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吉斋丛录卷之一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一。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太宗以下的支派称为宗室，使用黄带；血缘较疏远的，称为觉罗，使用红带。有因获罪而挑去带子、从旗籍档案中销除的人，就是古代所说的削除属籍。有并非宗族而被赐姓的人，例如扈尔汉本姓佟佳氏，跟随父亲扈喇虎率领部属来归，获赐觉罗姓，就是这种情况。又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觉罗禅等，都是他们所承受的姓氏，与宗族中称为觉罗的名称不同。附录：达海世人称为“满洲圣人”。他的支系子孙都使用紫带，他的女儿不参加挑选秀女。宗室封爵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下，共十四等，世代承袭时逐等递降。再往下就是闲散宗室，使用四品顶戴。只有礼亲王、睿亲王、肃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豫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都是国初立有大功劳的人，世袭时不降封；即使获罪革去爵位，仍由旁支承袭封爵。京师俗语称他们为“铁帽子王”。逢年过节举行典礼时，王公上表，或者诸王聚集议论大事，排列衔名时以礼亲王居首。又有第七等奉恩镇国公、第八等奉恩辅国公、第九等不入八分镇国公、第十等不入八分辅国公。所谓八分，有人说是双眼翎、宝石顶、紫缰、貂皮垫子、奶子壶（即背壶）、阿呼喇枪、禁敲（即大门上的泡钉）等物。其中有一项未详。[一][一]“其一未详”原作“缺”，据初稿本改。王、贝勒以下的儿子或弟弟，有应当受封而年龄尚未达到规定年岁、还没有受封的，年终考试后引见一次，称为“考应封”；其中有获赏翎枝以及表里衣料的。既然尚未受封，所以有翎枝而没有顶戴；偶尔也有获赏冠顶的。甲喇章京，汉文称参领；固山额真，汉文称都统；梅勒章京，汉文称副都统；牛录章京，汉文称佐领；分得拨什库，汉文称骁骑校。又有国初各部落首领率领部属来归，授予佐领之职以统领其众的，称为勋旧佐领；率众归诚、功劳载于旗常、获赐户口的，称为优异世管佐领；仅仅同弟兄族里一同来归、授予官职的，称为世管佐领；因户口少、壮丁稀少而合并编为一个佐领，由两姓或三姓轮流担任此官的，称为互管佐领；各佐领中抽出的多余壮丁，增编为佐领的，称为公中佐领。太祖平定各国后，在原先设置的黄、白、红、蓝四旗之外，又增加四旗，在各色旗上参用镶边。镶白、正白、镶黄三旗，都是天子亲自统领的，称为上三旗。正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称为下五旗。按：国初各部落以及归附的汉人，分别隶属于满、蒙、汉八旗，后来也不时有所改易。例如华善原本隶属汉军正白旗，他的祖先是苏完人，后来改入满洲籍，这是汉军改隶满洲。和济格尔原本是蒙古乌鲁特人，后来隶属正白旗汉军，于是成为何氏，这是蒙古改隶汉军。莽鹄立原本是蒙古正蓝旗人，后来被提升编入满洲镶黄旗，这是蒙古改隶满洲。王国光的先世是满洲人，姓完颜；他的父亲起初任明朝千总，归附后隶属正红旗汉军。乾隆十八年，命令他的子孙及同族仍改入满洲正红、镶白二旗，这是改隶以后又再次改隶。佟国纲的先世本是满洲人，后来率领明人来归，隶属汉军；国纲请求仍隶满洲，部议认为佟姓任官者很多，应仍留在汉军，于是国纲这一支改隶满洲，这又是有的改、有的不改。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建立功勋，或者上承皇恩而受到宠眷的，有从内务府旗下抬入满洲八旗的，有从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的，称为“抬旗”。但只有本支子孙才准许抬旗，他们的同胞兄弟仍隶属原旗。皇太后、皇后的丹阐属于下五旗的，也都抬旗。丹阐，是清语，指母家。又按：乾隆七年奉旨清查八旗汉军，愿意改回原籍或迁居外省的，准许出旗为民。这又是出旗的制度。辛者库，就是在内管领所属、领取月米的人。八旗汉军官员获罪后发入辛者库，就改隶内务府。汉军中如果有子孙官至三品以上，可以奏请施恩，仍归原旗；但也有人最终隶属内务府，不再陈请，例如百相国龄就是这样。相国姓张氏。国初蒙古中还有另行设立旗分的，例如布当是乌噜特贝子，他和叔父台吉恩格类各自率领所属部众，与贝勒明安等一同来归，另行设立了乌噜特蒙古一旗。后来由于归顺的蒙古人等所做的事情多有违例，便不再允许另立蒙古旗，而是全部分隶于各贝勒所属的佐领之下。八旗氏族十分繁多。雍正十三年，下令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共八十卷。大体上因地为姓的很多，其中著名的姓氏有瓜尔佳氏、钮祜录氏、富察氏、舒穆录、完颜氏等二百九十六姓；少见的姓氏有精吉氏、萨尔都氏等三百四十姓。又附载满洲旗分内的蒙古姓氏，有博尔济吉特等二百三十三姓；又附载满洲旗分内的高丽姓氏，有金、韩、李、朴等四十三姓；又附载满洲旗分内的尼堪——似乎就是汉军的称呼——姓氏，有张、李、高、雷等一百六十多姓。凡是公私文书中称名而不写姓的，人们就以其名字的第一个字来称呼他，仿佛那就是姓。按：白居易《代朱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中称“论公麾下”；虞集《正心堂记》中称忙哥帖木耳为“忙侯”；至正年间，《嘉定州重建儒学记》中称铁穆尔普华为“铁侯”。大概自唐代以来就是这样。他们取名有时使用满语，有时使用汉文。使用汉文时准许用两个字，不准用三个字，因为三个字会与满语混淆。嘉庆年间曾下旨禁止，例如把和申保改为和保，把清永泰改为永泰之类。汉军有的连姓氏一起使用，有的不使用姓氏；祖孙、父子之间也没有一定的规则。

译太宗天聪五年，设置六部，由贝勒掌管各部事务。设置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减省蒙古、汉军参政六员。崇德三年，六部各留承政一员，其余都改为参政，分为左参政、右参政。理藩院、都察院也称承政、参政。顺治元年，把汉官官衔中的承政改为尚书，参政改为侍郎，理事官改为郎中，副理事官改为员外郎，额者库改为主事。又起初设置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后来改为六品、七品、八品以及没有顶带的笔帖式。太祖设置五大臣辅佐治理国政。太宗即位后，八旗设置总管政务大臣一人，这就是八大臣。最初设置八大臣时，固三泰任镶蓝旗都统，因此八大臣的职务似乎相当于如今八旗都统的职务。又在八大臣之下，每旗设置理事听讼大臣二人，这就是十六大臣，职务似乎相当于如今的副都统。国初，公、侯、伯以下没有子、男爵位，另有五等世职，这样总共大概是八等。乾隆元年，才确定：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这一旧世职，改为昂邦章京，作为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这一旧世职，改为梅勒章京，作为一、二、三等男；一、二、三等阿达哈哈番这一旧世职，即旧称甲喇，改为一、二、三等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这一旧称牛录的，改为骑都尉；他沙勒哈番这一旧称半个前程的，改为云骑尉。汉文臣没有世职。雍正年间，因为大学士朱轼、张廷锡勤劳辅弼，特意扩大旧有成例，授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爵职，汉人的世职大概从此开始。八旗世职承袭次数结束时，有赏给恩骑尉、允许世袭不替的成例，汉人世职则没有。乾隆三十二年，因为海澄公黄芳度全家为国殉节，准许在承袭次数结束时，按照八旗的成例赏给恩骑尉，世袭次数不受限制。同时，像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也都因此受到推恩。又有殉节阵亡的张国彦等十七员，以及军功特别显著的惠应诏等十四员，也一律加恩。此后，汉官才有世袭不替的成例。附录：本朝封爵，从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以及靖逆侯、靖海侯等以来，没有用地名作为封号的。只有黄梧来归，封为海澄公，准许世袭十二世。因为黄芳度守卫海澄，郑成功招降他而他没有听从，所以用此表示褒奖。国初，在文馆任职、掌管文字而学问优长丰富的，赐号“巴克什”。例如达海、刚林都曾获赐这一称号。武臣有战功的，赐“巴图鲁”称号。太祖丁亥年攻取巴尔达城时，额亦都作战最为奋勇，获赐“巴图鲁”称号。这是国史所记载的最早事例。又按：费扬古获赐“翁科罗巴图鲁”称号，也是太祖时期的事情。按：天聪年间，凡文臣原先称为榜式的，都改称笔帖式；特别获赐榜式之名的，仍称榜式。榜式就是巴克什，是清语的卷舌音。太宗崇德元年，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起初也沿用承政的名称，后来设置大学士、学士。例如希福在崇德元年任国史院承政，不久授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元年，内三院各增加学士一员。顺治二年，确定内三院为正二品衙门，把翰林官分别隶属于三院，称为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各院设置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等官职。例如傅公以渐在顺治三年考中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吕公宫在顺治四年考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秘书院修撰。他们的升迁调转，仍不拘泥于本院的职务。例如黄文僖机由弘文院编修升任中允、侍讲，转任侍读，升任左庶子，又升任国史院侍读学士；冯文毅溥由国史院侍讲授为祭酒，升任弘文院侍讲学士，转任秘书院侍读学士，都是这种情况。三院大学士成为内阁大学士，并以殿阁名称作为衔名，仍兼任各部尚书衔；乾隆五十八年停止兼任尚书衔。另设翰林院掌院学士一员，为正一品，其余学士也为正一品；裁撤内阁学士、侍读学士等官职。康熙初年，恢复内三院旧制，设置满、汉大学士，内阁、翰林院都裁撤。康熙九年，仍改为内阁大学士，并设置翰林院。康熙十年，又补授学士以下等官。雍正八年，确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内三院的编修等官，不一定都由科举出身。例如靳公辅以官学生身份考授国史院编修，刘公兆麟以官学生身份授任秘书院编修，王公继文以官学生身份授任弘文院编修。这些事都见于他们的本传。殿阁的旧制，次序首先是中和，其次保和，再次文华、武英、文渊、东阁。例如张文和廷玉先授文渊阁，升为文华阁，改为保和殿。此后，只以最初授予的衔名作为确定的称号，不再更改。入阁办事的班次，不以殿阁名称来区分先后。乾隆十三年，高宗认为四殿二阁的设置没有统一，而且中和殿这一名称近来没有人使用；中和殿大学士在顺治、康熙时期使用得较多。因此裁撤中和殿的名号，增设体仁阁的名号，形成三殿三阁。先前授予的衔名，后来仍然可以改易，例如由武英殿改为文华殿就是这样。入阁办事的班次，在授职之后请旨确定。雍正三年，张廷玉以尚书身份署理大学士。雍正五年，逊柱以尚书身份署理大学士。近来则大学士不再由他官署理。最初设置内阁大学士时没有规定员额。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通常各用四员。按：顺治辛丑年《缙绅》中记载：中和殿学士三人，即巴哈纳、冯铨、金之俊。保和殿大学士二人，即额色黑、成克巩。文华殿大学士二人，即蒋元恒，另一人缺名。武英殿大学士二人，即胡世安，另一人缺名。

译东阁大学士一人，即李霨；文渊阁大学士一人，即卫周祚。这样算来就是十一员。文华殿有礼部尚书某人，武英殿有兵部尚书某人，都删去了姓名，似乎是那个人刚刚离职，还没有另行选补。因此，凡是大学士都是尚书。又，内阁学士中，文渊阁学士一人，东阁学士一人，保和殿学士二人，中和殿学士二人，文华殿学士二人，武英殿学士二人，都是带礼部侍郎衔。内阁侍读四人，满员二人、汉员二人，都兼带掌管典籍事务的衔名。到了乾隆年间，增设侍读十七员，其中满员十四人、汉员三人。现在汉缺减少一员。又据乾隆二十七年《缙绅》记载，内阁有钦选御书以及掌印、典籍、诰敕、撰文、中书舍人等衔名，但没有按满、汉分别标注姓名。国初，中书科的中书列在都察院衙门之中，有掌印中书舍人、掌科中书舍人，其余与现在相同。[一]“掌院”原文脱漏，据初稿本补入。旧制度中没有协办大学士。雍正七年，因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侍奉圣祖多年，年近八十，特授为额外大学士。此后往往增至六员，有时仍增设一两员。乾隆十三年，才确定满、汉大学士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员，有时二员，但仍无定额。然而数十年来，大多是满、汉各一员。文宗即位初年，满洲大学士穆彰阿、耆英同日被罢职，命户部尚书赛尚阿任协办大学士；琦善此前已以协办大学士出任陕甘总督，因此满洲方面有两名协办大学士。但不到三个月，赛尚阿就退出了正揆之位。大学士陈文贞公廷敬于康熙四十九年退休。辛卯年六月，张文贞公玉书去世，朝廷命陈廷敬重新起任处理政务。凡是内阁的章奏，列名时一定写“予告”二字。这是已经获准退休后又重新起用的情况。又，康熙五十三年，大学士温达退休。第二年，因他仍然健壮，命他继续担任大学士。这是已经退休而仍被命令恢复原职的情况。近来翁公心存、祁公寯藻因病退休后，特旨重新起用，都是带着大学士头衔担任尚书。大学士兼任总督的，带有大学士头衔；由协办大学士出任总督的，不带协办大学士头衔。这是乾隆十三年的规定。大概因为协办阁务的官员既然被选派到外地任职，就没有继续协办阁务的理由了。近来协办大学士出任总督，仍照旧带有内阁官衔。雍正年间，徐文穆本、白公潢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授为大学士。此后，大学士出现员缺，通常都由协办大学士补授。不由协办大学士升任的，是王文端杰、董文恭诰。道光癸巳年，卢文肃荫溥获准退休，以吏部尚书潘文恭世恩补授大学士，也不是由协办大学士升任的。当时的协办大学士是阮文达元。旧制度中，大学士获罪离职后出现员缺，立即奉旨选人补授；如果是告老休职或病故，则要在一个月后请旨选人补授，以表示对旧臣的深切体念。这是乾隆十三年的上谕。道光年间，大学士王公鼎去世，到乙巳年才以协办大学士卓公秉恬补授空缺，前后将近三年，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情况。咸丰四年，大学士祁公寯藻因病请求罢职，当天就以贾公桢为大学士，也与过去的制度不同。满洲、蒙古、汉军出身的大学士，不一定都出身于翰林。汉人大学士在建国初年也都是特别选任的，后来由吏部进呈名单，只有翰林出身的人才列名候选。也有因资历和劳绩进入内阁、不是翰林出身的人。例如赵国麟是康熙己丑进士，乾隆四年授为文华殿大学士；孙文靖士毅是乾隆辛巳进士，乾隆五十七年授为文渊阁大学士；费文恪淳是乾隆癸未进士，嘉庆十二年授为体仁阁大学士；章文简煦是乾隆壬辰进士，嘉庆二十二年授为文渊阁大学士，他们都不是翰林出身。近来彭公蕴章是道光乙未进士，咸丰六年也授为大学士。内阁学士的职位是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应当升任的职位；汉官京堂中曾任编修、检讨的，才另列名单。只有乾隆年间的尹壮图、张若渟，嘉庆年间的王汝璧，没有任过编修、检讨而被授为阁学。[一]“揆正”一词，整理稿本作“正揆”。顺治辛丑年缙绅所列的六部官制中，有些地方与现在不同，现全部抄录如下：吏部：尚书二人，左、右侍郎各二人。冯溥以右侍郎兼任内翰林侍读学士。户部：尚书二人，左侍郎二人，右侍郎一人，另外还有两行缺少姓名。督理漕粮、驻扎淮安的右侍郎一人，督理京城和各省钱法的右侍郎一人，总督仓场的左侍郎二人，一名满人、一名汉人。另有通州坐粮厅、管理宝泉局、监督大通桥、通昌、草厂京仓、左翼西仓、右翼西仓、通仓、西仓、中南仓，以及德州管仓、临清管仓、徐州管仓、淮安管仓、凤阳管仓、崇文门税课、河西钞关、临清钞关、淮安钞关、扬州钞关、芜湖钞关、浒墅钞关、北新钞关、西新钞关、九江钞关等职差，全部隶属户部，并且都是汉人担任。礼部：尚书二人，左侍郎二人，其中一人兼任内翰林院侍读学士；右侍郎二人，其中一人兼任内翰林侍读学士。兵部：尚书二人，左、右侍郎二人，督捕左、右侍郎各一人。郎中以下官员中，也有兼任督捕官衔的。刑部：尚书二人，左、右侍郎各二人。北直、江北、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地派出的恤刑官，均隶属刑部。

译工部：尚书二人，左侍郎二人，另有一名左侍郎管理右侍郎事务，右侍郎二人。司官中有负责督理两窑、各省织造以及总管内务府副理事衔的。另有管理街道、管理宝源局、管理琉璃黑窑、管理临清砖厂、提督古北抽分、管理三山、管理卫河、提督通惠河道、提督张秋北河、提督潘家桃林抽分、管理节慎库、提督徐州和淮安中河、提督仪真南河、提督南旺河道及泉闸、提督夏镇闸、提督江南芦政、提督龙江瓦屑闸、提督芜湖抽分、提督杭州抽分、提督荆州抽分、提督清江造船等职差。雍正初年，设立会考府，由王大臣主持，用来纠察六部，清查钱粮妯入的数目。雍正二年裁撤。旧制度中，盛京只设置户、礼、刑、工四部的满洲侍郎以及郎中等官。康熙三十年，增设兵部侍郎。科臣王原祁上疏请求仿照明代南京的制度，同时增设汉人侍郎以下的官员。此事交给九卿和科道官议论，最终没有实行。建国初年设立后部步督捕衙门。设满、汉左右侍郎二人，满洲左右理事官二人，汉人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不久改为左右理事官中满、汉郎中各一人，满洲员外郎七人，主事四人，汉人员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分别管理八司，负责处理八旗逃人以及京城盗贼缉捕事务。三营的将领都隶属于这里。康熙辛未年，将三营划归九门提督，而督捕衙门专门负责缉捕逃人。建国初年设有议政处，因此设置议政王大臣。太宗崇德二年，设置议政大臣二十四人。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承奉皇帝旨意的事务归军机大臣办理，同时满洲大学士中还有人兼任议政大臣。乾隆五十六年停止设置。同治初年，采用垂帘听政的旧制度，设置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一同承奉皇帝旨意，不久便裁撤。太宗时，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处理蒙古各藩部的事务。案册过去使用满文、蒙古文，不用汉字。康熙二十八年，采纳马齐的请求，兼用汉字。按：顺治辛丑年的缙绅中，有礼部尚书一人掌管理藩院事务，现在另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协助办理院务，现在不再有“协理”二字。所属官员有理事、佥堂，都是满人；院判、知事，都是汉人，现在这些官名也都没有了。康熙十三年，命步军统领提督九门事务。建国初年，卿、寺等官职大多裁撤。吏科都给事中朱徽清请求根据事务繁简斟酌职掌，酌量增设官员。奉旨交给吏部议论。有些官职重新设置，如詹事、太仆等官；有些没有重新设置，如尚宝等官。到乾隆十三年，又进一步裁并并加以整顿。建国初年，左都御史之下有左佥都御史一人。六科有都给事中二人，一名满人、一名汉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都是汉人。康熙元年以后，裁去左右给事中十二员，六科总共保留十二员，并将都给事中改为掌印。按：顺治辛丑年的缙绅中，十四道、五城已经与现在的制度相同，只有河南道有协理一人。建国初年设置都察院。满、汉掌管院务的左都御史各一人，协助办理院务的左副都御史各二人，左佥都御史一人。起初任用汉军，后来汉军、汉人交替使用。监察御史四十人，都是汉人。满人则称为理事官、副理事官，后来都改为监察御史。康熙初年，裁撤台省官员，满洲监察御史二十三人，汉监察御史二十四人。又设置汉军御史六人，由六部郎中升任补缺。这些情况见于《见闻录》。据顺治辛丑年的缙绅记载，当时还有协理院事右参政一人。六科隶属于通政司，这是明代的制度。到了都察院权势日重，势力压过六卿，与通政司不再有任何联系。本朝将六科隶属于都察院，是从雍正年间开始的。按：给事这一官职，名称起源于汉代。后来它与中书、门下合称“两省”，都处在宫禁之内；御史则称为“台”。台自成一台，省自成一省。明初分设六科，以六科掌管六部事务；废止门下省，不再设置，而六科专门负责封还和驳正。建国初年的《会典》记载：各科所接受的诏旨，如发现明显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对部院、督抚上奏的章疏，如果情理不相称，也都可以驳正并题奏参劾。可见旧制度仍把超过计划的驳正作为职责，并不让他们兼任其他事务。雍正元年，因六科官员内升、外转一事，奉旨归都察院管理。此后科臣依照御史的制度，一切城、仓、漕、盐等差事，都和御史一样列名办理。台省合并为一个官署，与历代制度不同了。制度改定时，给事中王澍、崔致远、康五瑞上奏说，六科负有稽察各部院的职责，不应隶属于都察院管辖，朝廷没有答复。不久便将三人调为员外郎。又按：建国初年的《会典》记载，凡是内阁交出的密本，由有关科登记后，立即将各份原封送往有关部门。由此可见，从前的密本就是今天的奏折，过去并不存在由内阁直接下发的情况。到了顺治末年，有些密本不经过科臣，直接由内阁发给有关部门，科臣不能立即看到，这见于顺治十七年御史季振宜的奏疏。此后逐渐习以为常，也不同于前代中书、门下两省相互校验的用意。雍正初年，设置稽察宗室的监察御史二人，由宗室成员担任。不久裁撤。御史过去有坐道、协道之分。坐道只是空衔，不管理本道事务；协道则按资次逐级升迁，这是沿袭明代制度。乾隆年间确定为二十八个缺额，分管十五省事务，并根据事务繁简确定员额多少，同时稽察部院各衙门事务，裁去坐道、协道的名目。按照旧例，部院官员每年二月、八月各有一人内升、外转。内升的职位有太常寺、四译馆、鸿胪寺、太仆寺各寺少卿以及府丞等官。外转则掌印给事中按副使任用，给事中、监察御史按参议任用，吏部郎中转任副使，员外郎转任参议，主事转任佥事。

译旧制度规定，主事可以参加科道官的考选。顺治三年，选拔新进士十人，分别任用于六科。康熙二十年，规定不准任用大员的子弟。康熙四十四年，规定翰林考选补授科道、中行、评博等官；由知县升任的，也准许参加考选。雍正四年，准许内阁侍读参加科道官考选。雍正五年，规定六科官员由各道升任。同年下令兼用贡生、监生。雍正十三年，规定仍专门任用正途出身者。乾隆九年，规定御史出现缺额时，由一名翰林、两名部属官员带领引见。嘉庆十一年，规定翰林、部属官员按次序轮流引见。同年又规定，荫生出身的部属官员准许参加考选。顺治九年，增设五城汉军理事官，这是巡城制度的开始。顺治十年，规定五城各设满洲、汉军、汉人御史一人。顺治十八年，各增设满员一人。康熙十五年，规定一年更换一次。雍正元年，规定每城设二员，满、汉各一人。雍正五年，下令给事中也一并引见。乾隆年间，下令大宛人回避。乾隆三十九年，汉军停止列名候选。雍正年间，御史出任道员、知府，有的仍带御史头衔。又，康熙年间，逊柱由笔帖式逐级升到郎中，授为御史，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仍兼任御史事务。孙在丰已经升任侍郎，仍兼带翰林院学士头衔。这些情况都与后来​​的官制不同。满洲给事中，旧制度规定由员外郎升任。雍正十二年，采纳副都御史鄂尔赛的请求，改由御史升任，如同汉人给事中的制度。康熙三十九年，按照考选任用为科道官的人，一时没有缺额可以补授，便命令补为额外御史，随九卿议事，也允许上陈奏疏。御史旧有五品、六品之分，也有试俸和不试俸的区别。乾隆十八年，规定给事中为正五品，御史一律为从五品，不必试俸。顺治二年，派遣御史催办漕运，这是巡漕制度的开始。此后曾两次停止。雍正七年，又派御史管理漕运，一人前往淮安，一人前往通州，这是分巡南北的开始。嘉庆以后停止。建国初年沿袭明代制度，各省设巡按御史，各府设置推官辅佐他们。康熙二年全部裁撤，这是采纳左都御史阿思哈请求的结果。巡按之外，还有巡江、巡盐、巡漕、屯田、茶马、察荒、巡视湖河、巡视台湾、巡视黑龙江船厂、巡视十库、巡视光禄等差事，都隶属于都察院。此后有的裁撤，有的改制；只有巡漕在嘉庆初年尚且存在，不久裁撤，后来又重新设置。至于稽查崇文门税务，道光年间裁撤；稽查三库，则在道光二十年以后裁撤。雍正年间又有观风整俗使、宣谕化导使、营田观察使，不久便停止。至于归化、绥远两城，所辖地区都是蒙古地区，如今每五年由部院的蒙古人员引见，选派一人前往稽查，不隶属于御史。按：建国初年，巡按直隶一人；巡按江南江、安徽宁、池、太、庐、凤一人；巡按苏、松、常、镇、淮、扬一人；江西一人；巡按湖广武、岳、长、宝、辰、常、衡、永一人；巡按汉、黄、郧、襄、荆、安、德一人；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河南一人；陕西一人；福建一人；四川一人；广东一人；广西一人；云南一人，以上五省都兼管盐法；贵州一人。另有巡按直隶、督理京仓和通仓、兼管通惠河道、管辖河间等府和天津等卫一人。巡按陕西、督理甘肃一镇、兼管临洮和巩昌府学政、巡历西宁及河西卫所一人。巡按直隶、督理长芦盐课、兼管河道驿传、管辖山东、河南、开、归、彰、卫四府一人。巡按江南、督理两淮盐课、兼管盐兑、管辖江西、湖广、河南、汝宁等处一人。巡按浙江、督理两浙盐课、兼管海防、管辖苏、松、常、镇、徽五府、广德一州及江西广信等处一人。巡按山西、督理河东盐课和陕西大小二池、管辖河南怀庆等处、汝州一州及潼关卫一人。巡按陕西、督理洮州和西宁的茶马事务、管辖川、湖下川东的安、绵、龙安、保宁、重庆、■州等处一人。按：雍正年间另有巡察等差，并不专属于御史。例如励宗万管理山西巡察时，是翰林院侍读；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是光禄寺卿；许容则是前任浙江布政使；史贻直任陕西宣谕化导使时，是兵部尚书。又按：康熙十九年，命刑部尚书魏象枢、吏部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可见“巡察”这一名称并不是始于雍正。观风整俗使也曾设置于闽、广、湖北等省，是因为奸民煽动民众。翰林院、六部保送御史，按规定先用策论、谕旨进行考试，也有免予考试、直接引见后听候皇帝裁决的。保送人员通常以六十五岁为限，超过这个年龄便不准保送。这是嘉庆四年的规定。都察院受理内外的诉讼案件，由京畿道主管其事。涉及命案以及事关重大的案件，要上奏朝廷听候旨意；其余案件则移文交给各省审讯办理。

译《养吉斋丛录》卷二。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詹事府的詹事、庶子、洗马、中允、赞善等官，过去沿用明朝制度，同时兼带翰林院读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衔。乾隆五十四年停止这种做法。清朝初年又有兼管詹事府的官员，如《居易录》所记，礼部尚书张英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务。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进呈御制诗集表文，结衔写作“内廷供奉、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这是侍郎兼带学士衔。天聪三年，命儒臣分为两班值班：巴克什达海与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翻译文字书籍，这就是后来日讲的含义。巴克什库尔禅与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本朝政事，这就是起居注官的含义。顺治十二年，设置日讲官。十七年，下诏令翰林各官在景运门值宿，以备顾问。掌院哲库纳、王熙请求分日入值，并让读学士、讲学士直到编修、检讨，每天八人轮流值班，这就是早先日讲制度。康熙九年，重新设置起居注官。清朝初年曾有起居注官，后来裁撤。轮流值班，日讲官由掌院学士和翰林等官补充，满员四人，汉员八人。此后屡有增减。这是起居注官兼任日讲官。熊孝感自陈奏疏说：康熙十年二月，充任经筵讲官；三月，充任日讲官；五月，充任起居注官。可见当时日讲与起居注是分开的职务。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但起居注官仍在官衔上加写“日讲”二字。五十七年，裁撤起居注，事务归内阁，只令翰林五人在听政时轮流值班。雍正元年，重新设置日讲起居注官，满员六人，汉员十二人。乾隆、嘉庆年间，两次增加满员四人。于是日讲与起居注合为一职。由翰林、詹事、坊、局各官以原官衔兼任，全部由简派任命。只有满、汉掌院学士及詹事，才可以直接充任日讲起居注官。考察旧日士绅以及当时刊行的官书，讲官的结衔都写作“日讲官起居注”或“经筵日讲官起居注”，不写作“日讲起居注官”。私人著作的作者结衔也是如此，大概与现在的写法不同。翰林、詹事兼任日讲官时，如果升任其他衙门的官职，就不再兼任。只有汪由敦因为官阶通常较低，王猷因为任阁学，仍获准兼任，这是特别的旨意。起居注衙门在太和门西廊。新授的讲官到任后，只需到那里一次。朝廷有重大政务，便按照旧有格式记录，每月编成两册。封印时，各官穿蟒服、补褂，■缮定清册，用“翰林院印”钤盖接缝，再用钱匦锁闭封识，送到午门上奏。旨意下达后，便送交内阁，收藏在大库中。考察可知，起居注前面的序和后面的跋，由两位掌院所属讲官中善于写作的人撰写。除夕举行筵宴时，派两名讲官参加宴会，他们就是这一年撰写序跋的人。日讲官共有二十个缺额，满员八缺，汉员十二缺。因为汉员讲官要编修起居注，满员讲官则等稿本定稿后专门负责翻译正本。又因为两位掌院学士以经筵日讲官兼带起居注官衔，所以满员讲官实际上只有七缺，汉员讲官实际上只有十一缺。由十一人分头编修五个半月的书，其他月份的书则从编修、检讨中派人协助编修。起初讲官有缺额时，列出姓名具奏请旨；有协修人员的，就在姓名下面注明。后来改为让俸禄资历较深的十人引见请用的办法。清朝初年，由大学士主管经筵事务。后来规定经筵讲官满、汉各六人。满员讲官由内阁学士、掌院学士、读学士、讲学士、詹事、少詹事，以及由内阁翰林升任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卿，以原官衔兼任。汉员讲官中可兼任的有祭酒，没有通政、大理二职，其余都与满员官相同。如果是大学士，就不充任经筵讲官。因此杨绳武撰写陈文贞廷敬神道碑时，有“按照旧例，阁臣不进讲经筵，而皇上仍命公担任”的话。自徐元文、熊赐履、张英相继由尚书升为大学士后，仍准许兼任，后来便沿袭成为成例。乾隆四十一年，建文渊阁用来收藏《四库全书》。设置领阁事二员，由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任。设置直阁事六员，由科甲出身的内阁学士、詹事、少詹事、读学士、讲学士兼任。设置校理十六员，由庶子、读学士、讲学士、洗马、中允、赞善、修撰、编修、检讨以及科甲出身的内阁侍读等官兼任。又设置检阅官八员，由科甲出身的内阁中书兼任。派内务府大臣一员兼任提调阁事，负责开闭事务。凡充任直阁、校理等官的人员，如果升任不应兼任的官职，就要开缺。只有纪昀、陆锡熊、陆费墀起初兼任直阁事，后来屡次升任侍郎、尚书，仍然兼任。戴衢亨以尚书身份特别授任直阁事。这些都是罕见的典例。又章宝传、刘谨之、刘锡嘏以给事、御史兼任校理，大概三人本来是四库馆提调，所以预先选用，并非固定制度。清朝初年，满员掌院学士有缺额时，以詹事、少詹事、读学士、讲学士、祭酒、庶子，以及科甲出身的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作为应当升任的人选。侍读、侍讲、洗马、司业，以及科甲出身的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少卿、科道等官，作为次一等的应升人选。汉员掌院学士有缺额时，以詹事、少詹事、读学士、讲学士、祭酒作为应升人选，庶子、侍读、侍讲作为次一等应升人选。由吏部开列名单具奏。康熙二十八年下谕说：“大学士兼任翰林掌院这一官职，职责重要，必须学问广博通达，选取众人推服的人，才能胜任。凡翰林撰拟的文章，也必须由掌院详细删改润色，然后才能成篇。听说明代有大学士兼管掌院的先例。大学士徐元文著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从此以后，都由重臣兼任。掌院学士出现缺额，要恭候皇帝特别选定。如果奉旨要求开列人选，就把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名单缮写成册进呈。

译考察可知，掌院学士起初是专设官职，所以定为一品官。但也有兼任的情况，如顺治十五年库勒讷以礼部侍郎兼任掌院学士。由大学士兼任掌院学士，则始于徐元文。教习庶吉士，清朝初年由内院学士担任，侍读等官也偶尔参与。后来由掌院学士兼任此职，如顺治十八年，折库纳、王熙都以掌院学士兼任教习。康熙九年，专门设置翰林院，历科都由掌院学士主持教习事务，内阁学士有时也参与。到康熙六十一年辛亥科，才开始由工部尚书陈元龙主持教习事务。此后，不掌院事务的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也都可以开列名单请求派任。开始时有时一、二人，有时三四人，称为大教习。乾隆以后，均使用满、汉各一员。小教习则由掌院学士选派资历较深的翰林担任，始于康熙三十三年，用来教习满、蒙庶吉士。康熙五十三年，才开始为汉庶吉士派小教习。雍正八年停止。乾隆十年恢复旧制。清朝初年又有奉命教习武进士的人，如遏必隆、鳌拜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附录：乡试、会试的座师投递名帖时，称考生为门生；后来为了避开师生关系的嫌疑，改用名帖，不写称谓。只有教习是特别派任的，所以使用门生帖。乾隆年间，程文恭景伊担任乙未科翰林的教习，因为一生没有主持过文衡，只在戊辰科担任过一次同考官，于是让同馆人员改用名帖，从此成为固定格式。康熙癸丑年，徐秉义授任编修，他的同母弟、掌院学士徐元文担任教习，徐元文上疏说明此事，特别免除徐秉义赴馆。癸未年，查慎行被选为庶吉士，当时掌院学士教习揆叙是查慎行的受业弟子，特意免除查慎行赴馆。翰林官结衔的旧例是：如果担任经筵日讲官，就写在本官官衔之上；如果兼任其他官职，就写在本官官衔之下；至于教习庶吉士以及充任各馆总裁、纂修等官，则又写在本官和兼任官职之下。考察可知，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詹事、庶子等官兼带翰林衔，已经在乾隆年间裁去。如今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校理的结衔，都写在本官官衔之上；其余总裁、纂修以及一切差使，都列在本官官衔之下，正如旧例所说。康熙年间，特意在武英殿设立书局，实际是词臣编纂书籍的地方。乾隆以后，书馆大量设立，武英殿专门负责刊刻、校勘，从未废置。刊行经、史、子、集，称为殿板。过去由亲王、郡王中一人主管殿务，并设置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其下还有校录人员、收掌人员，至于刻板、装订的工匠更为众多。道光二十年以后，由于经费不足，刊书很少，只留下这个名称而已。顺治十八年的士绅名册中，内阁有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杨义。当时太常寺少卿另有其人，这应当是兼任的官衔。那时，四译馆也归内阁管辖。顺治十三年，翰林官陈圹等十八人调任外地，遇到缺额就补授。当时规定：詹事按布政使任用，享受正二品俸禄；少詹事按布政使任用；侍读学士按按察使任用；侍读、中允按参政任用；编修、检讨按副使任用。顺治十六年议定：“侍读、侍讲按参政任用，修撰按副使任用，编修、检讨按参议任用。”到康熙二十八年，编修李涛等人才开始出任知府。三十七年，因吴涵请求，又任用检讨刘涵为知府。雍正、乾隆年间，多次有编修、检讨才干足以担任道员、知府的情况，大学士、掌院学士奉谕加以拣选并带领引见。嘉庆五年规定，开坊的翰林、詹事等官，在京察中被记名的，按道员、知府任用；编修、检讨按同知、直隶州任用。不久又改为，资历俸禄已经进入前二十名的，选授道员、知府。道光二年规定，尚未进入前二十名的，也选授道员、知府。考察可知，康熙二十七年，提拔在原籍的检讨卫既齐为山东布政使。四十年，提拔庶吉士董新策为宁夏道。后来又提拔庶吉士徐景曾、饶呜镐为知府。这些都是特殊的升用。又如顺治己丑年会试，二甲进士授参议，三甲进士授知府，释褐后立即担任四品官。当时两广刚刚平定，这是开国初期的制度规模。清朝初年，庶常散馆后，偶尔改任科道官。编修、检讨改任科道官，始于康熙二十九年的冯云绣、汤右曾等六人。雍正元年，命令在俸禄资历较浅的编修、检讨中，满员、汉员各选二人，主管定稿、说堂事务。这是清秘堂办理事务的翰林官之始。此后人数逐渐增加，出现奏办、协办的名目。因为积累劳绩可以在京察中获得一等，从而外放补官，所以大家争相趋任。附录：清秘堂原名东斋房。高宗临幸翰林院，赐匾额“集贤清秘”，又有御制《清秘堂偶题》诗，于是改成现在的名称。堂后有马成乐轩，石刻有董其昌撰写的《成乐轩记》。堂前的亭子叫瀛洲亭，池子叫凤凰池。顺治年间，改为分省绾选的旧例。见《渔洋文略》。雍正元年癸卯，汉军以及河南、四川没有馆选。二年甲辰，蒙古以及山西、阿南、陕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没有馆选。四年，太常寺少卿李锺峨上疏，请求拓宽储备人才的途径。下令交由有关部门议定，得到施行。五年丁未，各省才都设有馆选。如今每科分省馆选的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附录：馆选以后，馆中人员送交认启名单。凡前一科以上授职为编修、检讨以及尚未散馆的庶常，只要本人还在世，无论在本衙门、在别的衙门、在原籍还是在外地任职，都列出姓名，并以大学士列在最前面。汇编刊印成一张纸，名叫认启。排列次序按科次，不按爵位；只有大学士按爵位排列，不按科次。至于奉旨从别的衙门改授馆职的人，如曾向前辈行过拜见礼，也可以列名，附列在本年科庶常的末尾；没有拜见过的，不列名。考察可知，雍正癸卯年馆选六十一人。《茶余客话》记作五十六人；甲辰年馆选四十二人，《茶余客话》记作四十人。当时除了考试诗文以外，仍命九卿保举。不过，有的通过馆选，有的任用为主事、知县，并不全凭保举。清朝初年，庶常隶属于内弘文院；专门设置翰林院以后，才隶属于翰林院。雍正十二年，拨给官房作为庶常馆。

译按照旧例，散馆以后才授予官职，即使是传胪也一样。只有雍正元年，二甲第一名张廷珩立即授任检讨；雍正十一年，二甲第一名张若霭立即授任编修。他们都是尚未选为庶常便授予官职的人。考察可知，除二甲授任检讨的张廷珩外，康熙年间还有钱金甫，乾隆年间有陈兆仑、夏之蓉、周长发。三甲授任编修的，康熙年间有李铠、钱中谐、曹禾，乾隆年间有董泰。有的经过召试某科，有的是奉特别旨意提拔任用，所以没有按照甲第授职。雍正元年，新进士中有记名的十七人。奉旨传问后，对于愿意在各馆效力以及愿意在内官学学习的人，命令他们自行陈述意愿。到雍正三年四月，授景山官学教习夏之芳为编修，授姜颖新、黄岳牧、陆宗楷为检讨。这些人没有选为庶常，而是因为办事勤勉谨慎，授予编修、检讨。散馆后改任其他官职的，就不能再进入翰林院。只有张逸少由庶常散馆改任知县，升任秦州牧，因其父大学士张玉书上奏请求让他入京任用，才改授编修。又有翰林已经改任御史而重新进入词馆的，如康熙年间的彭始搏，因为会试分房时主持公正，仍授任检讨。出任外官后又重新进入词馆的，乾隆年间有山西布政使朱珪，特授讲学士；嘉庆年间有广东按察使邱庭膛，请求回家奉养父母，特授读学士。这些都是特殊的升用。至于翰林已经担任高级官员，因事获罪罢官，后来又赏给编修、检讨官职的，则又有不计前过而重新录用的意思。翰林、詹事府衙门中，由其他官职改授而来的有：钱以垲由左通政授少詹事，赵殿最由按察使授少詹事，揆叙由二等侍卫授侍读，康五瑞由给事中授侍读，张允钦、陆锡熊都由郎中授侍读，王士祯由郎中授侍讲，高士奇由中书授侍讲，王原祁由给事中授中允，王延年由国子监学正授司业，黄钹由主事授赞善，杜缜、陈聂恒、程晋芳由主事授编修，励杜讷由州同授编修，魏学诚、陈厚耀由中书授编修，赵申季由知县授编修，尼满由笔帖式授编修，王懋竑由教授授编修，臁学海由御史授检讨，廖必琦由主事改任庶吉士，侍朝由国子监丞改任庶吉士。进士按照甲第授任修撰、编修、检讨，彼此没有升降。只有顺治九年，提拔编修程芳朝、蒋超为修撰，检讨李爵、沙澄、傅作霖、刘泽芳、石申为编修。又在顺治己丑年，姜元衡由编修降为检讨。嘉庆六年，散馆后改任部属的有三十五人，改任知县的有十五人。后来因为满洲及边省的翰林人数很少，又把改任其他职务的二甲进士吴其彦、张惠言、陈寿祺、李翊、吴荣光、花杰、李端、李象鹄、王鼎、杨世英、胡大成重新授为编修，三甲进士贵庆重新授为检讨。钱塘人梁启心在乾隆己未年成为庶常，因为父亲年老，留在家中侍奉赡养；他的弟弟梁诗正当时正以侍郎身份在禁廷供职，于是朝廷就在梁启心家中授予他编修之职，他还没有散馆就被授予了官职。康熙年间，王兰生以庶吉士充任武英殿总裁。这些都是破格的任用。顺治九年，经题请批准，每科分省选取庶吉士四十人：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其中二十人学习汉书，二十人学习满书。康熙年间的规定是，庶常中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的，学习清书。甲辰、丁未、庚戌三科的庶吉士也都学习清书。到癸丑科才开始分别学习清书和汉书。当时大概非常重视这一选拔。雍正以来，学习清书的人逐渐减少，但每科仍有十四五人、十七八人不等。高宗认为，边省以及北五省被选入馆的人少，对声律还不熟悉；学习清书以后，汉文反而更加荒疏，散馆考试时有的人因清书考列优等而留在馆中，等到考诗赋，往往又列入下等，改授宫职。因此下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五省的庶吉士不必学习清书。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视人数在三四人以上的，派一二人学习；江南、浙江等省人数在[原文“敷在五二八人以上”疑有讹误]，派二三人。大多选派三十岁以下的人充任。有的人因丁忧或请假，散馆时年龄已经较大，仍准许改学汉书。每科合计大约十人上下，宁可缺额，也不滥选。道光戊戌科以后，不再派人学习清书。清书散馆时分为一、二、三等。康熙年间，学习满书的庶吉士，每人都颁发《辽史》《金史》《元史》《洪武宝训》《大学衍义》《日讲四书解义》等书，后来停止了这一做法。雍正初年，曾经任命三等侍卫、依都额真伊尔登为国子监祭酒。这也是仅见的一件事。中书一职过去由考试选取。乾隆三十三年，御史蒋纶上奏说：“中书考试没有固定日期，士子无法按期一同集合；而且中书的官阶在主事之下、知县之上，却只凭一篇论和一首诗考试取用，未免被看作便捷的途径。请在每科新进士分别任用庶吉士、主事、知县三项之外，再增加内阁中书一项，这样名器就更加显得明确而慎重。”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议定，获准实行。大概施行了几十年。道光年间，新进士中被任用为中书的很少，缺员等待补授，于是又恢复了考试选取的制度。按：乾隆五十五年，谕令把落卷中录取中书、学正、学录的规定一概停止。由此可见，当时中书也有从落卷中挑选出来的。附录：近来公私文字都称“内阁中书”，只有缙绅之间还保留“舍人”这个称呼。《古夫于亭杂录》说：“唐、宋以来，中书省是宰相的官署；如今内阁中书舍人还沿用古代中书舍人的旧称。如果只说内阁中书，就是把古代官署的名称当作官衔，错误非常严重。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所以附录在这里。清朝初年，官制与现在不同的地方是：通政司除满、汉通政各一人外，还有理事通政、左通政、右通政各一人。满人左、右通政各一人，汉人参议也不止二人。大理寺少卿设有左、右少卿，还有寺副、左寺正、右寺正，如今称为寺丞。评事过去分为左、右评事。鸿胪寺设有寺丞、司宾、序班，还有行人、司正。宗人府当时只有府丞一人、[原文“放心郎”疑为官名讹误]一人、经历一人，其余官职还没有设置。

译院、寺过去没有员外、主事这些名称；[原文“俊翰林院”疑有脱讹]，翰林院起居注又增设主事四员，太仆寺员外郎八员，都由满洲人担任。见《居易录》。这是康熙年间的制度。清朝初年，因由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事务，设置启心郎一员。顺治十五年裁撤，只有宗人府仍照旧保留。如今宗人府也没有启心郎了。按：张文贞撰写的《李文襄墓志》说，裁撤启心郎并不在顺治十五年，似乎还在此前一两年。另外，纪文达所撰《内务府郎中姚公墓表》说，堂郎中是上下之间的枢纽，职务繁重，似乎相当于清朝初年六部的启心郎。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启心郎的职掌了。顺治十八年又下令，先前改任主事的启心郎，仍按四品官使用。可见当时启心郎是四品官阶。如今内务府设有堂郎中、堂主事，六部只有堂主事掌管清文稿、片、册、档。顺治八年，任命索尼总管内务府事务，见《本传》。不过，内务府这个名称大概原来就有，并不是从顺治年间才开始设置的。清朝初年，设置御用监。顺治十二年，改设银库、缎库、衣库、皮库。顺治二十八年，设置茶库、瓷库。这六库隶属于内务府广储司。总管内务府大臣，清语称为“包衣昂邦”，也就是“包衣大”。张文贞说：“包衣大这一职务是前代没有的，从皇帝的车舆、服饰器用直到饮食和日常用品，以及出入起居等事，没有不总管办理的。大概如《周礼》中职内、[原文“职崴”疑有讹误]、掌舍、掌次、[原文“篷人”疑有讹误]、[原文“幂人”疑有讹误]等职掌都归于天官所属一样，都由他统领。责任繁重，与外朝完全不同。”明朝制度由内监管理宫禁事务，另外派人管理关税、盐政、织造等差事，危害很大。本朝设置内务府总管，由大臣兼任，没有固定员额。下设广储司、会计司、掌仪司、都虞司、慎刑司、营造司、织染局，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盐政、税关、织造等差事，就从郎中等官员中选派，相比前明的立法较为完善。顺治初年设置御马监，顺治十八年改为阿敦衙门，康熙十六年改为上驷院。顺治初年设置鞍楼，顺治十一年改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改为武备院。至于奉宸院，康熙二十三年才开始设置，清朝初年称为上林苑。这三个院过去都隶属于内务府管理，没有固定员额。乾隆十四年，下令三院的卿各定为二个缺额，分别由侍卫和内务府人员各用一员。清朝初年，銮仪使掌管卫事。銮仪使、协同管卫事各一人，都由满人担任；协同管卫事都督同知二人，都由汉人担任。其余官职与现在相同。驾座过去称为驾库，如今分为金、玉、象、革、木五辂；过去只有玉辂辇、大辂辇、大马辇、小马辇。过去设有品级山整仪尉、篦头整仪尉，现在没有了。侍卫过去还有钦选侍卫、一等虾及随虾学习，以及二、三、四品服俸等名目，如今改为一、二、三等侍卫。登闻院在西长安门外、街道东面，过去设满、汉科道各一员。雍正二年，登闻院并入通政司，主管受理诉讼的事务。清朝初年，刘公余佑请求革除带地投充，在奏疏中说有御状、鼓状、通状相互争执不止。鼓状就是向登闻院递交的状子，通状就是向通政司递交的状子。后来控诉的人前往都察院及提督衙门，外藩则前往理藩院，于是 აღარ有“鼓状”“通状”之称了。清朝初年沿用明朝制度，设置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与太常寺分别掌管乐事。设奉銮一员、左韶舞和右韶舞二员、左司乐和右司乐二员、协同官十五员。又有俳长、色长、歌工、乐工，共一百三十五人，掌管宫悬大乐。宫中行礼、宴会时，使用领乐宫妻四人、女乐四十八名，按次序站立奏乐。她们穿绿色缎制单长袍、红色缎制月牙夹背心，戴绣有寸金花样的金发箍，包青帕首。顺治十六年，在停用八年后恢复使用。后来裁撤女乐，改用太监。过去本来还有随銮细乐太监十八名。雍正七年，教坊司改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太常寺、神乐观所掌管的事务也归入其中。神乐观于乾隆八年改为神乐所，乾隆二十年改为神乐署。祭祀之乐由乐部掌管，和声署掌仪司掌管朝会、燕飨之乐，[原文“变仪卫所司铙、歌、鼓、吹前部大乐，即大罕波”有讹误]，这些机构都隶属于乐部。京师有十三仓：日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在朝阳门内；海运仓、北新仓，在东直门内；太平仓，在朝阳门外；这些都建于清朝初年。裕丰仓，在德胜门外的清河桥；以上各仓建于康熙年间。万安仓在朝阳门外；储济仓、裕丰仓在东便门外；丰益仓在德胜门外的安河桥。这些仓建于雍正年间。此外，通州有两座仓，专门储存白粮，供京师一、二品大员领取俸米，他们自行到通州领取运输。圆明园还有两座仓，供应宫内外食官米，由需要者领取使用。共计十七仓。因此户部还设有稽察十七仓的差事。过去仓场事务都由官员兼任。例如康熙三十三年，任命户部仓场侍郎常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派他教习庶吉士。康熙四十六年，任命左都御史富宁安兼任仓场侍郎；第二年他担任礼部尚书，仍兼管仓场事务。“清河桥”原来误作“曰清河”，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二“仓廒”条改正。禁城以内，诸王以及满洲文武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轮流值宿，称为“六大班”，这是嘉庆六年确定的。侍卫宿卫时，以干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为内班，以太和门为外班，也分为六班。宫内及圆明园设有管理激桶的大臣、官员和兵丁，称为“火班”。火班见于上谕。

译旧制中，八旗每旗设置十五个名额，选十五名善于射箭的人，清语称为“托佛霍托”。无论王公、文武大臣、侍卫官员、拜唐阿兵丁、闲散宗室，都一律挑选引见。但拜唐阿兵丁列班在后，极难被选中。乾隆三十九年，下令专门从拜唐阿、兵丁、闲散宗室中挑选引见。又在上三旗中每旗另设十五个名额，八旗王公大臣和侍卫官员中善射的人报名，由本旗都统列名，请皇帝亲自阅看，选定若干人。有的考马射，有的考步射，有的考鹄射，各按所长，不限一种格式。清语中步射叫“撂扑他拉”，鹄射叫“通克恩”。“揢扑他拉”[原文如此，疑有讹误]，骑射叫“呢鸦木呀”，都有固定员额。凡十五善射，都戴翎。武殿试也在紫光阁举行。检阅马箭、步箭时，预先派十五善射作为先导，称为“引射”。太医院的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分班值班侍奉。供宫中侍奉的，称为“日宫直”；供外廷侍奉的，称为“六直”。过去学习医业分为十一科，后来把痘疹归入小方脉，并把咽喉、口齿合为一科，于是成为九科。然而近世没有良医，供官府使用的尤其多是庸劣之人。王公大臣以及民间医生中有精通脉诀的，常常被召入为人诊视。道光年间，九江道魏襄通晓医术，特意调任京卿，也命他为皇帝诊治疾病。钦天监过去使用西洋人推算历法，曾有人担任监正、监副。道光年间，高拱宸等人有的回到本国，有的病死；当时钦天监中已经通晓西法，不必再使用西洋人，于是奉旨停止西洋人进入钦天监。宣武门内向东、靠近城根的地方，有一座西洋天主堂，建于康熙年间，极其宏伟华丽；康熙十九年己酉，也下令拆毁。咸丰年间，和议确定后，又重建了这座教堂。按：顺治年间的缙绅记载中，管理钦天监印务的是奉敕赐号“通元教师”、加授通政司使、享用一品顶戴的大西洋人汤若望；他的左右监副只有二人，都是汉人。另有五官保章正（现在称五官正）、司历、司书，又有回回科博士，但没有司晨、漏刻、时宪等科。附录：明朝万历年间，西洋人利玛窦与他的门徒汤若望、罗雅谷等信奉天主教来到中国游历，极力说授时历有错误，当时没有人相信他们。到了本朝顺治元年，汤若望进呈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以及舆地屏图，请求依照西洋新法推算顺治二年仲秋朔日的日食。汤若望提前进呈时、刻、分、秒以及日食开始和复圆的方位；到日期时，命廷臣共同测验，各种方法都不准确，只有新法符合。于是命汤若望采用新法，修订《时宪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海禁还比较宽松，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越来越多，分散居住在中国各地。他们在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等地共建天主堂三十余所。加入他们教会的人，都得到丰厚的金帛。无籍之徒纷纷依附他们，于是势焰越来越盛。有一位歙县人杨光先，撰写《辟邪论》，又撰写《孽镜》《中星说》《选择议》《摘谬十编》，痛斥新法的错误，把这些著作总名为《不得已》。杨光先又以汤若望等人是邪党、迷惑民众、包藏祸心为由，具奏《请诛邪教疏》，于康熙三年到有关部门投递。此事交给吏部会审，汤若望获罪并被革职。康熙四年，任命杨光先为监副。按：原稿“和议既定，复建此堂”作“夷酋犯顺，复建此堂”。杨光先五次上疏请求辞职，都没有获准。不久升任监正。西法因而中止。后来西洋人南怀仁又上疏为汤若望申诉冤屈，杨光先也被革职。任用南怀仁后，西法又恢复实行。到了雍正年间，严厉实行海禁，拆毁各地天主堂，只留下京师一处，让修历的西洋人居住在那里。有人偷偷来到内地，妄称传教的，都严加依法惩处。时间久了，禁令和防范逐渐松弛。到了道光、咸丰以来，传教的人越来越多，地方官吏不敢过问了。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三。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宗学、觉罗学分设东西城，分为左右翼。雍正年间，派编修、检讨二员担任宗学教习。乾隆年间停止。嘉庆年间，改用进士、举人为教习。咸安宫学在内西华门内，是八旗官员子弟读书的地方。总裁由满、汉翰林各二员充任，后来改由掌院派充，满员二人、汉员四人，按日考核功课。西配殿中读满洲书的人，则由满总裁考核。顺治元年，设置八旗官学。康熙二十三年，设置琉球官学。康熙二十四年，设置景山官学。康熙五十二年，在畅春园的蒙养斋设置算学。雍正六年，设置俄罗斯学，即在会同馆设学进行教授。雍正七年，设置咸安宫官学。雍正九年，增设国子监南学。乾隆三年，在钦天监附近设置算学。唐古忒学则归国子监管理。回、缅官学设总管二人，由内务府司员充任。回子教习二人，由内务府回子佐领所属的回子充任。缅子教习二人，由缅甸国人充任。缅子教习任期五年届满后，就返回本国。任期将满之前，由云贵总督选派该国夷人到京城接替。粘竿处，就是上虞备用处，设侍卫四十员。凡皇帝车驾出入，负责扶舆、执灯等事。又设司库一员，由内务府派任，掌管藕竿、钓竿以及一切游乐器具。鹰狗处中，调训犬只的由八旗人担任，调训鹰和雕等的由西八城回子担任。道光年间裁撤。清朝初年，兼任右都御史的总督、巡抚有：总督浙江一人，总督两广一人；兼任左副都御史的有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一人；兼任右副都御史的有总督陕西、三边、四川等处一人，总督江南、江西一人，总督福建一人，总督湖广一人，总督云贵一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一人，提督操江并兼任巡抚安徽、宁、池、太、广一人，巡抚直隶、保定、真、顺、广、大、紫荆关并提督军务一人，巡抚山东、督理营田并提督军务一人，提督雁门等阗并巡抚山西一人，巡抚河南、提督军务并兼理河道一人，巡抚陕西、赞理军务一人，巡抚江西、提督军务一人，巡抚福建、提督军务一人，巡抚甘肃、赞理军务一人，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并巡抚江宁等处一人，巡抚湖广、提督军务一人，提督军务并抚治郧阳等处一人，巡抚四川、提督军务一人，巡抚广东、提督军务一人。巡抚广西、提督军务一人；巡抚云南并兼管建昌、毕节、东川等处，督理川、贵兵饷一人；巡抚贵州、提督军务并督理湖北、川东等处一人；巡抚凤阳、提督军务并兼理海防一人。兼任右佥都御史的有：巡抚顺天、河间、永平三府及宣府镇地方、密云等关并提督军务一人；巡抚延、绥并赞理军务一人；巡抚宁夏并赞理军务一人；巡抚浙江、提督军务一人；巡抚偏沅、提督军务一人。乾隆二十七年，规定总督兼任御前大臣、内大臣等衔而品级在将军之上的，班次列在将军之前；大学士担任总督的，班次也列在将军之前。乾隆三十二年，将总督定为从一品，将军也应定为从一品，使文武统率大员的品级制度相称。旧制度中，总督、巡抚随时奉命加挂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的官衔，没有固定员额，并不是地方官。遇到捐助、赈济、完成漕运等事情而应当加级的，可以加授侍郎、尚书、宫保等衔。见顺治十七年孙尚书廷铨所上的《用人四事疏》。雍正元年，又给四川、陕西、江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因为四川总督控制番、羌地区，江南总督统辖三省，辖地广大、军队众多，所以加授高官衔，以资助镇守安抚。雍正二年，给两广总督孔毓殉、河道总督齐苏勒加兵部尚书衔，是因为他们不依附隆科多、年羹尧。可见加衔并不是固定的惯例。乾隆以来，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巡抚加兵部侍郎衔，最初任命时由有关部院题请，均准许施行；而以二品顶戴授任总督的，仍兼有侍郎衔。附录：纪文达所作顺治十八年《缙绅》的跋语说，各省不列总督、巡抚，而把他们以副都御史的身份列出姓名，置于都察院衙门名下，这就是当时的旧制度。雍正年间，有时用人只看才能，有时因事务权限而授职，往往不拘泥于固定制度。两人共同署理西安巡抚，是史贻直、硕色；协助办理山西巡抚事务，是布政高成龄；协助办理山东巡抚事务，是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助办理直隶总督事务，是刘师恕；管理两淮盐政并兼署织造，是布政高斌。乾隆四十八年，因漕运河道总督与各省总督不同，所以授予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的官衔，待遇与巡抚相同。[一]“顺治十八年缙绅”中的“十八”原作“十七”，是错误。

译顺治年间，河道总督驻在济宁。康熙十七年，迁到清江浦；二十七年，又迁到济宁。当时让协理河道的侍郎开音布、徐廷玺驻在清江浦。三十一年，总河道总督迁到清江浦。三十九年，裁撤协理河道官。四十四年，山东河道交由巡抚管理。雍正二年，在武陟设置副总河。五年，命副总河管理山东、河南河务。七年，分设南河河道总督，总督驻清江浦；将副总河改为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济宁。八年，设置直隶河道水利总督，驻天津。这样，北河、南河、东河就有三位总督。至于协理、协办、帮办、学习等名目，以及随时另行简派的人员，从康熙到嘉庆年间往往都有，并非固定员额。九年，在固安设置北河副总河，又设置东河副总河，并把南河副总河迁驻徐州。乾隆二年，副总河一并裁撤。六年，重新设置南河副总河，不久又裁撤。十四年，裁撤直隶河道总督，归总督管理。这样，总河总共只有一人，并加设南河协办河务官。后来，协办河务归巡漕御史管理，南河则由两江总督总理。山东、河南巡抚也兼管河务。乾隆二十二年，设置南河副总河；二十三年裁撤。嘉庆十一年，设置南河副总河；十五年裁撤。十九年，设置东河副总河；二十年裁撤。道光二年，裁撤巡漕御史。六年，设置南河副总河；九年裁撤。过去，安徽布政使司驻在江宁，办理上江事务。乾隆二十五年，增设江宁布政使司，并把安徽布政使司迁驻安庆。清朝初年，直隶不设置布政司、按察司，而由守道掌管财政，由巡道掌管刑名。通永、大名、霸昌、天津、口北五道，挂山东、山西、河南布政司、按察司的官衔，也就是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衔。康熙年间仍然如此。见雍正二十四年胡升猷所上的奏疏。雍正初年，把守道、巡道改为两司，各道挂直隶布政司、按察司的官衔。各省布政司、按察司，起初只设置本司的正、副官员，后来因事务需要增设守道、巡道，于是形成惯例。往往一道只管辖一个府，或者几道共同管辖一个府。见任源祥《职官议》。清朝初年，各省设有左布政、右布政，只有贵州事务简少，只设置左布政一员。知府过去是正四品；道员则按照所兼的布政使司参政、参议，或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官衔，作为等级差别，分别有三品、四品、五品的不同。乾隆十八年，因钱谷、刑名分别由两司负责，道员虽然兼有官衔，实际事务却不能越权办理；而且知府受道员管辖，兼任参议、佥事等衔的道员，品级反而比知府低，不足以显示表率作用。因此规定守道、巡道一律为正四品，停止兼衔，并把知府改为从四品。附录：过去道员所兼的官衔，例如陕西有陕西布政使司分守潼、商道佥事，陕西按察使司分巡榆、葭谊副使，陕西按察使司分巡延、绥、墉道参议，陕西按察使司分巡汉、兴道副使等区别。其他省可以依此类推。过去，府的佐贰官、卫官、千总负责押运。康熙六十一年，规定粮道押运粮船经过淮河，由总漕督促运送到交通仓。雍正初年，专门把这件事交给粮道办理，同时派御史分段巡察沿途漕运事务。甘肃西宁道兼管蒙古、番部事务，乾隆年间规定专门任用满人、蒙古人。后来总督那彦成因龙万育奏请调任，于是沿袭下来，参用汉人。嘉庆庚辰年，又奉旨不使用[疑为“汉员”]。又如直隶的口北道、山西的归绥道，也都任用满员。台湾道加按察使衔，从乾隆五十三年台湾道万锺杰开始，以便上奏事务。御史外调担任道员、知府，雍正年间仍有保留御史官衔的，例如单畴书担任宁夏道时仍兼有御史衔。清朝初年，满人不占用知府职位，而是让满洲郎中、员外郎外调任职，也就是布政、按察两司的官员。清朝初年，江南、浙江设有船政同知，负责管理粮船的修造，侵吞渔利最为严重。雍正二年裁撤。曲阜县自唐、宋以来，多由孔圣后裔主持县政。金、元时期，由衍圣公兼任知县。明代改为世袭职务，由衍圣公保举。嘉靖以后，不再由衍圣公保举。清朝初年，由衍圣公咨文送部题请授任。雍正二年，兖州知府吴关杰奏请挑选补授非孔氏人员，没有获准施行。到乾隆二十一年，命令从外地题调官员，不再作为孔氏的世袭职务。按照过去的惯例，外官因病请假后不准重新起用；允许重新起用的规定，从康熙十二年开始。外官回避本籍五百里以内的规定，从康熙四十二年开始。过去，继母年老，没有准许官员回家终养的制度。康熙九年，浙江巡抚范承谟上疏说，知县丁世淳因继母刘氏年老，呈请回家终养。吏部议论后驳回，但奉特别诏旨准许施行。此后，继母、生母都准许官员回家终养。台湾文官中，知县以上官员年过四十且没有儿子的，才准许携带家眷。这项规定不知道始于何时。乾隆四十一年，下令停止。过去，八旗文武官员遇到父母等亲属丧事，百日后便入衙办公，朝会、祭祀也照常参加。乾隆二年谕令：“在二十七个月之内，朝会、祭祀免除其入朝行走。”又规定，百日以后外放担任总督、巡抚等官的，称为署理某处某官，满二十七个月后才正式授官。清朝初年，考试月选官时，命令他们写八股文。康熙五十七年停止，仍命令书写履历，以三百字为限。京官按照旧例任职满六年，才准许请假回乡探望父母。雍正七年，下令急于回乡探亲的，可以呈请，不受年限限制。雍正十一年，世宗认为河防关系重大，而整个河道的形势如果不讲求阅历，就不能彻底了解其中的机宜，特命各部院慎重选派司官二人，召见后派往学习；如果才干足以任用，就保奏留下办理河工。道光年间，又依照旧例举行，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等衙门也可以参加选派。雍正年间选派部员，是采纳布政使高斌的请求。

译直省知县中，正途出身的，每三年选取一次，大省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一人。吏部按期奏请，这是沿袭前明旧制。康熙四十四年，依从部议，选取知县，作为主事任用；遇到考选科道官的时候，才准许参加考选。然而康熙、雍正年间，选取知县的制度很少举行，多数时候停止。乾隆初年，也只是间或举行。实际上，前明特别重视资格，按任职年限升迁，不得不通过部院任用这一条途径来疏通积滞。本朝州县中有才能的人，可以奏请题名擢用；而且繁重难治的职位，参与考核而受处分的往往很多。凡没有事故、符合选取条件的人，大多只是处在中等、被简选的职位上，平常供职，侥幸免于处分罢了。这一旧例沿袭下来，对吏治没有益处。乾隆十六年，下令永远停止。旗人不担任驿丞、典史，雍正六年奉旨议定。三年考核政绩时，文武大臣都要上疏自陈，这是沿袭前明旧制。顺治年间，工[疑为“工部”]官三品以上以及各省督、抚；康熙年间增加盛京侍郎；雍正年间增加奉天府尹，都要自陈。乾隆八年，下令自陈时请求罢免的，要推举贤能者代替自己。随后又下令，兼任阁部事务的宗室王公不必自陈。乾隆十五年，下令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中兼理阁部及八旗事务的，也不必自陈。十七年，停止内外大臣自陈的制度。二十四年，命令各部在京察年份，将尚书至三品京堂以上官员分别缮写清册进呈；在直省督、抚军政考核年份，将军、都统、副都统，以及驻防的将军、都统、副都统和提督、总兵官，也分别缮写清册进呈，听候皇帝鉴察。有人因年老衰弱、才能平庸而被解除官职，都是出自皇帝的裁决。清朝初年，沿袭明制，以吏科都给事中、给事中和河南道掌管考察官员的计典。后来命令各部院堂上官分别考察所属官员的优劣并排列等级，汇总送交吏部。吏部定期按照册籍点验，称为“过堂”。受到荐举的人，召见后等候诏旨录用。京察中的各官在吏部过堂时，只有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不唱名，只说某官若干人；这时主持部务的大学士以下官员都起立，说“请回”。民间称为“遇半堂”。外官三年一次的大计，采用才、守、政、年四项标准，始于顺治三年。康熙初年停止，康熙四年恢复实行。康熙二十四年，停止评定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为卓异。附录：康熙二十二年的大计中，布政、按察两司官员被评为卓异的很多。总宪徐公元文上奏说：按照旧例，布政、按察两司官员入朝觐见时，虽然准许分条上奏地方事务，但只能由通政司递送；召见一次后辞朝就离开，对于述职的实际情况，仍有未能充分陈述之处。请允许他们当面奏报，并加以咨询访察，这样才可以了解其才能的优劣，也可以看出督、抚的举荐是否恰当。圣祖认为徐元文的话正确。到了规定日期，皇帝在乾清门接见，科道官员侍立，通政司引导布政、按察两司官员依次当面奏报。此后作为定制。第二年，下旨布政、按察两司不得举荐卓异。卓异官员召见时，按照旧例，文职赏赐朝衣，武职赏赐蟒袍。这大概是古代以车服奖赏功劳的意思。时间久了逐渐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物价上涨而物品败坏。乾隆年间，于是改为只行召见，后来准许被评为卓异的官员加升一级。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甘肃、湖南等省的督、抚、提、镇、藩、臬官员如果遇到丁忧或其他事故，由驿站限期以每天行四百里的速度飞驰奏报。这是乾隆二十七年规定的，因为边远省份的情况，不依靠驿站传递就不能迅速上报。顺治元年，规定衍圣公的封爵完全依照前朝，品秩为正一品，位在尚书之上。正一真人[一]过去世袭一品，乾隆年间，副都御史梅谷成上奏，请求适当削减其品秩。经大学士等官员会议后，降为五品。当时法官娄近垣是四品，高宗认为正一真人的品秩不能贬得过低，于是下令按三品官的品秩对待。同一官署官员之间的回避制度，到乾隆年间才严密起来。在此以前，例如福建巡抚赵国麟与布政司刘藩长联姻，雍正十二年具奏后获准实行。又如雍正年间，魏经国担任湖广提督，皇帝特旨任命他的儿子魏瓒为提标中军守备；后来魏经国担任松江提督，又以次子魏琨补授泰州营游击。当时本来就不拘泥于回避的规定。后来，部院有关规定日益繁多。如今又有捐资免除回避的规定。把内外官员的品级、官衔、姓名列出，汇编刊印成册，称为“缙绅”。吏部按季度呈进，例如十二月底，就进呈第二年春季的《缙绅》，以备皇帝阅览。过去《缙绅》的首册中，有各直省的舆地图，虽然不够详细，但大体规模还具备；如今已经不再有了。附录：阮文达元在顺治《缙绅册》跋中说：“我家收藏有嘉靖年间的《缙绅册》，是从阙里孔氏那里得到的。它的京职部分单独成册，题名为《缙绅》；到了外省部分，则不加‘缙绅’这一名称。这部顺治十八年的《缙绅册》却统称为《缙绅》。又，嘉靖本对于各省总督、巡抚，都列在都察院衙门副宪之后；至于外省部分，则只从布政司开始。这一册在都察院中已经列出各省总督、巡抚，在各外省部分又重复列出，已经明显不再把他们列入京职。因此册首题为‘新刊随省总督抚按总镇缙绅’。题为‘新刊随省’，清楚说明旧本并不随省。这一册的外省提督、总兵也列在京职中，位置在銮仪卫衙门之后；如今也都改为随省编列了。”旧制度中，京官也都允许分条陈述政事。康熙十年，宪臣上奏请求停止。凡不是言官而上书建言的，属于越职，按例应当降职调任。到了言路大为开放的时候，即使不是言官，也准许陈奏；不适合直接具折的，可以逐条列举意见，前往都察院请求代为奏报。清朝初年，曾经议论裁撤天下的教官，王公太岳上疏争辩。雍正年间，想设置知州、知县的副官，鄂文端上奏制止了这件事。岁贡生参加廷试、教官选派到外省，实际上是寒门儒生的苦事。本朝改变明制，教官通过铨选授任本省官职，岁贡生免于赴京，这是有德政意义的措施。清朝初年，大县裁撤府、州的训导，小县裁撤教谕。康熙四年恢复设置。因此教谕、训导有“正设”和“复设”的区别。康熙年间，又制定了俊秀监生可以捐纳教职的条例。康熙三十年，江南学政许汝霖请求：凡捐纳学正、教谕的，改授县丞；训导改授主簿。此后只有生员才可以捐纳，而教授一职必须由科举出身者担任。[一]“正一真人”这一条原来接在前一条之后，据整理稿本改。顺天府过去设置文、武教授和训导，沿袭明代制度。雍正四年，裁撤武学，统一归儒学管辖，满洲生员也归汉官按月考课。

译世祖时期，招募民人授予官职，费用多达七、八千两银子，有的达到万金，但仍要参加考试；文理通顺的授为知县，不通顺的改授守备。这是捐纳条例的开始，但仍然实行考试，并且文官、武官分途选授，仍然体现了慎重的意思。现行制度中，嘉峪关以外南路回疆八城有：叶尔羌，设总理旧疆事务参赞大臣一员，兼管和阑事务协办大臣一员；乌什，设办事大臣一员、帮办大臣一员；喀什噶尔，设领队大臣一员。山南回部最初设置参赞大臣，驻治叶尔羌，后来移驻此地。乾隆三十年乌什发生动乱，移驻乌什；乾隆五十三年又移回此地；道光十一年仍移驻叶尔羌。原设帮办大臣，改为领队大臣。库车，设办事大臣一员；阿克苏，设办事大臣一员；喀拉沙尔，设办事大臣一员；和阗，设办事大臣一员；英吉沙尔，设领队大臣一员。北路各城有：伊犁，设将军一员，其属下有协领、参领、防御、骁骑校等官，统辖南北两路，起初为定边右副将军；参赞大臣一员，道光年间张格尔平定后增设；领队大臣五员。乌里雅苏台，设定边左副将军一员，其属下有协领、参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参赞大臣一员；领队大臣一员。科布多，设参赞大臣一员、帮办大臣一员；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一员、领队大臣二员；乌鲁木齐，设都统一员，其属下有协领、参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领队大臣一员；库伦，设办事大臣一员、帮办大臣一员，治理喀尔喀及恰克图、俄罗斯边信箱古城，设领队大臣一员；库尔喀拉乌苏，设领队大臣一员；吐鲁番，设领队大臣一员；巴里坤，设领队大臣一员；哈密，设办事大臣一员、帮办大臣一员。除伊犁将军、定边左副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外，军机处每月初五、二十两次开列名单进呈。西宁办事大臣、西藏办事大臣也同样开列。每年十月，又把各处任期届满的大臣开列名单进呈，称为“换班”。有的留任，有的另行选任，没有一定之规，也有未到任期就更换的。按：乌鲁木齐有提督，伊犁、巴里坤有总兵，哈密有副将，其属下还有参将、游击等官，这些另属于绿营。又，驻藏大臣原来设置二员，后来裁去一员，乾隆十四年仍恢复设置二员。清朝初年，武职的品级比文职高，康熙三十三年才开始裁定。文职从正一品起，到从九品止，共十八阶；武职从从一品起，到正七品止，共十二阶，这是旧制。乾隆五十一年，把领侍卫内大臣定为武职正一品；绿营以提督为从一品，没有正一品。又把从七品以下五阶的内外武职低级官员，按照职掌，斟酌划分正、从，和文阶一样加以厘定。旧制中，武职正、从一品封为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都封为将军。乾隆二十年重新制定官制，都称为大夫，五品以下改称郎，并在各称号前加“武”字。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认为将军是掌管专门军务的重要官职，大夫则是文臣的称号，名称和意义混杂，不足以昭示后世，于是改为：一品至从二品封将军，正三品至从四品封都尉，正五品至从七品封骑尉，正八品至从九品封校尉；自五品以下，凡隶属于骑尉、校尉的，在称号上加“佐”字。清朝初年，京城裁撤五军都督府，设置八旗都统、副都统等官；外省绿营的提督、总兵都仍照旧，仍然兼挂左都督、都督同知、佥事等衔。当时提督、总兵都任用汉人，后来才开始参用满人、蒙古人，并裁去兼挂的官衔。清朝初年有京卫，如神武左、金吾左、金吾右、腾骧右、龙骧卫、燕山左、燕山右、永清左、忠义前、彭城卫，大多沿袭明代旧制，不久便裁撤。清朝初年，提督、总兵很多。考察顺治十八年的官册，有挂镇海大将军印、镇守京口的都统一员；镇守沿江、沿海的副都统二员；镇守京口左路的水师总兵官一员；镇守京口右路的水师总兵官一员；随征江南左路的提督、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随征江南右路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云南、负责团练和火器的总兵官一员；镇守天津防海、统辖水陆官兵的总兵官，都督仓事一员；镇守真、保各关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宣府、挂镇朔将军印、统辖七十一城堡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大同、挂印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临清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沂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河北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汝南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分事一员；提督陕西、统辖驻在西安的满兵的总兵官一员。提督陕西、统辖驻在固原的满兵、管理固原镇事务的总兵官一员；挂印镇守汉、羌、兴安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甘肃等处、挂平羌将军印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延、绥等处、挂印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宁夏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临、巩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提督江南、统辖驻在江宁的满兵的总兵官一员；总管提督江南、江安等处、统辖汉兵的总兵官一员；提督江南苏、松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苏、松等处水师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提督全浙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宁、绍、温、台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金华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宁波等处水师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随征福建中路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温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仓事一员；提督江西全省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九江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南、赣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

译提督湖广全省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提督贵州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云南、临沅、广西等处的提督、总兵官，右都督一员；镇守襄阳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郧阳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荆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辰、常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偏沅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湖广、彝、陵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湖广、益畅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湖广、祁阳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湖广、沅咖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湖南左路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湖南右路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提督福建等处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福建兴、泉、漳等处、驻在漳州，并兼管温州一府的右路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福建延、建、汀、邵等处、驻在汀州的左路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福建兴、泉、漳等处的右路总兵官，左都督一员。剿抚四川左路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剿抚四川右路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四川川北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四川、永宁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四川、遵义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四川、重庆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靖藩镇、镇守广东等处左翼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靖藩镇、镇守广东右翼的总兵官，右都督一员；平藩镇、镇守广东等处左翼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平藩镇、镇守广东等处右翼的总兵官，右都督一员；镇守广州等处、兼管沿海水师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惠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潮州、饶平等处、负责援剿而不分疆界、挂闽界印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肇庆海防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高雷、廉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广东碣石水师及沿海等处、挂印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琼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镇守广西地方的总领官，挂征蛮将军印，提督各路土司、控制苗夷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广西、全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定藩左翼、镇守浔、梧、平、乐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定藩右翼、援剿柳、庆等处并兼抚苗夷的总兵官，左都督一员；镇守潮州等处的总兵官，都督佥事一员；镇守四川建昌等处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提督四川全省地方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员。康熙年间，因为陕西总兵何天培是陕西人，马都统不久又任京口将军，何天培于是归入正白旗籍。此后，温州总兵李华、平阳总兵温州属县，后来裁撤的总兵王应虎相继任福州副都统，他们都是汉人。这件事应当发生在设置八旗驻防以前。康熙年间，湖广提督徐治都因劳绩显著，援引施琅、孙思克授将军的先例，授徐治都为镇平将军。可见当时将军是提督升迁后的阶官，并不是实际设置的官职。后来设置八旗驻防，以将军、都统统领八旗；从此将军专门作为满洲武职正一品官，汉人不再担任。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四。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顺治年间，大学士等人都在内廷值班。各项章奏当天就票拟，皇帝当面赐予裁决。顺治十八年以后，辅政大臣、在内廷值班的大学士等人在外办事，章奏第二天审阅详议。等到进呈听候皇帝旨意时，只有学士参与，大学士不再参与。康熙八年，采纳李文襄之芳的请求，仍恢复旧制。此后章奏的票拟由内阁主持，军国机要由议政处主持。如果特意颁发诏旨，就由南书房翰林起草。到了雍正七、八年间，因为西北两路用兵，设置军机房，由亲近而重要的大臣主持，选取各部门中敏捷谨慎的官员充任满、汉章京。于是一般的行政事务仍由内阁票拟，重大政务都由枢臣当面接受指示，拟定诏旨并缮写发出。高宗即位后，将军机房改名为总理处。乾隆三年，王大臣请求撤销总理处，皇帝下令恢复军机处的名称。当时诏旨都由大臣自行缮写拟定，第二天交给所属官员进呈。后来下令由章京起草，审定后进呈，这大概始于汪文端由敦。赵瓯北这样说。乾隆十二、十三年间，满文、汉文诏旨都由军机大臣属下起草。到了傅文忠恒主持内阁时，满洲司员想借此显示才能、谋求晋用，文忠才稍微让他们参与。起初不过是短短一幅纸，后来没有一件不是司员拟写的。汪文端见满洲司员这样做，而汉文诏旨却必须自己起草，认为这样显得独揽其事，于是也听任司员代为拟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三年〕 雍正十年，铸造“办理军机处”印。乾隆初年，改铸清文、汉文篆体印，印文是“办理军机事务印记”。印章收藏在大内，印钥由领班军机大臣佩带。有事情时，当值的章京到内奏事处请印，再向军机大臣请取印钥；用印完毕，立即送回内廷。乾隆年间，军报接连不断，难以多次请取、交还印钥，所以请印送出时，就预先在数百封信函上盖好印。以备取用。此后便逐渐成为惯例。凡请取印和印钥，都以金牌作为凭验。金牌宽约五分，厚一分，长约二寸，镌刻“军机处”一字。当值章京佩带它；封印以后，由领班章京佩带。如果有随从出行的差役，就在出都前一日请取印，交给领班大臣掌管。旧时，初入军机处的人，谕旨中称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一、二年后奉旨实授，也有行走多年仍未实授的。如果立即奉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使用“学习”二字，这是特别的恩典。乾隆年间，满、汉大臣中有奉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如侍郎保公成、松公筠、博公清额、素公淋、福公德，府尹蒋公炳，副宪胡公实瑔、傅公显、刘公秉恬、孙公永清，理正王公昶，光正申公甫，仆正程公焘，三品京堂袁公守侗，都是这样。嘉庆年间，才命令满洲章京由内阁中书、六部及理藩院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任；汉章京则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中出身于进士、举人的人员，以及由拔贡、朝考取用的小京官兼任。咸丰以后，又有三品京堂仍留在章京上行走的。嘉庆四年，仁宗亲自执政，命成亲王进入军机处办事，这是此前没有过的事。到十月，因为这不符合既定制度，就命令他退出值班。咸丰初年，命恭亲王入值军机处，是沿袭前面的做法；不久也让他退出值班。章京改任御史后，就离开军机处；官至通政使副使、理藩院少卿的，也离开军机处。军机处最初设在乾清门外西侧，后来迁到门内，与南书房相邻，在隆宗门内北面。军机大臣在这里值班。值班房起初只有几间板屋，乾隆年间下令改建为瓦房。章京值班房先在军机大臣值班房的西面，只有一间半屋子，后来迁到隆宗门内南面，有五间屋子。满、汉两班分居左右两侧。圆明园的军机堂在如意门内、御河以南。军机堂右边是满洲章京值班房，前面是汉章京值班房。军机大臣入值时，从内右门进入，到南书房恭候；章京则从乾清门进入，也在南书房恭候。乾隆年间，章京随军机大臣从内右门出入。嘉庆年间，才命令他们从乾清门出入。在圆明园时，则从如意门进入。军机大臣入内觐见并接受旨意，出来后交给章京缮写。叙述完旨意后，内奏事太监传旨命令散值，于是依次退出值班处。特意直接颁下的谕旨，称为“内阁奉上谕”。因奏请而下达的，称为“奉旨”。因奏请而向中外宣布的，也称为“内阁奉上谕”。交给内阁传抄的，称为“明发”。命军机处办理、不经过内阁传抄的，称为“寄信”，外间称为“廷寄”。其格式是：发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称“军机大臣字寄”；发给盐政、关差、藩、臬的，称“军机大臣传谕”。由军机处封好后交兵部捷报处递送，根据事情的缓急斟酌邮递速度，每日行进若干里，从二百里至八百里不等，并在封函上注明。封函的格式是：字寄，右边写“办理军机处封”，左边写“某处某官开拆”；传谕，在中间大写“办理军机处封”，左下方写“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封口以及书写年月日的地方，都要盖印。听说这些格式都是张文和制定的。旧制度规定，军机大臣不一起进见。乾隆初年，只有讷公亲自一人承接谕旨。等到傅文忠首次担任首辅，他自称不能记住太多，恐怕有所遗漏，请求让军机诸大臣一同进见，于是便成为惯例。不过，文忠当时正受到宠信，晚膳后若有事情商议，又单独召他进见，当时称为“晚面”。乾隆年间，廷寄都由领班的军机大臣署名。如果领班者不在值班，应由谁署名，临时请旨决定。也有三四人共同署名的，格式是：“某官某字寄某官，某年月日奉上谕云云，钦此。为此遵旨寄信前来。”后来廷寄都不再署名，只写：“军机大臣字寄某官某。”这大概是嘉庆四年以后改定的。廷寄以外还有公启。我曾在旧档案中看到乾隆年间的公启，用素纸折叠书写，折面写“启”字，折内写：“饮者某月日奉旨云云，钦此云云，专此布达，不一。”后面写：“某某同启。”只列姓名，不写官职。如今已经不再有公启了。

译军机章京上值时，最早到的一人称为“早门”。最后离开值班者，以宫门上锁的时间为限，称为“守晚”。圆明园的章京值房，一处在挂甲屯，一处在冰窖。嘉庆初年，御史上疏条陈，规定大员的子弟不得充任军机章京。于是议定，道员以上官员的子弟都要回避。嘉庆十六年，谕令文职京官三品以上、外官臬司以上、武职京官副都统以上、外官总兵以上官员的亲生子弟，才须回避。军机处值房常有部院官员以启事、画稿为名，侦探消息，向街市传播，被称为新闻。和珅见法以后，规章制度才开始严格起来。凡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承办当日所奉的谕旨；部院的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司员不准到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亲王以下的王公以及文武大臣，不许到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至于需要通谕王公大臣的事情，要在干清门台阶下传达，不许在军机处传达。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流每日到隆宗门内稽查，等军机大臣退值后才离开。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裁撤稽查军机处御史。方略馆在隆宗门外、咸安宫的左边。军机处的档案都收藏在库中。总裁没有固定名额，由军机大臣担任。如果有编纂事务，就请皇帝特旨派任。提调、收掌、纂修等职，由满、汉章京兼任。管理内翻书房的官员没有固定名额，由满洲军机大臣主管，翻译汉文、翻译清文的事务都隶属其下。另有提调、收掌、掌档等官员，从在翻书房办事的官员中酌情派任。兼任翻书房事务的，有翰林院二人；内阁中书、部院司员、笔帖式没有固定名额。翻译官四十人，由通晓翻译的人担任。军机大臣只任用亲信，不问出身。道光丁酉年，大学士潘文恭世恩、穆公彰阿、王文恪鼎，尚书奎公照，侍郎文公庆一同在枢廷值班，五人都是翰林，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情况。枢廷章程中的名目，如果不是亲身参与这些事务，就无法理解。梁中丞章巨撰写的《枢垣记略》记载得很详细，现节录如下。每天的奏折在寅、卯两个时辰发下，由军机章京分别送给各位军机大臣互相阅看，称为“接折”。凡是奉有朱批而另有谕旨的，以及有谕旨但尚未奉朱批的奏折，另贮在黄匣中，交给军机大臣捧入请旨，称为“见面”。值日章京把当天收到的奏折、递上的片单、奉到的谕旨，详细分别记载。朱批全部抄录，谕旨和折片则摘录叙述事情缘由。应发给内阁的，注明“交”字；应发给兵部的，注明“马递”以及里数。春、夏两季合为一册，秋、冬两季合为一册，称为“随手”。凡缮写明发谕旨及各种片单，用六行格书写；寄信、传谕，用五行格，每行都是二十字，称为“现递”。有时字数多而又必须紧急传递，就由一人根据草稿截定行款，分纸迅速书写，称为“点扣”。分写完毕后，糊合连接起来，称为“接扣”，交给达拉密章京中的领班。再次校对后，贮入黄匣，送军机大臣恭敬阅看，确认没有错误，才交内监递入，称为“述旨”。经朱笔改定的，称为“过朱”。如果预先拟好谕旨，缮写封存，准备到期呈递，称为“伏地扣”。皇帝巡幸时，在第一站呈递的，称为“下马递”。凡随奏折附发的谕旨，交内阁汉票签办理；不是因奏请而特地下发的谕旨，交内阁满票签办理。寄信、传谕而由马递传送的，交兵部办理。有交给各部院迅速议定、迅速办理的，就专门交给有关各部。都由领取者在簿册中注明并画押，称为“交发”。凡抄录奏折，都由方略馆供事办理；如果是秘密陈奏的奏折、使用寄信传谕的原折，或有朱批而应当谨慎保密的，均由章京亲自抄录。各折抄完后，各章京拿着正、副两本，互相诵读校对，随即在副折封面注明某人所奏何事，以及某月某日交发与否的字样，称为“开面”。值日章京把当天收到的各直省原折分别放回原来的信封，交入内奏事处，称为“交折”。凡当天奉到的谕旨和递上的片单，抄录、装订成册，按日续添，每月更换一次，称为“清档”。凡发出的奏折、折片，由内阁等处交还以及汇存本处的，每天合为一束，每半月合为一包，称为“月折”。以上都是每日按常规办理的事务，称为“班务”。都责成值日章京检查核对，确认无误后，才把当年的随手、当季的清档、月折以及各种应存的重要文件收入柜中，由值日者亲手题写封条封存，称为“封柜”。此后便依次散值。如果散值后还有驿递奏折陆续到达，随时召见军机大臣，章京就都集合等候；如果没有奉召见，军机大臣不必入内，值日章京就把到达的折件列明省份及拜发日期，封好禀报各位军机大臣。在京城时，章京分为两班，隔日轮流值班；每班每天两人，分班轮流计算，循环往复。值日同时兼值夜，值班事务完毕后，在方略馆退食，直到第二天寅时，最先入内，等下一班到齐，会同接折后，才办理交班，称为“该夜班”。如果在圆明园，则每四天为一班，称为“该园班”。每班值日也由两人担任，分班轮流计算，与在京城时相同。值班事务完毕后，就聚居在外值房，即所谓“七峰别墅”。凡值日者，属于本班；不值日者，属于帮班。园班在第四天散值后，不值日者先入城，只有达拉密和本班人员必须留宿，等待第二天交班，称为“不截尾”。园班遇到皇帝上朝进宫，如果在每班第五天，就带值一天，成为五日班；如果在每班第六天，则仍在第五天换班。凡随从皇帝前往行在，两班章京轮流派出。从本年秋围结束到次年春围开始为一班。凡在扈从之前和扈从回来以后，按例可以停止值班，有时数日，有时十几日，根据道路远近决定停止值班时间的长短。

译命令不参加扈从的那一班连续多日到值，称为“图塔密”。扈从途中遇到皇帝驻跸的日期，称为“音德密”。这些都记在随手簿中。凡恭逢南郊大祀，在前一天到祭坛的，军机大臣在西天门外的值房值班，章京各自带着小几和坐褥，分坐在帐房中，大略如同扈从的仪式，称为“坛班”。坛班都由两班交替轮流值班，不计入通常值班的次数。军机处撰写谕旨，按旧例在第二天呈进。乾隆年间，西部边疆用兵以后，军报一到就立即递入，所撰写的谕旨也随即撰成呈进。有时皇帝巡幸在途中，骑在马上降下谕旨，司员下马撰写缮录，骑马赶到停宿的行宫进奏。然而从这座营地到那座营地有七八十里，必定要半天才能到达；两营之间还有一座尖营，满语称为“乌墩”。司员想夸耀迅速，仓促缮写完成，飞快递进呈奏，称为“赶乌墩”。各直省遭受灾害，第二年新正下达加恩谕旨，称为“普锡春祺”。这些谕旨都奉朱笔判定日期，依次颁发。天聪二年，太宗命儒臣分班在文馆值班。顺治十年，世祖命内院大学士、学士在太和门内轮流入值。康熙十六年，圣祖命选翰林二人留在宫内侍从，又选像高士奇这样善于书写的人一两人一同入值。不久，大学士等列名上奏请求，于是命侍讲学士张英、带内阁中书衔的高士奇供奉内廷，并在瀛台以西赐给他们宅舍。他们在辰时入内，戌时结束后出宫。这是儒臣入值内廷的开始。当时特地下达诏旨，全部由词臣起草，不只是供奉文书而已。所谓南书房，在干清宫西南角，是圣祖过去读书的地方。康熙三十三年，认为翰林是文学亲近之臣，应当随时咨询，以备提拔任用，于是命翰林学士以下、编修和检讨以上，詹事府詹事以下、中允和赞善以上，每天轮流四人入值南书房。康熙四十七年停止。康熙五十三年又命四人轮流值班，与南书房翰林一同办事，五天更换一班。按：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初九日至闰五月初三日止，轮值南书房的人，都要试作五言、七言律诗，并全部加以品评，还颁赐御书，儒臣们夸称这是荣耀的待遇。入值人数不止四人，最多时有八人、九人。康熙庚戌年，一甲第一名蔡饮傅、第二名孙在丰、第三名徐干学，在这一年十二月被召到宏德殿应对赋诗，命令他们一同值班南书房。雍正癸卯年，是世宗登极后的第一科，一甲第一名于振、第二名戴瀚、第三名杨炳，命令他们一同值班南书房；二甲第一名张廷珩，特旨授予检讨，也进入南书房。馆选以后，又补选点了帅念祖一人。雍正十年，皇帝采纳刑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刘于义的请求，命令他的儿子、翰林院编修刘复到南书房办事。内毕不避，也是后来没有过的事情。乾隆年间，陈孝泳以通政使副使的身份值班南书房。嘉庆年间，赵秉冲以内阁侍读学士的身份值班南书房。两人都没有担任馆职，却得以参加这一选任。本朝由部曹改任馆职的共有六人，只有王文简士祯曾经值班南书房。嘉庆年间，黄左、田钺由部曹改任赞善，值班南书房。以庶吉士身份入值的，康熙年间有法海、励廷仪，雍正年间有蒋溥、介福。以举人身份入值的，康熙年间有钱名世、查慎行、汪灏、何焯、方苞。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若霭、张若澄，一家之内祖父、父亲、子孙前后相继入值南书房，从康熙到乾隆历经数十年之久。这是其他家族没有过的。圆明园的南书房，旧时在东如意门外。嘉庆辛酉年，在奏事门内赐给房屋四楹作为入值之处，与军机值房相邻；旧值房也没有废弃，由内监看守，每逢奉命校勘书籍时就在这里办理。康熙二十一年，命令南书房翰林可以在宫禁内骑马。朱检讨彝尊的诗说：“回想身份卑微的时候，双脚在万山中走得起了厚茧。”这是记载异数。此后，只有曾获准在紫禁城骑马的一品、二品官员才可以骑马。康熙四十一年，圣祖南巡，驻跸涿州。直隶巡抚李文贞光地根据长洲拔贡生何焯的推荐，召何焯入值南书房。第二年，赐给何焯举人出身。康熙五十二年，桐城人方苞获免罪，编入旗籍。三月，特旨命他值班南书房。当时入值只看重学问优长，并不完全以官职为依据。嘉庆以来，南书房翰林都由掌院大学士保奏，请旨任用。附录：杨绳武撰写的《陈文贞廷敬神道碑》说：“己卯年，桐城相国张文端退休，于是命令他总管南书房”等等。按：陈文贞本来就在南书房值班，难道是因为当时入值人员很多，由大臣统率，于是称为“总督”吗？又，近来考试时，三品以上大员都在南书房。过去圣祖时，曾召方苞到南书房应试。可见南书房考试这一制度，沿袭已经很久了。按：康熙时，在蒙养斋设局修书，方苞因方孝标案牵连获罪，供奉蒙养斋；梅谷成以生员身份供奉蒙养斋，就是这种情况。乾隆、嘉庆年间，修书则有命令在懋勤殿办事的人员。这些地方与南书房相近，但职责不同。康熙二十五年，命汤斌、耿介等担任皇太子的讲官。当时汤斌任詹事，耿介任少詹，看来仍沿用宫僚的旧制度。康熙三十二年，命徐元梦入值上书房。上书房这一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见于记载的。按：雍正年间，入值者还称为教书、课读。他们值班的地方在南熏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过去，上书房师傅由掌院学士挑选，会同内阁官员带领引见。乾隆五十五年，命大学士共同挑选。近来也有由总师傅保荐的，或者由皇帝亲自特别选定的。我朝的家法是，皇子、皇孙六岁就到外傅那里读书。寅时到书房，先学习满洲文、蒙古文，学完后再学习汉文书籍。师傅入值通常在卯时。幼童课程简单，午前就退值；退得晚的，到未正二刻，有时到申时。只有元旦免于入值；除夕及前一天，到巳时便可以散值。王公大臣见皇子，都要双膝下跪；只有上书房师傅以捧手行礼而不下跪。

译谨按：高宗御制《三先生诗》，称福敏公为“龙翰福先生”，朱轼公为“可亭朱先生”，蔡世远公为“闻之蔡先生”。又有一首怀念朱轼的诗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以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注释说：“我朝的成例是，皇子初次入学拜见师傅，双方都行长揖礼。” “皇考为我兄弟选择这四人为老师，命令在懋勤殿举行拜见礼，以表示尊重。”雍正元年谕令：各皇子入学之日，为师傅准备四张杌子、四张高桌，把书籍、笔、砚以及表裹安放在桌上。皇子行礼时，你们要尽力劝他们接受师傅的礼拜；如果师傅不肯接受，皇子就对着座位行一个揖礼。按照师儒的礼节这样互相尊敬，皇子就会知道尊重师傅，师傅等人也能尽心教导。这是古礼。至于桌椅、饭菜，你们照例用心预先准备。上书房的楹联说：“念终始，典于学；于缉熙，单厥心。”是高宗亲笔书写的。以庶吉士身份入值的，雍正年间有任畋运、赫成峩、雷焰，乾隆年间有张泰开。以举人身份入值的，康熙年间有顾成天。以教授身份入值的，雍正年间有王懋竑。过去，从大学士以下的官员，都称为入值上书房。到乾隆二十二年，以礼部侍郎介福、兵部侍郎观保、刑部侍郎蔡新担任总师傅，于是有了“总师傅”这一称呼。上书房总师傅由显贵大臣担任，有时一人，有时二三人，没有固定制度。有事才到，有时一个月或几天来一次，并不是每天入值。上书房办事的官员，最初奉命时由总师傅带领前往。又有总谙达一职，也由显贵大臣充任。内廷官员有时承受珍贵的赏赐。凡是食物，不必谢恩；器物之类，则要谢恩。有时皇帝命令不必谢恩，就停止谢恩。于是，在引见人员尚未带领入内以前，先到殿阶下叩头，然后退下。年终，赐给总师傅、师傅各两个荷囊，囊中装有银镍，重量按照官阶高低分等。干清门每天早晚呈进门单，某人某时入值、某时散值，或者因事未到，都一一注明。因此侍读者的功课安排严密，没有间断。除师傅之外，另有谙达。教授满文、蒙文的，由八旗中出身于翻译人员中选派；教授弓箭的，由各旗营参佐领选派。每位皇子各有三员谙达，轮流每日一人入值。此外还有五位谙达，管理马匹、鞍鞯以及教授演习鸟枪等事务，每日也有一人入值。皇子如果有事前往别处，五人便全部随行。皇子又各有哈哈珠塞八人，也称哈哈珠子，由八旗中年轻的闲散人员内挑选，每日两人入值，负责奉茶、进食等事务。又有一种说法是，内谙达、外谙达共五人：内谙达教授满文、蒙文，由八旗翻译人员中选派；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等事务，由八旗参佐领选派，轮流入值。哈哈珠子有时八人，有时六人，由八旗大员的子弟中选派，也轮流入值。按：清语“哈哈”是男子的意思；“珠塞”是小孩的意思。皇子以及已经分府的亲王、郡王，有时仍奉命进入书房，但没有固定课程，大约午时就散；如果另有差使，便不来。仍派一人到上书房任职，称为“照料”。分府以前，负责有功课的，称为“授读”。上书房有三层，分别题名为“前垂天贶”“中天景运”“后天不老”，所以有“三天”的称呼。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五。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顺治十年，因为内院不是举行经筵、日讲的地方，命工部营造文华殿，用来讲求古代训典。这是文华殿举行经筵的开始。顺治十四年，文华殿工程尚未完工，于是在保和殿开讲，规定春、秋两仲举行。康熙十四年举行经筵时，因为文华殿尚未落成，便在宏德殿设置孔子神位并致祭。康熙二十五年，文华殿工程完工，于是在传心殿设置孔子神位，在经筵前一天派官员祭告。按：道光八年，皇帝亲自前往行礼。文华殿经筵讲完后，在殿内赐茶。自从文渊阁建成以后，经筵讲完，皇帝驾临文渊阁，讲官、起居注官进入阁内，赐座、赐茶，众人都行一次叩礼。皇帝出来后，他们才退下。大臣中年老的，在经筵谢讲之后，有时命令不必到文渊阁。侍讲诸臣讲完后，按例可以得到赐茶。乾隆年间，曾一并赐给直阁事、校理、检阅诸臣，这也是特殊的恩典。经筵礼仪结束后，又在东配殿设宴，参加宴会的人把果饵带回去，作为荣耀。见蒋立镛《香案集注》。皇帝御临经筵时，内阁学士不听讲，只有带有文渊阁直阁事职衔的人才可以听讲。经筵的讲章和旧例，采用一篇《四书》义、一篇经义。只有乾隆五十四年，第一篇讲“闻韶”章，第二篇讲【原文“鱼子谓韶尽美矣”引文疑有脱误】章，用来引申前一篇的义理。按：高宗一生亲自御临讲筵，共四十九次。经筵讲义由翰林衙门拟定题目，皇帝钦点某一题目，再由讲官撰写文章。直讲官事先熟读讲案；虽然设置了副本，仍担心临时仓促，容易出现脱漏错误。先讲《四书》，后讲经书。满洲直讲官先用清语进讲，讲完后，汉直讲官接着讲。皇帝于是宣读御论，各官跪着听，起居注官也跪着，共有两次。讲官宣讲时，依照原文朗诵，一个字也不增减；但在音节之间，应当有抑扬顿挫、反复回旋，务求符合讲论的口吻。遇到称呼皇上时，必须抬头面对圣颜，以表示陈述善道、闭塞邪说，把规劝寄寓在颂扬之中。这一天讲官所穿的袍服使用蟒袖。顺治十二年，命内三院选拔满、汉词臣八人充任日讲官。此后每天由掌院学士率领两名或三名讲官进讲，不以冬至、夏至为限。十三年，召讲官王熙讲《尧典》，皇帝称合乎旨意，命令每天进讲，并且命令不必站着讲，于是王熙侍坐进讲。圣祖曾对傅达礼说：“求学问的道路，必须没有间断，才会有益处。以后不必因为寒暑而停止讲学。”康熙十二年以后，日讲不再以冬至、夏至为限。康熙年间，讲官到干清门，等各位大臣奏事完毕后，由内侍传召入内。面南设置御座，面北设置讲官座席。讲官进入后，侍从退下。讲官拜两拜，面向北站立，陈述经义，皇帝不时有所询问。讲完退下后，在【原文“干隋们”疑为“干清门”】赐茶。以上见张文端《讲筵应制集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进讲的礼仪。康熙年间，在懋勤殿进讲的时候较多。康熙十二年，因为修缮宫殿，暂时居住在瀛台，便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天气严寒，在暖阁进讲。其余有时在郊外，有时在南苑，都没有停止讲学。年终时，把一年的讲义汇集起来，缮写装潢后进呈。乾隆二年，给事中毕谊请求下令史臣选取经史中的奏议，每天由两人分别缮写进呈。高宗认为科道官的职责是进献可行意见、劝止不当行为，命令一并抄录呈上。这大概还沿袭了日讲的意义。此后诸臣按日向皇帝奏报，其中有涉及时事、立论不恰当的，皇帝间或加以指示训诫。这种做法实行久了，终于变成了空洞的装饰。乾隆十四年，御史金相认为分班进书时，人数多少不均，奏请平均轮流派定，于是下令停止。道光、咸丰年间，臣工请求恢复日讲旧制，都只是议论过而没有实行。本朝尊崇祭祀先师，顺治九年、康熙八年、雍正元年都曾举行释奠礼。只是太学的辟雍自元代开始，元、明以来五百多年，辟雍一直没有建成。乾隆癸卯年，才依据古义在集贤门内修建【原文作“璧雍”，疑为“辟雍”】。甲辰年冬天工程完工，乙巳年仲春上丁日，高宗亲自举行释奠，修行亲临辟雍讲学的礼仪。有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上丁释奠后临新建辟雍讲学诗》《三老五更说》，都刻石立于太学。此前，御史曹学闵曾请求考察古制、修建辟雍，到这时已经过了十年。现在想起他当年的话，特地下旨追赠奖赏。嘉庆三年二月，仁宗奉高宗敕旨，亲临辟雍讲学。道光三年二月，宣宗亲临辟雍讲学。这一天听讲的有三千四百多人。乾隆九年，翰林院重修落成。皇帝御书“稽古论思”“集贤清秘”两块匾额，题写在堂上；又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收藏在善亭。十月二十七日，皇帝驾临，送掌院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进入翰林院，举行完备礼仪并奏乐，赐宴赋诗。以唐代张说《丽正书院诗》中的“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四十字为韵。御制诗押“东”字、“音”字韵，诸臣各自分得一个字。又因为字数有限，不能让所有人都参加，于是又作柏梁体诗一篇。皇帝首先作诗，诸臣依次分韵。这一天参加宴会的共有一百六十五人。宴会间，演出唐代十八学士登瀛洲，以及沈佺期、宋之问作《昆明池赋》的故事。召到御前赐酒的有大学士以下十三人。宴会结束后，诸臣再次拜谢皇帝赐给的《乐善堂全集》《性理精义》以及文绮、彩笺、名茶、时令果品。等到诸臣快步出殿等候送驾时，太阳还没有移动一竿的时间，尚书讷亲又捧来御制七言律诗四章，宣示并命令唱和。这是皇帝在更衣处随手写成的。当天皇帝又驾临贡院，巡视号舍，怜念士子们的艰苦，御制七言律诗四章，刻石立于至公堂。如今各省贡院也都摹刻后悬挂在堂上。按：词林掌故和前代艺文中，以张说的诗为首，所以赋诗时以此分韵。这一天又选拔词臣三十八人侍宴赋诗；不是甲科出身的，即使是公、孤也不参加，但宗室内阁学士赛尔赫因为能作诗，特意命令他入内侍宴。第二年在瀛台宴饮时，仍像以前一样下令，一时之间人人都以此为荣耀。赛尔赫，字栗庵，又字晓亭，号北阡。历任至仓场总督，有《晓亭诗钞》。

译嘉庆九年甲子日重新举行，沿用乾隆年间的旧例，于二月初三日驾临翰林院。事先加授掌院大学士朱珪为太子太保、户部侍郎英和为太子少保，并赐给英和一品补服。这天宴会时，亲自赐酒的有十五人。仍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言律诗的字分韵赋诗，御制诗也使用开头和结尾两韵。亲自选定侍宴者三十八人，各分一韵。因字数限制不能一同参加唱和的人，仍作柏梁体诗一章。又御书“天禄储才”“清华励品”两块匾额，摹刻后悬挂在院中，并把墨迹分别赐给朱珪、英和。又把《高宗圣制诗文全集》《钦定十三经石刻》各赐一部，珍藏在瀛洲亭。又赐给参加宴会的诸臣二百零五人名茶、文绮、笺绢、砚石以及《御制味余书室全集》《九家注杜诗》各一部。礼仪完成后，恭敬进呈颂册，共二百零六册。皇帝亲自加以鉴定，陈设在各宫殿。蒙赐大缎的有六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人〕 【原文“亥耗耤”疑有多处讹误】之礼，顺治十一年、康熙十一年曾亲自举行。康熙四十一年，又巡视畿南的耕作，经过博野时，圣祖亲自拿起犁具，把一亩地耕完，观看的人有一万人。李文贞光地撰文刻石，以记载这一盛事。雍正二年以后，每年举行耕耤礼。又命各州县推举一名老农，授予八品顶带，用来表示重视农业、抑制末业的意思。又颁发耕耤时所唱的《三十六禾词》二章，共七言三十六句，每句押韵。亲自耕作时，十二名乐工敲锣打鼓歌唱。五色彩旗招展，随行而进。又把三推增加为四推，以勉励农业、劝导百姓，使祥瑞应验而来。嘉禾有一株十三穗、十五穗的，也有长一尺六七寸的。雍正四年，绘制嘉禾图，颁发给各直省。又因为《礼经》说天子耤田千亩、诸侯百亩，耕耤的礼仪上下相通，于是命各直省修建先农坛，由守土官像九卿一样举行耕耤，行九推礼。农具使用赤色，牛使用黑色，【原文“「用青色”句有脱误】；种子各自按照土地所适宜的种类使用。丰泽园在西苑。雍正年间，曾举行演习耕作的礼仪，随行播种，参加者都是亲藩，这与耕耤礼不同。乾隆以后停止。耕耤所过去设置彩棚并悬挂彩饰。乾隆二十三年，因为这不符合体察民间疾苦的意思，命令撤除。皇帝亲自耕作时，高宗每次都撰写禾词。到八十岁时，又撰写《亲耕禾词》。耕耤过去使用三月第一个亥日。乾隆丙戌年，监臣认为初六乙亥不宜栽种，于是改用下一个亥日。乾隆年间，沿用四推礼；到皇帝圣寿六十岁时，才减少为三推。亲耕礼结束后，皇帝到无逸殿，赐给随从耕作的三王、九卿以及侍班讲官茶。他们叩头谢恩完毕，皇帝才回宫。这项礼仪只在登极后的第一次耕耤时举行。建国初年沿用明朝制度，设有教坊司。耕耤筵宴上，有黄童白叟拍着肚子唱歌，还有“香斗老人”“进宝回回”“五方夜叉”“五海龙王”等节目承应，后来裁撤。附录：道光年间，在【原文“亥耤”疑为“耕耤”】这一天，随从耕作将要结束时，有一头牛脱离轭具逃走，皇帝笑了一笑便起身离开。圣上的气度宽宏，对这样的小过失也不苛责。部院的题本，尚未奉到旨意而折角的，称为“折本”。送入内阁后，积累了若干件，便奏请皇帝临御门听政的日期，得到旨意后，定于某日御门听政。宫内在干清门御门，圆明园在勤政殿御门。如果有重大变故，则在期年以后，由礼臣奏请举行。凡是启奏吏部题报官员缺额的折本，满洲内阁学士都必须预先熟记，否则容易因为出现讹误而受到议处。按：康熙三十四年，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因为圣躬灼艾尚未痊愈，且当时正值严寒，请求暂时停止在干清门听政。圣祖说国政关系重大，仍照常每天御门听政。当时御门听政，是每天听政的常规制度。然而《居易录》记载：传召户部堂上官到干清宫西暖阁，谕令免除顺、永、保、河四府的钱粮，这说明召见已经在宫内进行。按：前明时期，干清宫是皇帝和皇后的居所，妃嫔也可以按次进御。见左公光斗《移宫疏》。所以接受朝贺和召见臣下，不在宫内而在宫门举行。本朝初年沿袭明制，后来把干清宫作为听政之地，只是特意把折本积存起来，间隔一天举行一次御门，以便保存旧章而不使其废弃罢了。又按：《居易录》说：“御门听政，冬春在辰初三刻，夏秋在辰正三刻。内阁、部院各官通常在天将亮时齐集午门，依次到中左门，稍作休息后进入，在干清门外等候。皇帝驾临，升御座，二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依次奏事。”【原文“二八部”疑有讹误】比如初一日由吏部首先奏事，初二日就由户部首先奏事，如此循环往复。如果宗人府奏事，通常排在部院之前；三法司按例排在第三位。各部院奏事完毕后，台省官奏事；台省官奏完后，才轮到内阁大学士、学士。到御前承旨时，翰林、詹事、起居注官满、汉各一员，轮流值班，站在西楹之下。”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康熙以前每天御门听政的规制。近来的御门制度是，二六部依次进呈本章。户部、礼部、兵部、工部轮流排在首位，刑部排第三，吏部排第六，这成为常规。【原文“二八部”疑有讹误】大概是因为吏部进本完毕后，还要带领官员引见，所以民间有“刑三吏六”的说法。过去只有刑部进本三件，其他各部都进一件。嘉庆六年，仁宗担心有所耽搁，命令不必拘泥于件数；但如果担心本匣太厚、不便捧持，那么每部也不必超过十件。近来听说进呈的不过两三件而已。御门听政时由编修、检讨四员侍班，是从雍正三年开始的。附录：御门听政属于吉礼，所以过去在春季初次举行时，必定有人升迁授官，而不会有降职。道光丙戌年二月十六日，第一次御门听政，任命颐天府尹宋为弼为宗人府府丞。议论者怀疑这是降职，但京兆三品【原文“京兆三品一。不丞”有脱误】府丞也仍然是三品。又在丙午年十一月初十日，御门听政举行得较早，吏部堂官全都误了入班时间，没有递进本章；各衙门堂官也没有全部到齐，因而被议处的将近三十人，这是历来没有过的事情。御门听政时，二六部都要入班；但每年第一次御门听政，刑部不入班，也不递门单。大臣中年老的，往往奉恩旨，在御门听政之日免于入班。雍正四年以后，值日奏事的文职衙门轮为九班，武职衙门轮为十班，这个例制沿袭了将近九十年。

译嘉庆十九年，因文职九班中光禄寺、銮仪卫等衙门没有事情可以奏报，于是减少一班：把都察院并入刑部，大理寺与三法司合为第五班，内务府、国子监为第七班，理藩院与銮仪卫、光禄寺为第八班。若有紧急事情要奏报，不等到本衙门值日便奏报，称为“加班”。如果遇到应当举行的典礼或有其他事情，值日衙门改到第二天奏事，称为“推班”。值日时没有应当奏报的事情，就递上一份折片，称为“无事片”。武职衙门分为十班，值日奏事时，第一轮依次为：吏部、翰林院、镶黄旗、户部、通政司、詹事府、正黄旗、礼部、宗人府、钦天监、正白旗、兵部、太常寺、太仆寺、正红旗、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镶白旗、工部、鸿胪寺、镶红旗、内务府、【原文“园子监”疑为“国子监”】、正蓝旗、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镶蓝旗。第二轮依次为：吏部、翰林院、八旗两翼、户部、通政司、詹事府、侍卫处。以后礼部等衙门值日时，又由镶黄旗值日；兵部等衙门值日时，又由正黄旗值日。依次轮流值班，循环往复。每月逢五，是常朝的日期；如果皇帝不御殿，群臣便举行坐班礼。遇到雨雪天气以及穿素服的时期，就免除坐班。这是旧制度。只是《居易录》所记载的午门追班很多，有连续数日追班的情况；这与坐班不同，但其制度详情没有记载。《养吉斋丛录》卷之六。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本朝特别体恤百姓性命，刑罚制度的案件，先由州县审理，再由道府审理，继而由臬司审理，汇总后由巡抚定案。案件有人呈告后，刑部加以覆核，九卿、科道官共同签议、当面驳正、议定后上报皇帝。又交给科道官复奏，才选择日期勾到。凡皇帝在别殿临朝审案，面向东方；途中在行幄中临朝，则面向南方。案上放置黄册，大学士、军机大臣、刑部堂官、内阁学士等按班跪下，四名讲官站立侍奉，一名满洲内阁学士跪在案件前宣读案情。皇帝升座，查看黄册，满洲内阁学士启奏某省某人某事。皇帝简略说一两句话，认为情有可原的，免于勾决；认为法律不能宽贷的，由执笔的大学士用朱笔勾去其姓名。勾决后，满洲内阁学士再启奏第二人，皇帝像前面一样论说裁示。依次勾决完毕，大学士捧着黄册退下，众人也都退下，最后退下的是讲官。朝审勾到时，仪式相同。按：从前举行勾到的地点，宫内在懋勤殿，圆明园在洞明堂，香山在勤政殿后、致远斋东面、正直和平楼下，避暑山庄在依清旷。国家有重大庆典就停止勾决。康熙二十三年，因为遇到甲子年而停止勾决。乾隆九年、嘉庆九年，也因甲子年停止勾决。这是新一甲子开始时，特意施行的宽大恩泽。举行勾到时，穿常服，衣服上不挂朝珠；只有朝审勾到时，才穿元青褂。又，朝审勾到时，御案以及勾本、读本案上，都要点蜡烛。清朝初年，刑部会同拟定朝审案件，所审都是刑部本部的案件。外省案件，则由外省覆核定案后具题，在霜降前请旨施行，不交九卿覆核议定。康熙十六年，才命刑部覆核并交九卿会议。朝审归广西司办理，秋审归四川司办理，汇总后拟具题本。大概是因为广西、四川在建国初期地处偏远、人口稀少，文书最少，所以分给这两司办理。顺治十年，规定在霜降前十日举行朝审。康熙十六年，规定在霜降前举行会审、秋审，霜降后举行朝审。朝审勾到这一天，凡是罪情属实、应当处决的犯人，都绑在市曹。刑部满、汉右侍郎，刑科满、汉给事中到场监刑。等勾决

译完毕，刑部司员骑马，带着圣旨来到刑场，于是唱名，把犯人牵来跪下。兵马司吏目用墨笔在犯人脸上写“斤”“交”二字：应斩的写“斤”，应绞的写“交”。正指挥用朱笔点定，然后执行刑罚。刑部司员负责监视。免于勾决的人，仍然押回监狱。按：康熙王子年，魏公象枢巡视北城，十一月监视秋决。可见当时是由巡城御史监刑的。从前，刑部书吏承办刊印秋审册，每年有赔累五千金的说法，而且刻板放在民间，事情很容易泄露。雍正十三年，才奏请在大库西面设立总办秋审处，建房四十八间，用来安置工匠差役；另有厅事五间，作为办公场所，由满、汉司员各一人主管。但案件中缓决、情实的定议，仍归本司办理。等堂议确定后，只把案件发给秋审处誊清付梓。乾隆七年，才命令秋审处核定各司所议定的情实案件；此后无论应缓还是应实，都由秋审处核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从前，秋审分为四类：一是情真应决，二是缓决，三是可矜，四是可疑。雍正年间，删去可疑一项。后来为了避开世宗名讳中的嫌字，把“情真”改称“情实”。情实案件编入册中，缓决案件只进题本而不进册。本司初次勘核用蓝笔，复勘用紫笔，总办、坐办用墨笔。招册刊印后，九卿、科道中上班预审的官员，提前分送给皇帝进呈的，称为黄册。遇到点画模糊的地方，由总办秋审司官加以润饰，称为“描黄”。招册过去使用清文和汉文，乾隆年间裁去清文。秋审处最初设司官二人。乾隆二年，增加二人。乾隆七年，增加协办司官，满、汉各二人。近来又有总办、坐办、行走等名目，人数也比从前增加了五倍。不是秋审处的官员，在京察中就不能评为一等；因此这里又被看作进入仕途的捷径了。附录：外省秋审，从前巡抚到臬司衙署中过堂审理。事情办完后，往往接着演戏、宴饮。乾隆年间，下令禁止。此后改在巡抚衙署，由巡抚督率本省司、道官员会同勘审；没有巡抚的省份，则由总督督率会同勘审。清朝初年，刑部审理案件，记录供词不用汉文。康熙年间，尚书王公挨认为供词不是汉语，汉官就无法知道曲直，只能随声签字认可，使汉官审案形同虚设。于是开始命令记录供词时兼用清文、汉文稿。到乾隆年间，又裁去满文稿。颁发诏书时，只有朝鲜由本国遣官领取；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则交给闽浙、两广、云贵总督和广西巡抚转发。各直省的诏书，旧制是派官员恭敬护送，近几十年来都由驿站递送，以节省供应物资的烦劳。不过，像发往陕西的诏书，要由陕西经过甘肃总督衙门，再转送回陕西，实在迂回。浙江、福建等省也是如此。颁发历书从崇德二年开始。顺治二年，在十月初二日于午门颁发历书。这一年议定，从此以后每年十月初一日颁发历书。钦天监推算《时宪书》完成后，在二月初一日进呈皇帝，随后刻在木板上。初夏由驿站送到各直省的布政司，再依照格式刊刻，于十月初一日颁行。进呈御览的，有誊录清、汉文字的各一本，刷印清、汉、蒙古文字的各一本，清、汉文字的《七政时宪书》各一本。按：乾隆元年，为避皇帝名讳，把《时宪历》改为《时宪书》。另外，六部、寺、监的文书都要发咨给督、抚转发施行，只有《时宪书》和日月食文书直接发给布政司。各省藩库存有过去颁发《时宪书》所用的印一方，颁发历书时用这方印盖在书上，以防止私自伪造。从前，颁发历书这天，皇帝到乾清宫阅看《时宪书》，因为这

译一天是孟冬时享祭祀之日。提前从圆明园进入大内，斋戒祭祀完毕后，便到乾清宫。通用《时宪书》每天列出宜忌三十七项，进呈御览的列出六十七项。其中有颁诏、覃恩、肆赦、封拜、行幸、遣使、出师、庆赐、伐木、畋猎、平治道路、破屋坏垣等事项。按：《通书》起于康熙五十年间，由徽州通晓堪舆的人编排一年中的宜忌，以《时宪书》为依据，又杂入选择事项，民间很重视它。雍正元年，给事中赫硕色请求禁止私自编制《通书》。到乾隆初年，在《时宪书》上下册增加宜忌、星辰等注释，也有《通书》的用意，只是不另外刊刻成书罢了。

译《时宪书》列出蒙古属国各部落太阳出入、昼夜长短以及节气时刻，从康熙三十四年开始。乾隆年间平定各回部、大、小金川后，先后命左都御史何国宗、五官正明安图、副都统富德率领西洋人，遍历西域各部，测量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增入书中；后来又有续增的内容。纪年过去只列六十年，现在列一百二十年，从乾隆辛卯年开始。斋戒日和忌辰，在日期旁加单圈、双圈，从雍正十三年开始。世宗在壬寅年十一月即位，把第二年癸卯年定为雍正元年；但这一年的《时宪书》已经在十月颁发，所以命令天下军民仍使用康熙六十二年的历书。至于钦天监元旦进呈的《雍正元年时宪书》，只颁赐给王公大臣和文武官吏。乾隆乙卯年孟冬初一颁发《时宪书》，其中使用嘉庆年号，大概因为第二年就要内禅了。仁宗孝治深厚纯正，在前一年率领王公大臣进呈《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一百本。钦奉诏旨，只在宫廷中陈设，并颁赐给亲近的王公大臣。丙辰、丁巳、戊午三年进呈历书，也都是这样。《时宪书》所列男女九宫，康熙年间把上元甲子作为中元。康熙五十六年，钦天监奏请改定，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为上元，男子从一宫起；此后中元甲子从四宫起，下元甲子从七宫起。嘉庆癸酉年本应闰八月，但这一年冬至就在十月，第二年的上丁、上戊以及惊蛰、春分都在正月，这与郊祀旧典中每月节气的安排都不相合。钦天监官员上奏说：“十九年三月也没有中气，可以在那里置闰。改定闰月以后，祭祀日期和节气时令才开始相合。再从后面推算到二百年，其中的节气和置闰月份都与《时宪书》没有错误。” 奏章上报后，皇帝答复准许。于是改为十九年闰二月。附录：钱大昕《养新录》说：古代历法使用平朔，大约每三十二个月置一个闰月，间或相隔三十三个月。唐、宋以来都使用定朔，有时相隔达到三十四个月。例如宋代祥符乙卯年闰六月，到天禧戊午年闰四月，就是这样。现在《时宪书》使用定气，每个节气的长短和四时并不相等，因此置闰时，间隔近的有时只有二十八个月，如乾隆丙寅年闰三月、戊辰年闰七月；间隔远的有时达到三十五个月，如雍正甲辰年闰四月、丁未年闰七月。但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从来没有置闰。考察乾隆戊戌年的《时宪书》，这六十年中，闰四月四次，闰五月四次，闰六月四次，闰七月三次，闰九月两次，闰十月一次，闰二月一次。现在考察乾隆戊戌年以后直到咸丰乙卯年，其间闰四月五次，闰六月四次，闰五月五次，闰二月四次，闰七月四次，闰三月三次，闰八月一次，闰九月一次，也没有在正月、十一月、十二月置闰。又听说凡是遇到闰八月，钦天监官员必定请旨决定是否改动。因此二百年来，八月也从未置闰。咸丰元年本应闰八月，钦天监官员上奏。文宗询问杜文正，杜文正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于是没有改动。立春这天，礼部官员以及顺天府府尹、府丞把春山宝座送到乾清门，由宫殿监抬进乾清宫。皇帝看过后，交给掌仪司供奉收藏在太和殿东暖阁。旧制，进送春山宝座时，大兴、宛平的新进生员都随行到乾清门。如今已经听不到有这件事了。日食、月食时，禜社并击鼓，是古代的制度。旧例，食分不到一分的，不举行救护礼。后来规定食分达到三分以上才举行救护礼。又由礼部奏请规定，看不见食分以及食分不到三分的，不举行礼仪。乾隆十四年，命令仍依照从前的制度，食分达到一分以上就举行救护礼，不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食分，都颁行这一规定。又按旧制，初食、食甚时行礼穿素服；复圆时行礼穿吉服。嘉庆年间，认为应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减少人事活动，敬畏警惕之意不可松弛，所以复圆后仍穿素服行礼。凡遇日食、月食，钦天监都要进呈食分数的图样。按：清朝初年废除了左军都督府，但遇到月食时仍沿用明代制度，在这里举行礼仪。见汪琬《诗集》的注。康熙以后规定，日食送到礼部，月食送到太常寺。只是当时都穿朝服行礼，与现在的制度不同。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七。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顺治元年，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面建造堂子。元旦一定先到这里举行祭祀。这种祭祀是本朝沿用旧制，历代祭祀典制中都没有。康熙年间又规定，祭祀堂子时，汉官不随同前往，所以汉官没有知道详情的。询问满洲官员，他们也不能说清楚。只有《会典》等书所记载的，从悬挂纸钱直到司祝、擎神刀、祷告、歌唱鄂啰啰，始末都详细记载了，并没有神异之说。祭神殿面向南，拜天圜殿面向北，上神殿面向南。上神殿就是尚锡神亭。按满洲祭神、祭天的典礼，尚锡之神就是田苗神；圜殿祝辞中所称的钮欢台吉、武笃本贝子，都无法考知其来历。坤宁宫有九楹宽。每年正月、十月在这里祭神，并赐王公大臣吃肉。至于朝祭、夕祭，则每天都举行。宫内西面的炕供奉朝祭神位，北面的炕供奉夕祭神位。朝祭在寅时、卯时，夕祭在未时、申时。祭祀都用猪，并设置香碟、净水和糕。糕用黄米、黍米制成。朝祭时，司祝拿着神刀，诵读神歌，由三弦、琵琶伴奏以致祝祷，随后进献牲畜。夕祭时，司祝腰系铃，手持手鼓，摇铃击鼓，边走边诵神歌祈祷，由鼓和拍板伴奏，也进献牲畜。撤去香灶、灯火，展开背灯青幕，众人退出，关闭门户。司祝摇铃诵歌四次以致祷告，这就是所谓背灯祭。随后卷起帷幕，打开门户，点亮灯火，撤去供品。朝祭之神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之神是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祝词中有阿珲、年锡、安泰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珲、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延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延等称号，其中只有丹岱珲属于祭祀七星。喀屯诺延就是蒙古神，因为先世有德而祭祀；其余都无法考察。此外，背灯祭在四时献上时鲜：春天献雏鸡，夏天献鹅，秋天献鱼，冬天献雉。凡祭神供献时，都撒麻来清除纽阳止口神。俗称撒麻太太，就是旧《会典》中所说的赞祀女官长、赞祀女官之类。还有司香妇长、司香妇、掌爨妇、碓房妇等，也都是只负责祭祀事务的人。满洲富贵人家每年祭神时，也有背灯祭。坤宁宫每天的祭神以及春秋两季立竿大祭，都依照从前盛京清宁宫的旧制。凡皇帝东巡盛京，也一定在清宁宫举行祭神礼。按：嘉庆丙辰年内禅以后，仁宗仍居住在毓庆宫，所以就在毓庆宫立竿祭神，并在宫中举行祭灶等礼仪。国家最重视祭神，遇到大丧，百日内不举行祭祀；恢复祭祀时，帷幕、器具都全部换成新的，也有祓除不祥的意思。见高宗御制诗注。祭神前，要蒸糕、酿醴，以表示洁净吉祥。祭祀当天，一定在正寝中亲自执持猪牲，以表达诚敬。祭天、祭神以及背灯献神报、祭求福面猪、祭天去祟、[一]祭田苗神、祭马神，都以祝辞为重。乾隆年间，详细考察原有文字和原来读音，分别编纂，并绘制祭器形制，编成六卷书，名为《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孟春祈谷日，按理应使用辛日。但正月里的辛日如果在立春以后，就很不合顺应阳气的意义。如果立春和上辛都在同一年，也不应隔年举行祭礼。有时上辛在正月初四以前，那么除夕、元旦的典礼很多，住宿坛所、斋宫都有妨碍。乾隆初年，如果上辛在正月初三以前，就改用次辛；即使初四遇到辛日，也使用次辛，因为正逢皇太后万寿，有应当举行的典礼。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遇到初四为上辛日，就不再改用次辛了。嘉庆四年制定制度：立春后遇到辛日，如果在正月初四以后，就用上辛；在初四以前，就用次辛。旧制，郊祀中只有冬至使用燔柴礼，祈谷坛不燔柴。顺治十七年，命令祈谷坛也举行燔柴礼。焚烧时，柴薪有一百几十担，火光照亮天空，侍班人员相隔很远，仍觉得半边脸发热。南郊殿宇起初仍沿用明代旧制，称为大享殿，屋瓦使用青、黄、绿三色。乾隆十六年重修时，屋瓦改为纯青色，更名为祈年殿。北郊举行大祀时，每逢盼望下雨的时候，皇帝就不乘车辇，并撤去卤簿，以表示敬畏上天的心意。北郊过去没有斋宫，乾隆癸亥年才开始建造。但国家只有南郊、祈谷、常雩三项大祀才在坛所住宿斋戒：前两天住在养心殿，斋宫前一天住在坛内斋宫。其余祭祀都只在养心殿斋宿而已。嘉庆年间，高宗升配方泽，仁宗斟酌礼制是否适宜，特意到雍和宫斋宿，这不是常规制度。[一]“祟”字原作“崇”，据二稿本改。旧制度规定，前往南郊斋宫时乘礼轿。乾隆七年，才开始乘辇；有时遇到石街结冰难行，仍然乘礼轿。清朝初年举行郊祀，奉太祖配享。顺治十四年，才奉太宗和太祖共同配享。考察：让太宗配享时，因为夏至临近而冬至还远，如果先祭方泽坛，随后祭圜丘，次序就会紊乱；如果等到冬至祭天时才举行配享，又觉得太晚。因此下令在这一年三月，先奉太宗配享圜丘，到了夏至再配享方泽。康熙六年冬至，奉世祖配享圜丘，过了十天便举行配享方泽的礼仪。这两朝的重大典礼，都是特意举行的。自古以来因事举行郊祭，不一定固定在冬至和夏至。乾隆元年，遵循旧章，在夏至以前举行圜丘配享礼，到夏至举行方泽配享礼。又考察：康熙年间，曾讨论北郊配位问题，学士徐干学、韩荚主张改正，以西为左，配位应设在西面而面向东。徐干学又写有关于地坛配位的问答。陈廷敬也有辨析方泽坛左右位置的文章。这场讨论长期没有决定，当时各位大臣大多持两方面意见；后来窥察到皇上没有改变的意思，检讨毛奇龄替少宰龚鼎孳撰写《北郊配位尊西向议》，以调和各家的说法。龚鼎孳于是公开说道：仍旧沿用原来的制度，何必改动。于是停止了这场讨论。这种说法见于顾栋高的记载。

译道光庚戊年，宣宗去世。寝宫【“锚匣”疑为讹字】中有朱笔谕旨四条：一是不入太庙，一是不配享郊祭，一是不立五孔桥碑，一是裁减陈设和冠裳。这是因为郊坛地方狭窄，配享的神位逐渐增加，难以继续增设。皇帝的考虑深远，不只是坚持谦逊、崇尚节俭而已。文宗认为配享和入庙的典礼重大，召集王公大臣、九卿讨论，有人认为应遵守遗命，只升入太庙配享而不参加郊配。于是把两种意见一并上呈。然而功德如此崇高，如果配天的礼仪不举行，孝敬之心又怎能得到安慰？因此下令仍依照历代圣主的旧制办理。后来又降旨规定，升祔配享的礼仪，以三祖五宗为定额，不得再增加。并亲自作诗说明这一意义，【“晅不来兹”原文疑误】大概是慎重敬谨到了极点。清朝初年郊庙使用的祭器，还沿用明朝制度，只是徒有其名，实际都用瓷盘代替。乾隆年间，下令朝廷大臣议论，改用古制。戊辰年冬至，才开始在南郊使用。从此以后，各项祭祀都使用古代礼器了。社稷坛使用玉器，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坛上的五色土，由涿州、霸州预先准备。祭祀时，坛下有四名司竿，防止飞鸟，因为那里林木茂密。礼仪完成，大驾回宫时，从午门以内的两旁排列鼓，数量很多，同时一齐敲响，声音像雷鸣。常雩的礼仪，是乾隆癸亥年开始举行的。负责监礼的大臣在孟夏选择吉日，日期有时在立夏前，有时在立夏后，并不固定。《尚书》说“龙见而雩”，占星的人是根据节气时令推定，并不是以孟夏作为确定标准。嘉庆癸酉年议定，在立夏后几天举行；如果立夏在三月，就在四月初举行。太庙在四个孟月举行时享，用初一的日期。由于元旦典礼繁重，所以时享在初十举行。又凡是祭祀日，圣驾出午门，都鸣钟；只有祭祀太庙时，才击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太庙沿袭明朝旧制，戟门外有桥却没有水。乾隆年间，引金水河的水从桥下流过，才与环境形势相协调。顺治十三年，在景运门东面修建奉先殿。开始时，只祭祀太祖、太宗；顺治十七年，定下四祖合在一起享祭的礼制。雍正元年，在大内寿皇殿和畅春园供奉、安置圣祖的御容。乾隆初年，在寿皇殿东室供奉世宗御容。又在圆明园创设殿宇规模，建成九室，东边第一室供奉世宗御容，就是所谓的安佑宫。当时太祖、太宗、世祖以及历代皇后的圣容，都恭敬收藏在体仁阁，没有展出拜谒和献祭的礼仪。乾隆十五年，恭敬地把列祖列后的圣容奉到寿皇殿，按照奉先殿昭穆的次序，各室都面向南悬挂画像，举行献祭礼。第二天，收存到殿左边的衍庆殿；左边称衍庆，右边称延禧，相当于祧庙的制度。每年除夕恭敬悬挂，元旦瞻拜。此后，历代皇帝和皇后的神御都在这里安置。考察：寿皇殿原来只有三间，乾隆庚午年重建，完全仿照安佑宫的制度。工程在六月十五日完工，重新安置神御。每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掌仪司上奏，派亲郡王、贝勒、贝子一人恭敬悬挂圣容，再派一人恭敬收起圣容。康熙十年、二十一年、三十七年，共三次拜谒祖陵。世宗居于潜邸时，在康熙六十年祭祀福陵。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共四次前往盛京拜谒陵墓。嘉庆十年、二十三年，共两次前往盛京拜谒陵墓。从前陵寝安葬完成后，选派满、汉大臣数人到陵寝守护，称为守陵。这些人通常都是曾经获罪、受到的恩宠和眷顾已经衰减的人。过了几年，仍然会得到释放遣返。宣宗晚年下令停止这一惯例。这道谕旨保存在军机处，并未公开颁发，所以外廷很少有人知道。文庙春、秋两次祭祀，过去都派官员主持，世宗才开始亲自祭祀。献帛、献爵，按旧例不跪拜；雍正四年秋祭时，忽然跪着献祭。世宗说：“不是弄错了，而是站着在先师面前献祭，心里不安。”下令把这件事记入档案，作为固定制度。从前，京师文庙正殿的匾额题为“先师庙”，第二道门题为“庙门”，大门没有题写匾额，大概是沿袭明朝旧制。乾隆三十三年修缮完工，皇帝亲自书写匾额：正殿题为“大成殿”，第二道门题为“大成门”；殿和门改用黄瓦，大门增加“先师庙”匾额。顺治二年，听从祭酒李若琳的请求，改题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神位”。这是沿袭元武宗旧有的谥号，只是特意不称“王”罢了。顺治十四年，给事中张文光上疏说这样不妥，请求删去“大成文宣”四字，皇帝同意了。“十哲”这一称呼，始于唐开元八年，大概指四科弟子中颜子以下的十个人。开元二十七年，因为颜子配享，便提升曾子进入十哲，排在子夏之后。宋端平二年，提升子思子。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升为配享，于是提升子张。清朝康熙五十三年，提升朱子。乾隆三年，提升有子。这样，十哲实际上成为十二哲。附录：圣祖曾说，朱子的《全书》纯粹是孔子、孟子学说的传承，应当把他的位次提升到四配之后。李文贞公李光地回答说：“朱子的造诣，确实可以同四配相比；但他与四配相隔一千多年，如果一下子把他的位次排在十哲之前，恐怕朱子自己也会感到不安。”于是定为列在十哲末位。康熙三十年，修理阙里圣庙的大成等殿五十四间、大成等门六十一间、围房八十八间，估计用银八万六千零十八两，特意拨发内帑办理。雍正二年，阙里孔庙发生火灾，下令山东巡抚陈世倌监督修建。正殿使用黄瓦，两庑使用绿瓦，屋脊用黄瓦【“娘砌”疑为讹字】。圣像选用内府匠人，用脱胎法装塑【“装壕”疑为讹字】。定大门名为“圣时”，第二道门名为“宏道”【原文“旦宏道”疑有脱误】。孔子的父亲叔梁公，宋真宗时被封为启圣公。叔梁公以上的先祖没有封爵，也没有受到崇祀。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爵。叔梁公祠原来称为【“魬圣祠”疑为“启圣祠”】，因为合祀五代，改名为“崇圣”，并改用绿瓦。嘉庆九年，皇帝驾临翰林院，到先师神位前行礼。旧礼是二跪六拜，仁宗特意行三跪九拜礼。文庙祭祀，武职副将以下过去不参加祭祀。康熙四十九年，太原总兵官马见伯上疏请求，依照文臣一样行礼。兵部议论反对，皇帝特地下旨准许实行。雍正年间，以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孔子诞辰，禁止屠宰。近来仍按惯例上奏施行，但民间很少有人知道。本朝崇敬祭祀关帝，宫内的祠庙也很多。顺治年间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从前只有五月十三日举行祭祀。

译雍正六年，确定春、秋两次祭祀，仪式如同文庙。乾隆、嘉庆以来，多次增加封号；编纂《四库全书》时，下令把《三国志》中的谥号改写为“忠义”，内府陈设和藏书中的文字也一律刊刻改正。咸丰年间，楚、粤逆匪作乱，关帝显著保佑，大军获胜，于是把春、秋两祭提升为中祀。前门月城内还有关帝庙，香火极盛。从前南郊礼仪结束、圣驾进城时，一定到庙中进香。嘉庆年间，御史程世淳请求避讳关帝的神名，并增加赵累、王甫等人从祀。仁宗认为，前代帝王、古代贤哲和著名神灵的名字，一概不必避讳使用，这是“临文不讳”的意思。至于关平、周仓的塑像，沿袭已久，到处都一样；赵累、王甫遇难的事实，史书传记记载不一，不必增加他们作为从祀者。文昌过去不列入祭祀典制。嘉庆初年，四川总督勒公保上奏说：“五年二月，贼军骑兵来到梓潼，看见七曲山上旗帜密集排列，便退走了，确实可以证明是神灵明显保佑。”仁宗立即亲笔题写“化成耆定”匾额，颁赐给七曲山祠。于是询问大学士朱珪：“二乐城为什么没有专祠？”【“二乐城”所指不明】朱珪以地安门外有元、明时期的废祠回答。于是下令步军统领勘察修缮，拨出国库三千多两，各官捐银一万多两。嘉庆六年五月完工，仁宗亲自到场进香，行三跪九拜礼。下诏礼官依照关圣祠的典礼，厘定春、秋祭祀的等级和仪式，又亲制作七言诗一首，并把谕旨刻在石碑上。咸丰六年，提升为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雍正五年，下令总督、巡抚派员到京城迎取龙神像，一大一小，运到各省建立祠庙供奉。祭祀龙神时行六叩礼；只有云南矿脉龙神，当时礼部颁行的礼节规定行九叩礼，直到今天仍沿用，没有改变。宋人的杂著多说有五龙祠，如今山东还保留沿用“五龙”称呼的地方，其他省份则只称龙神祠。乾隆七年，开始在西苑东北角修建先蚕坛。皇后亲自祭祀西陵氏之神。月份定在季春，日期选在吉巳日。随同采桑的有妃嫔二人、公主、命妇、福晋七人，依照《三十六禾词》的格式，歌唱采桑歌；手持桑旗的有七十人。后来孝贤皇后亲自采桑图绘成，下令收藏于蚕馆，并附上亲制七律诗，以表达追念贤德美好的心意。诗说：“农桑并重以身先，创举崇祠荐吉蠲。秋叶哀蝉惊一旦，春风浴茧罢三年。宛看盆手成新卷，益觉椎心忆旧弦。柘馆萧条液池上，分明过眼阅云烟。”浙江人重视养蚕，过去一直在轩辕庙祭祀先蚕，但官府从未举行祭祀。乾隆五十九年，认为养蚕关系到杭、嘉、湖三府百姓的生计，先蚕祭祀应由官府主持。于是颁赐御书匾额，悬挂在轩辕黄帝庙和先蚕后殿。国家有重大庆典时，派官员祭祀五岳、四渎。像西海、北海、河渎、长白山，都是遥望祭祀；其余各处都到庙中行礼。长白山，满语称为果勒敏珊延。遥祭地点在林城西南的温德亨山。乾隆以前，多由京城派官员前往；后来则命各省大员，如副都统等前往祭祀，以体恤驿传劳费。各省境内的山川神灵，以及能够抵御灾害祸患、有封号并建有专祠的神灵，由守土官祭祀的有一百几十处，详见《会典》。考察：唐、宋以来，一直在直隶曲阳祭祀北岳。明朝尚书马文升、巡抚胡东贡受到世俗说法的迷惑，请求改到山西浑源州祭祀，礼部侍郎倪岳、礼部尚书沈鲤驳斥后，此议被搁置。顺治十七年，刑科给事中粘本盛请求改在浑源祭祀，太常陶正靖曾上疏论说其中的错误。如今仍在浑源祭祀，没有改动。又康熙二十六年，副都御史徐元珙请求把北海改在混同江遥祭，奏疏大意说：“历代北海祭祀，唐代遥祭于洛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府；【“床望祭孟州”中“床”疑为讹字】遥祭于孟州，就是今天的怀庆府；明代也在【“陵庆”疑为讹字】遥祭。本朝沿袭宋、明旧制，仍在怀庆祭祀。臣愚见认为，岳镇的方位应以天子所在的都城为标准，向南行祭来祭北海，私下觉得在道理上不安。谨按北镇医巫闾山，位于今天奉天府境内；既然此山是北镇，那么北海的祭祀就应改定在更北、靠近海边的地方。”此事交给九卿讨论，改为在混同江遥祭。如今《通礼》称在山海关祭祀。又当时徐干学议论说，应当在永平祭祀，因为医巫闾山在辽地广宁，距离海边很远，而永平则向南临海。太山碧霞元君庙，从前派御前侍卫，或者乾清门侍卫前往进香，后来常有骚扰驿站的事情。嘉庆六年以后，只派内务府司员一人，把斋供和香火送到山东省城，交给巡抚恭敬接收，司员当天就出城。四月十四日，由巡抚或巡抚所属的司、道官员一人斋戒前往太山；十六日到达山中，十八日行礼。京师丫髻山的碧霞元君庙，乾隆丙戌年皇太后亲自前往拈香。如今每年由内务府请旨派人拈香，有时是皇子，有时是亲王、郡王，日期也定在四月十八日。考察：京城人崇奉元君，各处都建庙，称为“五顶”。把四月十八日作为元君诞辰，结彩张灯、聚会庆祝，繁盛华丽得非同寻常。比如南苑东红门外的马驹桥、北红门外的南顶，也曾下令皇子等前往拈香。又乾隆五年，太山元君庙遭火灾，原来保存的供献珍物有十九件被烧成灰烬。此后宫内颁赐的物品，现存的有绣黄缎金龙净十团袍、蓝田石大红鞋带、铜笔、砚、炉、镜、鼎、钹、赤虎料珠、琉璃、金丝等幡，玻璃瓶、【“甍奔巴瓶壶”疑有讹误】、瓷提梁卣、瓷花浇、瓷挑竿、瓷靶盅、瓷靶碗、洋瓷五供养，金龙油灯、金轮、银轮、瓷轮、银马、银象、银鱼、银螺、银将军、银男、银女、银盖、银罐、银肠、银缴，文竹方瓶、竹如意、玉磬、沉香狮子、女儿香、香盒、香濮、金藏佛塔、纱扇、藤掌扇等，无法全部列举。另有玉一块，长三尺五寸，宽八尺，名为温凉玉，半温半凉，是乾隆三十六年供奉的。又把供物中的盖、鱼、罐、花、轮、螺、缴、肠合为一组，称为“八宝吉祥”。乾隆四十四年，仪封决口，长时间不能合龙。高宗因为古代有沉璧祭河的事情，特制一块白玉璧，亲自撰写祭文，派人通过驿站送去虔诚祈祷。

译明代治河大臣，以陈公瑄和潘公季驯并称。从前清江浦有陈公专祠，但还没有列入祭祀典制。乾隆年间，下令把陈公、潘公合祀一祠。本朝治河大臣中最著名的是靳公辅，此外齐公苏勒、嵇公曾筠、高公斌次之，先后奉旨在江南建祠祭祀。河南的河神，最著名的是灵佑襄济显惠王。他本姓黄，名守才，是河南偃师人。世人称他为“黄大王”。乾隆年间，因为他的子孙，选其中一人作为奉祀生。又顺治年间，总河朱公之锡死后成为河神。乾隆年间，听从阿文成公等人的请求，封为助顺永宁佑安侯，世人称为“朱大王”。《养吉斋丛录》卷八。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春秋世谱》，把女娲说成伏羲的妹妹。又有人根据《干凿度》中兄妹成为夫妻的说法，把女娲说成伏羲的妻子。这大概是【“■言”字迹缺损，含义不明】之说。陵殿旧时大多塑造女像，乡村妇女来祈求子嗣，香火极其旺盛，庙祝便借此牟利。乾隆年间，侍郎金德瑛奉命前往祭祀，上奏请求更正，得到皇帝批准。乾隆元年，山东巡抚岳浚说，尧陵在濮州城东南六十里、古雷泽以东的谷林庄；明代误建在东平，应当改建，以作为祭告和行礼的地方。仍在陵前设置尧母灵台，配祀尧妃中山夫人。东平的尧陵仍命有关官员按时祭祀。皇帝同意了。附录：乾隆年间，钱侍郎载前往祭祀尧陵，辨明现在的尧陵并非真正的尧陵，写成奏折上奏陈述。奏折一共二十七处叩首，结果奉旨受到申斥。钱先典任江南乡试考官时，解元顾问所作三篇都是骈体文，经过磨勘后，被停考三科。京师因此流传对语说：“三篇四六短章，想在千万人中大变时文的体制；一折二十七余扣，竟从五千年以后，向上追寻古帝的陵墓。”康熙二十八年，圣祖拜谒禹陵，题写“地乎天成”匾额，并命有关官员修缮。乾隆十六年，高宗拜谒禹陵，命督、抚从姒姓、子姓中选一人，世代担任八品官奉祀。康熙二十四年，圣祖西巡到西安，派官员祭祀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汉高祖、汉宣帝，以及唐高祖、唐太宗、唐宣宗的陵墓。因为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圣明君主，不是其他帝王所能相比，便命令在祭文中写上皇帝名讳致祭。康熙二十三年，圣驾到金陵，拜谒明孝陵。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又到孝陵，命人寻访明代后裔，使其世代守护祭祀。当时认为改朝换代已久，无法查访，此事便被搁置。雍正元年，世宗在圣祖的书笥中发现一道尚未颁发的谕旨，内容说：明太祖出身平民，统一华夏，文治武功兼备，是汉、唐、宋诸君都不能相比的；他的后嗣也没有像前代那些因荒淫暴虐而亡国的事迹。圣祖想大幅突破成例，访求其支派中的一人，酌量授予官职，以奉行春秋两季的陈荐祭祀，并且准许世袭。世宗仰体圣祖如天般的仁心，远取法商、周推恩前代的盛举，又命寻访明室子孙一人，授予官职永远世袭，以奉世代祭祀。雍正二年，遂封朱之琏为一等侯，编入正白旗。附录：内阁会同吏部、礼部的原奏：查得镶白旗朱文元这一支，是明太祖第三子代简王朱桂的后裔。崇祯年间，代简王的嗣子监军随洪承畴出征，松山战败时被我军俘获，朱文元也被擒获。如今龙溪尉朱汝健、官学生朱福烈、披甲人朱福瓖等，都是朱文元的子孙；正定知府朱之琏这一支，也出自代王之后。清朝初年，对明代各陵都举行祭祀。只有神宗因为有用兵方面的嫌疑，所以议定时没有涉及。顺治八年，命令按照十二陵的规格祭祀神宗陵，仍设置陵户看守。顺治十四年，又特意为崇祯帝陵制作碑。明世宗的永陵，先前因尹嘉铨上疏条陈而撤去祭祀。乾隆五十年，高宗认为前明灭亡，是亡于万历、天启；世宗虽然沉溺于斋醮，却还不至于像万历、天启那样昏庸失德。因此，他的陵寝仍命照例祭祀。金陵中有一处在房山。明人在辽东战事期间，受风水家的说法迷惑，怀疑那里与本朝的王气有关，于是挖断当地的地脉，又修建关帝庙作为厌胜之术。这实在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不知道天命自有归属。顺治十四年，派官员修复那里，树立金太祖、金世宗陵碑，并命有关官员按时祭祀。祭祀历代帝王陵墓，都在享殿行礼；没有享殿的，就在陵寝设置祭坛。只有元陵采取望祭。清朝初年议定时，尚未有畅春园，所以元太祖、元世祖的陵墓在德胜门外，面向北方遥望致祭。后来修建畅春诸园，祭祀地点便在御园南面了。嘉庆十四年，梁公出使蒙古祭告后回京，仁宗询问得知祭祀地点，认为不合适，于是命令在清河以北、昌平州以南选择地点祭祀。历代帝王庙在明初祭祀伏羲以下三十六位君主。洪武六年，礼臣请求专门祭祀开创基业的君主，共十六位；其余二十位，命有关官员在春秋两季到陵寝祭祀。这样一来，所列的是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成王、康王，汉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魏文帝，以及“为汉唐宋诸君之所未及”。还有隋文帝，唐高祖、宪宗、宣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嘉靖年间，又采纳给事中陈柒的建议，撤去元世祖。我国朝顺治二年，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二位。后来礼部尚书王崇简建议，认为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应当百世享受祭祀。礼部议论后没有批准。康熙六十一年，命令凡是曾经在位的君主，除无道而被弑、亡国的君主外，都应列入祭祀。又认为明愍帝没有什么过失，虽是亡国之君，也应从祀。于是议定增加一百四十三位。乾隆四十九年，认为原议尊崇祭祀辽、金君主，却没有列入东晋、西晋和后五代，又错误地列入汉桓帝、汉灵帝，义理不够协调。于是取出从前的红本查阅，这才知道当时廷臣既没有详细讨论，而上疏是在壬寅十一月，距离圣祖去世不过几天。遗漏而来不及重新厘定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于是又命廷臣详细议论。后来议定增入的有：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陈文帝、宣帝，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撤出的有汉桓帝、汉灵帝。

译从前配享太庙的，只有通达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献郡王四人。乾隆四十三年，追论开国诸臣的伟大功业、特殊勋劳以及受诬陷冤抑的始末。命令将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豫通亲王多铎、武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的牌位配享太庙。其次是怡贤亲王允祥，雍正年间入祀配享；超勇襄亲王策浚，乾隆年间入祀配享。以上诸王都面向西。西面的是信勇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武动工扬古利、果毅公图尔格、雄勇公图赖、忠达公大学士图海、勤襄伯大学士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张廷玉二人于雍正年间定议，乾隆年间入祀配享。武毅谋勇公、尚书兆惠，嘉庆年间入祀配享；忠勇公、郡王衔大学士傅恒，嘉庆年间入祀配享；真诚谋英勇公、大学士阿桂，道光年间入祀配享；忠锐嘉勇贝子、郡王衔大学士福康安，乾隆年间入祀配享。以上十二人都面向东，以北为上。按语：蒙古亲藩中，从来没有配享太庙的人。高宗认为，额驸策浚是著名藩王的女婿，因尚主而晋封亲王，平定准噶尔，功劳属于王室，又是两朝的勋旧，特意命令他配享庙廷，使蒙古众人知道国家尊崇奖赏贤能勤劳者、内外一体的意思。附录：鄂文端、张文和配享太庙，是世宗遗诏中记载的。乾隆十四年，张廷玉请求致仕，当面说自己担心死后不能蒙受配享，想请求以两天时间作为凭据。高宗认为成命已经确定很久，也姑且答应了，并赐诗一首，其中一联说：“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但第二天谢恩时他没有亲自到场。大学士和九卿便议定停止其配享。等到高宗西巡时，张廷玉随众迎送，又不在道路旁叩头。不过高宗仍赐给他诗、冠服等物，并命散秩大臣带领十名侍卫前往送行，礼意仍然优厚。当时皇长子在定安亲王丧礼期间，张文和曾任其师傅，刚过初祭便南归。高宗说：“几十年来作为心腹的大臣，对于朝廷的恩谊竟淡然处之，不能因此动心，只想着荣归故乡，好像同国家没有一点联系。”于是更加厌恶他。当时太常寺把额驸超勇襄亲王策凌的配享位次和诸臣名单一并奏报。于是下旨说，费英东、额亦都等人都是开国辅佐、承受天命的功臣，确实应当配享大烝之祭。即使鄂尔泰，也还有平定苗疆、乌蒙等功绩；至于张廷玉，实在没有配享的道理。于是列举他的前后过失，命他自己衡量是否应当配享，并具折回奏。不久他上奏说：“臣没有开疆拓土、驰骋战场的功劳，也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君主的益处；年老而见识昏昧，过错日益增多，恳请停止配享，并治臣之罪。”于是采纳大学士、九卿的意见，停止其配享，但仍保留大学士的职衔。四川学政朱荃是张廷玉的亲家。他曾是吕留良、严鸿逵案件中的人，幸而得到宽大处理；等到担任学政后，因贪赃营私败露，于是追究张文和与其联姻并加以庇护的罪责。命令罚款，附录：初稿本后面原有“同治四年，僧忠亲王格林沁配享”一句。追缴皇帝赏赐的物件，免去他的官职，也免予治罪。乾隆二十年，张廷玉死于家中。后来又奉恩旨，仍按照遗诏配享太庙。又在乾隆年间，曾让和琳配享。和琳是大学士和珅的弟弟。和琳一生有过失而无功劳，没有配享的道理。和珅获罪败亡后，便撤去和琳的配享牌位。乾隆年间，盛京修建怡贤亲王祠。高宗命令把太庙中配享的通达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献郡王，以及礼烈亲王、饶余亲王、郑简亲王、颖毅亲王，一并尊崇祭祀，匾额题为“贤王祠”。有关官员在春秋两季祭祀，以彰显他们开国辅佐、匡助国运的功勋。雍正二年，修建昭忠祠，祭祀开国以来为国捐躯、竭尽忠诚的诸位大臣。雍正八年，在京城白马庙旁修建贤良祠。凡是满、汉大臣中才德著称、名声完美、气节完备的人，都可入祀。雍正十年，又命各省在省会分别修建贤良祠，用来祭祀外任大臣中忠诚而政绩卓著、值得记载的人。各省又修建节孝祠，从雍正元年开始。附录：乾隆年间，因为贤良大臣的子孙逐渐衰落，命督、抚访查他们的嫡系后裔；如果没有官职或官职很低，就送到礼部引见，听候圣旨。文官七品以上、武官五品以上的，不必查奏。按规定，阵亡官员才可以进入中外昭忠祠。只有内大臣公海兰察，从西藏回京后因病死在家中，高宗念及他多年出征、功勋劳绩很大，特意命令让他入昭忠祠。附录：曹申吉由侍郎外调担任贵州巡抚，吴三桂叛乱，曹申吉便跟随叛逆。吴三桂多疑，投降的人往往被杀。吴三桂死后，同党又互相仇杀。云南平定以后，曹申吉不知所终。当时因为讹传，便把他列入昭忠祠。乾隆年间，钦定《国史列传》把曹申吉列入逆臣传，但祭祀制度没有撤除他的牌位。嘉庆七年，礼臣才上奏撤去他的牌位。又，乾隆二十年，江西进士胡中藻因《坚磨生诗》悖逆而被杀并暴尸示众。胡中藻是鄂文端鄂尔泰的门生，因此与文端结党。刊刻其诗的是巡抚鄂昌，他是文端的侄子。于是鄂文端被撤出贤良祠。又，乾隆四十三年，举人徐述夔因《一柱楼诗》狂妄悖逆，而替徐述夔作传的是沈德潜。高宗认为他颂美逆词，便追夺其官爵、宫衔、谥典，撤去乡贤祠中的牌位，并捣毁所赐祭葬碑文。列入乡贤祠，按例由封疆大臣奏请，再由礼臣核议。道光乙巳年，原任大学士卢文肃荫溥操守清廉谨慎，品德学问端正淳厚，特降旨准其入祀，不交礼部议论。顺治八年，制定五祀制度。中溜、门两祀由太常寺掌管，户、灶、井三祀由内务府掌管。详情见《会典》等书。从顺治到康熙，没有亲自举行祭灶的事情。雍正年间，才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坤宁宫祭祀灶神，并面向南方设置天地神位，行九拜礼；对东方的厨灶之神行三叩礼。乾隆以后都遵照实行。所谓既然举行了这种礼仪，就没有人敢废止。用黄羊祭灶，古代已有这种说法。如今十二月二十二日，乾清门侍卫到南苑猎取黄羊，二十三日回京，供大内祭灶使用。

译谨按：嘉庆御制诗初集《毓庆宫小除夜八韵》中说：“嘉平小除夜，媚灶用黄羊。典纪千门遍，礼传五祀详。飶芳袅鼎篆，精洁列盘糖。”足以证明小除夕宫中有祭灶的礼仪。王、贝勒等凡有内廷差使、应当值宿的，十二月二十三日都放假回家祭灶，由散秩大臣代替值宿。大内祭灶使用钖，俗称灶糖。每年十二月，奉天内务府准备贡品并运往京城，称为糖贡。每年二月，掌仪司奏请派遣祭祀黄木绅的大臣。黄木厂在京师东直门外。那里的木头长六丈多，横卧在地上，骑马的人在木头两侧彼此看不见。当地人称它为神木。相传明初修建太乐时，是从南方运来的。有人说它应合甲乙的生气。高宗曾作御制《神木行》七言古诗一首。按照从前的惯例，郊坛、宗庙由太常寺专门主管，而宗伯不参与这些事务。乾隆十四年，命令将其隶属礼部掌管。从前斋宫夜间漏刻结束时，吹奏画角、击响严鼓作为节拍。乾隆十四年，高宗认为斋戒之人耳朵不应听音乐，这并不能使精神专一清明，于是下令议定停止。明洪武年间，改定祭品和祭器。不过祭器虽然保留古代名称，实际上仍用瓷器代替。高宗才开始命令考查经典，铸造铜器，颁发给阙里；但坛、庙还来不及更换。后来又命令考订制度、绘制图样，统一重新制造。因事祗告的礼仪，从前不用音乐。因此祈雨告祭时，停止奏乐。高宗认为，祭祀使用音乐，是侍奉神灵的礼仪，与斋戒时撤去悬挂的乐器不同；而且音乐可以沟通阴阳之气，用于祈雨是合适的。于是仍命令奏乐。乾隆二年的规定是，各省坛庙以布政使为主祭官，督、抚为陪祭官。道员驻扎的地方，则以府、州、县官为主祭官，因为他们是地方上掌握正式印信的官员。不过属官主祭、上级官员陪祭，在名分上很不妥当。后来山西布政使多纶上奏提到此事，于是改定为现在的制度。从前大学士不陪同祭祀，大概是因为明代大学士列为五品，在尚书之下。文官以尚书为首，大学士已经包括在其中。我国朝廷把大学士定为一品，但陪祀的惯例仍沿用旧制，只规定尚书以下官员陪祀，所以大学士便不陪祀。乾隆十三年，才改定为大学士以下的官员斋戒并陪祀。“撤悬”一词，初稿本和《皇朝文献通考》作“彻悬”。乾隆十八年，增加制定祈雨、报雨乐章。嘉庆十二年，增加制定祈晴、报晴乐章。乾隆十七年规定，举行大雩时不使用音乐，让十六名舞童穿黑衣，排成两行，边舞边歌唱御制《云汉诗》八章。新年正月，圣驾进宫，按例设置仪仗；如果这一天正值斋戒期间，就停止设置。祭祀斋戒时，要进献铜人。起初设在武英殿，后来改设在太和殿，之后又改设在干清们。康熙年间已经如此。这项事务起初隶属礼部，后来隶属太常寺；康熙年间已经如此。铜人面向西，铜牌面向南。斋戒日期，王公大臣悬挂斋戒牌，从雍正十年开始。这就是前明祭祀牌的含义。牌子有银制的，也有象牙制的，长约四寸，宽二寸，悬挂在衣襟前面。朝鲜每年进贡糯米四十石，盛京留下三石五斗四升，官三仓实际收取一二十六石四斗六升，用来供应四时飨祀所需的粢盛。按语：康熙年间，南书房翰林查慎行在五月初一获赐高丽米粽，作恭纪诗并注释说，皇上谕旨：“这种米本来出自高丽，太宗朝每年进贡一百石，作为端午节供品。”如此等等。这说明朝鲜进贡米已经很久了。雍正五年，减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改为每年进贡江米四十石。江米就是糯米。每年除夕祭祀太庙时，分献爵帛的王公，都赏赐绸缎。先农坛围墙以内有土地一千七百亩。从前把二百亩给坛户，种植五谷蔬菜，供应祭祀；其余一千五百亩每年缴纳租银二百两，储存起来作为修缮费用。康熙年间，把这些土地拨给园头，祭祀所需的粢盛便没有来源。雍正元年，命令清查收回这些土地，仍交给太常寺坛户耕种。祭祀时使用的祝版全都写清文。满官宣读祝文，必须声音洪亮，音调高低合宜。这些人都是临时简派的，且都出身于太常寺赞礼郎。官至一品的，不再列入候选。但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即使尚书也有被派去宣读祝文的。赞礼也使用清语。学习这一行的人，日夜练习赞礼，务求声音极其洪亮深远。经过数月甚至多年，才能达到熟练。被选充任此职，立即就能获得翎顶。既然列入骏奔效劳的行列，辅助赞礼没有差错，很多人因此晋升品秩、改换花翎。京师有句讥讽的话说：“十年窗下苦读，不如一声呼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养吉斋丛录》卷九。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旧时殿试策问使用四六文。顺治己丑科时，下令废除四六文的旧套式。起初在天安门外考试，后来礼部请求改在太和殿东、西阁的台阶下考试；遇到风雨，则在殿东、西两庑考试。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举行殿试，天气非常寒冷，特许在殿内考试。命銮仪卫军校代为携带考试用具，宫中赏赐食物和炉火。考生列坐殿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该年九月举行会试。乾隆五十四年，才开始在保和殿考试。按语：《陆清献公年谱》记载：康熙九年三月初一举行殿试，到太和殿前行礼完毕，殿上传下策问，众人都跪着接受，起身后各就座位，单数在东、双数在西，都是站着书写。既然说“站着书写”，看来当日的廷试与如今坐在矮桌旁蜷曲着身子书写有所不同。顺治九年壬辰科殿试，分为满榜、汉榜。蒙古人列入满榜，汉军列入汉榜。满榜状元是麻勒吉，赐进士及第出身，授予一甲官职，待遇与汉榜相同。选赛冲阿等六人为庶吉士。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也分为两榜，依照壬辰科的例子。此后满、蒙、汉合为一榜，但满洲、蒙古、汉军中没有人在一甲中取中。到同治四年乙丑科，以蒙古人崇绮为状元，汉军人杨霁为探花，这是二百多年中从未有过的事情。殿试中有到第二天早晨才交卷的情况。夜深人困，防范和管理不能周全，而且这也不是慎重对待殿廷重地的做法。乾隆四十六年规定，交卷以日影为标准，不供应蜡烛；没有完成试卷的人，准许列入三甲末等。旧时廷试阅卷的各位大臣，各自寻找公所分住，地点并不受镇院约束，人员可以自由行动，过三五天才进呈试卷。乾隆二十五年，才开始规定集中到文华殿评阅，并限期完成。策问的题目和问题条目，过去由内阁预先拟定。乾隆二十六年，奉谕禁止这样做，以杜绝泄露题目和事先揣摩的弊端。命阅卷官在殿试前一天秘密拟定八条题目进呈，等候皇帝钦定其中四条，然后撰写策问。偶尔也有不是阅卷官原拟的题目，例如乾隆癸丑科询问“保泰持盈”这一条，就是特意命令提出的。旧时二月举行会试，三月发榜，四月初举行殿试。康熙丁丑年则在七月十三日殿试，十七日传胪。自从改为三月会试以后，四月发榜，五月初举行殿试。乾隆十年，改为四月二十六日殿试，五月初一传胪。乾隆二十五年，因为磨勘的缘故，五月五日殿试，初十传胪。乾隆二十六年，考虑到士子等候时间太久，命令加快磨勘，于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直到现在仍沿用这一制度，偶尔因其他事情而临时酌情确定日期。附录：道光癸巳科原定四月二十四日拆开弥封，等到皇帝从园中回宫途中，因为孝慎皇后病情危急，又折返回去，改在二十九日在园中拆开弥封，并引见前十名。当天申时，孝慎皇后去世。第二天是五月初一，停止升殿。[一]“初一”原作“初十”，据整理稿本改。传胪典礼只悬挂金榜，一甲三人回府设宴聚会等事情都停止举行。服丧二十七天后，才举行朝考。六月初一引见并授予官职。殿试中进呈的十份试卷，过去都预先拆开弥封。乾隆二十六年，命令先评定甲乙等次，再拆开弥封。旧例，廷试策文的正文有十四行，后来改为八行；卷尾空白有十四行，后来改为十行。至于“钦惟干冒”四字，必须写在行末，新旧条例相同。此外，策文格式中有“臣草茅新进”等语。宗室参加考试以后，改用“末学新进”等字样。近来的制度规定，殿试阅卷官八人，康熙年间有时多到十四人，雍正元年为十二人。他们用来标示优劣的符号有圆圈“〇”、曲形符号“厶”、顿号“、”、竖线“|”和交叉形“ㄨ”。如果各阅卷官所作的标记相差很大，负责察看标记的大臣就具奏请旨。因此，第一位阅卷官用了“〇”，后面的阅卷官就不用“|”；第一位阅卷官用了“|”，后面的阅卷官就不用“〇”，这样甲等的名次先后实际上已经默定了。附录：康熙戊辰年殿试，仁和人凌绍雯使用清、汉合璧的文体书写，被列在二甲末等。雍正三年，准许此前因殿试违犯格式等事故而受处理的李徽等二十五人重新参加殿试。这是特别的恩典。殿试试卷，按例以前十本进呈。只有乾隆庚辰年，尚书秦蕙田等上奏说，十本之外还有佳卷，特旨允许进呈十二本。这一科前十四名都进入翰林。到乙卯年恩科，大学士和砷阅卷，上奏说没有好的策文，只取八本呈给皇帝阅览。这一科的状元王公以衔，是会元王公以铻的胞兄；探花潘公世璜，又是前科状元潘公世恩的堂兄。世人称为盛事。殿试传胪这天，鸿胪寺官员唱名一甲三人、二甲第一名和三甲第一名。对于一甲三人，又唱名三遍，以表示慎重。传胪完毕，赞礼官引导状元、榜眼、探花上前，到殿阶下迎接金榜。到达台阶时，状元稍稍向前，站在中间的陛石上。榜亭出来后，一甲三人跟随榜亭，从午门正中出去。亲王、宰相也没有这种特殊待遇。顺天府尹在东长安门外搭设彩棚，为鼎甲三人递酒、簪花，并准备执事人员送他们回府。传胪第二天，新进士到礼部赴宴，堂西北悬挂飞龙画轴，设置香案谢恩。见石韫玉《独学庐诗注》。传胪以后，状元率领各位进士上表谢恩。表文格式由上一科状元传给这一科状元，作为报酬，送银五十两。相传表文是刘黄冈撰写的，直到现在从未改写。现录下它，以保存这一格式。缮写表文是内阁供事的差役，也酬劳五十金，这是旧例。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臣某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奏说：伏惟风云之气通达于黼座，正值太平盛世、贤才应时而出的时期；日月照临通达之途，众多士人共同迎来汇聚进用的吉兆。臣等思考着如何辅佐君王、彰明政绩，众人都仰望圣治日新；拜手陈说，共同看见文治光明显赫。皇帝特意赐下龙章，人们都知道这是考究古道者的荣耀；宴赐频繁颁行，世人仰望崇尚文治的盛况。宫门开启，诏令便充分发布；冠帽衣裳的人聚集，环佩交相辉映。提笔作文，心中有所感怀；并辔而行，以表达庆贺。臣等私下认为，直言应策，是金门优待应诏之士的科目；孝廉、秀才和明经，是蕊榜看重南宫选士的制度。

译朝廷之下聚集了簪缨之士，欣喜地看着人才进入彀中、储备英才；在日边宣读凤诏，争相认识朝廷开门求贤、招纳俊杰的盛举。选取士人以得到人才为重，期望各种栋梁之材都能兼收；而臣等实际上是拜谢并献上先前准备的才学，如同船桨和盐梅共同发挥作用。姓名题在雁塔上，遇上了光耀的大典；在螭头前传胪，传扬熙朝的盛事。清贵的班列随着玉笋般的英才排列，杏花增添上苑的光彩；仙宴中斟饮金杯，杨柳浸润着曲江的春色。臣等遭逢这样的际遇何其幸运，欢喜和惶恐难以用语言表达。恭惟皇帝陛下，秉承乾元而创始，享有太平通达的盛运。勤于处理政务，以彰明上天的功业；汇聚福泽以施及百姓，训导施行都归于道路平坦。大孝光明昭著，善于继承先业以安定治道，功业广大而显赫；至仁洋溢四方，正应当以聪明才智顺应时义，使天下得到养育和安宁。六府都得到整治，正是文彩彰明、事业施行的时候；九德全都得到任用，正合菁莪乐育人才的时期。既然已经文治焕发、功业巍峨，普遍沐浴于皇恩雨露之中；却仍然广泛询问谋略，选拔人才，甚至旁求于下层和草野之人。黄纸颁发题目，远远看见云气笼罩华盖；朱衣官员在前引导，众人聚集观看蜡烛燃尽、春星显现。臣等仰承皇帝亲自详尽的训谕，在临轩处近在咫尺；低头竭尽鄙陋的愚诚，面对策问而惶恐不安。哪里想到微末之才的陈述，竟承受了如此荣耀的恩宠。在红色台阶上高声唱名，欢喜胜过鹭鸟般排列的朝班之中；皇帝亲笔题写，光彩照耀在鸾回纸上。赐给臣等满镒的兼金，使臣等怀抱着儒席上的珍宝归去；制作宫锦来分赐袍服，荣光充溢于文士之林。皇恩优厚，臣等仰戴高天厚土般的恩德，哪里有穷尽；圣泽深厚滋润，臣等思量自己微薄的力量又能补报什么。臣等有意观光朝廷，却没有辅佐治理的才能。诵读范希文“先忧后乐”的言论，私下仰慕他的志向操守；讲习董相正谊明道的学说，却未能窥见其中精微。臣等滥竽充数而效法昌言，对经世济民没有帮助；手执书册谈论治道，只惭愧自己迂阔疏浅。愿意表达葵藿向日般的忠心，竭尽本心而献上安定国家的谋略；还愿竭尽驽钝之力，在仕途上奋勇奔驰。伏愿陛下学业不断增进，德业广大运行。使八方风俗相同，珠囊与金镜一同发光；使福泽符合九如之颂，华封三祝与嵩山呼万岁一并进献。以羽钥之乐和诗书之教，隆重培养士人，使天下都具有邹鲁的风气；使股肱之臣和耳目之官广泛储备贤才于朝廷，聚集夔龙般的贤能。这样就会福祚重重、恩泽累洽，和气常常流布；达到五帝三王的盛治，各种祥瑞都完全出现。天下都来归附，合着麒麟游、凤凰舞来呈现祥瑞；万国前来同庆，记载在玉检金泥上作为颂歌。臣等仰望上天、敬仰圣德，激切惶恐至极。谨奉上表章称谢，恭请圣上知悉。某年月日，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臣某等谨上表。按语：《缪彤胪传纪事》说：谢恩表按旧例由前一科状元代为撰写，是为了尊重前辈，因为前辈熟悉这种文体格式。甲辰科状元严就思先生请假回乡，而己亥科的徐立斋、乙未科的史立庵两位先生都在原籍，于是应当请求前一科的榜眼、探花代作。李贞孟、吴长庚两位先生也在原籍，只有辛丑科榜眼李子静先生在任。缪彤与张、董两位同年登堂求见，投递门生帖，使用赞仪二十四金，赏给长班、管家银八两，都是按照惯例。当时鼎甲中资历最深的是金沙人蒋虎臣先生，他是丁亥科探花。因为己丑年有熊次侯先生、戊戌年有孙惟一先生都在任，虎臣先生说：“李子静应当让给孙惟一，孙惟一应当让给熊次侯，熊次侯应当让给我，我代为请求李子静。这是衙门的体例。”当时前后辈都叹服蒋先生的话非常正确。由此看来，当时的礼制与近来不同；而所谓表文由人代作，似乎也不是相传为刘黄冈的旧文。留待考证。附录：旧例，一甲三人脱去布衣后，在彝伦堂拜见司成。三人簪花完毕，剩下的一枝备用花，归总理监事大学士携回。乾隆辛丑年，大兴人翁覃溪方纲任司业，这一科的三元钱湘龄荣，是翁方纲在己亥年所取的江南解元。大学士漳浦蔡公对翁方纲说：“这位三元，是你选取的士人，如今又亲自参与这一礼仪，这枝花应当归你。”翁方纲作《三元花歌》记载此事。又，一甲三人率领新进士到国子学行脱去布衣之礼。旧制，司成和少司成依次递酒、簪花。蒋丹林祥墀由司业升任祭酒。嘉庆乙未年，他的儿子立鳙以第一名登第，举行这一旧例，一时传为佳话。新进士举行脱去布衣之礼后，礼部具题，工部发给建碑银一百两，交给国子监立石刻名。自顺治丙戌年以后，太学圣庙戟门外都有碑。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撤省并了这项制度。此后每科进士都各自捐资立碑。雍正二年，恢复旧例，并补立康熙辛丑科的碑。科甲出身的人能够再次参加鹿鸣宴，已经很不容易，本朝二百多年中不过几十人。能够再次参加恩荣宴的，前后只有九人。这九人中有三位大学士，而且都在吴中方圆数百里之内，确实是盛事。现汇录如下。原任詹事府詹事黄叔琳，顺天大兴人。康熙辛未科探花，乾隆十六年再次参加恩宴，加侍郎衔。大学士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康熙庚辰科进士，乾隆二十五年再次参加恩宴，皇帝作诗赐给他。大学士嵇璜，江苏无锡人。雍正庚戌科进士，乾隆五十五年再次参加恩宴。原任鸿胪寺卿翁方纲，顺天大兴人。乾隆壬申科进士，嘉庆十九年甲戌再次参加恩宴，加二品衔。原任通政司经历郭祚炽，江西建昌人。乾隆癸未科进士，道光三年再次参加恩宴，加六品衔。原任户部主事潘奕隽，江苏吴县人。乾隆己丑科进士，道光九年再次参加恩宴，加四品卿衔。原任四川铜梁县知县贵逢甲，湖南武陵人。乾隆壬辰科进士，道光十二年再次参加恩宴，加知州衔。致仕尚书李奕畴，河南夏邑县人。乾隆庚子科进士，道光十九年再次参加恩宴。

译大学士潘世恩，江苏吴县人，乾隆癸丑科状元。咸丰四年再次参加恩宴，加太傅衔。[三]顺治丙戌科殿试后，选取年龄、相貌合适的一百多人，在内院依照殿试的例子再次考试。题目为奏疏、律诗各一篇，均由皇帝钦定。被选中的人，任用为庶吉士。见《魏敏果年谱》。康熙九年，命内院会同吏部、礼部选取新进士六十人，以文章考试，分为上、中、下三等。皇帝亲自确定二十七人为庶吉士。见《魏裔介传》。《馆选录》记载，该科庶吉士满、汉共三十人。这似乎是今天朝考的起源。但先选后考，也不是每科都实行。雍正元年十月，命新科进士在引见前再次考试，一切按照殿试的准备方式，出诗、文、四六各题，有时作一篇，有时作二三篇，有时各题都作，全部听凭本人方便。此后每科都实行，人人都参加考试。后来朝考的题目有论、诏、疏和试帖诗。乾隆辛未年朝考，作赋一篇、状一篇，论和诗如同最初的规定。当时汤对松除了赋、状、论之外，又作试帖诗四首，列为第一。嘉庆丁丑年，认为拟写古诏只是临时强记，与学问无关，于是删去这一项，只考论、疏、诗三种。过去的朝考试卷，阅卷者只区分录取和不录取，录取的称为朝考入选。把录取的试卷再分为等第，从道光甲辰科开始。朝考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附录：乾隆癸丑年朝考题目由高宗亲笔书写并密封，日期到后交给监试王大臣。奏疏题为“积古”，原来高宗亲自拟定的是“稽古”二字，落笔时误把“稽”写成了“积”。皇帝特意写了一篇题为《笔误识过文》的文章，命军机处交给新进士阅看。一甲进士的朝考试卷另行封装进呈，不由阅卷大臣评定名次。只有乾隆己酉年朝考采用两种弥封方式阅定。一甲第一名胡长龄，名次列在第三；一甲第二名汪廷珍，名次列在第二；一甲第三名刘凤诰，名次列在第五。建国初年，进士殿试以后，除馆选之外，其余不分二甲、三甲，分别分派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各衙门观政。[一]“建昌”原作“口口”，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补。[二]“湖南武陵”原作“江苏口口”，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改。[三]“大学士潘世恩……加太傅衔”原作“此下缺一人”，据初稿本补。三月，然后进行铨选。见许惟模、徐旭龄的奏疏。乾隆年间，有中式进士分派到各省督、抚、藩、臬衙门学习三年，期满后补授官职的制度。见鄂文端的奏疏。圣祖在位时，新科进士上奏请求入读中秘书；有的说自己家世中多有人担任馆阁官，有的说边远地区一向少有词臣，偶尔得到批准。世宗时，命大臣把自己所知道的人推荐任用，互相参酌；但蒙古、汉军以及边远省份的人，往往不参加选拔。雍正二年，太常寺少卿李锺峩请求分省选拔，停止复试和保举，经过礼部议论后被驳回。高宗时，既慎重考核文章才艺，朝考后又命亲王、大臣集合各位进士，观察他们的仪表风度，核查他们的年龄，分为三等，按照才干评定选用。乾隆三十年，停止亲王、大臣拣选，命令引见时按照省份、甲第分班带领，并把上一科各省录用多少人列成清单呈览。引见时，在姓名折上画红圈的，以庶吉士录用；画尖圈的，以额外主事录用；画连点圈的，以知县录用。由此，各省人才都能够获得选入馆阁的机会。天聪八年，太宗命礼部考取满人中学习满文的刚林、敦多惠，学习汉文的察不害恩、国泰；汉人中学习满文的宜成格；学习汉文的齐国儒、宋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人中学习蒙古文的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全部赐为举人，并赏赐一套衣服，免除四丁差役，在礼部设宴。这是本朝举人制度的开始。此后崇德三年、六年，也有考取举人的事，只是当时考试的内容不是今天的制度。到顺治二年秋举行乡试，三年春举行会试，才是本朝定鼎以后采用书艺、经艺设科取士的开始。此后大体上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但也间或有秋季举行会试、春季举行乡试的情况。雍正元年，四月举行乡试，九月举行会试，十月举行殿试。二年，则在二月举行乡试，八月举行会试。这些情况见朱批山西学政刘于义的奏折。雍正五年，因为春季遇到闰二月，天气还很寒冷，改在三月举行会试。到乾隆二年，也因秋季遇到闰月，依照惯例改期。到乾隆十年，才确定以八月举行乡试、三月举行会试为定例。只有乾隆十七年壬申，乡试在三月，会试在八月，外省乡试则在二月。此后嘉庆六年，顺天乡试因水患改在九月。道光元年，顺天乡试因疫灾改在九月。十一年，江南乡试改在九月；二十三年，河南乡试改在十月。二十九年，江南乡试改在十月，浙江乡试改在九月。这些都是因为水患。顺治乙酉、丙戌两科，科场刚开始举行，到京城应试的士子有的因为道路阻塞，过了期限才到。朝廷特别重视招徕士子，丙戌年补行乡试，丁亥年补行会试。康熙年间因为用兵，各省间或补行乡试；还曾有山东、山西、陕西在河南考试，湖广、江西在江南考试，福建在浙江考试的情况。咸丰以来，也因为用兵，各省多有补行乡试的事。己未年曾有江南士子在浙江考试的事情。建国初年，四川因战事阻隔，而且百姓凋敝，直到顺治辛卯年才开始举行科举。主考官驻在保宁，应试者二百多人，解额竟有七十多人之多。这是特别的恩典。

译明朝末年朝政衰败，每逢大比之年，过了期限还不点派试官，科场也延长期限。后来各地疆吏于是预先请求。到了本朝乾隆年间，还有沿袭旧日文书，具本题请的。乾隆十二年，下令停止这种做法，只令礼部到期按照各地远近分批题请而已。第一批是云南、贵州，第二批是广东、广西、福建，第三批是湖南、四川，第四批是湖北、浙江、江西，第五批是陕西、江南，第六批是山东、山西、河南。旧时第一批是云南、贵州，第二批是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第三批是浙江、江西、湖广，第四批是陕西、江南，第五批是河南，第六批是山东、山西，与今天题请的日期稍有不同。主考官、同考官的子弟要回避，不得入场。这是顺治年间的旧制度。雍正元年癸卯乡试，内帘、外帘官的子弟中应当回避的，另派大臣拟定试题，请旨后在内阁考试，录取四人。当时又命大学士王顼龄、尚书励廷仪、侍郎史贻直、张伯行、李周望、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绂，会同南书房翰林检阅落卷，又取中二人，都赐为举人。雍正二年，命令应回避者仍一体参加考试，将试卷封好呈送，另派大臣校阅。从此以后，每科都要请示是否准许考试。到乾隆九年，命令仍须回避，于是成为定例。后来御史眭朝栋带头上奏陈请，奉旨交给刑部治罪。嘉庆四年，御史郭仪长分条陈述此事，经过礼部议论准许后，奉旨驳回并斥责。道光二十七年，礼部尚书祝庆蕃因为回避的人很多，当面奏请另行考试。祝庆蕃于是被降职。另行考试一事，命令永远停止。磨勘各省乡试试卷，从康熙壬午科开始。最初奉特别旨意简派人员，只有三四人。后来因为试卷太多，才派九卿共同磨勘。会试录取名额，顺治年间多到四百名。康熙以来，多则三百名，少则一百几十名。只有雍正庚戌科录取四百零六名，人数最多；乾隆己酉科录取九十六名，人数最少。嘉庆、道光以来，有时一百几十名，有时二百几十名，再没有达到三百名的。康熙三十九年，因为大臣子弟在乡试、会试中取中的很多，命令另编字号。于是编列官字号，民卷九份，官卷一份，副榜也一样，边远省份免除。这是官卷制度的开始。康熙五十一年，停止会试官卷。近来的制度是按照各省大小以及官卷的多少，确定录取名额。《养新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江南乡试录中说，这一科开始编列官卷。江南中式八十三人，其中官卷中式八人。按：乾隆壬申年，太后万寿恩科，乡试官卷不拘泥于成例，请旨按照人数多少酌情增加或减少。曲阜设立四氏学，乡试编入耳字号，录取一人。每科取中的都是至圣的后裔，所以有“没有孔氏就不会发榜”的谣言。顺治乙酉年，给事中严沆主持山东乡试，上疏请求录取两人。康熙年间增加一名。颜、曾、孟三氏以及各位贤人的后裔，才开始有人中式。雍正年间又增加一名。云南、贵州的举人参加会试时供应驿马，从顺治年间开始。嘉峪关以外以及新疆的举人供应驿马，从乾隆年间开始。参加会试的举人供应路费，从顺治八年开始。顺治乙酉年山东乡试，法若真因为全部写作五经文，赐为内阁中书，准许与其他人一样参加会试。康熙丁卯年顺天乡试的查士韩、林文英，壬午年顺天乡试的庄令舆、俞长策，都因为兼作五经文而违反格式，特意上疏报告，得到旨意，授为举人，准许参加会试。此后兼作五经文的，不必禁止。命令各省在规定名额以外，增加录取五经文二人。于是学习五经文的人更加多了。王渔洋《分甘余话》记载，直隶、陕西等省，甚至有人凭五经文试卷夺得第一名。康熙五十七年，停止五经文应试的录取名额。雍正二年，仍准许五经文应试并增加录取名额。丙午年，江南乡试中，徐景曾凭五经文试卷列入副榜，也准许与其他人一样参加会试，这尤其超出了通常的规格。到乾隆辛未科，才开始停止五经文中式的惯例。按：康熙乙酉科，长洲人蒋学海凭五经文中式。这一科进呈的题名录中，蒋学海排在解元之前，称为“五经解元”。见《履园丛话》。湖南士子赴湖北参加乡试，要冒着渡过洞庭湖时风浪的危险。抚臣赵申乔、潘宗洛先后上疏请求分闱考试。礼部议论后没有批准。雍正年间，抚臣李发甲具折请旨，御批说：“就应当具题。”等到奏疏上报，礼部又议论驳回。李发甲再次上奏，请求甲辰年把湖南、湖北分为两个考区。前一年癸卯年，奉旨建立湖南试院。副榜这一名称，始于明嘉靖五年，见《礼部志稿》。顺治戊子科，下诏天下廪生中列入副榜的，贡送到吏部参加谒选。其中最优秀的任推官，其次任知县，再次任州佐。增生、广生、附生中列入副榜的，进入成均读书满一年，送吏部历事考用，按照廪生的例办理。甲午、丁酉、庚子三科，都实行了这一制度。到康熙癸卯、丙午、己酉三科，不准再设副榜名目。壬子科，司成某人请求恢复实行，又蒙恩准。又，顺治初年，举人参加会试而列入副榜的，免除廷试，立即送吏部授职。康熙三年，停止会试副榜。又，雍正四年，直省五经副榜以及两次列入副榜的人，准许作为举人一体参加会试。不久便停止了。顺治时，乡试、会试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经文四篇；第二场考诏、诰、表、内科一道、判五条；第三场考策五道。康熙三年甲辰，停止四书文考试；经文改为两场，第一场考策五道，第二场考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康熙八年己酉，仍恢复旧制度。二十六年，停止第二场的诏、诰题。四十一年，又恢复使用诏、诰。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把判、表改为五言八韵律诗，并把经文移到第二场。二十三年，第一场增加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改为第一场四书文三篇、诗一首，第二场经文五篇，第三场策五道，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译《春秋》过去采用一道单题、两道合题和一道脱母题。单题，就是只取一部传的内容；合题，就是把两部经合成一道题；脱母题，就是题目出在这部经中，但题目的含义却在另一部经的传里，也就是另一部经与这部经本身都没有直接关系。建国初年认为脱母题无法解释，只取两道单题、两道合题，共四道。乾隆初年，停止合题。到道光癸未年，会试题为“晋侯使韩起来聘”“夏叔弓如晋”，又采用合题。当时正总裁是山阳汪文端廷珍。顺治二年规定，四书文每篇不得超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议定限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规定以七百字为限。顺治二年规定四书题的次序：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如果第一题用《大学》，那么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仍用《孟子》。这些规定记载在《科场条例》中。道光庚子年，山西乡试第一题是“德润身，心广体胖”，第二题是“体羣臣也，子庶民也”。两题分别采用《大学》《中庸》，与条例不符。不久经主考官检举，监临上奏参劾。礼部议定按照违反条例的法律，拟定革职留任。英和《恩福堂笔记》说：人们传言，各省乡试不宜出《大学》的题，若出了，考场中一定会发生火灾。吴建庵先生在嘉庆戊午年主持广东乡试，题目是“此之谓絜矩之道”。这一科的誊录房遭遇了火灾。赵鹿泉先生在戊申年主持江南乡试，出了“十目所视”两句，直到写文祭告之后才刻印。这一科最终平安无事。揆叙《隙光亭杂记》说：本朝江南乡试不用《大学》命题；明崇祯壬午科曾出的题目“定而后能静”三句，是明代南京考试的终结，据说广东也一样。如果用《大学》命题，贡院就会失火，或者主考官会遭遇祸患，尤其忌讳《圣经》中的某一章。旧制度中，主考官出题时，把四书各分为十段，抽签抽到某一段，就在这一段中拟题。再次抽签，才确定五经题；帘官拟定本经的题目，等候主考官选择并抽签。康熙以后，不再拘守这个规定。康熙庚子科，为了防止录旧题，禁止出冠冕题，但仍免不了有一些禁忌。乾隆甲子年京闱，高宗非常憎恶夹带、抄袭等弊端，于是用“一言偾事”两句、“纣之不善”三句、“不见诸侯”一章命题，此后往往出题出到人们事先议论不到的地方。旧时《春秋》题以胡安国的传为依据。乾隆五十七年，纪文达昀上奏说：“胡传中很多地方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文，可以出题的地方不过几十节。因此本年乡试，五省竟然出了同一道题。而且安国这部书讽刺高宗、斥责秦桧，与孔子的本意并不相合。《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驳斥胡传的有几百条，御制文章也屡次批驳他的说法。请从今以后《春秋》题以《左传》的本事为主，参用《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皇帝批示准许。从癸丑科开始遵照使用《左传》。会试第一场奉皇帝命题，始于顺治十五年采纳御史赵祥星的请求。顺天乡试第一场的四书题目奉皇帝钦定，始于康熙二十四年采纳给事中张尔淑的请求。此后遇到避暑、出哨或巡幸其他省份时，试题都由驿站封送到京城。乾隆元年，特命大臣在会试落卷中选取文理明白通达的人，另列一榜，一体参加殿试，当时称为“明通榜”。按：乾隆七年会试，正榜三百一十九名，明通榜六百九十名。建国初年，各省乡试以巡按御史为监临。康熙初年，裁撤巡按，改以巡抚为监临。乾隆年间，因为封疆大吏责任重大，命令专驻巡抚所在省份，酌情委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员担任监临。乾隆十八年，又恢复旧例。命令三场考试完毕就出闱。近来则在八月二十日前后出闱。有时巡抚因事不能进入考场，便委托藩司代办，也有上奏请求由学政担任监临的。现行制度中，顺天乡试设监临，会试设知贡举。只有雍正元年九月会试，以礼部左侍郎景日畛任知贡举，又让固山贝子领礼部事务，准许掏担任监临。附录：各省文武乡试入闱、揭晓，按例应当在布政使司的堂上设宴，如今都在监临衙门设宴。遇到国丧就停止。顺天乡试和会试发榜前，考官把拟定录取的前十份试卷进呈，等候皇帝钦定名次，这一制度始于康熙乙丑年会试。这一科皇帝钦定第一名为陆肯堂，殿试时即取得状元。以后遵照此例进呈，但仍命考官自行确定甲乙等次。刊刻乡试、会试试录以及殿试登科录，建国初年沿用明朝制度。康熙乙未科，不刊刻乡试、会试录，改为用红本进呈。雍正癸卯年，又命令刊刻。主考官撰写前后序，里面记载考官及执事官的职务、举子的姓名和乡贯、三场试题，以及士子所作的各篇文章各一篇。乡试、会试试卷过去一直存放在南库，积存已久，到了无法容纳的地步。嘉庆庚午年上奏请求，将其焚毁。旧时两位乐师在科场填完榜后，把榜卷起来横放在案上，考官穿朝服行九拜礼，然后把它捧出去，称为拜榜。各省发榜时不行这个礼。听说近年京城这个礼也废除了。按：纪文达《滦阳续录》认为，试官没有向举子行拜礼，座主也没有向门生行拜礼。大概发榜以后，应当把题名录进呈；但题名录不能预先写好，必须拆卷唱名并填写榜单，然后依据填榜的纸条抄写题名录。如今纸条仍称为“录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行拜礼后送出，是拜折子的礼仪。题名录和榜单一起陈列在案上，榜大而录小，人们看见榜而看不见录，所以误以为是在拜榜。后来抄录尚未完成，天已经快亮了，试官急于回去复命，于是先行拜礼离开，便出现了行拜礼时不把题名录陈列在案上的情况，拜礼也就转移到榜单上了。纪文达说，这是听阿文勤公转述李文贞公的话。考试中有奉皇帝命题的，军机处提前把上三届的题目列成清单进呈，并把本处保存的一部四书一同进呈。凡是乾隆元年以来已经出过的试题，都在题目上贴黄签作出标记。只有考御史、庙生以及翻译题，由南书房拟题。乡试、会试复试阅卷以及殿试、朝考读卷时，本科考官过去一向不列名。道光乙未年，命令不必回避；但乡试复试时，本科考官仍然不列名。

译年高而再次参加鹿鸣宴的人，要提前具奏，往往得到加衔。再次参加鹰扬宴的人，过去却从不上奏。嘉庆庚午科，陕西朝邑县武举蔺廷虑再次参加鹰扬宴，才开始蒙受赏赐千总衔。并命令今后都要提前上奏。近来则原官阶品级较高的具奏，其余的具题，文闱、武闱相同。宗室子弟和满洲诸生一同参加考试，编列字号并录取的制度，始于康熙三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停止。乾隆年间又恢复考试，乾隆十七年再次停止。当时考试录取的一、二等人员，准许作为进士，直接参加殿试、引见并授官，不经过乡试。乡试从嘉庆六年辛酉科开始。当时议定宗室参加会试，于三月初四日点名，奉旨于初八日入场，点名排在八旗和各省士子之后。嘉庆九年，又命在三场考试结束后，于十七日举行宗室乡试、会试，十八日举行翻译乡试、会试。按：八旗满洲、蒙古考试翻译，始于雍正癸卯年。驻防的文、武生员准许在各省参加乡试，始于嘉庆十八年。道光年间，文生改考翻译，试题由皇帝钦定，封好后交给主考官，■付监临；到期刊印发下并封闭考场。试卷汇总递送京师，由皇帝特派大臣阅定，录取若干名，填写榜单后封好发往各省。八旗乡试、会试中，满洲、蒙古编入“满”字号，汉军编入“合”字号。士子和考官暗中勾结、通融关说，清朝初年有拟议处以腰斩的，立法十分严厉。康熙己卯年顺天乡试、壬辰年会试，或说还有庚戌年会试，等待考证。雍正己酉年顺天乡试，都奉特别诏旨进行复试。乾隆甲子年，命令各省乡试发榜后都进行复试，并有乡试、会试发榜后严格实行复试的谕令。此后有时复试、有时停止；到嘉庆以后，新进士无不复试。道光以来，又实行新举人复试的例制。附录：乾隆己酉年乡试复试，诗题是“心镜得虚字”。皇帝御制的诗题尚未发下公布，大学士和砷误把“虚”字认作“灵”字，于是全场都押“灵”字。等到发下诗稿，和砷才知道自己写错了字，便请求处分。宗室乡试、会试中式后，在正大光明殿复试，始于嘉庆十九年。复试考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新进士过去在干清宫复试。嘉庆六年以后，改在保和殿。道光二十四年以后，都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只有道光三十年在保和殿复试，因为皇帝当时在宫中。咸丰辛亥[一]以后，都在保和殿。武进士殿试时，皇帝在紫光阁阅看骑马射箭和步射。皇帝坐在大幄次西阶下。侍班人员都面向东，只能看见步射靶，不能回头观看马射。又在景运门外的箭亭考察技勇。侍班的诸臣中，领侍卫内大臣二人获赐坐在左右，因为这一班侍立的时间最久。有善扑营十人，站在起居注官身后，准备搬运刀、石等物。历来在紫光阁阅看武进士射箭时，都先命皇子骑马射箭，作为众士子考试程序的示范。道光丁未年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李信，第一甲第二名姜国仲，第一甲第三名姓名无考。庚戌年武进士一甲第一名彭阳春，第一甲第二名岳汝忠，第一甲第三名姓名无考。顺治十二年，皇帝亲自选取武进士二十二人，让领侍卫内大臣教习骑马射箭。诏令说这是创行大典，特加优待。一甲第一名的待遇相当于副将，第二名相当于参将，第三名相当于游击，二甲十九人的待遇相当于守备，按姓名领取俸禄。顺治十四年，命鳌拜教习武进士。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制度。顺治十六年，直隶武生被送到兵部考试骑射和技勇。任用翰林为主考官，考试策论，是听从左副都御史袁懋功的请求。[一]“辛亥”原文作“二字缺”，据初稿本补出。现行制度中，武闱派主考官考试马射、步射以及弓、刀、石；内场默写武经，不送兵部考试，也不考策论。康熙辛卯年，准许马兵参加武乡试，千总、把总准许参加武会试一次，不久便停止。文生、武生准许互相参加对方考试一次，文、武举人准许互相参加会试一次，始于康熙五十三年。乾隆丙辰年，准许监生参加武场。辛酉年，福建武生某人因为夹带文字、事先藏在试院中，便凭借《五经》考中第一名。事情败露后，交付司法处理。因此停止了文武互试以及监生参加武场的制度。康熙四十八年，命八旗汉军参加武科考试。雍正元年，命八旗满洲参加武科考试。雍正十二年，停止满洲武试。又，武乡试、会试原定在八十步外射靶，康熙三十二年改为五十步。明代武生由州、县起送参加乡试，布政使汇总后送交巡抚。中式者下一科仍准许参加乡试。三科中式的武举，可以任守御所千总；两科或一科中式的武举，选任为卫千总。当时还没有进士科。雍正年间，武生被附入儒学，武举废除三科的制度。已经任守御所千总和卫千总的，不准参加会试。选拔贡生每十二年举行一次，这是旧例。顺治八年、十二年举行了两次。康熙十年举行了一次。后来张文贞玉书曾上疏请求，每逢乡试，就命各省学政每所学校举荐一人，贡入国学。雍正元年，命令每六年选拔一次，送到京师考验。乾隆初年实行廷试制度，于是命令每十二年举行一次。雍正年间，打算在各省定额设置的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石之外，再增加谷物三千二百余万石，特地开设以捐纳粮谷取得监生资格的制度。这就是捐纳监生的开始。乾隆初年，停止各项捐纳，只保留捐纳监谷这一项。乾隆六年，命令在部中收取折色，在地方收取本色。乾隆八年停止，九年又恢复。二十八年，停止浙江、江苏、江西等四省捐谷的制度。三十一年，停止陕、甘捐谷的制度。三十九年，恢复陕、甘捐谷的制度。四十七年，停止台湾捐谷的制度。此后各省有的停止、有的恢复，并不一致；而户部收取折色，便成为常例。嘉庆四年，因为各省封存的银两都被拨作军需使用，于是命令各省一律收取折色。到道光二十二年，又增加规定捐纳武监生的制度。捐纳取得候选资格的贡生、监生、举人，按例不准参加乡试、会试。旧例中曾有捐纳后参加乡试、会试的一条规定。乾隆元年，捐纳条例一概停止。命令贡生、监生愿意参加乡试的，以及候选举人尚未得到职位而愿意参加会试的，一律参加考试。

译康熙年间，三藩刚刚平定，军需储备接续不上，允许人们输纳钱财，以取得黉序生员的名额，称为例生。不久便停止。后来有人想请求恢复这一办法，李文贞光地上奏说：“用这个办法会妨碍学校、损害正道，不可实行。”他上疏请求后，朝廷于是下令驳回并责令停止。附录：咸丰二年，楚、粤军务紧急，户部请求捐纳军功和生员资格。奉旨不准。后来军饷需要更加急迫，有人捐输数额很多，奏请赏给举人资格，也准许实行。旧时生员没有固定名额，大县多到几十名。后来规定府学二十名，大学十五名，中学十名，小学八名。三藩叛乱时，开设捐纳生员的制度。文生缴银一百两，武生五十两。丁巳、戊午、庚申、辛酉年举行岁试、科试时，大学只录取四名，其余名额归入捐纳，不限名额。到癸亥年，又恢复十五名、十名、八名的旧额。后来因南巡推恩，又有扩大名额的制度。《养吉斋丛录》卷之十。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康熙十七年，诏令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在体仁阁下考试，录取列为高等并授职的五十人。一时名儒俊彦大多被选中。雍正十一年，再次命令内外诸臣荐举。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下诏敦促举荐。乾隆元年，在体仁阁考试，授职十五人。丁巳年补行考试，授职四人。八十年间两次举行博学鸿词大科，广泛访求人才，礼遇优厚，盛况极为罕见。它的规制、授官以及籍贯履历文字，详见《鹤征录》《己未词科录》《词科掌录》《词科摭言》等书。关于参加考试的人数，据《皇朝词林典故》记载，与其他书籍颇不相同。按：《己未词科》，王阮亭《池北偶谈》、方渭仁《松熄笔乘》都说被荐举者一百八十六人。《吏垣牍略》说：荐举一百八十六员，到吏部验看的一百三十一员。愚山年谱说：一同考试者一百七十五人。《藤阴杂记》说：应考者一百三十三人。《竹坨年谱》说：一同被征召者一百九十多人。《柳南随笔》说：与被荐举者一百七十四人。据《己未词科录》考证，除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外，姓名都载在《馆选录》中。另特别赐同列博学鸿儒科二人：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特别授予内阁中书、但因年老者七人：邱锺仁、王方谷、申维翰、王嗣槐、邓汉仪、王昊、孙枝蔚。特别授予内阁中书、但临考时称病者二人：傅山、杜越。因服丧未参加考试者十四人：曹溶、汪懋麟、黄虞稷、王谷韦、陈学夔、戴王纶、林以畏、陆陇其、惠周惕、张贞、钱芳标、彭桂、柯崇朴、柯维桢。未参加考试而病故者三人：叶舒崇、郁植、陈九胜。未参加考试而辞官者一人：祝宏坊。患病，经过催促仍未到者十四人：应伪谦、张新标、范鄗鼎、王迫骐、嵇宗孟、蔡方炳、陆舜、李容、黄宗羲、张九征、魏禧、顾景星、顾豹文、章贞。中途因病而未参加。到京后称病而未参加考试者二人：纪炅、王宏撰。参加考试但未被录用者九十五人：阎若璩、田雯、嵇永福、吴雯、杨还吉、冯云骧、毕振姬、顾鼎铨、叶封、陈玉璂、陈僖、孙柴、李念慈、吴农祥、张瑞征、许先甲、赵进美、陆元辅、王念真、任辰旦、陆次云、许自俊、魏学渠、储方庆、周之道、邓林梓、李良年、江闿、白梦鼐、林尧英、叶灼棠、叶奕苞、田茂遇、冯行贤、王祚兴、徐林鸿、罗坤、杨毓兰、黄始、宋维蕃、金居敬、王岱、施清、高层云、张英、宋实颖、谭吉璁、王孙蔚、毛际可、王紫绶、上官鉴、法若真、王廷璧、李大春、徐咸清、傅康、侯七乘、张霍、成其愿、宋昱、徐懋昭、陶元淳、王钹、董俞、李芳广、潘扬言、徐之凯、徐孺芳、赵廷锡、潘藩大、张含辉、郎载瓒、李瑞征、陈荚、叶方蔚、许荪荃、程大吕、程必升、赵骊渊、陈宏、陈怀真、高向台、宋涵、马骏、朱培、程易、朱士曾、刘瑞远、戴茂隆、李开泰、邵允彝、林鹏、张能麟、周起莘、赵廷扬。辞谢而不赴任者十二人：顾炎武、王揆、徐夜、闻性道、万斯同、王曾武、李清、仲治、胡周鼎、冯京、崔华、费密。后来未能参加考试者二人：夏驷、方象璜。举荐但没有赶上期限者一人：姜宸英。补遗二人：辞谢荐举而不赴任，周容、钱肃润。丙辰词科共荐举二百七十六人，录取列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姓名都载在《馆选录》中。此外，参加考试但未被录用者二百二人：易宗瀛、李铛、长住、张振义、梁机、李弦、杜诏、胡期颐、查祥、黄之隽、周钦、徐廷槐、胡天游、徐文靖、邓士锦、魏允迪、黄世成、余腾蛟、张星景、夏之蓉、李春耀、刘始兴、刘斯组、刘五教、车文河、韩曾、杨述曾、陈长镇、郑长庆、傅涵江、赵昱、李光型、刘世澍、方辛元、吴麟、黑■、金鉴、西成、陈景忠、赵宁静、史凤辉、姚世炼、方楘如、胡浚、李清藻、戴永植、陈洪淡、盛乐、叶承点、王世枢、曹傧、秦懋绅、金焜、吴溶、马朴臣、于拭、俞鸿德、冯元溥、吴锐、刘大槲、王霖、曹廷枢、周汝舟、沈彤、周京、汪台、尚廷枫、峻德、汪援甲、王藻、桑调元、汪祚、陆荣柜、卢存心、胡二乐、凌之调、赵信、丁凝、李光国、顾陈垿、赵永孝、朱稻孙、沈炳震、陆枚、叶酉、杨廷英、夏之翰、龚正、龚元蚧、王作人、王延年、沈冰壶、甘禾、饶一辛、刘世基、裘曰修、张范、刘自洁、阎介年、汪士钻、陆祖锡、边连宝、孙见龙、沈德潜、倪承茂、吴龙见、胡鸣玉、马荣祖、叶荣梓、王腾蛟、张凤孙、姚焜、沈虹、王会汾、陈黄中、张廷槐、邱迥、许锵、顾栋高、潘遇莘、郭束、刘斯翱、刘呜鹤、陆桂馨、吴张元、任瑗、陈光祚、吴檠、李希稷、梅兆颐、江其龙、厉鹑、周玉章、沈炳谦、张懋建、汪沆、周琰、周大枢、万光泰、陈士墦、邵昂霄、程川、孙贻年、李宗潮、钱载、金文淳、沈树德、申甫、邓牧、黄永年、廖理、张绵传、李灏、黄天策、王士骧、方鹤鸣、潘思光、张甄陶、王元芳。

译陈绳福、陈一策、陈大琰、陈继善、饶允坡、易宗矫、邓献章、陈世贤、王文清、张叙、段梧生、钱斌、陈世龙、许伯政、王元、张庚、牛运震、耿贤举、颜懋伦、阎式矿、朱超、万邦荣、张荣图、王祖庚、王系、张廷奏、王起鹏、解含章、秦泾、刘晔、许儒龙、何梦篆、施念曾、锺狮、劳孝舆、车腾芳、袁枚、吴王坦、田荃、沈澜、毛一骢、南昌龄、迮云龙。不愿参加考试者二十五人：奚源、夏策谦、方贞觐、曹秀先、万经、全祖望、华希闵、靖道谟、苏珥、屈复、渚菊书、龚缨、畲华瑞、闻元晟、王照、万承苓、马日璐、陈撰、瞿骏、方觐承、金德瑛、金门诏、周振采、翁照、蔡寅斗。服丧而未参加考试者四人：金虞、杨煜曾、符曾、《严遂成。部议驳回而未参加考试者十人：汪芳藻、于梓、张宏敏、叶长扬、宋照、宋士宗、傅王露、邵岷、祝维诰、许遂。已经去世者六人：黄涛、柯煜、魏枢、孙天寅、宋厚章、叶翥凤。先行考试者四人：陈以刚、梅枚、许佩璜、徐本传。实际共二百七十人，其中六人是再次被荐举者。《藤阴杂记》说丙辰年博学鸿儒一百九十三人，错误。附录：进士在国子监举行释褐礼。词科诸臣在瀛洲亭举行释褐礼。雍正八年，举荐通晓性理学说的八人，并都赐予进士出身，这是非常优厚的恩典。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荐举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拔，[一]拔贡官献瑶、[二]监生夏宗澜，[三]这些人都留心经学，命令任为国子监属官。当时杨名时正主持监务。乾隆十四年，命令内外大臣荐举潜心研究经学的士人，共四十九人；又命大学士、九卿详细核查，得到陈祖范、吴鼎、梁锡■、顾栋高四人。吴鼎、梁锡■按国子监司业任用，陈祖范、顾栋高授予司业衔。当时陈祖范、顾栋高大概已经年老了。这些人都是通过荐举授官，而不是通过考试。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从苏州到江宁，亲自考试士子共三次。考中者发给白金，并命令他们赴京分别进入各馆。这是召试制度的开端。乾隆、嘉庆年间，皇帝巡幸各地，常常举行召试。高宗举行十二次，仁宗举行两次，考试内容是一赋、一诗、一论，有时加试策。进入高等者，进士、举人立即授予中书；生员则赏给举人资格，准许参加会试，也有立即授予中书者。其余人有的赏赐缎匹。其中才学广博的人很多，而因受到特别知遇、升迁显贵的，也多得数不清。附录：乾隆丁丑年，浙江举行召试，诗题是“循名贵实得田字”。御笔用草书书写，诸生都无法辨认，押“因”字、“思”字的人很多，押“田”字的只有两卷，因此难以决定取舍。第二天改以“蚕月条桑”为题复试作诗，第一名童凤三，就是押“田”字的那份试卷。按照以前的惯例，散馆时作五言排律八韵或十韵，以及一篇论；如果没有出论题，就作时文。雍正元年，考试题目为诗、赋、时文、论四项，有的只作两篇，也可以列入高等；作三篇、四篇的听凭自便。此后都勉强作四篇，反而更加草率。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侍郎方苞奏请专门考试诗赋，得到批准。此后这一制度便一直沿用至今。凡是散馆，清书考试翻译，其余人考试诗赋。旧例在体仁阁考试，有时在保和殿。圣祖驻跸阳春园时，便在隋车居举行散馆。世宗驻跸圆明园时，便在吏部朝房举行散馆。到高宗时，命令在正大光明殿举行散馆。现在则在保和殿举行。圣祖举行散馆时，常常先召见他们。近来则由大臣阅卷后进呈，皇帝亲自评定等第，第二天引见并授予官职。[二]“官献瑶”原来误作“宫献瑶”，据初稿本改正。[三]“夏宗澜”原来误作“夏宗润”，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八改正。乾隆元年，命令满洲庶吉士第二年以清书举行散馆，这是听从教习徐元梦的请求。第二年仍命令停止。按：散馆列入下等的，应当改授其他官职。有奉旨留在馆中继续教习三年的人，康熙年间何义门等人就是这样。乾隆以来，也常有这种情况。又有散馆后被革职的，例如康熙年间的张禹玉就是这样。附录：孙渊如星衍因一甲进士被授予编修。散馆题目是《厉志赋》，孙星衍用了“匑匑如畏”一句。当时和珅执掌国政，指责这是错别字，把他压在二等，改授其他官职。按照旧例，一甲进士授编修者，散馆列下等，有时仍留在馆中；如果改授其他官职，可以得到员外郎职位。曾有一次派孙星衍去见和珅，孙没有去，于是被改授主事。从此以后，凡散馆后改入各部任职的，都以主事任用。又，嘉庆元年散馆时，高宗偶然查阅赋汇，把其中所载的《污卮赋》作为题目。应试者不知道这是傅咸所作，误以为是元结的《洼尊》，因而多有牵强附会、偏离题旨的地方。世祖最重视庶吉士，常常亲自考核。乙未年馆选，丙申年特意先授汉书庶吉士王益朋、王命岳等人为给事中和御史。戊戌年馆选，己亥年在南海子考试，特意先授清书庶吉士马晋允、富鸿业等十人为编修、检讨，却将陈敬、殷观光二人革职。这些都不是散馆的惯例。按：《熊孝感集·李平传》说：顺治年间，每逢双月，便在太和殿考试庶吉士。大考阅卷时，掌院不列名参加。庶常散馆时，掌院和教习也都不列名参加。道光辛丑年散馆，潘、穆两位大学士正担任掌院教习，却被派去阅卷，这是在朱笔名单上增添人员。

译顺治十年，皇帝在太和门亲自考试兼有翰林衔的吏部侍郎成克巩、礼部侍郎张瑞、内三院学士刘宗正，以及编修、检讨以上官员六十二人，题目为一篇《君子怀德论》和一道《请立常平疏》。有人留任，有人改任外职。编修、检讨以上官员按照词臣外调的旧例，优先授予司、道等职位；年老体衰、患病虚弱而请求退休的，听凭办理。这是皇帝考试廷臣的开始。这次上谕命令吏部、礼部、翰林、侍郎以及三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以下各官都等候亲自考试，并分别评定高下。顺治十五年，皇帝考试时，除三院学士外，翰林官都参加考试。才干可以任外职的，按照前例酌情补用。当时大概把外调看作优待。只有考清书的翰林有人得到内升。十年举行一次，十三年又举行一次。到康熙年间，学习汉文的人才开始获得内升。康熙十八年己未，侍讲牛钮考试列第一，当天就授为侍讲学士，就是这种情况。此后乙丑年，初试一赋、一首五言排律，复试一辨、一记、一首七言律诗；甲戊年，初试一赋、一论，复试一赋；乙未年，考一论、一诗。凡三次考试成绩优异的，给予奖励；成绩差的，有的降职调任，有的按原品级调用。当时詹事仍然参加考试，甲戌年取列第一的徐秉义就是詹事。据《居易录》，壬午年也曾大考翰林、詹事。雍正年间没有举行这种考试。然而雍正元年正月，曾经以《宝座铭》考试翰林诸官。有个编修成文因措辞不当而被降职。这也类似于后来的大考。乾隆二年丁巳以后，才由少詹事以下官员参加考试。题目是一赋一诗，另一题则在策、论、疏中不固定一种。大体上每隔四五年举行一次。试卷分为一、二、三、四四等，有升迁提拔的，也有降职调任、退休的；只有乾隆癸亥年考试后又举行了复试。退休的翰林，有重新起用、改任补缺和留任的。庚寅、辛卯、辛亥年，皇帝巡幸各地，退休翰林郑岱锺等人迎接銮驾并献艺，于是再次考试他们，都获得重新起用。这是格外的恩典。考试翰林、詹事等官员时，试卷全部弥封，从乾隆二十八年开始。过去举行翰林、詹事大考时，在两书房任职的人都参加考试。乾隆三十三年大考，中允曹文埴、编修彭元瑞、沈初、董诰当时正在内廷任职，奉旨免试。不久因为四人的学问都很优秀，只是没有得到升迁，于是特意各加一级，以表示特别宠遇。道光十九年二月大考，命令在上书房任职的贾桢不必考试。二十七年五月大考，命令在上书房任职的叶觐仪、沈兆霖不必考试。当时南书房没有翰林、詹事以下的官员。乾隆以来，翰林、詹事大考在一天内完成。按王士祯《香祖笔记》说：“壬午年冬天，皇帝从德州回銮，考试内廷值班的词林官员，到二十二日封印后的第二天才结束。”考试评定一、二、三等，三等调任知县。可见当时考试事务非常详细慎重，并不只是一天。过去举行大考，编修、检讨升到学士，已经是最优等的结果。乾隆年间，阮文达元升任少詹事，更是特别的待遇。这一年阮元的试卷列一等第二名，高宗把他提到第一名。满洲翰林出现缺额时，先任用内班；内班无人，按惯例任用外班补充。等到考试诗赋时，因为诗赋不是他们平素所学习的内容，往往因列下等而改授其他官职。道光二十七年，宣宗认为翻译是满洲人的本业，而每科翻译会试中式者只授部属，升迁道路较窄，便命令把这类人员转入翰林、詹事衙门，一体升迁调任。遇到考试翰林、詹事的年份，就按照旧例考试翻译。康熙二十三年，皇帝考试八旗中通晓文学的臣子，以御制《竹赋》为题进行翻译，用来考察满文、汉文的文义。从通政使以下、笔帖式以上，共有五百多名官员。这是专门考试翻译，不是考试翰林、詹事。乾隆年间，考试外班翰林，有时考论，有时考翻译，不考诗赋。只有乾隆五十三年考试八旗翰林、詹事出身的大臣官员，五十六年考试八旗翰林、詹事官员，才都采用诗赋。康熙六十一年七月，考试在热河随驾的官员三十一二人，诗题是“万家烟火随民便”，文题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取一等五人：原庶吉士傅敏，即福敏；举人徐觉民；贡生成禧；翰林院侍读王国栋；主事色舍立。取次等三人：监生孙廷枢；侍卫赵宏济；员外郎顿琮。另取书法一人：侍卫崔起潜。以上都是旗人。这又是专门考试随驾旗员。庶吉士散馆、翰林大考、京官考差的各类试卷中，散馆使用朱格纸，大考、考差都使用白折。旧时另用纸张起草。乾隆年间，才开始有在试卷上增写草稿的例子。但试卷都要进呈，这在体制上很不协调。嘉庆四年，又恢复另纸起草的旧例。雍正三年，开始制定考差的制度。凡由进士出身的官员，规定日期考试书艺，试卷弥封后进呈皇帝阅览，由皇帝钦定等次并记名，用牙签作标记。再把它们存放在金筒中。临到派遣官员时，大学士来到午门，每省抽签确定正、副各一员，引见后派往任职。但并不是每一科都一定考试。考取的人逐渐减少，于是只再复试一次。乾隆元年，适逢应举行恩科乡试，命张廷玉、鄂尔泰、朱轼、徐本、邵文基、任兰枝、徐元梦、福敏、孙嘉淦、杨名时，在翰林、科道和各部属官中各举荐若干人，于五月送到内阁汇总上奏，在保和殿考试，评定高下，引见后记名，以备存入金筒任用。到乾隆三年，无论是否被保举，一律考试。九年，命大学士、尚书、侍郎保举，再行考试。十二年，因为各科旧例不同，外界议论不一，命令把应当列名的人员一律考试；不愿考试的听其自便。同时仍命大学士、九卿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密封送到内阁进呈，听候酌情任用。三十三年停止考差，改由各衙门挑选后引见。此后，凡乡试年份都举行考差，试卷由阅卷大臣排定名次。嘉庆十五年，命令不必排定名次，只在所阅试卷中分别取中和不取中。这是因为御史周廷森上奏说有阅卷名次，外间便纷纷传说。又，嘉庆己未年，有七人分校却没有经过考差；道光癸未年，有五人分校却没有经过考差。咸丰辛亥、壬子两科，则没有考试而得到差使的人，占十分之三四。

译过去考差文字入选后，等第名单由礼部部臣请示简用时一并开列。乾隆丁酉年，不发出名单。己亥年又发出名单。己亥年以后，都不再发出。凡参加考差的人，一律列名请示简用。会试、顺天乡试的考官名单，原本不发给批本处；到了入帘那天，派乾清门侍卫斋送到午门，交给大学士拆封，同时由稽察御史宣读圣旨、唱名。这一天，凡是考差的人都要前往听宣。在内廷任职的人如果被点名充任考官，也预先命令他们前往。宣旨结束后，入闱的和不入闱的都不得逗留，违者弹劾上奏。从嘉庆己卯年开始这样做，是因为御史袁铣上奏要求遵守成法。时间久了制度逐渐松弛，入闱的人不能立即前往。咸丰己未年，因为戊午科场案件败露，乡试时皇帝秘密派御前侍卫到贡院查点，有人迟到申时、酉时之间才入闱，奉旨严厉斥责。考试试差，过去采用四书文两篇、诗一首。嘉庆己卯年，裁减四书文一篇，增加五经文一篇。顺治年间，乡试正、副主考由指定的某衙门官员派往某省。例如顺天、江南的正、副主考，以及浙江、江西、湖北、福建的正主考，派翰林官八人。他省则派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中书、行人、评事，人员都固定。到康熙年间，才把各衙门应当派差的官员职名一律列出，请求简用。康熙年间，奉旨派出的主考、房考官，在礼部设宴，赏赐金花和彩缎，表里衣料各有不同。宴会结束后，才进入锁院。后来为了慎重并加强防范，宣旨后立即催促众人锁院，不再有宴饮、赏赐之事。旧例，修撰只充任会试同考官，不主持乡试。主持考试始于康熙己酉年徐元文以侍读身份主持陕西乡试。见《池北偶谈》。祭酒负有考核、录取贡生和监生的责任，旧制度规定不得主持顺天乡试。乾隆甲子年，祭酒崔纪主持顺天乡试，是特殊的任用。雍正癸卯年，嵇文敏曾筠以河南巡抚身份担任河南正考官。壬子年，少寇王兰生以安徽学政身份担任江南正考官。由外任官改充典试官，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顺天乡试主考中，凡籍贯属于顺天、直隶的，都应当回避。只有乾隆癸卯年的翁洗马方纲、道光王辰年的白总宪镕，都担任副考官而没有回避。翁方纲是大兴人，白镕是通州人。顺天乡试主考，顺治乙酉、丙戊、戊子年用两人，辛卯、甲午年用四人。这两科分满榜、汉榜，其中两人是负责阅满文的。以后满、汉都使用汉文，合为一榜，所以历科主考都用两人。到乾隆庚子年，以兵尚蔡新为正主考，刑侍杜玉林、阁学嵩贵为副主考，三名主考从此开始。后来沿用为定例。只有嘉庆庚午年用两人，道光王辰年用四人，咸丰己未年用四人。又按：雍正以前，顺天主考凡是编修、检讨和部属官，都可以简选任用，不一定非要高级大臣。雍正癸卯科以后，编修、检讨等官不再主持考试。会试总裁，顺治丙戌年用四人。《清秘述闻》所载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按：魏敏果是丙戌进士，他的年谱记载座师四人，有祁充格而没有宁完我。年谱是魏敏果自述，应当不会错。丁亥、壬辰年用六人。己丑年最多用七人：刚林、祁充格、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宋权、王文奎。乙未年用四人。戊戌、己亥、辛丑年都用两人。康熙丙戌、己丑、戊戌、己亥、辛丑年用两人，其余各科都用四人。雍正癸卯年用两人，癸丑年用三人，甲辰、庚戌年都用四人。乾隆丙戌、丁巳、己未、壬戌、乙丑、戊辰、辛未年都用四人；壬申、甲戌、丁丑、辛巳、癸未、丙戌年用三人；己丑年用两人；辛卯、壬辰、乙未、戊戌年用三人；庚子、辛丑、甲辰年用四人；丁未、己酉、庚戊、癸丑、乙卯年用三人。嘉庆丙辰年用三人，四年己未年用四人。以后通常以四人为常例。到道光己丑年，则用五人：曹振镛、玉麟、朱士彦、李宗防、吴椿。近几科又有使用三人的。附录：乾隆戊戌年会试，总裁是于文襄敏中、王文端杰；同考官则是秦大成、陈初哲、黄轩、金榜，都是殿试第一人。在京城的状元没有不进入翰林的，当时认为这是盛事。附录：雍正元年癸卯会试，因为试官持守选拔公允，便加授朱轼为太子太傅、张廷玉为太子太保。这种优厚的典礼，是前后所没有的。旧例，翰林、给事中共同担任考试官，以翰林为正考官，给事中为副考官。吏部与五部共同担任考试官，以吏部官员为正考官，五部官员为副考官。到康熙年间，就不拘守这一旧例了。康熙壬午年乡试，以副都御史张睿为陕西主考，御史吴甫生为副考官；以御史刘子章为江西主考；以御史傅作楫为浙江主考；以庶吉士孙致弥为山西主考。《香祖笔记》记载说：“都御史、御史、庶吉士主持乡试，从此科开始。” 己卯年，“以编修阿金为福建正主考，满保为浙江副主考，喀尔喀为河南副主考，法保为陕西副主考。”《居易录》记载说：“满洲翰林官主持乡试从此开始。”《清秘述闻》中，法保写作海保。附录：清朝初年，主考官奉命出使，不必立即启程，回京也没有规定期限，于是有任意游览、迟迟不归的人。康熙年间，规定命令下达后五日内必须出发。李绂《云南驿程记》颇为详细地记述了他踉跄眺望、出京时的情状。雍正年间，才开始下令放宽期限以便置办行装。到乾隆时期，又有出京过迟的人，于是命令有关部门酌情确定日期。

译顺治三年，规定会试和顺天乡试的同考官为二十人，其中任用翰林官十二人、六科官四人，吏、礼、兵三部的司官各一人，户、刑、工三部的司官每科轮流任用一人。按《清秘述闻》记载，顺治丁亥年会试同考官十七人，己丑年会试二十一人，恐怕有错漏。到康熙三年甲辰会试以后，一直都是十八人。癸卯年乡试的记载缺失。十八房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清秘述闻》记载戊子年乡试有十六人，恐怕有所脱漏。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命令不同省籍的同考官每房二人共同阅卷，如有作弊，一并治罪。乡试、会试据此应当使用三十六人，但《清秘述闻》记载乙未、戊戌、辛丑三科都是三十二人，恐怕有误。魏敏果《年讲录》又记载：丙戌年房师有魏天赏、岳映斗二人，难道当时每房也用二人吗？雍正元年癸卯乡试，每房仍然用一人，于是十八房的制度沿用至今，没有改变。《清秘述闻》记载乾隆丁卯年顺天乡试只有十七人，必定是有所脱漏。分拨各房的制度，是雍正七年议定的。各省乡试的房考官，旧制度是由有科甲出身的州、县官派充。雍正七年己酉，停止让现任知县入帘阅卷，改为调取邻省候选进士、举人；大省三十人，中省二十五人，小省十五人。距边界三百里以内的，不得咨送。乾隆丙辰年，停止调取邻省进士、举人的制度，仍然任用本省官员。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历来任用京官。康熙庚午年，任用知县何讷等十五人。《居易录》记载了这件事，说任用外官是从这一科开始的。按此前的丁巳年乡试，已经参用知县王钖辅等六人。庚午年以后，各科大多没有考证，只有戊子科有知县梁通洛等五人。雍正以后，不再任用知县。清朝初年，乡试、会试分房阅卷，并不完全任用进士出身的人员，也兼用庶吉士和知县。顺治丙戌年会试分房官中，有兵科郝杰，是辛酉年举人。丁亥年会试分房官中，有刑科梁维本，是辛酉年举人。乙未年会试分房官中，有兵部郎中杨陛，是戊子年举人。己亥年会试分房官有富鸿业、马晋允、吴珂鸣、王吉人、郭谏、王扬昌、彭之凤、崔蔚林、吴本植，都是戊戌年庶吉士。辛丑年会试分房官有王遵训、田麟、杨正中、李天馥、陈廷敬、周训成、苏宣化、翟世祺、朱锦、周之麟、锺朗、金国用、陈志纪、卢干元、赵之符、赵济美，都是己亥年庶吉士。礼科姜希辙，是壬午年举人。康熙甲辰年会试分房官中，有礼部主事俞有章，是乙未年会试副考官；兵部主事蔡兆丰，是辛丑年会试副考官。癸丑年会试分房官中，有兵科余司仁，是戊子年举人。丁巳年乡试分房官王钖辅、周之麟，都是进士。知县黄埙、彭孙通、华章志、沈珩也都是进士，属于候选知县。戊辰年会试分房官中，有兵科陈世安，是丁巳年举人。甲戌年会试分房官中，有兵科赵心抃，是壬子年举人；工科彭鹏，是庚子年举人。戊子年乡试分房官中，有工部主事欧阳方曜，是甲子年举人。梁通洛、王家绣、薛祖顺、陈守创、李先立，都是进士出身的知县。雍正癸卯年乡试分房官郑江、夏力恕、何朗、侯来旌、关上进、晏斯盛、黄焕章、吴械，都是辛丑年庶吉士。会试分房官中有御史许容，是辛卯年举人。壬子年乡试分房官陶正靖、曹一士、杨廷栋、裘恩录，都是庚戌年庶吉士。乾隆丙辰年会试分房官中，崔纪是祭酒，汪由敦是四译馆少卿。辛酉年乡试分房官朱必坦，是壬子年举人。甲子年乡试分房官锺凤翔、邵齐焘、姚范、逊廷槐、凌镐、周孔从、王挺、王康佐、刘锡龄、黄遇隆，都是壬戌年庶吉士。庚辰年会试分房官钱大经，是庶吉士。到甲午年顺天乡试，按分房阅卷的惯例不列出人员，其中任用京堂七人、小京官四人：宗人府府丞宝光鼐、太常卿吴王纶、光禄卿吴绶诏、大理少卿周于礼、太仆少卿曹学闵、通参赵佑、司业朱棻元。大理寺丞朱衣点，是江南拔贡；国子监助教吴省兰，是江苏举人；学正徐立纲，是乙酉年顺天举人；学正汪如藻，是己卯年浙江举人。这又是不拘泥于成例的情况。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同考官以及读卷官、阅卷官，都不得以师生相称；违反者严惩。见康熙十四年上谕。雍正八年，才允许座师、房师以师生关系往来。旧制度中，各省学政有的称为学道，有的称为学院。学院由翰林、詹事、科道官担任；学道则任用按察使佥事，多从六部郎官和有声望的知府中推选。后来遇到职位空缺，就请皇帝特别选任。顺治四年，规定学道专门从部属中考选：礼部二人，户、兵、刑、工部各一人，由内阁和吏部、礼部共同考核。顺治十六年，听从尚书孙廷铨的奏请，仍依照旧例。康熙三十九年，认为翰林官专门掌管文翰，没有其他事务，各省学政的职位空缺，应当与郎中一并派任。康熙四十二年，规定由任京堂翰林、詹事、科道官的人担任提督学院；由部郎担任的，仍称提学道。雍正三年，由部郎担任的，加授翰林衔。从这以后，各省学政不再有道衔。各省分合以及改制的先后，有可以考察的，附录在后面。直隶省最初设置监察御史一人，负责提督学政。顺治十年，规定专门任用翰林官，现在称为顺天学政。旧时编修、检讨、中允、赞善、讲读等官都可派任。乾隆以来都任用卿贰官。江南省，顺治二年，分上江、下江派遣督学御史二人；九年，合并为一人；十年，停止派遣御史，分上江、下江设置督学翰林二人；十二年，任用佥事二人为提学道，停止派遣翰林。康熙元年，裁减改设学道一人；二十四年，又任用翰林。雍正三年，上江、下江各设一人，称为江苏学院、安徽学院。江西省，旧制以佥事为提学道；康熙四十六年，派任学院。浙江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二十三年，改用翰林官提督学政。福建省，旧制为提学道。

译康熙四十二年，任用翰林官担任提督学院。湖广省最初分设湖北督学道、湖南提学道；顺治十八年，改为湖广通省提学道；康熙四十二年，任用翰林担任提督学院；雍正三年，湖北、湖南各设一人。山东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二年以后都称提督学院。河南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二年以后都称提督学院。山西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二年以后都称提督学院。陕甘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一年以后，学道、学院兼任；康熙五十年以后，都称提督学院。四川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五年改为学院。广东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五年改为学院。按康熙五十二年，郑晃以郎中身份任职，应当仍称提学道。雍正七年，分设广韶、肇高两学政；乾隆十六年，合并为一人。广西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二年改为学院。按康熙五十九年，徐树敏以户部郎中身份任职，应当仍称提学道。云南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一年，改为学院。贵州省旧制设置提学道。康熙四十一年，改为学院。正式科举乡试的年份，到秋季任命各省学政，是从康熙五十三年开始的。一甲进士授官后，尚未完成散馆就选任为学政，是从乾隆庚戌年石韫玉以修撰身份任湖南学政、洪亮吉以榜眼身份任贵州学政开始的。雍正以前，曾设置提督满洲、蒙古翻译的学政，由满洲侍讲、侍读充任，后来裁撤。清朝初年，督学御史、提学道并不专门任用进士出身的人员。顺治六年，江南督学御史季嵩阳，曾是庚午年举人。顺治十七年，湖北督学道王自新，是乙酉年举人。顺治十八年，湖广通省提学道魏学渠，是戊子年举人。康熙三年，浙江督学道李如桂，是戊子年举人；山东提学道王珑，是河南贡生；云南提学道何起鹏，是奉天举人。康熙六年，江西提学道吴〔缺字〕，是顺天举人。康熙七年，江南提学道简上，是四川举人。乾隆乙卯年，瑚图礼以候补四品卿的身份任山西学政。道光乙巳年，戴熙以候补侍读的身份任广东学政。这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乾隆初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规定学政不得携带家眷。经九卿议定后实行。乾隆七年，停止这一规定。

译《养吉斋丛录》卷十一。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仁庙六十岁万寿时，举行的庆典极为繁盛华丽。侍郎王原祁任万寿盛典总裁并绘制图卷，长二十多丈，李绂为此作记，记载得十分详尽。现在摘录其中的大概情况，以及其中佳妙的匾额、对联，记录如下。从畅春园花洞向东，经过双闸，到宫门前，有一座五色锦绘的彩墙，结成“万寿无疆”四字，左右各有一座彩坊。经过小东门，东面是清梵寺，诸皇子在寺内设置庆祝经坛和一座演戏彩台，立旛竿二根，寺外搭建彩坊一座。从清梵寺前的小路向南转向东，称为太平庄，是直隶九府臣民庆祝的区域。路旁有通州进献鱼的回民一百多人。再往前，路左有一座演戏彩台，台前有淮、扬、徐沿河的老人和河兵搭建的黄幛、彩坊。前面排列着万寿亭，左右有旗仗、宫灯、黄缴，中间陈列进献的冠服以及土产食物。再往前，路右有漕运旗丁数百人庆祝，陈设与淮、扬的老人相同。再往前，道路两旁有彩廊，左边是耕图，右边是织图，用绢制作农夫、农妇的形象，按照农桑事务的次序，各自抄录御制诗一篇，共四十楹。再往前，路左有一座演戏台，木质而有竹纹。再往前，转向南面，是葡萄长亭，用绿色彩饰制成，横向覆盖数亩地，中间设置御座，两旁配置百蝶小轩，外面环绕花篱。亭前经过小桥转向东，路右有连像歌台，歌童装扮成童子，演唱甘凉一带的曲调。经过歌台便是小关帝庙，庙内有膳房诸臣设置的庆祝经坛。庙前是龙棚，棚前有彩坊，彩坊左右是鼓亭。沿着鼓亭转向前行，经过街道上的两座彩坊，前面竖立着一座表棚，立旛竿五根。出了彩坊，路右有一座演戏彩台。再往前一点，路左有一座庵，名叫兴隆，里面有算法人员设置的庆祝经坛。庵前有一座灯坊，灯坊左右各有一座灯楼，正对彩坊的路右有一座表棚，立旛竿三根。再往前，是节节高歌台，歌童装扮成童子，站在人肩上高高耸立，边升高边歌舞，很像连像，尤其显得夸张奇异。再往前，有一座连像歌台，路左有一座木雕演戏台。前面连接着杏花林，四周有花栏六十丈，里面有一座十番乐台、一座长草亭、一座方草亭和一座六角亭。〔“圣刚”二字文意不明〕路右有包衣昂邦庆祝用的龙棚，前面搭建彩坊。再往前，路右有一座庙，名叫皇庄关帝庙，庙旁是松亭。再往前，是松墙一百多丈，路左有一座鳌山重台，台座下面演戏，上层是节节高歌台。前面是牡丹圃，圃下是荷池，池底用木板铺成，清澈的水波回旋，锦色的鱼群游动；台后石山高耸，林木茂盛，都是绘制、编结、制作出来的景物。再往前，是直隶臣民迎接皇帝车驾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彩坊。再往前，是万寿宝阁，宝阁有三层。前面有彩坊，彩坊左右是彩屏，屏下有六只彩狮，每只高一丈二尺。正对彩坊的路右有一面大彩墙，结成“天子万年”四字。墙左有一座表棚。再往前，有包衣人庆祝用的龙棚，棚外立旛竿二根，左右有鼓亭，前面立着彩坊，坊下有彩桥，过桥后立旛竿四根。再往前，路右有一座演戏彩台，配有两座鼓亭。再往前，道路两旁有两座彩坊。稍前有一座彩坊，题为“民和年丰”。进入彩坊，就是苏州臣民庆祝的区域。彩坊左边有一座鼓亭，路右有一座演戏棕台，台脊用棕榈结成“衢歌巷舞”四字。再往前，是皇棚，四面映着彩帘，周围用黄色幔幕围成三层，下方环绕朱栏，中间设置御座。御座旁有两面大理石屏风，后面设置红哆啰呢幔，用金字书写《天保九如》诗。皇棚后有五楹小轩，陈列文玩和盆花。左右是园林小景，曲折的长廊横向延伸。左边有松亭，右边有柏亭，亭外杂植桃树、李树。前面搭建彩坊，对联是：“万年人庆长生节；三月天开四海春。”彩坊左右是灯廊，中间设置庆祝用的表屏；彩坊前有老人进献的土产百盘；坊下有一座彩桥，左右各有两座小红桥。经过彩桥，路左有一面大彩墙，宽四丈，上面依次结成五个“寿”字，左右是抱角灯棚。再往前，路右有一座演戏棕台，台脊用棕榈结成“民安物阜”四字。正对演戏台的路左，是老人迎接皇帝车驾的棚子，前面设置龙亭、御仗和旗缴，后面张挂一面百寿黄幔，长三丈，上面绣有一百个“寿”字。再往前，经过一座横跨街道的彩坊，经过彩坊就是江南江、常等十三府庆祝的区域。路右有候选、候补官员搭建的一座黄棚，里面设置万寿图屏，用金字书写各种字体的“寿”字一万个。左右各有一座鼓亭。再往前，路左是松江府在籍诸臣和百姓庆祝用的皇棚，左右有彩廊、直棚，路右是表棚。再往前，道路两旁有两座彩坊。再往前，路右是演戏彩台。再往前，是一座小景棕亭，亭前是花篱，延伸二十多丈。再往前，路左是十三府庆祝用的皇棚，中间设置御座，前面陈列古鼎、蟠桃、长生花、万民宴和万民衣。左右有彩廊，木制台阶向外延伸，右边平直，左边如城墙，高数尺。棚前有大彩坊，棚左右各有松亭、柏亭，花架四座，外面环绕彩廊，外侧左右各有鼓亭。正对彩坊的路右是表棚，棚左右各有一座灯楼。再往前，路右有一座演戏台。再往前，道路两旁有两座彩坊。经过两坊之间的小路，转向东面，路左有一座庵，名叫百祥庵。前面有彩坊，经过彩坊就是浙江臣民庆祝区域的彩坊。左边有通州坐粮厅庆祝用的龙亭，里面设置大鼎一只、龙烛二支，每支蜡烛长一丈。再往前，有通漕七省旗丁陈设庆祝用的龙亭和香案，又有一座一统万年青亭。万年青是一种草，长一尺多，叶子青翠可爱，四季不凋谢，另一个名称叫千年运。再往前，有一座横跨街道的彩坊，经过彩坊后，路右有一座演戏彩台。

译再往前，有一座横跨街道的彩坊，经过彩坊后，路右有一座扮演故事的戏台，演的是海上群仙。再往前，有一座横跨街道的彩坊，经过彩坊后，路左是皇棚，中间设置御座，两旁连接着两条廊子，杂陈古玩；廊外左右各有一座鼓亭，前面搭建彩坊。正对彩坊的路右有一座灯棚，棚左右各有两座故事台，左边演三星，右边演五老。再往前，有一座横跨街道的坊。经过彩坊后，路左是浙江老人迎接皇帝车驾的棚子。再往前，路右有一座故事台，演的是瑶池仙乐。再往前，有一座四角击壤亭，中间设置玻璃屏风，上面书写《击壤颂》。再往前，有一座横跨街道的彩坊，经过彩坊后稍向东转，路右有一座庙，名叫茶棚关帝庙。庙前是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庆祝用的经棚。棚子前有彩坊，左右是鼓亭，正对彩坊的道路右侧是表棚。再往前，道路左右有彩坊；经过彩坊后，道路左侧有演剧彩台，还有一座香亭，夹道有两座鼓亭。从茶棚关帝庙向东走，有一座过街彩坊，进入彩坊，是福建、山东、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六省臣民庆祝的界标。路左是老人迎接皇帝的棚子，路右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左有一座木制龙亭，亭为八角形，前柱上金龙相对盘绕，鳞爪腾跃；亭中设置御座，左右有灯廊相对引导，前面开设五间卷棚。棚子前有一座大彩坊，高三丈多，彩色藻饰和绣带相连，下垂到地，匾额题为“万寿”，楹联写道：“两地参天，日月冈陵开寿域；锡畴敛福，凤麟河岳献贞符。”匾额和楹联都是铜制的，闪闪发光，十分耀眼；晴日照射时，简直不能逼视。彩坊下有两头彩狮，尤其狰狞。亭子左右各开辟小园，花栏环绕数亩，圆窗和曲径幽暗相通，各自修建小轩，密布珠灯，与花木柳树相互掩映。走出花栏，从万寿坊前经过小桥，正对彩坊的道路右侧是表栅，棚子左右各有一座鼓亭。再往前，路右有重楼，上面悬挂名贵彩灯，下面演奏十番清乐。再往前，有一座松亭，亭下三面都围着花栏。再往前，路左有彩坊。再往前，路左有一座八角演剧台，楹联写道：“天乐动南熏，彩凤高临青玉案；瑶池供寿酒，彤云轻护紫霞杯。”路右有一座六角演剧台。再往前，路左有一座牡丹棚，路右有一座柏亭。再往前，路左有灯楼，经过灯楼转向东走，地名叫大柳树，有一株古柳，万条柳丝拂过天空，垂下的树荫覆盖数亩。经过大柳树，有一座过街彩坊，进入彩坊，是四川、陕西、山西、湖广、贵州、云南六省臣民庆祝的界标。路左有一座五彩重台，上面用绢绸制成群仙像，下面陈列古玩。经过重台转向南走，有彩坊。再往前，路左有柏亭，路右有棕亭。再往前，路左有灯楼，路右有一座演剧台。再往前，路左是皇棚。棚子建在高地上，俯视平坦的田野，地势开阔绵延，台阶沿着高地曲折上升。走完台阶向上，是三层台阶、重檐轩屋，雕刻的栏杆和彩绘的棂条高耸入云，遮蔽阳光。中间设置御座，前面排列着数千个形如寿桃的柜籹（原文“柜籹”疑有讹误）。棚外的大彩坊有楹联：“上天降下美好的命令，四方前来庆贺；皇帝建立天下的准则，万福共同归集。”左右各有一座鼓亭，正对彩坊有一座彩桥。桥有三个拱洞，桥身环绕彩栏，形如偃月、垂虹，蜿蜒数丈。棚子左右有两面龙旗，旗杆极高，飘渺地拂向云汉。正对彩坊的道路右侧有一座十番彩台，台前有一座表棚。再往前，路左有灯楼。再往前，有演剧彩台。再往前，夹道有两座彩坊。再往前，有清音台。再往前，有过街彩坊。走出彩坊，有一座寺，名叫慈献寺。经过慈献寺，有一座寺，名叫隆昌寺，长芦商人在那里修建庆祝皇棚。棚前有彩坊，正对彩坊的是膀棚，棚子左右各有一座鼓亭。再往前，路右有一座故事台，演出木公、金母等仙人的故事。再往前，路左有一座“节节高歌”台。再往前，路右是小花园，园中有一座六角亭。再往前，夹道有两座演剧台、两座鼓亭和两座过街彩坊。再往前，路左有一座寺，名叫广通寺，有五旗诸王在里面修建庆祝经坛。寺前有三座彩坊。稍往前，过街彩坊左右各一座，右侧彩坊外、道路右边是诸王迎接皇帝的地方。正对中间彩坊的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棚后向右斜行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左有一座庙，名叫天仙庙。经过天仙庙，是一座真武庙，有巡捕三营将校修建庆祝经坛。庙前是龙亭，亭中让儿童扮演八仙，陈设蓬瀛仙乐。左右各有一座彩坊，正对亭子有一座彩坊。稍往前，有一座庵，名叫五圣庵，旁边有一座膀棚。再往前，路左有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右有西直门市民修建的彩坊。走出彩坊，经过石桥，有一座过街彩坊。经过彩坊，进入西直门，有一座过街大彩坊；这些都是提督九门步军统领隆俄多所建。图中大驾卤簿到此结束。桦皮厂胡衕内的西三官庙，有吏部、户部尚书以下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临街设置一座龙亭，亭前有彩坊，彩坊左右有鼓亭。沿亭子转向前走，过街彩坊各一座，右侧正对两座彩坊之间有一座彩坊，彩坊后有一座灯楼，楼下是膀棚，棚后有五根旛竿，棚左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右马香儿胡衕内的关帝庙，有西四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以下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临街扎设三座彩坊，三座彩坊前扎成须弥座，座上有马万寿景命亭。亭后设置写有一百个“寿”字的金书围屏，左右各堆置一座纱屏。屏外是鼓亭，亭外用彩墙环绕，宽十七丈。沿墙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中间彩坊的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棚右有一座五彩重台，下面演剧，上面放飞鸟。

译棚后有皇十四子结扎的两座彩坊。再往前，路右有一座寺，名叫崇寿寺，有宁寿宫太监等人修建庆祝经坛。寺前有一座皇棚，棚外有大彩坊，彩坊左右有鼓亭。沿亭子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路左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再往前，路左北草厂内的万福庵，有宁寿宫老福晋修建庆祝经坛。临街修建皇棚，棚外有三座彩坊，左侧彩坊外有一座鼓亭。转向前走，有过街彩坊，右侧彩坊外有一座鼓亭。转向前走，又有过街彩坊，彩坊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棚子左右有彩坊，还有放生彩台，每天放飞鸟雀，不计其数。草厂内又有一座寺，名叫万寿寺，有内务府正黄旗包衣参领以下、护军以上人员修建庆祝经坛。临街修建一座皇棚，棚外是八字形彩墙，中间开圆门，门外有一座彩亭，左右各有鼓亭和旛竿，前面扎设三座大彩坊。向左右转行前进，过街彩坊各一座；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七根旛竿，还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左的东三官庙，有大理寺、太常寺卿以下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临街修建八角万寿松楼，楼左右各有一座松棚，棚右有一座演剧彩台，楼前有两座鼓亭，正对亭子有三座彩坊。向左右转行前进，过街彩坊各一座。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七根旛竿，棚子左右各有一座松栅。再往前，路左是崇正观，有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人员修建庆祝经坛。临街是经棚，棚子左右是鼓亭，前面修建三座彩坊。向左右转行前进，是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经过石桥，路左有一座演剧台，台子左右扎结成海山形状，仿佛赤城霞光升起，高峻奇特，颇为壮观。再往前，路左是北广济寺，有礼部、刑部、国子监、光禄寺、鸿胪寺的尚书、祭酒、卿以下各位大臣修建经棚。寺外左右各有一座鼓亭，前面扎结三座彩坊；稍往前，左右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有一座演剧彩台。经过这里就是新街口，转向南走，路右的祝寿寺有兵部、工部尚书以下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寺外左右有鼓亭，前面扎结三座彩坊；左右稍往前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是膀棚，棚前有一座上谕龙亭，棚后有五根旛竿。再往前，路右是龙泉寺，有都察院、通政司、太仆寺、顺天府、六科以及大兴、宛平二县五城兵马司的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寺外左右有鼓亭，前面有彩坊，彩坊前有三座大彩坊。再转向前走，是过街彩坊。走出彩坊，路左有演剧台。再往前，路右有东四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人员修建的百老献寿台。台有九级，装扮成百位老人，各自手持金色“寿”字，层层登上台阶。再往前，路右帽儿术衙关帝庙，有东四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以下以及护军以上人员修建庆祝经坛。走出街道有彩坊，彩坊前有两座鼓亭，左右有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有一座十六楹的膀棚，棚前有两座彩亭，棚后有十四根旛竿，路右有一座演剧台，路左有三座彩坊。再向左有过街彩坊。再往前，路右是宝禅寺，有九门步军统领以下将校修建庆祝经坛。寺前有一座彩坊，稍向左转，有一座彩坊；走出街道，有一座大彩坊，坊前有两座鼓亭，左右各有一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彩坊外道路右侧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右是普庆寺，有内阁、翰林院、詹事府、中书科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有彩坊，寺外是经棚，左右有鼓亭，棚前有三座彩坊，还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外，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右石牌胡衕西方寺，有镶红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人员修建庆祝经坛。寺前有彩坊，稍往前有一座彩坊；走出胡衕，左右有鼓亭，前面扎结三座彩坊，还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外，路左有演剧台。再往前，路右是般若庵，有镶蓝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人员修建庆祝经坛。庵前有一座彩坊，左右有鼓亭，前面扎结三座彩坊。向左右转行前进，有两座过街彩坊，两坊之间是膀棚，棚内有两扇万寿诗屏，棚后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路右有演剧彩台。再往前，是毛家湾，路左有副都统赖都母吴苏氏迎接皇帝的龙亭一座。再往前，是街心观音庵，有大市街北面小民修建庆祝经坛。庵外有一座经棚，立有两根旛竿。再往前，路右是真武庙，有正红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人员修建庆祝经坛。庙前有三座彩坊，彩坊前有一座彩门，左右是彩墙，墙左右是鼓亭。沿着鼓亭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路左有一座面向北的演剧台。台子用五色丝帛扎成流苏，网格窗正对人眼，常常嵌着小镜子，灿烂如许多星星，也是一大奇观。再往前，路右是双关帝庙，有各省督、抚、提、镇率领所属进京的各位大臣修建庆祝经坛。庙前有彩坊，彩坊前设置鼓亭、旛竿，左右是彩墙，靠近墙有一座彩坊和两座彩亭，左右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是膀棚，棚后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路右有一座演剧彩台。再往前，路左的旃檀寺有庄亲王修建庆祝经坛。临街是皇棚，棚外有三座彩坊，彩坊左右有鼓亭。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左侧是膀棚，棚后有五根旛竿，左右有两座彩坊；走出彩坊，路左有演剧彩台。[原文“飞又前”疑为串句或讹误]再往前，是四牌楼。图中旗手卫的乐器从这里开始陈设，一直陈设到西安门。四牌楼径直向南，市民夹道设置了一百多楹的灯廊，有过街彩坊；图中陈设卤簿从这里开始。巨象、神骏与御辇交错排列，远望如山岳，如云霞一般。再往前，有过街彩坊，经过彩坊，路左是关帝庙，有西安门外小民修建庆祝经坛。庙前有彩坊。

译再往前，就是皇城西安门。进入西安门，路左西十库口内，有上三旗三十家包衣人因天王殿旧址而建寺诵经，庆祝万寿。奉敕赐名为慈云寺。前面夹道新栽松柏一百多株，临街是彩坊，彩坊左右有鼓亭，亭外有济贫钱棚。沿棚子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是演剧彩台，台左是济贫饼棚，台右是膀棚，棚后有六根旛竿。走出彩坊，路左有包衣妇女数百上千人在这里迎接皇帝。再往前，有包衣三旗广储司人员修建的庆祝彩坊。左右各有一座鼓亭，沿鼓亭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右侧彩坊内，路左有一座演剧彩台。走出左侧彩坊稍往前，路左有内务府官学教习及官学生修建的庆祝彩坊。左右有鼓亭，沿亭转向前走就是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是膀棚，栅后有三根旛竿。走出彩坊稍往前，路左有古北口大粮庄头等人修建的演剧彩台，左右有过街彩坊。走出彩坊稍往前，路左有新选各位大臣修建的庆祝皇棚。棚为六角形，用五彩装饰，左右有六角鼓亭，前面扎结大彩坊，另有两座过街彩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有一座膀棚，立有五根旛竿。走出彩坊再往前，是金鳌玉蝀桥；过桥后从团殿后转向北，登上堆云积翠桥，远望隔河西北面的旃檀寺，有上三旗内大臣延请数千名喇嘛修建庆祝经坛。梵音震动大地，幢旗的影子拂过天空。过桥有一座寺，名叫白塔寺，有上三旗包衣佐领等人修建庆祝经坛。经坛前有大彩坊，彩坊外左右有鼓亭。从堆云坊向北转向东，路左是经棚，棚子左右是灯棚。转向前走，有两座过街彩坊。正对两座彩坊之间的道路右侧有马戏演剧彩台。走出彩坊稍向北转，路右有太监等人设置的迎接皇帝的龙牌仪仗。再往前，有过街彩坊。经过彩坊，路右有演剧彩台；远望西岸团殿，东面有镶黄、正白二旗包衣、护军、参领以下将校设置的演剧彩台，仿佛与之相互应和。再往前，经过石桥，进入雪池虹门，夹道有数百楹灯廊，中途道路左右各有一座鼓亭。再往前，有过街彩坊。经过彩坊，夹道有两座彩坊。再往前，僧、道经棚各一座，夹道的彩墙一直连接到景山。向南可以看见禁城，双阙高耸直入云汉；向北回望五龙亭，水面光影森然闪动。绣幕相连，笙歌交错响起，金石乐声千百种，云霞般的色彩万千，实在无法一一详尽叙述。当时京城内外，金碧相互辉映，锦绮交错铺陈，华灯宝烛，烟雾弥漫，周遍四方。至于翠华仪仗尚未经过的地方，如海淀，则有上清正一嗣教真人张继宗在永宁观修建金箓醮坛；翰林院编修高舆率领浙江老人三百多人在万寿寺修建千佛道场。地安门外，则有养心殿、武英殿、御书处、景山玻璃厂各监造大臣在药王庙修建经坛。正阳门内，则有太医院各位大臣；外城则有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以下各位大臣，以及行人司司正以下各位大臣，分别在各自衙门内修建经坛。候补、候选各位大臣在仁威长寿观修建经坛。正阳门外，士人、百姓、商人共一万多人在珠市口修建经坛。郊外京畿地区，则有两淮商人集合黄山僧众，在西顶广仁宫修建经坛。无不竖立彩坊和木架，奏乐并点灯。华美的楼台层层耸立，片刻之间便建成；宫墙和绮丽街道，突然改变了平日的景象。至于巷道溢满、街道拥挤，人肩相摩、车毂相撞，周围百里，持续了数十天。千家万户，繁密的丝竹乐声，深巷小街，绣阁珠帘，确实不是丹青所能详尽描绘，也不是笔墨所能完全记载。又按照盛典所记载的楹联，例如般若庵经棚的楹联说：“《周雅》接续歌咏，如山如川如日月；箕畴收敛福气，说的是富裕、长寿、康宁。”普庆寺诵经处的楹联说：“文德武功，兼有帝王的一切伟大成就；心宗性学，贯通圣人和智者而纯正完备。”灯栅牌楼的楹联说：“御辇经过的道路清风徐来，葭管调和玉露以祝万年；瑶池春暖，华灯照彻五夜直上琼霄。”龙泉寺诵经处的楹联说：“笙箫沸腾大地，丹凤和鸣预示时运昌盛；烟霭弥漫天空，青鸾飞翔起舞显示吉祥。”广济寺牌坊的楹联说：“祝算绵延东华，若木光辉照耀九十日春天；祥瑞从南极而来，蟠桃花开象征三千年寿命。”东三官庙牌楼的楹联说：“保全并会合天地间最大的和谐，道统综括乾始坤生，两仪一同运转，承受许多福泽；功业使百姓安乐、万物丰足，四海都如春天。西三官庙牌楼的楹联说：“帝王掌握吉祥凭证，禹所治理的天下都归来进献海产；（原文至此截断，后文缺失） 天开景运，尧的封疆长久地祝愿紫宸宫朝廷。慈献寺前的牌坊上写道：“一年中有十场雨、五次风，处处在康庄大道上歌颂皇帝的功德；千秋万岁，年年都在华渚闪耀神光。”关帝庙的灯棚上写道：“天下长久承戴仁德之天，知道后天也不会衰老；大地一同游乐于欢乐之地，确实应当使大地无边无疆。”直隶全省的灯棚上写道：“圣明的谋算没有边际，高高矗立的鳌山开辟出寿域；天颜含喜，浩荡的鱼藻之水荡漾着恩波。”江南全省的经棚上写道：“皇极建立，岁月日时都没有改变；圣德广大，禄、位、名、寿一同隆盛。”浙江全省的灯棚上写道：“太阳升起，月亮恒久，万年延续宝贵的国运；上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之处，亿万年巩固金瓯。”纯庙八十岁万寿时，华祝和嵩呼的盛况，尤其是史册上从未有过的。万寿盛典中有一门图绘，所画的万寿长图共有一百几十页。现在按照原书摘录其大概，记在下面：圆明园宫门外，东西各有一座音乐亭。宫门正南是五楹重檐楼，向西延伸是迎寿山，山上建有寿星亭，亭后有阁。御道北面是王、贝勒、贝子、公等庆祝的地方。转向南面，左边是一座西洋楼和两座平台，宗室、觉罗官员在这里庆祝。

译右边是奉天、吉林、黑龙江官员庆祝的地方。稍向东转，斜向延伸数百步，两水夹着水面，放眼望去一片浩渺。西面设置九艘龙舟，首尾相接，旌旗五色。东面是马金山景，上面建有江天寺，还有观音阁、御书楼、龙王庙、韩公祠、裴公洞等胜景。又有三座亭，名为朝阳洞、玩古亭、望江楼；还有一座塔。全都仿照江南的布局，飞檐画栋，构造如山岩般高峻，恰如中泠山上悬挂帆影、抬头仰望楼台的景象。它的东面是内阁、顺天府、翰林院、詹事府各官员分列庆祝的地方。沿着堤岸的绿荫，在其中点缀亭台廊宇、药栏花架，一直通到红桥。红桥北面有一座山，形状像曲尺，两侧用朱红栏杆装饰。西侧的岩洞作为山门，沿小路登山，上面有两座亭子，亭上演出《万国来朝》剧。山脚下，安南国王阮光平及其陪臣，以及朝鲜、南掌、缅甸各国使臣，金川、台湾的山番，直到蒙古、回部各汗、王、台吉等，都在道路旁鞠■，瞻仰天日。顺天府所属的耆民及各省在京耆老也在这里庆祝。桥南北各有彩坊，左右各有跨水亭。经过这里又转向南面。东西各设置一座乐亭，前面稍远处有一座小山，左边是重檐演剧台，旁边设置小轩，编扎篱笆，仿照西洋式样修筑墙垣。向南经过彩坊，向西延伸，靠石墙建有一亭，直隶省官员及顺天学政率领衿士在这里庆祝。鸠筇竹马，夹道并列。自这里一直到清梵寺，几乎令人应接不暇。清梵寺北面有一座亭，南面有一座小山，山上建有方亭、莲花亭，并有一座山洞；道路东面有一座彩坊，吏部、户部官员在这里庆祝。稍向东转，是重檐演剧台。南面是浙江、福建省官员的庆祝处，北面是礼部、兵部、刑部官员的庆祝处。向东延伸是百子图，山中有洞门，群童都梳着双丫倭鬓，手持八宝以及旗、缴、铙、鼓等物，有的骑竹马，有的驾驭云纠，来回嬉戏，出入盘旋。后面峰峦排列，远望直像壶轿。经过这里就是永新庄。庄的东面有一座亭，工部官员在这里庆祝。亭后依土筑山，有演剧台，还有一座重檐六方亭。经过这里是湖北省官员的庆祝处，那里有一段粉墙，绘有石壁天池的胜景。它的北面有一座飞檐绀殿，巍然遥遥相对的就是双关帝庙。庙前正南的大路左右有两座方亭、两根旛竿和一座彩坊。向东延伸处有文石和修竹，环绕着坡地，西洋式房屋五楹，白墙涂丹，隐约呈现花竹鱼鸟的形状。庭院台阶两旁设朱红栏杆，青蕖白莲排列左右。中间是平台，演出《八仙上寿》，西面是湖南、河南两省官员的庆祝处。又有一座西洋式牌坊。东面是都察院二八科、理藩院、仓场侍郎、侍卫处、銮仪卫、通政使司、大理寺、步军统领衙门、内务府三旗、三院、圆明园、三山各衙门官员的庆祝处。西面是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官员的庆祝处。有一座棕亭，旁边临着小池，停着两三只渔舟，正在牵罾扳纲，极像《渔乐图》中的景物。跨水有一座五楹楼，水田里的禾稼一望如云。再向东是三星坊，花架药栏夹道相对排列。经过牌坊就是茶寮，卷着帘幔；还有草舍和编篱。西面是庆寿山，多种长松，有一亭子形如斗笠。南面是碉楼，共八座，房屋三楹，全都以土山为基。经过演剧台是演武厅墩，台东有十锦墙，长数十步，雕刻描画极其细致。又有一座小山，山顶立着南极老人，八仙环绕侍立在山下。经过彩坊，红墙曲折，就是万寿阁。它的东面是演剧台，用翠鸟羽毛层层叠作瓦片，上面有一只独立的孔雀，作出和鸣的姿态。又有一座垂云牌坊，是太常寺官员的庆祝处。正北面是石栏，栏外的方池像棋盘，桥上演出《万寿胜会》，前面排列狮子、大象，由旌旗仪仗引导，抬着一座彩亭，里面设置部乐，炉中香烟袅袅，乐韵环绕如仙乐。东面是控鹤仙人，西面是蟠桃进献，连演各种杂戏，前后陈列，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密集，人海中欢声腾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经过这里又转向东面。经过西洋式牌坊，北面是百祥庵，牌坊南面有花台，种植奇花，后面是瑶草，叠石为墙，牵藤蔓形成帷幕。向东延伸是小山、小桥和流水，山上有几个童子作献花的姿态。经过方胜亭，又有一座西洋券洞牌楼，左边是梅花亭，右边是竹亭，三省织造、各关监督在这里庆祝。前面是桃亭，红色果实和翠绿树荫交相辉映，繁茂得如同图画。有两座重楼，形状像龙脊。再向东经过河流，有一座三楹楼，是太仆寺官员的庆祝处。一座三元亭，排列如鼎的三足，瓦片全作鱼鳞形；一座六方亭，里面设置“太平有象”。与它相对的是西洋房屋，上面建有平台。从这里开始，是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内务府八旗、圆明园三旗官员沿途庆祝的地方。经过彩坊，才到寿福禅林。寿福禅林前面，道路直向东南，有一座彩坊，健锐营官员在这里庆祝。右面是十字亭，钦天监、太医院及镶白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在这里庆祝。正东面有一座小山，正当骆驼湾。转向南面，又有一座牌坊，是火器营、正黄旗的庆祝处。这里有演剧台。右面是百老迎寿山，层楼叠阁，随着林木山峦高低错落；白发老人们来回从容行走。它的东面是正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红旗各官员的庆祝处。北面土山绵延，南面仿照回子城的式样，砌筑碉楼，又有一所堡房。左面是耕织房，农夫赶着犁，织妇拿着梭子，富足安宁的景象鲜明地陈列出来。从这里起，平台和小轩都设置了部伎。

译两座彩坊并列在道路中央，慈献寺、寿安寺已经像鸟张翼一样映入眼帘。寺西有数仞高的土山，松柏茂密；它的南面是镶蓝旗官员的庆祝处。北面是百寿同庆山，红色浓艳、绿色明丽，其间点缀亭台；靠墙建有一座方亭，亭上演唱《八方乐业》曲。再向东，两座牌坊相对而立，就是广通寺。再向东是天仙庙，只见林木和佛寺，恭敬地设置无量圣寿坛场。从这里又转向南面，左边是桃亭，里面演出《三星献瑞》。经过彩坊，是倚虹堂，圣驾进宫时在这里传膳。倚虹堂南面靠着高梁桥，东面是水亭，廊檐相互连接；向西望去是长河，亭阁高低错落，烟波浩渺。向南延伸就是郊外的店铺成列，万千屋瓦像梳齿一样密集。右面是莲花台，演出《四方来贺》。正南面有一座山，楼阁高耸而起。又转向东面，一直抵达西直门。经过彩坊，就是护城河桥。城楼下面朝东有三层台，演出《普天同庆》，台的左右各有游廊。转向南面直行，经过彩坊，北面依城墙修筑房屋，窗户开合，灯彩鲜明耀眼。月城内恭敬地设置万寿经棚，千名喇嘛在这里诵经庆祝。这就是从圆明园到西直门所绘图景的大概。进入西直门，路右有重檐演剧彩台，左面是迎接圣驾官员的集合处，中间设置香案，后面排列金书百个“寿”字的屏风。稍前面是立象，上面竖着旛竿，竿顶做成海屋形状，乘云拥护，八仙飞翔行走。其中有蘂珠坊。南面有竹径，沿坡地排列三楹房屋。再往南是十六座鳌山，对面层层错落着游廊，灯彩高低相间，绿荫像帷幕。经过圆亭，有一座白石平台，上面塑作女仙，身穿霞帔，头戴胜饰。两名侍女捧着蟠桃在前面引导，两人手执雉尾扇在后面簇拥。上面有一人骑着青鸾而下，形状像西王母。向东延伸是崇寿寺，寺门左边做成宝树燃灯的形象，上面设置三宝法相、旛盖和琴，极其华丽。四面都是苍卜林，点缀着莲花灯；一尊者作礼和南的姿态，僧人合十赞佛，后面有白马驮经的形象，极为庄严。南面是龙灯棚。从这里开始，飞檐华美，宏伟建筑高低错落。除演剧外，各种杂戏并列上演，有的表演天女献花，有的表演婴儿戏彩，壤韶辕护，鱼颉鸟■，道路两旁一片欢呼。观看的人密集如墙，仿佛云尧的天光普照。牌坊在道路南面，牌坊北面是流水桥亭，山作两峰环抱相合的形状，旁边矗立着搴堵波。稍向东经过演剧台，粉墙朱栏，桃李芬芳浓郁；隔着花丛是秋千、■索，衣裙飘曳，琼楼瑶台两两相对。前面有一座山，洞穴深邃空明，演出渔夫和樵夫问答。又向北有站台，高出重檐，下面是下马平台，地上铺满氍毺；台上演出仙官献福，八个童子各持七宝供奉。前面有数楹重楼。最东面是三层台，清泉白石，猿猴和仙鹤一同游玩，作衔灵芝献果的姿态。北面是武夷九曲，游女歌唱《采茶歌》。经过方胜亭和西洋房，左面是百福法相，右面是太平有象。经过西洋平台，就是重楼复宇，高耸出云表。它的北面就是三界胜境坊。然后经过楼桥。桥的左面是西洋水阁，向东延伸有一座花台，上面有十二名天女献花。再向东是恒春圃，千花万蕊，有几个童子手执纨扇，上下盘旋。它的北面是三层方阁。向东延伸有书楼，芸签缥帙充满栋宇。北面有一曲红栏，画出水面，水波浩渺；里面设置青、苍、赤三艘龙舟，旗帜、篙、桨各用相应的颜色。后面有一座白石桥，桥的两旁各立一座彩坊。从这里转向南面，是五凤台。台前是采莲景，松木船桨、桂木船桨在水流中央摇荡。对面有一座亭，做成方曲形，亭外是朱红栏杆，数十步之外豁然开阔平坦。两个童子捧着桃枝、拿着灵寿杖，簇拥着一位骑驴的老人，这是《葛稚川移居图》中的景象。万卷书楼在大道左侧。西面是重重房屋和曲折的榻，云璈缓缓奏响。旁边有一池碧玉般的水，池中种着万枝荷花。经过演剧彩台，是灵芝亭，与松径相对。沿松径直上，是观音山，山下布置成迎神赛会、香灯箫鼓的景象。向南延伸是蟹舍渔庄，烟波一片碧绿。水源尽头，突起一座高峰，峰中有仙人，跨着骏鸾站立。右面是牛郎织女渡河的景象。稍向南是函关，做成城门形状，有老人乘青牛车行走。经过演剧重台，左面是万宝秋成，仓廪排列如梳齿，舂米、扬谷、簸米等劳作中，儿童和老人争相前往。前面有百寿厅，是两淮商民迎接銮驾、庆祝的地方。右面是汉使乘槎，仙境水源曲折，隐约可见支机石。经过五顶亭、三层平台和西洋房，回廊共有十二楹，是桂花厅。金粟散发着细密香气，圆月正满；看见三五个人骑着骏鸾，在康庄大道上飞舞，那就是道路中央北面拱对着关帝庙的山门。山门南面是菊花牌坊，下面有十多个仙子，手执写有“寿”字的方胜，朝着銮舆拱手。再往南是凤凰亭，西面有一道翠屏，排列种着桃树枝，上面缀满千枚蟠桃。向南延伸有一亭，形状像花篮，里面设置祥芝仙卉；其中是碧海仙娇，左右的亭台有的作卐字形，有的作如意形，有的作三元瑞献形，有的作双凤朝阳形，一直抵达大市街的四牌楼。它东西两面的两座牌楼后面，都排列着山岚峰障，如同罗浮山两峰，似分离又似合拢。下面有百名老人，都穿着彩衣，眉毛浓长、头发花白，扶杖前来观看。从这里转向东面，通往西安门。经过四牌楼向东走，道路左面是百花台，右面是五云楼，楼前运用西洋线法，山云窗雾，楼阁深入数重。下面设置三座西洋水法亭，一根柱子拔地而起直入云根，四周环立着舞鹤，喷泉向上汇注，又向四面百道飞射。北面是百个“寿”字组成的照墙，瑶台仙馆中韶乐和护乐一同鸣奏。前面设置五辂立象，天仗正在排列，禁门洞然开启。

译从西直门到这里，市肆店铺排列紧密，炊烟和屋舍绵延相接，所有人都置身于彩绘装饰之中了。西安门内两旁有六方亭，店舍鳞次栉比，楼台水榭错落交织。经过西洋塔，有两座彩坊。重重山岚和叠叠峰障的形状映照环绕在左右。又有菜园、花圃、药栏、茅舍。正东面是孔雀亭。西面有一座小山，上面筑有琼楼。遇到彩坊，进入三座门，到达金鳌玉蝀桥，只见太液池波光，远望如同图画。左边旗、右边帜，锦缆和牙樯，正是御舟停泊在北岸。桥东面是承光殿，沿墙有过街彩坊，南面是花神庙，外面立着百花坊，四周环绕朱红栏杆。后面有三层楼。最后是九曲游廊。东侧是仙台，背靠高山，俯瞰锦城，是浙江耆民、商人迎接銮驾、庆祝的地方。从这里进入内三座门，门的东面有一座演剧彩台，演出《南极呈祥》大戏。面北是西洋式方亭，南面是牌坊，向前延伸有药栏花架，点缀着数十楹西洋房。经过赤凤台，又有一座彩坊，牌坊南面有一座小山，桥路曲折，演出白猿献果的戏。又有二十四楹鳌山，充分展现山川的奇丽，连缀成洞天的胜景。前面接着福佑寺牌坊，对面群峰拱卫排列，翠竹万竿。遇到桃形演剧台，又有昆卢亭子，旁边设置五座抬阁，全都用吉祥物装点景致。有童子束装挺立，高出屋檐；道路中央是流云坊。从这里开始，林峦台榭层层显现、重重出现，天阊的晨景与人海的欢腾相互交织。与紫禁城外相比，这里尤其繁盛华丽。流云坊左面有一座小山，排列种着高大树木，两面相对设置西洋楼房，玲珑的网户，结构严整精致。左面是数十楹游廊，右面是站台，布置点缀得像明圣湖的风景。道路中央立着彩坊，再向南是一座城门形建筑，匾额写着“钱塘胜景”。经过这里就是斜廊转角，两侧伸出翼道；西面是西华门，那里有线法山，房屋楼阁高低重叠，岩石充实而洞穴空嵌。山顶外面是流云坊，左右又有小山，山脚下是原籍大员进京庆祝、迎接圣驾的地方。这就是从西直门到西华门所绘图景的大概。又按照楹联记录如下。四言联：“百顺为福，二八合同春。”“佛天佛日，寿世寿民。”“皇建福极，位在德元。”“愿圣人寿，近天子光。”五言联：“尧龄增瑞甲，轩纪叶长庚。”“五位逢交泰，三登庆屡丰。”“九五福曰寿，八千岁为秋。”“八征陈姒范，三祝晋尧封。”“祝恒河沙寿，歌大海潮音。”六言联：“景命寿于旗翼，淳风鬯彼垓埏。”“五福堂同五代，八旬时念八征。”七言联：“泰荚中符天地数，坤贞大阐岳川祥。”“星云丽近中秋节，山海祥开益地图。” 诗句有：“[‘露犬纨牛图菜币’原文疑误]，庶车闲马颂《卷阿》。”“《王会图》新增各国进贡之事，《帝京篇》描绘华丽的蓬莱、瀛洲。”“寿星四面照临，环绕北辰；各国前来朝会，直到日南。”“《春秋》所记汇合起来有八千岁，甲子循环往复已有三万旬。”“皇上向天下赐福，使百姓都得到福祉；皇帝如春天一样，四时都充满春意。”“地位、俸禄、声名、长寿和德行都得到保障，高明博厚的德业由此长久显现。”“八种功德、八种德行，像无量佛；千春千秋，犹如大椿树般长寿。”“人们如夏代歌谣所说，歌唱游乐；大地如春台，充满皡熙之乐。”“春台温煦养育万物，歌颂安抚天下；教化之日舒展长久，记录广大无边的功德。”“能够以美好的利益施利天下，因此使一人获得许多福泽。”“四时的贡物都来齐备，各自依次进献；如同河流正向这里汇来，没有不增加的。”“皇上建立中正之极，天下诸极都归于此；皇帝作歌，群臣续歌，歌声不断。”“《由庚》之庆泽遍及三千世界；重新开始一个甲子，又开启二十个春天。”“万象、人与天神都欢喜赞颂佛；十方功德共同遵奉君王。”“深厚的恩典和蠲免诏令相接而来，各种科名诏令并发；新的庆典相继举行，封赏也推广到缅甸。”“桥门盛典超过汉代三雍之典，各地职贡图超过唐代十道之图。”“手执鸠杖的老人结伴参加春日醮祭并饱享宴饮，穿莺色衣服的人献舞，祝寿歌词也焕然一新。”“寿命之腹厚实如山，根基可保万岁；恩泽浓厚润泽万物，如中泠之水。” 八言诗说：“东、西、北、南，直到四海；年、时、月、日，只愿说万年。”“山岳充盈，河川汇聚，承受这大福；百姓和乡野老人，都与我共享太平。”“敬奉上天，勤劳治理百姓，以使福祚更加深厚；考察文治，奋发武功，传播上天的声威。”“儒学馆献上歌诗，礼官记录典礼；海外之人感悟德化，缨序之士也承蒙提携。”“文武圣神，都在彰明光明的德行；地位、俸禄、声名和长寿，得到完整而且更加昌盛。”九言诗说：“五十有五年，殿堂开创五代之盛；八旬又加八月，玉玺上刻着八种祥征。”“七曜灿烂，如珠囊一般，荣耀映照宇宙；万年绵延，宝录相传，合力撰成升平昌盛之辞。”“祝愿长寿如须弥山，教化逐渐传播到印度。”

译赞颂文殊师利，景色绚丽，台阁中充满怀思。” 十言诗说：“万古难逢，哪里只是三、四、五、六代；一人有庆，直至亿、兆、京、垓。”“长久施行正道，长久照耀天下，长久成就功业，长久征伐而不停息；以贞正观察，以贞正明察，以贞正守一，在贞正之后又兴起新的元始。”“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边际的寿相；有善缘，有德缘，有大福缘。”十一言诗说：“五次考验经国治世之才，蕊榜大开，科甲分列甲乙；七次调均正乐，华美诗篇新订宫商谱。”“晴雨协调，预示丰收，征验合于九畴中的第八畴；京、垓之数增添泰荚，呼喊万寿三次。”“亲近日光，仰望如云；梯航而来的群臣都祝寿；鼓声铿锵，舞姿盛大，街巷乡野遍布熙和的春意。”十二言诗说：“翠色图录演绎天元，泰策揲蓍，图书排列得位；珍珠般的弓环绕斗柄，寿星照耀角、亢二宿所在的南方天区。”“期望年届艾服而应昌盛之时，七十岁的老人赴宴，三千位老叟同席；天地四方显现光明的赐福，五代同堂共有二百家。”十五言诗说：“山海之间的梯航使者汇集，东有鲽鱼，西有鹣鸟，万国图籍都归于王会；感应风云与律吕，南有兜离，北有昧谷，九重宫中奏起钧天之乐。”十七言诗说：“八月正值昌盛之期，玉管金钟谱出十三徽的律吕；亿万年开启美好福运，丹色缄书、翠色图录，歌成万八千岁。” 谨按：高宗八旬万寿庆典，都仿照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孝圣宪皇后万寿庆典办理。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分为三段，命两淮、长芦、浙江的商人共同承办。西直门到圆明园宫门前一段，由总理庆典大臣等承办。所需经费，王公大臣、八旗以及各部院官员，都从俸禄和养廉银中按数扣除；外省则从全省养廉银中扣交十分之二五。又由漕督、河督、学政、仓场侍郎、将军、副都统、盛京五部、盐政、织造、坐粮厅、各省关差税务、城守尉分别交纳规定银数。原拟经费为银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后来减定为一百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又在嘉庆二十四年，仁宗六旬万寿，朝廷内外臣民都诚心输诚庆祝。从都城到圆明园约十里之间，棚舍、牌坊、楼阁华丽壮观，灯火烟景，与乾隆时期相当。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十二。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列圣庙号：高，功业开创于高祖；肇，以神武开创基业；太，[“太克饮千袄”原文疑误]。兴，使圣业图谋大为振兴；景，使光明和美好的事业得以延续；烈，使宏大的基业更加拓展。显，功德丰厚而显著；世，世世代代留下福荫；纯，德业纯粹完备。圣，德行崇高而垂示统绪；孝，善于继承先志并善于述行；德，德行使人民得到生养安定，确实合于正道。懿，圣明神武可以比美前代；神，神妙地推行大化，广泛运转；武，武德和威势远播而畅达。睿，聪明正直，足以作为法则；哲，明智而遍知万物；昭，高明光朗而有融和之德。明，能够知人善任；熙，敬慎修德而光辉显著；宣，政教广泛传播。[原文作“宜”]成，功业成就而德行隆盛完备；康，使四海安定；和，性情温厚仁慈，养育万物。宁，使中外归向教化。[原文作“事”，疑为讹字]；裕，仁厚圣明，能保佑人民。[原文“敢”疑误]；度，典章法度盛大而彰明。顺，乐于顺应天意，遵循事理；僖，小心谨慎地明白侍奉上天；理，文治昌盛而明达。道，以德行教化人民；恭，使自身遵守规范而成为万物的准则；敬，深沉修德而始终不间断。肃，整饬自身并率领下属；庄，威仪庄重而不差失；安，举止仪容合乎礼法。定，使纲纪整齐严肃；端，端正自身，为天下树立榜样；穆，德行和仪容安静深厚。简，能够执掌要领而不苛细；质，敦厚守本而合乎义理；英，才智卓异，明断果决。毅，刚健力行而合乎天道；襄，功业宏大，能够参与赞助成事。列圣尊谥中，圣表示圣明睿智、通达明察；圣表示敬重宾客、礼数厚重；圣表示神化之功难以名状；神表示安民行仁、建立政事；神表示效法上天而运行不息。文表示经天纬地；文表示修养德行，使远方来归；文表示慈惠而爱护人民；文表示继承并修治圣人遗业；文表示声教遍及四方。武表示能够平定祸乱；武表示保全大业、建立功勋；武表示用刑使人民服从；武表示德威远播而畅达；聪表示声名能够通达人心；聪表示近处的言论也一定仔细听察。明表示光照四方；明表示任用贤能而达到治理；明表示至诚而能先知先觉；明表示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睿表示圣明睿智、通达幽微；睿表示思虑周密而能洞察事物表象。哲表示明智而知识深远；哲表示任用官员符合实际；中表示内心能够守一；中表示刚柔适中而不偏；中表示顺应时势以达到治理。正表示内外归服；正表示居于中枢而能端正政事；正表示万事都趋于治理；高表示功德高大盛隆；高表示覆盖养育之德与上天相同。章表示恭敬谨慎而高明；章表示法度大为彰明；章表示文教迅速显耀；纯表示纯粹至诚而不止息；纯表示内心和谐专一；纯表示治理精纯完美。懿表示处于中枢而精纯；孝表示慈爱惠泽，善于亲近亲族；孝表示顺应时宜，开创祭享；孝表示使五宗得到安定；孝表示德行加惠百姓。德表示安抚柔顺士人和百姓；德表示对于谏诤不加牵连；德表示举止周旋合乎礼法；德表示恩泽施及远方。诚表示德行纯粹而合乎天道；诚表示从容而合乎中道；诚表示推诚相待以治理万物；信表示宽厚仁慈，能使众人信服；信表示政令前后一致。渊表示德行诚信而沉静深厚；渊表示沉着审察事机，洞见隐微；献表示聪明睿哲。仁表示以仁德为本、建立中正之极；仁表示像上天一样爱好生养；仁表示教化广泛而深入；惠表示施恩爱民，乐于给予；惠表示德行和威望足以使人感怀；惠表示恩泽流传万世。宽表示德行宽大，能够包容蒙昧者；宽表示驾驭乐舞而不逼迫；温表示温和欢乐，养育众生；温表示慈爱和善，接近下民。元表示以仁德为本，养育人民；元表示道德纯一；元表示思虑周全，能够辨明众事。[原文“思能辨众”疑有脱误]；裕表示建立中正之道并垂示统绪；裕表示宽厚仁慈，能够得到众人。和表示号令使人民喜悦；和表示敦厚地亲睦九族；和表示怀柔各方，使彼此融洽；顺表示慈爱和善，使各方普遍归服；顺表示好恶公正。敦表示温和仁厚而善待下民；敦表示笃厚亲族，和睦宗族。定表示使人民安定，取法古制；定表示大力施行慈爱仁德；定表示安静端正而无为；定表示以义使内外安定。宁表示宽裕而使人民安定；康表示政令使人民安乐；康表示思考善道而不贪图安逸。靖表示以柔和德行使众人安定；靖表示政事和刑罚不扰民；景，[“苔意大图”原文疑误]；景表示光明照耀四方。刚表示自强不息；刚表示政事刑罚明察果断；肃表示端正自身，整肃下属；肃表示法度修治而彰明。威表示以赏赐树立威势，以刑罚惩治；威表示声威震动而反复传布。[“声鬟震迭”原文疑误]；威表示用刑罚使人服从；威表示庄重地面对下属。毅表示英明果断而有操守；毅表示坚持德行而不改变；烈表示功业宏大，能够救济百姓；烈表示秉持德行，遵循事业；烈表示圣明武功宣扬彰显。义表示自身端正、使下属严肃；义表示裁断处置适宜；襄表示威德足以使远方归服。礼表示恭敬、节俭、庄重而严肃；礼表示使人民遵守规范、万物各有法度；庄表示庄严恭敬地治理百姓；庄表示有威严而不猛烈；庄表示德行盛大而礼数恭敬。敬表示整齐庄重而处于中正；敬表示对细微事机戒惧谨慎；敬表示严肃恭敬而不懈怠。恭表示尊重贤者、看重义理；恭表示端正自身以待人接物；恭表示明白侍奉上天而不差失；恭表示勤劳体恤百姓的隐忧。俭表示节制开支，以符合制度；俭，[“皋事有经”原文疑误]；钦表示敬重，威仪完备；敛，[原文作“敛”，与上下文疑不相应]；钦表示敬慎处理万机。安表示使兆民安宁有所依赖；安表示恭敬修德而不使人劳苦；端表示圣明端正，修身以示范教化；端表示严肃恭敬地治理下民。穆表示施布德行，秉持义理；穆表示圣明恭敬而有仪容；原表示根本深厚，培植德行，开创基业；原表示庆泽流传后世。厚表示思虑深厚而不差失；僖表示资质深沉，能够接受劝谏。翼表示爱护人民，乐于治理；翼表示小心谨慎地明白侍奉上天；宪表示奖赏善人，惩罚奸邪；宪表示聪明而效法天道；宪表示为万邦树立表率。度表示内心能够裁制并合乎义理；度表示宽裕而有包容；度表示创制法度，垂示后世；理表示治理政事，平定刑罚并使之严肃；理表示安排整治，施行贯彻；理表示表彰章明道术。齐表示持守内心而能够庄重；匡表示端正贞洁之心，胸怀广大。平表示铺设法网，治理纲纪；平表示处理事务有制度；直表示开创而敏捷，行动能够成事；直表示秉持正道，端正万物。简表示治理典章，明察而严肃；简表示面对下属而不苛刻；质表示名实相符而不差失；质表示真实纯粹，德行专一；质表示极为融洽，使人返归淳朴。英表示德行才华丰茂而显著；英表示明察而有远大谋略；敏表示聪明敏捷，做事建立功勋；敏表示英明果断，神妙如神。成表示礼乐明备；成表示安定人民，建立政事。[原文“日成”疑为“曰成”]；成表示长久施行正道，教化隆盛。昭表示圣明而周遍通达；昭表示彰明德行而有功劳；昭表示威仪恭敬而明察；昭表示远方隐微之处也不遗漏。宣表示施行恩泽而不偏私；宣表示圣明善美，声名广泛传闻；显表示显扬圣德，光明显照；颢表示有光彩，继承先人的功烈。“光”：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叫作“光”；功业显著叫作“光”。“熙”：光大并恭敬地奉行美德，光明盛大叫作“熙”；声名显赫叫作“熙”。列后所用的尊贵谥号中，孝顺慈爱、惠爱亲族叫作“孝”；美好的声誉能够继承叫作“孝”。慈爱而抚育他人必定周全叫作“慈”；抚慰柔和、平和宽恕叫作“慈”。内心纯正、平和精粹叫作“纯”；内心诚实，始终如一叫作“纯”。美善柔和、德行流布而有光彩叫作“懿”；温和贤善叫作“懿”。思虑善良，行事合宜叫作“淑”；温厚仁慈，众人都敬仰叫作“淑”。持守德行、申明义理、弘扬善行叫作“德”；美善的修养从不懈怠叫作“德”。贤明而德业有成叫作“贤”；内在的治理完备隆盛叫作“贤”。以仁慈之心为本质叫作“仁”；恩惠慈爱广泛施及众人叫作“仁”。

译心中存有仁慈宽恕叫作“惠”；慈爱恩泽广泛施及叫作“惠”。德性温厚，性情和善宽厚叫作“温”；宽仁而惠及下属叫作“温”。柔和而能够发扬光明叫作“和”；温厚而不苛刻叫作“和”。安宁温良而好学叫作“康”；行为安稳和顺叫作“康”。顺从、慈爱、和善而为众人所服从叫作“顺”；德行与自然相合叫作“顺”。内在德行成就而淳厚完备叫作“成”；坤宁之德化育融洽叫作“成”。美善的行为足以记载叫作“宪”；仪容规范长久昭明叫作“宪”。敦厚、温和、仁慈、忠诚而厚道叫作“敦”；树立德行，纯正而坚定叫作“敦”。性情宽广平和叫作“裕”；仁慈恩惠能够广施叫作“裕”。安静端正而不改变叫作“安”；美善恭敬而合乎礼仪叫作“安”。重大事情上表现出慈爱仁厚叫作“定”；镇定安静，遵守法度叫作“定”。诚实而秉持德行、始终如一叫作“诚”；明察守信并率领下属叫作“诚”。恭敬庄重，自我约束叫作“敬”；处理事务时没有怠慢叫作“敬”。恭敬庄重地治理下属叫作“恭”；谦逊和善而不懈怠叫作“恭”。端正恭敬，自身仪容有法度叫作“端”；内心坚定而安静叫作“端”。庄重，行为端正而志意和顺叫作“庄”；严肃恭敬，自我约束叫作“庄”。谨慎温和恭敬而不懈怠叫作“恪”；勤勉治理内务叫作“恪”。敬畏神明，仪态严肃恭谨叫作“钦”；威严和德行都完备叫作“钦”。严肃敬畏，自我警戒约束叫作“肃”；约束下属而合乎礼仪叫作“肃”。德行纯厚而深远叫作“穆”；仪容肃敬，持守恭敬叫作“穆”。恭敬俭约而合乎法度叫作“礼”；内在品德能够修养完善叫作“礼”。整齐端庄，能够庄重地持守内心叫作“齐”。思虑深远叫作“翼”；辅佐并推行适宜的德化叫作“翼”。沉静厚重，德行安定坚贞叫作“静”；约束自身，恭敬而简约叫作“静”。善良谨慎，持守自身叫作“正”；端正而能以自身作示范教化他人叫作“正”。内心深沉，胸怀专一安宁叫作“宁”；端庄持重而自我谨慎约束叫作“宁”。小心谨慎、恭敬慎重叫作“僖”；乐于听取善言叫作“僖”。本质朴实，存心笃厚诚实叫作“质”；淳厚茂盛而不事浮华叫作“质”。内心诚实，内外诚信相符叫作“悫”；率真地治理下属叫作“悫”。德行专一而不懈怠叫作“简”；约束自己并宽恕他人叫作“简”。恭敬谨慎而少言语叫作“靖”；严肃施行法纪纲常叫作“靖”。志向纯洁，行为清正叫作“洁”；仪容修整严谨叫作“洁”。德性坚贞，性情正直坚定叫作“贞”；遵循义理而喜好修养叫作“贞”。聪慧善良，敏捷而早有成就叫作“慧”；性情柔和，能够接受劝谏叫作“慧”。明智而知识周遍通达叫作“哲”；能够察知细微之处并考虑事情的结局叫作“哲”。聪敏明达而不滞塞叫作“敏”；听到合乎义理的事就立即改行叫作“敏”。内心能够制约并合乎义理叫作“度”；美善而足以作为法式叫作“度”。善于宣扬，声誉周遍通达叫作“宣”；明智仁惠，德泽昭明布施叫作“宣”。美善的行为应当显著叫作“明”；智慧足以明辨事理叫作“明”。德行昭著，光辉蕴藏于内叫作“昭”。内外都仰慕其德行叫作“显”。妃嫔的谥号中，品德美善、温柔贤善叫作“懿”；善良而行为显著闻名叫作“淑”；内在德行有成就叫作“贤”。才智出众，本质有条理叫作“献”；性情柔和，资质慈仁叫作“惠”；德行诚实，性情宽和叫作“温”。柔和顺从而没有违逆叫作“和”；和顺而合乎义理叫作“顺”；敦厚温和、仁慈忠厚叫作“敦”。宽和而不使人感到逼迫叫作“裕”；安静凝重而合乎礼仪叫作“安”；行为纯正而没有差错叫作“定”。早晚都保持警戒叫作“敬”；恭敬谦逊，顺从侍奉尊长叫作“恭”；谦逊、谦和而善于礼让叫作“逊”。遵守礼法而自重叫作“端”；庄严谨慎而仪态有法度叫作“庄”；小心谨慎，勉力恭敬叫作“钦”。外貌恭敬，内心敬慎叫作“肃”；仪容端庄肃静叫作“穆”；温和恭敬，早晚如此叫作“恪”。谨慎整饬，自我约束叫作“慎”；勤勉而能修治内职叫作“勤”；思虑深远叫作“翼”。性情柔和，德行安定坚贞叫作“静”；小心谨慎、恭敬慎重叫作“僖”；本质沉静端正而不事浮华叫作“质”。表里如一叫作“悫”；德行专一而不懈怠叫作“简”；恭敬谨慎而少言语叫作“靖”。清正而不改变叫作“洁”；德行诚信，正直坚定叫作“贞”；资质柔和，通达敏捷叫作“慧”。明智而知识周遍通达叫作“哲”；蒙受恩遇优厚叫作“荣”；善于宣扬，［原文“蔺”字疑误］以法式布行叫作“宣”。德性柔和而有光彩叫作“昭”；德行美好，声名宣扬昭著叫作“显”；慈爱仁厚而未能长寿叫作“悯”。中年早逝叫作“悼”；慈爱仁厚而早夭叫作“怀”。王、贝勒所用的谥号中，忠诚廉洁、正直公正叫作“忠”；危及自身而奉事君上叫作“忠”。孝顺慈爱、惠爱亲族叫作“孝”；秉持德行而不改变叫作“孝”。内心纯正、平和精粹叫作“纯”；处于安危之际始终一心叫作“纯”。行为贤善，合乎义理和正道叫作“贤”。道德博大叫作“文”；勤于学习，喜好询问叫作“文”。才智出众，本质有条理叫作“献”。贤良善美而声名显著叫作“懿”；行为端正，志意和顺叫作“庄”。早晚都保持警戒叫作“敬”；善于合乎法典叫作“敬”。遵守礼法，持守义理叫作“端”。持守内心，能够果断决断叫作“肃”；恭敬地侍奉尊长叫作“恭”。犯错后能够改正叫作“恭”；尊重贤者，恭敬礼让叫作“恭”。温和恭敬，早晚如此叫作“恪”；威严的仪容端正严肃叫作“烙”。施布德行，持守义理叫作“穆”。温和柔顺而喜好善行叫作“康”；仪态端正，善行足以作为法则叫作“仪”。见闻广博而多才多能叫作“宪”；行为善良而足以记载叫作“宪”。德性温厚，性情宽和叫作“温”。勤勉施惠而没有私心叫作“惠”；性情平和，不刚强也不柔弱叫作“和”。和顺而合乎义理叫作“顺”；小心谨慎，恭敬办事叫作“良”；竭尽忠诚而没有隐瞒叫作“良”。善行不懈怠叫作“敦”；宽和自得叫作“裕”。安和而喜好和平、不与人争叫作“安”；凭借德行使众人安定叫作“靖”。资质柔和，能够接受善言叫作“慧”；明智而有能力辨别万物叫作“哲”。明察而能清楚认识众人的本性叫作“明”；通晓万物，才能达到极致而能够应对叫作“通”；行为善良而没有滞碍叫作“通”。资质正直而喜好善行叫作“达”；修养自身，能够勤勉继承世代事业叫作“修”。思虑事务并取得功效叫作“敏”；喜好古道而不懈怠叫作“敏”。早晚勤勉而不懈怠叫作“勤”。身披甲胄而建立功劳叫作“襄”；思虑周密，审慎详尽叫作“密”；追补以前的过失叫作“密”。内心端正而没有偏私曲从叫作“正”；早晚谨慎，心怀敬畏叫作“慎”。推己及人，实行宽恕叫作“平”；思念终始如一叫作“思”。内心能够制约并合乎义理叫作“度”；选择善行，如同顺从自然一样叫作“比”。“义”：制定事情合乎适宜，称为“义”。品行纯正而没有差错，称为“定”。“僖”：小心谨慎、敬畏戒惧，称为“僖”。能够爱护百姓、施行刑法，称为“克”。“清”：清正自守、自我爱惜，称为“清”。自身洁净，不受不义玷污，称为“洁”。“节”：品行美好、廉洁而能自我约束，称为“节”。谨慎地施行制度，称为“节”。坚守原则，始终不改变，称为“介”。“诚”：真诚恳切，没有欺诈，称为“诚”。内外如一，称为“悫”。“简”：平易近人而不诋毁他人，称为“简”。掌握要领而能够周全，称为“简”。说出的话能够兑现，称为“信”。“厚”：忠诚真实，自立自守，称为“厚”。质朴正直而不加文饰，称为“质”。“武”：刚强正直而明达事理，称为“武”。挫败敌人的进攻、抵御侮辱，称为“武”。坚毅果敢、能够战胜敌人，称为“毅”。刚强而能够决断，称为“毅”。“烈”：秉持德行、遵循事业，称为“烈”。安定百姓而有功，称为“烈”。勇敢地看见合乎义的事就一定去做，称为“勇”。“刚强、合乎义而果敢”，称为“[原文作‘剐’，疑为‘刚’]”。威武而不屈服，称为“刚”。正直敏捷，行动不屈挠，称为“直”。“果”：喜好用力、能够发挥勇力，称为“果”。面对事情善于决断，称为“果”。“景”：宣扬义理、行为刚正，称为“景”。“壮”：战胜敌人、平定祸乱，称为“壮”。“宣”：善于听闻、通达周遍，称为“宜”。“昭”：彰明德行而有功，称为“昭”。仪容端庄恭敬而美好，称为“昭”。荣受宠禄、光明显大，称为“荣”。“显”：行为表现于内外，称为“显”。“隐”：竭尽情实而不[原文作‘矗’，疑有误]，称为“隐”。“怀”：慈爱仁厚而早夭，称为“怀”。哀痛早年丧亲或夭折，称为“哀”。“殇”：尚未成家便夭折，称为“殇”。中年早逝，称为“悼”。“愍”：使百姓感到悲伤，称为“愍”。“忠”：群臣[原文作‘谧’，疑为‘谥’]忠诚恳切，辅佐赞助，称为“忠”。舍身侍奉君上，称为“忠”。慈爱而能善待亲属，称为“孝”。深思远虑并施行节操，称为“孝”。能够奉养亲人并使其荣耀，称为“孝”。“纯”：志向[原文作‘志卢’，疑有误]忠实，称为“纯”。无论安危始终一心，称为“纯”。真诚恳切、忠厚而不欺诈，称为“诚”。以真心施行恩惠，称为“诚”。“文”：通晓道德、见闻广博，称为“文”。修治政事、制定制度，称为“文”。勤于学习、喜好发问，称为“文”。赐予百姓爵位，称为“文”。“献”：有智慧、质朴而知礼，称为“献”。成就万物，使其美好，称为“成”。通达而坚强自立，称为“成”。

译“宪”：见闻广博、才艺多能，称为“宪”。行为善良而值得记载，称为“宪”。“宣”：善于听闻、周遍通达，称为“宣”。真诚地表达意见而显露于外，称为“宜”。“昭”：彰明德行而有功劳，称为“昭”。仪容端庄恭敬而美好，称为“昭”。见识独到而先于常人，真诚正直，称为“明”。能够察言观色、看出内情，称为“明”。谗言[原文作‘谮想’，疑有误]不能实行，称为“明”。“哲”：智慧足以辨明事物，称为“哲”。能够度量人心并制裁合乎义理，称为“度”。“武”：刚强正直而明达事理，称为“武”。开拓土地、扩张疆界，称为“武”。挫败敌人的进攻、抵御侮辱，称为“武”。刚强而能顺应，称为“武”。有功劳、使百姓安定，称为“烈”。勇敢，能够战胜敌人而有壮志，称为“勇”。看见合乎义的事就一定去做，称为“勇”。武勇而未能成事，称为“壮”。战胜敌人、恭敬谨慎而平定祸乱，称为“壮”。多次出征征战，称为“壮”。战死于原野，称为“壮”。刚强、合乎义而果敢，称为“刚”。追补从前的过失，称为“刚”。威武而不屈服，称为“刚”。喜好用力、能够发挥勇力，称为“果”。威猛而刚强果断，称为“威”。刚强坚毅、坚持正道，称为“威”。开拓土地、使远方归服，称为“桓”。坚毅果敢、能够杀敌，称为“毅”。刚强而能够决断，称为“毅”。恭敬谨慎地侍奉上级，称为“恭”。爱护百姓，敬爱兄长，称为“恭”。任职办事坚定牢固，称为“恭”。尊重贤者，恭敬谦让，称为“恭”。有过错后能够改正，称为“恭”。“敬”：早晚警戒自守，称为“敬”。小心谨慎地恭敬办事，称为“敬”。善于使行为合乎法典，称为“敬”。庄严恭敬地面对百姓，称为“庄”。有威严而不凶猛，称为“庄”。履行正道、志意平和，称为“庄”。“端”：守礼守义，称为“端”。恭谨敬慎，遵守官署的次序，称为“恪”。威严的仪容端正而庄重，称为“恪”。早晚温和恭敬，称为“恪”。“钦”：威仪完全具备，称为“钦”。恭敬谨慎地奉行职务，称为“钦”。广布德行、坚持义理，称为“穆”。内心的情感显现在容貌上，称为“穆”。忠诚真实、自立自守，称为“厚”。敦厚仁爱、爱护众人，称为“厚”。安宁和顺、喜好和平而不争，称为“安”。止于义理、行为合乎义理，称为“安”。遵循事理、安闲舒适，称为“泰”。处理政务而不怠慢，称为“泰”。敦厚温和、仁慈忠诚，称为“敦”。行为善良而不懈怠，称为“敦”。宽厚和顺、安然自得，称为“裕”。竭尽忠诚而没有隐瞒，称为“良”。居心正直平易，称为“良”。安宁快乐、安抚百姓，称为“康”。性情温柔、喜好善行，称为“康”。施惠勤勉而没有私心，称为“惠”。抚育百姓，内心诚恳殷切，称为“惠”。兴办有利之事，使百姓富足，称为“惠”。推举贤者、谦让能人，称为“和”。不刚强也不柔弱，称为“和”。安抚远方、善待近处，称为“和”。顺从和谐而合乎事理，称为“顺”。慈爱仁厚、体恤百姓，称为“顺”。德性温厚宽和，称为“温”。端正而坚守正道、不改变，称为“正”。内心没有偏私邪曲，称为“正”。内心坚定、决断果敢，称为“肃”。自身端正而使他人服从，称为“肃”。简朴平易而不诋毁他人，称为“简”。掌握要领而能够周全，称为“简”。宽厚安乐、善始善终，称为“靖”。以柔和德行使众人安定，称为“靖”。清正自守，远避不义，称为“清”。洁身自好，奉行法令，称为“清”。坚守原则、始终不改变，称为“介”。品行美好、廉洁而能自我约束，称为“节”。谨慎地施行制度，称为“节”。处于艰难危险之中也不能被夺志，称为“节”。内外如一，称为“悫”。小心谨慎、畏惧戒慎，称为“僖”。恭敬谨慎而没有[原文作‘无遇’，疑有误]，称为“僖”。治理得当而没有灾害，称为“平”。办事有制度，称为“平”。布绢[原文作‘布绢洽纪’，语义不明]，称为“平”。正直清白、守持节操，称为“贞”。不隐瞒、不屈服，称为“贞”。坚守德行而不改变，称为“确”。质朴而坚强自立、守持义理，称为“质”。名声与实际相符而没有差错，称为“质”。不受不义玷污，称为“洁”。始终如一地思念、不改初衷，称为“思”。追悔从前的过错，称为“思”。早晚谨慎敬畏，称为“慎”。小心谨慎而能够勤勉，称为“慎”。思虑周密、审慎详察，称为“密”。追补从前的过错，称为“密”。品行纯正而没有差错，称为“定”。安定百姓而有深谋远虑，称为“定”。正直敏捷，行动不屈挠，称为“直”。顺应本性而不邪曲，称为“直”。制定事情合乎适宜，称为“义”。先考虑君主、后考虑自己，称为“义”。勤勉而能够修治自己的官职，称为“勤”。应当劳苦于朝廷内外，称为“勤”。早晚勤勉不懈怠，称为“勤”。随处行事都有德行，称为“襄”。身披甲胄而有功劳，称为“襄”。因办事而建立功劳，称为“襄”。根据义理而获得成功，称为“景”。宣扬义理、行为刚正，称为“景”。喜好古道而不懈怠，称为“敏”。才智谋略不滞涩，称为“敏”。才能敏捷而处理周详审慎，称为“理”。治理繁杂事务而不扰乱，称为“理”。通晓事物，达到最高能力而能应对，称为“通”。行善而没有阻滞，称为“通”。质朴正直、喜好善行，称为“达”。通晓事理而心胸开阔，称为“达”。荣受宠禄，声名光大，称为“荣”。心怀情感而不外露强盛，称为“隐”。使百姓感到悲伤，称为“愍”。贤能善良、声名显著而美好，称为“懿”。制度规定：和硕亲王用一个字，多罗郡王用两个字。但是，像多罗谦郡王瓦克达谥号为“襄”这一类，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多罗贝勒用两个字。固山贝子用两个字。镇国公以下直到辅国将军，都用两个字。妃用一个字，也间或有用两个字的。公主用两个字。额驸用两个字。民公、侯以下的文武官员，凡是获赐谥号的，都用两个字。外国也有获赐谥号的，例如顺治十六年，赐朝鲜国王李误谥号“忠宣”；乾隆年间，特赐阮光平谥号“忠纯”，就是这种情况。谥法中只有“文正”这一谥号，尤其受到朝廷重视。每逢礼部奏请、奉旨赐谥时，先由阁臣拟定四个字进呈，恭候皇帝钦定；唯独“文正”不敢由阁臣拟定，都是奉特别诏旨办理，也不等候阁臣奏请拟定。自国初至今，只有尚书汤斌、大学士刘统勋、朱珪、曹振镛，以及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五人获此谥号。又据考察：《内阁鸿称册》所载，各种谥号中以“忠”为第一字，“正”为第四十一字。康熙年间，按惯例可以获得谥号的大臣，往往传旨询问九卿：某人是否应该获得谥号。可见更改名号的典制，谨慎到了这种程度。此后是否赐予谥号，由礼部上奏批准，阁臣拟定谥号用字后请皇帝裁定。汉官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不得使用“文”字作为谥号。官做到大学士，那么即使不是翰林出身，也可以谥“文”。费文恪淳、章文简煦就是这样。周文忠天爵不是翰林出身，也没有入阁，却以“文”为谥号，这不符合旧制。将军属于武职而谥号中用“文”字的，如果齐斯欢谥“文僖”、玉麟谥“文恭”、铁麟谥“文恪”，都出身于翰林。康熙六年，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索尼谥“文忠”，大概是特别恩典。又有出身翰林却不依照旧例谥“文”的，如鄂容安死于阿睦尔萨纳之乱，谥“刚烈”；裕谦死于叹咭喇之乱，谥“靖节”。这是为了尊重为国事而死的大臣。考察鄂公殉节一事，是由阁臣拟定谥号，拟用“文烈”“文刚”，高宗删去两个“文”字，合并“刚烈”二字作为谥号。雍正年间，吏部侍郎署理直隶总督何端简世瑾，以词臣身份入仕，却没有使用“文”字作为谥号。按照谥法，不使用“文”字的，礼部奏请批准后，由阁臣拟定八个字请皇帝裁定。又据《居易录》记载：满洲部院大臣，必须历任内阁学士，才可以充任经筵讲官，死后才能谥“文”。侍郎以下，按例没有谥号；给予谥号的，从康熙十八年掌院学士沙喇里开始，大概是因为他在讲筵上的旧日劳绩。此后叶文敏方霭、沈文恪荃、励文恪杜讷、高文恪士奇，都是侍从日久；宋端悫文运则因廉洁正直而受到知遇，他们都以侍郎身份获得谥号。乾隆年间，蔡文勤世远、徐文定元梦、钱文端陈羣、钱文敏维城，也都是以侍郎身份获赐谥号。

译乾隆年间，因为诗文受到嘉奖而追赐谥号的，有尚书王士祯，谥“文简”；尚书韩荚，谥“文懿”。因为深入研究理学而追赐谥号的，有侍郎胡煦，谥“文良”。嘉庆年间，因为在尚书房任职时的旧日劳绩而追赐谥号的，有侍郎奉宽，谥“文勤”；左都御史观保，谥“文恭”；尚书德保，谥“文庄”。又有尚书曹文埴、左都御史胡高望，起初没有获赐谥号，后来补赐谥号，曹文埴谥“文敏”，胡高望谥“文恪”。陆陇其以御史身份获赠阁学，并特别谥为“清献”，这是国家奖励廉吏、尊重真正儒者的深意。像马玠，以知县身份获赠布政使参议，谥“忠勤”；强克捷以知县获赠知府，谥“忠烈”；刘钦邻以知县获赠仆少，谥“忠节”；李毓昌以知县身份获谥“忠愍”；杨延亮以知县身份获谥“昭节”；方振声以县丞身份获谥“果勇”；像这一类的人，数也数不完。这是褒扬忠节的良好典章。乾隆元年，《明史》修成。下令追赐建文年间各位大臣谥号，以彰显万世公道，补足旧史的缺漏。我朝定都以后，立即赐给前明崇祯末年殉难的大学士范景文等十六人谥号。乾隆四十年，下令补赐胡季等殉节大臣以及建文革除时期抗节死事之臣的谥号，有的单独赐谥，有的合并赐谥，共三千六百多人。并且摘录他们的事迹，编成《胜朝殉节诸臣录》。这是为了彰显节义、树立纲常，意义极其重大。乾隆元年，下令已经列入贤良祠的各位大臣中，当时尚未赐谥号的，一律追赐谥号。耿昭忠、耿聚忠是耿精忠的弟弟。耿精忠叛乱时，两人不肯跟从叛逆，朝廷嘉奖他们。后来昭忠、聚忠兄弟二人获得相同的谥号，这在古代从未有过。《养吉斋丛录》卷之十三。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元旦，在宫中天香亭内设置供案，安放神牌，皇帝上香行礼。明窗在养心殿。开笔典礼始于世宗，历代圣主都相继举行。制度是：每年元旦子刻，皇帝驾临这里。案上设置一个金瓯，里面盛屠苏酒；设置一支玉烛，亲手引火使它发光；使用一只朱漆雕云龙盘，盘中放置古铜八吉祥炉和两个古铜香盘。先把笔管放在炉上熏过，再蘸墨挥毫。先使用朱笔，随后蘸墨使用墨笔。笔端刻着“万年青”，笔管刻着“万年枝”。分别书写若干句吉语，以祈求一年政事和顺、事务治理得当。又进呈本年的《时宪书》，浏览一遍，以寄托授时、警省岁序之意。各种物品使用完毕后，皇帝亲自检点挑选，命主管官署收藏。这是恭谨遵循前代典礼，恭敬迎接丰盛福瑞，不敢忽视。高宗每年元旦一定书写一册《心经》。至于每月朔日、望日书写《心经》，则从乙未年开始，是沿用圣祖的成例。立春这一天，圣驾在宫中延庆殿叩拜九次迎春，为百姓祈福。立春时制作春帖子。乾隆初年，诗的首数没有固定。庚辰年以后，通常是五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一首。嘉庆年间，每年也按照旧式创作三首绝句，亲自书写成小轴，悬挂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随安室；更换下来的旧岁春帖子则收藏起来。乾隆、嘉庆年间的御制诗中，又有端午帖子、中秋帖子。每年还御制元旦诗、除夕诗，书写成屏幅，也悬挂在东暖阁。考察此事：军机大臣、南书房供奉进呈春帖子，军机大臣为一折，南书房为一折，每人各作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二首，并在下面署名。到时一起到懋勤殿，把折子放在案上，行叩头礼。内监捧进去进呈，随即各赐笔二十枝、朱二十锭、五色绢笺二十张、朱红描金方绢笺五张。又考察：进呈春帖子，是内直诸臣的职事。乾隆年间，王文端杰曾在内廷当值，后来出任浙江总督，仍然进呈

译春帖子，应当另有缘故。从前的制度是，正月上辛日郊祀礼完成后，皇帝立即移驾御园。大概国家认为得到辛日便马上吉利。郊祀如果定在次辛日，也在上辛日移驻御园。到了大祀前夕，入宫斋戒；如果另有事情，就另行选择良辰，不拘泥于这一制度。第一次到御园时，陈设卤簿，奏乐迎接新春的吉祥福祉。第一次从御园返回宫中时，礼仪也是这样。如果正逢斋戒期，就陈列羽仗而不奏乐。冬天返回宫中，过去多在仲月，后来有时在季月，宫中女眷都跟随，民间称为“大搬家”。谨按：乾隆年间，孝圣皇太后喜欢居住在御园，所以圣驾在孟冬时举行时享后先回宫，隔几天再到御园问安。冬至前，才奉迎皇太后乘舆回到慈宁宫。如果新正天气严寒，皇太后有时到二月才前往御园。道光年间，奉养孝和皇太后也如此。《养正图》共六十件事，从寝门问膳开始，其余如借事纳忠、桐叶封虞、运甓习劳、金人示戒之类。康熙年间，乾清宫正月设置的灯屏，都是描绘《养正图》中的故事。附录：嘉庆癸酉年考差，以“金人示戒”为题。当时正值斋戒，按例在乾清门设置铜人，于是有人舍弃“三缄”的含义而作“致斋”解释，因此很多人被黜落。新年时，理藩院上奏西藏喇嘛进献丹书克，番语称它为吉祥物。民间有七珍八宝的说法，白螺也是其中一种。丹书上称尊号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翻译这个名称的含义，“曼殊”用汉语说就是“妙吉祥”。建国初年称旧满洲语为“删日佛满珠”，新满洲语称为“伊彻满珠”。“曼殊”和“满珠”读音相近，而“珠”又转成了“洲”。考察：前藏达赖喇嘛、后藏班禅额尔德尼，隔年派遣使臣和堪布入贡。每年十二月举行念洞礼，也写作洞黎。经常在前一年到京，等到第二年新正呈进丹书克。万寿圣节时，也进献丹书克。重华宫茶宴始于乾隆年间。从正月初二到初十之间举行，日期没有固定。嘉庆年间，多在初二举行。在此以前，宴饮聚会时联句吟诗的地点没有固定之处；乾隆癸亥年以后，都在重华宫举行。众人按次序坐在左厢房，宴席上使用盒装果品和茶杯。御制诗说：“杯中不必斟酽酵之酒而劳烦传递酒杯，盘中陈列的‘喂鳇’可以用来佐茶。”这确实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起初参加人数没有定数，大体以内直词臣居多，诗歌体裁也是古今兼用；小序有时写，有时不写。后来按照时事命题，如果不是长篇诗，就不能包罗周详。自丙戌年开始，规定为七十二韵，二十八人分作八排，每人分得四句。每排开头冠以御制诗，另外还有御制七律诗二章。旧时有时作一章，有时作二章，并无定制。各位大臣可以不和韵。题目固然事先知道，只有御制诗的原韵，必须等到宴席前发下来才知道。参加宴会的只有十八人，寄托着“登瀛学士”的意思。诗写成后，按先后进呈御览，不等汇总后再呈报。皇帝颁赐珍贵物品，众人叩首恭敬致谢，亲手捧着赏赐物退出。所赐物品中，以小荷囊最为贵重。致谢时把它悬挂在衣襟上，以显示皇帝的恩宠。其余人在外面作和诗，不参加宴会。道光六年丙戌，新正初二，重华宫茶宴有咏盆梅八韵。道光八年戊子，新正初二，重华宫茶宴有咏雪七律一首。这说明当时仍有茶宴之名，但与旧制略有不同，后来这项宴会就停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日〕 谨按：乾隆丁酉年，御制茶宴诗的注释说：平定两金川，确实依赖武臣和军队的力量；至于宴会间的联句，不妨由别人代作。而且近几年新正联句都预先拟好，御制诗句写成后，其余诗句就命内廷翰林依次拟定，临时填写署名。即使

译是外廷词臣，也不是当场亲自创作的，等等。乾隆丁酉年在紫光阁举行宴会，将帅也列入在外和诗的人中，所以诗注提到了这件事。大概一直以来能够当场亲自唱和的，只有在内廷参加宴会的十八人。又在嘉庆丙寅年，朱文正公参加宴会，皇帝命令他所作的诗不必当面呈进，因为文正年已七十六岁，而且眼睛患有目眚。又因癸亥年平定三省教匪，茶宴在同乐园举行，《文正集》误记为重华宫。一直以来，茶宴多由内直词臣参加；只有开设四库馆时，总纂陆锡熊、纪昀，总校陆费墀，虽然不是内廷臣员，每次宴会也都参加。乾隆癸亥年以后，历年诗题附录如下：乾隆癸亥年元宵联句，即“浮圆子”。甲子年没有。

译乙丑年立春后第一日，宴集联句。丙寅年初十日，重华宫联句。丁卯年，爆竹联句。戊辰、己巳年没有。当时正值孝贤皇后丧事。庚午年上元后第一日，宴集联句。辛未年没有。这一年正月启程南巡。壬申年，雪狮联句。癸酉年，咏雪联句。甲戌年，冰灯联句。乙亥年，鳌山联句。丙子年，咏雪联句。丁丑年没有。这一年上元节在赵北口行宫观灯，举行联句。戊寅年，西山积雪联句。己卯年，燕九日联句。庚辰年，锡宴联句。辛巳年，紫光阁落成联句。这次在西苑，不在重华宫。壬午年，玉盘联句。癸未年，岁朝图联句。甲申年，冰嬉联句。乙酉年，雪象联句。丙戌年，玉盂联句。联句开始时，有时十二人，有时十五人或二十八人，后来增加到二十人、二十四人；自丙戌年以后，都是二十八人。丁亥年，立春得辛、祈谷礼成联句。戊子年，三清茶联句。己丑年，冰床联句。庚寅年，玉瓮联句。辛卯年，学诗堂联句。壬辰年，耕织图联句。癸巳年，重刻《淳化阁帖》成联句。甲午年，《四库全书》联句。乙未年，《天禄琳琅》联句。丙申年，宁寿宫落成联句。丁酉年，紫光阁锡宴联句。戊戌、己亥年没有。当时正值皇太后丧事。庚子年，《四库全书会要》联句。辛丑年，陕雪堂联句。壬寅年，七十二候联句。癸卯年，职官表联句。甲辰年，五经萃室联句。乙巳年举行千叟宴，依柏梁体作诗，共一百人，因此茶宴只作御制七律二首，命群臣唱和，不再联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二八人〕 丙午年，五福五代堂联句。丁未年，开国方略联句。戊申年，平定台湾联句，七律四首。这一年茶宴在二月初一举行。己酉年，戡定安南联句。庚戌年，八征耄念联句。辛亥年，九五福之一日寿联句。壬子年，九五福之二日富联句。癸丑年，九五福之三日康宁联句。甲寅年，九五福之四日攸好德联句。乙卯年，九五福之五日考终命联句。嘉庆丙辰、丁巳、戊午年缺载。当时正值高宗丧事。己未年至壬戌年没有宴会。癸亥年，平定教匪志喜联句。戊午年，高宗原拟以此题作联句，因捷报尚未到达而停止；这一年茶宴在同乐园举行。甲子年，毓庆宫联句。因为诸王都擅长作诗，所以这一年也命他们参加宴会。乙丑年，职贡图联句。丙寅年，书福联句。丁卯年，文房四事联句。戊辰年，宫史续编联句。己巳年，皇朝词林典故联句。庚午年，授时通考联句。辛未年，春胜联句。壬申年，养心殿联句。癸酉年，武功良具联句。甲戌年，三友轩联句。乙亥年，谷日联句。丙子年，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联句。丁丑年，南熏殿旧藏图像联句。戊寅年，盛京风土联句。己卯年，马远《豳风图》联句。庚辰年缺载。高宗遇到上元节，一定创作灯词，有时四首，有时八首。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开始，以六十四卦分别咏写，每年八章，到六十年时六十四卦全部写完。宫中放灯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共七天，过了燕九日才停止。乾隆年间，每年上元节前，在清晖阁张灯，侍奉皇太后举行筵宴。道光年间，在含辉楼张灯，侍奉皇太后举行筵宴。御园中开始和收起灯火，都用鸣锣传令。早晚都有固定时间，一处鸣锣，五处回应。由司房发帖传给掌仪司，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烟火游戏由来已久。乾隆年间，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就奉皇太后到山高水长观看烟火，直到收灯为止。只有丙寅、乙酉两年在宫内庆祝，未在山高水长设宴。又逢巡幸日期在前后时，行宫也陈设烟火。山高水长是楼名，在圆明园西面，俗称西厂。那里地势宽敞，适合陈设烟火戏。每年正月十九日，按例举行筵宴，由奉宸负责此事。这一天，侍卫处请派大臣管理西南门，善扑营进呈撩跤名单，掌仪司进呈玩艺名单。节目有西洋千秋、罗汉堆塔、旧子音曲、善扑营花跤、高丽跟头等名目，点出哪一项就预先准备哪一项。香山等营也有节目进呈。那里有一座九间楼，楼下设置御座，楼上是内廷主位的座次。内廷王公大臣以及朝正的外藩各国陪臣，都可以获赐观看。嘉庆年间，又允许内直词臣一同观看。从前山高水长筵宴时，起居注官也侍班，后来停止。另有西洋秋千架，秋千旋转时，下面演奏歌乐。皇帝入座后，进演什榜，每队四人，共四队；乐器有筝、胡琴、三弦之类。叩头完毕，众人面向皇帝席地而坐，合奏各种乐器，演唱满洲、蒙古歌曲，接着观看撩跤，即两人相对扑斗。爬竿使用高三四丈的巨竹竿，童子赤身，只穿一条短脚袴，沿竿向上爬到竿顶，表演各种姿势，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寻橦。还有各种戏。又有小过堂，健锐营挑选十岁以下的童子，演放过堂鸟枪；五人为一队。队伍多少，按点名结果预先准备，没有固定数目。还让廓尔喀、朝鲜等地的人演唱本国歌曲，让回八城的人演奏回部乐。各种节目结束后，命令燃放花盒；侍立在旁的人使用以铜为主要材料的顺风耳传达谕令。随即有侍卫把系在左右柱上的花盒药线逐一引燃，金蛇般电掣而出，转眼间飞到十多丈以外，火焰腾跃闪耀，彩色花朵遍布空中。花盒的制作，大小、方圆各不相同，人物、花鸟无所不有。各位侍卫穿着貂皮蟒袍，手持花筒，络绎不绝地点放烟火，以助兴致。最后一个花盒叫“万国乐春台”，这是每年按例准备的，俗称“炮打襄阳城”。沿河编扎花篱，遍处安放花炮，星火突然燃起，万炮一齐发射，圣驾随即返回宫中。嘉庆年间，到酉刻就停止。事情结束、人员散去后，河岸上的爆竹残纸几乎有一寸厚；紫雾和青烟弥漫在天空中，也要过半个时辰左右才完全消散。步军统领率兵用水浇洒，称为“压火”。过去在放盒子之前，还有各种舞灯、十番清唱，场面最为盛大华丽。道光年间，裁撤南府，于是灯舞、十番也就没有了。后来花炮、盒子减少了大半，但仍未废除旧制；再后来便全部停止了。

译考证：《毛西河诗话》记载：康熙乙丑年元宵节，南海子大规模燃放灯火，臣民都到行殿外纵情观看。场地周围约一里，四周栽植代木，并用红绳连接起来。中间搭起四座棚，把火箱悬挂在其中。旁边竖立八根旗杆，就是八旗。旗人按照旗色分别驻守，而正面四面绿旗所在之处，则是汉人驻守的地方。官员百姓、老人小孩、男子妇女，都允许进入观看。起初设置卤簿仪仗，等到皇帝奉太皇太后、皇太后从永定门前往行殿时，诸王群臣依次到达；赐给他们官厨的肴馔，每人酒三杯，能喝多少都不限制。于是撤去仪仗，张挂灯火，派出宫女五十人，穿着彩虹般的衣裳，外罩各种彩色衣服，每人挑着两盏灯，按各自方位高低盘旋起舞，仿佛星光洒满天空、珠光映照大海，实在是奇异的景观。随后从筒中发射火器，以五个为一组，每组组成五色花形，轮流升起，逐层推进。接着发射三枚巨炮，火线层层上升，由下而上。那四个火箱的套数，有的像珠帘和焰塔，有的像葡萄、蜂蝶，有的像雷车、电鞭，又像江河奔流、车轴崩裂，形态不一而足。随后又点燃九石重的灯，里面藏着一万盏小灯；一声令下，灯火分散，万灯同时明亮，流苏花饰四面垂下。箱中的鼓吹乐器一齐响起，纂桃、■篥等依次发声。火器所发出的声势随着节奏变化。几声霹雳响过，烟雾飞散。最后一个火箱中，有四个小孩从火焰里互相搏斗着跌落到地上，炮声连续响起；另有四个孩子，穿着花布裆裤，敲着杖鼓、拍板，组成秧歌小队，穿过星火、顶着灯光，从箱中破出。转眼之间变化万端，难以一一描述。随后慢慢打开宽阔的场地，演出所谓“万国乐春台”，表现四方征伐、万国都来宾服的情景，彩绸挥舞，极尽震撼炫耀之后才停止。第二天校猎，皇帝亲自拉弓射箭，九箭全都命中。于是下诏进献百戏，都卢寻幢、拍张、角觚等节目全部陈列在面前。当时随从观看的群臣都有诗作，内容不一一列举。由此看来，当时的灯火游戏与后来的制度也有相同和不同之处。那时遇到元宵节，常常在南苑陈设烟火。建成畅春园以后，便不再到南苑。到了乾隆戊寅年仲冬，南苑举行大阅，恰好哈萨克、布鲁特、塔什罕回人等前来朝见，于是在苑中赐宴，并命他们观看烟火。这距离康熙年间已经六十多年了。皇帝驻跸避暑山庄时，在宴请外藩时有时也赐他们观看烟火；地点则在三十六景中“无暑清凉”之后，也就是所谓的万树园。附录：回部以铜绳技最为奇特，每年放灯的日子都表演这种技艺，必定要求厚重的赏赐。乾隆辛卯年，一人醉酒后登竿，终于跌倒。高宗认为因为嬉戏而伤人，不合礼法，命令永远禁止这种表演。同乐园在圆明园大宫门的东面，转过东楼门，乘船约一里便到。乾隆年间，按照惯例从正月十三日起，在园中举行酬节活动。宗室王公以及外藩、蒙古王公，台吉、额驸、属国陪臣，都奉命入座，赐给食物并听戏。万寿庆节前后数日，也在这里演戏。正屋共有五间，皇帝驾临时，主位也随同观看。奉命听戏的诸臣，提前几天由奏事处把名单上奏请示。皇子以及内廷王公、大学士、尚书、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供奉翰林都参加。按例坐在东西厢房，每若干人同住一间，也预先指定。所有人都赐茶、酒和果物。戏台深广约十丈，共有三层；神祇、仙佛从上一层悬吊而下，鬼魅则从下一层的洞穴中升上来。演出的剧目有《清平见喜》《和合呈样》《青牛独驾》《万年甲子》《太平有象》《环中九九》《瑶林香世界》等名称；其余传奇杂剧，与外间梨园子弟所扮演的都相同，只是声容之美盛、器物服饰之繁丽，仿佛天上的广乐，实在不是人世间能够见闻的。道光年间，每天不过演十多出，大体从辰时演到申时便结束。优伶过去由织造、监督、盐政等官员选取后送到京城，也有携带家属一同居住的，称为外南府。考证：康熙年间就已有“南府”这个名称。道光初年，把南府人一律遣返回去。从此以后，宫内演戏都由内监担任。这大概也是彰明德行、表示节俭的一种做法。考证：在同乐园听戏，是举行庆典时的正式礼制。至于深宫闲暇时召唤乐工，则随处另有安排，不属于这一制度。例如嘉庆年间，宣宗还在藩邸时，三十岁生日，仁宗曾在如意洲的一片云赐他看戏，这就是其中一件事。又如在同乐园听戏，向来词臣不能参加，嘉庆年间才开始命南书房、翰林参加宴会。附录：乾隆五十九年，皇帝驻跸热河，赐随驾诸臣在清音阁观看戏剧。从七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结束，共二十天；每天卯时入班，未时正刻散出。每天赐茶果、克什三次。附录：苏州优伶过去也有进入内务府三旗的，但只准一、二人，因为这会占用包衣人等的俸饷。当天侍奉在左右的人，称为“什子”。正月二十五日是填仓日。乾隆、嘉庆年间，皇帝亲自作的诗很多。这一天吃饼。

译《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二月初一的日期以及祭祀日期没有固定时间，有在正月初二举行的。十月初一也没有固定日期。坤宁宫竖立长竿祭神。礼仪完成后，召来皇子以下以及王公大臣吃肉。这种赏赐福祉、广施恩惠的做法，已经成为二百多年的惯例。官至一品的官员，如果不是特别派遣，不能参加；也有不是一品却能够参加的，大概属于特殊恩典。宫殿的西南角是供奉神灵的地方。皇帝面向西坐着，皇子以下以及诸王大臣向西叩首致谢，然后都面向西席地铺毡而坐。每人一杯酒、两盘肉、一盂汤、一盂饭。肉要用佩刀自己割取。谨按：太宗曾有谕旨说：“如果废弃骑射，穿宽袍大袖，等别人割好肉后才吃，这同崇尚用左手的人有什么不同？”乾隆年间，因而把这段话刻在箭亭的碑上，用来昭示万世。所以吃祭祀所赐的胙肉，必须用佩刀自己割取，亲自示范并倡导。皇帝吃完后，陪同进食的诸臣才放下碗匙。没有吃完的肉，则赐给值班侍卫等人吃。诸王大臣中有因请假或退休而居住在京师的，也赐给胙肉，或者赐神糕，他们都要具折谢恩。如果皇帝在盛京祭神，就在清宁宫吃肉。谨按：乾隆丁酉年以前，遇到大规模祭神时，都恭敬地把糕和酒送进慈宁宫。又考：高宗在盛京祭神时，曾把神糕赐给在京的王公大臣。嘉庆年间，曾把神糕赐给告假回籍的大学士王杰。这些大概都是把恩惠推及臣下的意思。道光乙巳年，坤宁宫吃肉时，命大学士潘世恩不必入座，但仍赐给他胙肉，这是为了体恤年老之人。又，坤宁宫每天祭神，用两头猪，由章京掌管。晚上祭祀后背灯的人，把祭肉交给膳房分发；早晨祭祀的祭肉，不得带出殿门。因此每天都分给散秩大臣和侍卫等人共同食用。乾隆年间，太监曾有偷取肥肉的事情。由于入宫吃肉的人少，于是每天派御前侍卫一员、乾清门侍卫二员来吃祭肉，并负责查察。吃肉的人到宫门外，取一块毽垫，每人放在自己的座位处，叩头完毕后席地而坐。每人一盘肉、一盂饭、一碟盐，吃完便出去。带班领头的，是散秩大臣和侍卫班领。这就是每天祭神吃肉的常规制度。满洲官员中有财力的人家，春秋两季祭神时，也邀请宾客来吃肉。只有汤和饭，没有其他菜肴。旧俗是客人自己割肉吃，现在则把肉切好放在器皿中，设置匙箸，不再用刀割取。吃完以后，客人起身，不漱口，也不道谢，主人不送客。客人吃剩的肉，要召来奴仆等人在原处全部吃掉，不得带出门户。福酒、福糕则分送给没有到场的亲友。四月初八日浴佛，由礼部具奏。这一天，从坤宁宫的请佛亭到堂子，把内廷准备的红蜜以及诸王准备的蜜，储存在黄色瓷制浴池中，用净水搅匀，请佛像放入浴池中沐浴。浴毕，用新棉垫好座位，将佛像安奉在亭中，仍然请入宫内。四月初八日，民间称为结缘日。乾隆年间，屡有诗文吟咏此事。顺治十一年端午节，召内大臣、大学士等乘龙舟游览西苑，到了北桥登岸，临幸南台，欢宴直到傍晚。从此以后，每逢端午节，宫中常常用龙舟来庆祝节日。圣祖御制有《五日泛舟赐大臣侍卫宴》诗。乾隆年间，端午节便奉慈舆到御园观看龙舟。皇帝驻跸在望瀛洲，那里有一座亭子。王公大臣以及内廷臣子也能够参加宴饮和观赏。望瀛洲的东面是蓬岛、瑶台，是皇太后观看竞渡的地方。嘉庆年间，迁到澄虚榭宴饮观赏。高宗诗说：“中流九龙舟，谁肯相参差。”仁宗诗说：“九龙顺轨原无竞。”根据这些诗句可以知道龙舟的数目。又考：北方四、五月间往往少雨，如果到了节日还没有充足的甘霖，就停止这项游戏。道光初年，仍然沿袭竞渡的旧例，后来便停止了。考证：乾隆庚辰年，留在京城的回部王公，也允许入宫观看龙舟。乾隆御制有端午帖子，依照春帖子诗的惯例创作。七月七日祭祀牛郎、织女，由宫殿监负责这件事。西峰秀色是御园四十景之一，过去七夕常在这里设置乞巧筵，有彩棚、蛛盒等景致。乾隆御制诗说：“西峰秀色霭宵烟，又试新秋乞巧筵。”这大概就是记载当时实情的。康熙年间，皇帝驻跸避暑山庄时，曾在塞湖放河灯。高宗也见过这种盛况。看来，中元节放河灯过去已经有了惯例。乾隆年间，放河灯多在御园的湖中；有时在山庄，也设置盂兰盆并放河灯。高宗曾说，山庄的盂兰盆和河灯，所花费用不过数百金。中秋节祭月，由宫殿监负责这件事。过去每年举行秋弥，从中秋节的第二天开始，由山庄起驾进入哨所。因此乾隆年间，在山庄的云山胜地供月。嘉庆年间，在山庄继德堂后面的畅远楼供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乾隆、嘉庆年间的御制诗中有中秋帖子。这一天举行家宴，使用瓜饼。九月九日，宫中登高，在御园举行，有时移驾香山。若遇到秋猕，则往往进行骑马到塞山游览。椒屏用绢素作为材料，先由内廷词臣拟定四字吉语作为标题，并拟定与这四字的音义相协调的所画景物，于十二月初一列单呈览，交给内府绘制人物、器物和装饰，并缀以椒。每幅都题写原拟的吉语，再另作一章颂词题在上面，也由内廷词臣书写。岁轴也由词臣拟定五言吉语组成对联，于腊月初一呈览，交给画苑在彩绢上设色，绘画祥花、宝穗、鼎、卣、■、彝等物作为图案，并把拟定的吉语写在画幅的上端。考证：“岁轴”这个名称见于《干淳岁时记》，也见于《武林旧事》。

译十二月初一日，有开笔书写“福”字的典礼。追溯它的起源，圣祖年间已经书写“福”字赐给近臣。查《初启集》记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除夕前一天，按照近几年赏赐王公大臣“福”字的名单，都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有人蒙恩得到御书的大“福”字，恭敬地作七言律诗一首记述此事，其中有“捧出深宫荣并受”一句。由此可以知道，当时一起当值的人都得到赐予。又，康熙丁未年冬天赐大臣“福”字，因为蒋文肃廷锡正处于母亲丧期，特意书写金笺“福”字赐给他，当时称为特殊恩典。根据这些情况看，自康熙以来，每年书写“福”字已经成为惯例。雍正四年有谕旨说：“近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余闲，朕亲手书写‘福’字赐给内外大臣。”可见当时是在封印以后书写“福”字。乾隆以来，都在季冬初一于重华宫开始书写“福”字。又，嘉庆丙寅年茶宴时，御制《书福联句诗》的注中记载：“御书第一幅‘福’字，悬挂在乾清宫正殿；其余宫廷、园苑等处张贴，共十九幅。”又颁赐给皇子、内廷行走、宗藩、蒙古藩王、大学士、尚书、南书房和上书房行走官员、御前侍卫、各省督抚、新疆将军、参赞等。宝贵的墨迹焕发光辉，包含着福祉，确实是一件盛事。书写“福”字的笺纸，以绢为质地，涂上朱砂，绘有金色云龙。书写“福”字之余，还另外书写五言、七言直到十三言的朱红色云龙笺对联，以及“长寿”“宜春迎祥”“宜人新年”“一年康泰”等字，不下百余幅。每年内宫寝殿的楹柱和门楣上张贴的，都是御笔。另外，赐“福”字时，有时兼赐“寿”字。还有加赏御笔书写的四字吉语红绢笺直条，但不是亲臣、近臣不能得到。至于道光年间书写“龙”字赐给内廷王公大臣，只是皇帝偶尔挥翰，并不是固定的典礼。附录：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到苏州时，巡抚宋荦年过古稀，步履仍然健壮，皇帝书写“福”“寿”两个大字赐给他。这又属于通常赏赐之外的情况。近来，左右大臣也常常得到书写“福”“寿”二字的赏赐。当面赐“福”字的，有亲王、郡王、军机大臣、南书房供奉，每年十多人，有时不到十人。依次跪在案前，抬头瞻看御书完毕，立即叩头谢恩。两名内监相对托着龙笺出来，谢恩的人正好跪在“福”字下面。谢恩完毕退下，第二个人上前，礼节相同。当面书写的只有“福”字；有时加赐“寿”字，则预先写好。阐福寺建于乾隆十一年。从乾隆十七年以后，每年季冬初一，高宗开笔书写“福”字，必定先到寺中拈香，回到御重华宫的漱芳斋书写“福”字，成为每年的惯例。仁宗、宣宗以后，也都沿袭实行。又，开笔书写第二个“福”字时，所用笔管的末端刻有四个正书字：“赐福苍生”。相传这是圣祖御用之笔，留传至今已经一百几十年。笔管涂成深黑色漆，字上填金。贮藏这支笔的檀木匣，正面刻有高宗御铭：“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子孙保之，万禩千春。”落款为：“乾隆御铭。”考证：英煦斋《和恩福堂笔记》说：“此笔也是棕制的，质地纯粹，不同于其他笔毫；所书‘福’字没有固定数目，只是因为珍重，所以不多写。”附录：王文庄际华于乾隆乙丑年以一甲第三名及第，在通籍三十一年中，蒙赐“福”字二十四次。乙未年冬天，重新加以装潢，悬挂在赐第中，题名为“二十四福堂”，以彰显恩宠。又，雍正年间，提督、总兵之间有蒙赐“福”字的，见于朱批谕旨。只有己酉年赐给内务府笔帖式、汉军吉保（姚氏）的“福”字，以及乾隆己酉年赐给安南国王阮光平、壬子年赐给缅甸国王孟陨的“福”字，尤其属于特殊恩典。冰嬉这种制度，是为了练习武艺和施行赏赐，俗称跑冰鞋。也就是《金鳌退食笔记》所记载的西苑冰上掷球游戏，但实际上并不只是掷球一项。每年十二月，西苑三海的冰层结得坚硬，于是选择吉日，皇帝乘坐冰床到场观看。有时在五龙亭，有时在阐福寺，有时在瀛台等处，地点没有固定。冰鞋是在鞋底中嵌入一根铁直条，摆好姿势一冲，速度快得像飞鸟的羽毛。开始称为“抢等”。在距离皇帝所乘冰床二、三里之外竖立大纛，众兵全部列队。皇帝登上冰床，冰床也称“拕床”。一声炮响，竖纛的地方也鸣炮回应。这一点谨按：宣宗御制《观冰嬉应制》诗说：“爆竹如雷殷，池冰若砥平。”又说：“坚冰太液镜中边，翠辇行时竹爆宣。”可见鸣放的是竹爆。于是众兵奔驰而来。御前侍卫站在冰上，参加“抢等”的人奔驰接近御座时，便牵住他们使其停下。根据到达的先后，分为头等、二等，赏赐各有差别。接着进行“抢球”。兵士分为左右两队，左队穿红衣，右队穿黄衣。列队完毕后，御前侍卫把一个皮球用力踢到中队，众兵争相抢夺，抢到球的人再把球扔出去，众人便又争抢。有时一方已经得到球，另一方又把它夺走；有时球掉在冰上，又跃起数丈高，还能从远处接住。接着又进行转龙射球。队伍行进时，按照八旗的颜色，由一人手执小旗在前面引导，二人手执弓箭跟在后面；执旗的共有一二百人，执弓箭的数量是他们的两倍，在冰上盘旋曲折地行进。远远望去，蜿蜒如龙。将要接近御座时，设置旌门，上面悬着一个球，叫作“天球”，下面放着一个球，叫作“地球”。转龙队伍迅速跑到那里，一箭射天球，一箭射地球。谨按：宣宗御制《观冰嬉应制诗》说：“彩球连命中，羽苛迭相鸣。”又说：“鸟翔旗色初分队，鱼贯髇声每应弦。”大概所射的是鲍箭。射中的人有赏。队伍随后折返回去，沿原路盘曲而行，回到自己的队列。最后一名执旗者是一个幼童，大概是把他当作龙尾。旧制规定，八旗兵都要练习冰鞋，分日检阅，并按等级行赏。道光初年，只命内务府三旗预备，后来三旗也停止了，只发给原赏额的一半而已。乾隆年间，每年奉皇太后观看冰嬉。道光年间，也曾奉皇太后观看冰嬉。

译按：从前检阅冰嬉时，如果仍处在国丧期间，队伍行进时就撤去各种颜色的旗帜，只使用弓箭。又按：《冰床联句诗》说：“高注旗森攒豹尾，夹趋柄蜿刻龙头真。”又说：“檀榻簇葩匡既好，柘檐缬翠盖斯觫。方捆茸燠敷貂座，圆极虚明屏厨帏。”这些诗说的是御用冰床的形制。御前的蒙古王公等，凡是到西苑，也赏赐乘坐冰床随行。冬天得到降雪时，常常在养心殿庭院中堆成狮子、大象，以此记载喜庆、预示丰年，并常邀请作御制诗。乾隆壬申、乙酉年，曾以雪狮、雪象作联句。嘉庆戊寅年，又堆成两匹卧马，分列在东西两边，并有与内廷翰林联句的诗。附录：每年扫雪，都要把雪堆在树根周围。宫廷内外负责扫除的人，有赏赐钱财的惯例，称为“扫雪赏”。如果京兆报告降雪达到五寸，就会使用很多人。因为日子一久，增加赏赐的数目不可估量，难以发放，所以即使降雪，也都分作二、三寸，分次上报，从来没有报告五寸的。道光初年，御制《九九消寒图》，采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每个字都是九画。懋勤殿把它双钩成幅，题名为“管城春满”。内直翰林诸臣按日填描字廓，详细注明阴晴风雪，最后都以空白组成字形，精巧工致，无与伦比。每年沿袭，遂成为惯例。腊八日，雍和宫煮粥、供粥，由亲王、郡王或大臣主持其事。腊八日，在中正殿下面的左侧设置小金殿，是黄色氇毡的圆顶帐房。皇帝驾临其中。御前大臣分列左右侍奉，众喇嘛在殿下诵念经文。达赖喇嘛、章嘉、胡图克圃来到皇帝驾前，拂拭衣冠，以表示祓除不祥之意。佛事完毕后才散去。称为“洞黎”，满语意为吉祥。俗称“送岁”。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皇帝出宫，每经过一道门，内监便燃放一枚爆竹；入宫时也是这样。因此听到爆竹声，就可以意料到皇帝的车驾从远处驶来，或在东边，或在西边。宫禁中原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开始燃放爆竹，道光丙戌年改为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乾清宫东西台阶中竖立盘龙楠木灯柱，高度与宫檐相齐。灯柱共八面，每面都悬挂楹联；除夕收起楹联，改挂五色八角圆灯。这些楹联的文字仍沿用明代旧制。十二月二十九日，或二十七、二十八等日子，在中正殿前殿设置供品，同时陈设冠、袍、带、鞋等物。皇帝驾临小金殿，一百八十四名喇嘛手执五色纸旗，旋转着诵念护法经。又有喇嘛扮演二十八宿神和十二生肖神。又扮演一只鹿，众神捕获后将它分食，当是取“得禄”的意思。殿旁把草捆扎成人偶，佛事完毕后，众喇嘛带着草偶出来，到神武门外送走它。这大概就是古代大傩驱逐厉鬼的含义。满语称为“跳布扎”，俗称“打鬼”。也有人说是用面做成人形，而不是用草。又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派三十六人在殿前诵念迎接新年的吉祥经。按：中正殿是喇嘛诵经的地方，每天都有固定功课。他们分赴其他地方，有时诵念各种经文，有时举行“乌卜藏”，有时跳布扎，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名目非常繁多，详见《会典》。年末，武英殿进献背石骨，大概是一种玩具。有人说是用羊胫骨制成的，是满洲旧制，直到今天仍沿袭施行。满语称“嘎什哈”，意思是白骨。从前年终，赏赐蒙古亲王大荷包一对，每个内装各色玉石八宝一份；小荷包四对，内装金银八宝各一份；另有小荷包一个，内装金银钱四枚、金银镍四枚。除夕封笔的制度始于康熙年间。也亲手■名香表示敬意，其仪式与开笔相同。附录：乾隆年间平定金川时，除夕申时接到军营奏报，其中有办理粮运的事务。当时已经封笔了，于是口头授意近臣，缮写诏旨颁发，只是不再亲自使用朱笔而已。除夕，宫中有掸尘的制度。除夕，宫中用金炉■松柏枝，称为“熰岁”，也称为“■岁”。除夕和新年正月，宫廷举行筵宴时，用绣笼装着秋虫，放在筵席旁边，这大概从康熙年间开始。当时奉宸苑北面的小花园中，内监把秋虫的幼虫放在温室里培育，像培育温室花卉一样；遇到筵宴时，就把它们拿来应承宴会。此后便沿袭下来，成为固定制度。乾隆御制《咏络纬》诗说：“翊翊蝇蝇鼓翼鸣，秋虫应节作春声。”又说：“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罢翻虞近取名。”又在上元节后一天宴请廷臣的诗中说：“向筵仙卉发，隔牖草虫呜。”也是咏写此事。[一]“咏络纬”原文没有“咏”字，据《御制诗二集》卷八十三补入。[二]“春”字原文作“秋”，据《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十四年刻本改正。

译《养吉斋丛录》卷之十五。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顺治癸巳年元旦，大宴结束后，又在保和殿宴请内三院辅臣、学士，以及部、院的卿、寺、堂上官、国子监祭酒、六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顺治十一年端阳节，召内大臣、大学士等乘龙船游览西苑，到北桥上岸，临幸南台，赐诸臣饮酒。康熙年间，赏赐群臣宴饮，有时在乾清宫，有时在瀛台。恩遇和礼遇频繁交加，不能一一说尽。至于内直诸臣随从皇帝宴饮游乐，各家记载尤其多。其中最盛大的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因平定三藩，皇帝临幸乾清宫，宴请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翰林院学士、讲读及日讲、编修、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共九十三人。皇帝命诸臣尽情欢饮，谈笑不受限制。宴会结束后，又命他们到御座前观灯，再赐酒一杯；有喝醉的人，命内官搀扶着行走。第二天，皇帝作《升平嘉宴诗序》，并以“丽日和风被万方”为首句。群臣聚集在太和殿下，仿照柏梁体依次作诗，共九十三韵。又在康熙二十一年，云南平定。六月，皇帝谕告部院诸臣：“朕因为天气炎热，移驻瀛台。如今幸而天下稍稍安定，四方没有事情，每天清晨临朝听政，从未片刻停止。你们各自勤勉办理职掌，按时前来启奏。朕曾记得《宋史》所载，皇帝在后苑赐群臣赏花、钓鱼，传为美谈。现在在桥边悬设罾网，[一]等待你们游览垂钓。可以在奏事之余，各自到水边去。撒网捕到鱼后，无论大小多少，都带回府邸，以表示朕与大家一同宴饮游乐的意思。谁说东方朔割肉的事情不能在今天重现呢？特此谕告。”当时诸臣有的作诗，有的作记，记载恩典、叙述事情，同心同德，欢喜交集，实在是太平盛事。圣祖侍奉孝惠章皇后将近六十年。巡行江南、到塞北避暑时，必定奉随皇后的车驾同行。旧制中有蟒式舞，满洲筵宴和大典都由诸王、大臣表演。康熙四十九年，孝惠章皇后七十岁万寿，圣祖也已经五十七岁。正月元夕，宫中张灯设宴，圣祖亲自起舞，举杯祝贺万寿。宫廷内外都传为天家盛事。按：蟒式舞所表演的，都是本朝的故事。有手执旌旗、弓箭，跃马来到战阵的姿态；也有屈伸、进退、仰俯、快慢等节奏。康熙五十二年，庆祝六十岁圣寿。三月壬寅日，在畅春园正门前宴请直隶及各省现任、致仕、给还原品的文武大臣、官员、士人、庶民等，其中九十岁以上三十三人，八十岁以上五百三十八人，七十岁以上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千八百四十六人。这一天，挑选诸王以下、宗室子孙中二十岁以下而十岁以上的六七十人，手持酒杯劝酒。三天后，又在畅春园正门前宴请满洲、蒙古、汉军中现任、致仕、给还原品的文武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其中九十岁以上七人，八十岁以上一百九十二人，七十岁以上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千零一十二人。又过一天，召集八旗年老妇女到皇太后宫赐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一十二人〕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在乾清宫前宴请满洲、蒙古、汉军的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致仕、退黜人员中六十岁以上者。三天后，宴请文武大臣、官员等六十五岁以上者。王公大臣则命诸皇子赐酒；年龄尚未达到规定年岁的皇子、皇孙，命令侍立观看礼仪。皇帝作七言律诗一首，命参加宴会的诸臣作诗记事，名为《千叟宴诗》，并下令绘图，以示后世。按：康熙千叟宴中，大学士以下直到翰林、御史，共七十人；各部门各职位官员以及致仕者，还有京畿附近的老年百姓，共六百六十人。雍正四年九月，召皇子、诸王、大臣到乾清宫侍宴。世宗首先作诗，诸臣依次唱和，采用柏梁体，以记载承平景象，如同康熙二十一年的旧事。诗作成后，皇帝撰写序文，刻在石上，赐给内外臣工。乾隆四年，皇帝临幸乾清宫，宴请诸王、贝勒、贝子、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以及在京的督、抚、学政，共九十九人，并作柏梁体诗。此后，皇帝恩赐筵宴，也时常举行。其中最盛大的一次，是乾隆十一年，依照康熙二十一年在瀛台赐宴的旧例，于八月二十七日在西苑丰泽园崇雅殿赐王公、宗室筵宴。这一天，搬移崇雅殿原来设置的地平、屏风，拆去窗棂，安设大地平。御座后悬挂软帘，两廊下设置乐队，殿内两旁都设置高桌椅座，东西两厢也设置高桌，院内搭设二丈四尺的行台演戏。履亲王、庄亲王、慎郡王、诚亲王因辈分较高，属于叔辈，都在地平上设置高桌，位置比御座地平稍低。命和亲王、果亲王、大阿哥、三阿哥、四阿哥行酒。两厢内，命和亲王等带领永璧、永坟行酒。这一天王公、宗室无论长幼分列而坐，都行家人礼。不参加宴会但应当受封的宗室二十人，各赏蟒缎一匹、八丝缎一匹；闲散宗室六十六人，各赏银五十两。二十八日，在瀛台涵元殿赐满洲、汉人大臣等筵宴，设在殿的抱厦下，地上铺毯，设置矮桌，搭设圆明园所用的亭子台演戏。这一天，大学士、九卿、二堂、翰林、詹事、科、道中人数很多，经朱笔点名后入涵元殿赴宴。大学士讷亲、张廷玉、福敏、史贻直，协办大学士、尚书刘于义，尚书梁诗正、来保、汪由敦、哈达哈、呐延泰，侍郎傅恒，都得到亲自赐酒。

译又赐侍郎蒋溥、舒赫德以及阁学沈德潜酒，以表示荣宠。其余人在崇雅殿内及两廊设置矮桌列坐，仍使用二十七日的行台演戏。这一天采用李轿《甘露殿应制诗》的韵，上用“月”字、“霞”字作诗两首，大学士以下分韵的共有三十八人。命两殿参加宴会的诸臣作一章柏梁体诗，由皇帝作首句。宴会结束后，在流杯亭休息，召集臣工四十五人联句，作成五言长排诗。这两天筵宴结束后，命御前大臣、侍卫带领参加宴会的人到各处游赏，并到淑清院流杯亭赏赐酒果。诸臣中擅长文墨的，准许作诗进呈。又于二十七日在丰泽园宫门颁发赏赐，二十八日在勤政殿颁发赏赐。事情结束后，诸臣上表陈谢。随后命画院在瀛台墙壁间绘图。按：表文由纪文达撰写，极其丰富华美，如今收入他的文集。乾隆四十八年，普遍宴请宗室。计算参加宴会以及因事未能参加的，共二千人。到惇叙殿赐宴联吟，从乾隆壬戌年开始。丙寅年再次举行这一典礼。嘉庆九年，在惇叙殿宴请宗室，发给诗笺联吟，仍依照旧例。惇叙殿就是崇雅殿，乾隆壬戌年改为现在的名称。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岁万寿，在香山赐三班九老宴。在朝王公大臣九人，共六百七十岁；在朝武职九人，共七百二十二岁；致仕诸臣九人，共七百零四岁。有《香山九老图》，由宏旿书写。到皇太后八十岁万寿时，又在香山赐三班九老宴。文职九老共六百六十八岁，武职九老共六百八十五岁，致仕九老共七百二十九岁。画苑艾启蒙作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七十七岁、七百四岁〕 乾隆五十年，适逢国家大庆，依照康熙年间的旧例，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宴席按照品级排列，共八百席。参加宴会的有三千人。采用柏梁体，选一百人联句。闽人、国子监司业衔邓锺岳，年一百零五岁，从福建来到京城赴宴，尤其成为盛事。嘉庆元年正月，又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一次。参加宴会的有三千零五十六人，作诗三千余首。列名邀赏但未能入宴作诗的有五千余人。这一天，一品官以及九十岁以上的人，都亲自得到赐酒。高宗恭敬唱和圣祖原韵七律一首；仁宗圣制也恭敬唱和，内廷诸臣都准许依韵作诗。又选文武大臣九十六人，仿柏梁体联句。两位皇帝同在一堂，恩典隆厚、礼仪周备，是万古未有的盛举。这一年参加宴会的老百姓熊国沛，年一百零六岁；邱成龙，年一百岁，赏给六品顶带。九十岁以上的老百姓八人，赏给七品顶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岁、三千五十六人、一百六岁〕 乾隆五十年举行千叟宴时，命朝鲜国酌情选派六十岁以上的陪臣二三人，充任正使、副使参加宴会。该国国王遵命派人进京。高宗嘉奖他们的诚意，在常例之外，特别赏赐国王宋澄泥仿唐石渠砚一方、梅花玉版■二十张、仿澄心堂纸二十张、花贱二十张、花绢二十张、墨二十锭、笔二十枝。乾隆五十五年，圣寿八十岁，朝鲜、琉球、安南、巴勒布都到宫阙祝贺福寿，于是又在御园赐宴。各国正使，高宗都亲手斟酒赐给他们。午时，宣示御制诗章，让使臣中能作诗的人恭敬唱和。于是朝鲜、安南、琉球三国使臣都下拜作诗颂祝，共得诗九章，附录如下：朝鲜国正使、行判中枢府事李性源诗说：“尧阶春叶报中旬，湛露恩深法谠频。薄海欢欣同玉帛，寰区庆祝竞神人。陪筵每感黄封遍，赐酝那安御手亲。五纪馨香跻八耋，南山北斗总归仁。”朝鲜国副使、礼曹判书赵宗铉诗说：“春回庆岁月中旬，玉帛来庭侍讲频。姬录万年跻寿域，尧阶三祝效封人。身沾法酝叨恩旷，衣惹香烟仰圣亲。武帐嵩呼同内服，双擎云汉颂皇仁。”安南国谢恩正使、刑部右侍郎阮宏匡诗说：“筵开前节值新旬，春暖名园诏问频。恩侈饼幪高覆物，泽覃优渥广同人。怀侯柔远天生圣，饱德观光子慕亲。化外幸陪冠带会，期颐介寿拜皇仁。”安南国谢恩副使、东阁学士宋名朗诗说：“虞廷肆觐未盈旬，拜奉天恩灌沃频。” “不限阳春覃异域，式隆膏泽宠来人。沦肌浃髓知优渥，望日瞻云妥戴亲。分外饼蠓何报答，愿将嵩寿祝皇仁。”安南国谢恩副使、翰林院待制黎梁慎诗说：“天眷皇王启寿旬，亿年圣泽祝声频。御园日暖常佳气，华宴春浓及远人。星度共旋依北极，威颜咫尺仰慈亲。观光幸缀明堂列，顶踵均沾雨露仁。”安南国进贡正使、翰林院侍读陈登大诗说：“虞阶何待舞经旬，玉帛初通雨露频。” “煦育肯分千里外，绥怀浑似一家人。幸陪周宴清光接，近挹尧樽咫尺亲。新宠归来分海国，共将华祝颂皇仁。”安南国进贡副使、东阁学士阮止信诗说：“华旦欣逢万寿旬，春巵廑祝叩筵频。象方玉帛联王会，鹿宴笙簧慰远人。望日有年陶煦暖，朝天何幸妥尊亲。南归愿即呈黄耈，早拜丹墀仰至仁。”安南国进贡副使、翰林院阮促诗说：“九十韶光甫二旬，灵园莺燕报春频。星驰轮辔趋行殿，云集衣冠拜圣人。仰见英君德得寿，可知天命敬惟亲。金章玉席洪恩浃，泸伞难酬顶踵仁。”琉球国副使、正议大夫郑永功诗说：“御极垂衣正八旬，普天沐德献琛频。四夷骈贡蒙皇化，五代同堂仰圣人。召人华筵龙液酒，飞登紫苑凤巵亲。” “天颜咫尺沾恩湛，永祝升平万寿仁。”乾隆年间，缅甸使臣在万树园陪宴时，曾用本国五种乐器合奏。后来每逢筵宴，都备置并演奏准部、回部、安南、缅甸、廓尔喀的乐曲。

译乾隆壬寅年，《四库全书》第一部抄录完成。春季第二个月经筵礼结束后，赐总裁、总纂、总校、分校、提调各官设宴。又赐总裁九人、总纂各官七十七人如意、杂佩、文绮、笔墨等物。这是因事赐宴的特殊恩典。乾隆年间，每年腊月二十一日，都在宁寿宫后符望阁下赐饭。凡是平常赐食，如果没有外藩参加，就不设酒。入座的人有御前大臣、御前行走、蒙古王、贝勒等。当时御前大臣大多兼任军机大臣，所以汉军机大臣也能入座。嘉庆以后，没有御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因此军机大臣都不参加；偶尔奉命入座，那大概是特别的恩典。乾隆丙申年，金川平定。皇太后幸临宁寿宫，召高宗进膳，并在台阶下赐将军阿桂、丰升额以及功劳大的将领三十六人、军机大臣六人饭食，其意义同凯旋宴一样，也是历来未有的浩大恩典。道光癸未年八月七日，皇帝幸临万寿山玉澜堂，赐十五位老臣宴，作柏梁体诗，并绘图记录这次盛事。参加宴会的有和硕仪亲王、御前大臣赛冲阿、大学士托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曹振镛、大学士戴敦元、协办大学士兼两江总督孙玉庭、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黄钺、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工部尚书初彭龄、理藩院尚书富俊、左都御史松筠、带郡王衔都统哈迪尔、都统阿那保、致仕大学士伯麟、致仕都统穆克登布。当时仪亲王已经七十九岁，特意命令设置高座，以笃厚亲亲之谊。正月十四日举行宗亲宴，参加的都是近支亲藩。道光年间，在奉三无私殿举行。按定例，皇子的位次在亲王、郡王之上，只有家宴时，近支诸王和皇子才按长幼排列。十五日，在正大光明殿举行蒙古亲藩宴。这天，掌仪司进献杂技，派蒙古王公依次敬酒。旧时只有满洲一、二品大臣允许入座。嘉庆七年，又允许一、二品汉大臣参加宴会，后来成为常例。参加宴会的讲官，席位设在殿的西北角。十六日，在正大光明殿举行廷臣宴，满、汉大学士和尚书都参加，侍郎也有奉命入座的。督、抚、将军入觐而留在京城的，有时也能参加宴会，例如乾隆时的萨载、万福、常青。宴会期间有喜起舞，满语称为“嘛克新”。人数过去也没有定额，其礼节与除夕保和殿筵宴相同。新年宴请外藩，按例设置中和韶乐，表演庆隆舞，同时演奏蒙古、回部、金川以及各番部的乐曲，并表演杂技。按：乾隆年间，有兼任一、二品官职的扎萨克，也参加廷臣宴。宗亲宴中，偶尔也有奉命让异姓王公列席的，例如乾隆庚寅年的超勇亲王成衮扎布、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拉旺多尔济。新年筵宴，外藩过去一直在丰泽园参加。设置大帐幕，是为了保存旧制度。乾隆年间紫光阁落成后，于是改在紫光阁设宴。宴会结束后，按例赏赐负责此事的内务府大臣。按：按照旧例，紫光阁以及上元节赐宴，参加者只有蒙古各藩和按年进京的回部降番等。乾隆壬寅年，命朝鲜、琉球、南掌、暹罗四国的陪臣也入宴观礼。朝鲜使臣黄仁点、洪秀辅各作一首记恩七律：“早。”癸卯年，依照惯例参加宴会，朝鲜使臣郑存谦、洪良皓也作诗进呈。新年筵宴自乾隆以来大体成为定例。如遇其他事务，或恰逢斋期，就停止举行；也有改到其他日期的。乾隆癸丑、甲寅年正月十六日发生月食，停止廷臣宴。乙卯年上元节发生月食，于是把正大光明殿的外藩筵宴改到十四日，把宗亲宴改到十六日，把廷臣宴改到燕九日。上元节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筵宴，观看庆隆舞，舞姿表现八旗士兵和战马射猎、破阵的情景。旁边排列伶工，演唱清语歌曲，内容都讲述王业的艰难，与“武始北出，再成而南”的意义相近。那些曲子译成汉语的歌词，详细载于《会典》，十分古雅。除夕在保和殿举行筵宴，入座者有年班外藩以及王公、一、二品大臣；讲官中，因本年撰写起居注进书的前后序而被选出的两人也参加宴会，席位设在殿的西北角。这天派蒙古王公依次敬酒。皇帝将从殿后门进入时，蒙古王公在席前排列；皇帝升座后，赐他们入座，他们行一叩礼。宴会结束后，仍像先前那样在席前排列。等皇帝从殿后门出去后，才退下。筵席中的果品、腊羊等物，都可以带回去。按：殿上的座次确定后，乐声响起。进爵大臣起身，退到殿门外，脱去补服，但仍悬挂朝珠，进入殿内，来到御座下跪下。掌仪司把台浅交给进爵大臣，进爵大臣恭敬地进至御前，又退回御座下。皇帝进酒，进爵大臣行一叩礼起身，到御前接受台■，下来后再次跪下，掌仪跪着接过并退下。掌仪又用金巵斟酒，站着赐给进爵大臣；进爵大臣行一叩礼，饮完后，掌仪司取走金巵退下。进爵大臣再行二叩礼，起身走到殿门外，重新穿上补服，回到原来的座次。太和殿筵宴按定例，只有宗室王公以及大臣中被指定班次的人才能进入殿内，与朝正的外藩按次序赴宴；大学士、尚书都在丹陛上列席。乾隆三十四年，才开始命令大学士、尚书依照班次在殿内列坐。最初规定外札萨克四部落时，以九白作为贡品：一峰白骆驼，八匹白马。后来每年的贡品由呼图克圆奏进。他们投诚归顺，把九白作为信物，所以一年也不能没有九白贡。宣宗御制诗说：“四偶银花一玉驼，西羗岁献帝京罗。”写的就是这件事。贡品送到后，在宴请使臣的日子举行九白宴，直到今天仍年年照例举行。按：旧《会典》记载，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丹金喇嘛、那颜台吉，四季共进贡白马八匹、白骆驼各一匹。康熙三十年，又因土谢图汗、车臣汗保留汗号，仍准许进贡九白，其余一概不得进贡。至于过去出塞行围时，蒙古王公进宴，就进献九白。虽然朝廷必定退还，实际上仍是表示嘉奖的贡品。而与按年进贡的九白，是另外一回事。

译过去圣驾驻跸避暑山庄时，设宴款待外藩，总是召他们到御前赐酒，内廷词臣也能同受赏赐。观灯有时一夜，有时三夜，银花火树，与上元节没有不同。举办地点在万树园，那里有千亩平原，树木高低繁茂。虽名为园，却不建土木建筑。宴会时就张设穹幕。山庄宴请外藩，嘉庆年间有在卷阿胜境举行的。万寿节宴请外藩，有在阅是楼举行的。乾隆以后，军队凯旋回师，设宴慰劳诸将，都在紫光阁举行。平定金川时，所俘获的番童中有会跳锅庄和甲斯鲁的；这是番地的傩戏，也命令他们在宴会中表演。所有各种筵宴，酒只行一巡就停止。按：藩部归附之初，在朝正之日因而加设宴会并赏赐的事情，自顺治以来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康熙二十年以后，蒙古各藩先后归顺，其中喀尔喀最为强盛。圣祖北巡，是为了镇抚他们。庚午年秋，在多伦诺尔举行大宴，共有四十八家参加。著名的王、公、君长以及世袭官职的贵族，没有不全部到齐的。于是依从诸王公的请求，在当地建了一座庙，四十八家各置一名僧人作为住持。赐名“汇宗”，以表明佛法没有二致、统归一宗的意义。这确实是长久驾驭远方、开创国家规模的做法，也是盛极一时的举措。《养吉斋丛录》卷之十六。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纂。皇帝大驾巡幸时，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每天到文华门办公，恭敬地请合符，轮流值宿。卯时，四人一同入内；不值班的人，申时初刻散出；值宿班的人留在里面守合符，等到第二天早晨交接，合符之后才出来。按：康熙三十四年，皇帝出古北口，巡历塞外，命大学士阿兰泰留在京城处理章奏。“留京”二字，最早见于这里。祖宗时期，皇帝大驾巡幸到行宫、行营时，当天入班的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大臣、侍卫、章京等，都日夜随从护卫。至于王公等的护卫，以及大臣、侍卫、章京等官员的仆从，不准在黄城以外、布帐门以内搭设帐篷住宿，因为驻跸之地是重要场所，应当环卫严密、仪制肃整。后来大臣等在晚膳后先赶到前营，还有租住民房、不住行帐的。嘉庆年间，曾经对此严加训饬。只有军机大臣每天报到后，立即召见询问。又查核道大臣，遇到道路狭窄时，必须连夜前往拦截车辆和驮运牲口，允许在启銮前先行出发。此外，王公以及各衙门堂官都在卡伦以内住宿，第二天在宫门外恭敬等候。从御前大臣到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都佩带橐鞑，在站班之后随从行走，不许提前赶到前营。凡是随从行围的大臣，有的被派去管理钖伯甲，有的被派去管理买卖街，有的被派去管理杭爱车。前锋营掌管卡路的事务。以铃铛系绳作为界限，不得擅自越过。行营的制度是内方外圆。中央建黄幔城，外面加设网城，用绳索连接编结而成。设置连帐一百七十五座作为内城。内城设旌门三座，每门插纛二面：东面用镶黄旗，西面用正黄旗，南面用正白旗。外面设置连帐二百五十四座作为外城。外城设旌门四座，每门插纛二面：东面用镶白旗，西面用镶红旗，南面按日期分别用正蓝旗、镶蓝旗，北面用正红旗。外围设置宿卫和警跸人员。各座帐篷都由八旗护军官校环绕守卫。皇帝大驾将到时，管理行宫的大臣先到行宫清除道路和障碍。一人敲响钲，所有人员听到钲声都要出去。皇帝还未到行宫时，喇嘛在殿阶下席地诵读梵文经咒，用来驱除不祥。八旗扈从官员所穿的马褂，按各旗旗色区别，这是旧制度。时间久了逐渐松弛。嘉庆六年，命令随围的都统不必按照旗色穿着；副都统中没有获赐黄马褂的，都要按旗色穿着。康熙四十年以前

译，秋狝出古北口后，都驻跸在喀喇河屯行宫。到康熙四十一年，才开始驻跸热河避暑山庄。当时通常在五月向东巡幸，也有在四月出发的。乾隆年间，在北郊礼仪完成后启銮；嘉庆年间，则在七月启銮。最初圣祖幸临避暑山庄时，从十八盘岭进入，后来才改从常山峪进入。国语称围场为“辉罕”。“木兰”是国语中哨鹿的称呼。围场是哨鹿之地，所以这样称呼。时间久了，人们把它当作地名，而且还有称作“上兰”的。这里原本属于喀尔沁、敖罕、翁牛特等部。康熙年间，王公等把这片土地献出作为围场，周长一千三百余里。四面设置界限，称为柳条边；把柳树插成像墙一样的一排，用来划分内外。凡是口外所谓边门，也都是这样设置的，也称鹿柴门。每次幸临山庄，前一天都派官员到奉先殿报告秋弥之事。皇帝从山庄启跸后，由波罗河屯进入围场，有两条道路：东边是伊逊崖口，西边是玛图口。进入围场后，沿平川行进。小围称为甸猎，国语称阿达密。第二天才在山中布置大围，国语称阿巴喇密。围猎日期通常以二十天为限。东口的首围称永安莽喀，国语中“沙日”是永安、“冈”是莽喀。西口的首围称永安湃，汉语意思是沙地。围场的地名大多仍沿用蒙古语，只有这里使用国语，都是圣祖命名后用汉字记录的。“永安”是谐取吉祥语意。围场按八旗划分，每一营房统辖五个卡伦，分区稽察。布置围猎时使用蒙古人一千二百五十名，以黄纛为中央指挥旗；两翼左边为正白旗，右边为正红旗。两翼前方各以一面蓝旗作为前哨，两个刚哨先行，后哨依次出发。由远及近，围猎圈逐渐合拢。刚开始布围时，两翼前方各有数名骑兵拥着旗帜飞驰，称为“跑乌图里”。将要到达看城时，呼喊“玛喇哈”，这就表示围合拢了。这时皇帝大驾出看城，佩弓带箭来到围中，先引弓射箭，大臣、侍卫才跟着射；射中的记入册籍。如果围中有熊、虎等猛兽，就飞驰报告，命令虎枪官兵围攻杀死；有时皇帝亲自用神枪或弓箭射杀。凡遇到在看城传膳的日子，尖营以及看围城，俗称“等城”，大概是取等待之意。皇帝亲自查看汤饭的调制以及整盘煮羊，赐给御前大臣、侍卫以及随从行围的旧藩、新部王公、台吉等作早餐。未时初刻结束围猎，返回行营，陈列猎获的牲畜和物品，分赐给扈从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等人在围场时，宴饮和赏赐没有固定制度。等到围猎结束，出哨到张三营行宫，又赐给食物并颁发赏赐：王公以下赏缎匹，兵丁赏白银、布匹。遣送他们回到各自部落，这些也都是固定制度。谨慎考察：圣祖每年冬至以后到明安沟行围，就是俗称的米峪旧围。行围结束后，回到热河暂住，然后返回宫中。这应当是藩部献地以前的事情。又考：台吉与塔布囊的爵位相同。土默特左翼八旗和喀喇沁三旗称作“塔布囊”，其余部落称作“台吉”。高宗从乾隆辛酉年到辛亥年秋天，共行秋狝四十次。仁宗从嘉庆壬戌年到庚辰年，行秋狝，次数有两字缺失。威逊格尔，也是围场的地名。圣祖行围时，曾奉太皇太后到这里避暑，居住的地方叫桦皮室。蒙古语称桦皮为“威逊”，称房屋为“格尔”。乾隆年间行围时，也奉皇太后前来观看打猎。乙酉年以后，虽然仍在热河避暑，却不再出塞，因为年事已高。围场由八旗分为四正、四隅。各处相距二三十里不等，近的相距六七里。这是因为有山的地方才设置围场；山大，禽兽就多，山小，禽兽就少，所以远近不能一致。凡是进哨行围，每天收

译围以后，沿途各处蒙古人进献禽兽的，分别赏给黄马褂、孔雀翎。哨鹿是在秋分前后，天刚亮时，戴着鹿头藏伏在山林沟壑中，用哨声招引鹿。哨是用木头制成的，牵引嘴部使气流通过，随着高低变化发出相应声音，鹿就会跟随而来。

译围猎尚未结束，有时因秋雨连绵、水势盛大，泥泞难行，于是下令中途停止，称为“减围”。如果还没有开始打猎就停止，称为“停围”。在木兰行围时，蒙古卓索、昭乌达二盟的盟长蒙古王公台吉，分属东三盟和西三盟。盟中有盟长、盟副、盟哲哩木；昭乌达、卓索图属于东三盟。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属于西三盟。按惯例进献御宴。高宗有《塞宴四事诗》。第一项是诈马，满语称为“跑等”。扎萨克在进宴时，挑选数百匹名马，列在二十里以外，整理好鬃尾，去掉缰绳和鞍具，让幼童骑乘。以枪声为节拍，依次传递枪声，众骑便一同奔驰，不到一时辰就到达。选取最先到达的三十六名骑手，按等级分别优厚赏赐。北方沙漠地区三月马才开始生驹。选取母马，让马驹吮乳，稍稍喂养后就把马驹牵走，分别拴在长绳上，这叫“遮勒”。妇女把马乳洒作乳浆，称为“七格”。到四月初才酿成。在穹庐中插柳祈福，并品尝新酿的乳浆，于是举行诈马宴。这大概是蒙古旧俗中最受重视的仪式。第二项是什榜，是蒙古乐曲的名称。乐器使用笳、管、筝、琵琶、弦阮、火不思之类；将在筵席前进酒时，由乐工演奏，鼓喉高歌，以“啰”声应合节拍。第三项是相扑，是蒙古人最重视的项目，称为“布克”，国语称为“布库”，就是摔跤。脱去帽子，穿短衣，两人相对角力，以搏斗摔倒在地来决定胜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厄鲁特人则袒露上身进行摔跤，即使跌倒也不松手，一定要控制对方的头部、使其肩膀着地，才算获胜。第四项是教駣，蒙古语称为骑额尔敏达驿。马三岁以上称为“达驿”；“额尔敏”指尚未装上鞍具和笼头的马。扎萨克把所属部落的生马赶到宴会场所，放散到原野中。王公子弟中勇猛杰出的人，手持长竿奔驰追捕，把马套住后给它装上缰鞯。开始时马愤怒地狂奔，受惊站立、嘶叫、撕咬；骑手跳跃上马，随意控制它。不一会儿便把马驯服调良，大多能得到名马。宴会前又按惯例进献九匹白骆驼，这是蒙古最为尊重的礼仪。朝廷厚待来贡者而少取回赐，所以每次进贡都加以退还。进哨行围时，大驾亲自使用弓箭射杀猛兽。野兽有时负伤逃跑，便命一两名侍卫追赶；他们翻越岩谷，有时舍弃马匹徒步追逐，一定要捕获后带回来进献。又在围中射鹿，先割下鹿尾进献；捕获的鹿用车装载，运到幔城，等待分赐。司兽官数一数鹿尾，就知道捕获鹿的人以及其数量。凡是行围，在合围处设置幔城，称为“看城”。围场共分三层，外围使用新满洲人，全部穿白色衣服。将要合围时，命令骑手举起铜器呼喊，这叫“顺风耳”。旧时出哨以后所使用的毡帐，题名为“四宜居”，因为寒暑风雨都可以在其中躲避。随从的大臣中，满洲官员都隶属于橐鞑，汉文官员则不隶属。围场行围时，蒙古王公台吉捕获野兽，二品以上官员在御前跪着进献，三品以下官员交给杭爱处。杭爱是清语，指掌管牲畜的人。嘉庆年间，因为在御前行走的蒙古王公等随扈时奋勉效力，便下令他们的子孙以及亲兄弟、侄子不论品级，都准许在御前跪着进献。行围中有获赐黄马褂的人，随同围猎时可以穿着；平常时候不得穿用。随从的王公大臣、侍卫等官员，按惯例在山庄宫门进行射箭考核。王公大臣射中三箭，赏缎一匹；射中四箭，加赏缎一匹；射中五箭，加赏缎二匹。侍卫等官员射中三箭，赏银十两；四箭，十五两；五箭，二十两。又有随围的满、汉司员，在大驾起行前举行宫门较射的制度。满员射中五箭，赏花翎；汉员射中三箭，赏花翎。俗称“箭翎”。射中达到标准的，侍卫立即把一枝翎插在其冠上。叩头谢恩后退下。考察：乾隆年间，汪文端的儿子承霈、张文和的儿子若淳，都因射中二箭而获赐翎。建国初年，都城外有许多空旷土地，每年左右翼前锋统领都要率领章京、护军演习步行合围。日子久了，田地房屋密集如梳齿，再也没有所谓围场，但仍沿袭旧例，徒具文书形式，每年照例上奏报告。嘉庆六年，下令停止。旧时淀池有水围，后来停止，水也干涸了。总督高斌疏浚了它。乾隆年间，又恢复举行水围。又在甲戌年，奉皇太后到昆明湖观看水猎。高宗戊辰年，又到赵北口举行水围。庚午、癸酉、辛巳年也如此。乾隆、嘉庆年间，春日拜谒陵墓，返回时经过南苑，便照例举行春搜。因此民间有“春围”“秋围”的称呼。皇子等每年也奉命到南苑行围，以练习武事。冬日如果前往围猎，称为“打狼围”，用来消除狼患。南苑就是南海子，在都城南面，是元代的旧址。圣祖有《南苑行围》《阅马》等诗。又考：王士祯《居易录》说：“国制每年五月，皇帝亲临南海子，观看八旗跑马，皇上登上晾鹰台。从六十里以外，万名骑手争相奔驰，一齐到达台下，以最先到达者为第一，赏赐内府彩缎多至数十匹，其余按等级各有赏赐。最优者，酌量留在天厩，以调养马力。”据此可见，建国初年南海子五月跑马的制度。又汪琬《世祖挽诗》注文说：每年皇帝临幸南海子，必然连续数月，等等。康熙年间，也时常驻跸于此；后来有了畅春园，接着又扩建圆明园，于是南苑便不再经常前往。晾鹰台在南苑偏南处。皇帝春季行搜时，有在晾鹰台杀虎的制度。台上张设帐幕，台下虎枪处的人员排列侍立，台前设置虎笼，用大绳围绕虎笼数圈，把绳头牵到十多步以外。大驾到达帐幕后，虎枪处的人拿起绳头，骑马绕着虎笼快速奔驰，把绳子解开。绳子全部解开后，虎笼的门便打开。虎被关在笼中已经习惯，往往伏着不动；台上随驾的侍卫奉命用火枪俯射，有时又驱使烈犬在笼边吠叫，老虎才会奋力冲出。虎枪手都屏住呼吸等待，老虎一到，便有三五人争相刺杀；如果冲出包围，就追赶将它杀死。第一枪、第二枪由虎枪处和领侍卫大臣查明。皇上听到后，分别赏赐白金、荷囊。乾隆庚申年，奉皇太后到南苑。道光年间，也曾奉皇太后到南苑。

译南苑举行大阅制度时，世祖二次，圣祖十二次，世宗二次，高宗四次，仁宗二次，宣宗的次数有一字缺失。凡南苑大阅，每三年奏请举行一次，这是顺治年间采纳鳌拜建议制定的。每年九月，又有在仰山洼合操的制度，由值年旗具奏。到期时，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官兵都到达，由八名阅兵大臣主持此事。阅兵大臣就是兼任此职的阁部大臣和都统。即使是都统，也要接受指挥。如果这些大臣中有人奉有内廷差使，当天就不能到场。圣驾恭敬拜谒东陵时，驻跸处有燕郊、白涧、隆福寺、桃花寺。如果临幸南苑，回銮时便由燕郊经过旧衙门行宫、团河行宫、新衙门行宫。恭敬拜谒西陵时，驻跸处有黄新庄、半壁店、秋兰、梁格庄。如果临幸南苑，回銮时便由黄新庄经过断衙门行宫、团河行宫、旧衙门行宫，经中顶返回圆明园。《养吉斋丛录》卷十七。赐进士出身、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臣吴振棫编纂。乾清宫是皇帝平日临朝理政的地方。球图、法物等陈列得鲜明齐备，而尊藏的《实录》、玉牒、宝笈、琼函，尤其庄重严肃。每隔一年，命三品以上的满、汉官员各二人，会同批本处官以及乾清宫总管、首领太监，在四月内抖动、晾晒一次，以表示恭敬谨慎。阁楼收藏处的地势很高，要用梯子上下；箱函层层包裹叠放，所以只抖动而不晾晒，也要四五天才能完事。使用内监和苏拉一百多人，由奉派官员站立监督。事情办完后，用金钱犒劳他们，由本宫首领太监分发。宫中“正大光明殿”的匾额，是世祖亲自书写的；圣祖亲自撰写题跋并刻石，见于《午亭文编》。景山观德殿的“正大光明”匾额，是圣祖亲书。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匾额，是世宗亲笔书写。热河勤政殿的“正大光明”匾额，是高宗亲书。自康熙以后不再公开建储，历代皇帝都默默选定贤能的继承人，向天地和祖先禀告，把密诏秘密封存，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封的密诏，有的随身携带，有的放在寝宫。到临时开启诏书时，确认继承大统的人选，君臣内外都安定无事，完全消除了前代公开建储所带来的各种祸患。读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储贰金鉴》一书，就能看出其中用意十分深远。宫殿东边的一间是东暖阁，西边的一间是西暖阁，召见臣工通常就在这里。盛夏时节，皇帝在殿中间召见臣工。皇帝在乾清宫召见臣工，过去臣工一进宫门，就站在台阶下等待。咸丰初年，下令在西边台阶下搭建三间板房，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交泰殿在乾清宫后面，尊藏二十五方宝玺。每年开宝、封宝的日子，圣驾到这里举行九拜礼。坤宁宫在交泰殿后面，遇到大庆典以及元正行礼时，中宫在这里接受朝贺。懋勤殿是乾清宫西庑中间的三间房，里面悬挂“基命宥密”匾额。圣祖年幼时在这里读书。后来这里成为内廷翰林修书、值班的地方；收藏的书画和文房四事等，则由宫殿监司掌管。重华宫原来是乾西二所。大内东西两路，各有两条永巷；每条永巷依次排列三座宫殿，东西两路共十二宫。后来又有乾东五所、乾西五所。这里是高宗潜邸。获赐居住时，在这里举行大婚礼。登基后，升格为宫，屡次修缮，以华美匾额装饰。前面是崇敬殿，殿内有乐善堂，使用潜邸时的旧匾额。堂后是重华宫，东室是芝兰室，东边的次室是葆中殿，殿内是古香斋，斋中收藏《古今图书集成》。西庑是浴德殿，殿内是抑斋。使用的都是旧时匾额

译，其他地方也常常采用这些名称。宫后是翠云馆，馆东的次室称为长春书屋，其他地方也常用这个匾额。宫的东面是漱芳斋，斋东室称高云情，东边的次室称静憩轩。斋后是金昭玉粹，东室称随安堂。乾隆年间，宫廷园苑中凡有可以安静休息的地方，大多题作这个名称，无法一一计数。乾隆以来，每逢节令酬答、赐宴联吟，以及新年开笔书写“福”字，都在这座宫中举行。毓庆宫建于康熙年间，是皇太子居住的地方。雍正年间，高宗和和亲王曾居住在这里。乾隆年间，皇子、皇孙入学后，多有居住在这座宫中的，成婚后才迁到府邸居住。仁宗年幼时就居住在这里，后来迁居东二所；乙卯年册立后，又获赐居住此宫；己未年亲政后，才迁居养心殿。从此，毓庆宫便作为皇帝临幸之地，不再让皇子居住。杜绝揣摩之心和不实的议论。宫前是惇本殿，宫后是继德堂，都是高宗所赐匾额。堂东的次室称味余书室，是潜邸时的旧匾额；再往东是知不足斋，西边的次室称宛委别藏。嘉庆年间，把《四库全书》的别本汇集收藏在这里。三座门以北有三处殿宇，覆盖绿色琉璃瓦，也是旧时皇子居住的地方，俗称阿哥所，有时也称所儿。中间的一处叫撷芳殿，是仁宗刚出宫时的府第。嘉庆年间，宣宗和各位皇子也曾居住在这里。道光年间，隐志贝子死在此处，此后很久没有人居住；到道光二十八年正月，文宗才迁入这里。前一天，掌仪司上奏，派大臣到所内安神。尚衣监后面有两层殿宇，旧时也是皇子居住的地方。乾隆年间，改为三通馆、清字经馆；嘉庆年间，改为实录馆、文颕馆。慈宁宫在隆宗门西面，建于顺治十年，是尊奉、供养皇太后的地方。圣祖到太皇太后、太后宫中问安，就是在这里。乾隆年间，恭敬奉养孝圣宪皇后超过四十年，孝养的尊贵隆盛，古来从未有过。西面是寿康宫，也是供奉、侍奉太后日常起居的地方。宫后原是咸安宫旧址，乾隆年间改建为寿安宫，是在恭敬祝贺慈宁宫太后六十、七十寿辰时，逐次举行隆重仪式的建筑。前朝嫔妃，也有许多人居住在这里。宁寿宫建于康熙年间。外面有景福门，里面是景福宫，圣祖奉养孝惠章皇后居住于此。乾隆年间，亲自书写《五福颂》，悬挂在宫门中。宫中陈列奇石，名为“文峰”，产自西山。乾隆壬辰年重修，接受传位诏书以后，原打算把这里作为闲居之地，所以殿堂题名为养性轩、颐和堂、遂初室、得闲阁、符望斋、倦勤，都寄托着这样的意思。然而后来训政三年，仍然勤勉不倦，到最后也没有迁驾来此居住。这里作为名胜的地方，还有寻沿书屋、梵华楼、佛日楼、撷芳亭、延趣楼、旭辉庭、古华轩、抑斋、矩亭、耸秀亭、玉粹轩、竹香馆、楔赏亭、翠鬟亭、乐寿堂；乐寿堂前后的廊壁上，嵌有高宗亲书的《敬胜斋法帖》。丙申年落成时，奉孝圣宪皇后在新宫设宴。这一年举行茶宴时，就以此事命题。又命大学士于敏中以及王际华、董诰到宫中瞻仰，使他们铺陈叙述宏伟规制，措辞亲切。又命令仿照乾清宫的规制，在皇极殿前预先制作灯联。联句由尚书彭元瑞撰写，以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分别阐释、铺陈颂扬。高宗非常赞赏它的工整华丽。养心殿原是前明遗址，雍正年间才加以修缮。殿宇呈“工”字形，前后共十二间。中间是穿堂，东、西配殿共十间。前殿的东、西暖阁中间隔着重门曲折的小室，有的用屏风，有的用墙壁，有的用纱厨隔开，各自悬挂匾额作为区别。

译东边有“寄所托”“随安室”等名号。“随安室”这个名称高宗在潜邸时就有，大概取随遇而安之意。此后宫廷园苑大多以此题匾。还有“如在其上”“明窗西”“勤政亲贤”“三希堂”“自强不息”“无倦斋”“长春书屋”“梅坞”“为君难”“能见室”。自雍正以来，这座殿确实是皇帝日夜勤政、就寝起身的地方。又在勤政亲贤南窗外的抱厦中设置几案，供放一只铜炉，每天早晨焚香，以表示清心自持、乾惕警戒之意。养心殿西暖阁西门上，悬挂各省总督以下、知府以上，以及将军以下、总兵以上官员的姓名名单；西墙上悬挂天下各地缺额的名单。区分繁缺、简缺，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世宗曾接受圣祖“戒急用忍”的训诫，登基后便把这四个字作为养心殿的匾额。东暖阁的匾额是“惟仁”二字，楹联说：“诸恶不忍作；众善必乐为。”西暖阁的匾额是“为君难”三字，楹联说：“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考察：养心殿有佛堂，每月初一和十五让十名喇嘛放乌卜藏。雍和宫位于皇城东北角，是世宗潜邸旧居。世宗登基后，将其升格为宫。乾隆十年，宫内庄严供奉法相，并由梵僧守护。乾隆四十四年，在法轮殿后建造了五楹重楼。宫的东面是书院，正室名为太和斋，是圣驾到宫中瞻礼后休息、召见臣下的地方。宫的后室名为五福堂，这是世宗居于潜邸时，圣祖亲笔书写赐予的匾额。乾隆甲辰年，皇元孙载〔原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