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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一 《武功县志》　地理类三【都防郡县之属】　提要 谨案：《武功县志》三卷，为明代康海所撰。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科进士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因营救李梦阳之事获罪，被视为刘瑾党羽，削去籍贯和官籍。《明史·文苑传》附见于《李梦阳传》中。本志只有七篇，分别是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凡山川、城郭、古迹、宅第、坟墓，都归入地理；官署、学校、津梁、市集，都归入建置；祠庙、寺观，总归于祠祀；户口、物产，附在田赋之中。艺文仿照《吴郡志》的体例，分散附在各条之下，以免冗长滥杂。官师则善恶都加记载，以寄寓劝善惩恶之意。王士祯说它文字简练、事实核实、训诫文辞典雅。石邦教称赞它义理明白，足以昭示劝善鉴戒，尤其严正公允；乡国史志没有比它更好的，这并不是过誉。本志刻于正德己卯年，万历年间又重刻发行，不久又散失了。乾隆二十六年，武功知县玛星阿从孙景烈处得到抄本，于是重新刊刻。书中的圈点和眉批细评，都是孙景烈所作，很有些繁琐多余。又王士祯说《武功志》载有《璇玑图》，但这个版本没有。考察康海的孙子吕赐，曾经刻印《璇玑图》，书前有题识说：“我抄录先祖太史县志的真本，完全依照原来的编排；只是苏氏的诗没有抄录，并不是我敢于擅自改动，所以在抄本末尾附录几句话，说明先祖太史的意思，希望后来人引以为鉴，这也是我的志愿。”这样看来，这个版本是被吕赐刊刻时删去了。明代人喜欢改动古书，甚至祖宗的著作，子孙也一定要加以改乱；只有庸碌之人才会妄自改动，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武功县志》原序 我曾两次到武功，渡过漆水、湋水，登上雍丘，游览凤麓，渡渭水而寻访太白山、终南山的奇景。向北望九嵕等山，只见碧绿的流水如衣襟玉带，苍翠的山峰彼此揖让，珍贵树木繁茂交错，明亮的水光如彩绣，四方风气汇聚而来，龙虎般的山势庄严相应。我每次面对这样的景色，都不禁提笔写作，羡慕这里的优美。等到我寻访后稷的故墟，观览唐太宗的旧宅，询问苏子卿的后代，参拜张横渠的塑像，诵读康尚书的功勋，这才知道此地人才辈出的原因。即使对客人谈论山川，也从未忘记这些事情。美好的庄稼不会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挺拔的松树不会长在小土丘上，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栋梁高耸而墙垣不能相称，表木端正而日影却不直，那么原因就要从后世主持政教的人身上去寻找了。后稷是政事的祖师，横渠是教化的宗师。官员没有后稷那样的用心，都是残忍之人；教师没有横渠那样的志向，都是把学生当作货物的商人。只要仁义有所寄托，政事和教化就会一同兴盛。有这样的人物，这个地方怎么会不能长久繁荣呢？不过，政事并不一定非要由懂得法令的官员才能建立，教化也不一定非要由通晓圣道的教师才能端正。所以王烈的政绩也能施行于太原，绵驹的歌声也能教化齐国西部。《武功县志》所记载的，正是担忧这些问题。全志分七篇：地理简约而不遗漏，建置合乎法则且有依据，祠祀先记今事而后叙古迹，官师直书其事而劝善惩恶之意自然显现。人物一篇所记的人物，浩繁得没有穷尽。君子可以由此思考，古人可以由此考证，今人可以由此启发后来者。编纂者已经十分勤勉了。选举一篇尊崇道义而贬斥逐利，大概是志书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读书人看了它的篇目，也就能领会大半了。这部志书由我的朋友康德涵撰写，由本县县令、西蜀人冯玉仲刊刻。这样一来，这里的政事和教化就有了归宿。正德己卯年冬十一月甲寅日，泾野吕柟撰写。武功康子撰写七篇志书，记载武功的历史沿革，使地理纲理、要点汇聚，已经灿然明备。至于核实事实、彰明义理，用来昭示劝善鉴戒，也有值得说明之处。先王施政，记载山川，辨明疆域，考察土地所宜，考核风俗习尚，征集物产，用来谨慎守卫封疆、察知时势变化。古书称《禹贡》叙九州，《诗经》陈列各国；采集民风的人详细记录其美恶，主管事务的人纠正其得失，目的都在于顺应规律、开发财利、教化民众，依据风俗制定制度，以施行于长远罢了。天下形势的形成，无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不能及早看见并尽力挽救，形势一旦形成，便难以扭转。祸患的形成、社会的治理、生活的富足和国家的安定，开始时从来没有不是同一条道理的。等到风俗日益浇薄浅陋，道德实际也随波而下，治理就不能长久；户口不断增加，而谋生的利益日益狭窄微薄，安定也不能持久。难道可以不慎重对待这种渐变吗？我阅读康子的书，看到当地土地由狭小变为广大，户口由稀少变为众多，赋役由简省变为兴盛，财费由节约变为糜费，产业由富足变为贫困，地利由丰饶变为减少，民性由强悍变为柔弱，风俗由厚重变为浇薄，吏治由良善变为奸邪，人才由充实变为空虚，文教由振兴变为衰败，没有一样不是舍本逐末、废弃正道而趋向弊端的。唉，难道只有一个县是这样吗？由此可以类推天下各地。正德十四年己卯冬十二月五日，大复山人、汝南人何景明撰写并书写。钦定四库全书 《武功县志》卷一 明　康海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