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偶记卷下

译壬寅六月，我进京接受引见，将要赴江苏。鲁抚周公馥上奏调我到山东，但因为甲辰年秋天多次生病，我仍然前往江苏。恰逢周公署理江督，十一月十八日，他授予我密札，命我带领委员、司员前往查办金陵所属厘捐事务，事情极其秘密。当时奉命查盐务的人，皖岸是欧阳君述，西岸是陈君际唐，湘鄂岸是秦君秉礼。人们都知道这些事，唯独不知道我要查什么。有人来询问，我只回答说是查案而已。起初出发到镇江，访查询问了几天，雇用民船，按日付钱，不问要到哪里，于是进入瓜州口，经过扬州、邵伯，走遍里下河，到达通州；从芦泾港搭轮船到上海，再转火车到吴淞，又从上海搭轮船到海门，经过靖江，乘船到泰兴，换乘小车到马甸。这天正下雨，道路泥泞湿滑，车很难行走；我把仆人留在马甸，选择强健的车夫驾车送我前行。不久车夫也疲惫了，我便步行到口岸镇。第二天搭小轮船经过马甸、三江营等地到镇江，换乘民船与他们分开。随后派员前往高宝，这时已经是十二月十六日了。我遍访各处时，有时说是访友，有时假装商人；酒馆茶楼都去过，几乎到处留下了行踪。我所到之处，见到船夫和商人，总是同他们促膝交谈；有时搭乘运货船经过厘卡，亲眼看见司扦索取财物、船户隐瞒不报以及办事不勤等弊端，这些弊害也很大【地方官中习惯安逸、怠于办事的大多如此】。委员深居不出，司扦疲惫油滑，太阳已经出来还高卧不起，太阳尚未落山便锁闭档案。下发票据十分随意，毫无顾忌；常关的弊端，又更加严重。后来又从十二圩、泗源沟到大河口，奇异的变化开始发生。起初，溯州商人萧英如从六合运送豆饼四百二十二石经过大河口，船户王姓负责报捐。萧英如随后到来，查验捐票时发现填写的是六百四十四石，于是责怪船户虚报。船户说：“十三日货物已经运到，起初司扦查定为八百石，我把实际数目告诉他，接连多次哀求，他始终不答应。”当天又同他们争辩，竟把我捆起来吊着，各位商人怜悯我的状况，围在四周替我求情，最后定为六百四十四石，才把我释放。难道我忍心让客商多花费用吗？旁边有个田姓商人说：“我也在劝解的人中，不能责怪船户。”萧英如说：“像这样浮报捐额，贸易还怎么做下去？”于是同船户一起到厘局，找认识的陈司事，问道：“捐额不相符，是什么原因？” 哨弁周际堂大声喊道：“太阳快落山了，你们是来抢厘局的吗？赶快把他吊起来！”我跟着众人前去观看，看见萧英如已经被抓住，船户也被吊在厘局门口。我说：“询问查验捐额，是常有的事，为什么突然这样对待？”周际堂说：“关你什么事？难道你也要一同抢劫吗？”我说：“厘局本来就是商人往来的地方，怎么能给人加上抢劫的罪名？这件事不能不查办了【密札说，司丁若蛮横，就立即查拿审讯办理】。”周际堂说：“把委札拿来。”于是有人取来委札，交给司事韦纶仲、周瑞田等人阅读。他们看完后笑着说：“总督是东君的至亲，捐额是明明加上去的。”我说：“为什么？”韦纶仲说：“因为比较查验严格。”我说：“严格比较查验，是为了抽取中饱之利，不是为了增加商人的负担。”韦纶仲说：“一向就是这样。东君刚进省，请停留几天。”我说：“吊船户的人，想来是粗鲁之人。有个朱姓的，应当是司事。刚问他的姓，他竟然也凶横，是什么缘故？”朱某从房中出来说：“我名叫朱大福【听说他的本名叫家磬】；即使是总督，又能把我怎么样？”众人七嘴八舌，无法讲理。于是我写信给总督，大略说：“十八日走到大河口，有个商人因为捐额不相符到厘局询问，我也跟随前往，竟被扣留。拿出委札给他们看，仍然不肯放行，请裁决施行。”信中没有叙述捆吊船户等情形，恐怕措辞过于激烈，会触怒总督。长江水师守备陈先堂、把总胡应铭等人来到，劝我暂候查办。韦纶仲等仍像原来一样蛮横傲慢。胡把总才把船户释放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转移到救生局，大雨雪猛烈降下，民船和小轮船全都无法航行。我看到自己躺的地方原来只是棺材板，屋瓦稀疏漏雨，衣服鞋袜全都湿透。二十二日，风势渐渐平息；十二圩盐栈派哨弁带领马勇前来，出示总督的电报，迎接我到圩上。不久，负责查办滋事的司丁方君到来；又过了一会儿，局员、知府赵继椿来到，大略表示道歉，却仍然没有责怪司扦的话。我于是告诉赵继椿我将立即动身，请他指示办法。我说：“我是来查厘捐的，不是来办理厘捐的。”赵继椿请我留下来商议。我说：“你常在省局里，司丁、哨弁都可以擅自行动，究竟要同谁商议呢？”赵继椿说：“这就叫大权旁落了。”我说：“那么权力本来就没有旁落吗？” 赵说：“萧商先前到镇江，请托领事要求常镇道郭公发公函责问司扦，指责其查验数额超过规定，这不是司扦的过错。”我说：“那么如今吊船户是打算报复吗？前面的事情我本来已经听说了。”萧商运载豆饼八百石，却被要求按一千六百石申报纳捐；他再三请求，始终没有获准，于是请求领事出面，最终按九百六十石纳捐。萧商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赵说：“为什么不在局里声明实际数额，却突然去请求领事呢？”我说：“是饼船的事。从初二到十三日，才开始开船。这期间我们多次声明实际数额，还呈上发单，但始终没有人理会。只是您在省城，不知道罢了。如果能够讲明道理，何必求助远方的领事？况且领事难道是容易求见的吗？”赵无言以对。我于是带着沿江商民以及船夫出行，欢呼声如雷鸣。第二天到省城，拜见总督时，总督已经先派员带领十名武弁，提拿韦纶仲等人严厉查办；但他们都已经潜逃了。总督上奏弹劾赵，赵被降为通判。各局、各卡这才稍微知道警戒了。○整顿金陵厘捐

译金陵厘捐总局，按照旧例由藩司领衔，任用一名候补道为总办，粮道、巡道以及两名候补道为会办，协助办理。甲辰年年末，总督周公委任我为总办，裁撤会办；又因为藩司事务繁重，免去会衔【近年关防存放在藩署，也一并交出】，权力于是集中于总办。我认为管理厘捐，必须熟悉当地的地理和人员，才能开始收到成效。壬寅年初，我将要赴苏州时，周公就上奏调我到山左；如今回到金陵还不久，对当地人地尚不熟悉，成效从何而来？我坚决辞谢而未获准，又想到财政本来是藩司的专责，请求仍然保留会衔，也没有获准。我于是任职，参考旧案，制定章程二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体恤商民的困难。金陵总局管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四属，设有三十多个分局。长江厘捐稀疏，按九成完纳；内河厘捐密集【有常关、漕捐等】，按七成完纳。超过额定数额的，撤职并记过；超过十成的，详细上报参劾。一是体恤办事人员的艰难。各员每年摊缴出洋留学费用一万金，予以豁免；增加经费钱五万千，重新制定考核办法，将有余的部分留下，并按照大、中、小各局增加收入的数额分别提拔奖励。凡是更换人员，一经商定，立即办理札文，不超过一天；彻底革除交纳送达札文到任等费用以及借办事之名送礼的习惯。总局不推荐司丁，全部由各局自行选择。凡是司丁都必须取具保证，按季度造册报告；有更换的，随时具报。舞弊亏空公款的，由保人和局员分别承担责任。到满一年时，除去弥补钱价银约二十万两以外【收款数以钱解送，统计数却以银计算，这一年钱价大跌】，比收入最旺的年份还增加银三十五万六千两【定额为银七十万两，后来收入数增加而钱价上涨，最旺的年份收入银一百余万两；这次竟突然超过了这个数，木厘又另行增收数万两】。周公说：“自曾文正督办两江以来，厘捐收入还没有像这样兴盛过；而且商旅乐于从这里通行，确实不是庸俗官吏所能达到的。”我说：“金陵是大都会，但各库空虚，极其令人忧虑。增加的收入项目都以实银寄存于藩库，以备缓急之需。”周公不停地称赞。但如果不是周公把办事权交给我，不加以牵制，我又怎么能取得这点微小成效呢？财政在于整顿，不在于搜刮。搜刮会使百姓更加困窘，使国家更加危险。体恤商民的困难，体恤办事人员的艰难，培植元气，清除中饱，国家的赋税自然就会充裕。若不相信我，为什么不读读这篇文字【男汝湜谨慎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万两〕 ○记述安徽沿岸的盐务 丙午年正月，我奉命督办安徽沿岸盐务【这一年兼任芜湖监督，并创办皖江中学，创立安徽第一所女子学校】，于是拜见总督周公，说：“厘捐的弊病，在于各分局总办不受贿、不徇私，这样就可以期待收到成效。盐务的弊病较轻，但首先存在于总局；革除这些弊病，款项就会归公，而部里规定提取的二万五千金便没有来源，这就是困难所在。”周公说：“盐务需要认真整顿，但部里的章程严厉而不能完全适合实际情况，突然革除弊端，恐怕会有许多阻碍，可以缓缓谋划。”我到任后，重申约束，整顿缉私人员和武弁；对于不称职、不能鼓励办事的人员予以更换，其余一切仍照旧。分局收取的款项，近处的在次月初十以前解送到，远处的在十五日以前解送到，逾期就记过。总局在每月十五日解送洋款二十三笔，全部按规定报解，没有一笔误期。清查掣验官和官运方面的弊病，实际支出多少就据实申报【官运额定支出仅达到十分之二，一律据实申报。总办月薪原为二百两，后来减为一百两，援引扬子总栈的例子，改为薪水二百两、公费一千两，而各种浮费全部革除】，另列一项，部里提取的款项就从这里供给，其余全部归公。请求设立官银号负责出纳，总局会计只负责记账【后来接办的人没有完全按照所定章程办理】。安徽沿岸额定销盐七万二千引【每引八包】，近年增加到九万引，刚好达到额数，已经算是值得庆幸的事了。这一年长江各省发生大水，湖南、湖北以西都没有达到销盐额数，安徽沿岸却销到十万八千多引【安宁、池州、太平、庐州五府以及滁州、和州二州，并非全省】，是历来从未有过的数目。等到交接任期时，销数却突然减少了【七月，周公上奏保举我，交军机处存记。九月，周公调任两广总督，上奏调我任职，屡次发函发电催促；端公不肯前往，于是我以患病为辞，过了很久才获准卸任】。○记述几件与端督辩论的事情 丁未年二月初一，我卸下安徽沿岸督办销盐的职务，带着家人寓居芜湖，不想前往金陵。总督端方公因为美国商人在芜湖修建煤油栈的案件，两省派员协商了几年仍未解决，发电报约我到金陵，把公文交给我，催促我尽快劝美国商人返回芜湖。过了二十天，美国商人才到，双方反复争辩，刚过半天事情就议定了。端公对此颇感惊异，我仍像原来一样住在芜湖。五月初，端公发电催我赴宁商议重要政务。到达后，他委任我会办厘捐，给薪水、夫马费各二百金，并派我前往清江办理漕捐、徐捐等事务。我说：“漕捐隶属江北提督，如果前往，必定不能立即接办。”端公说：“荫午楼【提督名荫昌，字午楼】会让你接办。”我说：“未必如此，而且南河的候补人员很多，一定会暗中争夺此事。”端公说：“荫将来宁可让你接办。”我多次辞谢而未获准，于是说：“电报约定的商人事务还不知道是否已经办妥，我必须回芜湖取衣服鞋履。”端公说：“三天就回来。”我于是出发。等荫提督到了金陵，又发电催我。端公和荫提督意见不合，端公打算按照厘捐数额拨款给提督衙署，荫提督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我说：“总督派员所收的捐款，名叫台捐【解送供江南粮台使用】。扬州一府既有台捐，又有漕捐，商人已经嫌烦扰，支出也很不少，不如把扬州所属的漕捐四个分局全部并入台捐，按照往年所收捐款数额拨解给提督衙署；淮安、徐州两府的漕捐十一处分局中没有台捐夹杂其中，请仍照旧办理。” 端公一定要把漕捐全部合并，争论不止，过了很久才同意我的意见并议定办法。他接连催我到任，我说：“总办的薪水、夫马费共三百金，从前会办只有一百金，如今竟超过了总办；而且既然已经有总办了，还要会办做什么？”端公说：“你曾经担任总办，成效显著，当前正依靠整顿，必须到任，不要推辞。”我再次辞谢，于是改为每月二百金，六月间才到任。期间又因为日本人购买米粮、万春垦务、津浦铁路股份、安徽省糖捐等事情，接连被派出差。

译戊申年二月，端公委任我为厘局总办。我再次辞谢，端公说：“你从前办理厘捐有成效，怎么可以推辞？”我说：“身体衰弱，多病，而且时势也不同了。”端公说：“任凭你去做，不会有任何牵制。”各位朋友都说端公破格任用，不可以辞谢。三月二日，我刚接任差事，帮提调兼收支知州金焕章也在这一天到收支部门任职。他突然说：“有一笔外销以外的款项一万多金。”午帅下属准备开具折文提取使用。我说：“哪里有什么外销以外的款项？应当是公裕官银号结余的款项，已经报明备案；开具折文列出总数可以，但不便请求提取使用。”后来金焕章多次催促开具折文，由午帅批示办理。我说：“批语是什么？”金焕章说：“批示归督署账房。”我说：“这笔公款不便提归私人账目。”又有一天，金焕章说：“午帅说要把款项拨给裕宁官银钱局，我已经命人拟办文书，请求批示。”金焕章看了文稿，生气地说：“区区一万多金，还需要办理文书请示吗？难道不信任金某？难道不信任午帅？”文牍人员对我说：“金某这样说，还要办理文书请示吗？”我说：“不是不信任金某，更不是不信任午帅；公事本来就应当这样办理，即使数额比这少，也必须办理文书。如果认为我的办理方式不对，那就只有请午帅另换人了。” 金焕章和裕宁的孙某于是一起在午帅面前大肆诬陷我【后来像这样的人还时有出现】。五月间，总巡知州汪乔年上报说，他巡查到扬州城外时，发现三艘米船没有捐票，便按照章程罚捐，并将款项缴入公库。我认为米船是从湾邵分局来的，毫无疑问是委员知县陈润藻卖情放过了，按照章程应当撤职查办。后来想到陈润藻是端公的私人，于是如果照章办理，汪乔年必定也不能免罪，便发文让端公从湖北调来的知县李承东复查；因为李承东是端公信任的人，李的结论应当不会有异议。李承东查验的结果与汪乔年的禀报相同，我于是请求撤办陈润藻。端公说：“既然没有捐票，一定有原因，可以命陈润藻来询问。”我说：“这是卖情放过，还有什么原因？而且李承东查验结果相符，还有什么可问的？”端公仍然坚持要询问陈润藻，并且说，先前办理厘捐的吴君学廉曾告诉他，汪乔年托陈润藻买靴子，陈不给钱，所以汪乔年怀恨陈润藻，故意陷害他。众人都替汪乔年担忧，我也不愿意属吏因为认真办事而遭祸，于是叫陈润藻来，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票。陈润藻说：“商人中不索取捐票的很多。”我说：“减折卖放才会没有捐票，哪有按照章程纳捐却不索取捐票的？而且这三艘船从邵伯镇到扬州，经过湾头时【委员驻扎在湾头】为什么没有被扣押罚款？”陈润藻说：“没有经过湾头，是从槐子桥走的。” 我说：“槐子桥连接陆路，船难道能够在陆地上行驶吗？”陈润藻说：“从邵伯往下走，便进入湖中。”我说：“进入湖中后还有戴庙等分卡，能够越过去吗？况且从这里驶出江面，怎么还能再到扬州城外？”陈润藻无言以对，便说：“司扦舞弊的情况也有。”我说：“弊病究竟在委员还是司扦，目前还没有查实；你可以用这个说法来搪塞。即使算作司扦的弊病，也只是驱逐司扦、记委员大过；这已经是格外从宽处理了，以后再犯就不只是撤职了。”陈润藻连声应诺。我又询问汪乔年是否曾托他买靴子，他说：“有过。”问靴价多少，他说：“十金。”问为什么没有零数，他说：“夹靴三两四钱，皮靴六两六钱。”问什么时候带来，他说：“三月底。”问靴钱还了吗，他说：“已经还了。”我说：“是汪乔年还的吗？还是在金陵还的？”陈润藻说：“扬州的钱庄拨还的。”我问：“什么时候？”陈润藻说：“就在午节以前。”第二天，我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端公。端公说：“这样处理已经宽大得过分了，以后必须严办。”不久又说：“汪乔年可恶，穿这么便宜的靴子；必须委派他出差，如果他不去，就是自取其咎。” 我说：“靴子既然已经付了钱，怎么能说便宜？”汪乔年查出了厘捐弊病，如果反而委派他去做艰苦差事，就无法体现鼓励。端公说：“这与厘捐无关。”盐巡道荣恒在座，感到非常不平。当时有武员有时被说成通匪，计划定罪发往新疆充军；江宁府委派巡检曹鸿绶押送。端公改填汪乔年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押送犯人往返新疆通常需要一年多，而汪乔年年近六十，想借此困住他。汪乔年坚决不愿前往，我多次为他申辩都没有效果，于是与署布政使陈伯陶商议。陈伯陶说：“是非不能说清，只有请求恩典，也许可以挽回。”我说：“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委曲求全又有什么妨碍？”一天，司道官员全都聚集，陈伯陶替汪乔年求情。端公说：“汪某既老又多病，如果在途中病死，我会替他请求恤典。”我说：“大帅待属吏宽厚，似乎不忍让汪某这样受困。”端公说：“汪某不去，谁愿意去？”我说：“首府原来委派的是曹鸿绶，可以仍然委派曹鸿绶。”端公说：“曹某凭什么愿意去？”我说：“曹某刚三十岁，他的祖父病故，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运送棺柩，这确实是两全其美。”端公说：“汪某不去，等我参劾之后再委派曹鸿绶。” 荣恒也进言，但始终没有效果。布政使樊增祥到任后，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他，樊增祥进言也没有效果。我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便极力陈述汪乔年查办厘捐有功无过，靴价已经偿付，没有任何不合之处；而且汪乔年如果确实没有偿付靴价，陈润藻或许会对汪乔年愤恨，但汪乔年没有理由愤恨陈润藻，这个道理最容易明白。关于没有偿付靴价的说法，是听谁说的？端公说：“听陈润藻说的。”我说：“陈润藻说靴价已经付清，可以当面质问他。捏造这句话的人，正是陈润藻手下办理两司事务的人，此人十分张扬，最近还对人说：‘汪乔年查办弊病却遭了祸，真是件痛快事。’”端公仍然把责任推给陈润藻，大概是因为这个办理两司事务的人是端公推荐给陈润藻以谋取利益的；端公虽然听说他张扬，却不愿命人查办。我对樊布政说：“如果汪乔年确有不合之处而被参劾，我为他争辩，就是袒护属员；应当先参劾我。如今汪乔年没有不合之处却被参劾，我争辩又没有效果，既然不能履行职务就离开，难道还可以留下吗？况且无罪而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去了。”樊君说：“您已经多次争辩，立即离去未免过于决绝，请稍缓一些，再行辞职。午帅参劾汪乔年，只是因为他没有名望；他顾惜自己的名誉，绝不会无礼地对待您，请姑且等待。” 我说：“有官做可以，没有官做也可以，被参劾还是不被参劾有什么值得计较的？您这样恳切地劝我，不过是希望我稍微晚些离去罢了。”后来有同僚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和午帅争辩，他会把出省的大差事委派给你。”我说：“属吏哪里愿意和上官争辩，只是事情有不合之处，不敢不争罢了。”我已经多次辞职了，为什么还要另行委派差事？朋友说：“您在省城多有直言，很妨碍事情；他会委派大差事给您，以保全颜面。”我说：“朝廷用来驱策人的，无非是富贵；既然不受富贵束缚，午帅又能把我怎么样？无论委派什么大差事，我都决定不去。”朋友说：“何必一定如此？”九月二十日，端公对我说：“汪乔年，我已经参劾了。”我想到樊君的话，忍住没有发作。端公又接连提起此事，我看出他的用意在于我，便说：“汪乔年认真查办厘捐，却因此被参劾，以后谁还肯认真直言？”端公说：“这与厘捐无关。”我说：“那他因为什么事情被参劾？”端公说：“心术不正。”我说：“心术看不见，表现在什么事情上？”端公说：“劣迹很多。”我说：“请说一两件。”端公说：“汪乔年不好，不应当再委派差事。”

译□说：“差事并不是我委派的，只是没有见到他的劣迹罢了。如果真有劣迹，为什么四月还请求补授高邮州，五月查出厘捐弊病后才被参劾？”端公大怒，汗水涔涔而下，把帽子摔在桌上，大声说：“照你这样说，我难道竟然刻薄到不顾子孙，胡乱参劾人吗？”我说：“大帅参劾别人，或许另有用意；外人寻求其中原因而不得，只会说不该认真办事、不该直言罢了。”端公说：“照这样说，以后厘捐不兴旺，就是我的过错吗？”我说：“外人会有这样的误会。”端公说：“所有直言都是我的过错吗？”我说：“外人会有这样的误会。我本来就多次说自己才力短浅、身体衰弱，不能胜任，请允许我从此辞职。”端公忽然平静下来，温和地说：“我们一向相交契合，为什么说这种话？”我说：“汪乔年和陈润藻向来与我没有交往，前任委派的人员，我只是仍旧留用原来的差事罢了。凡事都应当问明曲直，其中有什么亲疏厚薄呢？”端公说：“你说得空泛，没有实际内容，而且办理厘捐已有成效，为什么要辞职？”我说：“是非不明，赏罚不公，已经清楚表明我不能办事，请另行委派别人。”端公说：“我们向来交契深厚，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于是我转身去了别处。当时，提督程允和、道员王铭谦等人在座，都十分震惊，只有我坦然走了出来。樊君又再三挽留我。十一月十五日，他委派我担任鄂岸督销，我没有道谢，也没有推辞，只是略微说自己难以胜任，因为一旦辞谢，恐怕樊君就会留下我办理榷厘。己酉年正月初，我才独自卸下榷厘事务，于是拜见端公，说：“鄂岸督销是江南第一等的差事，岂不是很好？只是我这个职道不便前往罢了。”端公说：“为什么？”我说：“职道前往，必须按照既定章程办理，这怎么能办得成？”端公说：“章程是怎样的？”我说：“分销亏空，由总办先行垫付解送。鄂岸各处分销亏空数额巨大，这是大帅所知道的。职道如果前往，恐怕前任总办就无法了结了。”端公说：“章程是这样的吗？”我说：“奏案写得明明白白，必须遵照办理。”端公说：“如果这样，不仅前任总办无法了结，盐政也将无法了结【分销委员大多是端公所推荐的】。”我说：“委派这个差事本来很好，委派我担任鄂岸督销尤其好，但必须派一个善于周旋的人去，才不会闹僵。如果职道前往，岂不是会闹僵吗？”端公说：“你的见解极其老练。”我说：“既然认为这样，请另行委派人选。” 端公说：“委派你担任江西督销。”我说：“不能赴任。”端公说：“为什么又不能赴任呢？”我说：“我患鼻渊已经几年了，一用心思就常常不能入睡，准备到上海求医。”耳端公说：“你受的委屈很大，怎么能够闲着？”我说：“江南候补官员大多没有差事，道员差事接连不断，而且都是重要差事，有什么委屈？我是因为生病而辞去差事，病好了再等候差事罢了。”端公说：“绝不能闲着。”我说：“请先把鄂岸的差事给我空出来。我很久没有回乡了，请假回去扫墓。”端公说：“几天可以到达？”我说：“三天。”端公说：“这样很容易，快去快回。”于是我请来地师，带着熙儿回乡，不想再立即出任差事了。○记述美国商人建造油栈一案 光绪乙巳年，美国商人刘懋恩偷偷在芜湖河南民居旁边建造煤油栈。商民认为煤油危险，应当把油栈建在偏僻遥远的地方，便接连上告争讼。于是官府出资买下他的房屋，同时准许他在弋矶山北面购置土地建造油栈。刘懋恩买了几十亩地，县令前往查验。县令质问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刘懋恩说：“一两年以后将要修建油池。”县令认为已经定案的是建造油栈，而现在又谋划修建油池，与原来的案件不同，于是扣住契约，不予发还。商民更加上告争讼。督抚派员协商，长久不能解决。外务部催促结案越来越严。丁未年二月，总督端方公发公文派我前往芜湖处理此事，会同皖南道文焕君与刘懋恩辩论。刘懋恩说：“端督给恩抚的信中说此事可以办理，既然如此，何必等到外国人强迫？这是恩抚特意不准修建油池罢了。”我说：“商民多次控告你，难道你不知道本国督抚办理事务，必须彼此同意后才能实行吗？你曾经见过这封信吗？”刘懋恩说：“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我说：“我办理此事都没有听说这封信，你凭什么听说？这一定是谣传，不要被它误导。”刘懋恩说：“修建油池没有危险，上海、汉口都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唯独芜湖不可以？” 我说：“上海是在浦东荒僻遥远的地方修建油池，汉口的油池我没有见过，估计也和上海相同，而且都是议定之后才修建的。借着建造油栈的名义修建油池，难怪商民会哗然。”刘懋恩说：“争讼了两年，长期悬而未决，使贸易遭受的损失非常巨大，应当从哪里获得赔偿？”我说：“如果已经准许修建油池，却在临时阻止，是过错在我们；已经定案只准建造油栈，却又谋划修建油池，那么过错就在你。损失虽然巨大，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还谈什么赔偿？而且美国人的信义闻名天下，商业利益因而超过全球各国，你却独自暗中借此谋取私利，这是没有信用。外国人做贸易，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获利。你却一再引发诉讼，使民众不得安宁，这是不义。照这样下去而不改变，还能指望贸易发展吗？替你考虑，应当赶快订立契约建造油栈，这样就可以开展贸易，获利一定很多。”刘懋恩说：“应当先同上海公司商议，不便立即订约。”我说：“总督委派我办理此事，我就有订约签字的权力。你接受办理此事，就等于拥有同样的权力。如果不能订约签字，以后就不能再商议此事了。”刘懋恩说：“契约中应当写明一两年后修建油池。”我说：“你先前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导致贸易停止了两年，现在又想自己误事吗？” 而且一两年以后的事情，何必预先提出，导致产生阻力和抗拒？因为虚妄的话耽误实际事务，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一两年以后，别处的油池是否有危险，自然可以逐渐弄清楚；也许准许修建，也许不准许修建，都还不能确定。如今赶快建造油栈就能获利。你为什么还要自己耽误自己呢？”刘懋恩说：“契约中不要写以后不准修建油池。”我说：“可以。”于是同他订立契约，签字后分别离开。第二天，刘懋恩从金陵发来电报说：“领事不同意，仍然必须修建油池，请废除前约。”我回信说：“查领事有保护商人的责任，没有干预商务的权力，哪有商人自愿建造油栈，而领事强迫他修建油池的道理？既然已经订立契约，就不能废除，这是中外通行的道理。”同时陈述督抚已经定案的情况。过了很久，刘懋恩没有再回信，我也因有其他事情前往别处，便不再过问此事了。○记述日本购买米粮一事

译丁未年九月，日本以国内发生水灾为由请求购买米粮，中国【戊戌年另有一案，如日本发生灾害，商人请求购买米粮，可以酌情照准】外务部同意了，发文准许在芜湖购买米粮二十万石。安徽人认为本省各地丰歉不一，而且按照一向的惯例禁止粮食出洋；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流弊会非常严重，于是群起争论。可是日本人的要求势不可缓，总督端方公发公文派我担任总办，驻在芜湖，又让皖南道文焕君担任会办，以候补道沈佺君担任帮办协助我。芜湖商人全都以阻止购米为宗旨，我于是定期在商会召开会议，众人作出决定后，我详细说明戊戌年另案以及这次外务部议准的事情很难中止，贸然停止会引起交涉。只是我认为，应当由本地人办理本地事务，总要审慎斟酌、妥善处理，不能让地方受到损害。众人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准许日本人购买米粮，就应当让日本人分批缓慢购买，这样才不至于米价突然上涨，连累贫民。”我说：“不对，应当让日本人在限期内迅速购买。”众人惊讶地说：“为什么？”我说：“自从日本人要购买米粮的消息传出，商民就惊疑不定，而且有人怀疑二十万石以外还要继续购买；如果限期迅速购买，超过期限就停止，这样商情自然稳定，这是第一点；限期催促得紧，米价就会高涨，米商可以获利，这是第二点；如果日本人因为价格高涨而不购买，那么米粮留在内地，对民众的粮食供应有好处，这与诸位阻止购米的意图相同，这是第三点。”众人都称好。第二天，日本人极力说明国内水灾严重、灾民众多，既然已经蒙外务部照准，请求准许迅速办理。我说：“中国禁止粮食出洋，法令实行已久，只是中国与日本同洲同文，又有戊戌年成案，如今日本发生灾害，自然应当通融照准；但必须按照商办章程，先缴纳押款，购米装满船后，派员点验并封闭船舱，填发护照，航行到吴淞后再次验查；限期十日缴销护照，发还押款，超过期限不缴，押款没收充公。”日本人说：“外务部批准预先发给一千石的护照，现在却必须装满一船才发护照，阻滞实在太多。”我说：“购买米粮的大原则既然遵照部文办理，其余细节部文没有详细规定，就应当按照以往章程办理。如果预先发给一千石的护照，米还没有买到而十日期限已满，押款就被没收，实在很不划算；而且手续过于繁琐，暗中钻空子的地方尤其多，绝对不能实行。”日本人说：“等待米粮十分紧迫，务必请求尽快办理，以救济灾民。”我说：“救灾恤邻，怎么能容许拖延？限十天购齐就可以。” 日本人说：“为什么这样快？”我说：“你们既然要求快，我怎么能放慢？”日本人说：“十天之内哪里能有这么多米？”我说：“米粮供应不足，责任在我。”日本人说：“广潮帮也在购买米粮，双方争购，价格一定会上涨。”我说：“价格涨跌是商人的事情，不是我所知道的。不过十天之内可以让广潮帮停止购买。”日本人说：“北洋、山东等地正在购买军粮，不能停止，价格仍然会高涨。”我说：“也可以停止十天。”日本人说：“哪里能找到这么多船快速运输？”我说：“你们准备好价钱，我租船直接运往日本就可以。”日本人说：“必须运到上海，装入油栈，等候海轮。”我说：“救灾不能拖延，你们却不愿意加快，为什么？把米运到上海油栈，要付下力费，又要付上力费，还要付栈租，拖延时日，却不惜多花重费，为什么？莫非到了上海以后要暗中贩运出洋，并不是为了救灾吧。只有陈请知照停止办理，才能符合约章。”日本人说：“确实是为了救灾。”文焕君说：“可以把期限延长到十五天。”我也同意了，但日本人以需要再行商议为由推辞，便暗中前往金陵，唆使日本领事船津，请求端公把期限改为六个月。我说：“这样拖延，日本的饥民难道不会全部饿死吗？”于是我也前往金陵，坚持不能这样办。端公说：“既然已经答应日本人购买米粮，为什么还要争论期限？即使半年也可以。”我说：“关系到民众的粮食，不能不慎重。”端公说：“难道要等到外国兵船到来后才答应吗？”我说：“日本人虽然强大，难道能够公然做不合道理的事吗？救灾应当迅速，这是各国共同承认的道理。我同意快速办理是正当的，他们想要拖延是错误的。如果借此作为贸易手段，就更应当停止办理。他们不过是在巧妙地试探，绝不能让他们以强迫手段达到目的。如果发生事情，由职道承担就是了。”端公说：“我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才这样做，只是当前时势不好罢了。”我说：“时势固然是我们所知道的，但交涉事务有应当争的，也有不应当争的。应当争的事情也退让，凭什么自立？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期限改为半年，那么米价应当以三两六钱为限【后来日本领事改为三两八钱】，超过这个价格就停止办理。他们是在救济灾民，我难道能不愿意他们的民众获救吗？如果他们再来游说，就回答说此事已经交给陈某办理，没有空闲再过问了。”端公连声答应。帮办沈君也赞成这个主张，于是同日本领事多次商议，最终听从了我的意见，订立十八条约款，签字盖章。端公见到约款后说：“怎么这么容易就商议定了？”我说：“按道理本来就应当这样，所以日本人购买米粮的事情将要停止了。”不久果然如此。○辞去查办皖南道的差事

译戊申年秋，安徽巡抚冯煦将要离任，上奏弹劾皖南道文焕，将他罢免。在此以前，冯煦任四川藩司时，文焕任成都府，曾暗中向四川总督诬陷冯煦，使总督弹劾他；但冯煦已经调任安徽藩司，便命令江督复查，最终没有发生什么事。不久，文焕升任皖南道，而冯煦恰好出任安徽巡抚，到这时便弹劾并罢免了他。于是有人替文焕上书说情，总督端方公查明了其中情况，不过所弹劾的嗜食鸦片、演女戏、携带妓女、面粉公司以及幕丁勒索等情形，大多并非虚构。端公秘密写信给我，查复的公文说该道在乡里的声望一向很好，存心宽厚平和；我本来已经知道他写这句话的用意了。等我入内拜见时，我以部属不便查办地方官为理由推辞。端公说：“这有什么妨碍？”当天宾客很多，事务繁杂，于是暂且退下。第二天再次见面，端公知道我将要辞谢，所以故意装出严厉的样子，大声说：“委派给你的差事，为什么要推辞？难道是同冯梦华有交情吗？”我说：“冯、文二人都是新近认识的，没有深交。”由本地人查办本地官员，实在不方便。端公说：“你害怕这个吗？”我说：“职道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大帅能够按照职道查明的情况办理，我就不辞。”端公说：“那要怎样？” 我说：“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端公说：“本来就应当这样。”我说：“果真如此，我又怎么敢推辞？”端公的脸色渐渐和缓，声音也渐渐平和，说：“没有一个字虚假，这很好，但也可以稍微含混一些。”我说：“不敢含混来欺骗大帅，也欺骗地方。”端公说：“也有些事情可以装作不知道。”我说：“把知道的事情当作不知道，仍然是在欺骗大帅。”端公说：“我向来认识文仲瀛，他从前在京城赌博游荡，确实不值得看重，但冯梦华的弹劾完全夹杂着私人嫌隙，我想借你的声誉了结此事。”我说：“职道没有什么声誉；如果果真有声誉，一旦说了虚假的话，声誉就荡然无存了。倘若地方父老来责问我，我将拿什么话来答复？”端公说：“这样做，岂不是会误事吗？”我说：“查明事实后如实上报，会不会误事，不是我所知道的。”端公说：“所弹劾的各项原本都不是什么要紧事，如果查明属实，难道还能恢复他的官职吗？”我说：“应当如实上报。”端公说：“不妥。”我仍然请求辞去差事。端公说：“可以。”我说：“秘密公文需要交还吗？”端公说：“不必。”于是我退了出来。○记述到湖南任职的始末

译宣统己酉年纪元闰二月，我从金陵返回故乡祭扫，忽然接到电报，说我被简派为湖南正监理官，加四品卿衔。第二天，江督端方公发电报催促我进京。三月抵达京城，拜见度支部尚书泽公。泽公说：“外省财政混乱，报销的账目大多不真实，所以请求派出监理官。”我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如果用的是贤能之人，像曾文正、李文忠那样，一定不会侵蚀公款；如果用人不当，监理官怎么能件件争执？事情刚开始办理，忌恨的人一定很多，请允许我辞去。”这时泽公说：“听说你多次担任重要差事，创下奇异的功绩，为什么偏偏辞去？”我说：“有责任却没有办事的权力，这才困难。”泽公说：“姑且勉强去做，不至于太困难。”于是同我谈论财政问题，认为确实应当整顿，但尤其应当培养民间。如今四民困苦，潜伏的盗匪极多，不能任由刻薄的官吏削减民众的生计，关键在于清除官吏中饱私囊的行为，使国家富裕，奖赏廉吏以体恤百姓。百姓如果能够安定，国家的根本就会稳固，即使有邪说，又有谁会响应呢？这是当前的急务。泽公认为我的话说得对【□摄政王所说的与此大致相同】。我离开京城到金陵后，带着家眷进入湖南，途中祖发之变发生了。起先有个叫祖发的人，是厨夫。后来见他勤劳，就让他做仆人。丙午年，他在大通患痰疾，神志恍惚，一个多月才痊愈。我自甲申年遭逢父亲丧事后，饮食量锐减，必须吃软饭才不至于停积不化【甲申年开始每餐吃半碗软饭，过了三年增加到一碗，此后便一直这样】，上船后，因为这个仆人曾经做过厨夫，就让他负责做饭。等饭端上来，发现饭很硬，于是我喝粥，并告诫他说：“船上没有别的事情，你专门负责做饭，不要再疏忽了。”祖发答应了。第二天午餐，饭还是像原来一样，于是我把他叫来责问，他却回答说：“饭是别人做的，不是我的过错。”我追问原因，他说：“轮船上有厨师，我怎么能做这件事？”我愤怒地斥责他，祖发退下后仍然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我呵斥他才停止。当时午餐已经吃完，许多客人正在船边散步，祖发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跳入江中。停船瞭望，只见他的身影已经杳然无踪，急忙命武弁乘小船用网捕捞，最终没有捞到，于是优厚地抚恤他的家人。抵达湖南后，支应局【属于善后局，专门负责供应】把供给和陈设准备得非常完备，我拒绝接受。询问租赁住宅的价格是多少，局员蒋某以由公款支付作答，我坚持追问，他最终也不说。我说：“这是我的私宅，怎么能让公款支出呢？即使由公款支付，也必须列入报告，难道可以不让人知道具体数目吗？”蒋某这才回答每月租金八十元，但又说房屋狭窄不能容纳，请求另行租赁。第二天，他说没有房屋可租，于是另租了李姓人家的房子，租金也是八十元，但房屋很宽敞。蒋某争着要支付租金，我再次严厉拒绝，他才作罢。湖南人起初听说我在江南做官，一向持守正道，暗中对我有所畏惧。到这时见我拒绝供应和陈设，更加忌惮。我担心他们散布谣言诽谤，于是公开声明，要等副监理官到来【李葆初郎中启琛】后才开始处理政务。李君当时刚到湖北，我接连发电报催促他，他过了十多天才到。而京城的《大同报》已经出现了我招揽权势、收受贿赂的谣言【湖南人陆鸿渐主持报务】；当时我确实还没有开始处理政务。正式任事后，我定期盘查各个库房，只有两湖米捐局来函说：“捐款随收随解，完全没有存款可以查。”我说：“款项既然没有存留，账目总可以查吧。”查看账目后，发现存钱二十一万余千。我说：“这不是存款吗？”对方说：“这是寄存在钱庄里的钱【叶德辉开设的德昌和】，不属于本局。”我说：“这难道不是公款吗？”对方说：“当然是公款。”我说：“为什么不存入本局而存入钱庄？而且为什么不随收随解呢？” 那人说：“将要解送了。”又问：“有收据吗？”答：“没有。”又问：“难道有存款二十一万千，却没有收据的吗？”答：“确实没有这回事【收支双方一官一绅，官员说等取来，绅士说你弄错了，这笔款确实没有收据，事情由此可想而知】。过了十多天，计划解送的九万千仍没有起解。又过了很久，才解送六万千。米捐局总稽查湘绅叶德辉多次写信给副监理李君，自夸财产很多，言辞十分鄙俗，并且把舞弊取利说成可耻的事。有款项却说没有款项，没有解送却说随即解送，把钱存入私人店铺，借以经营牟利，舞弊取利，难道还不算严重吗？可是该局总办李起荣却视若无事。督抚知道这件事，甚至暗中袒护他们。大概当时湖南中部的情形就是这样。我既然多次查究米捐局，那些人便贿赂御史，借祖发投江一事弹劾我。度支部以事情发生在湖北境内，行文命湖北督陈夔龙、湖北监理程利川查复。陈夔龙正因监理不便于自己而怀恨，想借委员震慑我，于是把祖仆被殴打、全身鳞伤的情况上报。陈夔龙便联同程监理向度支部复文。程监理其实根本没有查办。八月九日，电报传来，湖南正监理将要换人。我于是致电度支部，请由副监理兼任正监理，电复批准，我如同卸下重负。因为敷衍办事便心中不安，认真办事又很快招来祸患，以小罪离职，本来正是我所希望的。在还没有收到电复以前，我办事仍和平日一样。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说：“去留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任职一天，就尽一天的心力罢了。”有人说我将要马上动身，我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于湖南人的事情，何必急着离去呢？于是我遍游城外的名山秀水。过了十多天才离开，寄居金陵，闭门读书数十年，直到这时，长期的劳累才得以休息。度支部请派监理时，部中设立清理财政处，由参议晏海臣【安澜】总管其事，其他丞、参等官员多对此表示异议。监理出京后，晏海臣也离开京城；他因查办盐务的缘故，对于监理一事很少发表主张。晏海臣返程到汉口时，召集部员约我相见，把我先前乘坐的船只、执事人员以及茶役等叫来询问当时的情形，详细说明了陈督复文中的诬陷。程监理也因为没有查办此事而深感自责。苏正监理管仰三【象颐】、副监理景涵九【凌霄】致书度支部说：“江南署局中凡是陈某所管辖的地方，清白得不染一尘，文卷整齐有序；他因公事而被诬陷，令人惊惧。

译其他省的监理官也都这样说。”泽公后悔这件事，于是发电约我进京商议盐务，并上奏请求调任盐政处差委【滇督李仲宣制军多次发电约我前往，有流泪求助的话，极其恳切。恰好奏请调任的事情发生在泽公调京之后，所以最终没有前往】。泽公认为程监理身为当事人却没有查办，后来承认过错，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罪责。我说：“替自己掩饰过错的是小人，知道错误却承认的才是君子。他自己承认错误，我敬佩他还来不及，哪里会怨恨我离开湖南呢？我没有给泽公通一封信。进京以后，我想叙述当日的情形；事情既已真相大白，便不再说了。”宣统纪元，我客居京城，劭吾奉召进京，我们的交往更加融洽。等他赴湖南任职时，我写赠言为他送行。不久祖仆事件发生，湖南人在都门报馆尤其猛烈地攻击他，他们大概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我看到报纸后十分愤怒，当晚写信说明劭吾孝敬父母、交友诚信，以及在贵州任官时，呈劾帅府、改任苏抚、抗拒端帅、辞去差事而不就等事情的始末；我亲自署名送到报馆，让他们更正。报馆迟迟没有刊登，于是我写信催促，大意说：“我著书三百卷，自信言行没有欺骗。昨天的信如果有一句虚言，愿子孙灭绝。希望赶快刊载，以明辨是非。”报馆于是照信刊登，听到的人都感到惊讶。如今读到这一篇，谨附上这封信，以显示当时的情形【澹然记】。○整顿淮鹾 庚戌正月，泽公打算委派我整顿两淮盐务。我说：“全国盐务中，两淮最重要；而淮南的课厘是淮北的六七倍，两地相距遥远，不如先治理淮南，取得成效后再治理淮北。”泽公同意了。我说：“淮南盐法考虑周密，制度良好，施行已经很久；有时可能因用人不当而产生弊端，地方形势和人事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整顿、调整和变通，是应有之事。但如果破坏根本，实在恐怕利益还没有得到，祸害已经显现，那就不是办法了。听取意见不能不广泛，选择意见不能不精审。如果只是巧立新说，剥削商民，却责令我实行，我只能恭敬地谢绝，承认自己不够胜任。”泽公说：“认真整顿，果真会有效吗？”我说：“一个月没有成效，我愿意承担责任。”泽公说：“只要你去办，我不会牵制你。”于是我前往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调查场产、运销、缉私等事务，筹划办理办法，并增设淮北盐圩，以补助淮南的不足。刚过一个月，奏请派我总办扬子淮盐总栈，仍兼管公所；我发电辞谢，没有获准，于是辞去公所的薪水，暂时兼办这项事务。扬子总栈设有十二圩，是南北盐货总汇的地区，盐货运销到苏、皖、赣、鄂、湘五省。那里内有河流、外临长江，江中有沙洲，可以遮挡大风。场商的运盐船停泊在内河，把盐运进栈中，登记后轮流发售；运商的船停泊在外江【与场商的船没有机会混杂】，购买盐货装船，限期启运；各处都有弁勇缉私，规章制度井然有序。但由于苦力很多，流民聚集，偷盐滋事，已经成为惯常现象。四月底我任事后，首先重视选择人员，根据才干任用，不轻易更换，仍像皖岸那样申明约束，严格整顿缉私，尤其把不扰民作为首要事务【此前乙巳年夏天，我对蒯君说：“你认真缉私，却不免扰民，怎么办？”蒯君说：“既要缉私，又要不扰民，怎么能办到？”我说：“能兼顾这两点，才算正确的办理方法】。水师依仗人多，小轮船依仗外国人，往往夹带私盐；一律查缉，运私盐多的就锯断他的船，把船立在江边示众。几个月后，私盐渐渐减少。盐政处有时依据条文提出增加商人负担的办法，我总是据理争辩，于是有人说我顾惜商人。我说：“我没有盐票，凡事都是为了公事。商情踊跃，课厘自然增加；苛刻索取没有益处，只会损害大局，而且商人已经多次控告弹劾，难道不应当稍微给他们留些余地吗？”过去章程规定每年额运四十万引，常常难以达到定额。自从招降大盗徐宝山以后，蒯君礼卿【光典】负责栈务，增造轮船、帆船等各类船只，认真整顿，定额提高到五十万引。达到定额就给予奖励。我任事到辛亥四月底，一年期满，超过定额十三万六千引，国家增加款项二百余万两，商人增加款项一百余万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五月以后，事务继续推进而没有懈怠。总栈不收课厘，只征收栈用、缉私经费、功盐变价等项目。我接任时，前任移交银一万八千余两；任事一年又五个月后，收入增加而支出减少，移交给后任银十六万三千七百余两、钱十六万一千九百余千文，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不久，武昌的事情发生了。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军队起事；盐圩地区没有城池，奸民乘机作乱，我昼夜防范，睡觉吃饭都不得安宁，于是咯血的病也发作了。九月十五日，镇江独立；十七日，扬州运库被劫，运司和知府都逃走了。镇江、扬州距离盐圩都不过数十里，我于是召集绅士、学界和商界的人说明情况，说自己病体不能支持，京、宁两处又发电阻止我离开，请求他们推举人暂代，但没有办法。我如果仓促离开，实在恐怕军队滋事，使地方糜烂，所以请求大家公推一人暂时代办，以维持现状。众人互相推举，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地方也无法保全，因而不敢轻易决定。我说：“事情紧急了，可以出去商议。”第二天仍没有议定。十九日早晨再次集合商议，众人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人。我说：“舒君云亭【霈】统率水师，曾代理县事；如果暂时代办，军队容易相处，商民也可以安定。” 众人都称好，议案于是决定。申时初，革命军到来，带队的是刘某，他极力表示诚意，并留下来办理栈务。我说：“我早就想离去了，何况如今咯血，实在无法支持；移交之后就应当立即离开。”二十日，我把事务移交给文武官员和弁员，其中有人坚决请求辞去差事随我同行。午饭后，我乘巡船，由轮船拖行；绅士、学界和商界人士送我到江边，军官也依次前来拜见，有人送到镇江，有人流泪不忍离去。这天停泊在镇江。二十一日早晨，我搭乘火车到上海，于是发电给盐政院说：“淮南场产、运销等方面的各种弊端，已经全部确实查明，希望一并刊印施行，作为后世遵循的法则【澹然记】。” ○撤销西鄂湘掣验

译淮南盐利天下第一，销售范围达到五省；苏州是食盐销售岸，皖西、鄂、湘是纲岸，各省分别设置掣验卡，用来防止盐船夹带超额盐斤的弊端。施行日久以后，勒索提取、索取贿赂的弊端便产生了。张文襄任两江总督时，上奏保留下关掣验卡，其余各掣验卡一律撤除。后来大通厘局禀报说，盐船不停船而扬帆直上，即使运输百货也没有办法稽查，请求命令各岸督销局分别派妥员督率司扦，照旧检查掣验，以免漏捐。于是四省的掣验卡又重新设置，勒索提取、索取贿赂的弊端也重新出现。后来便规定各卡每年解送款项的数额，由上级向卡征取，卡再向商人征取，这实际上就是准许他们舞弊。我刚到淮南时，查知下关是盐船上行的第一道卡；如果办理得当，仅凭这一卡就足以扼住要害。只是纲岸的课厘很重，而食岸较轻，盐船通过下关后，常有私贩把盐偷偷运到江浦、高淳等食岸，再卖给江船。大通是第二道卡，正是需要查验的地方；应当等下关与皖岸联络缉私、办理协调后，才可以裁撤。当前只有严令下关、大通两卡切实检查：有私盐就提取，无私盐就放行；除零星私盐准许提取充公外，查出超额盐斤，按照章程在护照上注明，不得发生勒索提取的弊端。大通以上沿江没有私盐漏过的地方，湖口、武穴、岳州三卡应当立即裁撤，改设挂号卡，不再按船抽查掣验。盐船投递护照、登记挂号时，厘局立即派员查明有无私货，以杜绝弊端。禀报盐政处获准实行后，湖口、武穴、岳州三处掣验卡，原先张文襄几乎裁撤却没有裁撤的，到这时全部裁撤。一举革除数十年的弊政，却刚过一年，民军就起事，三卡又重新设置，怎能不令人感慨啊！○辞去皖财政司长 壬子三月【即民国元年四月】，我在上海养病，忽然被任命为安徽财政司长。都督孙君少侯【毓筠】多次来信发电，派员诚恳催促，我都以病为由推辞。四月，孙君发电请我进京，途经上海时，极力说明安徽财政混乱，若由我整顿，百姓的困苦就可以缓解。孙君再三敦促，我说：“都督了解我吗？”他说：“了解你很久了。”我说：“我本来就不愿再进入政界，既然以救济百姓为理由，何妨牺牲这一身，为桑梓承担义务？但必须约定三章。”孙君说：“是什么？”我说：“全省的财政，无论收入还是支出，都由财政司主管。都督负有稽查责任，但没有干预权。除薪水和公费以外，无论什么人，都不得擅自取一文钱。陆军限定训练一师，辅以警备队，足以分布使用，不得多养无用的军队。这样才可以兴办学校、创办实业，不搜刮财物使百姓困苦。”孙君惊喜地认为我的主张正确。我说：“既然认为正确，明天就可以召集乡人来作证，发誓以后不再有异议。三天之内就可以一同出发。”孙君说：“已经呈报明确要进京，不便中途停止。” 我说：“可以再次呈报说明，随后返回安徽，自然没有不获准的道理。”孙君坚持以进京?月为理由，我说：“如果这样，我也只好在海上逍遥了【此后凡是约我任盐务及财政次长，我都坚决辞谢。有人约我担任中国银行监理，因为它经营商业，我暂时接受了；几个月后也辞去了。财政部盐务署先后聘我为顾问，我答应后又辞谢。马费男汝湜谨注】。公山佛肸召见孔子，孔子想去，是为了表现救世的仁心。有见识的人当时难道不知道他最终不会去吗？劭吾对于少侯，也怀有这种心意【淮生】。” ○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摘录民国二年十一月八九十三日《都中国是报》】

译石埭陈劭吾先生，清廉严正、刚直不阿，是当今的古人。光绪年间出任贵州守，因才能卓著而有很好的声名。当时云贵总督被弹劾【戊戌】，诏旨命令贵州巡抚查办。巡抚知道先生廉洁，召他进入节署，拿出密封的印文，作了一揖对他说：“带着这个到云南去。”出了城三十里【走五站到郎岱厅后拆阅】，再与臬司拆阅，要求立即出发。先生疑惑不解，辞别回去。整理行装走了三十里，臬司也赶到，与他一同拆阅印文，原来是派他们二人到云南查办总督。臬司大惊说：“你打算怎么办？”先生慷慨地说：“总督是长官，权力足以弹劾我；然而是非关系天下公义，怎么能讨好总督而欺骗天下？我发誓一定秉公办理。”臬司称好，与他同行到云南边界。总督已经暗中知道使者将要到来，便暗示云南各州县按照接待钦差的规格准备供应。先生与臬司进入云南平彝境内【到达普安厅境内后，先生先行】，对臬司说：“廉访是监司大员，还没有出贵州境界，声名已经传遍云南；不如骑驿马前往某地，减轻随从，取小道先到云南调查，等到约定会合时，就可以掌握实际情况。”臬司深以为然。先生于是舍弃轿子，装扮成商人，手拿蕉扇，乘坐竹??兜，穿行在深林密箐之中。云南多高山，又正值六月【五月下旬】，瘴气和暑热蒸腾。州县承奉总督的意旨，派人在路上迎候。迎候的人见先生到来，总要问：“客人是从贵州来的吗？”先生回答：“是。”又问：“知道查办使者要来吗？”先生假装不知道。解开衣襟消暑，神情萧然，与普通行人没有不同。云南边境行人稀少，只有先生相貌不同，却徒步行走，还跟着一顶竹??兜。迎候者等候已久，迟迟不见官员车马到来，纷纷怀疑这位客人就是使者，便奔入馆舍，极尽殷勤。先生挥手拒绝，不断说明自己不是使者。到了宴席，山珍海味杂然陈列在面前，先生大惊说：“这种偏僻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佳肴？”仍然推辞不吃，叫佣工到市场买来野豆，大口咀嚼，并付给价钱，关门睡觉。迎候者畏惧先生严厉，不敢进入。天刚亮，先生改走路线，从偏僻小路前往云南。进入昆明时，从贵州入云南的人向来由东门进入，先生却绕道从南门进入。守门人知道使者将要到来，侦察得尤其勤密。听到先生的口音，知道他是南方人，便盘问姓名；先生假称另一个名字，用名刺回答。先生自己估计，云南省的客舍以及府、县一定奉总督旨意，暗中布置人员散布消息，以扰乱舆论。各家小饭店聚集着小商人，从那里可以听到真实的舆论。他独自住在那里，明里询问、暗中察访，过了将近十天。臬司也到了，于是与他同住。当时总督借皇华馆迎接使者，宾馆的供应和陈设十分华丽，先生谢绝不受。云南司、道官员倾城而出，先生又屏退不见。总督害怕了，托先生的故人转达自己的意思。先生当着来使的面烧掉来信，约定查办完毕后再见面交谈。在滇池水边调查完毕后，先生与臬司拜访各位同僚朋友，谈话不涉及私事。唯独总督按照惯例不去拜见，于是返回贵州。走到半路，先生对臬司说：“案件已经查完，但查办文书还没有复报。我认为今晚应当把这件事办结，这样案件就能定案，而私下送礼的人也会停止了。”臬司同意他的意见，请他起草文稿。先生用一夜草拟完成，通过驿站传递复报，于是与臬司一同返回贵州。还没有回到住处，先到节署复命。巡抚大为赞叹惊异，表彰他的正直，并根据复报上奏。先生于是以病为由请求归去。巡抚不准许。过了很久，朝廷诏旨将云贵总督降级留任【云南臬司以及古州总兵都革职，部议原拟将总督革职，特旨留任】。先生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更加坚决地要求离职。巡抚说：“我在这里，你有什么可忧虑的？”先生不得已，仍留在贵州，补任贵阳【是任黎平守，不是贵阳守】。他的政绩声望卓越。当时总督仍留在云南，虽然嫉恨先生，却始终找不到机会弹劾他。后来总督离任，先生也改任江南官职，廉洁的声名更加显著。他多次因事情触犯端方，端方每次都改变脸色，以优厚礼节接待司、道官员；众人十分惊异，而端方最终也畏惧他的正直，不敢接近他。实际上，先生性情和蔼可亲，接待士人尤其诚恳。天下人称说，他约束自身近似陆清献，待人接物近似张清恪，这大概是公论了【报馆采录人们的言论写成这篇文章，如有不相符合之处，特此注明】。同怀弟惟壬谨慎抄录。三子汝湜恭敬校订文字。●跋 今年春夏之交，我因事到了沪上，读到仲兄的《宦游偶记》，感慨地说：“人们只知道我的兄长是聪明敏锐、果断有才干的人，又有谁知道兄长本来还是一位慈祥恻隐的人呢？如今看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争相上报灾情，以免除赋税和差役，来体恤百姓的隐忧；[“脱田其嘴”疑有讹误]，陈春元以重视民生；整顿厘金，剔除盐务弊端，以解救商人的困苦。所谓以怜悯他人的心，施行怜悯他人的政治，这些确实都是十分明显的事。惩治开州教民，限期让日本人购买米粮，拒绝美国商人的油池，都是因为不忍心让我们的百姓在饮食、使用和居住方面受制于外国人。至于揭破杨启勋的欺诈，惩处彭三龙、世渭这两个贩鸭人的应得之罪，铲除暴行、安定善良百姓，可以说不遗余力；秘密查访云贵总督，以及同端督辩论，不畏惧强权，这一切都出于不忍之心，绝不是张汤、来俊臣一类人的强悍严酷所能相比的。唯独到了祖发投江这件事，忌妒他的人指责说这是以威势逼迫。唉！天下难道有不忍心看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却忍心这样对待自己的仆人的吗？至于他筹划安徽的财政，坚决请求不要多养军队，认为这样才可以兴办学校、创办实业；不至于搜刮民财，使百姓困苦，这尤其使人感到他的话说得痛切。唉！搜刮的祸害，到如今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民间疾苦，上面的人好像完全没有听见看见，只知道通过养兵来壮大自己的威势，而学校、农业、商业之类，恐怕已经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了。” 财力匮乏、百姓贫困，却甘愿成为犯上作乱的人而不知道停止；如果没有聪明敏锐、果断有才干的人，以慈祥恻隐之心努力整顿内政，拯救我们的百姓，那么军队越多，内部争斗就会越激烈，最终也只会成为异族驱逐清除的对象罢了。可悲啊！丁巳六月，弟惟庚谨慎记述。●《宦游偶记》后跋

译以上是仲兄劭吾先生所作的《宦游偶记》二卷，全书目录共二十二项，都是追述他出任黔、滇、苏、湘等地官职期间政绩的文章。我年幼时侍奉先父于宫津门，兄长则住在京师，跟随黄冈洪右臣先生学习。当时大哥已经早逝，兄长比我年长十四岁，每次来到津门，总是教我读书直到深夜而不知疲倦。光绪甲申、乙酉年间，接连遭逢先父母去世的大变故，当时我惟壬才十五六岁，第二年兄长带着我扶送灵柩回到石埭，于是又为三哥西甫、我惟壬以及五弟实甫、六弟丙甫延请老师，教授经史；兄弟们[“□”处缺字]自己互相作为师友，时时以敬慎地继承先人的遗志为戒惧。过去先父曾在李文忠的军幕中任职二十年，凡是勘定洪杨及张总愚之乱，没有一场战事不跟随参加，长久受到兵事[“□”处缺字]的苦累。我曾祖父终于得以营办安葬；从五世祖直到大哥，都安葬在先祖坟墓旁边，每当想到这些，常常不禁叹息唏嘘。到这时，兄长才带着我惟壬相度山川，经过数年，才得以把我们都安置在吉祥的墓地，以弥补先父的遗憾。事情办完后，兄长才又回到津门；又过了几年，他因京官资历被选任开州刺史，后改调婺川，不久授任黎平知府，以清廉公平著称为最，而他刚正不阿的操守，也使大官们日益嫉恨，想方设法陷害他，但始终找不到丝毫可乘之隙。从此他由贵州转任江苏，最后以京卿身份出任湖南财政正监理官，遇到事情刚强严厉，坚守正道一如往昔，清白的操守到了老年反而更加坚定。他刚正耿直的品格，本来已经天下皆知。我惟壬曾想把他的事迹写下来给子孙看，但自从他游历贵州以后，我惟壬独自住在津门，南北道路艰难，往往相隔数年才能见一次面，而兄长的书信有时一个月来一两封，有时频频寄来；关于修身自持、立身行事的道理，尤其反复讲得详尽。我置身于实业界，虽然愚钝，又与时势不相合，却一直小心谨慎地以先儒的训诫言论自我勉励，不敢稍微越过常规，也没有被当世的士人君子所排斥，大概正是有原因的。国变以后，我回到海上，内心悲痛，稍稍研习文史，到了老年更加亲自考察、询问和著述，这部编录略微追寻了过去的事迹。今年夏天，西甫南归到沪上探望兄长，于是带着津门居所中的这部书给我看。我认为，清朝末年光绪、宣统年间，吏治的败坏已经持续很久了，轻佻机巧的人既以歪曲枉法、圆滑逢迎的方式行事，[“和尚一二贤哲将护其间”疑有讹误]；即使有一两个贤能之士处在其中，也只是[“惟昫昫无忤”疑有讹误]，顺从地侍奉上官；懦弱的人甚至闭口不言，不敢说一句话来显示自己的见解。国家混乱灭亡的根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唯独兄长直言不讳，从未屈服自己来降低他的操守，虽然多次触怒权贵，几乎陷入危险境地，但最终还是得以通达显贵，并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在成败、得失、废兴的关头，本来就是造物主宰安排着其中的变化，君子也只应修养正道来等待天命罢了。怎么能够低头屈身、行为卑琐，只为了窥伺权贵的脸色呢？况且兄长性情刚强而平和，内心的操守坚定不移，遇人待物，和蔼温厚。他每到一处任官，都揭露隐伏的罪行、查发奸邪，却不专门使用盘问逼迫的手段；百姓自然会服罪、吐露实情，于是他便怜悯他们而予以宽免。唯独胥吏作奸犯科时，他便严格治罪，丝毫不宽贷。这部书所记的诉讼案件，有的诡奇多变、异事纷呈，但他都能虚心审查推究，务必查明实情。读完之后，确实很能增长人的神智。世上读到这部书的人，自然会从中有所收获。秋雨洒满窗外，我倚着几案写下这些话，本来恍惚间就像同兄长并床对坐，挑灯夜读的时候一样。丁巳秋，同胞弟惟壬谨慎作跋。宦游偶记