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南明野史》 清 三余氏
●卷上
●卷中
●卷下
●附录
●原序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亡以纵其淫哉？何明自中叶以后，生民之悴憔如此，其无极也。主昏于上，政出凶阉，民穷于下，翦为流寇。鄙夫蠹国竭民，清流矜高炫异，无非启宗社之殷忧，酿黎元之奇祸焉耳。怀宗鉴前事之失，力翦元凶，痛惩夙谬，庶几宵旰勤劳者矣。然无知人之哲，矜明察而愈惑，无持久之力，好更张而益乱。惩前弊矣，乃缉事廷杖，阴踵前弊而行；通下情矣，而裁驿加派，孰非矫情而出？府臣民之怨，养勋镇之痈，内忧外患，天变人穷。政府寄寓耳，节钺儿戏耳。国势人情，至于尔日，真衣败絮行荆棘也。所以难重骊山而非缘内嬖，祸烈哀平而不因外戚，质异昏庸而惨于晋惠，情非晏佚而毒于宋徽。易地参观，彼此相笑。以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轻轻断送于一人之手。红阁之缢，譬彼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非能勇也。其画无理之至耳，究何足以谢天下哉？当时愤激者，第谓今日无论李纲难得，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桧亦不可得。其说诚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主，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迨清师入关，明社既屋，彼偷安无智苟且富贵之徒，虽托名于起义，实忘情于报雪，遂使汤火余生，益深益热。嗟乎！江南实奴隶之质，闽中亦轻薄之子，肇庆则拨乱无能，广州乃自生内鲠。虽仍王号，究类何人？地即大于曹、滕，民无加于邹、莒，而庭前养寇，榻畔藏奸，欲以区区块土，与南阳灵武比隆，岂不谬哉？群奸盗窃既仗虚名，志士捐躯亦镂空影，岂知人心忘汉，天不祚明，早胎于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难之日？间尝阅《明纪编年》并《遗闽事》。阅《明季遗闻》，则南宁以后缺之，不止漏略。惧事实之不明，无以诏示来兹也，是用搜访遗编，采辑逸事，正其舛误，芟其矫诬，汇为五卷，以备博览君子之要删焉。
乾隆己未岁秋七月既望南沙三余氏谨志●卷上。安宗皇帝纪安宗简皇帝讳由崧（校者案：《清史纪事本末》卷八载，永历十四年夏四月，上圣安皇帝谥号曰安宗简皇帝。今即据以补入），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子：长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润，次桂王常瀛。万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国洛阳。熹宗时，赐予禄入唯福王最优。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福王常洵见杀。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师。南枢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闻京师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部科道等官会议推戴讨贼。时瑞、惠、桂三王道远难至，而潞王（常芮）、福王（嗣王由崧）各避贼，舟次淮安。潞王伦序比四王为疏，而人望所属。福王素遭物议，于是有推立潞藩之说。
凤督马士英素善黄得功、刘良佐。北都初陷，高杰南奔，刘泽清亦至瓜洲，士英并与之通殷勤。及议推戴，士英遂联络二刘、高、黄为己助，以恫喝南都诸大臣。遣其私人来言于可法曰：“立君当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书极刺福邸诸不道事，意盖在潞藩也。士英得书，忽奉福王至龙江关，廷臣错愕。可法始知为士英所卖，勉强出迎，嵩呼定策。其实答士英书，可法虽列名，而为首则詹事姜曰广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会议朝堂。署礼、兵二部侍郎吕大器独后至。议不决，而吏科给事李沾、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力持之，议始定，遂以福王告庙。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内守备府为行宫。各官朝见。是日，有两黄星夹日而趋，盖太白与辰星也。
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颁大号、敬天礼祖诸事。允之。
各官退议宜先监国后登极。孔昭请即正位。彪佳言监国名极正，盖彰贤德且示谦让，使海内知无因以得位之心。俟发丧，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为当。众议以为然。于是以初三日监国。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乙酉为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广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从物望也。
当是时，可法实秉中枢，高、姜居中票拟，张慎言为大冢宰，刘宗周为总宪，九列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马士英及南礼王铎为大学士。士英因定策功，铎则藩邸旧恩。虽五相登庸，而菀枯有别矣。
初，士英督师淮左，四镇皆其心腹。既而士英拥兵入朝，假援中宫，请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可法乃请督师江北，而士英专国。
译《南明野史》 清代三余氏 ●卷上 ●卷中 ●卷下 ●附录 ●原序 上天爱护百姓太深了，难道会让一个人肆意残害百姓、放纵他的淫乱行为吗？为什么明朝自中叶以后，百姓困苦憔悴到了这样的地步，而且没有尽头呢？君主在上面昏庸，政令出自凶恶的宦官；百姓在下面穷困，被剪除、驱赶而成为流寇。鄙陋之徒蛀蚀国家、耗尽民力，所谓清流又矜持自高、炫耀异行，无非都是开启宗社深重忧患、酿成百姓奇大灾祸的原因罢了。怀宗鉴于前事的过失，极力剪除元凶，痛切惩治过去的错误，或许也算是早起晚睡、勤劳国事了。然而，他没有识人的智慧，自以为明察，反而更加迷惑；没有持久的力量，喜欢更改制度，结果更加混乱。既然要惩治过去的弊端，却又设置缉事、廷杖，暗中沿袭过去的弊端而实行；说是要沟通下情，却又裁撤驿站、增加摊派，哪一件不是矫饰情意而作出的呢？府臣和百姓的怨恨，养成了勋镇的恶患；内忧外患交加，天灾人穷。政府只是寄居其位，节钺也成了儿戏。国势和人情到了那一天，真像穿着破败的棉絮行走在荆棘中。因此，事情的艰难超过了骊山之乱，却不是因为后宫宠妃；祸患的惨烈超过了哀、平二帝，却不是由于外戚；他的资质不同于昏庸之主，所造成的惨祸却超过晋惠帝；他的性情并非安逸放纵，所造成的毒害却超过宋徽宗。换个地方相互比较，彼此都会相视而笑。祖宗们历尽风霜雨雪打下的天下，竟被轻易断送在一个人手中。红阁上吊死自己，譬如卑贱的婢妾和小人感慨激愤而自杀，并不能算勇敢。他的谋划荒谬到了极点，究竟怎么能够用来向天下谢罪呢？当时激愤的人只说：今天不要说李纲那样的人难以得到，即使想找一个像秦桧那样的大奸臣，也找不到。这个说法确实如此。但有这样的君主，才会有这样的臣子；而他却说“朕不是亡国之主”，天下后世有谁会相信呢？等到清军入关，明朝社稷已经覆亡，那些偷安、无智、苟且求取富贵的人，虽然假托起义的名义，实际上已经无心报仇雪恨，于是使劫后余生的百姓处境更加水深火热。唉！江南实在是奴隶般的材料，闽中也是轻薄无能之人；肇庆方面无力拨乱反正，广州却自行产生内在的梗阻。虽然仍然保留王号，究竟都像什么人呢？土地即使比曹、滕大，百姓也没有比邹、莒多，却在庭院前豢养盗寇，在卧榻旁藏匿奸人，想凭区区一块土地同南阳、灵武相比其盛大，难道不是荒谬吗？群奸盗取、窃据既然凭借虚名，志士捐躯也只是刻画空洞的影子，哪里知道人心忘弃汉室、上天不保佑明朝，早在金陵定鼎的那一年就已经埋下了根由，又何必等到燕山殉难的那一天呢？我曾间或读过《明纪编年》和《遗闽事》。读《明季遗闻》，发现南宁以后缺失的部分不只是疏漏简略。我担心事实不明，就无法昭示后世，因此搜访遗留下来的编著，采集散佚的事迹，订正其中的错误，删去其中矫饰诬妄的内容，汇编成五卷，以备博雅君子删定参考。乾隆己未年秋七月既望，南沙三余氏谨慎记。●卷上。安宗皇帝纪。安宗简皇帝名由崧，是神宗的次子福王常洵的儿子。神宗有五个儿子：长子光宗，次子福王常洵，再次是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万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日，他们都接受了册封。到万历四十二年，福王首先前往洛阳就藩。熹宗时期，所赐给的俸禄收入以福王最为优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四月〕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常洵被杀。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逼京师。南枢史可法统率军队前往勤王。四月十二日，听说京师陷落、烈皇帝为社稷殉难，南都府、部、科、道等官员商议推举新君并讨伐贼寇。当时瑞王、惠王、桂王路途遥远，难以及时到达；潞王（常芮）、福王（嗣王由崧）都在躲避贼军，乘船停泊在淮安。潞王按伦序来说比四王疏远，但人望所归。福王一向遭受舆论非议，于是便有了推立潞藩的说法。凤阳总督马士英一向同黄得功、刘良佐交好。北都刚刚陷落，高杰向南逃来，刘泽清也到了瓜洲，士英又都同他们殷勤结交。等到商议推戴新君时，士英便联络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二刘一高一黄作为自己的援助，用来威吓南都诸位大臣。他派自己的亲信来对史可法说：“立君应当以贤能为标准，不应拘泥于嫡长伦序。”可法相信了他，回信极力指斥福王府的诸多不法之事，意思大概在于推立潞藩。士英得到回信后，忽然奉福王来到龙江关，廷臣们惊愕不已。可法这才知道被士英出卖，只好勉强出迎，并高呼万岁，确定了拥立福王的方案。其实，给士英的那封回信，虽然可法署了名，但首先起草的人是詹事姜曰广。二十七日，廷臣聚集在朝堂议事。署理礼部、兵部侍郎吕大器独自迟到。议论没有结果，但吏科给事中李沾、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人极力坚持，议案才得以确定，于是把福王将要即位的事情告祭太庙。五月一日，福王进入京城，以内守备府作为行宫。各官前来朝见。这一天，有两颗黄色星星夹在太阳两侧运行，大概就是太白星和辰星。御史祁彪佳上奏，请求及早颁布年号，并举行敬天礼祖等事项。皇帝同意了。各官退朝后商议，认为应先行监国，然后登极。刘孔昭请求立即正式即位。祁彪佳说，监国这一名义最为正当，既能彰显贤德，又能表示谦让，使天下知道并非因个人私心而取得帝位。等发丧之后，选择吉日登上皇位，向天下发布诏告，才是妥当的办法。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定于初三日监国，十五日即位，把明年乙酉改为弘光元年。任用史可法、姜曰广以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是顺应舆论人望。当时，史可法实际上掌握中枢政务，高弘图、姜曰广居中负责票拟，张慎言任大冢宰，刘宗周任总宪，九列大臣各自得以担任适当职务。又召马士英和南礼部尚书王铎为大学士。士英是因为拥立定策有功，王铎则是由于过去在藩王府中的旧日恩情。虽然五位宰相都被任用，但有的兴盛、有的衰败，待遇已经各不相同。起初，马士英在淮河以南督师，四镇将领都是他的心腹。不久士英拥兵入朝，假称援助中宫，请求留下来辅政，于是朝廷提出内外共同承担劳苦的议论。史可法便请求到江北督师，而马士英专擅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