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郑公谏续录卷上

译你们共同辅佐我，于是使得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永远像今天这样。」

译太宗对侍臣说：“齐文宣帝是什么样的人？”魏征回答说：“非常癫狂，然而与人争辩道理时，自己知道理短理亏，就能听从对方。”我听说齐朝时，魏恺先前担任青州长史，曾经出使梁朝回来，被任命为光州长史，他不就任，杨遵彦弹劾他。文宣帝大怒，召他来责备他。魏恺说：“臣先前担任青州大藩的长史，现在又有出使的功劳，更没有罪过，反而被任命去小州，所以不就任。”于是回头对杨遵彦说：“这个人有道理，因此让他免职吧。”太宗说：“过去卢祖尚不肯接受官职，朕就杀了他。文宣帝虽然癫狂，尚能容忍制止，这件事朕不如他。祖尚不接受安排，虽然失掉了人臣的礼节，朕就杀了他，实在是太过急躁，人死不能复生，后悔也来不及了，应当恢复他的官职。”

太宗说：“周公、孔子的儒教，不是乱世所能推行的；商鞅、韩非的刑法，确实是太平清明的弊政。道理既然不同，固然不能一概而论。”魏征回答说：“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人，因为战国时期纵横捭阖、间谍交错，祸乱容易兴起，诡诈难以防备，致力于深法峻刑来遏制祸患，所以权宜救急于当时，固然不是教化天下的通用准则。”太宗与贵臣在丹霄殿宴饮，对群臣说：“为政的关键，务必保全根本。如果中原不安定，远方的夷狄虽然到来，又有什么益处？朕与各位共同治理天下，使中原安定，四方肃静，都是由于各位竭尽忠诚，共同成就各项功业所致。朕实在为此高兴。然而安不忘危，也兼有恐惧。朕看到隋炀帝刚继承皇位时，天下强盛，抛弃德行、穷兵黩武以致颠覆。颉利可汗近来足以强大，心意既然盈满，祸乱就随之而来，丧失了大业。为臣于朕的叶护可汗也非常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违背道义、依仗混乱，很快导致破灭。他的儿子即位后，便肆意猜忌，众叛亲离，覆灭基业、断绝后嗣。朕虽然不能远远继承尧舜禹汤的德行，亲眼目睹这些人，怎能不告诫恐惧呢？各位辅佐朕的功业已经完成，只应当谨慎地守住它，自然能长久保持，都应当努力。事情有不可行的，就必须明白地说出来，君臣同心，怎能治理不好？”魏征回答说：“陛下推行宏大的教化，安定天下，可以说功业已经完成了。然而每次看到非常喜庆的事，更加深切地忧虑危险。自古以来的谨慎，没有超过这个的。臣听说鲍叔牙给桓公敬酒，祝曰：‘愿君主不要忘记在莒国时的处境，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时的处境，甯戚不要忘记喂牛时的处境。’陛下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考乱世，不忘的意念，超过了鲍叔牙的愿望了。臣听说上面所喜欢的，下面一定跟随。明确的诏书鼓励，足以使懦夫树立节操。”

太宗问拓设的使者说：“拓设现在的兵马有多少？”回答说：“现在有四千多士兵，以前有四万多人。”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保全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像割断小腿来自我吞食，肚子饱了而身体死亡。”又说：“自身安定，天下就安定，必须先端正自身。没有表率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好而下面混乱的。朕每次思考，伤害自身的不源于外物，都是由嗜欲造成祸患。如果沉迷于美味，玩乐于声色，欲望既然多，所需也巨大，既妨碍政事，又扰乱百姓，况且再说出一句不合道理的话，万民因此解体，怨恨既起，叛离也兴起。朕每次想到这些，不敢放纵逸乐。”魏征回答说：“古代的圣明君主，也是就近从自身取法，远从外物体察。从前楚国聘请詹何，说：‘没听说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混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是古代的大义。”

太宗对侍臣说：“朕听说西方人喜爱珍珠，如果得到好珍珠，就剖开身体藏起来。”侍臣说：“贪财损害自己，实在可笑。”太宗说：“不要只说可笑，现在官员贪财，不顾性命，死后子孙受辱，与西方人爱珠有什么不同？帝王也是这样，纵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样这样，难道不灭亡吗？隋炀帝奢侈自以为是，死得像平民一样，也很可笑。”魏征回答说：“臣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喜欢忘记的人，搬家竟然忘记了他的妻子。’孔子说：‘又有喜欢忘记的人比这更厉害，我见过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竟然忘记了自己。’”太宗说：“朕与各位既然知道笑别人，现在共同互相匡正辅佐，希望避免被别人笑。”

太宗对侍臣说：“朕看到胡裴始毕上书议论西蕃的事，意思很有情理。朕认为与他说话，非常战栗恐惧。现在奏报一件事，人也应当这样。”魏征回答说：“天颜俯临，怎能不恐惧？臣看到在外各衙门想要奏事的人，先三五天反复思考，等到临到奏事时，三分话不能说出一分。平常容易的事尚且难如

译况且那些争辩劝谏的人，说出的话都是冒犯违逆，只能指望陛下能假意宽容他们的脸色。如果不这样做，道理终究无法伸张。」

译太宗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想要国家统治长久，但因为权势既已崇高，下情不能上达，再加上小人和君子混杂其中，用人不当，于是导致灭亡。”魏徵回答说：“奸巧谄媚和忠诚正直的人，每个时代都有，只是看当时的君主喜欢什么而进用。如果任用忠诚正直的人就治理得好，任用邪恶谄媚的人就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太宗说：“作为帝王，必须慎重选择所亲近的人。只如鹰鹞、鞍马、声色、珍味，我如果想要，随时就能得到。这类事情，常常败坏人的正道，奸邪谄媚和忠诚正直也在于当时君主的好恶。如果不能任用贤才，怎么能不灭亡呢？”魏徵回答说：“我听说齐威王问淳于髡说：‘我所喜好的与古代圣王相同吗？’淳于髡回答说：‘古代圣王所喜好的有四种，现在大王所喜好的只有三种。古代圣王喜好美色，大王也喜好；古代圣王喜好骏马，大王也喜好；古代圣王喜好美味，大王也喜好；古代圣王喜好贤才，唯独大王不喜好。’齐王说：‘现在没有贤才可供喜好。’淳于髡说：‘古代的美色就有西施、毛嫱，奇异的美味就有龙肝豹胎，良马就有飞黄、騄耳。这些现在既然没有了，大王的厨房膳食、后宫、外马厩现在也具备了。大王如果认为现在没有贤才，不知道前代的贤者能否与大王相见？’太宗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太宗曾经在瑶池殿，回头对侍臣说：“西蕃通使往来，防备之时，”魏徵回答说：“《禹贡》说‘西至流沙’，又说‘西戎即叙’，没有明确边境所至。汉武帝设置敦煌、张掖等郡，从此以后逐渐通西域。”太宗对群臣说：“我听说汉武帝时，为了通西蕃，中国百姓死掉大半，这件事记载在史籍中，不能详细叙述。只是隋炀帝想要开辟防岭以西，镇守都不得当，死者接连不断在路上。听说流沙以西，仍有隋朝破坏的车毂，那边就有白骨狼藉。北筑长城，东渡辽水，征伐不停，人民无法生活，天下背叛他，聚集成为盗贼。炀帝安然放纵自己的欲望，于是导致灭亡，只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把这件事永远作为鉴诫，现在与各位共同治理百姓，只要有不可行的，就向我说，不要当面顺从，苟且互相取悦赞誉。况且我向来没有学问，未闻政道，一日万机，不能全部经过耳目，所有的处理决定，恐怕独自见解不明，导致失误，所以委托各位。各位好好辅助，使百姓得到安顿，这才是长保富贵，惠及子孙。如果尸位素餐、荒废官职，苟且贪求荣利，必定加以罢黜羞辱，最终不会宽容。我既然以汉武帝、隋炀帝为镜鉴，各位也必须常常将此事相互规劝谏诤。”群臣都拜谢。魏徵进言说：“陛下思虑宏大的教化，磨砺群臣，臣等怎敢不竭尽股肱之力，只是恐怕见识浅陋，无益于万分。我听说汉武帝继承五代的基业，天下无事，府库充实，士兵马匹强盛，于是想施展自己的欲望，以事奉四夷。听说蒟酱而开辟卭僰，贪求良马而通大宛，老弱疲于转运，丁壮死于军旅，海内骚动，户口减半。以至于国用不足，府库空虚，于是卖酒、盐铁，征收关市税，计算舟车税，告发婚姻、卖爵位，侵扰百姓，万端俱起，内外困穷，无法供给边费，议论以营田代替士兵，希望以助军，直到晚年，才开始觉悟，下哀痛之诏，封丞相为富民侯،仅得以寿终，避免大乱。炀帝倚仗其强盛，想追踪汉武帝，军队屡次出动，人民无法生活，十余年间，亡身戮国。陛下威加海外،无远不臻，深思二主以为殷鉴，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太宗说：“我遇到千虑一失，一定希望有犯无隐。”

太宗说：“百官之内，应该有堪用的人，我不能知道，不可草率做天下之主，确实也很难。我现在做一件事，就被天下所观察；说一句话，就被天下所听闻。用得好人，行善者都受鼓励；误用恶人，不善者竞相进用。赏赐得当于功劳，无功者自然退下；惩罚得当于罪过，为恶者警戒恐惧。所以知道赏罚不可轻率施行，用人更加需要审慎。”魏徵回答说：“选拔人才的事，自古为难，所以考核政绩、升降官员，考察其善恶。现在想要求人，必须先访查其品行，审知其善，然后任用。假使此人不能成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坏人，假使强干，为患极多。只是乱世只求其材，不顾其行。太平必须材行兼备，才可任用。”

太宗说：“铁的用途，无处不需要，至于金银玩好而已。不知何意，人都喜爱它？”魏徵说：“兵器农具，非铁不可；金银珠玉，只有丰年人以为货。所以谚语说：‘丰年珠玉，俭年谷粟。’”太宗说：“正因为蕃人喜爱，不可全弃。”

太宗对孙伏伽说：“现在以你为谏议大夫，必须献可替否。”又对侍臣说：“你们全无谏争。”魏徵回答说：“从前齐景公射箭不中，而左右都称其善，景公说：‘自从晏子死后，不再听到我的过错。’”

译下面的人必定会顺从您。君主如果把直言敢谏当作忠诚，那么人人都会像晏子那样。陛下每次称赞推崇忠诚敢谏的士人，如果有事情需要进献意见、匡正过失，谁敢不竭尽自己的忠诚呢？

译太宗问道：“义宁初年，国家虽然占有关中地区，但王世充、李密各自割据一方。在这个时候，各位所侍奉的主君，谁优谁劣？”房玄龄回答说：“李密智谋英明超拔，但气度狭小；戴胄上奏说，王世充言辞议论分明，但繁杂而缺乏要领，施政只图一时的利益，不值得考虑他的长远规划。”太宗说：“平定天下，我虽然成就了这件事，但如果守成时失去谋略，功业也难以保全，秦始皇实在可以作为警戒。你们应当公而忘私，这样荣誉和地位才能长久保持。”房玄龄回答说：“臣听说，战胜容易，守住胜利难。陛下深思远虑，居安思危，功业已经显著，德教又很融洽，如果常以此作为治国方针，天下不得不安定，四海不得不欢乐。”

吐谷浑派使者请求通婚，唐俭上奏说那个使者在大战时很害怕。太宗说：“你们认为这话虚实如何？”房玄龄回答说：“现在四方各国都成为陛下的臣属，如果派一个使者去各国征讨，他们立即就会败亡，怎么能不害怕呢！”

太宗说：“隋炀帝索取无度，对内沉溺于声色犬马，对外滥用民力穷兵黩武，最终导致灭亡。我目睹这些，只用清静无为的政策来安抚百姓。现在百姓自己说安乐，哪里知道是我的力量呢？”房玄龄回答说：“尧的时候，百姓击壤而歌，也说‘帝王的威力对我有什么呢？’只把这件事当作太平盛世，百姓也不知道是由君主让他们安定的。”太宗说：“我现在安抚养育百姓，难道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吗？只是说治乱在于当时的君主罢了。”房玄龄回答说：“这件事不是知道难，终究是实行难。”

太宗说：“隋朝时，在山东养一匹武马，要花费百余贯钱。”房玄龄回答说：“当时官员趁机自己贩卖马匹，粟麦既然便宜，就设定限期命令百姓购买，不合情理地督促责罚，甚至破坏了百姓的产业。官员的马匹买够了，就放宽期限，百姓无法忍受，所以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太宗对侍臣说：“我身不下殿堂，而四方夷族归顺，这功业，实在值得珍视。思考安定的方法，不曾有一天忘记。我看到隋炀帝完全不在意官员违法，性格多疑猜忌，只担心有人反叛。我则不然，只担心你们不遵守法度，导致冤案积压。每次看到告密的人，完全不放在心上。应当体会我的心意，务必用德行养育百姓，这就是不毁坏国家的方法。”房玄龄回答说：“陛下平定天下，确实如诏书所说。现在功业已经确定，天下已经安定，却一天比一天谨慎，务必以德取胜。我们虽然愚笨，怎敢不奉行圣意。”太宗又对萧瑀说：“你在隋朝时，多次见到皇后吗？”萧瑀回答说：“自从她的儿女不能相见，我是谁，竟然能见到她？”房玄龄说：“臣听说炀帝特别不信任齐王，常有中使去监视他。奏报他饮酒作乐，就说：‘经营什么事，称心如意？’如果他忧愁憔悴，就说：‘他将有其他念头所以这样。’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太宗说：“现在我遵循正道，胜过炀帝了解齐王远了。”

太宗对侍臣说：“近两三个月来，没有听到你们的正直之言，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可劝谏，你们隐忍不说是对的，还是因为政事都处理得当，不需要议论呢？”房玄龄回答说：“陛下每看到一件事，就作为鉴戒，我们深知圣意，如果事理有违背，怎敢隐瞒不奏报？然而近来大使已经派出，内外无事，所以不议论。”太宗说：“自古以来虽然有时遭遇丧乱，没有像隋朝那样的，我都平定了，功业比起古人如何？”房玄龄回答说：“前代虽然遭遇丧乱，都有地方官割据，不过几年，就有所归属；至于隋末，天下动荡，百姓受苦，经过十多年，陛下顺应天命民心，一时平定，这是再造天地，重新建立华夏，这功业，古人没有。”

太宗对右仆射李靖等人说：“君主的道理，只在于宽厚，不仅刑罚杀戮，甚至鞭打，也不愿实行。近来有人说我过于宽厚，不知道这话可行吗？”房玄龄回答说：“自古以来帝王用杀戮来显示威势的，实在不是长久安定的方法。我们看到隋炀帝刚拥有天下，也非常威严，而官员百姓犯罪不止。现在陛下仁爱养育天下，万民获得安定，臣下虽然愚笨，怎会不识恩德？”太宗说：“你们假使认为不对，我终究不改变这个志向。”太宗对李靖等人说：“现在快要天亮了，后面有一颗星星从东方出来，旧的星星黄昏时消失，为什么还有这颗星星？”又说：“扫星。”房玄龄回答说：“典籍所载，有长星，有孛星，有慧星。长星形状极长，孛星短小，慧星像扫帚形状。现在人所说的扫星，就是慧星。”房玄龄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帝王没有没有灾变的，只要能修德，灾变自然消除。陛下因为天变，就能警戒恐惧，反复思量，深刻自责，虽然有此变，必定不会成为灾难。”

太宗说：“人的身体，假设没有大病，不免有疥癣；及时有小恶的地方。用人求全责备，道理上实在很难。”房玄龄回答说：“自古以来为政，只举大体。尧舜的时候，并非完全没有恶人，只是作恶的人少；桀纣的时代，并非完全没有善人，只是作恶的人多。”

译就像百丈高的树木，难道能没有一根枝节吗？如今官员任职，难道能完全不犯错吗？只要犯罪的人少，就是教化大行。

译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如今天下的百姓依靠我来抚养，首先必须让我自己安稳。现在呈递奏章的人只说九成宫的事，往来百姓十分辛苦。”房玄龄回答说：“陛下心存包容，允许他们进言，那么虚妄之处大多不妨碍时局。有可以记录陛下长短之处的人，这些人大多不肯隐瞒，只要包容接纳他们，这也是好事。”

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外面的百姓太迷信佛教，呈递奏章的人想要我每天让十个高僧与达官显贵一同进入，让我礼拜。看这情形是道士教他们上书。”房玄龄回答说：“佛法本来崇尚清净，用来抑制浮华竞争，况且道士与俗人的事务既然不同。从前释道安是一时的名德，苻坚与他同乘一辆车，权翼认为不可以。释惠琳并非没有才俊，宋文帝引他升殿，颜延之说：‘这是三公的位置，怎么能让受过刑的人居住呢？’如今陛下如果想要崇信佛教，难道需要每天单独接见道士吗？”

吴王李恪朝见太宗，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朕对于儿子，常常希望他们在一起，但国家的大义，确实有所不同，想要让他们的子孙代代相继，并且断绝他们的非分之想。朕如今供养太上皇，与私人的供养也不同，为了镇抚四海，不给太上皇留下忧虑，这就是天子的孝道。”房玄龄回答说：“臣听说孝行有三种，最大的孝是尊崇父母，其次是使父母不受辱，最下的是能够供养。如今陛下立身扬名，富有天下，华夏与夷狄安宁太平，这确实是最大的孝，怎么等同于进献粥饭侍奉在左右的孝呢？况且作为四海之主，怎么能与平民相比？如果与子孙同在一处，并不是保全根本的防备之道。”

太上皇驾临两仪殿，内外群臣朝见。太上皇回到西宫，太宗跟随到太安宫，回头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如今天下无事，侍奉太上皇与各位一同宴饮，可以说是极大的快乐。然而朕如果与各位忘却政事，只是欢宴，这绝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房玄龄回答说：“陛下在宴饮之后，仍然不忘政务，古代尧、舜、禹、汤之所以太平，正是实用这种方法。”太宗于是说：“古代的君主，身处朝廷，居于安逸享乐之中，臣下一件事处理不当，便抛弃前功，解除免职放逐，紧急时就是这样。”房玄龄回答说：“君主对一个臣下发怒，将要施行刑罚，而能念及他旧日功劳的，很少了。陛下如今发出德音，臣等非常幸运。”

太宗说：“朕常常思考进言的人，是君子的关键，说话怎么容易？平民之间，说话不善，别人会记住，成为耻辱累赘。朕则是四海之主，说一句话不当，亏损难道与平民相同吗？”房玄龄回答说：“君主居于四海的尊贵地位，如果有亏损过失，古人认为是日食月食，人们都能看见，确实如陛下所告诫谨慎的那样。”

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所居住的宫殿，是隋文帝建造的，已经四十多年，损坏的地方很少，只有承乾殿是炀帝建造的，工匠多寻求新奇，斗拱太小，年月虽然近，破坏已经很多。如今为政更想另作意见，也恐怕像这屋子一样。”房玄龄回答说：“从前魏文侯时，租赋每年加倍，有人致贺，文侯说：‘如今户口没有增加，租赋每年加倍，这是因为课敛太多，譬如皮革，命令宽大则薄，命令狭小则厚，人也应当如此。’因此魏国大治。臣如今衡量，陛下为政，百夷宾服，天下已经安宁，只需要守住今日的教化之道，也归于宽厚，这就足够了。”

太宗对房玄龄说：“昨天进献《周齐史》看，末代君主作恶，没有不相似的，都到了灭亡的地步。然而两位君主如果比较优劣？”房玄龄回答说：“两位君主亡国虽然相同，其行为则不同。齐主懦弱，政令出自多门，上下互相防备，于是到了亡国。周主立性凶狠强悍，威福在自己身上，亡国之事都在他身上。以此而论，齐主更为低劣。”

太宗对侍臣说：“计算朕平定四方，忧怜百姓，虽然不及前代哲王，比起炀帝应该万倍。但君臣相互需要，事情如同鱼水。然而鱼不得水就不能生存，水没有鱼就废弃。世间有治乱，移易风俗，终究还是如旧。所以知道国家只依靠臣佐，以及百姓共同辅佐拥戴，才能保住尊荣。”房玄龄回答说：“从前楚王召詹何为相，詹何说：‘只懂得修身，不懂得治理国家。’楚王又派遣使者再三请求，詹何说：‘没有自身端正而国家不治理的。’如今远方仰慕教化，都因为陛下克制自己修养自身，所以夷狄都知道效命。”

太宗驾临太极殿，大赦天下，于是对侍臣说：“做君主极其困难，法律如果紧急，恐怕滥及好人；法律如果宽缓，就不能肃清奸邪。宽猛之间，如何折衷？”房玄龄回答说：“自古为政的人，根据时势设立教化，如果人情似乎紧急，就用宽缓来补救；如果有宽缓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时势既然不常，所以法令没有定规。”太宗说：“朕常常思考自古拥有天下的人，都希望子孙万代，政教超过尧舜，等到他们实行，却与尧舜相反。如秦始皇，也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之后，才免除自身的祸患，到了儿子就失去了国家。桀、纣、幽、厉，也都丧亡。朕为此不得不恐惧。况且天下百姓，倾耳侧目，只看善恶，朕怎么能不自我思考呢？”房玄龄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为难，只是因为说话就形成善恶。如果君主说话想要听闻已

译有过失，国家就能兴盛；如果说话想要别人顺从自己，国家就会灭亡。古人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天下的人都想通过自我表现来接近陛下，以荣耀自身，正直的人就想用正道辅佐，奸佞的人就想用邪道谄媚。擅长工艺技巧的人就进献奇异的服饰和器物，喜欢鹰犬的人就想劝谏您打猎游玩。那些想要自我表现的人，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都说是对的。如果陛下常常坚守正道，那么奸邪之人就不能施展他们的伎俩；如果给他们开辟道路，那么人人都想实现他们的心愿了。」太宗说：“对。”太宗问侍臣：“隋朝大业年间的起居注，现在还有保存的吗？”魏徵回答说：“保存的极少。”太宗说：“既然起居注没有了，为什么现在还能修成史书？”魏徵回答说：“隋朝的旧史，遗失散落的很多，等到撰写记录时，都是靠采访，或者是他们的子孙自己提供家族传记来参校，三个人所传说的，以两个人说的为真实。”又问：“隋代谁担任起居舍人？”魏徵回答说：“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世界南等人。我常听虞世南说，崔祖濬担任舍人时，非常想要记录，只是隋朝皇帝的心思不在这方面，每次都需要书吏准备纸笔，主管部门大多不能立即供给，因此他私自拿笔抄录。不仅因为战乱而零落散失，当时也没有全部具备。」

译太宗说：“隋朝时百姓，假使有财物，难道能自己保全吗？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用心抚育，没有征收赋役，人人都能经营产业，守护他们的资财，这就是我所赐予的。假使当初我征取没有止境，虽然多次赏赐，也不如不赐。”魏徵回答说：“尧舜在位，百姓也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着食物，鼓起肚子’，还说帝王在其中有什么作为呢？现在陛下这样抚育百姓，可以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了。”又上奏说：“从前晋文公外出打猎，追逐野兽到砀地，进入大泽，迷失了不知道从哪出去。其中有打鱼的人，文公对他说：‘我是君主，道路从哪里出去？我将重重赏赐你。’渔人说：‘臣有进献。’文公说：‘出了沼泽再接受。’于是送出沼泽。文公说：‘你想要教导我的是什么？我愿意接受。’渔人说：‘鸿鹄保全在大海之中，厌恶而多次迁徙到小沼泽，就一定有被箭射中的忧虑；鼋鼍保全在深渊，厌恶而出来到浅滩，就一定有被网罗钓射的忧虑。现在君主追逐野兽到砀地进入到这里，为什么走得太远了呢？’文公说：‘好。’叫随从记下渔人的名字，渔人说：‘君主凭什么叫君主？那尊崇天、侍奉地，敬重社稷，巩固四方，慈爱万民，减轻赋敛，降低租税的，臣也参与其中。君主不尊崇天、侍奉地，不敬重社稷，不巩固四方，对外对诸侯失礼，对内违背人心，国家流亡，渔人虽然有厚赐，也不能保全。’于是推辞不接受。太宗说：‘你说得对。’

太宗对侍臣说：“看古来帝王，有兴盛有衰败，如同早晨有晚上，都是因为蒙蔽耳目，忠正的人不说话，奸邪谄媚的人每天进用，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以至于灭亡。我在深宫之中，不能遍览天下，所以委托你们，作为我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放在心上。”魏徵回答说：“自古亡国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理太平忘记动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明，却能留心政道，常如临深渊、履薄冰。国家气数自然长久，臣等滥担重任，现在又亲自告诫勉励，只知道自我激励，怎敢不尽心。

太宗对侍臣说：“《月令》早晚有，魏徵回答说现在《礼记》所载《月令》起自吕不韦。”太宗说：“但是为政专门依照《月令》，善恶又都像所记载的那样吗？”魏徵回答说：“秦汉以来，圣主依照《月令》做事很多了，如果完全依照，也没有善政，只是古人设教劝人为善，所行都想要顺应时节，善恶也未必由此决定。”太宗说：“《月令》既然起于秦时，三皇五帝都是圣主，为什么不实行《月令》？”魏徵回答说：“计算《月令》起于上古，所以《尚书》说‘敬授人时’，吕不韦只是修习古《月令》，未必开始于秦代。”太宗问说：“我近来读书，所见善事都立即实行，都没有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分，所以知人极为不易。我近来任用你们数人，为什么政教还不及文景之治？”魏徵回答说：“陛下留心正道，委任臣等超过古人，正由于臣等庸俗短浅，不能符合陛下所寄托的。如果论四夷归服，天下无事，古来没有像今天的。至于文景之治，不足以比拟圣德。”魏徵又说：“自古人君刚开始执政的，都想要比肩尧舜，等到天下安定，就不能始终做好善事。人臣刚开始被委任，也想要尽心竭力，等到得到富贵，就想要保全官爵。如果让君臣常不懈怠，哪有天下不安的道理。”太宗说：“确切的言论，至高的道理，确实如你所说。”太宗对侍臣说：“狄人杀卫懿公，吃尽他的肉，只留下他的肝，弘演呼天大哭，拿出自己的肝而放入懿公的肝中，现在想要寻求这样的人，不可能了。”魏徵回答说：“在于君主对待他们罢了。从前豫让为智伯报仇，想要刺杀赵襄子，襄子抓住他，对豫让说：‘你从前不侍奉范氏、中行氏吗？智伯全部灭掉他们，你却委身智伯，不为他们报仇，现在为智伯，为什么？’豫让回答说：‘臣从前侍奉范氏、中行氏，中行氏以众人对待我，我以众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对待我，我以国士回报他。在于君主的礼遇罢了，何必担心没有人。’

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去怀州，有上书的人说：‘为什么经常差遣山东众丁在苑内营造？现在徭役似乎不减隋时，怀洛以东凋残，人不堪命，而畋猎还频繁，是骄逸的君主。现在又来到怀州游猎，是不能再到洛阳了。四时搜狩，既是帝王常礼，现在幸临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是上书谏争，自有常准。臣贵在有辞，主贵在能改。像这样诋毁，有似咒诅。”魏徵回答说：“国家开启直言之路，所以上封的人极多。陛下亲自披阅，或许希望片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以肆意丑辞。臣谏其君很难，折衷从容，讽动使行之。孔子说：‘凡谏有五，吾从讽谏。’汉元帝常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前免冠顿首说：‘宜从桥’

译。』陛下如果不听从臣的意见，臣将自刎，用颈血污损车轮，陛下就无法进入宗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光禄勋张猛进言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敢直言；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险，广德的言论不可不听从。”元帝说：“开导人难道不应当像这样吗？”于是改从桥上通过。由此说来，张猛可以说是能够规劝君主的贤臣了。

译魏征拜祭扫墓后返回家乡，唐太宗派遣三卫二十人随行，并借给殿中马三十匹，赐给物品七百段，同时提供驿传车马，到这时魏征回来朝见太宗。太宗慰劳他说：“今天你到来，真可以说是喜事。”魏征再次拜谢。太宗于是询问沿途百姓是否安好，魏征回答说：“百姓都感念皇上的养育之恩，都能安居乐业。”太宗说：“我用心爱护养育百姓，对得起古人，唯一难免被百姓议论的，只有打猎这一件事罢了。”当时桂阳公主在座，上奏说：“陛下外出游玩，只带着亲近的亲属、左右侍从和供使唤的人，这与百姓有什么关系？”魏征说：“譬如人的老朋友，有儿子不成器，败坏了家产，虽然不直接相关，但心里必定厌恶他。”又说：“去年冬天，从怀州返回时，有人说陛下又要去关南，外面的人都收拾停当，但最终没有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消息？”太宗笑着说：“当时确实有这个念头，只是怕你生气，于是就没有去。”魏征再次拜谢。

太宗对侍臣说：“帝王的事业，开创与守成哪个更难？”左仆射房玄龄上奏说：“天地初开，群雄竞争，攻破才投降，战败才臣服。由此说来，开创更难。”魏征回答说：“帝王的兴起，必定凭借仁德，天下乐于拥戴，同心协力，为万物除害，上天授予，人心归附，反而不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趣骄奢放纵，百姓乐于安静，却劳役不止；百姓已经凋敝，却搜刮不停。国家的灭亡，常由此而起。由此说来，守成更难。”太宗对房玄龄说：“你的回答，不如魏征的切中要害。”

太宗对侍臣说：“君主在上作乱，臣子在下治理；或者臣子在下作乱，君主在上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遭遇，哪种更严重？”魏征回答说：“君主的心趋向治理，就能照见下面的过错；如果诛杀一人以劝诫百人，谁敢不畏惧？如果在上昏乱暴虐，不听忠言劝谏，即使有百里奚、伍子胥在吴国，也无法挽救其祸患。”太宗说：“必定是这样。齐文宣帝昏乱暴虐，杨遵彦用正道扶持他，得以治理，结果如何？”魏征回答说：“杨遵彦弥补暴君的过失，拯救治理百姓，才得以免除动乱，也非常艰辛，与圣明君主严明法度，臣下畏惧法律，不可同日而语。”

太宗对侍臣说：“山崩河竭，自古以来被视为灾祸。近来水旱不调，难道也是由于人事吗？”魏征谢罪说：“山有腐朽的土壤而崩塌，古人不认为这是祸患；只有政教有失，才被视为灾祸。”太宗说：“对。”

太宗对侍臣说：“我看隋炀帝的文集，博学多才，也知道喜爱尧舜的风范，厌恶桀纣的行为，然而行事却与言论相违背，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称赞君主的美好，在于有驾驭臣下的度量，能任用人才，让智者为他谋划，勇者为他作战，即使聪明圣哲，也用黄丝绵塞耳、玉珠垂目来遮蔽耳目，隋炀帝虽然有杰出的才能，但没有君主的度量，依仗才能骄傲待人，所以导致灭亡。”太宗说：“对，从前汉武帝征役不止，户口减半，中途能改正，还能将皇位传给子孙，假使隋炀帝早点醒悟，也不至于灭亡。”

太宗说：“往年马料很充足，现在只给麸皮三升。几年来又放出宫女三五千人，计算所花费的，与过去相比应当减半。为什么过去人多料足却常常充足，现在人少料薄反而供应不上？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往年所需，都从百姓那里取足；现在所用，都从仓库里支出。所用虽然多，但不扰民，所以用度虽然少于往年，但供应有时却有所欠缺。”太宗说：“现在的人与古人相同吗？”魏征回答说：“人多认为古人淳朴，今人浮薄，以臣推测形势，也差不多。”太宗说：“现在的人固然不及古人，古时的君臣教化，只以百姓的心为心；近代的帝王，只损害百姓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现在与你们，虽然不及古人，但必须以百姓为心，不能损害万物来供养自己。”

庆善乐是文舞，破阵乐是武舞。诏令魏征及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撰写歌词。太宗对侍臣说：“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很久才完成。等到我即位，几年之间，完成了这两种乐舞，五礼又再次刊定，不知道能否成为后代的法则？我看前代帝王有功于人的，做事施令，有就违背【疑为“作为”】法度，可贵的是不忘他们的德行。我既然平定天下，安定海内，如果德行恩惠不懈怠，有始有终，自我创立古制，何必担心不合乎法度？如果最终对万物没有德行，后代有什么可遵循继承的？由此说来，后代是否效法，还在于我。”魏征回答说：“陛下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像陛下这样的。再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创立古制，万代取法，岂止是子孙而已。”

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老师，古代难以选择。成王年幼，以周公、召公为保傅，左右都是贤人，足以培养仁德、达成教化，被称为圣主。等到秦朝的胡亥，是秦始皇所爱的，赵高做太傅，教以刑法，等到他篡位时，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残酷暴烈不止，很快也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确实由于亲近习染。我年轻时交往的朋友，只有柴绍、窦诞，然而……

译李诞等人品行，本来就不是有益的朋友。等到我登上皇位，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禹的圣明，但也大致避免了孙皓、高纬那样的暴虐。照这样说，我又没有受到他们的沾染，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引导他向善，也可以诱导他作恶。然而上等智慧的人，自然不会被外界所沾染。陛下受天命统治天下，平定叛乱，拯救亿万百姓的生命，很快便实现了太平盛世，哪里是李绍、李诞这类人能够拖累圣德的？只是《易经》说：‘排斥郑国的靡靡之音，疏远奸佞之人，对于亲近宠幸的人，尤其应当深切谨慎。’”太宗称赞他说得好。

译太宗对侍臣说：“汉代常在八月挑选洛阳城中的女子，姿色端正美丽的就用车载回后宫，这种做法不可效法。然而如今宫内有很多配役的宫女，让她们为各位皇子生育，这也不合适。据此讨论选拔补充宫女的事，按理应当依照礼制。”魏征回答说：“人们大多被宠爱的女色所迷惑，从而导致败乱。周幽王被褒姒迷惑，晋献公被骊姬迷惑，沉溺于宠爱与欲望，废黜嫡子而立庶子。周幽王因此身死，于是丧失了西周。晋献公虽然得以善终，但祸患延续了几代。在嫔妃侍御之间，应当深深谨慎。”

太宗问侍臣说：“帝王的兴起，必定有天命，不是侥幸得到的。”房玄龄回答说：“王者必定有天命。”太宗说：“这话是对的。我观察古代的帝王，有天命的人，他的气势如同神灵，不用行动就能到达；没有天命的人，最终走向灭亡。从前周文王、汉高祖，开创宏大的国运，刚接受天命时赤雀飞来，刚发迹时五星聚合，这都是上天垂示的征验确实不虚，如果不是上天所命，按理难以妄得。我如果在隋朝做官，不过是个三卫，自己也懒惰轻慢，不被时世所须要。”魏征回答说：“《易经》说：‘潜龙勿用’，是说圣德潜藏的时候，自然不被凡俗之人所认识，所以汉高祖在秦朝做官不超过亭长。”

太宗对房玄龄说：“封禅是帝王的大事，近来请求封禅的表章不断，你们认为怎么样？”房玄龄回答说：“帝王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封禅。自从战乱以来，靠近泰山的州县凋残最严重，如果车驾前往，不能完全没有使役，这就是因为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说：“封禅这件事，不自己获取功绩，而是归之于天。譬如玄龄等功臣，虽然对国家有益，能够自我谦让，归之于我，难道像（以）不说话而想要自己获取吗？现在前往泰山，功绩归之于天，类似于这种情况。然而我的意思常常认为嵩高既然是中岳，为何不封（谢）泰山呢？”各位公卿评议（按《资治通鉴》贞观六年，群臣上表请求封禅，魏征上奏认为不可，话语与此不同）。

太宗问魏征说：“我作为人主，确实仰慕古代帝王。至于积累德行、累积仁义、丰厚功绩、厚利百姓，这四点我都实行了，有什么优劣？”魏征回答说：“德行仁义功绩利益，陛下都实行了。至于功绩利益这两点善政，所增加的益处居多。平定海内的战乱，消除戎狄的祸害，这是陛下的功绩；使百姓安居乐业，各自恢复生计，这是陛下的利益。”

太宗对侍臣说：“贤人出仕，进则有利于万物、荣耀君主，退则官位显达、名声成就，勤勉（近）于这件事，听到的却越来越少。只有见到恶行如同山崩般厌恶，沉溺于酒色是所追求的，这些都不学而能，所以善人常常少，恶人居多。古人说百年出一个贤人，称为比户企伫，奇才常常不可得。”魏征回答说：“贤人隐居时修养自身，显达时兼顾万物，所以明圣之君寻求贤才没有懈怠。”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自古帝王也不能常常教化，假使内部安定，必定有外部骚扰，应当让（今）远方夷族顺服，百谷丰收，贼盗不作，内外宁静，我欢喜得到这些缘故，所以与你们一起饮酒作乐。这不是我一人的力量，也是由于你们共同辅助。然而安定时不忘记危亡，治理时不忘记混乱，虽然知道今天无事，也必须思虑始终，常常能这样，才是可贵的。”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元首和股肱不能完备具备，有时君主圣明臣子就不贤，有时遇到贤臣就没有圣主。现在陛下圣明，所以达到教化，臣等驽钝不称职于陛下所任。然而臣等虽然不堪任用，陛下罢黜即可。如果有贤臣，只让君主不思教化，也没有益处。现在天下太平，臣等（按《贞观政要》等下有犹未二字）认为欢喜，这是由于（按《贞观政要》此由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倦。”太宗说：“万事防备事情重大，怎能不思虑？”魏征可以对起居郎说，常在笏板上写：“居安思危，陛下如果不思虑，就向陛下说。”

太宗与大将军蔺謩说话，蔺謩不回答。太宗发怒把他拘禁。后来知道他耳聋，于是释放不再追究。对侍臣说：“我昨天发怒，蔺謩如果就加罪于他，难道不是冤枉滥罚？”魏征回答说：“古代帝王多因喜怒而滥施赏罚，现在陛下因怒蔺謩，于是能反过来思考反省。如果此心不变，是四海的福气。”有关部门上奏近臣所推荐的凌敬请求宽贷的状子。太宗责备你们为什么滥进？魏征回答说：“臣等每次防备顾问，常详细陈述他的长短。有学识强谏争，是他的长处；爱生产好经营，是他的短处。现在他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就依附官员回易求利于臣等所喜悦，事实未违背（按《贞观政要》作与臣等所说不同误）陛下未见其长，只见到其短，认为臣等欺罔，实在不甘心。”

高丽等三个番国的僧人求学来到中国，游历莱州上报。太宗说：“不需要派遣他们来，这不是为了学问，只是窥探国家虚实罢了。”魏征回答说：“陛下所做的，如果善，这些人固然应当取法；如果不善，虽然拒绝蛮夷，也没有益处。”太宗说：“《尚书》说：‘可爱的是君主，可畏的是百姓。’天子，有道则人们推举他为主，无道则人们抛弃他不用，确实可畏啊。”

译唐太宗问。魏征回答说：“古语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怎么能不畏惧呢【按《贞观政要》将此段并入前文“帝王有盛衰”一节内】

译权贵忌恨魏徵，常在太宗面前说：“魏徵凡是进谏争辩，总是委曲反复，不听从就不停止，心里把陛下当作年幼的君主，不同于对待年长的君主。”太宗说：“我年少时不学习学问，只喜好弓马，等到起兵起义，就立下了大功，既然封为王，受到偏护偏爱，治理国家的正道正术都不留心。等到成为太子，刚进入东宫，想着安定天下，想要克制自己来治理政事，只有魏徵和王珪用礼法引导我，用大道宏扬我，我勉强听从他们，大大感觉到利益，于是努力实行不停息，以致达到太平，这都是魏徵等人的力量，所以特别加以礼遇尊重，每件事都听从，并不是偏私他们。”进言的人于是惭愧而停止。霍行斌告发谋反，魏徵预知此事。太宗看了奏章，对侍臣说：“这话完全没有根据，不必审问，霍行斌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定罪。”魏徵说：“臣在近侍之位，没有以善行闻名，却有谋反的大逆之名，罪该万死，陛下曲意垂怜关照，臣将如何自安，请审问此事。”不久仍然拜谢。太宗说：“你累积仁德品行，朕自己知道，愚人互相诽谤，岂能由你控制，不必致谢。”【按《贞观政要》记载有告发魏徵谋反，太宗不审问，立即斩了告发者，当即就是此事，但没有霍行斌的姓名】

房玄龄、王珪掌管内外官员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他们不公平，追查案件审问。王珪不服，太宗交给侯君集审理。魏徵上奏称没有徇私，绝对不能推究审问。太宗大怒，命令侯君集审问定罪，尚未上奏。太宗问侯君集，侯君集上奏说：“臣认为魏徵、房玄龄、王珪挟私滥行考核，怎么能结党固执，说不可以推究？”魏徵回答说：“房玄龄、王珪都是国家重臣，都因为忠正被任用，他们考核的人很多，或许有一两个人不当，只是看到有左右亲信，终究不是心里有徇私。如果立即推究，不信任任用，这件事便不可信，怎么能担当重任？假使错误确实存在，不足以损害国家；彻底审问如果是虚假的，就失去了委任大臣的体统。况且权万纪每天常在考核堂，必定有违背之处，足以论说纠正。当时看见却无一陈述，自己不得参与考核，才开始纠举弹劾。白白引发在上位的愤怒，不是诚心为国，对上位者无益，对下位者有损，所惋惜的是伤害了政体，不敢有所结党。”于是释放不审问。

魏徵屡次论述知止知足的分际，太宗没有答应。魏徵说：“群臣委任既久，允许他们避位退让，在权用次序上，观察他们的才能与否。既然得以预先考察群才，又没有独任的诽谤，使善人得以进用，长久保持谦让的风气。如果能够实行于法令，足以成为将来的永久法则。”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然而议论的人还有同异。等到到了京城，应当另外商议。”

太宗对群臣说：“执政的人难道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君主，龙益那样的辅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安宁，边境无事，时和年丰，他的忠益如此。”先前，将要派遣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内道还没有人选，太宗亲自确定。问房玄龄等人说：“这道事务最重，谁可以充任使者？”右仆射李靖回答说：“畿内事务非魏徵不可。”太宗变了脸色说：“朕想要去九成宫，事情也不小，难道派遣魏徵辅助朕【按《贞观政要》作“宁可派遣魏徵出使”，“朕”字属下句】每次出行不想与他相离的，正说他认为朕的是非必定无所隐瞒。现在听从你们的话派遣他离去，朕如果有得失，你们能制止吗？”于是命令李靖充任使者，魏徵跟随前往九成宫。

魏郑公谏续录卷上

<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魏郑公�续录》>

钦定四库全书

魏郑公谏续录卷下

元 翟思忠 撰

太宗坐在丹霄门外西堂，召魏徵及右仆射李靖、中书令温彦博等人入内宴饮。谈到群臣的才能品行，对李靖等人说：“我自从主持国政直到今天，官员有人上书献计，规劝我向善的很多。日月稍久，官职渐大，志向意念就转移，言论渐少，无不衰倦。只有魏徵与我向善，官职越高，志节越勉励，看见我一事失当，甚于自身有过错，朝夕孜孜不倦，始终如一。自立以来，只见到这一人而已，因此敬重他，如同师傅，不以人臣对待他。”此后常对房玄龄等人说：“魏徵被我拔擢，特别异的报答，我也深厚。你与我经历艰难，多年所历，劳苦之极，人莫能加。然而自即位以来，辅弼我自身，安定我社稷，成就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颂，你不能与魏徵相比了。”

文德皇后生下公主，满月，在丹霄殿宴请群臣。太宗命令魏徵下棋赌注，魏徵再拜说：“臣没有可赌之物，不敢烦劳圣躬。”太宗说：“朕知道你有所物，不必致辞。”魏徵坚持说没有物品堪供进献，太宗说：“朕知道你有大忠，正君若胜朕，给你物品；你若不如，不要亏欠今日。”于是与魏徵下棋，才下数十子，太宗说：“你已经胜了。”赐尚乘马一匹，并金装鞍�，仍赐绢千匹。

武德年间，魏徵与侍中陈叔达、中书令萧�、左仆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诏，分别修撰魏、梁、陈、周、齐、隋六朝

译《代史》。侍中以下的官员各自占据权要职位，既然互不统属，修史者无所依从，历经数年竟然没有条理次序。贞观初年，魏征担任秘书监，于是上奏停止修撰后魏史，而修撰梁朝以下五代的历史。奉皇帝诏命，派遣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修撰《周史》，前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修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撰《梁史》和《陈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撰《齐史》。颜师古调任其他职务，由许敬宗代替他。魏征接受诏命总领修撰工作，裁定取舍，全都凭借他的笔削，多有增减，务必做到简练正确。《隋史》的序言和论赞都出自魏征之手，《梁史》《陈史》以及《齐史》各自撰写了总论。《梁史》六帙五十六卷，《陈史》四帙三十六卷，《周史》五帙五十卷，《齐史》五帙五十卷，《隋史》六帙五十五卷。上奏之后，当时人称其为良史，加封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赏赐物品五千段。

译太宗皇帝前往朝堂，上表辞让左光禄大夫的职位，并附崔确的奏章称：“臣在隋朝时经历了丧乱，像我这一辈的人死亡殆尽，臣得以侍奉太平盛世，又特别受到提拔，恩泽深厚，只想着报效。但臣先前有眼疾，近来又加上风疹，病情更加严重，天色稍暗，几步之外就完全看不见人，仓促间转动身体就感到心神闷乱。当今天下无事，英才如林，没有理由让患有顽疾的人长久留在皇帝身边，不仅不能再晋升为二品官，还请求解除侍中的职务，授予臣一二品的散官，不离皇帝左右，足以表达愚见，拾遗补缺。并非敢虚饰，这确实是臣的志愿。”太宗让崔敦礼对他说：“国家的安危依靠辅佐的大臣，得到合适的人选则日益兴隆、教化日进，失去合适的人选则失败就在转瞬之间。您宽厚地对待下属，忠诚地侍奉君主，我每当有偏差之处，您没有不直言进谏的。社稷的安危，只寄托在您身上。即使您完全失明，也应当抬着您放在左右，早晚咨询。况且您的病并不严重，就想拂衣而去、隐居不仕，这不仅违背我的意愿，大家也认为不可。”

太宗对侍臣说：“我因疹病搬移一座旧阁，他却诽谤我建造望陵台，你们必须为我审问此事。”又对杨师道说：“你说姜行本说用了十车铜，听谁说的？”杨师道奏道：“魏徵说的。”太宗问：“为什么产生这种说法？”魏徵不回答。太宗再三追问，魏徵回答说：“说十车铜是谏诤的话，臣如果说出姓名，那人就是诽谤，必定不能增益圣德。”太宗说：“我有事都对您说，现在您却替下面的人不向我说，是我尽心对您，您不尽心对我。”于是命令御史引出姜行本审问。太宗对治书侍御史杜正伦说：“朕对天下也有功劳，每次祭祀，虽然不亲自前往，常心怀敬畏。魏徵对我并非义从府的旧臣，我从罪人之中提拔他给予富贵，得到朕的询问，竟然有所隐瞒。朕事奉上天能够敬畏，魏徵事奉朕却不尽心。从前萧何对汉家有大功，只为请求上林苑的土地，汉高祖尚且对他有戴刑具的打算。魏徵的功勋，岂能与萧何相比？朕因为他能进谏，于是宠遇至此，他却倚仗宠幸而骄傲。朕从前问房玄龄的事，回答说不知道，魏徵当即上奏说，哪有臣子报答主君却有所隐瞒的？朕现在询问却不尽心，派御史审问，竟然如此负气。如果像朕的儿子那样能进谏，还做出这种骄慢的样子，也必须打死。朕对他，岂有顾惜？看他的意思，好像国家没有他，就不行。自古以来帝王没有魏徵也能治理天下，在朕今天，何必借重魏徵？命令杜正伦审问，魏徵附奏称：‘这座阁刚搬移，臣等当面奉到诏令，本是为了避湿所造，花费不多，只是百姓无知，或许有诽谤议论。臣刚听到望陵台的名字，就想立即上奏，仍与杨师道商量，说这名字必定是谣言，如果出自阁名，百姓自然不疑惑。杨师道对我说有方便时就上奏至尊，听他解释，不愿就显出姓名，不是想偏私那人，所以隐瞒不说。陛下深居九重，小事不能亲眼看见，臣作为股肱耳目，不问无从得知。臣数日前见到少府监官员某乙询问，近来司务事务多少，说更没有造作，事情也不多，只是北门造阁的地方急需钉铁，恐怕缺少就必须从市场供给作司，唯恐缺乏获罪。臣就说，搬移一座旧阁花费多少？回答说臣，虽然是旧事，料理钉铁需要十车或五车。臣就对杨师道说，前日当面奉到进止所造花费也不多，役使的人又是丁匠。’为什么人有这种话？杨师道与臣商量。只是至尊每件事都存养，无所造作。人们见到小事就以为多，百姓不能家至户说，那能宣扬他的言语，于是释放不审问。太宗驾临百福殿，魏徵奉谢。太宗让韦挺对他说：‘您的罪重于千钧，朕任用您超过管仲。自近代以来，君臣相得未曾像今天这样。昨天问您的事，竟然隐瞒不说。朕现在思量，深可怪恨。先前如果就不说，最终不与您相见。如果论十年任用，一朝就失去朕的意旨，能不惋惜吗？’幸亏您在外，列出姓名，朕记录您的忠诚，所以不责罚。魏徵回答说：‘臣本是九泉下的人，蒙陛下提拔，职务在枢要近侍，已经十年，情有所守。昨天竟然被上奏，罪合万死。陛下平定海内，爱养生人，上天授予明德，情存至化，军国机务都出自圣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绩？昨天如果死了，今天无从奉见圣颜。’皇孙出生，太宗驾临东宫，置酒极欢。群臣上奏称：‘皇子大多已长成，而陛下起初没有孙子。现在东宫先诞下首嫡，这是卜代的吉兆，无疆的美庆。’天下百姓无不欢舞，臣等喜悦，特别百倍于常情。太宗说：‘君子抱孙不抱子，这是社稷的喜庆。’魏徵等又助朕尽饮，朕安得不喜？酒兴正浓，太宗召左仆射房玄龄及魏徵在御床前地席上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铲除凶恶、克服动乱，周旋艰辛，房玄龄的功勋何所推让？’太宗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又说：‘贞观以来，尽心于主，献纳忠言，国安

译对人有利，敢于冒犯我的脸色进行正直的劝谏，纠正我的过失，只看到魏徵一人。古代的名臣，又能超过他什么呢？」又解下佩刀赐给他。

译戴氏将《礼》合并注解，共成两帙二十卷，呈献给皇帝。皇帝下诏说：“《礼经》残缺，由来已久。汉代戴圣于是记载旧闻，成为古今所尊崇的典范，但条目杂乱，先儒传授，经历多年，都因循旧例，【按：‘条目杂乱’句疑属此处】没有人能够厘正。特进郑国公魏徵，文辞高古，翰林学识渊博，熟读典籍，信奉典礼，有志于讨论研究，于是依据戴圣所记，重新编录，使内容相互关联，另立篇章次第，并重新注解，文义鲜明，于是先圣的微言大义因此重新阐发，后来的学者多有宏大的益处，应当交付秘书省，仍命令抄写，赐给皇太子及诸王各一本，并赐物一千匹。”

太宗与群臣谈论十六国各位君主的优劣，太宗说：“苻坚为什么唯独被人称道？”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任用得人，所以被称道；没有那样的人，就不被称道。当时因为有王景略。”太宗对群臣说：“这就像我有魏徵一样。”魏徵拜谢。

魏徵上奏说：“自从豫章公主去世，陛下长久穿着素服，群臣恐惧，都不安宁。臣听说古代的王者，在期年之丧后就停止服丧，这是前代典籍中的典礼，历代旧有的章程。陛下发扬上圣的慈爱，对下流百姓的哀痛深切，穿素服以来，已经经过几十天，悼念逝者的道义，足以算是加隆了。希望陛下割舍无尽的悲痛，遵从先王的礼制，改穿常服，以符合群臣的心愿。臣滥承重任，不敢沉默。”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宗对侍臣说：“魏徵怎么样？比得上诸葛亮吗？”岑文本回答说：“诸葛亮【按：此处疑有脱字】治理一国的政务，内外安宁，又行军打仗，威震强敌，被古今所称道。魏徵虽然不能事事都兼备，至于忧国如家，忠言正谏，早晚孜孜不倦，古人说也没有超过他的。”太宗说：“魏徵怀忠奉国，践行仁义，只以道德为务，无所欺侮，扶持朕躬，一定要使朕达到尧舜之上。诸葛亮的作为没有超过他的，所以不如他的，只是行军打仗罢了。”

太宗对侍臣说：“自知者明，人不能善于鉴察自己的过错，就像善于写文章，精通各种技艺，都自以为已经很好，别人比不上。如果好的工匠，略懂文辞的匠人，指责芜杂的音律和拙劣的句子，往往都有。又譬如保姆抚养孩子，洗脸预先装饰，才能见人。如果梳头，必须用明镜，观看其容貌，以鉴察善恶。由此来说，人君也需要得到匡正谏诤的大臣，指出其过错，这样施政就没有大的违背。一天万机，一人听断，细微的偏差，怎么能完全没有？只有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的过失，他的进喻启沃，如同明镜，分明善恶，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形貌。既然屡次听到嘉言，怎么能不欢喜？”太宗于是举杯赐给房玄龄、高士廉等人，多次勉励他们。

皇太子承干不修德行学业，魏王泰宠爱日益加深，内外群臣都有疑议。太宗听说后厌恶这种情况，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直没有超过魏徵的，我派他辅导皇太子，用来断绝天下的期望。”于是命令起草诏书，对侍臣说：“他的言辞如何？”大家都说：“魏徵过去担任侍中，最终因为退让，储君师傅的重任，恐怕一定不当。”太宗说：“魏徵识破我的意图，将不会坚决推辞了。”等到诏书下达，拜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自己陈述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社的根本，必须有师傅，所以选择忠正的人作为辅佐。过去周幽王、晋献公废嫡立庶，国家实行这个，国家必定危险；家庭实行这个，家庭必定败亡。像汉家废太子，依靠四皓来助，才开始安定。我现在依靠你，就是这个意思。知道你有病，可以躺着辅导他。”魏徵于是就职。

魏徵生病，太宗手诏说：“不见你几天，忧愤很深，自顾过错已经很多了，言语已经失误了，行为已经亏损了。古人说：没有镜子无法鉴察须眉，可以说确实如此。近来想亲自前往，恐怕劳累你，所以派人来。如果有什么见闻，此后可以信任来人详细报告。”魏徵上奏说：“尧舜率领天下以仁，而人们顺从；桀纣率领天下以暴，而人们顺从。下面所行的，都随从上之所好。现在大臣进用一人，就怀疑他是亲故；抑制一人，就怀疑他夺取权力。想要派遣那人，如何施展力量，所以契阔艰辛，同其生死。听到一人的话，就认为可信，新来说话的人，怎么证明他无私？”又上奏说：“古代虽然犯重罪，君上常说宽宥，不得已，才加刑。而且人君的威严甚于雷霆，现在想要加罪，就理外诬造；想要宽宥过错，就法内曲辞。想要刑罚必定宽平，官吏不严酷，不可能得到。”又上奏说：“帝王所重视的，在于确定君臣，明确父子，端正夫妇。三者不乱，然后内外安宁。近来看到弟子凌驾老师，奴婢忽视主人，下面多轻视上面，都是有原因的，逐渐不可助长。”又上奏说：“君子自己有，然后求之于人；自己没有，然后非议于人。自身所藏不恕，而能晓喻于人的，从来没有过。现在临朝堂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却难免私僻之事，恐怕有所不便，传到下面，就横加威怒以掩盖。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做，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明显，掩盖有什么益处？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时。诸葛亮是小国的臣子，尚且能开诚心，布公道。现在为政，未能平心，也亏损公道。心里所爱的，即使偏颇”

译不认为那是错的，心里厌恶的话，即使正确也看不出它是对的。居于众人之上的人，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推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命令也不服从。现在每次发言，常常痛恨私下请托，有时甚至涉及小事，自己未能避免，上行下效，道理上必然如此。即使加以惩罚，也一定不会心服。太宗称赞说好。太宗亲手写诏书说：近来病情怎么样，渐渐好转了吗？你患病日久，当面说话已经减少，治理国家、管理家庭，才知道困难啊。近日自己操劳思虑，疲惫衰弱才得到验证。任用他人则安逸，自己承担则劳苦，这不是空话。这道理怀公想必知道，可以意会，书信怎能详尽表达，只是简略而言罢了。

译魏公府邸内没有厅堂，太宗常想为他建造，魏公谦让不接受。太宗担心魏公病重，于是用小殿的材料为他建造。五天建成，仍然派遣宦官带着素屏风、素褥、几案、床等前往赐给他，以顺从他的喜好。魏公上表陈述谢恩，太宗手诏说：“看你的信，不如平常，忧虑惋惜之情深切地触动我的内心。我意想你到了这一步，应当是为了广泛救济百姓，经营谋划通达教化罢了，难道只是为了我一人而已吗？什么事果然来向我谢恩！”

魏公病危，太宗亲临他的府第，在府中屏退旁人而谈话。第二天降下手诏说：“看你的形体非常忧闷，昨天的话深深安慰了你。昨天坐久了感觉如何？只要能够睡觉就没有痛苦。因为你具有古人的风范，现在送被子两张，不要推辞。”太宗又亲临他的府第，魏公命令加上朝服，拖着腰带而接见。太宗抚摸他流下眼泪，问他有什么想说的。魏公回答说：“寡妇不忧虑织纬，却忧虑宗周的灭亡。”于是拜他的儿子魏叔玉为朝散大夫，并赐予象牙笏板，仍然派遣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夜间宿在魏公府第，动静随时奏报。皇太子也再次亲临他的府第，对着他流下眼泪。魏公去世，夜里太宗梦见魏公像生前一样，等到上朝就奏报此事。太宗快步前往哭吊非常悲痛，停止朝政五天。皇太子也在西华堂举哀，悲伤得不能自持。诸王及文武百官，各州计吏九品以上都前往丧所。诏书追赠司空，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诸军事，相州刺史（按本〇刺史作都督），谥号文贞。给予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赠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为用车载灵柩，没有文采的装饰，以申明他平素的志向。

魏公安葬那天，敕令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计吏都送到开远门外。太宗亲临苑西楼望哭尽哀，命令晋王宣敕祭祀。太宗于是望送，作诗说：“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惨日映峰沈，愁云随葢转，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〇，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词，仍然亲自书写。太宗思念不已，于是登上凌烟阁观看他的画像，又赋七言诗送灵座。其辞说：“劲篠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复无人。”

林邑进献五色鹦鹉，新罗进献美女二人。魏徵认为不应该接受。皇上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尚且能自己说话，苦寒思念回归它的国家，何况两个女子远离亲戚呢？”连同鹦鹉各交付使者而送还。

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事被关押在监狱，自恃官位高，辱骂陈仓尉刘仁轨。仁轨独自杀了他，州司上报。皇上愤怒，命令斩首。愤怒还未消解，说：“什么县尉，敢杀我的折冲！”命令追到长安当面诘问。仁轨说：“鲁宁对着我的百姓，如此侮辱我，我实在愤怒而杀了他。”言辞神色自然。魏徵在旁边侍立说：“陛下知道隋朝之所以灭亡吗？”回答说：“为什么呢？”魏徵说：“隋末百姓强悍而欺凌官吏，像鲁宁这样的人就是。”皇上高兴，提拔仁轨为栎阳丞。魏徵上疏说：“臣听说了解臣子没有比君主更清楚的，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清楚的。父亲不能了解他的儿子，就无法和睦一家；君主不能了解他的臣子，就无法治理万国。万国安宁，一人有喜庆，必定借助忠诚良善作为辅佐，俊才在官，那么众事就会凝聚，无为而化。所以尧舜文武被称颂于前代，都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辅佐巍巍之功，周召光大焕乎之美。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难道只产生于前代，而唯独当今没有吗？在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的马，西旅的獒，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生长在八荒之外，路途遥远万里之外，经过多次翻译进贡，道路不绝，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是中国所喜爱的。何况做官的人，怀着君主的荣耀，吃着君主的俸禄，用义来率领，将去哪里不到呢？臣认为给予他们忠诚，就可以使他们如同龙逢、比干；给予他们孝道，就可以使他们如同曾参、子骞；给予他们信义，就可以使他们如同尾生、展禽；给予他们廉洁，就可以使他们如同伯夷、叔齐。然而现在的群臣，很少能贞白卓异的，是因为求之不切，励之未精。如果以公忠勉励他们，以远大期望他们，各有职分，得以行其道，显贵时看他所举荐的，富有时看他所供养的，闲居时看他所喜好的，学习时看他所言说的，困顿时看他所接受的，卑贱时看他所不做的，依据他的才能来选取，审察他的能力来任用，用他的长处，掩盖他的短处，用六正来进用，用六邪来警戒，那么不严厉而自然勉励，不劝勉而自然努力。所以《说苑》说：‘人臣的行为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准则辱。’什么叫六正？一是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在灭亡的机要，得失的关键，预先禁止于未然之前，使君主超然立于显荣之处，像这样的，是圣臣。二是虚心尽意，每日进献善道，勉励君主以礼义，开导君主以长策，顺承他的美德

译匡正补救君主的过失，像这样的人，是良臣。第三，早起晚睡，举荐贤才不懈怠，屡次称颂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心志，像这样的人，是忠臣。第四，明察事情的成败，及早预防并补救，堵塞漏洞，断绝祸源，将灾祸转化为福分，使君主最终没有忧虑，像这样的人，是智臣。第五，遵守礼法，履行官职职责，不接受馈赠，推辞俸禄和赏赐，饮食节俭，像这样的人，是贞臣。第六，国家昏乱，行为不谄媚，敢于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像这样的人，是直臣。这叫做“六正”。什么叫“六邪”？第一，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致力于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像这样的人，是具臣。第二，君主说的都说是好，君主做的都说是可以，暗中探求君主所喜欢的，进而进献以取悦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以容身，与君主一起享乐，不顾后患，像这样的人，是谀臣。第三，内心险恶乖僻，外表稍微谨慎，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嫉妒贤良，想提拔的人就宣扬他的优点，隐瞒他的缺点；想贬退的人就宣扬他的过错，隐藏他的优点，使君主赏罚不当，政令不行，像这样的人，是奸臣。第四，智慧足以掩饰错误，口才足以施行游说，在内离间骨肉亲情，在外扰乱朝廷，像这样的人，是谗臣。第五，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结党，以此富其家室，擅自假借君主命令，以此自显尊贵，像这样的人，是贼臣。第六，用邪佞谄媚君主，使君主陷入不义，结党营私，蒙蔽君主的明察，使黑白不分，是非无别，使君主的恶名传播于境内，被四邻听闻，像这样的人，是亡国之臣。这叫做“六邪”。贤臣践行“六正”之道，不施行“六邪”之术，所以上层安定而下层治理，活着时被喜爱，死后被思念，这是人臣的处世方法。《礼记》说：权衡确实悬挂，不能用轻重来欺骗；绳墨确实陈列，不能用曲直来欺骗；规矩确实设立，不能用方圆来诬陷；君子审理案件，不能用奸诈来诬陷。既然这样，那么臣下的真情与虚伪，了解起来就不难了。又设立礼制来对待他们，执行法度来驾驭他们，行善的得到奖赏，作恶的受到惩罚，谁敢不努力向上？谁敢不尽力？国家想要进用忠良，斥退不肖之人，十多年了，只听到这样的话，却看不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言语正确，行为却不对。言语正确就出于公道，行为不对就涉及邪径，是非相混，好恶相攻。所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加刑罚；所厌恶的人，即使无辜，也不免受罚。这就是所说的“喜欢他就想让他活，厌恶他就想让他死”。或者因为小恶而抛弃大善，或者因为小过而忘记大功。这就是所说的君主的奖赏，不能没有功劳而求得；君主的惩罚，不能因为有罪而免除。奖赏不能用来劝勉善行，惩罚不能用来惩戒恶行，却希望邪正不迷惑，这可能吗？如果奖赏不遗漏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察事情来端正名分，遵循名分来探求实际，那么邪正就无法隐藏，善恶自然分明。然后取其实质而不崇尚浮华，取其厚重而不居其轻薄，那么不用言语就能教化，一年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只是喜爱美锦而不为人选官，有至公的言论，没有至公的实质，喜爱却不知其恶，憎恶就忘记其善，循私情而亲近邪佞，背公道而疏远忠良，日夜不怠，劳神苦思，想要求得最好的治理，是不可能的。奏章呈上，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魏徵上奏章说：“我听说做君主的，关键在于喜爱善良、憎恶邪恶，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喜爱善良表现得明显，君子就会进用；憎恶邪恶表现得显著，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廷就没有败坏的政治；疏远小人，听闻就不会偏私邪曲。小人并非没有小的善行，君子并非没有小的过失。君子的微小过失，好比白璧上的细微瑕疵；小人的微小善行，好比铅刀的一次切割。铅刀的一次切割，优秀的工匠并不看重。微小的善行不足以掩盖众多的恶行；白璧的细微瑕疵，善于经商的人不会因此抛弃它，微小的瑕疵不足以妨碍大的美好。把小人的微小善行称为喜爱善良；把君子的微小过失称为憎恶邪恶。这就好比蒿草与兰花气味相同，玉石与石头无法分辨。屈原之所以投江，卞和之所以泣血，就是因为他们既懂得区分玉石，又能辨别蒿兰的气味。善良的人不能进用，邪恶的人不能去除，这就是郭国之所以成为废墟，史鱼之所以抱恨的原因。陛下聪明神武，天资英明睿智，志向在于博爱，接纳人才的途径很多。喜爱善良但不善于选择人，憎恶邪恶但未能远离奸佞。又说话没有隐瞒，憎恶邪恶太过深切。听到别人的善行，有时不能完全相信；听到别人的恶行，就认为是必然的。虽然有独到的见识，恐怕道理还是没有穷尽。为什么呢？君子宣扬别人的善行，小人揭发别人的恶行。听到恶行必定相信，那么小人的道路就畅通了；听到善行有时怀疑，那么君子的道路就衰落了。治理国家的人，急于进用君子，退避小人。如果让君子的道路衰落，小人的道路畅通，那么君臣秩序丧失，上下隔绝，祸乱灭亡不担忧，将用什么来求得安定呢？用善良互相成就，称为同德；用邪恶互相助长，称为朋党。现在清浊混流，善恶没有区别。把揭发攻讦当作诚实正直，把同德当作朋党。认为是朋党，就说事情没有可信的；认为是诚实正直，就说言论都可以采纳。这就是君主的恩德不能结于下，臣下的忠诚不能达于上的原因。大臣不能辩明纠正，小臣没有人敢议论。远近的人承袭这种风气，混然成为习俗，这不是国家的福气，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正好足以助长奸邪，扰乱视听，使君主不知道相信谁，臣下不能互相安宁。如果不深谋远虑，彻底断绝其根源，那么后患就不会平息。本来实行而没有败坏，是因为君主有远虑，虽然开始时失误，最终必定能得到。所以如果时机遇到……稍微堕落而不再返回，即使想后悔，也一定来不及。既然事情已经失误，不能传给后代，又凭什么垂范将来呢？况且进用善良、斥退邪恶，是施于人；以古人为鉴，是施于己。观察容貌在于静止的水，观察自己在于哲人。能够以古代的哲王作为镜子来审视自己的行为，那么容貌的美丑，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事情的善恶，自然在心中明白。不需要劳烦记录过失的史官，不借助平民的意见。伟大的功业，日益显著；显赫的名声，宏大深远。做君主的，能不致力于此吗？

魏徵上奏章说：“我听说君主是头，臣子是四肢，齐心协力，合成为一体。身体如果不完备，没有成为完整的人。那么头虽然尊贵至极，必须依靠手脚才能成为身体；君主虽然英明，必须借助臣子才能达到治理。所以《礼记》说：‘臣子以君主为心，君主以臣子为身体。心庄重则身体舒展，心严肃则容貌恭敬。’《尚书》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良善啊，万事安康啊；元首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那么抛弃股肱，独自依靠胸臆，身体完备而达到治理，是没有听说过的。君臣相遇，自古就很难。像石头投入水中，千年才有一合；像水投入石头，无时不有。那些能够开启至公之道，申张天下之用，对内尽心竭力，对外竭尽股肱，和谐如盐梅，坚固如金石的人，不仅仅在于高位厚禄，在于以礼相待罢了。从前周文王在凤凰墟游玩，袜带解开了，看左右没有人可以让他去系，于是亲自系上。难道周文王的朝廷都是俊才？圣明的时代，唯独没有君子吗？只是知道与不知道，以礼相待与不以礼相待罢了。因此伊尹是有莘国的陪嫁臣子，韩信是项氏的逃亡者，殷汤以礼相待，在南巢奠定王业；汉高祖登坛拜将，在垓下成就帝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肯败坏已经成就的国家，成为亡国的俘虏吗？又微子是骨肉至亲，在宋国接受茅土；箕子是良臣，在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没有人非议。《礼记》记载鲁缪公问子思说：‘为旧君服丧，是古礼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进用人以礼，退用人以礼，所以有为旧君服丧的礼节。’现在的君子，进用人好像要加在膝上，退用人好像要坠入深渊，不做敌对的首领，不也很好吗？又何必有反服之礼呢？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应该怎样？’晏子回答说：‘有危难不殉死，出亡不送行。’景公说：‘割地封赏，疏爵以待，有危难不殉死，出亡不送行，为什么呢？’晏子说：‘言论被采纳，终身没有危难，臣子为什么死呢？谏言被采纳，终

译如果君主没有死，我为什么要送他呢？如果说因为意见不被采纳，遭遇危难而死，这是白白送死；如果劝谏不被采纳，出逃而送行，这是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说：「崔杼杀害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的家门外。他的人问：『要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才值得死吗？我为什么要死呢？』问：『要逃跑吗？』晏子说：『难道是我有罪吗？我为什么要逃跑呢？』所以，君主为了国家而死，臣子就跟着死；君主为了国家而逃亡，臣子就跟着逃亡。如果君主为了私利而死，为了私利而逃亡，除非是亲近的人，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呢？门打开后，晏子进去，枕着尸体的大腿哭泣，起身跳了三次踊礼后出来。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路人；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君主，没有二心，至于去留的节操，应当根据恩情的厚薄。既然如此，作为君主的人，怎么可以不对下属以礼相待呢？」我私下观察朝廷群臣，那些担任枢机重任的人，有的出身邻近秦晋的世家，有的参与过经纶国事的谋划，都建立了功业，都是一时之选。让他们处于中枢要职，责任已经很重了。责任虽然重，但信任他们却不深厚。信任不深厚，那么人们就会自我怀疑；人们自我怀疑，那么心中就会苟且敷衍；心中苟且敷衍，那么节操义气就不能树立；节操义气不能树立，那么名教就不能兴盛；名教不能兴盛，却想要巩固太平的基础，保持七百年的国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又听说国家重视爱惜功臣，不记念旧日的过错，与前代圣君相比，毫无差别。但是只在大事上宽容，在小罪上严厉，临时发作怒气，难免有爱憎之心，这不可以用来治理政事。君主严厉禁止，臣子或许会触犯，何况上面开启了源头，下面必定会有更严重的情况。河流堵塞而溃决，伤害必定很多。想要让百姓，手脚放在哪里才好呢？这就是君主开启一个源头，下面产生百种变化，没有不混乱的。《礼记》说：「喜爱一个人而知道他的恶行，憎恨一个人而知道他的善行。如果憎恨一个人而不知道他的善行，那么行善的人必定恐惧；喜爱一个人而不知道他的恶行，那么作恶的人就会很多。」《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很快就会停止。」既然如此，古人的震怒，是用来惩恶的；当今的威罚，却是用来助长奸邪的。这不是尧舜的心意，不是禹汤的事迹。《尚书》说：「安抚我的人是君主，虐待我的人是仇敌。」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既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孔子说：「鱼失去水就会死，水失去鱼仍然是水。」所以尧舜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怎么能不深思呢？怎么能不熟虑呢？把大体事务委托给大臣，把小事责成小臣，这是治国的常道，也是治理的道理。现在委托他们职务，就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等到有事时，就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视的，怀疑所重视的，想要求得大治，怎么可能得到呢？又政令贵在恒定，不要求频繁变更。现在有时责成小臣处理大体事务，有时责成大臣处理小事，乘势非议其所据守，大臣失去其所守，大臣或许因为小过获罪，小臣或许因为大体受罚，职务不符合其地位，惩罚不符合其罪过，想要他们无私，要求他们尽力，不也很难吗？小臣不可以委托大事，大臣不可以责以小罪，任用他们担任大官，却追究他们的细过，刀笔吏迎合风向，舞文弄法，曲意成全其罪。自己陈述辩解，就认为他们心中不服罪；不陈述辩解，就认为所犯的罪都是实的。进退都有过错，不能自我辩明，就苟且寻求免祸。大臣苟且免祸，那么诡诈就会萌生；诡诈萌生，那么矫饰虚伪就成为风俗，不可能达到大治。又委任大臣，想要他们尽力，每当官员有所避忌，不说话就认为是不尽力。如果举荐得到合适的人，有什么嫌疑于故旧？如果举荐不是合适的人，有什么贵重于疏远的人？对待他们不极尽诚信，凭什么要求他们忠恕呢？臣子或许有过失，君主也未必就没有过错。上面不信任下面，必定认为下面没有可信的人了。如果下面确实没有可信的人，那么上面也有可疑的人了。《礼记》说：「上面怀疑，那么百姓就会困惑；下面难以了解，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上下互相怀疑，不可能达到大治了。当今群臣之中，远在地方，流言三次传来而不投梭子（比喻不因流言而怀疑）的人，我私下思忖，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凭借四海之广，亿万百姓之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信的人吗？大概信任他们就没有不可疑的，不信任他们就没有可信的，难道只是臣子的过错吗？一个平庸的人，结为朋友，以身体相许，死也不改变。何况君臣契合，寄托如同鱼水，如果君主是尧舜，臣子是稷契，难道会有遇到小事就改变志向，见到小利就改变心意吗？这虽然是下面立忠，未能明显，也是由于上面心怀不信，对待他们过于刻薄所导致的。难道不是君主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吗？凭借陛下的圣明，凭借当今的功业，如果确实能广泛寻求当时的俊杰，上下同心，那么三皇可以追随，而五帝也可以俯首成为第六位了。夏、殷、周、汉，哪里值得数说呢？太宗深深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起初，皇上命令群臣议论分封诸侯的事。魏徵认为：如果分封诸侯，那么卿大夫都要依靠俸禄，必然导致加重赋税。况且京城附近的赋税不多，所依赖的是京城以外的地区，如果都用来分封给诸侯国，经费就会立刻匮乏。另外，燕、秦、赵、代都毗邻外族，如果有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兵，难以迅速赶到。

皇上对侍臣说：“平定天下，我虽然做了这件事，但守住天下如果不得法，功业也难以保全。秦始皇刚平定六国，占据四海，晚年不能好好守住，实在可以作为警戒。你们应当公而忘私，那么荣耀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就可以始终保全。”魏徵回答说：“我听说，战胜容易，守住胜利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绩已经彰显，道德教化又很融洽，如果常以此作为施政方针，国家就不会有倾覆败亡的理由了。”

皇上对侍臣说：“人们说至尊无上的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却不是这样。上敬畏皇天的监察，下忌惮群臣的瞻仰，兢兢业业，还担心不符合天意，不能符合人们的期望。”魏徵说：“这确实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希望陛下慎终如始，那就好了。”

太宗问魏徵：“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意见，确实应该有人进言。然而古人说：‘不被信任就进谏，叫做诽谤；已被信任却不进谏，叫做尸位素餐。’只是人的才能器量，各不相同。懦弱的人，怀着忠直之心却不能进言；疏远的人，担心不被信任而不敢进言；贪图禄位的人，顾虑对自己不利而不敢进言。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敷衍度日。”太宗说：“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我每次想到，臣子想要进谏，就害怕招来死亡的祸患，这与赴汤蹈火、冒着白刃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忠贞的臣子，不是不想竭诚进言，而是极其困难。因此大禹拜谢善言，难道不是说的这个吗？我现在敞开胸怀，采纳谏言，你们不必害怕，于是就不肯极力进言了。”

太宗问魏徵：“观察近古的帝王，有传位十代的，有一代、两代的，也有自己得到天下、自己失去天下的。我所以常怀忧惧，是担心抚养百姓，不能使他们各得其所；又担心心生骄奢安逸，喜怒过度，然而自己不能察觉。你可以对我说，让我把它作为准则。”魏徵回答说：“嗜欲、喜怒的情感，贤人和愚人都相同，贤人能够节制，不使其过度；愚人放纵，大多导致失所。陛下圣德高远，居安思危，常能自我克制，以保全始终如一的美名，那么万代永远依赖。”

皇上问魏徵：“君主怎样做就明察？怎样做就昏庸？”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从前尧向下民询问，所以有苗的恶行得以让上面听到；舜使耳目通达四方，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招致望夷宫的祸患；梁武帝偏信朱异，遭受台城的耻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的变乱。所以君主兼听广纳，那么权贵大臣就不能蒙蔽，下情就能上达。”

皇上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然好了，仍应调养预防，倘若立刻放纵自己，病再发作，那就不可救药了。现在中原初定，四方夷族都归服，确实是自古所罕见的。然而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不能善终，所以想多次听到你们的谏言。”魏徵说：“内外治安，我不为此欢喜，只欢喜陛下居安思危。”太常少卿祖孝孙奏请审定新乐。太宗说：“礼乐的设立，是圣人根据事物设立教化，用来节制政治，善恶难道由此产生吗？”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前代的兴亡，确实由于音乐。”太宗说：“不是这样，声音怎么能感动人？欢乐的人听到就喜悦，悲哀的人听到就悲伤，悲喜在于人心，不是由于音乐。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的曲调，声音都还在，我应当为您演奏，知道您一定不悲伤。”魏徵回答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乐在于人和，不在于音调。”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太宗对侍臣说：“守住天下容易还是难？”魏徵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接受谏言就可以。为什么说难？”魏徵说：“观察自古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就任用贤能、接受谏言，等到安乐时，一定心怀宽纵懈怠，进言的人只让他们战战兢兢，日积月累，以至于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是为了这个。”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有大乱，大乱之后必有太平。能安定天下的，只在于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能识别贤才，我又不能遍识，日复一日，没有得到贤人的道理。现在想让人自我推荐任职，怎么样？”魏徵说：“了解别人是智慧，了解自己是高明。了解别人既然认为难，了解自己确实也不容易。况且愚昧昏暗的人，都夸耀才能、自夸善行，恐怕助长浇薄竞逐的风气，不可以让他们自我推荐。”

霍王李元轨，武德初年封为吴

译吴王，在贞观七年担任寿州刺史。恰逢高祖去世，他离职守丧，因哀痛过度而消瘦憔悴，超过了礼制的规定，从此以后常穿布衣，表示有终身的哀戚。太宗常问侍臣说：“我的子弟中谁更贤能？”魏徵回答说：“臣愚钝昏暗，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只是吴王多次与臣交谈，臣没有不感到自愧不如的。”太宗说：“你认为他可以和前代的谁相比？”魏徵说：“在经学文雅方面，大概是汉代的河间王吧【按《贞观政要》中“河间”作“献平”，注云：指汉河间献王刘德、东平献王刘苍】；至于孝行，则是古代的曾参、闵子骞那样的人。”因此太宗对他的宠爱待遇更加深厚，于是让魏徵的女儿嫁给他。

译太宗对侍臣说：“我观察前代的谗佞小人，都是国家的祸害。他们有的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结党营私、互相勾结。如果是昏庸的君主，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忠臣孝子之所以泣血含冤，就是因此。魏徵说：‘《礼记》说，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谨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敬畏。’《诗经》说：‘平易和乐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扰乱了四方国家。孔子又说：‘厌恶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常看到自古有国有家的人，如果偏听谗言诬陷，胡乱杀害忠良，必定会导致宗庙荒废，朝市冷落。陛下要深深以此为戒。”

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做天子就能自尊崇高，无所畏惧。我却认为正应该保持谦恭，常怀畏惧之心。”魏徵说：“古人说：‘凡事都有个开头，但很少能坚持到底。’希望陛下坚守这种常谦常惧的道理，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国家就能永远稳固，不会倾覆了。尧舜之所以天下太平，正是用了这个方法。”

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次看前代史书，表彰善行、憎恶恶行，足以作为将来的规诫。不知道自古当代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阅览？”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定如实记载，大概是用来防止君主不做非法之事，这应当是害怕触犯圣意，所以不让帝王看。”太宗说：“你可以编纂录写进来。”房玄龄等人于是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写了高祖、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进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的事情，记载多有隐晦之词，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而鲁国安宁，我所做的，道义上与此相同，大概是为了安定国家，利于万民罢了。史官执笔，何必有什么隐瞒？应当立即删改浮夸的言辞，直书其事。”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只有国史，用来惩恶劝善，如果不以事实记载，后人怎么借鉴？陛下现在让史官修正文辞，很符合至公的道理。”

魏徵常常请假去祭扫祖坟，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说陛下想去南山，外面都已整装完毕，却最终没去，为什么呢？”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念头，怕你生气，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经得到一只好鹞鹰，亲自放在臂上，望见魏徵来了，就藏在怀里。魏徵上奏事情故意很久不停止，鹞鹰最终死在怀里。把《破陈乐》改名为《七德舞》。魏徵想劝谏太宗偃武修文，每次侍宴看到《七德舞》，就低头不看；看到《九功舞》就仔细观看。

下诏征发士卒修缮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之用。给事中张元素上疏劝谏：“我听说阿房宫建成，秦人离散；章华台建成，楚众背离。乾元殿完工，隋人解体。”太宗感叹说：“我没有思量，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他忠诚正直，怎么能这样？而且众人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争辩。可以赐给他绢五百匹。魏徵感叹说：“张公竟然有回天之力，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博啊。”

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自己的很少，都是因为生长在富贵之中，喜好骄奢淫逸，大多不懂得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罢了。我所有的子弟，想让他们看看前人的言行，希望他们以此为规范，因此命令魏徵记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名为《诸侯王善恶录》，赐给各位亲王。序言说：‘观察那些承受天命，掌握图籍统治天下的人，都建立美好的亲属，作为王室的屏障，记载在典籍中，可以说得清楚。自从轩辕分封二十五子，舜举用十六族，历经周汉，直到陈隋，分裂山河，大大开启磐石之固的很多。保卫王家，与时升降，有的失去土地，祭祀忽然断绝。然而考察他们的盛衰，观察他们的兴灭，功成名就，都依靠始封的君主；国家灭亡身亡，多是因为继位的后代。这是什么原因呢？始封的君主，时逢草创，看到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虑勤劳，所以在上不骄傲，早晚不懈怠，有的设醴酒求贤，有的吐饭接待士人，所以能忍受忠言的逆耳，得到百姓的欢心，在生前树立至德，在身后留下遗爱。等到子孙继位，多属于太平盛世，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手中，不以高危为忧惧，哪里知道耕种的艰难？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纠缠于哲妇，傲慢狠毒，违背道义礼法，淫乱荒淫无度，不遵守典章制度，僭越等级，凭借一时的权宠，就怀有匹嫡之心，自矜微小的功劳，就有无厌的奢望，抛弃忠贞的正路，踏上奸邪的迷途，固执己见违背占卜，一去不返。虽然梁孝王、齐冏的功勋，淮南王、河东王的才俊，摧折了冲霄的翅膀，成了穷途的涸鳞，抛弃了桓文的大功，遭受了梁董的显戮，垂为明戒，能不惋惜吗！’皇帝以圣哲的资质，拯救倾危的时运，发扬七德以澄清天下，统领万国而朝拜百灵，怀柔四方荒远之地，亲睦九族，念及棠棣之华萼，寄托维城于宗子，心中关爱，没有一天不思念。于是命令下臣考察典籍，广泛寻求鉴戒，留给子孙谋略，臣竭尽愚浅，考证前人的训诫，凡是作为藩屏翰卫，有国有家的人，他们的兴盛必定由于积善，他们的灭亡都在于积恶。所以知道善不积累，

译不足以成就名声；罪恶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既然如此，灾祸与福分没有固定的门径，吉祥与凶险取决于自己，这难道是徒然的吗！现在记录自古各位诸侯王行事的得失，区分他们的善恶，各自编为一篇，命名为《诸王》。善恶录，是希望人们见到善行就想着看齐，扬名后世而不朽；听闻恶行就能改正，避免犯下大错。顺从善行就有美誉，改正过错就没有灾祸。国家的兴盛与灭亡都系于此，能不努力吗？太宗阅览后称赞其好，对各位诸侯王说：“这应当放在身边，作为立身的根本。”

译长孙皇后曾经退朝后，愤怒地说：“一定要杀掉那个乡野老翁。”后来问：“是谁？”皇上说：“魏徵，每次在朝廷上羞辱我。”皇后退下后，穿戴整齐朝服，站在庭院中。皇上惊讶地询问原因，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我怎么敢不祝贺呢。”《魏郑公谏续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