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正献公镇守颍州时，赵康靖公概从宋州来颍州拜访欧阳公，两人在欧阳公府第设宴相会，于是给那座堂取名“会老”。后来正献公镇守河阳，司马文正公、范忠文公从洛阳来访，于是把他们所住的馆舍命名为“礼贤”。这两次聚会都有歌诗和乐语广泛流传于世。范淳夫寄诗记述此事说：“会老名堂清颍上，礼贤开馆大河滨。”苏子瞻《和欧阳少师韵》说：“一时冠盖尽严终（次句说严助、终军二人都是少年显贵），旧德年来岂易逢。闻道堂中延盖叟（纟寅：曹参任齐国相时，曾避开正寝来迎接盖公），定应床下拜梁松（汉代马援生病，梁松到床下问候，马援说：‘我本是梁松父亲的朋友，梁松即使显贵，怎么能丢失长幼次序呢？’）。蠹鱼自洒开箱箧（纟寅：《世说》载，郝隆在七月七日晒书），科斗尝收古鼎钟（科斗字详见《石鼓诗》。汪子仁说欧阳公收藏的古鼎、钟的铭刻最多，见《集古目录》）。我想弃官重新求教，但小小的莛棒怎么能使大钟发出洪亮的声音呢（纟寅：东方朔《答客难》说：‘用小莛棒撞钟，怎么能发出它的声音？’）。” 韩愈的诗说：“东野不回头，犹如用小莛棒撞击巨钟。”引用《礼记·学记》“等到它从容发声，然后才能使它的声音充分发挥”的话，注释说：“‘从容’的‘从’读作戈舂的‘舂’。” 嘉祐年间，正献公说：“君子应当端正衣冠，尊重自己的仪容举止。王介甫衣冠不整，也是一大弊病。” 正献公镇守颍州时，曾骑马出城渡桥，将要到达对岸时桥塌了，却一点也没有受伤。后来过了几年，人们渐渐知道了这件事，都说他骑马渡桥。然而家中的僚属官吏大多不知道。子进有一天侍奉在旁，谈到此事，问道：“确有这件事吗？”正献公说：“是的，我曾把这件事告诉邢和叔。”和叔说：“桥塌了而神色不变，这还不算难；能够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这才难。” 韩忠献公在治平年间请求退职的表章说：“在朝廷任职时所说的话，比起负薪者的言语，实在有愧；功名日渐减损，也难以与治理郡县的时日相协调。”又一篇表章说：“如今在朝廷议论政道的，都是皋陶、夔那样具有旧德的人；在藩镇屏障之地宣扬威势的，都是方叔、召虎那样的杰出人才；至于侍从之臣，也都具有治国经世的才业。”欧阳文忠公请求退职的表章说：“平日居官碌碌无为，未曾有一句话与众不同；一旦发生纷争，却独自承受众人的怒气。” 富文忠公入朝任宰相时，杨宣懿公任承旨，负责审察制书，制书说：“对上可以报答宗庙神灵，对下可以酬答士民的期望。”第二年，富公因水灾请求离职，欧阳公当时在翰林院，替皇帝起草批答说：“朕想到，宰辅的职任是朝廷所系。职位如果不相称，形势本来就容易动摇。近来因为连年厌恶频繁更换宰辅，戒惧用人不够审慎，以致宰辅之位不能安稳。所以在谋求任用之初，尤其极力表达精心选择的意思。而议论者说卿有天下人的声誉，庆贺朕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这哪里只是使朕的决断不受迷惑，也同样是安慰长期郁积的人望，那么朕任用卿的心意已经达到极点了，卿先前自我期许的心情又如何呢？正要采纳卿美好的谋略，卿却突然表现出退让之意，难道身居廊庙的尊贵地位、责任重大，便忧虑难以承担；处在富贵的最高位、官职很高，便担心容易遭遇危险吗？朕曾考察往昔人物，他们在进退之间，过分筹算、只求保全自身的，未必没有祸患；忘却自身、献身于国家的，本来就多有美名。凭卿的明智，一定知道应当选择什么。”富公与韩公共同任宰相很久以后，又请求离职。欧阳公再次起草批答说：“至于一二位大臣，他们与朕同心同德。下至众人的议论，也没有一点异议。正要辨别和叙用贤者与愚者，整顿明确法度，务求追究根本，使政事更加融洽，而不是只求眼前几年所取得的小功。” 希望最终有所成就，这就是朕的心意。”这是近世诏书答辞中最为绝妙的收尾。神宗初年，陈▯易叔在枢密府任职，请求出任郡守以便奉养父母。正献公当时在翰林院，起草答诏说：“退朝后从容闲适，足以因就近奉养父母而感到荣耀。”▯易叔不高兴，大概是受郑说的迷惑，以为这是在讥讽自己。他对惠穆公说：“这还只是说我没有退食罢了。”惠穆公于是另外准备了一道诏书说：“即使以枢臣的显贵和恩宠，也足以使父母显贵；只是京城中甘美珍贵的食物很多，更应该前去奉养父母。”这是补足前一道诏书的意思。还没有来得及采用，▯易叔便获准出任外官。范、富、韩三位公卿在任侍从时，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公”。先公每到年初，便让几个儿子各自说说新年有哪些进益。治平年间，李常公择多次对朋友说：“吕蔡州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发出急促的声音，见过他显露急迫的神色，也没有见他写过潦草的字，读书人应当以他为老师加以仰慕。后来只有范纯父也是这样。”先公当时任蔡州知州。欧阳公答复先公的信说：“我的修养和操行一向浅薄，仰慕您的清高德行，梦寐以求地勤勉追慕，自认为终身也不能赶上；只希望能够依托您的高名，让自己在后世留下名声。” 荥阳公曾说：“我曾经在夜里计算自己的过失，但自从闲居以来，常常自我反省，似乎很少有过错之事。”又说：“我读《荀子·非相篇》，这才知道确实有相术；我读韩氏的《谢自然》诗，这才知道确实有神仙。我活了五十三年，如果想尽情享受富贵的乐事，游遍山水的胜景，岂只是心力已经有所不能胜任，即使到了晚年，也无法再安排实现了。如果急切地行善，那还不算晚。关键在于不要让一天空过罢了。” 惠穆公辅佐朝政，把推荐人才作为首要事务；他所推荐、提拔的人，后来大多在朝廷显达。他曾向英宗进呈《荐贤书》说：“自从倾尽心力，只是竭尽报国的小小忠心；广泛招致贤能之士，才算尽到侍奉君主的大义。” 正献公曾向朝廷推荐人才，后来那人不如他所称许，正献公以此为遗憾。程伯淳说：“宁可受到别人的欺骗，也不可改变我们喜爱贤才的心。” 晏元献公晏殊特别喜欢推荐人才，他得到人才最多。晏公去世时，范忠文公范镇作挽辞说：“平生想要报效国家，所做的就是识别人材。” 行父兄曾题写在墙上说：“只怕贤人的议论，不顾小人的是非。” 范蜀公亲自撰写《杂乐参考书传》，亲自参与打磨、校正和制作模型范本等事，也已经很劳苦了；花费私人财物也达数千之多，过了一年才完成。然而，他制作的磬声音不响，是因为取阳翟县山中的石头制成的。按理说，太常那里有泗滨磬的原石，堆积如山而人们却不知道。如果当初范蜀公平时向朝廷请求，朝廷一定不会吝惜。” 张康节公张升主持宪府时，很有正直的声誉。他常对正献公说：“中丞这个官也不难做。”只是众人认为不对的地方，他会和别人谈论。

译熙宁年间，刘经作《大学颂》说：“有四位大儒，超越古今；王氏父子，吕氏兄弟。”荆公听到后，发怒说：“我在这四个人中只占一份。” 熙宁初年，吴冲卿问王介甫：“如果遇见吴江小龙，是害怕呢，还是不害怕呢？”王介甫说：“既害怕又不害怕。如果不害怕，就无法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如果害怕，就无法退藏于隐密之处。” 王荆公撰成《经义》后，由吏部尚书、平章事升任左仆射、门下侍郎；他的儿子元泽因参与修撰，也由天章阁待制升任龙图阁学士。元少保厚之绛当时任参知政事，作贺诗说：“诏书朝下未央宫，上相新兼左相雄。一代元勋金石上，三经高义日星中。陈前舆服加桓传，拜后金珠有鲁公。东阁故人心倍喜，白头扶病咏▯崧。”但是元泽坚决推辞，最终没有接受任命，仍任原来的待制，因为荆公已知江宁府的缘故。王韶攻取熙河以后，裕陵亲自解下玉带赐给王荆公。元厚之作诗祝贺说：“谁人还能得到通天带，谋略符合君心的只有晋公。”王荆公在翰林院兼修《实录》时，有一天把一首诗题写在实录院墙上：“御柳新黄染旧条，宫沟薄冻未全消。不知人世春多少，先看天边北斗杓。”没有过几天，他便任参知政事。任参知政事后，作《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国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从此便被任命为宰相。后来罢去宰相，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有诗说：“投老归来一幅巾，尚私宠录被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与龟鱼作主人。”他的儿子元泽任待制，和诗说：“直须自到池边放，今世仍多郑棱人。”大概是指吕吉甫。后来荆公再次入朝任宰相，吉甫由参知政事以本官知陈州。荆公任宰相很久以后，当时吴正宪冲卿任枢密使，裕陵每次在各位大臣进呈完毕后，常留下吴冲卿一人同他谈话。荆公作诗说：“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 我也到了晚年，只想专守一处山谷，每当遇到车马便惊疑戒备。”不久，吴冲卿便取代荆公任宰相。荆公罢相后，辞去使相之职，任判江宁府；又以大观文兼领集禧观使，仍居住在金陵，作诗说：“乞得胶胶扰扰身，五湖烟雨替风尘。只将凫雁同为侣，不与龟鱼作主人。”又作诗说：“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颂《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义，猿鹤从来自不知。”又作《谢公墩》诗说：“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当时陈和叔内翰绎任江宁府知府，便到荆公的使衙设宴召请他。荆公不高兴，用诗辞谢说：“只喜往来相邂逅，却嫌招唤苦丁宁。”后来东坡从黄州回来，经过金陵，荆公在路上见到他，非常高兴，和他出游，于是赠诗给他。苏轼依韵唱和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思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到元祐元年春，荆公病重，作诗说：“老年无欣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插入新花，以此慰藉这即将流逝的芳华。花的芳华转瞬即逝，我又哪里能够长久呢？新花和过去的我，都已经过去，可以忘掉了。”几天后便去世了。荆公在熙宁、元丰年间闲居以后，经常骑驴游览山野水边，宾客朋友来访时也给他们准备一头驴。这就是苏子瞻诗中所说的“骑驴渺渺入荒陂”。后来他喜欢乘坐江州车，坐在其中一厢，和他相对的另一厢不能空着；如果没有宾朋，便让村里的仆人坐在马上与他同载而行，他就是这样真率。温公在熙宁三年辞去枢密副使，不接受任命。四年，他由永兴路安抚使调任京西北路安抚使，又辞谢不接受。他请求担任西京闲散职务、留守台，获准。此后悠闲多暇，便访求河南境内山水优美的地方，凡是眼睛所看见、双脚所走过的地方，都探尽了幽深秀美之处。十多年间，他对登临游览感到疲倦，于是便同楚正叔通议、王安之朝议等六七位年长者，一起在城中的名园古寺聚会，并且约定：果品不超过五种，饭食菜肴不超过五品，酒则不限量；因为俭省容易供应，简单也容易持续。给它命名为“真率会”。文潞公当时以太尉身份镇守洛阳，想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其中，温公为了显明这一点而没有接纳他。有一天，文潞公等候他们聚会，告诫厨师准备丰盛的宴席，径直到那里去。温公笑着请他入席，开玩笑说：“世俗的做法破坏这个会了。”众人一起欢饮，到半夜才散，也是一时的盛事（也称“平会”）。后来温公对人说：“我早知道不该放这个老头进来。” 章子厚曾谈到佛教戒除妄语的事情，司马君实说：“没有什么妄语比佛教更严重了。神通变化之事按道理必定不存在，而佛教却公开宣扬它，这不是妄语又是什么？” 司马温公去世，门人中有人想在遗表中加入劝谏的话，代为进呈。程正叔说：“这位公一生从未欺骗过人，难道死后反而要欺骗君主吗？” 起初，欧阳公居住在颍州时，每天与正献公以及刘敞原甫、魏广晋道、焦干之伯强、王回深甫、徐无逸从道六人，在星聚堂聚会。众人分题作诗，抽到“瘿木壶”题，诗说：“天地间产生众多木材，能够任用各种材料才叫聪明。栋梁、椽子和楹柱，小材大材没有一样舍弃。方形的用矩来度量，圆形的合乎圆规的法则。可叹你这有瘿瘤的木头，和肉上长赘瘤有什么不同？天生臃肿的形态，赋予的形象难以取作类别。隐括之术无法施用，钩绳也因你而无从使用。大匠斜眼看过来，怜悯之下才产生了心意。哪一样不是造化的功劳，最终却不能成为不朽的器物？把中间剖空，外面涂上朱漆。用其凹处舀取酒浆，实际用途只在于便利。牺尊、象尊并非不珍贵，金器难道不贵重吗？把它放置在楹柱和台阶之间，众人的目光难道肯停留在它上面？幸而凭借身边的容纳，得以被看作奇异之物。人的才性，难道与此相去很远吗？人的本性即使有不善，也在于教育和磨炼。才性没有不可使用的，全看上位者如何安排。修饰其缺陷而发挥其长处，都可以成为优秀之士。执着于一点而废弃百种才能，各种工艺又怎能完备？只有圣人的胸怀，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有见识的人由此知道欧阳公具有辅佐宰相的才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译当初，欧阳文忠公举荐苏子瞻，沈文通举荐苏子由参加制科考试，兄弟二人都被选中。当时介甫任知制诰，认为苏子由的对策专门攻击皇帝本人；等到后来内廷退回词头，便告诉沈文通替他拟写诏词说：“虽然文采还没有达到极致，□贯也没有完全探究，朕知道这可以说是爱护君主了。”这篇话的意思其实与介甫的想法正相反。子由的谢启说：“古人所说的乡愿，就是今人所谓中庸平常的行为；古人所说的忠言规劝，就是今人所谓狂妄、急躁而不恭顺的人。”又说：“想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认为自己正确，那么认为他错误的，都是当世有声望的人；想要自我责问而认为自己错误，那么他所坚持的，也正是古人的常规节操。” 欧阳公在翰林院任职时上书建议：谶纬之书浅薄鄙俗、虚妄怪诞，违背经书、妨害正道；凡是各种书籍以及传、疏中所引用的谶纬之说，请一概删去，以免误导后来的学者。仁宗命国子监学官把各经以及《正义》中所引用的谶纬之说逐条抄录上奏。当时执政者并不十分赞成，此事最终没有实行。滕元发任郓州知州时，欧阳公经过那里，亲自作口号，其中有两句：“韩愈的文章名冠一代，霍光的功业冠绝三军。”（当时魏公还在世。） 王乐道陶在裕陵初年，由御史中丞罢职，改任枢密直学士、知陈州，郁郁不得志。在此以前，乐道曾任颍府和东宫的长官，皇帝即位初年，他上奏说应当任用某人担任某官、某人担任某官；唯独空缺的集贤一职没有提及，大概是把自己作为人选。到这时，他作诗说：“本来是储王的羽翼之臣，如今成为天子的心腹之人。”又作诗说：“杀我贤相，叹息又有什么用；辜负这位良朋，悲叹也已经迟了。”到了陈州，他在《谢上表》中说：“我实在想要尊崇、奖勉君主的威权，收回君主的权柄，使六乡断绝分晋之祸，使三家不再有削弱鲁国的强势。”又说：“正庆幸君主年幼而足以凌驾于人，哪里想到上天的警戒是可畏的。”又说：“只是真宗长期患病，丁谓专擅权力，已经离去又被留用，后来与他共同作恶。”又说：“攀附旧日僚属的，反而成了向尧狂吠的狗；选拔奖掖新进之人的，都是谄媚灶神的人。” 熙宁七年，吕吉甫任翰林学士，进呈《端午门帖子》说：“清空心境以迎接暑气，预先警戒一分阴气的产生。”大概是话中有所指。邵尧夫邵雍居住在洛阳三十年，以圣人之道为乐。我多次到他的隐居处拜访，尧夫说自己以从未皱过眉为得意之处。熙宁末年，王元泽任待制，程公逊作诗说：“润色圣明谋略如同两位孔子，裁成天下大业如同两位周公。” 西台王大成称赞左司说：“堂堂君子的容貌，卓然大臣的形象。”丰夫给左司写信说：“返本还原，已经深刻明白于自身；进入神妙境界而施用于现实，将要广泛救济于清明之世。” 刘仲逢任郎官时，因修订条例之事，发檄文召来三位将帅。将帅不肯前来，便封好檄文上报皇帝。皇帝派中黄门赐下亲笔手札说：“朝廷对待三位将帅，礼遇仅次于二府，这是什么小臣，竟敢随意召唤他们？” 嘉定年间，朝廷担心榷货务供给百官和各军的月俸不能接续，命两名从官筹划此事。这两人认为，禁帑中货物积压，长久不能发卖，于是上奏大幅降低价格卖给百姓。几天之内，费用便有了供给，人人都认为做得好。唯独三司的老吏认为不对，众人都不明白。后来榷货务平日的收入大为减少，恰好与卖货所得的数目相抵。原来商人所持的本钱本来有定数，若因货物便宜而获利，通常经营的货物便没有钱购买了，这是自然的道理。治平初年，某监药密库拿出黄蘖，供给染纸的作坊使用，染出的颜色非常鲜艳。近来听说，竟是用红花退水染纸；这样会使纸味甘甜而聚集蠹虫，应当会更快腐坏。王嗣宗在真宗朝任▯州守，那里旧有狐王庙，传说狐王能给人降祸。福州人害怕触犯它，每逢节令都祭祀祈祷，不敢有丝毫懈怠，甚至不敢说“胡”字。嗣宗到郡后，召集各县的猎户，得到一百多人，带着铠甲兵器包围狐王庙，用烟熏水灌它的洞穴，杀死了一百多只狐狸。有人说，有一只大狐狸从白光中逃走了，狐妖于是平息。后来有人又为它修建庙宇，里面却寂静无声，再没有灵验。嗣宗后来任长安帅。处士种放受到皇帝礼遇，每逢帅守到任，总要当面教导他。嗣宗不服，用言辞拒绝，种放责数嗣宗，神色和语气都十分严厉。嗣宗大怒，用手打他的脸。此前，真宗曾下敕书，命种放有章奏便交给驿站，想让他立即乘驿传递。种放乘驿车，把这件事申诉到皇帝面前。皇帝特意在嵩山南面设置书院安置他，却没有治嗣宗的罪。嗣宗离开郡任时，有人赠诗说：“终南处士威风减，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非常高兴，回去告诉子孙：“我死以后，不必再替我写碑记，只把这首诗刻在石碑上，立在墓旁，那荣耀就多得很了。” 皇祐年间，张尧佐任三司使。当时张尧佐的兄长之女贵妃受到宠爱。言事官王举正、包拯、唐介等进言说：“尧佐是贵妃的族叔，因恩泽而得到进用，富贵他可以，但不能让他任掌政事的官职。”仁宗特意下诏：“从今以后，妃嫔的家族以及尚主者，不得参与政事。”这件事直到现在还被当作成例。贵妃死后，追赠为温成皇后。欧阳公任学士时，立春进呈门帖子，他的《温成阁》诗说：“内助从来上所嘉，新春不忍见新花。君王念旧怜遗族，常使无权保厥家。” 何郯《上仁宗论张尧佐不可进处二府》说：“臣恭敬地看到，三司使、礼部侍郎张尧佐于庆历六年冬天从开州来京，当时还只是南宫散郎。近年以来，不到五六年，竟然已经历任所有重要而亲近的职位，先后任京城长官和司籍。推究起来，尧佐虽然由进士及第，历任官职也没有其他过错，然而骤然受到宠信任用，众人都认为只是因为他是后宫的亲属，不再以才能认可他。何况三司使的地位、声望和职权，是二府的次位，举步之间便可进入二府。如今尧佐担任三司使已经超过一年，如果遇到大飨礼记事，众议认为陛下必定会以酬劳为名，把尧佐进用到两府。果真如众议所说，命令下达之日，言事之臣必定以死相争。到那时，陛下若决定任用尧佐，就必须贬黜进言者；若听从进言者，就须立即罢免尧佐。这两条路衡量起来，必然难以并存。然而任用尧佐而贬黜进言者，会损害陛下的德行；听从进言者而罢免尧佐，又会伤害陛下的恩情。损害德行，损失归于圣上自身；伤害恩情，怨恨便会在近亲外戚中产生。若想使圣上自身不受损、外戚也不生怨，不如让尧佐享有富贵，却不把权力交给他，像安置李用和那样，这正是合宜的办法。前代近亲外戚成败的事例，鉴戒并不遥远。

译宠信尊崇超过适当限度，就不免招来祸患；抑制减损而处理得当，就一定能够保全安全。祸患与安全，不仅关系到他家族的兴衰，也会随着国家一起兴衰。这类事载于书传之中，数不胜数。陛下聪明睿智，本来应当鉴察往事，把它作为社稷的谋划。前一年陛下按照礼仪，册立贵妃，外廷议论纷纷，已经有了非议。但臣当时没有上奏论列，是因为天子排列嫔妃的位次，明明有典章可依，只要不干预政事，设置妃位也没有害处。如今任用尧佐做到三司使，已经是参与政事；何况再让他进入二府，天下的议论会认为如何呢？尧佐是否会被进用，臣本来也无法猜测陛下的心意；然而若等他已经进用之后才进言，即使能够追回并罢免他，在臣下看来也只能获得直言的名声，而陛下已经损伤了盛德。本来不如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希望陛下审慎处理，使事情没有过失，那么君臣上下就都能得到好处。臣以言责的身份在陛下左右任职周旋了四五年，凡是关系朝廷大体以及大奸大蠹的事情，没有不加以论列的，也承蒙陛下多次采纳。如今因为母亲年老，正要请求外调任职，唯独对尧佐一事明知不可却不进一言，将来便要承担怀抱情意而没有尽责的罪责，所以临行之际不敢默默无言，再次陈述自己的心意。” 恭敬地希望陛下幸而采纳臣的奏章，俯从公众的议论，不要徇顾一时的宠爱，以成全千古的声名。这样，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砍尽，也不足以写尽您的德行之美盛；这与宠爱一个人却失去天下人心的做法，不能相提并论。” 包拯《上仁宗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状》说：“臣恭敬地观察，张尧佐所受到的特殊恩宠，没有人能够相比。臣私下认为，尧佐一向缺乏才干，只是凭借攀附后宫，侥幸突然得到进用。国家的计府需要有才干的人来办理财政，尧佐却卑微地充任此职，朝廷内外都说他不配。近来台谏官接连上奏论列，陛下虽然罢免了他的职任，却又加以尊崇宠信，反而超过从前；同时授予四项使职，又赐给他的两个儿子科名。无论贤者还是愚者，人人都惊叹骇异。爵位、赏赐和名号等，都是天下共有的公器，不应因为后宫的疏亲和庸常之才，过分授予宠遇，使忠臣义士没有可以受到激励的对象。况且尧佐任职时，舆论纷纭，本应按自己的身份引退辞避，却安然倚恃恩宠，始终没有一句自我陈述的话，贪占官位，天天企望得到重用和特殊恩典。既然出任，又托辞请假，不能立即只接受任命的意旨；如果还不够，接着又有所邀求，态度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昔日汉帝时，冯野王因为是昭仪的兄长而在朝任职，很多人称赞他的品行才能，皇帝说：‘我如果任用野王，后世一定会说我是偏私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的孙妃之父，只授予南班散秩，大概是为了保全后宫亲属，不让形势因势力增长而导致覆灭。恭敬地希望陛下远远鉴察前古的美好事例，近处遵守太宗皇帝的圣范，收回刚给尧佐的新任命，改授他为一郡长官，以平息朝廷内外的议论。臣以为，陛下即位执政以来，勤勉处理政事，没有失德之处。如今忽然实行这件事，有损圣明。如果滥行赏赐，朝纲和威权便会由此败坏紊乱。四方都会惊骇于任用失当，两边疆地区也会萌生轻视国家的心意。臣正任司宪，恰好看见这项任命关系到国家体统，不敢缄默。希望圣上慈爱，开怀采纳，迅速下达指示。如果臣的进言不能实行，就请求罢免臣的宪司职务，出任远郡官职。” 元符二年八月丙申，颁布让吕惠卿移镇的制书，章子厚到文德殿押麻，询问许公、蔡公二人说：“夔连续三天留身，又留下三▯子，莫非是推荐人才吗？”冲元笑着说：“一定是大规模的差除。”元度说：“不是。”这一天原来是刘太后满月。九月丙午，召学士蒋之奇入宫见面，皇上指着座位后面的文字说：“把它交给之奇，册立贤妃刘氏。”之奇奏道：“册封妃嫔、诸王，都是由中书拟具熟状交给学士院；只有任命宰相，才当面接受诏旨。这不知道是什么文字？”皇上说：“这是皇太后所降的手诏，也不必进呈熟状，只依照这项批旨办理。”之奇于是拆封，内容说：“皇帝咨询近臣，请求建立中宫。刘贤妃柔顺明达、美善淑德，德行冠绝后宫，又生育元良，这是宗庙万世的福分。如今中宫将要建立，除了这个人，还有谁能担当？应当完备地举行册立典礼，以端正她的名位。”之奇读完，便批写道：“九月七日在内东门当面奉圣旨，贤妃刘氏可以立为皇后，于本月八日降旨办理。”元符三年，上皇即位，长乐宫垂帘听政，有诏命蒋枢密进入，说明所降诏书的情况。长乐宫太后于是说：“起初完全不知道，查验后才知道原来是内侍刘友端写的。”宰执们正互相对视询问，章子厚急忙说：“是▯进入内中，先帝说已经得到两宫的旨意，命他撰写，大意是‘除了这个人谁能担当’。或许是指它的大意吧？”卞说：“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缘由。”之奇说：“当时只以为是东朝的意思，所以写在麻制上。”询问讨论到帘前时，太母听见▯自己承认起草，再三叹息说：“当初还以为刘友端稍微懂得文墨，哪里知道友端所撰写的，竟不知道是相公所作。”之奇说：“▯更加不成人样，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始终没有露出惭愧的神色。元符二年九月八日，颁下制书册立贤妃刘氏为皇后，选定二十七日发册。正言邹浩从试院出来，于二十五日上殿论说册立皇后之事不当。这一天批示：将邹浩勒停，押送新州羁管，并命开封府当天派人把他押出城门。二十六日，在习仪殿的庐舍中批示交给三省，认为吕嘉问举荐官员不当，削去一职，推迟三年磨勘。不久，御史左肤弹劾开封府拖留邹浩，没有在当天把他送出城，又在城外盘留了数日。于是下令让吕嘉问申述，又送交御史台，命原先派出的人详细说明究竟有哪些人给邹浩送行。皇上后来当面告诉辅国说：“士大夫有人换了衣服，从别的门出去慰劳送行，而所派的人不能尽职，来往送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安▯又请求彻底追查，于是送御史台制勘，查出了全部姓名。都讲王回是吏部尚书叶祖洽所荐，与邹浩最为亲密熟悉，首先被捕送到御史台。审问他时，他竟能背诵邹浩所上的一千多字奏章。安▯等上奏认为王回曾参与谋划，先削除名籍，编置外地。其余出来拜访的人都被冲替，有赠送礼物的人都追夺官职、敕命并勒停，只有举人处以罚金。蒋之奇、吕嘉问、叶祖洽曾经互通书信，都被降职到小郡任职。

译不久，又把邹浩的弟弟沼拘到御史台审问，查出朱绂、傅楫等人曾经用金钱赠送路费给他，也都被追夺官职并勒停。都水使者曾孝广又因为张商英曾对他说：“邹浩树立了这样大的名节，难道肯向人索取财物吗？”于是上报尚书省陈告。崇政殿说书周种曾经在馆阁对方天若称赞邹浩说：“难得。”天若把这话告诉蔡京，蔡京上报皇帝，周种、方天若都被贬。右丞黄履援引刘禹锡、唐介等人的事例，想把周种、方天若迁到内地，后来罢去政事，出任亳州知州。国子祭酒周曾经对客人称赞邹浩终究是好人，被贬为郴州监酒。还有朝奉郎、监进奏院曾诚一向与邹浩友善，曾诚又是吕嘉问的女婿，邹浩本来就是曾诚所荐，也被送交有关部门，安排外任。随后又派广西漕臣钟正甫到新州审问邹浩，追查除已经施行惩处的人以外，还有没有收受馈赠的人；奏报尚未送到，哲宗的遗制已经下达了。元祐年间垂帘听政的成例是：中书、枢密院到内东门，按次序分别覆奏。元符末年，上皇即位，钦圣太后垂帘听政，章▯担心有人单独面对太后陈述这种做法误害国本的始末，于是叫尚书省礼房拿出一份文书，说：“内东门覆奏必须共同奏报，这是太常寺制定的。”三省、枢密院得到旨意，援引乾兴年间丁谓想单独奏事、众人认为不可的事例，认为这就是旧例。西府说：“枢密院在帘前单独列班奏报，事情尚未决定，怎么可以不商量便这样确定？”蔡卞说：“必须查检旧例，应该是枢密院先行确定三省、枢密院共同奏报的事情。”皇太后认为这与旧例不同，命本房用帖子询问三省、门下省：“不知道原来为何改动，因而只交给尚书省；请查考依据的旧例后回复。”中书说：“请询问太常寺。”于是下令太常寺，太常寺回答说：“承蒙门下相公指示，把‘覆’字改作‘同’字。”呈上之后，皇太后说：“三省也呈来，说：枢密院在帘前单独列班奏事，本来自己也认为不安，但这对皇太后的礼数有所贬损；既没有同僚商量，也没有当面奏请取旨，只暗中告诉太常寺把‘覆奏’改成‘同奏’，因此不予收受，也不予理会。” 太母说：“这里也不必争论，只是这是朝廷的体制，应该改正的就必须改正。”于是依照旧例改正，写作“按次覆奏”。卞说：“章▯哪里只是这件事不与人商量，在决定宗庙社稷的大计时，也不与众人商量便开口，众人没有谁敢表示异议。”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忽然有中批任命太常博士范致虚为右正言。当时蔡京仍以宫祠身份居住钱塘，满朝都不知道这项任命的由来。原来范氏兄弟一向与左阶道录徐知常友善，都是建阳人，也有姻亲关系。徐知常出入温成张后的家中；上皇即位后，宫内张贤妃把侍女王氏进献入宫，首先受到亲幸，张妃大概是温成的侄女。徐知常既因攀附张家而在禁中知名，又因在元符年间以符水见效，殿中道士势力的兴盛便从徐知常开始。范致虚于是通过徐知常在元符年间通报自己的姓名，并且说明自己平日的政治趋向，认为若不罢黜蔡京，就不能有所作为。当时宫禁中的宦官合为一词引荐蔡京，外廷则从宰执以下，拒绝蔡京的人很多。忽然得到范致虚，于是便任用他为丞，以表示自己的好恶，所以有这项任命。范致虚任职不久，就请求重新得到任用。安▯在《蹇序辰疏》中说：“这两个臣子的罪行如果不除去，两朝的毁谤终究会留在外廷。不知道他们结党勾连已经很深，像吴材、王能甫都是范致虚所引荐的，还想严厉贬黜范致虚。”皇上虽然勉强听从了这一意见，派范致虚出任郢州通判，不久又以起居舍人的身份召回。邓洵武本来是蔡卞所引荐的，元符末年蔡卞失去职位，他便依附蔡京。韩、李掌国政时，邓洵武由右史调任少常。建中靖国六月，洵武进献一幅《爱莫助之图》，说皇上正要继承先帝的志向，但朝中没有人帮助他。这幅图大体像史书的年表，列成旁通，分为左右两边，中间排列次序；项目从宰执、侍从、台谏、郎官、寺监、馆阁、学校分成七隔。左边题作“绍述”，右边题作“元▯”。左边每隔列三数人，宰执中只有温益一人；右边则从宰执以下，满朝士大夫都列在其中。又在左边另列一个姓名，用小帖子标出，后来已经揭去了。其下注说：“如果想继承先帝的功业，不任用这个人就不行。”图送出交给温益，温益于是欣然奉行，请求登记记录持不同政见的人。于是皇上决意任用蔡京，时局从此发生变化。龙昌期年轻时做过和尚，曾经献给朱台符一首诗：“先砚书名纸，磨钱掷卦爻。侯门千万仞，应许老僧敲。”朱台符爱惜他的才华，劝他学习儒业。昌期博览群书到了极点，但议论怪僻。蜀地张公▯一类的人以及知名士人，都把他当作老师来侍奉，他的门徒非常多。文潞公把他推荐给朝廷，于是得到官职。仁宗下诏供给他笔札，命他进呈所撰写的经义。嘉祐年间书成，他到宫阙进献，皇帝赐给他五品服和金帛。他的书说：“诗没有比兴，如同鸳鸯者，遂仰也。”大体都是这样。他又把周公说成周朝的贼，于是台谏官交相攻击他。昌期亲自到登闻鼓院，回来后交还所赐之物，听任处理（景纯的哥哥当时任判登闻鼓院，现在国史只说因众人议论而追夺，错了）。昌期经过洛阳时，潞公责怪他不能替自己辩明。潞公说：“朝廷正崇尚周公、孔子的教化，而先生却非难周公、孔子，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昌期说：“我什么时候非难过孔子，只是非难周公罢了。”潞公说：“这也就足够了。” 正献任颍州太守时，有位诚大士在湖西荐福院讲授《华严经》。颍▯张隐之任比部时喜好佛学，过去与诚大士交游。一天，诚大士准备素食，邀请张隐之。公听说后，派人告诉诚大士，想要增加席位。诚大士立即添置更多菜肴，张隐之家也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蔬菜祭俎。公又盛大地准备酒食前往，人们都说这座院子建成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盛大的聚会。公问：“佛允许在十二时中用二时学习外学吗？”诚大士说：“是指医卜之类吗？”张隐之说：“外学，是学习佛理佛法。既然如此，在不允许学习外学的时间，只应保持正念。所谓正念，就是无念，这就是曹洞宗所说的正位。宗师就是佛，不能再有所执着。”唉，如今能够有二时学习内学，已经很可贵了。庞公说：“我看重的是刹那间的清净。”

译《金州书》所说的道义往来，以及《书问》所谈的至理，往往在寄来的书信中针锋相对，大概是在半途相合，难道只是因为志同道合吗？现在才知道，也许还是因为同病相怜、彼此忧虑。修习安般三昧，按日计算便能见到功效；在一切时候，凡是依赖他人的事情，都不会安乐，不要依靠别人（要别人说话、陪伴、娱乐，才说出这番话。这句话似乎有误）。必须自己用力，才能真正受用（王泉老举赵州的话说：“小便虽然是小事，也必须老僧亲自去。”）。古来的禅人相见，稍有触发，便如电光石火，立即看破并能自己作主，正因为境界现前时就应当如此。支吾、止息观想，怎么还要观一切法空，念念不忘？得到助力而成就定力后，还必须在行住坐卧时系念不忘，这样就容易纯熟。所谓如来座，就是一切法空。祥师说：“无我之人，能够安坐。”学道的人虽然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如果遇到事情还不能化解，就先应当仔细观察：此身无常，此身无苦，此身无我，此身皆空；久而久之自然会得到休息。这些都是渐次修行的方法。四无量心中的第四种说：“舍弃之后才真正达到无我、无人、无众生。” 又说：“知道再次诵读《般若》，非常好。”君子闲居时，本来就应当自强不息。礼法中还有谨慎仪容、片刻不敢放纵的戒条，何况处在困顿之中，更应当加意整饬奋勉，并不只是坐禅诵经如此。饮食和一举一动，都应当自立；做事的章程，就像女工一样，每天都有应完成的丈尺。 《易》说：“利于保持恒常，没有灾咎，因为没有失去常道。”报慈说：“老僧没有什么能解悟的，只是日日如一，像牧马的童子乘着太阳的车。”说的都是这个意思。稍有徘徊、倚立、托腮的样子，便会不待忧愁而忧愁自来；这岂只是旁观者看见你有忧愁的神色，也会使家人无法忘记自己的贫困。像边走边唱、拾取麦穗，仍然只是权宜的修行；弹琴读书，自有恒常的快乐。若再向上进一步，《契经》中有一偈说：“那伽行走时在定中，那伽站立时在定中，那伽坐着时在定中，那伽躺卧时在定中。” 整个大地就是一个自己，山河世界以及一切事物形象，都是自己建立的，如同白天和黑夜一样。既然知道如此，那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及种种违逆、顺遂、合法、非法的现象，无不都是空的。如果在这里能够信得过、把持得住、看得透，就可以随顺因缘消除旧业，任其自然地穿衣，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还有什么事情可求呢？坐禅习定的人，就像牧牛人：忽然在魔界中，便以为牛已经逃跑了，于是起身用力，把牛牵回来拴在原处。这样不过三两次，就已经疲劳了。如果知道那只是妄想颠倒，如同梦见牛逃走，忽然惊醒，才知道牛本来没有动，一直在原处，自然就不必费心用力，万事都融通为一体。普安知藏道者指着大藏经，对人说：“如来说了整部大藏经教，其大意是想让人少管外事，向内省察。”话说得虽然浅显，意思却十分重要。《大般若涅槃经》说：凡是所引用的譬喻，不必每一方面都完全相同，有时只取其中一小部分，有时取其中较多部分，有时才全部取用。比如说如来的面容像满月，这只是取其圆满的一小部分。 《成实论》所说的譬喻，不必要求各方面都相似。比如说像乳和贝，只取它们的颜色，不取它们坚硬或柔软的性质；说面容像满月，只取其圆满，不取其形状和颜色。顾子敦奉命出使时，北方人曾问他是否学习佛法，他回答说：“临到如今，还没有从事平常的事情于此。”又说：“王明叟不喜欢佛事和释氏之学。”这两位都是儒臣，他们这样说，大概是因为儒学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北方人问子敦：“南朝是重佛，还是重道？”子敦回答：“重儒。”作为教化世人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江宁进士王令，字逢原，年轻时放纵不羁，喜欢做狂放怪异的事情，有时骑着驴进山，常常把十几个蒸饼挂在驴脖子上。后来他改变操守，拜王介甫为师，介甫一向很看重他。当时蒋颖叔也在介甫门下。有人问两人的品行，把王令比作申公，把蒋颖叔比作刘原甫。王令死后，有诗说：“出处行藏已经答应终身相伴，谁知生死却在半路分离。”后来有人为他作传说：“王令《蝗子》诗大略说：‘这才知道事情在人为而不在天，譬如跳蚤虱子生在衣裳上。鱼肉干枯便生虫，肉腐败便生蛀虫，道理本来如此，有什么可疑的呢？’又有长诗说：‘至和改元的第一年，有蝗虫出现，不知从哪里来。一只蝗虫每月能产卵两次，恐怕渐渐增多，厚厚地塞满九垓。’他死时才二十三岁，早慧却早夭。”逢原被荆公看重，荆公把夫人的妹妹嫁给他，又把王令遗腹女嫁给吴师礼；后来吴师礼历任右司外郎。子说是他的外孙。魏野的门人潘阆想去京师，他的老师劝阻他，他没有听从。到了京师以后才后悔，作诗说：“不相信先生的话，偏偏来到京城游历。清冷的夜晚没有好梦，白天平添闲愁。”真宗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有一天，他从华山东边来，倒骑着驴走，说：“我喜欢看华山。”其实是不喜欢进京。因此当时有“潘阆倒骑驴”的说法。治平年间，我听程正叔先生说：“如今的守令，只有制定百姓产业这一件事不能做；其他事情在法度范围内，有很多是可以做的，只怕人们不去做罢了。” 伊川程正叔曾说：“史书说有人到了西域，看见婴儿出生在树叶上，见到人就笑，一摘下来便死。这是妄说，因为道理中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我的意思认为，天地之间，只要是人心能够想到、嘴巴能够说出的事情，就都可能存在。我的族父仲仪少卿曾得到一只小蜃蛤，里面隐约显出蛰龙的形状，头、角、尾、足、鳞、鬣都具备龙的屈伸变化，确实可以作为验证。它的儿子希元至今还把它珍藏着。李景弼性情淳厚，有一次谈话时偶然触犯了别人的忌讳，那个人顿时变了脸色，言辞也变得严厉；李景弼却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恼怒自己。不一会儿，他又这样触犯了对方好几次。那个人这才相信他没有别的意思，脸色恢复如常，而李景弼最终仍然没有察觉。翰林李宗谔的父亲文正公▯执政时，为了避嫌、远离权势，出入时所用的仆从和马匹，跟寒士没有区别。有一天，他在半路遇到文正公，前面的骑吏不知道他是公子，立即呵斥并羞辱了他。从此以后，每次看见这个人，他都一定自行躲藏起来，唯恐对方知道后感到惭愧。有人请求拜见武平，仓促之间忘了换巾帻，于是戴着帽子进去。武平言语神色都没有变化，像平常一样接见他；那个人退出后才察觉此事。

译子进正在旧宅最北面的小堂中为先父服丧，隔着篱笆诵经；篱笆外就是李家的旧宅。如今许多人住在那里，唱歌、哭泣、争斗、喧闹以及鸡狗牛马的声音，纷纷混杂传入耳中。子进听见这些声音，就像山谷听到回声一样，并不放在心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自己没有参与他们的祸福；至于屋子里的声音【缺字】，也同样如此。他大概是得道的人吧？（戊寅年记） 子进在颍地，向叔弼借接篱。叔弼有诗说：“恭敬地借给你山公旧日的接篱，最适合配竹杖和荷衣。习家池上百花刚刚盛开，醉后大概常常倒载而归。”子进认为这首诗精妙绝伦，无法再写出相同水平的和诗，于是没有唱和。刘庠弹劾欧阳修，说他在英宗服丧期间，外面穿着紧丝织成的花袄子，说：“花纹细密华丽，色彩闪耀鲜明。即使在纯粹吉庆的日子穿它，也已经有损朴素的风气；在大丧期间穿它，更加伤害礼教。” 荥阳公任郡守时，安排把公帑中储存的鳆鱼、各种干货以及笋干、蕈干拿来招待宾客，以此减少宰杀鸡鸭等生命。入内都知、张留后茂则，凡是进献的樽酒、太官膳和团茶，一概不吃。即使食物味道鲜美，也不吃完一餐，便命人撤去。有人说：“您难道不效法王介甫吗？介甫对于饮食，精细的和粗糙的都一并进食，从不挑选。”他回答说：“哪里敢望王介甫呢？介甫是对饮食没有心念，所以能够如此。像我这样的人，早晨吃了珍美食物，晚上就不能吃粗食，说明我对饮食还不能无心。将以我的不可学，说明介甫的可学。”（壬申年记） 所谓八珍，是淳熬、淳母、炮、捣珍、渍、熬、糁、肝骨。先儒没有把糁列入八珍，又把炮豚、炮▯分作两种，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苏子瞻有一天称赞熟猪肉的美味，淳夫说：“那怎么能避免它引发风疾呢？”子瞻笑着对我说：“淳夫这是诬告猪肉。” 士人常常到禅寺吃素，有人劝阻他们，说吃素恐怕会使人的脏腑虚弱。有个名叫震的道人在那里参禅，有人用这番话问他，他回答说：“有那么多事情不说，蒸饼饣▯饣乇难道会使人的脏腑虚弱吗？”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一处地方名叫鏖糟陂，当地人厌恶这个名称，便自行改称为好草陂。乡里人仍沿用旧称；问当地百姓，他们都说：“是好草陂。” 天汉台桥西边过去有一座邓相公庙，世人传说是邓通庙。近年庙官亲自在庙前题榜说：“这其实是汉代邓禹的庙，不是邓通的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