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偶记卷上

译光绪甲午年四月三日，我到开州上任【此前，丁丑年因助赈获得奖赏，授大理寺丞；戊寅年到大理寺任职；甲申年遭父丧；李文忠公上奏调我到北洋办理淮军银钱事务，并获准免扣俸资；癸巳年四月，选任贵州开州知州，到这时正式上任】。过了几天，绅士董而陈向我报告，有一个天主教民卢复生，是四川人，来到这里才两个月，租赁刘裕兴的房屋开设药铺，行踪诡秘，唆使人打官司，扰乱百姓，民众十分愤怒，而且正在酝酿事端。我说：“你们担心的是卢复生曾经取保入甲吗【规定客民必须取保编入甲内，才准许留居】？”他们说：“还没有。”我说：“可以写具禀文送来【他曾经向前任李家兰呈禀，李家兰命令立即责令他迁走，但禀文尚未收回】，只叙述事情，不要说他是教民。”禀文送来后，我便命令卢复生取得保人并办理保状，已经进堂签押了【我规定必须当堂签押】。我传来保人，询问情况，他回答说：“不知道。”原来是伪造托名的。于是勒令卢复生出境。卢复生说，他开设药铺购置的药材花了七百余金，不能立即迁走，请求宽限；这时方步云的事情又发生了。方步云，是伪奈三王的先锋部将。奈三投诚后被保举至副将【也是开州人，当时正卧病】，步云曾经考入武庠，充任总甲，成为乡里的暴徒。此前，前任李君曾说：“方步云党羽众多，不要触犯他的锋芒，恐怕引起变乱。”我说：“变乱拖得越久，祸害越大，难道可以缓办吗？”卢复生的事情发生后，方步云正想借教案激动众人，抢劫百姓；商民都惶恐不安，谋划迁走。我制止他们，并竭力承担保护责任，凡是不迁走而遭抢劫的，应当像损失一样予以赔偿。这月二十日，我传唤卢复生，告诫他说：“你唆使人打官司、扰乱百姓，又捏造保状而不迅速迁走，我将重重惩罚你；而且众人的怒气正很盛，恐怕不能保全你。”卢复生十分倔强，我严厉斥责他，他才说：“我先前住在札佐【贵阳府所属】，带着家人进入开州；现在想回去，却没有钱。”我说：“你走，我来雇人替你搬迁。”卢复生请求运送木器，我说：“可以。”于是命吏目率领书吏点验他的器具和药材，开列清单存案；估价后，药材只值钱三四十千，他所报的七百余金，是打算在被抢后索赔。估价确定后，便调派兵差护送他到札佐，取得收据后回来。随后命方步云传告团甲：“教民已经迁走，不要借此事聚众。”步云口头答应，却暗中约定乡团准备在二十二日赶集时起事【开州每六日一集】。二十一日，我通知把总和吏目，并发布告示，交给差役分路解散乡团。二十二日早晨，士绅听说我要出城，便以人多为由阻止我。我说：“他们仇视的是教民，不是官府。如果真的发生事情，难道官署可以躲避吗？”于是我出城驻守要隘。携带刀刃、裹着粮食赶来的乡民有一万人。我告谕他们说：“教民不过几个人罢了，如果他们确实违法，兵差并不难以制伏。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何况教民已经离开了。现在正值农忙，料想这不是你们的本意，只是被人误导罢了。赶快回去做工。凡是必须进城的人，派乡约在城门收缴兵器，按编号登记，出城时再归还。”一时间，回去的人有十分之八九。我于是巡查城墙，回到官署，商民的欢呼声到处都能听见。卢复生离开后，绅士董而陈又上言：“刘裕兴随便招纳匪人，几乎酿成大祸，请把他的店屋充公，用来抵偿卢复生的搬运费用。”我说：“搬运费用由我出，不必取偿。店屋归书院所有，由斋长当堂具领即可。”他们又请求把刘裕兴的住房充公，我说：“店屋招纳匪人，和住房有什么关系？不要做得太过分。”起初方步云就是这样煽动众人的。乡众解散后，乡人痛恨他，便上言：“方步云纠集众人、图谋起事的情状如此。”我笑着说：“步云充任总甲，纠集众人有什么用？”于是退回他们的禀文，不予受理。步云因为团众已经散去，又被人控告，害怕起来，便藏在乡间，聚集徒众自卫。听说控告他的禀文被退回后，他才回到城里。五月六日，我命令传唤步云到堂，审问他说：“我以至诚对待你们，到任时就命令你们改过自新，你为什么还要倚仗恶势力暗中行动、纠集众人呢？”步云说：“没有这回事。”我把几封信扔给他看，说：“调集团丁的信件上盖章清清楚楚，你还能狡辩抵赖吗？”步云于是叩头请求免罪。我打了他的手掌，押在官署后面的仓房里，免得他和外人互通消息。又详细上报革去他的武生资格，并张贴告示，规定没有官府印文，不准调集团丁，以免贻害百姓。当时控告步云的案件有十八件，大多是欺诈百姓钱财，证据确凿，我全都先搁置不办。但步云侵蚀公款更加严重，于是命令他迅速归还，直到三月才办完。随后选出四名绅董，告谕他们说：“步云被控十八件案件，逐案发票传讯，还包括证人，不下百余人，牵累太多。现在由你们约定日期审理结清，开列报明原由，并承担责任。”几位绅士签字画押存案，于是具保准许步云释放。步云出来后，偿还公私款项已经耗去家产大半，不再像从前那样横暴了。卢复生离开以后，法国主教来函大意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开州为什么聚集五六万人【其实只有一万人，却诬称五六万】？教民卢复生为什么被驱逐出境？” “本堂在州城中有一块基地，请予保护，我们将前往那里修建经堂。”我回信说：“地方上的事情，由地方官办理，不劳教堂过问。卢复生唆使人打官司、扰乱百姓，捏造保状后被护送出境，这都是地方官应办的事情，与教堂无关；教堂的基地仍然照旧，没有人侵占。贵堂得到这块地已经二十多年，至今没有建筑，大概也深知其中的困难。文司铎此前已经因祸受害，可以作为前车之鉴。贵教劝人行善，我非常佩服这种热诚；但开州地处偏僻，见闻少而容易把平常事当作怪事，希望贵教仍设在省城，不要来到下属州县。等远近信众增多以后，开州百姓自然可以欢迎你们。如果没有得到地方官的允许而勉强行事，以致发生事端，实在不是耶稣教劝人行善的本意。万一另生事故，责任在教堂，我不便贸然承担保护责任。”六月间，卢复生又来到开州，商民一片喧哗。卢复生投到官署，自称没有投宿的地方。我责问他说：“我此前保护你出境，保全了你的身家，对你的恩惠已经够深了；如今你又来这里，为什么？”卢复生说：“我欠潘万盛药债，特意来归还。”我说：“药债有多少？”卢复生说：“十八两。”

译我说：“潘万盛并不住在州城，只是赶集时来开州罢了【开州有三十多家饭店，每天查阅号簿就能知道】。他住在札佐，你为什么不去那里还给他？你如果真有这样善良，不怕长途跋涉去找他，却唯恐债务不能尽快还清吗？”我命人检查他的行李，只搜出二两多银子和几百文钱。我笑着说：“这些果真够偿还潘万盛十八金吗？”卢复生说：“是洋人命我来修建经堂的。”我说：“你一个中国商人假托洋人的名义，究竟想干什么？况且区区二两银子足以修建经堂吗？你的虚假已经十分明显。”卢复生说：“不是假的。”我说：“不论是真是假，都应该重办。”卢复生说：“假托洋人需要惩办，真的也要惩办吗？”我说：“假托洋人当然必须重办；如果真是洋人派你来的，你就应当声明自己在开州犯了案，不能再回来。你既然没有声明，就是在蒙蔽洋人，也应当重办。”我命令重重责打他，押解回四川，并由管束人员报明省城。法国主教接连向臬司、巡抚控诉，他们都依据我上报的情况答复。后来法国主教又向法国公使申诉，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索要刘裕兴的房屋，并说开州陈姓官员故意违反条约。我于是上书说：无论民人还是教民，都是中国人，就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应当用中国的官员治理中国的百姓；把中国人的房产充入中国的书院和教堂，彼此绝无关系。法国主教于是说我故意违反条约。我把条约全部查了一遍，其中没有地方官不能治理教民的条款，更没有教士可以干预地方公务的条款。查考条约，传教一事已载入其中，按例并不禁止；但从事传教的人必须爱惜体面的人【原文“体而”疑为“体面”之误】。法国主教袒护教民、干预地方公务，就是不爱惜体面的人，应当请总理衙门发咨文，照会法国公使，将贵州的法国主教撤回，另行选择爱惜体面的人来贵州任主教，以维护该教的声誉。巡抚称赞我的处理，但没有立即实行。法国公使多次催办，总理衙门发电催促开州教案尽快结案。贵阳府的函件接连送来，商议是否通融归还刘裕兴的店屋；我又答复说，此案与教堂毫无牵涉，如果房屋由外国人索还，势必成为教案。这是教民惯用的得寸进尺手段，地方官将无法妥善处理后续，不能因为通融而招来实际祸患。双方争执了两年，法国主教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可辩解的，才同意不再索要刘裕兴的房屋，订立约定后结束此事。裁断杨氏承袭之事

译开州的土司有两个：一个是乖西正长官，品秩相当于守备【方印】；一个是乖西副长官，品秩相当于千总【长方钤记】。二者各有管辖地域以及应征收的钱粮，但都隶属于州牧。咸丰末年，正长官杨某因战乱逃亡，没有子嗣。同治年间，总督发文催促办理承袭。杨姓人口稀少，大多务农；有个名叫永清的人，在省城行医，稍微能干，众人商议让他回来，呈报说：“这是原土司的同胞弟弟，请准许他承袭。”其实他只是远房族弟。几年后，永清修葺祖父和父亲的坟墓，树立墓碑，碑上所刻的姓名与原土司祖父、父亲的姓名不相符合，州里的人多有私下议论；但永清善于应酬，总能设法遮掩，时间久了，便没有人揭发这件事。永清去世后，他的儿子又请求承袭。副长官刘荣春和州牧已经具结，详细呈送贵阳府【即首府】。有个叫杨启勋的人，自称是原土司的堂弟，说自己的儿子应当作为原土司的后嗣，承袭土司之职，并以宗谱、墓碑作为证据。府、州官员知道永清并不是原土司的同胞弟弟，便把前案的结文一并上报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对此提出疑问。双方反复控告，云南、贵州两省的高级官员长期不能裁决。我到任后，双方又来控告。我认为永清父子固然是把疏远的关系冒充亲近关系，但启勋是否真是原土司的堂弟，也不是调查就不能裁决的。不久，启勋到省城控告，久留不归。首府文海君，是一位有道德的君子，勇于担当事务，多次审问双方。他认为永清三代以来就已经与原土司不同族，当然不是同胞弟弟；启勋是原土司的堂弟，有碑谱可以凭证，应准许他的儿子承袭，于是发文命州里再次具结上报，并将碑谱发到州里备案，州人都称颂他。我想到这件事关系承袭，判断错误就后悔也来不及，于是悬挂告示通知州人，定期集中审讯。州里有了解内情的人，便让他们作证；作伪证的人则治罪。到了约定日期，双方各自邀请宗族亲戚到公堂上。永清的儿子说，族人曾经分摊费用，把他的父亲迎回州里承袭；启勋也曾经资助费用，账册还保存着。如果他不应当承袭，为什么要资助费用？为什么在请袭之时不提出争议？启勋则说：“永清承袭是在同治癸酉年；我到光绪辛巳年才回来，怎么会资助费用？”账册却是永清制作的。我说：“这场官司已经打了七年，奔走于两省之间，所花费用难道还不多吗？”双方都说：“家产已经倾尽了。”我追问启勋：“你有田地和房屋吗？”他说：“田地已经典卖，房屋本来就没有人接受。”我说：“田地和房屋在哪里？”他说：“新田坡。”我说：“新田坡还有姓杨的人吗？” 他说：“只是小人一家罢了。”我说：“你的儿子是在这所房子里出生的吗？”他说：“是。”我说：“案子已经结了。”他说：“还没有审问案情，怎么说已经结了？”“已结。”我说：“杨姓的人都可以争袭，唯独你的儿子不能争袭。”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儿子的姓氏，你知道吗？”他说：“小人姓杨，儿子当然也是杨姓。”我说：“你虽然姓杨，但你的儿子未必姓杨。”他说：“哪有这样的道理？”我说：“事情确实有这种情况。”他说：“有什么凭据？”我说：“你的儿子出生在新田坡，如今二十二岁。你到辛巳年才回来，距今只有十多年。你没有回到家乡时，儿子已经出生了，怎么能说这个孩子姓杨呢？”启勋长时间无言以对，才说：“小人是在同治辛未年回到州里的【前几任官员多次以此事审问他，他一直坚决不肯承认，这次才自己说出】。”我说：“你在辛未年已经回到永清，癸酉年承袭，为什么不申诉？这样看来，助费账册也不是假的了。”启勋说：“小人的儿子应当承袭，有碑谱可以作凭。”我说：“你新立的碑，是冒认原土司高祖、曾祖的谱牒，只有十代；后面的纸张虽然陈旧，刻字的刀法却不一样。” “前面几叶的线孔都是两个，最后一叶的线孔却只有一个，显然是抽出后重新编订的，用来作为争袭的依据。而且你的儿子本来就不姓杨，即使是你也未必姓杨，还敢妄想争袭吗？”启勋说：“这话更加奇怪，您凭什么这么说？”我说：“谱上记载，婢女秋菊生了一个儿子，世代居住在新田坡，另成一支；既然不是杨姓妻妾所生的孩子，又怎么能确实知道他的姓氏？何况谱上明明记载他属于另一支呢？”我命人把谱牒交给众人传看，一时在旁听审的人都失笑。我说：“启勋勾结讼棍徐某，捏造证据，纠缠争讼不休，倾覆别人一家，也倾覆了自己的家；并且拖欠钱粮两年，实在违法，先给他戴上枷锁，示众惩戒。”文君听说我没有替启勋的儿子请求承袭，反而给启勋戴枷示众，感到很奇怪。正好我因公进省，文君便带着全卷来请我阅看。文君说：“碑谱都是我已经看过的，竟然没有察觉其中的伪造，您为什么这样明察？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不再过问了。” ○记争论开州上报灾情的事

译乙未年夏天，贵州省遭遇旱灾，成灾的有八九个州县，开州也在其中。上一季收成极差，粮价是甲午年的三倍。贫民没有食物可得，只好采集红子碾碎后食用，还有人以树皮、草根为食。闰五月，我上报灾情，以古人因水旱灾害而免官的事例为依据，请求撤去我的任职，奉到的批示没有批准，反而加以勉励。六月，我到省城拜见布政使唐公，家丁索要门包，我说：“我是来请求撤任的。”他便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不肯见我。我拜见巡抚嵩昆公，详细陈述灾情。嵩公惊讶地说：“灾情竟然这样严重吗？”我说：“地方官多半粉饰太平，难道会把灾情上报得超过实际吗？一旦报灾就要停征，连办公费用都没有出处；如果不是真正发生饥荒，谁肯上报呢？况且开州的灾情已经很严重，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地方。”嵩公说：“有比开州更严重的吗？”我说：“遵义、贵筑等县就是这样。”嵩公说：“怎么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我说：“请派官员前往查勘。”嵩公说：“你请求撤任，如果一个有操守而且能办事的官员离开职位，灾区的情况还怎么忍心说呢？”我说：“开州的粮价比邻境还低，贵筑【首县】、遵义都有驻军，开州夹在两地之间，唯独很少有士兵守卫，流民便会向那里聚集，恐怕发生动乱。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请发放赈款，供应军械，训练团丁以作防备。” 嵩公答应了，催促我回任。我又去拜见唐公，他仍以生病为由推辞，于是我返回开州，清查户口，发放义谷，训练团丁。到了秋天，旱灾又发生了。九月初，我勘查灾情，造册上报，请求派员查勘。月底，受委任的通判施君到来，说：“收成没有低于五成，按例收成达到五成就不能上报灾情。”我和施君一同到乡野查勘。施君说：“稻子已经收回来了，没有办法证明灾情。”我说：“上报秋灾不得超过九月，如今九月初就已经具文上报，没有超过期限；稻根已经收回，还可以查验，何况还有尚未收割的吗？”但施君一定要会同上报说收成达到五成。我说：“您自己具文上报，我又何必过问呢？”我既然已经上报灾情，怎么能自己改口？施君故意为难我，一方面是想讨好上官，另一方面是借机索取财物。过了半个月，得到省里的批复，施君奉派到曹家溪办理厘差，施君才高兴地说：“如今我将回省，灾情册子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会同上报了。”按旧例，委员外出办差，例行给发公费。我准备了供应和脚夫费用，另外赠送三十金，施君却认为太少，愤怒地离开了【后来巡抚王公到任，上奏弹劾施君，将他降为县丞】。布政司会同上报的批示说：“应查明田主姓名、田亩数、坵数以及各自收成若干成，具文上报，等候核查。” 如果照此办理，几个月也不能完成，而且胥役差役纷纷出动，怎么能不扰民呢？绅士和百姓担心这件事，前来见我说：“贵筑勘查灾情、上报灾情时，都把费用摊派给百姓，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如今我们开州在闰五月就上报灾情，比各属都早【湄潭县王君人文上报灾情也很早】，办理公事的费用不向百姓收取，替我们百姓考虑得太周到了，怎么能再连累官员呢？我们只有勤快地制作斗笠，缴纳粮赋，请不要再说灾情了。”开州百姓制作斗笠，粗笠每顶卖五六十文，细笠每顶卖二三钱。我怜悯百姓遭灾，才请求停征赋税；百姓却害怕官员因此受牵累，反而愿意缴纳粮赋，百姓真是可爱啊！”第二年春天，御史彭述上奏弹劾贵州隐瞒灾情不上报，以及巡抚门丁和某作威作福的情况【我很久以来就有调任的说法，却一直没有调动。有人说，官场上与和某交结很有作用，您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只要递上一张名帖，和某就会出力，我没有答应】。圣旨下达后，总督查办，巡抚、布政使以及遵义县刘某等人都被革职【有的人没有上报灾情，有的人起初上报，后来却说勘查后没有形成灾情，还有的人与和某交结】；唯独开州因为上报灾情而没有出事。我把救济百姓放在心上，忘记个人得失，这正是圣人仁爱百姓、造福万物的真诚。如今的人看见百姓因饥饿而死，内心冷漠无动于衷，只顾经营自己的利禄；水灾、火灾、刀兵之祸，都由这种私心和忍心招来，难道是偶然的吗【男汝湜谨慎记述】。○记田其嘴的事

译婺川县南北相距五百里，东西相距一百七八十里。出北门二百四十里有个地方叫后坪，省里委派牧令一人在那里镇守【曾经议论改设通判，因为经费不足没有实现】；再走一百多里就接近四川边界。那里距离县城偏远，民风强悍，殴打、杀人案件接连发生，有的被告发，有的没有被告发，大家把这看作常事，往往每隔几年或几十年就发生一次大乱。有个叫田其嘴的人，住在北部边境，纠集众人横行乡里、为害地方，被控告的案件很多，却总是抗拒拘提。巡抚下令各营、各县缉捕他，十多年都没有抓到。丙申年四月，我由开州调任署理婺川，刚到任十天，有人在大堂外高声呼喊，传进来询问，原来就是田其嘴。他五十多岁，形貌非常奇特倔强。我说：“通缉了十多年都没有抓到，你今天为什么自己来了？”田其嘴说：“仇人很多，被控的案件也多，一旦到案就会被处死，所以不敢来。从前我在重庆贩油，开州人在重庆经商时多次谈到州官的政绩，小人十分仰慕。如今您署理我们这个地方，我知道这里没有蒙冤的百姓，所以来投案。”我说：“你知道自己的罪过吗？”田其嘴说：“知道有罪，但罪不至死。您一来就会从重办理，一定能判得恰当，所以我不敢逃跑。” 我说：“你是个侠士，能不能立功赎罪？”田其嘴说：“能。”我说：“北部边境距离县城很远，殴斗案件很多，你能不能让你居住的几十里范围内不再发生殴斗案件？”田其嘴说：“能。”我说：“你试着把店保叫来。”田其嘴正要出去，书吏差役说：“田其嘴是被通缉的罪犯，怎么能任由他自己行动？”我说：“他是自己投案、自行找保，你们管什么？”于是把他送到大堂，看着他走出大门离去，是为了防止书吏差役勒索他。第二天，田其嘴带着店保来了。我对保人说：“你只负责传唤时随传随到，其他事情与你无关。”保人签字押印后，我问田其嘴：“你的衣食能够自己供给吗？”田其嘴说：“还能够自己供给。”我说：“人生不过百年，你年过五十，即使长寿活到七八十岁，也不过还有二三十年罢了。若能用这二三十年所做的善事，抵偿前几十年所做的恶事，才可以稍稍心安，才不至于使自己有罪。如果你善于排解，能使乡里之间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至于发生斗殴伤人性命的事，就是大功。如果还能劝人行善，使人成为善人，那就是善中之善。明处有王法，暗中有鬼神，行善就会降下吉祥，行恶就会招来灾殃，天道昭彰，一点也不会差错，只是总账还没有清算罢了。” 如果不能用这二三十年所做的善事，抵偿前几十年所做的恶事，那么临死时只要一想到这些，心肝都会摧裂，万分难过。何况你未必一定能活二三十年呢？回头要早，行善要坚决。”我希望他认真思考这些话。田其嘴听了非常高兴，叩头道谢说：“今天才像拨开云雾看见青天，心里明白了。不努力行善，还是个人吗？”我仍把他送到大堂，看着他走出大门离去。因此我在婺川将近一年，北部边境没有发生殴打、杀人案件。有一天，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爱；精诚积聚到极点，金石也能被感动；内心能够转化外物，外物也会因我而改变。圣贤的德业和功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考察我父亲处理田其嘴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善于发现人的作为，能够明察法律，宽免其过去的罪过，启发他的良知；感化了一个人，却保全了许多人。更加可以看出，仁爱之心施行出来就是仁政，至诚自然能够感动人。古人没有欺骗我【男汝湜谨慎记述】。○判决婺川命案

译我在婺川时，有个叫陈春元的人报案，说他的同胞弟弟上山砍柴，误入彭姓人家的山界，彭某认为他偷砍树木，便殴打他。邻人劝说罚钱五千文，约定五天内交付；期限到了钱还没有交，彭某大吵大闹，把陈春元打倒在地。陈春元从彭某袜子里拔出刀，刺入他的腹部，导致彭某死亡。我说：“彭某强横，曾多次被控告、被提拿，却没有结案。你虽然二十岁，身体并不很强壮。彭某既然把你按倒在地，你怎么能拔出他袜子里的刀？即使拔出刀来，也不过能刺他的腿或脚，怎么能刺进他的腹部，而且还导致他死亡呢？这分明是别人杀了彭某，你只是拿钱来顶替承担罪名。”陈春元说：“其他事情或许可以顶替，如果是顶替杀人，不仅要偿命抵罪，又要钱做什么？小人虽然愚笨，也不至于这样。”我说：“事情经过不合情理，你不要自己误了自己。”陈春元说：“既然是我杀了人，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我说：“你杀了人，就必须依法抵命。”陈春元苦苦哀求，我说：“你自己承认杀人，还有什么可哀求的？”陈春元说：“既然必须偿命，也没有办法。”我说：“地方官最不愿意命案没有凶手。你既然认了凶手，官府就可以推卸责任。但你虽然愿意舍弃一条性命，我却不愿意背负错判人命的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反复开导他，他始终没有改变说法。于是我问陈春元：“你的弟弟多大了？”他说：“十二岁。”“家里有几个人？”他说：“除了弟弟，没有别人。”“有亲属吗？”他说：“没有。”“有产业吗？”他说：“只有几亩山地、几间小屋罢了。”我说：“你确实是个好汉，如果不死，还可以抚养弟弟，立业成家。如今既然因为杀人应当抵命，你的弟弟年幼又没有亲属；彭家人多势强，你既然杀了彭家的人，他们怎么能容许你的弟弟活下去？这样一来，你家的香火将要断绝了，难道不可悲吗？”陈春元不说话，只是哭泣。我说：“你既然杀了人，为什么哭呢？”陈春元仍然不说话。我说：“你是不是还有不得已的情由？可以告诉我。”陈春元说：“彭某索要钱财没有得到，就把弟弟抓到山坡上狠狠殴打。我的弟弟保爷也是彭姓，见此十分愤怒，回家取枪刺杀彭某，看到他死了便害怕逃跑。村里人说，居住地在府、县交界处；既然发生了命案，府县的差役来到全村，村里就要受到牵累，所以我愿意到案来解除这件事的牵累。”村里人说：“即使你到案，凶手已经逃走，府县差役到村里追查凶手，村里受到的牵累仍然一样。” 我想，彭某暴虐欺凌他人，我家孤儿寡弱，所受的伤害尤其严重；我多次想杀他却不能做到。如今我弟弟保爷因为我家的事杀了他，以泄我的愤恨，这就无异于我杀了他，所以我自愿认作凶手，并不是为了得到钱而顶替罪名。”所谓保爷，就是义父。于是我说：“你没有杀人，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如今事情已经查明，可以把保人找来。”陈春元说：“城里没有几个熟人，只有一家饭店相识，但相识的人未必肯替我作保。”我说：“你可以把店主带来。”店主来了，说：“陈春元犯了命案，我不敢为他作保。”我说：“陈春元既然承认杀人并投案，如今事情已经查明，他一定不会潜逃；只要审问时你通知他到案就可以了。命案与你无关。”店主于是具结签押。第二天到现场验伤，伤口从腹部左侧直透到背部，前面低、后面高；如果是小刀刺入，不可能形成前低后高、直透背部的伤口。彭某是在山坡上被刺的，而案发地点却在平地。两个人都是凶徒，一个死了，一个逃了，地方也就比较安静了。我历任府、州、县，审讯冒名顶凶的案件常常有；这个案件中陈春元认罪尤其坚决，稍微粗心一点，就很少能避免陷入错案。又怎么知道平日审理诉讼时，不常有陷入错案的呢？我因此感到害怕，所以不愿意长期任地方官，特意把这件事写下来告诫子弟，千万不要轻易担任法官；万一担任了，绝不能掉以轻心。○辞去安顺府厘捐职务 丁酉年暮春，我上呈请求开缺，回到知府班【此前在北洋文忠公上奏保举后获得缺位，后来因为知府班次在前而先行补用】。正准备请求归还时，恰逢黄冈王公毓藻由四川藩司升任贵州巡抚；二十年前我在京城与他相识，并不是有私交，到这时相见后更加融洽，他不忍让我离去，委派我办理安顺府厘捐。我向曾经办理过这种差事的人打听，他说这是个肥差。我说：“每月薪水六十五金，哪里算肥差？”他说：“难道是依靠薪水吗？凡是缴纳厘捐的货物，都由行户经办；货物每百石，有时按五六十石、七八十石等不同数额完纳捐税，我就收取费用后放行。”我说：“不怕别人知道吗？”他说：“当地有个叫韩胥的人，许多行户都和他有交情。韩胥请示每百石完纳多少石的捐税，其中以棉纱、鸦片为大宗。比如每石完纳八两，那么没有填入票据的货物，每石缴费三两，不必上报解送；从中提取五厘给韩胥作津贴。韩胥以此获利，从来不向别人泄露。”【这个人我只见过一两次，他却直言不讳，也可见把舞弊当作常事了】我听了不禁汗流浃背。政界中的收入往往容易取得，何况是靠卖放走私、徇私放行呢？拿什么留给子孙？第二天早晨，我拜见巡抚，辞去这项差事，并且说无论哪里的厘差，我都不敢接受委任。王公责问我。我说：“从来没有办理过这种差事，恐怕会贻误事务。”王公说：“能够胜任地方官，却不能胜任厘差吗？”我说：“地方官虽然担心被书吏差役蒙蔽，但还能够自己作主；厘差分设各卡，多由司丁办理，彼此又缺少信任，怎么能保证不被他们连累呢？”王公说：“你是不愿意担任厘差，因为其中有弊端吧。”我说：“厘差每月薪水几十金，却被称为调剂性的肥差，这是纵容他们舞弊，我绝不敢担任。”王公说：“您的见识很高远，容我同藩司商议。”我拜见藩司邵公积诚，把王公问答的话详细说了，辞意更加坚决。邵公说：“求取厘差的人很多，您为什么要推辞呢？”我说：“既然求取的人多，又有什么不能推辞的呢？”邵公说：“如果厘差中有弊端，您不舞弊，岂不是更好吗？”我说：“一个人不舞弊，本局和邻局的官员就没有不对他怒目相视的，这就是身处险境，难道还可以在这种地方待一天吗？”【总局没有主持的人，外局怎么能办好】邵公说：“您也照别人的做法去做，差事办完后把所得归入公项，有什么不可以？”我说：“沿袭旧习不是我内心安宁的做法，倘若发生变故，又怎么能为自己辩白？”我反复陈说，始终没有获准。第二天我又坚决辞去。邵公说：“既然您已经声明全省的厘差都不接受，知府班中只有善后厘金、城防、三项提调差事，都是瘦差。” “怎么办呢？”我说：“肥差、瘦差都不是我所计较的。”邵公说：“这三项差事都已经有人，一时没有可以委派的人。”我说：“既然我已经请求开缺，难道还要觊觎别人的差事吗？”邵公于是把情况告诉巡抚，改派王君德昌前往安顺。”},{ 整顿贵州厘金。

译贵州厘金由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理事务。丁酉六月，我奉命担任提调。在此以前，我已声明不接受厘金事务；总局则只负责督办其成效，并不亲自收捐。巡抚王公说：“藩司和首府都说，贵州厘金已经整顿得没有余地了，不可能再有起色。你认为怎么样？”我说：“如果征收没有歉收，用人一定公正，赏罚精严，仍然没有起色，那就是提调的过错。”王公说：“任凭你办理，应该制定什么章程才好？”我说：“章程本来是好的，只怕不能实行。增加收入的奖赏章程早已停止，不可不恢复；薪水也应酌情增加。”王公说：“可以照办。”我说：“厘金事务属于藩司主管，等我去同他商议。”于是拜见藩司邵公，详细陈述了这些意见。邵公说：“确定功过、严格赏罚、不徇私情，这些都可以照办。增加奖赏和薪水，应当缓办并酌情确定。”我反复陈说，邵公最终以安抚商人为理由推托。我于是对王公说：“操办得过于急迫，恐怕会产生意见，只有逐步实行。”于是重申约束，通行各分局。三个月后，收入有所增加。王公说：“已经见效了。” 我说：“这只是小有成效罢了。”王公说：“难道还有更大的成效吗？应该怎么办？”我说：“想要从别人那里取得，必须先给予别人。使用人的力量，就应当体恤他们的私情。”藩司吝惜费用，没有立即答应增加薪水和提成奖赏。其实增加薪水所费不多，却可以安定办事人员的心；增加收入后的提成奖赏并不需要花费，却可以取得他们的成效，而且不会使他们因上下无所凭借、生活窘迫而被迫走向舞弊，这也不是造就人才的办法。王公连声称好，催促赶快实行。我说：“等我同藩司商议。”于是又向邵公商议，他才答应提成奖赏，但增加薪水仍说要缓办。刚满一年，收入几乎增加到原额的几倍。据说【戊戌春，王公上奏保举我为黔省第一良吏，奉旨留中。儿子汝湜恭谨作注】免除黎平以票差催收钱粮 云贵征收钱粮，每年从九月开始。戊戌九月初一，我到黎平任职。按照过去征赋的章程，十一月初一便派差役拿票催粮，差役纷纷出动，实际上是想借票向百姓索取财物。十月下旬，户书拟定催粮文稿，幕宾审核后，我已经把催粮票改成告示，说明钱粮属于正供，不许拖欠。按照旧章，冬月派票差催粮，即使约束极其严格，难道能没有骚扰吗？即使没有骚扰，差役住在乡间，一餐一宿，百姓也已经难以安宁。现在我同你们约定，冬月、腊月和正月都不催粮，全部由你们自行封好投入粮柜。如果有差役催粮，显然是假冒的，把他捆送到府衙来，我一定重重惩罚。幕宾看到后说：“黔地百姓强悍，只知道法律而不知道恩惠；发告示催粮还怕他们不缴，哪里会有明白告示说冬月、腊月、正月不催粮的？拿这个作告示，粮食收得上来吗？”我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怜悯百姓受到骚扰，姑且照这样实行，慢慢观察后果也可以。”黎平的钱粮，过去总要到第二年六月才清缴，这一届也一样，百姓本来就不忍心拖欠。到了第二年冬初，幕宾说：“听说您有离任的打算，恐怕在任时间短，再发一张冬月、腊月、正月不催粮的告示，粮食就不会送来了。” 我说：“上一届我在任时间长，已经颁布过这份告示；如今在任时间短，却因此停止实行这份告示，这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百姓。现在仍然颁布这份告示，即使缴清的钱粮不多，交接的事情也可以留给后任办理。”在此以前，我历任差缺，百姓高兴而同僚嫉妒我的越来越多。等到我因查案进入云南后，总督对我的不满更加深，于是我请求归去。巡抚王公毓藻竭力挽留我，我被他的诚意感动，便留在贵州没有离去。到了这时的腊月间，听说王公病得很重，我才禀报请求交卸职务。庚子二月才奉准，黎平百姓听到后，纷纷相互告知说：“陈知府将要离任，我们不能不赶快把钱粮缴清。”于是从早到晚，人们纷纷前来。到了三月十五日，卸任时征收的数额已经全部完成。黎平设府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踊跃缴纳钱粮的。谁说我的百姓只知道法律而不知道恩惠呢？缉捕匪徒，破获杀人案 黎平有个地方叫墩寨，距离城九十里。有人带着三千钱在路上行走，遭到抢劫，还没来得及报案。我听说后，叹道：旅客不能安行，是地方官的责任。于是派仆长杨某带四名亲兵，给他一份谕单，让他巡查缉捕到湖南交界的茅坪，但没有抓到人。杨某等商量说：我们奉命出动，却一个人也没抓到，拿什么向太守交代？亲兵周某说：墩寨有个彭老么，过去同匪徒有交往，先前在都江已经干过偷窃。杨某说：可以把他诱来。周某于是去找彭老么，说：有个烟客带着不少银子，怎么把他的钱夺来？彭老么说：烟客要往湖南去，哪里能抢到？周某说：他听说湖南不太平，已经改道广西了。彭老么说：烟客身手很好，不可轻视。周某说：约几个人一起去，怎么样？彭老么说：同伴们都去了都江、清江，现在这里只剩彭三。周某说：我们三个人难道还不能对付他一个人吗？彭老么于是带着短刀，约彭三一同前往。将要接近时，杨某拿铁尺击打并把他擒住；周某也把彭三按住擒获。亲兵赶到，把他们押解进城。我审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去抢劫？彭老么说：我不是去抢劫，是亲兵诱骗我去的。我说：如果你安分守己，怎么会被诱骗？而且你们为什么要去都江、清江？彭三带兵器了吗？他回答说：没有。命人搜查后，果然从他的腿布中搜出一把利刃。仔细查看，刀上血迹斑斑。我说：彭三为什么要杀人？彭三说：这把刀是杀鸡用的，哪里敢杀人？我说：刀既然是杀鸡用的，为什么藏得这样严密？而且鸡血擦磨一下就能去掉，人血即使擦磨也不能完全去掉。正在详细审讯时，有个开泰县文生黄兴喊冤入堂【开泰是同城首县，但各自有管辖地域】，盘问他时，他说自己的胞兄几个月前被抢劫杀死。张某看见凶手左耳被割去一小块，耳朵下方略有残缺；如今看彭三正是杀害其兄的人，请求审讯。 我说：人命极其重大，怎么能凭相貌来判断是非？你把张某带来，发回县里进行质讯就可以了。等张某到来后，发现彭三的相貌确实相符，而黄某所说的伤痕又恰好与彭三携带的刀相吻合。彭三于是认罪。一个几个月前杀人的犯人，莫名其妙被牵连到这里来，恰好又带着这把刀，难道是死者含冤而暗中使他来到这里吗？还是天道不爽，凶手不能逃脱罪责呢？人命难道可以忽视吗【从此以后，居民往往怀疑旅客是府署派来的巡查人员，匪徒也更加远远逃散了】记述龙世渭的事情

译黎平有个龙世渭，住在北乡，学习道教。有人说他已经聚集了几千党徒，将要谋乱。前任官员多次想抓捕他却没有成功。有人揭发并呈上世渭所作的歌，言辞非常悖逆；其实他只是个妄人，哪里足以造反？然而他的势力确实会扰乱、危害治安。一天，有个杨某控告说，世渭拐走了他的妻子；不久他约同邻里到世渭家中把妻子夺回，并拿走世渭的账册呈到案上。世渭的哥哥世兴则控告杨某毁坏他弟弟原来的住宅。我盘问杨某说：“妻子已经找回来了，为什么还要毁坏他的住宅，拿走他的账册？”杨某说：“邻里对世渭的强横愤怒，大家一起捣毁了他的住宅，我不能阻止。带走他的账册，是怀疑其中有结盟谋反的话，最终还没来得及查验，却没想到记的原来是账目。”我说：“杨某应赔偿龙世渭修屋费三十千。”杨某说：“因为夺回妻子才毁坏他的住宅，并不是无缘无故；而且毁坏得也不多，拐带妇女难道就没有罪吗？”我说：“拐带妇女确实有罪，既然已经夺回，可以不再追究；毁坏房屋却必须赔偿【若不这样，龙世渭就不到案】。”杨某想要争辩，我说：“遵照判决办理最好，限五日内双方到堂交付、领取。”到了期限，杨某交纳赔偿金，世渭到堂领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我说：“这个案件已经判结，判决理由世渭应该已经知道了。账册发还给你，果真是你自己记的吗？”世渭说：“是。”我于是盘问他：“你为什么想要谋反？”世渭说：“没有这回事。”我说：“你的歌中说已经聚集了二万人【夸大的说法，实际上没有这个数目】，等聚满三万人便起事，难道不是谋反吗？前任官员杀了两个会匪，你想要替他们报仇，这又是为什么？歌在这里，你自己看看。”世渭说：“不是小人作的。”我说：“你所写的，难道不是你作的吗？”世渭说：“不是小人写的。”我说：“歌和账册上的字迹相同，还要狡辩吗？”世渭说：“歌只是戏言，并不是真的要聚众起事。”我命人对他施加重夹刑，释放时他已经行动不便，于是给他钉上镣铐收监；详细上报请求监禁十年，并发布告示使他的党徒解散。北乡于是安定，百姓非常高兴。记述鸭贩的事情 我在黎平时，有个鸭贩报案说，他跟随东主父子从湖南来到黎平，在野外搭棚，已经两天了。东主派他到村里索取鸭钱几百文，回来时却发现父子二人都被杀了，请求缉捕办理。案发地点在山僻之处，没有证据可查。我反复审讯，始终查不出头绪。第二天前去验尸，父子二人都被刀砍得惨不忍睹。于是我盘问鸭贩说：“杀人的是谁？”他说：“不知道。”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你。”他说：“小人来报案，难道会是杀人者吗？”我说：“那父子二人指认是你杀的，你难道没有看见吗？”他说：“没有看见。”我说：“回头看就看见了。”看到他的神情非常害怕，稍一回头看便说：“没有看见。”我强令他再回头看，他仍说：“没有看见。”我说：“你的衣服上有血迹，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鸭血，不是人血。”让他脱衣仔细查看，鸭血用水洗就没有痕迹，人血即使洗过仍会留下细微痕迹，不能抵赖。于是把他带回衙署，当时已经入夜，点燃大蜡烛审讯他，他起初还在狡辩。我便告诫他说：“鬼神之道虽然看不见，却很严明。你和他们一伙，意见不合便应离去，却杀了他们父子二人。如果能够逃脱罪责，哪里还会有天道？那父子二人既然已经指明是你杀的，你衣服上的血迹也可以作为凭据，怎么还能够抵赖？赶快供认，免得受刑。”他于是叩头说：“小人跟随那父子二人来到这里，劳作时只有小人一人承担，吃饭时却总是他们父子先吃。小人常常吃不饱，劳作又辛苦艰难，他们还不停地辱骂，小人心里非常恨他们。那父子二人带有防身刀。当天，他们的儿子在山脚下大便，小人杀了他的父亲；儿子回来后，小人又把他杀了。小人于是搜取他们身上二千多钱，带着钱逃走。逃跑时脚没有力气，不能快走，身后有人说：‘为什么不报案？’回头看却没有人，走得更加缓慢。又听见有人多次说：‘为什么不报案？’小人心想，如果去报案，官府一定不会怀疑我，我可以自行脱罪，于是转向府城赶去，走路反而加快，到了案前报案。没想到大人竟然察觉了我的实情。”于是没有用刑，案件就审定了。唉！逃跑时走得慢，报案时走得快，而且呼喊让他报案的究竟是什么人，难道还说没有鬼神吗？明白道理的人可以作出判断了【己亥十二月，家父请求代替我入朝觐见。庚子三月，卸任后等待咨文。五月，京城发生动乱。九月，回到故里。壬寅春，黔抚邓公华熙以我廉洁能干、政绩卓著，上奏保举，奉旨嘉奖，并命我赴黔，恰好协助振奬道员，后来改发江苏。】儿子汝湜恭谨作注 《宦游偶记》卷下 石埭陈惟彦劭吾 查办金陵厘捐 整顿金陵厘捐 记述皖岸盐务 记述同端督论辩数事 记述美商建造油栈一案 记述日本购买粮米 辞去皖南道职务 到任湖南的始末 整顿淮盐 撤销西鄂湘掣验 辞去皖财政司长 附记秘密查办云贵总督一案 查办金陵厘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