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纪事卷二

译《淡水义渡记》义渡，是山阴娄公治理淡水时所建置的。在这以前，淡水和彰化交界处有一片名叫大甲溪的瓯脱地，宽阔绵延数里，荒野中的水流纵横交错，生番出没，成为百姓的祸害。后来开垦日益扩大，生番逃到十多里以外躲避，这里才有居民；但居民都极其贫困，没有生活依靠。大甲溪发源于东势角内山，一路曲折奔腾，流到海边。当地出产奇形怪状的石头，有的像虎牙，有的像剑刃，和风、水相互冲击碰撞；一叶小舟行驶在石缝之间，顶着乱流渡河，稍一失去控制，就有性命之忧。与灩澦堆、罗刹江、惶恐滩等相比，它的奇险更胜百倍，是全台第一可怕的道路，行路的人都以此为苦。不过天旱时还可以通行，一遇连绵大雨，两岸连牛马都分辨不清；溪流分散成十几道，茫茫一片如水国，波浪高掀入天，有时竟整月不能渡过。溪水本来就险恶，船夫们更加异常蛮横；有人来问渡，他们便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像苍鹰一样盯视，挽起胳膊横行索取钱财，一定要索取到满足才肯罢休；否则，大江天然险阻，难道能够一早飞渡过去吗！娄公有一天来到这里，面对茫茫水面看了很久，感慨地说：“要使水波平静，当然自有办法！”他上任的那天，捐出鹤俸，带头捐资给大户人家；仍然不够，又拨出可自由支用的官租，共同襄助这件事。船夫每季的工食钱，都由官府亲自发给，不让家丁和胥吏经手一丝一粒。行人随到随渡，不准向他们索取任何钱物。又在渡口立碑刻石，永远作为定例。大甲溪的规制建立后，又逐渐推广到房里、中港、咸水港等处，都按照大甲溪的章程，以便长久实行。从此行人平安稳妥，布帆顺利无恙，仿佛忘了这里原本是破冢一样的险地。这实在是使千家万户受益的活佛，是苦海中的慈航；与那些乘坐车舆救济他人、姑且采取权宜办法来博取声誉的人相比，相差太远了！我读《宋史·包拯传》，其中说他性情严峻正直、耿介不阿，不肯与人随便苟合，也不无故取一分一毫；平日不收私信，所以故旧亲党来请托，一概拒绝。然而他厌恶官吏苛刻刻薄，致力于使政事宽厚，对人却从来没有不宽恕的。娄公治理淡水，也刚正嫉恶，很有孝肃公包拯的风范，而且施惠很多；直到今天，父老还不停地称道他，说娄公在淡水时的政声是海东第一。无论老少，都设祭祝告说：“父老受苛刻法令之苦已经很久了，天啊！人啊！我们究竟修了什么德，才能得到这样一位好官！”娄公虽然身处肥沃富庶之地，却不占有一文钱。离任那天，行李简便洒脱，百姓给他披上万人所赠的衣服送行；众吏则张举万人伞在前面引导，金字灿烂，与阳光交相辉映。属地百姓捧着香伏在地上，共同按礼制设置祖帐，送行队伍绵延数十里、道路不断，有人哭得失声。新任官员感叹了很久，认为这是仅见的盛况。我仰慕娄公的贤名，想为他立传以流传久远；然而，民间口碑虽然有所记载，文献却没有凭据，即使有班固、司马迁那样优秀的史才，难道能凭空编造文章吗？唉！士大夫建功立德，卓然可以和古人并列；如果碑铭、志书、传记不能写成足以传世的文章来使它长存，那么磨灭而不彰显的就多了。这正是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反复致意的原因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近来听说义渡需要经费；由于染指其中的人太多，结果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只有口头上的恩惠而没有实际行动，周子正好可以借此作为借口，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史书称鲜于子骏为一路福星，也并不是因为他有四只黄金般的眼睛、显出异人的神采，而只是因为他以真诚之心实行实际政务，不忍让前贤的德意落到几个掌管钱财的令史手中，被他们吞食，以致玷污吏治。这样一来，儿童和弟子们难道会不异口同声地颂扬君实吗？我已经老了，将要扶着手杖来观看德化成就。《岸社文祠学舍记》岸里社在麻薯屯中是酋长所在地，所以又称大社。过去这个社很富庶，设有巡海御史行台，如今已经废弃。当地居民多是番族，说蛮语，听起来一半像“都鲁”和“嗗■〈口鹿〉”的声音，不经过多重翻译就无法沟通；这也就是辽、金诸史《国语解》中所说的旧事。距离社地几百步有一块空地，出产竹木，左右又有溪水环绕，风景非常像消夏湾。从前，文英社吕耀初等诸位先生在这里建造祠宇，安置文昌神，这是合乎礼制的。谨按，文昌属于天神。《史记》《汉书》都说，北斗斗魁上方有六颗星，称为文昌宫，其中有司中、司命等名目。如今流传的《阴隲文》那种绮丽的章句和绘饰性的文辞，很像俗人所写；然而它借助因果报应的说法，严厉针砭浅薄的风俗，虽然不像神圣亲自传授的文字，但它的用意对天下本来没有什么坏处，不能与王钦若伪造天书相比，因此士林急切地称誉它。祠堂左右各有一间学舍，十分幽静雅致，远近的人都来这里求学。屋内高敞的地方，画栋高飞，屋脊回环曲折，鸟雀凭借它们栖息。每到正午，鸟雀便出来喧闹，和吟唱读书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很觉得苦恼。可是孔稚圭、戴仲若等人为什么把这种鸟声比作鼓吹呢？再说张巡守卫睢阳时，正赶上粮食匮乏，军士们捕捉麻雀、挖掘老鼠来充饥，是多么疲惫困苦啊！如今成群的麻雀聚族居住在这里，学舍童子也发了慈悲心，把它们看作中牟的雉，不捕捉，也不惊扰它们，真可以说是鸟兽都能顺遂其本性；由此大概也可以知道天下太平了。祠堂左侧有菜畦，种着梅、菊、素馨、茉莉、夜来香几十株。花开时，就摘下花瓣放在哥窑器中供奉神明。这些花木都是吴氏吉人亲手栽种的。吉人行义非常高尚，而且侍奉神明极其虔敬，把主持祠堂事务的职责交给他，可以说是用对了人。这一年，我援引宋代提举宫观的先例，在这里安置床榻，想来大概是与帝君有供奉香火的缘分。而且，屋子里面的风声、蝉声、露水和萤火，都是作诗的材料；门外的水光山色，都是天然的景致；只要人的六根不受扰乱，就能自行得到老师。我门下的游学者有吕、谢诸位先生，占了程门四先生的一半。我已经老了，将要仿照刘安招纳隐士的办法，借助他们来壮大自己的声势。

译《沪尾红毛楼记》郑延平占据台湾时，一切任用人员和施行政务，大体都用严峻的法令加以约束，即使亲属旧交也丝毫不宽贷。根据旧事汇编中所记，宫室、车舆、旗帜等，往往大量参照夷人的制度。台地如今还保存着三座红毛楼。郡城和安平镇的红毛楼，我从未去过，也没有探问过。淡水的红毛楼就在沪尾山顶，面向大海。从山脚盘旋登山，拾级而上，约有几百步，就到达那里。楼体正方形，没有门，中间开有一个洞作为出入口。楼宽五丈有余，高度也相称。墙厚约五尺，全都用砖石砌成。楼顶平铺，有下层屋宇而没有上层栋梁，只开一个小洞使天光漏入，只是怕下雨罢了。覆盖物既不是瓦也不是石头，很像用黑土和蚌灰混合制成，远看不太清楚。下面有一个洞穴，空洞约数尺深，往里看颜色幽暗，通道非常狭窄而且潮湿，苔痕杂乱，似乎有水在其中冲激流注。正停下来观看时，忽然有阴风从穴中吹出，气味腥臭污秽；人一面对它就不禁寒战，皮肤隐隐要起鸡皮疙瘩，大家都大为惊恐，赶紧跑开躲避才罢休。当地人说：“这是荷兰人的地道，相传里面设有机关和道路，直通安平镇。当年荷兰人躲避郑氏兵乱，就依靠这个地方。”我说：“这是胡说！荷兰人又不是鬼怪，难道果真能另有养空游和九幽使者，在地下互相往来寒暄吗？这里又靠近海边，所谓道路断绝而风云相通，鲲鹏乘风直上九万里，海水运行迁徙到南溟，或许有这种奇巧诡诈之处。即使是奇肱氏，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技巧了。台湾的读书人怎么这样善于牵强附会呢！”不过，所谓洞天福地、流传下来的古迹，本来就属于荒诞之说。如今郡县志书所编录的名胜，不是出自《庄子》的寓言，就是源于《齐谐》的志怪，都和这条地道同类，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楼额上有一株奇特的榕树，树根倒着生长，枝叶一条条互相纠结，几乎把楼的前后都覆盖了，仿佛把这座楼当作护符一样保护着。当地人说：“这棵树已经有二百多年了，是古树！” 这时连日雨水刚刚停歇，水天一色；远望海涛的浪头，像一条线一样涌来，声音隆隆如雷，使人产生吞吐云梦八九百里的遐想。不一会儿，夕阳向西落下，金光闪烁，气象万千。两岸的烟云、竹树、风帆、沙鸟，全都一齐收入楼台之中，层层叠叠地显现出来，使人无法一眼看尽。真是广阔壮丽的奇观啊！然而我在这里私下有所感慨。从前日本人首先居住在这里，荷兰人、郑氏相继环伺而起，都因为德行浅薄，不能长久占有它。我国却安坐而得到这个地方，难道不是上天施设、大地安排，等待统一天下的君主出现，于是把五帝三王以来、禹的足迹未曾到过、竖亥的脚步未曾踏过、万古神圣之人从未开辟过的疆域，毫不吝惜地授予他吗？如今海面平静如镜，整个相距一千八百里的瀛堧，安然完整，像金瓯没有缺口；天下太平，山水蒙受福泽，人民的情况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这难道只是依仗地势险要吗？古语说：“在于德，不在于险。”从这里观察，国家治乱兴亡的关键就可以判定了。

译《竹堑建城后记》《春秋》是鲁国史书，是记事的书；除朝聘、会盟之外，记载修筑工程的事情最多。庄公二十八年冬天，修筑郿城。《左传》说：郿不是都城；凡是城邑中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都”，没有的叫“邑”；修筑邑叫“筑”，修筑都叫“城”。二十九年，修筑诸和防。《左传》说：这是记载工程施工的时令。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便结束工程、告诫人们开始准备；火星出现时便征集劳力；水星昏时确定工程尺度；太阳出来时便结束施工。定公二年冬十月，重新建造雉门和两座观。《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新作”呢？因为修缮规模很大。修缮旧物本来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讥刺这件事不在公室。至于修筑郓城、杞城、防城、中城，在郎、薛、秦筑台，修筑蛇渊囿、郎囿之类，有的特意记载，有的多次记载，有的只记一次，都是要留给后世讥评。叔孙昭子所说的“没有苑囿还可以，没有百姓怎么行呢？”又，刘熙《逸雅》解释州国说：国都称为“都”，是国君居住、众人会聚的地方。“郡”就是众人聚集；“县”就是悬挂，意思是悬系在郡之下；“鄙”就是闭塞，指小邑不能与远方相通；四口井为一邑，“邑”又像忧闷之意，是邑人聚会的称呼。左氏说渠邱城修得不好，莒城也修得不好，十二天之内，楚国攻克了它的三座都城；史书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警戒。百姓依靠城池得到保护，有城就有护城河。《文王有声》诗说：“筑城就在沟壑。”注释说：“淢，就是城沟。”古乐府有《饮马长城窟行》。只是修筑城池一定要顺应时令，不合时令，本想使百姓安定，反而会使百姓受到摧残；即使击鼓督工，也无法完成工程。比如《春秋》僖公十九年记载梁国灭亡。《左传》说：当初，梁伯喜欢兴土木工程，屡次修筑城池却不居住，百姓疲惫不堪，于是他便说：“某国的寇敌要来了。”又挖沟围绕公宫。他说：“秦国将要袭击我们。”百姓害怕而溃散，秦国于是攻取了梁国。《释例》说：“百姓逃离统治者，就叫作溃。”由此可见，大规模工程不能屡次兴建。淡水过去隶属于彰化，后来才设置厅治，处在台海上游，是南北道路往来的要冲。康熙年间已经有“竹堑”这个名称。当时海滨盐碱荒地，山林光秃，土地不长庄稼；所谓我泉、我池、夹皇涧和溯过涧，都处在虚无之地，实在不知道竹堑凭什么得名？这是由于口头上叫得熟了，却没有弄清“堑”字的意义。在文字学上，“斩土”为堑，在六书中属于会意字。考察《左传》襄公六年，诸侯围攻齐国，齐侯在平阴抵御他们，挖掘防门外的壕沟来守卫广里；注释说：平阴城南有防，防有门，在门外挖壕沟，横向延伸宽一里。又，昭公十七年，楚国大败吴军，俘获吴军的战船余皇，派随人和后来到达的人守住它，四面环绕挖沟直到泉水处，填满通道和炭火布置阵势以等待命令；注释说：“环”就是环绕，四面挖沟，深到泉水；“隧”就是出入的道路；“炭”就是火，在通道中放满火来防备吴人。司马迁《史记》中有《河渠书》，班固把它改为《沟洫志》，并且把“河渠”改成“沟洫”；只是“沟洫”并非汉代制度，却用它作为篇名，史论对此有所纠正。淡水从雍正年间开始在周围种竹，设置四座城门，都借竹木作为材料。考察《左传》，晋献公派士蒍修筑蒲城和屈城，放置柴薪；这里的“薪”应当是竹木一类，所以士蒍没有谨慎办事，被晋侯责备，于是士蒍回答说，这是“宗子维城”的道理。然而从此以后，壕沟和城池的雏形大略具备了。到了道光六年，闽人与粤人分类械斗，淡水一带尤其难以支撑。制府孙文毅公（尔准）渡海到台湾，驻在淡水，绅士们请求捐资修造城墙。孙公很高兴，上奏朝廷，诏书答复准许。当时蜀中的李公慎彝以通守身份代理淡水事务，孙公认为他的才能非凡，便把筑城工程交给他。城墙周长四里，城垛用石头而不用砖，中间用蚌灰砌成，极其坚固。又担心台湾的石头脆弱，特意从内地采运石料到台湾；其烦重程度类似花石纲，但一方面是为了供人玩赏，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屏障，名义和实际相差很远。文毅公是江左的名士，有办事成事的才能。他在台湾，如同魏子面南而治理政事，知人善任；他谨慎采用士弥牟修筑成周城墙的办法，也就是所谓计算城墙长度，衡量高低，估量厚薄，丈量沟洫，辨察土质方位，商议远近，估计工程期限，计算役夫和工食，考虑财用，登记粮食，正如韩简子亲临监督，把这些作为完成工程的正式命令。劳役没有比筑城更大的，事情没有比创业更艰难的。孙公本来德高位重，命令一出便只有执行。但这并不是像秦始皇在海边造桥，有神人用鞭子催促石头快速移动；也不是像阿育大王役使鬼神工匠，一夜之间造出八万四千座宝塔；不过是清廉谨慎、勤勉努力，集合众人的才力来共同完成这件事罢了。当时众人齐心协力、和衷共济，没有乐大心、宋仲几那种只顾做大事，也没有受公文而不受功劳的一类人。又有各位绅士像聚集腋下之毛来集成裘衣一样共同筑城，跟随出力的人，如同车驾两旁的骖马紧紧相连。工程也在两年后完成，并且耗费白银十四万七千四百两有余；那么皇朝版图的巩固和这个地方的富庶，确实都应当嘉奖并依赖这项工程。有人问：“李丞兴建百堵城墙，听说将由各位绅士分别负责调派田地和劳役，慢慢考核他们的功劳，这样岂不是近于分门别户吗？”我说：“不是这样。国家任用人才、施行政务，不可以存有门户之见；只有劳役工程不是这样。只有分门负责，才有专门的责任；有了专门责任，才会取得成功。这就是成周时把役夫编属分派、制作文书交给负责工程的主帅的事例。” 后来道光中叶，因为防备彝人，又在城外种竹，竹间设置楼橹。竹林下面有沟，沟宽约二丈，深度约为宽度的一半。用竹子形成城防，以壕沟再来防守壕沟，这才使名称和实际相互符合。直到今天，巍峨高大的城墙仍然雄伟地与河山一同长存不朽。由此看来，凡是人和土地的名称暗中相合，多半像是智慧和技巧所安排的；只有“竹堑”尤其奇特。

译《重建新埔街文昌祠记》从竹堑城北门的一角出去，土地很肥沃，是南北道路往来的重要通道，所以风景格外奇特。走了不到几里，有一条清溪，船夫把船靠岸等待客人。登上对岸，便到了俗称的淡水天。此时若遇到雾霾、狂风和暴雨，沙砾遮蔽天空，石■〈金夅〉细小而尖锐，很容易刺伤人，车轮和马蹄都无法通行，过路人对此十分畏惧。又沿着溪流向东走十多里，山峰回转，道路曲折，忽然天地开阔，出现奇异境界：云树朦胧，禾黍茂密，远近村落彼此相接，仿佛游走在山阴道中。放眼望去，瓦屋高耸，人物秀美，洗尽了黄茅白苇的鄙陋风气的地方，就是新埔街。街道左右房屋环绕，大大小小约有数千户，而且店铺鳞次栉比，百货堆积如山，风貌不逊于五都，确实是淡北乡间最繁盛的市镇。只有北山脚下，地方稍显偏僻，但景象格外优美。山上有一座文昌祠。起初，新埔的读书人还很少。后来陈学光先生在这里设馆授徒，有一天晚上小睡，梦见一个穿着古代衣冠的人推开门帘说：『起来！起来！我是文昌星。如果建一座庙，我将帮助你取得科名！』陈先生在梦中含糊地答应了。他以为只是一个噩梦，后来果然在乡试中考取了功名。从此以后，陈先生侍奉神明十分虔诚，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创建祠宇。虽然没有雕饰屋脊、绣饰门扉那样的壮观景象，但在草创之初经营筹划，已经是美好的开端了。只是海边一带地震频繁，每次地震都会摇动，继而破裂，因一直没有修缮，祠宇几乎无处可容。因此社中各位朋友广泛筹集资金，依照旧址扩建它。如今金碧辉煌，已经不再是从前那般简陋。祠宇建成后，请我撰写记文。我谨考察文昌这一星宿，有《礼经》以及《史记》《汉书》等可以作为依据。读书人把书束之高阁，只拿稗官野史中荒诞遥远的说法来加以证明，这正是司马迁所说的文字不雅正驯顺；对神明是轻慢亵渎，对学问是疏漏浅陋，实在过分了。又如新埔的“埔”字，是俗体字，古代书籍中从未听说过。由此可见，天下足以使人的心智困窘的事情并不少。世俗之人竟然拿子阳那种井蛙般的见识来窥测它，这是为什么呢？我很高兴这里的地势优美绝伦，神明又有了凭依之所。从此精灵呵护，山水汇聚奇秀，应当会有贯通经史、能够匡正浅学不足的人出现，就像从前五星聚于奎宿的故事一样。这样一来，天上的盛事仍然可以在人间出现，真是盛大啊！这本来就是山中人日日夜夜祈祷求取的事。唉！难道只是山中人这样吗？我想，连在天上显得如斗魁戴匡六星那样光明灿烂的星辰，也会嘉许并依赖这件事。游览大隘诸山记 从竹堑城南门走约二里，就是巡司埔。从这里转向东走三里，便进入山中，称为十八尖；山峰的数目是二九，所以得名。山上全都光秃秃的，没有草木，光洁的样子与牛山相似。沿着十八尖山曲折前行十多里，就到了金广福大隘的界限。起初，台湾山地尚未开发时，生番的侵害直逼竹堑城墙，居民十分危险恐惧，只好逃到十几里以外躲避，整座城一片喧乱。官府于是发文命乡绅豪强姜奠邦招募百姓开垦土地、设置隘口来抵御生番，颇有成效。姜奠邦在世时，我曾开玩笑称他为姜太公，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如今生番已经迁到远处，土地也全都由贫瘠坚硬变成肥沃田地，其中姜氏的功劳很多。我游山到这里，看见村落都种着■〈艹〈束刂〉〉竹，隐约像一个大环，中间是木槿篱笆和茅草房屋；各家所养的鸡犬成群结队，即使刮风下雨，叫声也没有停过。这里靠近山地，多出产粤地物品，风俗节俭吝啬，有唐、魏遗风。村女不施脂粉，双脚裸露；丈夫耕田，妻子送饭，自然形成一幅《豳风图》，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尔雅》说：山中有洞穴就叫作“岫”。凡是岫都有泉水，水源发自内山的生番界内，经过几道湾曲折流淌，才汇合起来在地中流行。水味极其清冽，可以饮用，可以洗濯，可以涉水通过，也可以灌溉，即使十分干旱也不会干涸，所以这里的禾黍格外茂盛。一路上花木稀疏，云气和水流飞动，可以说是另一个洞天。这里的人说，这些景色不值得向外人说起。唉！我很久以来就怀疑撰写文章的人所说的奇异景物。如今看到这里的美妙趣味，才感叹造物者有意创造奇胜之景来显扬其名。同一座山，秀美或顽拙便各不相同；同一条水，清浊也有区别。山水与人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世人为什么喜欢谈论奇山异水呢？只是造物者能顺应万物本性来造就万物，所以天下内外的名胜往往越看越奇，只在于善于游览的人能够领会罢了。造物者的才力太高了，已经没有文字可以描写；学问之道太广大了，也没有穷尽的境界。

译金广福大隘记 台湾三面依靠山地，西面朝向大海。然而台湾山地中最著名的部分，面貌仍在生番境内，混沌未开，完整的大璞仍然保存着，即使喜爱游览的人也无法走遍它所延伸到的地方。只有外部的群山，如《尔雅》所说的小山高耸、大山如墙、大山如宫、小山如霍，重重山冈、极高山峰、险峻岩石和艰险地势，长期成为生番出没的区域，于是修筑隘口和隘寮来扼守它们。这个隘口招募壮丁四十名，山势险峻，在各隘中居首，所以称为大隘。在此之前，台湾山地刚开始开发时，生番杀人无数。淡防司马潘公凯巡查乡里，路过老衢崎，被生番杀害，连同轿夫随从也全部遇害。这件事记载在《淡水厅志》和赵云松《武功纪盛编》中。于是当道官员发文命闽、粤两籍合力开垦开发，番患才稍稍收敛。又因为台湾商人的习惯，争取获得金钱的事情，所有会计账簿大多在开头冠以“金”字；“广”指广东，“福”指福建，所以称为金广福大隘。大隘所管辖的地方，南北长三十里有余，东西宽度则从二三里到十几里不等。这里的土只是涂泥，田地则是上上等，赋税属于中等；翻阅图籍，简直像是在读《禹贡》。大隘左右都是生番聚居的地方。生番性情嗜杀，唯独同姜氏相处得十分融洽，仿佛把胡人与越人结成一家一样。我起初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考察《五岳真形图》，西岳姓姜，名■〈山屾土，上中下〉。《左传》记载，周史说姜氏是大岳的后代。又据《左传》，范宣子将要拘捕戎子驹支时说：“来，姜戎氏！”戎子回答说：“我们各部戎人都是四岳的后裔。”所以晋襄公很快起用姜戎，在淆地击败秦军。由此可知，古代姜戎本是同族，物以类聚，确实如此。隘口旁边有五指峰，形状宛如人的手掌，所以得名。五指峰高耸入云，是《淡水厅志》八景之首。若拿人来比，它山势崎岖错落，自成一类豪杰。可惜山峰险峻幽深，生番凭借它作为巢穴，人们于是没有谁再去探访。吴子说：淡水八景中，只有“指峰凌霄”勉强值得采录。至于所谓“隙溪吐墨”，实在非常荒谬。询问那条溪流的源头，水流都浅而狭窄，水色处在清浊之间；只有挖到溪底，才全是黑色。因此不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却把它作为点缀升早之景，实在鄙陋。堪舆家把五指峰看作厅治的少祖山，地点在大隘境内；它本来不是一座山，喜欢猎奇的人硬把它们合成一体。这就像罗浮、风雨两山，混杂合成的景象全靠烟岚点染，幻化出奇观，并不是天然生成螺纹的山峰可以相比的。只是这座峰适合从远处观看。我从前游山时，距离五指峰不过咫尺，庐山的真实面貌显得十分臃肿，实在不值得停留招待客人。古人说，山离远了才显得有姿态，这个道理确实如此。双峰草堂记（一） 台湾作为一郡，本来就是山海交错的地区。山势高峻，仅次于五岳。北路山中最高、而且在志书中声名最著的是玉山，也叫雪山；其次是鸡笼山，再其次是五指峰。从五指峰向南分出一支山脉，山势独尊的叫酒桶山，于是进入后垄境内。双峰在酒桶山南面偏西，距离铜锣湾不到五里；山峰陡峭如削，是南面偏支诸山中的鲁灵光殿。山腰上有吴氏草堂。占地宽度不超过田二亩半。堂中高敞的地方，专门设置栗主供奉祖先，不与弥勒佛同龛。两旁有十几间房屋。东面是坦坦荡斋，西面是心休休轩；再往里是古风今雨楼。最后是一间杂屋，洗浴、沐浴、厨房、传达等一应事务都在其中解决，所谓门轴用绳、房屋用草的简陋居所，仅仅够遮蔽风雨而已。草堂外面开辟了一个小池塘，水深水浅都成了群鱼的极乐世界。在池边放置钓竿，是为了供给食物，并不是为了放生。堤上有几十株杨柳，随风摇曳，仿佛看见当年的张绪；这些树是山人亲手栽植的，可以与金城柳相媲美。距离柳塘不过几步，溪水发出像沸腾一样的声响，源头出自双连潭草湖，经过几道曲折，流到草堂外的山涧中。架一座木板桥，便是出入必经之路。水味清淡，略带寒意，仍保持着山中水的本色；可以用来煮茶，其次可以洗濯，再其次可以灌溉，水脉贯通输送；若从性理上说，它与月光映照万川相类似。这里是山人安放膝盖、寄托傲意的地方，也就是一幅倪云林的水墨画。唉！士君子心怀利物济世的志向，既然没有力量置办万间广厦，让贫寒之士得到庇护并露出喜色，却只为自己和一家人谋划，即使是水榭风亭，与玉山的佳处相比，也不过是只求自我满足的人，更何况这座草草搭成的蜗牛壳般小屋呢？只是观察人的品格要看其居所，观察马匹要看其车舆，古人本来就有明确的训诫；况且天地是万物寄居的旅舍，仁义是先王暂居的草庐，实在不必拿简陋的里巷来使我们颜氏之子困窘。这就是记。双峰草堂记（二） 古今的奇山异水，都不能自己流传，必定要借助奇异之人和杰出之士来主持、经营和传扬。有的人居于山巅，有的人处在水滨，有的人在澧兰沅芷之乡行吟，有的人寄身于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即使是山村偏僻之地，只要得到一两位名流歌咏，这个地方便会流传千百世，使怀古凭吊的人能够来到这里。双峰高高耸立在群山之中，回望四周没有可以匹敌的山峰。如今海船将要驶入后垄港时，远远望见两峰，像席帽一样隐约出现在天边；渐渐靠近，逐步显露出真实面貌的，就是这两座山峰。山峰左右都是互乡，风俗崇尚武功，喜欢夸张欺诈，有齐桓公开创霸业的遗风。■〈土毛〉土的人相貌丑陋，本来不同于太平时代人的仁厚；但有这两座山峰来显明当地的形胜，又有石隐一类的人终日于天光云影之间执笔写作，与山灵相互揖让、唱和，仿佛共同从一个鼻孔出气，也算幸运了。从前苏明允撰写《木假山记》，在谈到人才的显达与隐没、命运的得意与不得意时，曾经多次着意说明；何况是真山真水呢？既然如此，这座草堂的建成，应当可以同摩诘居士的辋川、司空表圣的王官谷、贺知章的镜湖三百里一样流传不朽了。古人称赞徐有功身处浊世而能保持清正，难道确实如此，难道又不是如此吗！●附录一 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赠忠信校尉罗公传 候补训导、邑庠生吕公传 国子生运湖谢君家传 直隶州知州衔、赏戴蓝翎、甲午科举人修堂刘公传 医者许一壶传 郡庠生星南吴先生传

译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赠忠信校尉罗公传 罗公名冠英，字福泽，姓罗；原籍是广东潮州人。他的祖先有人渡海来到台湾，世代居住在彰化东势角庄。村庄处在群山之中，山高接近云天，从高处俯视，群峰像小丘一样；这种雄浑郁结的气势，一定会有伟人应运而生，成为国家所用的人才，这就是所谓地灵人杰。罗公从小务农，劳动特别勤奋；性情慷慨，胸怀大志。遇到道路险易、山河险要闭塞的地方，他都逐一察看并指点出来，能够掌握其中的关键所在。他所操练的火器极为精良，在百步以外射击没有一次落空，臂力相当于几个人。他尤其擅长谋略，判断事情多有奇特而准确之处，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是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人才。内山有一个叫某甲的人，像老虎戴着人的帽子一样，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霸；他顽劣愚蠢，结党作恶，把弱小百姓当作鱼肉，成为编户民众的深重祸害。罗公命健壮士兵扼守险要设下埋伏，连续交战以决胜负。贼人败逃后，捕获其中最凶恶无良的人加以击杀，其余党徒释放不问，乡人都称赞并受益于此。过了不久，发生了戴万生之乱。戴万生是彰化协衙门的书吏。他借团练为名，结盟聚党，在乡里横行，人人都侧目而视，却没有人敢于触犯他的锋芒。适逢台澎观察孔公昭慈巡海，驻扎彰化，便发文命淡水秋雁臣司马处理此事。贼势已经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便率领数千党徒拒战，官兵战败，各自像鸟兽一样逃散，因此司马也遇难了。前后杀害镇道以下官员十多人，盗据城池。贼党内外几乎遍布，百姓人心汹涌，却没有归属。从此，华严婆娑洋世界变成了混混世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当时贼人的锋势非常锐利，攻掠地盘直到嘉邑，封授伪官，每天都把招揽豪杰作为要务。他们一向听说罗公的名声，又爱惜他的才干勇力，便拿金珠、衣服和物品作为诱饵招揽他。罗公怒目圆睁，大声说：『我罗某虽然贫穷，难道会去做贼吗？』于是给贼人的使者戴上刑具，把他们送来的衣物扔进厕所。贼人大为恼怒，但最终也拿罗公没有办法。南北道路阻塞时，有一位茂才梁星汉用蜡丸携带羽檄，催促罗公起兵讨贼。罗公秘密同各位绅士谋划，众人开始面有难色，罗公反复向他们说明利害，说：『贼兵虽然很多，都是乌合之众，能成什么事？诸位只要筹措粮饷，不要使它缺乏，征战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承担，即使牺牲性命也不后悔！』众人说：『好。』于是罗公联合总理刘衍梯、乡绅吕炳南等人，招募数百名壮士，驻扎在大营翁仔社，又在外围设置几十座营寨，形成犄角之势。部署确定后，人心因此振奋，才逐渐知道顺逆形势。淡水疆土的存亡，关键就在这一举了。戴逆听说义旗举起，又怒又恨，亲自督率数万贼兵轮番进攻。罗公毫无畏惧，大小数十战，从来没有遭受挫败，防守反而更加牢固。从此贼人的计策用尽，便不再有向东进攻的打算。当时淡水严密布置军队驻守大甲，上下联络，虽然有张硕卿司马驻军其中，但没有粮食，也没有兵器，内外援军全都断绝，众人都说这是螳臂挡车，几乎不可能不败。罗公以死发誓，仿佛根本不知道自身和家人的性命是什么东西，所以每次交战都能取胜。贼人一望见罗家军的旗帜，人人便丧失斗志，争相逃到数舍之外躲避。因此罗公的威名日益显著，掌管军务的人甚至把他比作杨大眼、王铁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过了很久，曾、林两位提军和丁观察先后率军到来，内外夹攻，所有失守的地方依次收复。又大量增集兵力，戴逆于是被处死，台湾疆土平定，这些全都是罗公倡导义举、奋力作战的功劳。贼党中有一个叫哑狗隆的人，性情强悍傲慢，在群贼中尤其凶恶。官军围攻了一年多，不能攻克。当道官员发文命罗公征讨他。罗公已经到达，巡视各军营垒，忽然被飞来的炮弹击中，于是牺牲。军门震惊悲痛，拿出白银一百作为丧赙，派遣官员和武弁护送他的灵柩回乡，最终成全了他马革裹尸的志愿。贼乱平定后，各位宪官逐项列举罗公历次战斗的功劳上报，朝廷奉旨为他建立牌坊，入祀昭忠祠，并赐予勇爵“忠信校尉”，这是特别的恩典。祠宇建成后，我题写楹联说：『才略奇特，连肝胆也奇特，几乎同睢阳侯那样怒目裂眦，十万军民一同流泪；身虽死而心魂未死，可叹命数屡次应验在李广身上，一生的骨相终究不能封侯。』这是说他的忠义出于本性，不是那种庸碌无能、依靠他人成就功业的人可以相比的。罗公有两个成年儿子。长子得胜，是武生，以勇力著称，真可以说是严挺之才有这样的儿子。我让他的本业在家中世代延续。唉！罗公去世距今已经十多年了，台湾人士仍然不断歌颂他的忠义。吴子说：宇宙之间第一等的人物，就是忠臣孝子，其余的人都卑微琐屑，不值得计算。当罗公抵御贼寇时，大家都说必死无疑，没有生还的道理，唯独罗公把自身托付给国家，意志更加坚定。这颗心就是段太尉、颜常山的心，难道是受到外在逼迫才这样做的吗？人生只要有一项本领足以称道，就可以流传后世，何况忠孝的大节，实在是依靠上天和祖宗的神灵来成全的。唉！难道不可以称为奇男子吗？戴逆叛乱时，贼兵全力进攻大甲，城池几乎陷落，幸亏罗将军的义兵起兵，才解除了围困。否则，大甲就会危险得像堆叠起来的鸡蛋，必然发展到开门迎盗，投降文书从袖中取出，整个这个地方都将沦为贼人的百姓。豹韬猿臂，老将谈兵；碧血青磷，沙场吊古。事后评论成败，罗公可以说是海疆中少数杰出的人物。戴逆不过是井底之蛙，作乱时却颇为仿效宋襄公的仁义，以不杀人为名，使用樟木刻成一枚伪印，直径数寸，四周刻有交龙形状，印文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伪造的檄文用黄纸书写。他所穿的服饰，全都取自戏班演员。有军师，有太监，有卤簿，实在荒唐奇怪。封授伪官，有内阁，有六部，有将军，更加荒唐。他这种僭越妄为、无耻至极的行为，实在是因为误信了稗官野史中的一句话造成的（指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故事）。他所依靠出谋划策的人，大多是星卜师巫之类。也有像邯郸才人那样，嫁给厮养卒为妻却毫不推辞的人。我想写一部《靖难录》来记载这件事，只是我的才华本来就像江淹晚年那样受挫，又因为王粲体弱，还有待以后再说。史书称道忠节的人，首推张中丞。他守卫睢阳时，那里不过是弹丸黑子般的小地方。一座城池有什么轻重可言？然而它遮蔽江淮，遏制贼军势头，又能使半壁河山安然无事，坚固如金瓯；这功劳难道在李、郭二人之下吗？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罗将军的功劳并不小。

译庄子说：螳螂愤怒地举起双臂去抵挡车轮，却不知道自己根本不能胜任；这句话最能准确形容这种情形。读书人穿着短后衣去从军，不就是所谓的螳臂当车吗？然而，忠孝节义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血性已经形成，不必等到驱使逼迫才去做；方正学之所以称他们为读书人的真正种子，正是这个道理。戴逆倡乱时，有几个读书人甘愿做贼人的鹰犬，真让杨光远也羞愧得无地自容了。等心绪稍微平静下来，我一定奋笔直书，以继承稗官野史的传统；无论人们知罪于我还是谅解于我，我都不敢推辞，也不能推辞，希望有识者能够谅解。戴逆的盗贼在民间发动兵乱时，全国的人都像发了狂，唯独罗冠英以农夫身份起义，实在奇异。他用未经训练、因田赋而征集来的羸弱士卒，抵抗数十万、日益强盛的强盗，志气却一点也没有受挫；而且没有粮食、没有兵器，也没有像蚂蚁、黑子那样微小的援助，只能搜集战马、补充缺额，凭一支孤军立于虎口之间。即使形势极其危险危急，也没有一个人产生叛变的念头。他不仅确实是铁汉，就连军中的士卒也无一不是龙逄、比干一类的人物。唉！真是可爱又可敬啊！那些抱着腐朽头巾空谈、对事情毫无补益的人，以及像夜郎侯那样坐在井中自我尊大的人，都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候补训导、邑庠生吕公传 先生名炳南，字耀初，原籍是福建诏安人。他的祖父选京公带着全家渡海到台湾，后来入籍彰化，所以现在是台湾彰化人。居住在三角仔庄，世代以务农为业。到了受赠官衔的世芳先生，善于经营积累财产，不到几年，家业就大为兴盛，吕氏于是以富有兴盛闻名。捒东本来就是功名利禄汇集的地方，闽、粤人杂居，各种鸡毛蒜皮的得失、蛮触之间的争斗，每天有三四起。官府苦于事务繁杂，往往置之不问；只要得到先生一句话，事情就能化解。先生为人坦荡，内心没有界限隔阂，而且才思敏捷，所以遇事能够决断，一时之间排除困难、化解纠纷，人们都把他看作当今的鲁仲连。这时先生出生才几岁，塾师教他经书，他都能背诵。稍稍长大后，仪表气度高大不凡，已经能够持身处世如同老成之人，没有小家子气的猥琐姿态。不到二十岁，就补为弟子员。从此声誉日益提高，城中人士便多半来向他叩拜请教了。受赠官衔的父亲去世后，先生独自掌管家政，扩大并整顿家业规模。为了奉养母亲，新建了一处住宅，楼台花木十分壮丽，在海东首屈一指。他购置书籍数万卷，从经、史、子、集直到雀籙、鸡碑一类的书，全都排列在一室之中，颇有顾阿瑛玉山堂的风味。起初，受赠官衔的父亲在世时，家中蓄养了一班梨园戏子，每逢宴请宾客，就命他们奏乐助兴。因此先生家精于饮食烹饪，仓促之间有客人到来，十几桌酒席一会儿就能办好。座上宾客惊讶不已，说护世城中的美味佳肴，不是人间烟火所能做出的。哪里知道先生家灶下的婢女人人都能做这些，本来就从未借助厨娘的才能。那时，先生好客的名声震动海滨，四方来游的文士都乐于让他做东道主；他们穿着缟衣、紵衣来订交，人人都称心满意地离去。至于有一技一艺、借伯通门下廊庑暂作栖身之处的人，也没有一个月不是天天有人来。拿他与郑庄设置驿舍、邀请宾客相比，恐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乡里有许多强悍侠客，其中有几名首领结党，成为乡里的祸害，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几乎要动乱了。先生和几家富室倡议建立奠安社，专门以压制强暴、扶助弱小为事，因此匪类收敛踪迹，乡里都依赖他。壬戌年，县中奸猾的胥吏戴万生作乱，杀害镇、道以下的官员，占据城池，县内外的人都随风倒向他。乡邻平素感念先生的恩德，争相到先生那里请他决定应当服从还是反抗。先生说：『这是贼寇，国家自有法律，为什么要听从他呢？』众人的心志于是才稳定下来。然而贼人垂涎先生的财富，又因为此前的事情早就想向先生发泄，便逼迫他索取军饷。那时流言喧嚣，局势几乎不可测，幸亏先生凭借才智保全自己。他表面上与贼人周旋，暗中却准备粮食储备和兵器，等待大军进剿，谋划恢复地方，像卧薪尝胆一样坚持了很久。适逢县绅罗冠英、刘衍梯等奉檄起义，但苦于力量薄弱、援助很少，于是暗中结交先生作为声援，筹集储备，招募壮丁，常常枕着兵器睡觉，直到天亮也不能入睡，大概精神和体力都因此交相困顿了。后来官军分路征讨，捕获戴逆并将其诛杀，台湾平定；先生在保卫台湾方面出力最多。贼乱平定后，所有为国事辛劳的人，当道官员都分别把功劳上报，唯独先生没有被举荐。介子推没有开口求禄，禄位也没有给予他，真是奇怪啊！然而先生没有丝毫失望的意思。过了很久，先生赴大比试，被推荐却未能考中。等到渡海东归，归船远远望见几座螺髻般的山峰，再过一会儿就要登岸了，忽然天边刮起飓风，帆樯倾斜，海水倒灌进船舱，船随即撞上礁石破碎，于是遭遇王子安那样的溺水灾难。海滨有熟悉水性的人听说先生的名声，按照辛余靡的故事赶快将他救起；为了报答先生的家人，又设法把遗体运回安葬在先人墓旁。看那墓穴，高高隆起。【‘睾如’疑为原文异文或讹字，具体义不确定。】在此以前，溺海而死的人大多成群埋葬在鱼腹中；自从曹娥背父尸以来，传记中大概很难再有这样的人。先生究竟修养了什么德行，竟能得到这种待遇，确实是不幸中的幸事。因此我用诗句挽悼他说：『先生真要在海上成神，愿望着宝筏、慈航，一同渡尽众生的苦难；我也不过是芦苇中的穷士，回忆琴歌、酒赋，最难忘记往日的交情。』当时流传说先生将继伍相之后成为海涛之神，所以这样说。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中，按道理大概确有其事。先生有三个儿子，松年、赓虞、赓年都为庠生，一门出了三个秀才，谈论此事的人把他们比作杜正伦。赞语说：方正学曾说，国家可以几十年没有才智之士，却不能一天没有有气节的大臣。人们说这句话实际上正是先生的写照。草野中的儒臣似乎与守土的官吏有所不同，但他独能奋不顾身，发誓报答君父恩德于万一，这不就是所谓的气节吗？唉！忠孝节义是宇宙间第一流的人物，也是用来树立万世人道大防的根本。那么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仍然凛凛然有生气留存啊！

译国子生运湖谢君家传 先生姓谢，名树棠。原籍是广东大埔人，祖先开勳公最初迁居台湾，传到先生已经三代，都居住在东边的田心庄。台湾中部的乡村都称作庄，这种称呼很古老；因为房屋建在田地中央二亩半的地方，所以以田心命名。台湾土地肥沃，可以和秦地物产丰富相比，又盛产竹木。凡是在稻田中建屋的人，大多在屋外种植竻竹，环绕起来作为屏障，坚固程度超过城墙堡垒。这正是《南山》诗所说的‘中田有庐’。先生的祖先世代都生活贫困，靠辛劳劳作谋生；到了先生，学习白圭经商取利十分之一的办法，不到十年，突然发家，家产达到巨万金，门户庭院焕然一新。直到今天，谢氏家族中讲究礼法的人，仍然首先屈指称道先生家。捒东是闽、越人杂居的地区，崇尚功利、夸张欺诈，人人争着凭势力互相比强，即使只是极小的怨隙，也一定要寻仇报复捒，不肯给别人留下丝毫余地。更加严重时便按族分类械斗，焚烧毁坏十几里地方，甚至有全家被杀、没有留下一个人的情况，官府也不能越界过问。这种恶习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现在，牢固得无法改变。先生竭力纠正这种弊病；除非是老奸巨恶、不是口舌能够争辩解决的事情而不问，凡遇到乡里的不平之事，无论亲疏远近，都居中调停，直到调解结束才罢休。先生性情谨慎厚道，而且料事多能猜中，口中从不议论别人的好坏，但胸中对是非善恶分辨得非常清楚，很有褚季野那种不动声色而能褒贬人物的风味，士人舆论都归附于他。只是先生所居住的乡里是互乡，那里好人和坏人混杂。他已经因为方正严厉而受到讥笑，又因为怀有珍宝而招来祸端，曾多次被小人侧目、想要向他逞强；但没有什么比戴万生之变更危险。戴万生也是旧家子弟，借团练之名结成盟会，拥有十几万党羽。官府逼迫得很急，于是他召集一群不逞之徒作乱。那时贼寇的气焰极其凶恶，南北道路全都阻塞，断绝行人往来；战鼓声相隔数十里仍不断传来。伪官四处征办军饷，目光闪闪如电般逼视众人，人们害怕他们胜过虎狼。各家富室困窘无计，有的人甚至哭泣。群匪怨恨先生藏有财宝，又因为义军首领罗冠英屡次主持先生家中的事务，所以对先生盘查拷问更加残酷。先生召集家人到一室中商议说：『贼军锋芒正盛，难以与之抵抗，这地方最终会成为战场，我将要像假人林回那样逃亡了。何况堂上还有两位老人，年纪老迈，行走艰难。现在这种时候，到哪里去找有车马的人借给我们呢？计策只有偷偷背着老人逃走一条路。』于是先生抛下财产不顾，亲自率领子弟们抬着两位老态龙钟的老人，从偏僻小道逃走，到内山偏僻遥远的地方才停下来。那时贼人正以攻掠土地、杀人为事，凶恶的气焰一直达到铁砧峰以北、八掌溪以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景象，和八公山的情形相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过了很久，空旷山谷中一有脚步声，有行迹可疑的人到来，他们就迁移。又过了很久，长人土伯、手持磬而来的人一出现，他们便再次迁移。像这样迁徙了两次、三次，仓促慌乱之中，已经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幸亏夫人能够洞察奸情，事先作好防备，所以没有遭遇祸患。先生逃入空旷偏僻之地时，一家老幼十多口，寄居停留的地方不止一处，常常穿着便服去探望问候家人。有时夜间独自踽踽而行，样子像奸细，很受巡逻者的刁难。一路上荆棘丛生、满眼荒芜，辗转迁徙、流离失所的情状，即使《郑侠流民图》也难以完全描绘。朋友们安慰他，先生却只说，这次行动实在是气数使然。而且祸福没有常态，塞上老翁的往事已经足以作为鉴戒。人们都佩服他的旷达。适逢张硕卿司马驻军翁仔社，义军首领罗冠英、刘衍梯作战最为奋力。当时贼人已经满足了所欲掠取的东西而离去，先生才带着全家返回故里，重新整顿家业。虽然知道贼众只是乌合之众，事情不会成功，但仍然鏖战了多年。一切军粮储备和火器，都由他自己出资置办，从未扰动公家一文钱；与卜式等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贼乱平定后，所有叛逆的田产按例应抄没入官。众人为了肥私囊，谋划得十分周密，唯独先生不肯这样做，说：『我虽然口渴，难道甘愿饮用盗泉之水吗？』他在乡里的廉洁谦让，多有这类事情。后来因为劳累过度，他一病不起，去世时五十四岁。先生的父母都活到大耋之年，以高寿著称，情形仿佛是替儿子借来了寿命。嫡妻江孺人，性情庄重文雅，善于持家。客人到来时，她便迅速穿鞋起身，拿出自家酿的缸面酒请客，务必让大家尽兴。贤子道隆，是郡庠生，孝顺友爱、和睦相处，读书声整夜都能传到门外。他亲近贤者、喜爱宾客，大概仍有父亲的遗风。吴子说：习俗对于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把机巧权变当作才干，把横行奔逐当作巧妙计策，甚至还有人倡导忠厚，却说忠厚只是无用的别名；这样的人居心如何，难道还值得追问吗？王荆公说：『如今败坏风俗的原因，不在佛经，而在学士大夫沉溺于利欲，彼此以这种言论相互推崇，只是不知道自我修养罢了。』荆公的学术虽然偏颇，这句话确实非常恰当，不可改变。谢先生从桥门出身，听说他在乡里施行义举，品行很高，正是所谓不刻意循迹却自然合乎道义的人；直到盖棺论定之日，人人都称他为善人。唉！善人，我已经无法见到了！

译直隶州知州衔、赏戴蓝翎、甲午科举人修堂刘公传 先生姓刘，名献廷，号修堂，原籍是广东平远人。祖父某公迁居台湾淡南的蛤仔市尖山庄。到了受赠官衔的父亲兰斯，他是太学生，善于经营生计，屡屡积累到数万金的家产，门庭焕然一新，刘氏于是成为当地的望族。先生脸颊丰满、额头宽阔，皮肤白皙，头发稀疏，只有几十根。他为人如和风朗月，与人交谈时，喜怒不表现在脸上，相处越久越令人心醉；他的意趣深远悠长，很有吴郡陆伯言的风味。距离尖山约五里的地方叫猫里，先生的安乐窝就在那里。猫里是淡南的一个村镇，人口稠密，很有城邑的规模，四方的风雅文士和游人每月都有人来，从无空闲之日。先生既是当地主人，又兼有师范之任，客人到来都接纳他们。他说：『《范史·党锢传》中的人物，三君的迂腐容易做到，八厨的豪爽却难以学到。李膺凭声名自高，有士人得到他的接待就称作登龙门，求给他驾车都不可得；这种夜郎自大的习气，不仅使人情上无法亲近，也是招致祸患的阶梯。』他既然这样说，他的品行也就可知了。因此先生性情谦逊温和，从未高傲地树立自己的风骨。他尤其喜欢谈论诗歌，诗作温柔敦厚，正像他本人；每有一篇作品问世，人们都争先阅读，以此为快。台湾的风俗轻薄浮躁，喜欢招纳任侠之士，和孟尝君以封邑招致宾客相类似。又有刀笔吏出面挑拨构陷，拥有百金的家产，早晚之间就可能耗尽。严重时还会相互报复、寻仇，灾祸到来往往十分惨烈。先生竭力纠正这些弊病，无论事情大小，都一定尽心尽力为人排解，人们也感动而惭愧，没有人提出异议。因此猫里的风俗以仁厚乡里著称，评论者把它比作陈仲弓、王彦方。在此以前，金匮孙文毅公出任浙闽方面的长官，把主持风雅作为自己的职责，一时名士纷纷投奔他，如同群鱼游向大海深处。先生进入权贵之家却像进入蓬草小户，即使是大将军请他作宾客，除了诗酒之外，始终不谈一句私事，人们称赞他有操守。适逢有嫉妒他的人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流言像云一样纷纷兴起；过了很久，上级官员查明这是诬陷，事情才得以解除，先生的声誉日益显著于公卿之间。凡是乡民有疑难案件，全都委托给他办理，没有不能治办的。至于修筑城墙、请求增加乡试解额、制止械斗以及防备夷人、抵御寇贼等举措，事情都繁重复杂，先生独自一肩承担，没有不能迎刃而解的。先生两次上燕台。他经过姑苏时，有一位良家女子流落乐籍，在席间详细讲述自己的家世，眼泪不断落下；先生拿出钱财帮助她，母女二人拜谢后离去。先生居乡时，有位上舍生张光祖曾经做过他的业师，晚年处境郁郁不得志，先生前后资助他，心意十分真挚；这尤其是盛大的德行之举，在士林中十分罕见。他存心仁厚，多有这类事情。他有几个儿子。长子名翰，考中庚子科孝廉，具有内阁中书衔。次子名翱，是郡庠生；我援引北齐干阿嬭的事例，称他为干甥。他性情谨慎整饬，喜爱读书，完全脱去了五陵游侠的习气，可以说很像舅父何无忌。孙子秉先也是郡庠生。我把其他人比作韩婴，称其精明强干而以声名著称。吴子说：学术真是困难啊！品行卑鄙的士人不值得谈论；那些品行较高的人，比如元龙那样的湖海之士，意气自负，胸中却容不下一件事，未免太狭隘了。我出生得晚，却还来得及见到先生的风采，他像一位恭谨温厚的儒生。先生大概是一位有道之人吧？不然，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感人的善良气息呢？乡里有个叫李朝勳的人，以医术闻名，死了几天后又苏醒，说自己在冥间见到了先生，先生所主管的事务非常繁重。话虽诡秘，却也可以看出幽明两界的道理并无二致：活着时我顺应事理，死后我也安宁。古代所称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的乡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译医者许一壶传 先生名如栋，原籍是海南人。父亲某公是诸生，居住在嘉义县的竹林庄，以善于教导学生闻名，和他交往的都是端正之士。家中只有中等财产，他性情挥霍，不知道世间还有追逐功名利禄的事情。晚年家境更加窘迫，于是郁郁不得志而死。母亲某氏也相继去世。当时先生兄弟年仅几岁，孤苦伶仃，无所依靠。稍稍长大后，他离开家乡远行，走了数百里，到达孟津，替人掌管会计事务，安分供职，深得店主欢心。先生本来淳厚谨慎，又聪明敏捷，完全脱去了少年时放荡享乐的习气。有空便同精通方术技艺的人交游，凡是葛洪《肘后方》的医经、华陀的五禽戏，他都极力搜求，务必弄清其中要领。这样过了几年，终于精通治病；请他治病的人在门外接踵而来，当时舆论把他比作董仙杏林，由此可想见他的名声有多么显赫。当时这里刚刚开发，山间岚气和瘴气蒸腾弥漫，稍有不慎就会致人死亡。偶尔有人私自开设药室，暗中出售假药材，偏僻乡村的愚昧百姓因误用药物而接连丧命；人们只归咎于自己生不逢时，却不知道费长房那样能够悬壶济世的仙人，本来就不是可以屡屡遇到的。先生感慨地说：“唉！人的性命不能当作草芥看待，怎么能把给羊灌水、在田垄上弄虚作假的取巧办法，移用到生死关头呢？既然如此，我就做韩伯休吧！”凡是准备的药材，无论来自豫、蜀、楚、粤，都不是道地药材便不采购储备。又精心考察《神农本经》和雷公遗法，无不依照古方炮制。他制作的药物精良洁净，价格低廉，所以很快售罄，救活的人不计其数。过了很久，生计渐渐充裕，才娶了某氏为妻。妻子也俭朴勤劳、和善温顺，内外没有任何闲言，世人都说他得到了贤内助而向他道贺。先生又召弟弟回来，为他娶妻成家，生了几个子女，都是先生扶养照料成人的。这正是子舆氏所说的贤父兄。先生既以名医之才闻名于当时，市上那些摇铃行医的人暗中嫉恨他，稍稍做出要捉拿他的样子；先生却以诚相待，丝毫没有芥蒂之心。平日生活总是节俭自奉，一遇地方上的义举，便倾囊倒箧地拿出来，毫不吝惜；那些守财奴见了也要面露惭愧。孟津是海边的大镇，四方文士常常游历到这里，先生欣然乐意做东道主，请他们饮酒吃饭，为他们传播声誉，从不显出懈怠的神色，也不摆出施恩者的神态，具有郑当时设置驿舍款待宾客的风范；这尤其是盛大的德行，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他平日教育子弟，以忠信廉洁为根本，把才华放在其次。晚年才把家政交给儿子，随着经商所得随时施舍。从此隐居山林，二十多年不再出门。后来没有疾病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先生有几个儿子，天性沉迷读书，而且慷慨好客，不摆出宋五那种坦率的姿态，大概都有父亲的风范。吴子说：马少游曾说，士人活一世，只要衣食勉强足用，乡里称他为善人，这就可以了。这话似乎是对中等资质的人说的，却不知道安于自己的地位而不求超出本分，宗旨就在其中；自古以来被推为第一流人物的，不过是把这种平常的行为做到极致罢了。忠信廉洁，是平常的行为，却也是最高的德行。世上有些人把忠厚说成无用的别名，这些人都是沐猴而冠之类。人的品行只怕不能成为平常正当的品行罢了。“庸”就是平常，平常便能达到极致，达到极致便能流传后世。郡庠生星南吴先生传 先生姓吴，名应台，是广东嘉应州人，世代居住在嵩山乡墩上村。父亲光黼，是有名的诸生，以善于教育闻名，也就是孝廉宋心珠先生的业师。先生从小读父亲的书，奉行子弟之道十分谨慎。他性情豪迈洒脱，重视诺言，颇有古代烈士的风范，乡里人多依靠和信任他。他同先父交情最为融洽，曾在我家设馆授徒数年。他写文章，以金、陈、章、罗诸位大家为主要宗法对象，把坊间流行的文章当作客套之作。凡是题目一到手，必定苦心钻研，从极细微的一线中逐字逐句地冥思搜索出来。他那些高明的文章，即使放进“荆其章集”中，也足以真假难辨，然而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际遇。先生家世清贫，父子二人各自以写文章谋生。刚满二十岁，便奔走于粤东粤西相距一千多里的地方谋求衣食，因此在五羊城一带留下的踪迹尤其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起初，元和陈厚甫观察使以经学老师闻名，主持粤秀书院的讲席。先生亲自承受他的指点教诲，写文章高雅古朴而且有法度，常常扪心自问，坚定而决然地相信自己应当在科试中得意。谁知屡次应试，屡次受挫，那个炫耀美玉的人竟然泪流数行。可悲啊！过了很久，先生才游历台湾。台湾古称毗舍耶国，正是所谓乾坤东港、华严婆娑洋世界，真是气象宏大、充满大风采啊。先生自己说，到了台湾以后，天风海涛给了他极大的山川助力，文章也更加奇崛。因此取得青紫之服，仿佛操持着左券，声誉一天天传到公卿之间。当时先生以文章声名震动海滨，外地读到先生文章的人，看到他刻削峭拔的笔锋和【原文“■〈扌〈勹外〈玄去亠〉内〉〉折”疑有讹误】的思致，都怀疑是前代贤人复生。可是本乡人反而熟视无睹，这种重耳闻而轻眼见的习气，从汉、魏直到今天，已经数千百年仍然牢不可破。天下没有比我们乡人更愚昧的了。当时我也客居台湾中部，像亲戚一样在他身边交谈，心情十分欢乐。起初我担心吴先生头发白得太早，便加以安慰。后来南北道路相距数百里，天涯地角，见面实在困难。后来听说先生厌倦尘世的无味，果然应验了“吴发日短、吴命短”的谶语。可悲啊！先生有几个儿子，长子阿懿不怕跋涉数千里渡海，把父亲的遗骨装在匣中运回，葬在乐邱的原野上。孝子集中出在一家，难道不应该表彰他们吗？次子某，考取博士弟子员，以文学使家业世代相传。赞曰：先生眼睛远视，视力不能达到远处，所以借助后天的补救办法，常戴着靉靆，像丹铅一样不离手；人们以为这是寄托傲意，其实不是。我也有远视的癖好，所以了解他；天下只有患有同样毛病的人才能彼此怜惜，因而才能相互谅解。先生天伦之情深厚笃实，做事光明磊落，如同青天白日，可以用来匡正浮华风气、扶助名教。我想追随他的芳踪，却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这正是寿陵余子学邯郸步却没有学会国都步法的故事。唉！钟先生在粤地时，有卢同伯、桂文耀两位先生受到他的器重；他曾集合古人的句子赠给他们说：“卢橘夏熟，桂树冬荣”，真是巧妙到了极点。后来卢同伯成为进士，被选入部曹任职；桂文耀则进入词馆，以声名闻世；可以说真正有识之人不会错失人才。有人问这两句出自哪里；我说上句出自司马相如《上林赋》，下句出自曹子建《朔风诗》。●附录二 论台湾地区设置头人 论台湾地区设置屯政 论台湾地区筹办积储 给主管官员的信

译呈给主管官员的信 论台湾地区设置头人 钮玉樵《物觚》说：康熙四十年七月，皇帝驾临索尔哈济，有一位喇里番头人进献一架彩鹞、一对青翅蝴蝶。皇帝问这两种东西产在哪里？头人回答说，生长在穹榖山中；鹞能够捕捉老虎，蝴蝶能够捕捉鸟。皇帝听后大喜，赐给他金钱遣返回去。这就是头人这一称呼的由来。考察《周礼》的典制，没有一件事、一样物、一个地方不设置官员。例如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一乡的官员有三千二百五十五人，六乡就是七万五千家，官员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人，六遂也是这样。像比长、闾胥等官职，品秩虽然低下，也包含教导民众的意思。汉代有亭长、啬夫；《范史·百官志》记载，乡中设置有秩、三老、游徼，都是治理一乡的人。台湾地区五方杂处，事务繁杂，语言庞杂，所以设置头人。按照以往的惯例，只有家道富足、平日品行端正谨慎的人，才准许推举充任。官府按照考核成绩的办法对他们赏罚，因此对地方有所帮助。如今却不是这样了：他们把官府印戳当作护身符，把公文檄文当作奇货，竭尽善良百姓的膏血，结果只是用来填饱豪强的口袋。即使有贤明的主管官员，也往往陷入他们的诡计而不自知。唉！这真是可叹啊！近来街市乡村，又有一些被称为某甲、某乙的人，都是头人。他们平时尊奉的神叫“案牍爷”。这神特别灵验显赫，只是性情上躲避科举、亲近徒隶。看见有人穿着短襻帽、皂靴和缺襟袍子，便欣喜异常，让他的同伴弯下一条腿，做商羊起舞的姿势；那人连声应诺说：“奴才们谨献火腿，恭请恩主大老爷金安。”礼数十分恭谨。这时祥云布满天空，神再转动法轮，立刻化身为千百亿个褦襶子，出入在公人世界之中，所以玩弄法律条文的本领颇像黔驴的那点伎俩。他们的品行虽然卑贱，声势反而超过缙绅，即使天生一副媚骨，也是靠衣钵传授下来的。唉！头人实在太奢侈了。古人称有人的头而发出牲畜叫声的东西，不正是这样吗？吴氏说：《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赞语说，萧何在秦朝时只是刀笔小吏，平平庸庸，没有什么奇特节操；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故意运用抑扬笔法。我认为萧相国不可企及之处，正在后面六个字里；如果舍弃平庸而去追求奇节，反而就错了。有人问：“案牍可以称爷吗？”回答说：没有这样的人，东方朔也能写出《答客难》；有子虚过誉、乌有先生、亡是公，司马相如也能作赋，这就是先例。何况援引先例来核查案件，本来就是舞文弄法的官吏惯用的伎俩，有什么不可以呢？自从“爷”这一称呼开了先例，于是长随中的大爷、二爷、三爷之类，像云一样纷纷出现。他们衣襟秃缺、袖子窄小，眼睫毛长约一寸，善于伸出手臂做穷孩子讨钱的样子；稍微触犯他们的欲望，便翻脸不认人。稍微文雅一些的，就借口中间有阻隔，隐约表现出《瑟歌》的意思来推辞；这又是另一副狼贪鬼脸。叶水心所谓“公人世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王荆公制定差役法，温国公取用它，却因苏东坡的议论而有所阻碍，后来便实行雇役法。从此以后，官吏有了可以占据的缺额，却没有士人的操守，人员品流日益混杂，所以吏治日益败坏。顾甯人说，后世官员没有封建而吏役有封建，这句话确实饱含感慨。黄黎洲《明夷待访录》也有让诸生掌管六曹的主张，并非没有见地。至于王庄甫《宦场一笑编》中所谓家人打跧充作卖火腿之类，就只是恶意的恶作剧了。论台湾地区设置屯政 台湾作为一个郡，本来就是天下逃亡者聚集的地方。山海阻隔深远，即使善于步算的人也无法穷尽追查他们的踪迹。又有成百上千的野番盘踞在灵山，给台湾百姓造成很大祸害，而政教也无从施行。筹划经营台湾疆域的人，难道还不应当加以留意吗！据《元纪》记载，成宗元年春正月，任命刘国杰为湖广平章政事。辰、澧一带溪洞很多，宋代曾选取百姓建立屯田，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他们抵御各部蛮人；在澧州称为“隘丁”，在辰州称为“寨兵”，后来都废除了，刘国杰全部恢复了这种制度。又在盗贼出没的地方设置三十八处戍所，分派屯驻的将士守卫。由此东至交州、广州，西至黔中，环绕湖广四境都有屯戍，制度周密，各部蛮人不能再来侵犯。如今台湾地区设置番屯，实际上是取法古代制度。又仿照汉代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的旧例，设置别部司马二人，分别驻守南北两路。又有屯千总、把总、外委等官员，也都设置齐备了。当初设置屯政的本意，是认为全台湾本来就是番地，生番害人比盗贼更厉害，所以用番人治理番人，借此作为招抚招徕的办法。却不知道台湾的生番与楚、粤、黔中一带的苗、猺不同。熟番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白白耗费俸禄钱粮，只让奸诈的头目填饱口袋，胥吏也从中获利罢了。似乎应当把屯丁分派充作隘丁，责令他们防御生番，根据功过实行赏罚，不要滥赏，也不要纵容，这样对于台湾事务或许会有所帮助吧！然而这不过是空谈罢了。您的门第高达九重，我这个草野中的微贱之人，哪里能够进入登闻鼓院把这些事上告呢？何况上书议论政事的规矩，天下遵守禁令已经很久了！论台湾地区筹办积储 《周礼》中有仓人、廪人的职官。考察星经，天仓六星位于娄宿，是储藏谷物的地方；西南方四星称为天庾，是积存厨中粮食的地方；又有天囷十三星，主管供给御用粮食；天廪四星，主管积蓄黍稷。君王效法上天施行政令，把积储看作天下最重要的命脉，因此仓储十分重要。王安石的青苗法暂且不论，至于汉代耿寿昌、隋代长孙平上奏设置常平仓；此外还有社仓、义仓、黎阳仓、广通仓、惠民仓等名目，可以平价买入粮食，也可以防备意外灾祸；他们为百姓谋划，实在深远而周到。然而实行不久便弊病丛生，难道是良法难以恢复吗？还是推行法令的人没有选对呢？台湾本来是肥沃富庶之地，百姓安乐富足，靠台湾米粮维持生活的人每年不少于十几万人，似乎积存粮食这一举措并不是什么轻重攸关的大事；只有严司马紫卿能够考虑祸患、预先防备，毅然把积储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一举措多么美好啊！所担心的是照搬旧例办理，只是白白烦扰账册，百姓的膏血容易耗尽，豪强的欲壑却难以填满；如果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那么这种义举就没有什么可贵之处了。否则，他难道不知道一粒米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也不知道古代法制应当遵守吗？因此，崇尚实际、贬抑浮华，关键在于等待那些负有治理百姓和地方责任的人去实行。吴子评论说：三代以后，喜欢谈论积储的人很多，但兴办有利于国家的事业，结果恰恰滋生了弊病，这就是所谓只有善于治理的人，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治国之法。专门从事虚文末节，只为在一时之间愚弄百姓，这就是所谓口头上给予恩惠，实际却没有兑现。

译又说：严公的用意是好的，只是有人担心会受人欺骗。至于受骗，那只是因为办法也已经窘迫了。起初，严公到任处理政务时，气势非常锐利，发檄文命令各乡头人捐粮以筹备仓储，有不服从的就上报，原是想仿效刘公一纸文书便令政令必行。当时士绅有人援引郑国国君乘车救济百姓的故事来诘问他，严公发誓表达报国的心意，态度更加坚定。各位头人观望了很久，很害怕被诛罚，偶尔带着鱼鳞册，像雁鸭一样排队进来接受查验，于是纸上活生生写着某人捐千、某人捐百的字样，严公便喜出望外；却完全不知道那只是海市蜃楼，宫阙全在云雾之中。过了很久，有几个褦襶子相互谋划说：凡是代理官职的人，不过是五日京兆罢了，有什么可怕的？不久听说郭威一到，新留守已经开始办公了，各位头人都拍手庆贺，于是共同熬制一碗糊涂羹喝下，甜得像蜜一样，连褚公的讥笑也顾不得了，并把御史台的霹雳符一并付之一炬。再次发檄文催促时，那些人便逃走了。严公到这时才听说实情，心中颇为后悔。然而政令已经发出，难以收回，即使把旧令尹的政令告知新令尹，也已经形成前后任相互抵牾的局面，所以实行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成效。诸葛武侯曾说：治理太平之世要靠大的德政，而不靠小恩小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盏〕 确实如此。难的并不是处理政务，而是在处理政务时能够认识大体。据《后汉书·刘般传》记载：汉明帝想设置常平仓，参与议论的公卿大多认为便利。刘般回答说，常平仓表面上有利于百姓的名声，实际上却从内部侵害剥削百姓，设置它并不便利。明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这个记载与我的浅见可以相互发明。给主管官员的信 我在某月某日恭敬地读到您的手谕，畅快地发表意见，不亚于御史台的霹雳符，仿佛有千军万马的气势；这才知道那些微不足道的鼠辈，竟然受到上级的钟爱。当时我这个老头儿闲散无事，只好勉强援引古人冒暑渡过泸水的事例，深入不毛之地，幸而夺回和氏璧而归。这样强大的弩，竟专门为小老鼠发射。疲惫啊，这一趟行程！我仔细观察当地的山川形势，山深路险，有十几重险阻，不只是狡兔三窟而已。既已把形势、地势和禁令都用尽了，金戈铁马又难以达到，想寻求善后办法，几乎就像子野听歌一样，只能呼喊“奈何”而不能置之不理。所派遣的纪纲人等，占据乡里，茫然不知道法纪是什么东西；于是使石壕村里出现差役捉人的情形，像博浪沙中连续十日进行大搜捕。一张公文票据早晨送到，中等人家的财产晚上就会耗尽。古人所说的灭门县令、破家知府，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乡俗的弊病难以尽言，例如某事如此，又某事如此；这些奇异的情状和丑恶的行为，恐怕即使有萧何制定法律的才干，也不容易了结这桩重大案件；那些疲软无能的人更谈何容易呢！某地兼处两种边界，尤其属于顽梗不化之地。甚至发生人伦惨变，叫人不忍开口，天理灭亡，家族将要陷入赤贫。山中的魑魅魍魉在白天现出形来，海上的潜伏盗匪和游魂窥伺着我百姓的空隙；这也是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所暗自忧虑的事。幸好去年您承蒙屈驾莅临，地方才稍稍显得安宁。如今走走停停，躲避骢马御史，难道不是说明我们的道路可以实行的征兆吗？只是，知己知彼、观察自己也观察别人，古人早有明确的教诲。至于一个落拓的书生，连自己和一家人的安置之处都还不知道，竟敢昂首扬眉议论天下事情的是非得失，也实在太不自量力了。然而喜爱善良、憎恶邪恶，是人的共同本性。手持利剑来平定妖魔，是想让人吐出胸中的热血；借助清议来维持风俗教化，是想使尚未死亡的良心继续存在。世上有询问樵夫意见的事情吗？请援用白香山乐府和杜牧之【原文“■〈白上辛下〉”疑有讹误】议论政事的事例，正襟危坐，以谈笑的态度把这些事说出来。一、铲除无赖光棍以整肃法纪：古人说，访查捉拿讼师，始于子产治理郑

译国的时候。台湾地区这种风气尤其盛行。有人翻出一百多年前的旧案，说成是冤屈深重、沉冤难雪；又串联几十个人的姓名，说成事情出于公众舆论。搭建空中的楼阁，笔锋比刀还快；在平地上制造风波，胆子大得无所畏惧。豪强恶人中如果有人犯了这种事，情节严重的，就详细请示革除其资格；次一等的，就把他的名字写在街上的弹劾碑上，作为蛀蚀百姓、危害政务者的警戒。一、禁止私自用刑，以培养元气：台湾的习俗是，衙门凡遇到涉及人命、盗案等案件，有的禀报官府后实行拘禁，也有的未禀报官府便私自拘禁。一到这种地方，就会罗网交织、陷阱密布，使人无处求生。还有查馆的人役，借巡视为名，实际上如同剑树刀山，阎立本所绘的地狱变相图，也不过如此。小民爱护自身和家产，还不如爱护自己的性命；在鞭打拷问之下，还有什么要求不能答应？这时如果有人不倾倒箱笼行贿以求免祸，反倒不合人情了！大概法律条文越繁密，官民之间的授受就越多，弊端多到无法穷究。可叹啊！那些无知的百姓也是人的子弟，却任凭血肉之躯狼藉在鹰犬之手而无处控告，难道也不值得听闻这种以人肉作鼓吹的惨状吗？一、禁止株连，以缓解百姓的困苦：台湾各地五方杂处，父子兄弟分居的有无数人，同姓而不同宗的更多，彼此之间远得毫无关系。可是近来的诉状，惯常把“房户”二字作为一网打尽的办法。譬如作文，有主旨，有陪衬，有关键处，也有包罗一切、扫除一切之处。诉词中列出的正犯，就是主旨；列出的附从，就是陪衬；接着列出的干证，就是关键处；再往下列出房亲甲乙等人，就是包罗一切、扫除一切之处。所谓房户不论亲疏，只论贫富：家里没有半亩田，即使是同居兄弟，也冷漠地不算在内；袋中有二十金的积蓄，那么闽、粤、漳、泉之人便一齐被拖进浑水。用古语说叫“罗织”，用俗语说叫“牵扯”；即使汉代的沉命法、明代的瓜蔓抄，恐怕也未必有这样惨酷！这是台湾第一恶习，何不以我大清圣朝宽大的治理来洗涤它呢？一、扩大耳目，以防止闭塞蒙蔽：古代的官员不一定十分尊贵，但士人受到尊重。马援讥笑公孙述像井底之蛙、妄自尊大，这句话把鄙陋之人的行径说尽了。却不知道尊重尊贵之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尊重绅士，也是为了尊重朝廷。况且一个县中，难道会没有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可以托付他们充当耳目、担任心腹辅佐吗？而且这样暗中还可以寄托激浊扬清的意思，对移风易俗很有帮助。古代的循吏，胸襟如和风朗月，官员同贤士大夫整日相见，没有一点瓜田李下的嫌疑，而境内得到大治，这样官员和绅士就联合成一体了。鲁仲连说得好：“天下士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替人排除忧患、解除纷争，平定祸乱，却不取任何报酬。”应当集思广益，学习诸葛武侯。一、禁止需索，以安定善良百姓：古代礼制明确尊卑等级，一点也不能逾越。读《史记·曹相国世家》的文字，只有相府称为正堂；现在却用来称郡县衙署，就是僭越。读《左氏》“子家子命适公馆”和《礼杂记》中关于公馆、私馆的文字，只有国君居住的地方称为公馆；现在却用来称宅第，也是僭越。读《六韬》中大将设置营垒、陈列军队、在辕门立表的文字，只有元帅驻军的营门称为辕门；现在却用来称门闾，同样是僭越。又如“宪台”二字，在京城只有都察院、在外只有按察使可以这样称呼，《百官志》《会要》等书都可以证明；现在府、道也称为宪台。某爹、某爷的称号，只有藩王封爵或镇守一方、德位都很高的人才可以使用，《南史·始兴王憺传》和《宋史》中称宗爷爷、岳爷爷的各篇都可以证明；现在普通臣属也称某老爹、某老爷，都是僭越。僭越就没有不妄为的。然而各种僭妄之中，唯独胥役的僭妄最为严重。他们借虎威出行，乘坐四马高车，俨然像司马相如乘驿车宣谕蜀地那样气派。还纠集游手无赖之徒，若干人闯入一室，索要酒肉、索要床榻，甚至索要洋烟、金银，动辄十数、百数；更有索取数百金仍不满足的。

译小民只能饮泣吞声，想要互相告发，又怕投鼠忌器，官府或许会兴师问罪，使一家人全部死绝。这些人披着人皮却有兽心，以别人的灾祸为乐，仿佛宗庙之中只有发生祸事才觉得光荣，天天肆意伸出枭鸱般的嘴来搏击吞噬善良百姓，实在是不用等到教化便应当诛杀的人。他们又非常贪婪，也非常狡猾；他们敲诈索取时便摆出气势、作威作福，专门挑选善良人家来残害；遇到恶人却唯恐躲避得不够快。过去严紫卿司马深知这种弊病，禁止他们乘车以及额外苛索，违犯者杀无赦，真是清明时代的循吏啊！一、整顿侍从，以严肃关防：古今的循吏，以东汉东京最为兴盛，但他们大多受到功曹的治理，从甘陵部党所称道的情形便可看出。今天的幕友，很像古代的功曹。我乡汤滋圃在南阳做幕友时，戏作一副联语说：“劳形于详验关咨移檄牒，寓目在钦蒙奉准据为承。”其中每个字都是佐证。地方官上有幕友，下有家丁，这些人低手鞠■〈月〈氺上巴下〉〉、投身门下，究竟想做什么？不过是为了谋求私囊罢了。他们最善于窥伺上司脸色和喜怒，以施展招摇撞骗的伎俩；一旦落入他们的圈套，像伯州犁那样上下其手，那么小事、大事就没有一件不会被弄糊涂。只有长官谨慎控制自己的笑容和脸色，鬼蜮伎俩才会立即穷尽。今天由我主持政事，又何必害怕花言巧语、善于逢迎的孔壬呢？这番话愿与坐在公堂上的人共同参详，不要怪我像丰干一样多嘴！一、严格追究反坐，以遏制诉讼的源头：《书经·盘庚》说：“如今你们喧扰不止，兴起那些轻信、险诈、浮薄的言论，我不知道你们究竟在争讼什么。”台湾的风气很像这样。可是那些习学申不害、韩非之术的人，动不动就使用某某字样，真令人痛心！良工苦心竟至于此吗？就因为这几个字，不知害得多少人的财产和性命！又有一种奸民，田宅已经卖掉以后，仍然粉饰言辞欺骗官府，官府也知道他是在诈骗，批驳斥责他，起初好像要把葛藤全部斩断；可是忽然又转笔，仿效文章家轻重抑扬的笔法，借口暂且等待派差役查明回复。这位官员起初只是替刘四骂人，后来却成了邓析教人争讼；一层波浪接着一层波浪，只是给胥吏制造发财机会。诉讼的源头一开，百姓的皮肉就被剥尽了。读韩愈《蓝田县厅壁记》所说“文书行雁骛进睨，丞丞涉笔署唯谨”，情状如同绘画，真是造化之工啊！这些人熟悉文书流程，要求加盖朱批、请求判令施行、请求使用印章，旁观者以为他们勤于公务；谁知道这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呢！我私下认为，诉状中凡有诬妄之处，就应当引用反坐的条款来拟定其后果，希望奸人有所畏惧，这未必不是移风易俗的一种帮助。一、迅速审理判决，以减轻百姓的财力和劳力：《周礼·司寇》有三百条关于审理诉讼的文字，大概盛世没有积压的案件，治理国家也不应有积压的案件。《史记·匈奴传》和桓宽《盐铁论》都说过这一点。一个人兴起诉讼，就会使几户农民耽误农时；一件案件形成，就会使十户人家倾家荡产。承接诉状的人收取的钱还没有满足，就不肯撤销传唤当事人见官的票据；承办刑名的人润笔钱还没有吃饱，就不肯悬挂听审的牌子。他们利用完整的刁诈谋划来整治本来正当的案件，又用剩余的毒害来报复小小的私仇。在文书末尾带上一名人，便成为附骨之疽；在公门承受万般罪责，便是切肤之痛：异史氏也说过这些。除了重大案件姑且留待日后办理，若是众人哄闹而成的案件，应当立即审断；何必玩弄时日、耽搁岁月，习惯成公人世界呢！吴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的狡诈巧饰已经很多了，台湾尤其严重。差役的尊贵超过绅士，总董的权力重得如同州县长官，流弊哪里说得尽呢？我州戴太尊有一副官署对联：“穷秀才出身，何必十分官气？活菩萨度世，要存一点婆心。”袁简斋明府说的“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几句话，可以补入崔寔的政论中。请求和解息讼的人，可以答应就答应，不要矫枉过正；陈述利弊的人，可以采用就采用，不要自以为聪明而逞强。正直之道施行于夏、商、周三代，不能欺骗一代人的人心；赏罚以大公为根本，总不可能撼动南山般不可改变的铁案。一个人有罪，自在青天白日之下；三尺刑法，不越出天理人情的极限。前人称说陶公使用法律，往往能得到法律条文之外的深意。又有范滂登车执辔，慨然产生澄清天下的志向；范希文还是秀才时，便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也是这个意思罢了（范孟博的事，见《后汉书·党锢传》；范希文的事，见《宋史》本传）。范仲淹文集中有许多经世济民的名言，若只论文章，似乎比欧阳修略逊一筹；然而他胸中藏有数万甲兵，具有极大的经世济国才略。宋代几位著名宰相，必定要说韩琦、范仲淹，原因就在这里。读《岳阳楼记》，尤其可以看出他把天下人的饥饿和溺死视为己任的胸襟。他的儿子范纯仁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终身诵读先父的训诫而不忘，真是一代伟人啊！

译呈给各位主管官员的书信 关于大规模工程和海疆安危的关系，谨陈开创与善后事宜，恳请明察是否可以施行。私下认为，台湾古称毗舍耶国，向上通达天津，向外控制四方夷族，是东南七省的门户，实在是海内第一险要之区。我大行皇帝谋虑宏远，眷念台湾疆域，特地命令大小臣工开辟台山后方一带的草地，务必使千里疆土如手臂手指般协调响应，长久稳固金瓯。这个工程，实际上一事而有三利。台湾的土地比贵州一省还广，四通八达。从前洋人美利士认为大南澳不属于中国版图，便割据在那里招人开垦，实际上是觊觎雷封一带；后来因为我军力争，他才逃到海外躲避。如今统筹全局，开辟千里国土，从此卧榻之侧，永远不再容许他人酣睡。这是第一利。台湾的山又高又深，何止几十、上百重；山内外都有人居住，山里则是生番的巢穴。只有人与生番交界的地方，多是逃犯聚集的巢穴；我过去在厅志中已经极力说明其弊端。如今全面进行开辟，由浅入深，所有兔窟蚕丛般的险僻道路，都变成平坦宽阔的大道，那么匪徒便失去凭借，地方风气有望肃清。这是第二利。台湾土地肥沃，足以与关中土地相提并论，物产所带来的利益不可估量。如今开辟以后，土地形成赋税，赋税数额自然丰盈；所谓有土地、有人口、有财富、有用途，王政的规模就全都具备了。这是第三利。正因为有这三种利益，所以国家不惜花费数千万、上百万的金钱来巩固险要疆域，为亿万百姓的生计造福，这是多么幸运啊！只是这片幅■〈巾员〉辽阔，工程劳役浩大，而且开创与守成的形势不同，海疆与内地的情况有别，在草创之时经营筹划，其中实在要费尽心思。查考全台湾郡县所管辖的地域，南北有二千里多一点。若是山后，道路迂回曲折，更难以用驿站计算。由于山岭崎岖，林木丛杂，到处都是生番的渊薮。生番的形状如同野兽，性情顽劣，依靠岩穴居住，常在险僻处窥伺行人并杀害他们，必定割下首级带走。他们一向喜欢猪肉、酒、淡巴菰、哔吱等物品，用利益诱使他们时，欢呼声震动山谷；如果稍微违背他们的欲望，狼子般的心性便会在一天之内突然发作。大致计算台湾山内外的番族，不下几十、上百万，而且没有君长统率；即使是他们所称的头目，最大的也不过在方圆三数里内称雄，简直还不如夜郎王。番族如此猖獗，道路又如此险绝，所以开辟这里，与其他地方凿山通路、进行起来如同无事相比，其利害和劳苦何止百倍。虽然郡县分别治理已经一百多年，人民有数百万，而且处处设置关隘防御生番，但番害仍不能断绝。如今开辟千里土地，仅仅借助少数兵勇之力来镇压；山越远越深，越深越阻塞。近来因为兵勇聚集，所以谋求蝇头小利的人像赶集一样奔来；但是人员聚散无常，势难长久维持，不久之后人们就会把这里视为畏途了。有了土地，必定要重视有人来充实它，才不会成为空虚荒废之地。考察《汉书·高帝纪》，汉高祖曾把齐、楚大族五姓迁徙到关中；当时是为了加强中央、削弱地方，谋划十分周密。我私下认为，律例中有军流一条，被发遣的人都安置在烟瘴之地，这就是古人把人投到北方边地的遗意。现在台湾新开辟，似乎应当援引这个条例实行。凡各省被判配罪军流的人，请把海外作为安插之所。总的以各衙门的信票为凭，随到随收，按人口授予田地，仍按招募兵丁的旧价给付，购买耕具，等数年后田地成熟，再依例升科征税。把有罪的百姓用来充实空虚的土地，使军民合为一家，把客户变为土著，既足以供给粮食又足以屯驻军队，对地方实在有益。这项政策实行后，还应议定让当地富户划地开垦，广泛储备牛种，招募佃丁，使他们能够尽力从事农业，永远成为世业，照例缴纳赋税。这是仿照古代劝农使的办法实行，在今天尤其是当务之急。可惜难以得到一个虚心而有实力、能够全力承担此事的人罢了。《戴记》说：土地广大而荒芜、不加治理，这也是士人的耻辱。绅士之中，无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都与国家有休戚相关的情谊，尤其应当激发自己的天良，不敢因为一顿饭而忘记君主和父亲，也就是没有一刻不想着报效疆土；筹划决策，只看自己能尽多少力量，不要只用空文来敷衍塞责。精诚所达到之处，我大行皇帝的神灵实在会依凭鉴察；新天子建立纲常的福威，也会时时施加恩泽。事情错综复杂，正好显出利器；把功绩铭刻在钟鼎上，以记录功勋。这样一来，大小臣工的建树，便可以伟大地与河山相始终，天下的事情大有可为，又何必畏惧事务繁重呢！否则，土地只得到一尺一寸，即使驻军守住要害，也只能暂时支撑；万一军威不能持续，日后要荡平它就会很费力，不仅白白耗费国库，还关系到国家体面。所以身居枢要的官员不可不把这一点深思熟虑。有人说，军流人员一向不是善类；如今把这些众多的人聚集在偏僻遥远的地方，实在担心他们桀骜难以驯服。却不知道边远充军已经实行很久，成例一直奉行，很少听说他们自行制造不安，重新成为塞外的祸害。况且流人到达以后，也不会让他们聚居在一处。官府控制的地方又棋布星罗，到处防范严密。如果流人中有人真心开垦，并且教化引导有方，不但可以赦免以前的罪过，还应推恩奖励，授给他们田地，并且命地方官发给文书，准许他们回原籍搬迁家眷到台湾，以使家庭完整。这就是古代口分田、世业田的办法。民族兴盛，番患就会收敛；使普天之下、四方土地都成为王土，所有人都成为王臣，采用以中夏文化改变夷族的办法，就要依靠这一着了。不过土地太过辽远，如果打算全面开辟，恐怕鞭长莫及，形势会变成骑虎难下；似乎应当先在南北边地施工，其余中路，慢慢留待日后。这可以比作匈奴边塞外的瓯脱，但并不是最终放弃土地；读史的人自然能够明白这一点。至于台湾当地百姓，户籍有闽籍、粤籍之分。闽籍庄户多依靠海边，粤籍庄户多接近山地而且贫困。因此，设置关隘防御生番、冒险开辟险地和屯田的事务，粤籍百姓往往能够出力。闽籍最为富裕，绅士急公好义，历来显著有成绩，似乎可以把他们任用来独当一面。像房玄龄谋划、杜如晦决断那样，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只在于主持军国大事的人进一步留心罢了。

译总之，举行大事、动员大众，固然不应有急于求成、贪图眼前利益的想法，尤其不可没有长远安抚、长期驾驭的谋划。大概内地忧患在于人口稠密、土地狭窄，而台湾的忧患在于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加上奇峰深谷，地势险峻，生番到处盘踞、成为百姓的祸害；如果不能再得到十几万人，共同划定边界防守、分割土地治理，即使像凿空西域、建立功勋的张骞那样取得符节远行，恐怕也很难谋划日后的成效，以收取开辟的功劳！而且事情应当快办，不应迟延；文书往返，动辄超过十天一个月，何况这件事不向上奏报就不能施行。变通办法以适合百姓为目标，千百次思虑或许能得到一次正确意见，这也算是樵夫的遗言、微薄的补益。光是粤地山岭间的儒生，亲身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以文章报国，已经惭愧于只能做到具体而微；在宴席间折冲筹划，更是有志而未能达到。因为事情关系到海疆重务，所见如从管中窥天、以蠡测海，不知是否合宜，谨此陈述。●附录三 《淡水厅志》拟定稿 职官序 典礼序 名宦序 艺文序 孝友序 节烈序 学校序 乡贤序 屯政序 物产序 仙释（缺） 方技（缺） 兵燹（分类附录） 防御生番 设置关隘 番族 社学 义民 海防 佛寺 道教 多男 人伦盛事 师巫 男女 犵狫客民 民籍 台湾习俗 职官序 眉山苏氏说，治理政事在于革除三种冗余。其中第一种是冗吏。官吏为什么称为“冗”？不称职就叫冗，白白耗费俸禄粮饷也叫冗。官吏一旦冗余，官职也就不是适合其人的官职了。不过，与其成为贪婪、残酷、昏聩污浊的官吏，还不如只是冗员；冗员不过是无能罢了。可是，无能之人哪里足以整顿吏治呢？我朝澄清整顿官场，官吏大多廉洁，吏才众多，而南疆尤其如此。台湾的山川奇特峻拔，独自开辟出海外的天地；凡在这里做官的人，无论品秩高低、任期长短，只要能够洁身自守、爱护百姓，他的政绩就能与山川争奇斗胜，甚至为山川增添光彩，这样的官员就不能算冗员了。载于《职官志》。《典礼序》从前先王依据上天所定的秩序制定常法，顺应人的本性建立准则；曲台有记载，宗伯作为官名，也已经如此了。礼仪保存于绵蕞之中，叔孙通多有拯救礼制弊病的苦心；制作鼓时使用麟皮，郑氏却任意发挥祭祀郊天的臆说。典籍参杂谶纬之说，争论很多；尧制作《大章》，有夔一人便足够了；这些都可以查考简策来核实。祭祀和军事，是国家的大事；经常讲习礼法，是政治的规范。所谓用礼制文物来记载，用声乐名号来彰显，使百官因此戒惧而不敢改变纲纪制度，确实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载于《典礼志》。《名宦序》司马迁创立《循吏传》，只记载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历代史书都沿袭这一做法。像龚遂治理渤海、刘宠治理会稽、黄霸治理颍川、文翁治理蜀郡，他们的政绩几乎可以与河山同享长久声誉。淡水按例设置同知一员，兵、刑、钱、粮等事务无论大小都归他管辖。这些官员有的宽厚，有的严厉；有的清廉，有的贪浊，区别各不相同，但公道自在人心，百姓的口碑不因风雨而磨灭，他们的事迹至今仍清清楚楚地在人们耳边眼前。只希望贤能的地方长官不要只把水作为鉴戒，而应当把百姓作为鉴戒。载于《名宦志》。《艺文序》《艺文志》起始于班掾，历代史书相继沿用，从未废弃。只有《后汉书》和《元史》没有设置《艺文志》，读史的人便认为它们有所欠缺。道，是形而上的；艺，是形而下的。假如文章能够承载道，那么形而下的东西就没有不是形而上的了。淡水偏僻地处海边，此前流寓到这里的人，有的只会雕琢辞藻之类的小技，壮士是不屑做的；一百多年间，真正值得详细记述的实在很少。本编只把有助于说明山川形势、风土民情的作品选录一二，其他吟咏月露风云的文章，宁可割爱，以免被隋代李谔所讥刺。载于《艺文志》。《孝友序》宇宙间第一流的人物，除了忠臣，就是孝子。孝顺的人没有不友爱的；行为本来相近，事情也彼此相因，这就是宣圣所说的德行以孝为根本。我国朝廷又使天下万国都心悦诚服地侍奉自己的父母，治理的成就因此超过前代。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的是兄弟和睦。兄弟搀扶着老人行走，穿着彩衣逗父母欢笑，其中自有真正的欢乐；兄弟同声相应、情同一气，家庭内部便没有互相猜嫌的话。所以《君陈》一篇，把家庭政务和国家政务贯通为一体；无论聪明愚笨、顺利困厄，都应该牢记并遵行这句话。载于《孝友志》。《节烈序》富贵看作浮云，肉身看作蜕弃之物；上下数千百年之间，只有忠、孝、节、义始终凛然有生气地存在着。妇女一类的人，似乎不能与须眉男子相提并论。然而，只要心中有一念贞节，就没有什么不能铭刻在金石上、向山河发誓；她们的刚烈血性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即使想不把她们推为第一等人物，又做得到吗？实在是因为天地化育广大和洽，即使妇女也懂得顾全名节、尊重纲常。后世听到这种风范而受到激励，尚且来不及敬重她们、畏服她们、祭祀她们。那些身为男子却轻贱地辜负七尺身躯的人，应当努力想着保存忠孝之心，不要被女子唾弃、不屑一顾，这样才无愧于宇宙间的完人。载于《节烈志》。《学校序》《周礼》说，大司徒依据乡中三种德行来教导百姓，考察道德和技艺，选拔贤能，礼制已经十分详尽完备。汉代通过科目选取士人，有由州郡察举的，有从学校升用的；孝悌、努力耕田的人甚至与贤良方正一同被举荐，大概仍保留着乡举里选的遗意。我朝培养人才，取法古代制度而加以变通，读书人有受教育的地方，取士有明确的程序。稍微懂得自爱的人，大多无不争相自我磨炼，奋发于功名之路。何况这个地方承受着风气和潮流，沐浴着日月光华，凭借深厚郁积的气势，应当有奇才杰士出现，如邱琼山得到正学传承、海刚峰承载前朝声望那样，以回应广泛求贤、维护风教，这样才不负“人杰地灵”之称。否则，不过是井底的秋蛙、辽东的白豕，数量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载于《学校志》。《乡贤序》《周礼》中有乡老、乡大夫，《仪礼》和《戴记》中有乡大夫、乡先生，这些都是所谓的贤者。如今郡县志书记载乡贤，便依照盖棺定论的惯例来命名。史书所称的陈仲弓、王彦方、阳亢宗等人，有的使人听到姓名便惭愧服从，有的使人受到其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活着时在乡里行善，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哪里只是文学才学而已呢？因此君子应当致力于重大而长远的事业，不追求名声，名声反而自然包含其中。载于《乡贤志》。

译《屯政序》如今政务中有些事情适宜革除而不适宜兴办，例如郡县的教官和台湾的屯兵就是这样。设置官员是为了宣扬教化，既然没有教化，何必设置官员？设置屯田是为了供养军队，既然没有军队，何必保留屯田？当初林爽文作乱时，土番有一点微小的功劳，福敬斋相国援引古代屯田的事例，上奏设置若干名番屯兵，到处征收粮食供给土番，这就过分了。但如果这些兵能够归于实际使用，还可以说是弥补漏洞。如今仍照旧征粮，一经官吏染指、酋长侵吞，就导致屯田有名册而没有士兵，这关系难道是小事吗？平心而论，与其耗尽国库的盈余来填饱吏胥的口袋，不如免除数万租赋，使陷于困境的百姓得到救济。《易象》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这正是对如今从政者的期望。载于《屯政志》。《物产序》春秋时，晋人谋划迁离旧绛，大夫们都说，必须住在郇瑕氏的土地上，因为那里肥沃富饶而且靠近盐产地。这种风气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等到读班固、张衡所作的《两京赋》《三都赋》，以及郭璞、木华所作的《江赋》《海赋》，其中奇伟豪放、诡奇瑰丽，确实广博、完备、详细而周全。只是借称珍奇异物来增饰文章，左思早已加以驳正；但左思所作的各篇赋仍未免有这种弊病，可见著述记载实在艰难。淡水是台湾海上的神奇土地，山中有羽毛、齿角、皮革等物产，其他物产也由此涉及；水泽中有蛤蜊、鱼、盐，来源无穷无尽。它对于秦中来说是陆地上的大海，对于九州来说是上等肥沃之地，所谓土地、人口、财富、用途都具备，完全可以当作《炎荒食货志》来看，不能因为它处在海边、只是弹丸之地就轻视它。载于《物产志》。《仙释》（缺） 天下哪里有神仙，不过都是妖妄罢了；这是汉武帝醒悟后的说法。佛教不过是九流中的一家罢了；这是高谦之持平的议论。至于丈六金身、五千言的道德之说、耶稣转生于身毒的轮回说、以儿童为名号的菩萨，哪一样不是令人惊诧的怪事呢？淡水开辟一百多年了，百姓安居乐业，士人专心求学；此前所谓仙才、羽客，世间罕有匹敌，这实在是盛事。若一定要找人来充实这些记载，那么请允许我拿亡是公、乌有先生的说法来进呈。《方技》（缺） 从前刘歆汇总群书，上奏《七略》，其中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后世沿袭这种分类，尊奉并阐述它而不间断。拔发植银竿、穿衫披铁布，这些本领从哪里取得？取得于勇气。日者列传、专门研究风角，这些本领从哪里取得？取得于数术。饮用上池之水、绘制五禽图，这些本领从哪里取得？取得于意念。玉石包裹于阗、谈论剑术中的处女，这些本领从哪里取得？取得于侠气。小道虽有可观之处，但壮士很快便不屑去做；似是而非的东西，宁可缺少，也不要滥收。这两条，谨慎地按照《尚书》“汨作九共”的例子，姑且只保留名目而已。有人问：淡水有三百多里的土地、四十多万的百姓，而且开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难道没有可以记载的事情吗？回答说：确实有。有的并非仙才却被称为仙人，例如如今世上的女巫能够召神来当面交谈，于是沿袭《潜确类书》中何仙姑的名号，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没有道行却被称为道士，例如如今道家一流的人替人治病、驱除邪魅，就是这种情况。有人说野狐禅的教主就是这一家，却不知道“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老子作为道教宗主早已说过了。《兵燹》（附分类） 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同类，为什么还要记载分类之事？这是为了惩戒党争之祸。什么叫党争之祸？唐代的牛党、李党，宋代的洛党、蜀党，明代的昆党、宣党，都是党争，祸患也十分惨烈。谁知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也有重蹈这种覆辙的。小小的台湾，闽、粤、漳、泉之人交错居住，起初闽人与粤人争斗、漳人与泉人争斗，甚至泉人与泉人也争斗。一遇警乱，便划界如同鸿沟，发誓死战，焚烧荡平数十里，连一个幸存者也没有。这种恶习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凡有事变，就有争端；有争端，就有是非曲直。李延寿编撰《南史》《北史》，文字简洁有力，司马温公把它们列为佳史；只是记载两国交战之处时不愿过于详尽，大概是认为直书事实，义理自然显现，不必故意写深文曲笔；这就是史家的体例。唉，习俗对人的影响真是太深了！宋人诗说：“小虫在蚊子眉上搏杀，蛮与触在蜗牛角上争斗。”这与诸天神明俯视下界、看见一粒微尘中有人争做英雄有什么不同，又何必区分什么类别呢？只希望治理百姓的人以仁德作表率，讲求谦让，默默改变人们对彼此疆界的私心，使之归于统一，或许就能有些成效。《御番》张奂说，羌夷与汉人同为天地之气所生，所以我朝对待番黎，比对待汉人更加优厚。对他们的酋长封给土地，使他们收租纳税、以租税为衣食，如同古代的附庸国一样。他们的部众则发给口粮，使一家人没有缺衣少食的忧虑。国家的恩德宽厚广大到了什么程度！近来番社变成废墟，番人辗转迁徙、离散流离，有些情形即使《郑侠流民图》也不能全部描绘。我向他们的酋长作揖，询问其中缘故。酋长说：过去番社全盛时，生活富足安稳，歌咏太平，一切典礼，顷刻之间就能办妥。到了后来，经营番社要花费，承应官府差事要花费，尤其严酷的是按季领取饷银时，要无定期地守候；衙门中的蠹虫从中包办侵吞，简直是挖肉补疮。明明知道毒药会杀人，却不得不亲自去服食，难道番人就没有人情吗？实在是有很大的不得已。我说：既然这样，那么请问郡志中记载的嘴琴、做典，以及番语、番曲之类，它们流传下来的风俗和余韵，还有保存的吗？您何不取出怀中的记事珠，替我说一说。酋长说：番人没有所谓土著，贫穷了就迁徙，居处没有定所。如今我们离开原居、被驱逐到瓜州已经很久了，即使偶然还有保存下来的东西，宫室、衣服、饮食大多也与汉人相同。各种番语、番曲，有一半已经消失归于乌有，更何况典礼呢？我说：从前卫侯仿效夷人的语言，史书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成为万代的羞耻。如今您本是夷人，却屡屡述说典故而忘记祖先，难道要替籍谈分担讥谤吗？您的智慧怎么反而还不如楚囚呢！酋长神情沮丧，无法回答。我又追问生番为什么嗜好杀戮。他说：听老一辈人说，生番也是因为争夺土地而结下仇怨。他们说，整个台湾都是番人的土地，却被汉人割据，把我们这些人偏偏安置在深崖峭壁之间，使我们没有一个安身之处，这是世代的仇恨，不杀他们还能做什么？我听了这些话更加悲伤。于是才知道，阻挡防御生番，全靠各处关隘，就像古人所说的只是据守一道屏障。估计台湾百姓被生番杀害的，每年不少于一千数百人。唉，这是多么残酷啊！然而想要剿灭他们，面对密集的竹林和深山老林，英雄也苦于没有施展武力的地方；想要招抚他们，他们却人面兽心，比内地的豺狼虎豹还要凶恶。看到这种情形，即使管仲、诸葛亮也会在谋略上无计可施了。《设隘》

译淡水是山海交错之地，但防备山地比防备海上更加紧迫，所以遇到险要阻隔的地方，必定设置隘寮，以截断生番出没的道路。负责这项事务的人中，隘首的责任尤其重大。按照旧例，官员上任后，隘首要向官府请求发给隘戮，以表明凭据和标准。有官隘，也有民隘。官隘规定隘丁若干名，需要工食银若干圆，都由隘首向官府支领，然后发给隘丁，不敢从中侵吞。民隘则向农民征取粮食，按照租种田地的多少分等。凡是应募担任隘丁的人，先议定工价；如果遇到意外死亡，只不过给一点薄薄的殡葬费用而已，并没有后悔的表示。此外，各隘的险要和平坦没有固定不变的情况，有过去险要而如今平易的，都应当因时制宜，总之以防堵和防御为上策。因此，隘首与垦户彼此并无共同谋划，但弊端却总是相互牵连。各处垦地与隘地交界的地方，容易引发争端，许多人得到陇地还想再望蜀地，正是因为其中有利可图。有的少报人数而多领，有的张冠李戴，其中顶替、包揽等各种弊端丛生；即使有清官，又能拿狡猾的吏员怎么办呢？所有隘所都设在最险要的地方，人们都畏惧危险，不敢过问。只有隘丁把险地走得如同平地，闲暇时就高声歌唱，呜呜作声，仿佛只是照常行走办事，真像赵常山那样一身都是胆。然而，把鬼门关当作武陵源、想要在这里终老的人，能够保全首领直到死亡的，十个人中只能有一两个。何况隘寮不过是一间极小的屋子，把其中一半开辟成楼居，睡觉吃饭从来不能走出门户，当地人称它为“铳柜”，简直就是吴道子所绘的《地狱变相》。只有在极其危险险要的地方，才设置两名至三名壮丁；否则就只有一个普通男子。凡是承担这项差事的人，大多以射猎为生；连年捕获羽毛、齿角、皮革等物，获得的钱财数不清，确实是获利的渊薮。利益与祸害相互依存，确实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一匹〕 《番族》如今的熟番都是过去的生番，因为归化以后才有这个名称。他们仍然保守自己的土俗，即使年代久远也不改变。他们的族群本来没有姓氏，近来也凭空编造姓氏，像汉人一样。相传土番还没有姓氏时，有个聪明的人想用中原礼教改变夷俗，却不知道方法；汉人骗他说：“姓氏很难求得合适，只有‘潘’字有水、有米、有田，姓潘最合适。”番人非常高兴。这与胡广借葫芦作为姓氏的故事相类似。《社学》从前番人设置社学，偶尔有聪颖的人，长官因为他们懂得读书，便想办法振兴社学，于是有了佾生的例子。如今社学将要湮没，其中偶尔有识字的人，依照旧例滥竽充数，往往借着护身符来欺凌众番。社中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报告上去，否则处罚绝不赦免；这真是夜郎王的习气，怎么能与茂才等人同列呢？吴子说：听说番童要参加佾舞，考试前先同米廪商定酬金，米廪又同学胥商定润笔费；到了应试时，番童请一个叉手的人姑且照例办理，不出几天，便已经听说佾生在庭院中起舞了。他们取得佾生资格就像拿着契券一样稳妥，而且价格便宜、用工省少，只需花费汉家露台那样的钱罢了。后垄社有个姓吴的人，父子都是佾生；我和几个人到他家去，开玩笑说这家很有士人的风气。众人问为什么；我说，这家父子两代都是佾舞生，一个士人家中有两名佾生，不正是士人家风吗？大家都笑个不停，认为这是雅致的戏谑。《义民》台湾是古代的毗舍耶国；到了明朝中叶，才有“台湾”这个名称。本朝沿用这一名称设置郡县，逐步设置到淡水。淡水所属地区民风淳厚安静，内部没有盗寇作乱，即使偶尔遭受兵灾，也是边境的贼兵闯入，才开始戒严防备；例如蔡牵在上淡水出没、戴林二逆蹂躏大甲就是这样。最终击退强暴势力、巩固边疆，全都依靠义民取得成功。因此，淡水义民的名声最为显著。义民，就是古代所说的募兵。这些人崇尚气概，把勇力放在首位，遇到危险就举起蜂旗为士卒倡导，率先冲入敌阵，所以所向之处都有功劳。他们又深明大义，官府早晨发出的檄文晚上就能收到，简直像得到刘公一纸书信，胜过十名从事一样。官兵成百上千，也只能落在后面。那么，军队难道可以废弃吗？不是这样。军队没有绝对的强弱，也要看统率他们的人怎样。勤于操练，同甘共苦，赏罚分明，发誓效忠守义，那么《孙子》十三篇的兵法全都具备其中；椒山自有胆量，又何必害怕呢？角弓强劲，风势猛烈，老将谈论兵事；断戟沉入沙中，在战场凭吊古人。虽然没有官位，只称作百姓，但百姓因为有义而得名，千载之后仍然凛凛地富有生气。（“角弓”四句，引自芷湾先生的诗句。） 义民宫也叫褒忠祠，凡是为国事而死的人，都在这里设立牌位。庙宇重修后建有重檐，香火非常旺盛。每逢地方发生警情，便有神灯四处出现，像萤火，又像提灯，青、苍、绀、碧等颜色和形态各不相同，人人都能看见。凡是询问吉凶，就用杯筊显示征兆。徐树人中丞所书的“为国捐躯”匾额还保存着。我曾打算写“碧血丹心”四字制成匾额悬挂在那里，却因拖延一直没有办成，直到今天仍对此耿耿于怀。按《演繁露》说，杯珓用两个蚌壳制成，也有用竹根制成的。又据《石林燕语》，高辛庙有竹制的杯筊，以一俯一仰作为圣筊。海防 台湾位于海外，是雄踞海上的重镇，其中只有淡水正当海防要冲，地势形势尤其为全台第一，所以海防最为重要。考察史册，汉代有楼船、戈船，也有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称号，因此当时攻打朝鲜、平定南越，大多依靠水军的力量。我国朝廷恩德遍及海洋，海上臣民都来进贡，本来不应再有游魂般的忧虑。所要担心的，不是内部盗寇，而是外来夷人。夷人本性强悍，加上船坚炮利，名义上说是通商，实际上却在窥伺土地。我国又有奸邪之徒，深受他们愚弄；他们用威势胁迫，用利益诱惑，任凭自己的意图行事。倘若将来边境一旦发生冲突，那么沿海数千里，必定有人遭受他们蹂躏而不能安睡，这就像前明倭寇造成的祸害一样。这正是由霜降而想到坚冰将至，应当防患于未然。至于谨慎守卫海防、勤于会哨、严明纪律、谋划万全之策，那么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氏的《万里海防图》等书，已经讲得切实详细而明白；中等才干的人只要举而施行，就能从容应对。记述海防。

译按红毛、■〈口英〉咭唎、荷兰等国，有时分裂，有时合并，各种解释并不一致。他们性情英勇凶悍而异常，多有技巧。康熙、乾隆年间所进的贡表，还自称藩臣，礼节非常谨慎。自道光中叶以后，便产生了妄自尊大的想法，把自己看作与中国平等的敌国。又在要塞修筑狭小的炮台，借口说是为了互市。其本性吝啬，却也时常散发金帛来笼络人心，借听讲的机会传播教术，竟有邯郸的才人嫁给他们做仆役的妻子也不以为辞；冠与履颠倒到了极点，难道不使朝廷蒙羞、使当世士人受辱吗！不过，他们所依仗的只是船坚炮利，所以擅长水战。若把他们赶到陆地上，就容易对付了；所依靠的，是有威望的重臣。使国家富强、军队强盛，首先要严格防范内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消除他们桀骜不驯的心，使他们无法得逞，那么夷人又怎么能够成就国家呢？只是千军容易得到，一员良将却难以寻求。有了这样的人，还必须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给他足够的岁月，凡事都不要牵制他，使他竭尽心力谋划一劳永逸的办法，这样对国事才有帮助，林少穆过去任用旧部的事情就是如此。古人把纵容寇盗比作养痈，如今的■〈口英〉夷就是痈疽一类；它什么时候消散，不可知道，什么时候溃裂，也不可知道。这不过是杞人忧天，其中不免有过分忧虑之处。只是纸上谈兵，终究仍未免带有书生习气罢了。■〈口英〉夷非常贪婪，也非常狡猾。其中最令人痛恨的，没有比鸦片烟更厉害的了。我们中国每年因它流失的金银以数千百万计，受它毒害将近二百年。道光年间，鸿胪寺卿黄爵滋曾以严格堵塞漏卮、培植国本为理由上疏请求禁烟，奉旨准许施行，但犯法的人仍和从前一样。最终因此酿成大冲突，广东省几乎支撑不住。难道是上天的心还没有厌弃祸乱吗？还是掌权者谋划国事还不够妥善呢？听说夷人制造这种东西，吸食者一律杀无赦，这说明他们也知道此物害人，所以禁令特别严厉。唯独中国越禁越有人犯法，像这样连死都不怕的人，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法制禁令可以施行于雕题凿齿的地区，却不能施行于衣冠礼乐之邦吗？还是由于积渐形成的势力所导致的呢？广东禁烟时，内外祸患交相发生；胥吏趁机诈骗，监狱里的囚犯一批又一批，五羊城中形势像沸腾的汤一样。梅梦雄解元的诗说：“是谁让货物通往狮子国，却再也没有军队驻守虎门山”；“连丢弃灰烬尚且难逃一死，家家户户却竟然都可以封闭”；“可怜广东海边这个繁华地方，城市荒凉得像禁烟一样”；“怎么能怪那些牧猪屠狗之辈，纷纷弃笔从军请求长缨”。佛寺 我曾考察地方志和史书，记载说：闽王王延钧度三万人为僧。僧人兴盛，闽中应当是天下第一；难道真是神灵果然凭借其力量吗？其实是由于风气趋向如此。过去崔浩不信佛法，说：“为什么要侍奉这个胡人的神？”因此北魏把僧人全部诛杀，毁掉各种佛像、佛塔和寺庙，直到一个不剩。唐武宗时，全国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使二十六万零五百名僧尼还俗，拆毁招提、兰若四万多所。周世宗即位第二年，废除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毁掉佛像铸钱；因为古代佛像都是用铜铸成的，最差的也用铁，并不像后世用木雕、泥塑再涂金。又在周武氏垂拱年间，河南巡抚大使狄仁杰上奏，请求毁掉淫祠，共计一千七百多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如今梁公的《檄告西楚霸王文》还保存着，人人争相传诵。考察闽地，中寺始建于晋太康元闲，到唐代有二百六十七座，宋代则有一千六百二十五座；寺庙多，所以僧人也多。寺院是福田所在，各位檀越不惜耗尽身心来供奉它，也是世俗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台湾寺观寥寥无几，只剩下一线香火因缘，这正是正学昌明的征兆，想来傅太史、韩吏部诸位先生听到后，也会感到欣慰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万五百人、一篇〕 道教 汉代刘歆《七略》把道家列入诸子，把神仙家列入方技。北魏太常八年，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晋安帝隆安三年，孙恩攻陷会稽；内史王凝之世代奉行天师道，对属官说：“我已经请大道借鬼兵守卫各处津要，不必忧虑。”孙恩于是攻陷会稽，杀死王凝之。又据《元史·释老传》：正一天师最初出自汉代张道陵，后来传至第四代，其声势日益兴盛；到第三十六代孙张宗演时，居住在信州龙虎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已经平定江南，派使者召他前来，便以宾客之礼接待，命他主持江南道教，并仍赐给他银印。相关内容还见《魏志·张鲁传》。此前彰邑戴万生作乱时，贼势汹涌，镇道败亡。过了很久，曾提军来到台湾，贼人以为亚夫将军从天而降，颇为惊疑，多次谋划献城投降。侦察人员到来后，才知道曾提军其实没有带一兵一卒，而且没有粮食、没有兵器，只想援引郦生说服齐王献城的故事，从容陈说，勉强作为招安的办法。于是贼人更加猖獗，终于把曾提军当成儿戏。曾提军是从前的彰化副将，曾经凭借智谋平定过一两个严重的盗乱；所以他在上级长官面前毅然把平定台湾作为自己的责任，意气十分慷慨。到了军中，台湾人士正准备观察他的措施，他却大张旗鼓发布文告说：“本军门讨伐暴徒、救助百姓，刚开始起程时，就已经把台湾叛乱的情形恭敬地通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请它协同办理。你们如果能够激发天良、皈依正果，那么天师府和本军门都将增光。”檄文到达后，立即执行，不得违误。按此事与王内史请求天师派兵，属于同一家眷属。又有梁元帝在江陵被围时讲解《老子》，百官穿戎服听讲；相隔遥遥数千年，又有曾提军作为殿后，才形成鼎足之势，成为后继力量。哪个时代没有人才，怎么能凭肉眼轻率地评论天下士人呢！多男

译台湾地区户口最为兴盛，大概是由于地气造成的。比如尧让九个儿子侍奉舜，这句话本来出自《孟子》，难道是因为华封老人祝福的话而牵强附会的吗？文王“则百斯男”，只是颂扬祈祷之词；好事之人竟据此作为依据来迷惑愚昧的人，真奇怪。然而我考察史册，还有更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的祖先有一名妇人叫沙壹，住在牢山捕鱼，在水中碰到沉木，因而怀孕，十个月后生下十个男孩，都是龙种；其中最小的叫九隆。牢山下有一对夫妻生了十个女儿，九隆兄弟都娶她们为妻。又有高辛氏的女儿把畜养的狗盘瓠作为丈夫，三年后生下十二个孩子，六男六女。盘瓠死后，他们便彼此结为夫妻。如今长沙、武陵一带的蛮人就是这样。 《山堂肆考》说：鬼方氏左右两胁各生六个孩子。《神仙传》说：籛铿娶了四十九个妻子，生了五十一个儿子。秦穆公有四十个儿子。田文有四十多个儿子。田成子有七十多个儿子。中山靖王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后汉书》说：黎阳百姓的妻子生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生了四个孩子。见《唐檀传》。 《华阳国志》说：南郑人郑宣的妻子杜泰姬生了男女共十四人。《后汉书》说：邓禹有十三个儿子。《博物志》说：陈成生了十个女儿。《宋书》说：山阴公主有三十个面首。《后周书》说：李迁哲的媵妾有一百多人，生有男女六十九人。《唐书》说：郭子仪的孙子有几十人。上古时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黄帝的儿子分为二十五宗，其中得到姓氏的有十四人。明武宗赐一百二十七名义子姓朱。我圣祖仁皇帝有二十五个皇子；这就是祥瑞麒麟滋生庆福、少海流芳，本来足以使国基稳固于亿万年，难道还会衰败吗？（《汉书》说：张苍的妻妾有数百人。） 人伦盛事 柳芳的《氏族论》说：三代之中有三公，叫作膏梁；有尚书令、仆射，叫作华腴，这些都是足以称为富贵的。近来在人伦方面的盛事，像古代所称的义门那样的，常常很难见到。按《录异传》说，周代尹氏是贵族，几代人共同居住，家中人口数千。曾经遭遇饥荒，众人架锅煮粥的声音，几十里外都能听见；吃饭时少了三十人，原来是进到锅里去挖取锅底的粥饭，因为锅又深又大，所以人都看不见。《魏书》说：杨播一家之内，男女共有百口，穿着缌麻丧服的人一起做饭，庭院中没有一句离间的话。又有博陵安平人李几，七代同居、共同掌管财产，家中有二十二房、一百二十八口，长幼众多，礼俗显著闻名。《事文类聚》说：郭隽，字宏文，是太原人，家门和睦，七代同居。又有刘君良四代同居。《南唐书》说：江州陈氏宗族有七百口，每次吃饭都设大席，长幼依次就座用餐。《唐书》说：张公艺九代同居，高宗亲临其家，他写了一百多个“忍”字进献。 《宋史》说：陈兢是安德人，十八代同居，宋太祖为其门第题旌“义门”。又有李昉的子孙几代同居，达到二百多口，仍然共同居住、一起做饭。《汉书》说：樊重也三代共同掌管财产。《元史》说：张闰八代不分灶做饭，家中一百多人之间没有离间的话。《明纪》说：郑济家十代同居，据说是不听妇人的话。师巫 《山海经》中有巫咸国。《周礼》中说，司巫掌管众巫的政令，又有男巫、女巫。《汉书·郊祀志》说：晋地有巫祀、巫社、巫祠，秦地有巫祀、巫保，荆地有巫祀、巫先；注释说，这些都是古代的巫神。《地理志》说：齐地从襄公开始淫乱，姑母、姐姐、妹妹都不出嫁，于是下令国内年长的女子不得出嫁，称为巫儿，让她们主持家中祭祀。又说楚地相信巫鬼，重视淫祀。这就是巫俗兴起的开端。如今台湾的女巫，大半没有经过师傅传授，到时候便有神灵附身，常常替人家治病，或者代人向幽冥申诉，灵验的有，不灵验的也有。鬼神借活人来代替自己，按道理虽然迂曲荒诞，但事情有时确实应验，所以民间妇女奉祀尤其虔诚，谨慎厚道的人也同样如此。按这件事与汉代宛若神君的事情相似。《左传》中有钟巫、桑田巫、新城西偏巫，一时之间小巫、大巫像云一样兴起，由此可知风俗的败坏，总不如龟卜、筮占更近于情理。龟卜也有应验与不应验、吉与不吉。《史记》有《龟策传》，灼烧龟甲时祝祷说：“今天吉利，谨用粱米和鸡蛋来祓除。”意思是用粱米和鸡蛋祓除龟甲的不祥，使灼烧时不焦不黄；如果颜色焦黑或发黄，占卜就不应验。按这就是今天人们到巫家买卜，并需要带鸡蛋的起源。又据《墨子》说，夏后开派飞廉到山川采掘金属，再在昆吾铸造；这是派翁难、雉乙向白若之龟占卜，说鼎铸成后有三只脚而且是方形之类的话。大概龟卜和筮占是神圣之人传授的，道理和术数都集中在其中，古今并没有不同。只是《左传》中的许多筮占，往往借用推测、猜度和预言之辞；只有惠伯占得“黄裳元吉”，把根本归于忠信，这与严君平垂帘卖卜而多谈孝慈相类似。既然如此，那么灼烧龟甲的人或许可以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了吧。男女 古人说：山地之气多生男子，水泽之气多生女子。按《周礼·职方氏》记载，扬州百姓是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二女，等等。《唐书·倭奴传》说：倭国距离京师一万四千里，其风俗是女子多、男子少。按倭就是如今的日本，其国中还保存有《冉求算经》。当地出产的银器特别精美，其中有“明治七年”的字样，使用中国文字；四周又使用夷人的文字，如■〈工上〈工工〉下〉之类。犵狫客民 漳、泉、潮所属地区的户籍中有“犵狫”这一名称，但不知道它起于何时。如今西粤一带的土著人，种类最多。田汝成《炎徼纪闻》说：犵狫又叫犵獠，有花犵狫、红犵狫、剪头犵狫。又说犵狫的风俗与犵狫相同。还有猫犵、狑獠，都是溪洞居民。蜀地又有■〈犭各〉■〈犭鹿〉。至于闽、粤、江右三省，本来相邻，如闽地的延、建、邵、汀，粤地的嘉应、大埔、丰顺、龙川，江右的南赣等地，却称为客籍，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户籍有主、客之分，主籍就是土著，客籍就是迁徙而来的居民，最初只是按来历这样称呼，后来便一直固定不变了吗？民籍

译《周礼》说：孟冬时祭祀，司民把民数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后，将它登记在天府；这样众多而卑微的百姓，竟与天球、河图一样受到重视。古代民户不如后世众多，除临淄有七万户、每户三名男子、可以得到二十一万名能够作战的士兵以外，例如西汉户口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二千多，东汉又增加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八人。赵宋仁宗时，主户六百四十七万零九十五、人口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九千九百零五；客户三百七十万八千八百九十四、人口六百一十九万五千四百零二，等等。其余情况都可以按照户籍查考。南粤王给汉文帝的回信说，东面有闽越，人口数千。闽越如今是福州，可见汉代那里人口很少，所以把当地人迁往江淮之间时没有遇到困难；否则百姓安土重迁，恐怕很难用兵威胁他们。内地的人口也不如台湾多。《会典》说：福建人口四百七十多万。如今淡水册籍有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多人；按淡水户籍的比例计算，全台湾不下三百万人，可以说人口十分兴盛了！台俗 繁钦说：都尉薛访的车子能够转喉引声，从左■〈马页〉史妠謇姐这样的名倡，到处都说这声音奇异，过去从未听闻。台湾人却很崇尚这种技艺。妇女闲暇时织作花胜、佩饰之类，鲜艳得像苏州、杭州；台湾风俗最崇尚这些。原来古代妇女同住一巷，夜里纺织，一个月可以算作四十五天。总而言之，闽、粤各有本地风俗，迁居台湾以后又形成了另外的特殊风俗。各地都建立自己的私庙，例如漳地有开漳圣王庙、泉地有龙山寺、潮地有三山国王庙之类；唯独天妃庙，无论集市还是商铺几乎没有不供奉的，差不多把闽、粤合成了一家。天妃庙以嘉义北港最为显赫，每年二月，南北两路的人络绎不绝，像织布一样，都到北港进香。到了天妃诞辰，稍微兴盛一些的商铺便处处演戏，赌博之徒对此嗜好如渴，耗费钱财多得无法计算。台湾最喜欢演戏，多半把古人报答天地、酬祭田社的故事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不过乡村还可以说，城市里更以奢侈相互攀比，遇到吉凶大事，便崇奉佛教、道教并夸耀布施，倾尽家产来满足耳目。空洞的礼文日益加重，真实的心意日益淡薄，这是伤风败俗中最严重的。只是书生不善言辞，很难做到家喻户晓。吴子说：这篇文字从“御番”开始，到“台俗”结束，长短共十多条，都是我拟写的志书稿件，所以附在《修志试笔》之后。●附录四 先大父禹甫公家传（附先大母） 先伯父熊生公家传 先考守堂公家传 先母太孺人的家传 芸阁山人的别传

译《一肚皮集》序 先祖父禹甫公家传（附先祖母传） 先祖父名鸣浚，字维信，号禹甫，是广东嘉应州人，世代居住在白渡乡山村。他的父亲世祥公有三个儿子：长子维恭，次子维宽，再次就是先祖父。祖上世代都勤于本业，家资丰厚；后来家道渐衰，但旧日的家风仍没有消失。先祖父从小朴实不虚伪，和人说话时，喜怒从不表现在脸上。他天性纯孝，而且友爱兄弟超过常人，全家人都诚心敬服他。后来因为贫困，便奋发说道：“男儿的志向在四方，怎么能长期郁郁困居在这里呢？我也想向东去。”于是有了前往东都的行程。刚到那里时，疲困得非常厉害，像伯通赁甯、甯戚扣角这一类谋生之事，他都曾试做过，用来糊口。过了很久，有个田舍老人某甲认为他朴实厚道，借给他资本；他每次囤积货物获利，往往都能翻几倍。这样做了十多年，陆续积存白银五千多两，便准备行装回故乡，于是娶了我的祖母，建立了家庭。祖母也是名门女子，能够持家，内室之中和睦严肃，没有闲言碎语，家道也更加兴盛。于是援引汉代纳粟入仕的事例，进入国子监做儒生，并置办肥沃田地供给家用。又想到旧居狭窄低洼，便在祖山山麓重新建造住宅。红色楹柱、白色墙壁、高大的门楼、厚实的围墙，没有一处不整齐，并题名为“垂裕楼”。宋君其琛为它题写匾额，字径约三尺，刚劲有力而可爱，人们把它比作韦诞书写凌云台的字。这时世祥公已经去世，只有母亲宋太孺人还健在。于是先祖父把家务交给先父处理，自己仍旧从事过去的游历经营。他在全台原属番地的地方，有几个社的首领，都是富盛冠于诸番之中的人物，唯独同他交往密切、情同莫逆，所以他全年从他们那里以义取得的资财，不下数百金。于是纳陈氏为妾，作为晚年娱乐的安排；又在社口等地经营产业，作为我们余家的续命田，直到今天也没有废弃。当初先祖父开始游历台湾时，带着侄儿熊生公同行。他把侄子看得如同亲生儿子，左右提携，情意十分深厚。熊生公也在台湾成家，凭医术闻名于世，这全是先祖父护持的力量。当时先祖父在台湾住了多年，只有先父一人主持家务。先父性情豪放，喜欢待客，因此日常饮食的花费很大。先祖父略有所闻，便写信严切地规劝告诫，颇有马伏波告诫儿子的风范。所以先祖父每隔一年就回家探望母亲，同时查看家政。后来宋太孺人直到九十岁才去世。先祖父听到讣告，便按礼奔丧；又依照古制，十分谨慎地料理丧葬大事，前来吊唁的人都感动落泪，认为他懂得礼法。服丧期满后，他仍像从前一样出游。不久因病去世，时年六十岁。又过了几年，才设法把他的骨殖装入函中运回安葬。墓在故乡南树坳山中，山峰环绕，水流回护，堪舆家称为吉地；这些都是先父亲自经营、背土修成的，也足以看出他的孝心了。祖母谢太孺人，是罗寨谢公的次女。她小时候聪颖异常，有谢道韫解围的风采；到了成年，嫁给先祖父，侍奉公婆十分谨慎，有无锡范氏的风范；她头插荆钗、梳椎髻，却不荒废耕作和纺织，有梁鸿妻举案齐眉的风范；先祖父半生的行迹大多在东瀛，米盐等杂务全由她承担，完全尽到了母亲的职责，又有晋代陈夫人的风范。等到先父年长，娶了我的母亲建立家庭，她才稍稍有了余力；然而勤俭已经成为本性，除了操持日常事务外，也从未有一天享受安逸。那时我刚刚几岁，体质看起来十分瘦弱，太孺人得以实现含饴弄孙的愿望，十分欢喜。又因为疼爱我，娇纵宠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梳头、洗浴、穿衣穿鞋等一切事情，我都依赖祖母。有时夜读稍感疲倦，便在她身旁陪寝而不离开，直到勺象时仍是如此。唉！她挽着我的衣袖、拍拍我的肩膀，絮絮地说话，仿佛就是前一天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情景，又怎么可能多次得到呢？这时禹甫公已经去世，先父独自主持家政；他性情任侠，喜欢待客，终于因为好名声而使家境贫困。到了这时，食物渐渐供应不上，太孺人仍谈笑自如，没有丝毫怨恨和责怪。于是先父心里稍稍安定下来，才得以专心教导子女，为求取功名作打算。过了很久，贫困和疾病使人困苦无聊，白发萧萧，饥寒交迫，只能依靠孙媳陈氏的力量供给饮食。到七十二岁时去世。那天恰逢除夕，椒酒徒然摆在那里，新春逼近年关；因此年幼的孤儿们竟不能哭着侍奉他、更不能亲自端巾送饭，稍尽片刻父子天伦之情。悲痛啊！一生■〈浦上女下〉心，依依如同昨日；半根榔栗，节节都已斑驳；这就是我仰天捶胸、哭泣流血的原因。如今坟土还在故乡，想每年到坟上一次，稍微表达一点微薄的诚意，却遥远得无法实现。唉！饿着吧，饿着吧，我大概就要成为若敖氏那样的饿鬼了！

译先伯父熊生公家传 先伯父名象贤，字熊生，是广东嘉应州人。幼年学习儒业，身体多病。同乡有位曾姓医生，是当时的仓公，便请他来治病，病随即痊愈；于是又把岐黄医术的奥旨传授给他，他终于深通医理。二十岁时，跟随叔父禹甫公到台湾，凭医术闻名于世，台湾人常常称述他的事迹。先伯父为人廉洁，少言寡语，和人交往时，起初似乎疏远而难以亲近；但相处越久，越令人心醉，有周公瑾醇厚如美酒的风度。台湾风俗浮夸，有人借着救济他人、造福众生的名义，来推销他们饮羊登垄式的谋利伎俩；甚至与市肆相互勾结，真假混杂，使被庸医误治而死的人每年不下数十上百，医道也因此衰败。其中只有痘疹一科，在生死关头尤其重大。按痘疹这种病，史册中没有记载，只有《文苑英华》载有陈黯的一首《痘花诗》。如今这种毒害几乎遍及天下。先伯父精通痘疹科，听说有人正式来请，无论远近贫富，都不等车轿备好便立即前往。到达后，只见男女老幼，有坐着的、躺着的、呻吟的，一家之中哭声呜呜，几乎没有地方能找到活路。群医正缩着脖子、咂着舌头，收手推辞说自己无能，想卷起药具逃走的人，脚步交错。先伯父神色从容，行动敏捷，目光炯炯地上下察看，又用手左右摩挲病者许久，分别制成一方交给他们，说：“这是神农氏赭鞭所留下的遗方。”甲服下后，病势便退去；又说：“这是聚窟洲头的返魂香。”乙服下后，病根便拔除。他大概是用苦心调理元气，又如冲入敌阵般驱除病魔，差不多就是《周礼》所谓医术能使十人痊愈而不失一人的境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士人们把他看作韩伯休一流的人物，不只是以董奉杏林的故事来称许他。起初，我游历台湾时，先伯父已经七十三岁，和绛县老人同年出生；按纪年计算，已有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按日数计算，则有二万六千六百多旬，却仍然像少年一样强健。有一天，他微醉，对我说：“我老了，哪里还能让臀部像车轮一样无恙，再次带着粮食到罗浮山，登上子日亭顶峰，观看大海和太阳升起的地方；并且让罗浮四百多座山峰，每一峰都留下我们这些人的脚印，以弥补前次游览未能到达的地方？这就是大苏游赤壁后再次游览的事例，不知道这个愿望还能不能实现？”说完便捋髯大笑。他那种超逸的兴致，可以想见了。先伯父天性喜欢施舍，衣物和食物都肯推让，从不吝惜；不只亲近亲族，也爱惜有才之人，所以尤其喜欢我的文章。他家中有一幅小像，命我题写端正的赞语匾额，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其中有“竹林风味，酒家胡伯也，醉倒吾其扶之”的话。先伯父非常赞赏，认为其中飘飘然有仙气。他嘱咐子孙把这幅作品秘密收藏，作为传家的至宝。八十六岁时去世。先伯父的次孙师廉，性情谨慎端正，喜欢学习，如今因通晓一经而被举为博士。倘若明德达人的说法确有应验，那么竹室铜盘之乐，应当不减于杨家的风范。叔父我并不糊涂，正踮脚期待着他呢！赞语说：司马迁说扁鹊名闻天下，经过邯郸时做妇科医生，到了咸阳又做儿科医生，可见他的医道如此完备。至于汉、唐两书所说的五禽戏和按摩咒禁师之类，都是荒诞的。范希文等人把良医比作良相，是说医生能够救济世人罢了。有些士人夸夸其谈地讲道学，想着夺取两庑的供餐并推入口中，名声固然不低，但空谈没有补益；这就像珠玉象犀，东西虽美，却不适合使用。哪里比得上精通医理，竭力使天下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使仁术更加广大呢？这番话不容易对迂腐的儒生说清楚。

译先父守堂公家传 先父名缵谟，字远生；“守堂”是他晚年的自号。曾被选为国子监学生。祖籍在梅州白渡乡碛坑村。家世代务农，很少有人学习制举业。自祖父禹甫公开始弃农经商，二十岁以后前往台湾，经营生业，突然积累了数千金的义资。过了十年，带着资本回乡，援引成例进入太学，买下二百顷肥田供给生活。又采用仙人楼居的故事，建造几间房屋作为安居之所，题名为“垂裕楼”，大概是借用诰命中的话来勉励后代。住了一段时间后，仍像从前一样出游，因为劳累困苦，六十岁时死在台湾；后来才把他的骨殖装入函中运回安葬。先父承受前人的余财，独自主持家政，性情豪爽，有古代侠士的风范；遇到亲族中贫困的人，总是倾尽钱财帮助，从不让承诺拖过一夜，因此人们大多依靠他。当时他的长子刚刚几岁，众人都称许他有国家栋梁之才，先父十分欢喜并以此自负，于是在祖山山麓建造启英书室，作为教导孩子读书求学的地方。书室中收藏数万卷书，又请吴、汤、宋等宿儒来居住，对他们尊敬有礼，即使孝子侍奉父母，也有做不到这样周全的地方。像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始终如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起初，先父开办私塾时，乡里的轻薄子弟都反唇相讥地笑他说：“这是想仿效刘蜕破天荒的事例吗？”等听说他的儿子能够通晓经书，便惊骇；后来又听说他的儿子能够写成文章，就更加惊骇。过了很久，几位前辈错误地推许奖掖他，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振兴我们宗族，流言非议才开始平息。先父既然以好客闻名于当时，方圆百里之内能写文章的士人，只要通过赠送缟紵、订立杵臼之交而相识的，他没有一天不接待。时人相互谈论说：“卖掉田宅买书、抵押衣物供客的，只有吴某一人罢了。” 在那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仍让儿子仿效苏章背着书箱求学的故事，跋涉千里寻找老师。从此学业逐渐进步，而家事也渐渐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碛坑有许多秀美的山水，凡是有游览癖好的豪士必定来游览，来了必定到他家中。先父总是准备鸡肉黍饭留他们住宿，还殷勤应酬，谈到夜深更尽仍不停歇，于是又通晓了青乌之术。对于先人的坟墓，他常常亲自经营修整，若不坚固美观便不停止。因此先父在世时，所收藏的青囊、玉尺等书很多；如今他的手迹遗泽还在，只可惜能读懂父亲藏书的人难以找到罢了。某地有某姓人家，富有程度在一方无与伦比。先父屡次欠他数百金，对方像秦始皇派人搜捕一样追索，却没有找到先父，便想兴讼。等到先父拿出全部财产偿还后，那户人家便一文钱也没有了。过了不久，先父患上严重的脚病，困顿疲惫到了极点；幸好太孺人贤能，善于辅助处理事务，于是先父便把家事交给她。不久，太孺人相继染上重病，几年间辗转卧床，请医生买药，花费无法计算。于是欠债堆积如山，病情稍有好转，家产却更加空竭。不得已离家远行，和儿子先后到台湾。彰、淡二属是禹甫公过去游历的地方，便重新来到那里，像鸿雁踏过泥雪只留下爪印一样，勉强借处栖身；于是把东都当作躲避债务之地，暂且打算老死在这个乡里，也确实是时势所迫才到了这种地步。这时，他的儿子在台湾府学领取廪饩，名声日益显著。然而家境更加困窘，辗转迁徙、流离失所，时间一久，甚至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先父仍然豪气逼人，常说：“我有一个能写文章的儿子，还怕什么贫穷？”人们因为他屡屡夸赞儿子，私下把他比作王家癖；先父听见这话，头也不回地吐了口唾沫。即使屡次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他也安然自若。从此隐居不出十多年。晚年忽然患上鼓胀病，六十岁时去世。先父有两个成年儿子。长子就是我，后来在甲子年考中乡试；先父最终没能活着亲眼看到这件事。可惜啊！我这个不肖之子因自身的罪孽，连累了双亲；又因家贫没有办法补救，甚至让自己长期患病受苦，这样的愧疚又怎么赎得清呢？每当想到这里，内心便悲伤、惭愧，眼泪潸潸而下！

译先母太孺人家传 太孺人蔡氏，是国学生庆轩公的长女。蔡氏是白渡的名门大族。当地有连绵十多里的高山，盛产煤炭，每天有数百人开采，喧闹杂沓如同集市，全由庆轩公一人主持。因此蔡氏一门富裕强盛，庆轩公对此出力很多。太孺人十七岁来到我家，能够节俭勤劳，努力修养妇德，妇女们都以她为榜样。那时我家仍然兴盛，先父生性慷慨好客，喜欢施舍，太孺人在其中辅助他；凡是饮食、盘碗等物，都极其精致洁净，座上宾客无不赞叹佩服，向先父道贺，说他得到了一位贤能的内助。她尤其敬重馆师，每逢有酒食，必定先为先生准备，十多年谨慎如一日，没有丝毫厌烦、轻慢和亵渎之心，确实是妇女中少见的人。她对儿女爱惜得如同掌上明珠，但督促课业十分严格。她每天教导他们读书、立品，不要使前人的志业坠落。她的儿子颇为聪明，文思日益丰富，在学校中渐有声名，人们说他得到母亲教诲的助力最多。过了不久，先父患严重脚病，几乎危及生命，太孺人衣不解带、亲自侍奉汤药达数年，病才痊愈。不久我四弟出生，聪明可爱，有“扬家童乌”那样的称誉，祖母非常疼爱他。不幸他因痢疾夭折，太孺人因为悲伤过度，便患上久治不愈的重病；饮食、穿衣、行走一步都需要别人照料。从此贫困和疾病交相侵逼，家事更加难以支撑。在此以前，祖父禹甫公经营生业到了台湾，广置产业，以惠及后代。我们全家一年的用度，都依靠这些产业作为护身符。近年来日益贫困，我们父子不得已又来到台湾谋生，辗转流离，想回去却没有钱。先父于是把金钱装入函中寄给媳妇陈氏，命她奉太孺人来台湾奉养。船已经望见台湾山脉，像一抹云烟，清清楚楚到了眼前；因为船夫还没有决定停泊的地方，不久忽然有怪风从东北方刮起，船头又转向西方。第二天抵达澎湖，却被守口的武官勒索阻挠了很久，得到顺风后又返回金门镇。当时四周山峦都隐没在云雾中，舵工们茫然不能辨认边际，忽然听到砉然一声，像天崩地裂一样，船撞上巨石而破碎。几乎淹死，幸亏潮水退去，船随水露出，才得以逃生。又遇到成百上千聚集的歹人，乘人危难抢劫，随身衣物全被抢光，于是想要自杀。有个蔡姓人家发了慈悲心，为太孺人准备粥饭、烘干衣服，情意十分真挚；又资助她到厦门。在穷困旅途中遇到这样的豪举，实在令人感动。我本想写一篇佳传来报答他的恩德，可惜事出仓促，不知道他的名字，至今仍以此为遗憾。当时同船的一百多人都变成了乞丐般的行装，只有太孺人因步履困难，所以借竹兜子作为坐具，由两个人抬着她，经过漳州、南靖、平和、永定、大埔，依次到达故乡。一路上风餐露宿、困顿流离的情状，嘴里说不出，笔下也不忍写。全都依靠长媳陈氏一人的力量，可以说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当太孺人与婆婆遭遇灾难的那一天，正是我这个不孝之子借住曾氏家中的那一年。当时已经得到她们在船中遭遇艰险的消息，但鞭长莫及，只能叩首向上天、神明和佛祈祷，几个月都没有得到灵验的回应。我平生不懂祈禳之事，到这时更加相信：菩萨沉入波涛，果然很难救起落水的罗汉。此后太孺人留居故乡，仍然依靠陈氏为她照料扶持。不久，陈氏又渡海寻找丈夫，太孺人因先前的事情心中惊悸，不肯同行，暂且依靠寡婶何氏居住。约隔一年，才派使者来迎接；还没有出发，太孺人便突然因病去世，当时年纪还不到六十岁。悲痛啊！从前欧阳文忠公和苏文忠公的母亲，都因为教子成才而成为史册的光荣；我这个不孝之子虽然才华比不上欧阳、苏氏，但贤母教子的心意，却从未有丝毫不同。可是一个荣耀、一个衰败，竟然如此悬殊，为什么呢？我一生没有大的罪过，唯独在“孝”这个字上，无论奉养父母还是办理丧葬，都有所亏欠。每次想到这些，便胆裂心碎，仿佛有一声霹雳在我头顶盘旋飞过，担心这是上天的惩罚。唉！死去的人已经永远离去了，只有发誓仿效陶渊明冥报的故事，在来世报答恩德罢了。悲痛啊！

译芸阁山人的别传 山人姓吴，号“铁榜”，字“芸阁”；如今居住在台北淡水厅双峰里。“山人”就是山中人的意思。杨置友的梦置作“龙首山人”，说“山人”不是有禄位者的称号；可见《宋史》本传。韩愈、苏轼的文集中也有“吕毉山人”“云龙山人”的称呼，所以仍沿用这个称号。不称“列传”而称“别传”，是因为“列传”始于龙门，这是史书的体例；只有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所列书名中，有古人的《别传》数十种，是为了同史家的传记相区别，采用这个称呼不过是谦辞罢了。祖籍是广东嘉应州人。世代居住在白渡堡神岗社，神岗社位于村落偏僻处。离村数里，在嵩山、白渡二乡之间有一座山，叫乌罗嶂。山势高耸接天，雄伟开阔，一眼望去群峰罗列，像儿孙护卫祖宗一样，巍然成为这一带的雄镇。乌罗嶂左右分出两条山脉向下延伸，形如银鹅，又如云屏，起伏隐现，蜿蜒直达山麓，山势将要平息时又突然隆起山头。按五行属土，山下略微低凹。南面偏西有溪水曲折流过，潺潺有声，其中自成一处安乐窝，先人的破屋就在那里。祖禹甫公因为家里负担沉重，刚到二十岁便到台湾游历，积攒了数千金后回来，于是修筑房舍、建立家室，把家业传给他的儿子守堂公，也就是先父。山人出生几岁时，便有任延之的眼光。先父修建了三间精舍，极其幽静雅致，请同乡宋、汤、吴几位先生教导他，对他温和亲切，情意十分真挚；详细情况见本传，保存在文集中。禹甫公客居游历海疆时，置办了数百亩肥田，每年收取田租来供养家庭，所以三代人的踪迹大多在台湾。后来山人的家境极其贫困，穿鹿皮衣、系绳带，连衣服鞋子都无力置办。史书称司马相如居家时只有四面空墙，我甚至连墙也没有。无聊之时，想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气节，姑且去做萧何那样的刀笔吏来驱逐贫困；然而本性一向耿介，苦苦守着芦中人的本色，乡里的前辈都因此对他刮目相看。唉，贫穷是士人的常态；唯独山人的贫穷，却像天降烟霾，黑夜昏暗，他独自走在丛葬的祠堂中，阴风吹拂，鬼火怪磷，狐鸣鬼啸声声不断，使听见的人毛发都窸窣颤栗，只能边走边僵住边狂叫，甚至不躲到距中国数千里之外的玉门关去都不肯罢休，简直是开天辟地以来、国史四千多年中从未有过的局面，到了人所不忍看、不忍听的境地。先父一向慷慨，喜欢宾客，喜爱营造之事和阴阳家的学说。亲友有来求助的，他便拿出钱袋里的钱给他们；钱不够，就借贷来增加数目。千万贯钱像青蚨一样飞走，十笔中没有一笔能够收回。他尤其敬重礼遇塾师，竭尽情意，极其谨慎，就像忠臣侍奉君主、孝子侍奉父亲一样，完全以真心贯注其中，没有丝毫矫饰。直到今天，他崇尚道义、尊重文士的种种行谊，还在士大夫口中被不断称道。然而最终因为好名声而使家境贫困。恰逢遭遇跌倒，脚受伤，几乎丧命。我考察贾谊的话，这不只是患了肿病，又苦于■〈▯炙〉，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呢？当时病势很重，便请医生、买药来治疗；钱财用尽，就变卖田产；田产卖尽，就抵押衣物。从前扬雄担心一次跌倒会使全族受牵连，先父则一次跌倒便累及自身以及全家。可悲啊！因此贫困和疾病交相侵袭，债务堆积如山；恐怕即使翟公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孔氏家中没有一只完整的鸡蛋，也未必有这样惨酷。他能够多活一天而不死，已经是幸运了。过了几年，才渐渐痊愈。居住不久，先母又意外染上顽疾，手脚萎缩麻痹，不用人背着，一步也走不了。当时每逢疾风暴雨、深夜之中，她痛苦地呼喊，儿女们便围在床前，轮流握手按摩搔抓，常常一直到天亮也不能入睡。《易经》说：“剥蚀床板已经到了床席，灾祸已近在眼前。”可悲啊！正在惊惶之际，听见看门狗连声狂吠，原来讨债的人来了，又像秦始皇大肆搜捕一样，目光炯炯地露出虎狼般的神情；想不偿还赵氏璧玉也不可能，于是只好把嫁妆财物全部拿出来交给他们，家中终于连一条裙子、一支钗子也没有留下。从此满眼都是劫后的灰烬，躲债也无处可去，真像身在森罗殿上、受制于人鬼关口，再也不是柔软红尘中的世界了。无计可施，常想写一篇《恨赋》来表达心情，摘录句子如下：“子野听到歌声，却无可奈何；王郎以刀砍地，悲哀之中再无更悲哀”；“读着使人落泪的残碑，人站在岘首；织成回文锦字，春意锁在眉峰”；“上天夺去了柳州的才巧，鬼神怜悯韩愈的穷困”；“真宰申诉而阴风惨淡，霹雳死去而寒日无光”；“写作禁体诗词，严寒中尚有粮食；仰望天边的贯索星，即使大赦也没有诏文”；“猿臂将军面对狱门悲伤捶地；凤窠中的群女，对着镜匣窥视而含愁皱眉”；“心字香已经燃尽，巫阳的梦短暂易醒”；“你出行了，在寒霜瘴雨之中；我所思念的，在碧血青磷之处”；“孤愤写在江郎的笔下，我本来就是含恨之人；长门宫回荡着汉彻的车声，妾身真是薄命”；“竹子怨恨孤独生长，梧桐悲叹只剩半株”；“洗净尘世劫难的腥膻，像朱云请求赐剑；听闻苏门的歌啸，像阮籍走到穷途”等等。读者为此流下眼泪，说自从彭令昭创作《人间可哀曲》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变调的悲歌了。可悲啊！当时，太母年老昏聩，又患心病，若没有人照料便无法取暖；然而家中瓶空垒尽，父子都没有谋生的办法。于是想到黄帝的儿子叫累祖，喜欢远游，后人把他奉为行神，我也想向东去。于是大家一起谋求衣食，缝制了一个简陋的行囊，里面放着几百枚青铜钱，提着它走向漳、泉、潮、汀一带的郊外。戴着破帽，穿着草鞋，每天走一百里或几十里不等，低头一看，脚后跟已经裂开。到了鹭岛，道路走到了尽头，钱也用完了，送行的人从岸边返回了。等到登船远望，只见巨浪滔天，连接天际，映日而起；毒龙在前面翻腾巨浪，奇异的大蛤蜊在旁边吐气成楼，洋洋然真是壮观。高坐在舵楼上，于是想起古人骑鲸钓鳌、乘风破浪的宏才，以及所谓谈笑间驾驭风涛者的胸襟气象，把他们安排在陈元龙的百尺楼上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哪里是寻常以蠡测海的人可以相比的呢？不久便抵达台湾，依靠姐姐居住，庆幸她没有絮絮叱骂我，而且彼此相处得十分欢洽。后来又依靠长兄熊生公，亲属之间彼此安慰扶持了很久。台湾处在海外荒远之地，自古以来是毗舍耶之地，山人已经成为寄居之人，所见到的奇峰、深谷、大泽、平原，以及一切恍惚离奇、令人惊异骇愕的景象，全都写进了文章。

译所以山人到台湾以后，文章比从前更加奇特，识见的人把它比作苏东坡在海外所写的文章。唉！天下的名山大川，都记载在舆图和地志中，清楚明白，可以考察。何况我的家乡山水奇秀，冠绝海内，其中最著名的没有超过罗浮山，其次是五岭，每隔几百年才有一次灵气发泄出来。从前只有韩愈、苏轼两位贤人因贬谪来到这里，他们的教化恩泽流传到后世，不能说不是山川的幸运。如今已经过去八百多年了，像山人这样不过是贫寒人家的子弟，谋略、功业都平庸无成，已经不能亲身侍奉朝廷，创作雅颂来歌咏国家的盛德，便只能凭借雕虫小技，而且又不求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这实在辜负了这么奇异的山水，难道能不害怕吗？山人性情朴实笨拙，淡泊而无所经营；唯独说到“孝”这个字，便悲痛得几乎要死，想着化作精卫衔来木石，把大海填平。起初，先母为躲避灾难来到台湾时，返航的船到了金门，遇到怪风，船撞在礁石上碎裂，几乎淹死；幸好带着儿媳陈氏同行，于是寻找竹轿作车，分别派弟弟、侄子们抬着、背着她，沿途乞讨，绕道鹭门，走了二千数百里那么远，才陆续到达家乡。唉，真是疲惫不堪啊！当时山人在台湾岛上，听到的消息不一致，半信半疑，每到深夜人静时，便竭尽诚意焚香向天祷告，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以使亲人脱离危难。这样过了几个月，最终没有得到应验，才开始相信命数已有定数，即使灵山的世尊也不能把苦海拔除而化成慈航。后来因为迎接未能成行，先母突然去世。这件事成为终身遗憾，他常常把它看作百行也不能赎补的罪疚。唉！人没有比失去亲人更大的不幸。君臣上下之间，即使伦理纲常有所亏缺，还能厚着脸皮向众人夸耀说自己是经师、名士；我是在欺骗谁，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咸丰壬戌年，彰邑的奸胥戴万生作乱；山人居住的地方逼近虎口，贼党拿利刃逼他投降，他强悍而不顾，还吐唾沫说：“你怎么这样！我既然带着自己的脑袋来了，又有什么可躲避的？”贼人也觉得奇异，认为他有椒山那样的胆量。后来得以逃脱，逃到淡水，依靠弟弟、侄子居住，做起教书谋生的卑微事情。乙丑科时，受到丁亦溪冏卿和汤四如明府两位先生的知遇，于是考中乡试，因而得以同名公巨卿交游；有人像陶胡奴那样送米，也有人像闵仲叔那样馈赠猪肝，但感恩的人有，真正知己却没有。当时任职者中可以称为知己的，只有陈香根司马一人；交情深厚的人中可以称为知己的，只有吕君汝玉、汝修兄弟二人而已。司马说：“我的仕宦车迹走遍大半天下，本想借此暗中寻访天下奇士，唯独遇到山人，才品双全，大概不是阳山区册一流的人物，而是岭南一带唯一的人了。”于是替他筹划家计和身后声名，还说要把文章藏在名山，传给后世之人。这种情趣都是尘俗官吏厌恶听闻的，唯独司马破格为他这样做；他卓然不求冰山，而求泰山，难道是听到平津侯设东阁招贤的风气后受到启发的吗？他爱惜人才，真是深厚而优厚啊！吕君的事情记载在《义门厚赠记》中，这里不再赘述。恰逢朝歌里有狡黠之人兴起哄闹诉讼，谋划要把王拱宸一网打尽，流言从外面传来，我笑着推辞了。人们以为我是胆怯，其实不是胆怯，而是心里不屑。如今仙人居住在琼楼玉宇，乘风驾气，同造物者游于无何有之乡，他们离开尘世不知有几千万里。若有人向他们谈蟭螟杀敌、蛮触争国之类的事情，仙人一定会笑这些话荒谬。为什么呢？只要有人世，就有沧海桑田；只要有鸡虫，就有得失。人和万物如果落入罪孽之海、火宅之中却不知觉悟，水火刀兵之事便会发生，这就叫劫。只有养空游者能够逃出劫数之外，漂浮着好像没有系泊的船，所以称作“化人”。化人，就是周穆王想和他携手遨游而不能得到的仙人。当权者不能察觉，竟拿蜗角之中的事情来箝制他，这也太浅薄地看待山人了！山人性情聪敏，熟悉并善于记忆，读书能够掌握要旨。童年时学习敲门砖式的应试之学，也学习《说文》以及篆书、隶书。时文无论平正、奇峭、浓重、淡雅，都能根据题目来写，间或也喜欢学习陈、夏两家的路数。诗歌方面，对于西崑体、宫体，能够剖析其源流；虽然学习古人，其中仍然有自己的面目。自从勺象以后，更广泛涉猎古文、经史、诸子百家以及稗官小说，广泛观察而择取精要，所以古文功底很深。古文有两种：一种像元结的文章，如同太古的钟磬，敲击它，声音清亮悠长；一种类似东莱《博议》，以根本义理和要旨为基础，所以既奇特又合乎法度。叙事学习《史记》《汉书》，铭志学习欧阳修，记序学习老苏和王安石，小品学习柳宗元；虽然学习这些人有达到之处，也有未达到之处，然而不能说不是豪杰之士。唉，古文之学已经衰微了，哪里能得到心意相投而又有奇才的人，同我共同欣赏呢？“活着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死后只好让青蝇来作吊客”；读到虞翻自我哀悼的话，真使千古以来有才而命运不济的人痛哭欲死。可悲啊！丙子年，到了会试的日期，已经束好行装准备上路，却被海上的罡风阻挡，商船杳无踪影，不得已只好告别归去。这就是山人终身未能到燕台，不能同四海九州的士人一较短长，以文章才艺进入词馆的原因。自己想来虽然浅陋，经史之学暂且不说，即使一波、一磔、一切、一翻，也都穷究源流，什么时候曾经粗疏草率、支离破碎，重新被漆围吏所讥笑呢？这本来是自己可以相信、也可以让别人共同相信的。可是半生读书，想稍微施展以文章报国的志向，却始终不能实现；前面是自己耽误了自己，后来又被奸人耽误，这固然是命运困穷，不是才华的罪过，也是那些掌管桂籍、谈论阴德的人深深忧虑的事。我私下恐怕■〈〈示殳〉上酉下〉浊一流，其中有人不能不承担责任罢了。算起来，山人六岁入学，在家读书十四年。此后如雪泥鸿爪，漂泊作客的日子居多。所居之处是困苦的县邑，所面对的是可怕的堡垒，所遇到的多是褦襶子和中山狼一类的人家。他的筋骨都是在极度劳苦之后磨炼出来的，他的学识都是在阅历之后形成的，他的功名是在心灰意冷、年老力衰之际得到的，他的品行情谊是在刻苦生活、粗茶淡饭中磨砺出来的；直到如今痛苦稍定再回想痛苦，仍未尝不叹息。向上天呼问而天也哭泣，捶击大地而大地裂开，仿佛听见空中的霹雳，使人神魂沮丧、心胆破碎；终身把穷困的石头当作故乡，把鬼门关当作家门，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荣启期的三种快乐呢？

译当住在福兴街时，他用尽数年教馆所得的钱，为小儿子置办婚室，稍稍实现了向平的一项心愿。不料刚到婚期便发生灾祸，母子都丧命，可悲啊！琴弦已经断了，只好再到海外寻找鸾胶来续接，所以阮修的婚费支绌得难以承受。住了很久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孙子，风度品格秀美端正，咳嗽一声便给他取名叫“寿椿”，全家把他看作掌上明珠。偶然因痢疾治疗不及时而夭折，年纪才三岁，和白家的崔儿遭遇同样的灾祸，可悲啊！有人疑惑山人常年奔波，灶火来不及烧黑，席子也来不及坐暖，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精进。不知道山人扬长避短，五官并用，没有一天不是读书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读书之处。每当胸中稍有不平，便把它收束、雕琢成文，不论处在什么环境都要写作。至于白玉蟾的寂光国、陶彭泽的武陵源，难道真的有这些人物和事情可以遥相印证吗？不过是借酒杯浇灌胸中的郁结，正如《南华经》中寓言大多属于这一类罢了。还记得年轻时穷困居住，看见来客中有取得科名的人，便从心里敬畏他们，以为是天上的人；并且常常顾影自怜而躲避，好像王霸的儿子惭愧面对宾客一样。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滋味如同嚼蜡，横在那里也没有用处，只会招来祸患。而且老年已经逼近，头发斑白，视力模糊，每月吃不到一斗米；一切富贵功名的念头，在清冷的夜里都不再入梦。只有文字的缘分还没有断绝，就像茧室里的春蚕，直到僵死之日，丝才会吐尽。唉！庸庸碌碌的人往往有后福，如今世间长寿、富有、多子、完全具备华封人三种祝愿的人，哪里数得过来？最难做的，只有儒士。谋生计拙，先天已经埋下长久的病根；又生性风骨峻拔，即使老了、死了也不后悔。母亲因顽疾而与世长辞，父亲的书因繁难而无法读完，自己羁留海岛，遥望故乡而不得归，事情实在太令人伤心；再加上盗贼的谗言偏偏很甜，人事纠葛纷乱，骨肉亲属冷落，家道坎坷；笔墨所写的，还不到全部苦难的万分之一。因此山人无论何时、何事、何种处境、何处所在，都同死亡相邻。死亡本来还可以说，偏偏该死时不死，仿佛忍着最后一口气再活片刻，才可以慢慢施展摧折刺击的手段；只要山人还留有一丝生路未断，就从旁边、侧面不断找出更多途径，使他在再也无法加重的极限处受困受挫，这才足以让人感到痛快。唉，太过分了！总而言之，聪明才智被造物所忌，因此一生因才华而困穷、因命运而困穷、因骨相而困穷；既自己惭愧、自己怜悯、自己责问、自己悔过，随即又自己安慰、自己奋发、自己自负、自己解嘲，就像扬子云说郑綮惯于作歇后诗一样。山人于是作了一个歇后式的打算：怎么知道前世不是古代诗歌乞丐一流的人托生到人世，命中注定要以乞儿终老，只因为略有文才品行，才破例给他一个浮名，使他能够稍稍糊口，不至于辗转死在沟壑之中呢？只要有司马牛那样的灾祸就够了，又还求什么呢？这就是所谓退一步想。只是作歇后语的郑五已经做了数年宰相，而作退一步想的山人却仍然是吴下阿蒙。从前自序说，不知道上天生下这样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想来，又不知道上天为什么不让这个人早早死去是什么意思。说到这里，墨痕和泪痕交错，笔也僵硬倒下了。然而子厚所说的遭遇如果不够长久、困穷如果不够深重，他一定不能凭自己的力量使文章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韩愈、柳宗元实在是千秋万代的知己啊！愿同读韩、柳文章的士人共同参详。时年五十九岁。《一肚皮集》序 可叹啊，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头发已经星星点点，颜色也变成两种了。岁月不断流逝，一事无成，只带着这点微薄的东西，混迹在■〈浦上女下〉娑世界之中；不是白白存在，便是成为多余的人，又何必还握笔高声夸夸其谈呢？我从六岁开始接受老师教育，还不到十三岁，就把大经、中经、小经全都学完了，开始学习写科举文章。乡里的前辈见了，惊奇地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凭古文闻名于世，刘蜕当年名动天下的事情可以得到验证了！”我听了这话，暗自高兴，也颇为自负；然而屡次应试，屡次落第。不得已，只好前往台湾。台湾古称毘舍邪国，这里天风海涛，奇峰深谷，幽深广博而雄奇杰出的气势，天下无比。我得以从这里汲取材料，用来壮大文章的气势。从此胸襟渐渐觉得开阔起来，而我的文章也发生了一次变化。过了一年，便得到徐清惠公的知遇，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我跟随他很久。同治壬戌年，发生了戴万生之乱。当时贼人的气焰十分凶恶，镇、道两级官员相继败亡。我以节义激励自己，发誓不受贼人玷污；每天只是披阅书史，暗中谋划恢复旧制。凡是对流离百姓的哀痛、对鼠辈的痛斥、想仗剑请战而又不能请战，以及心中想说却不敢说、又不得不说的话，全都在文章中抒发出来。大概局势越是艰难，阅历越是广泛，而我又带着内心愤懑不屈的气概，以及英雄失意、无处立足的悲哀；虽然身在军旅之中，没有空闲谈论文章，但我的文章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后来趁机逃脱，便走了一百里到淡水郊外，做起了靠口才教书谋生的事情。乙丑年，我在乡试中考取，于是得以同名公巨卿交游。一时之间，献上缟帛、赠送紵麻的人接踵而来，仿佛生怕与我擦肩而过，因而我的诗文便在士大夫之间声名大振。恰逢香根陈侯奉檄代理掌管淡水政务，到了任上，政务办成，百姓和睦，于是有了修纂厅志的举动。陈侯同僚友人商议说：“江淹说过，修史没有比编志更难的；如今郡邑志就是史书的一支流派，如果不是才、学、识兼长，而且心术、品行纯正，没有倾险谄媚习气的人，就不足以担当这个职务。若没有吴君，我还能同谁一起完成这件事呢？”于是立即派人带着聘礼来聘请我，见面一次，便如同平生好友般欢洽。陈侯名叫培桂，是高要的名士，曾多次主持分校考试，具有办事才干，完全摆脱了官场中戴乌纱帽者的庸俗套路；他还替我筹划家计和身后的名声。他像安邑人供给猪肝那样厚待我，情意深厚，即使是令狐楚对待玉谿生，也不过如此。唉！这样的风雅情谊，在尘世间的庸俗官吏中显然是无法求得的。今年，我旅居互乡，那里有几个人再三以掉磬的方式讥笑我；我不以无道的手段报复，只用南方人的坚强来胜过他们。闲来无事时，我把旧作搜集编录起来。正惭愧自己的文章如螿鸣虫吟，整天手捧一篇文章相对；偶尔有些篇章，也不过是夺走别人的酒杯，浇灌自己胸中的郁结罢了，哪里谈得上用文章报国呢？然而，几十年来的出处行藏和交游往来，已经全部坦然呈现出来了。我的足迹，从梅州到循州、潮州、漳州，再到八闽，直到海疆；我的遭际，则从党社到书序、学校、科举名场，再到朋友和师友的教诲，骑马乘船，历历在目，屈指可数。大概我一生以困厄穷苦为第一，以卞洁为第一，以嗜好读书作文为第一，以意外遭受口舌非议为第一；不知道上天生下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将来在正直的史家笔下，我的位置究竟会属于哪一等呢？评论世事的人，应当到唐子畏、徐青藤等几位君子中去寻找可与我相比的人。光绪初年中秋，芸阁吴子光在双峰草堂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