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福建有陈烈季甫、周希孟公辟、郑闳中穆、陈襄述古，他们穷究经书，苦守节操，以古人为期望，所以当时有‘四先生’的称号。章望之表民作《四贤传》，流传于世。他们还有一位朋友刘彝执中，当时正协助胡安定先生在苏州、湖州之间兴办学校；等到他归来，乡人称他为‘五先生’，名声传遍天下。陈、郑、刘三位先生，我都曾跟随他们请教道理。季甫、公辟从未出过乡里，所以没有机会认识他们。我二十岁左右与纪常在太学时，王道粹学士、王才叔学士一同骑马来拜访先生，并询问贵游子弟中贤能的人。先生回答说：‘吕晦叔的两个儿子都有父亲的风范。’两位王学士立即到先生那里，递上名帖请求相见；先生召我和纪常二人一同在首善堂坐了很久。安定先生治理学校，虽然规矩都已完备设置，却没有全部实行，而是以德育为主。关中（按：此处以下原本缺文）。纪常作赋说：‘善于察听你的言语，虞舜就是因此成为舜；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孔文子就是因此被称为“文”。’ 欧阳文忠公每次写成文章后，一定反复亲自删改，有时甚至一个字也不保留最初的原稿。他写成大文章后，就抄写下来挂在屋壁上，进出时观看省察；至于书信、短札，也一定先打草稿。他精心审慎到了这种程度。每篇文章一经发表，士大夫都争相传抄吟诵，只看见它仿佛自然形成，没有人追究其中雕琢修改的痕迹（他曾在诸子学舍中给刘原父写信，一封信写了十几份稿本）。范中发说，吟诗有两种害处：招来悔恨和忧虑，损伤心气。我小时候，有位教授我的老人对我说：‘借书给别人以及向别人借书后归还，这两件事都是痴傻。’我听了便不喜欢他这句话。后来读《颜氏家训》，看到其中说，借来别人的典籍都必须爱护，如果原先已有缺损，就应当替他补修；这也是士大夫百种品行中的一种，于是才知道忠孝之人也应如此。《诗》说：‘我思念古人，确实合乎我的心意。’ 语气助词好像完全没有意义，却不能互相替换，那么它们的意义就深远了。污浊的风俗使人沉溺其中，比深渊之水还厉害。以谢安这样的贤人，尚且不能使自己摆脱流俗，何况不如谢安的人呢？心术端正的人，即使遇到不善的人和不善的政治，也不能被感化而作恶。心术不正的人，即使遇到最好的环境，也不能被感化而行善。因此选择所遵循的道术不可不慎重。端正的是我的本心，不端正的不是我的本心，只是习染而成罢了。安静下来观察，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本心。人的确有时仅凭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如今世俗之人喜欢说‘没有好人’三个字，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如何自处。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因为没有别的缘故，只要观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喜欢说‘没有好人’三个字，是非常错误的；这是不知道自己的祖父，也是不了解自身。孟子说‘尧、舜与普通人相同’，大概就是从自己身上观察得出的。京师有个人用金银、丝织品和锦缎装满两个箱子，托付给他的相识之人，几年后去世了。那人把箱子归还给他的儿子，儿子说：‘我父亲平日从未提过这件事，而且也没有契券可以证明，大概是您弄错了。’那人说：‘我亲自从你父亲那里接受了这些东西，难道还要等契券吗？你一定曾经听父亲预先说过吧。’两个人互相推让，都不敢承受。那人把这件事拿到官府说明。当时包孝肃公任京兆尹，查验追究事实后，判决把财物交给儿子。世俗的说法都认为如今的人再没有良心，只有利益；听到这两个人的事，可以消除一时的疑惑。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会奋发而起；其次，那些没有遇到尧、舜、文王而不能充分发挥才干的人，多得很。即使有尧、舜的政治、尧、舜的教化、尧、舜的感化，有的人能够改变内心、改变思想，有的人却只能改变外表。圣人在上，革新的道已经完成，仍只能使小人改变外表，这不是圣人的罪过。只是他们内心所受的陷溺有深有浅。既然已经有了斗，就不能再剖分；既然已经有了秤，就不能再折断。后世圣人因此制定法度、禁令和约束，只希望使百姓不相争罢了。《老子》说：‘古代善于行道的人，不是要使百姓聪明，而是要使他们愚朴。’《书》称赞尧的德行说：‘使百姓和谐明理，使百姓明白。’《礼记》说：‘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老子说：‘用恩德来报答怨恨。’孔子说：‘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老子说：‘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上等；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祸患。’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概孔子从来没有以老子为老师。伊尹在有莘耕田，傅说在傅岩筑墙，太公在渭水垂钓；他们对于天下，并不是逐件事情去考察利弊，也不是逐个人去穷究贤能与否，而只是明白自己所能做的事罢了。等到他们得志，便把这些施行于天下，全面推行而已。鸣条的战事出自伊尹，牧野的战事出自太公。伊尹是圣人，太公是仁人。《书》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武王讨伐殷。’又说：‘只有伊尹和汤，都具有同一种德行。’汤说：‘我要访求伟大的圣人。’武王说：‘已经得到仁人。’（王介甫认为‘仁人’指的是微子。） 有人说，周公的功业，是臣下不能做到的，这话可信吗？回答说：圣人作为臣下，只是完全尽到臣下的职责罢了。伯夷、叔齐拦住马叩谏武王不要讨伐纣王，武王不听，他们便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是庄周的寓言。孔子说他们饿死在首阳山下，孟子说：‘伯夷只是避开纣王，而盗跖却横行天下。’这也是庄周的寓言。孟子说：‘鸡一叫就起床，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罢了。’ 《六韬》兼用权变和计谋，谋求利益，计算功效，是战国阴谋家的□，并不是出自太公。吕吉甫说：‘德行盛大的人不会轻慢侮辱别人。庄子竟然不能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正如颜回所说的：智慧已经达到，却不能用仁德守住它。’程正叔说：‘庄子就像学习佛法却尚未达到境界的人。’ 王圣美曾说：‘我见过介甫谈论老子、庄子；若以圣人来称他，尚且不足。’ 《曹子方言》说：‘《列子》是一部伪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见于《庄子》的内容非常好，其他内容则不值得取用，因此知道它是伪书。’苏浩然认为刘向没有能力辨知《列子》。《杨朱》《力命》两篇，是其中最深刻的篇章，却被说成不是出自同一家学说。

译《庄子》说：‘道的真髓，用来修治自身；它的余绪，用来治理国家；它的糟粕，用来治理天下。’我认为不是这样。圣人用修治自身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和天下。诰辞、誓辞不如五帝，盟约、诅咒不如三王，这些说法都不对。《君子》说：‘君子屡次订立盟约，混乱因此增长。’这里不过是讥刺屡次订盟不对。苗民不能取信于人，因而败坏诅盟之事；这里只是责怪他们毁坏诅盟，并不是认为诅盟本身不对。周公占卜建都洛邑时，使者说：‘有德的人容易因此兴盛，无德的人容易因此灭亡。’周公难道是预先担心后世君王没有德行，因而希望他们容易灭亡吗？这是因为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容易灭亡，就不敢不修养德行。晋文公讨伐曹国时，下令不许进入僖负羁的住宅；除此之外，军队所进入的地方就遍及整个曹国了。圣王的军队是慰问百姓、讨伐罪人，所以没有为报仇而出动的军队，没有为满足欲望而出动的军队，只能使众人端正心意，专心为百姓办事罢了。百姓用箪盛饭、用壶装酒来迎接王师，说：‘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后面？您施行了什么，才得到百姓这样拥护？’ 子犯倚仗山河表里为险，不能与吴起所说的以德为凭相比；他想讨伐秦穆公，又不如文公不背弃秦国施加的恩惠；他说子玉不可失去，又不如先轸所说的安定人民才叫合乎礼。然而，子犯凭什么能成为霸主的辅佐呢？大概是因为他能把百姓尚不知道信用、尚不知道义、尚不知道礼作为首要事务，并说正义的军队气势强盛，理亏的军队就会衰老；这就是他能够成为霸主辅佐的原因吧？至于王者的辅佐，应当怎样呢？只需不夹杂私意罢了。像旅途中的漂泊者一样寄居三界，例如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各国时，蜀先主刘备在刘表那里时，关侯在曹操那里时。七种教化是：父子之间有亲爱，兄弟之间有友爱，夫妻之间有区别，君臣之间有义，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宾客之间有礼节。君臣之间的义，父子之间的亲，男女之间的区别，是历代都不会改变的。衣服的制度，宫室的规格，器皿的容量，王者根据时代而有所增减。因此，商朝沿用夏朝的礼制，却有不遵从的地方；周朝沿用商朝的礼制，也有不遵从的地方。做士的人，应当遵从当今君王的礼制。礼的根本出于人的情感，圣人顺着它加以引导；礼的器物形式出于民间风俗，圣人顺着它制定节度和文饰罢了。礼仪有三百项，细节又有三千项；人与人之间的酬答应对，都是天机和事理的必然。天冷就加衣，肚饿就吃饭，哪一样算末节，哪一样算根本呢？程正叔认为，从洒扫、应对开始，一直到辅助天地化育万物，都是常道。子进说：圣人制定祭祀的仪式，祝辞用孝来告神，嘏辞用慈来告神，于是人与神之间的往来就有了礼。制定朝廷的仪式，君王面向南，臣子面向北，于是君臣之间的往来就有了礼。在郊外祭祀时使用牲畜，牛两头，是祭天地；在新邑祭祀社神，牛一头、羊一只、猪一头，只是祭祀社神。祭社没有说配祭，那么郊祭所用的两头牛就不是配祭。‘顾諟天之明命’，是说承受上天和下界众神的明命，例如晋国的参星、宋国的火星、楚国的江、汉、沮、漳诸神。世人把往来宴会、书信问候看作白费，常说：‘不讲这些反而更好。’他们不知道先王治理人的用意。人与禽兽不同，是因为人有以礼乐相互交往的方式，所以说：‘以灿然的礼文相互接待，以欢欣的恩意相互亲爱。’这正是讲求信用、修养和睦，从而避免争夺相杀之祸的原因，往往能在祸患尚未发生时便消除它。孟子说：‘出入相互友爱，守望相互帮助，有疾病相互扶持，那么百姓就会亲近和睦。’这是说往来交往不可停止。《乡饮酒》说：‘我从乡饮酒礼中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这是说宴会不可停止。《吕氏》说：‘以礼让相互交接，就不会相互侵害凌辱。’这是说书信问候不可停止。这三件事，能够在祸福尚未发生时消除祸患，使百姓免于争夺相杀的忧患。用笺牍拜请、求见，是君子所看重而普通人所轻视的事，更有人竟说可以删去不要，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礼；有礼就有交往。古语说：“天地交感，万物才能通达；上下交往，彼此的心志才能相同。”扬子说：“天地交感，万物生长；人与人交往，功勋才能成就。”能够交往，就会彼此尊敬；彼此尊敬，就不会互相伤害。谦让因此兴起，争夺厮杀的祸患也不会发生，所以圣人看重它。有人说：“如今所谓笺牍拜请，只是把它当作文辞罢了，而您却看重它，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的教化，有从内心发出的，如音乐；有从外部施行的，如礼。从内心发出的，文采表现在外；从外部施行的，内心的感情也会受到触动。开始时只是看见他的外在文饰，最终则能成就真实的德行，这是使小人放弃恶行；开始时只是改变外表，最终则会同化于善，这就是教化他。即使还不能完全改变，不也胜过任凭性情径直行事吗？难道您想把鱼投到深渊、把猿猴放到树上吗？” 安定先生曾说：“如今人家用郑、卫之乐教导女子，这在礼义方面没有任何可取之处。郑、卫的乐声会诱导人淫乱。”（此后似乎有脱文。） 尹吉甫的前妻生子伯奇，后妻生子伯封。后妻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便对吉甫说：“伯奇喜欢调戏妾，如果您不信，主人可以到台上去看看。”于是她取来去掉毒刺的蜂，放在衣领中，让伯奇去取。吉甫看见后，便责备伯奇，伯奇投河而死。（此后应当有脱文。） 曾点是圣人所赞许的人，但书传却给他加上了不慈爱的名声，大概是出于寓言，并非摘取实事记载。按年龄选择座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兄弟之间是天伦关系，哪怕只比自己大一天，也就是兄长。族人即使地位尊贵，也不敢凭借尊贵身份凌驾于父兄、尊长之上。至于在道路上，则有时走在前面，有时走在后面，并不并排行走。只有遇到其他应当回避的人时，才须回避。我家的旧规矩是：中表兄弟、外甥、女婿都来了，按长幼安排座次；只有妹夫，才把他当作宾客。有的人年龄、官爵相差很远时，也不完全按照这个规矩。我年轻时去拜见父亲的朋友欧阳公、王荆公、司马温公。欧阳公行拜礼时，我便站着扶他；拜了两拜后，他只说：“拜得太多了。”并且像安慰子侄一样安抚我。等到传达正献公的话时，他便改变脸色，连声应诺。拜见荆公、温公时，他们都先回拜，等叙完世交关系、安排座次后，才扶我起来。凡是致仕官员与人交往，允许穿着闲居的野服相见，是可以的。如果不立下这一规定，郡县官员不了解致仕官员的进退礼数，责怪、要求别人遵守的事情就太多了。京路的致仕官员大多穿野服接见来客，外郡则多半不敢这样做，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进退礼数。近来外郡的公人听说新官受命，便在申状之后粘上一枚小小的扁封启，长五寸、宽三四分，里面其实是古代的启文，几十年来已经不再见到了。冬至、朔日、望日也都是这样。总的说来，前辈做事周密详尽，后辈做事则多半粗疏简略。

译皇祐年以前，举人拜见官员，都使用封状，封面写所拜见者的爵位，里面细写：“乡贡进士姓某名某谨捧状诣客次，祗候某官，伏惟尊慈，俯赐鉴念，谨启。月日。乡贡进士某姓启。”尚未考中者，称“应乡贡进士举”。近四五年来，只使用名帖，而且不论曾经被推荐还是未被推荐，都一概只称“进士”。凡是妇女相见，即使对方身份卑贱，也必须回拜。已经对她的主母行拜礼后，再对她的使令人行拜礼，就不必回拜了。姨母的丈夫，年龄比自己大的，要拜他；年龄比自己小的，回拜即可。妻子的兄长，年龄比自己大的，要拜他；年龄比自己小的，回拜即可。母亲的姊妹称为“从母”，妻子的姊妹称为“姨”，如今人们的称呼大多混淆了。如今人们大多称妻子的兄弟为“舅”，也许是沿用了他们子女的称呼。称主母为“小娘子”。（按：此后疑有缺文。） 近世儒者中有人告诫妇女不要用油润发、不要涂脸。《诗经》说：“难道没有膏和沐吗？”可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又有人告诫妇女不要穿耳。□□子说，天子的侍御之臣不剪指甲、不穿耳；既然如此，穿耳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不把它当作追求姿色的事务罢了。主上到寺观去，在佛像、天尊像前都行拜礼。我询问年长的旧臣，他们说：“从仁宗到现在，四代都是如此；在此以前就不知道了。” 宋明道元年十月，将崇政殿改名为紫宸殿，长春殿改名为垂拱殿，滋福殿改名为皇仪殿，会庆殿改名为集英殿，承明殿改名为靖明殿，延庆殿改名为福宁殿，崇徽殿改名为宝慈殿，天和殿改名为观文殿。二年十二月，将天安殿改名为大庆殿，端明殿改名为延和殿。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内使王晋锡修建崇政、垂拱二殿，并迁移各司屋宇，共一百四十七间。过去中书省称为东府，枢密院称为西府，又称为两府。熙宁年间才开始修建东西府作为官署，中书省位于东面，枢密院位于西面。太宗把飞白书写成榜额，题在学士厅的事务厅上，称为“玉堂之院”，意思是这里是玉堂学士所居的院子。按照唐代制度，天子居住在集贤殿，学士等官员居住在集贤殿后面的书院，只称为“集贤院”。如今把学士所居的厅事直接称为玉堂，是错误的。元祐初年，任命苏子瞻为直舍人院。有司查考旧制，认为自官制施行以来，舍人院已经废除。如今舍人的职事在中书后省，于是改称为权中书舍人，后来遂成为成例。元丰官制规定：中书省负责取旨，门下省负责封还驳正，尚书省负责奉行，三者从未相互干涉。元祐初年，才开始规定凡是需要取旨的事务，由三省共同上奏，批下后送回本省，各依官制奉行，这是采纳正献公的请求。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虽然品秩相同，但由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属于升迁转任。即使由知枢密院事除授为参知政事，也属于任用，其中有的或许另有缘故。由参知政事改任枢密副使，则必须退还原官；只有庆历六年，吴育以参知政事的本官改任枢密副使。嘉祐元年，给事中、参知政事程戡因宰相文潞公亲自转任两官，改任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昭陵中年以后，签书枢密院事还没有完全获得执政官的待遇。熙宁年间，王介甫想任用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都承旨曾孝宽为枢密副使，裕陵不允许。王介甫坚决请求，裕陵才任命曾孝宽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并命有关部门完全按照执政官的待遇办理；但他的班次仍在宣徽南院使王君贶拱辰之下。当时王君贶佩御仙花带，不佩鱼袋；曾孝宽佩方团带并佩鱼袋。（□例：签书只佩御仙花带，不佩鱼袋。） 三司有时由一位使臣统领，有时分为三位使臣，自唐代历经五代直到本朝初年，沿革并不固定，前代贤人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咸平六年，将盐铁、度支、户部合并为一司，任命寇莱公准为使，此后不再改变。凡天下一切有关财赋的事务，都由它主管。元丰改行官制，把财赋归户部，修造归工部，衙司以前的事务归都官，衙官帐目归比部，河渠归水部。后来导致府库ㄨ毁，官物损坏遗失。虽然这应归户部尚书省负责，但工部没有按时检查核计，都官也没有按时差遣监督役使的吏人。元祐年间，于是命令一切有关财赋的事务都必须关白户部尚书，由尚书厅主管，侍郎以下不参与。国家的制度是：宰相拜相、罢相，都降麻；枢密使任命时降麻，罢免时只降制。韩魏公由节度使任三司使时，降麻，当时正商议让他承担更大的任职，但尚未决定，所以把这看作特别恩典。孙文懿▯任御史中丞时，曾弹劾纠正这件事的失误。后来冯当世罢枢密使时也降麻，因为枢密院不再设置枢密使，也把这看作特别恩典。又有丁晋公罢相时，只降制责罚他，诏命忽然从宫中发出，直院来不及起草。可知这三件事都是沿用旧例。本朝枢密直学士的俸禄和赏赐，按照阁学士的标准；如今与阁直学士同列于诸行侍郎之位。枢□直学士称为“密学”，原来的阶官没有改变。官做到谏议大夫的，称为“密谏”；转任给事中的，就称为“密学”。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正言，只准辅助君主、匡正君德；政事的得失和人才是否合适，只有御史台的官员可以进言。元祐初年，才允许谏官按照御史台官员的权限议论政事。本朝设置通进银台封驳司，由侍从官主管此司，这大概就是给事中的职务。不过旧制只负责出纳文书而已。嘉祐年间，何郯圣从以待制身份兼领此职，诏令中有不便之处，便立即封还。仁宗赞许他尽职，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成为成例。英宗从藩王府入宫继承帝位，担忧宗室子孙的教育一向没有制度，于是下诏让近臣推荐经术品行、修养明达、可以作为他人师表的人，增设讲读及大小学教授二十多人，分别教导宗室子弟。又下诏规定，娶宗室女子而补官的人，允许参加进士科考试；他们的文臣子孙，也一并授予文资。熙宁年间，宫中拿出垂有金鱼的玉带，作为恩宠赐给岐王、嘉王。神宗又命工匠雕琢玉鱼袋，过了几年才制成，拿来赐给二王。旧制规定：执政官在任时赐笏头带，亲王、使相以及担任枢密院职务的武臣，都只赐荔枝带。（俗称球文带为笏头带，御仙花带为荔枝带。朝廷省署的文书也多沿用俗称。） 旧制规定：一经差除为待制，就赐银绯。昭陵晚年，张友正被任命为待诏，赐银绯，不久出京补任外官，六年后回朝。有一天举行宴会，位次在张友正之下的从官都穿金紫服色。皇上询问原因，有司据实回答，于是赐给张友正金紫服色。

译旧制规定：一经差除为知制诰，就赐银绯。熙宁年间，许门下冲元将要穿绿服，任知制诰后赐银绯。王介甫写手柬询问宋次道敏求说：“知制诰中有穿绯服的吗？”宋次道回答：“先父任知制诰时，曾赐银绯。”这是说先献公宋绶，于是获准赐银绯。元丰末年，蔡元长、王子发都由穿绿服任中书舍人，赐银绯。元祐年间，刘器之穿绿服任右谏议大夫；到绍圣年间，叶涛穿绿服任中书舍人。当时章子厚任宰相，把从官赐银绯看作元祐旧例，于是赐金紫服色，此后直到现在成为惯例。●卷下 李文靖公李沆任宰相时，真宗曾在夜里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来，问想把某氏立为贵妃怎么样。李文靖对使者引烛烧掉诏书，只口头附奏说：“只说李沆认为不可以。”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尚书》说：“成王敬畏辅相。”说的就是这种事吧？文靖公任开封府尹时，梁丞相适还只是府中的属官，文靖公对几个儿子说：“梁君将来一定会成为辅相。”有人问他凭什么知道，文靖公说：“府中的属官都是京官，别人正在堂下拜见时，脸上都有自觉惭愧的神色，只有梁适神色自若，因此我知道。”文靖公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才，都是根据器量和气度来观察他们；世俗不了解这一点，却说他学会了学堂里的相法，其家世并没有传下这种方法。赵元昊反叛时，诏令削夺在世爵位。招募能够生擒元昊或斩下其首级的人，立即任命为节度使，并且赏赐万贯钱。靖公当时在大名，听说后惊讶地说：“谋划错了。”立即削去奏章中的有关文字，上奏说：“前代方镇违抗命令，确实有过颁下这样的诰誓；但这不是用来驾驭外族的办法。万一反而出现不恭敬的话，岂不是会损害国体吗？”朝廷正准备修改，已经听说有指斥朝廷的言辞了。文靖公过去曾游历越州，作诗说：“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文靖公第三次进入中书省后作诗说：“政事堂前花盛开，去年春色又重来。主人虽在花应笑，鬓似秋霜心似灰。”（这两篇诗在世间广为流传，但传抄时多有错误。） 李宫保刚退居时，眼睛还没有十分昏花，便大字书写遗制给子孙看，要求死后不要请求谥号，并写下两联：“加之恶号重为子孙之羞，假以美名亦无功德可称。” 寇莱公寇准任开封府尹时，张给事亻必任三司都勾院判官。真宗想任命亻必为三司使，亻必以自己不能胜任为由推辞。皇帝说：“谁能胜任？”亻必回答：“治理财赋的职任，满朝还没有见到合适的人。姑且选一个名望足以压服众人的，那么寇准可以。”于是任命寇准为三司使兼知开封府。张亻必最终也没有接受任命。真宗在位时，林逋隐居钱塘，多次征召都不肯前往，临死前作诗说：“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在此以前，古人有诗说：“茂陵遗稿惟封禅，始信相如死不忠。” 苏丞相说，天圣年间许公任东参时，有言官说交▯用七十艘船装载军队，到朱崖迎接丁谓。朝廷颇为震动，于是召来侍禁杨宏，押送内臣到那里，查明实际情况，并准备把这件事除去。杨宏被召到政事堂，左相问：“交▯迎接丁谓的事，天使知道吗？”杨宏回答：“外面的人也只是传闻，不知道实情。”左相说：“朝廷的意思是，深深担忧它会发生变乱。天使应当体会朝廷的意思，不要让事情发展到混乱。”杨宏不知所措。右相默然无语，准备退下。许公说：“分厅后请天使稍微到我的本厅来。”杨宏到了，许公告诉他，朝廷派使者前去，只是因为有人上奏说有变乱，所以特意派使者查验，想知道是真是假。“天使到了那里，只管根据事实迅速报告朝廷。丁公虽然获罪，但毕竟是旧日宰相；如果没有其他事故，不得轻易惊动他。”杨宏这才放下心来。杨宏渡海以后，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当时言官是因为与当时的宰相有仇，想迎合皇帝旨意倾陷他罢了。朝廷也把杨宏查问的结果当作可信，听说这是苏公亲自从杨宏那里得知的。宋元宪有一次上奏政事时，腰带系得很宽，不小心有几张文书掉到地上，他没有回头看就走了。仁宗叫内侍拾起来交给他。议论这件事的人说，仁宗有君主的气度，宋公有大臣的气度。田宣简公况任三司使时，当时人称他为“照天蜡烛”，因为他明察事物、洞悉人情。杨宜懿公察接替他的职任，声誉不比田公差，当时人称他为“水晶灯笼”。庆历年间，蔡君谟由福建转运使被召任谏官。当时王逵任福州知州，作诗为他送行，开头部分已经记不得了，后六句是：“好将公道口，去沃圣君心。民困鱼思水，兵骄隼在林。天涯一樽酒，不为别离斟。” 翰林王状元灏▯角时，随父亲到官府去。毕相士安当时任郡官，看出他与常人不同，又仔细看他在便厅上写的字，问他的父亲：“这个孩子也读书吗？”父亲回答：“也让他入学。”毕相又问：“曾经学过属对吗？”父亲回答：“他的老师曾教过他，只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对。”毕相于是指着墙上的字说：“这里有一句诗，没有人能对上，叫作：鹦鹉能言争似凤。”灏▯角随声应答：“蜘蛛虽巧不如蚕。”毕相大为惊异，请他到自己家塾中来，亲自教养他，最终使他成就了很大的名声。魏公任浙西官职时，马少保亮任两浙转运使，因为公务经过魏公那里，便去拜见文靖公。马少保喜欢给人相面，见到文靖公后大为惊异，想把女儿嫁给他。马夫人愤怒地说：“您平常总说这个女儿尊贵，怎么能把她嫁给一个黄脸的寒士呢？”马少保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被封为秦国夫人的人。等到文靖公拜为参知政事，马夫人才见到他的显贵。后来马少保任八座时，文靖公已经拜相了。吕文靖公是少保亮的女婿。文靖公当时很贫穷，马夫人暗中让人在他的卧室里放置两笏银子，文靖公看见后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过了一天，马夫人把银子取走，他也不询问。马少保更加器重他，说：“吕郎一定会成为太平宰相。”后来亲眼看见他登上宰相之位。魏舒送给寇莱公一首诗说：“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寇莱公被贬到南方以后，所经过的关津、驿舍，都把这首诗题写在窗户和墙壁上。吕文靖公去世后，侍读公主持理家政。族人游览东园，正献公作诗说：“桃溪不减旧，华萼又经春。”后来惠穆公又游东园，作诗说：“今岁春光还婉娩，故时宾从亦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