依从李本、洪本作，急忙启奏听从]

夏四月二十九日，离开郡守任上再次辞去职名。

[李本“去尝申孝宗是命”一句，现在依从洪本]

五月返回，途经建阳，寓居在同繇桥。

[给留丞相的信中说：“五月二十四日抵达建阳。”语录中五月二日，脱漏了“十四”二字。刻本的脱误大多如此，读者应当参考并互相印证，不可固执一种说法作为依据]

秋七月再次辞去职名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

[考察朱子在光宗朝与孝宗时不同，孝宗深知朱子，而朱子对孝宗的期望也极深，所以往往坚决辞让以试探上意。到了光宗元祐年间没有召用的意思，其任命都由留丞相推荐，而朱子也只辞让两次，大概作为征兆罢了。年谱说：“诏书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于是不敢辞让；后来湖南的任命，又说：“长沙是大屏障，得贤人为重”，似乎都是以得到褒奖的话而后接受。虽然都本于行状，但衡量朱子的本意，怀疑并不符合，现在也删去。〇李本、洪本都在四月离郡后，记载给留丞相写信论党祸，且以党正黜邪作为讽喻，但不收录那封信。考察给留丞相的信反复言说阴阳消长、否泰相乘的契机，其言辞很急切，不能全部收录，收录四月、七月、十月三封信以见其大意]

这一年与永嘉陈君举讨论学问。

[给君举的信年谱在辛亥春。考察信中说：老病幽忧，死亡无日，不像在郡时。语叶录在辛亥，怀疑是在建阳，不是在漳州。现在写这一年。〇考察后信所说，则前信君举大概没有回答，后信想必也没有回答。年谱只记载前信，而说后没有听闻，大概没有考察。现在一并记载后信，而删去这四个字。〇文集又给黄直卿的信说：君举门人曹器之来，不免极力为其学说之误进言，又生出一个秦桧了。后信所说曹器之来访，指此。君举大概深不以为然，所以置而不答，也是前信更相切磋未见其益的意思。语录门人问永嘉貌敬甚至，及与官祠乃缴之云：朱某素来迂阔，我所不取，但陛下进退人材不当如此。而行状也说：一时异议之臣忌其轧己，权奸遂从而乘之。大概指君举而言，则君举与朱子固然始终不合。〇考察黄子洪《语类》以陈叶为一卷，陈某指君举同父，叶某指正则也。现在《语类》则书写陈君举，而以同父正则附于其后。年谱记载与陈君举论学，而正则则不及同父，在壬子年记载其来访，略载辩论之语。现在依据文集、语录、陆陈各立一条，而正则则附在君举之后]

三年壬子，六十三岁。〇开始在福建建阳考亭筑室。

考察《文集》给吕伯丰的信续集给陈同父的信，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计，到这一年六月才落成而居住。李本删去“六月落成”一句，不对，现在依从洪本[]

冬十二月，被任命为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辞去。

[给留丞相的信，李本、洪本都不记载，这也是留丞相推荐的，所以附着于此]

这一年《孟子要略》完成。

[李本没有，洪本附注在“除知静江府”之下，现在立一条。〇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旨》，大概是一本书。其书现在不传，所以附载语录，以见其大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岁。春，正月，下有旨催促赴任，再次辞去。

[考察正月六日奉圣旨，七日尚书省札子下达，二十三日到建宁。辞免状叙述最详细，其他状有不详细叙述的，可以类推。所以详细记录]

冬十二月，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辞去。

[年谱说：有人传这一年冬天使人从金国回来，本之语录、行状、本传都不记载。语录也说听说朋辈说，没有根据。“或传”二字大概怀疑。闽本删去“或传”二字，不对。现在依从李本、洪本，而一并记载王过录于后。〇依据给留丞相的信，则这一条是留丞相推荐的，而语录所说未尽确切]

五年甲寅，六十五岁。春，正月，再次辞去。二月，下有旨催促赴任。

[李本没有“二月”字，注：自诏长沙巨屏至，于是拜命，其余都删，现在依从洪本。其平列诏语则可以保留]

上奏弹劾将官陆景任。

[李本、洪本没有，邹本有，而

译不详，今据文集补]

修复岳麓书院

[李本说改建，洪本说更建，现在都不采纳。〇按：岳麓书院创建于开宝九年，祥符八年赐给匾额。南宋南渡后废弃，乾道乙酉年，建安人刘共甫任潭州知州时重建，完全恢复旧规，张南轩为此作记。朱熹到潭州，发公文委托教授与黎、郑两位先生一同筹划，另外设立员额，增加廪给，而绝无改建的议论。又发公文说上任两个月，还没来得及去一次，而七月已有召还的命令，八月离开郡城，也不及有所改建了。语录中有到岳麓讲书的记载，这也只是曾去一次，而也不说改建。年谱李、洪两本都说改建于高爽干燥之地，不知依据什么。现在只载入委托教授的公文，而两年谱中的话则都删去。〇又按：与蔡季通的信中说岳麓的事，现在在风雩亭右手，背靠亭脚，面对笔架山，这是彦忠所说尚未确定的议论，而末尾说继任者是毁弃道学的人。与王枢使的信中说离开郡城两天，就听说王谦仲移镇此地，并非毁弃道学的人，这又参差错误不合。又与枢使的信中说湘西精舍得赐一言，又说湘西匾榜是饶宰寄来别集所示。与刘智夫的信中说饶宰为作湘西精舍已成，岳麓乃是朝廷敕赐匾额，即使改建，也不容许另取名字，也不容许另有匾榜。难道岳麓未改建而饶宰另外作湘西精舍吗？凡此皆不可详细考证，现在附载蔡、王、刘诸信于后，以存疑云。〇文集答复蔡季通说岳麓的事，前信已回复，是廷老所定。后两天彦忠到，却说应在风雩亭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靠亭脚，面对笔架山，面前便有右边横按掩抱，左边山坡也拱揖，地势似乎稍胜，但地盘直浅而横阔，恐怕须作排厅堂才可容纳。已嘱咐廷老再画图来呈上，求正而未至，等其来当另派人。但继任者是毁弃道学的人，不知其能不败坏此事否。与王谦仲说熹因收召离开郡城，未曾两天，就听说大纛移镇此地，又说湘西精舍漕台想必已禀闻，得赐一言，使能完成其役，是千万之幸。续集信中说湘西匾榜是饶宰寄来得以仰观。别集与刘智夫说廷老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需求助处，幸留念也]

译申请将飞虎军划归本州节制，朝廷批准了。

六月，上奏请求放归乡里。

秋七月，光宗皇帝内禅，宁宗即位，召他前往行在，他上奏陈述政事并辞谢。

设立忠节庙。

考正释奠礼仪并在郡中施行。

八月，前往行在。

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再次辞谢不被允许，仍然催促他前来供职。

九月，上奏请求带着原官职上奏陈述政事。

晦日丁亥，从潭州抵达，驻扎在郊外。

冬十月，己丑日，进入京城城门，向尚书省上奏，请求带着原官职上奏陈述政事。

辛卯日，在行宫便殿上奏陈述政事。

壬辰日，向尚书省上奏辞谢待制官职，请求改任说书差遣。丁酉日，奉御笔诏令不允，于是接受任命，署衔供职。

上奏孝宗山陵议状。

因改易政化施予恩泽，转任朝请郎。甲辰日，赐紫金鱼袋。

上奏请求让后省官员审阅封事。

请求讨论嫡孙为祖父承重服丧的礼制。

译皇帝及百官均穿纯吉服。七月一日，皇帝驾临正殿，在祖庙举行飨祭。对于即将到来的禫祭，命令礼官查照历代朝代的礼制惯例来施行。”四月庚戌日，下诏说：群臣所议论的虽然符合礼经，但于朕追思仰慕的心意有所不安。早上奏知太皇太后，面奉圣旨，认为太上皇帝虽然尚未康复痊愈，宫中也应实行三年的丧制，应当遵从所议。朕亲身奉行慈训，怎敢不遵依。〇按《宋史·本纪》记载：十一月辛亥日，下诏实行孝宗三年的丧制，命令礼官条列详细的礼仪上报。乙夘日，将孝宗安葬于永阜陵。朱熹在闰十月离开朝廷，而赵汝愚仍在位。永阜陵的安葬大概是追用朱熹的意见。《礼志》所说：“下诏中外百官都穿凉衫处理政务”，应当是在这个时候。礼官条列详具必定有定议，不知安葬后是否采用孝宗穿布衣冠视朝的礼制？次年三月，赵汝愚被罢免宰相，又不知情况如何？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考证。胡纮传言“只应当服期年之丧”，集议解除丧服，他的话简略而不明白。《礼志》所载较为详细。叶翥等人议论遵从胡纮的请求，参酌典故，以六月九日大祥之后，皇帝和百官都穿纯吉服，那么就是大祥之前只是不纯用吉服，而未尝采用孝宗白衣冠的礼制。至于禫祭命令礼官查检历代朝代的礼制来施行，则明确说不采用孝宗的礼制。似乎小祥、大祥，仍然采用孝宗的成法，然而也都没有确凿可据的文字。我私下推测，追用朱熹的意见，必定始于赵汝愚。赵汝愚去位，韩侂胄掌权，群小喧哗，以攻击伪学为急，像这样的事来不及顾及，因而没有改变，而宁宗也未必像孝宗那样实行三年的丧制，只是保留其名。〇到了胡纮、叶翥等人议论，才解除丧服。《宋史·本纪》仅有一语而不详述其典礼，《礼志》只说百官穿凉衫处理政务，而不说宁宗穿什么衣服，都是缺略。现在暂且记录奏状、本纪、礼志以备考查，而年谱所说与本纪、礼志都不符合，或许是原本所有，也记录以传疑。至于胡纮的请求、叶翥的议论，则依据《胡传》、《礼志》所载，以具备事情的始末。〇年谱说：下诏命礼官讨论行状，起初没有这件事，而朱熹书信奏稿后及文集、语录都未曾提及，应当以本纪为正。它说后来没有实行，以《礼志》考查，也未尝不保留其名。现在暂且记录以传疑。至于闽本说：下诏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都穿凉衫处理政务，大概是采用朱熹的话。这是后人从《续通鉴》改入的，现在删去]

译瑞庆节上奏章请求退回贺表，并请求三年内所有的贺表一并免除。

[李洪本都作奏请三年内贺礼一并免除，现在改正〇按《宋史》记载，丙午年因朱某奏请退回瑞庆节贺表，文集札子便下令暂时免除，其贺表也不予接收。三年之内凡有应当称贺的事情，都依照这个例子办理。又留身奏四事札子贴黄说：前日贺表虽然蒙恩退出，但尚未下达命令，今后应当称贺的事情在三年之内都暂时免除。至于节序变迁，都应当进名奉慰。当日所请专门是为了退回贺表，而三年之内按例推论，直到四事札子才专门谈及三年之内。年谱将两篇札子合为一篇，不符合事实。现在改正〇按札子说：瑞庆节前一日，百官拜表称贺，我已经前来祗赴立班。那么上札子在乙巳年，李洪本都错了。《宋史》丙午年退回贺表，是以瑞庆节概而言之罢了。现在根据札子改正]

庚戌日讲筵留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札，行状记载最简略。李本依照行状，略有增补。只有洪本最为详细，现在确定从文集补入，而前后则依照洪本]

闰十月戊午日初一，晚上讲学。次日，编次讲章进呈。

[李洪本都没有“晚讲次日”四字，现在从闽本。其注语则从洪本，而以进德疏补入末尾数语。李本删去是日讲至盘铭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日早讲，辛酉日晚讲

[洪本附注于戊午日初一晚讲之下，现在立为一条。闽本没有早讲，李本都缺失]

上论灾异札子

[李洪本无据，邹本增入注语。那么以文集补此，在闰月五日后，不详哪一日，应当叙述在上庙祧议之前]

甲子日，上庙祧议。是日，在家告假。乙丑日，直日，批准告假。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丁卯日，宣引入对。

[年谱庙祧集议在六日癸日，按议状说：“昨日不及预议，那么上议应当在次日甲子日。”现在补正〇行状说：“庙堂持之不以闻。”又说：“先生所议颇达上听。”年谱说：“宰相不听，复奏疏论之。”及入对，皇上在榻后取出一卷文书说：“这是卿所奏的庙议，可以详细陈述其说。”与行状不合。现在考面奏札子说：“已申尚书省，不知已未达圣听否，请求宣问详细赐览观，并下此奏付外详议。”又议祧庙札子说：“未将臣元奏札子付外施行。”进拟诏意说：“庙议札状并图，皆以议状与札并言至辞免。”待制奏状说：“蒙恩特赐宣问，即以臣所进议并札子并行降出，则尤为明白了。”大概议状之上庙堂初不以闻，及皇上有所闻，则也以议状进呈了〇年谱“榻后取文书一卷”与李闳祖录文字既上，与出所文字皆指议状，非别有奏疏。行状语言简略而不详，遂启年谱之疑。又因为李录文字既上之云，因而认为更有奏疏。奏疏既不见于文集，而面札子、议祧庙札子都没有提及此者，那么年谱之误增无疑也。闽本删“复奏疏论之”五字是对的，现在从闽本删去。现在并载年谱、行状而附论于此，李祖录也附于后〇语録：先生独建不可僖祖之议，陈君举力以为不然赵揆亦右陈说。文字既上，旨次日引对，皇上出所进文字说：“高宗不敢祧，寿皇不敢祧，朕敢祧。”再三以为不可。既退而政府持之益坚竟不行。惟谢中丞入文字右先生说乞且从礼官初议，为楼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

戊辰日入史院

[洪本有按语录说：李本删此四字。据洪本，那么年谱以语录增，非本文也。现在载语录]

庚午日面对，乙亥日直日

[李本无，洪本注于除宝文阁下，现在立一条]

丙子日晚讲，是日御批除宫观。戊寅日，付下附奏谢，申省乞放谢，遂行。

[李洪本皆不载，而注于丙子日除宝文阁之下，现在依文集改正。注从洪本，而以闽本参补。〇汝因求罢政，不许。闽本李洪本无。越二日，韩侂胄径遣内侍，亦闽本李洪本无。申省乞放谢辞，得与放辞。李洪本无。闽本作申省照会，现在依文集改正。〇中书舍人以下都用闽本，李洪本止云楼钥、邓驿、刘光祖、傅良皆争留之]

壬午日，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谢。不久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谢。并乞追还待制职名。

[年谱说：丙子日除宝文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路安抚使，辞谢。李洪本同按。此条合两谢为一，而因以复辞前命，仍乞还新旧职名，缀于丁未还亭之下，最为谬误。闽本已正之，现在悉依文集改。〇年谱注也分为二条，有旨除宝文阁待

译任命朱子担任州郡差遣，于是启程上路，授任江陵府知府，朱子辞谢。朱子在戊寅日奉到御批，在巳夘至庚寅之间已经行至壬午日，于是授任宝文阁待制，这也是在路途之中。「遂行」二字有误，现在删去。〇查考文集，朱子在二十一日壬寅奉到御批，具状上奏谢恩，随即申报朝廷请求免除谢辞之礼，奉旨准许免除谢辞，便立即启程前往前路，听候指挥，因此出发应当在二十三、二十四日之间。二十五日壬午授任宝文阁待制及州郡差遣，又申报朝廷辞谢推免，奉旨不准，仍授任江陵府知府。奏状中说：十几天之间任命文书接连下达，那么距离壬午日的任命不到十天。年谱中丙戌日应当是授任江陵府知府的二十九日。李本说是当晚讲学，洪本丙戌日当晚讲学都是错误的，现在考订文集确定遵从闽本。

译十一月戊戌，抵达玉山，在县学讲授学问。

十二月，皇帝下诏，仍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辞免焕章阁待制的奏状二中说：本月十一日，考察其辞意，并非隔年之事，应当是十二月十一日。）

宁宗庆元元年乙卯，六十六岁。（年谱中有“春正月再次请求恢复旧职，未获允许”一条。李本、洪本同辞免奏状二所言，本月十一日，大概以为是正月。考察奏状六中说，参照去年申报省部以及后来第一状、第二状辞免奏状，尽早赐准施行。那么第一状、第二状同在去年，是明显的。现在依据文集删去。）

夏五月，再次辞去职名，并请求退休。（年谱说“遇遯之同人”，行状同，按别集。答刘德修信中说：“得遯之家人为遯尾，是好遯的占辞。若遯之同人，则只占得遯尾了。”行状、年谱大概是传闻有误，现在改正。闽本蔡元定入谏下，有“亦不听从”门人朝奉郎刘炳十字，不知依据何在。“朝奉郎”三字尤其没有意义，现在删去。）

秋七月，再次因议论永阜攒陵而自我弹劾。（考察此奏状，专门因议论攒陵，自我弹劾请求赐处分。其待制职名，也说未敢接受。文集题乞追还待制职名，是以六状为例而言罢了。李本删去七月再次辞免，是不对的。洪本注诏辞职谢事，不是朕优待贤才的意思，不许。这是批答五月奏状，不是七月，也是错误的。现在都依据文集改正。洪本又说九月请求削去职名，考察文集没有此事，现在删去。李本没有九月一条，而注释则两本相同。其中说先前辞职名未允，是五月的奏状。又说曾因妄议山陵自我弹劾，是七月的奏状。请求削去职名，则文集没有此语。又说已罢讲官，不当再带侍从职名，是十一月的奏状。李本统叙于十二月，在屡次辞职名诏依旧充秘阁修撰，宫祠照旧之下。洪本九月请求削去职名，大概是被李注所误。其中说十一月再次辞职名，可以纠正李本的失误。李本删去七月十一日再次辞免，而以屡次辞职名概括之。凡是李本凭意删改，都类似这样。）

十二月，皇帝下诏，仍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傅伯寿行辞依旧秘阁修撰宫观差遗，庆元元年十二月，年月很明确，而年谱都误载于甲寅十二月，诏依旧焕章阁侍制条下，闽本已改正，现在从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岁。冬十二月，削去职名，罢免祠禄。（李本、洪本都作“禠职”，此本沈继祖疏语，行状、本传都说落职罢祠，现在改正。年谱省闱闻之，“闻”字或许是衍文，“之”当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叶翥、刘德秀、倪未详何人。李本也作“闻之”，而无叶、倪、刘以下至“并行除毁”四十四字，又无“台谏”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于“从之”之下。考察洪本疑是年谱，元本、李本略微删削罢了。蔡季通之贬，以沈继祖疏与朱元落职罢祠之命同下，语录可考。宋史蔡传，沈继祖、刘三杰任言官，连疏诋毁某人，并及元定，不久谪道州，也与语录小有差异。洪本系于丁巳别元定“寒泉精舍”之下，不对，现在从李本。考察行状说，沈继祖任监察御史，上章诬蔑诋毁，落职罢祠。本传说，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某人十罪，诏落职罢祠。年谱说沈继祖稿为胡纮所授，所载较详。宋史胡纮传也明言继祖疏乃纮笔，较年谱更加详细。选人余嚞上疏乞斩，见于宋史。至于沈继祖疏，宋史所不载，现在所传者不知何据。疏语大罪有六条，与宋史十罪不合，而续通鉴随意采入。闽本年谱乃据续通鉴以改李本。后人现在一并削去。）

译《通鉴》中的“大罪有六”被改为“论大罪十”，这些都是后人随意增改的，并非原本旧貌，现在全部删去。〇李本只有一条，洪本增加了三条，其中第二条完全采用《宋史》本传的内容，现在收录行状本传，这条便删去；第四条记载董铢的话，也可以删去。只有第三条或许是原本所有，但言语多错杂，不知依据何在，现在保留其大概并附以辨析。〇洪谱说，先生在浙东时，谢廓然、陈贾、赵某首先攻击之后，先生以提刑身份被召入朝，人们担心他涉足清要之职，唆使林栗极力论奏。后来韩侂胄执政，林采、施康年诋毁他为伪学，胡纮与沈继祖共同诋毁先生的罪行，汪义端、余嚞又特别请求斩首以杜绝伪学，京镗、何澹都附和。〇按朱子在浙东时，诋毁伪学者郑丙、陈贾、谢廓然请求不要用程颐、王安石的说法取士，那时并没有攻击朱子。考证赵彦仲有奏疏攻击洛学，也不是直接攻击朱子。林栗因为自己与朱子关于《易》、《西铭》的见解不合，弹劾朱子，并非受人唆使。其叙述林采、施康年、京镗、何�澹都与史实不符，又记载林栗友人称朱待制，朱子此时尚未任待制，这些都是传闻的错误，现在全部不采纳。

译这一年开始修撰礼书。

《文献通考》记载《中兴艺文志》说：“朱熹的书有《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中称为《经传通解》的，共二十三卷，是朱熹晚年亲自审定的。只有《尚书》部分的一篇缺失而没有补上。其中称为《仪礼集传集注》的，就是这本书的旧名，共十四卷，在《王朝礼》部分卜筮一篇也缺失，朱熹后来没有来得及删改。”陈氏说：“他的儿子在南康刻印时，一切都沿袭旧本。”〇按《通解》在南康刻印，那么邹氏自然有跋语，《艺文志》所说的也是依据跋语。但如今刻印的《通解》本不收录跋语，不知道邹本是从哪里得到的？难道他还来得及见到旧本吗？或者是我家所有的版本，如今刻印时偶然脱漏了？现在依据邹本录入，并将《通考》的内容一并载于此。〇《乞修三礼札子》因为离开朝廷而没有呈上，行状和本传都没有提及。按《文集》中给应仁仲的信说：“以前在长沙、临安都曾有意想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但也未能开口就罢了。”据此，年谱所载是正确的。凡是年谱所增入而在行状、本传之外的内容，不能因为没有依据就忽略它。

三年丁巳，六十八岁。春季，正月，接受任命并上谢表。

[按谢表在正月二十七日批准省札，那么谢表就在正月。李本不载，而附注在别蔡元定之下。现在依从洪本。洪本又说后来竟然没有告命，大概是因为掖垣不敢秉笔直书公论，这是诬蔑。李本没有依据，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说：“递到日月告命一道”，那么并非没有告命。现在依从李本删去。表中说：“阅时既久，祗命惟新”，又说：“惭玺书之来下，恍岁律之还周”，那么告命的下达应当在戊午年正二月间。〇闽本在戊午年冬季另立一条说：“落秘阁修撰依前官”。按这就是落职罢祠，丁巳年正月奉省札至戊午年春才有告命。省札落职罢祠，告命则同时涉及依前官，所以两篇谢表用语不同，并非两件事。而且也不在戊午年冬季，现在削去]

在净安寺饯别蔡季通

[李本、洪本、闽本都作别西山蔡元定于寒泉精舍，现在改正。〇按语录中朱子别季通于净安寺，不说会宿寒泉，当时问《参同契》就在净安寺中，《宋史》蔡本传也只说饯别萧寺，而没有会宿寒泉的话。寒泉精舍在后山天湖之北，地方不是孔道，季通出行州县防卫很严，未必与朱子共宿寒泉。现在依据蔡本传、语录改正。〇年谱从州县逮捕到两得之矣，都用蔡本传，而以语录会别净安寺增入。现在录蔡本传语，而年谱则删去“明日独与季通会宿寒泉”，仍载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于舂陵以下，都依从洪本。〇按拜命、饯别两条，李本与洪本大不相同。李本删去拜命谢表，而以前数日之夕等语系之于别西山蔡玄定于寒泉精舍之下，李本错误。至于其后竟无告命，则以李本删去为是。自此时州县逮捕很急，以至于为之哀恸，李本、洪本相同。自季通从先生游以下，李本只载数语，而义理大原以下都删去。又一条，按与季通书曰素患难行乎患难。又一条，按季通以沈继祖疏，李本都删去。又末一条，时党禁益哗，则李本与洪本相同。疑洪本是元本，而李本过于删削。然而洪本也是后人增入，未必是果斋本。其载谢深甫语也与本传不同。现在大概依从洪本，而其繁冗处则一切削去。〇《续通鉴》所载这些都杂取诸书，而不无错误，闽本用以补年谱，不对。现在略不载而附辨之。〇按《续通鉴》本于《宋史》胡纮传，而沈继祖的疏则不知出于何本，《宋史》没有。信州明改为广信府，宋时只名信州，如今疏中说广信鹅湖之寺，这很可疑。《宋史》本传论某大罪十，这里说大罪有六，也与《宋史》不合。又选人余嚞上书见于本传，自在沈继祖疏后，《宋史》谢深甫传有余嚞者上疏乞斩朱熹以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虮虱小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与奏之，行遣以厉其余。”《续通鉴》本此而稍改其文，并且移到逮捕季通之前。以语录考之，落职、罢祠与窜季通，都以沈继祖疏。《文集》也可考。《续通鉴》所说，多不合闽本，大概与李洪本相同，而采《续通鉴》语以补之。这都是后人改窜，并非李洪元本。现在都削去]

四年戊午，六十九岁，集书传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删去，现在依从李本。〇按蔡氏《书传序》说：“庆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书传年谱》，载《集书传》于戊午。”意即朱子先自为《书传》，未完成，而后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谕》，据文集乃改订蔡传。至《金滕》《召诰》《洛诰》《

译各种说法，都提到朱子早年亲自撰写了百余段文稿，但文集中并没有收录。蔡序中提到引用老师的学说，不再加以辨别，也没有说另有亲自撰写的百余段文稿。所有这些，都是我所不清楚的。〇查考文集中《答潘子善书》对《书解》论述得很详细，而李时可也有《书说》，也是朱子所命撰的，其书已失传，应当是戊午年已命门人分别撰写的，到己未年冬天才专门嘱托给仲默。

译五年己未，七十岁，春季三月，《楚辞集注》后语《辨证》完成。

[李本、洪本两年谱都记载《楚辞集注》成于乙卯年，现在予以改正。〇洪本说：“杨楫的跋文说：庆元乙卯年，杨楫侍奉先生于考亭精舍，当时朝廷整治党人正急，丞相赵公被贬死于永州，先生忧国忧时的心意屡次显露在神色上。忽然有一天，先生向学者出示他所解释的《楚辞》一篇，杨楫退下后思考。先生平时教导学者，首先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为首，其次是六经，再次是史传，至于秦汉以后的辞章，只是顺便提及罢了。却唯独为《楚辞》解释其义理，为什么呢？然而先生始终不说，杨楫等人也不敢私下请教。”杨楫的话委婉而深刻，所以记录下来。李本说：“当时朝廷整治党人正急，丞相赵公被贬死在永州，先生忧时之意屡次显露在神色上，因此注解《楚辞》以表明心志，而删去杨楫的跋文，大概是从杨楫跋文中节取而来。”查考年谱都以《楚辞集注》成于乙卯年，在《韩文考异》之前。查考文集与方伯谟的书信说：“现在你听说已经归返《韩文外集》考异，曾带得回去吗？方便时希望早点寄给我看。正集已经写好了，再得到这个来补足，必须再送去详定。庄仲点勘已经颇为详细了。又有《楚辞》抄得几卷，大抵世间文字没有不错误的，可叹啊。”据此则《楚辞集注》的完成在《韩文考异》之后，与年谱不符。等到查考文集《韩文考异》凡例，书写《韩文考异》前《楚辞》后，《楚辞集注》序言都没有年月，而文集编次则将《韩文》排在《楚辞》之前。又《楚辞辨证》前面题署说：“庆元己未三月”，集注与《辨证》都是一时之作，决不是乙卯年完成《集注》而已，己未年才开始作《辨证》。以此查考，则年谱的错误无疑了。杨楫作为门人，不见于文集语录，他的话终究不可凭据，年谱是被杨楫跋文所误导罢了。沈庄仲记录在戊午年，或许《考异》成于戊午年，现在暂且依照年谱系于丁巳年，而《楚辞集注》则根据方书及《辨证》前题移至己未年，而年谱所载并皆删去。〇《楚国辨证》前题署“庆元己未三月”，这是确实可凭据的。《楚辞集注》序言没有年月，怀疑是后人因为与年谱不合而删去。集注或许成于戊午年，而后语《辨证》应当在其后，现在没有凭据，仍依照《辨证》前题而统系于此。〇李微之《语录》序谓《楚辞集注》《韩文考疑》皆成于庆元乙卯年，以方书查考也不对。]

六年庚申，七十一岁。〇三月辛丑，修改《大学》诚意章。

[洪本大字书写三月己未日讲说《太极图》，庚申日讲说《西铭》。李本没有，现在依照李本删去。〇洪本讲说《太极》、《西铭》注云：己未之夜为诸生讲说《太极图》，庚申之夜又讲说《西铭》很详细。这两本书大概是先生奉持终身，而到这里尤其谆谆为学者讲述，他指示人们原始反终的意思，非常深切显明。李本没有这条，而在修改诚意章下注云：戊午年与廖德明书信说：“《大学》又修得一番简易平实次第，可以绝笔。”这天修改诚意章。此前己未夜为诸生讲说《太极图》，庚申夜又讲说《西铭》很详细，并且说为学的要点云云。〇查考蔡仲默《梦奠记》：丁巳日看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很详尽。戊午修改集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这夜讲说书数十条。己未夜讲说书到《太极图》，庚申夜讲说《西铭》，又说为学的要点云云。辛酉修改《大学》诚意章写完，又修改几个字，又修《楚辞》一段。午后大泻，回到楼下，从此不再出来了。这是朱子辛酉之前每晚为诸生论说，其纵论及于《太极》《西铭》，大概也是论说的常态。现在洪本却大字书写己未日讲说《太极图》，庚申日讲《西铭》，似乎朱子先前知道将要去世，而以此书作为最后传付的秘密，又截取为学要点数语于修改诚意章后，明显与记录文字不符。勉斋行状记载修改《大学》诚意章为朱子绝笔，而对于《太极》《西铭》等语都不提及，足以订正年谱的错误，而世人都不辨别。]

甲子日先生去世

[查考治丧大事，朱子没有遗命，而门人在病危时才进入请求，则朱子已经不能说话了。行状与《梦奠记》所载不同。洪本依照行状，李本依照《梦奠记》，不知道哪个是原本。祝穆父所辨年谱两件事，其一作书先后，以行状为依据，现在两本都同于行状，怀疑是后人所改。其一是当天大风拔木，洪水崩山，则洪本有此而李本没有。又李本依照《梦奠记》，明显与行状不合，而穆父的辨略不及此。难道洪本是原本，而李本是后来所改吗？现在记录洪本，而附李本于后，都保存下来以等待考证。〇李本没有“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与黄干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托在此，无憾矣”及十七字]

译“补缉”二字当作“踵”字。当用《书仪》吗？下文说，朱子摇头，没有“曰疏略”三个字。当用《仪礼》吗？下文有“亦摇头”，那么用《仪礼》、《书仪》参用吗？十四字下面接着“乃点头”，又有“就枕误触巾目，门人使正之，挥手让妇人不得靠近诸生，作揖而退”二十二字。洪本较李本多增入而无删削，此条删削为多，也不明白原因。〇又按周氏《家礼》附录说：“复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谱说，诸生入问病，叶味道请问说：‘先生病重了，万一不幸，当用《书仪》吗？’说：‘疏略。’范元裕请问说：‘用《仪礼》吗？’先生摇头。蔡沈复请问说：‘《仪礼》、《书仪》参用如何？’乃点头。”据此则年谱元本用《梦奠记》，而“疏略”二字则用行状。今李本大概与元本相合，而辞语则不同。洪本则随从行状，以周氏所述考之，则两本都是后人所改，而非其真了。然而李本较为接近，而考之祝穆父所辨，则又不同。凡此异同，应当全部著录，而不敢以质定。〇按朱子卒前一日，与儿子在门人范念德、黄干书，敬之与伯崇书不载入文集，只有勉斋书载入卷二十九论事书中，这是编次的错误。行状说：“先生病且重，手书嘱其子在与门人范念德、黄干，尤其恳切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以此书比较之相合。《梦奠记》所记最详，而于此书则略。李、黄两年谱本略同，其云“令收礼书底本补缉”。成之其书界行开具逐项合修条目，并且封一卷往为之式，则又较书为详了。《宋史》黄干传说：病重，以深衣并所著书授干，手书与之诀别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此本之书而寄深衣，则书所没有的。李本有“吾道之托”两语，与《宋史》同，而洪本没有，抑未知孰为元本？今录文集书语而在附论中如此。〇又按朱子临卒与勉斋书信有“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之语，然而只以授学次第而言，其于孔门的颜回、曾参不知如何。朱子晚年与人书信每说斯道之传不绝如线，而论程门诸公未有可当衣钵的传承，其微意也可以看见了。勉斋最后祭文说末年的付嘱，将死的叮咛，则戚戚然于微言的断绝、大义的乖离。黄干独自何人，而当此期望之厚呢？今考此书却没有此意。续集有与直卿书信说：“古之禅家有虑其学之无传而至于感动哭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亲见此境界了。”其书信在戊午、己未年间祭文，大概兼用此意，也只说期望之厚，而不敢说已得其传了。大概古人之审慎如此。至于《宋史》说以深衣为寄，考之一无所据，大概暗用禅家衣钵之说，其为附会无疑了。年谱虽然没有提及，而后人必有举是以为证的，不可以不辨明]

译冬季十一月壬申日，安葬在建阳县唐石里的大林谷。

[洪适的年谱依据《宋史》本传而加以订正，提到施康年则又采用《续资治通鉴》来补充本传，只说“言者”，未曾指明具体的人。李本只说会葬的人将近千人。〇按《续资治通鉴》记载右正言施康年的奏疏，共有数百字，《宋史》只列举其大概，不知道《续资治通鉴》所载出自哪本书？康年的奏疏前后都说会合于信州，即现在的广信府，鹅湖寺在那里，大概是浙江进入福建必经之路。又《续资治通鉴》说，因此门生故旧不敢送葬，只有李燔率领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前往会葬，观看封土下棺毫不畏惧。这与年谱所说会葬将近千人，又不符合《宋史》李燔传。朱子去世后，学术禁令严厉，李燔率领同门前往会葬，观看封土下棺毫不畏惧。《续资治通鉴》所载似乎依据于此，但又有增改，不知依据什么？考察行状，说讣告所到之处，跟随学习的士人以及闻风仰慕道义的人，没有不互相设立灵位而聚集哭泣的，禁锢虽然严厉，也有所不顾。而朱子的小儿子朱敬之说，家礼长久失传，安葬之日有士子携带而来，因此得以获得，也可以知道会葬的人本来很多。《续资治通鉴》虽然依据李燔传，但恐怕不符合事实，应当以年谱为准。〇果斋李氏的话见于《性理大全》，洪适本作年谱原序，李本不记载。其开头说居敬、穷理、反躬三条，后面只说居敬、穷理，而缺少反躬一条，向来每每怀疑这一点。考察新闽本才知道是编纂《大全》的人所删减，而洪适也不能补全。后两段也不应当删去，现在一并依据洪适本补入]

谨按卷四第八页后两行，“俟其来，当别遣人”。按文集“俟”字上有“更”字，附记于此。

《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一“宝应王懋竑撰”

癸巳年

答复杨子直说：大抵身心内外起初没有间隔。所谓心，固然在内部，而凡是视听言动、语默出处表现在外部的，也就是这心的作用，未曾离开过。现在对于它空虚不用的地方，就操持而存养它；对于它流行运用的实处，就抛弃而不省察。这对于心的全体，虽然是得到一半而失去一半。然而所得的那一半，又必须有所安排布置然后才能存养，所以存养就有揠苗助长的祸患，否则就有舍弃而不耕耘的过失。这样所得的那一半，又将不足以自我存养，而失去的哪里比得上专一主于敬，而此心卓然屹立在内外动静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缝隙，一呼一吸的停顿呢[此书以何叔京的书参考，自在癸巳年]

答复王季和说：“曾经说道的在人，起初不是从外铄入，而圣贤垂示教诲，又都恳切明白。只要能够虚心熟读，深切体味其旨意，而反求诸己，必定有理由相信它在我，而不容自己停止。那么下学上达，自然应当有所达到。只是读书不可贪多，现在应当暂且以《大学》为先，逐段熟读深思，必须让它清清楚楚明白，才可以改读后一段。这样大概容易见到功效，久而久之融会贯通，那么没有书不可以读了[此书不详何时，怀疑在癸巳年后]

答复游诚之说：“穷究事理与涵养心性，应当并进。大概不是稍有所知，无法达到涵养的功效；不是深有所存，无法穷尽义理的奥妙。正当交互为用，而各自尽到其功效罢了。”

答复吴德夫说：“去除人欲，存养天理。且根据所见，去除、存养的工夫既深，那么所谓像天理而实为人欲的，依次可见。现在大体未正，而就想察及细微，恐怕有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的讥讽吧[癸巳年后]

答复胡宽夫说：更须从浅近平易的地方处理会，在应用切身的地方体察，逐渐接续，不要让它间断。久而久之，自然意味融会贯通，伦类通达。切不可轻易急躁，厌恶平常喜欢新奇，专门拣选一类难理会、无形影的话语，暗中想象，杜撰穿凿，枉费心神，空费时日。又说：大抵自家所看的文字，以及提督学生工夫，都必须立下一定的格目。格目之内，常切存心；格目的外面，不要妄想[如看《论语》，今天看到这一段，就专心致意只看这一段，后一段虽好，暂且不要看。直待这一段分晓说得反复不差，仍然整天玩味，明天再看后一段。日用凡事，都如此类推。可见不然，虽然是好事，也叫妄想]这是主一的渐次。如果不这样，方寸之间，顷刻之际，千头万绪，突然就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癸巳年后]

答复陈师德说：曾经听程夫子的话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实在是学者立身进步的关键，而两者的功效，大概未曾不交互发用的。然而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肃衣冠、整齐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的，也不过在读书史、应对事物之间，寻求其理所在而已，都不像近世荒诞怪谲不近人情的说法。况且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而有常，专一而不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在操存涵养的实处体验，然后心静理明，渐渐见到意味。不然那么虽然广求博取，日诵五车，对于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程子

译又说：“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必定从近处和容易的地方入手，而在近处就能辨别言辞真伪的，并不是真正懂得言辞的人。”这话特别有意味啊[癸巳年后]

译又回复陈师德说：您所示的关于格物、持敬的方法，足以看出您向道之心未曾忘记。持敬应当从此入手（这必定是您来信中引用程子的话）。至于格物，那么伊川先生所说的研读经典、应对事务、评论古人等，都是用力的地方。如果舍弃这些平易明显的功夫，而一定要在无形无迹的境界中搜索窥探，我恐怕会陷入只思考不学习的弊病，必将精神疲惫、体力衰竭，这就不是用来增进日新之功的方法了。[壬辰、癸巳年间]

考异

回复吴德夫〇按：这封信所说的功夫既深，则指格物致知、讲明义理，并非仅仅是反观内省的意思。又回复吕子约说：“李先生的意思大致是要先简略条目，先整顿好大体得当，然后才在上面仔细检点，这也是学习不越级之意，与这封信的意思正相同。”

甲午

回复江德功说：关于格物的学说，程子的论述已经详细了。而他所说的“格”是“至”的意思，格物而至于物，那么物理就穷尽了，这个意思和语句都恰当，不可更改。我的谬误说法确实本于他的意思，但也不是苟且附和他。大概从十五六岁时读这本书，就不明白格物的意义，在心中反复思量，有三十多年。近年从实际用功的地方去探求，并参证其他经传，内外本末，反复验证，才知道这个学说非常恰当，不容易用一朝一夕突然提出的说法来驳倒它。上天生育众民，有物就有法则。物是形体，则是理。形体是所谓形而下的，理是所谓形而上的。人的出生，固然不能没有这些物，但不明白物的理，就无法顺应性命的正道，而处理事物的恰当。所以必须就这些物去探求，知道要探求它的理了，但不达到物的极致，那么物的理就有未穷尽的，而我的知识也就未尽。所以必须达到极致才停止，这就是所说的格物而至于物，那么物理就穷尽了。物理都穷尽，那么我的知识就广阔贯通，没有遮蔽阻碍，而意念没有不诚的，心没有不正的了。这是《大学》本经的意思，而程子的学说就是这样。它的大纲和实用，本来已经洞然明白，没有可疑的。而在细微之处，主宾的次序，文义的训诂，详密精当，也没有一毫的不合。现在不深入考察，而一定要用“穷理”来解释“致知”，那么在主宾的分别上就有不安妥的地方[知是我心的知，理是事物的理，用这个知那个，自然有主宾的区别，不应当用这个字去解释那个字]；用“接物”来解释“格物”，那么在究极的功夫上就有不明白的地方[人没有不与物接触的，但有的人只是接触而不探求它的理，有的人粗略探求而不究极，所以虽然与物接触，却不能知道理之所以然和所当然。现在说一与物接触而理就无不穷尽，那就太轻易了。这大概只是出于闻声悟道、见色明心的余论，而不是我所说的穷理，本来不可以相提并论。而且考察其他书籍，“格”字也没有解释为“接”的]。从义理来说，就不通；从训诂来考察，就不合；从功用来探求，又没有可以下手的实地。我私下认为圣人的言语，一定不会如此差错疏略，以致使后世的学者受害。又说佛老的学问，是致知而脱离物的，这尤其不对。格物可以致知，就像吃饭所以能饱一样。现在不格物而自认为有知，那么他的知就是虚妄的；不吃饭而自以为饱，那么他的饱就是病态。如果说佛老的学问，想要致其知而不知道格物，所以致其知，因此所知道的难免有遮蔽隔离、穷尽的过失，而不足以称为知，那么差不多可以了。[甲午之后]

乙未

回复王子合说：“学者的功夫，就只像《易传》所说，知道不善，就迅速改正而从善，这是关键所在。如果说必须识得端倪，而心体可以识得，那就是多添了一件事。”又说：“穷理的学问，只是要识得如何为是，如何为非，事物的到来，没有疑惑罢了。不是用这个心又识一个心，然后才算是穷理。”[乙未之后]

丙申

回复黄直卿说：近日看到后生，只是教他们依照本子，把训诂文义认得明白作为急务。从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会有得力的地方。现在的人多是越级妄作，欺骗误导后生，辗转相欺，其实都弄不明白。[丙申之后]

考异

按：这封信与《为学要先立本文义》一书互相阐发。为学，只当“教学”二字解。立本文义，“立”字可能有误，就是所说的依照本子认得训诂文义明白。只是因为“为学”二字，“立”字稍微涉及疑似，于是有了“立本居敬”的解释。仔细看语意，完全不是这样。用这封信来证明，更加明显了。

丁酉

回复程正思说：《论语》过去曾经纂订各种说法，最近仔细考察，应当改定的超过十分之五六。知道您最近读这本书有条理，很想与您一起商量订正。

又回复程正思说：《论语》三篇，说得非常仔细。所订正的《集注》中的一二字非常好，如“三事”的“三”，就应当立即改易。[这封信及《濂溪祠记》，按《文集》，《濂溪书堂记》在癸酉，《祠记》在己亥，这里说“祠记”应当在己亥之后]

己亥

语录〇圣人的言语非常实在，而且就在我们日常行为之间可以看到。

译只有能够审慎地探求经典的本义，将圣贤的言语虚心地去观察体会，时间久了，道理自然显现，不必去追求那些过于高深的东西。如今像你所论述的那样，却只是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想象有一个东西，悬空存在于更无法把握的地方，将来如何安放，更没有收束归结之处？这样就会把道理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截然分为两样，怎么能做到“有诸己”（将道理内化于自身）呢？只要看《论语》这一本书，什么时候有过悬空说教的话？只是因为汉代儒者一味地寻求文字训诂，不再体察圣贤的本意，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阐发道理，开示学者，使他们振奋向上，探求圣贤用心的地方，放得稍微高一些。没想到今天的学者反而舍近求远，身处低位却窥探高远，一味地悬空谈论，扛得双脚都不着地，其危害反而比过去不知道探求道理、依旧在大路上行走还要严重。今天的学者既然追求快捷方式，以至于钻山入水。

译庚子年

回复曹立之说：“圣贤的教化，未曾没有确定的门径，用来向众人展示。至于针对每个人的资质，各自根据其弊病来给予针砭和药石，则自有其曲折之处，然而也是分明直截，没有隐藏和迂回，让人无法理解的。按照自己的本分修习，按照自己的见解读书，学者只能如此。能否达到境界，明白道理与不明白道理，在于这个人功力的深浅，恐怕不能说这就是‘虽不中不远’，而另外去寻求颜回、曾参那样明白道理、看见古人用心处奇特功夫的人。”

回复林择之说：“这里见到几位朋友讲学，其中也难得有朴实肯承担的人。因此想到日前讲论只是口头说说，未曾亲身实践，所以在自己和别人身上都不得力。现在正想对朋友们说，在日常起居中常常切实检点，气习偏颇之处，意欲萌生之处，与平日所讲的相似还是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或许有些益处。陆子寿兄弟近日的议论，却肯在讲学上用心。他的门人有来拜访的，气象都很好，但其中也有旧病。这里的学者却是与他们相反，起初认为只要这样讲学，逐渐涵泳自然能进入道德境界，没想到末流的弊端，只成了空谈，至于人伦日用最切近的地方，也都毫无气力，这不可不深深惩戒和痛切警戒。”

回复包详道说：“古人做学问，只是从低处升高，步步踏实，逐渐剥落人欲，自然天理就明白了，没有像这样强行扭捏的功夫，一定要豁然顿悟，然后逐渐修行。曾子的功夫，只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终身的事；中间那个‘唯’字，大概是不期而遇，偶然得到的，不是另外有一节功夫，做到这一步，而曾子本心追求，一定要得到这个，然后才施以下学之功。”[庚子年后]

回复陈超宗说：“做学问虽然有阶梯渐进，但一开始立志，也须在自己心中略见义理的大致规模。如果有一个警惕惭愧、奋发勇决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加上讨论探究的功夫，存养省察的力量，而期望有所收获。夫子所说的‘志于学’，所说的‘发愤’，正是为此。如果只是悠悠泛泛，没有发端下手的地方，而就说这样可以平铺直叙地做下去，那么恐怕所谓‘庄重恭敬地持守涵养，必定有事可做’的，也会若存若亡，徒劳把持，而没有精明确切、亲切到位的效果。”[庚子年后]

壬寅年

回复项平父说：“圣人指示做学问的方法，周遍详密，不偏倚一边。所以说：‘敬义确立而德行不孤立。’如果像现在所说，只依靠一个‘敬’字，不再做集义的功夫，那德行也就孤立而容易穷尽了。必须精粗本末，随处照管，不让功夫少有空缺不到的地方，才是善于学习。这个心固然是圣贤的根本，但学问未讲，道理未明，也有错把人欲当作天理的地方，不可不察。认识得，记得，不知道所认识所记住的是指什么而言？如果指这个心，那么认识的、记住的又是什么东西？心有两个主宰，自相争夺，圣贤的教化，恐怕没有这种方法。持守的要领，大抵只要这个心常常自我整顿，清醒明了，即在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罢了。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与从上圣贤相传的秘诀，如同符契相合。但讲学更须放宽平和自己的心，深沉详细地探究义理的要归之处，才有所补益。如果只草草领略，在名数训诂上着力，那就不能成次第了。”

回复陈肤仲说：“且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平易明白，而意味自然深远。只要人玩味寻绎，眼下就可以践行了。陆学固然有类似禅的地方，但我近来觉得婺州的朋友专门从事闻见之学，而在自己身心上全无功夫，所以常劝学者兼取其善，要使身心稍稍端正安静，才在义理上知道决择，不是要他们兀然无所作为，以期望一旦豁然大悟。”[壬寅年后]

又回复陈肤仲说：“所谓涵养功夫，不是闭目合眼像土偶人一样，然后才叫涵养。只要在应事接物时处理得不失当，这个心各自得其理罢了。”[壬寅年后]

又回复陈肤仲说：“承蒙以家务繁杂，妨碍学问为忧，这固然无可奈何。然而这也正是用功的实地。但每件事看得懂道理，不让轻易放过，更在其中看见平日的弊病，痛加剪除，那么做学问的道理，还能有什么超过这个的呢？如果起一个摆脱之心，生一个排遣之念，那么理事却成了两截，读书也没有用处了。但得到少许间隙时，不可闲生说话，虚度时日，须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章，穷究圣贤所说的道理，才可以培植根本，或许枝叶自然茂盛。”[壬寅年后]

癸卯年

回复项平父说：“您所说的曲折以及陆国正的话，反复阅读令人豁然开朗。对昏惰的警戒，可谓深厚了。大抵自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为用力的关键。现在陆子静所说，专门是尊德性的事，而我平日所论，却在道问学上多了。所以那些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完全不仔细，又别有一种杜撰的道

译道理，遮蔽掩盖着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然在义理上不敢胡乱议论，却在紧要的为自身、为他人方面多不得力。现在应当反求自身、下力气，去除短处、聚集长处，或许才能不偏堕于一边罢了。

译回复李叔文说：“‘求放心’不需要注解。只需在日用十二时辰中，时刻切紧照管，不让心放逸出去，久而久之自然会见功效，义理自然明白，持守自然牢固，不费气力。如果添上一个‘求仁’字，反而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着落之处了。”

回复廖子晦说：“观察私心从哪里产生，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说的。但也不是说平时无事时去窥伺它从哪里产生，只要操持存养有功，念头思虑刚萌发时，没有不知道的。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么此心应对事物时，不可不审慎辨别其邪正公私，而施行克制私欲、恢复天理的功夫。”

考异

回复廖子晦〇按：此说看似浅显，却有切实下手的地方。表里内外，都是一起用功。审慎辨别邪正公私，就是所谓考察事物显著表现的地方，所以居敬与穷理，原本互相发明。这条虽然看似浅近，但正是初学者下手的功夫，不可忽视。

甲辰

回复董叔重说：“您所说的日用功夫，在收拾持守之中，就在思虑萌发的地方，观察哪是天理，哪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达到敬义夹持的功夫，是很好的。读书也是如此，先自己看大意，再探究各种说法，一一在自己分内体会出来，大概才能得力。”

又回复董叔重说：“您所说的深切体会大原而涵养它，那么又不必如此。正因为操持则自然存在，动静始终不超越‘敬’这一个字罢了。近来才见到伊洛学派拈出这个字，真是圣贤真正的要妙功夫。学者只在这里切实用功，就不担心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了。”

又回复董叔重说：“发见的端倪，就是平日省察觉知、提撕警策的地方。只要人就这里接续向下推究，使其开阔，并没有说等待寻讨将来做此功夫。”

回复周舜弼说：“以前常说居敬、穷理两件事，今日所见也只是如此。但觉得先后缓急的顺序，更加分明亲切。直是先要在持守上着力，才有进步的地方。孟子说性善及求放心的地方，最宜深入玩味。”

又回复周舜弼说：“且须虚心涵泳，不要凭空议论。且就在日用间切实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后看自家本性，原本是善与不善，自家与尧舜原本是同与不同。如果能信得过，意思自然开明，持守也不费力了。”

回复程正思说：诸书再看，义理不安妥的地方很多，都是要紧的大头项，令人恐惧不可言说。

又回复程正思说：“您所说的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处，怀疑其说法不明，方才略加改定。正与您的说法相合。”

回复王钦之说：来信说穷理不必拘泥古人的言句，固然不错；但难道可以完全舍弃古人的言句吗？程夫子说：“穷理也有多种途径，或读书讲明道理，或议论古今人物辨别其是非，或应对事物接人待物求其是否得当，都是穷理。”讲道明理，辨别是非而在应对事物接人待物之际察验它，以克制去除私欲，寻求天理，循序渐进，没有迫切越级的毛病，那么又何必担心与古人背道而驰呢？如果想要完全舍弃古人的言句，道理不明，是非不辨，泛泛无所抉择，虽然想要对出处语默进行察验，好比去越国的人不知道东西南北的区别，而匆匆忙忙在路上奔走，其结果不是向北进入燕国就是向东进入齐国，向西进入秦国罢了。

回复路德章说：“说东莱遗言有涉及经济维持的，别为一事，而不同于平日道学之意，恐怕也不免有损于东莱。”龟山曾经讥讽王氏之学，分离内外，判分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事务都是私智的穿凿，正是说的这个。又说：“倘若遇到汉祖唐宗，也须有争不得，且放过的地方，也是旧时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这种见识，便是枉尺直寻的根株，必须见得正当道理分明，不容丝毫走作，自然不再有这种意思，虽然想要宛转回护，也有所不能的了。古之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今日议论却以枉尺直寻为根本。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称为大丈夫了。

回复黄直卿说：“您所论太极散为万物，而万物各具太极，见出道不可须臾离的意思，而与一贯的旨意、川上的感叹、万物皆备的说法相合。学者应当体会此意，造次颠沛不可间断。此说大略得之，但周子的意思，如果只如此，那么当时只说这一句就够了，何用再说许多阴阳五行、中正仁义及《通书》一书种种诸说呢？既然说各具一太极，那么此处便又有阴阳五行许多道理，须要随处一一穷尽。如先天之说，也是太极散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极。其各具备一太极处，又便有许多道理，须要随处看见，都不只是块然自守的计策而已。然而这也只是大概法象，若论日用工

译那么，所坚守的必须先在自家有一个亲切而关键的要领所在，不能一定要等到见到图示之后，才逐步去安排布置。在随处运用时，也必须虚怀若谷、心平气和，从容观察事理，不能仅仅依据图示去想象和思维。既然先有了立足的根本，又能由此推演考证验证，那么胸中万千道理就会豁然开朗、通透灵活，而所立足的地方自然不费力气却愈发坚固牢靠、开阔广大。如果只是寸寸铢铢地比较衡量、拼凑契合，逐步地来做功夫，那么又从哪里能有进步的地方呢？[此书未详何时，疑在甲辰后]

译考异

回复黄直卿〇按：这本书论述太极最为详尽，其中说：“不必等待见到图示之后才逐步安排”，又说：“不可仅仅对着图去想象思维”，又说：“如果只是寸寸铢铢地比量凑合，怎么会有进步？”那么，它的大旨也就可见了。后来谈论太极的人，大抵都是想象思维、比量凑合，对于朱子这本书，也没有深入考察。

乙巳年

回复刘公度说：“讲学不厌其详细，凡是天下事物的道理，书籍中圣贤的言论，都必须仔细反复地探究到底。至于持守，则没有那么多事。如果觉得还不够稳固，只有默默地下功夫，着力向前罢了。现在听说废弃书本不讲，反而把持守的事情作为讲说的资本，这是两方面都失当。最后弄得没有收束，只成了杜撰捏合罢了。”

回复潘端叔说：“承蒙需要《论语或问》这本书，很久没有工夫修定，只是《集注》屡次修改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了。山间没有人抄录，不能奉寄，可以只用旧本看，有不稳妥的地方，仔细告知，就可以评量了。今年各种书都修定了一遍，《大学》所改尤其多，比起旧本已经极其详密，只是不知道将来又看得如何罢了。义理无穷，精神有限，又不知道当年的圣贤如何说得如此稳妥精微，没有丝毫渗漏呢。”

回复胡季随说：“大抵想要速成、喜好捷径，是当今学者的通病。向来所讲的，近来觉得也难免有此弊病。以自身验证，才知道伊洛学派指出的‘敬’字，真是学问始终、日常应用亲切的妙处。近来与朋友商量，不如只在此处用力，而读书穷理来发挥它。真正达到圣贤的究竟境界，也不出此范围。坦然平白，不需要妄意思想、顿悟悬绝之处，那样只会使人颠狂粗率，而在日常常行的地方，反而得不到安顿。”

回复髙应朝：你所示的讲义，阐发深切远大，方士子得以听到未曾听闻的道理，估计一定有感动而兴起的人。然而这恐怕只能作为初学者一时的计策，如果一直只这样说，而不教导以日常平常意思的涵养玩索功夫，就恐怕学者会把家常茶饭当作怪异奇特的事来看，每天荒忙，陷入欲速助长、急躁轻率自欺的弊病。久而久之茫然无实可据，就只学得一场大话，互相恐吓，而对修身养性的实质终究没有补益[乙巳年后]

回复詹体仁说：湘中学者的弊病，确实如来信所说。当今学者大抵也多如此。那些说而不做的，固然失当；又有一种只说践行，而不致力于穷究义理的，也不是小毛病。钦夫（张栻）往日大概是为了救这种弊病，所以他的言论有太快之处，从而开启了流传的弊端。今天正依靠高明的人来教导他们。做学问是分内的事，才见高自标榜，便是不务实了，还说什么呢。今天正当反躬自省、下学而上达，读书则以谨慎训释为先，修身则以遵循规矩为要。除去许多悬空闲谈，或许可以平稳罢了[乙巳年后]

丙午年

回复潘恭叔说：“近年读书，颇觉平稳，不费注解的地方，意味深长。修定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颇胜旧本。”

回复刘子澄说：“《大学》近来再看过，才见得下手用功的地方。路径径直，日前看得确实是不切实际，乱说误人呢。”

又回复刘子澄说：“做官没有修业的益处，如果用俗学来说，确实是这样。如果论圣门所说的德业，却起初不在日常事务之外，只处理公文便是进德修业的所在，不必编缀异同才算是修业。近来觉得向来做学问确实有向外浮泛的弊病，不仅自误，而且误人也不少，方才另寻得一个头绪，似乎比较简约端直，才知道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之处，遗憾没能当面告知呢。”

回复潘恭叔说：学问的根本在日常之间，持敬集义的功夫，真是必要的。念念省察，读书求义，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罢了。旧时虽然知道这个义理，然而在缓急先后之间，终究是不觉有倒置的地方，误人不少，现在方才自悔罢了。大抵当今学者的弊病，苦于他们的学说太高和太多罢了。这样只见意绪丛杂，都没有玩味的功夫，不仅失却圣贤的本意，也分散了日常的实功，不可不警惕呢。

回复胡季随说：“道理没有形影，只有凭借事物、言语才能看见是非。理会得极仔细，道理就极精微。古人所谓‘物格知至’的，不过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学者说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书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抄得几句，西边抄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这是大病，有志之士尤其不可不深以为戒[丙午年后]

考异

回复刘子澄〇按：这里说方才另寻得头绪，似乎比较简约端直，这是为子澄说的。子澄喜好编类文字，有向外浮泛的弊病，所以用这话极力规劝他的过失。前信所说《大学》近来再看过，才见得下手用功之处，路径径直，就是所谓的简约端直，并非另有不言不语的功夫〇按：这两封信，邹谱都记载了，而我的注语也附在下面。只是后信截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